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壁垒以及避免策略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的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与效仿。尽管我国的总体经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后续发展及其长远目标,作为我国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政府,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灌输强劲动力。 论文关键词 区域经济 政府障碍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5.借鉴国外经验,消除政府障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我国可以借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间采取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而每种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属欧盟。欧盟在发展区域间经济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制定相关的区域政策,成立负责执行区域政策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可以做借鉴。其次,借鉴德国经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比较好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区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分为两类:财政性转移支付,即横向财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财政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税收平衡;收入性转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均衡。若是我国可以实现这一制度,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协调,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结果出现后在进行调整。最后,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相关的政府协定与协议,规划经济,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各地区间更好的合作。 四、结论 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然而,由于存在行政区域经济,较大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发展,我国应当不断的消除行政区经济中的壁垒,取得区域间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并且实现规模经济且展现其中的竞争优势,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跨区域间转移,争取突破瓶颈,促进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视域下高校人才的培养途径 “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市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赶超的重要时期,石家庄市委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建设东部产业新城、大西柏坡、空港工业园、南部工业区四大战略性项目,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而石家庄中东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战略实现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从教育入手改变要素的供给状况,提高区域人才的总体竞争力,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的基础性、战略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用型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可以优化区域人才资源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只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才能保证人才兴业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1.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目前,石家庄实成功合作的案例使产学研联盟日益成为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的一项“战略意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本科院校也在研究和实施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使学校的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密切相连。此外,有关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为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在“2012年度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对接会”上,石家庄市11家企业与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项目投资总额达2.43亿元。石家庄有关政府部门表示,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打造一流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自身优势,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成立校(院)企科技合作机构,加快科技成果向我市的转移和转化,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石家庄拥有一批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地方高校。石家庄地方高校和地方行业关系紧密,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先天优势,积累了很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益和社会效应。这些高校注重创新办学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培养模式改革,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区域经济视角下,石家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 当前,探讨、完善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加快提高石家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进而促进地方高校又好又快的发展意义重大。 1.科学规划,明确石家庄地方高校的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做好“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的规划工作,统筹安排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关任务。 2.努力提升石家庄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十二五”时期是石家庄地方高校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应改变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探索内涵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创新高校的管理体制,走产学研结合的新道路,为石家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3.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应当定位为应用型人才,要深化本科教学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把知识传授本位改为能力形成本位的教学模式;试行学院或专业群的大类招生改革,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设学科平台课程;合理缩减理论教学时数,加大实践教学课时比例;逐步推进校内专业办学质量评估工作,强化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建设。 4.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地方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应适应区域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相背离。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定位应符合区域产业分工和技术层次与生产组织过程的需要,要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专门人才类型的需求。地方高校要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改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依据区域产业分工的具体特点,使专业定位和产业结构转换、技术结构升级相协调。 5.要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明确服务区域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及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定新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专业设置,及时了解区域经济的特点,调整专业方向,合理调整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以及地方资源来筹划学科专业建设。使学校的目标定位、学科规划、及人才培养目及管理制度,都围绕地方建设和社会需求来确定,进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 6.坚持分工与协作。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谋划高校办学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高校应当在自身所处的类型、层次上,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地方政府要支持、引导高校的办学发展思路。提供财力、信息资源等服务。比如,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自主办学的能力。只有高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参与、优势互补,方能实现合作双赢、互惠互利,促进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作者:于向阳、李红娜 单位:石家庄学院) 区域经济论文: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对比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力图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 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国的实践充分表明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实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地区差距明显、区域问题突出的我国,在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时展背景等各方面的异同,在尽快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遵循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演化的规律,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尤其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快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创新体制，健全制度，严格监督，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准确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行政效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关乎形象，关乎企业和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十分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区域经济发展对软环境依存度越来越高，软环境已经成为一种高潜质的发展资源，软环境已经成为优势突现的竞争实力。哪个地方投资软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如果不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就会坐失良机。失去一次机遇往往就会失去一个发展阶段，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再说，现在的发展是在高效率、高速度、高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与之相适应，要想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改善发展软环境，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依法行政，创设市场经济法制环境。建设效能型政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行为法定化。行政效能建设犹如勒紧野马的缰绳，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的决定、命令，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保障政令畅通；可以及时纠正各种不当行政行为，依法惩治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消极腐败现象，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高效行政，降低经济发展的商务成本。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规范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各类办事环节和相关收费，构建一个反应敏捷、效率一流的政府服务体系，凸显一个地区低廉的商务成本优势，从而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三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有利于廉洁从政，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及时地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改进管理办法，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减少不廉行为的发生。通过效能建设，可以推进政务公开，使行政权力的运行更加透明，从而清除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污染源，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符合投资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好的环境不仅能吸引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也是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行政效能低下，不仅难以保证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还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政府的形象。 （1）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各级干部的发展意识、开放意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工作作风、服务质量明显改进，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执行政策水平明显提高,“三乱”现象明显减少，努力营造开明、开放、优惠的政策环境，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环境，文明、诚信、热情的人文环境，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举措。通过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优化工作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投资成本，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开、公正、高效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对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实践“亲民、利民、爱民”的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效能建设，可以找准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入点和结合，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做到深入、深入、再深入，扎实、扎实、再扎实。特别是多到困难大、群众意见多、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团结那里的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通过及时的、持续不断的便民、利民活动，使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住房、医疗、环境、治安等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让群众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取得实际利益，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二、当前行政效能建设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各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变作风、服务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离“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有较大的距离，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服务态度差。当前，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仍存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办事态度生硬，庸俗关系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答复问题前后不一，不能做到一口清。二是办事效率低。一些单位人浮于事，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低下；有些部门全局观念淡薄，部门利益至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一些部门的办事环节繁琐，审批事项过多，达不到精简高效的目的。三是管理不规范。行政管理比较混乱和无序，不该管的到处管，该管的没管好，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随意性比较大，责权利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干部的服务理念淡薄。服务观念显失，不能换位思考，这是行政机关效能不高的首要原 因。有些部门的领导及部分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责任感淡漠，服务意识淡化，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和个人收入。有的还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二是部门的职能划分不科学。首先是行政权力划分不合理，权力设置科学性缺少，表现在没有充分放权，没有科学分权，没有有效制权。其次是行政职能配置不科学。行政职能范围过于广泛和庞杂，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其结果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未管好。其次是行政职能方式过细。即过分重视微观管理，从而造成政府一方面越俎代庖，影响了社会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压制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又无暇或无法充分顾及全社会的宏观性事务，导致宏观失控，带来人为的无序状态。三是监督机制严肃性缺乏。目前监督的机构多，队伍庞大，但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且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监督的实效没有真正体现，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另外，多数部门责任追究的意识淡薄，责任追究的办法缺少。 三、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途径 行政效能就是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发展环境的竞争。谁能够率先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人们普遍向往的良好环境，谁就能率先抓住机遇，率先赢得发展。而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行政效能建设是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行政效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才能奏效。 （一）从理念层面必须强化四种观念 1、抓住一个核心，即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法为民。作为行政效能建设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树立“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爷。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人民做奉献，为群众谋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力尽所能，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急难困苦。只有树立公仆意识、群众观念，尽力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能树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围绕一个轴心，即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做到简政放权，减少干预。行政效能建设要坚持办事效率和办事程序的统一，在行政效能建设中，我们强调提高效率，主要是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要加强宏观调控，简政放权，减少干预，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3、突出一个中心，即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做到转变作风，优化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刻要有“服务”意识，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转变作风、优化服务，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变“管理型”为“服务型”。 4、紧扣一个重心，即变“允许型”为“禁止型”，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当今民主政治社会的主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制无法无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级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中依然存在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这不仅影响政府的效能，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更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为此，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变“允许型”为“禁止型”。 （二）从操作层面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1、坚持改革拉动，为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创设体制机制性条件 一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接轨的行政审批体制，深化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 二要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进出渠道。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严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减少委任制，扩大选任制，完善票决制。 三要逐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收支分离”。严格按照中央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实行收支两条线。 2、坚持制度推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平台 行政效能建设需要和依靠有关制度作保障，才能体现其公平性、持久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实现科学化。决策的绩效是最大的绩效，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完善决策规则，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决策后的责任制。凡是政府的决策都要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决策的随意和不科学。 二要完善机关办事制度，实现公开化。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保证一切行政行为都在阳光下操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探索推行网上申报、网上注册登记、网上审批、网上招投标等办公方式，以科学合理的办事流程，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行政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行政机关要科学配置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合理划分各个岗位和各个环节的事权，做到职责明确，关系理顺，制约有效，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整体效益。 3、坚持人文促动，激发服务主体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一要加强教育引导，畅通信息渠道，体现预警性。通过经常性的教育引导，强化广大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和效能意识；继续深化行风评议工作，办好“行风直播室”，多渠道收集、整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花大力气建好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建立健全各部门的投诉机制。 二要形成监督合力，加大追究力度，体现惩戒性。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财政、物价、审计 、监察等专门监督以及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作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突出重点部门、重点项目和重点对象，实施纪律检查和效能监察，哪里不落实就跟踪到哪里，哪里难推动就督查到哪里，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制订出台和严格执行有关损害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责任追究办法。各部门也要加强对“神经末梢”的监督管理，认真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切实解决“肠梗阻”现象。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三要完善绩效考核，提高福利待遇，体现激励性。要明确牵头部门，抓紧调研测算，尽快实现工资外收入分配统一，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建立并逐渐增加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不廉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不愿以身试法。同时，加强绩效考核，从而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保护干部依法、高效、廉洁从政的利益格局。 区域经济论文:国际贸易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之我见 一、带来了区域内部经济的增长 由于地区经济自主权益性的增强,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研究具体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首先研究其经济增长问题。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可见要表述为经济增长加经济社会进步等于经济发展。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量的个性,而进步是其质的特性。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应注重增长问题的研究,才能运用其运动规律,通过产出总量的增长,为改善环境创造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需的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传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降低。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论在主观需要还是客观条件上,我们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并与自身资源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 从进口贸易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作用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口贸易通过需求信号刺激区域供给机能发挥作用,推动区域新产业的滋生和成长,进口区内所没有的产品使消费者偏好逐渐向这些新产品转移,导致区域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当这种需求刺激信息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吸引区域内投资于这类产品的生产:二是进口贸易通过引进国内外的技术或引进生产线,可以加速区域产业的成长。引进先进技术将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活的生产力因素,从而使区域经济活动集聚和吸纳功能不断增强,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系统优化功能的发挥。 值得指出的是,出口和进口不是孤立的对区域产业结构起作用,凡是成功地实施外贸推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其进、出口之间都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内部可有效地利用进、出口把区域内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较高的互补关系,不仅可以极大地实现地区的比较利益,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提高了区域内部就业水平 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排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根据贸易和就业的关系,当出口大于进口时,按照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贸易顺差越大,一国国民收入增加量就越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在通常情况下,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会促进就业较快的增加。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就区域内部的情况而一言,“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是硬道理。GDP规模再大,若就业规模没有相应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那么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因此,面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内部,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开放服务业,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积极吸引FDI,这样可以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丰裕是区域内部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务输出可以减缓就业压力。通常在进出口贸易中扩大劳务输出有两种措施:一是隐性劳务输出,在出口商品中提高物化劳动含量,在进口商品中提高技术含量,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生产,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潜在的就业含量;二是显性劳务输出,即劳务出口,让劳动力在境外工作或进入国际劳务市场,后者发展潜力很大。 四、加大了FDI的引入 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短缺是不发达经济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任何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撑,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本的流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资本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贸易量越大在现实条件下与其可得的外资流入量就越多,但在不发达的区域内部,其出口向资本品转换能力很弱,使之在获得资本品的国际借贷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不但弥补了省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带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利用外资的差距比较大,发展很不平衡。随着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加速,区域内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与倾斜,在利用外资方面得到了重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结构、形势更趋多样化,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弥补和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反过来又可以综合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区域内部地区开放经济体制下利用外贸作用机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表现。我们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探讨区域内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利用外贸促进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对策。 区域经济论文:谈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界定的法律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各省市政府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定位其职能进行探讨研究,统筹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环渤海区域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处于日渐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和对外交往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国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渤海地区具备良好的基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优势尤为突出,同时环渤海地区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连接枢纽,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的金融业也使这里成为外商在北方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其中40%以上设在北京;而天津拥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万余家;大连的外资企业数量和质量在全国达到一流。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区。① 环渤海地区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环渤海地区在保持了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传统的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同时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环渤海区域经济已进入到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未来环渤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渤海区域沿海经济走廊相互协作的逐步深入,环渤海5省市提速发展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明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也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环渤海地区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沿,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但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区域合作组织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等成立与发展,国际间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迅速得以发展,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根据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有关国际上区域集团引起的“管辖权统一”的理论,“管辖权统一”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制约,它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长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奥尔森指出:“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权利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奥尔森所谓的“管辖权统一”就是指国家间经济合作制度。“管辖权统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同样也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省市之间的合作。 (一)进一步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的作用,加大区域间政府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加强区域联合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各省市的共识。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通过2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为环渤海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环渤海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2004年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通过了《2?12廊坊共识》、《5?21北京建议》、《6?26廊坊框架》,第一次将环渤海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次建立了官、学、商共同参与的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对话磋商机制,第一次实现了环渤海地区领导人联手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全家福”;2008年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确定了环渤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给环渤海区域合作带来崭新的工作局面。 自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各成员市围绕《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天津倡议》和工作议案狠抓落实,环渤海区域合作不断扩大,经贸交流日趋活跃,合作成果日益显着,科技、交通、旅游、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同时,还分别成立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网络组织、环渤海区域口岸合作组织、环渤海区域人才协作联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环渤海地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集中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82.69亿元。 (二)加强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区域协调机构 政府要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发挥协调作用,逐步由低层次松散型到高层次紧密型的环渤海区域性协调机构,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综合安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资源开发等内容,协调解决区域联合的重大事项,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权威性机构,以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政府协作、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等法律制度,保证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为了协调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 计划的有效实施,各级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构或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渤海区域间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环渤海区域间协调机制,包括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还可以针对区域经济联合的具体合作内容成立相关专题工作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域间各级政府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区域发展的种种制约和障碍清楚地表明,区域内各省市间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以消除地方壁垒,减小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顺利形成。各级政府应当把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提高区域间联合紧密度、健全统一的市场机制、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等方面入手,通过组建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充分利用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开始形成。北京有中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制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定,鼓励本地企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政府应推动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加快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对与外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研课题合作研发的当事人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给予物质奖励、优先职称评定和聘用等方面,以此发展研发机构,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应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和区域性人才市场,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和保障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各地政府应该对流动人才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给予当地居民同样待遇。充分利用本地区高科技人员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跨区域、跨国际的科工贸、科工农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优惠扶持鼓励建立区域内技术市场,完善持续激励自主创新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加大鼓励区域间技术服务优惠政策的力度,对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区域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给予税收扶持;加强区域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市场公共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结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面向社会、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要充分发挥本地区港口群的优势,扩大国内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制订区域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区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不正当竞争、地区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打破行政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则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美国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为了对落后地区进行治理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分别于1933年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1961年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这些立法举措,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协调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保证其实施,这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措施,这一成功经验,也完全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并且,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基本性宏观调控立法还处于空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从而也使得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难以建立,也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制订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没有基本法的前提下,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也应积极探讨制订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予以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自2004年以来,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通过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廊坊框架》),以及《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就其性质来看,都是政府间的协议,属于行政契约,而不是法律性文件;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省市政府间一种意向或共识,对于经济合作协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并不多,且缺乏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文件相关的解释、合作争议的解决、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缺乏法律强制机制和实施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具有稳定性,也就无法起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环渤海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共同发展的目的,达成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文件,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环渤海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建立并完善环渤海区域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区域层次乃至全国层次的健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其内在要求是确保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上上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要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各省市政府应当制订适合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制度和政策,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要从区域大局出发,修改、制订或逐步取消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资金扶持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策上力争统一协调,保证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环渤海地区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投资,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扶持和重视私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增加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论文: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纵观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相比，显得比较幼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从最初不为传统史学主流所承认的边缘位置起步，到21世纪初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前沿性的姿态展现于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学术规范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最后仅引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假如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 区域经济论文: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川南五市（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区域经济协作前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时代趋势和现象，而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对于人口众多的区域经济来说，这种增长极，单靠个别产业和个别城市是无法承担的，而必须依靠主导产业体系及其所在的城市群共同支撑。在有城市群的经济区域中，由于整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形成区域增长极，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在城市群内部，多个经济增长极构成网状系统，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各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地区都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城市群本身也得到快速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城市群无可置疑地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处于集聚和创造财富的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成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富有开放性的城市体系。整个东部省份，无一不具有两个中心城市及其所带动的城市群:如辽宁省14个省辖市，基本分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山东除了发展较快的省会城市济南之外，也形成了以副省级城市青岛为核心的青、烟、威半岛城市群;另外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及其苏、锡、常城市群;浙江的杭州、宁波城市群;福建的福州、厦门及其厦、漳、泉城市群;广东的/！/广州、深圳及其深、珠、惠、中山、江门城市群等等，有力地拉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目前，四川在西部已基本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德绵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符合中央提出的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标准，这个城市群对带动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四川仅有一个城市群作为增长极是不够的。而地处成渝腹心地带的内江、自贡、宜宾、乐山、泸州5个川南城市，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 川南五市地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0;人口2100万，占全省近四分之一;本地生产总值1360亿元，占全省五分之一，是除成、德、绵之外的四川第二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率比较高，5市全部工业增加值530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0，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也高于成都、绵阳的比重。五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0亿元，占全省的24，工业利润73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强。在川南打造重化工业城市群，有五大有利条件: 第一，有协作基础。从地域区位和历史渊源上看，川南城市群互动发展、区域整合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川南城市开发较早，布局紧密，在地理上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川南五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在市场的互补性、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补性及经济发展的依存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已经呈现出分工与合作密切、相互融合、共生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态势。 第二、有产业支撑。一是化工，川南有全省最集中的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化纤、高分子化工等产业，覆盖无机化工、有机化工、高分子化工等全部领域，在化工科研，特别是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二是食品，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占了全省名酒的一半，产量占了全省的70，名酒的品牌效应在全国屈指可数。三是通用机械，有锅炉、机床、起重机械、泵阀等。四是新材料，川南的高分子材料、合金材料、碳黑材料、焊接材料、磁性材料、核材料，在四川唯一，全国领先。国家商务部已意向性同意在自贡建新材料出口基地。川南五市大中型企业科技力量较强，有1.69万人从事科技活动，占全省的23。五是旅游，乐山、宜宾、自贡的大佛、恐龙、竹海、石海、古镇、民俗旅游等资源得天独厚。川南的以上五大产业，已基本形成产业集群，正拓展产业链，其产业优势在全国同行业中有领先地位或独占优势。经过培育壮大，不仅能支撑川南的发展，而且能拉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三、有资源依靠。川南具有较为齐全的能源资源。天然气虽已走过盛产期，但储量800亿立方米，仍占全省储量的30以上，支撑川南发展是有保障的。具有全省最多的煤炭资源，其保有储量占全省储量120亿吨的65，是支撑全省火电发展的主要煤炭基地。宜宾向家坝水电站，是目前四川开发的最大水电站，装机规模超过四川现有全部电力装机的一半。川南的能源配置，可以确保川南有最佳的水、火电结构，也可为全省的水、火电结构合理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南的盐卤资源200亿吨以上，还可开采上千年，这为川南的化工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川南农产品资源丰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21，粮食产量占全省的23，为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第四、有交通支持。川南是全省唯一有条件发展立体交通的区域。五市间距离均在100公里左右，全部通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比重为70，比全省水平高4个百分点;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46.54公里，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分别占全省的22和28。其中内宜高速公路贯通三市，是四川公路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五市全部通铁路，其中内昆线是四川到广东最短的线路。五市境内有宜宾、泸州机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宜宾机场是目前全省唯一盈利的支线机场。五市大多通航运，其中乐山、泸州、宜宾是省内主要的水运港，泸州是全省唯一发展的集装箱港。如能对沱江航道进行整治，使内江、自贡也能进入航运，则川南有全省最便宜的出海通道，由此可以构建云、贵、川三省的物流结点。 第五、有腹地依托。川南城市群不仅可以依托川渝广大的盆地作为其依托的腹地，而且可以辐射贵州的遵义、毕节、六盘水地区及云南的昭通地区。 加强川南区域经济合作，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科技、政策、资本四个方面加强产业整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是经济合作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川南五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如何进一步加强产业整合，加快形成比较优势突出、互补性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强协作区内经济合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应重点从市场、科技、政策、资金四个方面加强整合，把各地区的资源市场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结合起来，以市场拓展引导产业方向，以科技开发提升产业层次，以政策统一降低交易成本，资本运作支撑产业发展，形成带动各地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综合优势。市场上，消除一切人为的市场壁垒，形成商品自由流动、人员自由进出、合作自由进行的统一市场。重点是全面建成各协作市区间全方位的“绿色通道”，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各地市场上取得“绿卡’，并有在各地市场销售的权利，各地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平等取得经营权资格等。 科技上，开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智力支持，可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强、带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以此为载体加强各成员之间的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政策上，应参照WTO的基本精神，制订和修订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纲要、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区域性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整合、鼓励扶持补贴政策等，鼓励各类经济主体自由地进行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和产业转移。 资本上，应在吸引社会投资资本和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同时，在经济协作区域内统一行动，加快产业资本证券化，培育各级各类金融市场，为企业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 第二，从方式、内容、主体、组织四个方面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合作方式上，要从偏重于单个企业，逐步转向行业组合、条块联手、内外结合等方面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内容上，要从偏重于投资办厂，转向既有投资、又有技术管理、市场拓展、教育培训、咨询信息等各种服务相互渗透的合作。合作主体上，要从偏重本地国有企业转向动员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联合协作区及区域外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合作组织上，要从偏重于一般性的牵线搭桥，转向统筹协调、政策引导、规划导向和改善环境的综合性组织。 第三，从互信、投入、机制、产业四个方面协调行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切实搞好环境保护，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仅与川南五市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大计。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关联性，需要经济协作区内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要形成建设西部美好家园的共识，增强互信，加大投入，建立机制，形成产业，联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各方应互不向对方城市和农村扩散污染工业，不新建污染企业，互不允许开办从事破坏绿色植被、水体、空气的产业，相互配合处理好各种纠纷。二是各方共同努力争取国家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特，继续抓好长江上游生态工程建设，加快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共同防治区域性环境污染。三是各方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尽快建立合同性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形成合作共建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和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四是各方统一规划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循环经济，共同推进无污染、无公害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协调和推动，也需要川南五市之间的合作和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重庆经济协作区发展的带动。为此，在考虑川南城市群的构建中，应重点研究好以下问题: 一、城市群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群的发展必须以一个统一的规划为基础。应加强对川南城市群区域规划的组织协调，由省里组织省内相关部门、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川南五市配合，联合编制川南城市群发展规划，将规划制定落实到一批跨地区的、有利于共同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上，并列入全省“十一五”期的项目建设的重点，从资金、政策上加以支持。同时，建立川南城市群组织互动机制。作为规划区域主体的川南五市，应着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如定期的五市政府领导峰会、五市企业家峰会、五市经济协作会、政府职能部门对流会以及方便社会各界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五市之间的协作桥梁。 二、中心城市建设问题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发展的制高点，其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因此，加强川南中心城市建设是发展川南城市群的当务之急。中心城市的加速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市场机制将扮演越来越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完全自发的市场活动并不能使城市规模、布局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建议省政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1－2个基础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市作为重点支持城市，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要素集聚，增强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推动其加速发展成100万－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成为川南城市群的中心。 三、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规模经济建设，城市群内有一个规划统一、布局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节约投资又提高效率。因此，川南各市应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来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子规划。要加强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调，在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既要考虑满足各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从全区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出发，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当前，应以打造五市1小时经济圈为目标，在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布局上，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全区域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有效解决各城市资源有限和市场不足的问题，得以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高效方便的现代化城市群。在机场建设上，以宜宾机场为基础，通过改造扩建提高其运输能力;在港口建设上，实施沱江航道整治、加快泸州集装箱港口建设，改造、建设乐山、宜宾、自贡各主要码头;在铁路建设上，启动由峨眉至乐山、自贡、隆昌的峨隆路项目，连接成昆线、成渝线，提高川南五市的铁路综合运输能力;在公路建设上，新建乐山经宜宾、泸州至重庆、乐山经井研、自贡到泸州的高速公路，向南延伸隆纳高速公路至贵州界，向东延伸内宜高速公路至遂宁，打通川南至川中的快速通道，加上现有的成渝、内宜、隆纳三条高速公路，形成川南城市群三横两纵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分工问题 强化产业整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全区域的竞争能力，是建设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各市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生产力布局重复和产业结构雷同现象。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确定川南五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布局，五市在省里的统一协调下，重点在产业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专业协作等方面合理规划，在川南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我认为，当前，川南地区应重点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一是能 源工业。以煤电、水电相结合，抓紧向家坝、溪落渡等特大型水电站前期工作，建设川南最大的筠连煤田及宜宾黄楠庄火电站、筠连坑口电站，有效发挥自贡电力集输中心和西电东输的枢纽功能，从而使川南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水火并举的大型能源基地。二是化工产业。综合开发硫磷、天然气、岩盐和盐卤资源，继续扩大盐化工、天然气化工优势，加快建设硫磷化工，使之逐步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化工基地。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点两带格局，即以自贡、泸州、宜宾三城市为核心，沿长江和内宜铁路及其支线形成两个化工产业带。宜宾以硫磷化工为主，发展高效复合肥料，并依托天原化工厂发展氯碱和精细化工;泸州以天然气化工为主，发展尿素、磷铵、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乐山、自贡以盐化工为主，发展两碱、甲烷氯化物、氟材料和其它精细化工。三是旅游产业。整体开发以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和自贡恐龙－宜宾蜀南竹海风景区为重点的川南旅游资源，突出自然生态旅游、佛教文化旅游、盐史文化旅游和名人故里红色旅游四个主题，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建设一批经典景区。在围绕上述三大产业发展的同时，各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着力于发展特色产业，提高食品、机械、造纸、新材料等重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实行差别化发展，以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进而实现川南城市群产业趋同化竞争到产业协作化互补、由产业的点分布到产业带聚集的转变。构建川南城市群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区域发展的创新实践，不但需要积极的态度，也需要务实的作风，更需要创新的勇气。 区域经济论文: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究 一、数据处理与测算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及《河北经济年鉴》。(1)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19.0软件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前3个主成分累计总方差达到91.123%,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概括原始变量。(2)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以表示为三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贡献率乘积的累加,即得到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由此计算得到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如表2所示。(3)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预警区间。根据3σ法的理论,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1倍标准差和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的界限。由SPSS19.0得到统计指标数据的均值E=1.389和标准差σ=1.165。根据3σ法计算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预警区间,其中,(-∞,-0.941)、(3.919,+∞)为异常区间,(-0.941,0.224)、(2.552,3.919)为基本正常区间,(0.224,2.552)为正常区间。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指标的组成可知,本文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指数表示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相适应程度。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小,表明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过于缓慢;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大,则表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时便会出现房地产业市场过热的情况,并且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将表2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视化为折线图,如图1。由图1可看出,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总体处于较稳定状态。从2001年到2009年,协调度指数K波动上升,到2009年达到目前最大值,之后逐年下降,开始稳定波动。结合原始数据以及图表分析可得,2002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此时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较差,协调度指数为0.835,位于基本正常区间。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稳定,此时协调情况有所好转,协调度指数进入到正常区间。2004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情况又趋明显,此时协调度指数减小,滑落到正常区间的边缘。2005年以来,国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加大了调控力度,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从2005年到2008年,协调度指数保持在正常区间范围。2009年,河北省跟随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政策刺激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协调度指数骤然增大到4.110,处于异常区间的边缘。201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先后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河北省房地产业的供需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协调度指数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0—2012年均处于正常区间范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河北省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得出,从2001年到2012年,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基本处于正常状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以上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建议。1.建立完善的房地产业预警指标体系,完善房地产业预警系统。在建立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性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预警体系指数的实时监控,及时纠正房地产业运行过程出现的偏差,为房地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2.探索建立保证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从制度和科技两个方面考虑。在制度方面,根据国家对房地产相关政策,如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财税体制和住房保障等政策,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在科技方面,通过对住房信息的普查,建立完善的住房状况信息系统。这可以为科学分析住房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提供部分信息基础。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学论文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厦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 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第一产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厦门 ［正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应当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优先、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带动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使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 一、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指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一般说来，其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生产效率高；三是创新能力强。对于厦门来说，发展先进制造业首先是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快速发展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业强市的必然选择；再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构建“厦门制造”、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就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就难以提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 1、做大做强三大支柱产业。厦门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体系。综观厦门制造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是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对外、对内开放程度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利用外资水平较高、对外贸易活跃，加上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以及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使落户厦门的企业发展空间较大，整体竞争力较强。同时，经过这些年快速发展涌现出的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戴尔电子、金龙汽车、翔鹭石化等，也形成了较强的后发优势。二是较强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厦门地方不大，面积仅1569.3平方公里，但高等院校密集，尤其是厦门大学享誉海内外，每万人中大学生比例高居全国前列，企业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九位。三是有一定的市场优势。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目前已经和周边地区以及江西、广东等地初步形成了相互开放、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统一市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厦门先进制造业发展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集中体现在产业整体配套能力较弱、产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必须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关联性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和骨干项目，以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 2、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制造科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就必须依靠高新技术，突破传统产业的限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例如光电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环保设备制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 3、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宜采取“点上突破，面上提升”的发展思路，督促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在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同时，加大用高新技术及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通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使其能够满足原先不能达到的市场需求，并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促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为此，首先要通过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的技术与装备，并推进企业产品标准化，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这是传统产业接纳高新技术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浪潮所带来的契机，全面落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大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提高制造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最后，坚持投资扩大与结构优化并重。要继续坚持实施投资带动战略，抓住扩大投资不放松，着力引导各种资金投入主导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重要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同时，搞好投资结构的调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提高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的低成本支撑，为城市现代化拓宽多元化就业空间，为“富民优先”开辟低门槛创业途径，为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节约型产业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绿色增长方式，为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全面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厦门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均服务业占有量比重较大，但是，随着gdp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比重却呈下降 趋势。因此，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服务业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充分认识厦门发展服务业存在的差距、潜力和目标任务，要像重视发展制造业一样重视发展服务业，以抓开放型经济的力度来抓服务业。 1、重点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 一是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是运输、储存、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有机组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厦门有港口、交通、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前景广阔。为此，我们要以打造国际中转港、赶超高雄港为目标，加快港口开发开放步伐，积极扩展港口功能，提高港口物流管理水平，深化“大通关”建设，推进区港联动、厦漳港口组合和海铁联运等三项工作，完善口岸服务功能，力争把厦门建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二是科技服务业。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要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创业的机制，健全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要积极兴办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建设公共科技平台，提高科技资源社会共享程度。 三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厦门发展金融业要以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精心培育金融市场，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特别要充分利用好与台湾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优势，抓住四大对台基地（即祖国大陆对台通商基地、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基地、海峡两岸旅游合作基地和农业合作基地）建设的契机，勇挑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重任，大力引进台湾金融资源，吸引台资金融机构入驻，力争使厦门成为台资金融机构汇集地，并最终实现从经济特区向金融特区的转变。 四是会展服务业。会展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厦门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优势，积极发展会展经济，为会展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要继续以“9·8”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为重点，加强与全国行业协会、国际会展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发展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举办具有产业和地方特色的会展，把厦门培植成海峡西岸的高层次会议、展览中心。要着力整合会展资源，扶持发展会展企业，加快会展业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会展服务体系和整体功能，争创厦门会展业的品牌优势。要充分发挥会展业的集聚辐射效应，延伸会展业产业链，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大力培育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一是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主要包括系统集成、软件等信息内容服务业和数字平台、网络等信息工具服务业。党的十六大把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信息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坚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鼓励扩大信息消费相结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要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移动通讯平台、宽带多媒体平台的信息增值业务，不断拓展网络增值服务，推进社会服务信息化。 二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城市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关联带动作用。20__年厦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达1712.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0.93亿元人民币。今后要围绕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充分发挥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对台旅游区位优势，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实施旅游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旅行社等大中型骨干旅游企业的培育和建设，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延伸旅游产业链，壮大旅游产业经济，建设并形成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口岸和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要加强旅游区域协作，发展与邻近的漳州、泉州、龙岩的旅游互动，开辟跨区域旅游线路，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市场格局。要积极争取国台办的政策支持，将现有的厦金旅游审批权下放至厦门，并开放大陆居民走厦金航线赴台旅游。要抓住厦门成为台胞包机新增航点的契机，加大厦门旅游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台胞、国际游客在厦通关、登陆。 三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和东南沿海文化名城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整合社会文化资源，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尽力形成一批发展前景好、产业规模大、竞争能力强的文化产业群和文化产业集团。要充分利用厦门的环境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音乐、艺术、舞蹈等特色教育，特别要发挥厦门作为全球三大油画生产基地的优势，从政策引导、产业规划、环境营造、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油画产业的层次，做大做强油画产业。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厦门与台湾有着很密切的文化渊源，对台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厦门作为闽南文化的汇聚地，闽南的各种文化都能够在厦门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积极发挥先锋和主力作用，充分利用与台湾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理位置毗邻的优势，狠抓有闽南特色（如歌仔戏）的文艺精品创作，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全方位推进对台文化交流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全面提升直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 一是现代商贸业。一方面，要从“扬长”出发，依托厦门的人文优势、区位优势、口岸优势和服务配套设施较完善等优势，以推进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加快商贸零售业态升级换代，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制等多种现代流通方式，努力构建聚散能力强、辐射面广、高效益、高容量的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三大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商贸中心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从“避短”出发，通过新建、调整、提升，促进城市商贸等级网络体系的形成，支持商贸业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发展；促进商贸业专业化发展，重点 培育石材、汽车、it电子等专业市场，同时以专业街为载体，支持专卖店、精品店、品牌店为主的新兴商业业态的成长；扩大商贸业吸纳辐射能力和范围，努力提高商贸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二是社区服务业。要坚持以方便百姓和增加就业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业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现代社区服务发展机制，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创办服务企业，拓展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要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庭医疗、家庭教育、清洁卫生、保养维护等便民利民的家政服务。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设中心村，促进农村人口的集中居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进城务工的组织和就业培训服务。 三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几年，厦门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今后要重点规范土地市场管理，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水平，合理调整房地产结构，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当前，要积极探索建立房地产政府调控体系，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势，建立房地产信息预警系统，加强监测引导，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着力提升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厦门作为沿海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城市，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仅有2％，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厦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厦门城市的现代化；没有厦门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厦门全市人民的小康。为此，一要继续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厦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银鹭集团、大洋集团、如意食品集团等，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今后，我们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运作规则，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扩大订单农业规模，组织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实现农户与市场、农业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二要抓住当前对台形势转变的时机，加大农业对外特别是对台开放力度。一方面，通过农业科研部门及相关民间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台湾名优新品种和台湾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保鲜、加工等前沿技术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动植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技术等多方面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建立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示范区，提升厦门农产品品质，增强厦门农业的比较利益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小三通”和业已形成的台湾水果中转地等有利条件，以及大嶝对台贸易区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农业新品种、新设备和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把厦门建成对台农业合作基地和台湾农副产品到大陆中转集散基地。三要围绕“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环保”的要求，适度开发观光农业。根据厦门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观光农业宜主要开发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观光果园。如荔枝园、草莓园、花圃、台湾水果园、柚子园等等，让游客入园摘果、赏花，享受丰收的喜悦和陶冶情操；二是休闲农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实现住宿、美食、度假和游乐于一体，丰富厦门旅游的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特色的创新创业 摘要: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高职校的性质、高职生自身特点等多种因素决定学生创业意识及能力必须区域化,与区域经济特色相适应。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强化乡土教育教学,重构培养体系,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创业平台,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培训。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生;区域特色;成功创业;教育 不同类型的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应该有所区别,体现自己的特色。对五年制高职校来说,紧跟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展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应当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创业教育理念,它有利于提高高职生创业的成功率,是当前高职生成功创业的新引擎。地方高职校为地方经济服务,抓住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就是抓住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牛鼻子。 1.大学生创业的高失败率促使我们重视区域特色创新创业教育 对区域创新创业教育的忽视,导致学生创业过于理想化、概念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找不到符合区域实际的项目,是高职生创业成功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近几年,高校中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许多高校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许多大学生也满怀激情投入创业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却极低。据有关资料表明[1],社会上创业失败率为70%左右,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仅为2%~3%左右,毕业后自主创业率也不过1%,可见同社会上的创业相比,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不容乐观的。 2.经济区域化趋势引导着五年制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向,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创新创业则更容易取得成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有特色的地区。区域特色因个性而存在,个性成为区域价值的依据,如深圳经济区域、苏南经济区域、苏北经济区域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3.五年制高职校的现状决定了其创新创业教育区域化的方向 地方高职校应以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出发点,积极探索可行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多渠道的培养方法,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各地高职校、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职校,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地发挥,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高职毕业生区域创新创业意识及能力不强,不愿意在本地创业。因为经济相对落后,毕业生大多向往经济发达地区,学校亦将他们向发达地区企业推荐。 4.高职生区域化使创业倾向区域化 高职生的生源分布有一定的区域性,即大多来同一个地方,尤其是五年制高职生几乎全来自本地。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为熟悉,区域化的创业教育有利于创业的展开,并提高成功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立志创业的五年制高职生如何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参考模型。他们应该试图建立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与人沟通,并与社会网络成员建立广泛的事务关系。而区域化则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抓住以上问题,五年制高职生创新创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山重水复之际,出现柳暗花明。那么,如何进行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呢?各个区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以江苏宿迁为例,作一简单说明,以期抛砖引玉。 宿迁市属于苏北经济区,建市十多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增幅连续几年全省第一,被社会誉为宿迁现象,区域经济特色初现,但仍属于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大量的流失,同时,我们还发现引进的外地人才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一、以区域特色教育为中心,重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并建立长效机制 1.强化乡土教育与创业教学,增加高职生对区域创新创业的了解,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心志 五年制高职生年龄较小,阅历也浅,对创新创业问题认识不深。区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不强。许多高职生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未必对当地区域全貌及历史文化等有透彻把握;再加上中学阶段的升学率教育,许多学生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外界所知甚少。但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速度快,转化的效率也惊人。因此高职校宜及时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为其补上这一课,让学生受到丰富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人文素养,强化学院学生扎根宿迁、建设宿迁,在宿迁创业的坚定信念。 宿迁市编写的《宿迁创业文化读本》,是了解宿迁市市情及创业状况的较好的资料,适合在高职校中传阅。同时,开放教学内容,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查阅区域性报刊、网站等,并逐渐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习惯,及时了解区域最新信息、创业文化,学会运用信息,跟上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2.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丰富创业内容,调动高职生持续的创业热情,培养高职生区域创业之智能 五年制高职生的创业热情很高,但其持续性不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就全部放弃。对此,我们要倍加呵护,为高职生成功的区域创业提供充分的课程准备。课程体系应调整为能够涵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环境、艺术、社会发展知识、区域创业优惠政策等诸方面,满足时代需求的体系。增加区域市场与经济、环境与发展、人文与道德等课程门类,正确处理好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指导的关系。尤其注重适当的艺术教育,从内外激发高职生创业激情。 抓住教学这个中心环节,通过教师将区域创业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营造一种民主、 平等、热烈的教育氛围,以此提高高职生学习与创业教育有关知识的积极性和兴趣。 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评估机制。考试制度的改革应立足于知识的运用、整合与创新,采取书面考试与科研论文、产品设计、社会调查报告相结合的形式,并且提高能力测评项目比重。 二、政府、社会、学校联动,共同组建高职生区域创业平台 宿迁全民创业的热潮正蓬勃兴起,高职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应积极地参与其中,以补充自身,并逐步将社会资源化为己用。可以这样断定,凡是没有明确指明不让学校参加的活动,学校都有参加的可能,凡是没有指明不准让学校利用的资金、资源,学校都可以利用。 1.充分利用社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宿迁市政府非常重视创业文化建设,并于年初始组织了多次创业培训,设立了专门的创业服务中心,出台了许多创业优惠政策。学校应带领学生积极利用这些创业平台,带领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积极争取联建创业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基地实践获得经验,让基地的成功者引导学生更好的创业,通过基地寻求创业机会。 2.以项目带动创业创新,发挥高职校师资优势,带领学生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我国企业没有技术自我研发的传统,大多没有设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却还没有,宿迁市企业多属于后者。 高职校要跳出只管教书育人、不投身经济战场的封闭办学圈圈。教科研人员不在生产第一线,对企业的需要不了解,但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师生集体攻关,积极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创新创业。 三、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解放思想,开设适合区域经济特点的新研究、新专业、新班级、新培训,以满足五年制高职生区域创业的需求 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经济的个性化,对高职生创业有新的要求,需要高职生不断补充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两者促使高职校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创建新的专业形成,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凭的发放点。形式上可采取专项培训、短期培训等。 这儿的问题是许多高职校在设置专业时,缺乏这种开拓的勇气,不是根据区域优势,而是根据自身优势来设置专业,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学生的感觉还是没学到知识。我们在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同时,更要教以致用。也许有人会说,高职校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所有专业都开,有些专业即使是区域所需、学生所需,学校也想开,但缺乏实力。对于这类问题要分类对待,只要对区域创业有益,完全可以尝试着来做,下面试着列举几种情况来说明: 1.区域成熟产业,看其前景决定是否发展。若是无公害、日不落产业,大力发展,引导学生在此创业,如宿迁花木产业、高效农业、畜牧业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应当开设此类专业,或者类似短训。师资可以就地取材,从当地聘用即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 2.区域初步发展产业,看其趋势,趋势良好的朝阳产业,则开发新专业。如电子产业等,应用广泛,适合深入开展研究,形成自己优势,同时也可以组织集体攻关设计。对学生加大教育力度,为学生开拓创业领地。 3.对引进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集中力量创设此类新专业。宿迁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不断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还应该瞄准国内、乃至国际精密技术前沿。可以尝试以学校为依托,招先进项目,让学生亦实现跨越创业。 创业虽然也属于就业,但它是就业的深入,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因此,对于一些敢于“吃螃蟹”的高职生,只要基本条件具备,学校就应为其顺利创业提供机会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高职生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及时转变就业观念,鼓励他们选择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职业岗位,用自己所学,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宿迁是人口大市,如何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成功的区域性创业教育是致关重要的。宿迁的高职校应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提升自己,培养创业人才,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区域经济论文:现代物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进程中最为经济合理的综合服务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热潮。如何认识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首要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也将关系到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一、关于现代物流业的基本认识 1.物流产业的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物流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传统上的物流活动分散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企业以及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开始寻求成本优势和差价优势,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使其实现总成本最小化。他们首先将企业内部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系统,物流管理也随之成为企业内一个独立部门和职能领域。之后,物流资源整合和一体化不再仅仅局限在企业层面上,而是转移到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整个产业链条上,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社会化的物流系统。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为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的企业,即“第三方物流”企业。各种专业化物流企业的大量涌现及表现出来的快速发展趋势表明,专业化物流服务作为一个新的专业化分工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述可知,物流理念被引入产业界后,其内涵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短短几十年间,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长为具有无限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服务产业,并已进入现代物流的发展阶段。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相关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因此,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着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则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 2.现代物流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物流活动存在已久,但在现代经济中,物流产业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与传统的物流活动或者生产、流通部门从事的物流活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第一,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现代物流业通过对各种物流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实现物流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流总成本的降低。 第三,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增值。 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一是系统化趋势。为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物流包含了产品从“生”到“死”的整个商品流动过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专业化的供应链,物流系统也就成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社会 系统;二是信息化趋势。借助于商品代码、数据库的建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整个物流系统实现管理电子化,物流业正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新阶段;三是专业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企业为精干主业,提高效率,逐渐把物流配送业务交由专业的物流企业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够发挥集约化、专业化的优势,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流合理化,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是仓储、运输的现代化与综合体系化趋势。仓储现代化表现为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组织起高效的人、机、物系统;运输的现代化则要求建立铁路、公路、水路、空运与管道的综合运输体系;五是物流与商流、信息流一体化趋势。传统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离的。但现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将商品的交易、产品的位移和信息的传递集成在一起,实现了三流合一。 二、现代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它不仅涉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五大运输方式经营企业,还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包装、 通信等设备的制造和经营业;不仅涉及农业、工业、货代、仓储、包装、堆场、电子商务、邮政、通信、银行、保险、消费者等生产经营和物流服务企业以及用户,还涉及政府、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管理部门。因此,现代物流业几乎涵盖了一产、二产、三产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和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越发展,专业分工就越细。专业分工越细,也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专业比正是现代物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它使生产者、经营者能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使消费者的需求能更便捷、更好地得到满足;使电子商务、全球卫星定位通讯技术等先进科技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使物流经营者能更专致于物流服务;使物流设备和技术、管理进步更快;使物流资源向专业化、规模化、合理化方向配置,形成集约化的物流经营,产生规模效益。 2.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东部、中部、西部产业相近系数高达0.95左右。规模形不成,厂商生产和销售成本高,消费者购买价格高,可谓两者俱损。因此,各地区应依托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形成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协作,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贸易发展奠定交易基础。而地区分工造成的生产区域化与消费全球化矛盾则通过现代物流业得以解决。这样,不仅使各地区和企业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竞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使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 3.发展现代物流业,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好属于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带动相关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的发展。这样既增加了第三产业的绝对数量,还提高了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行业的比重,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繁荣区域经济。此外,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创造再就业的有效途径。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劳动就业将出现新的格局。 4.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物流在我国刚刚起步,潜在需求巨大,相对传统的物流业,它属于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物流服务的需求,将使传统物流业获得新的业务拓展领域,变单纯的仓储货运为现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5.现代物流业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措施。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国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把综合物流发展状况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条件,来判断项目投资的效益。例如,上海浦东刚建成就吸引了 世界500强中的不少企业登陆,而当他们发现那里居然没有一个物流中心,不少企业憾然离去。痛定思痛,一个由上海市相关部门组成的物流促进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物流中心改变其投资环境。 6.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物流业的发展又将推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不少港口城市通过实施“以港立市”发展战略,城市交通运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海港、空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港口城市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大力发展物流产业,进一步完善了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7.现代物流业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物流运作方式下,企业各自搞物流,形不成经济规模,造成采购成本高,人员和运力利用率低。现代物流业通过集中采购、集中运输、集中储存、集中管理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极大地提高人员和车辆、仓库等物流设备和设施的,利用率,从而减少企业物流支出,提高经济效益。 8.现代物流业是现阶段实施港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在港口(包括海港、内河港、空港)与保税区合作中,依托港口的运输功能和保税区的保税仓储、加工贸易、国际中转贸易功能,发展现代物流业,使港口的优势和保税区优势得以互补,为实现港区一体化创造有效的途径。 9.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直接产生显着的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物流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技术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日本在近20年内,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据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而我国约为16.7%,这说明,我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还非常大。因此,如果能够在物流合理化方面加以改进,将该比例降低一个百分点,我国每年就将直接节省约2400亿元的物流成本,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10.发展现代物流产业,能够起到完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和抗御危机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在分析和总结东南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时发现,以现代物流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新加坡和香港具有较强的抗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看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应作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优化生产力布局,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素质和企业经济效益,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三、成都发展现代物流业孕育巨大商机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商贸流通和货运仓储相当发达,发展现代物流业理应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明确提出:将成都建成西部物流中心的战略举措。2000年9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成华区内建设“成都物流基地”。目前,成都物流基地已与北京赛普京良、深圳平湖两大物流基地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未来的三大物流基地。 物流基地的建设为其服务辐射半径区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给区域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在过去几年,成都市成华区因基础设施差、改造成本高而制约了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成都其他各区。在成都市约400万平方米的专业市场总量中,成华区仅有10多万平米。自2000年正式被市政府批准建立物流基地后,成华区专业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建成成都八里庄二仙桥钢材市场、成都512建辅建材市场、八里庄粮食批发市场、圣灯陶瓷玻璃橱具酒店用品市场等大大小小的市场共40余个,在建的还有富森·美家居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中国西部塑料市场等20多个专业市场。根据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介绍,计划到2005年成都全市市场需新建近500万平方米,其中,成华区就规划有118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新建市场的25%。到2005年,这一地区将建成一个以生产资料为主的,集仓储、运输、物资配送、信息咨询、餐饮娱乐、通讯、金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市场群,形成高起点、高效率,极具辐射力的现代化物资交 易中心、仓储中心和信息中心。建成后,年交易额将达到200多亿元,与金牛区金府路生资市场群及五块石市场群和武侯区红牌楼汽配市场群及高新区火车南站消费品加工贸易区批发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成华区的成功实践引起了青白江区的高度重视,区政府开始积极探索促进本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加快青白江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青白江区提出了“建成一流卫星城,跨越发展青白江”的发展目标。可历史及实践都证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和有效的物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良好的物流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成华区为何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开发者?为何能成为一片投资热土?究其原因,投资者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物流条件。为此,青白江区提出紧紧围绕交通区位优势的特点,依托工业基地、大型企业、铁路枢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化物流中心,充分发展物流经济的思路。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1)青白江区是成都市东北的门户,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国家公路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经过成都的两条(上海—成都)、 (二连浩特—河口)均经过青白江区(成绵高速、成南高速),另有国道108线和省道唐巴公路,还有7条县道,区内公路密度达132.9km/km。区内现有国家铁路4条——宝成、达成、成渝、北环线,另有1条企业专用铁路,有火车站5个,其中大弯站、青白江站、城厢站属成都枢纽站,有国家铁路二级口岸1个。青白江区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而且地价便宜,只相当于成都二环路附近地价的1/5。(3)青白江区有充足的水、电、气资源。工业渠流量8万立方米/秒,并已建成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区内建有西南地区最大的500KV枢纽变电站,总变电容量178KVA,具有国、地电网双线供电优势;四川省南北两大输气管道及两座大型天然气配供中心都建在区内,天然气管道铺设完备,天然气日供量400万立方米。(4)区内建有华铁国际储运有限公司,配有先进的物流设施,具备“一关三检”查验功能,已开通成都 上海“五定班列”,以及与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广州、深圳等沿海口岸的进出口业务,具备良好的物流基础。(5)经铁道部批准,将把青白江火车站由原来的13股道扩建为24股道的大型货运编组站,成为成都北货站,这是青白江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6)青白江区是全国和西南地区着名的化工、冶金基地,拥有川化、成钢、成桥、蓝风等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中日合资川化味之素、美国成都宝洁、成都王牌农用车、四川升达杯产等10多家合资、独资公司及联办企业,形成了以化工、冶金、机械、建材、轻纺五大支柱产业。雄厚的工业对物资储运有巨大的需求,可以为物流业带来充足的货源。 由上述可知,青白江区已具备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条件,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将引起青白江区经济的重大飞跃。第一,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增强本区对德阳、金堂、新都等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而且可以与同处成都市北面的“成都物流基地”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增强成都市对中国西南地区物资、人员、信息等的辐射作用;第二,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利于区内物流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配置,提高物流企业经营效率;第三,青白江区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为区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准时供应系统”、“即使供应系统”和“零库存系统”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使工商企业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存量资本和不必要的物流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善青白江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项目落户青白江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短与周边地区和先进区县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将大大提高青白江区的整体服务水平,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可以带动周边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青白江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随着物资、信息、资金和人员的集散,又会直接推动餐饮娱乐、金融、信息通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对房地产的开发形成新的需求,以商业房地产开发带动住宅房地产的建设。 然而,上述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物流业的大力发展。可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的确对区域经济有着巨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与公路运输的关联性 公路运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很大,公路运输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其发达程度能够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路运输是以公路为运行基础,公路网由通道与结点组成,公路网覆盖到了乡村、城镇、工矿企业、港站码头。公路运输是由公路和汽车两部分组成的,是以站场为基地,以车辆为工具,实现旅客和货物位移的生产活动。如今,公路运输所具有的优势正逐步得到发挥,公路运输的优点包括公路运输的广泛性与便利性,公路运输因其公路网分布的广泛性成为区域内唯一的运输方式,使我们能够随时利用生产和生活运输;公路运输基础建设的延伸性和通达性很好,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以其通达程度深、延伸性较强等特点为农村运输提供了便利,具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设施和服务设施,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服务;公路运输的缺点是运载量小、能耗大,运输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安全性、舒适性低;公路运输的适用范围适合于补充和衔接其它运输方式,能在短时间、低投入的情况下开辟,对国土开发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区域经济的形成受到多方面条件作用,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特征包括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权益性。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区域性,它受该区域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区域经济联系是各种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区域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多种方面的系统协调,因此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开放,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区际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获得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增加。 二、梯度及区域经济梯度发展 梯度的涵义是描叙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是指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一种的不均衡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推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协调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协调是具有目的的即实现系统的总体的演进目标,协调的含义包括:把协调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把协调当作事物发展的一种态势。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是指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公路运输子系统内部元素、区域经济内部元素、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经济和公路运输与人口、资[:请记住我站域名/]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主要由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性的表现形式公路运输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或一定产出水平下的投入最小。梯度经济发展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高、中、低梯度区,公路运输的区域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使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使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区域经济的公路指向效应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运输需求的增长是刺激运输供给,提高的区域实力。 三、应用DEA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 公路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一个协调发展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要求和谐一致、良性循环,评价需要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的进行评价,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可以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来求解出最优权系数和效率值。特点是适用于多输出一多输入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进行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是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指标数量不宜过多、指标要具有较强的分辨力、根据“决策单元”区分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要保证其统一性。利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价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梯度发展协调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公路运输高效化、一体化。 四、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规划公路的运输结构以及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它要求我们要做到加大公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力度,提高公路建设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应注重及时调整公路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状态,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要充分考虑等级公路的建设规模,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案刺激经济发展,加大移民力度,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修路通车,对地区进行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管理应考虑全面,坚持执行国家的实行松紧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满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路交通的要求。 在加大公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的养护,先扶植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兼顾已建成公路的运营效率,以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重建轻养的思想。应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手段,区域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让公路运输业为区域经济贡献更多的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区域经济论文:试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货币政策选择 在理论界,一直以来的典型观点是财政政策实行结构调节为主,而货币政策实行总量调节为主,因而强调在货币政策上的全国统一性,而以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比政策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特别是,面对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反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很有必要。联系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差距较大的国家不能组成单一货币,如果把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到一国范围内,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时,实行全国统一货币政策是否有其不当之处呢?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在我国范围内的应用 二战后,在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优劣比较中,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在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内,人们无需兑换货币,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无需承担汇率风险,扩大了经济交易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大就越能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周期也不完全同步,此冷彼热是经常现象,这时就需用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区就该尽量细分,货币区越多越好。这样,当某一地区经济紧缩时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经济衰退。反之,如出现经济过热,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增加货币种类,缩小货币流通范围,微观经济效率则需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减少货币种类。那么,货币种类的最恰当范围,即最适度的货币区是怎样确定的呢?蒙代尔认为,判断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货币区,关键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如果一个货币区域内要素能充分流动,区域外则存在流动性障碍,该货币区便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指出,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最优货币区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蒙代尔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多种见解,比较典型的有经济的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 正如蒙代尔指出的那样,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并不等于说该国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除非在经济方面满足一系列条件。因为一国通行一种货币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表现,由政治力量主导,其货币流通范围取决于国家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域,而最优货币区则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但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国家的货币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上。实际上,这隐含了一个条件:各国本身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的小国来说,或许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对一个大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该国本身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者说,是否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我们按照上述对最优货币区划分标准的典型观点,对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加以判别。 从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来看。我国户籍制度管制严重,各地差异甚大的社会保障标准,都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种主要要素——土地,其高度流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从经济的开放度来看。经济开放度可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地区之间外贸依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度高,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来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不同,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如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达21.7%,最高的陕西(25.9%)与最低的上海(15.6%)相差10.3%。在其它时期,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使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相当困难。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按世界标准来衡量,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达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而落后地区仍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地区)之列。存在这么显着的地区差距,无论从哪个判断标准看,我国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困难。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地区或明或暗的抵触。 首先,由于东部在全国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因而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主要是基于东部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其经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东部地区要快于西部地区。现实情况就很可能是东部已过热,而西部则仍属正常范围。此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就对东部来说是适宜的,就全国整体来说,也可能是适宜的,但对西部这一局部范围来看,则不啻于一记闷棍,使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而,我们说这种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阻碍了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货币政策最终效应取决于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程度。货币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货币资金的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在货币化程度低的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因而即使相同的货币政策力度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就“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机制来说,简单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漏出,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一般而言,受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要比西部小。 第三,同样的利率客观上造成对东西部的差别利率,东部在享受“优惠利率”。根据经济理论,利率的范围在0与利润率之间。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影响,而在诸多方面东部都要优于西部,造成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企业是否借用资金,关键在于,所借资金获得的利润能否补偿成本后仍有剩余。就是说所借资金的边际利润率是否高于借款利率。由于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东西部的借款利率基本一样,而资金的边际利润率存在差异,东部要高于西部。东部资金利润率高于西部而实行统一利率,其隐含意义就是东部地区实际上在享受“优惠利率”,不可避免地造成西部资金需求旺盛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三、用区域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差距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度被广泛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力量将使之达到平衡,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市场的迷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 论认为,存在地区差距时,既有回波效应,即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资金、资源并增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也有扩散效应,即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传播技术、购买原料等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力量。但在市场的力量下,回波效应通常总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说,更可能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缩小本国地区间差距上,都是通过自觉的调整来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采取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如美国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成立区域开发机构以保障区域扶持政策的落实;意大利则对到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投资的,给予特殊优惠和信贷支持。 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但收效不明显。前面我们论述了我国范围内本身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宜的。实践上,我国原来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客观上是对东部地区的“优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自然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地区差距,是目前可行选择。 1、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央银行可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贷款利率,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损失。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也对西部实行优惠,同时规定西部银行必须为所在地提供较大比例的贷款,防止银行资金通过拆借等形式流出西部。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主要作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而非作为安全性的保证措施,可将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得稍高于西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在各地经济冷热存在明显差异时,根据一地的经济冷热决定实行紧缩或松弛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说明了由于全国的经济周期不同,西部地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慢于东部地区,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实际上形成了对西部经济的损害,对西部而言难免有“瞎指挥”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部对治理整顿屡有怨言的关键所在。我国中央银行已建立大区分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制定本辖区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针对本区实际决定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在松紧幅度上具有自主权。 3、适当放宽西部企业直接融资条件,为西部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目前,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的资格是全国统一的,不利于西部企业在股票、债券市场上筹集发展资金。我国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不到全国的20%,通过一级市场融资的比例更低。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薄弱,如果不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则难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关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分析讨论 交通运输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它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有机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是一个不创造新的可见物质的产业部门，其生产活动不提供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只是实现旅客和货物的时空位移。区域经济发展直接涉及交通运输的建设，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相互影响的一般表现及规律是：当区域经济发展迟缓、乏力时，它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投入能力萎缩，表现为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限制和阻碍，当区域经济蓬勃发展时，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迫切，投资积极性旺盛，但因交通运输发展本身的技术经济特点，不可能迅速显出效果，因而表现为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以下几点：首先，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内部条件，同时又是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创造产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次，交通运输是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先行，是区域产业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先决条件。区域资源的开发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海陆生物资源及旅游资源等，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与技术工艺，将这些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潜在物产，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现实财富，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再次，交通运输是区域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现代化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事实上，它们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支持、保证作用。在区域工业现代化方面，生产规模化、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多元化、多向化、网络化，与高技术和分工专业化及布局临空化相联系的信息化是其突出的技术经济特点。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在区域农业现代化方面，商品性专业化的生产、外向型农业及农工贸经营公司的运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十分活跃的生产、商贸活动，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地域性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提升等等，靠传统落后的交通运输方式和信息传输状况，绝然无法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为避免在经济发展中各省市区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发展交通运输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对应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保障交通运输发展形成的效益应在区域社会成员、部门及地区，按社会分配原则公平分享、把交通运输建设对环境生态的危害降到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能够容许与消解的最适程度。这些也正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容。 第二，加强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经济联系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区域联系网络的基础结构可以分为交通运输、通讯、动力设施网络等，在这些传输性基础结构中，实现人与货物流动的交通运输网是最基本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区际贸易为主包括要素流动在内的区域经济联系的变化。公路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可以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交易的空间成本两个方面来促进区际贸易。区域贸易不但受本地需求的影响，同时受伙伴区域进口需求的影响。作为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运输成本对贸易价格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影响伙伴区域的进口需求和区域间的贸易。运输成本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这会产生空间组织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近，发生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贸易量越大，贸易种类越广。这使得贸易首先发生在相邻区域之间。如果运输费用大到极点，任何距离的运输行为都变得不合理，那么区域贸易就不会发生，各个区域只能靠自给。随着运输成本的逐渐下降，区域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区际贸易也不断扩大。在现代交通的基础上，区域间的运输成本不仅取决于实际距离，更取决于覆盖它们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密度和结构，对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不仅要满足当前阶段的贸易需要，更要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区际贸易需求。 第三，政府加强制度管理。交通运输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交通运输管理当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交通产业投资基金制度，扩展政府资金来源与投入方式，以达到解决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须”制约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成熟的综合交通管理体制借鉴经验，将交通运输各种方式的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有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来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变革并完善我国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只有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方案，才能达到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与均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在商品经济下的发展及社会效应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演讲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仅“直接演讲业”的产值就高达二十几亿美元，可见其演讲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我国的演讲活动虽然并未形成一种产业，也尚未出现职业演讲家，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演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如下： 一、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意识的作用下，今天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演讲者，重新以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察社会、透视人生、辨析复杂的人际关系，阐发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例如： “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竞争已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发现、寻找，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我推销。” 这是陈驹在题为《时代需要推销你自己》的演讲中说的一段话。演讲者以充满商品意识和竞争观念的“推销”一词立论，深入阐述了在人才竞争中勇于“自我推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翻阅报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诸如《市场——一所新大学》《幸福未涨价》一类的演讲题目。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使演讲这一现实活动，体现出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商品经济活动的介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无论是商品广告、市场营销，还是商贸洽谈、交易论辩，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演讲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片独具魅力的风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说过这么一段话：‘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公司经营从根本上是服务于顾客，但绝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来迎合与满足之，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也必然是肮脏与不洁的，因为它损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是胡平在公司开业典礼上以《商道与尊严》为题发表的一段演讲。演讲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论，旗帜鲜明地鞭挞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人类尊严的“一切龌龊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给人以强烈的警示。这类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对演讲业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商品经济语汇的介入演讲是一种语言艺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大量传播商品经济信息的语汇已介入到各种商务演讲中来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入，许多体现现代商品经济色彩的外来语汇也被大量地吸收过来，并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新语汇，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交际语言的实用性与表现力。这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演讲业发展的一个强力推动剂。例如：“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生产建设资金投入短缺问题的同时，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进口量的强势增长却偏偏要处处挤投资，争原料，抢能源，占市场，形成难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胀刚性，而这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大忌。难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内的进口狂热和超前消费简直就是‘破产行为’！” 这是史策在题为《快从集团消费中警醒》演讲中的一段话。演讲者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矛盾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团消费”的严重危害。语势强烈的表达中融入了不少经济语汇，鲜明地体现了具有时代信息的语言特色。 四、新形势下演讲的社会效应那么，新形势下演讲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呢？ （一）交际效应。演讲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它采取商业性实践活动方式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扩展的交际领域上，而且表现在获取的交际效应上。不管是开业庆典、公益赞助，还是商务宴请、经贸馈赠，演讲者的致辞都将产生特定的社会交际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又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二）广告效应。演讲是一种公开性的现实活动。它势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强烈的广告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竞选、应聘、营销、义卖等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讲的广告效应，为自己或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的。这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个人的才智，而且能够为群体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三）信息效应。演讲是一种交流性的信息活动。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强，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演讲的商业性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就成了演讲者语言表达的动因和现场交流的实效。正因为这种信息效应体现了演讲的巨大优势，所以，这种优势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价值效应。演讲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演讲者运用演讲的方式，向听众传播思想、学识、经验、技术等等，其目的就是促使听众提高认识，努力行动，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就是演讲的价值效应。目前，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听取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演讲和成功企业家的事迹演讲报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实践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演讲已经开始采取商品式价值实现手段，因为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商品经济论文: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再认识 摘 要：作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一论断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商品经济 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 “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变迁 一、沈庄的背景 因此这里并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或祠堂，也没有像样的能号召全村参加的公共活动。虽然各个姓氏之间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但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此地并不凸显。各姓氏之间及同姓之间并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冲突，评判“在理不在理”的标准也不会因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变。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顺、善良、克己、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念。这里饮食以小麦为主，玉米、高粱为辅，加上自家耕种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满足家庭消费。不但消费能满足自给，而且生产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加上该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农民精耕细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苛刻而有独特的的农业体系。总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费孝通，2012），共同维持着这里的社会生活静止的状态。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广泛种植 90年代初，沈庄引进西瓜种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种植面积占沈庄种植面积的比例较大（占全村总面积的90%左右），故本文只选取种植西瓜的流程来说明村民生产要素的自给性。每年刚过完年，村民就开始为西瓜种植忙碌起来。整个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过后，村民开始为养育西瓜苗作准备。男劳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垒一个半人高的三面围墙，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据种植西瓜的亩数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间那个与棚外的洞相连，用瓦或者木柴盖上火坑，然后用土覆盖上。这样做是为瓜苗加热。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开始筛土，把肥料拌进土里，用塑料碗一个个的装满土，洒上水，盖上塑料布和草苫子开始在棚外烧火加热，加热一天一夜之后开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间用温水加热培育出来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个劳动力。播种瓜芽则女性为多，一般3—5个男女劳力皆可，需要村民间的互相帮忙。在瓜苗生长期间，村民就开始翻地、施肥，弄成较宽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盖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个弓棚，上面再覆盖上厚点的塑料布，整个过程复杂而细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开始整理瓜枝，一个月左右，开始每天给西瓜授粉，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碰到连阴雨天气，大概持续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颗瓜秧都结出一个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这段时间一直是村民的农忙季节，从农历1月份到5、6月。从开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卖掉，整个过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细致的劳作，这期间村民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劳力的自给性在村里内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贫困，生产技术和机械化并没有在沈庄推行。随着西瓜嫁接技术的引进和科学选种，西瓜产量大幅上升，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两个月后，村民开始忙种辣椒、反季节番茄等纯经济作物。 （二）经济作物的交易 在经济作物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部分专门自收或者代收的群体。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这些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农产品的价格受天气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市场。西瓜交易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辣椒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农历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农历5月份左右，这时候已经是夏季，天气炎热，西瓜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量外来商贩涌入李口镇。这样，每个家庭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忙碌阶段。由于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村民间又出现随机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外来商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增加商贩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与其说村民把西瓜卖给商贩，还不如说卖给代收者这一“中间商”群体，这时候的交易村民所考虑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亲疏关系，离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数越多。西瓜从收获到卖掉，看似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村内整个内部关系网络在其作用，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收满车时（一般在10吨左右）“，中间商”会找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装车，而不分什么姓。装车付费之后，这些外来商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内出售。比如在省内，从村民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费者手中却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连阴雨，需求量相对减少，无论批发商或者商贩在赚取利益不变的情况下，都向村民压价。辣椒的交易和西瓜还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外来商贩，像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但以当地人自负盈亏的收购为主。这些小商贩大都是当地的村民，每次收购几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卖掉。辣椒的收获不像西瓜，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断地摘取，每隔两三天摘一次，时间会持续数月之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计，有些劳力不够或者做中间商的家庭会雇佣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给予一定的雇佣费。在消费上，村民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一是攒钱备不时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学。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活动中，村民间的互动对象较随机，关系不太密切，村民回报别人帮助的方式也不像传统的在家里请人吃饭，回报方式多样化。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参与的主体是20—5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这样，在村民间或者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实际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长辈的“象征”而失去了传统的权威。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了沈庄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沈庄原有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缩小到以家庭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庄内部村民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强了村民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风险性，村民在面对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时，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获得保护。然而，沈庄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各姓氏内部之间并没有形成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各姓氏之间也没有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这就为村民间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体系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关系而区分亲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际范围。这种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扩大的范围并不主要的是以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观念为主导，而是兼有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比如说在传统的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资”为主的互帮互助，而商品经济的到来使得沈庄出现了短期的雇佣人员，雇佣人员并没有因为拿到“雇主”的劳动报酬而心理会愧疚，相反的是，雇佣费用越高越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当商品经济袭来时，知足、安分、克己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搁置。这种搁置造成了沈庄村民思想的混乱，原因是各种不安份的思想在这里交织，在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满足当前村民的需要时，一种新的可替代的统一价值观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沈庄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现多神灵的信仰（专门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庙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沈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造成沈庄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质享受，“多神”信仰暂时把这种状况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单位：西南民族研究院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创新 本文作者：高铭暄王勇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异端”的商品经济,正以壮阔的气派,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它如同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坪然冲击着各种传统的观念。使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日益显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因为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着刑法制度和刑法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为了使刑法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根据,我们在此想就商品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应作如何转变的间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并就此请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刑法观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转变的是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观念。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进入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创造物质条件。过去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内的重要地位,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乎去搞产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所以我们所搞的产品经济实际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一种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刑法观念,尤其是在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间题上更是反映了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例如把长途贩运看成是投机倒把犯罪等等。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无论是在性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是与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有很大区别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随着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被摒弃和商品经济的确立,在刑法观念上,尤其是在经济犯罪的观念上也要确立一种能够反映当前商品经济特点的思想观念。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思想观念主要应当表现在以下 (一)确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也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观念。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确立并保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生产方式上既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也有落后的小生产。既有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劳动。即使就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也不是单纯朝着大规模统一集中的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集中化与分散化的多种趋势。一般来讲,社会化、集中化程度较高的大生产适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产则比较适合于个体或私人经营。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国是具有其客观依据的。它对于促进生产、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门路、维护社会安定等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保护私有制的私营经济,尤其是保障这些私营经济组织的私有财产权,就应当成为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只保护公有制的思想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自讨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转过弯来,把私有制也放到一个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护,就不那么容易。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业中的任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由于主体不符合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时就往往作为债务纠纷予以处理,又如,私人企业任职人员接受他人物质利益,利用职权为他人非法谋利,造成本企业财产严重损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处理;还有,破坏私人企业生产的行为,由于刑法无明确规定,因此有时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况的发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间题,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刑法只应当保护公有制,而对于私有制,管不管都无所谓。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改变观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护。 (二)为适应商品流通、搞活市场的需要,应当改变过去那种不分情况,把所有经济交易中的居间中介行为都视为投机倒把的观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往往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开拓流通渠道,促进市场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动是极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在市场上穿针引线.帮助买卖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然后领取一定佣金的居间经纪人。这对于搞活流通、扩散商品信息、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发生把这种人作为投机倒把犯论处的情况。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备,所以在经纪人的居间活动中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道德的或违法的情况。但只要经纪人不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诈骗活动,不采用行贿的手段拉拢企业采购人员,不逃避国家的税收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我们一般应当给予积极的引导,而不宜动用刑罚予以处罚。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商品交换中的居间中介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划等号的思想观念。 (三)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的涵义在扩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扩大,因此刑法观念必须与这种现象相适应。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实践中只有那些不是凭票证配给的消费品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至于技术、图纸、房地产等更是绝对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畴之外。因此,盗窃技术图纸、发明专利不构成犯罪,就成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概念在逐渐地扩大。现在,不仅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被承认是商品,不仅承.认作为商品的物品市场,而且承认资金、技术、房地产,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的那种旧的刑法观念就要自觉转变。否则,就有可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阳市王某在大学读书时曾为某乡镇化工厂生产“氨基甲酸按”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成功。领取了酬金780元,却被定为受贿罪(后来二.审改判无罪)。又如,浙江晋云县江某通过调查和博览信息,把几十家厂家生产的二百多台需要调剂的设备编成一本目录。然后在需要和供应的厂家之间牵头拉线,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结果被当成投机倒把起诉(一审法院宣告无罪)。很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若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技术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术和信息就是一种劳动支出,理应取得报酬。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四)摒弃“为富不仁万的观念,保障劳动者正当的合法利益。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产品经济在分配原则上是主张平均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锅饭”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必然由“大锅饭”转向劳动者有收人差别的“按劳分配”。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正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实现,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起来。”¹但是,在我们某些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平均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为富不仁竺的观念还常常使他们干出把无罪作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阳市某厂总工程师姜某根据合同承包某项工程,他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义务,并对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额中。自已分得9100元,结果差一点被定上贪污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姜某既拿工资,又额外得钱,在某些人眼里肴来,这有点“胃富”了,是不公平的。这种思想不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多劳者先富”这种客观规律的,因此应当从我们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彻底清理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总之,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犯罪的概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我们以上列举的儿利视念的变化肯定是不全面的。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应当对发生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确定其属于犯罪还是无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特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不仅是商品经济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商品经济必备的条件。列宁曾经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实际上ttR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民主的观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仅应当同宪法紧密相关,而且也应当同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紧密相关,因此,破除旧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念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刑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并对社会主义民主起着一种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许多同志的观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应当是血淋淋的,似乎应当成为“专政”和”打击”的代名词。在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对敌专政和打击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一旦某类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过立法来狠打一次。而在执行法律时往往只顾打击的一面,忽视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面。于是,这也就导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情况的不时发生。这样一来,虽然犯罪状况有所改观,但在这种改观的同时,却在社会主义民主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样的改观其社会效益又当如何呢?我们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应当是相互统一的,而不应当以牺性一个方面去换取另一个方面。所以,应当转变那种只把刑法看成是“专政工具”和“打击手段”的观念,切实地把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地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当然也应当利用刑法来同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行为作斗争,并以此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因此,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不仅不应被削弱,相反应当加强。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来看,它贯穿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要从严惩治的精神。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对于某些发生在国家机关内部的有害行为还没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要求把情节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规定犯罪。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官当刑”、“以罚代刑”的观念也还没有消除干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给予党纪政纪上的处分便草草了事,而没有使其受到应有的刑事上的追究。这些情况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称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b、在刑法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实行刑法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对罪犯的人格尊严保护还不够,、个别监管人员有打骂、虐待服刑犯人的情况,有的地方在枪决犯人时搞游街示众、暴尸等等。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应当严加禁止。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相违背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有些司法人员在解释刑法、适用刑法时,总是朝着不利被告人的方面进行解释。例如,对于扑克牌的计算,我们通常都是以副为单位的。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显示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并达到定罪的目的。在计算裸体扑克牌的数量时,竟以张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即使行为人只贩卖了一副裸体扑克,法院照样可以以他贩卖了54张裸体画为名而予以定罪。这种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解释的情况,不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论界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盗窃罪和诈骗罪在量刑上进行协调的必要,建议立法上对诈骗也规定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我们在此反问“下,为了协调量刑,为什么就不建议立法上取消对盗窃罪的死刑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从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释刑法已成为某些人一种传统的习惯。厂解释刑法,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只是从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来进行,否则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对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动应当以什么为基础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稳定的。有时候,我们在定罪量刑时片面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刑罚纯粹成为一种还报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我们在定罪量刑时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忽视了其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使刑罚变成一种仅仅为达到社会威慑效果而使用的工具。这两种绝对化了的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商品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则。即等价交换规则。这一规则充斥在商品社会的每一经济领域之中。人的思想总是要受到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等价交换规则也就必然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挂起钩来,做到罪刑的等价性,正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这一客观规则。这种罪刑关系的等价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必须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假如行为没有达到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就不应对之施以刑罚;二是在对犯罪裁量刑罚时,应着眼于它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来说,罪行越严重,所处的刑罚就应当越重,反之,则应当轻b但是,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却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个别司法人员为了显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较重罪行本应处以较重刑罚的罪犯处以轻刑或干脆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为了达到t’惩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应处以轻刑的罪犯处以了重刑,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价性这‘规则的,是同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映了商品经济特性的等价观念不相一致的。其结果,必定会增加群众和被告人对刑罚的不公正的感觉。因为在商品社会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价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适用刑罚,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的等价性原则,在当前来讲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刑罚的有效性。坚持刑罚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效益问题也是一个一切工作都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问题上树立效益的观念,主要就是指刑罚的运用会带来一定的客观效果,即主要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对罪犯定罪量刑的时候,也不应忽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就说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对他的预防也就越困难,所以在量刑时可适当考虑从严,‘反之,则可适当考虑从宽。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显示刑罚存在的价值。应当看到,罪刑的等价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个方面而态视了另一方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基础上考虑刑罚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定罪量刑的基础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只有这样,才能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种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己经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国内法,因此不应当规定有关国际犯罪的任何条款。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扩大,’这种观念也应当被打破。 _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对外开放,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犯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新间题。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了证明。但是,我们现行的刑法和刑法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那种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之下。没有把国际犯罪问题作为一个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而在刑法观念上体现出来。例如,我国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些条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将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等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予以惩罚;有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行使管辖权,而不论罪犯是否其本国人、罪行是否发生于其国内。我国一旦加入这类公约,便承担了对犯有公约规定的罪行的罪犯实施管辖的义务。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并没有把这一点反映出来。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只规定有反革命劫机罪,而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多倘若罪犯劫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我们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对其定罪判刑的根据。其次,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不在我国发生的、罪犯不属我国国籍的、且也没有危害我国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机行为,我们对其予以管辖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我国目前的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国际间日益扩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国际刑事斗争的需要,应当加以改进。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间题:第一,确立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即对于某些我国承认的普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国际社会良好秩序和损害人类利益的罪行,不论罪行发生于何地,也不论犯罪人具有哪一国籍或者没有国籍,我国均有权对该罪行适用我国刑法予以惩罚。这一管辖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曾长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一项原则。但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来评价这项原则的价值。那种对国际犯罪视而不见、不加干涉的态度,实际是封闭和保守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它同我国目前开放的社会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普遍管辖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位置来加以认识。王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等于也承认了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在修改我国刑法条文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第二,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等条款。引渡和司法协助均是与管辖密切相关的间题。许多国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规定有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条中就规定依一定条件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其条件之一就是“依据同发生判决书的同法机关的国家间的引渡协定”。为了保障我国刑法规定的管辖原则的实现,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刑法中对诸如此类间题作出确切的规定。第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相应的国际犯罪。如果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对这类犯罪行使管辖权。例如,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那么对于那些不以反革命为目的劫机犯,我们也就很难找到予以惩罚的法律根据。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求之于类推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条文来对它判刑,比较牵强。可见,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弓I起我们的重视。总之,商品经济在发展,我们的刑法观念也应当随之而发展。如果商品经济发展了,而我们的刑法观念却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无法使刑法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达到保障它的目的。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征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商品经济下广告传播 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同时广告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实际生活过程中广告的传播在视觉、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利弊，对于广大广告工作者来说，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从视频传播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无处不在的视频媒体，百花齐放从各种角度展示着商品、引导着消费。经过调查.电视媒体传播仍旧是最具实力信誉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多方位、大力度的宣传下部分广告信息传达越来越受到观众、听众的厌恶与抵制看见、听到插播广告信息就调整频道是几乎每个观众、听众的本能反应了于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负面意义就其根源就是广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广告如何能从单向的’‘强制观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做到让观众、听众喜闻乐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是摆在广告这一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告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不规定性但是只要我们广大辛勤劳作的广告工作者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学经济理念对商品经济发展障碍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制“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第三,伦理价值导向制约了平民文化的发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学经济伦理以实现封建等级人伦关系的和谐为终极价值取向,因而统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影响世态人心的变动。他们加紧制定和推广民间的行为规范,有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涉及家礼家法、家训家诫、乡规民约以及理学各个方面。强调躬行践履的宋儒,把传统思想中宣传“三纲五常”的言论抽取出来,加工改编成修身要诀、治家要诀,向社会传播,向大众灌输。如果说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宋代礼的重心已向民间教化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间礼教,在明、清二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趋突出,严重地禁锢和扭曲了人的心灵,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宋明时期已经相当活跃的平民文化始终不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被局限在“皇帝与宗室—品官—庶人”的礼制等级结构中,处在一个与品官(官户)有着不同户名(民户)、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使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没有“平等”意识,真正的自由竞争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蓬勃发展的。 第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宗法主义是理学经济伦理的灵魂。理学家企图通过倡导恢复宗法家族制度以振兴纪纲。张载、程颐、朱熹都热心于宗法,对家族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组织殚精竭虑,精心规划,尤其是朱熹,为家族组织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十分细致的方案,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明清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他都提到了。这一肇始于宋代、极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宗族系统(族权)”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显然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说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本身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充分发展。这只消看一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情形便可知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合体”。而这种“二律背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第五,崇俭黜奢消费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反对食而求美,衣而求丽,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使生产停滞不前;使市场变得狭小,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伦理思想的笼罩之下,其理想的经济形态只能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始终只能作为其补充和附庸艰难地波动发展。形象地说,崇俭黜奢消费伦理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 二、理学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理学因清统治者忌讳其中的言“华夷之辨”、重“民族大义”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时开始遭到贬抑,从此,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开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经济伦理)的影响却并未中绝。而且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取得完全胜利,曾经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程朱经济伦理等道德意识形态,得以拖着长长的辫子穿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清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这三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不是处在萌芽状态,而是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成分而存在。理学经济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主要起着消极、保守作用。第一,理学经济伦理维护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经济关系,压抑了人的个性解放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阻碍了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理学经济伦理下,中国个体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都蒙着一层脉脉含情的伦理外衣,于是经济实体以实现其成员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谐融洽而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经济实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道德关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在经济管理中片面强调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约和法理制度。显然,这种经济伦理观念同近代企业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契约雇佣关系都是尖锐对立的。第二,理学经济伦理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排斥和阻滞商品经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它引导人们走仕途经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禄、衣租食税的剥削方式而排斥别的发财方式和致富途径;它劝勉人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而反对人们弃本逐末以工商赢利;它强调安乡重土而压抑社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重视既得财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视乃至压抑生产效率的提高。 商品经济论文:对商品经济异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已经发生异化：部分商品已经异化为公有产品；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法则已经扭曲；追求价值的生产开始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商品经济之所以发生这些异化，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直接原因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其必然结果。 关键词：商品 商品经济 公有产品 等价交换 商品经济异化的主要表现 （一）商品本身异化为公有产品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通过劳动交换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人们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经济体生产的，人们所生产的不是直接满足自己或本经济体需要的。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要提供产品和服务，即商品是为了获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商品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逐渐形成的。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断发展，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物极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发生异化，转化为非商品。 今天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免费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知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都存在着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以弥补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润，因此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学校就学无需支付任何学费，甚至不少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显然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营养午餐不是商品。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称之为纯公有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类产品，比如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其购买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他们支付的价格或租金明显地低于市场价格和租金。同样，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称之为准公有产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有产品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通常是从消费是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来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消费者可以共同消费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这种公共物品提供给消费者，便难以防止其他人消费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谓竞争性是指某人消费某个物品，则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物品了，而所谓的排他性是指消费者不支付价格，可被拒绝消费该物品。通常将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比如电视广播，人们打开电视广播不影响他人的收听。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时还不具备排他性，则被称之为纯公共物品。公有产品是与商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商品是平等经济利益主体提供的，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公有产品是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二）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发生扭曲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在交换过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谁都不想吃亏，因此只能“等价交换”。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资本和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大量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因此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润。此时，商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垄断价格。从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等价交换”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交换双方在交换过程中都不想吃亏这种主观愿望并没有改变，买卖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市场自主确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价格不再单纯由市场形成，买卖双方有时不能自主决定买卖商品的价格，政府有形之手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商品的价格。比如，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力事实上都成为商品，雇主和雇佣工人通过市场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雇佣工人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或者说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过程时是不愿吃亏的，很想且有时确实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购买到劳动力商品。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是非法的，资方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异化”为社会劳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有权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明显地具有私人属性，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过交换满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各种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显地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有权决定生产什么、提供何种服务，但没有权力强迫别人一定购买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且即使把商品卖出去，也无法保证一定不赔本。这表明私人劳动可能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或者可能无法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然而现代社会，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为防止某些产品价格暴跌，保证生产者的利益，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特定种类的产品，比如我国对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实行国家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对于这些产品而言，由于存在着国家收购制度，不存在私人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同样由于是最低保护价收购，私人劳动即使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社会劳动。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有权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他必须以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仅仅是市场提供的经济信号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某些劳动一开始就并不是商品生产者纯粹的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比如在我国，为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使用良种，国家对于农民购买良种给予补贴。因此，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影响，农民购买良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活动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意愿。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农民用良种进行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四）追求价值的生产“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是追求价值的生产。然而现代社会，某些生产并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很难说就是追求价值的生产。从微观角度看，各级政府事实上是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比如国防、敞开式道路，廉租房，这些是免费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会提供的，不存在等价交换或者说在交换过程中各级政府必然“赔本”。显然，就各级政府提供公有产品和准公有产品而言，追逐的决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从宏观角度看，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不得不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该矛盾，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商品经济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异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之间劳动的交换。商品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商品经济本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客观上使国家和社会有能力免费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产品和服务。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在免除种粮农民农业税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各种农业补贴，以及向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金等都依赖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很难设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落后的年代，国家和社会会有能力实施这些惠民政策。 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个别经济利益主体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必然使某些私人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同时使商品经济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扭曲。 （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异化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当经济不景气，在市场供求法则的作用下，资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使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然而，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无法满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就得不到恢复与提高。而人始终是生产力的主体，显然这种分配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的展。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 教育是现代社会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础教育期限长，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回报。如果不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一些贫穷的工薪阶层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去接受基础教育。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旧的产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产业不断出现，这要求劳动者必须转换劳动方式，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很难适应这种转换。因此，在现代社会，要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使基础教育成为公有产品。从本质上，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举措。 （三）社会进步是商品经济异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在单纯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从而影响到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体现。然而单纯的商品经济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中，雇佣工人失业是难免的，经济不景气，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必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个安全阀是十分必要的。雇佣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可能遭受意外，丧失劳动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额的医疗开支。无论哪一样，普通的雇佣工人及其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尽管不少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一些低收入群体也很难在大城市有能力购买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不少国家实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经深入到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商品经济异化。 商品经济论文: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摘要】 战国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本文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对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论文: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与意识浅析 摘 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开始在中国设立商行，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和意识。 关键词 商品经济 思想 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大国和地上的世界接触，从此中国被强行推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近代化的过程，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本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反应。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力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一种重视商业、发展商业和保护商业的经济思想。它的形成遵循了一个由高到低，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抑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净增值从1864年的4621万海关两增加到1874年的6436万海关两。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达到千家。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面前，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反抑商的思想。如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①农工商“三者缺一，则莫人生”②的思想。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表明欢迎遵纪守法的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魏源主张把工商业放在优先地位。在实际改革中他们也注意维护商人的利益，起用民间私商。他们的反抑商思想，虽未摆脱“本”、“末”的限制，但与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2、重商思想。这是19世纪50到60年代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等提出来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关口越开越大，依恃不平等条约，西方的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激烈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们的封建观念。这些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使过西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一种切身的体会，思想较一般封建士大夫开明。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商”思想，批判和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民以农为本，国以商为本”，马建忠在1890年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则以先致富”，主张大力发展商业。他们的思想集中反映出以商本取代农本的观念。 3、工商并重的思想。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同样撞击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70到90年代，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先后办起了二十多家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采用了西方的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了洋务运动兴起后，“工商立国，工为体，商为用”③等思想为更多官僚士伸所接受。民族资本主义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张之洞的“以铁路为龙头，以军功为基地，以民用为重心”的“工为本，商为未”的思想。张骞的发展新式工业，带动农商实业救国的思想等代表了当时的工商并重的思想趋势。 4、成立商会，保护商业发展的思想。《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危机也空前严重。在救亡图存的影响下，“重商”“商战”由原来的一种口号变为一种思潮，一种抵御外侮的手段。许多官员绅士开始热心于经商办工厂，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工司林立，出现了一个投资办厂的热潮。在这种趋势下，人们的思想从重视商业、参与商业上升到成立商会，保护商业的方向发展。到1911年，全国的商会已有50多家，800余处成立分会。商会是商人立足于社会的依托，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商会的出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思想又提高了一步，更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成长起来。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民众的生活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种商品时代的心态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由淡到浓，由南到北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喜洋货的消费观念。西方的洋货初入中国市场时曾受到自然经济的抵御而不能畅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抵抗势头就减弱了，人们对洋货不再陌生，也不再敌视，而是表现出来了一种对洋货的向往和追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用它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最野蛮的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到19世纪未，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用西方的机制品，到清未时一些官僚士伸在生活上的洋化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洋有关的一些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它以其物美价廉、方便耐用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2、羡慕商人的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之下，商人一直是“富而不贵”，位于“四民之末”，没有社会地位。但到近代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和重商思潮的侵染下，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世纪60年代，东南沿海一带崛起了一批近代商人，他们以特有的地位投资近代企业，而不是投资土地，很快成为既富且贵的上层人士。最突出的如状元出身的张謇投资创办企业达50多家。甲午战争以后，他了却宦途生活，“志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商人已不可能再居于“四民之末”了。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价值变化的明显反映。 3、趋于务实的择业观念。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挤进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取士之路。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科举制也越来越腐朽，以致“乡里之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不能答者”。④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将这些无有实用，无补于国家危亡的词章之学都束之高阁。到19世纪末，东南沿海一带，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拚命挤身于科举仕途，越来越多的人由重科举变为重外语、重科技，“士多志在通英算，锐志科学，讲求实用”。⑤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不少知识分子或在近代企业中选职，或挤进一些新式学堂学习技术。人们选择职业主要考虑其实用价值以及利益所在。 4、公开趋利的生活观念。公开讲趋利、言利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和道德问题。义利是中国划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到近代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人们一反传统公开言利、趋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投资办厂的人有增无减。生员公司、秀才工厂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出现，除了“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之外，言利、趋利成为当时人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各行各业的人，无不蝇蝇趋利”。⑥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也不是一个有十分明显区别的两个方面。因为，在方向上两者同时并进，在层次上相互交织，在进程上新旧交替甚至中西混杂。有的人有思想无行动，有的人有行动无思想。不少为工商权利呼号的，自己又不去逐利，保持清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商品经济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集中方面。意识是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反应。在近代中国，思想是迅疾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发展商品经济，又深入到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往往是来不及消化，囫囵吞枣。而作为意识又平静地、迟缓地消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社会结构的裂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进程中逐步实现的，不论社会变革的最终爆发形式和裂变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的聚积和体现着。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及其关系的演化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时展的脉搏”。⑦总之，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均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反应，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任职于甘肃张掖市委党校， 本科、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 商品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及其当代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又是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全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做详细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消灭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商品经济也随之消亡，即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而实行产品经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的共产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一认识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断深化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633）总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每个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也彻底消除。这时，个人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无需经过商品、货币的迂回转化，这样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只要未来社会实现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商品经济必然消失。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整个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可是，马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有理论前提的，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商品经济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如果不能，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能，又该走怎样的商品经济道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恩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具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举措。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苏联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人，他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与马恩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3]（P.124）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得更明确：“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4]（P.111）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列宁曾设想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按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构造现实的社会关系。”[5]结果很快证明，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产生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开始恢复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6]（P.514）列宁将商品经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迂回过渡，是“强攻”（指消灭商品经济）的“退却”和转入“围攻”，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向资本主义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警惕它。“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P.607）尽管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论述还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经济的危险，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一个利用商品、货币的过渡阶段，为以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列宁逝世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实现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日益抬头。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一定时期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会引向资本主义。应当说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经济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极不彻底的，商品经济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二）商品经济理论探索阶段 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观点。首先，突破了斯大林两种公有制论的观点，提出商品经济的存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这对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其次，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严格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出了科学的说明。”[8]人们最容易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是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说清这一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9]（P.439）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本质差别，提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商品生产，要看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产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同邓小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而后他又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对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观点，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许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虽然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但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阶段 邓小平借鉴并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我国最大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P.213）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远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应该而且必须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说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0]（P.20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P.373）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0]（P.373）在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优点， 因而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P.14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 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是一次重大变化和突破，打破了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框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四，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舆论纷纷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不少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0]（P.138）这里，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展，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打破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实践证明，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认识模糊，甚至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商品经济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始终，甚至要求实现全面私有化。这种荒谬的论点对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理顺二者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剥削、两极分化这些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地理论思考。 第三，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如今通过外资形成的制造业、加工型企业遍布中国，这些工厂、企业的引进确实活跃了国民经济，给我国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危机。然而加工制造业毕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技术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大量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劳动者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又该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到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政策执行初期确实解决了农村人与地、产与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户的家庭式耕作毕竟没有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也阻碍了工业化的成就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民收入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四，如何协调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市场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应当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而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或调节得不完善时，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方面，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趋利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完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缺乏力度，市场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能过度。目前的国企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争论就在于政府职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纳入了调控的范围内。现实生活中，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果最优化，同时又能把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真正实现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完美结合，这是现实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思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正视市场的作用和优势。另外，市场的天然逐利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无论何时都要加以引导，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协调、引导和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这一根本立场而展开的，对此要明确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明确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确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没有完成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奠定物质基础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现阶段下，不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实现的二者的有机统一就要把握这个度――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不断的增进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停滞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是发展的理论，马克主义从诞生其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终要把时展的特征、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国情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３０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美术史小论文: 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与文化创建 摘要：衡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尽题材和资源。但是，目前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呈现散乱的状态，还没有形成规模。美术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衡阳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应有的动力；因此，衡阳市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文化建设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之南，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一、衡阳人文历史 衡阳是湖南文化资源最丰富的聚集地区之一，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文化，“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①，衡阳有很多书院，如石鼓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杜陵书院等，其中石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地位极高，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流传至今；同时，衡阳还是宗教圣地，五岳之一的衡山即坐落于此，它是“天台宗和南派禅宗的发源地”②，深刻影响了我国佛教的发展；衡阳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歌谣、舞蹈、工艺美术、地方戏曲等，这些都是衡阳文化中的瑰宝；还有很多美术资源也是衡阳丰厚历史积淀的体现：如木雕、窑瓷艺术、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等；同时，衡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衡阳文气郁郁，才俊辈出：古有辅佐蜀国的大臣蒋琬、改造造纸术的蔡伦、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等；近代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夏明翰、唐天际、等。与此同时，衡阳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城，1944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展现了衡阳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现状 衡阳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良好传统，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将衡阳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丰富多彩，但仍然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行为，表现手法也欠丰富，每个画种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表现，总体上只是反映衡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多样性。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将其灿烂丰富的人文历史展现出来。自建国到当下，在国内反映我市区域人文历史的美术作品零零散散，且为数不多。2011年9月，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主办。同年11月，衡阳召开了创作动员会。目前有一系列反映衡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正在进行中。比如衡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颜志武与赖尚平、李清白等几位画家合作创作的作品《衡阳保卫战》，这幅作品场面宏大，画面中、等一百多人点缀其中，没有一丝杂乱的感觉，那段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凝固了下来。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有何润成的《庆功会上》、肖一丹和肖健创作的《火种———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张宗秋创作的《彭大将军》等。他们的创作填补了我市红色历史资源大型美术创作的空白。但是面对衡阳如此悠久丰富的资源，这些创作只是表现了本土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美术创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加强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来满足和丰富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衡阳的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必要性 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美术创作对于增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衡阳地区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1．美术创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美术创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更好地记录和反映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敦煌壁画、四大石窟、永乐宫壁画、汉代石刻、各代的绘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得以体现、传承，而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衡阳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尤其是一些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其传统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诸多的选择，美术创作则是其中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记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美术创作可以将衡阳区域文化艺术记录下来，传承具有衡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实现其文化意义。 2．美术创作的教育意义。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美术作品不仅仅只是用来装饰、欣赏，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教育后人、陶冶情操。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其本身的绘画价值，同时也拥有教育与熏陶的价值，它让后人看到祖辈的辉煌事迹，可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例如，大足石刻的警醒世人、中国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性等。美术创作利用各种表现方式将人文历史展现给世人，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内蕴。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全面地展现衡阳人民的勤劳、淳朴、智慧，特别是抗战阶段的历史，在表现衡阳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方面是很好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3．美术创作的经济意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需要提高文化为之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行业持续增长，传媒、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是一面旗帜，加强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挥其推动作用，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带动或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应成为政府招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③，同时要以文化理念为导向，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衡阳地区加强文化建设应该以区域文化为依托，构建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队伍、挖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相关产业。衡阳拥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书院文化、船山文化、南岳文化、革命文化等都是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资源；衡阳的瑶民在居住、服饰、饮食、婚姻、喜庆、禁忌、宗教信仰等方面风情各异；衡阳剪纸、版画、皮影戏、渔鼓等都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在省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用美术创作的方式展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向往衡阳，以此带动衡阳的区域经济发展。美术作品是一种最直观的展示手段，可以通过美术创作加强衡阳本土文化的传播，再辅以现代传媒和各种手段，使衡阳的特色文化更好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有利于提高衡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下，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衡阳文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把衡阳优秀的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能力，并运用产业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④，如是所说，加强衡阳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可以进一步促进衡阳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打造、提升衡阳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为衡阳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对策 面对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的立体规划开发。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鼓励艺术家进行创作，美术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发的进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人文历史资源的搜集，整理规模较大，必须系统有序，因此，建议由衡阳文化部门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统筹规划，组织有关专家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确定重点，同时将有志为衡阳美术出力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创作，将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的心血与荣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手段，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时代与使命。2011年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的大型专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吸引了众多省内外优秀艺术家创作完成了一批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也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为例，无论是在教育功能还是艺术审美功能较之以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值得延续和发扬的。目前，衡阳美术界对本土人文历史题材已有所重视，诸多本土知名画家对此进行了创作，从绘画到雕塑、从中国画到西画、从城市主题壁画到城市主题雕塑……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都零零碎碎，收效甚微，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多样性，都成不了系统化与规模化，更形成不了产业化。因此，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将衡阳本土的人文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比如：首先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根据具体的资源特点包括环境地理位置进行不同创作表现，或打造成城市壁画、或打造成主题雕塑、或打造成工艺品产业、或打造成绘画展览等等；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建设和开发。 3．加强与外界的美术活动交流。美术创作不能封闭在自我狭小的空间当中，应加强与外界的学习交流。衡阳的美术创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不断为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这就需要向外界学习，在与外界美术界交流中，吸收外界优秀的艺术创作资讯和艺术手法。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向外界展示衡阳、宣传衡阳的人文历史。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与外界交流，使外界了解衡阳，让衡阳走向全国或世界。 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当下，现代传播渠道众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美术创作与现代文化传媒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展览、各种活动等等，根据不同媒介和平台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全方位地传播信息，让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深入民间，引导人们对衡阳人文历史资源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本土人文历史资源是本土特有的宝贵资产，优秀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食粮，因此，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是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衡阳本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将这一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以便为加强衡阳本区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促进衡阳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尹小平 蒋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20世纪前期美术史的思考 摘要：该文从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出发，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艺术，着重阐述了20世纪几位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并对比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追求，从而得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 关键词：中国近代；20世纪前期；美术史；当代艺术；时代产物 谈及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那个时期的艺术受到政治、外来文化、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励精图治、效法西方、西为中用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也成为救亡运动的载体和武器。 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中，美术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热血志士留学海外，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通过绘画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李叔同、高剑父、何香凝等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把西方的裸体艺术传播到了中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裸体艺术在当时算是中国开启文明的一个时代标志。而今天的学院教育仍然坚持百年前的人体艺术教学模式，很多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画人体、怎样画人体，现在所画的人体和以往古典的人体、后印象派的人体、立体派的人体、超现实主义的人体有何不同，这是当今的学院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在美术教学中，如何实现个人的绘画语言与当下的时代性有机融合也是值得思考的。20世纪初，上海开埠以来，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文明及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与传统中国画不同的海派，其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蒲华为代表。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海派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相同的时代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的书籍、画册涌到中国，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学习、借鉴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艺术样式和图式风格，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在当时，“当代艺术”这个词就像洪水猛兽，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近30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社会、个人生存体验及人文关怀的思考。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就是批判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价值凹地。张晓刚的油画作品《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近百万美元成交成为拐点，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至2008年迎来了市场的井喷，大量的资本涌入这块凹地，泥沙俱下，甚至不少人改行来做艺术。艺术品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天价的作品频频出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普通老百姓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明白了艺术可以多元形态出现，不是像以往只有一种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民智的开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早的实用美术或者叫商业美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张光宇、丁聪、丰子恺、叶浅予等杰出人士。他们通过报刊漫画等形式，发表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时看到叶浅予的几幅水彩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画的是那个时代农民丰收的景象，技法娴熟，画得极好。形式风格很有夏加尔的感觉，即便放在当下也一点不过时，笔者不由地心生敬佩。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品都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阅，沉淀下来，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叶浅予等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大都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的漫画得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往往关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他们的进步思想也得到了空前传播。这和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下、表现当下，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谋而合。回顾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可以发现，时代造英雄。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的，经济、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艺术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当下的事物？生活在当下，不管你身处何地、愿不愿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浪潮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美术馆、798艺术区、艺术北京博览会等处，都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如“从提香到戈雅”“里希特个展”等，人们能近距离地欣赏大师的作品，揣测那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情绪和社会背景。 随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先锋艺术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指向变得更加重要。艺术家须置身于当今的文化环境中，思考社会形态的变化，艺术已经变成个人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的载体。观念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风格的一种形式。可读性和可识别性变成了绘画的主体，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是一个画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主要标志。艺术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品位的高低之别。什么是高品位的作品？笔者认为，技术与思想完美融合，同时符合时代特征，表达个人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高品位的作品。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如先辈那样崇高的历史责任，把绘画变成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关注当下的社会并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艺术作品. 作者：吴双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性 摘要：美术史论体系框架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和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价值；应用性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艺术学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美术学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持续受到理论界学者们的关注，美术学科史论体系的研究范围也愈加明晰：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史、论、评”三个领域，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以美术史论为基础理论所构建的现行美术学科教材体系，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更是承载着传播经典美术范式、承继国学传统、传递人类审美情感的重要意义。 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人类美术实践在时空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的认识与研究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之相伴产生的美术史论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美术学科领域内快速地扩张。作为高等院校美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必影响着高校美术人才的理论水平与创作能力。第一，作为承担高校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承担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批评、探索美术创作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理论支撑。可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知识承担了美术学科体系大厦构建的基础工程，没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支撑下的美术教育，必然沦为技能传承的职业教育，这将违背本科教育中关于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第二，通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可以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精粹，及时掌握当下美术作品、美术理论范式的经验与技巧，在最新的美术批评理论引导下创作出符合现实审美要求的美术作品。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无疑充当了文化艺术积累与传承的最坚实的后盾。第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美术创作者指导美术实践的理论向导。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美术门类正在不断涌现。在日新月异的美术实践作用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善于辨别美术门类、适时总结实践规律的美术人才是每一位美术专业人才培育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此时美术史论知识的总结作用与引导价值分外凸显。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指引美术人才培育者与美术专业实践者最重要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撑、和最准确的航标。 三、当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应用性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支撑，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是推动美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美术史论类教材，是系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当下美术史论教材在美术史论知识的教育方面，在美术技法训练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具有其他相关知识内容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与应用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它是美术生人文素质提高必要的理论来源。艺术教育（包括美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可靠手段。美术史论以自身丰富的理论涵养帮助人们弥补文化素养的缺陷，尤其是高校美术人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其二，它是学科体系建构不断完善的必然选择。美术学科的门类的持续衍生，必然促使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美术史论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必将促使高等院校美术史论教材体系走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境地。其三，它是当下高等院校美术教育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当今美术教育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又不得不归咎于现有美术史论知识的陈旧与教材体系的僵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明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实际操作方面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应让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中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实时地指导美术创作实践。其次，我们应建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相关制度，强化高校美术教育培育者对美术史论教材建设的意识，注重美术史论研究人才梯队的培养与构建。再次，我们应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范式，建立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美术史学观和美术理学观。最后，应不断扩充适应新兴美术门类的美术教材内容。通过必修、选修、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在美术领域的各专业学生中开展史论教育，破除美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壁垒，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美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美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它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美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即从微观上帮助当代美术教育走出困境，从宏观的层面上让美术人才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从而以以清晰、丰满的创作状态投入到美术创作实践中去。 作者：张焱 美术史小论文:西方美术史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纵观西方美术史可以发现，其美术作品的主题大多以人文主题为主，这种主题表现形式的应用是通过人文精神的渗透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对不同表现形式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渗透的研究看成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美术史的概述入手，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人文精神；渗透 西方美术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艺术家创作理念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西方美术作品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特点。然而，人文主题却是大多西方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遵循的一种主题。从整体角度来讲，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 一、西方美术史 （一）西方美术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术史中，人们发现的创作时期最早的美术作品是于旧石器晚期被创作出来的。在西方原始美术中，获得大众一直认可的美术作品被发现于西班牙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洞窟中。西方美术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当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1。 （二）西方美术史的阶段划分 西方美术史大致包含史前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今。在史前时期中，西方创作者在旧石器时期所选择的刻画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创作者通过不同形象、体态动物的描述满足自身的创作需求。在该阶段中的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创作者的雕刻对象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就该阶段以女性为原型的美术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这种以性表现独特人文主义内涵方式的应用，主要与时人的生殖崇拜仪式有关。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创作者美术作品中反应的主题主要与战争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就古希腊美术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为原型的美术作品数量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创作与现实人性之间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自17世纪开始，西方美术作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该阶段出现的。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为众多艺术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致力于将人文精神渗透在自身的美术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西方美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人性表现形式 人物是西方艺术家完成美术作品创作的首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所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等将所要体现的人性表达出来。这种以展现人文精神为目的的人性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和价值。 （二）性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是指，艺术家通过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画，实现人文精神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融入。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在为欣赏者带来一定视觉冲击的同时，不禁引发其对艺术家所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生活习惯等内容的反思3。 （三）个性表现形式 相对于其他表现形式而言，个性表现形式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得自己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家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于西方整个美术作品创作群体而言，能够实现利用个性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在美术作品中的创作者极少。但当美术作品创作者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之后，他们的作品内涵和价值也会发生显著提升4。 三、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史中的渗透，这里将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分析依据进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纵观西方美术史，性属于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渗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知较为出名的应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腊早期美术作品、奥地利原始雕塑。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中经常描述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当今人们对维纳斯形成的圣洁、端庄印象之前，维纳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倾向于以为毫无贞操观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亚特》中记载，维纳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会利用一条能够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带施展魔法。当维纳斯把目光转向宙斯时，这位地位无限崇高的万神之王也败在了维纳斯的石榴裙下。而荷兰著作《奥德赛》中则记载，维纳斯在维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间，同时与阿多尼斯、赫尔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尼多斯的维纳斯》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维纳斯肌肤、体态以及身体各个部分比例的合理处理展现出维纳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为以性表现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维纳斯并没有穿衣服。这种表现方式的应用将维纳斯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5。奥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术作品无疑是被学者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在这个全裸的女性雕塑中，创作者将整个女性形象的高度设置为11厘米。通常情况下，这种比例设置会让观赏者产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视觉误差，但创作者通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弥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个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头发盖住，但观赏者仍然能够从这种若有似无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象征含义。除了手臂、膝盖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处理之外，创作者用突出生殖与性的方式完成对该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这个范围的处理。这种弱化与突出融合的创作方式为观赏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由于该美术作品的出现时间较早，其创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与生殖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意义。创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这幅雕像作品的创作，而西方美术人文主义的体现也是通过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目的实现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人性表现形式无疑是西方美术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用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人文精神向美术作品渗透的行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术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术作品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以该期间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例。就拉斐尔而言，这这位画家在当时的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从这幅作品中，拉斐尔用精湛的笔法刻画出一应人物形象。从抱着圣子的圣母来看，拉斐尔通过动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赏者几乎能够想象出圣母与圣子从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过程。而在帷幕周围的男性正对圣母与圣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拉斐尔还通过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状态的刻画，将一个信徒对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来表现出的恭顺和尊敬逼真地展现出来。拉斐尔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作品本身蕴含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7。达•芬奇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则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关于这幅作品有一种著名的解读：一千个人可以从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状态。与大部分画家的人物画作创作相同，达•芬奇的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这位能够为人带来平静和喜悦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也可以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眉毛的处理中看出——当时以没有眉毛为美的化妆风格正受佛罗伦萨妇女的一致追捧。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站姿的处理中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正面站立的方式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微微侧站的方式使得蒙娜丽莎这个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动。这幅作品与当时西方大部分美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达•芬奇对透视点的应用上。在大多数创作者都将人物的胸部作为整幅作品透视点的背景中，达•芬奇大胆地将人物身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作为欣赏者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点。从细节的角度来讲，达•芬奇对蒙娜丽莎手臂的细腻处理也是大多数欣赏者喜爱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观念流行的当下，这幅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的手部也能获得时下流行的手部审美的认可。欣赏者从蒙娜丽莎这一双可爱丰满的双手，大致可以得出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断。从作品价值的角度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8。米开朗琪罗以人性为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末日的审判》。从这幅作品的组成人物数量就可以判断出画家对该作品倾注的心血。的确，绘制这幅作品用了米开朗琪罗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信仰人数众多的一个教派，米开朗琪罗将基督教作为整篇画作的背景，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米开朗琪罗分别刻画除了天堂、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以及地狱这三种不同的景象。在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部分中，大多数人类都是赤裸或者身上仅仅残余一小块布料。米开朗琪罗用这种绘画方式暗示这些人类的身份：他们身上背负着背叛上帝的罪恶。虽然米开朗琪罗将这些人类的肢体动作、神情神态等刻画得十分可怜，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反讽人类本身以及时人的处世态度：明明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却在即将被送入地狱时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夸张。在《末日的审判》中，悲剧色彩不仅仅是通过米开朗琪罗对地狱情景的精致刻画体现出来，这幅作品为欣赏者产生最大冲击的位置在于，米开朗琪罗以一张皮囊的形象将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开朗琪罗通过四百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处于信仰上帝和不断背离上帝过程中，到这个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会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米开朗琪罗对人性的剖析虽然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通过画面布局、内容设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审判画面能够对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冲击9。 （三）个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在个性方面，西方美术史中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荷兰画家梵高。就毕加索而言，从美术作品风格的角度来讲，毕加索通过自然主义、抽象主义、古典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应用，使得自身个性在不同美术作品中得到良好体现。从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最初抨击当时西方美术作品创作主流的作品为《亚威农的少女》。在大多数画家都将定点透视作为主要绘画原则的1907年，毕加索用这幅以动点透视为原则的立体化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毕加索对不同图形及其组合的应用创建出一个全新的画派——立体派。当立体派成功便成西方美术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之后，毕加索并没有停止自身追求个性美术作品创作的脚步。到了1918年，毕加索开始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功创作出一种被后人称为新古典派的美术作品。以毕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赛跑》为例，在这幅美术作品中，毕加索通过两个四肢伸张，处于奔跑状态的女性人物体现出赛跑这一主题。其中，毕加索除了通过阴影、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之外，还通过女性乳房的暴露以及两人手部的交握体现出“赛”这个主题。从毕加索漫长的创作历程来看，转换美术作品风格已经成为他彰显作品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这个特点也是毕加索与西方其他画家之间的最大区别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探索绘画以及探索画作的个性发展中渡过的。在创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梵高在创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妇女们》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梵高通过装着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妇女表情和动作的刻画，将劳动人们的艰辛充分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较为拙劣的绘画手法不被时人接受，梵高甚至还拒绝了皮特森牧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梵高就开始在追求绘画作品个性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创作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磨难。这些实际经历使得他对美术作品创作以及创作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开始通过创作自画像的方式达成追求个性的目的。在梵高的众多自画像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出名的是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梵高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处于被癫痫以及经济困扰的窘迫期，虽然无法从这幅作品中判断出梵高当时的真正想法，但从梵高对自己独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绘画中，依然可以发现梵高对个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绘画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馆》也彰显了他对个性的追求。这幅作品取自真实的法国兰卡散尔咖啡馆。这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是梵高命名这幅作品的主要依据。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画了六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边，唯有一名身着白衣的男性处于视线中间位置。作为与作品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其对借助该咖啡馆的追忆。这种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绘画风格的人一眼就能从众多绘画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史，虽然不同时期创作者创作出的美术作品存在一些差异，但人文主题是大多数创作者会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渗透主要包含性、人性与个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性而言，当时的创作者主要是通过突出人物形象生殖器官或者裸露身体的方式实现的。相对于这种方式而言，人性与个性的应用和实现难度较高，创作者需要利用适宜的透视角度、刻画方式等实现渗透人文精神的目的。 作者：赵红娇 单位：苏州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与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概况介绍及现状分析，指出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该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对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授课内容的架构特点，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尤其是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改革措施 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概况及面临的困境 1.“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基本情况 在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有5个专业类，33种专业。其中设计学类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8个专业。根据新的专业目录要求，各个高校的原艺术设计专业都在修订新的培养方案，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依然是这些设计学类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所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对于设计类的各个专业而言，能够为学生铺垫重要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课程性质上，“中国工艺美术史”属于学科基础课，笔者所在学院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开课，共36学时，2学分。在教学目标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工艺美术自原始社会起，在陶器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建筑工艺、金属工艺、染织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掌握工艺美术的基本属性、形式特征、发展规律和艺术风格，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古代工艺美术进行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古代工艺美术作品从造型、纹样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2.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专业的美术院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开设的类别相对较少，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是相对来说开设频率较高的几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编制对课程的价值与地位认识不足、师资队伍的不足、学生对艺术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几个方面。在编制培养方案的时候，有的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类专业去掉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新颖、更前沿的课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这门课程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不足。在设计类专业的课程结构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往往被分配在基础课范畴，即打基础的课程，是与专业课相对而言的，就像是理工学科的高等数学一样。这一类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对于设计类专业而言，又不是一门简单的一般性基础课，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中着重于专业理论讲解的基础课程。师资的匮乏是造成“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各个高校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大都由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并不是由专门的史论专业老师担任，这就造成了在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存在不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法进行小班上课，只能几个班级合成大班上课，人数在100人左右，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多客观问题需要慢慢地去完善，在现有条件下，任课老师可以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教材建设、授课重点、考核办法等。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由许衍灼编译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工艺史专著。在内容上，它涉及范围非常广，甚至还包括自来水、电气、煤气等领域。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徐蔚南编写的《中国美术工艺》，书中介绍了玉器、刺绣、陶瓷等工艺门类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曾组织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相关教师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陈之佛、罗尗子和王家树先生分别以油印本印刷作为教材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著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上海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田自秉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龙宗鑫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由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由王家树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系统研究、工艺美术史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经典范本。随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建设也越来越繁荣。目前不乏权威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教材，如尚刚、朱和平、刘世军、陈鸿俊、姜松荣、华梅、要彬等诸位学者都分别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尤其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刚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作为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版本中，除了延续传统的通史研究方法外，也在门类史、断代史等方面加以尝试，如200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开始尝试从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等工艺门类展开论述。这些教材从再版的次数、数量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大家的认可程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不同，尤其在对待基础理论课程的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在学分设置、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授课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试想，在有限的36个课时中，完成一本大部头“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识的讲授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教学实际，笔者在自编教材中尝试了以门类史为主，通史为辅的架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主要包括陶瓷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家具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器工艺、织绣工艺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八章，前面七章按照原始社会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时间脉络设置每一节的内容，第八章则涵盖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苗族服饰、苗族锉花、土家织锦、侗锦等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并且将笔者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呈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最本真的艺术描述。 三、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笔者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内容体系该如何重新架构？新的教学模式该如何建设和应用？这些问题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内容侧重点的调整。“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境界，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的理论，始于庄子，《易传•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上”的；“器”则是具体的、有形的、“形而下”的。“器以载道•道以器载”，“器”，也就是工艺美术作品，它始终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内容，“器”以有形的语言传达着无形之“道”，同时，深厚的无形之“道”也要依附于有形之“器”来展现。而这里所说的“器”与“道”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具体来讲也就是关于造型、设计创意、设计思想和理念等相关的知识，这些对于设计类专业显得尤为重要。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运用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代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设计的功能、原理、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解读和诠释，这些成果都为我们今天的设计史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实际教学中，内容上可以侧重各个工艺门类主要作品的工艺分析和设计理念讲解，突出“器以载道•道以器载”的基本原则。比如商周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传达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治国礼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演变而来的，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例如，代表性器物“鼎”，它同样是由生活用品演变而来，成为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再比如明代家具，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造型中用线的特点，欣赏明代家具，犹如品一杯好茶，可以让我们回味悠长。造型的简洁、选材的考究、做工的精细，无不体现了匠人的独特构思在“器”物上的延续。经典之作圈椅更是把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靠背与扶手、“S”形的背板，体现出独特的文人气息。从现代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而且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享受。而将艺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长信宫灯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不愧是古代青铜灯具的珍品。课程中对这一作品的讲解要注重其造型特点和设计原理的分析。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总体上属于人物形灯的类别，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造型设计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的神秘厚重，造型设计轻巧华丽，优雅迷人。在功能性的体现方面，要着重强调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以及对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考虑。长信宫灯通体鎏金，集中体现了浪漫与华丽的艺术境界，它的铸造方法采取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先将头部和身躯、右臂、灯罩、灯盘分别做好，再与灯座等六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设计和结构便于拆卸和清洗，制作工艺水平之高，是汉代灯具中首屈一指的作品。灯盘设计为能自由开合的弧形屏板，以调节光线方向。宫女左手持灯盘，灯盘中心有一个烛钎，在灯盘上设计有一个短的把手，通过把手地来回转动来调节灯盘上两片弧形屏板的开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方向，类似于今天台灯的功用。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举，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形成铜灯的灯罩，燃烧的烟尘，通过宫女右侧手臂的袖管进入体腔内，烟尘通过灯体底部水盘的过滤之后排出，会减少烟尘中细小颗粒和异味，减轻了对室内环境和陈设品的污染。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烟道，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实在是可以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说明中国早在西汉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整体结构上，还应该考虑加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学生，这些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使学生切身了解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悟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魅力。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指出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其中就有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进行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的写作，无疑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有益补充。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相信中国工艺美术的研究视野将会愈发的开阔。 作者：周亚辉 贺炜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高校美术史课堂教学提升策略 一、内在觉醒：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八大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八大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八大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美术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提升与教师的业务素养和知识储备密切相关。无论教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画家生平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儒道禅三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阐释，抑或是中西美术发展面貌及形态的比较……都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知识量直接相关。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灵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课堂教学效果得到真正的提升。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开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注重采用图像解读方式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的共建，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相联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等策略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性提升。 作者：刘恩芹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在国内文化历史中的背景 作者：林早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之初才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从其界定生成上可说是典型的“跨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美术”一词对应着西文中的“fineart”，但在外延上“美术”小于“fineart”小于“art”，汉语中的“美术”专指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对译上的非一对一状态，暗示着中国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发生了误读。“文化‘影响’的真正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影响者’一方，‘影响者’并不能主导整个‘影响’的全过程，因为接受者一方也具有‘主体性’……‘接受者’如何转述、翻译、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他者’，就更深地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存在对异文化‘他者’绝对客观、毫厘不爽的叙述、翻译和解释。”［1］根据“影响研究”方法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国在跨语境实践中所发生的“误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对这种跨语境实践的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状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艺术主体性。 一、“美术”生成的西学东渐背景 十九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处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的状态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自动自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命运，几千年以来超稳定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反思和质疑。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然而从文化输入的方向上看，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纯粹两极的西方———(东方)中国直接文化对接。事实上，在中国的西方文化输入中，我们的邻国日本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深受日本刺激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邻国“明治维新”的卓越成效，遂把“取经”的重心从英美等国转换到了距离自己更近一些的邻国日本，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竟达8000之众。［2］(P36－39)如此一来，发生在中国“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一个“大东方”概念。从中国本位出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中，除了西方———中国的两极状态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个西方———日本———中国的“二度转手”状态。如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半以上的术语来自日文对西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二度转手”的物证。据相关考证，梁启超是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3］(P206－215)。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当时并不懂日文的他借助假名和汉字的组合接触了日文书籍，并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于1898年—1899年之际，借《清议报》向国人输入了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相对于西方原典来说，梁启超当时所从事的翻译是标准的“二度转手”。用今天“翻译”专业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引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词汇，在翻译上是不免有失轻率。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日后的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围绕“美学”学科合法性的争论。由上述背景，我们要追溯“美术”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就不可不考察“美术”概念在日本的生成。 二、“美术”在日本的生成 “美术”在东方语言中的首次亮相是与艺术展览密切相关的。“在日本，‘美术’一词的起源，一般说是明治六年(1873年)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时，将参展规则中的德语词汇Sch?neKunst(英文FineArt)，译成日文而产生的。但是，当时所谓的‘美术’一词，却是意指包含音乐和诗在内的所有艺术。”［4］(P45)1871年，日本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并收到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2年，将参加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之举的明治政府下发了动员、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分类分项说明日文译文，在日文译文中“美术”一词首次出现:“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又，第二种:各种美术品比如青铜器与烧画陶器各类形象等。第25区今世美术品。”［5］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美术”译文生成于“展示”(需要/空间/机遇)并不是一种翻译上的机缘巧合。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术”，乃是与公共领域的艺术制度紧密相联的。其中对艺术品的公开展示可谓是现代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对东方的“美术”输出，输出的不仅是以“油画”为代表的“画种”、以“美学”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念之下还潜伏着一套西方现代的文化体制模式。这样说起来颇有些当下“视觉研究”所关注的“视觉政体”意味，但彼时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博览会的重视和效仿所反映出来的利用视觉传达进行社会启蒙的文化措施却足以证明我们对“美术”与公共性“展示”的强调并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过度阐释”。日本“美术”一词在产生之初，其含义是与西方的fineart十分吻合的。然而，日本在将“美术”融入本土的现代性文化建构过程中，却使“美术”与fineart的原意发生了一些偏离。“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6］刘剑虹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在设立“美术”科目中表露出来的功利的文化建构心理，这种“功利”色彩是有悖于西文中fineart的原意的。然而结合当时日本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来看，日本人对于“fineart”的偏离并不是出自一种文化翻译上的轻率，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不存在被动的接受者。结合日本人将“美术”科目设立在工科之下的学科建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美术”是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但是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在民族自立、自强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文化功利心态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正是当时中国迫不急待地接受了包括“美术”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式西方外来词汇的深层原因。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游学》，这种文化功利心态表露无遗:“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三、“美术”在中国的生成 根据邵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是向中国引进“美术”日文译语的第一人———“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书后所附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art’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8］1904年，王国维在其连载文章《＜红楼梦＞评论》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一词。王国维主要在三个层面来使用“美术”，一是接近于西方的“fineart”———“而美术中以诗歌、小说、戏曲为顶点”;二是艺术、艺术表现———“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以及解脱之道”;三是美学———“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5］而在王国维发表的以“美术”为题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文中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9］(P105)，可见，“美术”在学者身份的王国维那里尚处于一种含混使用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含混中更偏向于“美术”的“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是从日文译词中接受了“美术”，但是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却更多地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这里就又给我们呈现出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美术”一词在日文中一开始便被用于艺术(品)的器物层面，而在中文中一开始则被用于艺术(品)的精神层面。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撰文《图画修得法》，其中有:“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并称法国为“世界大美术国”。［10］(P116)画家身份的李叔同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要相对接近一些。但在文章中，对于什么是“美术”，李叔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王国维与李叔同在使用“美术”一词上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学者与艺术家在“美术”认知、体验上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作为艺术而非美学的“美术”认知是由刘师培来促成的。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从中国本土的艺术出发，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美术”及其范畴。“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皆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以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即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又有，“汉印、汉碑，所图之物，不外指事象形……汉代美术，至此可窥。”另，在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中，提出“美术”是“乃以饰观为主者也”的原则，这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造型艺术”了。［5］在此，刘师培通过金石、水墨、书法、印章中国传统艺术来讨论“美术”的文化自觉与同期日本将传统的水墨画排除在“美术”之外的作法又形成了接受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间”实践中的一个比照。作为舶来品的“美术”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中，鲁迅对“美术”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12年，鲁迅为刚成立的“美术调查处”拟定的工作中清楚表明了“美术”是指雕刻、绘画的现代立场。1913年2月，鲁迅以周树人本名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美术”既泛指“艺术，”又专指“造型艺术”，在用法上与fineart的原意非常接近。《意见书》共分四段，分别阐释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在讨论美术的普及中，鲁迅在“美术”的“造型艺术”意义上提出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对二者作出了区分———“所列物品，为旧时中国固有之美术品”(美术馆)与“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美术展览会)。 四、“美术”的生成与文化操作 在将“美术”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放到一起来阐释的意义上看，“美术”在中国历经王国维、李叔同、刘师培等先贤的阐释，其内涵逐渐从一种美术之“道”落实到了实物的层面。从“美术”的“西学东渐”历程上看，“美术”在东方语境中的首次亮相是伴随着博览会上的艺术品展示而来的。而当“美术”在中国开始“播布”(普及)，美术又一次显示了与“展示”的联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美术”从哲学意味、艺术学意味转而进入实物层面并得到最终的确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思维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美术”的“西学东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体制模式输出。在这种文化体制模式中，“美术”与对美术(品)的公共“展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设想一下，只有西方“油画”，而无对西方“油画”所作的公开“展示”，作为一个外来画种的“油画”如何能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取得“先进性”和“合法性”。并且从文化体制模式的输出上看，只有将“美术”作实物层面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体制模式才能真正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美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能来进行理解。1911年，第一套《美术丛书》编著。1912年，国民政府设立“美术调查处”。同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会;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17年，第一部美术著作撰写。1918年，第一本美术杂志发行……虽然同期，音乐、文学并没有完全从“美术”中脱离，狭义的“美术”与“图画”并存，“画会”与“美术协会”并存，但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包括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展示空间、艺术批评、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和公众的艺术世界体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现。如果说在对于“美术”的最初选择上，日本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初衷，那么在后续的现代性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性格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不同选择，中国的“美术”发展与日本又渐渐形成了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美术馆馆藏品中没有一件西方艺术作品。这与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用以立馆的日本美术馆实践形成鲜明的反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清洗，“美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最终界定。1919年，紧随“文学革命”之后，吕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窃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art)，此通行之区别也……尤亟宜革命……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枯荣也。”同刊同期，陈独秀撰文《美术革命———答吕澄》:“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说起美术革命来……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12］在吕澄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美术革命”的紧迫性;二是将“美术”与“文学”并举。并且这两点又共同指向了“美术”的“写实性”，而“美术”的“写实性”是对应当时文化传播中的“可操作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彼时文学和美术对“写实性”热烈追求并不出于一种理想状态的纯粹审美判断。同时，撇开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谈，当“美术”界定经一本刊物的发表在民众中形成了普遍认知这样一个事实成立的时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美术)机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何以“美术”在中国会缩小了外延并最终界定于造型艺术、甚至绘画———这背后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主体在文化体制操作中的理念。这个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荣《绪言•革命军》)“美术”在东方民族国家最终被界定为“造型艺术”的专指，乃是出自一种功利的文化建构考虑。此前，我们已经知道“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初，虽然在概念上与美学、艺术表现等混生，但外延上与fineart是基本吻合的。使得专指“造型艺术”的“美术”从泛“美术”中独立出来的，是附带在“造型艺术”身上的最能适应文化建构需要的“展示”、“传播”功能。其中，造型艺术的公共“展示”特别暗示出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领域”。因此“展示”是“传播”的基础。中国的艺术批评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木刻家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前卫”在这里作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解，然而联系左翼木刻家联盟的倡导者鲁迅的提倡新木刻运动的初衷———“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难见出艺术现代性追求背后为革命所“用”的功利目的。再进一步联系“美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基本分类———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其中版画、连环画、宣传画这三个画种由于媒介上的“工具”意味，都暗示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化普及意识。这种美术分类思路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展览组织原则之一。明了“美术界定”历史生成的“跨历史文化语境”实践，明了民族国家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困顿和选择，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艺术现代性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推动国家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在20世纪后期饱受当代艺术家诟病的向国家意识形态投诚的根源所在。 美术史小论文:地方美术史研究状况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经典意义上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人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人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人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赛《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桃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12环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e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版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裹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人。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肪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铺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41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撰文强调了这种关联: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一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人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人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蔽与全貌。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人。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872一1911 申报 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篇、李松主编的 ((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6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揉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 ((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篇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 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人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昊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人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其((古代艺术史》(月殆勿尽oIAn~tA材，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人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一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干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人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人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 home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赛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察之偶异，南人北察，北人南察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川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人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饭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人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人，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美术史小论文:民俗美术历史命运 一、泥人张彩塑艺术综述 1、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 “泥人张”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简称，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是中华民族雕塑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徐悲鸿先生称赞泥人张彩塑为“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不足多也”，又称“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徐悲鸿《对泥人感言》，收入《大陆杂志》第一卷1期，1932年7月1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道光和光绪时期，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性彩塑泥人雅俗共赏，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张明山被时人称作“泥人张”，他所创作的泥塑艺术被称为“泥人张彩塑艺术”亦简称为“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被张明山的子孙继承，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六代，各代艺术家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尽管每一代的泥人张艺术家们的艺术制作水平各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各代泥人张的艺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一些共通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因素，因而是可以从一个“流派”的视角上来对“泥人张”艺术加以考察。 2、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定义及特征 泥人张彩塑艺术是民间美术中较高级层次的美术类型，它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产生的，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市民的精神、审美的需求，甚至是部分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精神需求，它是一种高雅化了的民间艺术。“狭义的泥人张彩塑”就是指张明山和张玉亭二人创作的，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高度写实风格的，强调比例准确，敷彩雅丽，以反映清末民国初社会生活的泥质雕塑作品。由此可以引申出“广义的泥人张彩塑”概念：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风格写实，形象准确，敷彩雅致，有张明山明确师承关系的传人的作品的泥塑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郎绍君先生认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敷彩、泥塑、小尺寸、形象的真实性。（《天津文化史料》第四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3年，第37页。） 二、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面临问题及原因 1、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泥人张彩塑作品良莠不齐，名称使用混乱。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品是有其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样式的。不是泥塑制品、泥塑工艺品就是“泥人张”，现在很多泥娃娃、泥制脸谱都不是泥人张彩塑，即使是某些大型泥塑制品，自称是“泥人张”彩塑作品也多是一些伪劣之作。第二、传统泥人张彩塑艺术制作水平正在下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高度写实的小型彩塑，其技法是复杂的，其制作技术是高难度的，但目前具有传统泥人张彩塑制作水平的艺术工作者非常少。第三、缺少继承者，后继乏力。泥人张彩塑艺术同其它很多民间、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继承者，尤其是缺少优秀的、有天赋的继承者。社会在转型，传统民族艺术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没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喜欢和想去学习民族艺术了。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了解民间艺术理论，正确对待民族艺术。“泥人张”艺术是由张明山创建的，后以家族方式传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应该重新审视民族艺术，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泥人张艺术的发展现状，明辨是非，分清真伪，正确对待民族艺术。 2、泥人张彩塑艺术现状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文化转型。泥人张彩塑艺术同中国其他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生存问题，其最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民族艺术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正在消失。以泥人张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正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文明、文化正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第二、随着经济型社会的来临，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影响泥人张彩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在促进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所谓大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衰微的原因。某些艺术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很好的生存，某些民族艺术却因市场经济而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对待有能力自我生存的民族艺术，国家、政府应该让它们自由的生长。第 三、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研究不够。 国家、政府应该给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民族艺术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条件研究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分析其价值与意义，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确实是民族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应该让其传承、发展和延续 三、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命运 1、泥人张彩塑艺术正处于一个衰落的势态。泥人张彩塑艺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后期，正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本质还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们对民间美术的需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况，泥人张彩塑艺术确实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趋势。 2、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优秀的民族艺术，是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优秀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非常值得去保护和发展。 3、泥人张彩塑艺术正趋向高雅化、纯艺术化，重新成为商品型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代表，当泥人张彩塑艺术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之后，创作者的精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加强，泥人张彩塑一开始就是处于雅化了的俗艺术的状态。泥人张彩塑正趋向纯艺术化，所谓“纯艺术”，简单讲就是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都是被当作雕塑艺术品来收藏、欣赏或作为礼品来传递的。 4、泥人张彩塑艺术趋向旅游商品化。泥人张彩塑在其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是作为精神性商品而存在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精神性商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商业社会，泥人张彩塑艺术品作为天津地区的特色艺术品而再度成为商品，其生产和销售成为天津文化产业中很重要的旅游纪念商品经营实体。为了满足数量巨大但购买能力小的旅游者们，泥人张彩塑“变形”出来了大量的泥娃娃艺术品，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了巨大冲击，假的泥人张彩塑——泥娃娃、泥脸谱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而成为“泥人张彩塑”的代名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旅游纪念商品化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护、延续了泥人张彩塑艺术；但另一方面，泥人张旅游纪念商品化促使泥人张彩塑产生了低端变形，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里所讲的“异化”现象，艺术品不再以客观审美作为唯一标准了，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经济的影响而转变成为纯粹经济的产物，很多所谓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粗制滥造，甚至是以假充真。泥人张彩塑艺术因旅游纪念品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艺术格调与品位。只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呈现了没有传承人尤其是优秀传承人的困窘局面。正是泥人张旅游商品化导致了如今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混乱现状。如果现在不去及时纠正而且还是一味去袒护这种错误，天津将失去“泥人张”这个民族、民间艺术瑰宝。 四、正常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建议设想 1、认真执行国家所制定的艺术政策、法规。国家、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了很多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是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项民族文化之上的，这就需要依靠天津市政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法规、措施。 2、真正关心、重视、研究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对泥人张艺术的研究成果已不能满足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也影响了现在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正确认识。只有依据正确、客观、详尽的理论分析，政府才能更好解决泥人张彩塑所面临到的问题，更好的发展、保护泥人张彩塑艺术。 3、正确、合理的控制利用泥人张文化经济资源。鉴于泥人张旅游纪念艺术品存在着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应该由专门组织来控制“泥人张”这个重要的无形资源和由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把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资金进行正确、合理的使用，使资金能去资助那些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真正传承人，去资助泥人张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展示和维护。 4、成立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由此机构总结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确定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标准和泥人张彩塑艺术传承人的标准，梳理明确的泥人张师承关系，确定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去伪存真、去劣存优。 5、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认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征和意义。以泥人张彩塑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知识必须由整个中华民众自发、自觉、自愿的去喜欢，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广大民众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土壤、根基，民族艺术的普及性教育是弘扬、保护民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6、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为主，发展为辅。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色就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保护为主，而不是求新求变。当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变，泥人张彩塑艺术也应该有所发展，但此发展不应该脱离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标准。 五、当代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 1、民间美术正失去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濒临灭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民间美术中所依存的大环境、建筑、生活方式、人生观、社会观、精神消费方式（娱乐）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被引进了中国，它们逐渐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和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自强发展。 2、传统民间美术亟待普及、传播。人民大众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传承者，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民间的美术几乎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民间美术的土壤是民间，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使民间美术能够长久传播的基础。 3、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过大。首先，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现在民间美术的艺术作品已经都只是为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外国人来生产制作的，这种购买群体的变化必然使民间艺术生产者的审美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艺术风貌，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稚拙的美。 其次，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的表现是制造“伪民俗”。现在很多地区借助旅游热的兴起而大搞“伪民俗”，单一的经济目的驱使使许多民间美术开始走形变味，许多地区以虚假的民间美术代替了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以质量次的民间美术作品代替质量高的民间美术作品。 4、 对民间美术研究不够，缺乏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的民间美术浩如烟海，而真正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少之又少。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够，自然也就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缺乏专业人才是中国当代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混乱的重要原因。 美术史小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史小论文:现实主义美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摘要：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对于欧洲美术乃至世界各国的美术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德国、俄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给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该文对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及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 关键词：现实主义美术；欧洲；亚洲；地位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取代了长期占据核心的浪漫主义美术的地位。通过研究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背景下现实主义美术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从中掌握一些核心的美术史论观点；同时，这些对于今天美术史的发展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值得深入研究。 一、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 1.注重现实 从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背景和选材来看，该类美术作品主要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描绘，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眼中的现实生活。另外，其美术题材也大多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都市生活。 2.尊重客观 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其作品与史论著述中都必须客观地贴近现实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福楼拜就曾经说过杰出的艺术应该高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并且应具有明显的科学、客观性等特征。 3.重视科学 纵观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社会围绕科学发展，因科学而繁荣，也因科学而进步，因此这些核心价值观也深深印在了艺术家的心中，并表现明显。4.勇于批判热爱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社会中种种恶习与束缚人性的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开始追求视觉上的真实性，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与欺骗展开批判，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1.法国 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诞生于19世纪，具有代表性艺术家有柯罗、卢梭、米勒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大自然和浓浓的乡土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美术创作，热情歌颂人们的朴质生活和劳动价值，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美术作品。 2.英国 英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是欧洲大陆之外，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发展的现实主义美术。集中表现在风景画大师康斯太布尔、荷加斯等人倡导的自然风光作品中，并以康斯太布尔的代表作《运干草的马车》等最具影响力。 3.俄国 19世纪的俄国深受沙皇统治的压迫，其现实主义美术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以特罗平宁、列宾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与人民的善良品质，对腐化的社会形态予以批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俄国虽然并不是最先发起，但依旧有卓越的影响力。4.德国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平静。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如门采尔与珂勒惠支等。《织工暴动》等美术作品批判了冷血的反动统治者，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 三、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1.中国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美术家根据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内心情感现状等特征，以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展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其中以徐悲鸿、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影响最为深远。 2.日本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流传到日本时，日本已是明治维新之后充斥矛盾的社会。基于日本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日本艺术家借助有识之士的民主主义思想，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日本诸多艺术家中，以喜多川歌麿、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的作品最有说服力，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当然，受现实主义美术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现实主义美术，可以发现现实主义美术也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主流的美术流派。 结语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世界美术领域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过分关注形式语言等。但是，现实主义美术及其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环境，坚持以一种科学、批判的艺术创作思想进行创作，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引领人们不断朝着健康、幸福的未来前进。这些放在当下的美术发展进程中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作者：黄永成 美术史小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 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教学历史文化论文 一、信阳地区的民间艺术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师要改变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结合信阳地区的美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放映影音、照片资料等，也可以就地取材，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美术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在上建筑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利用信阳鸡公山上的“万国建筑”讲解各国建筑特色和建筑构造；在上手工艺制作课程时，教师可以教学生制作皮影，这样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民间手工艺。利用这些民间手艺结合教材开展美术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家乡艺术的了解，从而使学生发现自己身边就有这么出色的艺术，更能深刻地明白、体会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教师可以把美术课堂移到室外，进行野外考察和写生练习，让学生感受信阳的自然风光之美，了解信阳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积累文化知识和创作灵感，提升文化素养。如，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进行景观理论知识的传授，然后根据信阳当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进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考察信阳市浉河公园，分析公园的整体景观设计，这样的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信阳毛尖茶叶全国闻名，在信阳，茶叶生产非常广泛，茶园遍布。茶文化是信阳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由“茶文化”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教学科研活动。如，教师可以讲授茶的历史以及与茶有关的古诗词，然后引申到信阳毛尖，讲解信阳毛尖的发展史，使学生对信阳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带领学生到信阳市博物馆中的茶文化馆参观茶叶的制作技艺和过程，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阳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信阳毛尖”为主题，让学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或是茶叶标志设计。由于前期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创作出有内涵、设计感强的包装作品。同时，教师可以将课堂练习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信阳每年一度的茶文化节的宣传海报设计，并联系信阳本地茶厂和茶叶经营企业，推荐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争取投入市场，变成真正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信阳本土茶文化的传播。信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美术教学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仅可以拓展美术教学的范畴、优化美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信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作者：甘露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经济现象论文: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2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经济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费正清，1958；费正清等，1965）。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但是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4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罗维，1984，1989；韩素瑞与罗斯基，1987）。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亚当·斯密，1775-1776）。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5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芮玛丽，1957；费惟恺，1958）。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邓伯格，1975；墨菲，1977）。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6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共产主义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五、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一、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业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吴承明，1985）。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何炳棣，1959；艾尔温，1973），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的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黄宗智，1985，1990）。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7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吴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黄宗智，1990）。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百分之十。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8 二、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迈尔斯，1970；罗斯基，1989；布兰特，1989）。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学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展得更快。9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侯继明，1965；艾尔温，1973；邓伯格，1975）。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借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0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11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 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四、微观的社会研究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的。 最后，我认为鉴定悖论现象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悖论现象。一旦认清了悖论现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规范信念，我们便可能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质会不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估计？近代化的动力会不会只限于商品化？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注意未发现的联系，也启发了可能解释这些悖论现象的新概念。 其他的悖论现象 下面我打算进而广泛地考察一些为以往学术研究?魇镜幕?谑抵さ你B巯窒蟆N也蛔急付怨?サ难?跫右匀?娴淖?觯??淮蛩闾致垡恍乇鹉芩得魑侍獾难芯俊N业奶致劢?饕??杏谡饫锼??岢?难芯糠较颉U饩筒豢杀苊獾睾鍪恿诵矶嘌д呶?黄凭赡J胶脱罢倚峦揪端?鞒龅墓毕住?br 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大洋两岸的学者近年来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些努力。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研究，新的研究从总产出转向市场、价格和企业、家庭抉择等被忽略的方面。12 新的研究成功地证实了明清经济中市场的整合趋势。在稻米、棉花、茶叶等商品交换中无疑存在着"民族市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各地区间商品流通的路线，并估计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证明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同步波动。在民国期间，上述趋势的加速扩展，中国的市场进一步连接于国际市场。 然而，我们还知道明清期间的棉纺织生产并不在城镇作坊进行，而是在小农家庭中进行，与农耕相结合（徐新吾,1981；吴承明，1990：258-332）。不仅如此，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直接满足家庭消费。最新的系统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小农为家庭消费的生产仍超过为市场的生产（吴承明，1990：18-19）。换句话说，乡村经济相当程度地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进而，要素市场的运行尚处于种种约束之下，离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理想模式很远。土地转移同时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必须让邻近田块的亲友优先购买。同时，在广泛使用的典卖交易方式之中，卖主几乎拥有无限期的赎回权（杨国祯，1988）。雇佣交易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村内亲友间的贷款（无论个人贷款还是合会），讲究感情和礼尚往来，而未形成脱离人际关系的信贷市场逻辑。小农借贷反映了糊口经济中的为生存而借款的逻辑，月利高达百分之二至三，远高于任何盈利企业所能承担的利率（费孝通，1939；黄宗智，1990）。 我们当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论争。新斯密学派会坚持说，根据某些商品价格同步变化的事实，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化市场经济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时存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充分竞争的，教科书式的要素市场如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存在，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在市场上为寻求最大利润而作出经济抉择（舒尔茨，1964；布兰特，1989）。有些人更从这样的简缩性推理出发，进一步得出乡村质变性的近代化必然会由这样的市场发展而来的武断结论。按照他们悖事实的逻辑，他们不在乎历史真实不是如此，同样可以坚持要不是战争和革命打断这一进程，迟早会有这样的发展。 与此对照，"自然经济"论学者会坚持封建经济只可能是"自然经济"。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完全整合的市场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可能性被帝国主义排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阻碍了这一进程。要是西方没有入侵，情况就会不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识的争论。 "经济二元论"（侯继明，1963；墨菲，1977）把纯竞争性的要素市场模式与自然经济模式合并为一个具有两个不同部门的经济体系模式。但这个模式贡献有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棉花经济。把两种经济想象为分隔的部门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勾划出近几个世纪来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运行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论题上，就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其他论题上一样，我们面临着概念上的困境，这正反映了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的一个部分。打破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变过去的由理论到史实的做法，而立足于实证研究。面对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并存呢？还有，我们如何解释不带近展的整合市场的形式过程呢？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我们可考虑商品化有不同的动力，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设想也可延伸到市场是否按照既定模式运行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商行，处于传统的和近代的市场体系的交接点，可以启发我们两种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二、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美国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诸如会馆、行会、书院、善堂、义仓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均有了扩展。这样的非官方的公众团体的兴起使人联想到哈伯马斯研究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公众领域"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来，两个历史过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词语和定义会带来无意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在西欧历史上，哈伯马斯研究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对民主起源的探讨（以及随后的"结构转型"）。他所涉及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同，而且更是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立面中的地位。就他来讲，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这两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事实上，正是这两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强了他"公众领域"概念的分析力。从民主起源的角度来看，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属次要，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哈伯马斯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时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14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1976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阿尔弗德，1984）。 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15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四、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性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尔克与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顿，1971）。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并没有尖锐化，农民并没有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统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马克斯,1984)，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 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16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27] 当代史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17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和“”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后的调整时期和“”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近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18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1980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意。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至1950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经济现象论文:简论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法律经济学 ［摘 要］自2003年教育部实行阳光招生以来,全国各地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考上心仪大学的学生家长屡屡被骗,金额巨大。本文尝试通过法律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阳光招生；法律经济学分析；招生中介；敛财 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是“阳光工程”下的黑暗地带,破坏了正常高考招生秩序,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学分析,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讨论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1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复合学科,它是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实证和规范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考察人的行为在规则、制度或法律面前如何进行选择和如何制定出规则从而使人的行为更经济的一门科学。 法律经济学运用理性选择模型重构了犯罪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因素是假设罪犯是理性的人而不是心理有疾病或失常的人,对他们来说,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人在决定是否犯罪时,会权衡和比较犯罪的收益与刑事审判施加的预期惩罚。特别是经济犯罪,行为人对其即将投入的行为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会进行详细的权衡和比较,一旦收益高于成本,将选择实施其犯罪行为。因此,犯罪事实上是可以进行理性分析的。 1.1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成本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犯罪成本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国家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予以禁止所付出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说,犯罪成本是指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从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犯罪分子角度来看,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本文主要是从犯罪分子角度来论述经济犯罪产生的成本,即个人成本。从前面论述的经济犯罪的概念和特点可知,如果一项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那犯罪嫌疑人必然是认为其收益高出其投入的成本。法律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些人才实施犯罪行为”。经济犯罪的预期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经济犯罪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两部分。现实的支出可以称为显性成本,这种成本是可以直接衡量的,是直接计入每次经济犯罪的成本的,也被称为经济犯罪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出某一种决策而不作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就实质而言,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另一种可得到的最好决策的价值。它包括经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支出的直接现金成本和为了实施犯罪而放弃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可以获取的收益。未来可能的支出也可称为隐性的成本,这种成本是不确定发生的,它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成本对于连续犯则需要采用分摊的方法来纳入成本的计量,对于一次犯则可直接计入。这两种成本在每个单独的经济犯罪中都必然要发生。由于隐性成本的或然性,即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在经济犯罪一次后立即发生,或者多次之后才发生,或者永远不发生,使得这种成本就变成了刑罚处罚的预期成本。隐性成本在经济犯罪的总成本所占比重完全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偏好,如果实施经济犯罪的当事人是一个风险爱好者,他可能将这类成本视为很低,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有可能毫无顾忌地犯罪；相反,如果当事人是个相对的保守主义者,那他在犯罪之前肯定会进行充分地考虑。 高考招生中介的手段有:①杜撰出“小计划”、“内部指标”、“预科生”、“计划外指标”、“点招”等名目,恶意利用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进行诈骗；②伪造高校收款凭证、录取通知书和转学通知书；③故意混淆、夸大就学性质。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帮忙时,向考生和家长称可以解决统招本、专科,索取巨额中介费、好处费、赞助费,实则用不需要考试成绩的自考班、网络生等来糊弄考生和家长；④利用网络黑客对高校招生网站进行攻击,非法篡改考生招录信息,骗取家长信任,达到诈骗目的。 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成本低廉,显性成本无非就是印刷几张假收款凭证和录取或转学通知书等；另一方面,这些欺骗手段非常隐秘,利用家长们想走不正当途径达到为子女升学目的的心理,在诈骗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家长们必须保密,否则就威胁办不成事,即使事情败露,大部分家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事件本身不光彩而不会选择以报警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家长即使报警,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破案成本高而难以对中介采取法律措施,所以高考招生中介无须冒很大的风险,其隐性成本比较低廉或者可以认为根本不存在,促使这些中介年复一年以此谋取钱财。 1.2 对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效益分析 犯罪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其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也就是说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 一个理性人之所以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他的预期收入会高于其预期的成本。与其他犯罪的成本相比较,经济犯罪的收益就比较明晰和简单了,因为经济犯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犯罪,其他犯罪行为往往带有比较牵强或者难以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故意杀人罪,犯罪分子投入的成本可能比较好量化,是可以计算的,但他的收益——杀了人,则是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数字的,所以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可能变得缺乏精确的依据了。而经济犯罪则不然,经济犯罪的收益是为了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最为直接的追求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是金钱获得性犯罪的典型代表,这种经济上的追求比较单一,也比较好计算,是非常容易用数字来量化的。高考招生中介“招生”的收益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收益,中介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一经查出,其案值都是巨大的,动辄就是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而且案件涉及面广,受害队伍庞大。仅长沙市一个招生中介就“招收”了全国各地上百名高考落榜生,敛财上千万元；武汉市一名学生家长,为了给孩子“弄”到一个全日制本科学籍,先后花了128万元依然没有解决其学籍问题。招生中介的这些收益比他们从事其他正当职业获得的收益要高出许多,这也正是高考招生中介敛财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敛财现象的预防与控制 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犯罪是对财产和生命的威胁,即便是潜在的犯罪行为,受害者所遭到的侵害是零,也会在公众中造成恐惧和其他危害。因此,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是必要的,惩罚是为了威慑。随着预期惩罚的增加,犯罪的成本增加了,犯罪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更高的预期惩罚威慑了犯罪。犯罪越少,花费在逮捕和惩罚犯罪者的成本就越低。如果减少犯罪的重要性超过每个犯罪的增加的成本,增加预期惩罚就会减少执法和刑罚的总成本。一种有着更高的刑罚和由此带来的更少的犯罪的制度比另一种有着更低的刑罚但更多的犯罪的制度更经济。如果阻止下一个犯罪的追加成本是负数,这样我们就不仅威慑了所有没有效率的犯罪,而且也有效地威慑了一些有效率的犯罪。 现阶段,高考招生中介犯罪的收益远高于成本。因此,只有提高其预期成本,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使其隐性成本成为真实的成本支出,才有可能打击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构建正常高招秩序。 经济现象论文:试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基于 缪尔达尔 赫希曼 模型视角 摘要：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林元旦，2004）。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 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 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国家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领先、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经济现象论文: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现象剖析 2004-2009年的数据，运用偏离值指标，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的结论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产生的负效应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而且制约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偏离值 我国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条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人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育经费做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下，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投入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成果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结论主要是基于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量的比较，并未考虑其相对性，如果同时考虑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各种优先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仅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且滞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状况 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观察样本，以“经济排名”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规模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大小，以“投入排名”表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上述排名的计算公式如下：经济排名=[(gdp占全国的比重排名+人均gdp排名)÷2]的排名 规模排名=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排名 投入排名=[(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排名)÷3]的排名 运用“排名”来体现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比较直观，而且可以清楚了解各地区在全国的地位。上述公式中涉及的各项指标的排名皆取各指标2004-2009年平均值的排名。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最新统计年鉴尚无2010年的数据，所以本文最新数据的截止年份为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区的gdp、年末总人口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将各地区2004-2009年的“经济排名(表中用a1表示)”和“规模排名(表中用a：表示)”分别与“投入排名(表中用a3表示)”相减，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的偏离值。 表中数值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滞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且正值越大，程度越强；数值为负，表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规模，且负值越小，程度越强。表1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和投入与规模偏离值中都有17个地区数值大于等于零，14个地区数值为负，表明我国有45.2％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 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状况，关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界定至今并无统一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的。考虑到地区经济总量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能体现地区经济总体实力，本文在测算经济排名时同时考虑了gdp占全国比重与人均gdp两个指标。根据发达、中等、落后的-“三分法”，将经济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地区，本文取排名前11位的地区定义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笼统定义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按排名先后依次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辽宁、河北、河南、福建、天津，上述地区投入与经济偏离值分别为6、12、1、　10、-17、5、-3、-23、-21、0、8，其中7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滞后程度严重，如广东、浙江、山东、河北和河南的偏离值的绝对值皆高于10。河北和河南高于20。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投入与规模偏离值分别为6、-10、14、-3、-20、8、-1、24、-25、9、19。其中6个地区偏离值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中54.5％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滞后程度较严重的地区是河北、河南、山东和广东。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35％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40％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该比例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表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而言，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总体上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各项指标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中，有63.6％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表中用b2表示)和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山东、河北、河南，各项指标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经济不够发达的陕西、湖北等省份。 二、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产生的负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不仅对其他地区有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而且对本地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抑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出现大量问题：众多高校背负着高额银行贷款，办学负担沉重；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各高校极力扩大办学规模，造成校均学生规模过大，生师比过高，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堪忧；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科研条件难以保证，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全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这与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较快有直接关系。2009年，11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重总计达50.86％。大多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同时伴随着人财物等保障要素投入的等比例增加。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河南、广东、河北、山东、浙江等地区居全国前列，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5％；54.5％的地区普通高校科技成果数量及应用①的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30％：45.5％的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排名落后于其规模排名，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为40％。说明我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在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2.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潜力 如果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质量，以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技术市场交易额表示经济发展潜力。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高技术产业产值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技术市场交易额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经济发达地区中63.6％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4％的地区每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5％的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大多数的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属于初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艰巨。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彭欢欢，徐盈(2010)研究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弹性是0.967，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吕艳，胡娟 (2010)研究认为，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该区域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相关系数高到0.949，高等教育对区域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知识产出、实际创新活动的参与三个方面。 三、改变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滞后的对策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占据了我国的半壁江山，其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教育强国和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所以，尽快改变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滞后的局面至关重要。可喜的是各地区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的精神，相继出台了各种加大投入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还要依赖于有力的长效机制。 1.降低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性经费的依存度达到50％左右，政府财政负担沉重，难以长期满足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应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模式，不仅可以融获更多的高等教育经费，还可以建立高等教育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机制。 2.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中央部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所属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211”和“985”学校还可以另外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专项建设经费，这类学校大都属于部属高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缺乏强制性约束，以至于地方所属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差悬殊。2009年，中央部属普通高校校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的12.6倍，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相差更大，山东为25.6倍，福建为19.2倍，浙江为19.0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部属高校多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比中央部属高校少的地区充足，例如，北京和上海等。这种高等教育经费财政管理体制和择优重点发展的策略。其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长期维持下去，其“马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下降。国家应建立和加强公平的竞争秩序和激励机制，使各类高校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 3.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 目前，国家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并非针对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未明确规定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是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而且也未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地方政府难以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力。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一章中。应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且在附则一章中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一条。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严格执法，实行问责制，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完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一是缘于政府政绩考核的重点是经济而非教育的体制。我国长期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最能体现政府绩效的显性指标就是gdp，每一任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都会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最快化的原则，将资金投放到经济建设中去。而对需要长期投资且见效迟滞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不足。二是缘于地方政府搭人才资源便车的心理。由各地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高级人才，毕业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比例是不确定的，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投资培养的人才却不能为本地区服务是很不划算的，而将培养人才的投入转化为引进人才的投入则相对比较现实，由此影响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心理，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 联合国在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该指数目前由三部分构成：预期寿命、教育年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实力，教育年限反映的是发展潜力，预期寿命反映的是社会成效。用hdi替代原来的仅以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绩，更加科学合理。我国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借鉴联合国的精神，将各级政府对教育法规的执行情况的指标纳入，以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法定增长得以充分实现。 经济现象论文:解读俄罗斯经济现象 俄罗斯经济成欧洲亮点 200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又一个丰收年，这是继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国民经济连续第5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创了近3年来的增长新高。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一面镜子。2003年俄国内总产值达到13．3万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 工业生产增长提速。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7．3％，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长了3．7％。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增长较快的如机械工业增长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200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破了苏联时期的记录并再次成了粮食出口大国，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富余的饲料粮，从而有利于食品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2003年1－8月俄联邦企业实现的按美元计算的利润增长了60％。2003年，俄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仅为2．6％，表明俄罗斯企业家已经开始对生产部门大量投资。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远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亿美元外逃的规模，同时，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 国家预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罗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预算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计预算赢余达66亿美元，而2003年一年内预算赢余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稳定基金，为偿还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债减少，黄金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由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亿美元。俄外债总额从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额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比欧盟成员国所显示的期望值还低一半。卡西亚诺夫总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条件合适，现在俄罗斯可以提早归还外债。 进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4．3％，顺差近600亿美元。 卢布对外币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时代走到尽头了。普京总统支持卢布坚挺并成为国际上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号召老百姓将卢布存入银行。2003年俄罗斯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 投资经营环境大为改善。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2003年10月标准普尔一次对俄罗斯主权信誉等级提高了2个级别，将由适合投机级提高到适合投资级。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科尔尼咨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排名中俄罗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无不说明俄罗斯经营环境在实实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正在寻找机会进入俄罗斯这一世界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2003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65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60％。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经济复苏，工业部门就业率在逐步提高，失业率逐年下降，2000年为10．5％，2001年为9％，2002年为7．6％，2003年下降到约6％。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3．5％，在2002年9．9％的基础上再提高3个多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退休金也增长7％。以前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消费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内俄罗斯手机销量就增长了50％。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经济快速增长缘由何在？ 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帮了俄罗斯的忙。确实，石油价格上涨，2003年国际石油均价达到28美元左右／桶，超过了俄罗斯预算的核算基础价位，使得俄罗斯预算赢余大大增加。石油价格提高对于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石油高价格对gdp的增长贡献程度大约只有20％略强。 2004年1月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提高对俄罗斯2003年gdp的增长贡献度大约只有1．5个百分点，不到gdp实际增长率的1／4。俄罗斯虽然还依赖于国际行情，但不像其他产油国那样强烈，而且，这种依赖会不断减弱。只有当油价低于15美元／桶时才会对俄经济造成重创。加工工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加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认为，加工工业中的进口带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俄罗斯从2002年才开始重视加工部门的作用。俄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阿·库德林也认为，俄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势。良好的内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影响更大。 2003年的趋势表明俄罗斯将“建立新的健康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扭曲的经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伊万特尔也认为，俄罗斯摆脱了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在于较高的石油价格，即使石油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也无法预期这种增长。这说明俄罗斯经济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信用平稳的国内形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商业和居民都很重要，继续保持这一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税收政策经过多次改革，2003年俄税负水平被认为是欧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取消5％的销售税，增值税率从20％降低到18％，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与投资。同时，开始实施新的海关税法，其特点在于精简、统一、高效和信息化，国际人士认为，新海关法的实施表明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前10个高水平海关法国家之列。2003年俄海关不仅获得了国际海关组织副主席的席位，而且，还得到世界银行组织用于俄海关现代化信息系统的1．4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已经完善了数以千计的法律，并将继续抓紧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2004年还将讨论通过关于实施金融结算国际标准的法律等，以加快国内法律与国际的接轨。 此外，俄罗斯企业制度改革深化、节能和创新活动增强、投资积极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提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深层的影响。 问题与前景 尽管俄罗斯近5年经济走出了低谷，强劲复苏，但并不意味着转轨结束和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的自动建立，种种积淀下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实现俄罗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继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气及与冶金采掘相关的一些加工部门发展快，而其他部门发展慢，如轻工业的恢复缓慢，其占gdp的比重从苏联解体时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业特别是寡头垄断企业发展一枝独秀，中小企业发展慢，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业这一层次，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如俄小企业数量及就业人数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20％，小企业发育不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增加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结构。除了军工产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导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国际分工水平，受制于国际市场行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俄罗斯将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扩大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内资投入到不仅仅是熟悉的利润高的能源部门，还有运输工具、设备制造和高技术领域，对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克·谢菲与波尔·海阿教授在《巨大的变化：俄罗斯复归世界经济舞台》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力发展工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俄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俄1999年通过的新外资法主要是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着重保护，而缺乏优惠与奖励制度。 继续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入世步伐。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入世谈判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近5年的经济调整和增长以及改革继续深化加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增长潜力，都将为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地建设现代的和强大的经济并最终建成有竞争力国家的一切条件，俄罗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将完全“可以实现”。 按照最新人口统计预期、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模型估算，高盛公司预计，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四国是在未来40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bric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的俄罗斯将在2020年前超过意大利、2025年前超过法国和英国、2030年前超过德国。虽然到2050年从总体上bric的经济总量超过g6（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日本），从人均水平看，差距仍然较大，只有俄罗斯能赶上g6的中低水平。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普京2003年5月所提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了。 经济现象论文:“陕西现象”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摘　要：“陕西现象”是近年来陕西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该现象经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先生在《陕西日报》理论版上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从区域结构的维度分析，并就如何遏制并逐步消除这一现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关键词：“陕西现象”；区域结构；轻工业；城镇化 一、引人深思的“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主要有十个方面的表现：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与贫穷的陕北、陕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企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方面又浪费人才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评价中，知识化和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 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2年)中，陕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平均得分28．75，居全国第十位，仅次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省市，居于中西部首位。在全国科技进步监测及综合评价中，陕西省的总排名是第十位，同样高居中西部首位，但其人均gdp却远远落在东部各发达省市之后，也落在中西部很多省区之后。2003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仅为6480元，大约是浙江省的1／3，在全国31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中排在第26位。 二、从区域结构看“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从区域产业结构看“陕西现象” 这里，我们仅讨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000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184．58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50．2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9．6％；重工业总产值为834．3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0．4％。2003年，陕西省工业总产值为1851．5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4 239．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3．2％，比2000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为142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6．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可见，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落后且比例持续下滑，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陕西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轻工业的落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轻工业发展的滞后，使陕西的“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轻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对象，其发展滞后致使农副产品缺乏深层次的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一方面，农民出售初级农产品，获益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无法在加工过程中受益。这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其次，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了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问题。陕西省国有和集体工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东部、西部的平均水平，而股份制经济成分和外商投资比例很低(表1)。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没有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也会抑制对重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从而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轻工业的滞后拖了进一步工业化的后腿。 重工业的发展在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作用远没有轻工业那么大，尽管其发展可以促进区域发展，但更多地表现在“富区”上，而不是表现在“富民”上。尤其是国防工业(在陕西省的工业结构上有突出地位)，由于其属于“条条”管理体系，所以，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块块”经济)的贡献很小。陕西省科技力量雄厚的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中央驻陕单位，是由中央各部门设置和配备的，不是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而专门设置的；且大部分都是采用迁建式“移民”的方法搬来的，而不是在陕西省的经济建设中培养起来的。这些嵌入的产业与当地传统产业没有融合在一起。各自循环，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没有使现代产业变成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极。 总之，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是陕西省广大居民收入偏少、生活水平偏低主要原因，也是全省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陕西省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从空间结构看“陕西现象” 1．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 从全省看，陕西省的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关中陇海铁路沿线。2003年，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中，有四个(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在陇海铁路沿线，而陕南、陕北地区中心城市数量不足，经济实力不强(表3)。 2．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2003年，第一大城市西安的人口为510．26万，第二大城市咸阳仅为94．57万(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首位度为5．4，大大超过正常值2，高于我国其他大多数省区(表2)。从表2可看出，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城市首位度都在正常值2左右。陕西省大城市畸形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直接后果就是县域经济的落后。截至2004年9月，陕西只有3个县级市，而江苏有27个，山东有31个，广东有23个。 二是经济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西安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地级市(表3)。2003年，西安的gdp为858．52，是第二位城市宝鸡的5．47倍，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62．62％，占全省gdp的35．79％；而北部的榆林和南部的商洛分别仅占十地级市gdp总和的1．56％和1．00％，仅占全省gdp的0．89％和0．57％。 其他中小城市由于经济规模较小，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这使广大小城镇及农村居民处于较为贫困的境地。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人口、经济活动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其他资源要素的高度集中，如教育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从而使得“陕西现象”进一步加剧。 三、对策和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 1．“补课” 陕西省的工业化没有经过轻工业的充分发展，直接跨入重工业阶段。这显然有异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 区域工业化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重工业化过程、深加工化过程和技术集约化过程。区域工业化的首选是轻工业，因为其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多，且原材料可以直接从传统产业中获取。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重工业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会由一般日用消费品转向耐 用消费品，这将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促使重工业化过程开始逐步进行。 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促使本省经济腾飞的例子为数不少，最成功的当属浙江省。2000年，其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4．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其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全国闻名，它们在产业选择上基本以轻工业为主，以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为特色，如诸暨市的“袜业之乡”、嵊州的“领带城”、上虞市崧下镇的“伞具之乡”等，都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要先“补”上轻工业发展滞后这一课，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能有效地加快小城镇及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活跃非公有制经济。激活全省经济的发展。 2．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陕西省的科技力量优势十分明显，当前主要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使其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转化为新的经济优势，进而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要重点发展陕西高新区，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并带动其他地区传统重化工业的技术改造。 (二)调整空间结构 今后陕西省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规模等级和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逐步改变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要控制西安与其他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要逐步打造地区性中心城市，使之发展壮大并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以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要加强地方性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体系。首先，将宝鸡建设成陕西西部的中心城市。其次，将延安、榆林、安康和汉中建成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第二，要加快县城和重点镇建设。一是要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向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科教和文卫中心；二是要实施重点镇建设计划；三是要建立一批省和地级市的乡镇企业小区。 第三，要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城镇群的建设。在关中陇海线沿线的中部建设西安都市圈，西部建设以宝鸡为中心的城市群；在陕南沿江一线的东段建设以安康市为中心的东部城群，西段建设以汉中市为中心的西部城镇群；在陕北西包铁路沿线的南部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南部城镇带，北部建设以榆林为中心的北部城市带。 四、结语 “陕西现象”严重地制约了陕西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向前发展，是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使广大居民收入有较快地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保持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调整，可发挥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摘要]贫困化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对国家的福利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随着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问题。本文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实践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并提出了适当的调整建议。[关键词]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贫困化增长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蒋兰陵（扬州大学经济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教学已经在普通高校中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在教学要求、方法、内容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为例，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在双语教学中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一、贫困化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贫困化增长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第8版）现在已经被许多高校作为《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教材，在该书第七章———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中，说明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出现的原因。贫困化增长也称为“不幸的增长”，由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应自身可增加国家福利，贸易条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国家福利出现净下降。 （二）贫困化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巴格瓦蒂的观点，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原因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国的出口在贸易条件不变下大大增加；如果该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出口的增加过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非常低，则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该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强，以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引起国家福利的减少，从而出现了出口越多越穷的奇特现象。（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贫困化增长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221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条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据测算，与1995年相比，2004年贸易条件下降了近35％。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就是贸易条件呈现出总体恶化的趋势，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现象的产生。贫困化增长现象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贸易领域，更有甚者，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二、《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双语教学试点，其规模逐渐扩大，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但是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成熟，其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并没有与其规模成正比，相反教学质量正不自觉地陷入“贫困化”陷阱。 （一）双语教学的“三多”现象 1．开设课程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期，各大院校都处于试点阶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最早开始的就是《国际经济学》，而且试点阶段维持了三至五年。21世纪以来，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有目的地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双语教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由原来的一门《国际经济学》不断拓展至四至五门双语课程。一方面，由原来的一门专业课扩展到多门专业课，如增加了《国际营销》、《国际商法》、《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由专业课延伸至基础课程，如将原来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改成了双语课程。 2．教学对象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中，早期只是一个试点，面对的是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有一定的中文经济学基础。但是现在，接受《国际经济学》双语授课的学生人数已经成几何系数增加，除了合作办学的之外，国际贸教材与教法研究. 经济现象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现象论文: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胀”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 根据相关数据(主要是指反映通胀程度、失业程度和经济增速下滑程度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显现出“滞涨”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严重地推进和加剧我国经济的“滞涨”。这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难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及时研究破解对策。本文运用中国特色分享经济机制原理，从革新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机制入手，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应对“滞涨”的对策。 关键词：滞胀；中国经济；分享经济机制；难题破解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是否还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滞涨”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走来。人们看到，持续上涨的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经济出现衰退，使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滞涨”这个词。 所谓“滞涨”，是“停滞通胀”(stagflation)的简称，指国民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交织并存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失业减少，物价上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生产大量缩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普遍高于10％。(用国际上的标准来看，超过10％即属于恶性通胀)。这两方面的状况同时并存，使国家在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时顾此失彼，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当时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目前，我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防止经济过热、控制基建规模，一下又转回到用4万亿投资来保持经济升温，重新上马大规模基建，使本已过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数效应很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效应是短期的，而造成的产能却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国家应当着重于用适当投资创造长期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从而尽快启动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为11.6％，2007年更是达到了11.9％，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否则将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宏观经济失衡严重 经济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更为突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总需求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众所周知，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2、产品结构失衡。高端产品、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仍占很高的比例；产品种类单一，产业链条短。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小户型、经济适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华型、大户型供应量却严重过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豪华型、大户型的房子，而买得起的中低档房市场供应又不足，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产品供求结构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格局，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相悖。 (二)“滞胀”现象日益凸现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及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失业增加，但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国经济中，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必然伴随着经济过热、过快。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经济萧条，在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这两种经济现象进行调控时，目标很容易确定，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经济中最为可怕的现象是出现“滞胀”，它是相互反向的经济现象交织在一起的不正常情况，无论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的决策都非常难，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目前中国滞胀现象正逐步显现。 1、已由结构性通胀上升到全面通胀 目前，通货膨胀局面已经形成。我国2008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是10％左右，也就是说，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局面。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地上涨。所谓物价总水平上涨，不是看个别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全面上涨；所谓持续不断地上涨，不是短时间上涨，或偶尔上涨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较长时间上涨。经济学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判断通货膨胀状况。从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续上升了16个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虽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别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涨的幅度，从2007年8月至年底已连续11个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达到8％。而物价已由年初的结构性上涨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是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高涨，同比涨幅趋高不下。从2007年10月份的3，2％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并且从2008年3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都在8％的高位平台上递增。 ppi反映的是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制定工业品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基础。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ppi对cpi存在一定的影响，两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ppi对cpi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如果ppi上涨，经过一定的滞后期之后，cpi也会出现上涨。ppi可以通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向cpi传导。但由于ppi与cpi的构成不同，其传导路径并不总是有效，ppi与cpi在短期内出现背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ppi出现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从长期看，二者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所以，ppi会通过传导机制缩短与cpi的剪力差，拉高cpi，加速通货膨胀，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ppi不会向cpi传导。 实际上，当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扬，比2007年9月份上涨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涨到8.1％。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已传导下去，必将加剧下游商品涨价，加大通胀的预期。2008年以来通胀率已超过了8％，而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为4.17％，出现了约4％的负利率，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根据历史经验，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为负数之后，不久将出现通胀率的加速上升。负利率的出现意味着人为地刺激通胀率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有力手段。负利率对社会强势集团有利，而对广大居民有害。因为通过负利率会使广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贬值，贬值部分的货币流入了强势集团的手中去了，从而加剧贫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贷款利率以救楼市，但对广大工薪阶层的存款则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负利率愈来愈大。金融当局对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负利率猛增，客观上为通胀以至滞涨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涨幅屡创新高：从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这意味着通胀已不仅仅局限于cpi中的猪肉等食品领域，而是逐渐向非食品领域蔓延。 2、经济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威胁已经超过通胀威胁。2007年gdp增长率为11.9％，而2008年上半年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一态势会继续延续下去，且还会进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也是经济出现下滑的信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但是，我们目前转而出现了有效投资降低、消费长劲不足和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增长0.6个百分点。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投资增长还算平稳。如果扣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季度高达8.6％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速度则只有16％，说明有效投资是下降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每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比较慢——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因为我们的投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能源、资源拉动经济的力量必然减弱，投资也将会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样，经济增长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费上。但纵观历年的消费率：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32”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数据，据专家估计可能小于36％，说明了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并已使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有些已经转产或者关门大吉。中国实际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经济增长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失业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业问题。2008年失业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现了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就业难，为历史之最。 3、失业愈来愈严重 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因为这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登记的“在岗职工”，没有正式登记的就没算入失业率之内，并且1.5亿多农村富裕劳动力也不在此统计数字之内。还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一些企业效益低下而轮岗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将远不止4.0％。另外，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万家企业出现亏损，还有少数企业“变脸”转产，有的甚至转向另一行业，很多大型企业也都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而这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进一步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将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产品出口受阻，导致企业大批量倒闭、停产，由此将带来大约2500万人失业。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失业率可能达14％，这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数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将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劲是否长足。本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我国目前的消费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居民消费率走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合理，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7％、2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仍然严重不合理。 2、劳动力工资低下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尽管工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合适的制度，但仅就工资制度而言，目前却也不能在我们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完全贯彻执行。很多企业都未能实行最低工资制，且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80年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为17.1％，2002年下降为12.5％，到2006年的时候下降到11.7％。这一占比别说与美国的50％难以相比，就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也以30％遥遥领先于我们。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资涨幅不及物价上升水平，导致大多数劳动者在强大压力下超负荷工作，脑力和体力透支并处于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 3、未来预期导致人们消费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再加上物价水平上涨严重以及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须要以全新思路解决“滞涨”问题 上述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往往一个失衡与另一个失衡互为因果。滞胀会引起消费动力不足，而为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不排除中国未来会出现高通长期化趋势，不能不引起必须高度重视矫治“滞涨”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调节手段，既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各种现象之间的矛盾联系，按照以人为本、利益分享的原则，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机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微观组织的内生机制 微观经济组织运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和动力源。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运作。中国特色分享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有多种机制，宏观经济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通过这些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来解决。企业摆脱政府的工资制，转而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并切实实施，便会自动产生下列机制。 (一)动力机制 1、收入增长动力。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n=n1+n2+n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人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不仅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个人生活消费水平，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从长远看，个人收入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2、技术进步动力。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激励动力。企业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激励动力。 4、增量积累动力。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获得企业收入，企业再从企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追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由于企业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种固定的硬约束，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自行地增长，达到增量积累的目的。从而可有效地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破除了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发展困难的瓶颈。 (二)调整机制 1、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帐的发生，及时回笼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才达到了企业的第一级经营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货币)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业的净收入，达到企业第二级经营目标。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指标。 2、结构自我调整。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约束机制 1、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净收入作为第二级经营目标。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与动机，成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净收入在量上与w成正比，与c成反比，可以从源头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消费约束。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是通过净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职工个人的收入只占净收入的一个事先确定的比率，这个比率远远小于1；第二，职工个人获得的收入是在净收入扣除国家和企业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个人劳动收入与个人劳动支出和企业的劳动效益直接挂钩。从这三点可以看出个人收入的获得和增长：一、不会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二、不会挤占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防止了所谓“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消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观基础；另一方而由于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同步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3、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协调机制 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将企业的净收人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交了国家。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五)冗员排斥机制 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成的。企业的净收人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己的人数愈多，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六)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一般都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净收入分成制是一种竞争力自动提升的机制。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六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三、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失衡 (一)我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简单疏理。 我国是在经济低速运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进人20世纪90年代的。为了抑制当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信贷双紧措施，使通胀率从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说这次治理整顿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虽然特别注意了总体协调，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如在调控实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影响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国家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分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持续三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响力作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直接代价和惯性作用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正常范围的过渡时期。更为严重的是，当通货紧缩迹象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由于存在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调控的目标和措施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滞后性反应，使通货紧缩不仅未能制止，反而明显加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原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失业问题趋于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物价持续走低等新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自2001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又先后启动了两轮宏观调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偏紧。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调控，仍然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紧缩调控，只不过紧缩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一轮，以实现“双防”，即：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而近期调控目标又转变为“一保一防”，即保增长、防通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效果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当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人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反“滞涨”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经济机制正是“滞涨”的克星。 根据以上我国历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单纯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是不能完美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克服通货膨胀不能一味地“紧”，那样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能一味地“放”，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人手，从源头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二)运用分享经济机制抵御“滞胀”的机理分析 “滞涨”是我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促进、互相制约作用有效抵御滞胀，从而达到宏观矫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经济机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型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形式的特点，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主。而分享机制则有消除或减弱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功能。一是通过侧重于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不增加资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给，同时控制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长，从而克服需求拉动型膨胀；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型膨胀；三足弱化了工资的刚性，抑制收入攀比机制，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四是分享经济机制将涨价的好处分解给国家、企业与职工，削弱了企业竞相提价的渴望，有利于稳定出厂价格；五是净收入分成制强化了财务约束关系，有利于克服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倾向，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其次，分享经济机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抑制经济滑坡，抵御失业。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这时候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可以发挥自动调节劳动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自然发生和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出现衰退，当总需求萎缩时，工资制度作为刺激劳动力自动有效流动的手段就会发生故障。刚性工资的直接后果就会迫使厂商在维持规定价格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引起失业率增加，产量下降，职工生活水平恶化；另一方面，工资制还会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经济衰退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例如，经济衰退和经济收缩的首要原因是投资减少，投资减少造成低就业，失业率增大。低就业引起低消费，低消费又造成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促使厂商的生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又反过来加剧了低就业，造成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机制会通过利益刺激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使职工可以从其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上看到自己的应得收益，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职工收入不仅与其劳动贡献挂钩，而且与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就促进职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发展，这就会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增强职工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彻底克服企业的低效率、高浪费现象都会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外，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理顺了分配关系，实现了二次按劳分配。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高的净收入。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而个人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可以有效地抵御“滞胀”，并且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其实是在通过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经济失衡。分享经济的这种内生机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组合所带来的各种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缓解以至消除我们经常面临的宏观失衡难题的有效武器。 为了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长期性“滞涨”，建议改变矫治“滞涨”的思路：第一，不应只靠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实施，更应着重立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机制效应；第二，对于微观经济组织，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的效应，而是着重于初次分配领域将工资制改为净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下滑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矫治“滞涨”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建议在深化体制改革近期计划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方可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停止。而且，作为扩大再生产源的积累基金，其数量也是由消费状况决定的，因为积累属于剩余劳动范畴，人们首先满足消费的最低需求(生存资料)才可能积累；同时消费也是不断扩大的，积累所支持的扩大再生产要以不断扩大的消费为目的和市场根基。如果从正决定关系上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那么从反决定关系上也可以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而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酿成经济危机。所以说有了消费需求，生产就有动力，经济才能发展。 (一)有效消费需求是较其他需求更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推进器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有三： 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通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消费需求，显得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两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说，在一国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国家占70％以上。在我国，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50％多一点，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人民消费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低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有着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无法增加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则不断增加投资，进而导致消费率一再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导致我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扩大内需这一角度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因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与此对应，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有激发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需求可供选择。但扩大消费需求是重点。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采取增加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一种经济总量增长大、效益增长小的怪圈。这是因为过度增加投资会加大供求矛盾，导致效益增长滞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是平衡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实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后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都只要进入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说，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调整了发展思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弱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着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仍然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消费者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了诸如减税、降息、增加转移支付等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顽症仍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穴位”，即没有找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1、作为经济原动力的消费者未被摆到正确的位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经济的原动力，但从本质上讲，在整个大循环经济链条中，消费者，即劳动者，才是经济的原动力。因为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切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目的都是为了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最终的投资者，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虽然我们一直进行着企业自主权改革，要放权让利，一直喊着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工资制、利润制仍然未实现工人支配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把消费者摆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现阶段我国消费者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境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cdp的快速增长，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和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消费预期降低，消费动力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一些人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即将达到小康水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新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没时间消费，没精力消费。经济收入过低困扰着他们，从而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不高，最终引致有效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还有一些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太低，根本没能力消费。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用来供子女上学、补贴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馒头咸菜，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研究证明，北欧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应归功于其人群的体格发育改善。体格的良好发育使脑发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而对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因此，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充分调动消费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积极性才是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三)分享经济机制调动消费者积极性、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分析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以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策及措施或学术界公认的解决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或者通过“三农”政策倾斜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从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程度及效果来看，这种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径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明了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并着手解决。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得其所；企业是自主企业，拥有了自主权，树立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业的净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n1)、企业收入(n2)和个人收入(n3)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经济可以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从分享经济的动力、调整及约束等机制可以看出，自主企业通过所获得的积累基金放大收入效应，更新技术装备，调整产品结构，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业实行的是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人，通过产权分享，对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追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失业现象分析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对人力资源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失业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失业理论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7月，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2003年，一次就业率为50%，共有106万人未就业。大学生失业现象愈演愈烈。 对于社会来讲，大学生失业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会使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另外，大学生失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大学生失业现象概念的界定 大学生失业是一般失业中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表现为：年龄大多在20～23岁之间，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创造力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的精英。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作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大学生失业可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 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并获得社会公认的学历文凭，但在就业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或者害怕进人激烈的就业市场退出就业或处于游动就业状态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失业人群，大学生“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特点：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经验;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颇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大学生失业并不是说大学生连保证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时间拖延,初次就业率降低,预期收入与现实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生失业问题只是一种人才的相对过剩，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业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在当代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六种失业类型。而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少。 1.结构性失业 对于大学生而言，以结构性失业为主。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专业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失业的时间较长，通常在6个月以上。其最显著特点是由于劳动力供需错位导致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专业结构性失业、层次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和观念结构性失业。 （1）专业结构性失业 专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职业岗位的变化，使得培养的人才职业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大于供给。 （2）层次结构性失业 层次结构性失业主要指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趋同，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造成高层次人才对低层次的职位排挤，导致学历层次越低，失业率越高。 （3）区域结构性失业 区域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尽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毕业生还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小城市、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人才相对短缺，结果形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的局面。 （4）观念结构性失业 观念结构性失业是指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普遍存在对工资期望值过高，希望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各类事业单位和收入相对较好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由于对岗位的期望值脱离实际而造成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企业人才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业。 2.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求职者为获得自认为满意的职业而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的现象。大学生工作找寻过程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相互搜寻过程。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信息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而这种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响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况下，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3.自愿性失业 自愿性失业是指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工作，具备劳动能力，并且拥有工作机会但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于是宁愿暂时选择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现象。从大学生选择市场的角度看，一些大学生认为就业岗位不适应自我实现的要求，以及认为报酬低或感觉就业岗位与文凭价值不相符，也会放弃马上就业，而选择自愿失业。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失业 1.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皮奥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为两大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一些国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其工资高，福利丰厚，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发展机会多，就业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工资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会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业。尽管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仍高于失业者的工资，但普遍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低技能劳动者。现论认为，高技能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他宁愿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一级市场重新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企业就业，这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失业的大学生宁愿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等待就业，成为自愿失业者，也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晋升机会少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另外，由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同人力资本理论所预计的相似，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资本理论预计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达到预期的薪金，大学生就可能成为自愿失业者。 2.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历时最长的一种分割形式，即分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受户籍制度和现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在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远远低于城市，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机会比农村劳动力市场多，就业环境也比农村好，这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能够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生活质量高，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这种差异下，城市大学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去农村，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为摆脱贫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除了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使大学生选择城市不愿意到农村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了畅想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大学生一旦选择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场就会很难，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以及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综上因素，大学毕业生即使难以在大中城市就业，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到小城镇和农村就业。由于在大中城市从事学用不结合、层次不对应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小城市和农村好，更会促使一部分毕业生产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小城市和农村就业的心理，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人数。 3.地区分割 地区分割，即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对其工作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及企业实力等，如果就业城市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就选择在该城市就业。而沿海地区等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西部地区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所以大学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的调查”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最多的是沿海地区，其次则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竞争都比较激烈；而西部地区则是最少人选择的就业地区，甚至有些西部地区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区域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学生个人就业观念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做更加客观全面的分析，正确地看待大学生失业现象。政府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高校应指导毕业生把握好择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从而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现象论文:浅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 内容提要：“二元经济”是存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否根本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取决于是否改革传统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本文着重对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现象的税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背景。 一、何谓“二元经济” “二元性”（duality）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一个著名概括。二元结构最初是针对社会形态提出来的，此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经济二元结构上，研究了技术的、金融的、劳动的和资本的市场二元结构。更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上、制度上无处不在的二元结构。因此“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已不再是一个单数的范畴，而是一个涵盖极广、反映发展中国家多层次制度结构特征的复数范畴了。 “社会二元主义”、“二元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社会科学家波克提出的，这种“二元性”体现为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后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展，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之为“二元经济”。在他的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又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围绕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二元结构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上的一些本质缺陷及其对发展途径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呈现出“二元经济”现象，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二元性”日趋突出。虽然我国存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但制度上的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消除“二元经济”现象的瓶颈。在现行税制上，则体现为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与税收公平原则的不完全体现上。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入手，寻找原因并进行优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转为市场机制为主。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逐渐清晰，政府的职能逐步分离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以全民资产所有权为依托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两者的区别具体见表1）。 另外，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保证一个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处于转轨阶段的我国来说，公平实现问题关系到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是一个曾经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体制，若放任不平等持续扩大，则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同时国际经验证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而我国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一趋势。 三、“二元经济”现象及税制成因分析 经济二元现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论”中提出的，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进一步发展。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称为“二元经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二元经济现象也随之显现出来，这有其形成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等原因。但若探究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则与税收公平原则未能完全体现、税收调控职能不健全有关。 （一）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相应地对公民作为纳税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法律是直接由义务本位转到社会本位，而其中缺少权利本位阶段有关，造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形式上不对等。 另外，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的性质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关于税收的“新三性”之说，认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行为，应具有“法律性、相对有偿性、公共性”①。虽然这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在法律条文形式上对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给予肯定，这对于税制的完善、纳税意识的增强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突出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个人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6增大到1998年的0.403，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在收入差距方面，主要呈现3个方面特征：（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②。造成个人收入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与我国改革计划经济时期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的单一按劳分配方式，实行以向个人倾斜为特征、以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关。 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的同时，税收制度调节方面却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调控力度，对个人收入的大体公平和合理梯度没有实现全国调节。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税收体系还很不健全，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未开征。即使从现有的几个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的功能来看，也主要是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③，税收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发挥不明显。而且在现行税种的设置方面也亟待完善，如个人所得税还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面未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收入差距只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表面特征，其根源是制度缺陷，即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虽然我们对于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已获得普遍共识，但对于“制度至关重要”的认识却不是那么普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 （三）税收优惠与税收受益原则相背离 税收受益原则是指按照纳税人从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收益程度的大小来分担税收。我国的现实国情则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从所处的国际环境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未打破，国内外客观因素都要求我们在发展中采取适度的速度型发展模式，由此就需要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配合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引资金、提高竞争力上对优先发展的地区和企业给予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过渡性税收优惠措施在保证新老税制平稳过渡、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阶段性措施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分利集团”的形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宏观税负相对较低，除广东省为11.50%外，其余都低于10%；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宏观税负却相对较高，如宁夏为11.77%，新疆为10.51%，出现了纳税能力与经济实力不相一致、“受益多者少缴税，受益少者多缴税”的现象。可见，税收制度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是加剧我国地区间二元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若不打破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的二元现象，无疑会加大下一步改革的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四）税收负担与企业经济实力不符 税收作为分配范畴，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主要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中的m和v部分。由于现行税制不完善及征收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造成税收在横向公平上调节不足。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仍处于困境，但其税负仍然十分沉重，与其对全国gdp的贡献率极不相符（见表3、表4）。 表3、表4数据显示，公有制企业一直承担着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份额，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税收贡献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仍与其对全国gdp贡献能力极不相符。这虽然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落后有关，但现行税制不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从表3来看，目前税制并未很好地体现支付能力原则，造成公有制企业税负重、非公有制企业税负轻的二元经济状况，这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势必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地方税制不健全造成的“费挤税”现象严重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讨价还价的局面，但仍然存在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问题。地方税制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未作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税收制度；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税收没有独立的税权，各种地方税税目、税基、税率的最后决定权仍属于中央；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十分不完善；再加上过去我国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让利”政策等诸多因素，造成今天费与税“二分天下”的格局，并且“费挤税”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对我国的财政分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非税收入扩大对我国税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1）侵蚀税基，分散政府可支配财力，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税收收入相对少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支出需要，会加大费的征收，对该地区产生恶性影响。而造成收费恶性膨胀的原因，一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收费已经成为当地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冲突，在中央与地方的数次利益博弈中，地方总是处于不利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但实际上使得地方手中所拥有的财力再一次缩减，这无疑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现象确实存在其制度原因。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设计科学、合理和有弹性的税收制度，对于消除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现象，合理地处理各种矛盾，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现象论文:对我国经济“过热”现象的分析 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逐步回升，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热。究竟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形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前一段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颈因素有望在近期内缓解，新的均衡逐渐在形成中并将在近几个月内完成，未来出现全面经济过热和典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从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转变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过热与否的判断与应对，而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处理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意外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济运行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双重影响，有专家预计，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将有可能超过年初预期的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如何客观地认识年初3%的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事实上，3%的物价上涨幅度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此，并不是硬性约束。就货币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物价方面的目标而言，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间，美国为2—4%。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价上涨率或自然通货膨胀率，正常的物价变化区间应该设定在2—4%甚至2—5%之间，也就是说，即使超过3%的物价上涨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现阶段在我国就业状况极不乐观、增加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已到了从经济增长和低物价优先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物价基本稳定目标过渡的时候了。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当前以及今后几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受国内的投资、消费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启动等内部经济因素，以及进出口、外商投资及其他国际因素影响，而且一些目前还没有纳入我国政策视野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不确定事件及其进展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预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认识和展望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从未来发展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看，单有适应性预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受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而且要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化可能取决于历史轨迹的推动和未来趋势的引导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时间区间内，把一些目前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纳入分析，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及其影响的理性预期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未来3—5年存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滑坡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全面和较长时间的过热，反而有可能导致从目前的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复归的压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需要权衡和选择的，不仅包括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而且还需在短期可能的暂时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全面过热，而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瞻性地考虑当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或许，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短期失衡甚至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将来的减速或滑坡提前进行储备和应对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个体经营户的经营及衰落现象 摘要：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对县的个体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县政府的权力经营让个体户不堪重负，他们的经营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恶劣的市场环境也是使个体户利润空间缩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过分依赖财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个体户的衰落。 关键词：个体户；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证明，政府和市场是影响中国个体户兴盛与衰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个体户发展变迁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须沿着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条主线进行下去，这样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为了弥补社会学界对个体户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县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个体户近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角度出发来对县个体户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响个体户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府权力经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和核心任务，各级政府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工作目标，其中，GDP的增加则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业绩的核心标准。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暗中转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职能范围的不恰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政府部门的尴尬处境与权力经营由于财政计划过高、“分税制”分红和税种、费用种类过多等财政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县政府不断地在公益部门和营利部门的尴尬处境中矛盾着，但为了部门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地积极寻找“税源”以完成财政计划，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因此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迫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虚报的GDP值增长财政任务加重地方税收任务加重第二年虚报GDP值继续攀高财政任务更为繁重地方税收任务更为加剧第三年虚报GDP值再攀高……在县政府下达的必须完成年度财政计划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各部门深知完成任务并非易事。但任务是“死”的，各职能部门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显神通了。作为政府部门，也许缺钱、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权力”，有权好办事。只要能“经营”权力，就能利用权力生财，维持部门生存，保障部门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颁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严惩违法、违章行为，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由于超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载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对超载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对超载行为有所约束。然而，在县，对超载的严惩却成了交警部门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们运用对超载的处罚权来增加部门收入、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财政计划。这样一来，处罚超载以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访谈的6名司机向笔者反映，他们因超载被罚款后从未被强制原地卸货，而是可以载着超载的货物继续行使。并且据他们讲，凭着罚款单通常可以“安全”超载1个月，在这1个月内只要出示本月已经被罚过的罚款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罚。事实上，超载处罚单在县已成为车主花钱买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还得看运气，如果哪天碰上“严打”或者“运动”等“倒霉事”了，就算带上“免罪金牌”也照样被罚。实际上，目前县对超载的处罚并未起到预想中的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门创利、创收的手段。对超载的处罚除了让县个体车主损失钱财、给职能部门创收外，难以起到教育与监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误导个体车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门“经营”权力也使得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担加重。在访谈中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几年，税费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在年营业额中的比例持续攀升，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车修理行业。并且，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时候县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财政任务的情况下，个体户还必须缴纳“预收税”（即今年缴纳明年上半年的税，先支付后开店）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过重的税费与不合理的收费给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扩大再投资的行为。 2．政府官员的权力经营政府官员作为掌控权力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将权力资源变形为市场竞争者所亟需的社会网络资源，只要准确地掌握了权力信息，竞争者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县的调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员为了获得私利，也在运用权力资源进行官商勾结，从中获得私有财产。 一是中饱私囊。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存在着收费、罚款不开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的灵活度太大，如他们可以决定收费和罚款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围即可。由于我国核定的收费和罚款的范围跨度太大，有些项目甚至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跨度，这样一来，就给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权力经营的方便，收费与罚款的主观性与不规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是说基层执法人员到底收费、罚款与否，开票与否，收费、罚款的具体金额究竟是多少等问题很难查证，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与监督。这样一来，个体户的钱被收上去了，但钱是否能全部进入县财政却是无法保障的。 收费与罚款的金额进入了公共账目还是中饱私囊了，无从查证。这样的运行体制很难保证官员的公正不阿、秉公执法，反而会滋长腐败之风。 二是将权力变形为社会网络资源。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县的个体汽车修理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92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汽车修理行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将修理行划分为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与三类维修企业，划分标准是根据修理行规模大小、技工人数的多少、检验人员的数量等指标进行归类。县也根据此标准将该县的个体维修企业进行了划分。由于该县的生产力欠发达，该县并没有一类维修企业，只有二、三类的个体维修企业，但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二类维修企业。这样，在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一旦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资源与特殊利益。为了能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县个体汽车修理行想方设法地“找关系”、“拉关系”，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建立网络关系”和“维持网络关系”。许多政府部门官员则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只要他们开开金口、打个招呼，就能给个体汽车修理行解决许多头疼的事情，而官员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如礼金、回扣、礼品、名牌烟酒等。就这样，县某些官员玩弄着权力经营的游戏，乐此不疲。 二、市场环境的影响县经济的整体衰退和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县恶化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1．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向下流动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曾经是风光无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艰难，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恶劣的市场环境导致县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从业者向下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业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地位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C谈到：现在一个月能搞2、3个大修就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开的店多了，大修本来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价格压的很低，400元就给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总是能存个1万块钱，现在根本存不到钱。同时，相比较而言，其他行业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在不断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术要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业要求低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也逐渐与修理行业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社会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调查发现，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不仅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D谈到：以前还说修理工还有门技术，能赚钱，别人还瞧得起。现在修理工是最下贱、最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外人”），都对汽车修理目前的职业地位的评价较低，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对汽车修理行业过去的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可以看出，汽车修理行业的社会地位是下降的。不仅如此，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也甚低。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极大的不满与失落情绪，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三，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逐渐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颇具行业优势，想学徒的人趋之若鹜，还得想方设法地托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才有机会进入。由于个体汽车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数量较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然而，近年来，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现在徒弟难招，数量少，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体户的行业优势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学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给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多样的就职选择，许多青壮年劳力被输出到广东、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净收入不比一般的县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的职业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人们的就业选择面也不断拓宽，汽车修理在县失去了以往的行业、利润与声望优势，成为了冷门职业，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弱化。 2．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个体车主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县个体车主从零散的个体发展到社会群体的一个起点时期。那时候的个体车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开车的”，但实则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运输落后，拥有汽车的个体车主们甚至有与政府部门进行互换资源的可能性。然而，时过境迁，个体车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业优势，收入逐年下降，职业地位逐步向下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支持个体车主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像两块巨大的夹板将个体车主夹在夹缝之中。 第一，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个体车主左右为难。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县的个体车主却为《新交通法》的实施而伤透脑筋，尤其是新法规中对超载惩罚力度的加大，让县个体车主难以承受。但他们又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冒着生命危险与被罚款的风险，开着超过荷载量100％、甚至1000％的货车早出晚归，企图逃离制度的网络。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县个体车主在夹缝中喘不过气来，遵守制度还是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让个体车主处于矛盾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之一：超载还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规定，超载是违法的，然而，现实却是市场给出的运输价格仅够成本（油费、汽车维修费、养路费、税费等）开支，几乎无利可图。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均反映：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就算超载了，一般的个体车主一月也只有净利1000元左右。这个净利是冒着生命危险所赚来的。任何一个车主都明白超载会引发安全事故，他们因超载而丧命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在第一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超载。 矛盾之二：买报废车、组装车还是二手车、新车？报废车、组装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严重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政府着力打击报废车、组装车市场，而且对于非法贩卖报废车的违法个人和组织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轻者罚款、重则坐牢。然而，报废车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刚性需求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不富裕的县个体车主来说，尽管开报废车、组装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报废车便宜，对于手头上只能拿出1、2万元的车主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买报废车易于收回成本，因为开货车本来就得冒较大的风险，花4－8万元去买辆二手车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难预料的，尤其是在县经济萎靡与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第三，报废车万一被政府没收了，如果积极疏通关系，一般还是能把车要回来。因此，对报废车的刚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导致了根除“黑车”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在第二个矛盾中，个体车主选择了违规购买报废车与组装车。 矛盾之二：按规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查还是浑水摸鱼？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规定汽车每个季度都必须在二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检修，检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类维修企业出具的二保单，4张二保单决定了汽车是否有参加年检的资格。然而，在县，由于交通部门对二保单的管理存有纰漏，这便为个体车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实则，二保单作为汽车检修的合格证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来统一颁发，而不能由营利性的维修企业来提供。就如同企业的营业执照、合格证书一样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后颁发，否则，就会像县的二保单一样成为市场流通的交换物，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反而会搅乱公共秩序、阻碍职能部门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单的市场可流通性，县个体车主抓住这个漏洞，尽量地节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个体车主会坚持每个季度在三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类维修企业购买二保单，还有部分个体车主干脆省去了检修的步骤，直接购买二保单以应付检查。在第三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浑水摸鱼。 第二，个体车主在市场与制度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在对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选择上，个体车主只能服从市场，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规章的存在对他们的结构性约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县个体车主每天在政府部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工作，也就是早上6点之前，晚上8点以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白天货车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车、补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门前，个体车主则在玩牌、睡觉、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着夜色开车出门装货，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够早，在清晨4点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超载大货车在马路上疾驰。个体车主们就是这样在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白天也出门运输赚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规章制度办事，那样他们就难以生存，他们试图逃离出制度的天罗地网，寻求制度网络所覆盖不到的时空地带与空白点，顽强“抵抗”日趋严峻的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 然而，作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对县个体车主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每个月会偶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段内（早6点前、晚8点后）在某条私人车经常路过的街道堵车。 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不少个体车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网。但李莉＞＞＞政府与市场：个体户兴衰的生存影响因素46是一旦有个体车主得知了内部消息，马上就会向其他个体车主奔走相告，让他们当天不要出去装货，有“险情”。尽管个体车主们迫于市场压力彼此间的竞争比较剧烈，然而，在对“外”方面他们却是异常团结的。他们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左打一枪、右放一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体车主们面对市场竞争与政府制度的双重压力“在排斥中团结、在团结中排斥”。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的合力对县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权力经营导致他们的税费加重、罚款过多，加上不定期的“关系费用”支出使他们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不堪重负；而市场环境的恶化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合力下的个体户面临着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的境况，利润在下滑，他们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贫困的地区，个体户的发展就越艰难。一方面，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赖于税收、费收，政府压给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就越重，经营者无法承受压力自然落荒而逃，这反过来不利于该地区的脱贫。另一方面，越是贫苦地区，市场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调动市场活力在中国主要是依靠政府，当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税的心思中，就鲜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经济、搞活市场了，贫困地区便更难摘掉贫困的帽子。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县工业一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告急，如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日思夜想的问题，要收入就只能找个体户要，但个体户财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设置费用、多罚款来进行创收。然而，政府创收了，个体户就垮了，个体户作为私营企业的过渡阶段发展不起来，县私营企业队伍自然难以壮大，继而会反过来影响县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与县同属一个地级市的Y县，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商业为主，Y县政府采取着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减免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费，鼓励经营、鼓励投资，Y县个体户发展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贫困地区的政府该如何摆脱对税费的依赖，真正将搞活市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应该如何真正给个体户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的创业活力来带动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体户的衰退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还是人为地“监管过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个体户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个体户“缩水”现象便是他们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体户的“监管”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个体户的发展，逆市场潮流而行。本文认为，县个体户的衰落是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过严”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个体户由于资本少、投资小、技术含量低，没有能力加入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易遭市场淘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不少行业的个体户被市场的洪流所湮没。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却依然为市场所需，其中有些甚至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俏。事实上，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个体户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体户的“缩水”只能部分归因于市场，还有相当部分原因则应归咎到政府的“监管过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势必会影响个体户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对个体户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石川，2006）。 新的历史时刻给个体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弱小无助、主要由来自社会底层人群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才能生存的个体户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府应该对个体户放任自流还是重新扶持？个体户将来的路在何方？他们能否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切也许需要时间来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现象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的问题设计教学法 从事教学这么多年,始终有个问题困挠着我,那就是历史知识内容多、头绪繁,教师难讲,学生难学,死记硬背抓不住重点。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我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效果比较显着。“问题设计教学法”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要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教会学生善于捕捉信息,及时处理信息,在探索中自己解决问题。 一、“问题设计教学法”的实践内容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问题是深入学习的起点。“问题设计教学法”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要求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特别是针对教材提出疑问,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本章内容多达三节30多个知识点,一节课根本讲不完,学生也掌握不了那么多知识,更不用说培养能力了。因此可以采取 “问题设计教学法” 问: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说明下列问题: 1.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为中国革命开创出一条正确道路的? 2.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是怎样“守业”的?其结果怎样? 3. 我们的“创业”和“守业”和苏联相比有什么异同? 4. 从“创业难,守业更难”上你得到什么启示? 这样,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但解决了本章节问题,而且有效地进行了知识的纵横联系,既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又培养了学生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历史教学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大有好处。 二、“问题设计教学法”的特点和作用 1. 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问题设计教学法”是针对章节知识的重点、难点,或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进行再组合提出问题。因此教师讲课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便于学生学习、掌握。 2. 系统性、完整性、能力性 布鲁纳说过:“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完美的结构把它联在一起,那是一种多半会遗忘的知识,一串不连贯的论据在记忆中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寿命。”而运用“问题设计教学法”则突出了一个主题,就象一根红线把零碎的珠子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不但有利于学生温故知新,而且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未来。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 3. 现实性、适应性 “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专题倾向性十分明显,是在一定的情景设置下进行的,情景与知识交融,有利于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注时事、借鉴历史观察现实的能力,提高整体素质。 三、“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三点做法 1. 设问法 就是对所学章节的内容进行直接设问,引发学生思考。比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重点可以抓住“新航路的开辟”这几个字,提问:“它是开辟和沟通到哪里的航路?原有的航路途径在哪里?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新航路是由谁,又是怎么开辟的?开辟后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系列的设问,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并使他们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求知兴趣点,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本课内容的教学。 2. 联系法 联系法包括纵向联系法和横向比较法。 纵向联系就就是以本章内容为切入点,把同类知识按时间先后顺序归纳起来,进行系统阐述。比如:讲到《辛亥革命》可以联系相关知识提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哪些探索?提出过哪些救国方案? 横向比较法是把同一时期的同类知识或中外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一章,联系相似时间提出问题: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苏联有什么异同? 3. 情景设置法 就是把要学习的章节知识点放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学科内综合或学科间渗透,以营造综合氛围。情景设置可以是某一人物,也可以是某一事件,可以是时政热点,如西部开发、WTO、中日关系、中美问题、台湾问题等。也可以是人文地理,如环境、人口、资源等。根据情境设计设置问题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意义。 “问题设计教学法”,将各种知识融为一体,进行学科综合或学科渗透,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教学困惑,才能深化教育改革,也才能提高课堂效益,做到真正的培养学生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一、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重点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二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三、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渗透世界近现代史教学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只作为选修,必会削弱本身的地位,因此如何在两难局面上照顾学生对历史在古今中外内容的学习,是教师不容回避的问题。虽然,初中阶段这些内容高一学生都已学过,但对初高中的要求深度、广度不同,中国古代史学生相对还熟悉点,但世界史内容他们是在初三学的,由于初三升学压力,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好世界史的内容。所以,若在高中阶段学生不接受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就会出现严重脱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利于教育“三个面向”中“面向世界”的要求;从微观角度来说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历史知识,中国是世界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内容又是出题的“热门”内容。所以,高中生掌握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囿于大纲,而是要根据教学实际对高一教学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在给学生讲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时就不能单纯从中国国内历史的演变去考虑,而应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新教材已注重到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近代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引言”就很重要,教师要重视这些内容,用好这些内容,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教材,找出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内容和结合点。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怎样创设有效情境的路径分析 关键词:历史教学 有效情境 创设 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过去性。因此由于历史内容年代久远,使得教材内容抽象、枯燥,缺乏趣味性,如果缺少必要的学习情境,学生就很难很好地完成对这些历史概念、规律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那么如何创设有效情境呢? 一、创设有效情境要生活化。 在创设历史教学情境中,很多教师秉持历史想象和历史假设的原则,运用模拟角色情境、编造历史故事等方法,让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参与历史”,从学生或故事人物的情感角度体验历史。这也符合新课程改革中提倡充分尊重学生体验与感受的权利的要求。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感兴趣,学习时轻松愉快,学习效率自然会较高。教师设计导入时要尽量选择新鲜活泼的内容,讲究语言艺术,以使课一开始就扣人心弦,吸引学生的注意,激起他们思维的浪花。这种生活化的情境有助于将抽象、枯燥的历史事物及历史事件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呈现于学生面前,使学生由今忆古,从而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更容易参与教学。 二、创设有效情境要落实三维目标。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是创设有效情境的第一步骤。接下来在具体设置教学情境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符合三维目标的落实。因为创设教学情景的目的是辅助学生的学习,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实现新课程教学的“三维目标”。所以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在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的指导下确定具体教学目标,依据教学目标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如:在教授人民版必修二专题八《经济全球化世界》时,某教师设计了如下情境:出示《波音飞机在美国以外的零件供应地示意图》,一是说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最终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二是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围绕这个情境设计问题,让学生探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这节课的核心问题,在具体操作上,教师设问:美国为什么将某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和巴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接受?这对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影响等问题,这样层层深入,引导学生思考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问题。 三、创设有效情境要围绕课时重难点。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中,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但在具体的课时教学中,并不意味着教学情境越多越好。也就是说教师在对教学内容设计情境时,要突出主题,紧紧扣住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否则会造成课堂结构的失衡:要探究的主要问题着墨太少,而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误导了学生的学习倾向性。比如上人民版必修一的《辛亥革命》这一课时,对于本节课的重难点定位,首先可以参照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而《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则阐述的更为清楚:“辛亥革命的意义是本课的难点,学习时可以从辛亥革命如何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等角度认识。”教师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的原因在于教师限于以往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结构,对课程标准与教学指导意见研究不够。 所以笔者还是强调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然后有针对性地创设教学情境。 四、创设有效情境要有利学生探究。 高中历史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由此看出探究性学习在高中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理性思辨。基于以上认识,在创设教学情境、设置问题的时候,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探究的,教师又如何提出探究性的问题。所以,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跟随时展的脚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备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在中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中,传统的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是教学,研究被认为是专家们的“专利”,而忽视了教师工作创造性的特点。当前,从“教书匠”转变为科研型教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教育科研也被许多学校视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生命线。 教师要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建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大胆地对学习进行尝试,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将教学过程和情感教育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的学习目标在丰富的教学资源中更好更快的完成。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建立团结互助的关系,建立起在师生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融洽的关系。彼此的交流可以让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共同分享学习的过程和成果,让教学评价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 历史课堂教学是复杂和丰富的,对于如何创设有效的历史教学情境,除了以上几个基本条件,还涉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学生课内合作探究时间和学生知识背景、教学设备的运用和除教材之外教学资源的开发等,要取得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我们教师不断探索不断实践。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教师创新观念的弘扬,教师在激励学生大胆创新的同时也在激励着自己的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谈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高中历史新课程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由教学的恒定时间模式,代之以模块的时限模式,出现了跨度大、跳跃大、难度高、内容多等特点。这就使得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既要完成一个模块教学,又要实现历史新课程标准目标,成为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题式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教学法中的一朵奇葩,成为教学方式变革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一、合理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 所谓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精心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教给学生提出问题的技能,并鼓励学生质疑问题,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实现对知识的主动选择和探索。例如在讲授日本明治维新一课时,导入新课后用幻灯片逐步向学生展示围绕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系列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你所理解的近代化的含义;当国家走向现代化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时,先进与落后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态度如何?中国是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结果怎样?日本如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请结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比较说明两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最终一成一败的主要原因。课堂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问题情境,往往产生“一石击起千层浪”的效果,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促进师生合作,教学合作,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激发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二、教师借助点拨示范,达到学法指导 问题式教学过程中必须将教师对知识的讲授和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有机地统一于历史问题之中。教师通过点拨示范,将大难点化成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然后指点迷津,教给学生一种学习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指导学生启动思维,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解答教师设计的问题,关键是引导学生从分析问题的条件入手。为此,教师进行问题教学过程中,既要设计好问题,又要有明确指向的诱导、点拨、示范,实现教学方法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机结合。如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可引导学生质疑:“中国的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如果林则徐没有虎门销烟,英国是不是就不会发动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否能体现其侵略意图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鸦片战争的性质及其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达到启发学生思维,提高课堂效率的功效。 三、开展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所谓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即在教学过程的进行、教学活动的展开,紧紧围绕着探究的问题而展开,让学生带着课题问题“收集资料”等一系列活动中,培养获取和处理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历史等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讲授《西学东渐与维新变法思想》一课时,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研究性学习:“在近代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关于两个派别关系的表述,只有一组是准确的,请加以判断,并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你的判断:第一组——争锋相对、势不两立;第二组——齐心协力、相得益彰;第三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所学知识及其课后搜集的资料进行口头形式进行讨论交流,课后指导学生将讨论结果整理成文。 四、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 运用问题教学法,摒弃传统“一言堂”的讲授法,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教师应该在树立师生人格地位平等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为问题教学法的顺利实施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现代教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心理存在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过程;二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过程。前者是一种认知过程,是智力活动;后者是感情过程,是非智力活动。两者密不可分,缺一项都不称其为真正合理的学习过程。而教学实践也证明: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感情、有思维的教学统一体,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师生活动意味着参与、对话、沟通,它不仅是教与学的活动方式,更是弥漫于师生之间的一种教育情景和精神氛围。对学生而言,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张扬和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言,上课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给学生,也是和他们--起分享、理解生命的价值以及体验自我实现的过程。 五、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 课堂教学中运用问题教学法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一要不断加深自身学科知识基础,并根据最新学术研究动态更新知识。历史学科的知识面非常广,只要是过去发生的几乎无所不包。所以历史教师一定要不断地吸收知识,使自身的基础越来越雄厚和越来越新,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和提问时的材料,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永远保持吸引力。二要切实加强自身教学基本功的锻炼,如语言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解释说明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的能力,等等。否则,再好的教学方法到了手头,也发挥不了该有的功效。三要转变观念,明确教师在新形势下的“角色”。要摒弃传统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一言堂”的做法;改变教师永远是主角、是支配者,学生是配角、是服从者的陈腐教学模式;改变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管得住学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的陈腐观念。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功能观。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发展,教师的角色应从信息源与知识的传播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辅导者,成为学生探索问题的领导者,学生理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指导者。 总之,问题式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应遵循问题创设的原则,讲究问题设置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改造和完善,这样才能使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焕发独有的艺术魅力,更好地促进高中历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论科学记忆对高中历史教学的策略 历史是高中教学中的重要学科,加强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有助于学生对历史事情的认识和感悟。“以史为镜,可知兴亡。”历史的教学不仅是要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更要求学生通过历史事件从中发现规律,发现真知,真正的做到感悟历史。这也是高中开设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历史的教学还有助于学生民族归属感的形成,在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我们民族的特性。 同时,高中历史也是高中文科中难度较高的一门课程。高中历史对学生掌握要求较高,事件的发生年代,事件发生的起因,结果,以及这件历史事件反映了什么,推动了什么等等都在高中历史的考察范围中,这也可以看出,高中历史的教学难度是比较高的。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学生往往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由于历史的涵盖范围较广,知识点较多且又较碎从而导致了学生在对于历史知识点的记忆方面往往存在了混乱。AA其二,是学生对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等都不能很好的掌握,对该知识只能死记硬背,从而造成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较为混乱,理解不清且经不起推敲。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非常不理想的。提高高中历史的教学效果,就应从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知识点,构建一个清楚的知识网络出发,帮助学生更清楚的对历史知识知识和了解,从而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 科学的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对历史知识进行记忆,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中所需要的。将科学的记忆方法应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可以让零碎的繁多的历史知识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网络,从而帮助学生记忆。 一、年代记忆法 年代记忆法师应用的较广的一种记忆方法。通过将不同年生的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和整理,从而形成一个清晰的历史知识网络。年代记忆法的基本原则是:“重要年代具体记,一般年代大概记,年代框架形成后,再用各法来巧记。”以中国古代史而言,秦统一、黄巾起义、隋统一、宋开国、金亡、明开国、清兵入关等年代,以及两汉约400年、唐、明、清各约300年,是应该记住的。以中国近代史而言,应首先记住1840年、1856—1860年、1851—1864年、1894—1895年、1900年、1901年、1911年、1912年。学习世界近代史,应记住1640年、1775年—1783年、1789—1794年、1848年、1870年、1871年、1914—1918年。在形成年代框架后,可使用下述各法归类记忆年代。通过年代记忆法的运用,混乱的知识点能够更有条理的展现出来。厘清了各个朝代与年代之间的联系后,学生可以将历AAAAA史知识填充到这个年代框架中。如秦国统一了,然后秦国统一后有什么新政策呢?该朝代是怎么发展的呢?这样,学生所学的货币统一,文字统一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等都能通过年代记忆法填充至年代框架中,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 年代记忆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将历史知识分块且互相联系的作用,高中历史教师应充分的把我年代记忆法这一特点,对教学进行改革,将年代记忆法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记忆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二、理解记忆法 理解对于学生的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在很多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对内容多的历史知识进行记忆而忽略了学生对于该历史事件的理解。很多历史教师会认为历史知识是可以靠死记硬背就掌握的内容。事实上,理解性的记忆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理解记忆法可以帮助学生主动的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对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并根据年代记忆法所形成的框架通过理解记忆法去填充,使两者相辅相成。在高中历史的学习中,学生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记忆,造成了历史教学进度慢。如学生在学习“世界多极化”时,往往会提出疑问,导致世界多极化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教师都直接告诉学生世界多极化形成的原因,意义等,而没有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学生主动探索和思考。同时,教师所给的答案往往只是针对考试而言的,很多时候学生对答案的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疑问和疑虑,如文化因素对于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学生对于文化因素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时候教师要耐心的对学生进行讲解,并通过拓宽学生知识面等方法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教师可以将代表性强的民族文化冲突展现给学生看,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多样化对于世界多极化的推动。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让其对该知识点的记忆更为的深刻,这一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与年代记忆法一起结合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三、巧用记忆曲线 记忆曲线又称为遗忘曲线,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所研究得出的。记忆曲线是一条以记忆保持为纵轴,时间未横轴的曲线。根据艾宾浩斯记忆曲线中的研究,不同的记忆难度的知识所需要重复的次数是不同的,同时我们的记忆分为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根据记忆曲线对所学知识进行重复以及就可以将短期的记忆变为长期的记忆。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对历史知识记了又忘是很平常的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巧用记忆曲线对知识点进行复习,可以帮助学生将短期记忆逐渐的转化为长期的记忆,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效果。记忆曲线是一条较为复杂的曲线,记忆曲线的获得需要经过不断的试验,教师应主动的探究和摸索而不能盲目的遵从网上的资料。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的知识性,却忽视了历史的趣味性;比较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却忽视了历史的形象性;他们习惯于用枯燥呆板的公式演绎历史,却不懂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历史。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便成了年代、数字、概念和规律的堆砌,传道者头头是道,受业者却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忽视了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并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发 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历史形象思维不同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形象思维。历史只能间接地从各类文字材料、历史文物、 考古遗迹和口头传述中去把握思维客体,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间隔。而历史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其思维形象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并力求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历史形象的再造。当然,再造历史形象并不等于复原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细节,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所谓再造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艺术加工”,在加工中有所取舍,有所概括,有所集中。但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加工而不是虚构,加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形象、更生动、更深刻地再现历史。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和不可逆转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本体。它只能被我们所认识却无法直接体知,只能被我们所理解却无法重复验证。这与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与青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因此,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1、形象思维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的,但又是瞬息即逝、无法再现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已经在永恒流动的时空中消失,学生们今天所学习的,只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而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在教科书中,仍有不少内容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形象鲜明的材料。但毕竟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在教材中只能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因此,教师的任务便是应该努力弥补教材的不足,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这就需要借助丰富多彩的史料,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充实教学内容,再造历史形象, 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由此而使教学内容具有直观可感性。 2、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 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牢固地掌握。 3、形象思维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他们牢固地掌握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场好的电影,一部好的小说,其教育意义往往大于一些专门书籍,并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们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电影、电视和小说是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来刺激大脑,产生了较强烈的条件反射,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所以记忆。 三、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能否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取决于教师能否成功地再造历史形象。而历史形象的再造,又离不开生动的史实、形象的语言和直观的历史教具。因此,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归根结底,在于史料的积累,语言艺术的提高和直观教具的运用。 1、注重史料的积累,充实教学内容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史料积累的过程,是历史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需要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为自己提供一个深厚坚实的知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证博引,生动有致,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2、重视语言修养,提高教学艺术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高尔基曾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而对“舌耕”为业的教师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教师,即使是满腹经纶,如果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优美感人的故事也会黯然失色。因此,提高教师的语言修养,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前提。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有了过硬的语言功夫,才能动情引趣,将波澜壮阔 、绚丽多彩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于课堂。 3、运用直观教具,增加学生感性认识 生动的语言可以再造历史形象,但不能取代直观教具的作用。在历史教学中,可供利用的直观教具很多,有实物、模型、图片、地图、表格以及各种音像设备。这些直观教具可以从不同角度刺激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这就不仅可 以使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表象,促进其形象思维,亦可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近十年来,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 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因此,发展电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这种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摘要：课程改革的核心在课堂，课程实施的关键在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重新认识课堂教学的过程，以新的课程观为指导，创建新的课堂教学实践。但实施新课程以来不少教学行为的改革只是流于形式。为此，结合本人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创新 历史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改革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一个值得永远重视的课题。新课程理念不应只停留在口头，而应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本文仅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1．反对借口把握历史基础知识，又使历史教学重新回到旧课程教学的老路上。历史新课程已实行几年了，但还有不少教师对新课程的教学仍用旧的教学方法，他们主要舳理由是，旧方法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有利于学生的应试能力的提高。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新课程的考试内容要求与旧课程有很大的差别，仍然采用旧的教学方式，包括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答案模式化等等，肯定不能适应新课程的考试要求。在教学新课程时．应该采用“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应该使“教学活动的内容更丰富，活动的形式更多”，比如I探究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上网查找资料并在网络上与别人探讨历史问题，还可以小组讨论，可以在课堂中进行辩论等等，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爱好，又能达到新课程所要求的教学目标（如“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因此，进行新课程教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改变旧观念，要按照新课程的要求进行教学，否则，新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就成了一纸空文。 2．反对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有不少历史教师，在高举中学历史新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的旗帜下，认为可以放弃历史的基本知识，而片面强调学生的思辨性和开放性，这只能导致的蔓延，导致学生人文素养、民族意识的缺失。比如，在学习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时，假如连“人类政治活动发展主线及其时段性政治发展特性”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达到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所要的教学目标，不要说通过古今贯通、中外相联的专题，从中外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使学生获得启发，更好地认清国情、熟悉世界，就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一般的社会责任感可能也没有。不理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民主”的概念，不了解它们发展的前因后果，就不可能正确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主与专制”在中外历史上的影响等等。假如学生不把握历史的基础性、典型性、时代性原则，越是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得出的结论可能就越背离教育的目标，这肯定不是实行新课程时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新课程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甚至培养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但在把握历史基础知识上，与旧课程的要求有一致性，这是新课程对旧课程继续的一面，这也是高中历史教师应该继续发扬的一面，假如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这种改革和创新必 然失败。 3．历史教师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更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才能使历史新课程的改革和创新得以顺利进行。苏联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所说： “假如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教学改革，那就必须从改造教师本身的心理开始，假如教师本身的内心世界依旧不变，即不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那么即使一再提高教师工资，他们会改头换面地使任何新的教科书去适应自己的旧观念”。这的确说明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要害。历史教学本来是一门有趣的教学，就是在旧课程的教学要求下，真正优秀的历史教师也会使历史课堂充满趣味、充满理性的光辉、充满情感教育的温情。可是，在调研中却发现，在学生“最不愿学的课程”的排序中，历史排在第三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乏味的课，这种结果的出现，要害是不少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够、职业道德不高所造成的。同样的道理，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假如历史教师仍然保持着旧有的专业素养，就是最好的高中历史教材、最好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新课程的历史改革与创新也是泡沫一般，看起来很美，实质上却是空的。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最亮的图画。德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他们不像英国人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带来的一大批旧工业，更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就是这些杰出的人才在德国的领土上“画上了漂亮的图画”。面对一穷二白，大多数民族并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画上满意的画卷，这说明，图画能否画好，历史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绘画者本身。现在，面对新课程的改革，但愿历史教师也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这必须以提高专业素养为前提。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在引导学生获取历史知识或材料的过程中，在评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辩论中，在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中，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在引导学生“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中，都能使学生带着信任的眼光，不时地点点头。无论是课堂上学生论辩的出色，还是老师面对学生的反驳，从网络上下载有效的信息，拥有高素养专业的历史教师都运用自如。尽管新课程的主要方法是“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但主导者的专业素养差、职业道德低，主导者就会把主体者引入歧途。因此，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新课程改革与创新才有成功的可能。 总之，历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可引导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包含着人类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知识财富和宝贵经验,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发扬和借鉴的。在新的课程背景下，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充足的学科知识储备，要对照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理顺教材思路，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不断探索,找出历史教学的最佳途径,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历史”科目作为实现完成中学基础教育任务的一门基础科目,同其它科目一样,其目的应该旨在为培养有思维,有见解,有创造性的人才奠定基础。那末,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思维精神,笔者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得行家批评。 一、从教师自身的素质出发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学历史教师在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摆脱“应试教育”观念的束缚等方面,任重道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历史教师的自身水平亟待提高。 首先,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历史研究是学者们的工作,教育研究则是教委教育局的专职,而中学历史教师只是一个文化的消极传播者和普及者。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必须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历史专业内容发展变化的脉络,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教科书,而不是照本宣科地使用教科书。 其次,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改变传统所固有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历史教学观念。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不要把自己当作权威的化身,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压制学生的见解。尊重学生发表的见解,即使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成份,也应该看到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的火花,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观点和看法,然后以耐心认真的姿态予以回应,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活跃气氛。 二、在教学中培养创新思维策略 (一)、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步进行 我们强调创新思维精神,如果脱离了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那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轻视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专注于创新精神的培养,最终将会使创新思维意识的训练流于形式。只传授历史基础知识而忽略创新精神的思维训练也违背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初衷。因此学生历史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必须从搞好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入手。 (二)、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从本质上说,即培养学生形成自己在接近客观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历史现象的一点认识,而不是去死记模式化的固定结论,这样就能帮助学生克服思维僵化定势,展开思维飞跃的翅膀,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1、历史教师先对长期流行的结论(一般为历史教科书的结论)进行分析,探究此结论是从哪个“角度”、或“视角”得出的,并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看待历史现象,自然会得到不同的历史结论,然后帮助学生自己去评价、完善结论。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方法称之为“角度创新”。 2、培养学生勇于质疑。敢于质疑的精神的培养是培养创新思维精神的前提。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对传统固定的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探究,看其是根据何种原理或理论推理出来的,这个理论是否严谨,是否完善,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方法称之为“理论创新” 3、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右脑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只有大脑左右半脑功能得到平衡发展,两半脑的活动互相配合,人的创新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很快发展。然而目前的教育方法过多地注意对“左脑思维”即抽象思维、言语能力的讲究,而轻“右脑思维”即非言语思维,形象思维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因此,开发学生的右脑思维潜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将会起到极积的作用。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法称之为“右脑思维创新”。 三、课内处结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式可以分为采取课堂内的方式和采取课堂外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期以来中学教学界把创新思维意识训练过多的放在了课堂内,而轻视了课堂外这一重要的方式,这影响到了学生创新思维的训练和培养。由于课堂外这一方式在时间的掌握安排,具体的实践操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灵活性强的特点。因此,课堂外丰富的空间资源为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学术专题讲座:学术色彩浓厚是举办专题讲座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考虑到这一点,教师在举办专题讲座时应注意三个问题①精心安排,全面搜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新成果,并加以筛选分类汇总,使之有条理而不紊乱;②专题讲座围绕一个研究中心为宜,而且选题宜小不宜大;③专题讲座的内容最好与历史课程的进度同步。 2、 专题辩论:专题辩论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参与教师主导性参与的最佳契合的一种方式。同专题讲座一样,专题辩论亦离不开历史教师精心准备这一环节,只不过这一环节的实施者既包括历史教师,也包括学生。教师也并不是一个神手旁观者,教师的作用表现在对学生的辩论准备工作的指导作用上。在广泛征询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教师然后确定一个在学生中能引发矛盾和争鸣的辩论题目。教师应帮助学生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搜集相关的史料和论文,指导学生撰写辩论词以及辩论应注意的事项。辩论双方谁赢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通过史学辩论前的准备工作和整个辩论过程,培养了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提高。 3、撰写小论文: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给学生课外布置的作业往往是以应试为目的的试卷作业。其实在学业相对轻松的高一或高二年级,根据所学的内容,教师可以指定一个题目,或让学生自拟题目,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写一篇字数不长(1500左右)的小论文,作为一门开卷考试(计30分)的内容。这样在学期末进行闭卷考试时,就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和学生考试的压力。小论文式的作业,虽然类似于读史札记的性质,但对学生的要求却很高,教师可以在笔法、写法、结构、史料分析上予以点拨指导。这一想法已经在某些重点中学开始实施。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的三点认识 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对由小学至大学的历史教学该怎样提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小学是个点,初中是一个线,高中是个面,大学是立体。” [1] 所谓“面”,指的是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揭示,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与评价。唯有如此,大学历史教学才有可能拓宽和加深。现行高中各册历史课本在内容编排上,比较注意与初中课本相区别,有略过程,重理论分析的特点,比较注重多层面地展开历史。高中教学在初中教学上的提高,不仅要有教科书的变化,更要有课堂教学的更新。 初中是依据课本讲课,高中是依托课本讲课。一“据”一“托”,将高中历史教学的“高度”显示出来。高中历史教学贵在有教师的见解,课本与讲课相对应,而不是同一,用意在于变换观察历史的角度,引发探讨历史问题的兴趣,培养分析与评价的能力,把深邃的知识留存在记忆里。对此,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范围为据,浅说三点认识。 一、内容处理有独见 教科书上的内容在讲课中少不了加工裁剪,有的还要补充,添加新的内容,教师的魅力正来自对知识的驾驭和处理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知识的精深。高中历史教学给教学内容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根据信息量大、理论分析层次高的教学取向,博观约取,将教科书的内容转化为圆满的讲课体系。“讲课体系”没有固定模式,做起来,各有解说。以下简举三例,说说笔者的浅见。 其一,着眼全局的内容处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以下简称高中本)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与初中本比较,都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心,按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介绍清末 11 年的历史。高中的课堂讲述有必要作出有深度的调整,否则只能是初中讲课的重复,难以提高档次。综观清末历史,如果从清末的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入手,全方位地讲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清末剧变,会更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教学思路是符合历史的。清末除清廷权贵外,还有三大政治势力,即有实权的汉族官僚、社会影响较大的立宪派和力量日益壮大的革命派,他们之间的较量和彼此势力的消长,决定着时局的发展。三大政治势力组合为两股社会潮流:一个是改革的潮流,就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一个是革命的潮流,就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股社会潮流撞击的结果,显示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轨迹 ---- 时代呼唤着革命。辛亥革命正是在清廷空前孤立,立宪前途绝望,立宪派迅速分化的情势下发生的。这样的教学思路也是与课本的叙述吻合的。高中本对清末立宪派的活动和预备立宪的评价,在分量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更动。这也需要将清末新政和立宪活动讲到“位”,让学生看到多因素的历史过程,汇渠于河,突出中心。其二,形成专题的内容处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夕,是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对这段完整历史的处理,高中本的编写,是放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一章里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决定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并列叙述的。考虑十年内战史的时间断限,这样的内容编排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上看,如此安排,多有不妥,削弱了抗日战争局部抗战史的地位。 1995 高考历史试题里,要求准确使用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概念,许多考生不知所云,这既暴露了教科书编写上的不足,也暴露了课堂讲述平移教科书内容的弊端。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大阶段。 6 年的局部抗战史内容非常丰富,它的许多变化,最有分析价值,是向学生进行多方面教育的典型材料。讲课不仅要调整相关内容,还应当补弃一些生动的材料,形成专题,全面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使学生耳目一新。 其三,扩充历史涵容的内容处理。高中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集中在三个方面: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应运而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大批先进青年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今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世纪末的回眸,用新的角度予以审视,就深感以上“单线”叙述,太单薄了,理应扩充涵容。内容的扩充:“五四”前后精英辈出,他们学贯中西,成就非凡,有的堪称大师,造就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节操,所产生的感召力更是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乘俄国革命的长风,在中国广为传播的。 评价上的扩充:“五四”反传统,反的是儒家的正统独尊地位,将之作为立国治国的总原则,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逆流,不能看作全面否定儒学。当时有一批思想家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意见对立,受到激烈的批判。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五四时期思想主张纷呈,恰恰是时代的进步。处在激变的时代,尊重传统和反传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对主义是不可取的。 二、问题分析有创新 历史教学上的创新,指的是教学中使用新材料,说明新问题,用科学的见解指导学生“通过对以往的历史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2] 。创新是历史意识和时代感的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将这一结合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今天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高中学生处在踏向社会的前沿,渴望用历史眼光来观察社会,明辨是非,以期提高觉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 [3] 。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具体做法可大致归为三种方式:一为重复。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媚外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学不能仅止于此,“重复”要有新思路,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新论证。历史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给民族心理投进了阴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扭曲和损害。其表现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顽固守旧,一种是崇洋媚外,二者殊途同归,都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是民族心态中的消极面。事实上心醉西风,迷信欧化,并没有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倒是干下不少丧权辱国的蠢事。事实又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上,支配我们民族心理的精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其代表者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一批又一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们“摈弃盲目排外,也不齿于一味崇洋”,他们既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又从世界潮流中吸收西方文明精粹,铸成自强不息的新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没有走向沉沦的支柱。近代先贤们早已大声疾呼过,要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历史责任还需要今天青年一代重新担当起来。我们的教学,要从净化精神世界的认识上,将近代史的屈辱与抗争讲深、讲活。 二为引伸。引伸触类,贯通其旨,这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回答几个基本的国情问题,无疑是必要的。这谓之教学的引伸。 比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要进一步回答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对此,不能一般化地论及成败,要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上看到人民的选择。民国初年,西方政治制度几乎全部引进中国,但这一发展道路,不久即被堵塞。袁世凯为确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手摧残了共和政治运转的方式,多党政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第三势力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党派。 第三势力的总目标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地道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权比袁世凯政权还要专制、独裁,迫使第三势力分裂了。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给中国带来了统一、稳定和繁荣。铁的事实说明,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学习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历史,综述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以及国际环境的发展状况,回答 50 年代中国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历史教学延伸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及其后的一些权威性党史着述,既为历史教学提出了分析的要求,也为之提供了分析的依据。高中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些问题的解释中,体现出应有的教学高度。 三为比较。比较分析的方法,具有较大的综合性,曾被史学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一直延续到当今,现实的许多“热门话题”都促成教学的回顾比较,判明异同,分析缘由,认识精义,使教学添增新意。比如新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曾在史学研究中引起过混乱,高中历史教学是不能回避的,应该有比较。 当今的对外开放与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本质的差别。今天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割宰下的对外开放,政治地位不同,经济环境不同,思想状态不同,国际关系不同。 19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是中国深深陷入半殖民地境况下帝国主义间利益均沾关系的调整,与维护中国的利权毫无共同之处。只有深入比较,才能认识“独立原则高于开放”的道理,不能用新时代的全新经验来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还要用新中国自身的历史进行比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将其前后近 40 年的历史进行比较,就不难判明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地位。 1958-1978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道路十分曲折,有过严重的失误,被称为“耽误”了的 20 年。中国正是从过去 20 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社会主义注进新的血液,会合成新的形势,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兴旺发达。改革和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可逆转,不能背离。 三、理论构架当严谨 理论构架有两层意思:一是以教育、教学理论为依据,按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教学目的,大到全书,小到各章节,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教学目的、学生实际,切实把握应该要重点展开的内容。二是根据教学目的、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正确的史学理论为指导,构架讲课体系。史学理论,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渗透在历史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后一层意思,略作说明。 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运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给我们作出了表率。 30 多年前,范文澜先生在新版中国通史绪言中针对旧版本存在的缺点,作自我批评时提出的三点意见,很有启发。第一,要克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即“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第二,不能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即“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历史地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第三,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对复杂而繁重的历史,丝毫没有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替代。他说:“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种孤立的现象……结果是头绪紊乱,不相贯通,名为历史,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 [4] 范老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划清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界限所作的分析,是克服历史教学中生搬硬套、理论不足的良药。 范着《中国通史》是历史教学的指导书之一,书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准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夹叙夹议,读起来令人叹服。领悟范着要旨,还要进一步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对指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意义特别大。《剑桥中国史》在我国学者与读者中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对《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卷本所作的评论中,有一个趋向性的意见,认为“剑桥史”标榜的历史主义,同我们所提倡的历史主义,不能归为一个范畴。评论指出:“只有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不能达到真理。当该书作者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时,他们最后不能不同历史循环论搞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说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 [5] 这一评论一言得义,很有说服力。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作支撑的历史主义,不成其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 实事求是,多层面地分析历史的理论原则,是构架讲课体系的思维精髓,不能将这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与一般推演方法相混同。它的绝对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对历史原因的审视、历史背景的揭示、历史渊源的追朔、历史影响的阐释,考究前因后果,概无简便方法可资操作。凡属有理有据的历史说明,都是生动的、多样化的。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科学不是检验控制论概念的一个好基地……不管我们愿意如否,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去进行研究” [6]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具备信息量大、思维量大、理论性强的特点,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课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丰富而复杂,贴近现实生活,素来是历史研究的活跃领域,给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出了许多难题。在高中教好这门课程,非有较强的理论功力不可,否则教学会苍白无力,断无精彩的历史评论,谈不上教学的科学性。 我们的教学怎样把知识导向深邃,给学生观察社会、展望未来、定位人生以良好的启发,需要我们站在当代的高度讲好历史。目光投向当代,不是将历史现代化,唯有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实践；思考 论文摘要：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主要依据建构主义理论，新课标要求，高中生心理特征、认知水平，高中历史学科特点等建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创新能有效实现新课程凸显人格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的宗旨；有效地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现对此课题做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谈一些做法和思考。 随着福建省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新课程改革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给老师带来了挑战。那么，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师应如何应对，怎样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近两年来，笔者结合学校的教学实际，在进行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理性思考研究，转变教学方式，创建了新的教学模式。 一、“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主要形式及有利条件 笔者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形式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是以自主探究为主的教学。具体说来，它是指教学过程是以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为基础探究内容，以学生的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学生参照和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以个人独立自主学习或小组合作讨论的形式，通过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历史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 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有许多有利条件。从建构主义理论原则、新课标来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过程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教师是学生自主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自主探究式教学就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加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过程的过程，符合建构主义理论，也符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对学生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注重探究式学习，勇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习运用历史的理解力。”从高中生的心理和意志品质来看，高中生在学习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能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控制，发挥自身的潜力，主动地去认识、学习。从学校的现代化教育设施、高中生的历史知识水平、学科特点来看，学校教育设施完备，如较多的历史音像资料可提供给学生欣赏；高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知识，有较强的查阅、搜索历史资料的能力。历史知识是综合的、多样性的、多姿多彩的，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探究天地和思维空间。 二、“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 考虑学校教学的实际条件、教师的研究能力及学生的认知水平，笔者对“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实践，立足于课堂内，扩展于课堂外。 立足于课堂内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采取“自主学习”、“辩论式”、“问题讨论式”等方式。这里主要介绍“自主学习”方式，其流程是：鼓励预习、深入探讨、点拨感悟、自主建构学习。鼓励学生经过课前的预习、初步感知将要学习的内容，记录难点、疑点，这样在听课时，就会格外注意，从而避免在听课或讨论时舍本逐末。同时，在学生的感知自主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深入探讨是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核心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预习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的同伴合作，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如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罗斯福新政的“新”在何处?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有何影响?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纠错改误。讨论时，教师要加以引导点拨，在反馈探究结果时，如果学生的观点或结论是正确的，教师除了充分肯定外，更重要的是要论证他们的观点为什么说是正确的，要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给予肯定；如果不完整或是错误的，除了指出其不足和错误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校正。教师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点拨，还要引导学生重新尝试，使学生从自己的不断尝试中得出经验教训。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有学生提问：罗斯福新政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对这一质疑，笔者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启发、引导学生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美国的国情(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及民主传统)，以及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的经验等方面进行讨论。经过共同努力，使问题得到圆满解答。让学生自主学习教材，自主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本质与核心。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关心学生对材料的搜集、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引导并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如上《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自主建构经济危机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特点：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影响(局部、整体)等。对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当今现实进行探究，自主建构奥巴马执政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的类似点。在自主探究中，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认识，让学生掌握方法，学会学习，是自主学习的目标和归宿。课堂教学过程中其流程多次循环使用，真正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能力的目的。 扩展到课堂外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是从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观念出发，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得出结论的教学过程。课堂外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自主参与类似科学研究的学习活动，通过亲身体验，获得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并在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精神境界等方面得到锻炼。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研究性学习课题是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形式。还可以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历史小论文、开展历史知识竞赛和表演历史剧，等等。 三、“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成效 在两年多的课题实践中，笔者在不同阶段，采用观察、检测、问卷等方法，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问题意识，合作意识、期末测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反馈。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指导学生，学生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积极性高，课前能够进行预习的学生达90％以上。有65％以上的学生能够在预习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能大胆提问并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学生能主动与其他同学交流，提出自己的见解，分工明确，讨论深入，合作学习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学生学期考成绩比以前明显进步。这说明，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提高了历史成绩。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极大地开阔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全面提高，掌握科学学习方法，为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教学模式创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科研能力。在教学中，教师无论是对教材的处理，还是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有的或许并不完美，通过自主探究模式教学正好能弥补一些缺憾，学生的需求、灵感、智慧可以启迪教师的智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获得师生的双赢，达到教学相长。 四、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思考 教师应认同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策略，成为规范程序化的教学行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课堂教学的师生双方会和谐共赢。 教无定法，学无定式，学生学习要遵循教学规律，要符合自己的实际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能力固然重要，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培养学生探究创新性思维?怎样将课堂教学与课内外探究二者有机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值得教师们深入思索。 教师要加强自身的素养，要不断地再学习，教学模式创新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 总之，新课程下教学模式创新，既是一个教育思想问题，又是一个教学模式问题。要让新模式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不断努力探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的层次性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 可行的教学目标 层次性 论文摘要：作为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弊病：各段教学缺乏明显的层次性。笔者认为，要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 如何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笔者想就此结合自身的思考和实践谈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立足教材，授之以渔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升学压力的影响，初中社会学科长期以来都是被视作副科，导致高一学生历史知识普遍欠缺，更甭说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方法了，教师如果忽视学生的这种认知水平，过分看重讲课的完整性、透彻性，虽然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学生常常会启而不发，这必然影响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所以对于高一教师来说，“传道授业”固然重要，但“授之以渔”、“燃之以火”更为重要。教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要贯穿学法指导，告诉学生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何阅读教材，如何记忆，如何分析、比较，如何评价等等；同时既要重视自己教的感觉，也要关心学生学的感觉，多想想我这样教学生会不会喜欢，能不能接受。新教材已经从“便教”向“利学”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作为教材的传授者，是不是同样应该想想“科学”的问题?更何况高一学生面对的是会考，会考是水平考试，根本没有必要对教材作过多的展开分析。以洋务运动为例，高一学生只要能了解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内容、结果及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可以了，至于其它更深入的问题，不妨留给高三的教师和学生。高一教师应该在如何传授这些知识的方法途径上多动些脑子，努力使学生学得扎实而又轻松些。记得有位幼儿教师曾经说过，对于幼儿来讲。培养他学习汉字的兴趣远比让他认字来得重要。幼儿识字毕竟有限，但如果有了识字的兴趣，以后他必定能学到更多的字。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只要有了学习的兴趣，高一学生即使积累的历史知识不多，慢慢地自然会因为想知道得更多而掌握得更多。 二、挖掘教材，开拓思维 高二学的是世界近现代史，教材内容远比中国近现代史难懂，而且作为文科班的学生，大部分对学好历史已经有一种理性的需要，这就决定了高二教学必然有别于高一。教师要首先致力于教材的挖掘，把知识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清讲透，把教材章节之间、子目之间的隐性联系揭示出来。以上册第二章为例，教材着重介绍了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正处在手工工场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国家的改革，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对外关系领域出现了殖民扩张和争夺的第一次高潮，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期的东方世界，无论中国、日本、朝鲜还是印度，封建统治日益强化，并且日益闭关自守，东方世界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在理解教材知识的基础上，教师要逐渐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思维的方法和能力，每次提出一个问题，教师都要告诉学生可以从哪些角度、使用哪些方法来解决问题，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试着让学生用同样的思路、方法去解决。以工业革命的影响分析为例，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对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等角度来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工业革命是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等到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从同样的角度去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三、重塑教材，搭建结构 历史教学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宽度、高度、层次”这几个方面。所谓“宽度”，主要是指复习的广度。高三复习要避免囿于教材，就事论事，注重学科内、学科间知识以及学科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比较，多角度全方位理解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的认识，要把散见于各本教材各个章节的知识串起来，综合认识这场战争对美国、对日本、对中国、对朝鲜、对台湾、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学生辩证客观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熏陶了学生的全局观是非观。所谓“高度”，主要是指复习的高度。高三复习如何体现高度?一是教学中要注意理论渗透，如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二是注意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大背景下来考察，如对中国闭关自守政策失败必然性的认识，对洋务运动客观进步性和本质落后性的认识等。三是注重概括阶段特征，构建知识体系，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现象，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同时逐步形成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的习惯。所谓“活”，主要是指复习的活度，激励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对“洋务运动”一节的复习，可以让学生思考解决这些问题：1、洋务派创办的军事、民用工业有何特点?2、结合地理知识分析洋务企业分布的特点及其原因。3、比较洋务派与抵抗派、早期维新派的主张。4、日本为什么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抓住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却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最终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5、洋务运动对以后的维新运动、“新政”有何影响? 总之，任何一个年段的教学都必须遵循“以学定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来决定教学目标，安排各段教学内容的深浅。只有这样，我们的各段教学才能做到既有针对性，又有层次性，最终实现层层推进，逐步提高。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既需要教学第一线老师的努力，也需要广大命题工作者和学校领导达成共识，如果试题、评价没有年段层次性，又怎能保证教学的层次性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改下美育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 美育教育 教学 论文摘要：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 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下面就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美育教育。 一、充分利用新教材图片等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 新教材在形式上都有重大的突破。人教版《中国古代史》教材就是图文并茂，资料丰富。大量的易于感知的图片素材，比如：珍贵的文物古迹、杰出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精美的艺术作品等，烘托出了浓厚的历史审美氛围，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增强了历史的直观性，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使学生在审美想象中受到美的熏陶，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因此在教学中，我及时恰当的指导学生赏析图片，增强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性认识和审美情趣。《中国古代史》有许多彩图，如何利用这些图片在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对美的价值的追求呢？我以《裴文中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图片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非常珍贵，它对于研究我国远古人类的起源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就是这个头盖骨化石的历程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于是，我先让学生观察图片的形式美，学生很快就得出结论：这幅图片简单，没有什么美的地方。于是我给学生简单介绍了化石对我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以及许多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为保全化石做出的努力。这就让学生走出了单纯从图片上追求图片直观的形式美的低层次美的追求上升到通过挖掘事物背后的价值重新认识事物的内在美的高度。从而学生就可以体会到美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也对形式美和内在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也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美要由表及里的道理。其实历史的特性决定了历史的许多事物都有这样的特点：时间久远，历史的形式美已经不很明显了，重要的是认识历史事 物的内在美。 二、抓住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史学的教育功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个体自身对美的内涵的追求 1、利用历史的人文教育功能 一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从中领悟人类文明的创造力及其蕴涵的价值取向，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吸取历史知识的同时进行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畏的品质，在给学生历史强烈震撼的同时，必然对学生的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美丑的对立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与侵略者对比，引导学生把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历史对比，从而加深学生对美丑的认识，使其形成对美丑的自觉的价值选择，使审美效应大大提升。 2、利用历史的公民教育功能 历史的公民意识首先是对自己所属民族国家的认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同时，公民意识还应包含着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要坚决摒弃狭隘的公民意识，只注重本国的优秀文化，甚至对本国文化中的落后方面采取包庇的态度，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意识。中国在清朝末期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教师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比中正确认识两种文明的冲突，培养学生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的前提。这样有利于学生放眼世界，追求美的更高层次。 三、教师的言传身教传递美的价值 教师自身的品质、言谈举止、修养等多方面给学生美的教育、美的影响。“拿出精气神，讲出真善美”。教师的课堂组织教学也是一种艺术，是教师对美的追求。课堂组织教学是为了更好形成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索知识的氛围。比如，讨论课上有些同学在别的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对同学的答案满不在乎。如何克服在讨论课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呢？难道直接批评他们不遵守课堂纪律吗？这种方法很难让学生信服。这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提到一些大家熟悉的历史名人的行为，用这些名人的行为美来感化他们。 历史课的美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相信，随着社会和教育越来越多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历史学科的美育会越来越多的在学校教育中实践。历史学科也必然走出过去只强调双基和能力，只重视政治史的旧的教学模式，加强与艺术学科的联系，把历史学科的内在丰富的美育资源转化成学生对美的追求。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微观设计 摘要：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占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微观设计进行了探讨，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完善学生的人格。 关键词：人文教育；历史教学；微观设计 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赵亚夫早在1997年就在《中学历史教育学》中呼吁高中历史的人文教育。1999年，李萃英，赵风平主编了《面向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2002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2003年实验本历史教学大纲都明确要求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历史教师进行人文教育，却有着很多困惑。一方面，教材中很少体现人文性，从正文叙述到材料补充，再到练习的设置，极少提到有关人文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人文教育的内容没有统一，大多数教师只是把原来的思想教育内容搬移过来，即使是在教学参考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目，也大多是笼统的，而目前在人格教育中急需的一些人文素养却很少，甚至没有体现。这里，笔者只是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教师，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具体操作，与各位同行做一点探讨。 提到人文教育，大多数教师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它有哪些内容？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内容，才能在现有的教材中深度挖掘，在材料组织时加以体现，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人文教育即“成人”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教育。基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笔者认为，高中阶段的人文教育应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使学生拥有社会所需的、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人文素质。基于目前我国中学生的状况，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特别加强以下几项人文素养的教育：基本的道德标准；自我价值判断；人性关怀；理性思维；批判精神。下面，笔者逐一进行课堂设计分析： 首先是基本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所普遍认同的，比如诚实守信、爱国敬业、团结奋进、自尊自强、明礼善良等等，关于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教育家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们高中德育教育的现状却是政教处开会，班主任传达，而内容往往是树立高、大、全的典型，道德教育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课堂上教师只为分数而战，忽视道德教育，所以笔者认为，道德教育应该进入课堂，而历史课，承载着人类的优秀传统，是道德教育的天然阵地。正反面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烽火戏诸侯的幽王，立木为信的商鞅，精忠报国的岳飞等等。每当教师讲这些人物故事时，都可以问一问学生“为什么”，经过学生思考讨论，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失信的幽王和立信的商鞅是他们人生失败或成功的重要原因，从而激发学生对道德力量的认识，教师再适时总结扩展，配以现代社会的成功案例，就会使学生认识到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成功之母。但是，我们教师需要注意，在历史上，往往有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冲突的时候，这时就需要教师讲清楚。比如，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在历史评价上，我们说人类由此进入文明时代，生产力大为提高，是社会的进步，但在道德评价上，无疑奴隶社会的剥削压迫是一种道德的沦丧，所以，有的学生不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来引导、解释。比如在高二《世界近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五节，有一段马克思所著《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引文：“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教师就可以利用这段引文，启发学生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形成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认识。 第二项是自我价值判断，其中就包含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自我激励等内容。价值观教育是新课改的重要内容，每节课都有价值观教学目标，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在进行价值观教育中，我们的落脚点应放在自我价值的评判上，通过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认识来实现。比如司马迁这一人物就是最好的素材之一。教师可适当引用《报任安书》作补充材料，以揭示司马迁的伟大人生，正是建立在正确地处理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矛盾，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跃升。反面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宋徽宗，他本是个皇帝，却玩物丧志，只知道养花种草、写字画画，而不顾国事，是古代昏君的代表之一，留下千古骂名，就是没能处理好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问题，没能完成历史、社会赋予自己的任务，而是仅仅完成了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最后的悲惨结局更能说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正反例子的评判，引领学生进行自我价值评判。 第三项内容是人性关怀。人性教育的长期缺失，致使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令人愤怒的、缺乏人性的事件，再加上近年来的网游，大多以砍杀为主，更助长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而在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体现人性关怀的内容却非常少，而且即使有，也是简单枯燥，学生根本无法体会。反之，将人训练成“机器人”的例子却随处可见。进行人性关怀的教育，还得由我们历史教师自己独立完成。比如，对于宗教的评价，课本上多以批判为主，而忽略了宗教当中的平等和人性关怀。再比如战乱中的老百姓，统治者暴政下的人们群众，虽然课本里有提及，但是叙述不完整，或仅限于说教而缺乏震撼力，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也就很难达到人性关怀的教育效果。笔者建议，在进行这部分内容讲解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将事件具体化、人物化，这样就会非常有震撼力，也会引起学生的共鸣。比如再讲隋炀帝暴政时，就可以利用材料创设这样的情景：山东一户人家有四口人，父亲被征调去造船，为攻打朝鲜做准备，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干活，父亲的腰以下都生了蛆，不久就病死了。母亲和女儿被征调前去运送物资，为了完成隋炀帝的命令，夜以继日地奔波，推拉扛拽，结果两人都死于途中，儿子则在征战朝鲜时战死，这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此时，底下的学生已是唏嘘不已。对统治者的暴政有了直观认识，同时激发了他们的人性关怀。诸如此类的还有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奴隶社会的人牲殉葬，工业化初期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等等。 历史上，闪现人性光辉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孔子有次外出回家，其家人告诉孔子，家中马房曾失火。孔子问家人：“有人受伤么？”这让学生看到了一位充满人性关怀的慈祥老人。再如孟子讲孝道，孟子在评价曾子和他的儿子曾元的“孝道”时说：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每餐必有酒肉；吃完饭还要问父亲，剩下的给谁；曾元奉养曾子，也每餐必有酒肉；但吃完饭就不再问什么了。孟子指出，曾元只是满足父亲的物质需求；曾子对于父亲，除了满足物质需要，还给以精神上的愉悦，所以曾子的孝才是真正的孝。可见孔、孟所说“孝道”的实质在于注重“人性”的内涵。还有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更应该强调人性的觉醒。人性关怀的核心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这也是人文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第四项内容是理性思维。年轻人更容易冲动，在全社会都缺乏理性思维的大环境下，他们更易采取极端手段，这类报道时常出现，我国已成为世界自杀之最，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可见人格缺陷所造成的心理疾患已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作为高中教师，我们都有责任、义务去教育学生理性思考问题，从而完善他们的人格。 比如有一次讲《王安石变法》，在讲完失败原因后，笔者提问，假如你是王安石，你想怎样做，才能使变法成功？立即就有几个学生大喊：“把顽固派都杀掉！”笔者说：“嗯，你们很有正义感，但是却采取了非正义的手段”。于是，课堂上开始讨论目的与手段，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不仅要有正确的目的，还要有正确的手段，从而教育学生要理性地看待问题与挫折。在追求个人成功时，正确分析自己的目标以及所采取的手段。这个例子说明，现在的青少年大多有不理智的思维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地提出理性思维问题，以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可供我们教师挖掘利用。 人文教育的微观设计应注重学生的发展，以完善他们的人格为目的。教师要对教材深度挖掘，尽可能组织有关的材料，在具体的教法上，以启发讨论为主，最忌讳说教，教师给出材料，提出问题，设置思想的矛盾与冲突，交由学生讨论，从而使学生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实现自我教育。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我的 渐进式 高中历史教学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创新了自己的渐进式(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就我的教学方法做一介绍。 19世纪末以来，经验主义、建构主义学习哲学在西方得到很大发展,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施瓦布等人把经验主义、建构主义思想应用于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开创了在经验中学习、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等全新的学习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探究教学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教学革命。“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在借鉴和吸收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杜威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他把基于“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提出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知的“问题教学法”，提倡学生在经验中学习，在做中学习。杜威强调,教育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就是经验的生成和经验的改造,学生从经验中产生问题,而问题又可以激发他们运用探索的知识产生新的概念。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提倡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学习把借以“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激发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自主地解决问题。问题情境是学生探究学习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谓没有问题情境,就没有学生的探究学习。瑞士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从学习的发生过程着眼，将学习描述为主体总结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心智结构的过程。皮亚杰强调主体自身在学习中的作用，但并不否认社会性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者应与他们的环境相互作用。让主体在与外界实实在在的接触中发现自身跟他们建构的“知识世界”不一致的地方,通过话语或看法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解构和重建。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主张利用现实的教学情境和社会生活情境,创设典型的学习环境,不断激发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意识,让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带到这个环境中,通过激烈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经验体系跟他人不一致的地方,借助话语和看法的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改构和重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发现学习作为一种建构性学习活动,它是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发现学习的进行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背景,发现学习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知识起到调整、改造的作用。在发现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问题情境面前激活了相关的知识经验,把这些知识映射到问题情境中,生成对问题情境及其内部关系的理解,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变量关系的假设,形成对活动结果的预期。这些想法和假设又会在之后的实际结果中得到检验。如果实际结果支持了自己的理解,原有的假设以及作为原有假设基础的思路和相关知识就可以保留下来,充实、丰富现有的知识结构;如果实际结果否定了自己的假设,学习者就需要重新审视假设的思路及其相关理解,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是发现学习的核心。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亲身去探索历史现象的奥秘,从而认识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着眼于学生的思维过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仅是熟知某些历史知识,而是更要真正了解知识的产生过程。这种探究性的学习不是把学生当成被动的接收器,把现成的认识成果放在学生面前,而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与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得出历史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它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搜集、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运用史料的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的史实、概念,同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过程,只有这种学习才符合现代教学论的要求。 教学模式在国内教育理论界还未做出统一的定义。例如,李秉德先生在他主编的《教学论》中说：“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说法虽然不一样，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1)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2)是关于教学活动的;(3)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长期以来,历史这门思辨性很强的学科多被看成是单纯的复述性的学科,强调记忆性成为历史教学的一大特点,教学中少有探究性、分析性的思维过程。教师较多的是将现成的结论交给学生,而不要求知道是如何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历史教育要真正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使学生成为有情操、会思考的人,就必须有效地改变以往历史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重灌输、轻思维的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形成并倡导探究性学习。 由此可见，高中历史“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指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师的“导”与学生的“探”的有机结合中，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对历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华，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股票投资论文:层次分析法股票投资论文 1.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法 股票的投资价值是指某种股票对于特定投资者有一定的价值，是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投资需求所评估的某种股票的投资价值。投资价值是某种股票对于个人的价值，反映的是投资者与其所投资的股票之间的主观关系，它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市场价值。目前对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方法很多，本文主要讨论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的分析过程跟人们面对现实决策问题时思维过程是大致上市相同的。在对一个问题进行分析与决策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与分析对象有关的各种因素，建立起各因素之间有联系的层次阶梯系统结构，这种结构能够帮助决策者把分析问题简单化，清楚地反映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抉择。层次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 根据层次分析结构中的不同层次对股票投资价值评价确立了如下的层次分析模型。其中A为股票的投资价值；B1，B2，B3分别表示股票的收益性，成长性，风险性；C11，C12，C13，C14，C15分别表示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现金流，每股公积金；C21，C22，C23分别表示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C31，C32，C33分别表示市盈率，未分配利润，股东收益比率。 （2）构造比较 判别矩阵以上一个层次中某一个因素作为比较准则时，可以用一个比较标度表示对下个层次中第i元素与第j元素的相对重要程度的认识。由此得到的矩阵A=(aij)叫作比较判别矩阵。 （3）计算各级权重与一致性检验 计算出各因素相应的权重wi和随机一致性比率CR,经过一致性检验，当各层指标的CR值全部都小于0.1时，说明各层结构具有一致性。 2.实证分析 本文随机抽取四家上市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截止至2014年3月31日）有关的财务数据，并对其投资价值进行评估与排序，为提高其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假设不同股票所处的外在环境是相同的。保利地产、华业地产两者的投资价值要比中江地产、大龙地产的投资价值高。其中，华业地产的投资价值涨幅要明显大于保利地产，但是，保利地产的整体价值涨幅趋势更加平稳，拥有比较小的投资风险，较大的成长潜力，故收益稳定。因此，保利地产的价值最大，华业地产的价值位于第二位，大龙地产的股票涨幅较稳定，风险较小，但收益率低，故其投资价值位于第三位，中江地产的股票投资价值最低。另外，由于股票投资价值是由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各个指标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所以选择的指标对于评价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能力，选取的指标要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企业管理效率、控制投资风险的能力、公司发展前景等方面。因此，我们按照选择指标的基本原则选择股价、负债比率、股利支付率为投入指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主营业务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为产出指标股票代码为600766、600816、601001、600876、000829、000966、603288的公司达到DEA有效水平，说明当输入输出处于最优的状态之下，股票公司的输入已不能全面等比压缩，且没有超量输入和亏量输出，这些股票的投资价值较高。 作者：常啸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股票投资论文:在校大学生股票投资论文 1在校大学生投资股票之利 1.1培养各种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提升其对资金的判断和使用能力，以及投资理财的能力。股神巴菲特说过，一生能积累多少财富，不是决定于你能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如何进行投资理财，钱找人胜过人找钱，要懂得钱为你工作而非你为钱工作。由此可见，投资理财的能力十分重要，而进行股票投资正是锻炼在校大学生这一能力的最佳选择之一。 1.2培养纪律性、执行力和应变的能力 股票投资不是随意而为，而是依“计”而行，这个“计”便是投资操作策略。投资策略一旦制定，在环境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应严格按投资策略执行，不能因个人的“好恶”、“恐惧”、“贪婪”而随意改变操作策略，做到“该出手时才出手”。但是，股票投资又是依“势”而为，这个“势”一方面指股票具体运行的趋势，另一方面指股票投资操作策略的环境，一旦这个“势”发生了变化，具体的操作策略也就相应变化。通过在股票投资中依“计”而行和顺“势”而为的训练，从而培养在校大学生的纪律性、执行力和应变能力。 1.3进行挫折教育 股票投资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亏损现象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投资者能及时总结经验，正确面对盈亏，保持平和的心态，这其中就包含了挫折教育。总之，投资股票对知识、能力、技能还是经验和心理的要求均是全方位的、高标准的，那么在校大学生投资股票得到的锻炼和促进也是全方位的，不仅能使在校大学生在“学中做”，更能促使在校大学生在“做中学”，做到“学”“、做”兼顾，相得益彰。 2在校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之弊 2.1有可能本末倒置或舍本 逐末在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专业知识和与其相关的知识，学习专业技能，锻炼各方面的能力，学习做人和做事。这种学习是全方位的，也应该是高标准的，在校大学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也应该放在这些方面，而投资股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是一种业余爱好和学习。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股票投资上，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也研究股票和进行股票投资操作，那就是本末倒置。 2.2有可能影响生活 大学生投资股票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单一，余钱较少，部分同学甚至还是用生活费进行投资，因而抗风险能力不够强；加之自己的专业知识有限、经验欠缺，分析筛选股票以及操作的技术有可能不够成熟，因而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较大。一旦亏损，就有可能对学生的生活造成影响。 2.3有可能使个别在校大学生形成拜金主义 大学生在校期间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及相关知识、培养自己各种能力的阶段，同样也是思想意识逐步成熟的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只想着进行股票投机，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盲目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服从于金钱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而“以义为先”的我国传统美德就可能在其意识和行为上消失，从而形成拜金主义的思想意识等等。 3解决问题的办法 （1）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学习股票投资的理论知识、技能及相关知识，如股票投资的趋势理论、K线和均线知识、主要技术指标知识、股票筛选、分析、买卖知识和技能等，以及学习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学习宏观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操作和简单编程知识、财务报表的分析方法等，储备投资股票的知识与技能。 （2）可以在校内成立投资协会，爱好股票投资的同学一起交流学习，并与校外证券公司长期合作，邀请投资理财专家定期到校园举办讲座，带来股票最新资讯，教同学们该如何分析、筛选、买卖股票等。 （3）在平时，大学生可以用股票交易软件进行股票的筛选分析并进行模拟买卖，这样不仅能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还能学习股票投资的知识和技能，又尽可能地不影响课堂学习。 （4）成立兴趣小组，集资实战。成立兴趣小组，各自进行小部分出资，制定出投资管理协议，并按协议进行分工合作、制定投资计划、操作策略、分摊盈亏、交流和总结等等。这样，每一个人出资少，即使投资失败，也不至于严重影响生活；大家分工合作，每个人花的时间也少一些；同时，不仅可以锻炼协作精神，培养投资管理意识，最重要的是能学习和提高实战技能。 （5）利用暑假或者寒假进行投资操作，此时在校大学生不仅有充足的时间去分析大盘，研究股票，买卖股票，还能得到父母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不用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此外，除了学校引导和培养在校大学生的股票投资理念、方法外，家长和社会也应该关心和引导在校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股票投资理念，要让在校大学生明白：在校投资股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和提高心理素质；投资股票不是简单的投机，而是投资；追求利益是分阶段的，大学生不应该把追求金钱放在首要位置，以学习为主，避免部分大学生形成拜金主义等等。 4结束语 在校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有利有弊，社会、学校、家长、学生本人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正确引导大学生股票投资的行为，进行投票投资的大学生本人也应在时间、资金、学习、投资等方面综合规划、合理安排。 作者：白一宏单位：兰州商学院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者道德建构研究 有效的道德教育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会带入成年期，让青少年在学校期间就正确认识职业道德，对其走向工作岗位后进行的道德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学校只注重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却忽略了对道德的培养，从而使得一些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后，认为道德是一个附加条件，和工作无关紧要，在利益至上的情况下，道德被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选择。在大学里，现有的金融、财务管理、会计学等相关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应该将道德理念融入教学，使学生树立诚信、理性、公平等道德投资观念。对于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他们中虽然很少有人会成为专业的投资者，但他们是股票市场最广泛的参与者，他们的道德教育也必须引起重视，大学的道德类公共课讲授中应该加入经济、金融道德教育，因为这些和他们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大学里应该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弘扬道德风尚，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品质。投资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普通的群众，在他们进入股市之前和之中，证券公司应该组织相关的道德培训教育，将道德与利益关系表述清楚，告知投资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的社会性后果等。并且，证券公司还应该对公众的金融常识进行教育，组织相应的金融知识培训，帮助这些投资者了解基本常识，股票的类型，证券的价格指数，收益与风险等。因为“公众金融素质是普通投资者理性地参与金融活动和提高自己道德行为能力的基础”[8]。 道德激励体制 道德品质的培养还需要企业以及社会的道德激励，“在一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如果缺少必要的道德惩治与道德褒奖，道德就会显得苍白无力”[9]。道德固然是高尚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回报的产生，回报给予了道德继续发展和扩展的空间。尤其是在金融企业，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直接参与股票市场运作的公司里，对员工道德品质的培养，都需要一定的道德激励手段。如无道德违规记录的个人可以在企业中优先得到提拔，道德行为与工资和绩效挂钩，增加道德优良奖金制度。证监会也需要对所有参与股市的公民进行道德激励，如建立有效的道德档案，个人的道德信誉直接影响其在股市的资金投入金额与交易次数限制。道德档案同时也与公民的社会档案进行接轨，在社会中享有的福利政策都要受到道德记录的影响。而社会也要对机构和公司做出激励措施，如整体道德形象塑造成功，公司负责人和员工将直接受益。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体制，会对个人和机构道德品质的培养产生质的作用。 良好的道德环境 道德环境主要是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背景。社会总体道德环境对于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有着暗中约束的作用，道德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道德失范行为是否会发生。道德环境的恶化是造成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频频出现违背道德行为的社会根源。故而从家庭到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组织，政府等，都需要对社会人的道德品质的构建发挥自己的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譬如，金融企业可以对自己公司的企业文化环境进行改进，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员工在有道德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下，必然会自觉的遵守职业道德。而政府在这一环节的作用尤其重要，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积极的社会道德环境建设都是必要的。政府应加大道德环境建设，激发群众的道德情感，让道德意志得以升华。宣传道德典型事例和道德模范人物，让群众对社会道德感产生认同，继而学习道德模范的优良道德品质。 本文作者：杨晨宇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思想发展及创新 菲利普﹒费雪在《怎样选择成长股》中指出，投资者需要重点考察和分析企业的特质。所谓企业的特质，是指公司能以高于一般企业水准的能力使销售与利润每年呈递增趋势。他并不十分强调销售每年持续增长，但他注意公司在数年内的整体表现，并以此判断其优劣。鉴于商业周期的循环会影响企业的销售额与利润，费雪以十年为周期，找出那些在十年间成长高于平均水准的公司。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费雪十分看重经营管理者，尤其是高管的行为准则。他认为，一个能获取高于平均水准之上的公司，必须拥有经营能力高于平均水准的高管。这些高管不但对企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而且绝对正直和诚实。一个获得成功的企业，高管与全体员工之间有着融洽的工作关系，员工能够真正感到公司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于一个成功的高管而言，其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阶层具备团体敬业精神、拥有一个智囊团以及他灵活有效的指挥，都是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体现。在投资组合和投资期限方面，费雪主张，为了减轻分析公司特质所带来的巨大工作量，投资组合应该少于10个公司。从费雪自己的投资操作上看，经常是3～4个公司即占去了他股票投资的75%。另外他认为，短期投资是投资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投资一家杰出企业的股票并长期持有它，能使投资者赚大钱。 股票价值投资思想的发展：沃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思想 巴菲特作为格雷厄姆最出色的学生，在投资领域有着难以企及的业绩。从1964年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至今，年复合投资收益率超过20%。骄人的投资收益与投资思想的指导密不可分。（1）本杰明﹒格雷厄姆与菲利普﹒费雪投资思想的融合在早期的投资活动中，巴菲特对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推崇之至。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购买廉价股票的策略并不奏效，因此越来越重视公司本身的质量。不好的公司有着再好的安全边际，也不值得投资。巴菲特坦承自己的投资理念，85%来自格雷厄姆，15%来自费雪。于是，巴菲特将二者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投资思想，其核心是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买入成长性较高的公司股票，目标是找寻同时具备较高安全边际和持续增长潜力的股票。可以说，巴菲特将价值、成长和安全边际予以结合。在对公司具体的研究上，一方面重视公开资料的搜集和研读，另外也需要亲赴公司和市场销售环节进行实地调研，拜访与公司相关的各类人员，以此挖掘出公司的内在价值。（2）将投资者引入公司的投资思想巴菲特继承了格雷厄姆“像所有者一样思考”的基本投资思想，并且更进一步，他认为投资者不仅要有股东的思维，还要有股东的行动，应该选择那些治理良好的公司进行投资。巴菲特认为最好的公司是其经理在进行决策时将自己立于所有者的地位去思考。巴菲特非常重视管理阶层的品质，凡是收购的公司，都必须有值得赞赏和信赖的管理人员。（3）集中投资与永久投资思想巴菲特坚持格雷厄姆提出的市场参与者有时是愚蠢的这一信条，认为股票市场经常会低估或高估股票的价值，因此不应过于关注股票市场的行情报价。但与格雷厄姆期提到的股票市场恢复到合理价位就脱手的想法不同，巴菲特强调绝对的长期投资，甚至到了永久性投资的地步。他说：“我们不会因为股票上涨而抛出股票，或是因为已经持有了很长时间就抛出股票，只要公司的未来产权资本收益令人满意，管理人员称职，市场没有大幅高估公司的价值，我们愿意无限期地持有任何证券。”因此，在巴菲特的投资理论框架里，坚韧的长期投资与安全边际一样同等重要，这与主张分散投资、主张持有股票3～5年的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股票价值投资思想的新理念：彼得﹒林奇的实用投资策略思想 彼得﹒林奇自1977年开始，在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13年时间里，年复合投资收益高达29%，该基金管理的资产也由2000万美元成长至140亿美元。退休之后，他撰写了《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战胜华尔街》、《学以致富》等投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实用投资策略：不迷信繁琐的技术分析、重视股票的基本面、通过仔细研究个股的经营情况、长期持有股票以获得高额的回报。 现代金融理论对价值投资思想的冲击与革新 从理论上讲，价值投资思想主要存在三个不足：第一，没有充分考虑投资分散化的作用。无论是格雷厄姆、费雪还是巴菲特、林奇，他们对于投资组合分散的问题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第二，没有考虑风险对估值的影响。传统价值投资思想注重对公司的研究，因此普遍把风险理解为受到损害或伤害的可能性，没有考虑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第三，没有考虑信息的完全程度对市场的影响。传统价值投资思想建立在弱势有效市场或者半强势有效市场基础之上，因此假如市场是强势有效的，那么巴菲特、林奇这样的投资大师就不会长期取得高于市场的投资收益。由于格雷厄姆、费雪、巴菲特和林奇以价值投资思想为指导，在股票市场取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因此价值投资思想被市场广泛接受。但是市场上的许多投资者在认真学习这些思想和理论之后，绝大多数依旧亏损。归纳来看，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是投资者学习效果不好，因此在运用的时候容易犯错；其二是这些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普通投资者肯定无法与投资大师相比；其三理论本身存在不足，因此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无法具备普遍性。这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是理论本身的客观反映，现代金融理论在对价值投资思想的革新上主要是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修正。1、哈里﹒马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马可维茨明确提出了通过资产组合进行分散化投资，以此在不改变投资组合预期收益的情况下降低风险的理念。在构建具体的组合投资时，应该将所有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均视为投资对象，并将投资金额合理地分配在各个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上，目标是为了获得一个最优的投资组合。投资者在构造一个最优投资组合的过程中，运用“期望收益-方差”分析法评价投资组合，确定投资组合的可行集。2、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在马可维茨的基础上发展了投资组合理论，而且提出β系数的概念，在大幅度简化了投资组合风险测度的同时，也用于分析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β系数用于衡量单个证券或者投资组合的价格波动相对于市场组合的价格波动的敏感程度。3、尤金﹒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表述了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问题，有效市场是指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信息的市场。与该理论相关的论述可追溯到了路易斯﹒巴舍利耶的研究。4、现代金融理论在投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在有效市场条件下，投资者不可能获得超额投资报酬，并且通过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构造一个包含市场组合和无风险资产的新组合，以此规避非系统风险，获得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匹配。基于上述方法的指数投资思想在市场上大行其道，成为不少机构投资者推崇的新方法。另外，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也成为机构投资者运用的主流方法。可以看见，针对价值投资思想容易学习，但是不容易操作的特点，现代金融理论重视搜集市场上的历史价格信息、交易数据，进行完全客观的数据分析和数学计算，尽量避免主观的判断。虽然价值投资思想也提倡不要预测，而是通过客观的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是只要是判断，就长期存在两个问题：投资者的眼光和信息的质量。因此主观上的因素会对投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现代金融理论希望将股票投资完全客观数据化，要么通过构造市场组合获得与整体市场一样的收益，要么不断寻找市场中存在的不均衡，以此套利。 股票投资论文: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对股票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 一、会计信息披露与股民投资 会计信息有两个最主要的质量特征：即可靠性和相关性。可靠性包括会计信息的完整性、披露的充分性，可靠的和可核实的公允信息；而相关性则要在编制企业会计报表时尽可能考虑到适用于大多数用户，如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方面的需求，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反映企业会计信息。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可能顾此失彼，同时兼顾各方面的要求，可能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从而失去充分披露的意义。 上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使广大股东、债权人或潜在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能够平等地获得必要的信息，防止少数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垄断信息而牟取暴利。2．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秩序，促进证券业务健康发展，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优化配置。3．落实公司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责任，切实保护公司所控资源的安全无损，并使之得到有效利用，为股东和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 在股票市场中，随着股票投资者的日益成熟以及股票市场的日益理性化，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股票市场的涨跌和股价的高低仍将不时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个股股价还是要取决于其内在投资价值，亦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既然如此，会计信息对股票投资者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股票投资者需要通过阅读和分析公司所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变动等信息，从中获悉公司以往及本期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并进而结合公司管理水平、市场利率变动。行业发展周期、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等诸多主、客观影响因素加以考虑，从而对未来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做出合理预期，并据此对公司股价做出适宜的评价，从而做出最理性的股票投资决策。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而会计信息对股票投资的相关性完全依赖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及时性。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在最近几年虽然有了可喜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从而影响了投资者对股票的投资。 二、会计信息披露对股票投资的影响 1．“巧用”会计政策而影响股票投资 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井最终产生会计报表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有些会计政策有统一的会计制度，企业必须遵循；而有些则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加以选择采用。在一般情况下，会计核算原则要求企业不得随意变更会计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即企业采用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必须一致。当企业的经营情况、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或国家有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能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然而事实上，是否改变或采用什么样的会计核算方法大多是根据企业自身的需要来决定的。如：改变折旧政策，降低折旧率，减少折旧基金，增加本期账面利润，同时高估资产价值。改变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由备抵法变为直接转销法，既可调低坏账率，虚增利润，也夸大了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的可实现价值。存贷计价方法不同，对企业财务状况、盈亏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高估期末存货、低估期初存货肯定使企业当期利润增加。正因为如此，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巧妙地利用现行会计政策的弹性和不足，采用缺乏科学性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核算，歪曲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从而给广大的股票投资者造成巨大的危害。 2．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而影响股票投资 近几年，我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规定尽管不断完善，监管措施有所加强，但就会计信息披露充分性程度现状而言，仍不能令人满意。像常见的定期报告，在沪深两证交所的事后审核中，有不少公司因信息披露不充分被要求做出补充说明。如有些公司对子公司及关联企业的列报存在疏漏，有些公司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大事项未作说明；有些公司对利润总额主要由非主营业务利润构成三缄其口；有些公司对其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未作必要的分析说明。所有这些，均说明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必将使投资者不能充分认识公司的本质，不能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股票投资。 3．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而影响股票投资 在证券市场上，如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及时性，则无异为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创造良机，从而使股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职责。从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定期报告来看，上市公司披露的及时性一般都能保证，但从临时报告的披露来看，则及时性就存在很大问题。由于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往往难以准确确定一些重大事件在何时发生，因此监管的有效性不足。上市公司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决定何时披露重大事件，甚至与庄家勾结，配合任家操纵市场而择机披露，从而降低了相关会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及时性，直接影响到众多股票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另外，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来看，不少公司为了使股票得以高价发行以及在额度有限的情况下多募集资金，为了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而使股票上市交易，或者为了配股筹资能够顺利地实施，往往在招股、配股及其上市包装过程中对公司发展前景做出不切实际的展望，导致盈利预测存在人为的拔高现象，这无疑会误导股票投资者，给其投资带来严重的损害。 三、加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管理的建议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保持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防止虚假会计信息披露： （一）加强法制建设，为会计信息披露充分、公允提供法律支持。2000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会计法》，第一次把会计工作质量的保障提高到法律的高度上来，这对弄虚作假者无疑是当头棒喝。但现行的法规中仍存在着一些欠缺，如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现欺诈舞弊等行为，或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出现过失，众多中、小投资者就会因信息误导而遭受损失，而根据公司法和民法的基本原理，这只能由公司来对舞弊人员进行起诉，而作为投资者的股东却没有这个权利。因此，可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也建立股东代位诉讼权制，在公司因故没有追究经营管理人员责任时，由股东代位进行起诉，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以维护股东的正当权益。 （二）协调经营者与股东的目标，从根源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经营权与所有者的分离，必然会促使股东实施对经营者的监督，但由于股东信息面及资料掌握程度的影响以及扩大监督所产生的巨额成本，都会使股东考虑在提高经营者积极性上下功夫，如提高经营者的报酬（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增加其闲暇时间，及通过对经营者试行年薪制或股票期权制等作法，减少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摩擦力，从而达到有效监督，促进会计信息的反映和披露真实可靠。 （三）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发挥外部审计作用。党的十五大把“培育和发挥市场中介组织”提到了体制改革和法律建设的高度来抓，因此，国家将大力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注册会计师队伍，来加强对会计师的监督，使社会监督机构真正发挥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中介机构对会计审计结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维护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 1.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投资者会将所有的投资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建立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以统计学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来衡量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给出了投资者如何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优组合以最大化其投资收益，并将风险分解为系统和非系统风险，从而，指导投资者最优化其投资行为。此后，其学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纳(Lintner)等为强化该理论的应用，将其注意力从马科维茨的微观研究转向整个市场，将其复杂形态简化为以市场指数为基础的单因素关系，并发现在均衡市场条件下资本资产的收益与风险遵循线性关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为前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过于严格限制了其应用，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研究在一定弱化条件下的定价理论，他们是迈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投资定价理论、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资产收益率与平均消费增长率的线性关系模型（CCAPM）等等为数众多的数量化投资模型，为市场投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定决策依据。 Roberts和Osbome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长期研究后，发现市场价格遵循“随机漫步”或“随机游动”的规律，由此，以Fama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市场信息会作出合理的反应，将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相结合。进入1980年代，在探寻一般均衡定价模型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将定价理论的研究方向转向注重市场信息的考察。经过实证检验，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发现股市存在投资者有时对某些消息反应过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莱曼(Lehmann1990)等则发现了股价短期滞后反应现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认为投资者对有关公司长远发展的消息往往有过度的反应，而对只影响短期收益的消息则反应不足，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着争论，尽管如此，信息与股价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关系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同，并且，弗伦奇和罗尔(Roll)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股价波动幅度与可获得信息量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这些定价理论在现代经济金融学家的推动下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明了“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缺乏有效的解释手段反映了我们科学体系的不成熟”，面对这一现实，金融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非线性方法与混沌思想来理解股票市场行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质的定价核概念、半自回归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以及近年兴起的系统仿真等新方法，试图解释信息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将成为股票定价理论的新兴的令人激动的发展领域。 但是，这些模型的应用都需要较为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庞大的数据系统，而且，所需数据要求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以满足“大数定理”的要求，这些对于新兴市场和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讲，难为其用，而且，市场价格的变化往往与股票“内在价值”并不一致，因此，寻找一种既简便又能适应市场基本状况的定价方法就自然成为了我们的追求。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模型，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股票投资价值灰色系统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reySystemTheory）的创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邓聚龙教授在1981年上海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含未知数系统的控制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灰色系统”一词。1982年，邓聚龙发表了“参数不完全系统的最小信息正定”、“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等系列论文，奠定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基础。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系统与控制通信》杂志主编布罗克特（Brockett）给予灰色系统理论高度评价，因而，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行列，积极探索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事实上，灰色系统的概念是由英国科学家艾什比（W·R·Ashby）所提出的“黑箱”（BlackBox）概念发展演进而来，是自动控制和运筹学相结合的产物。艾什比利用黑箱来描述那些内部结构、特性、参数全部未知而只能从对象外部和对象运动的困果关系及输出输入关系来研究的一类事物。邓聚龙系统理论则主张从事物内部，从系统内部结构及参数去研究系统，以消除“黑箱”理论从外部研究事物而使已知信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因而，被认为是比“黑箱”理论更为准确的系统研究方法。所谓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所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通过已知信息来研究和预测未知领域从而达到了解整个系统的目的。灰色系统理论与概率论、模糊数学一起并称为研究不确定性系统的三种常用方法，具有能够利用“少数据”建模寻求现实规律的良好特性，克服了数据不足或系统周期短的矛盾。 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经济管理、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领域，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农业系统，如在水利、气象、生物防治、农机决策、农业规划、农业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灰色系统理论在管理学、决策学、战略学、预测学、未来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展示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灰色系统是否能够在股票市场价格走势方面发挥作用呢？以及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勿容质疑，股票价格的“内在价值”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股票价格提供了重要途径，然而，其运用受相关专门知识的约束，同时，也受人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否合理与准确的影响，那么，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纠正，必然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学习成本”。如果将市场有效性与信息定价机制相结合，将对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关系上，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其内在价值的信息，而且反映了市场交易者的“噪声”（Black，1986），因而，股票价格的偏离不会总回到其“内在价值”。这样，我们根据这些所知信息还是难以预测或把握市场价格走势，从而经常出现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现象。 我国股票市场有“政策市”、“消息市”之称，应该说这是效率市场的应有状况，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的股票价格对其反应“内在价值”的信息未能作出充分的反应，因而，认为我国股市的这种反应机制是跛足的（包建祥，1999），“有关股票市场的政策法规报道”是对投资者最有价值的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也最大（茆诗松，1997。），而且存在着对信息的反应过度及反应不足（魏刚，1998；张人骥，1998。），呼吁建立完善的信息定价机制。应该说，我国股票市场经过近年的发展，市场的信息定价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市场对信息的敏感性有了实质的提高，对影响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不论是系统信息还是非系统信息，股票价格均有相应的反应，因而，为通过市场价格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反应判断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提供了可能。 由于股票价格应该反应与其相关的市场信息，那么，信息在价格中的输入和传递就有其相应的轨迹和强度，这种轨迹和强度取决于该股票的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机制和灵敏性，而对于不同的股票，价格反应信息的机制和灵敏性有着相当的不同，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以及这种轨迹和强度大小是什么，难以准确把握，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股票“内在价值”，在新兴市场中，这种状况尤甚。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兴市场中，作为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他们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更像是通常的“投机者”，即以市场交易差价获取利益，并不是以获取公司分红或股利为目的，因而，对这些投资者来讲，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是多少似乎显得那么重要了，他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股票市场价格的近期走势如何，以判断价差的大小，从而决定该股票是否值得买卖，因此，交易过程中并不需要知道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由此可知，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的趋势判断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由于股票价格是相关信息的综合反应，所有的相关信息的传导机制和灵敏度都得到了相应的反应。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传导的方式和灵敏度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适当方法通过信息在价格中的历史反应来判断价格的未来行动方向或状态，从而寻求信息在股票市场价格中的反应机制，这是因为历史行为反应至少部分反应了价格行为固有规律，并反应了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决定了价格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认为，灰色系统理论的建立为测定和反应这种传导机制和灵敏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我们知道，灰色系统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来寻求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因为，客观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规律，是系统整体各功能间的协调统一，因此，如何通过散乱的数据系列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过某种生成弱化其随机性而呈现本来的规律，也就是通过灰色数据序列建立系统反应模型，并通过该模型预测系统的可能变化状态。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微分方程能较准确地反应事件的客观规律，即对于时间为t的状态变量，通过方程就能够基本反映事件的变化规律，那么，假定某股票价格的状态初始序列为，通过灰色一阶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关系式(k=1,2,…,n)，我们就可以得到该股票价格的时间状态的灰色微分方程为，系数a就是股票价格对信息的敏感性，是股票价格状态对信息反应系统变化内在规律的指标，在灰色系统里被称为“系统发展系数”，而（k=1，2，…）就是该股票在未来k+1时间的市场价格。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要把握市场价格走势和发展方向，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信息或多少信息影响其价格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诸如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市场参与人数的增减等等因素分别对价格影响及其方式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信息的加入会使原有的趋势得以改变，新信息的不断加入是市场价格不断变化的驱动力，而新信息的影响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在市场价格中逐步体现，这就是通常意义的历史信息的记忆功能，这种记忆能力对于市场价格走势的驱动力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通过判断这种驱动力（系统发展系数）的发展变化来预测未来价格走势正是灰系统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3.灰色系统模型的应用实例 3.1时间转折预测 这里，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日收盘指数为标准，以2000年1月10日1545.11点为起点，如果局部低点和高点之间相差200个点以上，认为市场指数出现了一次转折，将低点-高点的变化看作一个阶段，因而，我们选择各阶段的局部最高点和最低点，并选择相临的指数相差200点以上的点，计算其距离起点的月份数，以构造指数走势的量化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指数转折点的时间方程为：，其中k=1，2，…。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对指数转折情况进行预测，计算结果和模拟误差状况见表2，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转折时间点预测的残差平方和0.54，模型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2.6%，小误差概率几近为1，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7.4%，预测精度为二级，说明该方法基本可用于市场综合走势转折时间的初步预测。由此转折预测方程，我们可得到后一阶段的5个预测值为：19.4、23.3、27.9、33.6和40.3。第一个预测值19.3表明下一转折点在从2000年1月起的第19个月左右，即约在2001年7月会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再经过约4个月的调整后将又会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即预计在2001年11月份可有一次200点以上的变化。 表1时间序列表 3.2上海综合指数的预测 2001年来，上海综合指数收盘指数从1月2日的2103点降至10月22日的1520点，跌幅近30%，如以当年最高点2245点计，跌幅更深，因此，我们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对股票指数变化状况进行预测，以期能更好地开展投资决策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建立上海综合指数走势预测模型，为此，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周收盘数为基础，以2001年8月10日周收盘价1955.04点为数据系列的起点，得到指数走势的预测方程：，其中，k=1，2，…。根据这个模型对指数的预测，结果和误差状况见表3，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序列模拟的残差平方和为1259.90，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为0.79%，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9.21%，最大预测误差为1.20%，小误差概率近似为1。从模型本身来看，应该说对上证综合指数的预测精度基本能达到要求。 3.3新陈代谢模型与事后检验 事后检验是根据模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根据该指数走势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未来4周的收盘指数分别为1768.66、1741.12、1714.00和1687.31，总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值1807.02、1764.87、1691.33和1572.45，实际误差分别为2.12%、1.34%、-1.34%和-7.30%，表明有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但实际结果也表明，利用某一数据系列对走势或时间转折进行长期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信息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历史信息影响程度的有限性，即价格对信息的记忆与预见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信息对系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误差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采用新陈代谢GM模型对2001年8月17日开始的上证综合指数趋势进行模拟，即利用最新的数据替换最旧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新信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计算的结果列于表4，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的最小预测误差为-0.03%，最大预测误差是7.73%。在趋势判断上，预测趋势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较为一致的变化。从其模拟散点图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极为吻合的效果。 4.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灰色投资价值模型的预测是短期的，一般地讲，对3个以上时间跨度后的预测误差较大，因此，需要利用新陈代谢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旧有的信息对系统的发展发挥持续的影响，而新信息的作用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仅根据原有信息进行的预测会比较大地偏离实际运动轨迹，从而失去了模型预测的意义。因此，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应在模型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去掉那些对于预测的作用日益减小的旧数据，以反映新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影响特征。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系统来讲，系统对信息的记忆功能是极为有限的，旧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小，因而，在应用该模型进行预测时，不断更新数据系列将是十分重要。 我们也注意到，预测值相较于实际值似乎有一个单位时间的延迟，这种延迟表明该预测模型有一个“追涨”、“杀跌”的特性，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模型的短期预测特性，这是可能因为，该模型的预测结果放大了旧信息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从而使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特别是在市场出现“暴涨”或“暴跌”的情况下，该模型的预测误差相对较大。尽管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短期的走势判断有着良好的效果，但我们认为，为避免“追涨”、“杀跌”的作用所导致的重大趋势延迟影响，将市场变化的时间转折周期预测结合使用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适当加以调整，以避免或减少在对市场宏观走势重大变化的判断中犯致命错误。基于此，我们正努力寻求新的算法和预测趋势与市场重大变化的实际关系，以期消除预测判断上的失误。在应用GM模型进行系统预测时，所应用的数据系列要求具有一定的光滑度，对那些具有剧烈跳跃性质的数据系列的系统，其预测效果不是十分理想，研究表明，系统本身的发展系数过大（大于1.5）时，用这种方法模拟的精确度不到50%，因此，对于价格变化较为频繁且有较大波动幅度的个股，这个方法对于指导其投资决策的意义会有所限制，我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股票投资论文:代股票投资债券性 近代公司制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后，公司股票以其整齐划一、转让灵活的特点，为国人投资理财带来了不少方便。但是习惯于独资、合伙与借贷等经营方式的民众，尚难深入理解与体验公司的经营原则。于是，近代经济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的嫁接，便导致了一些奇异的经济行为。民众股票投资方面的债券性要求就是其中一例。 在中国近代早期，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国，发行债券成为外国资本家继发行公司股票之后，在华筹资的又一重要手段，国人初次有了债权证券化的认识。外国股票与债券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从而使不少华资或被吸纳入洋行，或被外国资本家借去又高息转借于清政府。对于外国股票与债券，晚清士人在很长时间内统称之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论中，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概念还是混淆的。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借款债券都被写成“股票”（注：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98-599，627-629，734-7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朝廷官员在筹借内债时，尚将此项债券命名为“自强股票”，后又改名为“昭信股票”，以区别于官方在铁路、矿务等方面获利“惯于失信”的股票。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股票与债券的属性没有区分开来、他们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民众对股票投资之债券性要求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现象。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称。股息本来是公司扣除经营运作成本之后，为股东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P.268），是公司投资风险性的体现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1]（P.484）而在近代中国公司企业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国实业界的一种社会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还会拿到一种息折，据以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检阅晚清官督商办和商办公司企业的章程，几乎没有不规定官利的，只不过表述略有差异而已。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注：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未敢问鼎”[3]。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见铜后十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高潮。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时人记叙：“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14]。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关键性作用，而上海股票市场的崩溃，则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投资心态。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注：《股份转机说》，《申报》1884-12-12；《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08-13。），“几同于惊弓之鸟”[17]。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22]，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七），第316页。），“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3]。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24]；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23]。商民投资心理受到的重创，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几年后，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股，商民“仍鉴于数年内之前车，往往裹足不前”，致使该局“竭力招徕来者，总不甚旺”[25]。1887年漠河金矿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26]（p.4332）。在这种情况下，“官利”的及早与即时兑现就成了尽可能挽回公司社会声誉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例如湖北织布局于1894年招商承办时，之所以规定“本局允为保利一分五厘，每股（百两）每年凭折到局领息银十五两”，就是为了解除“若绅商入股恐所分额息，欲称官利，多寡无定”的顾虑[27]（p.573）。著名实业人物郑观应也说，“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有，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故此“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28]（P.686）。 促使晚清股票“官利”属性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清政府于19世纪末发行的“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昭信股票本为清政府为缓减财政危机而发行的一种公债，之所以如此命名，旨在强调其信用的稳固性。用策划本项活动的朝中官员的话说，就是区别于以往国内有关企业发行的“惯于失信”或“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的股票[29]（p.8）。虽然朝廷为此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这种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则严重背离原定章程，使该项公债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最后不得不停止。昭信股票的社会声誉遂大为败坏，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投资心态。乃至在民众看来，“集股即劝捐别名”，每逢公司募股，则“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属藐若罔闻”（注：《河南官报》第51期，引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页。）。在这种情况下，集股创业者自然也不得不在付息方面显示其“诚意”。例如陕西铁路总局创办人员在议定西潼铁路招股办法时，就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官利”制度对于挽回昭信股票引发的股票“失信”之社会不良影响的重要意义：“陕西自劝办昭信股票，未能取信于人，以故在上偶有捐输之举，在下即广生疑虑，今办铁路股份，以定期付息为最要之著”；只有如此，方可“坚入股官绅商民之信，期于事成之举，祛疑忌而收利权”[30]。长期受自然经济浸濡的国人，普遍有着“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习惯心态，这种潜在的“单干”意识本来就难以即时转变。而官方的不良商政，无疑加剧了他们对新式企业投资的恐惧。“是故人之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31]（p.118）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创办者不得不对投资者制定一种利益的保障，即“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已属不得已之办法”[32]（P.1014）。 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官利”制度虽然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但各个企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以民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例，除了利率的不同外（注：这一时期企业股票官利利率大致在周年四厘至一分五厘之间，一般以年息五厘至八厘的规定较为普遍。），在计息时间方面，有的企业规定以收到先期股银之后即起息，有的规定股款收齐之时起息，较多的企业规定以收到股款之次日计息。多数企业声明官利发放，不计闰月。也有不少规定常年行息，例如云台山树艺公司明定“（股本）连闰八厘计息”[33]（p.19）。民国元年创办的浙江银行则规定：“本银行股本官息按周年六厘计算，即以交股之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前项官息每年分二期发，上半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终日止；下半年自翌年正月一日起至二月终日止。”[34]股票所载官利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因应于不同的时期，规定了不同的官利利率。例如汉阳铁厂在实行招商承办时议定的章程规定：“（股东）自入本之日起，第一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官商合办溥利呢革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所收股本，均于缴到之后一日起息，未出货以前按周年四厘算，既出货以后按周年八厘算。”直隶工艺总局劝办之织染缝纫公司则在章程中写到：“本公司……第一年生意未必能遽获厚利，拟第一年各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自第二年起，每年结账，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派分。”河南广益纱厂亦规定：“自（股东）交银之日，先付执照一纸，按三厘起利，俟换给股票息折时，须将执照缴销作废，以后统按周年六厘行息，是为官利。”[35]在官利来源方面，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在开工前将股本存庄，以庄息发给股东。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和一些同官方关系密切的企业，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南洋劝业会等可以靠政府支持获得息款（注：京师自来水公司于1908年时由农商部奏准，“每年筹官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将业公司销场发达，余利增多，再将官款分期缴还”。1910年创办的官商合办的安徽泾县铜管山铜矿有限公司则以本省矿务总局所收米捐为保息。同年开办的南洋劝业会也规定：“股东应得官利，按周年八厘计算……商股应发官息，由南洋大臣另筹的款，不在股本内拨付，以固会本。”（分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33页；下册，第781页；章开源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页。））。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以政府基金为特定行业企业保息。而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在未获得利润前，则不得不“移本作息”（注：也有少许企业并未规定“官利”，例如1905年成立的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宣布，“本公司所集成本，并无利息，每年结账盈余，先提一分为公积，逐年还本；俟成本还清，即停公积，此后所余净利，提二十五分报效国家，余归公司，除再提红股外，按股分利”（《矿务档》第三册，第1514-1515页）。天津同庆杂货有限公司在1911年颁布的章程声明：“本公司股本并无官利，每年正月结账一次，所有盈余除息项开销外，作为百六十份（分配）”（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947页）。还有的企业明确规定，企业“如无盈余，不得移本付息，致妨营运”（《伊犁将军奏创办皮毛有限公司拟定章程折》，《商务官报》己酉年第28期）。）。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于这一点，张謇在总结大生纱厂与大生崇明分厂创办初期亏损原因时，已作过明确分析，学术界也多有引录，兹不赘述。 对于官利制度的弊端，自晚清开始就受到国内实业家与学者的抨击，梁启超与张謇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明确规定企业没有利润，不得移本付息，对矫正这一不良商业习惯产生了些许作用（注：例如上海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至1908年已积亏18万余两，遂召开股东会，经“研究再三”，决议停发当年官利“以符商律”（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41页）。）。实业界在革除这一陈规陋习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例如在宣统二年（1910年）举行的江苏铁路公司第四次股东会上，有人鉴于公司支出项下，“股本之官利居其半”，股东若再按年取利，“试问利从何出？实无异自抽股本，矧外界觊觎者众，思之殊为寒心”，遂主张“拟不支息五年，即以息作股本，一为固本计，一为扩充计”。不料他的提议一出，“即有反对者群起诘责”。最后投票表决，结果“可者一千六百三十八权，否者六百七十一权，遂决定以股作息”[36]。张謇在大生纱厂和大生崇明分厂多次议停官利，曾一度与股东达成协议，官利递迟两年支付，但迟发的官利则须周年加息六厘，作为补偿。张謇等人在民国初年发起创办中国模范铁工厂时，虽然为股东规定了长年八厘的正息，但又在招股时声明，“惟应从何时支起，须由股东会议决。向来凡公司招股，必自收到股银即日起息，此种办法甚悖商业法理。夫公司尚未营业之时，资本多半用于选屋、购机，余款存庄，收息有限，何从付此八厘官利；若移本以派息，是骗股东也，明得官利，暗耗股本，迨需运本时，不得不以重利求贷于钱庄，此多数公司失败之原因也。本公司名曰模范，甚望股东有以矫正他公司之恶习，一以巩固公司基本为目的，而勿志在派官息也”[37]。商务印书馆于20年代初曾试行过股息公积金的办法，其要义就是由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当年度股息超过一分时，应酌量提存股息公积金，此项公积金常年八厘计息，除积成巨款，于扩充股额时改为股份，或遇股息不足一分之年度，酌提该项经费，以为填补外，非经股东会决议，概不得提用。1925年时，该公司股东会又对股息公积金的规定作了修改，即股息公积金常留股本总额四分之一的数目，“专备股息不足一分时，填补股息之用”；股息公积金达到股本总额四分之一后，其溢出之数，当届即行分派，以后每满三年分派一次，或分派现款，或改作股份，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议决（注：童世亨：《企业回忆录》，光华印书馆版，上册，第117-118页，今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列第三编第74号。）。刘鸿生控制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于1931年第二次股东会时通过了增加普通股至三百万元的决议，但截至1932年12月27日只招到11559股，距预期之数尚缺401520元。公司董事会认识到“就本公司业务情形观察，招足此项股额实属非常重要。就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观察，续募此项股份，事实上必多困难”；另一方面，本公司1932年度应发官、红利与此项未招足之股本额相差无几，而就公司经营状况论，“对于此项巨额之官、红利本无发给现金之可能”。故此，召开第四次股东大会，提议将应发官、红利抵充未招足额之普通股。结果，股东“众无异议”，通过了这一提案[38]（P.155）。这些措施虽然对个别企业渡过难关产生了作用，但并未能改变中国实业界惯行的“官利”制度。企业向股东支付官利的现象，到民国时期虽日渐减少，但终未消失。 在股票债券化意识的支配下，投资者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对自己作为股东应有权益的正当要求。在近代公司制度中，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主要是通过股权机制实现对公司经营运作的监管。股东的应有权利大致包括选举董事与监察人，请求查阅公司账目，就公司营业状况向经理人员提出质询，请求分派应得利益，参与决定公司营业方针等，这些权利是借助在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决议和投票机制实现的。股权是投资者基于出资行为而取得股东资格后应得的合法权益，股权机制是近代公司进行内部约束、实现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股票“官利必付”制度影响下，民众投资企业后，关于公司寻切事宜多不过问，抑且不愿过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32]（P.1012）。例如苏州苏经、苏纶两纺织厂股东“除年收股息七厘外，于两厂营业盈亏始终未尝过问”。后来，两厂拟招集股东大会，商议经营方略，但大多数股东表示“但愿年收股息，不愿与共盈亏”[39]（p.267）。再如大生纱厂的股东“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殆十居八九”[40]（p.87）。如此，公司股东就成了变相的债权人，他们手中的股票不啻一张借贷字据。因为耽于官利，不重股权，就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重脱节，股份公司权力制衡，民主决策的运作机制得不到体现，从而为经营管理人员的独断专行和营私舞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曾对此有过检讨：“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而于公司经营事务并不过问，则“（公司）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股东初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P.117）。 “官利必付”是晚清股票债券化的突出表现，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惯习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32]（p.1012）。今天，当我们抨击这种商业陋习时，更多地应理解当时民众的心态。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背景和民众在此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单干”式的投资心态，固然是根本原因，但股市风潮，和政府不良商政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恐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政府行为和股票市场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对民众投资心理所产生的不良作用远比良性作用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应看到，在致力于公司制度建设时，对民众相对滞后的投资理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全社会的良性投资理念，方有利于公司制度建设。这或许是检讨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后，对于今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点启示。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收益报酬 关键字：一般表示投资者公式收益股价公司股票购买收益率 股票投资收益是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报酬。一般情况下，股票投资的收益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货币收益；另一类是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是投资者购买股票后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的货币收入。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投资者购买股票后成为公司的股东，他以股东的身份，按照持股的多少，从公司获得相应的股利，包括股息、现金红利和红股等，在我国的一些上市公司中，有时还可得到一些其他形式的收入，如配股权证的转让收入等；二是因持有的股票价格上升所形成的资本增值，也就是投资者利用低价进高价出所赚取的差价利润，这正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直接目的。非货币收益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投资者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后，可以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查阅公司的有关数据资料，获取更多的有关企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在企业重大决策中有一定的表决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投资者的参与感；大额投资者购买到一定比例的公司股票后，可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可影响甚至决定公司的经营活动，像前些年上海股市闹得沸沸扬扬的"宝延事件"、"万申事件"莫不如此，其中"宝延事件"中，投资方深圳宝安公司的代表何彬不仅进入了延中的董事会，而且还担任董事长至今；此外，国外的一些上市公司还规定，凡股东购买本公司商品时可得到一定折扣优惠等等。我们这里研究股票投资收益时，主要以货币收益为主，暂不考虑非货币收益。 衡量一项股票投资收益的多少，一般用投资收益率来说明，也就是投资收益与最初投资额的百分比率。由于股票与其他证券的收益不完全一样，因此，其收益率的计算也有较大的差别。计算股票的收益，通常有以下两种类型：股票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通过这些收益率的计算，能够充分地把握股票投资收益的具体情况。 股票收益率又称本期股利收益率，也就是股份公司以现金派发股利与本期股票价格的比率。用下列公式表示：本期股利益率＝年现金股利/本期股票价格100% 公式中，本期股票价格指证券市场上的该股票的当日收盘价，年现金股利指上1年每一股股票获得的股利，本期股利收益率表明以现行价格购买股票的预期收益。 持有期收益率是指投资者买入股票持有一定时期后又卖出该股票，在投资者持有该股票期间的收益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持有期收益率＝出售价格－购买价格＋现金股利/购买价格100% 投资者要提高股票投资的收益率，关键在于选择购买何种股票以及在何时买进或抛出股票。 任何股票投资者都希望自己能买到盈利丰厚、风险小的股票，因此，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一般要考虑投资对象的企业属性和市场属性。 股份制公司企业属性的好坏，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指标来进行评价： （1）公司的财务指标 ①公司的获利能力。获利能力强的公司，股东自然能分配较多的股利，股票价格也会比一般公司上升得快，从而使人们对该股票的投资意愿相对提高。其计算公式为： 公司获利能力＝利润总额／资格总额100% 此比例愈高，表示公司获利能力愈强。 ②公司的流动与速动比率。流动比率是反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关系的比率，它是衡量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愈大表示公司对负债的偿还能力愈强，同时表示流动资产周转较快。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一般而论，公司的流动比率应该接近于2∶1，才被认为财务状况良好。流动比率太低时，表示短期偿债能力较差，太高时表示现金或流动资产未能充分利用，相应地，公司盈利会降低，影响股东的权益。 速动比率是反映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关系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速动比率是对流动比率的一个补充说明，也是用来反映企业流动负债偿还保证能力的指标，它要体现的是每百元流动负债有多少现金（速动资产的特点就是能够及时变现）作保证。国外财务管理理论中常以1∶1作为合理标准。 ③公司的税后利润率。它表示该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与销售能力。税后利润率太低，表示该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其计算公式为： 公司税后利润率＝税后纯利润／销售总额100% ④净资产收益率。这是表明公司利用所有的净资产获取收益的能力，也是反映公司经营能力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公司净资产总额100% ⑤每股盈利。它是指公司年税后利润总额与总股本的比率，表明公司的盈利水平。这是投资者最关心的公司财务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盈利＝税后利润总额／公司总股本100% ⑥股票市盈率。它主要反映公司股票每股盈利与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是投资者衡量股票投资价值大小的重要依据。市盈率越低，表示其投资价值越高，反之亦然。其计算公式为：股票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每股盈利 （2）公司的行业背景及其成长性 公司所属的行业不同，其发展的特点也不同，如房地产公司一般盈利性较强，成长性较好，但易于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发展具有周期性；一些新兴工业，如微电子、生物、光纤通讯等尖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则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和发展后劲；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行业，由于受到政策的支持以及垄断性的行业特点，发展比较稳定。 （3）发行公司的规模 一般来说，公司的规模大，意味着公司的实力雄厚，生产与经营的规模效益高，发展的稳定性强，因而容易受到股票投资者的欢迎。但是，有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上海股市历来喜小不喜大，小盘股经常受到吹捧，而大盘股相对受冷落，股价较低。这是因为小盘股市值较低，容易操纵，因而股价上升较容易。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小盘股股本扩张的潜力较大，通过送配股可大幅度降低股价，腾出股价上升空间。此外，有些小盘股原先没达到有关法律规定的5000万股的最低限度，使股本扩张成为必然，这更受到市场关注，像前几年以1000多倍市盈率高价购买爱使股份股票的投资者，通过几次大剂量的送配股，如今仍有数倍的收益，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投资对象的市场属性好坏主要看一般投资大众对该股票的普遍看法与机构投资者对该股票的兴趣大小。 股票的公众印象除了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外，还主要看公司的发展后劲以及经营者对待投资者的态度。如上海股市中的"四小龙"以及"浦东概念股"，长期以来在投资者中有着非常良好的形象；而像"哈医药"、"东北华联"等被称作"伤心概念股"的股票，当然会受到冷遇；再比如"真空电子"前领导人一贯漠视投资者做法的结果，使昔日上海股市的"龙头股"，如今A、B股股价均惨不忍睹。 在上海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股市中，机构投资者对股价的影响十分明显，个别股票价格大起大落，这也给一般投资者带来了机会。如上海股市近几年相继出现过的"重庆药业"的"六六六神话"、"界龙神话"、"北旅神话"、"汾酒奇迹"等，莫不如此。 投资盈利的关键除了选好股票以外，更重要的是选择好买卖股票的时机。 大多数投资者都知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是最佳时机，但低价与高价应如何认定，这是投资者最头痛的问题。特别是股票市场变幻莫测，股价上涨可能涨过头，股价下跌也经常跌过头。 股票涨跌过头，往往与人们对股票上升过度乐观，对股票下跌过度悲观直接相关。当股价开始上涨时，不少人对股票陆续看好，等到股价大涨时，大多数投资者都看好，争先恐后买股票，使行情愈涨，造成看好的人会愈来愈多，连市场外的资金都纷纷涌到股市，这时股价就可能涨过头了。相反，一旦股价下跌，不少人开始看坏，使行情出现大跌现象，大多数人必然跟着看坏，各种股票频频创新低价，市场之中一片悲观气氛，那么股价要跌过头了。 理智的投资者，应该在行情涨过头的时候，卖出股票，在行情跌过头的时候，进场买进便宜的股票。问题在于一般人很难预测到当时上涨的股价是否会过头，当时下跌的股价是否也会过头。这时，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股价接近前一次最低点时买进，在股价到达上一次最高峰前夕卖出。 具体来说，当股价持续下跌到一定指数位后，盘整数日非但不再创新低价，反而有所回升时，这便是短线投资者进场的良机；当游资逐步进入股市，成交量开始在低价位明显放大时，投资者应当立即买入股票。 当股价行情在高峰阶段，成交量突然递增，而股价却未上涨时，表示可能有大户出货，一般投资者应将手中股票先行卖出，再观动静；当股价跌势已经确定，即为短线投资者卖出的最佳时机；当股价上涨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是卖出良机；当成交量逐日萎缩，股价逐步盘低时，短线投资者也应立即抛出。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收益风险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对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相关因素做了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行业因素、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都在不同程度对股票价格及价格的波动产生影响。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认真分析并充分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才能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投资收益。 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已经解决了不同股权的流通问题，实现了所有股权全流通。所有股权全流通标志着长期困扰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制度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地解决，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更能体现全体股东的意志。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而且也反映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评价。 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因素和指标有很多，这就要求投资者在选择上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时候，需要了解并掌握这些因素和指标，并且知道这些因素和指标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根据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各种因素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行业的选择、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的角度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行业的划分和影响因素的设定 （一）行业的划分 本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分类方法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据此，所有上市公司可以分成13个大类，其中制造业又分成10个小类。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有886只，它们分布在上述13个行业里，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4只，采掘业17只，制造业496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2只，建筑业22只，交通运输仓储业47只，信息技术业55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65只，金融保险业9只，房地产业33只，社会服务业24只，传播与文化产业8只，综合类44只。 （二）基本假设和主要研究指标 基本假设：能够引起股票价格上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平均投资收益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能够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投资风险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 公司规模。为了能够反映股票的实际市场状况，用可以流通的股数来反映公司规模，通常用流通股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从理论上讲，规模大的公司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市场竞争能力较强，公司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公司的经营风险较规模小的公司来说要低；在市场表现上，公司的市盈率普遍较低，股票价格的波动较小，但公司规模的大小并不影响其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一项指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财务困境成本和破产成本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经营风险越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则越大，但对公司收益的影响关系比较复杂，不能仅凭借指标的高低进行判断，通常该指标不影响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流动比率。公司流动比率越高，反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企业的财务风险越低，也就表明企业的经营风险越低，但该指标并不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可以用来反映公司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总资产增长率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比较良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通常能够引起股票价格的上涨，但由于公司的高速增长也使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增长率低的公司要高，使其股价的波动程度也较高。 主营收入增长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主要业务收入的变动情况，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高。同时，也反映出公司产品的市场定价能力比较强，公司在该产品市场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高，因此公司主营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会使其股票价格上涨，但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程度增大。 净利润增长率。该指标反映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情况，该指标越高，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越好，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净利润的增长而上涨，但相伴而生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程度提高。 换手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股票的交易越活跃，市场关注的程度越高，从而导致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程度比较高，股票的市场风险比较高，但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振幅。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价格变动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市场分歧越大，股票价格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股票的上下振荡导致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比较大，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状况下会有所不同，在牛市中则会提高平均收益，在熊市中则会降低平均收益。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为研究时段，并根据上述的行业划分标准对所有股票进行划分，数据来源于上海爱建证券有限公司网上行情系统。所选股票为2006年12月31日前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全部886只股票，因为研究的是全流通情况下证券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关系，因此需要剔除在2006年1月1日前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 另外，为了便于不同行业和主要指标的比较，采用周收益率和总风险作为因变量，可以减少因不同股票未能连续交易导致数据缺失而影响数据之间的比较，最终确定的股票样本数为124家上市公司，分布在11个大行业里。由于许多公司在2006年进行过分红派息等事项，因此对股票价格进行了复权处理。 （四）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以所选的上海证券市场124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为124只股票和上证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对所选股票按行业进行划分，计算各个行业下股票的平均周收益率、总风险、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通过对各个行业下的平均周收益率和总风险、系统性风险的计算和比较，来研究行业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 对样本个股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和上证指数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根据单一指数模型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估计出这124只股票在样本期间的系统风险系数。根据样本股票的系统风险系数估计值，就所设定的研究指标作相关系数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行业因素对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分析 从表2中的不同行业收益和风险情况可以看出： 不同的行业表现出不同的收益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收益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平均周收益达到2.979%，收益最低的行业是食品饮料业，平均周收益为0.431%，两者相差2.545%，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平均周收益超过同期上证指数周收益的行业有4个，分别是金融保险业、木材家具业、机械设备仪表业和金属非金属业，其余行业的收益水平都低于上证指数的收益水平。不同行业平均周收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2006年的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大多数行业的市场表现不如同期的上证指数收益。 不同行业的风险与其收益水平存在不一致的现象。通常情况，收益越高而表现出来的风险也应该越大，但实际情况却差异很大。金融保险业的风险为4.578%，食品饮料业的风险为5.001%，收益最高的行业风险比收益最低的行业风险还要低。 反映行业系统风险的β存在很大的差异。β大于1的行业有四个，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金属非金属业、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其他行业的β都小于1，β在1左右5%以内的行业没有一个，表明所有行业的市场表现都与上证指数不同步，只有4个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高于上证指数，大部分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都低于上证指数。 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差异也很大。大部分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占总风险的比例都超过50%，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达到87.04%。只有三个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低于50%，其中最低的是木材家具业为34.55%。 （二）主要研究指标对收益和风险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均周收益与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2006年上证指数上涨了，具有很明显的牛市特征，因此振幅与平均周收益显著正相关。这四个研究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说明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收益的相关因素，投资者在选择股票进行投资前，需要对上述指标进行研究和分析，才能更好地进行股票投资，提高投资收益。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换手率与股票的平均周收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这四个指标对股票收益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都与股票的风险存在相关关系，其中公司规模与股票的风险存在负相关，而其他指标与股票的风险存在正相关。这些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也反映出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5%的显著水平下，流动比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与股票的风险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与最初的假设是不一致的，这也说明在上述研究期内，这三个指标对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产生影响或影响不大。 股票收益和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大多数是一致的，这也表明证券市场的市场表现与理性预期是一致的。这些说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断进行，证券市场越来越成熟和规范，市场行为也越来越理性。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更加注重股票的业绩和成长性，更多地考虑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时，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影响投资收益的有关因素，还要熟悉影响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股票的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对股票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投资收益水平，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市场表现良好的行业大部分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总风险与其投资收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总风险高的行业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投资收益，行业的总风险对其投资收益的解释能力不高。 总资产增长率、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振幅和股票投资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关因素。 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负相关，这些都是影响股票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股票实现全流通后，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更加注重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抓住影响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投资，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 股票投资选项和投资原则 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股票投资都是由总公司专门机构负责，选择什么行业、什么类型股票，甚至哪只股票都是由总公司根据国家意愿和企业自身需要来制定，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信息，凭借自身职业判断力和专业技术，对股票进行资信等级评估。投资原则：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资金特性和偿付能力状况统一配置境内境外股票资产，合理确定股票投资规模和比例，并及时报告市场风险，提高研究支持能力，跟踪分析市场状况，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变化，采取有效的应对和控制措施、规范投资行为以保证投资安全，稳中有赚的目的。 股票投资评价资料获取渠道 一是网站和专业报纸、杂志公开的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和财务面资料；二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基本面和财务面资料。 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 （一）行业风险和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1．社会、人口和技术变化分析：（1）消费群体状况的影响：人群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开放程度和收入水平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敏感性分析；（2）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3）环保等社会意识对行业的影响；（4）技术进步对行业的影响（一般较大）。2．行业发展与经济运行周期的相关性：主要分析行业未来发展状况与未来国家及区域经济运行态势的相关度，以及是否符合国家乃至地方的产业政策，国家产业政策即经济制度安排，在社会资源配置的条件和实现的可能性等方面，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3．行业的周期性分析：根据行业发展周期，分析行业的成熟程度，饱和度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4．行业的竞争性分析：主要分析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企业在行业内所处的地位以及竞争优势、劣势等。5．行业的盈利性分析：主要考察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从而推断企业的利润水平。6．行业的进入壁垒：分析行业进入的难易程度，判断新竞争者加入的可能性，从而预测行业未来的竞争程度。7．行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主要考察行业发展的法律及政策环境，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有无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二）企业竞争力分析 1．管理团队素质。从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的个人背景、从业经历、经营业绩、信用记录、实干能力等方面出发，判断企业管理团队是否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显著的历史经营业绩、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声誉等，由此评判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 2．企业员工队伍素质。主要考察被担保企业员工队伍结构（包括业务技术结构、文化层次结构、年龄结构）和技术素质（主要考评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和实际操作能力）。 3．产品、市场与销售预测分析。主要从产品的特点、技术含量，产品细分化程度，产品可替代性、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市场分布状况、主要市场份额，市场营销及市场拓展能力、营销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性、销售网络的稳定性，市场的未来变动趋势，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其生产成本的优势及市场议价能力，以及对主要竞争对手等方面加以分析。对企业产品的销售预测除了基于对其市场需求的准确了解以及对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营销网络的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企业以往的销售历史记录和未来销售合同的分析，同时还应对企业的销售运作模式和结算方式进行分析，这也是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主要依据。 4．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分析。技术硬件包括机械设备、单机或成套设备、基础设施等水平，主要从设备先进性、适用性、设备成新度三方面考察；软件部分主要考察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度，规模化生产的成熟程度以及市场的成熟度。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技术来源：主要核实企业的技术是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判断技术的相对垄断性和稳定性；（2）技术研发能力及发展潜力：主要考察研发人员的素质及企业技术的后续储备发展潜力；（3）科研条件和技术市场优势：考察企业科研投入、科研环境以及技术的市场需要程度、市场竞争力和应用范围。（4）生产者的操作技术和熟练程度等。（5）同时应注重设备的综合利用程度，是否能够科学、有效、合理使用设备，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设备的生产能力。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分析可以使业务人员了解到企业所预测的销售收入是否与其实际生产能力相匹配，其生产设备以及工艺技术、原材料供应是否能够保证销售合同的顺利完成。 5．经营战略分析。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重要始点，它可以有助于确定企业的利润动因和主要风险，进而据此正确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使评估人员能够在一个高质量的水平上探查企业的经济状况。主要包括企业产品市场定位，市场营销策略，技术发展战略，财务目标、举债策略、投资及收购计划，企业与其他企业竞争策略，企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分析。 6．成本控制和成本降低能力。主要从企业的成本控制系统的组成（组织系统、信息系统、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和成本控制的基本原则着手分析。前者主要观察企业是否建立起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的责任和控制范围；后者则主要看领导推动、全员参与情况以及经济原则的贯彻情况。7．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主要考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否合理，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生产现场是否整洁，物流是否通畅，生产及管理效率是否高效，质量认证情况。 上市公司财务面分析 主要是财务偿债能力分析，即基于公司的财务数据定量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财务指标分析主要是用财务比率方面的计量指标，从财务质量的角度对被评企业进行考查。评价指标主要以制造业为例。1．盈利能力分析。盈利能力是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保障因素，通过与行业标准值的对比分析，确定企业的盈利水平。该部分的核心评估指标有：（1）经营性资产报酬率；（2）净资产收益率；（3）主营业务利润率；（4）销售净利润率；（5）总资产报酬率；（6）成本费用利润率；（7）收益质量指数；（8）收入现金贡献比率。2．资本结构分析。资本结构分析主要是评估企业的长期偿债压力，资本结构在反映企业偿债能力方面有其独到的作用。资本结构是指在企业的总资本中，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资本结构决定企业的财务结构、财务杠杆运用和融资决策制定。该部分的核心评价指标有：（1）资产负债比率；（2）流动资产比率；（3）净资产对长期资产比率；（4）资本化比率=长期负债合计（/长期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100%。3．资金使用效率分析。良好的资金使用效率是保证企业增加盈利水平和创造现金的可靠保证，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效率。该部分的核心评价指标有：（1）应收帐款周转率；（2）应付帐款周转率；（3）存货周转率；（4）经营性资产周转率；（5）总资产周转率。4．偿债能力分析。主要考察被评估企业是否具有按期偿付银行还本付息及支付股东股利的能力，因为制造业包含了整个生产经营流程，尤其在权责发生制下，企业的盈利与短期偿债能力并不是完全吻合。考评企业偿债能力主要从现金流角度出发加以确定。该部分的核心评估指标有：（1）净资产保障比率；（2）举债能力系数；（3）偿债能力系数。5．企业成长性预测。主要分析企业规模的变动特征及扩张潜力，近几年许多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扩张速度相对较快，因此，评估人员有必要纵向比较企业历年的销售、利润、资产规模等数据，把握企业的发展趋势，是加速发展、稳步扩张还是停滞不前。将企业的销售、利润、资产规模等数据及其增长率与行业平均水平及主要竞争对手的数据进行比较，了解其行业地位的变化。分析预测企业主要产品的市场前景及公司未来的市场份额，对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并预测其销售和利润。该部分的评价指标有：（1）固定资产净值率；（2）净资产增长率；（3）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4）净利润增长率。 综合评价 通过对企业资料的审核、现场的信息采集和真实性核查以及对企业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的全面分析，并将上述各类财务指标与行业标准值进行对比分析，按权重形成资信等级评定表和评估报告，评审人员即可对投资企业做出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并提出投资额度及期限，从而为上级领导投资决策提供依据。（本文作者：丁智慧 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股票投资论文:散户股票投资对策论述 一、散户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的现状分析 (一)证券投资专业知识不足 广大散户群众，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专业的证券投资知识的人不多，其中年龄偏大的有相当一部分，由于证券市场是最近20年才在中国兴起的新兴行业，对年龄较大者来说，学习可能有一定隔阂。 (二)信息严重不对称 散户作为一个群体来讲，缺乏足够的炒作信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相当不规范，内幕交易泛滥，基金老鼠仓遍地都是，掌握内幕交易的投资者，可以利用内幕消息赚钱，然而，散户几乎没有内幕消息，虽然他们没有必要关注，但是连续的涨停让所有贪婪的人都想去赚那些没有意义又风险巨大的钱，这些信息包括公司重组信息，资产注入，重大利好分红，重大投资，宣布退市等等，这些消息散户是很难获得的，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对手是资金实力雄厚，信息渠道多样的机构，散户追涨的行为是在拿自己确定性的钱去做非常不确定性的事情。 (三)单位资金少，对市场走向影响有限 散户资金少的几千，多的上万或更多，上亿资金的散户毕竟是少数，而机构的资金少则上亿多则几百亿，今年以来，2009年12月9日华夏盛世精选募集资金达187．7亿，少的瑞和300股票型基金也募集了2．57亿，散户的一举一动不会对整个股指的波动产生很大影响，相反机构的增仓或减仓都对市场方向有左右的作用。 (四)短线交易，交易成本昂贵 对于绝大多数的散户来说，短线交易是其最主要的买卖策略，以中信建投(简阳营业部)为例，佣金比例为2．8‰(成交不足1786元按5元计算)，印花税1‰，过户费1000股1元，不足1000股按1元计算。一散户起初本金为5500，在2009年2月1日到2009年11月1日间共计买卖17只股票，平均每月买卖1．89只股票，共计成交58356元，本金效益放大10倍，佣金及相关税费月515元，成交金额与费用比例为8．8‰，本金与费用比例为9．36%也就是说5500元本金的交易成本为9．36%，然而，一月交易两次的散户毕竟相当少，他们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9．36%。假如一散户每周满仓交易3次(本金为10000元，每次买入和卖出的价格一样，这意味着损失的是佣金等费用，当本金不足10000元时补足到10000元)成交金额与费用比例为8．8‰，一年52周，扣除2周假期，50周共交易150次，成交金额为150万，佣金等费用为13200元，也就是说手续费已经超过了本金，这可能就是散户绝大多数亏钱的重要原因。 二、散户如何进行股票投资 (一)学习证券投资专业知识 证券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活动，投资者时刻面对着公司增发，配股，公司被特别处理(ST)，要约收购，除权，除息等证券投资相关事项。若投资者对这些知识不太清楚，很可能造成损失。另外现在的散户并不专注于股票投资，要学习证券方面的知识，不太现实，这就造成了以投资的愿望却进行投机的行动的可悲结局。 (二)树立股票即企业所有权一部分的核心观点 股票的本质是企业所有权的价值凭证，它代表了对企业权益的要求权，这样的话，你买的不是一直处在波动中证券，而是一部分生意，如果你买了一块土地，每年都有不错的产出，土地价格的波动也不会给你带来实质的影响。 (三)运用自有闲散资金坚持长期稳健投资 首先。散户的资金应该是自有的，最好不要借钱，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即使你不在意，但是你的债权人可能就十分的在意，在债券人的压力下，你被迫卖掉你认为有价值的股票，这样你不仅损失了自己的钱，也损失了别人的钱，更重要的是损失了自己的声誉。其次，自有资金应当是闲散资金，不能拿买房的钱，子女上学急用的钱，医疗急用的钱去买卖股票，前者是生活必须的，后者不是。一旦投资亏损将对整个家庭造成难以想象的困境。再次，坚持长期投资，这种长期投资可以是长期持有股票例如10年，除非发生股市严重泡沫或急等着用钱以及企业经营发生改变。 作者：周敏俊 杨熙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对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相关因素做了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行业因素、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都在不同程度对股票价格及价格的波动产生影响。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认真分析并充分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才能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投资收益。 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已经解决了不同股权的流通问题，实现了所有股权全流通。所有股权全流通标志着长期困扰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制度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地解决，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更能体现全体股东的意志。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而且也反映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评价。 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因素和指标有很多，这就要求投资者在选择上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时候，需要了解并掌握这些因素和指标，并且知道这些因素和指标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根据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各种因素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行业的选择、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的角度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行业的划分和影响因素的设定 （一）行业的划分 本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分类方法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据此，所有上市公司可以分成13个大类，其中制造业又分成10个小类。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有886只，它们分布在上述13个行业里，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4只，采掘业17只，制造业496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2只，建筑业22只，交通运输仓储业47只，信息技术业55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65只，金融保险业9只，房地产业33只，社会服务业24只，传播与文化产业8只，综合类44只。 （二）基本假设和主要研究指标 基本假设：能够引起股票价格上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平均投资收益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能够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投资风险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 公司规模。为了能够反映股票的实际市场状况，用可以流通的股数来反映公司规模，通常用流通股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从理论上讲，规模大的公司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市场竞争能力较强，公司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公司的经营风险较规模小的公司来说要低；在市场表现上，公司的市盈率普遍较低，股票价格的波动较小，但公司规模的大小并不影响其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一项指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财务困境成本和破产成本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经营风险越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则越大，但对公司收益的影响关系比较复杂，不能仅凭借指标的高低进行判断，通常该指标不影响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流动比率。公司流动比率越高，反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企业的财务风险越低，也就表明企业的经营风险越低，但该指标并不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可以用来反映公司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总资产增长率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比较良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通常能够引起股票价格的上涨，但由于公司的高速增长也使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增长率低的公司要高，使其股价的波动程度也较高。 主营收入增长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主要业务收入的变动情况，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高。同时，也反映出公司产品的市场定价能力比较强，公司在该产品市场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高，因此公司主营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会使其股票价格上涨，但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程度增大。 净利润增长率。该指标反映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情况，该指标越高，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越好，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净利润的增长而上涨，但相伴而生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程度提高。 换手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股票的交易越活跃，市场关注的程度越高，从而导致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程度比较高，股票的市场风险比较高，但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振幅。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价格变动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市场分歧越大，股票价格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股票的上下振荡导致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比较大，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状况下会有所不同，在牛市中则会提高平均收益，在熊市中则会降低平均收益。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为研究时段，并根据上述的行业划分标准对所有股票进行划分，数据来源于上海爱建证券有限公司网上行情系统。所选股票为2006年12月31日前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全部886只股票，因为研究的是全流通情况下证券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关系，因此需要剔除在2006年1月1日前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 另外，为了便于不同行业和主要指标的比较，采用周收益率和总风险作为因变量，可以减少因不同股票未能连续交易导致数据缺失而影响数据之间的比较，最终确定的股票样本数为124家上市公司，分布在11个大行业里。由于许多公司在2006年进行过分红派息等事项，因此对股票价格进行了复权处理。 （四）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以所选的上海证券市场124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为124只股票和上证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对所选股票按行业进行划分，计算各个行业下股票的平均周收益率、总风险、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通过对各个行业下的平均周收益率和总风险、系统性风险的计算和比较，来研究行业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 对样本个股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和上证指数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根据单一指数模型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估计出这124只股票在样本期间的系统风险系数。根据样本股票的系统风险系数估计值，就所设定的研究指标作相关系数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行业因素对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分析 从表2中的不同行业收益和风险情况可以看出： 不同的行业表现出不同的收益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收益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平均周收益达到2.979%，收益最低的行业是食品饮料业，平均周收益为0.431%，两者相差2.545%，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平均周收益超过同期上证指数周收益的行业有4个，分别是金融保险业、木材家具业、机械设备仪表业和金属非金属业，其余行业的收益水平都低于上证指数的收益水平。不同行业平均周收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2006年的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大多数行业的市场表现不如同期的上证指数收益。 不同行业的风险与其收益水平存在不一致的现象。通常情况，收益越高而表现出来的风险也应该越大，但实际情况却差异很大。金融保险业的风险为4.578%，食品饮料业的风险为5.001%，收益最高的行业风险比收益最低的行业风险还要低。 反映行业系统风险的β存在很大的差异。β大于1的行业有四个，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金属非金属业、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其他行业的β都小于1，β在1左右5%以内的行业没有一个，表明所有行业的市场表现都与上证指数不同步，只有4个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高于上证指数，大部分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都低于上证指数。 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差异也很大。大部分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占总风险的比例都超过50%，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达到87.04%。只有三个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低于50%，其中最低的是木材家具业为34.55%。 （二）主要研究指标对收益和风险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均周收益与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2006年上证指数上涨了，具有很明显的牛市特征，因此振幅与平均周收益显著正相关。这四个研究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说明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收益的相关因素，投资者在选择股票进行投资前，需要对上述指标进行研究和分析，才能更好地进行股票投资，提高投资收益。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换手率与股票的平均周收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这四个指标对股票收益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都与股票的风险存在相关关系，其中公司规模与股票的风险存在负相关，而其他指标与股票的风险存在正相关。这些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也反映出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5%的显著水平下，流动比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与股票的风险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与最初的假设是不一致的，这也说明在上述研究期内，这三个指标对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产生影响或影响不大。 股票收益和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大多数是一致的，这也表明证券市场的市场表现与理性预期是一致的。这些说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断进行，证券市场越来越成熟和规范，市场行为也越来越理性。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更加注重股票的业绩和成长性，更多地考虑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时，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影响投资收益的有关因素，还要熟悉影响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股票的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对股票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投资收益水平，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市场表现良好的行业大部分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总风险与其投资收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总风险高的行业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投资收益，行业的总风险对其投资收益的解释能力不高。 总资产增长率、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振幅和股票投资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关因素。 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负相关，这些都是影响股票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股票实现全流通后，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更加注重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抓住影响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投资，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收益。

金融研究论文:资源型城市的金融成长研究 摘 要 本文首先运用金融成长的理论详细分析了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现状及特征,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对策建议,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经济转型 金融成长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现有的经济结构、城市的政策体系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产物,要顺利完成城市的经济转型不仅要清理这些历史问题,还要完成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及安置工程,同时还要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和承担具大的风险。货币与金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达,越需要货币与金融的中介作用,就越需要金融的“成长”。金融成为城市与区域经济运行的枢纽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成为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金融支持对于经济转型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成长(Financial Maturity)及其与经济转型的关系 金融成长(Financial Maturity)是对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概念的一种综合,成长本身应当包含增长与发展两层涵义[1]。在现代金融理论中主要使用“金融发展”(Finance Growth)和“金融增长”(Finance Development)这两个词来论述金融成长,在许多论着中这两个词是混同使用的,这不仅造成两个概念划分上的困扰,而且也模糊了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本质上的区别关于“金融成长”的分析。金融成长不仅包含金融市场的完善与金融结构的变化,还包括金融结构的空间差异、部门差异、金融制度的变革、金融观念的转变、金融努力程度高低及金融文化的形成等。 经济增长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目标之一,也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增长的要素有劳动、资本、金融、技术、土地、制度等。在这些要素中,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①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运用信贷和利率杠杆等经济手段,调控贷款投向,对资源型城市急需发展的产业和效益好的企业可实施积极信贷支持;相反,则要加以限制。这样就可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产业结构;②筹集转型资金,由于长期历史原因,资源型城市大都基础薄弱,而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然而一个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又受到本地区储蓄水平的制约,但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2];③带动其它要素的流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的作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 二、资源型城市的金融成长现状及特征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资源型城市的金融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存贷款量成倍增长,金融活动渗透到经济转型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目前资源型城市的金融业仍处于滞后状态,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3]。 第一,经济转型中的资金需求不能够从金融业完全得到满足。当前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短缺,这已成为制约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受信贷额度、上级行贷款侧重点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效益好的项目不能及时地获得足够数量的资金;很多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往往由于资金短缺而难以正常地进行;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新项目,有时由于资金的限制不能及时地上马。 第二,金融资源严重不足。金融资源,从广义上讲既包括资金,也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中介组织、金融人才及技术、设备物资等内容。资源型城市金融资源的缺乏,缺的不仅仅是资金,还表现在金融人才、金融机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匮乏。由于资源型城市大部分处于偏远山区或欠发达地区,交通及信息的落后、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工作条件及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难以对人才、企业及技术形成吸引力。 第三,体制问题突出。由于资源型城市大都是由资源而兴起,先有企业后有政府,矿业城市企业在行使城市功能的同时也管理着城市,形成一种特殊的政企合一体制,政府职能与企业利益混为一体,政府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企业如何能在银行拿到资金,能在外地找来资金,而不是如何周转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第四,区域信用环境恶化。在经济转型时期,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从地方保护主义和局部利益出发,借产权改革之机千方百计逃废银行债务,致使银行不良资产大幅扩张。这种行为如不及时加以遏制和纠正,不但会形成社会诚信的危机,并进一步加剧银行资产恶化的趋势。 第五,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渠道较少。由于过去计划经济的原因,资源型城市的主要职能是资源的开采,从而导致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地方社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圈,城市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规模都较小,交易数量有限,企业通过地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较为困难。 三、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资源型城市金融市场发展,积极推进资源型城市的内生金融成长。金融成长的实质就是 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成长的真正原动力来自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活动积极而富有理性的参与,金融内生成长的基本要素和必要前提是企业部门和个人部门的自主融资行为。由此,培育微观经济主体成为加强资源型城市“造血”功能、促进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必要环节。资源型城市市场机制的缺乏与市场力量的薄弱将转变成以信贷市场扶持合格的经济主体,使之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西部地区的银行要加大对西部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支持非公企业的发展,鼓励个人申请消费信贷及创业信贷,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二,设立“专项改造贷款”支持资源型城市调整改造。建议集中一块资金,设立资源型城市改造专项贷款,并分设资源型城市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发展接续产业专项贷款,资源型城市高新产业专项贷款等若干明细子项,并由央行各分支机构信贷部门负责,统借统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第三,综合运用调控工具,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金融机构要从宏观上把握资源型城市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合理性,综合运用贴现、贷款、利率等调控工具,传导政策意图。对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优惠利率政策,并按产业扶持程度不同,实行不同的浮动利率或差别利率,并在贷款和贴现上予以重点倾斜。诸如产业关联度大且有利于延长产业链的煤转电、煤转焦、煤转油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可提高持续发展力的废物转化利用项目;有利于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结构调整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等。从而纠正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是实施金融支持振兴东北战略的基点。金融部门在积极支持资源型城市振兴的同时,要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这就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持金融业稳健运行,金融机构要强化内控制度建设,防范金融机构内部风险。同时须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制度约束;规范企业行为,完善信用制度,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 第五,实施向资源型城市倾斜的金融优惠政策。市场壁垒和地理屏障常常会使市场失灵,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达到缩小资源型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的目的。适度倾斜的金融政策是弥补“市场失灵”进而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途径。因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应辅之以适当向资源型城市倾斜的金融优惠政策,从而为资源型城市经济、金融的发展奠定政策基础。 金融研究论文:网络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研究论文 网络金融是金融与网络技术全面结合的产物,其内容包含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网络期货、网上支付、网上结算等金融业务。网络金融的发展使咱们面临着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的金融风险。认识网络金融风险发生的缘由以及特色,对于于健全以及完美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以及管理机制,施展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良性增进作用是10分必要的。 (1)网络金融前提下的金融风险 网络金融风险可分为两类: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致使的技术风险以及基于网络金融业务特征致使的业务风险。 一.网络金融技术风险 (一)安全风险。网络金融的业务及大量风险节制工作均是由电脑程序以及软件系统完成,所以,电子信息系统的技术性以及管理性安全就成为网络金融运行的最为首要的技术风险。这类风险既来自计算机系统停机、磁盘列阵损坏等不肯定因素,也来自网络外部的数字袭击,和计算机病毒损坏等因素。依据对于发达国家不同行业的调查,系统停机对于金融业酿成的损失最大。网上黑客的袭击流动能量正以每一年一0倍的速度增长,其可应用网上的任何漏洞以及缺点非法进入主机、盗取信息、发送假冒电子邮件等。计算机网络病毒可通过网络进行分散与传染,传布速度是单机的几10倍,1旦某个程序被沾染,则整台机器、整个网络也很快被沾染,损坏力极大。在传统金融中,安全风险可能只带来局部损失,但在网络金融中,安全风险会致使整个网络的瘫痪,是1种系统性风险。 (二)技术选择风险。网络金融业务的展开必需选择1种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持。在技术选择上存在着技术选择失误的风险。这类风险既来自于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的兼容性差致使的信息传输中止或者速度降低的可能,也来自于选择了被技术变革所淘汰的技术方案,造成技术相对于后进、网络过时的状态,致使巨大的技术以及商业机会的损失。对于于传统金融而言,技术选择失误,只是致使业务流程趋缓,业务处理本钱上升,但对于网络金融机构而言,则可能失去全体的市场,乃至失去生存的基础。 二.业务风险 (一)信誉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交易者在合约到期日不完整实行其义务的风险。网络金融服务方式拥有虚拟性的特色,即网络金融业务以及服务机构都拥有显着的虚拟性。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利用可以实现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络银行等网络金融机构,如美国安全第1网络银行就是1个典型的网络银行。虚拟化的金融机构可以应用虚拟现实信息技术增设虚拟分支机构或者营业网点,从事虚拟化的金融服务。网络金融中的1切业务流动,如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等都在由电子信息形成的虚拟世界中进行。与传统金融相比,金融机构的物理结构以及建筑的首要性大大降低。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使交易、支付的双方互不见面,只是通过网络产生联络,这使对于交易者的身份、交易的真实性验证的难度加大,增大了交易者之间在身份确认、信誉评价方面的信息不对于称,从而增大了信誉风险。对于我国而言,网络金融中的信誉风险不但来自服务方式的虚拟性,还有社会信誉体系的不完美而致使的背约可能性。因而,在我国网络金融发展中的信誉风险不但有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有轨制层面的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信誉状态是大多数个人、企业客户对于网络银行、电子商务采用观望态度的1个首要缘由。 (二)活动性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知足客户兑现电子货泉的风险。风险的大小与电子货泉的发行范围以及余额有关。发行的范围越大,用于结算的余额越大,发行者不能等值赎回其发行的电子货泉或者清理资金不足的可能性越大。由于目前的电子货泉是发行者以既有货泉(现行纸币等信誉货泉)所代表的现有价值为条件发行出去的,是电子化、信息化了的交易媒介,尚不是1种独立的货泉。交易者收取电子货泉后,并未终究完成支付,还需从发行电子货泉的机构收取实际货泉,相应地,电子货泉发行者就需要知足这类活动性请求。当发行者实际货泉贮备不足时,就会引起活动性危机。活动性风险也可由网络系统的安全因素引发。当计算机系统及网络通讯产生故障,或者病毒损坏造成支付系统不能正常运转,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支付行动,降低货泉的活动性。 (三)支付以及结算风险。因为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流动可突破时空局限,打破传统金融的分支机构及业务网点的地域限制;只需开通网络金融业务就可能吸引至关大的客户群体,并且能够向客户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服务,因而,网络金融有三A金融(即能在任什么时候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之称。网络金融的经营者或者客户通过各自的电脑终端就能随时与世界任何1家客户或者金融机构办理证券投资、保险、信贷、期货交易等金融业务。这使网络金融业务环境拥有很大的地域开放性,并致使网络金融中支付、结算系统的国际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结算风险。基于电子化支付系统的跨国跨地区的各 类金融交易数量巨大。这样,1个地区金融网络的故障会影响全国甚至全世界金融网络的正常运行以及支付结算,并会造成经济损失。二0世纪八0年代美国财政证券交易系统曾经产生只能买入、不能卖出的情况,1夜就构成二00多亿美元的债务。我国也曾经产生相似情况。 (四)法律风险。这是针对于目前网络金融立法相对于后进以及隐约而致使的交易风险。目前的金融立法框架主要基于传统金融业务,如银行法、证券法、财务表露轨制等,缺乏有关网络金融的配套法规,这是良多发展网络金融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我国亦然。网络金融在我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相应的法规还至关缺少,如在网络金融市场准人、交易者的身份认证、电子合同的有效性确认等方面还没有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范。因而,应用网络提供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签定经济合同就会见临在有关权力与义务等方面的至关大的法律风险,容易堕入不应有的纠纷当中,结果是使交易者面对于着关于交易行动及其结果的更大的不肯定性,增大了网络金融的交易费用,乃至影响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 (五)其他风险。如市场风险,即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网络金融交易者的资产、负债项目损益变化的影响,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风险等,在网络金融中一样存在。 综上所述,网络金融的各种业务风险与传统金融并没有本色区分,但因为网络金融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这使患上网络金融在持续、融会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更新、扩充了传统金融风险的内涵以及表现情势。首先,网络金融的技术支撑系统的安全风险成为网络金融最为基础性的风险,亦即它不但瓜葛到网络运行的安全问题,还关乎其它风险,如信誉风险、活动风险、结算风险的状态;其次,网络金融拥有传统金融所没有或者远不首要的特殊风险情势,如技术选择风险;第3,因为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网络金融合使传统金融风险在产生程度以及作用规模上发生放大效应,如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国际金融风险产生的骤然性、传染性都增强了,危害也更大。因而,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以及节制也就拥有不同于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的手腕 以及方式。 (2)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与节制 一.鼎力发展先进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 目前我国在金融电子化业务中使用的计算机、路由器等软、硬件系统大部份由国外引进,而且信息技术相对于后进,因而增大了我国网络金融发展的安全风险以及技术选择风险。因而,应鼎力发展我国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系统的症结技术水平,在硬件装备方面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高症结装备的安全防御能力。我国目前的加密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及数字签名技术都后进于网络金融发展的请求,因而应鼎力开发网络加密技术,开发并具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这是防范以及减少安全风险以及技术选择风险,提高网络安全机能的根本性措施。 二.健全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管理体系 从金融系统内部组织机构以及规章轨制建设上防范以及解除网络金融安全风险,要弄好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工作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并树立专职管理以及专门从事防范计算机犯法的技术队伍,落实相应的专职组织机构。对于现有的计算机安全轨制进行全面清算,树立健全各项计算机安全管理以及防范轨制;完美业务的操作规程;加强要害岗位管理,健全内部制约机制。 三.加强防范以及节制网络金融风险的轨制建设 (一)法律轨制建设。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制订关于网上证券交易、计算机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规,但还远不能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的请求。应鉴戒外国经验,在网络金融发展的早期及时制订以及颁布有关法律法规,如在电子交易合法性、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制止应用计算机犯法等方面抓紧立法,修改《合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条文中不合适网络金融发展的部份。虽然这可能会在必定程度上按捺网络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立异,但为网络金融的规范、健康发展是必要以及值患上的。否则,在有关法律规范长时间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网络金融合蕴蓄新的更大的金融风险,增大调剂的本钱。 (二)社会信誉轨制建设。完美的社会信誉轨制是减少金融风险,增进金融业规范发展的轨制保障。没有完美的社会信誉体系,人们就会减少经济行动的肯定性预期,网络金融业务的虚拟性会使这类不肯定性预期患上到强化,无益于网络金融的正常发展,也会增大法律调理的障碍以及本钱。网络银行业务在美国患上以较快发展的1个主要缘由就是美国拥有完美的社会信誉机制。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逾期应收账款占贸易总额的0.二五%~0.五%,而我国却在五%以上。个人信誉体系在我国也基本属于空白。因而,应在我国鼎力培养社会的信誉意识,树立客观公正的企业、个人信誉评估体系以及电子商务身份认证体系,使“诚信”成为我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以减小信誉风险。 (三)金融轨制建设。为有效节制活动性风险,应该有效节制电子货泉的发行数量,对于电子货泉的发行主体以及电子货泉的种类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肯定电子货泉发行者时,应该首先斟酌电子货泉发行机构的信誉等级,并依据其信誉等级抉择获取电子货泉发行资历、发行电子货泉的数量、种类以及业务规模。电子货泉发行机构的信誉等级应该每一年进行考查,考查的指标可以选择资本金、已经发行电子货泉的数量及其余额、流通速度、外汇交易额、筹备金以及存款保险等内容。另外,要对于发行电子货泉的机构,尤其是发行电子货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对于其发行的电子货泉余额请求在中央银行存有相应范围的筹备金,以实现活动性管理的目标。如果能够将电子货泉以及传统货泉区别开来,分别制订各自的筹备金率,会更有益于活动性风险的节制。 四.树立发展网络金融的整体计划以及统1的技术标准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是在没有统1计划以及标准的情况下起步的。应鉴戒发达国家的做法,依照系统工程的理论以及法子,依据管理信息系统原理,在整体计划指点下,按必定的标准以及规范,分阶段逐渐开发建设网络金融系统。这既有益于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益于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以及防范。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电子化建设存在计划不统1、商业银行技术标准不统1、技术规范不统1、商业银行之间使用的安全协定各不相同的问题。应制订金融业统1的技术标准。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成立为此奠定了基础。确立统1的发展计划以及技术标准,才有益于统1监管,增强网络金融系统内的调和性,减少支付结算风险,并有益于其它风险的监测。 五.加强网络金融风险节制的国际调和与合作 网络金融业务环境的开放性、交易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强化了国际金融风险的传染性。网络经济的发展使患上各国之间的市场屏障大大减少。各国网络金融业务以及客户的互相渗透以及交叉,巨额国际投契资本的活动,使国与国之间的风险相干性日趋增强。因而,1个国家单独进行金融风险的节制将会事倍功半,金融监管以及金融风险节制的国际性调和日趋首要。为有效节制以及化解金融风险,要树立与国际体系中其它金融轨制相适应的规则体系以及市场标准,并与其它国家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必要的合作,以免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研究论文:我国农村金融制革新研究 摘要: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农村金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更是不容忽视,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问题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目前整个农村经济资金的长期短缺,抑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同时,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金融市场撤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资金短缺,农村金融逐步被边缘化。如果继续长期保持这种似离非离的关系,金融的核心作用就难以完全体现,农业发展也会继续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无法发挥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作用。所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切实解决金融对“三农”支持不足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一、现状、问题与成因 经过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其中,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是支撑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各地涌现的民间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中外资的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灵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首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正进行中,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改革议程纷纷列上了各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表。但农村金融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农村资金向城市逆向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过去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四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多数地区对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贷款基本上只剩农村信用社这一渠道。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形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盲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影响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 2、农信社的主力军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当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在政策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一是性质模糊,定位不清。目前农村信用社的性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金融组织,明确其服务对象是“三农”,但税赋负担又按商业性金融机构来处理,实际上是合作性、政策性、商业性混为一体;二是历史包袱未得到政策性支持。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一半是由于政策性因素和行政干预导致的,另外农村信用社还对保值储蓄进行贴补,而两者至今都得不到政策性补偿;三是承担了国家政策性任务,但国家扶持政策少。 3、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能发挥不充分。支持“三农”除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其特有的扶持功能。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4、民间借贷活跃,但缺乏规范。体制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造成体制外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行为兴起。由于没有法律和监管约束,民间借贷良莠不齐,纠纷频发,矛盾四起,增加了农民债务负担和农村金融风险。这样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受到干扰,更深层次地说,还会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危机。 5、抵押难、担保难。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村客户的抵押品主要是没有房产证的房屋、小企业厂房设施、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这些抵押品在正规金融看来价值不大,况且双方在估价上差距甚大,即使银行接受了这些抵押品,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抵押品拍卖市场去处理,因此银行不愿接受这些抵押品。另外,由于缺少专门的担保基金或机构为农户提供担保,致使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 二、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其一,国家提供补贴,防止农村资金外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存在行业效益的差别,金融资本从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流向效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就是一种必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调整相关政策,实行各项优惠,进行利率补贴,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对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给予更大的资金支持,增强其资金实力,扩展和完善其金融职能,合作金融免交或少交存款准备金、免税或减少各种税金,对涉农贷款进行利差补贴,改变目前按机构不同而进行补贴的现象,采取根据资本投向进行补贴的办法,正确引导资金向农业和农村流动。 其二,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一是制定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贷款审批、利率定价、风险防范和内部财务等内控制度,建立动态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性的运作方式。二是建立健全不同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下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有效管理、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三是实施有效监管,强化股东和社员风险、股权意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建立监管部门交流和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监管网络,对出现问题的信用社,要启动限制分配分红、差别准备金率、限制或停止部分业务等及时校正机制,防止农村信用社在人民银行票据兑付后走下坡路。四是控制改革后的新风险,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其三,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作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农村领域的主要力量,应当将农业银行定位于服务农业的专业银行。一是分拆机构,形成集团控股模式,巩固和稳定县域农业银行分支机构,以资本为纽带发挥系统优势,给予县级金融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扩大基层机构的信贷权限,增强其融资功能。二是明确要求其在农村吸收资金的60%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三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制定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信贷管理方案和信贷政策。四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在防范 风险的前提下,重点支持农业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新型发展模式,逐步提高涉农贷款的总量和占比。 其四,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是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四是继续引进经营农业险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农业政策性、专业性保险业务,建立覆盖农村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辅相成的农村保险体系。 其五,建立农村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完善担保体系。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建立担保基金补偿机制,增强担保公司资金实力,要在财政支出中按比例提取启动资金,建立市、县、乡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由财政、银行、企业、社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大力发展企业间互助性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扩大担保覆盖面,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贷款信用担保体系。探索贷款抵押新方式,可以试行农村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方式,以缓解贷款抵押难问题。 金融研究论文: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在调结构、促改革及以高杠杆、泡沫化为特征的各类风险逐步加大了政策力度,为金融体系的长时间不乱运行奠定了基础。固然,化解以高杠杆以及、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延续1段时间,经济下行及结构调剂迫切需求金融业主动适应新常态,及时转变金融业发展模式。但跟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金融领域多年来积攒各类风险逐渐出现,特别是市场经济形势下金融立异的不断深化,使患上金融体系内部的各类风险传染性加重。金融风险无论是在风险情势仍是传导途径上都表现出多样化以及繁杂化,这给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以及风险监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以及挑战。 1、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探析 (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增强了风险的隐秘性、突发性以及传染性。 目前,跟着互联网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互联网金融的构成以及发展。比如,第3方支付、P二P、互联网理财等新型金融业态的涌现,且出现出递增式增长。其中,国内P二P网络借贷平台从二0一二年的三二五家发展到二0一四年的一八六五家;其交易额也从二0一二年的六八亿元增添到二0一四年的二六七二亿元。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化发展,给金融行业的监管以及风险防控工作顺利展开带来了极大难度。 一.互联网金融同互联网技术的融会增强了金融风险隐秘性、突发性以及传染性。比如,网络安全风险、第3方托管账户风险和活动性风险等,这些风险都应引发金融业的注重以及防范。 二.当前,金融行业“脱媒”现象比较严重,资金在市场内的活动比较频繁,商业银行负债不乱性逐步降低。 三.基于互联网金融缺少完美的监管体系以及进入门坎比较低,使患上第3方支付机构及P二P平台等时常游走在非法集资边沿,增添了风险事件产生了概率。 (二)民间融资风险发酵迅速,传导正规金融体系增添了风险。 近阶段,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及创业投资企业等诸多同融资相干的非金融机构以及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基于对于这些机构以及组织缺少有效的管理手腕,加上外部监管不到位等因素,造成1些机构经营进程中不能依法经营,从事非法吸收公家款及发放高利息贷款等背法背纪流动。资金的投向目标多为准房地产行业以及中小型煤炭企业。这些流动存在极为类似的地方,比如刻意放大以及借用政府信誉,披着合法的外衣做些不法的勾当。他们的手腕比较隐秘,拥有很强的迷惑大众能力。有些不法的机构以及组织乃至是通过传销方式来扩展自己的集资范围。当在宏观经济下行以及产业结构调剂违景下,房地产以及煤炭行业发展因缺少资金周转,产业倒闭现象时有产生。特别是近两年来,各种冠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理财”、“投资担保”等名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发展迅速。在丰厚民间融资市场不断丰厚以及融资渠道不断拓展的同时,1些中介机构以高息为钓饵,从事1些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理财、高利放贷等流动,成为民间融资新的风险点。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体系间有着亲密的联络。民间借贷主体1通常都有民间贷款以及银行贷款,如果资金链1旦呈现断裂,就没法还款给银行。加上,担保链会波及到其他偿还贷款主体,造成正规金融体系的发放的贷款没法收回,增添了金融风险。 2、加强新常态经济下金融监管的策略 一.完美金融监管体制 现阶段,我国通过推广“1行3会”金融监管体制对于规范金融行业行动起到了优良的示范作用。在新常态下,咱们应传统的分业监管为综合性监管方式。需要提出的是因为分业监管在金融机构的准入以及业务审核方面施展侧重要作用,1旦将金融监管改成综合性监管。将会呈现因标准不同致使监管堆叠问题的产生,加上综合监管的手续比较繁琐,将会增添金融监管难度。另外,基于责任方的增添会削弱他们本身责任的意识。不能够以身作则实行好自己的责任。举例说明,当前实现互相协作式金融监管部门的宿愿,更是金融行业发展的需求。但是针对于“表外业务”统1监管仍旧束手无策,各监管机构对于于行业的风险要素,仍没法进行综合评估。跟着我国金融机构混合业经营模式的构成以及日渐成熟,相应地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也出现出多样化态势。各个金融结构间联络日趋亲密。但想实现这1转变,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国家加大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完美,深刻到金融市场,结合金融市场发展实际,无论地完美以及优化金融监管体制。 二.完美金融监管模式 传统分业监管体制采用的是依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划分金融监管对于象的机构监管模式。该体制在开放性欠缺的金融环境下更具实效,但功能1体化金融违景下,金融业务的界线愈来愈隐约,金融机构有必要向功能监管方向发展。采取该监管方式,可关照到线下绝大部份金融流动与产品,能有效改善混业经济违景下的金融立异和产品监管职能分工问题。金融监管对于象扭转其实质是从监管机构转向监管业务,这样不但能有效地应用各种社会资金,提高资金应用率。还能随时地发现金融流通进程中呈现的各种问题,进而采用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同时,依照功能监管的基本原则,对于各个机构功能以及职责公道调剂分配,肯定各机构监管规模,扩展金融经营监管笼盖面。应鼎力发展多种经营模式,比如,银监会、保监会以及证监会等,分别负责不同类型业务,各司其职,尽职尽责。 金融研究论文:行为金融理论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研究 摘 要 作为中国股市的主流资金,证券投资基金近年来偏离其预期的“稳定市场中坚力量”的功能定位并表现出超乎现代金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定的非理性。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其羊群行为特征进行解释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基金业及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 行为金融 证券投资基金 羊群行为 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投资者是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EMH)基础之上的。但EMH在实践与实证检验两方面同时受到了强烈挑战。大量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质疑。与之不同,行为金融理论则主要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研究个体心理决策程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来改善决策行为,为金融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本文就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进行解释和分析, 1 基金羊群行为的表现 根据Bikhchandani(2000)的定义,“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和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 施东晖(2001)应用“从众度”作为衡量羊群行为的指标检验了从1999年1季度到2000年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基金,他认为,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袁克、陈浩(2004)采用LSV方法检验了1999年1季度到2003年2季度上证和深证所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投资组合样本。结果表明,基金对所有规模的股票均表现出较显着的羊群行为,而且羊群行为程度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孙杰(2004)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分别进行检验,认为我国封闭式基金羊群行为较开放式基金更为显着,并且一定程度上卖出股票的羊群行为要强于买入股票的羊群行为。基金对于高增长型、高风险和新兴产业股票的羊群行为更加明显。吴福龙等(2004)采用Wermers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把机构投资者在某个时期内的交易行为分为只买不卖、只卖不买、既买又卖以及不交易。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基金在只买不卖方面的羊群效应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相应的羊群效应,在既买又卖和只卖不买方面并不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的羊群效应。 2 基金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羊群行为具有的学习与模仿特征使众多基金经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对该股票的超额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从而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也有学者认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基金经理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他们将同时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消作用,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此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然而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金羊群行为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是: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的情况下,当某些先知先觉的基金率先买入某些股票,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大幅提升以后,追逐市值提升的动机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加入买进的行列,由于基金交易金额巨大,从而推动股价大幅上升;反之亦然。可见,基金的羊群行为加剧了某些股票的价格波动。更为重要的,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众多基金同时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股票,会对整个股市信心造成重大打击,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基金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行为金融对羊群行为形成的描述 行为金融学通过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偏差的系统分析来描述羊群行为。当证券市场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其心理因素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人类固有的行为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主宰着投资者的行为。每一个投资者开始总是试图进行理性投资,并希望规避风险。但是,当他发现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投资行为的可靠性时,便会向政策的制定者、媒体、专家或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寻求心理依托,投资行为的前景愈不明朗,这种心理依托感就会愈强烈,人类特有的认知偏差的弱点就会显现。 金融投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动态的心理均衡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由于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而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或框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这个“反馈环”中,初始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强化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扩散和放大。 4 成因分析 (1)委托—关系下,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存在和风险厌恶是导致羊群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是人。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基金经理的素质,无法区分基金赢利是否由基金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所致。而对基金经理来说,他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他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减少努力程度,从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同时,基金经理对风险的厌恶使他在减少自己努力的同时认为与其他经理保持一致是最优选择,从而出于利益和声誉的考虑而选择羊群行为。 (2)基金经理关注声誉超过对盈利的关注是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基金经理可分为“能力强”和“能力弱”两种类型。“能力强”的可以从各种信息渠道观察分析得到关于投资对象的有用信息,而“能力弱”的观察后得到的是噪音信息。在作投资决策之前,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均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只有通过决策后的结果得知。由于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也就不知道自己观察到的是有用信息还是噪音信息。所以他可能会模仿其他经理的行为。因为,如果自己采取与其他经理不同的行为而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即证明自己“能力低”,而如果别的经理错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能说明自己“能力低”,可以把错误归于不可预测因素。 (3)基金经理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席勒(Shiller,1981)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在不同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大众模式。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价格的过度波动,而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非理性行为主要源于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以及制度缺陷为其认知和情绪弱点提供了发挥空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善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外部环境。一方面要规范上市渠道,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容量,并重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基金在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及足够的风险对冲工具,为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 (2)建立科学适用的基金评价体系标准。鼓励更多高质量的独立的证券中介机构从事基金评级、证券分析等业务,逐渐改变投资者对基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选择标准,引导基金向建立自身独特投资风格以吸引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3)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降低各种信息成本,控制内幕交易;另一方面要适时在基金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形式和内容规范统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以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4)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体系。在基金经理层面,确定合理的业绩激励措施,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以避免委托—的激励不相容;在组织运作层面,特别是对于公司型基金管理公司,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对于关键人才的长期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从建立柔性的组织文化入手,建立良性的心理契约。 金融研究论文:网络环境下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 对于我国的现代银行业来说,金融机构应该迅速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如科技信息部门应该具体负责本机构信息系统的统筹规划、开发建设和日常维护等技术方面的工作;风险管理部门专门负责信息管理系统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监管信息;审计部门则负责建立信息系统审计制度,配备相关人员进行信息的风险审计。根据金融信息标准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并进一步制定管理制度、法规与安全细则,将规范、监督、管理和指导网络金融信息系统的建设落到实处,从信息安全管理层面切实提高安全体系防范网络风险和金融风险的级别。 (四)构筑信息安全服务后盾 数据的存储是重要的网络金融研究课题,而信息数据如何存储才可保证网络金融服务的连续性,保证在访问和交易过程中不会间断甚至终止,是作为网络金融信息安全研究学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一旦系统发生故障,可能会出现众多问题,比如业务中断、客户流失,甚至资金链断裂等,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因此,金融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存储系统要求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所谓的可靠应考虑到诸多方面,比如对各级系统和数据的保护。一套完整、有效的金融信息系统,应不受硬件、软件或者应用程序故障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数据中心由于某些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时,应提前做好准备,由另一套备份的数据中心进行接管工作,继续维持任务的执行,当主数据中心恢复正常后,工作再转回主数据中心进行工作。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与银行金融业相关的自主性知识产权,如正版软件系统或者相关的硬件产品。应大力开发适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系统和金融产品,并通过建立产品的平台化和服务的平台化等措施保护研发成果,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强大的服务后盾。 (五)培养金融信息安全专业人才 为了更快地适应信息化所带来的冲击,应尽快为金融行业培养出新型人才,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是做好金融信息化安全工作的前提。目前,金融机构中很多的技术人员是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们没有系统学过金融方面知识,对金融行业知之甚少,在就业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无法体现出自身价值。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的行业特点,金融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软硬件及数据方面的监察与维护都需要由专职技术人员专人专责,在工作过程中需严格按照专业规程和授权进行规范操作、定期检查和及时维护。现如今我国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保障人员很多是由金融从业者改行过来的,在信息技术方面往往无法真正达到要求,因而影响了我国金融信息化的进程。这些现状阻碍了网络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为了满足目前网络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培养当今社会急需的金融信息安全人才应掌握以下方面的知识内容:首先是金融与管理相关的基础知识,如金融学基础、会计学基础等;其次是信息技术相关的知识,如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和金融信息系统设计等;再就是金融方向的业务知识。对于我国的金融学府来说,尽快培养出金融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交叉复合型高端人才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三、结语 致力于网络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应充分认清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和网络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和有效手段进行有效抵御,以增强我国金融领域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从而确保我国的金融行业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长久、稳定地运行。 金融研究论文: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研究 [摘 要] 现行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现状已难以适应金融业的发展,应从把握基本点、注重协调性和建立新机制等方面加强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建设,对会计原则、会计计价基础、会计报告和会计要素等进行系统化的改革与调整。 [关键词] 金融创新;新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成为当今世界竞争与发展的显着特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新的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掉期交易等层出不穷。解决好金融创新中的会计问题,对确保金融稳健运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创新活跃市场的作用,笔者将就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对金融业稳健运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经济对金融发展的要求而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金融会计制度不适应性的几个表现 1. 对金融业特殊性不够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定过于笼统,强调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在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规范上,会计科目过于概括,尤其是忽视了银行业支付清算业务的特点,带来了现行会计科目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差的共性问题。 2. 对账务处理规范性不够适应。主要是制度规定不细致,账务处理随意性较大。现行金融会计制度在不少金融业务会计处理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现象,易造成会计人员理解上的差异和操作上的无所适从或随意性,不同系统或单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响。 3. 对会计电算化不够适应。现行金融业会计制度主要是基于长期以来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设计的,需要根据会计核算手段的变化进行重新设计。这一滞后使得目前各行会计资料异常复杂和不规范,会计基础数据难以实现标准化。 4. 对稳健性要求不够适应。主要体现在会计制度支撑不足。一方面稳健性原则执行不到位。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没有按照贷款的质量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度进行提高,贷款风险分类在会计核算上的体现不全面。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限制较死,易造成企业前期虚增利润、资产超期服役的现象。另一方面,金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机构设置上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会计体系不完善,时有滥用会计科目、账务核对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发生。 (二)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新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带来了金融市场活跃发展的局面。一方面,衍生性金融产品大多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杆效应,十倍或数十倍的巨额收益吸引着大量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筹资成本低,融资手段多样化,既为资金需求者提供廉价的多种融资手段,又为投资者提供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的多种选择。新金融工具自身的特点,对传统会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1. 要求规范相应配套的会计制度。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会计面临着确认、计量和揭示的新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缺乏与金融衍生工具相配套的规范的会计。这些新的金融工具发展较快,种类繁多,不同种类金融工具的性质、条件、金额、期限均不相同,风险程度也不同,金融会计对它的反映、控制能力不足,造成相当部分新金融工具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对报告使用者构成了隐藏的潜在隐患,存在资产负债表外损失的风险。 2.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原则。传统会计的主要任务是报告实际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贯彻客观性、稳健性、历史成本等相关原则。而新金融工具会计的主要任务是预测性报告尚未发生、将来发生后才能精确核对的经济业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带来了会计制度设计基点上的分歧,传统的会计制度在原则上受到影响。 3.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计价基础。传统会计主要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所有会计要素的计量均采用历史成本,在客观形成的基础上对已经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因而计量模式讲求精准,计量结果具有确定性。对新金融工具会计要素的计量,由于不存在历史成本问题,因而改变了传统会计的计价基础,更多地依赖经验数据和知识性、规律性预测,其计价基础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4.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报告体系。传统会计报表主要报告会计主体源于过去的交易及事项的会计信息,报表体系、报表内部结构及其项目均无法完全满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就要求对传统会计的报告体系从结构设计、项目内容和关联性等方面进行大的调整,否则将难以体现报告体系的实际价值。 5.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要素构成。在传统会计制度下,所有资产和负债确认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对其未来经济利益的测算,从企业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须来自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对新金融工具来说,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来自双方签定的契约,规定的是未来的经济活动,不能据以确认购销业务。传统会计要素已经不能适应新金融工具会计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由上可知,金融产品创新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挑战是原则性、根本性和全方位的,需要对传统会计制度从设计原则、计价基础、报告体系和会计要素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调整,逐步建立体现金融创新特点的会计制度。 二、金融会计制度创新的思路 (一)把握金融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点 1. 强化理论基础支撑。金融会计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方面。其中,哲学作为方法论,是构建会计制度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石;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会计学的基础学科,是构建会计制度目标的两大支柱;法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构建会计制度思想的支柱。经验表明,任何一项会计制度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会计制度,产生了法典式、规章式、混合式和社会式等会计制度模式。从中国会计环境出发,应该继续坚持规章式会计制度模式。 2. 体现制度设计的多重性。不同层次的会计制度,其设计主体也不尽相同。规章级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可以是财政部、国务院其他部委或地方人民政府,企 业内部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是企业本身。 3. 坚持科学性与有效性相结合。在会计制度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包括符合政府要求、考虑企业特点、采用综合导向、实施国际协调、坚持稳定适用、供求平衡以及遵循成本效益等方面。 4. 遵循会计制度的基本规律。会计制度的规律性主要表现为:会计制度的构建离不开会计制度概念框架的支持,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离不开会计制度的规范,会计制度的规范内容有赖于会计实践,会计制度的繁简程度有赖于政府政策,会计制度的运作方式有赖于文化背景,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源于经济全球化等。 5. 重视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既推动了会计制度变革,又给会计实务、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计算机的出现,将原来的手工会计改变为计算机会计,因特网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电子商务、ERP,形成了财务业务一体化,并引发了网络会计的发展趋势,由此必然引起相关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重新思考与调整。 6. 扩大信息量,减少不确定性。符号经济的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是初级的,即由自然的随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类是次级的,即由信息的不对称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前者系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所引起的,具有根本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经济体系中内生的。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量度,减少不确定性必须获取和处理更多信息。制度决定着信息的提供、处理、传递、分布及信息本身的准确性,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为突破个人不确定性的理解力和结算力限度、规避风险提供了现实途径。 (二)正确处理金融会计制度创新中的协调性问题 1. 金融业系统内会计制度与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协调。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修订应经过充分酝酿论证,保证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尽量减少金融业各系统内部的补充制度。从务实的角度确定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完善内容,既要适应金融业务的需要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注意基本的技术层面,既要考虑中国经济环境又要体现国际惯例,保证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在各系统内的适用性,以及各系统切实按统一会计制度从事会计工作。这样,一则可以使各系统有权威性的参照依据,二则可以保证各系统会计信息与平时账务处理的一致性,便于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披露真实全面的会计信息。 2. 金融业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公平和效率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准则,资本市场的顺利运作和健康发展有赖于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质量。目前,会计的国际协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及有关国际性组织的支持,成为各国政府增强本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公司企业降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成本和提高筹资效率的重要途径。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透明、可比和充分披露成为各国政府、财务信息提供者、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有关国际性组织的一致性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程序和会计方法具有可通用性,各国在同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面差异并不大,其国际协调存在现实性。 (三)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 会计制度作为一种会计规范,一方面要求保持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经营方式、新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会计制度也必须及时修订与完善。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有效防止由于会计制度的滞后影响金融业务的发展或导致金融会计信息的失真或混乱,是金融会计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会计制度的本质是节约交易成本。会计制度具有浓缩的特征,是内生性的“共有信念”,所有的交易主体从这些浓缩的信息中受益。这种“共有信念”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当随机变量因素作用过大以至于动摇了信任基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大的偏离,产生“诚信危机”。为了防止陷入危机的恶性均衡,会计制度要通过纠错机制进行“补漏”,这既是制度完善的要求,也是制度演进的动力。按照演进博弈论,会计制度是在反复博弈中形成的渐进稳定动态均衡,即“进化均衡”,规则决策与“混合策略决策”相对应。这表明,正是随机因素的累积,而不是纯粹的竞争本身,确保了有效结果的长期稳定性。这一多重进化均衡,决定会计制度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条件下,随机因素不断增加,会计制度的动态博弈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显。知识经济为合同的可实施性在技术上提供了保障,这就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可以预见,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收益相对变化必然会带来会计制度的创新,催生新的运行机制,成为与知识经济博弈的演进动力。 三、积极应对新金融工具挑战的对策措施 从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看,需要特别关注解决新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应对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挑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1. 对会计原则进行重大调整。考虑到会计所确认和计量的业务特点,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办法,确立适宜的会计原则。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仍应坚持现行的一系列会计原则,以确保这类会计信息的质量;对新金融工具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采用与传统会计相区别的原则,更加强调和注重相关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对新金融工具的会计计价,应调整传统会计坚持的历史成本原则,针对该类业务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确立并坚持公允价值原则,并形成根据市场进行适度调整的机制,着力提高信息的相关性。 2. 采用多重化的计价基础。传统会计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具有客观性、精确性等优点,应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根据新金融工具不存在历史成本的情况,其会计计价最可行的办法是按公允价值进行计价。从国外经验看,不论是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的计价,还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约生效后的财务报表日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价。这样,会计的计价基础就不再是单一的历史成本,而至少是以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价基础,不同的会计计价基础适应着不同的经济业务的计价要求,更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界有人主张按持有目的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并分别以不同的计价标准来计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实务操作中难以实现。金融工具分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创新更是源源不断,尤其是对合成金融工具的归类计价难度很大。 3. 对会计报表进行动态化改造。适应新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传统会计报表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改造。对资产和负债,不仅按流动性分类,还按金融资产和负债和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对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可沿袭现行做法,即按流动性大小顺序排列;对金融资产和负债则可按风险程度大小顺序排列,以更好地适应人们对风险往往特别关注的要求。进一步改造表外附注,使属于表外项目的一些新金融工具得以充分披露。对于报表改造后仍无法披露的重要信息,可考虑增设一些诸如“金融头寸”表等报表。根据国外经验,新金融工具揭示的项目内容至少应包括两点:一是面值或合约金额,如果两者均无,则应当揭示名义金额; 二是金融工具的性质及条件,其至少应当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现金要求、金融工具的存续期间、金融工具的交易不履行合约时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的金额和相关的会计政策。 4. 重构财务会计要素。针对传统财务会计要素及一些基本概念不能涵盖新金融工具的问题,需要对财务会计要素及有关基本概念进行重构。具体而言,应把握好两个重点:资产不再限定为由过去的经济业务产生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还应包括由现在契约约定的在未来可以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负债不再限定为由过去经济业务产生的、现在由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还应包括由现在契约约定的、在未来需要由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这样会计要素的概念将明显扩大。对涉及金融工具的资产和负债,即通常所讲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会计要素确立时应充分考虑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突出特点,与一般的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会计要素重构后,资产和负债按其确定性理所当然就分为确定性资产、负债和不确定性资产、负债。国内外实践已经表明,能够揭示金融与非金融关系的资产负债会计报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对会计报表使用者更具有实际价值。 金融研究论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在考察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分析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金融联动、金融创新等方面入手,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独特发展道路。 关键词:金融中心 指标体系 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现状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最早是从美国经济学家帕得森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开始的。根据金德尔伯革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金德尔伯革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欧伯瑞、戈林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欧伯瑞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戈林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国内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规模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理论界比较有影响的有黄达(金融中心功能研究)、曾康林(金融中心发展模式研究)、姚念慈(金融中心业务研究)、谢平(国际金融中心类别研究)、张幼文(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研究)、干杏娣(国际金融中心环境研究)、杜洵诚(国际金融中心制度研究)等。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性体系 综合指标体系: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GDP增长率/人均GDP)、贸易密度(进口占GDP比重)、投资密度(FDI流入流出占GDP比重)、经济政策环境(经济稳定性/国家信用评级/政府支出)等。 企业环境指标体系:金融市场聚集度、商务成本、金融服务、法律法规、基础设施、政府经济政策、高素质管理人才、高层生活质量等。 金融环境指标体系:金融中介及配套机构、货币可兑换与国际化程度、金融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金融市场准入与自由度、金融监管水平、金融信息透明度、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等。 风险预警与防范指标体系:分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成因及对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形成的隐患造成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海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最根本原因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既有政府的道德风险,也有个人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各种担保形成的道德风险。维护上海金融体系安全在于制度建设,在于防范各级各类道德风险,要对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模型可信度的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体系是个仿生概念,经济学辞典中很难找到类似术语。平常所称生态环境,主要是生物学上的概念,系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并间接地、潜在地、长期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依照这样的表述,一般事物的生态包含了系统内以及系统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有机链。如果把金融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那么,金融生态就是由金融子系统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所组成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与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分析 众所周知,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是纽约、伦敦和东京。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作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纽约自然地成为了资本输出地;美国经济超过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外交易在全球国际性交易中居首位,而美国对外交易占其本国经济的比例并不高,这就为美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纽约就自然地成为金融开放的重镇;美元也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最主要的国际清偿手段,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特殊,这决定了美国必须向非居民提供一个可以用美元投资的金融市场,纽约金融市场恰好符合条件,该市场的主要品种则为美国国债。于是,纽约便成为了能够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东京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东京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由于: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和高利润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市场的大量投资,使东京股票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度成为全球市值规模最大的市场:日元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是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动力,并推动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相应地日本于1986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至今仍保持这个地位。 考察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各类金融机构齐全、数量众多,几乎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国际着名商业银行、大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云集的地方;金融业务范围广,金融工具市场化程度高;金融运作电子化程高;资金融通的国际化程度高;金融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化程度高。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都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秩序。 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不足 “软件”基础差、中介服务弱。虽然上海的信用制度、信用意识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各种金融服务机构数量多但是质量差。 金融市场的广度不够、深度不足。例如,证券交易量、交易品种较少,幅射能力差、资源配置效果不佳。货币与外汇市场也有待进一步改善。 金融体制还有待改善,金融法规还不健全。首先,我国的商业金融机构从计划体制转变而来,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商业金融机构仍未按现代商业金融体制建立,仍不是真正的“企业”。其次,中小金融机构比较分散、风险大,需要进一步整合、治理。其三,改革后的央行体制仍不尽如人意之外,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空白点”。 从市场参与者方看,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过分注重业务扩张,弱化了功能开发;过分注重争取优惠条件,相对轻视了自身创新能力和内控水平的提高;过分注重办公条件完善等硬件优势,对金融中心软件基础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 从市场环境看,上海金融的对外开放度与对内开放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尚待深入;金融同业公会的作用有限;货币市场建设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低、转换力弱;监管人员的素质与监管技术水平需要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不高;金融信息化包括银行IC卡的推广进展不快;金融中介机构明显不足;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严重缺乏。 从政策方面看,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赖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宽松稳定的金融政策、人 民币外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汇管制基本取消、资本充许国际流动以及优惠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等。同时,我国资本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不会加速。这样,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必将受到限制。此外,按照目前的金融体制,国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均设北京,各总行的结算和大宗业务交易也都在北京进行,这种格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显然是不利的。 从组织方面看,金融中心的重要构造之一是有一大批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通常是外资银行的云集之地。上海虽然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70%左右,但其规模机构均受到很大限制,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参与度仍不高。鉴于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人才、管理等均与外资金融机构有一定差距,竞争中无明显优势,近期内外资机构尚不可能大规模进入上海金融市场,这显然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现有金融中心博弈的挑战,客观上与上海形成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包括争夺资金、争夺市场、争夺人才和争夺客户。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大城市也纷纷计划建立金融中心,其中有的城市如北京本来就是国内金融中心,广州、深圳等地也都具有良好的条件。这不仅会在资金、市场、客户等方面与上海形成竞争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上海获取金融优先权和特许权变得较为困难。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不仅制约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限制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功能拓展。因此,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金融创新,不断推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步发展。 (二)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 依托上海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走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之路,在中国入世、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使上海首先成为投资、交易、开发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三)推进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建设 金融人才的竞争是金融竞争的核心。上海必须成为我国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锻炼和输送基地。我们必须全面实施金融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构建金融人才高地,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针对目前上海金融行业紧缺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资金运作及新产品研发人才的现状,必须要采取多元化、全方位造就人才的模式。既要立足于国内培养,又要适时加以引进。 (四)加快金融的市场化改革 金融业的发展要特别体现“市场化”,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业务、服务对象差别化定位,支持金融工具多元化、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服务个性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营造中外资金融机构生存发展的和谐环境。 (五)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以发挥金融中心辐射作用 上海要充分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推动服务创新,不断增强对外辐射功能,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拓展服务空间和服务领域,形成区域资金集散中心,在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进入上海的同时,加快对内拓展的步伐,为区域内和其他地区发展建设融通资金;与区域内大中城市合作建立信息交互网,完善信息流通机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 (六)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要积极发展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不断推出实质性的适合各类企业的融资工具,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的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利用债券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的能力,要调整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明确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七)积极构建长三角金融圈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长三角城市群的共同发展,要明确江浙沪在长三角金融圈的定位,据此形成具体的应对战略,积极吸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的银行、财务公司;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中小民营企业上市,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进行海外融资,促进内外资互动融合发展,还要主动建立与香港及海外金融机构的对话机制,通过业界交流、金融产品推介会、高层次金融论坛等活动强化民间交流。 金融研究论文:商业银行金融信息化研究 摘 要 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的金融业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金融信息化也带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商业银行通过信息化夯实基础,提升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水平、金融服务与创新能力,全面塑造新世纪的新金融,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新经济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 金融信息化 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 虽然我们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描述信息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效,但是,如今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渗透到银行业的决策、管理、业务、服务等各个层次和领域,成为银行业生存的技术基础和业务创新甚至深层次改革的有力支撑。商业银行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通过不断发展和创新,构建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基础,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电子化服务体系,缩小与国外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差距。 1 金融信息化 金融信息化是构建在由通信网络、计算机、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四要素组成的国家信息基础框架之上,由具有统一技术标准,通过不同速率传送数据、语音、图形图像、视频影像的综合信息网络,将具备智能交换和增值服务的多种以计算机为主的金融信息系统互连在一起,创造金融经营、管理、服务新模式的系统工程。金融信息化有别于金融电子化,金融电子化提供的只是服务和管理的初级手段。当信息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后,信息技术便成为金融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 金融信息化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金融信息技术化,也习惯称为金融电子化,金融电子化提供的只是服务和管理的初级手段;二是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化,即通过金融电子化技术系统提供金融服务与金融信息服务。我国金融电子化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立起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基础上的电子资金清算系统、柜台业务服务系统和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功能、开放的金融电子化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现代化进程。虽然随着我国金融电子化的逐步深化,我国金融电子化深层次的问题还存在不少,但是相对于金融信息服务产业而言,前者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后者则属于发展的问题。 2 金融信息化建设意义及现状 2.1 金融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实现金融信息化是我国中央银行适应经济信息化时代潮流的选择,是我国中央银行提高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的重要保障。实现金融信息化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高效率的必由之路。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拓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以及金融业务创新的重要基础。金融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同样重要。对于全社会来说,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活力的基础,没有广大企业的信息化,就没有它们对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的需求,全社会的信息化将失去最根本的基础和推动力,信息社会也就更无从谈起。而实现企业信息化的关键是要实现金融信息化。 2.2 金融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目前,发达国家金融业的计算机应用经过后台业务电子化、前台业务电子化、网络化及金融电子化创新四个阶段,金融业务己全面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全面创新阶段,信息技术成为决定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目前正处在网络化阶段。 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见成效等几个发展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逐步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金融电子化服务体系。 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先进技术的应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薄弱;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标准与业务规范不完善;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提高;跨行业、跨部门金融网络尚未形成;金融信息系统集成化程度不高,深度分析不够;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3 金融信息化对金融业的影响 在信息化进程中,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业对信息科技新成就的应用处于各行业的前列,金融信息化取得了长足进展。金融信息化是在金融领域全面发展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创新智能技术更新改造和装备金融业,使金融活动的结构框架重心从物理性空间向信息性空间转变。 3.1 带来金融机构形态的虚拟化 虚拟化是指金融机构日益通过网络化的虚拟方式在线开展业务,客户直接在办公室、家里甚至旅行途中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服务,因此金融机构不再需要大量的有形营业场所和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全新的网络银行正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及其终端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3.2 对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影响 金融信息化导致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支付与结算、资金融通与转移、风险管理、信息查询等银行基本功能的实现方式。金融机构将传统的专用信息网络拓展到公共网络,各种信用卡、数字钱包得到了广泛应用;实时在线的网络服务系统能为客户提供全时空、个性化、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务;基于信息技术的各种风险管理与决策系统(如自动授信系统、风险集成测量系统等)正在取代传统落后的风险管理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也在迅速加快。围绕客户的消费行为和需求,传统银行正进行新的结构设计,借助于信息技术重构其组织形式。金融信息化的作用将从提高金融业务的自动化程度,发展到对金融业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改变。 4 商业银行实施金融信息化的重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国际竞争格局和人类的生存方式,引发了金融的巨大变革。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趋势是:跨国经营和混业经营成为金融业的主流模式, 而技术成为现代金融发展的关键要素;客户需求在主导着金融服务业的市场走向,风险管理是金融管理的核心,创新则是金融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4.1 积极推进数据集中和整合,不断提高银行核心竞争能力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为基础的数据大集中是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大趋势。“大集中”是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数据的集中和系统的整合。数据大集中可以使得银行业发展初期数据分散、客户资源割裂的状态得到改变,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并增强业务开发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数据大集中是提高银行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石,一方面能够对金融业务进行即时风险控制,另一方面支持新业务的大规模、低成本扩张。 4.2 实现从以业务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 银行信息化要适应竞争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创造性地应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业务运作过程进行集成和优化,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把银行的各项业务统一起来,实现优势互补,统一调配各种资源,为银行的客户开发、服务、综合理财、管理、风险防范建立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服务上,银行必须从“以业务为中心”为核心的服务理念转变到“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客户本位的服务观念,在增加业务种类、简化操作手续、设置人性化的服务内容、提升产品性能等方面加快步伐。 4.3 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实现风险管理的现代化 风险管理是银行的生命线,风险管理水平是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加强信息技术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是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实现风险管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信息化促进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健全,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可以更为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4.4 推动银行管理和决策信息化,努力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要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在信息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决策支持系统。要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综合业务管理、信贷管理、财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绩效考核管理系统,并实现信息系统共享。要充分利用银行的数据信息,实现在数据集中基础上深层次的数据利用,为银行经营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基于数据仓库的决策支持系统(DSS)能够帮助银行在决策上实现对客户选择的正确辨别和经营风险的自动预警,这将是银行业下一轮关注的焦点所在,商业智能(BI)和自动化处理等解决方案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价值。 4.5 加强银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维护系统安全运行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维护系统安全运行关系到银行信息化服务体系能否有效提供金融服务,是一项需要精心组织、常抓不懈的日常工作。银行要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管理技术队伍建设;加强计算机安全的定期检查,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沟通机制;认真落实安全责任制,切实保障信息化服务体系安全、平稳、高效运行;要高度重视灾难备份建设,灾难备份建设要在综合考虑运行和应急备份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稳步推进。 4.6 利用信息化,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现代商业银行信息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银行的经营方式,通过收集客户信息并进行充分的数据挖掘、调整和创新服务项目,设计出高附加值、特色强的金融产品,延伸金融的服务触角,是银行经营策略的核心所在。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间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商业银行加大了产品和业务创新力度,树立品牌效应。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一,要加强个人银行业务产品的创新,重点是稳步发展新的消费信贷产品和银行卡业务。其二,要加强公司业务产品的创新,重点推广系统协议存款、人民币银团贷款、股票质押贷款、买方信贷、境外筹资转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贴现业务;重点研究和开发信贷资产证券化、应收帐款质押贷款和与结算业务有关的各种新产品。其三,要加强房地产金融业务产品的创新,形成独具特点的住房金融产品系列和服务组合。同时,积极探索住房储蓄业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住房金融产品的创新。 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的信息化水平在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后,在金融业和信息通信业的共同推动下,金融业信息化水平将不断提升,并将通过与税务、海关、保险等国家重要部门的网络连接和资源共享,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水平的提升发挥有力的促进作用。 金融研究论文:马克思对当前金融危机的预见及理论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已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它一旦爆发,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对它的研究一直都不断。本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关于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发生条件的理论等,最后结合实际,总结出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机制发生条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对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的时间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使统一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一、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随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和现实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走向危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市场竞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 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但独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而是指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后还专门补充了“证券交易所”一节,并强调说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方式以内的扬弃,是一个过渡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尚有若干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都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看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展现和发展。、邓小平、和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金融安全观,积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研究论文: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研究 论文摘要: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被视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席卷全球,给全球实体经济以重创。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房地产市场的共性。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处于发展阶段,且存在其特殊性,针对当前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提出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风险防范 1 美国次贷危机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衰退,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1%的低利率持续到2004年6月。低利率政策极大刺激了消费与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并出现泡沫。并且在美国政府的住房自有化政策的鼓励下,大量次级贷款人纷纷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当利率上升时,他们又无力还贷。面对高房价和利息的收入,商业银行更为了适应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使得风险加大。为了分散风险,商业银行将其卖给投行,经过投资银行的包装,实现资产证券化,最后卖给投资者。在该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见利忘险和监管不力更加促成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内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所带来大量的美元的外汇储备,再加上石油输出国大量的美元储备,都通过购买美国债券,使得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样就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面对有限的需求,金融机构加剧了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给信用级别较差的借款人,在出现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时,导致违约率上升,爆发次贷危机。正如Robin Blackburn所说:“次贷危机是一个金融化的危机,它是杠杆、放松监管和金融创新共同缔造的杰作”。 2 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 我国自1998年进行住房体系改革,取消福利分房以来,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然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同时包括股权、信托、债券等融资方式在内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房地产业的发展迅速,我们不得忽视其存在的风险。 2.1 高房价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势头。房价的过快上涨使得市场价格偏离实际价值,产生房地产泡沫。如果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国内外因素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就会下降,造成银行信贷质量下降,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并且持续上涨的房价,会促使投机的产生并挤占人民消费支出,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2.2 央行不断加息,房地产业面临利率风险 面对充足的流动性和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尽管加息的打击面广,但是央行还是在2011年里进行了两次加息,使得一年期贷款利息为6.31%。针对面前的CPI,还存在加息预期。虽然房产还贷有借款人收入作保障,但是个人按揭贷款利率上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恶化信贷质量。 2.3 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经营的财务风险 我国房地产开发商除自筹资金外,由于其他融资渠道不畅,其开发资金多来自银行贷款。随着我国准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截止到2011年2月24日大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这就预示信贷额度会进一步收紧,这样就会使贷款门槛提高,一旦房地产商借不到钱,资金链条断裂,风险就会暴露。 2.4 银行职员道德风险和放贷的操作风险 银行职员的风险意识不强,为了完成放贷任务免于受罚,在审贷过程中流于形式,对存在疑点的资料不进行深入调查,审查不严谨。有些信贷人员甚至帮助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虚构收入证明和抵押品证明来骗取银行的房贷资金。由于这些申请人不具有还款能力,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由于商业银行竞争激烈,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商业银行降低审查标准,认为有房屋作抵押不用担心还款,但事实上房屋变现存在困难。特别是对于贷款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我国法律规定是不得拍卖的。因此住房抵押形同虚设,即便贷款人拒不还款,银行也不能将抵押房屋变现。 通过剖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与美国次贷危机前有许多相似经济背景,如经济高速增长、房价虚高,逐步形成泡沫;居民购房热情高涨,个人按揭贷款增速加快;房地产业贷款占银行信贷比重加大,并且银行信贷标准下降;货币政策由松到紧,不断加息,造成还贷压力加大。 3 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起到了启示作用,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应采取多种措施稳。 3.1 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信贷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多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使得银行直接或者间接承担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一旦房市出现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增加,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拓展融资渠道来分担银行体系风险。 虽然说,住房贷款证券化可以将银行风险通过资本市场分散到投资者身上,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但是从 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来看,由于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收效甚微,企业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近年来多次上调准备金率,使得银行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利润的诱惑,很多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真正满足上市条件的企业并不多,在股市融资数量有限,因此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是必需的。针对目前我国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并且国家也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利于证券化的实施,银行最终实现个人按揭贷款和房地产企业贷款都证券化。此外,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引进外资等都可以达到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风险的目的。 住房贷款证券化 可以分散银行风险,但是这种金融创新正是次贷危机的成因之一。尽管我国的金融创新刚起步,但是我们应该打好基础,使用优质资金进行创新,并且增加风险透明度,以此来防范风险。 3.2 完善个人和房地产企业的信用制度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商业银行不能够完全了解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虽然说我国自2006年已经开始运行全国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里面也涵盖了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信贷信息,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关信用参数未纳入信用体系,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资源分散而且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都会给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就需要健全信用体系,通过完善信用体系,可以帮助信贷人员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判断,有效防范道德风险,进而提高贷款质量。 3.3 银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管理 房地产贷款以房屋作为抵押,商业银行一旦无法收回,就将房产拍卖,但这是消极的回避风险的方法。其实商业银行不能将事后补救作为防范风险措施,应当注重事前的审查,银行必须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抵押品的现值、还款意愿等信息有着充分的了解,严格遵循银监会关于发放房地产信贷的标准,及时了解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保证对贷款投向作出及时调整。并且要定期对信贷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职业道德,也可以对其经手的贷款申请进行责任认定以控制信用风险。 3.4 加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加大监管力度,稳定房价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引导房地产企业有序竞争,具体来说应调整住房结构,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改善需求结构,防止过分投机。银监会应针对当前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制定有效监管措施,定期或不定期对信贷业务进行检查来防范风险。央行应及时披露房地产信息,引导公众合理预期,规范市场行为。 金融研究论文:对新兴市场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一、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 Sect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 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 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 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性障碍,使 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性障碍,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 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 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 Coun-try ,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 Laeven, 2003;Martinez and Mody, 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 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 and Rosengren(1998)以及De 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 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 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 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 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 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 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 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 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 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 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FSFDI迅速增长。同期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解除了FSFDI的政策性障碍。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也促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此外,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使跨国银行更容易提高运营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FSFDI虽然具有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分配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金融脆弱性,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面临重大挑战。为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 时,应当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以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并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以及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以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政策性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正在进行的战略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出售一定额度的股权,以改善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获得相关方面的技术支持,并提升国内银行的整体形象和国际竞争力。根据“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对FSFDI的解释,只有那些最终取得了对所投资金融机构的控制权的跨国直接投资才算作是FSFDI.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严格限制了境内银行股权结构中外资的持股比例(如单个境外机构持股比例不超过20%,整体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25%),这使外资银行很难取得对国内银行的控制权。因此,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尚处在准备阶段,本文所论述的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在中国并未完全出现。但是在面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以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将逐步加快,外资银行对华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将不断增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吸收国际FSFDI的主力。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FSFDI对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金融研究论文:关于泰安市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研究 【摘要】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被视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席卷全球,给全球实体经济以重创。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房地产市场的共性。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处于发展阶段,且存在其特殊性,针对当前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风险防范 1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衰退,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1%的低利率持续到2004年6月。低利率政策极大刺激了消费与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并出现泡沫。并且在美国政府的住房自有化政策的鼓励下,大量次级贷款人纷纷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当利率上升时,他们又无力还贷。面对高房价和利息的收入,商业银行更为了适应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使得风险加大。为了分散风险,商业银行将其卖给投行,经过投资银行的包装,实现资产证券化,最后卖给投资者。在该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见利忘险和监管不力更加促成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内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所带来大量的美元的外汇储备,再加上石油输出国大量的美元储备,都通过购买美国债券,使得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样就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面对有限的需求,金融机构加剧了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给信用级别较差的借款人,在出现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时,导致违约率上升,爆发次贷危机。 2 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 我国自1998年进行住房体系改革,取消福利分房以来,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然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同时包括股权、信托、债券等融资方式在内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房地产业的发展迅速,我们不得忽视其存在的风险。 2.1 高房价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势头。房价的过快上涨使得市场价格偏离实际价值,产生房地产泡沫。如果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国内外因素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就会下降,造成银行信贷质量下降,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并且持续上涨的房价,会促使投机的产生并挤占人民消费支出,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2.2 央行不断加息,房地产业面临利率风险 面对充足的流动性和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尽管加息的打击面广,但是央行还是在2011年里进行了两次加息,使得一年期贷款利息为6.31%。针对面前的CPI,还存在加息预期。虽然房产还贷有借款人收入作保障,但是个人按揭贷款利率上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恶化信贷质量。 2.3 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经营的财务风险 我国房地产开发商除自筹资金外,由于其他融资渠道不畅,其开发资金多来自银行贷款。随着我国准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截止到2011年2月24日大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这就预示信贷额度会进一步收紧,这样就会使贷款门槛提高,一旦房地产商借不到钱,资金链条断裂,风险就会暴露。 2.4 银行职员道德风险和放贷的操作风险 银行职员的风险意识不强,为了完成放贷任务免于受罚,在审贷过程中流于形式,对存在疑点的资料不进行深入调查,审查不严谨。有些信贷人员甚至帮助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虚构收入证明和抵押品证明来骗取银行的房贷资金。由于这些申请人不具有还款能力,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由于商业银行竞争激烈,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商业银行降低审查标准,认为有房屋作抵押不用担心还款,但事实上房屋变现存在困难。特别是对于贷款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我国法律规定是不得拍卖的。因此住房抵押形同虚设,即便贷款人拒不还款,银行也不能将抵押房屋变现。 通过剖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与美国次贷危机前有许多相似经济背景,如经济高速增长、房价虚高,逐步形成泡沫;居民购房热情高涨,个人按揭贷款增速加快;房地产业贷款占银行信贷比重加大,并且银行信贷标准下降;货币政策由松到紧,不断加息,造成还贷压力加大。 3 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起到了启示作用,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应采取多种措施稳定房价,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也要采取措施积极防御。根据美国次贷危机经验和我国国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化解相关风险。 3.1 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信贷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多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使得银行直接或者间接承担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一旦房市出现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增加,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拓展融资渠道来分担银行体系风险。 虽然说,住房贷款证券化可以将银行风险通过资本市场分散到投资者身上,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但是从 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来看,由于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收效甚微,企业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近年来多次上调准备金率,使得银行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利润的诱惑,很多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真正满足上市条件的企业并不多,在股市融资数量有限,因此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是必需的。针对目前我国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并且国家也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利于证券化的实施,银行最终实现个人按揭贷款和房地产企业贷款都证券化。此外,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引进外资等都可以达到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风险的目的。 3.2 完善个人和房地产企业的信用制度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商业银行不能够完全了解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虽然说我国自2006年已经开始运行全国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里面也涵盖了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信贷信息,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关信用参数未纳入信用体系,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资源分散而且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都会给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就需要健全信用体系,通过完善信用体系,可以帮助信贷人员对申请人 情况进行判断,有效防范道德风险,进而提高贷款质量。 3.3 银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管理 房地产贷款以房屋作为抵押,商业银行一旦无法收回,就将房产拍卖,但这是消极的回避风险的方法。其实商业银行不能将事后补救作为防范风险措施,应当注重事前的审查,银行必须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抵押品的现值、还款意愿等信息有着充分的了解,严格遵循银监会关于发放房地产信贷的标准,及时了解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保证对贷款投向作出及时调整。并且要定期对信贷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职业道德,也可以对其经手的贷款申请进行责任认定以控制信用风险。 3.4 加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加大监管力度,稳定房价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引导房地产企业有序竞争,具体来说应调整住房结构,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改善需求结构,防止过分投机。银监会应针对当前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制定有效监管措施,定期或不定期对信贷业务进行检查来防范风险。央行应及时披露房地产信息,引导公众合理预期,规范市场行为。 金融研究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和证券投资策略研究 现代金融理论由于忽略了对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模式的研究，造成了理论与实证的背离。行为金融理论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社会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证券市场的现象和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建立了行为投资决策模型。在对证券市场的大量统计研究基础之上，行为金融理论家们已获得了关于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证券投资策略。因此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用行为金融理论深入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研究已显得非常必要。 一、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决策模型 大量的事实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对投资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人类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特点。 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 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 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 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 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 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 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 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着。 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 10.暴富心理与赌博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 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 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着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定了传统金融理论关于理性投资者的简单假设，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金融学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 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赢利目标。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目前有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实践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其中有的基于行为金融的共同基金取得了复合年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我们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 1.针对过度反应的反向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2.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和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 金融研究论文:关于中印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研究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农业保险: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2004年至2009年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2007年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2005;冉杰,2006;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07年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2007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2008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2006年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 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10年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形成和普及于二十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轮改革之后,至今依然存在并充当着当前农村金融主力军的角色。目前我国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08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5100多家,7.8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7.1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2.45万亿元,占全国涉农贷款的35.5%;农户贷款1.3万亿元.占全国农户贷款的86%。以农村信用社为例,目前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庞大和最完备的正规金融组织体系,至2007年底,其农业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服务“三农”的功能不断增强③。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存款和 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过高的融资成本,减弱了其放贷能力,同时其服务功能和产品的单一,进一步限制了其信贷业务的发展。 (三)农村商业性金融 在印度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印度农村提供了大约2/3的正式信贷。印度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和私人农村商业银行,截止2007年底,印度有79家商业银行,共有62099个分支机构,其中32212个(48%)位于农村。印度商业银行除了向农民提供购买抽水机、拖拉机及其他高价值的农机具、购买牲畜、发展果园等直接贷款外,还向有关农业机构提供间接贷款,如向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机构、土地开发银行、采购粮食的机构等提供贷款。强制商业银行设立农村网点导致了银行经营效率的下降,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基于效率考虑。商业银行开始相对缩减其乡村网点,农村金融中商业性金融的地位在下降。 目前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一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金融市场撤退,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又陆续回归农村金融市场。以农业银行为例,自2007年开始,在全国8个省市进行了服务“三农”试点,在内部业务结构上设计了一级法人下的“三农”事业部制。2008年,农业银行累计投放涉农贷款7667亿元,年末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330亿元。其中,农户贷款802717户。贷款余额998亿元;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30876户,贷款余额6304亿元,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1998户,贷款余额2028亿元。邮政储蓄银行于2007年3月挂牌成立,到2008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有3.7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达2-2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92亿元。 二、农业保险的比较 印度的农业保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40年代,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那些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焦瑾璞,2007)。1985年,印度政府推出“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覆盖大部分农作物。1999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并以此取代“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印度农业部负责实施,由印度保险总公司执行,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并且政府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支持年限一般不超过5年。印度政府的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参保农户每年约200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保险项目。到2006年7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共覆盖农户9.71千万户,受保作物面积50000万公顷,保费收入达到985.5亿卢比。另外,印度农业保险公司已开办经济作物的保险,主要针对茶叶、橡胶、棉花和甘蔗种植等。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天气保险计划,12个邦的保费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50千万卢比。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对农业保险进行了“低保额、低保费”的商业化经营试点,由于农业保险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支持,其业务迅速萎缩,甚至停办。近几年来,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除了作为订单农业支撑的农业气候性、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性保险外,符合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健康、人寿、财产等各险种也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加快发展。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选择6省(区)的5种主要农作物开展试点,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08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参保农户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ll3%。 三、农村金融法律的比较 印度农村金融法律比较健全、完善。为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地区农村银行法》、《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法》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地区农村银行法案》规定,农村银行营业机构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 我国农村金融缺乏法律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农村金融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在农村信用社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对其性质、内部法理结构、日常运营机制等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应尽早制定一部《农村合作金融法》,以填补这个立法缺口。(2)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也没有相应的立法,结果是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3)对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立法。我国民间金融机构复杂多样,这些金融机构对农村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其法律地位很不明确和稳定;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没有保障,并经常会因此出现一些短期行为,甚至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而累积了大量风险,随时可能影响到社区的稳定。(4)对于一些民间的小额信贷组织,目前也缺少一部法律来规范。人民银行进行的五个省区的小额信贷试点,目前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境况,这使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5)农业保险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的《保险法》是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法》中并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以上分别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3个方面对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的过程,但同印度农村金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并据此得到如下三点基本启示: 第一,从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截至2005年3月末,印度银行业在农村的机构网点达到15.3万个,平均每万名农村人口服务网 点数2个:而到2007年末,中国农村平均每万人农村人口服务机构网点数为1.5个,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和良好的信贷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推动、扩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范围,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建议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向县域和农村延伸机构和业务,支持农业大型项目的开发。积极推动和支持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重点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要稳定农村地区机构和网点,继续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农业保险来看,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属于初级阶段,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且农业保险的规模与其需求不相称。200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51.8亿元,承保农作物2.3l亿亩,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l126亿元的风险保障,而同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是27680亿元。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会导致“三农”经济收入平稳增长缺乏保障,而且也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风险较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农业保险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保险组织,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村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互助性保险等。 第三,我国应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属性、功能、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加以规定。确定其法人资格、法律地位和其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应大力发展新型农村机构,放开民间金融,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财政支持。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基础下公路路政治理措施 公路超载主要是指公路车辆装载货物的质量（吨位）超过了行驶证上规定的质量标准，车辆自身对装载的一种限制[1]。公路超限主要是指在公路上行驶车辆装载的货物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是公路对车辆装载的一种限制[2]。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着高度关注。为此，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公路运输中的超载超限问题从如下三个方面站展开了具体论述。 1经济学基础上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的主要原因 市场环境下，利益是所有事物和行为产生的根本动力。为了带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地区在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同时也加快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为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运输单位和和个体车主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开始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超载超限运输。这种运输行为不仅会对公路的基础设施和运输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会对当地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之所以出现超载超限运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利益的驱动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主要可以从如下几点体现出来。（1）可以促进地区优势资源的输出，从而带动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为地方财政创收，这是从地方利益角度出发的。受到经济条件和运输方式的限制，很多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就是公路。如果公路运输不能满足地区对运输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就会导致超载超限现象。（2）从运输行业利益的角度出发，超载超限可以实现公路经营的利润最大化。（3）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超载超限因为具有多超暴利的特点，是个人经营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是超载超限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2公路路政超载超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严重危害 2.1破坏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各地区都在积极的招商引资，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除了政治环境之外，经济环境也是招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3]。经济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其中的硬环境是指包括公路运输在内的基础服务设施情况，而软环境则是指当地的风俗、文化和制度等精神文明的综合。而超载超限除了会破坏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的硬环境之外，还会破坏当地的交通制度等软环境。 2.2破坏了生态环境 车辆在超载超限的过程中，因为载重超过了标准，所以会导致车辆废气的排放量超标，增加大气污染的程度。同时，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和噪音，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限制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4]。 2.3破坏了运输市场的秩序 虽然我国的运输产业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从很多地区的公路运输实际来看，却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有效的制衡措施。由于运输的主体构成成分比较复杂，其中的小运输企业和个体运输占据的比重较大，除了不利于运力的集中之外，还会加剧行业的内部竞争，相互压价，降低运输价格等现象。在这种市场环境中，部分企业和个体运输业主就会采取超载超限等违规措施来增加经营利润，和对合法运输的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了影响，会加剧超载超限，不利于良好运输风气的形成。 3经济学基础上治理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的主要措施 3.1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强运输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加强法制管理是规范交通运输管理的根本性措施。因为运输从业人员是有效治理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的主体和关键，所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对于杜绝超载超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进行法制宣传时，可以重点从如下两方面入手：（1）增加对《公路安全保护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的范围和对对象，让运输企业和驾驶员在工作中能遵纪守法，为路政管理部门创建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5]。（2）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超载超限运输的严重后果，例如通过社区宣传、广播讲解和电视讲座等方式的播放一些典型案例，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提高他们的交通法制意识。 3.2组建一支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公路路政执法队伍 路政管理部门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是治理公路超限超载的根本性措施，因为他们是各项治理措施的执行主体，所以他们的综合素质是超载超治理效果的关键。具体的措施如下：（1）加强对路政执法队伍的教育和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执法的宗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职业素质培养，依次来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和法律素质，为组建一支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公路路政执法队伍奠定夯实的人力资源基础。（2）加强路政部门的服务性管理，树立执法人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做到文明执法、全面热情服务，以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除了上述两点重要的治理措施之外，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超载超限现象，还需要加强得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走综合治理之路，从当前运输发展的需求出发，制定详细、科学的发展计划。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经济学出发，对公路路政超载超限屡禁不止的原因从地区利益、行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简单概括，然后对公路路政超载超限对地区投资环境、生态环境和运输秩序三个角度阐述了它的严重危害，最后总结出了几点改进公路路政超载超限现象的建设性意见，对于规范公路路政的运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千万要避免盲目套用，搞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当地路政管理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改进。治理公路路政超载超限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切勿操之过急，只要我们不断探索，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优化公路管理的法制环境，才有可能这正杜绝超载超限，促进公路交通运输的稳定发展。 作者：张茗榛 单位：甘肃省白银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 经济学基础论文:创业的经济学基础教学设计 1课堂教学设计 基于创业情境的经济学基础教学实践中，应该围绕创业项目来进行具体的课堂教学设计。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以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选择、设计小型创业项目，以项目运营过程为主线，对这个项目进行全面的项目经济分析。在项目运营分析中，教师导入理论知识，指导学生实践。比如，以在学校开立一个饰品店作为一个小型创业项目，把每一个章节以此项目运营为核心串联起来。每次上课，都是具体创业项目运行的一个环节。比如：“情境1——市场供求分析”教学中，应该先要求学生在课前在校园内调研饰品的需求状况，调研结果显示，头花等价廉物美的小装饰品很受女生欢迎，而别具一格的手机链、钥匙扣等装饰品业普遍受到男女生的欢迎。再让学生调研，校园内有多少家装饰品小店，去观察、分析装饰品的供求情况。再学习理论知识、运用理论知识去进一步做准确的饰品店市场前景分析。从而，通过小组讨论，决策饰品店创业项目的可行性。而“情境2——消费者行为分析”教学中，就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先让学生列举出学生消费群体的心理特点和爱好倾向，从而分析出合适的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 2课外辅导设计 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构建高职学生专业学习的新模式，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高职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从课外辅导的角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根据课程特点，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实践创新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和团队精神、沟通技巧。第二，开展各类创业大赛。利用专业优势组织校内创业技能大赛，同时鼓励参加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种创业大赛活动。第三，充分发挥学校创业孵化中心(UHS)的作用，搭建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帮助部分学生实现创业。 3课程评价体系设计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课程教学改革。课程评价体系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过程考核（平时创业项目完成情况考核）与课程考核（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以突出培养具有创业创新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平时成绩50分，期末考核50分。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应用。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50%，其中课堂表现占15%，创业项目分析报告占35%，要求会运用理论知识去进行具体的项目分析。 4结语 创业教育是现代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职业院校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教学改革，实现理论教学与创业教育的融合，正是契合了国家对高职院校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也是高职学生就业和推动学生学习的要求。本课题打破高职经济学基础现有教学模式，以创业项目为主线、创业情境为载体，重构课程，把理论知识融入创业情境中，激发学习兴趣。在创业情境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磨砺学生的创业能力，以达到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的。 作者：徐杰王磊单位：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基础论文: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及经济学价值 摘要：随着公众经济理念的变化，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但是当前学术领域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关注较多，但是对其理论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基于此，本文首先传输了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并且结合生态经济、气候经济以及资源经济等多种理论体系，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及其学术价值进行分析。在肯定其理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 价值2009年11月26日，政府出台关于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的整体规划，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现阶段，针对低碳经济所进行的研究不断升温，而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又是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从经济学角度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强势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1.生态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侧重于生态结构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生态与经济相融合而衍生出的边缘学科。低碳经济则是根据生态变化规律而进行重构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将经济原理与生态系统相结合，进而形成全新的生态经济，并以此作为指导公众生产、发展的理论依据。生态经济注重生态的平衡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具有“三高一低”转变为“三低一高”的典型特色。也就是将低效率、高能效、高成本、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成本、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崭新模式。生态经济体现出生产活动与自然发展的顺应和谐性，也就是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从生态规律，从而形成绿色化发展的态势，强调“绿色GDP”理念。在温室气体严重威胁人类发展的前提下，低碳经济被广泛倡导，提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指导思想。低碳经济思想的提出与当前资源危机以及经济主体的客观反省有直接关系，生态与经济并非对立关系，在经济主体的协调下两者能够成效互补效应，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气候经济性学概念的提出源自2005年，德国学者施瓦茨在《气候经济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气候与经济所形成的密切关系。由于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于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其破坏程度不低于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对经济所形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公众的设想范围。气候经济学以气候环境的变化为主导，诠释出气候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低碳经济则主要侧重研究二氧化碳超量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本质来看具有高度相似性，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国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主要以气候经济性为依据，这一取向对于国内经济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探索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寻找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规律，从而使经济发展兼顾环境效益，主要研究内容有对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对环境治理成本和产出进行评价，根据生产排污量确定其收费标准，确定科学的排污指标并界定其转让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重点研究资源的既有价值，提出环境破坏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并明确其核算方式和解决对策。从高碳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低碳对环境的保护层面来看，低碳经济与资源经济之间有着交叉联系。当前，资源经济性已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学科内容，在低碳经济研究中，要充分借鉴其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低碳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构建完善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既有的经济性研究理论中，主要理论思想体现在利用国际领域的经济合作提升本国经济发展能效，进而提高本国经济贸易的国际实力。如果单纯从经济收益层面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生态效益层面而言，则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环境问题将更加棘手。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微笑曲线”的整体格局，也就是将曲线低端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如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害气体的过量排放等。但是二氧化碳具有高度流动性，最终会危机全球大气和生态环境。由于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会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冲突。在当前的经济换做中，这一问题尚不能完全避免，以国际视角进行的低碳经济合作则有助于破解这一问题。此外，低碳经济是以全球生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从这一特点来看，该理论能够融合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从而使其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传统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更侧重于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效率，而未将国际社会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讨论。如果单纯应用这一理论，则每个国家都会遭受环境损失，因此只有将低碳经济融合其中，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国际经济学价值。 2.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破坏性较低，虽然也会产生部分温室气体，但是在生态系统的调解下能够得到恢复和平衡，经济与生态之间处于协调发展态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和化工原料的应用使温室气体排放逐步增加，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已经无法消除温室气体的破坏影响，进而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学侧重于对财富指数提高的研究，将物质作为核心，以农学为基础的经济研究领域则侧重于物质种类的增加，商学派经济学家则关注货币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性则以本国GDP的增长作为核心要务。如果单纯以上述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则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低碳经济、生态经济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经济性研究的重点内容。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环境安全的重大问题，其产生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不科学方式，对于不科学方式的转变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工程，必须有经济性理论进行指导才能实现其预期效果。低碳经济理论有利于转变当前经济发展格局，为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促进消费方式发生转变 从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拉动物质消费有可能造成温室气体排量增加，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则可能导致消费环境受到抑制，这就是低碳经济与物质消费之间形成冲突，也就是经济学领域所提出的“目标冲突”。运用低碳经济理论，则能够对目标冲突进行有效的协调和解决。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对于享受性消费更加注重，甚至崇尚奢侈消费。如果不能改变当前利用物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会无度增加，对于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低碳经济不但倡导生产形式的改变，同时也会倡导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所改变，改变以往对物质消费的高度依赖，进而转向精神消费领域，使其成为经济驱动的主动力。 4.拓宽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充实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负外部性”问题始终存在，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增税，二是产权界定，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在于必须有政府机制的干预才能产生作用，带有明显的国界局限性，这就为温室气体的产生这一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而借鉴低碳经济理论当中的“碳交易、碳关税”等方式，则有利于提出更有实践价值的改进对策。同时，低碳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融合了金融、国际贸易等新的内容元素，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传统经济学必须在风险控制、贴现管理方面引入新的生态概念，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使低碳经济与经济性研究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在形式上出现了巨大变革，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公众倾向于将相关学科理论作为研究低碳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鲜明的理论指导，那么经济活动就容易偏离预期目标，从而造成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以及经济性价值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突出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体现其经济学领域内的特殊价值，从而形成更完善的理论支持体系，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指导。 作者:张佳萱 单位:辽宁大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基础课堂教学论文 1明确教学目标，有的放矢 想要提高经济学基础的课堂效率，不仅要理解经济学学科特点，还要明确教学目标。中职经济学基础定位不同于大学生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笔者认为中职经济学基础的首要教学目标是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让学生能主动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经济现象。其次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能够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经济现象，指导市场经营实践。最关键的就是要学生学会一种人生态度，正如著名作家萧伯纳所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学习经济学更多的是学习理性思维，对于中专生来说，只要能通过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获得理性思维的能力就真正实现了教学目标。 2改变传统课堂形式，把舞台交给学生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我国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中职教学也应该积极改变传统课堂形式，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或者大学，围绕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形式越来越受到重视，职业学校的教学改革却迟迟无法前进。究其原因一是中职教师普遍认为中职学生基础差无法适应新的教学方法；二是没有考学压力，中职学生缺少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学习主动性不足；三是由于学不会、听不懂，中职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很多学生干脆放弃。要想提高课堂效率必须改变旧模式，充分认识到自控能力差不代表学习能力差，理论知识基础差不代表实践能力差。在课堂上应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教学 经济学理论多是建立在数学推理和经济模型论证上，对于中职学生来说难以理解和应用。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首先要深入浅出讲授基本理论，然后用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加以分析，使学生能够获得感性认识。经济学基础课程要注重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针对经济学基础课程中较为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例如讲解木桶效应就可以用学生考试偏科来说明问题，简单易懂；博弈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的故事来加以说明；外部性理论可以通过“蜜蜂与果园”的故事来加以阐述。除了利用这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意外还要加以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利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在讲解机会成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人生选择、就业选择、考学选择等来讲解。比如在讲授博弈论的时候也可以引用数学大师纳什关于博弈论最简单表述：如四个男生都去追一个漂亮女生，那她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搭理。这时男生再去追别的女孩，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没人愿当次品。但是，如果他们四个先追其她女生，那个漂亮女孩就会被孤立，这时再追她就简单多了。这样就可以通俗易懂的解释经济学概念。 4增加教学语言的趣味性，增强教材可读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经常以“教师”为中心，造成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尤其是中职学生，基础较差，上课听不懂，也没有高考这一学习的驱动力，对学习更是提不起兴趣。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其中很多经济学理论与生活息息相关。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使用案例教学，还应该使用通俗的语言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在课堂上可以使用故事来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故事。比如讲述“消费习惯具有不可逆性”的时候，可以使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古训；在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中也可以在课堂上引入一些流行的经济学段子，比如“何谓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何谓第二产业？杀牛，宰羊。何谓第三产业？吃牛肉，喝羊汤。”这样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学生也更乐于学习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教学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课堂效率是教学改革永恒的话题，更是中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除了教师本身意外还有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这中职教学改革。但是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永远探索好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形式，不断提高课堂效率能够使学生能学有所获。 作者:魏周节 单位:兰州市商业学校 经济学基础论文:基础数学经济学论文 1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与作用 ①运用精炼的数学语言陈述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前提条件，使人一目了然。 ②运用数学思维推理论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使条理更加清晰，逻辑性更强。 ③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让论证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2常见的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举例 2.1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运动着，对种种不同量的假设与推测，是许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对成本、价格、收益等经济量的关系研究，就要用到基础数学方法，来构建该问题的数学模型，找出该问题的函数关系。常用的经济函数有：单利与复利、多次付息、贴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等等。 2.2在经济问题中，经常会用到变化率的概念，而变化率又分为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平均变化率就是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之比，就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年产量的平均变化率、成本的平均变化率、利润的平均变化率等等。而瞬时变化率就是函数对自变量的导数，即当自变量增量趋于零时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函数。经济学中常见的边际函数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等。在我们的边际分析中，讨论的函数变化率与函数改变量均属于绝对数范围内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中，仅仅用绝对数的概念是不足以深入问题并分析透彻的。例如：A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元，涨价1元；B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0元，也涨价1元，两种商品价格的绝对改变量都是1元，哪个商品的涨价幅度更大呢？我们只要用它们与原价格相比就能获得答案。此时我们就有必要讨论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而常见的弹性函数有：需求弹性、供给弹性、收益弹性等等。对于商家来说，进行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商家如果离开边际分析而盲目生产，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商家如果离开需求与价格的弹性分析，就不可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时候就要用到导数，因为导数是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的最有力的工具，可以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精确的数据，进而做出比较合理的决策。 2.3经济学中的最值在经济问题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产品最多”、“用料最省”、“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数学中有时会归结为求某一函数（通常称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例如：在分析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假定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产量最大就会形成收入最大的局面，但是，收入最大时的产量不一定产生最大的利润。而产量为多少时才能取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运用导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利用导数解决最值问题的步骤是：求一阶导数，找出可能取得最值的点（包括驻点、一阶导数不可导的点和区间端点），再计算各点的函数值，对其进行比较，哪个最大就是最大值哪个最小就是最小值。经济学中常见的最值问题有：最大利润问题、最大收益问题、经济批量问题和最大税收问题等等。 2.4经济学中的积分“积分学”是微分学的逆运算，积分学的主要经济应用是对已知的边际函数求积分，得出总经济量函数。定积分是求原函数在某个范围内的改变量，是积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中经常用改变上限的定积分来讨论总经济量函数问题。如某商品的价格p是销售量x的函数，此时我们要想计算当销售量从a变动到b时的收益，就需要用到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2.5经济学中的微分方程为了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的规律，常常需要建立某一经济函数和经济变量的导数所满足的关系式，由此而确定所研究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一些已知的条件来确定该函数的表达式。以上一套套路，从数学上说，就是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微分方程。具体步骤如下：在相关的背景知识下，用数学知识来描述经济问题中的变量和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微分方程；根据具体问题适当的调整假设使建立的微分方程，尽可能地使其接近实际，这样可以相对的减小误差；运用已知的条件和测量的数据，对所建的微分方程中的参数给出相应的估计值；继而分析比较方程中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之间的差异，若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建立的微分方程符合实际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将它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或者预测中；如果微分方程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就需要重新检查方程在哪出现了问题，以便对方程进行调整修正，再重复前面的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为止。微分方程在经济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有：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商品的销售量、进行成本分析、净资产分析、国民收入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分析等等。 3基础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局限性 基础数学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计算工具，它可以把实际问题抽象化。而经济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基础数学只有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下去研究分析问题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性。因此，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要时刻注意以下几点： 3.1经济学不仅仅是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的简单叠加，不能把经济学中的数字随意的数学化，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制度、法律、道德、历史、社会、文化等等）。 3.2经济理论的发展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角度，只有从经济学的本质出发，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规律，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在一定条件的假设基础上，辅之以适合的数学方法和数学运算，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 3.3运用数学知识分析研究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道路，数学知识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之一。要根据具体的问题，灵活地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相结合，不要过分地依赖数学，否则会导致经济问题研究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总的来说，用数学方法和数学运算来分析求解经济领域的实际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主流。而个人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例如购物、贷款、股票、住房、日常锻炼等问题，为了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求助于数学模型，用其做出较理想的决策。可以说数学的引入，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不敢预测也不敢断言，在未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数学是否会占统治地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对促进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立红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法经济学基础思索 现代经济法，是法律与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结合，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融合。因此，毋庸置疑，经济法更是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学者海德曼曾指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经济性”，经济法就是渗透着这种经济精神的现代法。在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七分经济三分法”、“经济法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谓经济为其质，法为其形”，之说法。因此，研究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研究经济法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本文拟从市场失灵、国家干预以及政府失灵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阐释经济法的产生与之发展变动轨迹的切合点，发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市场失灵理论对经济法产生与存在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几乎是站在市场之外的彼岸。在这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古典”的经济学，也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市场是完美的，他们信奉甚至崇拜市场经济，相信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按照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见解，当个人在实现他自己的利益目标时，他好像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着实现公共利益。在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中，政府对于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 所以，出现了“干预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的信条。萨伊在此基础上，于1803年提出了“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即著名的萨伊定律，把“看不见的手”推到了一个极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其最理想效果的发挥，必须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但完全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根本就无法实现。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并从不同角度客观深入地分析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和成因，同时提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途径和方法，为经济法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学理论准备。 有四种情况会引起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的不对称。第一，垄断。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另一方面会产生资源运用无效率。因此，“市场失灵”理论认为，要解决垄断仅靠市场无法完成。因为垄断是由市场所产生的，只有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即靠国家来校正和规制。第二，外部效应。外部效率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即正的外部性；或者当事人经济活动造成外部主体经济损失而受害者得不到赔偿，即负的外部性。 经济学基础论文:漫谈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的现代化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 经济学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基础论文: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现代化研究论文 摘要：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关键词：道德基础；经济学；现代化 引言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基础学科研究论文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一党执政，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空前统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现代化消除一大障碍。同年，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大体恢复到1936年水平，创造了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奇迹。这说明新的经济制度充满活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斯托等人认为1952年的中国经济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此时，在先现代化国家产生了计算机等工业，使新的产业革命兴起（有人称为信息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这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是在这段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邻国日本，在这个时期由战败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则从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订计划提前10多年），将多种所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同时实行计划经济。接着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体制，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开展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全面内战”的，造成经济22年基本停滞与徘徊，从而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又一次良机。这次良机的丧失，是由于晚年错误思想的泛滥。 （二）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被动型与嫁接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经济现代化过程，它们各具特点，属于不同的类型。对各国各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现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各自区分为两种类型。 从经济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或动力而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生于欧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国家，然后扩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两大类型。主动型是主权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在主权独立国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国家。被动类型是主权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国政府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经济现代化措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属于被动型。 在被动型经济现代化国家中，外来现代化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在遭遇外来因素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经济现代化因素与本国传统经济可以衔接。另一些国家，因原有的经济很落后，外来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传统经济不能衔接。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的情况，前者类似植物的嫁接（即将一种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种植物上。它们必须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则类似移植（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其所以会有嫁接型与移植型的区分，主要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国家是本国有了较高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现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国家则缺乏这类嫁接的基础（犹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此两类。就某一国家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也有此两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从总体上讲，属嫁接型；就具体领域讲，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国现代化是有内在因素作基础的。 （三）“之”字形路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前进的轨迹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从本书的叙述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看到这种“之”字形路径。下面是3个例证。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看，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纪，在世界经济中，是最先进的国家。15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中，地位逐步下降。18世纪中叶降到中等发展水平。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之下。20世纪70年代退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下。80年代以后，无论是前一种数据还是后一种数据，都在迅速上升。1991年，前者升至11.8%，后者升至60%，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名次随之逐渐前移，朝着回到世界经济先进国家最前列位置的道路前进。预计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中等国家的水平。这是一条从最前列——落后——最前列的“之”字路。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看，8世纪（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萌芽。这种萌芽逐渐地、曲折地壮大。19世纪4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至20世纪30～40年代，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20世纪50～70年代，市场经济从萎缩到被计划经济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市场导向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从市场经济的3个主要方面，即市场主体的自立性，市场体系的完善性和运用市场机制的规范性来看，市场经济经历了发展——衰落——恢复与发展的“之”字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1949～1956年、1959～1978年和1978年以后所有制结构是从多种——单一——多种，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加计划——计划经济加市场——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增长速度是快——慢——快，经济增长质量是好——坏——好，如此等等，呈现多个明显的“之”字形。 （本文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导言》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载《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该书是国家教育部“经济学、法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一个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经济学基础论文:经济学现代化与道德基础论文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惴旱牡乩聿畋穑酥稚系唬谘瞪弦彩窍嗷档模宜堑哪芰Α⑺堑闹督峁挂膊畈欢嗍且谎摹T谡庵智榭鱿拢换岵执缁岬拿妊浚荒苡衜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傻脑鹑危簿褪窃谧杂芍屑涿挥芯缘淖杂桑饫镉懈龆鹊奈侍猓敲次宋终飧鲎杂傻亩龋憬云渌说淖杂筛旱D愕囊逦瘢阒挥姓庋椿镜亩缘仍颍ǖ赖禄平鹇桑霾拍芄挥心愕淖杂伞7裨蛭颐侵渚褪且奥摹⒒嗌贝恋墓叵怠K韵淖杂商劝乓桓鲇脖业牧矫妫幻媸歉鋈嘶疃目占洌愕囊健⑿√斓兀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舷芊ǖ恼W苤庖惶资鞘粲谡握苎У哪谌荨U庖惶字笆鞘粲诘赖抡苎У哪谌荩挥性谡饬教滋逑抵螅颐遣拍芴傅剿骄蒙睿蒙畈庞幸桓龉婢兀庞械驴撕D匪档挠谢缁岬慕峁埂扛鋈硕荚诜右惶坠娣叮荚谧约合嘤Φ耐劾镒杂傻鼗疃保渤浞值匦爬灯渌艘苍谒约旱耐壑谢疃辉焦臁D敲凑飧錾缁峋统闪说驴撕D防硐胫械挠谢鄣纳缁帷?/P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现代化论文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英语教学策略思考方法 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听、说、读、写的综合技能。英语学习无捷径可走，但有方法可寻。科学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英语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就初中英语教学的策略和方法谈一谈本人的几点看法。 一、培养兴趣是学好英语的前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和迫切的求知欲。兴趣产生，欲望形成，学生对于英语学习也就会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可以说，兴趣爱好比智力技能更能促进学生勤奋学习，它是学好英语的首要条件。那么，如何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多数教师运用了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将教材所设置的情景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利用投影仪、录音机、简笔画、实物、模型、动作、表情、小表演等多种直观手段，化静为动，化无声为有声，化难为易，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将其引入特定的情境之中，在具有游戏性、趣味性、故事性、探索性、竞争性等各种活动中获得乐趣，使英语学习成为一生无穷的快乐之源。同时，多数有经验的教师还充分利用了学生已经形成的浓厚兴趣，尽量满足学生追求成功的愿望，在课堂教学中实行“体验成功”教学模式，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语言学习上成功的快乐，并在不断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产生快感与欲望。 二、学会模仿是学好英语的基础 有位著名的英语专家这样说：“语言是一种表演技巧，我们在思考语言的时候，不是考虑我们对它了解多少，而是我们能把它表演得多好，我们能把它用得多好。” 因此，教会学生学会“模仿”的基本技能，成为初中英语教学的另一种非常必要的策略与手段。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突破语音关，对48个单个音素的发音要熟练掌握，在此基础上再把握连读、缩读等口语表达时最常发生的语音现象，进而练习语调和节奏，练习时最好模仿原声录音。 长期以来，语音教学确实走了许多弯路，诸如将听说训练代替语音教学、或是孤立地把音标当成语音，等等。教师要自觉地提炼自己的语音能力，并随时关注学生语音能力的发展情况，不要把语音教学作为单纯的知识传授，重要的是培养语音能力。 语音能力越早形成，对提高英语学习效率就越有效。不论运用哪种教学方法和模式，目的都是要达到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音能力，使其尽早具备听辩语音和自我模仿的语言学习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语音教学必须要遵循以下原则：先辅后元、先音后词、由词及句、辅元联动、音节分明，逐渐形成“音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多维学习空间。所以，要引导学生不惜一切代价刻苦模仿，掌握好每一个音素，千万不要认为发音好不好无所谓，这个关攻不下，就会导致你学习中的缺陷。 三、创设语境是学好英语的途径 曾经有人请教过外国语言专家：“学英语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而得到的答复是，“到美国去或与一个美国人结婚，要不就去看美国电影”。这并不只是在开开玩笑而已，这些话告诉我们，学语言离不开环境。课堂是学生进行语言学习的主要环境，所以我们决不能吝啬口语训练的时间，不能因为教学任务繁重而随意砍掉教材中提供的许多丰富的口语练习材料。同时，充分利用教材的优势，安排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组织并设计好各种口语活动项目，并努力创设一个个逼真的语言环境，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小对话，如起居、节假日、生日聚会、拜访、打电话、看病、购物、游览、体育比赛等生动活泼的事例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在乐趣中学习，在娱乐中获益。有的学生想在课堂上有好的表现，课前势必去积极准备；把生活引入课堂，再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延伸到生活中去，这样，学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英语，锻炼英语，久而久之，口语屏障就能逐渐得到突破。 四、树立信心是学好英语的保证 经验告诉我们，在英语学习上做得好的学生，并非都是智商很高的人，而是那些坚持不懈，在听、说、读、写、译方面付出辛勤汗水的人。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学习语言是要面临无数次失败的，随时都要承受许多心理和生理压力。比如记一个单词，背了又背，就是没有记住，最后花了好大的劲才勉强记下了，可没隔几天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诸如这样的一次次失败，的确带给学生很多的失望。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认为记忆单词是一件幸福愉快的事。此时此刻，学生最需要的不是老师的专业知识或者一道题的标准答案，而是要点亮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用理解和鼓励去感染他们，激励他们坚持下去；一方面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标，懂得“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一方面帮助他们建立自尊，树立信心，从而以一定的心理优势积极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另外，还要鼓励学生背诵课文和一些精选读物，但要注意不要造成负担。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仅使学生学到英语，而且能让其懂得如何面对挑战，相信挫折只是相对的，成功才是绝对的；只有建立信心，持之以恒，才能沐浴成功，学好英语。 初中教学论文:浅谈多媒体技术与初中英语教学 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教育技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更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MMCAI)成为现实。如今,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我们的教训实践中。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对文字、图形、图像、视频、动画和声音等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处理,构成图、文、声并茂的多媒体教学系统,给现代教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在直观、动态等方面的不足。 一、 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体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首先,运用多媒体技术,能使英语教学课堂更加生动、形象、有趣,有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开口欲望,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对英语产生了兴趣,就会主动自觉地参与各种英语活动。而运用多媒体技术则可以呈现精美画面,播放悦耳音乐,进行视、听、触等多种手段的形象化教学,使英语课堂更加形象有趣,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表达欲望,提高学习效率,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所以,当我们在一节课的开始,使用适当的多媒体技术,马上就能将学生吸引到有关教学内容上。以JEFC Book3中的On the farm为例。首先,我们展示出一幅农场的全景图:蓝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田地(field),田地里有拖拉机(tractor)在欢快地跑着。近处有溪水缓缓地流动,水中鸭子在嬉戏,小溪旁还有一群动物,包括马(horse)、母牛(cow)、绵羊(sheep)、狗(dog)、猪(pig)等。这样一幅精美的图画呈现出来后,学生们就会被图上的内容所吸引,积极主动地想要去了解有关知识,去认识有关事物的名称。这要比Open your books 的方法生动得多。接着,点击图中任意一种动物,屏幕上闪烁其英文单词,同时播出其读音。这样学生的兴趣就更浓厚了,便积极自主地去跟读。在轻松、积极 的课堂氛围中,学生们很快就能掌握生词,并能准确地发音。这要比Read after me 的方法更具吸引力,效果也好得多。 其次,多媒体技术能创设生动的语言环境,提供形象的语言情景,有利于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提高。 英语是一门语言学科,英语教学注重语言情境。声像媒体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用它来创设语言情景,不仅可以表达所要传递的信息,促进学生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记忆,而且给学生提供了近似身临其境的感性经验,能够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课堂活动,强化训练,加深印象,对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训练有很大帮助。在初中英语教材中,交际用语和对话比较多,我们在Presentation 这一教学环节中,适当使用多媒体技术,效果则会比较好。例如,我们在介绍一段新对话时,可以用动画的方式先呈现对话人,并让学生谈论对话人的情况,猜测他们的谈论内容。然后口头呈现对话内容,学生听并且重复。最后再书面呈现对话内容。这样,调动了学生视、听觉等多种感官参与教学活动,加深了学生对新对话的印象,同时也促进了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第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课堂内容,使课堂教学容量相对增大。 多媒体具有信息量大和速度快的优势,这可以帮助教师传递大量的信息,给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训练方法和更多的语言实践机会,使课堂教学在师生的需要下,更灵活地运用,有利于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比如知识的重现、强化等。在复习课中,我们可以使用投影的方式,进行习题的演练与讲解。这种方法要比传统的做试卷或者上黑板练习,更加节约时间,见效更快。 二、 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合理使用多媒体技术。 首先,教师要精心制作课件。 制作多媒体课件首先要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知识,要会较熟练地使用一些应用软件,如幻灯片制作软件(PowerPoint),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等。同时,制作课件也应从学生需要和教学特点出发,围绕课堂教学目标展开,力求直观与生动、科学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而不应粗制滥造,画像失真,音乐与内容不协调,使学生如雾里看花,摸不着边际。 其次,教师应适当使用多媒体,而不应让多媒体喧宾夺主。 多媒体是现代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教师在教学中应选准时机应用,而不应分不清主次,整节课在多媒体上大做文章,造成多媒体使用过滥过泛的现象,使整节课华而不实。所以,教师应有选择性地合理使用多媒体技术。 第三,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仍要注意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英语教学过程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过程,也应该是师生情感交际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授课时,不要总是站在多媒体展台前,在不需要操作机器时,要走到学生中去。讲课的语音既要标准,又要抑扬顿挫,富于感染力,同时轻松和善的面部表情也会该学生带来松弛愉悦的感受。心理学家威廉杰姆士说:“人性最深层的需要就是渴望别人的欣赏和赞美。”初中生有喜欢表现自我,积极参与活动的特点。所以,每当学生回答或表演完后,我们都应给予肯定和鼓励。比如“You’re doing a good job!” “Well done!” “Very good!”等。 总之,应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在开展英语教学过程中,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多媒体教学并非常规教学的全部。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多媒体效果,每节课都使用多媒体技术。我们应恰当引入多媒体,合理发展,使我们的教学达到最优化。 初中教学论文:浅谈初中语文教学怎么进行课堂导入 课程改革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各个学科教学的发展,其中初中语文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课程导入一直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一个重点内容。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般,只有成功的开场才能对课程的深入开展有足够的保证作用。通过短暂的课程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助于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的提高,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发展,在此,笔者主要谈一谈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如何进行课堂导入。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课堂导入 课程导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课程开始之初的信息介绍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很好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帮助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此外通过课程导入使得课堂气氛更加轻松和谐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质量。此外,有效的课程导入可以让学生对于所学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帮助学生更加轻松地调整到学习状态之中。 一、如何提高初中语文课堂导入的质量 和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学科具有独特性。具体来说,语文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因此内容十分庞杂,语文教材包涵有很多其他学科的内容。因此,教师想要提高课堂导入的质量就必然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导入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本内容,让课堂导入真正起到作用。 1.如何进行历史性比较强的教材内容的导入。在初中语文的教材之中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性比较强的内容,因此在针对历史性比较强的教材内容进行课堂导入的时候教师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选择最佳的课程导入方式。一般在进行这类教材内容导入的时候教师应该首先向学生简单地介绍当时的环境背景,让学生对此有一个大概的认知。这样学生在学习课文之后就能够和教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比如在教导《七步诗》这首诗的时候笔者会这样进行课程导入。这首诗的作者乃是魏武帝的儿子曹植,那个时候皇帝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就是说曹丕和曹植乃是亲兄弟,但是曹丕对曹植比较猜忌,而且曹植才华很高,因此就故意要求曹植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不然就要杀头。但是没想到曹植做到了,这就是《七步诗》的由来。在进行这样的简单介绍之后笔者会给学生放映一段简单的动画,内容就是刚才介绍的内容。这样一来学生对于这首诗的主旨也就有了大概的了解。为了体现当时紧张的环境氛围笔者又将《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的背景音乐放给学生听,给学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学生再来学习这首诗的时候对诗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很明显就会更上一层楼。通过视频、音频等手段进行课程导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促进学生的学习质量的提高是完全可行的。 2.如何进行情感性比较强的教材内容的导入。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要求教师不仅要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之中除了要帮助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外同时还要注重对学生情感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这样还可以促进学生情感能力的发展。学生带着情感阅读文章和理解文章能够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二、语文教学课堂导入的建议 1.结合文章实际内容做到有的放矢。在进行课程教学之前教师应该先行仔细地阅读教材内容,对文章的主要内容和重点知识有一个大概的掌握。在进行课程导入的时候教师要针对实际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导入设计,尽量做到灵活、科学和严谨。而且,通过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导入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调节课堂气氛。 2.考虑文章所要表达的情感。进行课程导入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教师要考虑到教材内容的情感取向,同时教师也要对学生的情感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才能够将课程导入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教师在进行课程导入的时候要慢慢来,循序渐进,而不是一开始就激烈地刺激学生的情感。 3.课程导入应该“接地气”。其实任何学科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因此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也应该溯本回源,让课程导入更加贴近生活。所以教师在根据课文实际内容进行教学导入的时候也要极力寻找生活之中与之相关的事物,以此来帮助拉近文本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学生对于比较熟悉的事物接受起来会更加容易,因此掌握起来速度也就会更加快,掌握的牢固程度也就会有一定的提高。 4.不断进行创新。好的课程导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创新。一成不变的课程导入方式只会让学生丧失兴趣,因此为了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就应该在课程导入的形式上面下功夫,让学生不至于产生审美疲劳。一旦课程导入让学生感到厌烦,那么其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三、语文教学课堂导入常见的集中形式 1.开门见山法。所谓开门见山就是指在课程开始的时候直接将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重点指画出来,让学生直接了解学习的大概内容和教学重点。这样的导入方式可以让学生马上产生兴趣,但是也对教师的能力水平有比较高的考验。比如学习辛弃疾的《菩萨蛮》,在上课之初教师就直接说我们本节课要学习辛弃疾的一首词,词的名字叫做《菩萨蛮》。这种导入方式有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无理感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2.温故知新法。所谓温故知新就是教师在教导新的教学内容的时候先不直接告诉学生我们要学习什么,而是立足于已经学过的内容慢慢地引出新的教学内容。首先教师会让学生复习一遍之前学到的某些内容,然后在学生差不多大概复习完之后教师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这样一来学生对于新的教学内容也就不会感到太陌生,而是会产生一种比较淡薄的熟悉感。教师此时就要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开始新的教学。比如在教导《“挑战者”号追思》这篇课文的时候教师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因为在前面的学习过程之中学生已经学到了关于挑战者号爆炸和一些相关的内容,在学习之前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先回忆有关的内容,然后问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挑战者号的悲剧告诉了我们怎样的一个道理呢?或者说从这篇课文之中你领会到了什么呢?”这样一来学生必然会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可能他们的很多思考内容和我们接下来所要学习的《“挑战者”号追思》这篇课文所要表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3.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是一种比较好的学习状态,因为学生对一件事情抱有 疑问,其注意力相对来说就必然会更加的集中。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帮助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因为这些知识都是学生自己通过努力得到的,因此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的掌握程度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的教学压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在教学《万紫千红的花》这篇课文的时候教师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课堂导入方式。教师可以问学生在这篇课文之中最精彩的是哪个部分呢?有哪些内容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呢?等等这些问题,让学生在困惑之中进行课文学习,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4.眼见为实帮助学生理解。俗话说得好,眼见为实。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在必要的时候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一些小实验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文内容。比如初中语文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死海被称作死海。学生就很不理解,因为在实际生活之中学生并没有与之相关的认识。这个时候教师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小实验。准备两个杯子和两个普通的生鸡蛋。首先我们在杯子之中盛满水,然后将鸡蛋放进去。很快鸡蛋就会沉到底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个时候教师再拿出一包盐,在学生的注视之中教师慢慢地将盐放到其中的一个杯子之中,这个时候奇妙的景象出现了,这个杯子里的鸡蛋慢慢浮了起来。其实这是因为盐进入水中之后水的浓度慢慢升高,形成了超饱和食盐水。学生眼见为实,那么对于与之原理差不多的死海也就能够变得比较熟悉了。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轻松和容易,而不是像之前一样觉得这一定是无稽之谈了。 5.通过故事、音乐等进行课堂导入。通过故事、音乐等也可以进行课堂导入,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其导入的效果还比较好。初中的学生对于故事的兴趣还是比较高的,因此通过故事导入可以明显地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的心思放到学习上来。而通过音乐不仅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情操素养,帮助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和素质的提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总而言之,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之中课程导入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促进我们教育的不断进步,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一代人才。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探究性学习方式论文 本课题着重从探究性学习内容的选择(即内容设置既要体现教材知识的主体性又要具有现实性,以兴趣为前提,以“疑”为依据)和探究性学习实施的操作程序(即确定任务、收集和处理信息、互相交流、与他人合作学习)这两个方面进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探究性学习方式的实践研究,通过近两年的实践研究,得出探究性学习的实施效果(学生具有了初步收集资料的能力、运用资料分析问题的历史思维能力、联系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与人交流、合作学习的精神)以及在实施探究性学习中的几点思考(开展探究性学习必须有勇于接受挑战的教师、必须利用校外的教育资源和对评价方式的改革)。 提出问题 关于探究性学习,从广义上理解,泛指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未知问题的学习活动;从狭义上理解,它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 长期以来,历史这门思辨很强的学科多被看成是单纯的复述性的学科,强调记忆性成为历史教学的一大特点,教学中较少有探究性、分析性的思维过程。教师较多的是将现成的结论教给学生,而不要求知道是如何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历史教育要真正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使学生成为有情操、会思考的人,就必须有效地改变以往历史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重灌输、轻思维的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形成并倡导探究性学习。 现代教学论突出思维教学,它着眼于学生的思维过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仅是熟知某些知识,而是要真正了解知识的产生过程。历史探究性学习不是把学生当作被动的接收器,把现成的知识认识成果放在学生面前,而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加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得出历史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它要求引导学生在收集、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运用史料的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的史实、概念,同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过程,这种学习方式才符合现代教学论。 当代初中学生知识面广,思维能力强,思维积极性高。他们不再满足于接受知识,而是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不再满足于老师讲“是什么”、“为什么”,而是要求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亲自去探索历史现象的奥秘,认识历史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他们不再满足于课堂学习,而是更希望去调查,去寻访去搜集,搞自己的研究。 历史是一门趣味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从时间看,上下五千年;从空间看,纵横五湖四海;从内容上看,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科技文化、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各个领域。历史的多姿多彩,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探究天地和思维空间。 一、探究性学习内容的选择 1、内容设置既要体现教材知识的主体性,又要具有现实性。 教材知识的主体,是指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知识和重点知识。对于教材知识主体的把握,有利于认识学科的内部联系和基本规律。现实性是历史学科的特征之一。现实性决定了历史学科具有特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研究性学习主题的选取,既要体现教材知识的主体,又要兼具时代气息;既要有历史价值,又要关注当代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世界变化的趋势;既要与教材进度基本同步,也可以把目前史学界的热点、焦点问题介绍给学生。好的题目的设计,能使学生在探讨对现实社会借鉴意义较大历史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学科的学以致用价值的亲身体验。题目既可以由教师提供,也可以由学生自拟。 (一)、可以在学习基础型课程中选题,例如“我看武则天”、“西欧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为何不同?”、“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开辟的比较”、“剖析中国科举制度利与弊”、“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究竟是什么”等。 (二)、可以在拓展型课程中选题,选用地方性、实用性比较强的探究性题目,如学习《崇明乡土历史》,引导学生围绕“崇明岛地名的来历”、“崇明历史名胜古迹的探寻”、“崇明历史名人再探”、“崇明人与围垦精神”等主题进行探究活动。 2、内容设置必须以兴趣为前提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是认知的过程,也是满足学习者心理需求的过程。兴趣是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原动力,是智能发展的基础,是激发情感的诱发剂。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在探究性学习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前提。只有从学生的兴趣出发选择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参与探究的热情,也才能保证探究性学习的成功。 如在学习秦灭六国后统一度量衡的意义时,由于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各有特色。秦统一六国初期,各国货币仍在继续流通,这就给秦国人带来了不同货币间兑换的现实问题。但如何让学生加深理解呢?可以让学生想象穿越时空隧道来到秦国,然后设计这样一个问题让学生探究:“假如我是秦国的一个商人,货币的不统一可能会带来哪些不便?”公务员之家 3、内容设置必须以“疑”为依据 “疑为思之始”。问题是思维的起点,问题是创新的先声。所以,探究性问题设计的依据就是“疑”。探究性问题的设计从“疑”入手,经学生营造一个适于“探究学习”的学习氛围,通过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在宽松的思维时空中,思索、辩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实现对知识的重组和思维的创新。 从“疑”入手,还能激活学生潜在的历史学习需求,在有疑、追疑、思疑、释疑的心理追求过程中,激发起主动学习、主动探索、主动创造的探究动力。例如:在讲《三国鼎立》一课时,导入新课后,让学生分组讨论结合老师的提示提出了以下问题:① 为什么曹操能在官渡之战以少胜多而在赤壁之战中却以多败少?②两次战争中的不同结局给我们哪些启示?赤壁之战的重要影响是什么?这几个问题基本上贯穿了全课内容,并且具有启发性、开放性。问题提出后学生分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还可以大胆提问,教师也参与讨论,并强调指出:老师的看法仅供参考,以鼓励学生继续思考、研究下去,在充分讨论基础上由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教师给予总结,这种巧妙设疑创设情景的方法能使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使不同智力水平、思维方式的学生实现“互补”,达到共同提高,同时也达到了师生情感上的共鸣,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二、探究性学习实施的操作程序 探究性学习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同样,探究性学习的评价关注的则是参与探究的过程、探究的轨迹,而不仅仅是结果。因此探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及其能力要求,应可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1、确定任务 学生根据学习内容: A、自选一个课题。要求: 设计研究方案,内容包括: 对他人所作的类似课题的了解; 实施研究的步骤; 课题成果的形式; B、组织、主持一项活动。要求学生: 设计一个计划日程表,使其: 符合活动的目标: 具有逻辑性和可行性; 表达清晰,以利大家使用; 用定性法和/或定量法来评价活动的成功性。 2、收集和处理信息 收集信息资料,帮助完成任务,要求学生: 会使用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因特网等信息来源;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 引用信息资料时,要注明出处。 3、互相交流 A、向大家做课题方案或计划或成果的口头陈述,要求学生: 有逻辑地、合乎主题地组织好陈述; 口齿清楚,镇定自若; 对听众的问题作出合适的回答; B、用文字、图像和/或声音,进行多媒体展示,要求学生: 根据内容,选择合适的媒体手段; 熟练使用选定的媒体手段,包括编辑和质量。 4、与他人合作学习 学生参加一个小组; 确定每个小组成员的角色和分担的责任,并确立目标和安排时间; 检查进展情况并作必要调整。 三、探究性学习的实施效果 从学生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所写的学后感、小论文,编辑的历史小报、制作的多媒体演示文稿等作业看,学生收获很大。 1、具有了初步收集资料的能力。 就历史学习而言,收集资料是学科能力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探究性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首先,教师要起指导作用,如给学生开出参考书目、列出相关网址,联络参观单位和个人等。教会学生使用图书馆和应用住处技术查阅、收集相关学习内容的资料,同时,根据探究内容的需要,指导学生设计调查问卷。通过调查、收集的资料,以及学生小论文所注明的资料来源和为评价探究成效而设计的问卷,能够显示出学生初步收集资料的能力。 2、初步培养了运用资料分析问题的历史思维能力。 我们要求学生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历史小论文,这为学生运用历史资料、发展思维能力提供了空间。因为,能够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提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需要较高水准的思维;而写作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较深刻的思维和较强的运用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的。如学生写的论文,显示了学生初步运用资料分析问题的历史思维能力。学生通过探究性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知识性了解,更重要的是获得探究历史的情感体验,并从历史中吸取今天所需的养分,使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3、初步形成了联系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历史学科综合特征明显。历史知识结构既包括纵向知识,又包括横向知识。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自然地将纵向知识与横向知识联系起来,历史知识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联系起来。并运用于学习中。 4、与人交流、合作学习的精神。 学会交流与合作是探究性学习的目标之一,为此,我们在学习中尽可能创设交流的机会。例如,让学生交流各自制作的历史小报、论文选题等。再如,要求学生自己组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选择教材中的一节,上台作主题发言。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有的负责收集资料,有的制作多媒体演示文稿,有的为检测效果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显示了学生与人交流、合作学习的精神。 四、实施探究性学习的几点思考: 1、开展探究性学习,必须有勇于接受挑战的教师。 新的教育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教师要以新的教育理念来指导新的教育实践。历史教师要认识历史教育的根本任务不仅是让学生记住一些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历史学习的方法,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并从中受到启迪。 知识更新的能力 在当今知识信息急速膨胀、更新的时代,教师要自觉地学习、扩充,掌握新的知识信息,不断改善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开展探究性学习课程的需要。 善于指导和激励学生探究的能力 在探究性学习中,教师能够对学生从选题,设计方案,收集、处理、运用资料,到撰写小论文或主持主题发言等,每一个环节进行指导。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表不同见解,激发和保护学生的探究热情,为学生营造探究学习的宽松环境。 2、开展探究性学习,必须利用校外的教育资源。 到目前为止,历史探究性学习在获取资料信息方面还局限于校内图书馆和因特网。尽管图书资料和因特网信息量很大,但毕竟是纸上的、文字的东西居多,而对实物史料则接触较少。因此,我们要结合学习内容,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博物院、展览馆、历史遗址、名人故居等处去阅读历史,感受历史,探究历史,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增强对历史的感性认识。 3、开展探究性学习,必须进一步改变现行评价制度。 对学生的评价 探究性学习的评价关注的是学生参与探究的过程、探究的轨迹,而不仅仅是结果。因而,在探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写好课题方案或活动计划,记录好每一次活动的内容,并注意及时整理和保存,这将与探究成果一起作为评价学生探究性学习的依据。 对教师的评价 教师是探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指导者,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对教师的评价应关注其主导的过程及作用,即关注教师设计学习任务的适度性、组织探究活动的条理性、指导学生的有效性等,以促使教师施展自己的教学智慧,使教学成为富有创造性的活动。 初中教学论文:对初中英语教学中“PairWork”模式的创新分析 【摘 要】 随着新的课程改革,新的教学模式也相继出现。“Pairwork”模式就是在新课改模式下应运而生的新型教育模式之一。作为新时期的英语教师,在当前的教学工作中,应当顺应新课改要求,在原有的英语教学模式上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课堂中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体现,以凸显学生在当前英语教学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 初中英语教学 Pairwork模式 合作学习 Pairwork教育模式也称“伙伴活动”其主要是根据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针对课堂实际,而进行的一种课堂教学方法。这类教学方法模式可以有效的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个人交际能力,统筹加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合作意识。因此得以在当前的初中英语教学中广泛运用,但是Pairwork教学模式的运用却并不简单,其需要教师通过多重的精力投入,精心设计课堂形式内容方可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教学效果,笔者通过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对Pairwork模式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方法进行了浅要诠释。 一、教师应保证学生合作分配的科学合理性 教师在进行学生合作学习时,要注重做好学生彼此间合作伙伴的分配,以科学考虑学生个体间的学习差异性,控制学生合作队伍的英语水平差距悬殊不大,尽量避免将英语表达能力优秀的学生与学习能力差的学生相结合,因为这样会导致学生在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不匹配的现象,学习能力差的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良好的发挥,而仅是迎合性地回答优等生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个人主张在英语搭配学习中,应当将优等生与中等生相结合,将中等生与相对较差的学生相结合,因为班级中学习中等的学生相对较多,也能够做到学生数量结构上的均衡,缩减个体差异,同时也能够良性避免差等生的学习自卑感,在平衡合作机制下激发其学习积极性。 二、做到Pairwork的良性互换原则,激发学生学习潜力 在Pairwork的模式中,学生结对合作不仅能够通过教师的分配完成,也可以通过同桌结合或者前后结合及自由搭配等形式完成,这样能够使学生感觉到自主选择性和被重视性,产生对结对合作教育模式的好感,而自主投入到其中,同时通过其自主结对,学生多会选择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同学,这样在双方的学习过程中,该年龄阶段的要强心理和竞争心理便能够良性的激发出来,产生学习中的斗志。而教师可通过学生该心理的把握,在教学中做到学生合作伙伴间的竞争前提下,在对各合作队伍间的竞争机制进行研究。例如选取不同队伍的学生在课堂上以英语对话形式实现学习竞争,调动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其次在Pairwork进行一段时间后,教师可以做出对不同队伍学生的整体情况摸底,对合作队伍水平达到基本一致的学生可以考虑进行互换调动,以新的合作伙伴结对来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学习潜力激发,促进教学工作的对应提升。 三、因材施教,加强课堂情境设置 教师要就学生在谈话内容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兴趣,进行教学话题的收集整合,使学生在谈话中的兴趣点得到触动,以接触更多的信息层面来做到话题与自身实际相适应,以便在学习中进行练习巩固。其次教师还应因材施教,抛却以往遇到适宜环境条件才使用Pairwork模式的情况,做到在教学目标中及教学备课时广安设置构建Pairwork运用的场景节点,诸如在文章句型结构线索的指出中,以图复述与连词造句时,都可采取学生合作完成,还可适宜地糅合竞争元素令学生参与其中乐得其中。使不同层次学生都能在合作交流中获得成长,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创造能力及协调合作能力。 四、多给予学生肯定,缓解学生心理压力 基于Pairwork模式的运用在目前仍属探索实施阶段,学生接受起来可能会有相应难度,教师应当在教学中,多对学生进行鼓励减少其心理负担,使其演讲呈“打开”状态。即使学生在课堂表演中,出现表现不佳状况,教师也应当予以肯定后再对其在课下进行经验的讲授,针对其问题原因指出,确保其在发展中逐步改观。切记不可在学生表演中中断其演讲,或者因为时间原因而压缩学生的表演时间,破坏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其厌烦情绪的滋生。 五、杜绝“Pairwork”在课堂运用中拘于形式 在当前,部分初中英语教师因教学改革意识不足,教学思想观念仍旧局限于传统教学的方法中,虽然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实施了“Pairwork”教学,但是在课堂应用的过程中过度的拘于形式,无法获得良性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当前教育工作中,教师应完善加强自身教学观念的转变,注重做好与学生间的互动,多对台下学生的实际理解效果进行把握,切实的发挥“Pairwork”的作用意义。 初中教学论文:对初中地理教学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摘要】:副课的待遇,主课的要求,这是目前初中地理教学所遇到的尴尬。然而,现代媒体、实践活动、课外调查、大自然等都是地理教学的绝佳课堂。 【关键词】:挑战;兴趣;渗透 长期以来,初中地理教学面临着内容多、教学课时少、知识体系复杂、难度较大等问题,再加上地理在初中阶段被视为副课,导致学生以应付考试为目的,以机械记忆为方法,处于消极被动的学习状态,从而导致学习知识掌握不牢固,学习地理能力差,考试成绩低下等不良后果,直接影响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习和高考成绩,进而影响了学生1生的发展。因此,如何改进初中地理教学方法,提高地理课考试成绩,使学生变得会学、易学、乐学、想学,已成为每个初中地理老师的当务之急,也是每个初中学校教育教学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基于以上情况,结合本人多年初中地理教学经验,将初中地理教学中有待改进的方面提出如下看法: 1、宣讲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使学生明确为什么要学的问题 自210世纪81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全球性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地理学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又显出巨大的优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地理教学的价值,终于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都会含有大量的地理成份,如人口增长、粮食缺乏、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水旱灾害、种族冲突等。认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初中地理教学负有更大的责任。使学生接受有用的地理知识,提高他们的地理素质,以应对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挑战。 不仅如此,地理对人类文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解决全球危机,在重大工程建设、流域治理、国土整治、区域开发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能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增强地理教学的感染力,充分利用现代教育媒体进行教学 现代媒体教学可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直观具体的视觉形象,变难为易,变枯燥为生动。如用计算机模拟大陆的漂移、海陆的变迁等,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形声图文的有机结合,如让学生亲临其境,既增强了教学的感染力,又可以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吸收知识。 利用多媒体手段,将教学难点化解成1个个悬念,可降低教材难度,形成教学坡度,吸引学生带着问题1步1步探索,逐级攀登,掌握知识要点。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学生在解惑的成功中获得满足感、自豪感,积极探索,形成求知的良性循环。 3、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地理知识形象化、具体化 3.1尽可能增大课堂的活跃性、开放性。根据教材内容的需要,:请记住我站域名在教学中适当插入1些地理发展史、地理新发现、趣闻和故事。让学生在1种轻松愉快和开放的氛围中认识研究问题,既增长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准确及时地抓住生活中的地理“热点”问题,如青藏铁路、淮河的水污染及其治理、朝核问题的6方会谈等实例,进行宣传剖析,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和欲望。 3.2加强乡土地理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将学校所在地生产、生活中的实例引入课堂,让学生切身感受到身边的地理知识和地理现象。如让学生感受家乡有哪些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哪些污染,并找出污染源,同时提出治理的措施等。通过激发学生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构想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2走出课堂,在实践中消化和运用知识。让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考察,以便了解自然和社会,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人口问题、全球气候变暖、自然实害、饥荒等。在实践中,加强学生对课本中所学到的抽象知识的消化,增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并体会知识的功效,获得成功的乐趣。 3.4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形式多样的地理课外活动,如建立地理兴趣小组、进行气象观测、制作地理教具、出版地理手抄报、举办人口环境教育专栏、召开主题班会、举办地理知识竞赛、环保演讲比赛等。 以上这些地理课外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磨练意志,培养其参与意识、合作精神意义重大。 4、通过学习中国地理,唤起学生爱国之情 不难发现,中国地理每个章节都蕴涵着丰富的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可以教育初中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为此,教师在教学中根据中国地理教材内容,深挖自然地理中的爱国主义素材,充分利用伟大祖国壮丽的山河,富饶的资源来唤起学生的爱国之情。 另外,还可以通过地理课的国情教育渗透思想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总之,初中地理教学任重而道远,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每个地理教师要充分调动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变压力为动力,大胆创新,扎实工作,使初中地理教学充满希望! 初中教学论文:分析初中语文文学名著阅读教学 一、 文学名着阅读的功效 前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课外阅读能为课堂教学提供“广阔的智力背景”,并“发展学生的爱好和才能,促进课堂效率的提高”。而文学名着阅读更可使学生打破时空的界限,与文学、思想大师进行心灵的沟通、生命的对话,以便学生在生命与语文学习的起点就占据精神和生命的制高点,为终身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可见名着阅读为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的一扇窗,不仅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更能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因此,近年来文学名着阅读这片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广阔天地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文学名着阅读的现状 笔者曾对我校的学生作过一次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对中国四大古典名着并非人人涉猎,对其他有影响的作品读得不多;二是 对古典诗词缺乏热情,有把苏轼说成唐朝诗人的;三是对现代文学作品兴趣不高,连茅盾、路遥都不知道;四是对外国名着知之甚少;五是喜爱看的偏重通俗刊物(如《故事会》、《民间故事》);偏重情节离奇、刺激性强的武侠、言情小说。 造成此原因主要有: 观念淡漠,认为读不读不会影响考试成绩、把大量的时间化在对语文知识的操练和掌握上,缺少阅读的时间、由于远离阅读,长期享受不到阅读的快感,没有阅读的兴趣。 三、 文学名着阅读的方法: (一)转变观念 古人很早就给我们指明了学习语文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读书的重要性,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充足的“源头活水”,只有多读书,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现实的事例也告诉我们: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哪一位文学巨匠不是通过大量潜心阅读而取得辉煌成就的?哪一位高考状元在谈到学习经验的时候不是把“多读”放在第一位的呢?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大语文的教育观,明确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开拓学生学习视野,把学语文、用语文放到社会大课堂的广阔背景中去。课内学方法,课外得“营养”,课内向课外延伸、拓展。紧紧抓住文学名着阅读这块重要阵地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二)培养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学习才会有成效。首先我们应该让学生感觉到阅读是一种寻找美和欣赏美的旅程。我们可以根据中学生阅读的特征,举办各种类型的阅读课或阅读讲座,引导学生理解作品所反映的不同时代背景下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内容以及卓越的艺术成就,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产生美的追求,提高文化修养和欣赏水平,从而培养健康的阅读兴趣。因此在开学初,我就给学生讲明阅读的意义、要求和方法。同时开列了80多部作品书目,简单介绍情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艺术价值、思想价值,使学生有个初步的印象,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学期中间我利用教科书上的名着选段引发学生阅读名着的兴趣,例:在教《杨修之死》时推出许多三国的人物,课后布置学生列出《三国演义》中的一系列英雄人物,写出他们不平凡的事迹等。还利用多媒体教学,播放VCD,让学生欣赏名着拍成的影片,从而获得较直观的感受,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拓展阅读渠道 (1) 要求班中每人购买一本名着,各各不同,相互交流着看,无形中就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型书库,有语文课代表管理并督促同学定期借阅。 (2) 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的图书,由8个小组长负责做好学生的借阅工作。 (3) 通过网上查询资料,熟悉相关网址,推荐给学生阅读。 (四)、加强阅读指导 1、 课内示范,教给方法 在课外阅读初期,我们可利用课堂适当延伸,以起到示范与抛砖引玉的作用。例如:在讲《香菱学诗》时,先让学生仔细阅读有关文字,了解作者对香菱的刻划是多视角、全方位的,并通过对香菱苦志学诗的细节描写品析讨论,使同学们对香菱的性格特征达成公识:天资聪慧、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然后布置同学们回去看《红楼梦》第一、五回等,联系香菱(甄英莲)的悲惨身世,对香菱的强烈求学欲望和专心致志的精神进一步体会。由此学生们不难悟出作者对香菱悲惨的一生寄予了深深地同情。而这也为学生了解其他人物特别是有着类似经历的林黛玉指点了迷津。 再例如:在讲《出师表》是时,在了解诸葛亮生平事迹之后,重点分析他身上那种忠心报国的儒家思想,所以才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要求学生课后找到《后出师表》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进行比较阅读,深刻地体会仁人志士那种身怀天下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心。 2、指导学生自我咀嚼 读书切不可走马观花,读完后一点不留痕迹。学生往往在了解了故事情节后,就把书弃置一旁。这种蜻蜓点水式的阅读远远没达到要求。我要求学生每月阅读一本文学名着,写两篇读书笔记。笔记的内容可评论作品主题、人物性格、人物的行为价值取向、人物的评价、篇章结构、语言特色,甚至可改变情节、续写结局等。每学期进行一次舞台剧表演,让学生自己把名着改编成剧本,然后由学生自己编排、设计、表演。没有对名着的一定把握,就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3、组织学生相互交流 同学之间读书札记互相检查,共同欣赏,看看谁读得多,读得精,读得投入;四人小组或八人小组举行读书笔记交流会,掏掏心窝诉说阅读过程中的真话、实话,真情实感,看看谁的收益最多。班级每两周组织一次读书报告会,可以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慷慨陈辞,亮出自己的个性与特长,以得到更多的赞同者;还可以开展辩论会,此类活动可在课外活动中自行组织,事先准备一个课题确定正方和反方,然后各自选派干将精心策划,翻阅大量的资料,既有专一性,又有挑战性。我曾在班中举行 过一次悟空和八戒谁更率真的辩论,唇枪舌战历时一个多小时,场面空前激烈,最终还未分出胜负。如果不是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任何一方都将会不堪一击。而正因为学生们极其熟悉作品,所以能言人所未言,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以至老是使对方措手不及一时不能取胜。 阅读本是一种个人行为,通过组织、交流,使它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感染,相互竞争,不仅营造了浓郁的读书氛围,而且使自己的阅读目标得到了支持,阅读兴趣得到了强化,阅读视野得到了拓展。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英语生活化教学方法的创新机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英语已经成为我国教育课程的一门必修课,全民普及英语的速度不断加快,英语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我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应用于生活交流,解决因语言不通而交往困难的问题,因此,英语的教学与学习必须到生活中去,要在生活中体验、感悟和学习,实现英语生活化教学。 一、源自生活——生活中的英语 英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生活中也包含了英语教学的内容。英语教学生活化,首先要在生活中发现英语,在生活中挖掘英语学习的内容,即使英语内容生活化。 1.将生活经验应用于英语学习 生活经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无声无息的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对于每个初中学生来说亲切熟悉,所以将生活经验应用于英语学习,使得英语学习变得自然,更容易使人接受。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努力引导学生将英语学习置于个人经验之中,学生可以用英语进行自我介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用英语表述周末如何度过,有些学生可能做兼职工作,有些学生可能成群结伴地去逛街。 这样,part-time job、shopping、studying等有关的话题学习,就能在轻松愉悦的交谈中进行,学生也不会感到学习的压力。例如在讲到苏教版英语八年级上册的Unit 3 What are you doing for vacation?时,就可以让学生先写好汉语句子,再用英语表达。有的学生说:I went to Beijing this summer. I visited the People’s Great Hall.当然,也有同学会说:I went to the beach. I went swimming with foreign friends.生活经验除个人经验之外,还包括家庭生活经验和学校生活经验。在英语学习中,学生也可以用英文介绍家庭情况,如家庭成员的年龄、爱好、性格,家庭地址,家里的布置等。学校生活经验主要为英语学习提供人际交往和学习有关的话题。个人、家庭、学校的生活经验几乎完整覆盖了学生的生活,将这些经验应用于英语学习中,使英语学习内容生活化,有利于将教育的意图很好地隐蔽在熟悉亲切、无拘无束的教学氛围中。 2.教材内容贴近生活 英语与生活紧密联系,英语教材也要贴近生活。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教材内容灵活转化为生活。初中英语教材涉及的内容大部分原本就来自于实际生活,与初中生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英语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与学生生活联系的特点,在教授教材中的知识时,可以创设结合教材内容、联系常见的生活场景的学习情境。这样的话,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接受新知识,学习的效果将会更加显着。 3.课后作业生活化 布置课后作业是教学的最后环节,教师也可以抓住这个环节促进教学生活化。使作业设计生活化,教师可以布置一些实践性强的作业,如英语教师可以布置需要开口说、动手做的作业,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完成作业。 二、回归生活——英语中的生活 传统英语教学的方法手段简单机械,完全脱离生活,死记硬背、一味做题是英语教师惯用的教学方法。尽管教师在课堂上将每个知识点都讲得很详细透彻,但是,完全与生活脱节的讲授,没有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因此,英语教师所要做的就是要使教学手段生活化。 1.模拟生活,角色扮演 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创设教学情境,模拟现实生活。教师给每个学生分配角色,进行英语语言实践。在情景模拟之前,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了解情境进行的具体情况和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促进表演的顺利进行。在这个情境模拟活动中,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英语语言交际能力,勇敢地表达自我。另外,通过情景模拟演习,学生可以在自己的表演过程中,内化和巩固所学的英语知识与技能,在交流中获得新知识。 2.真实情境中演练 根据教学的需要,英语教师可以将课堂教学带入到真实的情境中去,让学生到实地中去演习。例如,教师在教授出游sightseeing的话题时,可以组织和领导学生进行一次实际的出游,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将课堂转到郊外,让学生在大自然的熏陶和感染下,表达自己出游的准备工作、活动感受等。整个sightseeing的过程在大自然魅力的感召下,每个学生都会变得活跃起来,就连课堂上沉默的学生也会忍不住赞叹大自然的美。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学生记忆更深刻,也更容易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学生接受了教材的知识,教学也顺利地完成。 3.组织生活化小组讨论 生活化小组讨论主要是强调小组讨论可以更加自由活跃,就像家庭小会一般,毫无拘束。教师可以组织这样的英语学习经验交流会,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的思维在交流中碰撞。如,以“our school life”为主题,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小组讨论时各抒其见,自由地与其他同学分享交流自己的生活习惯、学习经验、人际交往技巧等。这样的教学方法,能更好地促进初中英语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使初中英语教学生活化。 初中英语教学生活化是教育发展的趋势所向,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每个英语教师的重大使命。每个英语教师都要承担起重任,认真探讨和研究生活中的英语和英语中的生活,从而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英语,在英语教学中带领学生领悟生活。英语源自生活,也要让英语回归生活,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生活化。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孔子说:“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说的“好”与“乐”就是一种兴趣,一种愉悦的心理,一种力求认识和创造的倾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也是推动学生探求获得能力的一种强烈欲望。在美术教学中,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发展美术实践能力,激发创新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的有效手段。激发兴趣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美术课是提高学生审美素质的课程,是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我们全力提倡和实施素质教育,这对学生学好美术具有很重要作用。通过美术课的教学,可以培养、激励和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学生的手、脑的同时得到锻炼,还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对美术产生较浓厚的兴趣是教学的根本任务。美术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低段学美术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情感的体验,注重学习的过程,注重跨学科学习,通过美术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在初中美术课上怎样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笔者结合自己在教学的经验谈谈一点粗浅体会: 一、了解学生心理,培养学生兴趣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多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尊重学生的思维表现特点。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事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美术教育是学生身体发展水平,知觉能力、情感态度和生活经验的自然产物,美术是学生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人们需要对事物的认识表达时就有画画描述的冲动和欲望,每当人们看到有感染力的作品就会受到鼓舞,从而有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喜、恶的冲动。因而应该给他们创作自由,让学生从兴趣开始,可以先画自己喜欢的,兴趣往往会产生“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要把握好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及时的给予表扬和肯定,再画教师布置的作业,使学生乘胜进步。教师只有了解学生心理,正确的引导,才能培养其兴趣,提高创新能力。 二、趣味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美术课教学中,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他们学习美术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兴趣是学生学习美术的原动力,正如一位着名教育家所说“教人未见意趣,心不乐学”,怎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呢?首先,以德育教育,激发学生的兴趣、发展思维能力。在美术课中,不仅是按课本有什么就教什么,而是要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不仅在提高学生美术知识和技巧的同时,还增强了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其次是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在美术课中,教师要善于利用与课本内容有关的儿歌、谜语等语言形式,设置各种情境,以吸引学生的眼球,以激发学生的认识兴趣。老师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要善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大脑处于兴奋状态,这样才能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永远沉浸在快乐之中,达到寓乐于学到目的。 三、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审美意识 美术课并不是把学生培养成画家、美术家,也不是为了应付一节课或者认为是简单的哄孩子玩。学生眼中的世界,描绘的水平绝对不可能和成年人一样,因为他们所表现的视觉形象多半是直觉与想象的综合,只有随着年龄增长,知识的积累,技巧的提高,才能渐渐使其变为直觉与理解的再现,才有可能变为主动的再创作。要在学习过程中陶冶情操,培养学生各种能力,提高审美意识。因此在课堂教学当中,也不能以太高的准则来评价学生。而是看在画中是否真实反映了学生的内心感受,是否有独特性、新颖的表现。要多给予肯定的表扬,少有居高临下的指责。观念的转变是教学的指导思想,首先教师不能有副科意识,美术是不重要的课程等意识。美术联系其他各学科,渗透各学科,体现在生活的衣食住行中,教师要转变观念,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美术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知识和意识,才能达到美育的目的。 四、运用媒体技术,激发学习兴趣 媒体指的是教学中常用的图片,实物、模型、音响、幻灯、语言描述等一些“辅助工具”。教学中能够尽多地将媒体介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为媒体的使用,能使绘画内容变笼统为具体,变抽象为形象,变模糊为清晰,变难为易。如透视规律是比较抽象和复杂的,仅靠语言的描述很难理解,利用演变教具不仅让学生发现规律,理解规律,而且使美术课摆脱了理论知识教学中的枯燥说教。美术课也可以通过幻灯投影从视觉角度发展学生审美能力。同时,还可录制与课文内容吻合的配乐录音,调节学生心态,为完成创作创设一个情境,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进入其境,然后进行创作。 五、漫画卡通教学,促进学习兴趣 漫画和卡通画的形式比较容易掌握,可以使学生学了就用,其技法的多元性和自由性,在进行表现的过程中束缚较少,为学生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提供了工具,所以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生既可以充分地利用这种工具进行信息交流,也可以用漫画或者卡通画来帮助表现和装饰书信、贺卡或者笔记本等等。漫画、卡通既可以是单幅的,也可以是连续的图画,这种灵活性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表现的内容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而且不同水平及能力的学生都可以选择力所能及的形式进行创作与表现。总之,漫画或者卡通画的故事、设计和作品能够使美术课堂更富有活力和吸引力,促进学生在美术课中学习动机的形成。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向导和推动力。以上几点,是笔者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和感受。笔者相信,课堂激趣只有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把趣味性与知识性、科学性结合起来,并能恰当运用多种教学手段,美术课必然会活起来,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会更浓。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教学的分析 文学阅读应该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看有趣的中文小说一样,经常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那么,英文阅读也应该有这样的功效。如果真地能读懂、读透阅读材料,那么英语文学阅读应该是能够舒缓学习压力的。它也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情感开发的,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诱发出他们诗意的情感,进而对英语产生爱学的情趣。而现在的英语教学多以应试为主,学生的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他们本来可以快乐的学习,但是却被做不完的功课禁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我们发现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的理智情感没有提升,反而在呈下降趋势。他们的乐趣感和自信心下降得最为严重。文学作品可以传神、达意,又具有哲学、幽默,这些都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也能让他们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尘封的心灵再次被激活。 体验阅读发展语言 语言并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外界的教并不是我们学会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学习语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中国学生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氛围,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就要借助于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语境能够驱动语言能力的习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语文老师也特别强调学生的阅读,只有读得多了,学生才会说、会写。而英语教学也同样如此,读的量越大,接触语境的机会越多,语言重复的几率就越高,看得多了,词汇量就越多,语言能力也会随之增强。通过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拼写知识会发生渐进式的增长。而人的记忆也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文学阅读是情节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习得词汇,增强理解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是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必然选项。 深入阅读培养创新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阅读是掌握各领域知识的主要渠道。阅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许多合理的想象与推测都是从阅读中获取的。在进行文学阅读教学时,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要求学生书面回答。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思考题可以分为必答题和选答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题目,他们会更加感兴趣。另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质疑,谈谈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意性的表达。这种读、写、想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激发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自学与他学相结合 文学体验阅读可以让学生将自学与他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阅读是人自学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了阅读就学会了自学。自学就是要求学生自觉自主地阅读,并尽量学会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学会自我管理,每天投入 30 分钟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每读完一部小说,就认真地去完成书面作业。他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阅读任务和目标,知道读什么、读多少,并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并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还可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并去思考人物事件,这时不要太在乎句式结构和语法知识,让学生读懂意思即可。 阅读与体验相融合 不论学母语还是学英语,都离不开阅读。阅读是大众化、普适性的学习方式。在阅读中学习语言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坚持,如果时间短,就不会有显着的效果。因此,我们的文学体验阅读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切忌浅尝辄止。文学阅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它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阅读融入学生的生活,让阅读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不能脱离自身的经验而单独存在的。文学阅读就是用语言去思维,使用语言的阅读是一种自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学习是最原始的,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必要的。体验学习是让学生亲自去尝试错误,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真实问题情境中,尝试错误,并学会去自我纠正,从而产生语言体验。体验学习也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角色去求知,把文学阅读作为享受智力的快乐,让知识与情感相融。 乐趣与努力相互促 进阅读的乐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学阅读的意义,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并提高考试的成绩。但是英语阅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我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若能顺利渡过艰难时刻,那么苦涩就会变为甘甜,自然地进入乐趣阶段。乐趣与努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在乐学、勤学中大幅度提高英语成绩,并达到成功的理想和目标。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充分调动主动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了学生必须参与学习过程,并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问题中分析、评价,让他们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在经验中获得知识,并逐渐培养出他们乐学、善学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学习能力。而英语属于语言和文学领域,文学体验阅读正顺应了英语的学科特点,它把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去掌控教学资源,并自主地去驾驭学习过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到自己是主人;在阅读中加深记忆和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政治案例交往式教学法初探 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是由教师将知识分解,从整体到部分或从部分到整体地系统地加以呈现,使学生通过倾听、记忆和练习以再现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对学生而言,他们的任务是接受、存储前人已经“发现”了的知识,在这种知识观的指导下,学校教育必然出现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死记硬背的现象。这种教学,失去了素质教育的功能,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探究意识,以及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实践能力。这种被动的学习方式窒息学生的思维和智力,摧残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导致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的丧失。新课程倡导从知识本位,学科本位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对知识、能力、态度进行有机整合,倡导新的学习方式,以自主、合作和探究为主;要求教师更多地成为学习情景的创设者、引导者、促进者、合作者。教师应遵循学生的发展需要和状况来设计课堂教学,而不是请学生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教学过程参与学习。教师的教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本人根据近几年的教学经验,对课堂教学做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探索出一条自己的教学模式----案例交往式教学法。 案例交往式教学的基本要求 案例交往式教学是指以案例为载体,以交往为本质,以探究过程为根本任务, 让学生在案例探究中通过师生、生生合作与交流、辩论与对话,以及不同观点的交锋与思想的碰撞,自主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一种教学模式。 (一)以案例为载体 在案例交往式教学过程中,案例是学生探究的对象和学习知识的载体。案例质量的高低是案例交往式教学能否成功的前提。为此,案例必须体现以下特点: 1.真实性。案例必须源于历史或现实社会生活,是从历史或现实生活实践中提取的,且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2.针对性。所选案例与学生身边和周围的事要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案例的参与者有的年龄要与学生的年龄相仿。学生才会引起关注、兴趣。 3.时效性。案例应是新发生的事,学生爱听,也容易缩短教师与学生在年龄上的差距。 4.典型性。所选案例应是同类案例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5.探究性。案例不能过于简单,应体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才有探究的必要。如果案例的内容简单,学生观点一致,不存在什么问题或争议的话,这样的案例就会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那些有激烈观点的冲突,没有处理方法和结论的案例,往往内涵丰富,它能吸引学生透过各种表面现象,能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面深入探讨,共同思考和理解问题的实质。 6.目标性。在案例交往式教学中,无论是案例的选择,还是每一案例教学环节的设计,都应紧紧围绕一定的教学目标,体现教学的知识体系。 7.自主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1)案例的选择应体现自主性,案例可以是教师提供的,也可以是学生提供的。 (2)案例探究的过程应体现自主性,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独力自主地深入案例,充分体现案例中的角色,成为案例活动的主体,真正实现案例情景的“再现”,并设身处地地思考、探究问题的方案。 (二)以交往为本质 案例交往式教学仍然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统一,其统一的实质是交往。这种交往同传统教学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教师不再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领导者、参与者。师与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既相对独立,各自属于不同角色,又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 1、教师在交往中扮演“导演”的角色。 (1)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教师通过引导、启发、点拨、评论等各种巧妙的手段,使探究、讨论、发言过程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生动活泼的健康发展。 (2)由知识传授者转化为促进者:学生在探究讨论中陈述自己的观点,评论他人的观点,展开争论以至形成共识,教师在其中起着促进的作用,鼓励学生创新,支持不同意见交锋,促进探究向纵深发展。 (3)由居高临下倾向“平等中的首席”:教师要仔细“倾听”,创设和谐情景,促进学生探究。教师不是思想的主宰者,真理的垄断者,而是通过富有真理性的真诚发言、启发、引导,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宽阔的思路,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选择。 2、学生在交往中扮演“主演”的角色。 (1)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提供与教学相关的案例材料。 (2)学生提供探究角度,提出假设。 (3)学生收集和发现材料,展开探究活动。 (4)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分析总结。 3、师生间的相互交往。 这种交往体现在互动性和互惠性。互动性既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互惠性既相互补充,达到共识、共享、共进。交往昭示着教学不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机械相加,而是师生互教互学,彼此将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对教师而言,交往意味着对话、意味着参与、意味着相互建构。对学生而言,交往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彰显……对教师而言,交往意味着上课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上课不是无谓的牺牲,“蜡烛的燃烧”,而是生命活动、专业成长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三)以探究过程为根本任务 传统的政治课教学,强调“正确结论”的至高无上性。把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变成了单调刻板的条文解析背诵。案例交往式教学以探究过程为根本任务,强调过程重于结论,强调批判反思的过程而非教条的结论,强调学生探索新知的经历和获得新知的体验。强调探究过程,意味着学生要面临问题和困惑、挫折和失败,这同样也意味着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结果却“一无所获”,但是,这却是一个人的学习、生存、生长、发展、创新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认知能力。 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种不可量化的“长效”,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丰厚回报。 案例交往式教学分可为以下几个阶段:展示案例-----提出问题假设------收集发现材料------归纳分析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启发学生“探”,促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探究过程中掌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规律。探究的过程是师生讨论过程,是师生相互倾听相互提问的过程,没有问,就没有探究的过程。为此,教师必须鼓励质疑,不唯书不唯上;要善待怪问错问,对于怪问、错问的学生,应肯定其勇气,并加以引导。对于深问的学生,教师可能一时难以回答,切不可搪塞敷衍,应诚恳地和学生一起讨论。 案例交往式教学法的操作环节 (一)选择和呈现案例 1、案例来源:教师应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教师还可以根据具体教学的需要,指导学生进行收集、整理、归纳。案例的主要来源是教师或学生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和有关媒体上通过观 察和收集,然后加以整理、归纳,也可以从报刊杂志上摘录或从网上下载。 (1)教师构建案例框架,让学生收集案例内容,使收集和探索案例时有明确的指向性。 (2)教师收集案例,让学生探究。 2、案例的呈现。案例的呈现既可以放在学习知识之前,也可以放在学习知识之后,还可以放在学习某个知识点时展示。呈现的方式有: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案例,这是最主要的方式;学生讲述案例;教师介绍案例。 (二)探究案例 探究过程大致可分为学生自学、提出问题假设、师生讨论、总结评价四个阶段。 1、学生自学。案例教学需要教师精心“导演”,认真组织学生自学教材。自学教材目的是为案例探究提供理论依据。没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没有理论的储备,案例探究只能就事论事。 2、提出问题假设,明确探究方向。为了让学生都能提问题,都会提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案例建立“三”问提问模式,既“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三种问题假设。 3、对问题假设进行讨论分析。 (1)教师在讨论中的作用。讨论和分析是探究的中心环节。在这一阶段教 师应少发表对问题的个人意见,但教师仍起“导演”作用: ①规范讨论秩序,要求学生做到:发言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要冷静听取和思考别人的意见;一定要在平等的气氛中开展争论辩论……做到气氛活跃而不混乱。 ②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自由讨论氛围。在讨论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辩。对于热点焦点问题,教师不应回避。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教师可作适当介绍,以开拓学生思路,扩大学生视野。 ③组织和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少数学生包场”或教师和学生针锋相对均应避免。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成为“中心发言人”的机会。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平等身份组织和参与讨论,切忌发号施令或批评指责。对于部分不爱发言或很少发言的学生,教师要和颜悦色地启发开导他们。 (2)讨论的分类。 ①从组织形式看,可分为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小组讨论,人少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人人参与发言;全班讨论人数较多,气氛热烈。 ②从讨论发言的形式来看,可分为演讲式和辩论式。对于案例较为复杂的发散性案例,采用演讲式为主;对于单一性的案例与问题,设计为正题反题,分成两个阵营进行辩论。 ③从讨论的内容看,可分为专题式讨论和漫谈式讨论。专题式讨论就是大家共同围绕一个问题发表意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使问题分析不断得到深化和完善;漫谈式讨论,可以围绕案例所提供的事实提出问题或选择不同的侧面,讲认识,谈体会。 ④总结评价。评价主要包括对学生讨论过程的评价和对案例本身以及对案例中蕴涵的道理的归纳总结。对学生讨论过程的评价应坚持激励原则:对正确的应予以肯定,增强其信心,对创新思维予以表扬,对典型的带有普遍性的观点予以评析。对案例蕴涵的道理归纳,要体现清晰的知识脉络和完整的知识体系。 案例交往式教学法是一种新的课型形式。实践证明,它不仅能促进学生的知识建构,而且能促进学生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形成健康的人格,促进学生的社会化。作为一种新的课型形式它还需要不断实践和完善。每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一定会为之不断努力地探究下去 初中教学论文: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是创新的源泉。初中物理教学立足于学生认知的主动建构,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倡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而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自主学习、主动探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对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创新人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作用 在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并因而产生困惑、探究的心理。这种状态促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意识不仅体现了个体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也反映了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是经历一个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问题、提出猜想、寻求物理规律并应用于实际的过程。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可以促进学生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思维品质的提高,具体的作用有: 1、有利于对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理解。 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往往是抽象的、概括的,在让学生掌握物理概念时,必定要让学生积极参与思维加工活动。这个过程,是表面联系和内在联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生活经验和科学概念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初中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思维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提出问题,学生能提出问题,往往能反映学生在掌握概念时存在的思维误区,这就有利于教师发现学生理解概念和规律时的困惑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2、有利于提高物理课堂的教学效率。 学生带着问题参与课堂,在课堂上学生有提出问题的意识和习惯,可以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汲取物理知识,为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提供一个充分展示的空间,从而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有利于发展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 具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常常会问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启动思维,搜寻头脑中的原有知识,对其重新分析、理解,从而对知识的掌握更为深刻。此外,解决问题的欲望还会促使他们去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就使他们的知识得以扩充。在积极的思维、探索过程中,零星的知识变得系统有序,原有的知识结构更为完善、合理,这就提高了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为今后获取更多知识、培养能力创造有利条件。 4、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物理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任何创造都是从问题开始的,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通过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可以开拓学生的思路,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学生通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教师的点拨和引导下,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强势智慧,大胆想象,发展逆向思维的能力,从而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 二、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途径 1、把握培养问题意识的正确时机 在初中物理教学过程中,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教学表面的“创新”而进行问题讨论,要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培养的时机。学生在预习中发现问题,即可展开讨论;在小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教师引导带到较大范围内进行讨论;学生不易发现而又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教师适当铺垫,分层次地引导思考和质疑。教师要努力避免在学生充分思考之前过早地主动发问、超前解答。另外,教师还要注意不同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的时机也不同,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体验与把握。 2、营造宽松和谐的提问环境。 目前,学生主动提问的现象还不是很普遍,被动学习的局面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学生还普遍习惯于围绕着教师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来学习。因此,物理教师要围绕学生学习中产生的问题去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要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权利交给学生,让全体学生去发现、去研究。要通过师生互动,从问题出发,充分启发引导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教师的角色只是一个参与者、帮助者,是“平等中的首席”,不要给学生造成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知识权威的感觉,不要轻易地否定学生提出问题的合理性,对学生不正确的认识也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引导学生全面地思考问题,而不是强硬地纠正。宽松和谐的问题环境能保持学生继续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信心和热情,形成良好的问题意识。 3、倡导多向提问,鼓励发散思维。 一个好的问题必定是一个有利于发展发散思维能力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多人参与,集思广益,互相补充,互相启发,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敢说、敢做、敢疑、敢议,让学生内在潜能充分展现,才能真正培养学生多向提问,多向思考,多向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 4、倡导探究式教学方式。 科学探究既是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之一,也是新课程标准倡导的一种重要教学方式,没有科学探究就不会有物理学,所以物理课堂应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科学探究的机会,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探究活动中,通过自己的思维获得知识,发现与物理学有关的问题,并提出问题,由问题或任务出发,展开学生自己的活动,在学生自主归纳的过程中获取知识,体验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各种能力获得提高。 总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只有加强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带着更深刻、甚至更多的问题走出课堂,才能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物理知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初中教学论文:浅谈初中语文设喻阅读教学法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语文课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进行阅读教学的。因此,阅读教学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语文教学的效果。努力探讨最佳的阅读教学方法,是一个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拟介绍一种阅读教学方法 ----设喻教学法。 (一)设喻教学的特点 比喻的特点之一是形象性。有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或观点比较抽象,这时,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能较形象生动地讲清楚,讲课的过程也是这样,教师要把有关课文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可运用设喻的方法。如《文学与出汗》,这是一篇驳论性质的杂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批驳了梁实秋之流“文学没有阶级性”的反动谬论,教师要把这篇驳论的结构讲清楚,就可用设喻的方法。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先概述论敌的论点和论据,这就好比是打靶子,这是“的”。“有的放矢”,接着鲁迅瞄准靶子,连发两箭,箭无虚发,第一支箭击中敌论的论据,第二支箭击中敌论的论点。 教师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设喻来进行阅读教学,给学生的将是一个十分形象的驳论结构式,可以说,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起干巴巴的介绍来要好得多,同时它能加深学生的印象,对学生知识的记忆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形象的东西常常是容易记住的。 比喻的另一个特点是通俗性。对于有的道理,一用上比喻就很通俗了。就如前文提到的《文学与出汗》,鲁迅在批驳论据时用了归谬法: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是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归谬法是先假设对方的错误论断是“正确”的,然后从此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来证明对方论断的不能成立。归谬法批驳的力量是很厉害的。怎么个“厉害”?如果用一般的文字抽象说明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而且,也不一定能使人很通俗地理解。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用拳头打人,必定是先收紧拳头,然后再打出去,这样的拳头是很厉害的;归谬法就是收进来再打出去的拳头。这样说学生对归谬法作用的理解就不困难了。 (二)设喻教学的作用 1、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设喻教学法是一种形象的阅读教学方法,它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语文课不像数理化,有严格的科学性,一环紧扣一环;所以要吸引学生,就必须依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形象化的教学。设喻教学法就是根据语文课的这一特点而来的。设喻教学时,师生以一种形象的眼光来分析课文,使那些本来显得平淡的东西变得生动起来,从而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 设喻教学的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情感的教学。教师只有对这篇课文有相当的情感偏向,才能对课文进行设喻教学;而随着教师设喻教学的展开,学生的情感也逐渐地被激发出来,以至情不自禁地进入对作品的分析之中。设喻时还要进行联想,使本体与喻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必然会启发学生的想象,提高其想象能力。 (三)设喻的方式 设喻的方式有很多,这里只想从整体设喻和局部设喻两方面来谈谈。 1、整体设喻 这种设喻方式适合于文章结构的分析,前文提到的《文学与出汗》的结构分析;再如课文《汉堡港的变奏》的结构分析也适用。《汉堡港的变奏》可分为三大部分,其间的分界线是自成段落的两个过渡句。前一句是“这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后一个句是“于是就来到了四月的那个明媚的星期天”。这篇课文开头提到:“汉堡港是一支古曲”,是中国的远洋货轮汉川号使得这支古曲发生了变奏。这便是课文提供的现成的设喻材料。这样三部分可分别作如下概括:“变奏的序曲”、“变奏的旋律”和“变奏的尾声”,而第二部分“变奏的旋律”又可分为:“重奏”、“主调”、“插曲”、“合奏”等四个部分。 当教师指挥学生演奏完这一动人的变奏后,学生一定会深深地沉浸在这美好的艺术境界中,他们在为中国海员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科学的严谨态度而深深地感动的同时,也为这篇文章的动人的艺术结构而喝彩。本来,分析文章的结构往往是相当抽象和枯燥的,因为它总是要抛开具体生动的语言文字而进行概括,而设喻教学就较好地克服了这一弊端,还给学生以生动的形象。 2、局部设喻 整体设喻因为是对整篇文章设喻,有很多困难,如喻体比较难找,又缺乏灵活性,且重点不能突出。而这些整体设喻的缺点恰恰是局部设喻可以避免的。局部设喻并不要求从整篇文章去考虑设喻,只是对课文的某一部分进行设喻。下面例举对《猎户》中董昆的肖像描写的局部设喻。 董昆的肖像描写像放电影一样,由三个镜头组成的。首先是一个全镜头:“彪形大汉”,用一个成语给读者一个最初的印象;接着是一个“中镜头”:“宽肩膀,高身材,手粗脚大”;最后推出的是一个特写镜头:“看他眯缝着眼睛,好像随时都在瞄准的样子。不笑不说话,一笑眼睛就眯得更厉害,可是眼睛微微睁一下,就有一种闪烁的射人的光芒。”呀,这才是一双名副其实的猎人的眼睛! 以上局部设喻,使学生很形象地了解了作者描写董昆肖像的顺序,即由远及近。徐迟的散文《黄山记》中有一段是描写黄山日出的,也可用局部设喻分析。这幅画的着色是十分精彩的:整幅画的底色是“暗蓝”的,然后再配以霞光的“紫蓝青绿诸色”,而这幅画的主色调却是红色,是那一轮“火球”的“鲜红”,那么醒目!这鲜红也特别:“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这确实是一幅色彩辉煌的“山上日出图”。课文中可以用“图”来设喻的还有许多,如“海上日出图”、“荷塘月色图”等等。 (四)设喻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1、设喻的喻体有的大量来自日常生活,但也可直接来自课文。直接来自课文的喻体显得自然,学生也感到亲切,因此教师在阅读课文时要善于发现那些具有设喻效果的喻体。当然,来自课文的喻体还要经过强化,使之更明显。如前面提到的《汉堡港的变奏》一文,课文中仅有“汉堡港是一支古曲”一个比喻句,教师应抓住这一句进行强化设喻:不但“汉堡港”像一支古曲,其实《汉堡港的变奏》一文也像一支古曲,有序曲,有主调,有尾声。这样一强化,才能把课文中那些具有设喻效果的喻体为设喻阅读教学所用。 2、设喻教学中,设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设喻是为了更好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不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设喻上,而应该着重对课文进行分析,也只有对课文的内容分析透了,才能设计出贴切、形象的比喻来。 3、设喻教学只是一种教学方法,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对一切课文都适用的。教师在运用这一教学方法时一定要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任何牵强附会、随心所欲的设喻,将背离设喻教学的目的。 此外,在教学实际中,我们所采用的决不是单一的方法,而是综合的教学方法,所以,设喻教学如能与其他教学方法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更会相得益彰。

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研究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财政研究论文:浅谈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摘 要】现阶段，财政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了解财政收入及支出、制定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还能够保证财政工作顺利进行。文章将对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财政研究；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应用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财政研究论文: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摘要：地方财政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地方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对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的特色与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府际财政关系；财政结构：财政研究 一、引言 地方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具体包括省（直辖市）级、市（地区）级、县（市）级和乡（镇）级四级，保持地方财政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按照“放权一让利一分权”的路径逐渐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在分配关系上实现了规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还是有一定的遗留问题，比如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彻底落实。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考察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也能提供某种理论延伸的契机。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所缺，需要系统、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本文将根据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检索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有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考察分析来展现这一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论文来源需要作以下两点说明：（1）不可否认，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超过3000家，发表地方财政研究的论文很多，CNKI来源期刊是其中一小部分，但CNKI来源期刊无疑是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覆盖每一个学科与空间，目前是作为考察与评价我国学术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其有效性是明显的；（2）CNKI收录的文献来源包括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每一类型文献都有自身特点，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因此本文数据检索与统计的基础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然，少部分符合此条件的期刊没有进入中国知网，但由于本文并不对某一特定期刊进行统计分析，而是较长时段的总体情况考察，因此对结果的影响差异可以忽略。 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概况 从CNKI中选取1994-2013年这20年有关地方财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考察的目的，首先将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这些关键词在每年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考察了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最热”关键词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方财政研究重点的变迁。表1就是从CNKI的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在各年份出现频率较高的13个关键词，关键词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在当年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选出来的13个关键词按照相近性或相关性进行分类，根据每一类中各关键词主要涵括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块”研究，以便我们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全面性，本文对所选取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1）去掉了一些虽然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过于宽泛或者针对性不够明确的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这样做更容易抓住关键词所反映主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合并了含义大致相同的关键词，比如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入“地方财政支出”，将“物业税”划人“财产税”统一用“财产税”进行统计，“地方财政困难”和“地方财政困境”虽然一直出现但是频次不那么高，所以统一划入“地方财政风险”进行统计；（3）每年度选取标引次数最高的13个关键词，对于频率相同者，选取和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关联性较大的进行统计；（4）有些板块的研究与板块中具体关键词重复，如地方财政收入板块与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相同，这表现出总体与具体的差别。 表1反映了1994-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了当年研究的“最热点”，也为大致掌握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方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对1994-2013年间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财政研究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收支活动。与此相关反映在表1中就是有些关键词虽然不是每年都以最高频出现，但始终排在前列，只是排序稍有变动，如“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多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篇章，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关键词在前几年几乎未出现过，但是在后几年突然变成了高频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与此相反，有的关键词在前几年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在减少，比如“农村税费改革”，这显示出了地方财政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时效性。20年间，“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各占据了5年的最高频关键词，“地方财政风险”变动的幅度与其他关键词相比显得较大。总体上来看，各关键词在每年出现的频数基本都在增加，表明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三、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板块结构 在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进行粗略的分布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聚类分析，同时也从一定角度对关键词分布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根据表1中所列地方财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将20年间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划分为以下四个板块：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运行，每一板块下再划分细的分支研究方向。以下就是将表1中所列关键词对应到上述四个板块中进行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1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②、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表1所列的文献标引关键词中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财产税。考虑到部分关键词间的关联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图1中“地方财政收入”词频变化的总趋势为先下降再上升，1994--1999年基本处于下降阶段，1999---2003年较平稳，2004--2012年上升速度很快，词频从14增加到了125.9年间增加了近8倍，到2013年又略微有下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这也是1999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首超50%。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研究迅速上升的原因，撇开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这一事实不说，对财政收入的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重要性在地方财政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使其管理更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保证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和支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系统，对地方税这一新出现的概念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趋势，随着改革的推移，地税系统逐渐完善，对地方税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标引次数也随之略有下降。2005年之后，对地方税的研究开始处于平稳状态，但这并不绝对代表着对地方税的研究在减少，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其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细化到对地方税具体税种的研究，对地方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财产税。从图3中可以看到对财产税的研究从分税制开始时就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趋热，2011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真正开始被研究是在2004年。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属于财产税），对应在图3中表现为2009年到2010年财产税这一关键词的标引次数陡然上升，一年内增加了63%，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再进一步细分，对财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业税，也就是后来的房产税上，2011年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改革，可以说多年探讨开征可行性的研究初步有了结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房产税在全国开征有了可行性，只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再去探讨可行性的意义就不再那么显著，对房产税的研究就逐渐开始下降，因而财产税的研究标引次数也就开始下降。 我国现阶段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很多国家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土地、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和收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④，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地方税种体系，培植较为广泛和稳定的地方税税源就显得很有必要，同时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整合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开征的可行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2 地方财政支出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教、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直接显示着地方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支出的范围、结构、规模和监管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板块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 在进行标引关键词统计时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人了“地方财政支出”，事实上地方财政支出研究的分支很多，但在数据统计时发现只有“结构”这一分支标引次数靠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图4中不难发现，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从1994年到2005年间变化并不太大，这是因为我国对财政的传统研究以收入为主，随着近年来要求以支出规模为主进行预算的改革意见的提出，对支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再结合我国政府在出现变化的年份中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比较明显了。中央政府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试点，这些举措都使地方政府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也迫使地方财政为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增加了支出。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惠农政策一直在提出，但是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力度依然不够，而对基础建设的支出又过高，支出结构需大力进行调整，所以伴随着支出结构的调整，要着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优化支出结构，新农保和农村税费改革就涉及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 新农保的全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将对农民缴费给予补贴，并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农民自缴保费的筹资模式，由政府对农民投保进行补贴，而这项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否到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在财力方面存在差别因而面对的财政压力也不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到了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筹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新农保良好运行和顺利推进的一个阻碍因素⑤。我们从图4中已经发现在提出新农保试点改革的当年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有明显上升，可见地方财政支出对新农保这一政策落实的重要性，虽然新农保本身的研究稍显滞后，但是也明显的反映出了研究的政策导向性。 同样作为惠农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和新农保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最初于2000年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因此在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引关键词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整个发展趋势呈倒V型。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该有的各项支出就无法到位，比如乡镇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无法偿还已有债务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实力。 无论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还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税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公共财政”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的，归总到一点就是要对我国的整个财政体制不断进行优化，亦即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3 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多次变迁，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说起，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点：财权、事权、财力，只有这三个要素分配的均衡和谐才能使每一级政府都正常运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图7显示了对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两个比较密集的时期。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省以下财政关系怎样理顺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而是由各省自行处理省级以下政府财力的划分，但事实上省以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分税制，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明确合理地划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方式虽然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但却使得县乡政府出现负债，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责的履行，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虽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与发力。另一个研究集中期是2008年至2009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政府了2000亿元地方债，我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再加上地方政府之前以各种名义举借的债务，不得不考虑此时发债可能引起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对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财税制度。本着“朝前看”的指导思想，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迈进，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即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的，使其更具有竞争性，促进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⑦。在分税制的实施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优势方面。比如它使得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趋于稳定，直接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按照税种划分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系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税收流失。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中所有问题的，分税制也如此。在实施的后期，分税制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所谓分税只分到了省一级，省以下税收收入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事权、财力具有不确定性，在“非对称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方，县乡政府负债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分税制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方向转向了由分税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后面的图11中可以看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的后期上升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协调力度加大是促进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尝试，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因此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重要区别⑧。在分税制之前的财政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让利和放权来进行，但是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分税制引出的财政分权，是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构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这一次分权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引出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图9中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在2007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央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财政分权这一改革措施引出的一些在制度设计之初未考虑到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在分权的初期是没有显现的，但由于分税制和地方激励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随着分权的运行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财政体制更加规范健全，但是也引发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种种问题，比如地方财政风险、土地财政等。 4 地方财政运行 财政体制改革至今，主要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第二次是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改革目标，试图按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模式建立财政为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并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对于体制层面的宏观研究已慢慢淡出研究的重点领域，从以下几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了由这一制度运行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财政等等。 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债务风险、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等，风险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引起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即政府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从纵向来看，因为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中省市一级财政风险相对较小，而县乡一级政府普遍有财政困难的现象：从横向来看，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问题就相对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集中在2003年前后，结合国家的财税政策来看，2002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重担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基层的县乡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收入困境，政府运转不灵。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因此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自然就上升了。另外，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在2011年前后又有小幅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视起来了。 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造成地方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却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债务来源相对于省市级政府来说更为复杂，这与现行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都不无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分成制，更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又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甚至不到位都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从图11中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标引关键词从2009年的41个增加到2011年的109个，两年间这种成倍的显著变化反映了学界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统计署2010年的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2009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2010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严格控制地方信贷规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在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伴随着控制债务规模的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下降。 税负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税制的优化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同时税收政策又是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其他年份比较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上文分析到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年左右膨胀到了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这种负债的形成除了与财政体制有关外，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无关系。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铁公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项目，虽然这确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大幅增值，但是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负担，这就不难理解对地方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在2010年都呈上升趋势，作为二者结合造成的后果，“土地财政”引人关注。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土地财政，这一现象是伴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有偿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出现的，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普遍存在性和存在的规模不容小觑。在图1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对土地财政的研究是在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要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力的增加，而地方税收收入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现有的“招拍挂”制度下，地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着上涨，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的模式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脆弱，经济结构失衡，耕地流失严重，引起民生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改变，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的涨跌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的趋势。 四、总结性评述：特点与趋势 以上就是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分布与聚类分析，所选取的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当今地方财政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些关键词在20年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大致可以观察到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变迁特点，并且可预测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财政研究与时下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联系密切，注重时效性和贴近现实性，偏向于政策导向型。从上文的图表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各关键词峰值出现的年份往往都是在某项与之相关政策出台的同期，可以说财税政策的变化引领着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依然会左右地方财政研究的走向，即地方财政的研究依然会是政策导向型。财政本身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或多或少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会随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过去20年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去切人理解各种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则因人而异。 其次，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实证研究较少。某些财税政策在出台的初期公众对其比较陌生并且在当时有意义，因而可能规范研究多一些，但随着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该政策不再如出台初期那样符合实际情况，此时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地方财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会偏向于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从关键词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对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研究相比1994年前后纯粹的财政理论研究要更加突出。比如，地方财政研究主要围绕分税制来展开，对于分税制制度本身的研究已渐渐淡出，相反，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分税制的继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其实际影响的研究以及如何去补救负面的影响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也再次体现出地方财政研究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第三，地方财政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并存，微观层面的研究日渐凸显，即更偏向于研究大框架下的小分支。在关键词的统计和选取过程中发现宏观层面的词数量非常多，虽然宏观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如今中观、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可能更高一些。中央出台的财税政策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研究再从宏观层面去进行，就显得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尤其是地方财政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应该选取较小的主题切入，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问题，从学术角度验证具体财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改进意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过程，这样有利于中央各项财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政策的落实和完善提供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 第四，地方财政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也涉及政治学领域，“财”和“政”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财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推进，以及地方财政贴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特点，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还会出现新的领域。近年来“土地财政”研究的兴起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联系密切，在进行研究时地方政府学是不可回避的理论支撑，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也不是问题。 通过对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从大多数已有文献综述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近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地方财政收入板块的分析发现，对财政收入的研究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研究只是在引起收入变化的具体税种方面有上升趋势，研究方向需要聚焦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上来，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公开透明、收支管理更加规范化；对地方财政支出板块的研究发现，与地方财政收入研究呈下降趋势相反。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地方政府普遍负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财政体制改革板块的分析发现，财政体制研究是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在一项宏观政策颁布的当年和前后一两年对该政策的研究一定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注意紧跟宏观政策的变化，多做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运行板块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续效应，并适时地提出了科学评估的合理化建议。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 要：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引起中国经济体制剧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财税体制。公共财政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学术界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共财政的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共财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财政研究论文:土地财政研究: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形成了靠卖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大规模城市经营，形成的财政缺口进一步靠卖地来弥补的地方财政恶性循环，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土地财政作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广为诟病。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税制度不合理。二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三是政府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引起的，但各方面因素却应有主次之分。土地财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应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入手分析问题的内因，并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来解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 一、土地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现状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所占比重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国水平达40%，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0%。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36.60%，创下历史新高。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由此可见，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 首先，引发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推高房价地价，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引发资本大量流向该行业，同时房价的居高不下对其他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其次，土地财政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土地为保障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土地利用率极低，盲目横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城市的规划扩张中，大量的拆迁引发不和谐因素，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二、土地财政原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1.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假定。根据布坎南的理论，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首先应具有“政府人”的特质，该特质要求地方政府完全代表该地区人民和社会的总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由具有“经济人”特质的官员组成的机构，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 2.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行为模式下多重利益权衡。地方政府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利益：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宏观利益。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中观利益。再次，地方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微观利益。 3.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 “经济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分解的偏误。地方政府过多地注重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忽视地方利益，在政府双重角色的权衡中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经济人”的角色。具体到土地财政当中：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地赚取收入，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后续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对城市的经营中，进一步推高房价地价，赚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和相关税费收入。 （二）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产生原因 1.激励机制不合理――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并非一种完善的激励机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及权重划分上，往往片面强调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干部，不能反映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实际利益。例如，只看重GDP、财政收入之类数量指标，轻视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运行成本等指标，导致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优化。 2.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预算约束制度和行政问责制。第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土地财政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本应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土地财政的失控发展则表明预算约束严重不足，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法定性破坏严重。一方面，各级政府预算不具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一方面，执法主体、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可操作性致使部分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法，且无法追究他们违反预算约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权责对等意味着首长具有一等的决策权，这就容易造成寻租行为和决策失误。在土地管理中，政府决策失误或失败现象随处可见，但少有官员为此而被问责。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不足：一是行政问责主体局限。行政问责的主体目前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在上、下级存在连带责任关系时是无效的。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在各级政府中也都相似，上级政府基本不会就此类错误追究下级政府责任。二是行政问责范围局限。目前行政问责仅局限于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失职事件，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不良影响但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行为还没有纳入问责范围。而土地财政问题中的决策失误、短期工程，其危害性在近期一般不能表现出来。三是行政问责程序局限。行政问责启动程序上，目前还局限于党政机关，很少由人大、法院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政府综合型绩效考核系统 西方国家在绩效考核方面起步较早，已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虽还处于雏形阶段，但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已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和山东烟台的服务承诺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基于比较适合于我国推行的服务承诺制，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的参考意见： 1.完善立法。中央应完善绩效考核方面的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同时中央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本部门实际，在法制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明确公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享受的权利与服务，拓展绩效考核的深度。 2. 加大服务承诺的公开化。首先，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服务公众，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开。其次，应该将服务承诺的标准、投诉程序、违约责任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使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在各个部门的承诺到期日，部门应当做出相应的总结并将其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上一工作年度服务承诺的兑现情况。 3.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使承诺的兑现考核明晰。例如香港屋宇署为加强对服务承诺的监督，将客户服务经理的姓名写在办公地点的总接待处，并公布监察机构名单，承诺每年将服务情况的检查结果与已定标准互相对比， 接受监督。参照这些经验，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内部对比考核以及外部公众实时监督反馈的形式建立考核机制，确保服务承诺的有效兑现。 （二）完善土地相关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 1.确保土地收支预算管理的刚性。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随意变动或超收、超支。另外，可考虑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 2.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安全性及科学性。对于土地出让专项基金，应严格按照《国办10号文》的规定，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应与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土地专项基金的使用要科学化，明确各项用途的支出比例，确保惠及民生的项目资金到位。 （三）完善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完善的问责制度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比较松散，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宪法规定的政治问责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规定而难以发挥效力。所以，要构建系统的问责制度，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将政府官员在决策和日常政务当中失职的情形详细列举出来，对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固定下来，便于实施。 2.扩展问责制度的调整范围。我国的政府官员问责制主要处理政府主要官员违风党纪或影响较大的行为，调整范围过小。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应只用接近于法律底线的准绳约束其行为。所以，应加大问责制度调整的范围，将政府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效果也纳入问责范围，对于决策失误、行为示范应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具体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将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基金预算的违反，以及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当中的项目决策失误、低效浪费的面子工程都纳入问责制度调整范围。 3.扩大问责制度的主体范围。我国问责制度的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是一种内部问责，缺乏来自社会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的问责途径，责任的判定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结果，而是由上级主观认定，很难实现客观公正。所以，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客观的问责机制，必须扩大其问责主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财政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及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示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财政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尽管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等五个方面,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仍然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国民党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问题教学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国内外有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了解到,在国内不仅中小学进行问题教学的探讨,就是高等师范、电大等大专院校也在探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各学科,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各个学科,也都探讨和采用问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在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这种教学方式如此长久地、广泛地受到各层次学校、各学科教学的普遍关注?那是因为,问题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好手段、好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问题教学的含义,国内外有很多论述,在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问题教学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表述:问题教学它是综合借鉴目标教学、结构教学、图示教学、程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模式、理论,运用摄影、录音录相、电影、电视、计算机CAI技术、互联网等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通过问题的展示和学生的质疑问题,形成教学过程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等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或称问题教学法,可与其它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融为一体而实施,也可以有单独的自身的模式结构,对于问题教学,我们不仅要探讨它的结构,更要了解它的本质,更要善于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教学方式。 一、问题教学的结构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结构模式,综合许多研究成果和本人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可包括:一、问题的生成与呈现;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这三个环节或过程,如果再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新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问题的生成和呈现 大凡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问题就是课题。在课堂教学中,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要实现的目标,那么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又如何提出问题呢?简言之,问题的生成就是指提出问题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产生问题,提出问题;问题的呈现相当于问题教学中的问题设计,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先看问题的生成。 问题从哪里来,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从教学中来,从学习中来,从实验和实践中来,没有学习和实践就没有问题的产生。在学科教学中,提问的权利为师生共同拥有。从问题产生的背景看,有教材内容中的问题,有背景材料中揭示的问题,有社会生活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问题的呈现,就是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与问题的提出者和问题生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问题的呈现一般通过创设问题的情境来实现。创设问题的情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多媒体影音材料来呈现,二是通过事例的口头描述或由实验提供的事实来呈现,三是通过文字材料来呈现,而就问题提出的内容看,①通过创设情境直接提出问题;②让学生对所面临的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问题;③由旧知识拓展引出新问题;④从日常观念和科学概念的矛盾中引出问题;⑤提出猜想,并加以检验提出问题。由于在教学中教师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问题设计时往往从以下方面去做:①围绕知识重点设计问题;②采用“模块”设计问题,即通过把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高度概括,建立本章本节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便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每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③营造情境设计问题。如前所述,问题设计要营造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而且做到:一要有新意,有意义;二要有概括性,使学生掌握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三是要使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提示能够解决此类问题;④指导“学法”设计问题;⑤利用资源设计问题;⑥便于“自测”设计问题。 (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 这是介于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问题,问题有多种类型,也分为许多层次。国外有人将问题分为呈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类。①呈现型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或教科书给定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其思路和答案是现成的,呈现型问题的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可以用一个图示结构完整的体现出来。如“试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这类问题多为教材中重点问题,一般是重大事件的背景或原因,内容与过程,结果与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一般可将教材中现有的文字表述作为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学生一般要熟记的问题。②发现型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未提供新见解,但从学生认知个性来说,却是独立的发现,是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和思维发展,就是真正的创造和发现。发现型问题有几种情况,一是需要概括、归纳、综合的问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统一等方面有哪些大的政策调整,有哪些理论创新?”二是需要分析论证的问题,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外还有比较、评价等方面的问题;③创造性问题是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是发明的先声。“发现型”和“创造型”问题都具有创造价值。这两类问题体现了提问者的自主性,执着的追求性,个性思维和开放性特点。但是,对于中学教学来说,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发现型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参与问题设计,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向老师提问比教师提问学生更有意义。问题教学在预习、导入、课中、课尾以至课后,学生都有权利不断提出和补充问题。尤其要鼓励学生提真实的问题,不设禁区,不鄙视学生提出问题的幼稚,真诚地欣赏学生不断 萌发的问题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和合作地解决问题。 (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 “问题解决”是在创设多样问题情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主动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并从各种途径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问题教学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只是解决已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新出现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问题教学的归缩是新问题的产生。 “问题教学法”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时,有教师的释疑,也有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讨论,师生共同释疑,更有教师逐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解决问题的探索。有人更主张把解决问题的义务由学生承担,让课堂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领悟学习方法,训练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学生解决问题。①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分清问题的结构和层次,分层处理问题;②给足时间,充分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③展示问题解决过程,尊重学生的创造。要以独立或合作探索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抓住教材和学生理解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学生创造,充分展现思维过程,保护学生的创造权;④正视学生个体差异,珍视学生的批判。无论问题得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学生思考的成果,都要尊重,要让学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萌生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习热情。⑤为解决问题提供设备帮助与智力支持。 “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①从教学方式的角度考虑,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②从逻辑方法角度考虑,弄清问题的结构和类型,提倡解答一个问题,力求寻找多种途径,因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甚至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是开放的。③解决问题一般或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或采用辨证思维等方法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教学的本质思考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和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准备、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该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入手。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教学正是适应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创造精神的培养正是历史问题教学的本质所在。 为什么历史问题教学是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手段,好方法呢,那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是思维和深入学习的起点。在问题教学中,问题设计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系,两者有机结合是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突破口。历史问题教学从那些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历史问题教学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灵活思维。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去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和方法,说穿了就是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如果所设计的一个个、一组组彼此联系的问题群符合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水平和认识规律,并辅之以适时的启发诱导,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第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第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 ②深层思维。能够在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设计问题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境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培养历史思维的概括性。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诸多个别的特殊事物中概括归纳出一般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的认识,与运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去指导认识个别的特殊事件的演绎推理能力,是培养学生思维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思维概括性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思维发展的基本反映,问题教学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概括性是大有益处的。 ③批判思维。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不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得到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这就是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没有批判的世界将是一片灰色。历史思维批判性的培养,会使学生在醒悟和批判中,变得越来越聪明,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刻。 ④创新思维。历史创新思维培养,一般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历史总复习阶段进行。这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是思维属性的最高形式,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思维活动的每一过程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次思维活动都应该具有创造的本质。平时我们所见到的独特的见解,新的概念,定律、公式、新材料产生,新颖的论证方法和做法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突出标志。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学生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历史思维的求异性,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历史思维的准确性,历史思维的迁移性等等。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主要通过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学生的质疑问题等形式实现。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转变中,从历史的哲学思考中,从人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从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史观及规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历史问题教学的实施方略 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历史问题教学,其内涵包括历史问题意识培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同时,现今中学历史高考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高考命题已向“浅知识、新情境、热问题、重综合、重能力”方面转变,历史学习特别是历史复习,要让学生在突破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科内部综合和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为此: 第一,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和提高自身素质。①学生质疑和教师提问要适当互补;②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多一些宽容,对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及时加以肯定。把教师的信任化作学生进步的动力。对于学习中学生提出幼稚、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要允许学生出错,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欢迎质疑,欢迎争辩;③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放式教学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学生共同研究。 第二,具体落实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①以“问题”为引导,指导学生搞好历史学习,学习前可以书面问题的形式指导学生从历史条件,历史阶段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自我预习,检查学习效果,对于学生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理解,作为重点分析内容,对学生能联系其他学科知识,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历史现象,这种超书本知识范围,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教师要加以鼓励。②以“问题”为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问题教学要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历史,构建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历史复习的教学重难点。现今的高考中,历史学科的知识考查以学科主干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主,这是高三复习教学的重点也是肄业班历史教学的着眼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成了教学的难点,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突破主干知识,并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思维习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培养学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方法等形成良好历史思维习惯,在评价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等思维方式,全面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另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文献等的比较问题中,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固定的历史比较方法与习惯,同时得出一定的历史启示,以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功能。在对历史事件,政权组织,政治运动等性质分析提问中,形成分析性质的一般思维角度与方法,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时,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历史的思维习惯。⑤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某一阶段、某一专题、社会热点作为问题设计的中心,既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内部的综合能力,又可培养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⑥以“问题教学法”指导学生的历史课后学习。 第三,提供学生课堂教学以外历史“问题解决”的学习平台。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必须给学生提供“问题解决”学习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发展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开展在线讨论,异步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BBS系统中建立学科主题讨论组,教师设计能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让组内学习推向深入。二是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碰到的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展开,根据分层教学的原则,可以鼓励学生作为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立项,然后,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我们深层次教学和学习服务,从而从实战角度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 创新,已成为时下教育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不少具有强烈求索和实践精神的教学工作者及时实现观念更新,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向课本质疑,向资料、老师说:“不”。这些,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试图创新者脱离教材,学生和社会实际,违背了创新的真谛,造成历史教学中某此无序状况,表面看来很是花哨、闹热,实则让受教育者无所收获或少有收获,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大致有下几种:理插科打诨。课堂上开玩笑,讲佛教、讲到鲁智深醉打山门、《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厅的自画像变形之美。博得学生一惊一笑,以为这就是创新。二是滥加臧否。课堂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个人之好恶,道听途说之材料,任意评说,引起学生认识混乱,以为这就是创新。三是放任自流。课堂教学胸无成竹,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扔下几个问题,不加引导与指点,让学生争争吵吵,无结果而散,留下认知上的空洞或缺陷以为这就是创新。四是活动取代。有的以参观、讨论取代教学,或以“电灌”取代“口灌”,缺乏与课文的有机结合,仅仅停留在历史教学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以为就是创新┉出现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创新教育的裨理解有误。创新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应21世纪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该是勉强为这,形工序义的,而就该是贯穿教师创新意识与求实作风,精心筹划、设计与操作,确有成效的。 历史教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短程能力的关系。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能力源于知识。试问,对基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空都茫然无知,你能说他有历史思维能力吗?当然,知识又有待于转化为能力,单纯地提“知识就是力量”,也有片面性。知识必须经过加工、联系、拓展和重组,才能在今年内后的实践中应用于。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关系中的盘根错节、风云变幻,深长思之,仍可从古今吵外历史现象中找得巫通之外。水有源,树有根,在历史教学分明新中,必须注意知识与能力并重,舍近求远何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能力的作法是不可只传授知识,不教给学生思维方法,不培养成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是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继承,又要讲发展,对传统教学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实际化教学,有形有影有声,入眼入脑,活泼感人,这是创新;站在讲台上,一本书、一支笔或加一幅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师生心灵感应,产后情感受上、意识上的共鸣,这也是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表面,而在实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堂灌“辩护。不过,我前历史教学工作者有必要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做文章,使自己教学更趋完美。我们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排斥先进教学手段,而应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同的,可否试它一试?课堂气氛过于沉闷的,可否注适入一些新鲜空气、启疑、激疑、释疑,让教学过程式充满思辩性、挑战性、生动性呢? 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历史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因课而异,因材而异,因人而异。变化多样的教学形式往往能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感,形式活跃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适宜的载体。在这方面,不少教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创造。有的把讨论引入课堂,让学生阐述观点,说明道理,甚至围绕一些史不界尚有争论的问题,把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一形辩论。如郑和下西洋、殖民主义的后果、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都可分为辩题。不必担心学生越辩越糊涂。 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的课堂争鸣只会带来学生热情的高涨,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高。 四是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历史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总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还有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如历史教材的相对稳定与史学材料的大量涌现,信息剧增的矛盾,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矛盾。所以历史教学分明新不仅要注重课内,还要充分利用课外,只有课内外双管齐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历史思维,历史创新能力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形式可供利用。如结合教学,有计划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考古遗址、图片展览等;组织学生到学校和地方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组织学生参加学佼、地方的历史知识竞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片评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演讲以及历史小论文比赛活动等。课内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主阵地,课外活动则是课内的延伸和深化。在这是,必须注意的是,课内与课外,不能成这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要努力形成契会点,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丰富的知识是创造的先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其他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纵览古今,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就谈不上创造才能的发挥。学生的知识面愈广,愈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其创造力普愈强。 “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我们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我们的作为21世纪建设人才的价值取向、人文素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素质紧紧相连。我们应该站在“面向现代化、不懈的追求,研究和实践历史教学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开拓出中学历史教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广西教育学院政教系 李露）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新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就历 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它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注意和忧 虑的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和贪图享 受的思想，正扭曲着一些人的灵魂，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代 化建设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多地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即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不但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保证物 质文明按照既定的价值导向健康地发展。传统美德是现代化新道德的基础，是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思想材料，其 内涵我们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义，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对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激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挖掘丰富多彩的典型素材，寓道德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可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历史学科的特殊功能所在， 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不胜枚举的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极好素材，针对当今改革开放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思想的实际，我认为当前在历史教学中应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精忠报国 在封建社会中，报国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众多的士大夫以一死报君恩来昭示自身的气节，但更多的 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如苏武饮雪吞毡、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贯长虹、戚继光英勇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 、陈天华钟鸣狮吼、谭嗣同快哉赴死，都是在国难当头之时，或为国御侮，或抗争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从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都表 现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高风亮节。 2.天下为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如墨子推崇的“摩顶放踵，利于天下而为之”、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主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博大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精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者，光耀星繁，代代相传 。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班超立志边疆几十年，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3.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自古褒扬勤劳俭朴的美德，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史书上不乏这方面的箴言，如“一生 之计在于勤”、“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等。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如马钧发明翻车、李春建赵州 桥、黄道婆改良纺织工具……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生动事例。墨翟、隋文帝、王安石、范仲淹、明成祖、曾国 藩等，均可谓节俭的名人，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节俭的模范。 4.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传统意识，提倡做人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事业要“废 寝忘食”。自强不息，奋勇进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志气，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住，它使我 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使我们历尽艰难而不衰亡，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战斗力。 历史上不乏前人自强不息之记载，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左丘失明而作《左传》；孙膑双脚被膑而作《 孙膑兵法》；司马迁被处宫刑而发愤十五年著述成《史记》。这些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生动事例，将激励学 生为实现理想而奋勇进取。 5.立志勤学 从古到今，炎黄子孙立志勤学的言论、事迹比比皆是。从古人的韦编三绝、墨池、划粥、悬梁、刺股、囊 茧、映雪、借书、挂角到今人的为民族昌盛而学，为中华崛起而学，其精神感人至深。立志勤学是一种民族责 任感，是人才成长必须具有的精神，也是事业成功，国运昌盛必须具有的精神。 6.仁者爱人 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它除了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外，对于协调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教育青少年懂得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做到“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杰出人物热爱人民的事例，如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扁鹊周游列 国，为民治病救命；林觉民“将爱你（妻子）之心去爱天下的同胞”；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壮举，都充满着对人 民群众关心、热爱之情。 三、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有两条：一为历史课堂教学，一为历史课外活动。这里，就历史课堂教 学方面谈些做法。 教师是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德育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德育内容与手段 ，达到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目的。 1.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总是要通过一节节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的德育目 标时要明确、具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才华横溢，诗艺高超，而且具有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怀民 情等高尚的思想情操。应当以此向学生进行做人要德才兼备的教育。在制定目标时，还要注意恰当。如果脱离 了所教内容空设目标，或超越学生水平制定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2.深入研究教材，把握丰富的德育内涵 中学历史教材涉及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教师应该时刻把 “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作统 筹安排，通盘考虑，根据各个时期教材内容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任 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1)说理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说理，即人们常说的“晓之以理”。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寓教于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具体事实的知识对于形成观念和信念，起着很大作用”。教师在叙述历史时 应始终用丰富鲜明的事实来揭示传统美德思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知识中提高 认识，懂得道理，逐步形成有关的观念和信念。二是要启发诱导。中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倡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的说服教育。《学记》载：“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此，思想教育不能采取 硬灌的办法，而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中悟出真谛，在心灵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三是要联系实际。这是指针 对学生存在的思想疑虑和不良行为进行教育，但教育时要注意分寸，抓住要害。如特级历史教师蒋炳光看到一 些学生不爱惜劳动果实，浪费粮食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他在讲“文景之治”时，着重讲文帝提倡节俭，景 帝爱惜谷物的事例。景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蒋老师对学生说，一 个封建皇帝尚且知道崇尚节俭。爱惜谷物，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怎么能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呢？这样 寥寥数语，就打开了学生的心扉，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2)情感陶冶。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们对种种历史现象 、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常常怀着不同的情感，而情感是思想品德、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动之以情，以发自内心之情去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学生以爱憎分明的情感熏陶。情 贵于真。教师要有充沛的、真挚的情感，就得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教师要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要 “自我塑造”。 在教学中进行情感陶冶，使用电化手段作为辅助会收到奇效。利用电化手段可创设情境，“再现”已消逝 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调动起学生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 感染和教育。 (3)榜样示范。一位法学家说得好：“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重视榜样教育，孔子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 “见贤思齐”。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榜样是启发学生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教育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针对中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创造发明、英雄事迹、豪言壮语或隐性的内容进行讲述，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可供 学习的榜样。 (4)对比分析。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可以收到烘云托月的教育效果。中国历史上有对祖国对 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有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恶霸、流氓、地 痞；有为保卫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委身外敌，卖国求荣的不屑之徒；有一心为公的共产主 义战士，也有追名逐利的剥削阶级野心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历史教学在贯彻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历史教师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几种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如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 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 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 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 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 可见,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一个成熟的教师,其教学思路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有条不紊的,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 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点”,以“点”带“面”。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即座标。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公元1—2世纪,西方有个罗马帝国,东方有个东汉帝国,不同的是前者是个奴隶制帝国,后者是个封建制帝国。讲到现在的“中东和谈”,就说一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现代的几次中东战争,帮助学生分清是非曲直,并介绍一些书目让学生去借阅。这种点面交叉法,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我们教育界有一句老话叫“给学生半桶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坚持看书学习,特别是注意收看电视新闻、专题报道,阅读报纸杂志,以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课时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材料。我收集资料的办法多种多样,或做索引,或剪报,或抄录于卡片和笔记本,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作业做得好的我也保留下来。我把这些资料归纳分类,使用起来很方便。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历史课的过程教育法 整个教学过程可分为三大环节: (一)备课环节。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备课三步法”。第一步,备教材,知道“教什么”(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步,备学生,明确“为什么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第三步,备方法,掌握“怎么教”(开头、中间、结尾)。一节课上得好或坏,关键是看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二)上课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满堂灌”,搞“一言堂”,以讲授为主。我主张课堂教学应该 把重点放在搞好“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方面。“教”以“导”(引导)为主,“学”以“思”(思考)为 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三)课后或课外环节。这个环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有两大任务:一是消化课堂教学内容,扩大历史知 识面;二是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历史教学技能。历史课外活动有多种多样,如“参观名胜古迹”、“历史知识 竞赛”、“历史故事会”、“历史园地”、“历史游戏”、“历史剧讨论会”,等等,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 又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是我上历史课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还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是十分粗浅的。教海无涯,学无止境,十年教师工作所积累得的这些点滴经验,只不过是我在教学海洋的岸边所捡得的几枚贝壳而已。 历史教学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那么在历史教学中留下的应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历史教学要留下的应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现结合人教版初二《历史与社会》的内容,针对初中学生普遍存在的思维缺陷(如考虑问题时容易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从而在历史教学中点燃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变得聪明。 一、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周围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把握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例如,教材下册第五单元第三课“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中以“新航路的开辟”为中心,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为此,在教学中,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2)为什么能开辟新航路?(3)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学生思考回答后笔者进行了总结:(1)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东方遍地是黄金”的诱惑,西方各国急需向海外扩张以获取原料和市场,而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交通却被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因此,西方国家迫切要求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2)地圆学说的流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3)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欧洲居民移民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残酷的奴隶贸易使黑人从非洲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野蛮屠杀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亚非拉许多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全球联系加强了。这些都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与新航路开辟构成了因果关系。这样教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 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许多亚非拉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这些亚非拉国家的长期落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的绵延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而八年级上册综合探究一——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中“怎样评价他们的做法”,本身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来看文物保护和旅游业、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教学,能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问题,并把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例如,教材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中有一段关于科举制度的对话,学生不易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形式,主要可归结为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度和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然后问学生:“为什么对科举制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了解科举制度对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早期的科举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史称“八股文”),已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钳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同的人对科举制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据科举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的。在这里,笔者对学生强调了一个“变”字,以引导学生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利与弊、对与错可以共存于同一事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对秦始皇评价前,笔者要求学生看书归纳出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并思考、讨论以下问题:(1)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有人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不可没。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3)陕西西安的“ 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这一浩大工程?(4)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为什么?(5)有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6)综上所述,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物?通过对以上系列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懂得:(1)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民心所向,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建兵马俑,横征暴敛,在当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因此,秦朝的灭亡也是秦朝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2)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但秦始皇筑长城,凿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国家统一,对当时社会发展又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由此,我们要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能看到他“焚书坑儒”、横征暴敛的一面就说他是个暴 君,也不能因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等就说他是个明君。 四、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后者才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因为,历史事件的发 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本质往往被历史现象所掩盖,所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也要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历史本质的能力。例如,通过教材下册第六单元第三课“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教学认识中国近代的苦难历程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分两条线:一条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这是一部挨打史、血泪史。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中国“屈辱的岁月”从什么时候什么事件开始?为什么这段历史是中国“屈辱的岁月”?地大物博的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学生进行回答后笔者再加以总括:对造成中国“屈辱岁月”的原因,我们既要正面分析列强的罪恶,也要反思我们民族自身的不足,以寻找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通过引导学生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实力、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缓慢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艰难行进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加之近代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致使中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缓慢,这又扩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差距。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史的演变轨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双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本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辩证法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予以贯彻实施。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文/李毅 内容摘要:历史教学互动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来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一、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 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有: 1.师生互动是一种非对称性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计划作出反应,学生则以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教师能引导和控制互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学生则是被动的,被引导的。 2.师生互动是一种教师对学生实施高控制和高约束,学生对教师采取高服从和高依赖的人际互动。 3.师生互动以事物性为主,情感交流很少。 4.师生互动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为主:这种互动现状有正负两种功能。正功能体现在技能的习惯,负功能则表现在不利于学生尊重需要的满足和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上。 5.教学互动中,师生互动多,生生互动少,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则更少。 二、研究的假设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假设 根据对己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教学互动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2.影响教学互动的第一位要素是学生的特征,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教材的编写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教材内容量大,就没有互动的时间。 3.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确定教学互动类型,并据此设计出5个教学互动案例。 2.以设计的互动案例为实验因子,训练师生互动能力,教师与教材互动能力,学生与教材互动能力,观察其变化。并辅以个案观察法,从定量、定性两方面分析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的影响,探讨教学互动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一、归纳教学互动的构成要素 本研究将教学互动归纳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四个方面,并以四个方面设计的42个问题,作为评价教学互动水平的依据。 二、确定互动类型,设计实验因子 表1教学互动类型的比例 表1 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首先对实验组、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他们具有同质性。 2.施加实验因子,进行现场实验与观察实验组学生除正常教育外,增加互动活动实例训练,每节课增加15-20分钟,每次互动结束时,由老师根据互动表现总结、评价、强化好的互动行为,逐步提高教学互动水平。并由教师对典型互动案例详细观察记录,以便实验结束后作定性分析。 3.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根据教学互动的构成因素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学生进行个案追踪观察,详细记录互动持续的时间、发生的背景、互动双方扮演的角色,互动的具体过程、典型的语言、行为和表情、互动的结果、后果、互动原因分析及评价。观察对象的选择,根据前测中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数,求出所有被试学生在互动各方面的平均数X,标准差S,每周2次课观察,每次35分钟,由指定学生记录、老师评定。 4.其他辅助方法 让实验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个“学生历史小档案”,记录学生的自我评价。 5.后测: 实验后再次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实验对提高教学互动水平有效。 6.评分与统计: 将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填人事先制好的表格内,求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的X和S,进行Z检验;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因素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定量分析,根据个案追踪观察材主料作定性分析,从而探索教学互动的特点及规律。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能力的影响 表2教学互动测量比较表 表2 由于p〈0.01,因此认为互动训练能提高互动水平。 (二)互动训练对互动水平各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3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要素实验前后比较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前对二组的互动各要素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经4个月互动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教材互动方面,二者差异显著。 五、讨论 (一)教学互动训练能够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互动训练可以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互动训练后,互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用许多实验证明,外部剌激能使学习者发生相应反应进而习得某种行为,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化。通过改变所施强化的种类、程度、频率或方式等等,可以有效地控制互动行为的学习,都是极其有效的。要卓有成效地塑造学生的互动行为,培养其互动能力,强化是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提高。 (二)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学互动水平的关键因素 教学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应通过自学和求学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知识。如果一个老师谦逊、博学且又善于教学,学生的积极性就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就愿意学习,与教师的互动频率就会增加。另外,教师要将自己造就成值得推崇的模范,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的发展和形成,用自己的性格去培养学生 的性格。因为品质优秀、素质良好的教师是一种最有力的教育手段。2.学生因素: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性。 作为教师应怎样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坚持内因为主的方法: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实施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的方法应新颖有趣。不仅要把学生的学习由“学会”转为“会学”,要让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要使得学生“愿学、好学、乐学、勤学、独学”,要开发学生在没人要求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本领,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 (2)充分注意外因的作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但也十分重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习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学习内容都感兴趣,所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适当多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表扬、鼓励和奖励,逐渐增强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应当认识到:如果只依靠内部动机,那么,一旦学习的目的达到,学习者的需要就可能衰弱。如果同时注意对外部动机的引发,学习者就会有足够的力量。 (3)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注意因材施教原则,即从客观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别特点:根据学生的个别具体情况和水平确立个人具体学习目的;要看到每个人的亮点并容许其用自己的优点去弥补其不足。 (4)创设“问题情景”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多角度、多方位设计思考题,发展学生横向、类比、逆向、联想等发散思维,使学生不单单停留在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表层,而且能利用现学知识,结合己学知识去创造、去探索、培养发散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在《“”十年内乱》中问到:“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当时人有哪些警醒,对后人有哪些教益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问问题,使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 (5)正确运用比赛等形式:研究表明,人脑处于竞争状态时的学习效果要比平时的学习效果好得多。“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教学实践也反复证明,学生对即使是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竞赛活动,因渴望竞争取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忘记事件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为此,教师应设法把课堂变为“智力竞技场”,积极创设竞争氛围,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自学比赛活动,如抢答比赛等。 各种竞赛活动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最佳学习状态,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率,同时培养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竞争意识。 第二、学生间的互动: 1.学生间互动的类型: (1)全班教学法:此方式能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专心致志、主动学习,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个别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宜采用此法。 (3)同桌活动:此方式适合于简单的问题。 (4)小组活动:此方式适合于有一定难题的问题。 2.学生间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内容上:学生只有面对自己熟悉的材料才会产生讨论和探求的兴趣,才会有抒发自己感情和观点的需求,也才会有话可说,并在积极参与的活动中获得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可事先就所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讨论话题,让各小组选择;如果学生对教师预设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自拟题目。 (2)时间上:老师用多少,学生用多少,学生间的互动又用多少,什么时候进行学生间的互动,都应充分考虑。只有保证学生的互动时间,互动内容才会有深度,否则只能停留在表层,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互动中,如果有的小组已提前完成任务,教师应将事先准备好的话题布置下去,而对有可能超时的互动要给予及时提醒。另外,也可通过教师与学生协商时间来确定。因为通过磋商有利于学生增强监控意识和责任感,并提高互动中学生的参与率。 (3)要创设偷快、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或诙谐的话语增添轻松的学习气氛,只有在放松状态下,学生才乐于参与,学生的互动才会更加有效。另外,教师在表达语言时,语气要自然、态度要真诚,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才会拉近,学生也会高昂、无拘无束,学生间的互动也能在亲切、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4)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组: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也不同。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可将学生分为以下六类:努力学习型、默默无闻型、社交型、附庸型、游离型和厌学习型。由于学生的性格不同,参与互动时也是不均衡的,厌学习型是由于基础薄弱,想参与活动却又力不从心,为掩饰内心的自卑而置身事外导致厌学,这样的学生如果和努力学习型的分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些。默默无闻型由于性格内向,喜欢自己琢磨,喜欢独处,不善于在人前发表意见,他们有能力说,有的甚至还是学习尖子,但不善于争取机会,即使听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也不加反驳,因此他们如果和社交型的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5）要向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比如可适当准备与教学相关的图片,学生通过图片更易于掌握知识,更促进学生间互动。教师还应提供与学生互动内容有关的补充材料,使学生自如地表达相关内容。同时,还可以提供因特网网址和报刊杂志等。 （6）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在分配好小组后让学生参与互动时,教师本人并不是无事不干,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点拨,例如引导学生围绕课文中心发言,不要离题太远。尤其要关注厌学型学生在互动中的表现,让他们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互动中还可把学生的重要观点或创见写在黑板上,这样可使学生受到鼓舞,并起到引导作用。 (7)要有评价:对小组互动,不仅要有整体的评价,对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作适当的评价。对互动结果要及时展现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其完成学习任务的责任感。 第三、教师与教材的互动: 1.教师要利用教材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要把历史学习和生活经验相结合。教师可以通过采访、个人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所敬佩的人、所喜欢的历史事件。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基础及其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再做进一步的迁移,将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能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同时也帮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处理日常生活实际问题。 2.将教材内容以媒体方式呈现: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巧妙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媒体,丰富学生的视听形象。教学媒体包括录音、录像、挂图、投影、电脑等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起到调节情绪、设置氛围、引人入境、诱发联想的课堂功效。例如: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辑了部分录像,在学习《“万方乐奏有于阗”》中,还将选取六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彩色打印出来,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学生与教材的互动: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各种表现方法来体现教材的内容。如:对内容生动的课本剧可让学生表演,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满足其表现欲,如介绍满族的礼仪“打千”；再如,学生通过写论文等形式来学习教材内容,使 知识学以致用,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努力学习型的学生,可让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与策略,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互动参与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培养其自学能力。(三)互动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是指人在形成自我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内化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进行自我控制及表现其社会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发展学生的交往能力,从而有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 总之,课堂互动方式多样化,教学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一种方式都用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互动,要科学地组织互动,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 （浙江省丽水市 孙龙基 胡群英）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认真落到实处。乡土 历史教学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乡土历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受祖国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 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此话很有道理。 几年来，我们从听课中发现，中小学生对乡土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山水草木，人 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了，把爱国人 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 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使初二《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如学习《社会》第三册第 七章《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重要的水利工程”一目，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参阅丽水地区乡土 教材中《浙江省最早的水利工程——通济渠的修建》一节。让学生知道，通济渠是处州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丰 碑。1400多年来，它一直在发挥作用，使碧湖平原成为丽水地区最大的粮仓。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章时，教师可讲述乡土历史教材中的“方腊起义与处州人民的斗争”、“处州人民反对金、元贵族压迫的 斗争”、“处州叶宗留起义”和“处州人了抗倭斗争”等内容。近现代史部分中可联系讲述的就更多了。它由 近及远地使学生懂得，处州人民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 内容时，教师可联系乡土历史的相关内容，说青瓷、石雕，论宝剑、香菇，评述这些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为祖国赢得声誉的工艺品和特产时，学生会激荡一种民族自豪感。学习《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章时，乡土 教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无论是处州籍的还是外籍文人学者，都为处州创造了光辉的科技文化成果 。学习这些内容，会使学生激动不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在学生中潜滋暗长，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情感培养，是空洞说教所无法替代的。 近在本乡本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遗址，可供学生参观、考察，有些史实还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从中得到 一些感性知识，培养学生的情操。丽水地区七县二市，著名的名胜古迹有64处，重要的纪念地、烈士墓8处 。如缙云的仙都、丽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门洞、庆元的西洋殿、松阳的延庆寺塔，龙泉的九姑山，云和的龙 眼洞、景宁的时思寺、遂昌的遗爱寺以及牛门岗新石器遗址、大窑青瓷古窑址等都名闻遐迩。青田的同 志题词纪念碑，景宁的李振彪烈士墓，青田、龙泉的革命烈士陵园，丽水厦河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等都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通过历史考察和调查研究，增强了历史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了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材料，切 实搞好乡土历史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丽水地区虽然地处西南山区，但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长中占有一席之地。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处州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令人瞩目，可谓是“人杰地灵”。 杜光庭（缙云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南宋著名学者鲍彪（缙 云人）著作颇多，主要的是《杜诗注》和《战国策注》。南宋龙泉人叶绍翁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诗句，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松阳人张玉娘是与李清照等齐名 的南宋四大女词人之一。南宋时著名的医学家、青田人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源论粹》一书，创立“三因极一 ”学说，对中医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元末明初的刘基（青田人）学问渊博、才智非凡，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四先生”中除了刘基，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也都是 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对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朱明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明初著名学者、龙泉叶子 奇的《草木子》是我国著名的笔记之一，它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乡土历史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丽水地区畲汉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压迫斗争 。如北宋方腊起义时，霍成富、陈箍桶在缙云举旗响应，后壮烈牺牲。为反对金、元贵族的压迫，缙云人詹友 在靖康之难中忠贞殉国；丽水人姜绶忠贞不屈，被金人杀害。丽水人刘倚友在东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遂昌人 龚楫战死和州，名垂史册。龙泉人何志同、鲍廉，青田人林融、季文龙，缙云人曹天骥、曹天骏兄弟都为反对 金、元贵族压迫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现代的乡土教学更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太平军两次进军处州时，爆发了陈二麻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赵起为首的金钱会起义，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丽水地区兴起之时，处州爆发了 以会党为中心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成立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使处州革命斗争生气勃勃，刘英、粟裕等英名永远留在 丽水地区人民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分别前来我区视察和慰问。还为 青田东源小学的创立作了“中华民族新希望”的题词。 丽水地区虽是山区，但处处有宝。龙泉宝剑“寒光逼人，削铁如泥”，是闻名全国的工艺品。它名扬四海 ，在1915年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青田石雕饮誉国内外，它作为商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妙绝 伦的石雕代表作如《葡萄山》等，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山珍海味”之一的香菇源于我区的庆元县。 庆元县不仅是中国香菇种植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香菇种植的发源地。龙泉青瓷是我国青瓷的代表，有“薄如纸 ，明如镜，青如玉，声如罄”的美誉。通过教学，我们可以启发中小学生立足家乡，放眼全国，胸 怀世界，促 使他们树立为建设家乡美好的明天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近几年来，我们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结合统编教材认真使用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浙 江省丽水地区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历史》，并列入结业会考范围。据我们了解，全区绝大多数学校都能按此要 求授课，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绕有兴趣。庆元县屏南镇中学成立了乡土历史兴趣小组，在历史教师指导下举办 专题研究、报告会，联系实际进行乡土史调研活动。该校陶学海同学撰写的《地编乡土教材〈历史〉的点滴争 议》一文在1994年地区中史年会上获得好评。1994年丽水市城关镇举办乡土历史知识竞赛，多数学生 参赛，实际上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5年11月，地区教研室召开了一次乡土历史教学研讨会，动 员历史教师利用乡土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乡土历史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关于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一、让学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我国是人类祖先最早发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带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今天仍是奋斗不息,前进不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我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还有灿烂的文化。通过向学生进行祖国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文化传统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结合我国已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将为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从而使学生坚信祖国“四化”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再现祖国的辉煌。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 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自“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八年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平定了达赖叛国集团,赢得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又一重大胜利,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目前香港、澳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在台湾问题上,去年1月30日,主席发表讲话:“作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也好,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谈判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双方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述这些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光辉范例和生动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在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针对性地选取素材,突出重点,是能够通过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生动事例给学生以启迪,在他们的心田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引导他们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历史教学论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门既深刻严肃又丰富生动的学科,如果我们只注重了它深刻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丰富多采的一面,只注重了它严肃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生动活泼的一面,则往往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退缩、畏难、回避的情绪,从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充分调动各种有效手段,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是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创设学习历史的情境则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手段。那么,如何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和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呢?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探讨一条让学生参与历史、亲近历史、学好历史的路子。 一、营造学习历史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和愉快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激发学生灵感的源泉。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是人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培养的。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对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学习情绪,主动、积极地从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铸造人格,提高素质。所以,教师要让学生以极高的热情、极大的兴趣投身于学习、参与教学。课堂教学的主体——人(教师与学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在教学中,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氛围对于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设学习历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所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教学中我尽量利用各种手段,创设引人入胜的意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探究的动机。一开始学生们还有一些胆怯、害羞心理,站在台上不自在、别别扭扭的。那么,如何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摆脱这种心理,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呢? (一)、注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影响 由于教学内容的严肃性和认知上的距离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情绪状态尤为重要,稍有懈怠,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气氛低沉状态,因此,在实际中我非常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情绪,让自己在精神饱满、情绪振奋的状态下进行教学活动。只有当教师自己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学生才会处在一种兴奋的情绪状态下从事学习活动,并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激起他们参与的动机。当师生在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情感心理场,课堂教学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素养的情感调控能力外,教师生动的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言)的运用对课堂氛围的创设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积蓄好自己饱满的教学情绪,认真设计好自己的教学语言,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学到英国侵占我国香港时,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由于事例是学生自己找的而且受到老师的信任和赞许,他们有一种“成功”感,而其他学生也萌发出“欲与他人试比高”的情绪,学生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如学习《》内容时,我引导学生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辩论,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对于有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重难点内容我先布置学生回去看课文、看课外书、查资料,上课时可以让学生带着资料上讲台当“老师”给其他学生们讲解,我一般针对同一个重难点要找几个学生带不同版本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去讲解,我在边上只起“导演”和“旁白”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够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重历史作业的创新 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的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我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在高中文科 历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诱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能 开发出来，是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教育面向现代化，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今天，改变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身上，把提高学生素 质当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当务之急。笔者就此浅谈在高中文科历史教学中的几点具体作法。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在教学实践中，我依据“双纲”（即《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考试大纲》），认真钻研课本， 把课本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要求和通过学习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心中 有数，目标明确，既能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课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课本中的大字部分，是历史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于小字部分和一些图表，也必须指导学生去阅读，这对于加深理解主要内容及拓宽学生 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就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内容，归纳材料中有效信息 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我在近十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中通过对课本的大字与小字、文字与图 表的联系贯通，引导学生多思、多问、引伸和拓展，充分利用课本中智能因素，对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能力大 有好处。 然而，许多学生却不重视或不知道应怎样重视课本。特别是在复习阶段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对课本内容已经 熟悉了，于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看社会上搞来的一些复习资料上。针对这种情况，我除对学生进行反复 说明外，还利用课本上的有关内容，编制成一些问题，以此督促他们认真阅读课本。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 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四个材料，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1）四则材料反映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持何态度？ 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2）结合材料，说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的原因。 （3）你对的上述言论有什么看法？ 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供的有关材料，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课本 主要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可设计一些问题，使学生在阅读课本时，注意挖掘课本内容 中的隐性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的能力。如： 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该是：（1）“公车上书”（2）强学会成立（3）《中外纪闻》的创办（4）维 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 此题的正确答案是：（1）（3）（2）（4），而许多学生认为应是（1）（2）（3）（4），出现这一错误 就是由于忽视了课本中的“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句话。所以“《中外纪闻》 的创办”是早于“强学会的成立”的。 另外，还可将课本中的习题、思考题拿出来让学生做或对它们稍加改动再让学生完成等，以此来教育学生 重视课本。 三、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讲完一个章节内容，学生可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让学生把疑问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教 师只在一旁作点拨、引导、启迪工作。对于学生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根据具体情况给学生予以答复 或提示，必要时则给予个别辅导。 实践证明，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其印象是很深的，记忆也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 。 四、要求学生作学结 在每讲完一章、一单元及一本书之后，我总是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小结。写小结实际上是一次重新整理与 复习已学内容的过程。学生们很可能在写小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理解的问题，以便弥补缺陷， 并把分散在课本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此目的，我常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带有 总结性的作业，让学生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中共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哪些 措施？各有什么作用？”又如“我们应如何理解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危机四伏”等等。 另外在课堂上每讲一道典型例题或习题，或评讲试题时，也可让学生进行小结，其内容可包括：（1）题型 及演变；（2）解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3）多角度解题思路的方法；（4）题目的改编、联想、引伸、拓宽等 。这样做可使学生的智能得到相应提高。每次测试之后，我还都要求学生对做错的答案一定要改正或重做，并 且一定要求学生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认真讲评，然后让学生制定今后复习的计划。 五、让学生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答题过程中，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通过课堂讨论、查漏补缺，就能 澄清概念、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问题，就要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 产物？为什么？”对此，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本，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思考题，进行自 由讨论，各抒已见，然后由教师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得到正确的解答，这样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 合分析的能力。 六、让学生分析错误 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教师的 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剖析 错误，纠正错误。实践告诉我们，剖析错例往往比正面讲解印象更深。 所以，对于错误，特别是大部分学生易犯的典型错误，一定要认真剖析，让学生不仅要知其错，更重要的 是知其所以错，使学生在纠错过程中学习提高。 总之，正确树立“学生主体观”的关键在于教师转变观念，备课中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就能明显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指导----自主学习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历史教学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认识素质的教学和意向素质的培养。本人试就认识素质的教学,谈谈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作用的思考。当前,教育机制已全方位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学生会不会学习,不只看他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还在于看他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可是现实中,许多教师仍热衷于对教材讲到、讲全、讲透,恨不得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这对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由传授型向指导型转化。 其次,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地位的思考。学生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其自身的积极性,在于其内在的积极因素。教师应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发挥其主体作用,实现自主 ----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做到在教师指导下,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旨在调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根据初三世界历史的教学实践,我把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应用为 “ 三读、两讲、一练 ” 。 “ 三读 ” 指的是:学生速读、精读、复读。 “ 两讲 ” 即学生讲、教师讲。一练指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口头、书面练习。 一、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 历史科难以挤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因而合理安排每一节课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下面按组织教学的顺序进行说明。 1 、速读 ( 1 )内容:要求学生进行全文速读,着重放在教材的大字部分。 ( 2 )阶段训练: A 、教师带读约一个月 8 课时。带读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默读;二是对重点的或较短的目集体朗读。通过朗读,教师既可纠正读音 ( 尤其是古今音.异 ) ,又可使学生加深领会教材。尤其是起转折、递进、总述及感情色彩的部分。此为动口阶段。 B 、教师导读约二个半月 20 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会做标识,如时间下面划波纹线,地点下面划横线,人名下面划小三角号等等;教师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各自然段的大意,并理解段落之间、层次之间内容的关系,此法与语文教法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使学生初次选择有效信息。此为动手阶段及向动脑阶段过渡。 c 、学生自读。即自我学习阶段,此为动脑阶段。完全由学生自我学习,选择信息,自行识记、理解,并能够初步了解哪些内容还不明白,还想了解哪些。 2 、学生讲。 这一环节,教师能了解学生学习、初步掌握的情况,弥补了教师备课中对学生学习能力预见的不足,为教师全面性、针对性精讲提供了教学出发点。 (1) 要求:学生敢讲、愿讲。学生能讲、会讲。 敢讲、愿讲的关键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的问题,敢是勇气问题,要求大胆发言,愿是主动问题,要求积极发言,敢和愿都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意志。因此,如何使学生敢讲、愿讲,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呢 ? 教师应尽量多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信心、勇气,使学生感觉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哪怕是做好一道题,改正一个缺点,讲出三、五句话,对学生的微小进步都要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担心讲错,不会担心被同学取笑,就能推进差生,促进优生。 能讲、会讲的关键是能力大小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 “ 讲 ” 的方法、技巧,如何使学生能讲、会讲.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呢 ? 教师应先制定小目标,难度小,学生较容易达到、逐渐由易到难。最后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达到表达流利,又有科学性、精炼、准确的目的。当学生讲的时候,教师在组织、用词等方面做画龙点睛地指导。 (2) 阶段训练: A 、列举、讲清基本史实,如《古代希腊》一课第二目 “ 欧洲最早的文明 ” ,学生能讲清: a .希腊早期文明是欧洲最早文明; b 。古希腊主要在希腊半岛上; c 。希腊文明渊源于爱琴文明; d 。后来,因为外来力量,爱琴文明没落了。对图表、材料方面的信息,学生讲的能力还待提高; B 、准确地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如《欧洲早期封建国家》一课,学生能准确地讲出: a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5 世纪末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玉国; b .法兰克王国到查理在位时,建立起查理大帝帝国; c .查理大帝帝国在 843 年被查理的三个孙子把帝国一分为三,这三部分后来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C 、准确地阐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规律趋势,阐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的阶段特征可分为: a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英、法、美三国先后成功地用革命暴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规律的特征上,体现为相似性和差异性。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b .民族解放运动。 c .国际关系。 (3) 在组织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时间上的安排。学生回答离题太远时,教师应肯定其积极性,同时用委婉的语言尽早让其停止;学生照课文念时,教师须鼓励学生对课文内容要有所选择。 二是教师要有耐心。学生的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总体分析能力处于浅表层次,不能急于求成。 3 、教师精讲。 通过学生讲这一环节后,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矫正、指导。教师的讲是精讲,既要分析精辟、透彻,又要富有历史学科的语言特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书面、口头。 (1) 指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体系,揭示知识内在联系,这可以由板书来实现。 (2)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教师在备课阶段对教材进行剖折,把握知识内容的核心关键所在,用简明、富有启发的语言进行指导,但对重点的字、句、段,必须逐字讲清,逐段过关。 教师在精讲中,时时要以学法的指导为重。如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例:用阶级的观点评价《汉漠拉比法典》,但也要用辨证的观点来评价。如何识图,如何以图说史,如何以史说图,图史因果互证。又如纵横比较法、跨学科法等等。每一种方法的指导,都应依托教材的原文,逐步深入指导,切忌急于求成。 教师在精讲中要有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性,指的是基本要求,如上述之 (1)(2) 。针对性,通过备课中对学生的预见和学生讲的情况出发,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进行精讲。 有一点应该注意,不能认为教师讲的越少越好,只讲知识条理、框架,这样就没有把握历史学科的特点,一节课就没有 “ 血肉 ” ,没有激情,更没有韵味了。 4 、精读。 教师在精讲过程中,对精读提出要求并对学法进行指导,之后学生展开精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为教材中的难点。 同时,学生的精读也应集中在重点内容。 5 、练习。 练习可分为两部分,口头语符练习,书面语符练习。 (1) 口头语符练习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 “ 学生讲 ” ,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第二阶段即全课讲完后的练习。阶段训练:巩固、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口语表达的流畅性、正确性、及自我实现意志。我 设计的题型有: 请你谈一谈 …… ;请你说一说 …… ;假如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么办 ? 如果你是某一历史人物、你将怎么做 ? 这种问题类型比较新颖,学生的主动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2) 书面语符练习 目标一:培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运用书面语符表达的正确性、唯一性。这主要在选择、填空、判断、改错等类型题。 目标二:增强培养历史的观察力、感知力、简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初步运用史论、史观的能力。这主要运用于材料题、问答题、评述题。 6 、复读。 上述各环节结束后,不妨让学生闭目凝思,思考哪些已掌握。哪些未掌握,随后翻开课文复读。要求学生细读和比读。细读指的是学生全面地阅读课文,实现再次巩固基础知识、进一步达到掌握知识的框架结构。通过比读,实现知识迁移、能力提高、掌握学习方法。 二、总结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基本上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发挥起来。精神状态方面,学生乐于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态度方面,学生普通积极主动。学生爱上历史课、觉得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并进而树立了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正确态度。同时,学生的认识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当然,要做到这些,作为老师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全盘统筹,所以非常不容易。其备课量非常大,一是要备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你的教学才能分步,分层次进行,二、是对教材熟悉,如果对教材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其重难点,你也无从下手,那么,只能又走上传统的依样画葫芦,满堂灌的老路。 在实施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要真正地落实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指导为主导,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老师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及统筹全局,驾驭课堂全过程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表现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重难点的讲述,学生讲练结合,板书的精心设计及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都有重大的关联。经过一个学年的实践,我认为这种学习还是很受学生的喜爱,也认为是确实可行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之中 （福州一中 林树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 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 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 《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 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 ，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 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 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 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 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 ，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 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历史教学论文:论世界现代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世界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突破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同志精辟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决定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完成这个伟大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过渡的形式、途径、方法和速度也有所不同，不会按一种模式同步前进。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年轻的、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当前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国际上和各国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可以从世界现代史中找到它的渊源，通过世界现代史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进程的全貌，它不仅是历史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材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向。 世界现代史中，有许多革命导师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就明确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驳斥了对苏维埃政权“损害民主”、消灭民主”的无耻攻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⑤而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本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⑥在教学中，应结合史实阐述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因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革命得到巩固。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重要！又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革命政党，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与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因此，在革命爆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战斗政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危险。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毕竟为时过晚，没能提出明确的纲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致使革命的成果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些确凿的史实，在教学中如能予以运用，必将加深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 在教学中，还可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教育学生。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但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没有卷入经济危机，而且经过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实现了整个技术改造，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通过这“三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不少弊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各国的情况。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符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离不开它的国际环境。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要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影响波及整个世界。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的80年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 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曾信仰过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但历尽千辛万苦，结果都失败了。这就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范畴的民主革命的结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当时能在中国广为传播，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它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将各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人掀起轰轰烈烈的。1919年6月28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反帝怒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严正指出，“大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公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条款，莫如不签字。……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正”。⑦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舆论界普遍支持中国，美国议会最终拒绝批准和约与此也有极大关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两年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出现了“新世纪的曙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屡遭挫折后的彷徨之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建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确定“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沉重打击。危机不仅激化了资本制度固有矛盾，而且导致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斗争，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力图操纵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影响达到顶峰，美国妄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独占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的又一次内战。但是，美国没有力量控制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世界的局面。 通过分析研究中外历史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认清国际上各种势力是怎样促进或阻碍我国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国情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教学中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效果。各国人民都为历史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化家等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使他们热受真、善、美，憎恨假、恶、丑。至于为祖国而献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是陶冶道德情操的极好材料。世界现代史教学，还有助于人们敏锐而又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转换的潮流，在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说过：“历史的道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⑧这说明正确的历史观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是用历史科学武装学生头脑，帮助他们选择人生、展望未来、坚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迁移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法是学习能力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法应结合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历史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来进行。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 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迁移结合 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纵横联系互为因果的。正因如此,《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的发展有纵横两大坐标“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历史必须瞻前顾后、顺推逆溯。在介绍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可引导学生追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写材料,分析龟甲、兽骨、竹木简、丝绸 、麻作为书写材料的缺憾之处,进而认识到每一项发 明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艰辛的积累、总结过程,这是纵向联系;同时还可介绍在我国造纸术外传之前其他国家的书写材料,以及造纸术外传后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分析比较,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横向比较。纵横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有效迁移,既可“温故而知新”,又有利于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迁移结合 “历史学科 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历来就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对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和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功夫;解释历史事件 ,分析历史现象,评价 史人物离不开政治理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多厨史空间概念离不开地理知识。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融合一些边缘学科知识,尤其是政史文的有机结合、渗透和移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介绍百团大战时,恰当地联系语文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等篇章,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 日本侵略者”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l945年 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他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人点。为什么亚非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大河流域?为什么资本主义最早萌发在意大利?为什么中国上古时候种桑织绸非常发达的北方,到现代早已成了“明 日黄花”?为什么曾以生命之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在今 日竟被视为 “中国的忧患”?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用唐朝的着名哲学家刘禹锡“交相胜 ,还相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教学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迁移,一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则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历史与现实的迁移结合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人们了鳃自己的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认识 自我和超越 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闲此在历史教学 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的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我在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是这样导人的:先为同学们转述白岩松说过的一件事: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时曾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一个英国小姑娘不解地问她的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圣火?年轻的母亲回答说 ,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此时我转问同学,真的是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吗? 如果当时你在旁边 ,你会对这两个不明真相的母女说些什么?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 ,用一系列的史实证明西藏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这里,奥运圣火、藏独分子与历史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热点问题,学会从热点中去追溯历史。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各要素之问互动加强 ,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和人类行为手段与方式 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以分科课程为单一或主要模式的学校课程结构已经滞后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速率。”当前,“为迁移而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布鲁纳称 :迁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研究运用迁移规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迁移规律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尤显重要。不容忽略的是,迁移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 ,有利于未来的学习或对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之为正迁移;相反,起阻碍作用的,则称之为负迁移。因此在迁移法的应用方面,应该把握住“度”:注重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纵向联系横 向比较;注意同政治 、地理、文学、社会生活等的有机交融从而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历史课堂研究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增长点;历史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学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合理使用 课堂提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最为普通运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我这里所说的“O”变量，可以 简单地理解为课堂提问中老师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历史教师对“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认识不足。认为 课堂提问只是为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有个缓冲而已，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其实“O”变量只要设计的合理， 运用的恰当、及时，富有启发性，它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深化历史课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史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研究“O”变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是每个中学 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类型设计，“O”变量的功能，“O”变量的使用 原则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O”变量的类型设计 中学历史课堂中“O”变量的设计要因讲授内容、课型、讲授方法不同而不同，不能死搬硬套，概括起来主 要分以下三大类： 1、导人新课前设计“O”变量 新知识的传授依赖于旧知识的巩固，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应结合已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新授课的内容，合理 地在二者结合处恰当地设计“O”变量。通过师生之间彼此的问答，自然地过渡到新授课内容。如讲授世界近代 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章时，提问“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怎样？对世界有何影响？”导人新课。此外，新 旧历史知识的结合点，不一定就是上节课和新课所讲的内容的联系，也可以是隔章节之间同类知识或者同一时 空间的历史知识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课前设计和使用“O”变量，是检查和巩固旧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从旧课过渡到新课的桥梁， 它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它不是每堂课都能使用。如复习课，每个新的 阶段开始的一章不宜使用。 2、新课、复习课讲授过程中设计“O”变量 “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是一个课堂的核心，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 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O”变量，来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然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事件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哪些地方需要设计“O”变量，哪些地方不需要设计“O”变量，“O”变量怎样设计，何时使用，要根据课 堂具体内容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教师可试探设计和使用。 第一：需要把历史知识综合归纳，条理分类的地方要设计“O”变量。如讲授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节时，可设计：“革命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使学生对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条件、 方式、作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需要深化教材，加深理解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如：“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一章，当讲授到它的特点是最大最彻底时，发问为什么它是最大最彻底，让学生联系前三节分析人民推 动革命的表现。使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需要进行比较，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地方 应设计“O”变量，如“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一章，问“试比较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相同相异之处”。在比 较中，增强学生归纳总结能力，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之对知识更加巩固、更加鲜明。第四， 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或经验教训时应设计“O”变量。如：讲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让学生总结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联系现实，加以分析和运用，指导学生树立“学古可以明今”的观念。第五，某些咬文嚼 字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课文中一些难写的字词，学生往往会念不会写，课文给的材料学生往往读不懂，教 师要帮助记忆、分析。 3、在课尾复习巩固时应设计“O”变量 巩固提问广泛使用于新授课讲完后和复习课中，它可以使学生更深地了解和全面地掌握这节课的内容。正 如前苏联恩·伊·布拉日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条件》的论文中指出：“在上课结束时，由教师指导下提 问学生来发言，这种形式的结束性谈话，是比教师用演讲来结束要有益的多。”可见课尾“O”变量使用的重要 性。它可以使学生把零碎的片断历史知识系统起来，及时消化和吸收。此外，在单元复习或阶段性复习中，除 由教师讲清线索外，应设计一些带有难度的“O”变量配合教师讲授。 二、“O”变量的使用功能 1、利用“O”变量组织课堂教学。 当教师走进教室宣布上课后，部分学生由于受外界、生理及上节课内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精力分散，一 时难以集中到课堂上来。这时教师就应设计“O”变量及时提问，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全部精力吸收过来，专心听 课。讲授过程中，教师除用生动语言，积极思维打动学生外，还应利用“O”变量对课堂“溜号”、听课不专心 的同学加以提醒。但教师使用“O”变量时要掌握分寸，学生可能回答不出来，不能大加谴责，只要把学生的精 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就达到目的了。 2、利用“O”变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强调精讲点拨，但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课堂上教 师就象乐队指挥，“O”变量就象“指挥棒”。它指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指挥棒发挥好了，就能取得满意 效果。 3、利用“O”变量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心理素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填鸭式”教学无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合理使用“O”变量，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条件，消除师生之间的思想距离， 唤起学生对历史课内容本身的亲近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去学，而不是被迫去学，这样效果会 更好。 4、巩固历史知识，加强思想教育 在新授课的课尾使用“O”变量或复习课中使用“O”变量，不仅能使学生对新旧知识加以系统化，而且能 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深入分析，渐渐地提高他们的能力。 课堂使用“O”变量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挖掘教材中可以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三、“O”变量的使用原则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影响巨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那 么“O”变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怎样能运用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了解学生，心中有数 要想使“O”变量在课堂上发挥它有效的作用，教师必须对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一个整体了解，对每个学生的 历史知识水平、性子脾气、智力水平以及爱好特长都应摸清，然后分成好、中、差三等，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提 问他（她）难度大一点的问题，基础差的同学提问一些简单问题。压制优等生的骄傲情绪，激发差生的学习兴 趣，对性格开朗，能言善辩者多提问，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者少提问，不能压制和强行提问，否则效果差。 2、精心设计每个“O”变量 “O”变量使用的好坏，关键要看它设计得是否合理。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吃透教 材，结合知识内容和学情，力求做到小而具体，带有启发性，蹦蹦高就能抓得到。同时体现能力培养，题目要 源于教材，力求高于教材，切合学生实际，要有难有易。 3、因人施问，有的放矢。 为了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始终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能只提问好学生，不提 问差生，久而久之，很容易伤害那些不被提问的学生的感情。以为老师瞧不起他，慢慢对历史课失去兴趣，产 生抵触情绪，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每位中学历史教师都应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让学生感到你对他（她）们的爱 护、关注，让他们带着轻松、愉快、渴望的心情去学习历史。 4、要想方设法使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成为胜利者 中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们希望在全班同学面前能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好，但每个同学之间由于基 础的好坏，反应的快慢，对于老师提出的每个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回答好，所以教师在提问时要有所区别， 对于难度大的题要让好学生来回答，如让一般学生回答有可能是“不会”二字，同时使其心灰意冷，害怕提问 ，害怕上历史课。 此外，当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思维受阻时，老师要循循善诱，启发点拨，逐渐使他回答的完整、全面 。最后教师给予肯定、鼓励。如果再加上一句：“谢谢，请坐。”学生的心情将会更舒畅，以后的历史课中他 （她）将会更积极，更活跃、更有信心。 历史教学论文:分析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历史教学论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在哲学、政治经济乃至生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论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然而，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和他生活的历史年代息息相关的，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比其他理论更彻底、更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年代与社会发生的三个本质性变化，即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世界市场，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向，同时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在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时代的来临。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从这以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正是这一路高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另一层面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直接表现是人类征服自然、压榨自然、盘剥自然行为的加剧。英伦三岛上首先爆发、继而遍布全欧洲的工业革命，既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壮语都催生着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在科技高奏凯歌时，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资源，尝到了无数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嚣中人类坚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与自然分离的天人对立观念也随之加深，导致了人类更大规模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萌芽已经在悄悄生长，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蒸汽动力的规模与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滚滚黑烟中，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运行，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液，当生产与生活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大自然终于毫不留情地给人类实施了报复，造成了惨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居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最早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实质，鲜明地直接把文章焦点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动性，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与影响，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有着互动性，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生态批判最初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是让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新型结构，则使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深入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马克思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给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对立阶级简化，矛盾加剧。我们看各个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包括封建主、教士、属臣、师傅、雇工、农奴等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结构仍然复杂，但却被马克思统统归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这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冲突趋于单一，涉及广泛。单一指的是只剩下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广泛指的是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范畴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一切都变得异化起来，“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②工人们的劳动完全背离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收获，他们生活的环境“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就这样，马克思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层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的事实全部浓缩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并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欧洲迅速延伸的铁路，让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望尘莫及，火车的出现也使得交通显著扩大了规模，加快了速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欧洲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⑤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所处年代之后的社会形态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先是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殖民地划分市场的争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市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仅仅是对外贸易，而是工厂的国外转移、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等，超越了国家框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这种世界市场对于生态领域来讲，就是污染由富国向穷国的转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演变深化为资本主义富国对第三世界穷国的生态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对污染从来都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会绞尽脑汁实现“问题的转移”，①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能有效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也随着世界生态危机的加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理论延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1.直击工人生活状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且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无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液对工人生活环境的污染。在空气污染中，煤烟当属罪魁祸首。恩格斯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②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③大工业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类生命的源头――水。“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④“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样，富人区的垃圾堆也总是高高地垒起在贫民窟里，当时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① 2.直击工人工作环境。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停地劳动，因而身处的工作环境的污染给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关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岁”，②“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③关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肺结核、羊癜疯和四肢麻痹等。”④关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温度高，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⑤关于采矿工：“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⑥关于纺织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⑦ 3.直击社会“工业黑化”。由于英国的大城市最早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因而这些城市也是环境污染最早、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工业黑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在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纪初，英国曼彻斯特第一次发现了一种黑色飞蛾，而在以前，这种飞蛾只有浅色型个体。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频率稳定上升，以致于出现在所有工业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黑色型都很常见，频率高达95%以上。伴随着“工业黑化”现象的则是各种“环境公害”事件。“据相关资料统计，1846年,英国伦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万吨）还要多。”⑧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知晓当年伦敦的工业污染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也决定了伦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屡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煤烟污染的“环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业黑化”首发城市曼彻斯特及周边考察，他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① 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尔顿，艾尔克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③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理论武器，就在于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资本主义工业能以其自身的运行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就源自于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娈的本性决定，导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无他，工人阶级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工厂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哪怕背后的代价是无数工人的尸体。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惟一动力。而且，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资本家极尽所能地压榨剥削工人，从生产生活环境、到饮食、工资，无所不用其极，把工人们能干活的各种需要压到最低标准才是他们绞尽脑汁所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惟一动力。”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 3.探析社会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资本属性，二是工业属性。资本属性体现在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极度贪娈上，只要能扩大生产、聚集财富，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无限牺牲。工业属性体现在工业化生产的极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从资本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资本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资本的无穷积累，资本家丧失良知，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牺牲劳动，受尽压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③因而，从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角度来讲，必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工业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工业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生产无论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益处、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这种生产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之所以能够增长，无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既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工业生产又是马不停蹄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寻灭亡。我们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属性上来剖析，资本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人的背离，工业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背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反人类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病根，要根治这种社会病症，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1.理论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谈到批判的生态维度，也就进入了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有两个概念是贯穿始终、不可避开的，就是人与自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断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体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断进化的结果之一，没有自然这个客体，就不会产生人这个主体，而一旦人这个主体产生后，必然会依照人有其能动性这一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为其劳动的对象，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人的对外活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生产劳动。”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借由劳动来联系的。而主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与自然任何形式的沟通互动，都是自然与其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发自然是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论证。马克思以一个斗士的身份，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的结论，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然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维度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证，即生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都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拥有着，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而无产阶级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并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垃圾污染。对此，马克思论述道:“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剥削得以实现靠的就是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论证的工人阶级要进行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这种论证之下隐藏的另一层面的生态论证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获得发展权利。这种生态论证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时刻警示我们，不但要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更要实现自然解放和生态解放。 3.生态批判之后的社会建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生态批判后，给出了他有力的构想，这些构想成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声。首先，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工业生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业废物就不可能绝迹，而生产废物特别是工业废物又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可知，减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过减少工业废物，也可通过再利用工业废物来实现。关于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关于利用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和化工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工业废物的有用性质或属性，并在生产的各个部门加以利用，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废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产品。马克思提到的对“排泄物”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各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其次，各类工厂应尽可能合理地分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高度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来减少工业污染的密度，这样就可以减轻环境承受污染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达到缓解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最后，消除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大工业中的蒸汽技术是社会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使其导致大规模污染环境的是资本主义对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①以上皆为马克思针对生态问题所预设的解决措施。我们看到措施当中包括了认识上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应用，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解决措施，而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刨根问底，找到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着眼于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沿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寻觅，我们可知马克思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将批判理论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上，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比当今有限得多，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没有今天严重。时间推移到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注，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批判，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延续。反观之，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成份的现实基础，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新的维度与视角。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态总是不断地被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当人类迎来勃勃生机的工业文明之时，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厂林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浓浓黑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称其为一种文明之际，就已经看到了光辉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新一轮的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工业文明早期的生态呐喊，为今天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关注，生态批判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后，开始大力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与此同时，还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废弃工业出口给这些国家，转移生态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恶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中呼吁的人类文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今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正在走着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且距离他们还有很远。可是，我们绝没有必要步其后尘，连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也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观，“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②等等，我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研发新能源技术。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断裂的事实造成了城乡的对立，工业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壤的肥力变成了工厂的产品，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机肥料的垃圾，农村又利用不上，工业废料又加重城乡污染。从我们国家来看，应多筹划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合理调整城乡建设布局，理顺城乡关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再次，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劳动，在工业文明时期导致了工业异化，这种工业异化对劳动异化进行放大，形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侵略方式――生态侵略。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反生态殖民主义的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这种趋势在本国的变相存在，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人把垃圾屯积在穷人区，富裕地区把城市污染转移给穷困地区等等。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与人类文明与进步同步的议题。照理说，坚持“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应注重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应该关注全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和主流社会，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窠臼”。他们在国内高调关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巧妙”盘剥。他们过度开发、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将源源不断的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作“牺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它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　全球生态环境　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古已有之。人类长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时，人口不断繁衍，又加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历史学家庞廷说：“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于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见，环境问题几乎是一个与史俱来的问题。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世纪欧洲人对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样一个史例。在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属于温带森林。农业的发展导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欧洲的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从10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到来之前，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长了三倍。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森林和沼泽地都被清理出来用作耕地，这导致欧洲的森林资源大为减少。“森林起初覆盖着西欧和中欧面积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纪大移居时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结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较为恶劣。在西欧，新的居民定居点已经出现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在东欧，开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进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区域。欧洲的经历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并且最终破坏了原有以温带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可以表明这一经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态破坏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仅限于欧洲。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一是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和殖民者开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着手掠夺世界各地的林木资源。在美洲、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头一个世纪，殖民者最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红木，这种可以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木头生长在热带丛林里，要想把它们砍倒并运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佣土著，砍伐树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进入密林深处和运出红木。在头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红木贸易而消失。东南亚的森林也遭遇到类似的破坏。19世纪，英国征服了缅甸。缅甸尚未被开发的森林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达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时间被砍伐殆尽。低地缅甸在1852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运，欧洲又是这些木材的市场。到20世纪末，那里共有约1000万英亩的森林被毁。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资本扩张的天性驱使它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联系形成并越来越紧密的动力来源。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或许可以称之为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的境地。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的历史研究及相关的论著多将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耗视为一种衡量工业生产规模的指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叙述，而少从环境污染方面给予足够的考量。今天，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到处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温上升，破坏了全球生态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祸害源自于人类大量消费了从地下开采的煤炭、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集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其将污染因子释放到大气中的规模、浓度和种类来说，可算是一场革命”。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伦敦以“雾都”闻名，空气中飘浮的大量煤烟造成令人恐怖的雾气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伦敦还发生了历史上最恶性的烟雾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厂和发电厂等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伦敦的煤烟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工业城市都逃不过被污染的厄运，“从欧洲大陆的鲁尔和林堡地区，到英国中部的黑县和匹兹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这里有1.4万个烟筒群向大气中释放烟雾”。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增殖；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被雇佣者的劳动力。资本家尽量榨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增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早期及19世纪的欧美国家都普遍采用过。 欧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为争取10小时、8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表现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一剥削方式的反抗。现在，这种剥削方式在欧美国家已很少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常见。增强劳动强度的做法是资本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革新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对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工厂制度下的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规模消耗资源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们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必将使它的活动空间最大化，创造一个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广及世界的市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将可用的资源消耗殆尽。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了对外投资的形式，将资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给资本家带来预期收益的地方，这种形式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那时，资本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的扩张出现了输出资本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讲到英国要在印度建铁路网的事情时说，以前，英国的各个统治阶级对印度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兴趣。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建设就是一个资本输出量很大的项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境内铺设铁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经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的总长度占亚洲的85％。铁路建设对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殖民掠夺服务，所以，对印度生态资源的破坏就不可避免。比如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修筑铁路对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价格也随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内陆山区。到19世纪70年代，光是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万棵大树。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力图将一切物质形态，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据为己有，以谋取私人利益。马克思曾说过，“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自然物质可以用于创造利润，那么，它们最终都不过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来生产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长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当他们获得对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权以后，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成才的树木砍倒，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变现。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吸纳二氧化碳和产生清新的空气、保存生物多样性等环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态自然资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关注的事情，把森林视为生产资料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木材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公共的生态环境往往经不住资本扩张的脚步的践踏。 诚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作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证必要的生活品质的意义。但是，资本积累的最高追求决定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和赢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会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电力公司按规定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洗涤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策允许企业买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发现购买污染许可比建造洗涤塔合算，(通过购买排污额度，公司不仅可以继续燃烧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节约2.5亿美元的开支。结果，该公司决定废弃洗涤塔，转而购买排污许可证。购买排污许可证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合法化了。这一事例表明，企业即使被迫承担环保责任，也总是将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与公益性的关系由此可见。 其次，投资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性保护。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而市场行情则变化多端，风险不可把握。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最短的时限内取得投资的回报。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时间内尽快收回某一项目的投资并实现赢利。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与资本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回报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资也追求长远利益，甚至还产生生态效益，比如造林。不过，这种兼有经济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的投资确实只占少数，而且，投资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确切的回报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资。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就消费而言，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但这个现象的直接来源却是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不可分割，通过扩大消费、加快消费的节奏或增加消费品的种类，进而维护和推动生产。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现在身处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的源头在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扩张，尤其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产品大量地生产出来，丰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费。否则，生产能力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又积极开发新产品或力图将以前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新的市场，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业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经过巧妙安排和设计的广告和电影、电视等媒体。煽动和刺激人们的物欲，并用“时尚”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鼓动人们追求时尚，不断将“时尚”大众化，以扩大时尚用品市场。丰裕社会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导或诱导着去消费他们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引诱出来的，消费需求也是被资产者们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积累服务。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加快消费的节奏是消费社会中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种浪费性消费。在原本意义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确定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件的、价值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与节约相关，商品的耐用性越强，浪费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商品的耐用性应当最大化，从而使资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费社会，商品的耐用性妨碍消费的节奏，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有意规定商品的使用寿命和有计划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结果，前者使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后成为废物；后者则不断使新款变旧款，从而使旧款折价而弃用。比如不断推出新的汽车型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车的价值，加快老款车的淘汰进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号意在挑起新的购买欲望，以便卖出更多的汽车。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废弃。资本加速积累的步伐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把生态环境踩在脚下。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

经济法论文: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浅议 论文摘要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国有关的循环经济立法存在许多疏漏,应予以完善。应确立循环经济法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分担责任原则和“3R”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发挥政府公众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循环经济 法制建设 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说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制约,那么循环经济的发展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强化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涉及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加快,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包括资源、能源的投入生产加工分配流通最终消费排放废弃物的全过程,这是首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相适应的思想。 以物质循环分析论为基础,物质循环全过程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即对物质从生产直至废弃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的过程,除了回收、再生循环和再商品化外,还必须促进和管理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台十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首次提到“循环经济”,这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次尝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的内容,该法中的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实施减量化的基本理念,为固体废物的处理提出了法律依据。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法律构架,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做出规定,只以有《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细则中有所规定。 下面从我国法律体系方面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许多领域法律没有涉及,而在一些领域又存在规定上的重叠,给执法者带来许多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循环经济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污染物存在跨行业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殊的物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第二,立法过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忽视农业方面的立法,第三产业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工业立法因缺少相应配套措施也变得举步维艰,可反映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在立法上给一、三产业相应的重视。 第三,环境立法存在的效力较低的固有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形式,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倡和口号比较多,没有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建设主体规定的并不明确,法律只规定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义务,对于企业及其他主体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具体执行不畅。 第五,对生产责任延伸方面没有相关的监管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下,建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责任主体上规定了生产者不仅对本企业的产品负责,企业有对产品进行回收和清除的责任,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其实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政府的执行监督文件。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确立循环经济法律原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国家、企业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明确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强调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合理排放的重要性。 1.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提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寻求合适途径解决。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安全,不利于实现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源头上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落实预防原则的根本,特别要注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针对汽车尾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也要格外关注,通过制定限制排放量等具体的措施,运用相关的奖惩机制,鼓励公民和企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同时更是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只依靠政府力量力量是单薄的,效果是不显着的,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办法指示,并在企业许可、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公民对参与低碳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滞后性,使欧洲各国在上世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问题。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相似,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协同合作,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公益广告、志愿者讲解等 宣传模式形成良好的氛围。 3.“3R”原则 3R原则即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简称,是面对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总量急剧减少,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矛盾突出的现状应坚决贯彻的原则。我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太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利用即面对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为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而提出的。要实现再利用,首先要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开采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先进设备,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社会主体节约资源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再循环,是与资源的再利用一脉相承的原则,通过对剩余资源和废物的再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能克服废物排放的难题,又可以增加经济总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措施。减量化,是指通过减少排放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通过企业清洁生产,特别注意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和无污染,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 4.分担责任原则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对环境应尽的义务以及破坏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如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要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和减少排放;公民培养从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的意识,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排放,坚持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通过各方努力,使环境保护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推进。循环经济责任原则就是更加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配合,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民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再利用、清洁生产、生态保护、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对策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本身缺乏经验可循,并且面临技术、人员、管理、资金等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有较大空间可待提高。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发展,法律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和保守性,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将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使百姓和社会享受到循环经济的好处,比如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定,作为约束竞争主体的一项准则,同时,其它法律中也要更加明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等具体环节缺乏具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政府要加强监管。加强与我国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专门机构监管各类主体义务履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求拒绝承担义务或者未按要求安排生产生活的人员承担责任,对有效控制排放的主体给予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同时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增强群众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在日本,由于消费者数量庞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而生产者则不然,生产的产品废物的责任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策略。现阶段我国各大生产行业还存在于生产链中技术落后的情况,因而产生的废物量超出法律规范要求的比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企业生产、已有约束性条款,但由于引进减排技术、再生利用废物的代价远高于废物产生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多选用落后的经营模式,依然延用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违背了国家发展节能型经济的宗旨,极大阻碍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进程。所以,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对废物产生量的控制。可以建立抑制废物产生制度,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循环经济基本的法律制度,健全我国废物产生标准,建立从事废物处理工作的行业和产品的规范标准。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到环保新兴技术的研发中。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 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六、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角度下国家职能的运营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 、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①,“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 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①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②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①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 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 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经济法论文:分析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论述经济法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经济法论文: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分析 摘 要: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而就业歧视问题也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就业歧视;经济法;政府管制;解决机制 一、就业歧视与经济法解决机制 1.就业歧视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在就业过程中,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①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最长、最突出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注明要求应聘者“须为男性”或“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女性经常仅仅因为性别问题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②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35岁作为一个界限,“35岁以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大量招聘广告的限制性条件中。年龄在40岁、50岁上下的求职者更是就业困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40、50”现象。 ③健康歧视。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也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已在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根据《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及从事直接入口的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以照常工作。 ④户口歧视。有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本地户口。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公然违背国家政策,干预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本地人,如广州市人事局于2003年底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优先解决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⑤其他歧视。如学历歧视,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十分突出,许多用人单位不顾客观需求片面追求高学历;地域歧视,河南人的形象近年来被大肆破坏,许多用人单位明确规定不招收河南人,还有的用人单位拒招东北人;相貌歧视,有些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优先录用相貌好的而不是能力强的;身高歧视,不少单位都对身高有限制规定,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男性不低于一米七,女性不低于一米六等;姓氏歧视,有的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姓“裴”的,理由是“裴”和“赔”同音,不吉利等等。 2.经济法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特征 经济法解决机制是指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基于效率至上的原则,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用工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引导雇主做出是否采取歧视的行动。但市场调节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某些歧视问题市场无法调节;抑或虽然能够调节,但会由于对效率价值的过分追求而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权的介入。政府基于正义原则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政府管制也存在不足,不是管了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过分彰显而牺牲了效率价值,这些不足同样需要市场的及时调节。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就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这样的双向运行中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并达到预期效果。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市场调节性。市场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其理论假设前提是相关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贯穿于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基于经济理性做出合理决策。如果自身行为通过市场调节带来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那么该主体就会积极从事此行为,这就是理性;相反,如果市场调节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该主体就会排斥和放弃此行为,这同样也是基于理性的结果。 ②政府管制性。由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能够针对歧视行为给被歧视者带来的无效率问题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救济,通过对实施歧视行为者赋予法律责任等强制性手段,促使其将外部性内在化以避免歧视,同时也使被歧视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障。第二,对于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歧视心理偏好,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有力干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的管制对于人们的歧视心理偏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改变作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手段重视效率至上,往往 忽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权干预较市场调节手段在彰显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③综合运行性。经济法解决机制所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系统中使市场和国家机制各行其是,各尽所长,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法在市场和国家这对矛盾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并力图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即实现两者的和谐,兼顾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发展,在两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共同作用于就业歧视的治理行动中。 二、经济法解决机制是解决就业歧视的理想路径 就业歧视问题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就业歧视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 应当肯定的是,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方式和力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歧视行为可能会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益的不利后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用工主体)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得不放弃歧视行为。然而,将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手段也有着其天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市场对被歧视者的无效率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主体是否会采取歧视行为完全取决于歧视是否给其带来高收益,当歧视行为产生正效率,主体必将会采取歧视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歧视现象便是有力的说明,可见歧视有时对于歧视者来说的确是有效率的,当然也有无效率的时候。但是对于被歧视者来说,那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没有人会乐衷于遭受歧视,并以此为快乐。然而,对于被歧视者的无效率,市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这种无效率状态将会更加恶化。 ②歧视心理偏好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深受古代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城乡差异、等级森严等。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内含着一种歧视走向,而且随着时间的长期积累会演化成一种歧视文化和心理,这种歧视文化和心理偏好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能够加以改变的,即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歧视行为的成本收益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2],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对市场调节手段产生很大的困惑,从而导致人们对市场调节手段的质疑和排斥。 ③市场调节无法对抗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出于特定时期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有许多限制措施,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为了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限制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土政策,人为地制造城乡差别和就业歧视,这些都非市场所能解决。 ④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兼顾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效率的考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引导市场主体基于效率考量做出理性决策,但并不能考虑到对于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情感和诉求的尊重。片面追求高效率,有可能会忽略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价值的兼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2.就业歧视体现了政府管制缺陷 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弥补市场调节本身不完善的必要手段,但公权介入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手段并非都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毕竟政府管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无效率性。有些歧视是有效率的,如果采取政府管制直接加以禁止反而体现出一种无效率性,这时,我们称之为合理歧视。比如用工主体限制或拒绝雇佣年老的劳动力,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因为雇主之所以要限制雇佣年老工人,并不是说他们比年轻工人效率低,而是因为判断和具体评估工人的工作效率孰高孰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想清楚地做出具体评估,恐怕所需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否则必将遭受“非效率性”的责难。 ②体现政府管制的法律实施会使被歧视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规定有对歧视者进行惩罚内容的法律一旦实施,就会迫使理性的雇主将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最小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歧视者利益受损,比如法律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行为,那么雇主就会积极地在那些需要雇用妇女的岗位上采取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等应对法律规定的行动,从而就会减少被雇用者的就业机会,最终受损的还是被歧视者;同时,反歧视法对雇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会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3],最终导致消费者公共福利受损。 ③政府管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降低企业效率。有的国家为了规制就业歧视,政府要求企业必须雇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特殊人群,一般都是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妇女、年老失业人员等)。但是这种政策完全不考虑企业的效率和成本负担,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效率,因为这类照顾人群未必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做法也无异于任意地剥夺了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此工作岗位的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有违公平之嫌。 ④政府管制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公权力管制需要成本付出,管制成本一般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成本及大量机会成本,其中,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就业歧视专门法律法规,并由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执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就歧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案件审理等活动所需社会资源的投入,其成本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是指采用政府限定的措施会导致本来其他也许更为有效的措施不能采用的损失,如果对政府管制不加以有效限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当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政府滥用公权时可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损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它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经济法解决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三、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 1. 运用经济法“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机制,建立就业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 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解决的经济法解决机制,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中实现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调整的新型制度。笔者认为,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这种双向性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调节的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府管制的公平标准,两者缺一不可。效率标准主要是从市场用工主体在录 用雇工时的内在需要角度出发,即用工主体的用工条件是否基于岗位和工种的需要,当被雇佣者不符合岗位与工种的内在需要时,对于雇主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管制的出发点入手,国家应通过法律在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来实现其公平正义价值。就业歧视从本质上说是用工主体滥用用工权而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当就业权与用工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政府应扮演“利益衡量者”的角色,本着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解决机制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就应当坚持内在需要标准与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相结合的双向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2. 契合经济法的现实主体制度设计,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社会团体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被组合为各利益群体,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4]。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作为一种矫正机制,经济法要以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平等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不平等达到实质平等,给予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作为过渡带和平衡带的社会团体[5]。相应地,经济法主体制度设计则需要突破传统主体的两分法,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确认为一种新型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鉴于经济法解决机制“市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当专设一个介于市场与政府间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市场用工主体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工主体调解不成,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单独设立“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赋予其以下职能:向各机关团体或民众提供有关就业歧视的咨询服务;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就业市场秩序的监督与检查;就有关劳动者公平就业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运用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歧视提出建议;就损害劳动者公平就业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劳动者提起诉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或社会团体订立公平的就业政策。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 3. 强化经济法的司法解决机制功能,建立符合经济法诉讼程序要求的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之法,它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还是在管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冲突和经济法纠纷,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公益必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乃国家之职责,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适用公权力追究其责任,公民私人无权亦无需介入;法院被认为是处理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干预,起诉资格的限制正是用以阻止法院过分介入行政机关的事务。相应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对于公民个人间的私益纠纷可以通过法院适用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社会公益之维护,因对公民个人无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大门是紧闭着的。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经济公益维护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则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经济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6]。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行政管理的单一运行机制,它通过劳动行政主管机关行使劳动力市场公平就业秩序的监督管理职能,排斥公民参与,严重忽视了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使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问题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平就业秩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称其为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7]。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既是蕴涵市场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反歧视双向联动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法诉讼程序在反歧视领域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反歧视公益诉讼中,法律有必要在就业歧视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经济法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所涉的国际经济法的对象、国家主权、非政府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法的实体规定和执行机制等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摘 要 题】特别推荐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无疑，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不过，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突出起来。 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所涉事务越广泛，对国家政策的约束越大，成员国在调整这些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就会越受限制或被削弱。例如，WTO规则是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产物，这种协调必然导致在某些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某种限制。这样，WTO与其成员方间、WTO各成员集团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主权绝对化和主权淡化。主权绝对化的观点过于强调主权绝对性一面，把主权概念推之极端，认为主权不能限制，不能让渡，否则就是对主权的侵害。这种观点现在显得已经过时。 相对而言，淡化主权的观点在西方正在流行起来。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张淡化主权。实际上，大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来不会被忽视、被淡化。被淡化的只是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谓淡化主权的观点往往被用作让弱小国家服从大国意志的理论根据。因此，对这种观点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诚然，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对某些事务协调一致，这就必须赋予WTO这类国际性组织以一定的管辖权。当国际组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权力并形成国际共同规则后，成员方有义务遵守和实施，其在相关领域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限制。这种限制是自愿的、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国家认可的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 国际经济组织的管辖权与成员国主权间并不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原则上说，国际组织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而应该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成员国之所以愿意将某些事项的管制权交由国际组织来协调，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超出一国的界限，客观上需要国际协调管理；同时这种权力是由成员方共同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其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发言权和影响也不同。就拿WTO来说，WTO某些协议虽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但其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乌拉圭回合就三个新议题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从总体上看，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更为有利。 要使国际组织既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又不妨碍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有关国际组织在成员国赋予的权限内活动。对于WTO来说，它是一个贸易组织，所处理的应限于贸易或与贸易直接有关的问题。但目前发达国家却想极力扩大其职能范围，并试图将一些片面反映发达国家标准和利益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的体系。如果采取“一揽子”协议的通过方式，那么弱小国家在这些事项中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剥夺，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对哪些问题应列入WTO的新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其次，应将规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现公平互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使国际性规则得到尊重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应赋予有关国家根据本国情况适时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本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寻求适当救济的权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能得到发展，在制定规则时就不能“一刀切”。对于WTO来说，应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有制定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说现行WTO的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已采取了某些特殊的待遇，但从总体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再次，应改进和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能反映和照顾到国际社会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小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仍被忽视，决策体制还不民主，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体制无疑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具有损害。 三、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行为主体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消除国界的影响，世界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后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以及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用的加强。主权弱化之说自然不当，但除主权国家外的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是加强了。 1.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平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就使得与其相联系的民间利益群体或集团，如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也不得不在国际上积极进行活动，以便能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的活动施加影响或予以限制。 在国际上，人们现在将由非政府组织(NGO)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称之为“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对应或相区别。“国际市民社会”不具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的权力和能力，但是，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些环境条约的协商和起草；世界银行在世行项目方面开始注重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协调；在经合组织关于《多边投 资协议》的谈判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中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主体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国际法律程序和制度的民主化，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改善国际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法律上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政府组织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看法是，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但除少数组织外（如国际红十字会），它们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然而，也有些学者主张，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国际法主体。其理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与者）；赋予其有关国际权利和义务，既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对其行为予以规范。 无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动向是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虽然其绝大部分目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它们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力量和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国际组织现均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就规定，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作出安排。随着实践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 2.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化中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 由于跨国公司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产物，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受国际法支配。 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结构下，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单个国家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而传统国际法又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它不能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这就可能使得关于跨国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还是对跨国公司来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对其跨国经营行为负责任。 于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全球公司公民”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民”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在“公司公民”前加上“全球”，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在构成其“社会”的全球竞技场所中的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跨国公司并不只是其经营所在国的合法公民，也是“全球公民”。公司这一概念是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详细说明其使用的标准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别的。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跨国公司拥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管制框架授予的权利，又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全球公司公民”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概念，但至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权利和责任一致性问题的关注。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从实体上看，个人根据某些条约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现行的国际法对个人和公司也规定了义务，违反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从程序上看，个人和公司有权在某些特定的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因此，个人和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国际法上的特殊主体或部分主体。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实体规范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但以前的国际法规范所涉领域有限，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很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在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导致各种经济交易、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金融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的联系，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WTO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联系，并已经将其触角从贸易拓展到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 1.贸易与投资措施 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因素，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因此，投资措施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予以规范。这一协议既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贸易措施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措施；出口限制措施。这些贸易措施对贸易流动具有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同时，它们对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第二层次的影响。通过改变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贸易环境，这些措施有 助于形成具有某种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影响潜在投资者的决策进程。因此，与没有政府干预而由市场力量引导的情况相比，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以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形式。而外国投资的变化对未来有关的贸易流向又具有重要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此，对与投资有关的某些贸易措施，国际社会也应规范与协调。 2.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 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要在东道国提供服务，通常就必须在该国设立机构或营业场所，这就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因此投资法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就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维护金融稳定就不能放弃金融监管。金融的审慎监管无疑是保证金融自由化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样，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处理好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显然，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问题在这里相互融合在一起，调整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的政策和措施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已将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重要议程之一。 贸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限制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因此，在WTO体制内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无疑是个新的课题。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贸易法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也涉及到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需要我们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关于贸易与其他非贸易措施的联系还可能包括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与劳工问题、贸易与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新领域。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以前被称之为“软法”，因为它们往往仅是宣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国际层面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赖，这就必然要求国际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使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软法”形象。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从实施的角度看，与以前的国际法不同，WTO规则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则。《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协议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WTO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以统一、公正、合适的方式实施其规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有关争议时，也是强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措施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若与WTO规则相抵触，成员方就必须修改其国内法或采取WTO规则允许的其他救济措施，美国为了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于1995年和1996年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法优先的原则。 至于WTO规则在成员方境内以何种方式适用，则取决于成员方各自的法律规定。各国在实践上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做法不尽一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WTO规则在国内没有直接效力，它们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内法可以背离WTO规则或不受WTO规则的约束。毋庸置疑，成员方可以基于本国利益，积极地或消极地通过国内法实施WTO的规则。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成员方的国内法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因成员方采取了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国内法措施而产生争议，就必须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这主要是因为其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勿需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的纠纷、保证WTO规则的实施方面，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争议范围十分广泛。因为WTO所涉的领域已不单限于货物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金融服务等都属于WTO协议所调整的范围。特别是，许多原来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一些国际经济条约，也已被纳入WTO体制内，从而取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等都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样一来，由这些协议产生的争端也就可以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审理了多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 随着WTO今后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在调整国际经济各领域的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新回合的谈判若就所涉新议题达成协议，如就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协议，有关争端也会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能因为纳入WTO体制而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它在实践中也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首先，机制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个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发生争端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予以特别考虑。另外，发达国家间的争端解决，也可能对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 其次，在裁决的执行方面，也仍然会产生争议。尽管争端解决机构采取了“反向一致”的程序，从而使机构的裁决能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裁决就能顺利地得以执行。有的成员方可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变个花样，仍旧采取与以前的违法措施实质上相同的措施，使得争端的实际解决会况日持久。也有的成员方可能宁愿选择接受报复而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再次，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主权，不越权，以及不将自己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领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WTO成员国的措施是否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是一个涉及到成员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涉及到WTO体制与成员方的权力分配和平衡的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权力，若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不慎，就可能损害成员方的主权。 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意见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经济法论文:会计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改革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经济法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论文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与研究型高校的专业法学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1.经济法课程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通常为32-48学时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讲清楚庞杂的内容,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合该专业学生需要的相关经济法知识; 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主要是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比较缺乏,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比较被动,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组织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3.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生的法学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需要普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等基本法学概念。要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应用”、“实务”等要求,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运用 案例教学法,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187年创造的,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判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的案例为教材,教师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步步引导学生从矛盾中发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我国于2世纪8年代开始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教学的适用性价值一直体现在对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实践的一线一直得到师生的欢迎。案例分析法和经济法课程的有机结合,是提高经济法教学效果常用而且有效的方法。笔者在这些年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但仍处于不断摸索和提高的阶段,仍面临诸多困惑。 (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经验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要特点,判例法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在实施案例教学上存在和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认为应坚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简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来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手段,选择和搜集经典经济法案例,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方式演示案例,主要采用课堂问答、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探索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等诸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把握的因素: 1.选择合适的案例。 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因素,案例应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应选择内容相对简单、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同时兼具一定趣味性的案例。在取材上,可以引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比如《经济与法》节目中的一些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容易激发其学习热情。选取的案例应是近期发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学生能够对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2.课前准备工作需充分。 主讲教师应在课前将下次课程主要讲授的案例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要求学生按分组以PPT形式来准备课堂发言。师生之间有诸如QQ群之类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查询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的技术指导。 3.课堂讨论中需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灵活开展案例教学。在课堂讨论中,老师要起到理性主持人的作用,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及时的评价与分析,结合案例将理论知识点讲授清楚,从而使学生全面深刻地领会到该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 4.案例讨论后的总结需条理清楚。 教师在总结案例时,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案例与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经济法课程中的基本基本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目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我们的学生在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开放式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因此,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课前准备过程难以控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进行比较好的课前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这些有赖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的条件和实施是否完善,同时,还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课堂中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缺乏主动提问和探讨的积极性。案例讨论无法热烈和深入。再次,由于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限制,过程考核给老师增加很多工作量且操作难度较大,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采用笔试作为最终的考核方式。因此,有些老师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讲授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作用。 三、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 要实现“对话式教学”,对教师和 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好的课堂管理、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学生的脑细胞充分地调动起来。开展对话式教学,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或模块,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次课程分为导入、形成和巩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小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再做小组总结发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反应,在总体上把握课程的节奏。比如,理论性强的内容,比如经济法总论,教师讲授的时间应多些;实践性强的内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把握,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作准备和阐述。课后,教师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从而不断修正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选择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社会经济生活瞬息万变,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应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着眼于应用,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应始终保持对经济法理论前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行业需求乃至社会热点的及时响应,所以要对案例进行时时更新,教师要具有对经济法学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对身边发生的法律事件保持关注,从而将最新的案例设计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起主动适用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三)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过程化,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讲,对教师的考核应重点体现在其教学质量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以教育的“产品”质量,即学生的质量而非论文的质量去评价教师。以此为标杆,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引导教师研究教学,使得对教学质量的追求成为教师们的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讲,要提高课堂表现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和比重,应对课堂讨论认真参与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要实现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就有必要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实践教学的评分不像笔试成绩那样容易获得,并且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时间对学生的关注,通过听取课堂讨论、批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观摩学生模拟法庭的表现等诸多形式而获得,因此,教师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相对规范的评分标准。比如,小组讨论占课程分值,模拟法庭实践如何打分等,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经济法论文:论信息失灵与经济法 摘要：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在诸多制度中，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一、计划、市场、信息与决策 市场体制是一种决策分散化的体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该体制中，中央政府是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其他主体几乎没有决策权。[1]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只有确保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首先有赖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的充分、准确及均匀分布。如果信息失灵，即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2]及错误，则将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有差异的，计划体制的信息是纵向流动的，而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横向的。信息流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效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私人信息[3]的正确使用问题。计划体制不承认私人信息，因此对事实上存在的私人信息也就不予以尊重，从而导致了信息的错误及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作为一种分权的体制正是适应了“每个市场主体都拥有垄断性的私人信息”这一现象，保障了私人信息拥有者作出决策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和市场体制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4]就确保私人信息被利用的充分性而言，市场体制肯定要强于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都存在着信息失灵的现象，但两者存在着质的差异。计划体制的信息失灵主要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如超级电脑般精英政府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并作出正确处理。运用计划和命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机构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5]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中央决策型体制中直接导致了决策者过重的信息负担，面对众多的信息，决策者会无所适从。在前苏联，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报告长达5000页，共10卷。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6]计划体制的失败主要在于信息失灵，这种失灵是不可能被很好地克服的，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完全理性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仍认为，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7] 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体制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首先缘于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都拥有私人信息并具有决策权，这种分散的决策体系使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运用。“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8]但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同样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种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9]与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不同，这种失灵直接导致了市场对制度的需求，且不同的失灵形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内容。经济法当然是克服市场信息失灵的一种重要制度。 信息不充分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足。导致信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信息的公共产品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信息的生产成本高，而再生产的成本却极低，信息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10]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此外，信息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信息的稀缺性又是价值的源泉，要确定信息的价值又必须对信息予以公开，而这又会降低信息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稀缺性的情况下精确地确定其效用，因此其价值，就象稀缺性一样，不可能完全确定。”[11]信息的这一特性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风险性，使以信息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第二，信息收集、处理存在成本，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充分信息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决策者也只须寻求决策所需的最佳信息量而无须去追求一种完美状态，即决策者在信息收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停止信息收集才是理性的，此时的信息是一种收益最大化的信息。但对决策主体而言，最佳信息量的获取也是有难度的，由于信息成本直接构成了投资成本、交易成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监督成本等，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和受制于资源代价的公权主体而言，会不得不在信息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2]第三，信息收集、处理者的信息能力有限。[13]信息能力的有限直接导致了信息的不充分，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由于分工的不同，信息在初始状态就不对称。如关于某件产品的质量问题，生产者必然要比购买者了解得更多。第二，由于信息优势是成功欺诈或获得其它非法利益的前提，所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者往往会维持其信息优势地位或人为制造信息优势。 信息不准确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制度虚假信息主体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如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各级地方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制约，他们“总是把那些对其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即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考虑‘来自下面的压力’，”[14]从而导致信息扭曲。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主体还有可能是中央政府，如在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经济信息经常被扭曲。根据前苏联经济学家N.西梅勒夫和V.波波夫的报告：“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30年中，统计数字被篡改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连普通的数字也未能幸免。”[15] 信息失灵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以经济法为主体的制度进行干预，以使市场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在各主体之间分布均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16] 二、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及制度克服 （一）信息失灵导致市场低效率 1.信息失灵增加交易费用 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支撑，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增加信息劣势主体的防御成本，增加其信息收集成本。由于市场主体都作为经济人[17]而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所占有的关于交易对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时很难了解交易对方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与对方交易时加强防范，从而增加支出；同时如果不借助于其它制度的支持，诚实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要证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人或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其证明成本也很高，这都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如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叫Chamber繁荣的商业区中约有60个放贷者，每个放贷者都建立起了一个由可信的客户组成的紧密圈子，他们很少会向圈外人放贷，因为甄别新客户的成本很高。在接受新客户之前，放贷者通常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在交付贷款以前，放贷者通常与借款人在其它方面进行一笔劳务或商品的交易，时间至少长达两个季节；此外放贷还通过走访借款人所在的村庄、与他的邻居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交谈等办法，对借款人进行广泛的了解，以确定其可靠性和品质。如果放贷者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等待以后决定向借款人放贷（拒绝率约为50%），他通常首先从一笔试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只有在试验性的贷款偿还后，放贷者才能增加他对借款人的信任，才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对Chamber放贷活动的调查表明，年利率平均为79%，但这一很高的平均数也包含着很大的差异：利率从18%（仍然高于12%的银行利率）到200%不等。许多利息被用来弥补非正规市场上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成本。调查者的结论是：利率与放贷者放贷资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接近零。[18]该实例中，在信息不对称即放贷人不知借款人是否会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放贷人承受了过高的验证成本，过度而合理的防御行为使放贷人还承受了巨额的防御成本，同时也导致了这种自发金融市场的高利率。 2.信息失灵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割裂 在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灵会产生关系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为这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径。这种交易在自然经济中相当普遍，但与市场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关系交易的弊端在于交易范围很窄，使市场被人为分割，虽然关系内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关系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很高，支撑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如在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附近4 个穆斯林村庄中，400户人家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群体成员对有关各自的需要、活动和境况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借贷都发生在群体内部，借贷没有书面契约，完全凭借信任，每20笔借款中只有1笔拖欠，但与村庄外的借贷关系几乎没有发生。[19]在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格化交易很容易成为克服信息失灵的首要选择，但它是反市场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消亡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险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特征，而保险人则不知情，因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进行区分，从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收取以风险的平均概率为基础的保险费。在这样的收费体制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险激励，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则更倾向于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因此萎缩。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旧货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把逆向选择概念一般化。在旧车交易中，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买方因此以旧车市场上车的平均质量为基础出价，这会使质量高的旧车卖主退出市场，从而降低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买方了解此信息后，又会降低出价，从而使质量稍好的旧车卖方退出市场，因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旧车市场消亡。[20]逆向选择问题在旧货交易市场、失业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老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有效制度对其的支持，这些交易将不可能长久存在。 3.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以后，主要指委托人对人没法进行有效监督，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1]道德风险导致市场低效率是相当明显的，如在团队生产中，因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测到，偷懒行为的部分结果会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从而激励更多的偷懒行为。如在动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对动物是否被正常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承租方因此可以过度使用动物畜力，损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是以动物作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导致物不能尽其用。又如在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经营者因此可以欺骗投资者，获取不法利益。[22] 4.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 就市场主体的单方决策而言，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决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往往因缺乏事实基础而失误；在信息不充分的态势下，信息劣势者也往往会主动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决策者基于错误信息而作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 （二）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 如果没有充分、准确及对称的信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运转。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则导致了各种替代性制度的产生。这不仅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也经历了制度实践的考验。在经济学中，信息既应被看作是对交易的一种支持，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对象。市场体制下克服信息失灵的制度构建应在此两方面同时展开。布瓦索认为，制度代表一种长期的集体投资，旨在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23]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部分替代，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24]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25]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把囚徒困境转变为一种自信的游戏；[26]斯密德认为，消费者节省信息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有权期望物品只有在满足一定标准要求后才可以出售。……采用一些公共的集体计划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可能的。如欧洲的现代化计划。[27]施蒂格勒认为，经济组织的某些形式或许可以用它是消除质量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解释。可以把百货商店看作是一个谋求商品的高质量以及确保商品的高质量的组织。[28]还有 学者认为，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29]此外，在现实中出现的保证、担保、品牌、连锁店、著名商标和广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克服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了交易；某些强制性保险制度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对人的利益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道德风险问题；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等。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与市场一样长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现；有的属于私法；有的则属于公法；有的在市场内部产生；有的则依赖于第三者；有的属于正式制度，有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在众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权介入后而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属于经济法范畴，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三、信息失灵的经济法克服 个人理性要能起作用的话，是以获得和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30]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进行交易的价格体现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买卖双方的信息的情况下，交易才能最优化，市场就能达致高效率。但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与买卖有关的信息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价格中，价格制度因此也不可能构成经济制度的全部，所以只有构建非价格制度，进行信息制度的创新，克服信息失灵，市场的高效率才有可能。这种解决市场信息问题的非价格制度的欠缺意味着市场常常是萎缩的，不是发展的，因为人们没有那种进入交易的强烈愿望，所以政府应该作为一种干预主体介入市场对信息失灵问题进行干预。政府[31]克服信息失灵的主要依据有四，第一，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力，因此可以强制性地赋予私的主体的说明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其强制力让私的主体说真话，说其该说的话。而私的主体自身是不可能强制性要求对方作出说明，因为各私人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二，政府作为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其综合信息收集能力及处理能力要强于私的主体。此处并非指政府的信息能力绝对要强于市场主体的信息能力，事实上两者的信息能力是各有所长，市场主体拥有私人信息，政府不可能拥有，但政府的独特地位导致其综合信息能力要强于市场主体。第三，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第四，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公信力，政府因此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只须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自我证实的成本也很低。[32]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市场主体说明的义务；第二，直接收集、处理信息并向社会无偿提供；第三，进行制度创新，以直接避开信息失灵问题，即在该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信息失灵问题。以下对政府运用经济法的制度形式克服市场信息不足、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等缺陷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足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关于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问题的克服，有多种路径选择，主要有二，第一，信息由政府直接予以提供，指导性计划是主要信息载体；第二，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对信息的生产及交易领域，以促进部分信息由私人主体予以提供，减轻政府的信息提供责任。[33] 1.政府直接提供信息 第三者直接提供信息并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34]这个第三者非政府莫属。因为政府有以税收为方式的财富汲取能力，这种能力是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还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不象企业那样时时进行利润的核算，这使政府无偿提供信息成为可能。但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否必然有效？这需要我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府理性是否必然要强于私人理性？政府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私人理性？如果政府理性低于私人理性，则由政府提供信息成为不可能，也没有私人主体会去相信并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理性和私人理性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强度，在私人信息领域，私人理性要强于政府理性；在非私人信息领域，[35]政府理性有可能要强于私人理性。在政府理性要强于私人理性之处，私人理性可以借助于政府理性而得到增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克服。这是政府理性的主要功能，也是相关制度的主要作用。“培育制度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某些固有特质，如在信息吸纳、评价信息和保留知识上的有限能力。”[36]正是人性的这些特质使经济法的功能得到凸显。 由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克服市场信息不足的主要法律载体是计划法。[37]计划法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法律形式，而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体决策的法律形式。指导性计划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有效信息拥有量，弥补市场不能提供充分信息的缺陷，又能降低市场主体所需承担的信息成本，从而激励其作出生产、交易等各种决策。指导性计划既能增强市场主体的理性，又能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市场交易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发展。“指导性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籍此，许多决策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市场条件的预期以及各自计划的信息，使他们的计划和市场预期一致起来。”[38] 2.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的公力支持 前已所述，在市场体制中，信息既是一种对交易的支持物，也是一种交易的对象。信息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物而被交易，是因为信息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其稀缺性，交易信息能够给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益。但信息的弱排它性使其他主体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和行为，因而使信息生产者很难获利，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生产。这使公力对信息生产和交易的支持成为必要，这种支持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提供。因为信息的弱排它性不仅会使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增加，还会使信息主体不敢进行交易，从而不能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急需获取信息的主体则没有拥有最佳信息量而不能使其决策最优化。政府运用公权对信息产权进行直接保护，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排它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安全感，从而促进信息交易，增加信息产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是指所有信息都具有同等强度的特性，相对于非公共产品，信息的排它性确实很弱，但不同信息的排它强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强，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弱；随着经济情势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也会变迁，有的信息产品由于有高科技的支持而发展出一种廉价的收费方式，从而使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变弱甚至消失，这使某些信息由私人提供并实行有偿使用成为可能，而政府的公力支持则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增强。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由私人提供，对于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还是应该由政府予以提供；此外，对在政府公力支持下由私人主体生产和交易的信息，如果政府的支持成本过高，则政府应该放弃这种支持，由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相关信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信息生产的制度支持和对信息交易的制度支持两个部分，其中，对生产的制度支持是通过降低信息生产的难度、增加原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组织支持等方式实现的。对交易的制度支持是通过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交易的成本、降低对交易的利益获取比例以及加强对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信息的主体的惩处等方式实现的。 （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在美国， 人们断定每五位住院病人中可能有一人根本不必呆在医院，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病人需要住院，哪个病人可以提前一天回家，哪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病人自己则很难知情，其利益因此受到损害。[39]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因此而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如出租车行业中 司机的不合理绕道问题；医疗行业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经营者对不安全、不卫生的消费品的销售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问题等，都缘于信息不对称。[40]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主要有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有三种方式，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二，激励其他知情者说真话；其三，由政府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信息分布均匀。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也有两种方式，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创新一种非价格机制，作为对价格信号的补充。 1.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 （1）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 《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41]应该说这是一种设计相当良好的制度，应该切实予以实施。只有进行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才会有投资的安全感，才会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制度健全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更快，因为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能降低信息制造主体和信息需求主体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一项研究估计，如在90年代，把阿根廷的会计标准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将能使该国的GDP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4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但与《证券法》中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区别，该法关于经营者说明义务的条款仅此一条，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该法第19条第1款有两部分组成，即“经营者应当说明真实信息”与“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前者是命令性的规范，是一种强制性说明的义务，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并不存在层递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对违反强制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责任，而只在该法的第50条第5项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设置了几种法律责任，这说明该法第19条第1款的重点在于禁止虚假宣传，而不在于赋予经营者强制性说明义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我说明义务，许多消费者只有经由经营者的说明才能对商品或服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应当作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在很多情形下，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就商品或服务的问题向经营者询问，因为问题的提出也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基础的，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不了解，也不太可能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经营者回答，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消费者的提问，也不在于禁止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在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自我陈述，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所以法律的修正应该增加设置第19条第1款关于强制性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也应当加以明确。因为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经营者究竟必须说明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不好操作的难题。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说明义务的限度，如涉及到经营者商业秘密的事实，则不应在说明之列，如果必须说明，应同时规定对方的保密义务。其次应该明确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经营者应该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产地、性能、用途、有效期限、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43]向消费者作出准确、充分、及时的说明。 （2）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 让其他主体说明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经济领域，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最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没有任何直接可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择，何况说出真相还会使其承受不利后果。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尚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所以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设立悬赏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应该普遍地建立。以食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很难知道所消费的食品是否卫生，不可能知道所吃的菜是否有过多的农药残留，不可能知道做菜的油是否是潲水油，不可能知道作为原料的肉是否是病猪肉，……甚至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厨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这方面的信息对消费者而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者一般不能获得这种信息，因为获取这种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过高，过高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这种信息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对经营者而言，采用不卫生的原料、按照不确保卫生的程序进行食品生产，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经营者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可能获取所有经营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因此对其进行处罚就丧失信息前提；而这种不卫生的食品被消费者消费后，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病，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而在不卫生生产的成本过低的情形下，食品经营者进行不卫生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44]在这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和消费者都不能获取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改变思路，考虑选择另外的方式获取信息。在食品的不卫生生产过程中，总有人会知晓不卫生生产的情况，政府应该设法让这些人说出真相，而悬赏举报制度是让这些知情者说出真相的最佳的途径。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利益激励是一种最强的激励方式；此外，政府的利益激励还可能打破不法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盟，因为这种利益联盟的稳固性本身就不强，利益激励可以改变各利益联盟主体的利益构成，从而促使其中之一者说出真相。事实上，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度，相对于其它信息获取渠道而言，这是一种低代价的、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45]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举报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如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国务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第（八）项规定，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通畅的渠道，认真受理群众和企业的举报、投诉，制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46]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但没有关于奖励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举报的制度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各自规定不一，也不成体系，某些法律对举报的规定很不完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国应该制定《举报法》，详细规定对举报者的保密制度、奖金来源及发放制度、对打击报复的处罚制度、举报信息的使用制度等，以使举报者在举报时既有安全感，又能及时、足额获得奖励，还能使举报信息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运用。 除了建立悬赏举报制度以促使其他知情者说明真相外，经营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也能促进信息披露。竞争如何促进信息披露？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竞争对信息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竞争而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减少有可能使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非法获利以增加利润；而竞争的存在则也有可能使企业不敢制造虚假信息，因为竞争对方是最佳的打假能手；此外，竞争的存在还会减少企业的私人信息，增加市场的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我国邮政部门在为提高邮资而上报的材料中称，全球600万邮政职工为60亿人服务，而我国60万邮政职工要为12亿人服务，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提高邮资势在必行。但事实上全球邮政每年完成的信函总量达4030亿件左右，而我国邮政处理信函的总量却仅为70亿件左右，其劳动生产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7%.[47]若我国邮政行业存在竞争，则其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事实肯定会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息，邮政部门在为提价而上报的材料中肯定不会再作上述比较。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维护了竞争，确保了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市场中的公开信息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 （3）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之处，政府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很复杂，如产权不能明确界定、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追求等。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私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能够使民众了解外部性存在的情况及严重程度，从而使民众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以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例，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最近研究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菲律宾的股票市场对环境状况报道的反应。这四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拥有实施环保的记录，但是，在企业的良好环保状况得到当局认可的消息公开报道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平均上升了20%，当公民抱怨污染的消息公布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了4-15%.[48]印度尼西亚利用克服污染企业与被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污染。该国的环境影响管理局开发出一项“污染控制、评估和环境评级计划（PROPER）”该计划从工厂中获得关于污染的数据，对其环保状况进行评级，并将环境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金融市场对污染企业造成影响，因为金融市场会对企业的环保评级作出反应，利用公众的压力来迫使污染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由于受环境污染的人们参与计划之中，因而它在企业与有关方面之间达致了力量的平衡。[49]实践证明，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是解决相关环境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这种信息直接增加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数量，增强了环保的力量。 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成本，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息。《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这种信息是消费者个人很难获得的，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获得这种信息向社会公布后，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从而促使消费者作出合理的消费选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有限，如对免熨衬衫是否可达到免熨效果，消费者一般不知道，往往要进行消费以后才能知情，但对免熨衬衫中含有甲醛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事实肯定不知，在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免熨衬衫进行抽查后，得出结论，绝大部分免熨衬衫含有甲醛，而免熨衬衫的免熨效果则几乎没有。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最好的信息。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在近一年内向社会公布餐具洗涤剂、白酒、农药、电池、微波炉、西服、强化奶粉、啤酒等近百种产品的抽查结果，在公告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的合格品种和不合格品种，并说明了不合格的原因。[50]这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除了首先要确保信息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信息公开的普遍性，如果准确信息的公开度不大，则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贡献也不会大。我国目前政府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公开的方式仅限于电视、报纸及专门的公告等，从形式上看，似乎公开度已经很大，但实质上，由于信息劣势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主体接受这些信息往往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相当部分人是得不到这种信息的。如含有PPA的药品被禁售之时，各种媒介都了这一消息，但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康泰克这种药还在销售，一些人也还在服用。所以，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领域和区域，就越需要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政府提供信息除了须承受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本外，还须承受信息的公开成本，由于受制于资源限制，[51]政府不可能克服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还应把有限资源用于在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区域，专门用于信息的公开。 2.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从表面上看并不着眼于信息本身，但它或者在实质上能降低各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而促进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强制性保险就是一种绕过信息不对称而克服逆向选择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信息的要求几乎为零；利益激励制度也能降低信息劣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量；中介性机构的出现使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构得到了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工作；而非价格机制的发展使信息劣势主体信息获取可以多元化，有些非价格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的信息，因此有利于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1）强制性保险等[53] 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些没有被 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如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保险等，都应有政府的正式保险计划。[54]为什么存在没有被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保险领域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消亡。对此，由政府进行强制性保险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家的论证也认为，当市场失灵严重到私人保险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险项目，就很可能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55]我们认为，强制性保险等制度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相当可行的。它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根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信息的需求量很低。以强制性失业保险为例，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投保，这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能选择的强制性行为，这使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丧失了行为基础，政府在接受投保时也无需去辨认该主体是否更容易失业，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到克服。 （2）利益激励制度 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利益激励是最佳的克服路径选择。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奴隶主要得到奴隶更多的劳动产品，而奴隶则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就奴隶的劳动质量而言，奴隶主处于信息劣势，奴隶因而可以怠工、偷懒，为此奴隶主可以做出两种制度安排以促进奴隶劳动：（1）强迫奴隶劳动，不劳动则不供给食物或严刑处罚。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要花费资源监督奴隶劳动的整个过程，这会导致巨额监督费用，并且劳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根本没法监督；奴隶主还要承受对违规奴隶处罚的成本。（2）对劳动产品与奴隶实行分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只需监督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不需监督劳动过程，因此不存在监督费用问题，而且分成制使奴隶有更大的劳动动力，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数量来说，这种制度都要优于强迫劳动制。[56]强迫劳动制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奴隶主的监督责任，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分成制通过利益激励使奴隶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约束降低了奴隶的监督责任，因而减少了奴隶主对奴隶劳动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在现代企业中，用利益激励去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必要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赋予最有信息优势的人，以使这些人不滥用信息优势。向国有企业委派稽查特派员对企业进行稽查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但这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它是从信息劣势方着手以获取更多信息，这不仅不能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反而产生其它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应该主要从信息优势方着手，给予其一定利益，以使其与信息劣势者的利益大体相一致，从而减少信息劣势者的信息需求。 （3）中介机构 市场体制中的中介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相当值得研究。这种组织也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就能使上市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因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旧货市场如果没有非市场制度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目前这种市场能够较普遍地存在是因为得到了一些非市场制度的支持，如专门检测旧货质量并出具报告的机构出具真实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免除旧货卖方的质量证明责任，可以降低总体的质量证明成本，还可以使买方确信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促成交易的进行。但中介机构在发挥其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根本不予信任，则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到克服。所以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对中介机构的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使中介机构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由于不追求处自身利益，非营利性组织容易被市场主体所接受，但不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同时会使非营利性机构处于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会影响市场主体对该机构的认同。第二，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责任。《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因为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第三，在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的情形下，尽可能提升中介机构的成立审批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层级，使更多民众能够更信任该中介机构。如《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在这规定中，把审批部门设在省一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门槛，以确保检测质量；另一方面则为了增强民众对该机构的认同，提高对由该机构提供信息的信任度。 （4）非价格机制 “在信息不完全可得的情况下，聪明的人类总会在市场上找到一些非价格的东西来补充价格机制。我们对这些非价格机制的依赖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购买信息而进行的投资。”[57]非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只不过不是一种价格信息。非价格机制所内含的信息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为例，内部管理科学、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以后，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可以不进行既费时又费力的自我质量说明，而交易对方也可以减少进一步的信息收集行为，从而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交易快速进行，还可以降低交易对方的防御行为。这种机制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的最佳制度。康佳集团在全国彩电行业首家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家双重认证。这一信息极有利于康佳集团的彩电销售。90年代初在杭州营运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国营”两个字，这是在个体私营者多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下出现的。国营两个字有深刻的信息内涵。它意味着经营者不损人利己，意味着不过度追求利润。这个重要信息能免除消费者被宰的忧虑，从而促成交易。产品质量免检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交易者的良好声誉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非价格机制。“商誉这个词意味着质量的持久性，而信誉是有价格（或罚金）的，因为它使搜寻变得经济。”[58]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减少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的信息提供量，还能降低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总量，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企业的良好资信对银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自我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不提供担保而得到贷款直接减少了其借贷成本。 3.信息错误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经济法在禁止错误信息、促进正确信息的提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 经济法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规定。如《会计法》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禁止；《广告法》对虚假广告和不当比较广告禁止；《证券法》对错误信息的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欺诈行为的禁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及第21条对假冒行为的禁止，第9条及24条对虚假宣传的禁止等。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2）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 对市场中有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直接予以克服。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有说明的义务。政 府的这种说明义务主要来源于两点：第一，在市场中存在较多错误信息的情况下，政府是最佳的僻谣主体，其他主体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进行僻谣。第二，与单个的市场主体相比，由政府直接做这个工作可以节约更多的辨认、筛选、处理错误信息并予以公示的成本。 （3）禁止价格扭曲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 “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价格衡量稀缺的程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传递着关键性的经济信息。”[59]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价格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它虽然只表现为一个数字，但它所内含的信息量很大，市场主体主要依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市场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价格信号的正确性。但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扭曲，成为一种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有序。经济法对价格扭曲的禁止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价格法》第7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第14条第2项规定了禁止低价倾销，第3项规定了禁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个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奖金太高而使价格扭曲。《商业银行法》第31条与38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第75条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存款或贷款利率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主要在于确保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的正确性。 4.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 信息成本过高并不是市场体制中信息失灵的直接表现，但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信息错误往往导致市场主体自身承受巨额信息成本。经济法在克服信息失灵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从而直接增加市场主体的利益，在总体上提升市场效率。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通过政府提供信息公共产品降低市场主体的私人信息成本。第二，通过制度降低对信息的需求量，减少市场主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从而降低信息成本。第三，通过赋予信息优势主体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减少信息劣势主体的信息成本。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济法通过克服信息失灵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防御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 经济法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经济法论文:从市场失灵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所谓机制，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一种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注：孙培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并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包括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等。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日本学者江上勋认为，“经济法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无力解决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法国学者德让认为，“经济法是以给予公共权力机关能够对经济采取积极行动为目的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正是经济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或者说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 但从经济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虽较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现实的原因，经济法在我国多以政策法为表现形式，因而出现了对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对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偏离或抛开经济法应有的价值，并造成经济法作用范围随意确定，作用方式随意改变，以致出现经济法的作用结果与经济法的应然目的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等几个理论问题，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1、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市场调节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要求自由发展，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资本主义早期，主张谋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认为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引导下，既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也可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理论家，就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注：〔英〕埃克里·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52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不可克服的缺陷显露，国家干预经济的存在就成为必然选择，并且这种国家干预也确实给西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效果。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出现，“国家干预”理论又受到了排斥。于是一些学者（包括法学学者）又认为，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必须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实行“双轨制”。依此理论似乎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解决了经济法问题，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显现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的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二者的调节方向又有可能发生冲突，致使国家干预调节效用递减或市场机制功能受到阻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存在序列差，即前者是横向的、瞬息变化的，后者是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加之“市场对自由、平等和权利总是积极要求的，正象人对权利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样。相反，市场对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却总是本能的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是排斥，这又恰如人对义务的态度”（注：孙笑侠《宽容的干预与中立的法律》，《法学》1993年第7期。）等等原因， 致使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矛盾的出现。如在我国，经济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范围及调节、干预的程度，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就表现为如何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立法的内容。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4、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孰轻孰重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一般皆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尤为突出。但同时，在经济法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过程中，却又经常出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冲突。 所谓经济手段是指国家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运用经济杠杆组织调节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利益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行政手段则是依靠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方式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过一种带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经济手段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改变经济状况、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手段虽能弥补经济手段的不足，但不适当地扩大行政方法，强化行政手段又易导致脱离经济规律。虽然经济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双管齐下平等适用，还是有轻有重，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等，也是经济法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二、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前述经济法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究其原因，关键在经济法的作用机制由于理论上模糊不清，以致在经济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为应急措施或短期行为，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所致。我们知道，法律的出现系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法也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因国家自觉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领域推崇市场机制，崇尚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是使由私人契约创设的义务得到履行”，因而，无论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有限，只是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运行过程主要是通过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机制却在不断变形，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使市场机制失去了调控功能。垄断使市场主体无法实现自由竞争，价格指示器的显示功能在垄断条件下明显地减弱了，即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平等、迅速、完全地获得市场信息）、价格信号的时滞性（价格信号的显示过程不是迅速的并具有波动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紊乱、社会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降低等；第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即市场主体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如环境污染问题。并出现市场主体不愿从事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产业，造成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无人提供等问题；第四，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力解决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及社会保障问题。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垄断的出现，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仍然不是万能的。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弥补和矫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即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经济法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自觉干预社会经济，完成了国家从自发、零散干预经济到自觉、系统干预的转变，并使现代经济法日趋成熟起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经济立法及其内容又逐渐出现了同时体现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成分，经济法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然目的也日益被公众认同，并将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成分定位于有限、适当干预，以期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说是市场失灵决定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即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均以市场机制为中心，主要在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消除市场失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正是经济法的这一产生条件，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 1、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传统法理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的基本价值，“无论在中文、西文中，用以表示法的词都有平、正、直的含义”，“平即平等与平衡”，“正即正当与公正”，“直即正直或公道”（注：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所以，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 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不外是适用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工具，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范围，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它不仅体现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更展示了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体现的协调与发展的价值要求。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十四版，第555页。）， 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3、经济法的作用方式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作用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即国家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与不足的方式。从上述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可知，国家除直接参与有限的经济过程外，主要在于对市场的管理、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也必须为其特定的作用范围服务。 从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经济法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纯粹是禁止性规定， 而一战后的经济法则出现许多授权性规定。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作用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于凯恩斯理论所导致的成熟的现代经济法过份强调国家干预，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导致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了矛盾，因而体现经济法作用方式的国家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法由于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九十年代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意识作用，致使我国的经济法作用方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出现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经济法从法律形式上看，应属公法范畴，但其作用的领域却又是私法作用的领域，出现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由于公法的作用方式是强制命令式，这又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的。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不能单靠公法的作用方式；但同时，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又不可能完全采用私法方式，所以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公法化的私法作用方式。国家干预经济虽往往以国家直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式进行，但其重点却是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这也就定了经济法作用方式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共同调控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既然是上述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作用方式自然也就是公法作用方式与私法作用方式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协调、平衡。 陶广峰 杨仕兵 经济法论文: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 摘　要：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从研究方法、分析路径、审视视域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梳理与评介。笔者期望通过此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综合研究，能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潜深拓新有所助益。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是我国法学领域中逐渐长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主流学说的确立、经济法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经济法的学科研究阵营中，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实证，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我作为老一点的经济法学研究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介。这既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赞赏，也是对经济法不断拓新研究领域与研究进路的一种倡导。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对我国经济法理论做出过贡献的中青年学者远远不止我在文章所提到名字，今后我将继续关注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便从中吸收养料。 一、方法维度：推陈与出新 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工具、规则和程序的总称。法学的发展与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法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法学方法的每次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法律理论的突破和变革，而法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往往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P8）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里所谓的‘新’既包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又包括历史上曾有过但我们没有使用或者没有很好使用过的，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创造性使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模式。”[1]（P8）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哲学方法、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社会学法学方法和法律史、法学史方法交相辉映。因此，对中青年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检视和评价，有利于促进经济法理论的繁荣。当然在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仅局限于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而是要将运用该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一并纳入讨论范围，以研究方法带出理论成果，以理论成果佐证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是目的，并且二者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一）法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法律哲学始终是与某种一般哲学有联系的，但往往以后者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2]（P10）事实上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移植哲学方法中的价值分析法，其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经济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探索经济法的价值。中青年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中广泛采用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程信和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认为每个成熟的学科都有特有的范畴，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3]此外，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的发展观经历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经济法的效益观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且必须反映环境效益；经济法的公平观在内容上除包括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外，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法的安全观还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纳入其中考量。[4]在这里，我更看中把经济法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分配和安全的理论，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张守文针对经济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薄弱现状，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供了“调制行为”这一重要范畴，以区别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张守文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而且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性（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和社会性。他认为，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和经济法制建设中占核心地位。[5] 单飞跃从经济法的研究路径、经济法与法治运行的协调性、经济法与法治发展的路向一致性等方面的整合角度出发，从法治理念层面指出经济法的“法治理念”为4个方面：（1）自由理念，即市场竞争自由，经济政策民主；（2）公平理念，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公平；（3）发展理念，即持续发展理念、公平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4）安全理念，即宏观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并进而说明了经济法不是异法治范畴，而是与法治共生共融的科学体系。另外单飞跃还从哲学的角度对经济法的价值范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揭示了经济法的存在意义。他从4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1）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经济法是以商品关系为生存基础的法，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 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 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 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王全兴对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研究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他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发生联系，并且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它既履行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来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的范式，并提出以社会学中的自治组织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中间层主体资格确认、保障和规制等等。[26]另外面对全球化的思潮，王全兴认为经济法的诸多理念和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加上中国经济法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历程，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应更倚重本土资源。[8]（P32）而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7]关注本土资源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将经济法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环境之中，[28]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对社会法性质进行研究时，王全兴认为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而摈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并对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属于广义的社会法。[8]（P32）在这里，我很看中在“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社会中间层这一经济法主体，这正好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原先由政府行使的某些职能剥离出来让位给那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相契合。 郑少华也认为对经济的研究应采用三元框架范式，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他认为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依据“社会契约论”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结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即从国家和个人手中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团。这就是三元社会结构产生的理论基础———“动态的社会契约”。与之相对应法律也应当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少华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是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规制范围是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规范的特征是“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经济法的调整模式是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论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至此，从以上十方面把握，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较好的划分开来，而确证其作为社会法的本质。[29] 鲁篱在对经济法重要主体———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它将行业协会置于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考察和审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行业协会加以分析，借助汤姆·R·伯恩斯的理论认为所谓的普适性法律的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反映，那么其便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借助韦伯关于习俗、惯例的分析认为应关注规则是否具备对成员的外部约束力以及是否具有专门的强制班子；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根据制定机关位阶的高低就当然地否弃集团规则和习惯等效力的做法和思想进行了否定。[30]作者将规章制定权作为自治权的其他权能的基础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对“制定法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行业协会规章及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考察，创造性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业协会规章与制定法强调性规定相冲突并不当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行业协会规章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及标准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合理性，承认并尊重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非法律惩罚权和争端解决权，原则上行政机关不得介入，而司法审查也必须充分谨慎和合理。作者对行业协会自治所勾勒的制度框架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传统行业协会自治模式的全面解构和颠覆，对认识行业规章等民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经济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回应性”角度研究，其理论的意义体现为经济法理论须立足本土资源，与时代同步，重跨学科研究。[31]有学者从利益群体的视角中分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既非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又非经济活动中被管理的微观单位的社会实体（即作为各利益群体之代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经济法应当将其纳入主体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益和义务。[32]还有学者依据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团体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和方式。其指出，社会团体的使命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此意义上，社会团体凸现了其重要性和作为经济法特殊主体制度、特别调控机制的价值。[33] 在肯定上述学者以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有所认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从研究方法和理论重心看，社会学法学注重法的作用和效果，强调法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24]（P107）然而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多的只是引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学说，而对具体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如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却很少涉入。这说明了在研究手法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此外，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是实证定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理念往往对价值不甚关注，这也是我们采用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四）法律史、法学史研究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4]历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的研究当中，主要有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 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经济法的思想与制度轨迹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和总结经济法现象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法的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考察基础之上。我国中青年学者认识到：“应该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以便对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35]邱本在《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经济法学说分为4个阶段加以研究，分别是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6～1992年、1992年至今。他对每个阶段的经济法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最后总结为：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目前仍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应当夯实基础；经济法必须强调实用性，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民法、行政法是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关怀；经济法研究需要求新求探求真精神；经济法的研究应当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36]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肖江平把经济法学史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诞生了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的专著。他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脉络、评判得失、发掘积淀、提升规范，以此梳理学科基础语词、范畴、现象、原理的源流，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他史论结合，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共识：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 （2）经济法价值的共识：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 （3）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共识：社会整体效率原则；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 另外作者还将“特质”概念引入经济法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属性，其抽象程度高于特征但低于本质。经济法的深层特质是其协调性和现代性，经济法的浅层特质至少包括其经济性、政策性、规制性和综合性。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法的个性加深认识。[37] 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综合以上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相反他们很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例如张守文在论证经济法现代性这一重要特征时，就综合运用了时间维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38]本文对上述4种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单独予以分析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外除上述研究方法外，中青年学者采用的还有：系统科学应用研究方法，[39]进化论研究方法，[4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合作主义方法论，制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主义进路，从经济法分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经济法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41]由此可见，经济法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推陈出新。 从法学研究层面对方法问题进行再思考，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层次，我们有法哲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式①。在第三层次我们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但在第二层次，中青年学者虽然都较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却很少人涉猎语言分析法学方法。②新分析法学运动20世纪下半叶兴起后在英美等国家表现出特别的张力，并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研究方法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很大，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42]在中国，有的研究其他部门法的中青年学者已自觉地在运用此种方法，[43]经济法学的文章要真正摆脱不被认为是经济学文章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完成从经济学语境到经济法语境的转换，这就必须加强语言分析法学方法的研究。可见虽然经济法研究方法呈多样化状态，但并不完整，仍需中青年学者的拓展。 二、路径向度：国家与市场 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正是市场与国家博弈的均衡解。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本然的亲缘关系。经济法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把握这对矛盾统一体，围绕国家与市场之关联，建构经济法的理论平台。历经数年理论研究的自生自发，群体互动，中青年学者将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置于国家与市场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就经济法的认识路径，抽象出以下5种主要认知范式。 （一）经济法：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干预之法 市场的作用巨大而不可抗拒，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然而，政府亦非万能，有限理性加之经济人特质，政府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双重困境，蕴涵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基本法律形式的经济法的逻辑基点。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二元结构入手，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维度，张守文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普遍出现）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于是，他认为战时经济统治法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者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和探讨的所谓“经济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44]因此，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假设，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如何克服国家在调控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失灵，也即如何做到“调制适度”是经济法发展的重心议题。[5] 吕忠梅以市场经济为起点，借助“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基本假设，采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选取政府行为为主要视角，围绕经济法之一般与中国经济法之特征这一基本主线，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市场竞争的失灵；（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表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它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的运行中，存在着增长与波动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及其他调控手段来加以引导。现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存在。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此，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并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能以保证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的忠实贯彻。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市场失灵是政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导入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政府干预经济的“度”，而这正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5] 陈云良认为，民法无法防止市场负面作用的发生，无法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市场失衡，经济法正是适用市场这样一种需要———弥补民法的不足与缺陷———而产生的，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机制来看，经济法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使命。从反面来看，虽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需要有政府之手灵巧的点拨，即使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权力又极易膨胀和扩张，一不留神，就会滑过界限侵蚀市场，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之“恶”容易引起市场之痛，破坏市场效率。所以，经济法不仅要赋予政府一定干预市场的权力，保障市场的“长治久安”，防止市场失灵，但同时又要防止政府越界、政府干预失灵，反过来又要规范、限制政府的干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要干预政府。所以，为了保护市场免受政府侵害，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经济法要规范和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45] 应飞虎 认为，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则是经济法。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应该没有自己的特有的偏好。但现实中的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并不是强相关的，政府并不过多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政府自身虽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但由于组成政府的自然人是经济人，他们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也摆脱不了经济人的特性（只不过由于制度的约束，这种特性没有市场中的经济人那么明显），政府失灵由此而产生。政府失灵论说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政府是必然的干预主体，但不是最优的干预主体。换言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能力边界，不能克服所有的市场缺陷，在某种情形下，反而会使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应基于需要干预论，指出需要干预基于市场干预需求导入国家干预供给，力图寻求两者的均衡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确立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国家基于对市场的尊重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对国家进行干预。所以，就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对干预者进行干预及树立经济法应有权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 应当说，双重失灵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肇端于19世纪末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却又使得干预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依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路径解析经济法，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否同为经济法存在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有分歧。有的学者指出，克服政府失效只能由行政法和宪法来完成，经济法对于政府失效的关注仅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可见，要完善经济法理论大厦，有必要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究。我认为不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即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民法或行政法能不能调整，如果用它们去调整会产生什么法理学上的困境，然后考察经济法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为什么，可以调整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经济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之 法源于对国家主义盛行的回应，20世纪末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市民社会思潮。相应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一些理论著述相继出现。我国法学界对之逐渐引起了重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出现一些学者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框架中，进行经济法理论研究。 单飞跃认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其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孤立自我与严格分野，在市场———国家———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互长关系结构中演绎、丰富和诠释着自由、平等、公平、安全、发展等基本法治理念，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法律动力。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法。传统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当进行严格分野，并且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政治国家”架构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架构，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绝对化与政治国家绝对化两种极端主张。社会发展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与失灵，市民社会孕育的市场能保障机会平等，但结果不一定公平；政治国家孕育的政府能保障前提公平，但结果不一定富有效率。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由一种彼此相克的状态向彼此相依状态转化，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理念。经济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联动的法律辩证法。[46]（P149）市场与国家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需要也是客观的，法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树立“楚河汉界”将二者分割开来，对二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交叉视而不见，坐而不管，而应对其基本矛盾运动进行调和。经济法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将以下两点作为自身立足点：一是基于民商关系的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而实施的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二是基于国家在经济力资源、经济政策资源分配与再分析关系中的主导性与优越性而实施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目的在于保障资源分配的规范有序与合理，并防止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经济法整合了市场与国家的矛盾运动，使之具有趋同性、同向性，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达至“双赢”的法律路径。经济法基于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不断发展、普遍联系的辩证立场，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46]（P217） 吕忠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是国家借助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内在理由和依据，因此，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市民社会自身性质和特点又限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与范围，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又可称为“干预政府之法”。合理安排市场化的限度与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是经济法的重心。[47] 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拓展，致使源于亚里士多德城邦意义的市民社会范畴，演进为与政治国家抗衡对立的事物。经过众多理论大师们的扩展，使人们习惯于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起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造就的一面，理论界已出现了抛开体制内外的分野，在传统框架外寻求一种利益整合的解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历史已经明证，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天堂的福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失效，导致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国家公共猛兽的性格，却又要求对其强大权力必须予以限定。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能够连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国家与市场的和谐互动，正是其关怀目标。在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同史际春、陈月琴所作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经济法“她像一位和平的天使，一只手握着崇尚自由却柔弱哀怨的市民社会，另一只手握住强悍却孤立的政治国家，让它们和平共处，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48]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这一思径取向审视经济法，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这无论是对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拓深，还是对于目前受到我国学界青睐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都将大有裨益。 （三）经济法：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关联耦合之法 19世纪末，传统上以市场调节为绝对主导、排斥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受到了垄断性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自身的顽疾，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因此得到了确立。与之伴生的是，法律体系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正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催生的产物。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经济法研究的又一视角。 徐孟洲认为，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产物。他借用物理学上的耦合概念，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为耦合。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磁场”）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促进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耦合现象。基于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自由发展导致垄断的严酷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等因素，作为社会现象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耦合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耦合，使得具有社会性与管理性内在结合性质的经济关系得以产生。这种经济关系超 越了私法调整的原则，又具有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是具有这种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济关系。同时，他认为同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部分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产物，经济法以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相融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市场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法和标准化法；后者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规制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对外经济贸易法。他还指出，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市场经济排斥宏观调控，否认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思想理念下，是不会产生经济法的。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与私有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以致要求现代国家介入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特别是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中得到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49] 张守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为此，国家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这种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必须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以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由此便使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此即经济法。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是统一的、互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的营利与群体（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该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即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而且这两种经济关系具有统一性、互补性。以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44] 纯粹市场本质上是无法持久存在和运作的，绝对完全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也不曾出现过。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非自恰性，决定政府需以宏观调控加以协助。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经济失调、失业、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等现象都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特定时期更是凸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间接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动态均衡。以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思路来认识经济法，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这方面更多理论成果的出现。 （四）经济法：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均衡协调之法 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为争夺消费者以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斗。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商品经济愈发展，竞争也愈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调节结构安排，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其作用都是二元的，即正当的竞争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正当的竞争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很重视运用法律力量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邱本以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为基点，分析了经济法产生的各种基础和对象，构建了经济法的体系，确定了经济法的地位，提出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并明确了经济法的原则与宗旨。他认为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个中介领域，最根本的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果再集中一点说，就是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思维到辩证思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都说明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问题，这一问题是经济法所应表明和记载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经济法相应的社会正义理论是既要求国家干预，又限制国家干预，经济法是这种正义理论的规则化。由于要求国家干预和限制国家干预核心又在于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因此，经济法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思想的规则化。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它具有垄断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由于它具有盲目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他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依据，建构于经济法体系，总括地说就是由调整反对市场经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法和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宏观调控法所构成。前者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关系密切，市场竞争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宏观调控法必须以市场竞争法为依归。他认为，自由、竞争和秩序是经济法的三大基本范畴，经济法的所有制度、原则和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释。由经济法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原则；二是宏观调控原则，这两项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依据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权利（力）主要是自由竞争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7] 竞争之于促进经济效率作用的理论分析，已有大量文献详细阐释，在此无需过多说明。与其他可行替代安排的制度相比较，竞争具有效率意义上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其结果是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现代经济学理论已从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走向有效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不可实现以及过度竞争对市场自身的危害，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竞争也存在适度的问题。自由竞争是在秩序规约下的自由竞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自由竞争市场，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对自由市场进行秩序调整，以求市场自由竞争适度、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发展，经济法正是这一协调功能的承担者。 （五）经济法：私法与公法互动交融之法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即使有这种主张声音，也未引起更多的共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们才提出在我国仍然需要区分公法和私法的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我国经济法学界，也引入了公、私法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法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经济法或以行政、刑事等“公”的手段，去调整企业、 合同、价格、利润、利率等“私”的关系；或者将平等对立、协商较量、等价有偿、恢复补偿等“私”的手段，引入有政府和公权力加入、为公共利益考量之“公”的关系。[9]（P64） 徐孟洲认为，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条件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经济法既不是传统的公法，也不是传统的私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第三法域。 单飞跃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对峙，直接导致了私法与公法分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固守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公法则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对法律制度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公法与私法界分明确的二元法律结构日益模糊。由于市场需要微观平衡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宏观平衡，因此国家便通过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第三法域现象。[50] 周林彬认为，商法和经济法独立的共同法律根源之一，是法律社会化趋势下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其中，一方面，私法兼容公法根源于绝对的私法自治和私权优先导致的传统私法因强调私人利益的保护，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结果等“市场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民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正义的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矫正这类“私法失败”现象，运用公法规范限制私法自治，维护社会公益。另一方面，公法兼容私法根源于绝对的公法和公权优先导致的传统公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保护，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和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行政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行政垄断这类“公法失败”的现象，运用私法规范限制公法优先，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是从传统民法、商法和行政法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兼容公法、私法因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21世纪法律发展方向的重要法律部门。[51]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划分，但是，在现代法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公、私权利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这一法律事实，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规范，或者用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独立法域。将经济法归为私法，显然不恰当，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恰恰是对私权关系的适度干预；将经济法归于公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完全用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也倾向于经济法应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作为私法的民法所调整的完全体现“私法自治”的关系，也不同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调整的完全体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将那些既有公益成分又具有私法成分的经济法绝对地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范畴，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公、私法兼容的法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了。把经济法归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部门，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这两个目标中走向极端。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 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法律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目前对经济法较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 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现代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内容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 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一般而言，市场规制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看似互相独立、互不关联或关联度不强，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④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度。虽然每部法律自身可能有多种功能，但它们共有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功能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个功能才使这些法律具有了共性，使其自身能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子系统中，同时也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 （一）竞争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竞争的标的是交易机会。对经营者而言，交易机会是一种利益，而丧失交易机会最终会破产。交易机会的获得有正当和不正当两种途径。一般而言，不正当获得交易机会的途径有三：第一，虚假信息；第二，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强制性力量；第三，非法利益的给予。对虚假信息的禁止和对强制性力量滥用的禁止就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11种反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其中除了5种属于垄断行为外，有6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假冒（第5条）、回扣（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不当有奖销售（第13条）、贬低竞争对手（第14条）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除侵犯商业秘密和回扣问题外，其余4种行为都与虚假信息有关。虽然制造这种虚假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排斥竞争者，但对竞争者的排斥是通过不当获取交易机会而实现的，而这种交易机会的获得又是通过虚假或不当信息的散布而实现的，因此交易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这种信息，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平交易。如该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4）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这些假冒行为制造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使交易对方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从而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法律对假冒行为的禁止就可清除市场上人为制造的虚假信号，从而保障潜在的交易主体能够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 至于反垄断法促进交易的公平则更加明显。因为垄断的存在形成了市场中的强势力量，导致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力量均衡是公平交易的最重要保证，没有力量的均衡，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使交易各方力量相对均衡的制度。通过对垄断者的权利限制甚至对 垄断主体的拆解来抑制强者，这种抑制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反垄断法由此促进交易机会的公平配置和交易进程及结果的公平，实现力量相对均衡。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弱者保护法，其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强者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以及对弱者的服务而实现的，它是合同法的补充法。合同法讲求的是形式公平，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体现实质公平，这与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同样的性质，但体现了更强的公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所有规定直接构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消费者对正当利益的预期，既保障了消费者的交易安全，又提升了消费者的交易利益。这种安全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功能是合同法所不能实现的，也是合同法所不必追求的。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就特定商品而言，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可能通过众多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而克服，因为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时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其二，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的递增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收集充分的信息；其三，经营者的信息垄断行为增加了消费者收集有效、充分信息的难度。所以，政府的干预成为必要，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对经营者私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一般而言，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优势。而消费者个人则往往对合同法知识了解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所难免；在纠纷解决时，消费者会面临着举证上的困难，又往往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所以可能产生对其不利的判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免费法律顾问，这并不在于消费者能够轻易地看懂条款并予以应用，而在于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职责。这是政府向所有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强制性，无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的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根据合同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修正，是对根据私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直接的公权干预。这种干预降低了消费者为实现交易的公平而需做的努力程度，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公平。 （三）产品质量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产品质量法促进交易公平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交易信息而实现的。因为交易必然涉及对交易对象的质量认定，这对买方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交易公平也就很难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的绝大部分制度都为买方认定产品质量提供了信息依据。如《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包括第13条的质量标准制度、第14条的企业质量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第15条的质量抽检制度以及第三章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等都可以反映特定产品的质量信息。以质量抽检制度为例，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排斥出市场，从而可排斥不公平交易。对特定的交易者而言，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了买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认定责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因此而降低，交易的公平因此可顺利实现。 （四）广告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广告是一种吸引交易者的信息，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广告法促进公平交易正是通过禁止虚假广告以保障提供正确信息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法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这一规定为中心展开的。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的诸多制度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广告主体在广告活动中应该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三章“广告活动”中还对制作、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排除市场中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信息，从而使接受广告信息的主体不因虚假信息而受害。 （五）价格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障交易的公平。实践中，交易不公平往往是通过不合理定价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常常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当交易者在不拥有充分信息时，往往可能会主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从而使交易不公平。《价格法》中的定价规则和价格准则排斥了交易中的诸如产生暴利的不合理价格，也使交易价格有了一个相对更公平的标准，⑤从而可促进交易的公平展开。 （六）招标投标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机会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分配，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机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配置，而合同法对公平配置交易机会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运用公权力强制性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并规定了详尽的招标投标程序。该法的有效实施能够排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交易机会的现象，从而实现交易机会的公平分配。与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具有公平配置交易机会的功能。 经济法论文:任务驱动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中的作用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主要包括任务设计、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任务点评等几个环节。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首先要做的是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课堂学习任务———即任务设计。所设计任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这一环节,需注意两点:(1)任务设计要生活化,案例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设计的任务或案例可以是教师从生活中或实际工作中寻找的,也可以是学生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到实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这一内容,可设计如下任务:同学们去时装屋买衣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析哪是要约?哪是承诺?如果你跟老板发生纠纷,如何根据合同订立的过程来解决纠纷?(2)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技能水平等情况,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易,要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否则学生会失去成就感和兴趣感。 (二)任务分析 教师应结合提出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分析中明确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理论知识、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需要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学生接受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分析。由于多个学习小组知识积累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跟进和指导。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拟定”一节,教师首先将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条文和一些已经解决的判例等资料发给学生,学生据此对任务认真分析,并不断提出问题,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起引导作用。通过任务分析督促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三)任务完成 学生通过任务分析已掌握解决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在对任务进行判断、分析、自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这时,教师让学生按小组尝试用现有的知识资源解决问题,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学生在任务分析时已对相关知识有所理解,但是把握得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有些法律条文,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并活学活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学生感到缺乏的知识进行详细地讲解,学生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哪些基本技能,教师就讲解哪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讲解中应紧紧围绕任务进行,以必需、够用为度,使学生能完成任务为限。 (四)任务交流 为了达到知识互补及相互学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小组之间要进行成果的交流。这个环节要注意趁热打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活学活用的能力。在完成任务后及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巩固所学知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媒体上的热点案例为任务,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解决,如“打折商品不保证质量”、“在节日促销中一些比较隐蔽的霸王条款”和“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入场”等案例。对这些案例,让学生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仅会巩固知识,还会激发学习热情。 (五)任务点评 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每次课都有收获,教师针对任务完成过程的知识要点、技能要点及学生整体情况进行有效的学习评价和归纳,即任务点评。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需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时刻关注学生是否完成了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另外,可设置各种奖励措施,使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兴奋点,逐步提升学生自信心,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的效果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结合高职生学习的特点,改变了以往学生听、教师讲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它真正做到了由“听”到“做”的改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为了能完成任务,要思考,要动手,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它真正做到了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查询相关知识和资料,并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任务交流中,学生自由演绎、自由发挥,有效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后,它真正做到了“个体”向“团队”的转变。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只是闷在墙角。而在任务驱动教学中,为了完成任务,每一个学生都积极行动,一起分享成果,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既是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协同合作精神培养的过程,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教师讲、学生听,久而久之,有些学生产生一些惰性,不愿动手动脑。但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每一个学生要有学习的自主性,所以事前一定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否则,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学就很难进行。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如任务设计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的任务要难易适中;任务点评时要及时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肯定,对完成情况不好的应耐心帮他们找出问题及改进方法。任务的完成要由团队完成,需特别注意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任务是按学习小组来完成的,若个别学生在小组中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任务,必将会影响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加强对这些个别学生的辅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为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发挥最好的效果,需适当改革评价方式。传统评价考核方式一般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40%,通常由考勤、课堂表现及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后,可以考虑适当改变评价考核方式:一是将 平时成绩比例可以改为60%,二是需要将学生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表现,及时纳入考核范围。 经济法论文: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内容提要】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关 键 词】调整对象/独立的调整对象/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引言 自从法学界提出“经济法”这一命题后，论争与质疑就一直伴随着经济法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论争最为根本的分歧集中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笔者将之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二，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从逻辑上看，第一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第二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解答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关于经济法理论的长期论争。然而我们又深信，这一定是两个十分难以澄清的“理论死结”，否则也不会令如此之多睿智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以下文字是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解答的尝试。 二、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根据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将以往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否定说”）；另一类是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肯定说”）。否定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人们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都是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人们熟悉的较为典型的否定说有以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注：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2.学科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注：佟柔：《学科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7页。）；3.经济行政法论。即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分支，即“经济行政法”。（注：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94页。） 作为对否定说的回应，我国部分经济法学者对独立调整对象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主要有：1.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5.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多持肯定态度，但80年代的观点有“大经济法”之嫌，而且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比如与行政法的分野，基本上不作回答，故难以令人信服。92年以后的观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基本上都有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关系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调整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多从目的、任务、价值等侧面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涉及独立调整对象问题就难免陷于尴尬，只能以两者之间多有“交叉”、“密切联系”等模糊理由说明。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所完全接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我们略加考察可知，持否定说的多为非经济法学者，而经济法学界则多数持肯定说，从表面联系上看，学术争论蒙上了浓重的门户之见的阴影。我们同样是经济法的研习者，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的整体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来自于外部的意见往往具备一定的价值，旁观者的思路尽管粗线条，却往往是清晰的。经济法学者多年苦苦思索，总是无法摆脱论争，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会存在问题？当然其他法学家多年“围剿”经济法，却无法遏止其发展壮大，是否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事物的独立存在应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分歧刺激我们去探索，去寻找一下论争的症结所在。 （二）论争的症结 传统法理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同时还应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而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注：孙国华主编：《法理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调整同质社会关系即可构成法律部门，那么经济法学界不是说得很清楚：经济法调整国家管理（调节、协调、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不就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吗？为什么还会有论争？民商法、行政法都可以抽象自己调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经济法不可以呢？难道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有重叠而前两者历史较长就不允许后者独立存在吗？道理显然不这么简单。所谓调整对象就是社会关系，那么什么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是十分复杂、交叉与多层次的，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非常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标准”本身还需要标准来划分。法理学界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除了调整对象外，还要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并举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这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表面上看，这些理由很能说得通，实际上一推敲，就知道这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种理论。首先，这两个标准之间关系是什么，是缺一不可，还是居一即可？其次，刑法真的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吗？如果我们把它的调整对象表述为“国家用刑罚制裁的手段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以吗？这就是一类统一的调整对象（实际上它的调整对象也是应该这样表述的）。国内法理学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这一理论的来源地——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前苏联法学界曾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进行过长期的论战，1936年M·A·阿尔扎诺夫率先提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此说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不久勃拉图西提出，法律调整的方法也应当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这一理论最终也被人们所实际采用。到了1956年，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达成一致，即“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相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无疑，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及的，由于“调整对象”这一“标准”是虚拟和空泛的，而“调整方法”标准却是清晰、实在的，把这两个标准“统一”“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地被第二个标准所吸收和异化，从而令“调整对象说”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说”，最后这一理论被引申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注：【前苏联】C·C·列克谢耶夫：《苏维埃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转引自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问题》。）。至此，所谓的“双标准说”沦为实质上的“调整方法单标准说”。否定说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具备独立调整对象，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经济法无独立的调整方法。 显然，若是顺着这一理论的逻辑进行推演，经济法是不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的（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应，不少经济法学者曾花费笔墨论证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补充性的”、“宏观性的”等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手段的“刚性”、“直接性”、“非经济性”、“命令性”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辩解在法理上难有支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还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的其他调整方法。再说，对行政法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法学界早已提出，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变迁后，行政手段已不再只是“刚性”、“命令与服从”了，“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注：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论证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是徒劳的。然而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方法，就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了。”（注：史际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期，第199～205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法律实践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确实又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法理学界也意识到实践对理论的抵牾，所以在提出这一划分标准之后，又在具体列举法律部门时列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刑法、诉讼法以及军事法、国际法等多种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8页。），从而呈现以外延否定和修正内涵的理论局面，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理论界理论上的停滞不前与实践上的务实倾向，以及两者脱节之后不求甚解的心理。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早已被异化，沦为一场理论上论证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方法与实践中概括经济法现象的共性这两者各执一端的“游戏”，论争失去统一的焦点。若从传统理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否定说无疑大占上风，若从现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肯定说当更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两派争论各扯一张皮，难怪多年争执不休，却无法统一意见，这就是论争的真正症结所在。显然要解决这一症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固守传统理论，同时阉割现实以令其适应传统的理论容器；另一条是尊重现实需要，但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以令其适应现实生活的张力。两条路，走哪一条？笔者认为，学术一旦脱离实践，割袭现实，只满足于自我的理论抽象，满足于坐而论道，其生命力无疑将是脆弱的。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尊重现实，改造传统理论。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既然依据“调整对象暨调整方法说”划分法律部门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实践的需要，那么应该以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呢？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努力。1947年拉伊赫尔对只按一种标准来确定法的体系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可以用基本法律部门的规范来构成综合法律部门。B·φ·麦舍拉也认为，可以根据法律制裁形式（即调整方法）的性质，把法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三个基本部门法，其他各种实体法如土地法、 财政法、劳动法、集体农庄法、海洋法等都是综合法律部门。（注：【前苏联】勃拉图西：《苏维埃部门法：概念、对象、方法》，《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这与我国否定说的“综合经济法说”一脉相承。但与后者直接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部门略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综合法律部门是低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综合法律部门说”观察到现代社会立法中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调整手段有机联系、综合使用的现实，从而对单一的调整方法划分法提出挑战，具有十分可取的思想价值。不过这一理论没有说明综合法律部门的最终地位，反而以此论证这些法部门没有独特调整对象（只不过取之于各基本部门法）和调整方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而落入传统理论的俗套，继而引发“基本”法律部门对“综合法律部门”的歧视，结果又是论争不休。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行改造，“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而且“既然是法律部门，当然也就是独立的部门，不独立又何以能成为部门”。（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显然，该观点摒弃了传统法部门划分理论，提出以社会活动领域为主的法律部门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该学说对“客观论”的改造似乎过于彻底，以致于把“调整对象说”也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笔者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妨碍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法律调整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滨逊在荒岛上有活动，有行为，但不需要法律（规则），一旦多了个星期五，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调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我们至今定义法律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某某法是调整某某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的“社会活动领域”实质上与“调整对象”一样都是一种空泛待定的“标准”，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前述观点也认为，部门法下定义应为“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类活动中形成之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总的来看仍属于“调整对象说”。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中规定使用各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调整早已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是：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直观理解。比如现代海军的编成。虽然海、陆、空三军分立依旧存在，但是在现代海军中早已突破纯粹的巨舰大炮概念，出现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原分属空军、陆军概念的编制，混合了海陆空三种力量形式，理由只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它们为什么要叫海军而不叫别的，是因为它们统一于一个共性：通过海上作战平台向指定作战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从未听说过有空军或陆军愤愤不平而试图肢解海军的先例，因为这些力量已经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否则军令不一，势必为其协同作战演练制造障碍，从而极大地降低其作战效能。回过头来，法律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观点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是“调整对象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调整对象”不再是受“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应予以还原。但正如前文所述的，“调整对象”是一种空泛、未定的“标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行结合使用。现在这一“其他条件”不再是“调整方法”，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现实需要，抽象其共性。也就是说，划分法律部门不再有万能的标准，而应根据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结合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对调整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具备一定共性的社会关系的同质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法律部门。这样，是否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具备某种“共性”；第二，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必要的。这又需要我们考察：一、实践中这类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二、将这些规范综合为法律部门具备理论上的价值，即能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规律，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显然，不是任何具备所谓共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占山为王，自立门户”，自称为一独立法律部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是渐进的，是长期法律实践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是历史的、具备客观必然性的。现有的几个法律部门，无一不是这样产生的。以新兴法律部门军事法为例。“在过去，这一法律部门的有些法律规范归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如兵役法；有些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条例等等。但由于军事管理与国防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将独立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军事法作为单列的一个法律部门，主要考虑到我国立法的传统，军事与民事的相对分离以及设有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现实而作的处理”。（注：乔克裕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回到经济法命题上，我们同样知道，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备以上诸条件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节、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把国家管理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纳、抽象、总结和整合，有利于提高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认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立足于法学领域，但又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与微观参与能力。我们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就是一种复合，是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乃至于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国家管理经济这一共性上的复合，实践证明这一种知识结构是十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的，经济法独立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法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综上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仍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是这一“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共性”。至于这一共性是什么，为什么独立，则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沉淀进行抽象。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张薄饼，用一种方法进行平面式的瓜分；法律部门的划分应是立体式的，其标准是多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划分”的提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在现代法律实践条件下，与其称为“划分法律部门”，不如称之为“构建法律部门”。“划分”容易导致平面式的理解，从而划地为牢，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历史上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简单的时代，在当今社会连带关系大量产生，多元主体多元利益交叉整合的时代里，法律学的思维也应是立体、多维与开放式的。相比起“划分”提法的割裂、封闭与边缘清晰，“构建”提法的联系、开放与边缘模糊显然更能体现和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构建”的核心就 是我们所讲的“共性”，即所谓的“独立的调整对象”。 （四）“经济行政法论”辨析 鉴于近年来，经济行政法论在法学界较为流行，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辨析，藉此加深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认识。 既然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构成一个部门法，那么具备“行政管理”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不也可以构成行政法吗？而经济法作为其一部分即“经济行政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表面上可以讲得通，但不能为我们所赞同。理由有三： 第一，该学说忽略了一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除了两个标准外，还辅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均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规模和数量之间保持大体上的均衡，不能使某些法律部门的内容（即规范）特别多，而有些法律部门的内容特别少”。（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经济法就曾有过所谓“大经济法”的时代，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论，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本身并无不可。但是由于违反了均衡原则，其调整对象过泛，抽象困难，从而导致理论混乱，最终缩小至“国家管理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到了这一层次，经济法学者才有空暇去探求现代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精髓，才能对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有较为系统和正确的认识，经济法终于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样地，如果按经济行政法论所持观点，行政法将会扩张到极其庞大的规模，从而使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丧失意义，从研究角度来讲，也是行政法学者力所不逮的，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过，基本上还是固守于自己的“本土”，就算是持“经济行政法论”的学者也只是在“耕作自留地”的间歇，目光所及，从理论上论证了一下经济法是他们的“飞地”而已，得到理论满足后则继续耕作其自留地，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辖”，这种学术上的“圈地运动”是非理性与非建设性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认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勃纳德·施瓦茨所说的，“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在美国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予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3.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注：【美】勃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在国家职能极大膨胀的时代里，这已经是一件十分复杂、精细与重要的任务了。作为一个部门法概念的行政法应进行特别定义，不能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当前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似乎过于宽泛。能否最终锁定在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的领域里？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注：【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转引自应松年等《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门法在“构建”之后还应与其他法律进行“整合”，作较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进程中是相对与变动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处于不断的异化与还原运动中的，当这一运动超越了一定的度，就可能成为不同质的法部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令法部门体系的构建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发展需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 第二，经济行政法不能不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述及。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客观地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就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以行政法视野研究经济法，恐怕只能为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与手段提供理论垫脚石。从这一点来讲，肢解经济法，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是极为不明智的，是一种倒退。 第三，尽管行政法也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即认为行政法除了调整传统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外，还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关系，但是经济法除了行政法规范外，还拥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如果前者（民事法律规范）还可以勉强纳入“大行政法”的话，后者（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异质的调整方法，却是行政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包容的，仅从这点来看，经济行政法论就无法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综合经济法论来得实用与科学。 至此我们对本文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算是作了回答。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法独立法部门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法的外在独立性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内部的体系构建，从而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三、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观点的评述 在前文所列的经济法诸学说中，关于经济法具体调整对象的划分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的“大经济法”时代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涵括了纵向、横向、内部性三大关系，由于其恰当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现实而风靡一时。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国家经济职能逐步还原与回归，以上观点逐步丧失了实践土壤而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反思，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表述各异的观点，在摆脱了大经济法阴影之后的这些经济法学说，其观点基本是相近或相容的，故不宜用“论争”形容之，本小节仅以“观点的评述”为题。 关于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较为流行的学说有以下几种： 1.经济协调关系说。该说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分为：(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管理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保障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具体有：(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及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具体分为：(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社会公共性说。具体包括：(1)市场管理关系；(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3)对外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2页。） 5.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具体包括：(1)市场规制关系；(2)国家投资经营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国家管理经济领域说。此说直接以具体调整对象的罗列式为经济法下定义，具体包括：(1)经济管理关系；(2)维护公平竞争关系；(3)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注：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 7.来自经济行政法论的观点。具体分为：(1)宏观调控法 ；(2)市场管理法；(3)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 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大同小异，此处不一一列举。就内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以上诸观点均较为成熟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择要评述之。比如有的学说认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理由是“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果硬要民法调整，就会造成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混乱”。（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实际上这是对民法定义作了过于直观式与字面式的理解，只抓住民法的“平等”的外壳。其实企业（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是与自然人并列的市场主体，民法中对自然人的主体资格有具体规定（比如准治产人、禁治产人等），对法人等组织也有一般条款规定，这些都属主体构造法，只不过公司等企业组织是人为拟制的产物，远较自然人复杂，因此自然人只需几个条文即可规定，而企业却需要整部甚至多部法律进行专门规范而已，但这仍难逃主体构造法的范畴，应为民法之特别法。民法的上述定义主要说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构造主体，则在定义中略去，由此引发误解。其实民法中多有条文规范各种内部关系，既无“平等”，又无“之间”，若逐条套用定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如有观点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环境与资源保护关系一并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法规范中除了经济法的同质内容外，还有许多与经济法异质的内容，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归类应持慎重而有所区分的态度，对此本文随后将会述及。 （二）本文的观点 划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范围应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进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经济生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这点从经济学的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往往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解说。可以说，宏观调控领域与微观管理领域是具备极大弹性的两个领域，其他所有领域都是从这两大领域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还原与归位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对经济法作如此的二分法，事实上诸学说中哪怕最简练的划分法都不只是二分法。那么具体要把哪些领域独立出来呢？这要视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论要服从于实践。据此，我们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如下具体区分： 1.宏观调控关系 这是经济法毋庸置疑的一类调整对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当经济运行到一定复杂与发达的程度，“市场之手”的缺陷就会暴露，其个体利益取向的单一与短视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淖，社会迫切需要另一种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此进行规制与引导。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无国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创新，发展中国家需更升级与跟踪，工业化的号角还在耳边萦绕，信息时代接踵而至，任凭经济的自然发展与演变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的，从而需要国家之手的全面干预与促进，我们把这种国家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2.微观规制关系 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的辩证法。放任无形之手的恶果应由国家之手予以修正，在这一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同时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对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微观规制关系”。 3.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家参与关系显然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有参与往往集中在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以及一些公用企业领域里，在中国国有参与的外延却要大很多。这些应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背景下进行恰当的梳理和整合。顺便提及的是，以往人们常常用“裁判员”来形容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以此区别于“运动员”时代的国家职能。立足于国有参与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其实“裁判员”还不足以准确形容现代国家的角色，现代国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更接近于“主持人”的角色，根据需要调动气氛（宏观调控），维持会场秩序（微观规制），必要时还须赤膊上阵，临时客串（国有参与）。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当国家从事远景规划之类的活动时，不只是主持人，恐怕还要“制作”、“导演”一身兼了。 4.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属经济法的特别领域，其共性在于“涉外因素”。把它列为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对矛盾范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假设中的制度前提，其实国家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制度前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出，经济学应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万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2页。）李斯特据此提出“国家干预”的理论，其要义正与我们所讲的经济法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条件下，无原则无计划地开放国内经济是危险与被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动权，才能化弊为利，发展自己。从制度规范看，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般采取与国内迥异的管理方法，手段往往十分强硬，故称为“对外管制”，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块“特区”，有必要单列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划分对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劣势而需要实施一定对外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意义。对于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如何更加娴熟与巧妙地运用国家对外管制的权力，为我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法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5.市场监管关系 时下论著中，鲜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其实宏观调控主要应定位在国家运用价格杠杆、财政杠杆、利率杠杆以及结构调整杠杆等对国民经济实施整体的、间接的影响和导向。这些措施需要作用于具体市场上，而市场是富于噪音的，反应是滞后的，甚至要经历破坏性的运动过程来作出正确选择，因此保证国家经济意图的正确贯彻和顺利实施需要国家对市场继续予以关注，并不断作出调整，确保市场对宏观调控要素作出适当而又积极的反应，这一过程即可称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中的微观因素令宏观调控难以将其完全涵盖。 第二，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笔者认为微观规制主要应定位在竞争法的范畴，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它的调整是被动的、个别的、滞后的，手段是强制的，规则是稳定的，而市场监管除了市场秩序的维持外，主要配合 宏观调控，保证其落到实处，它的特性应该是积极的、灵敏的、主被动结合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相统一的，手段是综合、有弹性的、规则是灵活的。这些特征正是承袭于宏观调控领域。可见市场监管中的宏观因素又令其特立独行于微观规制关系之外。 第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以金融市场监管为例。现代虚拟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高泡沫性、高投机性与高风险性，在投机家的恶意炒作等内外部条件作用下，金融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极度放大。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在许多国家都被当作首要经济课题予以研究解决。经济学家吴晓求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从产业经济向金融经济过渡，而金融市场监管将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又崇尚自由的美国，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细度也是有增无减，由美联储主席亲自监管的经济数据就高达上万个，在我国这一极度缺乏市场意识的经济土壤上培育各类市场，自然更需要国家的理性监管。虽然市场监管本应分属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是两者的结合，但鉴于现实课题的挑战，无论把它归属于宏观调控领域还是微观规制领域都不足于很好地表彰其独有的内在特性与极端重要性，故予以单列研究，这又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实际上在国家管理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渗透与影响，国家即使进入微观层面，也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即使是强制性的反垄断领域，也常常要受到宏观政策的异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肢解微软的同时，却促使波音合并麦道。“宏观性”、“整体性”正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应以宏观调控法为统率，以微观规制法、国有参与法以及对外管制法为主体，以市场监管法为保障，从而形成经济法的有机统一。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体系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因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社会保障关系、劳动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同质的。比如社会保障关系属于国民经济再分配领域，众所周知，生产、分配、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配直接影响消费，消费则驱动生产。所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与准确地考察国民经济运行与规范的效能。对于这些社会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广义上（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区别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注：顾功耘主编：《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页。） （三）经济法的定义 论述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义经济法自然就十分简单。笔者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定义表明，经济法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其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是国家，另一方是各种市场主体。但还需搞清一个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法中，往往会有许多条文并不是规范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中固然有许多国家规制不法经营者的内容，但也不乏调整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如生搬硬套经济法的定义，显然无法作出圆满解释，若将这些关系从经济法中剥离，无疑将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灾难，因为这种调整不同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并存于同一部法律中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法部门中都比比皆是，如何剥离得了？当然因此抛弃调整对象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在上述经济法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以作第二层面的表述：经济法是以经济法律规范为核心或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机总和。不妨把这称为经济法的外延式（具体）定义，而把前面称为经济法的内涵式（抽象）定义。当然，这样一来所谓“定义”的含义也得到一定的拓展。这一做法是适应现实生活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纠缠于无意义的思辩不得解脱，从而在理论虚无与脱离实践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四、结语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也许是法学史上最富于争议的命题之一。其实这一争议的实质是普遍性的，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存在，之所以把经济法推到前台予以聚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需要争议，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同时学术也需要理智，因为学者是社会良知的载体。曾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过：科学的批判使明智的理论家努力消除自己的虚妄理论，让它们代替自己去死亡，而信徒则随他自己的虚妄而死亡。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经济法新课题的挑战。

课程论文:浅论课程建设在高职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摘要：目前我国各高职院校正在积极争创全国百家示范院校，课程建设成了高职院校改革的重重之中。本文探讨课程改革的方法和内容，并对如何实施以及评估做了介绍。 关键词：课程建设高职教育示范院校 一、引言：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全面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落实人才业务规格的着眼点。特别是在目前各地高职院校争创国家示范性院校的评估中，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更显的尤为重要，结合对高职教育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加强高职课程的建设与开发，须做好以下几方面。 二、课程结构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形成优化的课程体系是进行课程建设与开发的前提条件。这可从两个层面作探讨：一是为实现专业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合理配置，形成优化的课程体系；二是围绕专业能力子要素或子模块实现知识与能力渗透的构想，即各门课程的建设问题。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既要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又要赋予其新的内涵。课程体系构建应以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素质为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学科型”的普通高等教育，也有别于较低层次的中等专业教育，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教育目标的“职业性”和技术的“高级应用性”，强调对受教育者个性能力与全面素质的培养，因而其课程体系的构建须以此教育目标为依据。高职教育实施的是高中或中专后的职业教育，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加强其基础文化，人文精神等诸方面的教育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技术与人文融通。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文化课要有别于普通教育中的文化课，它必须具有三项功能，即：文化教育的功能，一般职业能力培养和为专业课服务的功能。同时，必须具有落实各项专业能力培养的课程设置，这就是专业课。专业课具有很强的定向性、应用性特征，它以必要的理论为基础，但又不苛求理论的完整性，而是突出知识形态的技术应用，以实现能力培养目标。构建这样的课程体系，必须打破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从培养岗位能力着眼重新安排知识点的有机衔接，既要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又要考虑课程的衔接性，既要考虑知识面总体的“宽”也要注重某些关键能力的“专”，即课程体系既具逻辑性又富有弹性。课程的模块化是现代课程的主要特征之一，符合课程优化的内在要求。进行模块化课程的开发可借鉴DACUM方法，将若干专项能力所需知识综合为一个模块，实现知识的有机融合。 在构建课程体系时，还必须认真研究实现当前专业教育目标与未来社会对专业人才要求之间的关系。21世纪，世界将步入知识经济发展时期，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将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岗位职责将由单一职能向综合职能发展。未来的劳动者仅有一项或几项技能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必须具备包括跨岗位和跨职业能力、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在构建课程体系时，不仅要考虑职业的针对性，以满足企业的现实要求，而且还应考虑未来发展问题，为受教育者在理论体系上和专业能力上作合理的铺垫，力求使他们的智力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进行课程的内部建设时，可依据专业人才业务规格所制订的专业能力要素表（DACUM表），及由此层层分解而成的一个个能力子要素，筛选相应的教学内容，然后再按课程规律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处理构建成课程模块。构建课程模块时，应认真考虑如下诸因素：知识点和技能训练点的选择与组合；要求的深与浅、繁与简、宽与专；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比例、教学的组织与安排等。模块课程具有实现单一功能或专项能力要素的独立性，也具有实现多项能力要素的综合性。 三、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载体。高职的课程有别于学科型的课程，其内容应具以下特点： 1．突出实用性兼顾系统性 “实用”是高职专门课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具有很强的职业特点，它不引导教育对象过多地去探究“为什么”，而是使他们懂得“是什么”、“怎样做”。因而在进行教学内容剪裁时，更多地应采用“黑箱”处理法，重点解决好输入与输出这两个端口。例如，数据结构是“计算机应用”高职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在内容处理上，可以相对淡化理论偏深的算法内容，侧重围绕数据结构的基本原理、指针等来组织教学。所谓内容的系统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们不追求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但也不应刻意去打破，因为，过于零散破碎的知识结构不易被学习者掌握，也不利于开发智力，内容的取舍应遵循教学规律，知识结构要有序可循又不繁琐；二是指知识的综合应具有机性和相融性，能够围绕能力培养目标形成彼此呼应的系统。 2．相对稳定又逐步发展 高职教学内容侧重于成熟技术，成熟技术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且在社会已经推广或正在推广的技术。成熟技术并不排斥其先进性，如目前高职开设的信息技术、数控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都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推广成熟技术时，应保持教学内容在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其意义：一是有利于深入消化技术，有利于专业与课程建设；二是任何一种技术更新均是在原技术基础上的一种跃迁，保持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解决好技术的共性问题，即技术基础问题。教学内容又要具可变性，在设置课程内容时我们应结合当前科技成果，适时地将先进技术引入。这种构建课程的灵活性和可变性，正体现了课程的先进性。 3．理论与实践并重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进行高职课程理论研究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根据课程目标，如何选择与组合知识，使学生最优化地掌握相关理论，体现课程教学的技术应用性；二是课程内容既要体现专项能力的培养还要注重学生素质提高与智力开发，既要重视当前又要注重今后发展；三是在确定教学内容时，要克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同时，我们也应防止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忽视理论对实践的重要作用，忽视理论在开发人才智力，培养人才发展后劲的应有地位，这同样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应未来知识经济发展要求的。 实践训练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最能体现人才培养的应用型特色。为此，应加强实践教学的研究，应充分肯定实践教学在高职教育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慎密设计、精心组织，把各项实践教学活动落到实处。同时还应防止出现对实践教学认识的片面性和庸俗化。在具体工作中，首先应防止将专业技能培养视为培养能力的唯一标准，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素质的单一化；其次，要防止把技能培养误认为就是简单的技能操作或较低级的动手能力，其结果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技术单一的操作工、工匠式人才，不符合高等应用型人才规格，也不符合人才的知识与 能力结构要求；再次，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并不完全反映在教学时间分配的均等上，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时间安排应讲究实效、讲究需要与可行，要能最优化地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四、课程实施 课程实施直接影响着课程效果，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织课程教学实施时，应重视如下几方面工作： 1．教材 教材是课程建设的最主要的教学资源，它不仅仅指纸质课本，还包括与之配套的校本教材、试题库、素材库、实验指导书、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与录像、课程网站等立体化教材。学生或教师从一门课程进入网络，可以找到很多相关教学资源和教案。教材要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而目前很多职业院校新开设专业的教材只是技术书籍，不能做到以“学”者为本，语言复杂、理论化。 在教材建设中，应认真把握好其“动”、“静”特性。教材的“静态性”即指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相对稳定，它是教材的主基调；所谓“动态性”是针对地区或行业经济及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时对部分内容进行增删、修改与重新组合，即体现教材建设的“求新、求异、求变”。此外，在教材建设中还应十分重视实验、实训等实践教材的配套建设。 2．师资 教师是课程建设与组织教学实施的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从事高职课程教学的教师即是知识的传播者，还须是实践的示范者，因此必须具备“双师型”能力。在抓“双师型”队伍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快“双师型”资格认定工作，对于确实具备“双师型”条件的教师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认定，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同时要多从社会上招聘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3．教学方法 在教学组织中，首先，应将学生从被动接受教育中解脱出来，促使其在教学活动中主动探索以增长能力、开发智力、培养创新精神；其次，要尽可能地实施因才教育，在教学活动中充分调动学生的潜能，使其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得到充分发展，增强个性能力；第三，要充分利于现场教学、实验、实训等接触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提高教学效果；第四，新教学技术手段，能极大提高教学效率，应逐步推广应用。 4．教学基地 学校应大力争取社会，尤其是企业的支持，实行董事会制，聘请顾问或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以促进专业和教学基地建设。 5．课程考核 课程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考核方式的灵活性。传统的单一理论考核显然不符合教学要求。在具体操作中，应根据课程教学目标明确设定多项考核内容与方式，并提前告诉学生，师生共同检测教学效果。可采用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考核相结合，单一能力与综合能力相结合，个别与群体考核相结合等灵活多变的方式，使考核工作真正成为检验课程教学效果和检验学生能力形成与素质提高与否的有效手段。 五、课程评估 开展课程评估是为了检查课程教学与课程目标的吻合度，是现代课程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有利于促进课程建设。其测评内容应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条件、教学水平、教学质量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课程建设的六个方面，那就是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一流的教材、一流的实验、一流的教学管理。 课程论文:从课程功能的转变看小学数学教学改革 新课程的实施对每一位教师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特别是进入实验区的教师，更需要转变教学观念，探索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教学方式。如何才能使自己尽快地适应课程改革，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是许多教师关心的问题。这里仅从课程功能转变的角度谈一谈小学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提出的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课程功能的转变，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提出的数学课程改革的理念之一就是：“义务教学阶段的数学课程应突出体现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使数学教学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里提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使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把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用这样的理念指导小学数学教学活动，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树立教学过程中的整体观 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任务的实现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应当体现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每一位教师都应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者，你所执教学科是对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载体。数学学科的教学在使学生获得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便应当关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教学过程是对学生整体影响的过程，教学过程的功能不是单一的，每一节课、每一个课堂活动会对学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即使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更多地关注某一个方面（如知识与技能），但事实上学生的感受是多方面的。比如，一节只是教师枯燥单调讲解的课，对学生学习毫无启发性和趣味性。教师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事实上学生对学习过程产生厌倦、无味的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学生情感与态度的影响。学生学了几年、十几年的数学课，对数学在解决生活和社会问题方面有什么价值一无所知，对数学内容毫无兴趣，这样的数学能说是成功的吗？新课程希望教师主动地在教学过程中发挥课程的整体功能，创设有利于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的情境，把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结合起来，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的方法。如《标准》中有这样的教学案例：“在《中国日报》1999年10月1日的国庆专刊上，刊登了有关中国城市建设在建国50年来的发展情况；下面是一则中国城市数量统计图。你从这个统计图中获得了哪些信息？并和同学交流。”（统计图略）。这里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教学案例。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让学生搜集有关的报纸、电视或其他媒体中有关社会发展的报道。然后组织学生根据报道中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教学内容与简单地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统计图，怎样看统计图的方法有明显的不同。学生在搜集有关的数据或统计图表的时候，会亲自感受到统计数据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切实了解统计图表的真实意义。同时学生搜集数据或图表的过程，也是一种经验和体验。以这样的实例为背景组织的教学不是简单地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统计图、了解统计图表的，而是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讨论论征，通过分析、比较，从图表中了解更多的信息，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同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认识，但他们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的不只是有关统计图表的知识，而是切实体会和感受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相关的问题，了解用数学的方法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样的问题。同时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搜集资料、合作交流、共同参与等学习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统一。新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为学生的学习创设类似的情境，合理有效地运用这样的情境组织学生探索和认识，以达到促进学生整体发展的目的。 合理选择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纲要》中指出，要改变教学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 文秘站: 实施新课程过程中，需要教师按新的理念和新的要求设计教学方法。教师首先应当反思一下，以往我是怎样教学的，通常的教学方法是怎样的？这样的教学方法的特征是什么？是否有助于学生发展，是否符合新课程的理念。再看一些教学改革的案例，就会发现，原来教学还可以这样组织，学生还可以这样学习。思考一下，以往教学中学生是什么角色，教师是什么角色，是不是可以尝试改变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并想一想，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转变之后会发生什么。下面是一节小学数学课“设计旅行计划”的概要。 “五一”长假就要到了，请同学自己设计一个家人从××县到××市的旅行计划。教师为学生提供有关交通、住宿、公园门票等价格的信息。让学生分组讨论，每一个组确定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旅行计划。结果，学生经过认真研究、计算、讨论，分别确定自己的旅行计划。有的学生的计划用钱比较多，认为这样可以舒适一点；有的学生说家长挣钱不容易，要尽量节省一些。有的学生更多的是从节省时间考虑，有的学生从可以玩更多的景点考虑。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只是进行有关的计算，还要考虑经济条件、旅行的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 这样的教学可能与一般的课堂教学不同，将知识技能与生活经验、社会事件以及价值判断等综合起来，学生可以从中学习更广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发展多方面的能力。教学方式应当是多样的，以往的教学以接受式的学习为主，新课程提倡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新的教学方式，目的在于改变教学方式过于单一的状况。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条件， 设计多样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新课程提倡的教学方式的转变是针对以往的教学过分强调知识与技能这一弊端提出来的，但并意味着一定会削弱知识与技能。在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形成主动参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法与习惯。同时，应当明确，教学方式的改变，并不是所有的课堂教学都要学生亲自经历事物的发展过程，也不是每一节都要学生进行搜集资料和探索交流的过程。在实际教学中运用多种学习方式组织教学，包括有意义的接受学习是新课程所提倡的。 正确对待可能产生的学生差异 《标准》中提出，“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在实际教学中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对待学生之间出现的差异。一些教师担心实施新课程后学生的差距会变大，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学生之间的差别更会加大。让每一个学生都接受义务教育，并不意味着学生要在同一水平上发展。义务教育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发展的机会，对所有的学生提出基本的要求，同时也为不同学生提供发展空间。新课程提倡的教与学的方式，希望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发挥学生的智慧潜能。这样就有可能使一些学生表现得比另外一些学生突出，获得更多的机会。而另外一些学生只是达到最基础的要求。因此，就可能造成学生之间的差距加大，但这种差距加大与两极分化是不同的，这是在学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距，是保证在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基本的发展的同时，一些同学有较快的发展。有这样一节小学数学课，“认识大数目”，课前老师让学生回家数一数一万粒大米有多少。在课上学生分组交流时，有学生说我是一粒一粒数的，有的学生说我是先数100粒，放在一个小瓶子里。10个这么多就是1000粒，再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瓶子里。10个大瓶的大米就是一万粒。而另一个学生说数出100粒大米，然后放在桌面上。10个这么大面积就是1000粒……这时有同学说，一粒一粒数不好，太麻烦，还是后两种方法好。但有一个学生却说，一粒一粒数准确，但比较慢，后两种方法虽然快，但不准确。从学生的交流中，可以看出，学生对问题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现出学生之间的差异，有的学生甚至很少谈自己的想法。但无论怎样，学生都经历认识大数目的过程，达到这一基本要求。一些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想的问题更深刻一些，表现出学生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也可能会变大，但这种差距表现为好的学生学得更好，差一点的学生也能掌握基本的内容，与两极分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对学生之间出现的差异应当正确地对待和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差距变大就是两极分化。 课程论文:高校音乐欣赏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 音乐欣赏课程是普通高校开设的艺术类公选课程,是高校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教学载体。普通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使大学生树立正确审美观念,培养大学生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音乐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然而过去,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授,适时播放音频视频,学生被动性的听记,师生之间交流甚少,教学的方式方法单一,教学效果不够显着,学生学习态度较被动,大多数学生为了较容易获得公选类课程的学分而上课,离“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发展形象思维”的教学目标相去甚远。从多年来各高校沿用的常规教材来看,涉及音乐作品的作者、创作背景介绍、曲式分析、谱例等较多,涉及中西音乐不同流派、风格及音乐文化背景的阐释较少,大学生渴望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西音乐文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学生在音乐欣赏过程中形成的是单一层面的思维方式,甚至觉得音乐研究与创作仅仅是少数学习专业音乐学生的使命,音乐文化的认知和音乐实践等与自己距离遥远,高不可及。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音乐教学与多学科知识融合,不能很好的培养学生融汇贯通的全面的、立体型的思维方式。目前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的教学在教材编写、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课程体例建设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改革空间。不断优化教学资源,拓展音乐教学内容,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音乐课外实践”音乐欣赏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发展要求。 一、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和知识与技能的整合 高校学生普遍对音乐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教学中需要把涉及过深的乐理、和声、曲式及音乐作品的技术层面分析等进行合理的简化,把这些音乐专业知识有机地渗透到音乐的审美体验中。侧重对音乐作品的多元文化背景、情感体验、理解认识等方面分析,突出音乐性,避免过多地对音乐作品进行较深技术层面的剖析。 二、深化音乐课程性质,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拓展音乐教学内容 传统结构主义课程论者主张“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 然而音乐学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深化音乐欣赏课程的性质,将此类课程上升到作为高校传播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来认识。音乐欣赏教学中强调音乐与人,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宗教、哲学、文学、建筑、绘画等多学科的内在联系。在教材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新的整合与拓展,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等教学目标提供了保证,有益于学生对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 三、完善多样化的音乐欣赏课程教学形式 全国各高校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适时播放音频视频,学生被动性听记等教学方式。近年来教学硬件设施的改进,并没有引起教学方式方法的太多改变。如何使学生成为教学环节中主观能动的主体,如何运用现代的教学理念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有成效的教学改革,是音乐欣赏课程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积极推进研究性探究式教学 课程经过阶段性学习后,布置学生以小论文等形式进行研究性探究式学习,引导学生课后去图书馆或互联网查找与教学内容相关资料,结合自己对音乐的感受认识,强调学科交叉互动,在课堂上以PPT的形式演示并积极交流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敢于陈述自己观点的能力。教师及时对学生的探究式研究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丰富教学内容,教学相长,课堂教学转变成一种师生之间进行愉悦而多层次的音乐文化信息交流,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创新思维能力。 (二)在教学中进行教学手段建设,开创公选课教学“音乐会现场”模式 由过去课堂听音频看视频,改革后根据教学内容每学期可多次邀请专业音乐师生或音乐特长生来课堂为学生现场演奏或演唱,每节课相当于在教师专业知识引导下观看了一次小型音乐会,丰富了学生的音乐视野与情感体验,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课后很多学生开始主动学习乐器,产生终身学习音乐的想法。 (三)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参与——体验模式,提供给学生音乐实践的平台 把理论引入教学实践,注重综合实践训练,注重挖掘公选课学生的音乐潜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课下业余时间挑选出课上具有艺术特长及对乐器演奏感兴趣的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进一步进行音乐的实践学习,教师对学生定期义务指导。教师协助学生在校内成立学生音乐社团,课余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音乐实践排练,音乐特长生带着音乐演奏零起点的学生进行声部分排,音乐零起点的学生经过实践练习后每学期能够完整演奏一至二首小乐曲。每学年,组织参加第二课堂的全体学生进行一次校内音乐欣赏教学实践展演,音乐会前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大量排练,锻炼学生的音乐表演的协作意识、舞台表演经验,丰富了校园文化 生活,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素养。课程教学实践展演,提供给学生更多施展音乐课程教学实践的平台。 (四)教师发挥个人专业的特长,在课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实践 合理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创作与课堂教学欣赏内容相关的音乐作品。编曲和录音演奏演唱部分,在教师的引导下可充分发挥公选课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师生共同创作完成曲目。在学生表演水平日益成熟的时候,可参与校内校外各类文艺演出。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实践,获得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学生从而获得音乐实践锻炼,提高了音乐实践能力,给予学生创造施展音乐才华的平台,是音乐欣赏课程教学的升华,适应培养理论与实践双重能力并行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四、改革教学中师生的传统交流方式,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方向 (一)改革考核方式 音乐欣赏课程对学生学习成绩评价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的全面多元评价。可由过去的闭卷考试改革成学生结合教学内容谈自己所学专业与音乐的联系,或撰写音乐研究性论文一篇,或创作、演奏、演唱与教学相关的音乐一首,调动了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及对音乐文化引发了积极的思考。 (二)改革答疑环节 除在课上和课间进行及时答疑外,每次课后利用固定的一段时间对课程感兴趣的学生进行集中答疑,解决公选课学生多年来对于音乐多方面不解和感兴趣的问题。 (三)建立课程互联网师生交流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师生交流,开课第一周开始与学生建立微信、微博、腾讯等社交方式的联络,学生平日可以随时与教师进行音乐课程内容的交流,师生间学习交流的方式更加便捷。教师利用互联网平台及时更新教学计划、教学进程,对课程的具体要求,对课程进行宣传,转载与课程相关联的国内外音乐网络资源,音乐会信息采集,考核内容说明,课后作业说明,网络课程的等,使学生获取音乐前沿信息与解决疑惑更及时,学生对师生间这种交流方式非常欢迎。 (四)改革点名方式 针对公选课学生选课人数多的特点,每节课前教师发给学生不同颜色小卡片,让学生签名并写出对本节音乐欣赏教学的感受,教师在课后进行出勤统计,节约了大量课堂点名时间,教师也可以获得学生对课程内容接受程度的及时反馈。 以上所构建的“立体化教学模式+音乐课外实践”音乐欣赏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是本人通过多年从事高校音乐欣赏教学积累的教学经验中获得的教学方式改革研究,以期对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起到借鉴之用。 课程论文: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 [内容摘要]如何很好地使写作融入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中成为当前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一大难题，下面我将从写作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重要性，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的困难，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联系等方面来论述，运用优势互补理论，系统理论等方法，进而提出一些见解，初步形成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的观点的基础。 [关键字]社会工作，写作，融合 一、写作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在近几年在中国兴起，比西方社会晚了许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许多缺陷，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社会工作这门新兴专业不断地汲取着其他学科的营养，写作这门课程也进入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目前国内大学都把写作列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 （一）专业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者一般在民政、劳动、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机构从事工作，以救助他人、帮助他人为职业内容，在工作中无不与写作有关，如：调查报告、工作计划、工作记录等。 （二）职业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一名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优秀的会话能力，同时也需要出色的写作能力。在从事社会救助时，时常会以书面形式与被救助者进行交流，如何运用恰当的言辞与被救助者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救济者困难的解决，如：被救助者在诸如婚姻、性等方面难以启齿，这就可以通过书面来交流，这时恰当的言辞有利于引导被救助者向良性方面发展。 （三）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近几年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得到长足发展，对自己专业课程的需要逐渐增多，写作作为一项传统课程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运用，他已经融入了多种专业之中，如：新闻专业有新闻写作，广告专业有广告写作等。社会工作在长期发展中也意识到写作对于本专业的重要性，社会工作需要建构自己的写作课程。 二、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中的困难 写作与社会工作到底不是同一专业，因此他们的融合在许多方面都有困难：（一）缺乏写作与社会工作两方面都精通的学者。目前的学者或者精通写作，或者精通社会工作，在这两方面都精通的很少或者说是没有，而要使写作和社会工作相互融合需要这两方面都精通的学者，如果这一难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工作要建构适合自己的写作课程很难实现。 （二）专业性质的不同也是阻碍写作与社会工作融合的一大因素。两者到底是不同专业，他们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社会工作的实践性、随机性与写作的理论性、规范性的冲突。 （三）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属于全新的领域，没有相关的理论性文章出现。没有理论的支持的观点是无法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他所构建的体系也无法得到完善。 三、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联系 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建构自己的写作课程，首要之处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点，相联系的一面，这就使社会工作与写作相互融合有了可能。 （一）社会工作实践之中需要运用写作，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时，不论是调查还是汇报都离不开写作，可以说写作是我们社会工作者的工具之一。一方面写作为社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渠道，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为写作提供内容，使写作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得到发展，他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鉴戒，比如：社会调查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而这一方法的结果是通过调查报告反映的，只有很好地掌握了写作中调查报告的写法，在加上充分的社会实践调查，那么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二）实践证写作是很多学科的基础，无论从国外、香港还是大陆来看社会工作也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之一。社会工作者需要有熟练的应用文写作技巧，这是由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比如：公务员在工作中就离不开公文写作。 （三）社会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写作能帮助社会工作者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变化情况反映给社会工作者，然后通过动态信息反馈加以把握，以便及时的加强或修正决策，达到全面救助的目的，动态性信息是社会工作者解决这类问题必不可少的依据。 四、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体系 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体系也就是把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把写作的优越性，适合性运用到社会工作中去，总结归纳出一套专门用于社会工作者的写作方法，使他系统化、理论化即形成社会工作写作课程。 通过分析社会工作与写作的区别联系，透视社会工作与写作相互融合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建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提取目前写作课程中与社会工作相联系的内容，例如：江少川主编的《实用写作教程》中第二章“行政公文”、第三章“机关事务文书”、第四章“会务文书”、第十七章“论述文体”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其中的“调查报告”、“工作研究”、“学术 论文”、“计划”对社会工作更有重要作用。 （二）培养贯通写作与社会工作两方面都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人才，从事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理论研究。人才是建立理论的基础，只有把人才队伍建好才能发展他。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作，他需要解决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诸多矛盾冲突，我认为这可以通过系统协调论来解决，我们把社会工作看成一个大系统，社会工作写作，个案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等看成他的要素，那么社会工作写作最终会适合社会工作这个大系统的。 （三）从社会实践中寻找写作所需要的内容，从而使写作适应社会工作的需要。理论来自实践，一切理论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正确的理论，社会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把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渗透于写作之中，使写作与社会工作与相融合，把写作建成社会工作的方法论。 （四）要从三个层面来确立社会工作写作的体系： 1、微观层面：从写作和社会工作各自的理论入手，分析各自的特点。 2、中观层面：从写作和社会工作的联系与区别入手，找出社会工作写作的理论基础。 3、宏观层面：从社会大环境入手，适应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使写作与社会工作相融合。 五、总结与评价 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建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面临着很多困难，理论也不完善，但是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这一课程的建设必然会的得到一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一课程的建设主要由社会工作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完善。 社会工作写作课程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无论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工作写作课程都将渗透其中，我期待着他的发展。 课程论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学习的准备 摘 要:义务教育期间学生语文学习成绩相对平均而普通高中时差距拉大,笔者认为这和初高中语文学习的断裂不无相关,并试图搭建一个递进式的阶梯以弥合这种断裂,即构建出一个包括:自我认定和对象认知两个方面的心理准备;字典,摘抄本,周记本,图书角在内的物质准备;兴趣小组,读书报告制度,新型评价制度等组织和制度准备四个方面的有机的学习准备体系。努力帮助所有同学迅速适应新的学习要求和学习方式,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以期普通高中的教育能够真正的面向大众。 关键词: 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 准备 普通高中教育是面向大众的,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基础教育。然而综观现行的初高中语文教育现实,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相对平均,而经过普通高中三年的课程教育之后,所谓的好学生与差学生的语文成绩之间拉开了一条巨大的分数鸿沟。这是否意味着普通高中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理念已经被为选拔人才服务的精英教育所取代,大多数学生已经被排除在普通高中教育的面向对象之外? 很多人看来,这种理论无异于煽风点火,学生们坐在同一间教室,享有相同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何谈被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普通高中教育因为并没有对与义务教育的衔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了语文学习的断裂。一小部分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及时适应了分属于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目标和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的转变,从而成为显性的教育对象而享有教育资源;然而大部分学生的状况是无法自行适应这种转变带来的学习过程中的困扰,被这个断裂阻碍了语文素养的提升,貌似平等的教育资源对于他们形同虚设,“有”而未“享”,从而成为隐性的教育对象被排除在外,难道这也能称其为教育公平? 当然,随着学生认知水平的整体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语文素养质的飞跃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如何为这两个断裂的层面之间搭建起一个递进的台阶,让大众的学生能够到达更高的层面而不是被阻隔。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普通高中教学内容渐次展开之前,帮助学生构建起一个包括心理准备,物质准备,组织和制度准备在内有机的学习准备体系,以弥合这个断裂。 一、心理准备 一名初中生成长为一名高中生,仅通过两个月的暑假摇身一变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借助学生自我学习水平的认定和高中学习状况的系统认知来完成转换角色,也即心理准备。 所谓自我学习水平认定,即帮助学生建立起对自身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正确的认识。需要区分的是,许多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不是对这一概念的实践。因为大多数学校举行考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学生分出好坏,贴上标签,分层教学以取得最好的教学成绩,于是考察形式,试题内容和结果都与笔者定义的自我水平认定相差甚远,现实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 自觉地帮助学生完成认定,应通过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区分度的学业水平测试来完成。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于课程目标的相关规定,学业水平测试应包括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方面内容,分别以笔试,面试,报告三种形式实现。既要有全面反映现有知识水平的区分度,又应该具有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挖掘的开放性。教师帮助学生正确分析测试结果,完成对相对自我和绝对自我的学习水平认定。 所谓的高中学习状况的系统认知,是指教师在学习内容正式展开之前,对普通高中阶段语文课程体系的总体介绍,让学生了解学什么,怎么学。具体的,教师在课程进行前要对高中阶段的课程目标、教学安排、学习内容、必修课教材体例及主要教学手段、选修课程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作出宏观的介绍,并对学生结合自身特点选取适当的学习方法给予微观的指导。提高学生学习的明确性,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明白的学才能学的明白。 二、物质准备 除了心理准备外,初入高中的同学们需要做一些切实的物质准备工作,方便未来三年的学习,它们是:字典,摘抄本,周记本和建立班级的图书角。 普通高中阶段,更高层次的阅读需求当然不能满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掌握的3500常用字,课程目标要求学生学会灵活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视学生的经济状况,建议学生准备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 课程目标中积累作为其中一项,占有重要地位,要学生明确语言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这个道理,认识并实践摘抄要求,而不是应付了事。关于摘抄内容,可由老师推荐,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大家名篇乃至歌词广告,生活语录等,以交换阅读的方式敦促学生长期坚持下去。 培养学生发现生活,独立思考,适当排解自我的能力方面,记周记是个不错的途径。但是周记的内容和数目不宜作硬性规定,更不应该由教师检查,让周记成为作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课标中提出“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的要求,并对课外读物的总量做了具体规定。建立班级的图书角,可以降低阅读费用,提高图书使用效率,扩大阅读覆盖面等。关于图书角的建立,涉级以下几个问题:关于图书来源,可由学校或其他公共图书馆租借轮换,向学生征集借阅,以班级的名义订阅或由社会善心人士捐赠等诸多途径加以解决;而关于图书的选择,可以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刊,《论语》《哈姆莱特》等中外文学名着,《谈美书简》等理论着作,《明朝那些事儿》等流行读物,自然,社会等其他科学类读物等,要以宽容的视角以满足学生的阅读为前提,教师可通过推荐卡片,星级评价等方式积极予以指导;而管理方面,可以让学生自行管理,让他们学会管书,学会借书,还书的一套规矩。 三、组织和制度准备 普通高中阶段与义务教育时期语文学习的一个显着不同在于主动选择和确定学习内容的机会明显增多,配合新的学习体制,学习方法和组织教学 的方式,等方面也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变化。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开发和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建立互补互动的资源网络,建设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的观念。自主读书是这一观念的很好体现。但是自主读书并不等于教师的不作为,相反,教师应该充分发挥指导作用。通过建立读书报告制度,敦促学生读书,读好书和好好的读书。 结合选修课程的学习,学生可自行组建报刊小组,戏剧戏曲小组,书画摄影小组等兴趣小组,确定明确的小组制度和切实可行的小组活动计划,在课余时间开展丰富有益的课外活动,巩固学习成果。以戏剧戏曲小组为例,可设小组设组长一名,负责全组工作统筹,组员若干,协同完成小组活动。活动方案可参照选取学生喜欢的戏剧戏曲作为切入点整体感知,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的戏剧戏曲赏析为始,配以表演台词训练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习兴趣,学会观察认识生活并在台词表演层面欣赏戏剧戏曲。然后将学习兴趣重新导向文本分析,掌握戏剧戏曲集中的人物场景和矛盾冲突,人物形象和戏剧戏曲的思想倾向。继续深入对戏剧戏曲发展历史,戏剧戏曲批评和创作理论进行探讨,积淀学生文化素养。继而开展评论及剧本创作实践,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最后,以戏剧戏曲汇报演出做结,进行学习成果的展示,全面展现小组活动成果。 希望通过整套学习准备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的了解并逐步适应普通高中的学习生活,与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进行衔接,弥合初高中语文学习的断裂,完成角色转换,进入学习状态,优质高效的完成普通高中的语文学习。 课程论文:幼儿园生活课程的构建与实施 自新《纲要》颁布以来，大大小小幼儿园都或立足于本园，或为赶时髦纷纷构建自己的园本课程，掀起了一股园本建设热潮。在这股热潮中，我园始终在冷静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构建园本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园本课程才更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呢？ 反思我们原有的教学实践，我们使用统一的、高结构的教材，教师缺乏对孩子的观察了解，缺乏对孩子原有经验的了解，以目标为中心，把预先设计的教育程序完成好，课后考虑有没有达到教材预定的目标，这种“教教材”的方法，看起来效果很好，孩子确实也学到一些东西。但教学活动是呆板的、机械的教学与幼儿的生活隔裂开来，孩子们缺乏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缺乏个性的发展，创造性地发展。就如我们以前的比喻，孩子是“花朵”，教师是“园丁”。“花朵”始终任由园丁来裁剪、来造型。我们还过多地注重知识技能的提高，对孩子的一日生活中的生活能力、情感态度的培养认识不够，使孩子难以很好地适应未来生活。再来看我们的家庭教育。一则独生子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长娇庞溺爱，万事包办，对我们的小皇帝、小公主无原则地满足；二则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严酷的优胜劣汰，我们的家长不自觉地把社会需求提前引荐给了孩子，各种课外辅导热不断升温，外语、艺术考级、珠心算，成了众多儿童的业余生活。特别是到了大班，家长对孩子能否适应小学生活显得非常焦虑，最好把小学一年级的内容拿到幼儿园来上，但他们对生活上的包办代替却愈演愈烈，对情感态度的培养很少关注，以至孩子的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较差。 试问：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有好处吗？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得快乐吗？我们的办园宗旨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尤其是最后一句“为了孩子的一切”，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通过分析，通过反思，通过对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学习，通过对“三个一切”的深刻理解。我们最终提出要构建与实施生活课程，指导我园生活课程实施的理念是“四个字、一句话”。 四个字：快乐生活。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在幼儿园能快乐生活；其二是为孩子将来能快乐生活打下基础。 一句话：努力提高置身于生活课程中每个孩子的生活质量。 一、生活课程的目标 本课程依据新《纲要》、结合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的目标，制订了本园的生活课程总目标，共分为五大块：“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社会小主人”。这五大目标既与新《纲要》相符，融合了五大领域（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的目标，又体现了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目标的内涵。（具体如下） 健康的体魄： 1、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发展协调、灵活。 2、了解身体保健知识，初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知道必要的安全常识，学会保护自己。 4、能活泼、愉快地生活，发展良好的个性。 劳动的能手： 1、掌握生活劳动的基本技能，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2、初步认识劳动者的伟大，珍惜劳动成果。 3.体验劳动的快乐，并逐步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科学的头脑： 1.对生活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2、能运用各种感官，探究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3.认识和探索生活中的数、形、量、时空间，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艺术的乐趣： 1、初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出来。 2.喜欢参加艺术活动，感受艺术活动的乐趣。 3、能运用生活中的各种材料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 社会小主人： 1、初步了解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体验关心社会、保护环境的情感。 2.能主动参加各项活动，关注身边的人与事，有初步的责任感。 3、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 二、生活课程的实施途径 （一）通过生活化主题活动实施生活课程 生活是完整的。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孩子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生动又有趣的变化。我们如果仔细观察、思考，就不难发现，在生活中真的自然融合了健康、语言、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内容。关注幼儿的生活，从孩子身边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生活化主题活动成为教育目的实现的载体。 1、顺应幼儿的需要和兴趣点，生成主题 幼儿的需要和兴趣是教学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也是孩子愿意活动、喜欢活动，从而在活动中获得发展的重要条件。那么就需要每一位教师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熟悉、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点。杜威曾指出：“经常而细心地观察儿童的兴趣，对于教育者是最重要的，这些兴趣必须作为显示儿童已发展到什么状态的标志加以观察。它们预示着儿童将进入那阶段。”生活化主题活动实施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幼儿在他原有的水平与基础上得到发展与进步。教师只有对他们外显的行为给予不断地观察，才能够真正地走进幼儿的生活世界，才能知道儿童需要什么，用什么方法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幼儿一起来学习。 观察本身并不是目的，观察的目的是要取得一些信息。发掘生活化主题活动就需要教师把幼儿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言一行进行分析，分析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了解每个幼儿的认知水平、情感态度和个性差异等。其实，观察也是我们教师“向孩子学习”的方法。 主题活动：“小手帕”就是教师在盥洗室里，观察到孩子们洗手时，总喜欢用肥皂把擦手的小毛巾搓呀、洗呀，俨然一副做家务的大人模样。洗手帕既是培养幼儿生活劳动能力，热爱劳动情感的需要，其洗涤过程又是幼儿感兴趣的，“小手帕”的主题就产生了。 2、抓住日常生活环节的教育时机挖掘主题 幼儿通过学习而成长，幼儿的一日生活都是幼儿学习的重 要内容。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对幼儿来说，有序的、系统的知识并不是最有重要价值的知识。而日常生活中体验性、探索性的知识对幼儿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幼儿园一日生活环节常常蕴涵着一定的自然和科学规律的道理，凝聚着日常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当幼儿通过模仿习得一定的生活技能时，他同时也在体验感受前人的智慧创造。日常生活环节中幼儿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不同的事物、人发生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教师从中发掘生活化的主题，使教育与生活紧密融合。 案例： 蔬菜很有营养的，多吃蔬菜身体好！而实际上我们却不难发现，孩子们无论对蔬菜的认识程度还是对蔬菜的喜爱程度都是不多的，很多孩子用餐时会悄悄地把蔬菜拨在一边……那天，有部分孩子又把番茄扔在桌子上，教师就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我们喜爱的蔬菜”这一主题，以引起孩子对蔬菜的兴趣，以及饮食健康意识。 幼儿园的生活课程就是由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教育时机有机串联的时空整体。 3、在计划的设计与再设计中调整并产生新主题 在教育实践中，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往往要越出教师的预设轨道，将兴趣点转移。作为教师必须灵活调整教学计划，将幼儿生成的主题进行计划的再设计。 例如，中一班正开展着“我的玩具”的主题活动，教师预设计划请每个小朋友从家里带一样玩具来园与同伴分享。浩浩肩上扛着一根黄澄澄的“金箍棒”，神气活现地走进教室，他得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后大喊一声：“我是孙悟空！变！”只听“啪”的一声，手上的“金箍棒”猛的变长了许多。孩子们的目光一下子全粘在了浩浩的身上，大家吵着、嚷着，谁都想玩那根闪闪发光的“金箍棒”…… 望着孩子们惊奇的目光和动人的笑脸，于是教师说了：“我们一起来做金箍棒吧！”并从储藏室取出许多废旧挂历、彩纸，师生共同做了好多彩棒，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兴奋。《有趣的棍棒》这一主题就产生了。 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一定会阴止幼儿，千方百计地引导幼儿回到“我的玩具”主题中，继续分享他们带来的玩具，甚至没有人会对这种阻止感到奇怪，或是认为应该阻止。因为在大家的意识中，课程就应该这样，有一个预先制定好的完整的课程计划，安排好课程目标、内容、进度、分配好课时，教师就是计划的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跑题儿”了，所谓教学没有达成目标了。 而现在我们开展了生活课程，观念也在不断转变，从原先的追随计划逐渐变成追随儿童、生活课程正是以儿童为本的课程，提倡“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的课程。 4、生活化主题活动的拓展与深化 生活化主题活动视幼儿的学习是一个主动参与和探究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教师和幼儿作为主体而参与活动中，它的实施要求教师敏锐地提供和捕捉师幼合作及幼儿独立探究的学习情境。由于幼儿缺乏经验，他们的活动常常受到无意和形象性思维等特点的制约，对主题探索往往无法扩展得更加深入，甚至会放弃该主题的研究而转向另外的活动，这就需要教师抓住适当的时机，借助当时的情景、材料，采取适当的策略，运用多种方式拓展、深化主题。舟山海岛就是一个渔场，又是一个国防重地，因此每年的9月是我国开展国防教育月，向幼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幼儿对“学习解放军”的主题总是百学不厌。我们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拓展、深化了主题活动、开展切合生活课程总目标的“学会生活、学习独立”为主题的大班幼儿军训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学习折叠被子、衣服、整理军容、学习坐、站、立正、稍息、走路、跑步等，听解放军叔叔讲故事，观看革命故事片，还有一晚留宿幼儿园。以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克服依赖成人，依赖父母的独生子女娇气。军训活动后，老师家长都反映孩子如家长大了许多，饭也吃得快了，被子也叠得整齐了，人懂事多了。 二、通过区域活动中的生活区来实施生活课程 区域活动是一种以强调幼儿的主体性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形式，正在成为我国幼儿园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教师通过创设、提供可供幼儿操作的环境、特别是各种活动材料，让幼儿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地探索、学习，从而使幼儿的主动性和实践性，在区域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近年来，我园在如何创设区域环境，如何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性的区域活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首先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创设了日常生活练习区、语言区、科学区、美工区、音乐表现区、建筑区、娃娃家、动物饲养区和自然种植区等，区域活动的内容涉及幼儿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幼儿进行自主选择游戏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类型、优势区域等进行自主选择。在无拘无束的区域游戏中孩子们显得特别快乐啊！ 为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我们在为幼儿创设区域时特别加强了生活区的创设，根据各年龄段孩子的能力和发展需要确定目标，投放材料，提供难易程度不同的材料。满足不同幼儿进行自主选择的需要。小班的孩子，刚刚来到集体中生活，他们对家庭生活非常依恋，所以小班的老师在创设区域时，注重的是温馨、温暖的感觉，她们尽量把家的氛围带给孩子，如：在生活区，让孩子给娃娃喂饭，穿衣，扣扣子，为食堂的叔叔阿姨剥豆子，孩子在游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活技能，体验着劳动的乐趣，也可以让孩子们在与同伴的互相接触、互相观摩中逐步适应幼儿园环境并主动地融入集体生活。而中大班教师创设的生活区，一方面有自理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模仿成人的劳动，有使用筷子，寄鞋带，编辫子，还有织毛线，刺绣，缝衣服，烹调等等，有些传统的手工活动如编席子在幼儿园得到再现，编完席子，孩子们又在席子上画画、粘贴，制作一幅幅“工艺品”，成为孩子们特别喜欢光顾的地方。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有：可乐瓶、包装盒、废弃的电线、布料等，孩子们一有空就来到生活区进行制作，一些看似幼稚的作品如：纸编的鞋子，自己织的围巾还是很有创意的；满足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兴趣爱好的幼儿的活动需求。使每个幼儿的生活能力在游戏、活动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我们的饲养区和种植区，让孩子形成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孩子们通过亲手实践，观察，记录，了解植物和动物的生长规律，培养责任感和任务意识，同时也培养一种对植物的兴趣和探究精神。 三、通过游戏与儿童自主的探索活动实施生活课程 要使教育回归儿童生活，就要将教育与儿童特有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儿童特有的生活方式一是指游戏，二是指儿童自主的探索活动。 无论是《规程》还是《纲要》都反复强调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让教育以游戏的方式存在，即体现了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又可以发挥教育最大的利益。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本质就是生活化，因为游戏是儿童生活中的基本活动。 幼儿园还提出：“在生活中快乐探索，在探索中快乐生活”,教师提供时间和空间，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让孩子充分自主的探索。如：在区域活动中孩子探索电珠发光的现象，在饲养角孩子探索蜗牛吃什么，在自然角孩子探索装进塑料袋的花卉会枯萎吗？等等，孩子探索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互相交流经验和发现。培养了对周围环境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四）与家长共创生活化课程 孩子的生活有幼儿园、家庭、社会组成，以幼儿园、家庭影响最为直接，如果我们的生活化课程有幼儿园单抢匹马、独自开展。教育效果就会削弱，甚至抵消，所以生活化课程必须融入孩子的全部生活，发动家长和我们互相支持，协同作战，促进孩子长远发展。 1、让家长了解生活化课程的意义及培养目标 通过家长学校、家园小报、家长开放日、家长会向家长 宣传我们的生活化课程 2、让家长亲自参与生活化课程的实施 通过亲子活动、家长进课堂，成立家长义工团，亲自参与生活化课程的实施，我们的亲子运动会、亲子制作、亲子植树、亲子生活技能比赛，增加了家园沟通，以进一步让家长了解生活课程的内涵。 3、借助舟山幼儿园的网站，一方面向家长宣传：汇报我们生活课程开展的近况；另一方面在园长信箱里与家长互动，听取家长的意见。 收到成效： 1、积极为开展生活课程提供材料，我们的饲养角、种植角、小制作大多有家长提供有部分家长亲自参与种植和饲养。 2、参与家园活动积极性提高。 家长参加亲子活动、家长开放日的人数增多，而且对我们的活动提出中肯的建议 3、改变了部分家长的观念 强调培养自活能力和良好习惯，强调让孩子到大自然中去体会感受的家长增多，要求教师多教些计算、拼音等小学化倾向内容的家长减少 五、生活课程的价值反思 （一）对教育目的的重新思考 幼儿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现实的综合的表现就是幼儿愉快、健康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幼儿愉快、健康地生活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目的。因此，我们的生活课程就是要关注儿童幸福，努力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 （二）对课程实施途径的重新思考 幼儿园的课程不仅应选择幼儿的生活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应通过幼儿的生活来进行教育，生活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途径。尤其是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学习领域，更不能缺少生活的参与。例如，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应渗透到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日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教育价值，都应从幼儿发展的现实出发，加以充分的组织和利用。 （三）对教师角色的重新思考 在以幼儿生活为基点的幼儿园课程中，教师的角色面临着新的定位，教师的教育技能面临着新的挑战，教师在组织幼儿活动中时时被幼儿的潜能所激动，也时时面临着来自幼儿的新挑战，有时甚至会感到束手无策。生活化的课程具有开放性、低结构的特征，要求教师与幼儿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师幼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身上所承载的文化、经验，不是对幼儿居高临下的“倾泻”，而是平等的对话；不是灌输，而是与幼儿分享。这时教师就是一个倾听者、观察者，分析与回应幼儿的疑问与需求，随时准备给予幼儿必要的帮助。教师也可能是一个引导者、支持者，启发幼儿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活动。教师还可以是一个合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和欣赏者。 六、存在的问题 1、陶行知的教学理论我们已深入学习，但我们如何正确运用这伟大的理论，指导指导教育实践活动，这需要进一步研讨。我们对“生活教育”框架及目标体系较明确，但地方特色不够明显，有些研究内容的具体措施还没有到位。 2、感受体念生活是生活课程的基础，但现在的孩子缺乏社会实践的机会。比如：春天时，我们想让孩子去寻野菜，这种场所很难找到。秋天时，我们想让孩子去看棉桃、稻穗，这对城市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生活环境的单调，生活范围的狭窄，使孩子的生活体验过于单调，影响生活课程的开展。这与我们的家长工作还不够到位，社区联系不少有关，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 课程论文: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研究和改革 一、国际商法课程性质和目的 国际商法课程属于我国高校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干课,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处于重要地位。该课程主要研究关于国际商事组织形式、跨国投资、合同、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国际支付、国际商事仲裁等方面的各种法律规范。 二、目前我国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比较单调。对于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大部分高校都是采用教师向学生单向知识传递的方式,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师生之间很难产生教学互动。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所掌握的知识既不深刻也不牢固,教师也难以把握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就不能及时地调节教学节奏的快慢和内容的深浅。 (二)教学语言种类单一。国际商法的涉外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学生当前的学习和未来知识的运用都将面对多语言环境。但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仅采用中文教学,从长远来看对学生学习和专业建设都是不利的。我们要培养熟悉多语言环境下处理国际商业问题的专门人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问题。 (三)教学过程重理论、轻实践。国际商法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能够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但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无论是学时分配,还是教学内容都过于倾向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 (四)学生商法基础知识薄弱。要打下深厚的商事法律知识根基,学生应该经过国际法学、民商法学、法理等相关课程的培养。由于国际商法课程主要向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而财经类专业学生先修过的商事法律相关课程十分有限,这使学生在学习国际商法课程的过程中感到对相关知识十分陌生、难以理解。 (五)考核方式具有局限性。部分高校本科国际商法课程的考核方式局限于闭卷考试这样一种唯一的方式,这导致学生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付考试,而不注重实际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学生在学校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未经消化理解和实际应用的知识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 三、本科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通过丰富的教学方式促进师生互动。除了课堂讲授而外,教师还可以将师生相互问答、小组辩论和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以及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应用到国际商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可以启迪学生思维,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并且能够使学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同时,教师通过师生互动环节能够及时地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进而合理安排备课和教学,为学生答疑解惑。另外,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互联网资源,及时掌握学科前沿知识。 (二)在条件成熟的高校积极推进本科国际商法课程的双语教学。师资力量和学生外语基础是实施双语教学(通常为中英双语教学)的两大主要条件。要顺利开展国际商法课程双语教学,首先应重视对双语师资的培养,如安排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双语教学培训或进修,与国内外商事组织合作交流;然后要重视对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真正能消化、吸收、理解双语课程内容。另外,在国际商法课程双语教学过程中,还应该重视选用合适的双语教材。 (三)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应适当增加国际商法课程的实践或实验课时。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可以包括案例分析、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社会实践。在案例分析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选取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的国际商事法律关系实际案例,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国际商法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在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教学过程中,由学生模拟审判员、律师、原被告、仲裁员,通过亲身体验了解审判程序和仲裁程序,并且使所学知识得到巩固。高校还应该加强与国内外商事组织的合作,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 (四)强化学生商法基础知识。高校可以为学生学习国际商法课程开设相关先修课程,如国际法学、民商法学、法理等。学生在具备了深厚的商法基础知识功底后,在学习国际商法课程的过程中才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国际商法是一门交叉学科,学生只有既掌握国际贸易规则惯例,又掌握各种商事法律,才能对该学科有全面的理解,才能学好国际商法这门课程。 (五)采用综合性的考核方式。可以在保留期末闭卷考试的基础上,增加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论文撰写等考核方式。综合性的考核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和实践能力应用情况的全面检验。 四、结束语 国际商法课程作为我国高校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干课,对于我国高层次 外贸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的研究与改革应该得到我国各个高校的充分重视。鉴于国际商法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国际商法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教师从理论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作业批改环节、考核评分环节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深入改善。与此同时,要深刻认识到任何教学成效的取得都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改善学生学习风气也需要得到重视和关注。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要求师生具有国际视野,我国各个高校应加强与国际商事组织的合作,为师生提供亲历国际商事法律事务的机会。 课程论文:地理课程标准下的学生评价探索 一、对学生评价的理论思索 (1)量化评定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建立合理易行有效的转化机制。对教学中的识记内容采用量化评定,以闭卷考试的形式,关注结果;对需要较深入理解的地理事象、地理问题、地理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如区域差异、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意识等)采用质性评价,不仅关注结沦本身,还关注结论的形式、结论得来的过程等。 (2)多次评价机会取代一次评价机会,将评价与考试作为促进学生学习的环节。如设置题库,学生在计算机(网络)上考试,允许学生多次抽答,直到他满意为止;考试时设置多份试卷如基础卷、分类强化卷、提高卷等。基础卷着重考察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如果该卷做得不理想,可以通过分类强化卷对没有掌握的部分进行弥补和强化,而那些基础卷考得较好的同学在完成基础卷后可以做提高卷。这样给每一个学生成功的机会,在评价与考试中注重学生差异,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把考试作为查缺补漏和促进学生学习的环节。 (3)重视评价内容的多样性,关注对非学业内容的评价。在新的课程标准中,地理课程目标不但包括知识和技能,还包括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内容,后者一方面是地理课程培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学业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和评价改革中,必须对学生的非学业方面给子关注、我们可以将地理课程标准中的各项非学业评价的内容和要求挖掘井总结出来,列一清单以引导,提醒自己进行观察和记录、如敢于陈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表现了学生的自信;提出不同的见解表现出学生的创造性等。 (4)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学生自评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改变过去单独由教师评价学生的状况,鼓励学生本人、同学、家长等参与到评价中,特别是自我评价,一方面有利于调动、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他们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能力。首先,评价者要有明确的评价目标和标准,要以公正的态度、强烈的责任感评价他人;其次,要分清楚哪些内容适合多主体评价,哪些内容小适合多主体评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适宜多主体评价;最后,在多主体评价中,特别是学生互评中要淡化等级和分数,淡化学生之间的相互比较。 (5)重视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注重实效性。对学生的激励,往往易流于形式,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不佳。你给学生激励语言,我给学生大红榜;你给学生小红旗,我给学生大红花。这些短期内也许还有一定效果,但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廉价”,学生肯定会感到乏味。激励不在于对学生一味表扬或“藏拙”,关键在于教师与学生形成坦诚、关怀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井用发展和全面的眼光看待学生,逐步培养学生对自己形成客观的认识,提高他们的自我反省能力,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强烈欲望。 (6)评价方式不能统一,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因为学生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基础、性格、观念、思维灵活程度、心理需求等往往都不一样例如,有的学生并不在意自己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但他很可能在乎自己的特长,人际关系等。 二、学生参与探究活动的评价工具 (1)探究活动。这里的探究活动指计划性、组织性、探究性、开放性都较强的探究活动,不包括随机的探究;包括解决地理问题、对自然和人文地理事象的研讨。可以所有学生参加也可以部分学生参加;可以个人为单位也可以小组为单位。课题由教师或学生提出都行,行动方案由教师或学生制定或是师生共同制定,也可各小组制定。 (2)评价项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和细化、重组。评价等级分为6级:A(创造性强),B(相当于优),C(良),D(中),E(及格),F(糟糕)。对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等级体系。设定评价等级的目的不是对全部学生分等排序,主要是针对个人的,其功能主要是诊断,让学生反思,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做得较好,哪些方面还不够,从而让学生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激励学生,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评价标准部分用语说明。①信息源—包括两个方面:现成的(如报刊、杂志、网上等的资讯)和原创的(通过实地观测、自己调查等手段获得),当然后者应得到更大鼓励。②结论的关联性指课题与结论的关联、结论与资讯的关联,广度与深度可以反映学生的理解水平。③评价学生得出结论的方法手段,还要评价学生是否勇于尝试还没掌握的但更有效、更先进的方法手段。 课程论文:国际贸易原理课程合作式教学改革的探讨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属于国贸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两部分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后续实务操作性课程做好理论和政策上的铺垫。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开展合作式教学,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及合作学习的能力,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合作教学法概述 (一)合作教学法的含义 合作教学法主要利用各小组的分工合作,共同利用资源,互相支持去完成学习;并利用小组本位的评核及各组间的比赛,营造团队比赛的气氛,以增进学习效果,使学习机会更为平等,学习动机更为强烈。 (二)合作教学法的策略 1.小组成绩分工法 简称STAD,是典型的合作教学,其原理是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尽量使每一组的学生结构具有最大的差异,其差异结构类似于整个班级的结构。采用演讲法或讨论法学习,以学生过去的成绩为基准,每人进步成绩均可为团体加分。各组练习中的表现,最优的与最优的比,差的与差的比,构成不同的分阵。 2.小组游戏比赛法 简称TGT,与STAD类似。学生也分成5人左右小组,每组均为异质性小组,并有每周一次的竞赛。教学的程序,先由教师讲述第一节课,然后分给工作单。同一组的成员共同进行学习,并随时举行评量,以确定各组员以学习精熟。在小组练习之后,有学末竞赛。采用能力分级法;各组同程度的成员互为比赛对手。不论哪一级的选手,凡得第一名的均赢得相同的分数。TGT的教学策略与STAD主要差异是以学艺竞赛代替考试。 3.团体研究 薛伦(Sharan,1976)所提出,将教学分为几个主题,并将全班分为多个小组分别负责这些主题,而每一小组成员再针对该组主题进行分工。每一小组准备其所负责的主主题并向全班同学报告。学生成绩以小组报告质量和其他相关的团体表现为依据。本法所强调的是分工合作与共同分享团体努力的成果。 4.拼图式教学 由阿伦逊(Aronson,1978)设计。将教材分成若干小题,负责相同小题的各组代表先成立专家组,共同研讨该小题至精熟。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组,负责将研讨的内容教给同组其他同学。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优缺点 1.优点 通过合作式教学有利于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加强合作,发挥个人的专长,提高工作效率。 2.缺点 有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太多,争论不休,小组无法统一意见。另外小组讨论时,有时会有不愿分担责任的同伴,甚至推卸其责任,造成团体目标无法完成,影响团队的成绩。 二、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现状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作为国贸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基础知识,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方。 1.教材普遍存在滞后性 国际贸易原理教材中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部分所占的篇幅较大,对现实意义更强的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只作了简单的论述,一些新的理论没有及时补充进去;教学重点不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不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的应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生专业基础薄弱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作为国际贸易原理课程的先修课程,这些课程尽管在教学计划都有安排,但是学生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势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原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式以教师“满堂灌”为主 目前,很多高校在国际贸易原理过程中主要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无法实现教学一体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长期以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过分依赖教材,偏重理论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环节,忽视了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三、合作式教学在国际贸易原理课程中的运用 (一)深化教学方法改革 不断开展教学研究,系统总结教学成果,突出能力培养核心,深化教学方法改革,更多采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设计,加强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法的运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1.开设研讨课与自主学习课 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大班讲授,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研讨课采用“课外准备、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的方式。大班课学生人数控制在100―120人之间,小班讨论课学生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每个小班分成5个小组,每组6名左右学生。小组长的选举需要由学生民主推选,这样既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参与发言的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比如在讲授比较优势理论时,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谈谈对“比较优势陷阱”的认识,对我国应如何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如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讲授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学习,就哪个理论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展开讨论。 2.结合案例进行合作式教学 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是国贸专业学生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为了避免讨论变成纸上谈兵,在开展合作式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引入现实案例教学,通过指导学生针对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专业敏感度。 3.增加课程小 论文 在开课初期,教师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部分留若干题目,学生选题开题,并撰写课程小论文。这样做,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学习借鉴能力,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知识评判能力、论文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增设课前外经贸新闻环节 每节课课前留出5分钟由各小组轮流播报外经贸新闻,不仅可以拓展学社国内的专业视野、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还可以锻炼他们的口达表达能力,调动学生关心国际经贸大事的热情。 (二)加强教材建设 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新动态、学科前沿知识及学生课程能力培养新要求,编写《国际贸易》教材。强调理论教学的应用性、实践性,每章配备案例和能力素质训练设计;增加了贸易救济措施、原产地、普惠制等当代国际贸易中较为突出的实践性知识、工作过程性知识。结合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编写《国际贸易原理案例集》,理论教学与应用训练密切结合,强化案例的时代性、适用性。 (三)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成绩由平时考勤(10%)、理论课堂表现(10%)、自主学习与课后作业(20%)、研讨课课堂表现(20%)、期末考试5个部分(40%)组成。平时考勤主要以学生到课情况和课堂纪录为依据,理论课课堂表现主要由学生课堂发言、课堂作业表现构成,自主学习与课后作业主要通过自主学习报告与课后作业完成的质量来考核,研讨课表现主要以学生发言、研讨论文完成情况为依据。为了使研讨课程更加合理,每位学生的研讨成绩由研讨课小组得分(40%)、课程PPT、汇报得分(30%)、个人贡献度(30%)构成。 课程论文:高中历史课程资源整合过程中文本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课程资源是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开发利用各种各样的历史课程资源,对于实施历史新课程和深化历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学科来看,历史教科书、历史文物、历史遗址遗迹、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蕴涵丰富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等,都构成历史课程的资源。这些课程资源,按照空间分布,既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按其性质,既有文本资源、实物资源,也有人力资源和信息化资源。它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是保证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 本文就高中历史课程文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教师——文本资源的主要开发者和利用者。 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承担者是教师,因此教师首先必须转变观念,积极投身课程改革,对自我提出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课程就是教师本身。在课程标准以前,中学教师惟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专家们设计好的体例、内容去授课。新课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课程的自主权交还给中学教师。教师可以在课标的指导下自由地整合教材、选择教法、积累资源、科学评价。因此,如果每位教师都表现出自身的特色,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万门富有特色的历史课程。 其次,教师要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挖掘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课程资源,不能仅以教材作为全部授课的内容。也就是说,教师要结合课程标准和教材,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要关注学生的关注点、时事热点等,从学生的生活经验、生活体验、思想现状出发,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新的情景,新的学习氛围。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机地再创造再开发而非刻板地“照本宣科”。 如在讲对长征的认识时,我就给学生讲:在着名文学家魏魏的笔下是“地球上的红飘带” 在美国文学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笔下长征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看来,长征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看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使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长征的艰难及伟大意义。 二、文本资源的主要来源与处理方式 (一)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依据,是高中历史教学最重要的文本资源。 提倡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并不是意味着可以将教科书束之高阁;相反,历史教科书仍然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根据自身实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用出个性化的风格和特点,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教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核心课程资源的作用。这就要求做到:在认识上,打破历史教材作为唯一课程资源神话,只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只要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的知识,都可以拿来让学生学习。在过程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教材体验、批判、感悟,让其真正领悟其精华,就教材的一些内容进行延伸、修改、重组、创造,让教材成为学生积极发展的广阔策源地。在新课程下如何处理四个版本的教材呢?我们学的是以岳麓版教材。下面就以岳麓版的教学为例谈谈对教材的挖掘。 1、围绕课标和考纲挖掘教材。 课标是教材的灵魂,也是我们教学的灵魂。在教学中,老师们应依托课标和教材,但要敢于跳出教材看教材,多思考课标、教材、教参相互衔接是否合理,可探索、选择、创造性地运用教材和教参。依据课标,把握重点,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确定探索性教学活动的亮点,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历史领域里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教学活动,对教材、教参要利用但不要迷信,要依托但更要探索与创新。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1)对于课标要求有,但教材不全的应运用其它版本教材适当补充。如元朝的行省制度。七届二中全会等。用什么版本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根据课标要求灵活运用教材,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2)对于课标要求没有,教材却做了补充的。我的观点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让学生了解,因为学生知道的越多,他的思想和思维也就越深刻。如夏商的政治制度 乌鲁卡其那改革、斯托雷平改革、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忽必烈改制(中央官制与地方的行省制度) (3)对课标要求的外延与内涵的理解问题。如课标要求“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史实有很多,旧教材用了一册书的内容来讲解,哪些算是主要的革命史实?我们四个版本的教材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叙述。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准确理解课标的要求,比如五卅运动,岳麓教材有两三行在小字中提及了一下,而我认为五卅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也算是个主要的历史事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与天安门遥遥相对,碑高37、94米,碑基3000多平方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碑座四面嵌着反映中国现代史进程的8幅大型号浮雕,是世界上稀有的巨型浮雕之一,内容分别是销毁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长江。五卅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4)对大小字的处理问题。如《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原先是小字,当时在上这一课的时候,就如何处理这一部分内容,我们组内的老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事实证明按课标要求进行教学是正确的,现在新版教材已改为大字。再如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等。现在也改为大字。 2、对教材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从大的方面讲,模块化、专题式的编写方式使历史知识显得相对分散,教师应整合教材。 一是深入浅出、梳理主线。如模块一第七单元第26课“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模块二第五单元“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模块一第六单元第23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与模块二第四单元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都体现了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曲折与复杂,都是左倾错误不断激化的结果,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历史性转折,应该整合在一起来思考。 二是有效地进行教学迁移。通过的知识迁移,弥补知识结构中存在的漏洞,理清模块间、专题间的关系,掌握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规律和基本史实、概念、观点。 如模块一 第四单元“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中第16课 “辛亥革命”和第17课 “”。但如果我们不给学生迁移“新文化运动”的有关内容,我们就很难让学生明确辛亥革命后,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为什么能够一改辛亥革命缺乏群众基础的不足,成为一次声势浩大、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运动。 3、多维地思考教学内容 如模块二第四单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这块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一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从毛泽到到邓小平,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自己的道路……。二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把蛇融合到模块二第三单元“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和调整”之中。这样可以给我们展示出20世纪世界经济史上三次改革调整的机遇,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和调整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 4、依重图片,活化历史 我个人认为,“看图说史”、“看图说话”,是处理教材,活化教材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在讲《欧洲经济区域一体化时》我用了多达十几幅图片。从为人物到护照,从行政区划到欧盟旗帜,从货币到条约文本,还有让学生自己动手填的空白图等。使枯燥的文字内容“活了起来”。 再如讲到文化《笔墨丹青》一课时。这用郑板桥《竹石图》设计了这么一个教学环节:材料一反映了中国古代哪些文学和艺术形式?你能简单概述其来历吗?上面诗、书、画、印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基本全在这儿了。 5、深化情感,完善素养 历史因情感而多彩。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过:“通过讲述过去,历史使他们能够判断未来;使他们从其他的时代和民族的经历中受益;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行动的裁判官和人的设计者。” 我国着名的史学家翦伯赞也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态平衡 新课程与传统教学中最大的突破,就在于要屏弃历史学科单纯的知识性的特点,真正挖掘历史学科人文教化的功能,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的道德感与使命感。 如我们可借有人民版必修1专题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第二课“辛亥革命”所引用的革命志士林觉民的一段发自内心的告白:“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近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耶?……顾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呜呼,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撼哉。” 来弥补岳麓版教材在这方面素材的不足,让学生从从历史中能享受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 再如可借用梭伦的一段话“我赋予人民恰如其分的崇高地位,未曾剥夺他们的荣誉,也未曾给予过多的尊荣,权势之士因为财富遭受嫉妒,我保护他们免受一切危厄,我坚持立场,不偏不倚,不允许任何一方恃强凌弱。” 来欣赏到古人对民主、平等、自由的追求。这样的情感因素在四个版本的教材中比比皆是,教师应该充分借鉴利用,不能随意放过。 (二) 图书馆资源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保障。 在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中,必须重视图书馆资源的利用。因为当历史教育摆脱了教科书的局限,成为学生探究学习、自我发展的课程教育时,广泛的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尤其是学生身边可以方便利用到的资源,将是课程实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图书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是通过小研究课题的形式加以开发利用。 下面是我们参照初中课标有关内容搞的一个小研究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变化 目标:学习制作图表的方法,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 活动过程: 步骤一:查找1979年前后的经济数据,如全国或本地的工业或农业生产产值、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数据。 步骤二:了解不同图表的绘制方法,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绘制。 步骤三:展示和讲解自己绘制的各种图表,回答同学的问题。 资料来源:史料、史书、期刊报纸、档案馆、绘图工具。 利用上面的小课题,学生学习利用图书馆资源,这样做不仅使他们获得很多历史知识,而且逐步培养了多方面能力,如独立思考能力、研究问题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等等。这对历史教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教师在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资源时,一方面必须帮助学生树立起自主开发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意识,适当向学生介绍一点文献检索的基础知识,如怎样利用二次文献(包括目录、索引、文摘)和三次文献(包括年鉴、综述)等。同时,教师有必要针对一定的教育目标选择出一些图书馆资源,推荐给学生,同时制定一些具有开放性的阅读要求。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人文学科,涉及的知识比较广泛。正因如此,《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教学要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并且通过每个学习主题设计的“教学活动”等形式,培养学生广泛搜集资料、构建论据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就要求学校要有意识地调整学校图书馆或资料室的藏书结构,合理配置相关方面的书籍,包括通俗历史读物、中学生历史刊物、艺术史、科技史、文化史、文物考古等方面的书刊,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加深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学校图书馆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课还必须充分利用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三)家庭文本资源也是历史学习的一种重要资源。 有人说:历史距离我们的生活过于遥远。其实历史就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比如说,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这种特定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氛围,同样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一种重要资源。近代学者梁启超就很推崇家谱、族谱的史料价值。其实,又岂止家谱、族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资料,不同时代的老照片、历史事件的小彩图和说明,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孩子形成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有益于历史学习,这才是历史学科的创造性所在。 三、历史学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原则 从历史学科的培养目标、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所拥有的丰富课程资源来看,开发本学科的课程资源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整体性原则。即教师在开发本学科课程资源的过程中,要根据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素质要求和学科知识的发展规律,对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的选择和组织,从而达到学科内的知识综合和学科间的知识整合。历史新教材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如,新教材中 的提示语有许多是从经典诗歌或歌谣、神话传说、文学名着中引出某课的历史学习,教材内容更有许多是文学、科技等文化发展史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研究和把握学科之间知识、技能的迁移和横向联系,研究和把握知识的局部和知识的整体之间的关系,注重学科内的综合和学科间的整合,防止彼此孤立、隔离、内容重复和脱节。 2、可学性原则。即教师要选择学生能够理解的、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相适应的内容。但如何来鉴别和筛选这些资源?我认为首先要考虑这些资源是否适合本学科的特点。历史学科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选择野史作为主要的资源,也不能选择带有明显主观痕迹的材料,更不能选择伪造的东西。这一点是属于原则性的问题。 3、前瞻性原则。即在开发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制定课程内容,促使学生思考、把握和设计自己的未来,从而为学生的明天做好准备。 4、社会、生活与个人相统一的原则。新教科书突出了历史教科书的丰富性和人文色彩,以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贴近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文化传统的继承,又要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学生,正确处理好社会要求、个体需要和学科发展三者的关系。 四、开发历史学科课程文本资源的意义 1、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历史教科书视为唯一的课程资源,或者至多加上几幅历史挂图而已。在这样的狭隘课程资源观支配下,历史课却被学生看成“死背”而无趣的科目。据教育部1997年对北京市2107名学生的调查,在学生对“最不愿意学习的课程”的排序中,历史课居前3位之列;在学生对“枯燥、没意思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居前5位。何以致此?笔者认为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如教学方法的滞后,考试评价的制约,等等。但是应该说,这种状况与历史课程资源极其单调乏味的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按新课程的理念,历史教科书仅是一种主要的课程资源。历史教学还应该运用大量教科书以外的课程资源,包括文字资料、影视资料、历史文物、历史遗址等。这些课程资源以其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和学生能够亲自参与等特点,给予了学生多方面信息刺激,加之许多内容生动有趣,使学生能够在轻松高雅的学习活动中掌握知识。因此说生动的历史课程资源无疑将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史兴趣,这是传统历史课程资源所无法比拟的。 2、有利于培养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历史新课程突出了发展性的精神,为师生的教与学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人教版新教科书中,为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安排有“活动与探究”、“文献资料”专栏、“动脑筋”栏目、“自由阅读”等,这些安排教学旨在“拓宽学生的历史学习视野,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并有目的地训练学生的动手实践与团结协作的精神。”因此,无论从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还是从开发课程资源的角度,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进来,那么,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培养。 课程论文:高中生物新课程改革的新视角和新策略 高中生物课改的实施已近6年。回想参与课改的过程,尤其是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笔者感到高中生物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虽有一些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它。 一、生物教材编写的新视角 从生物教材编写的视角看,教材编写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生物教师是教材二次开发的主体。只有广大教师的主动参与,教材才能持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教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例如,生物教科书的编写以《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为依据,体现了生物课程改革的理念,是最具普适性、最重要的课程资源。但是由于受编写时间、编写人员对学科和课程思想认识的限制,导致教材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课改倡导的教材观认为,教材已不再是教学内容的全部,而是可变的、发展的和开放的,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构建的“文化中介”,是师生对话的“话题”。生物教师在使用教材、实施教学过程的同时,应该成为教材二次开发的主体。 1.教师要本着“依靠教材而不依赖教材,超越教材而不脱离教材”的原则,丰富教材的内涵,拓展教材的外延,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减、改编、重组等,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教师要创造性地根据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构思,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设计与学生心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习方式,组织学生有效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使教材成为“学材”。 案例2 在讲授高三选修教材中“人的体温及调节”时,笔者创设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教学情境,导入主题:请同学们回想冬天在室外时,脸和手被冻成什么颜色。有的学生说:“冻得发紫。”有的学生说:“冻得发红。”笔者又会接着问:“冬天我们刚刚从浴室洗澡出来,脸色和皮肤颜色如何?”大家说:“红彤彤的。”立即有学生说:“怎么都是红色的?”此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好奇心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于是一场热烈的讨论和互动就开始了。这样,学生就带着饱满的热情进入该节课的学习。 3.教材受篇幅和结构体系的制约,有些内容省略了探索过程,只给出了结论,这给教与学都带来了一些困难。教师在教材二次开发中可以对结论进行问题化处理,通过铺垫性知识,列举实例等把结论细化为系列化的阶梯问题,重视生物学史实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便于学生层层探究。 案例3 “对DNA复制方式的探究”进行设计 师:为了探究DNA复制的方式究竟是全保留的还是半保留的,你认为应该怎么设计实验? 该实验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可引导学生意识到该实验的关键是不同复制方式子代DNA的双链组成不同。然后教师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的问题,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进行探究。 问题1:若要区分母链和子链,可采取什么办法? 问题2:若要标记母链、子链,可选用什么元素? 问题3:若亲代DNA是的,放在的环境中进行培养,则子一代、子二代DNA会含有哪种氮元素? 问题4:若是全保留复制(或半保留复制),对亲代、子一代、子二代的DNA分别进行离心后,DNA会如何分布? 教师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设问,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思维和探究,从而掌握知识,形成能力。 二、生物课教学的新视角 从生物课教学的视角看,生物课改是一个革旧鼎新的过程,生物教师只有在实践一反思一再实践的轮回中,才能真正融入课改,实现专业成长。 课改的关键是改课。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是课堂教学。《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明确指出,课堂教学应创设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课程实施环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传统的课堂教学与课改对课堂教学的要求相去甚远。倘若不改课,课改则流于形式。改课既是课改的本质要义,也是课改的难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课标》的实施,实际上是一场课堂教学改革的攻坚战。因此,课改必须改课,只有这样,课改才能深入、持续、健康地发展。 1.课堂教学的前提是教学设计,改革生物课堂教学从操作层面上讲,必须变无效、低效的教学设计为有效、高效的教学设计。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给学生留足自由思维的空间,形式上不必过于琐碎,结构上不必过于封闭和程式化,而应体现出内容上的概要性,以便在课堂上能适应新情境、容纳新内容、确立新策略,为师生互动交流、互生新知、互建新情留有余地,从而实现课堂教学的生态化。备课方式从思维狭隘、负担繁重的个人独立备课转变为集中智慧、同伴互助的集体备课,从形式主义的抄写教案转变为思考注重实效的“教学结构”。 案例4 记高一生物备课组的一次活动(节选) (周四下午,高一生物备课组办公室) 主备人:张老师 课题: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辨析 张老师:本节课的难点主要是两种细胞分裂过程图像的理解与辨析,如何解决?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如果全由教师简单地说教,效果肯定不行。一下课,黑板一擦,学生就会基本忘掉,那如何来突破这一难点? 潘老师: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应尝试通过学生建构模型,并根据模型总结出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规律。 朱老师:我认为潘老师讲得很好,我去年教这部分内容时,就先采用了这一方法将学生进行分组,给每组发大小相同的白纸12张,分别代表有丝分裂,减数Ⅰ,减数Ⅱ的前、中、后、末4个时期的细胞轮廓,并在每张白纸的右下角写上具体的分裂方式和时期,提供2种不同颜色的橡皮泥,用于染色体的构建。 刘老师:我认为用细铁丝来代表染色质,高度螺旋化时把细铁丝绕在铅笔上形成螺旋状,变短、变粗。这样,就可以形象地表示染色质螺旋化形成染色体,以及解螺旋再形成染色质的变化过程,效果很好。 2.生物教学设计要采用“双案制”, 除教案外,还必须设计好“学案”和作业。为保证学生在课堂中的有效思维时间,要求学案必须提前1~2天发给学生,先学后教。教师要精选课后作业,倡导针对不同学生布置分层作业,确保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案例5 能量之源——光与光合作用(2)学案结构(节选) 学习目标(略) 知识准备:复习第三章第二节(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中的叶绿体相关知识。 自主研习: (1)阅读课本,光合作用的过程?发生的主要变化? (2)填写表格(略),比较光合作用2个阶段的异同点,理解光合作用过程变化的实质。 (3)从光合作用变化的过程分析,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光合作用的过程和效率? 合作探究: (1)如果你是一位农民朋友,那你在大田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叙述理由。 (2)填表:比较光反应与暗反应的异同,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异同。 适度拓展:叶绿体是光合作用的场所,那么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都有叶绿体吗? 3.从“经验教学”走向“反思教学”。常规化的惯例和习惯往往支配着我们的生物教学行为。如果一位生物教师只满足于经验的获得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其旧有的观念和不当的教学行为就难以改变,教学就可能长期维持原有的水平而停滞不前。可见,教学反思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深入推进生物课改的今天,尤为如此。笔者在教学中建议老师们从“行动前”、“行动中”、“行动后”进行反思。“备课”中的反思称为“行动前的反思”,课堂教学中的反思称为“行动中的反思”,课后的反思称为“行动后的反思”。但无论何种反思,都必须“针对教学事件并以有效教学的理念去设计教学活动”。有效教学的地平线永远在前方。在生物教学中推行反思教学大有可为,也一定大有作为。 案例6 教学反思:我问自己 课前:上一节课,我的课堂里发生了什么教学事件?这与什么问题相关?这个问题我以前见过或听说过吗?别人曾经遇到并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吗?别人是怎么解决的?我能否借鉴别人的想法或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否涉及某些“教学理论”问题? 课中:课堂里发生了什么教学事件?我应该怎样去解决应对这些教学事件,而我这样应对合理吗?我该怎样调整我原先的教学方案? 课后:刚才教室里发生了什么教学事件?这些教学事件暗示了什么?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三、生物教师专业培训的新视角 从生物教师专业培训的视角看,课改培训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培训者只有创造性地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能使教师真正从中受益。 当前的课改培训往往存在一些倾向:要么就高,高到大谈教育理论而不言课本;要么就低,低到只谈教材的重难点而不言教育观念。两者都不利于我们的课程改革,对提高教学效益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要改变这一状况,笔者认为,关键是做到以下几点: 1.要注重培训的实用性,也就是要面对眼前的问题,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课堂中的问题,或者就是马上要发生在课堂中的问题。因此,培训和教研的重心要移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来。 2.要注重培训对象的层次性。课改的问题说到底是教师的问题。教师面临新课程,既是专业发展的机遇,又是对专业素质的挑战。教师适应新课程的个体需要不尽相同。通识培训是必要的,集中研究也是必要的,但有这些还不够。培训必须有层次性,要分层解决每一类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否则,培训活动搞得很热闹,但教师的教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效益低下。 案例7 笔者所在学校生物教师分层培训计划(节选) 教龄5年以内的教师,由于经验不足,培训主要以“单元教学研究”为切入点开展研究。这一类教师要以“单元”为载体,领会“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分析教学活动的组织意图及要求,研究学生的基础知识与经验水平,优化教学方法,设计科学教学的基本过程。 教龄5~10年的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培训主要采用“主题式”研究活动,通过解构与主题相关的教学片断,探讨同类问题的解决策略,分析总结应对办法,更进一步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教龄10年以上的教师,具有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培训主要采用“理解式”研究方法。“理解式”即理解教育经验、改造教育经验。培训旨在从更高层次上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培养一支引领学校课程改革的队伍。培训的中心是“理解经验”,引导教师以教育理论为视角表达、展示、整理、理解、改造、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 四、生物考试评价的新视角 从生物考试评价的视角看,课改与评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考试评价只有真正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课改才能真正摆脱“镣铐之舞”。 《课标》明确指出: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也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行为的变化,创设一种‘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机制”。从总体上看,评价应有利于学生对生物知识的自我建构,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生物的学习兴趣,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笔者认为,与课改相适应的考试评价至少应做到以下方面: 1.教学评价要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以学评教。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状态是有效生物教学的基本表征,也是教学评价的根本依据,课程目标实现度、学生主体参与度、师生交融互动度、师生行为有效度、学生主动发展度等是教学评价的基本依据;学生的学习兴趣、习惯、过程、能力等也应该成为衡量学业成就的指标。这方面我们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2.教学效益评估要科学完善、操作性强,既要抛弃唯成绩论,也不必谈分数色变。一提考试有人就说是搞“应试”教育,一提成绩考核有人就说是与素质教育相背离。这种观点是“简单线性”思维在作祟。毋庸讳言,对于高中生物教学评价来说,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是绕不开的话题,从目前看,这些考试从形式到内容与课改的发展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笔者认为,只有广大教师在评价的主体、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不懈探索,考试评价终究会回归正确的导向,课改终究会摆脱“镣铐”,自由挥舞 课程论文: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的构建和实施策略 【摘要】新课程的实施以及网络环境下教学过程各要素的角色、地位、作用发生的很大变化，必将引起课程和课堂的重构，引起“教”与“学”理念和方式的变革。本文探索新课程改革环境下构建有新意但又不脱离现实基础的、具有个性化的学科网络课程，为学习方式的变革提供资源平台、管理平台和交互平台，并探讨学科网络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教师应有的课程现和教学策略，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和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课程和教学目标。 【关键词】课程观；网络课程；教学策略 一、引言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拉开了帷幕。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构建学科网络课程，突破传统文本课程知识的陈旧、文化的保守等局限性，是构建个性化学科课程的一种新模式。而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的实施，因此，在学科网络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要求教师应具有新的课程规和教学策略。 二、新高中化学教材的特点与局限性 1．新高中化学教材的新特点 （1）新思想：在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注意训练学生的科学方法，结合化学学科的特点对学生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 （2）新结构：注意正确处理知识的逻辑顺序和高中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顺序以及认知规律的关系。对习题总量和难度、适度问题进行了控制，并注意了题目的梯度和知识的衔接与跨跃问题，在加强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迁移方面给予了重视。 （3）新措施：注意反映化学的发展和与现代社会有关的化学问题，把有些问题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了解化学与社会、生活、生产、科学技术等的密切联系，以利于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和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改进实验方法和手段，使实验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如新课的引入，重点、难点的突破，知识的深入（引导、研讨）等，以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的综合效益；注意实验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新教材还编入了一定量的家庭小实验，以增加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新版面：新教材语言生动活泼，采用比喻等手法，注意层层引导，使教材具有启发性，以吸引学生自觉地阅读教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重视图画的作用，编入了一定数量的彩图、章头图、插图以及实物照片等，使学生见图知意，印象深刻。 2．新高中化学文本课程的局限性 新高中化学文本课程注重将传授知识转变为体现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但是，由于文本教材出版周期较长以及文本课程内容的单一媒体和线性结构，决定了课程知识更新缓慢和文化相对封闭保守等缺陷，新课程的目标价值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的设计与构建 1．网络课程及其特征 网络课程就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包括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其中网络教学支撑环境特指支持网络教学的软件工具、教学资源以及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实施的教学活动。网络课程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基础性。满足每个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人类文化知识，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二是多元化。课程内容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需要，具有差别性和选择性，以适合不同发展水平学生和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三是现代化。教学手段采用网络及多媒体技术等新的教育技术；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根据现代科学及学科发展的新变化，组合、选择和增加新内容。四是开放性。强调学习与学生生活、社会发展的联系；课程实施过程要体现民主性和尊重个性发展的原则；提倡教学活动的多样性，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开放性，学习方式的自主选择，评价标准的差异性。五是综合化。重视课程的综合化，体现课程的整体性，提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注重科学原理的认识和掌握，又注重态度、方法、精神的综合培养。 2．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设计的课程目标框架图 新课程目标价值指向（如图1所示）： （1）基础性目标：使全体学生具备国家规定的化学学科基础学力，具备能适应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应有的化学素养。 （2）拓展性目标：增强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拓展知识体系和容量，发展思维能力，具备深入学习所必须的学科基础。 （3）发展性目标：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化学及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思考和探究，形成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3．学科网络课程结构 按新课程目标价值指向构建的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结构图如图2所示。 （1）横向结构 课堂教学网：主要适用于同步讲授式的课堂教学，相关页面中内嵌表单，供师生的提问和回答。此外，通过链接相关站点解决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学习过程时间的有限性的矛盾、教师个体拥有的教学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性知识迅速更新和增加的矛盾，并通过多媒体演示使教学更直观、更高效。由于在中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并没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分离，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媒体将同时作用于学生，课堂教学仍然是中学教学的主要环节，课堂教学网为课堂教学的高效进行提供强大支持。 课程学习网：解决传统课堂教学的弱点。知识的习得和运用都不直接接触客观实际，缺乏直接经验的过程及其方法的教育；缺少知识发展过程的历史叙述；忽视具体知识结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课程学习网提供全新的学习内容呈现方式，不但形成对学生自主性学习、协作学习掌握学科知识的方法和体验的支持，而且通过网络的链接与多媒体演示以及讲座，突破学科课程的封闭性，形成对研究性学习等学习方式的信息资源支持。 研究性学习网：主要是对研究性学习过程实施动态管理，使研究性学习能够有效、有序地进行，是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网络平台。高中阶段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和经验的 总结需要教师进行个案的启发和理性知识的指导，开设学科知识讲座对指导学生选择课题、开展研究活动是必要的。综合课程讲座使学生获得选题上思维的发散性。通过化学与社会、化学与生产和生活、化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等讲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使命感。 综合资源网：传统学科课程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结构性，但传统的学科课程也同样受到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方法论的局限，表现出知识陈旧、文化保守等缺陷。综合资源网对学科设置及内容进行选择与组合，提供综合化课程资源，体现课程的整体性和发展性。 （2）纵向结构 教学管理区：教学行为和学习行为的管理，支持同步的班级教学和适应个体差异的异步教学。 资源管理区：学习资源、链接和多媒体演示，合理配置学科资源，突破传统学科课程知识和思维的封闭性。 讨论交流区：BBS课程论坛、网上答疑、E－mail、OICQ等。支持实时和非实时交流，拓展学科课程教学时空。 练习测试区：作业及反馈系统，支持学习者自主学习和自我检测，并为学生提供学习成绩网络管理服务。 四、学科网络课程开发和实施中的课程观及教学策略 1．教师和学生要具有新的课程观 以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教育封闭的教学理念。学科网络课程的构建和实施，突破了传统学科课程知识陈旧、封闭保守等局限性，为学生构建一个自主学习和发展的、开放的环境；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和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课程目标，使教师和学生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 2．教师要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 新的课程观把教学的本质定位为交往，即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交往过程。学科网络课程的开放性、超文本和多媒体、非线性结构及整体性，要求学生必须变革传统的学习方式，学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教师应当成为这种变革的促进者，帮助学生检视和反思自我表现，明了自己想要学习什么和获得什么；帮助和指导学生寻找、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设计适当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学东西的个人意义；帮助学生营造和维持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氛围；帮助学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即兴评价，并促进评价的内在化。 3．教师要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肖川博士认为自主学习就是所有促进学生发展的学习，其特征为：学习者参与确定对自己有意义的学习目标的提出，自己制定学习进度，参与设计评价指标；学习者积极发展各种思考策略和学习策略，在解决问题中学习；学习者在学习中获得有情感的投入，学习过程有内在动力的支持，能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认知活动能够进行自我监控，并作出相应的调适。新高中化学网络课程超越了传统的教学时空，具有支持同步的班级教学和异步的个体学习的教学平台，具有支持实时通讯和非实时通讯的强大交互功能，同时还具有教学行为管理的功能，教师要学习和研究利用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4．教师要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新课程所倡导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或途径，让学生主动地探索、发现和体验，学会对大量的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判断，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包括情感体验、构建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教师精心创设情境，启发引导学生充分参与和主动探究和谐统一的过程式、情境化的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自己探索和学习，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去发现规律，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能力。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模式如下（图3所示）： （1）提出问题。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本着创造性、实用性、新颖性的原则，寻找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材料，创设出特定的情境，向学生提出要研究的领域，引导其发现并提出需要探究的问题。 （2）探索研讨。针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计划。通过在网络上建立相关的课程信息资源库，运用相关链接、E－mail、BBS课程论坛、OICQ实时答疑等手段，引导学生将搜集、整理得到的有关资料，结合亲身实践，通过分析、综合、归纳，得出初步的结论。 （3）总结提高。在网络教学中，教师的主要职能应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信息素养的培养和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在这个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初步结论开展相互交流、补充和完善，进而总结出较为严谨、正确的专题报告。 5．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 人的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教师应当传授进行创造活动的必要的知识技能、策略方法。学科网络课程的开放性、综合性和非线性结构为开展“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和“以项目为中心学习”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强调通过设计真实、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开放性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探究、思考，让学生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来进行学习。教师可利用学科网络课程的综合性为学生提供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帮助学生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媒体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内容，使学习更有针对性和使用性，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 6．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发展 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学科网络课程的最大缺陷是难以表现学科行为性的内容和情感性的内容。因此，在学科网络课程的实施中，既要体现学科知识的特点，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更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利用网络课程的开放性创建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加强师生的交流、沟通。尊重和关注每一个学生，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学校教育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智力、情感、个性、精神和人格等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是任何机器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在学科网络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育人的责任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要求教师一定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完善自己。 五、结束语 在学科网络课程的构建和实施中，课程与教学过程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关系，课程不再是一种指令和规定，教学也不再是被控制、被支配的一方。由于教师和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教学过程成为课程内容持续生成和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课程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体验的、动态的、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新的课程观要求每个教师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策略和构建新的教学模式，让课程和教学能够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 课程论文:房地产行政管理的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 房地产行政管理是房地产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1],它主要研究在房地产经纪领域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作为房地产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它对于帮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了解房地产管理的政策、法规级管理规定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分析和解决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搞好这门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和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1.课程教学方案 制定课程教学方案是课程教学的基础和首要任务[2]。近年来建筑工程学院开展毕业生职业岗位适应情况的专项调研为基础,全面修订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对课程教学方案的制定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课程组的成员,以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为先导,全面分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系统思考和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 课程教学目标是制定课程教学方案的基础和落脚点[3]。《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以“懂”与“会”、“学”与“做”、“知识”与“能力”的跟进关系为主线,主要设计了掌握房地产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房地产行政管理工作流程;依据目前建筑市场特征,能够实际进行市场调研、分析,项目实践的参与,对房地产管理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通过实务、案例、实际调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目标规划,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具体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团队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从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咨询公司邀请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针对岗位任职要求,共同研究、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根据房地产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过程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编制课程标准和具体授课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场所。 (2)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推进“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在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构架下,课程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归纳、分析、综合等方法向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现场教学法等模式转换。 (3)结合房地产行政管理岗位任职要求,在分析典型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创设教学情境,实现模块化教学、模块化考核。 2.课程教学方案实施 (1)教学内容 按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思路,针对房地产行政管理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科学创设学习情境,认真选取教学内容,本着“基础知识以必须、够用、兼顾后续发展为度”的原则,根据市场对专业技术人才不断细化的要求,将《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的学习情境确定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和物业管理政策与制度等。为了确保教学组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该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及渗透关系,使理论教学和案例分析一体化,实现了课程内容的整合与秩序化。 (2)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团队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创建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如“实例+实战”教学法、“沟通+鼓励”教学法、“项目驱动+情境体验”教学法、“启发+互动”教学法和“学+做+考+创”教学法等。在教学组织进程中针对不同模块的内容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写、做的能力。随着教学方法的更新和改革,实现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教师普遍采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教育手段进行教学,应用网络教学平台与学生互动,开发了与课程教学模块对应的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实现了专兼教师在网络空间内共同组织教学。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及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从分析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和内涵特征入手，梳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起步、发展、过程及成果，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交流与合作及发展趋势，提出了走向国际化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及内涵特征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目前高职教育的热点，什么是高职教育国际化，有什么定义和内涵，如何实现高职教育国际化，都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范畴。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在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也不断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虽然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在逐步向国际化迈进，但由于人们对国际化这一概念的定义把握不够准确，造成高等职业教育在开展国际化工作方面的错位与不清。因此，必须首先厘清两个概念：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等教育萌芽时期就有，可以追朔到古希腊、古埃及的“游学”、“游教”之风，当时，大家公认知识是世界普遍性的，所以不同国家的大学开设的课程也大体相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的世界普遍性被越来越广泛地承认，尤其是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输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各国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知识和信息的广泛应用，而愈来愈多的学生也更加相信，具有国际普遍的知识和经验对未来的就业更有帮助。教育的这种属性使其天然具有了国际化功能，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化生产较高的时期这种属性更加明显。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界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我国的《教育大辞典：高等教育卷》（汪永铨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给出的定义是“各国高等教育在面向国内的基础上面向世界的一种发展趋势”。成立于1989年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在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时指出“国际化是一个总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更少的趋向于本国，更多的趋向于国际发展”。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UNESCO）所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IAU）给予了比较权威的定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育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这一定义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内涵、功能、空间、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了界定，使这一概念有了准确的定义。 对“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职业教育领域也有过不同的界定，孙芳仲、林若红在《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探析》一文中给出的内涵界定是“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应该是作为我国职业教育面向世界的办学过程，容纳世界先进的职业教育资源的一个活动过程，它的核心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技术性人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教所杨旭辉给出的界定是“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主权国家在高级技术应用性教育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扬州职业大学刘正良博士在《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结构适应性与对策思考》一文中的定义是“高职教育国际化是指国内高职教育与国际教育机构、国际企业的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际发展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从这些定义或者相对定义中可以看出，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却是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这个教育过程中的教育目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进行限定，也就是说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高等职业院校依据国际公认的课程标准，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在国际范围内通用的技能人才，是一个综合而又完整的教育过程，强调对培养对象——人的塑造和激发，使之趋向于合乎共同标准的教育活动。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 对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界定，如前所述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孙芳仲研究员认为国际化内涵应包括“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师生国际交流、跨国职业教育技术援助与合作”；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李霆鸣博士从分析新加坡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点出发，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包括“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国际化的教师资源、国际化的教学方式、国际化的教育合作”；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丁安英从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角度，分析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趋势，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表现在“教育对象的国际化、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教育方式的国际化、资金来源国际化、服务功能的国际化”中。我个人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应包括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这些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应该有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等具体活动，只有具备虚实两方面的内容才能构成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也就是说我国的高职教育要走向国际化必须在教育理念、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都要与国际接轨，从认识观念上树立国际化的意识，确定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操作过程中要按国际职业教育的要求开展，用国际通用的培养方式和课程标准；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理念和模式；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让高职院校的教师了解国际职业发展形势，具备“双师”和“双教”能力;教学内容上能与国际化的课程对接，要考虑国际市场的产业结构和变化，不断调整专业补充知识；在教育活动中要开展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培养的学生具有适应国际化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从教育理念、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合作与交流等职业教育的内涵特征上全盘考虑。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 1．经济支持。这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式，由高职教育发达的国家政府或教育机构对高职教育相对落后的一方提供经济的支持，帮助其提升高职教育水平，培养更多适应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也是首先获得世界银行支持，先后两次与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教育基础项目贷款协定》，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同期，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德国政府向我国提供了平行贷款600万马克，后又追加到几千万马克；1991年中国与加拿大开展的CCCLP项目中，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提供了750万加元；2000年中国—欧盟工业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中，欧盟委员会出资1510万欧元支持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得到国外这些经济支持时，我国政府也部分配套了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并助其走向国际化。 2．合作办学。这是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另一种方式，也是开展得最活跃的方式，从政府组织到民间行为，合作交流不断。我国的合作办学通常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我国教育机构在我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目前，高职教育的合作办学主要是指双方的互认学分合作或项目合作。在合作办学中，有的是双方根据所设专业和课程，相互承认学分，承认对方的学历；有的是分阶段在有合作关系的学校进行学习，国内二年国外一年或者其他形式；还有的是双方在某一项目上共同实施和管理。总之是通过双方的合作，达到共同教育、共同培养人才。这种合作扩展了办学主体，增强了办学的活力，也让教育管理者接触到最新的教育理念，从根本上推进了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3．专题培训。是指双方针对某一项任务或某一方面开展的专题合作培训，在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合作的专题培训已普遍开展，如：高职教育师资培训、职业院校校长培训、领导能力培训、项目负责人培训、学生培训、技术培训等，其中的一些专题培训还可以取得相应的技能（教育）培训证书，这些专题培训在教育理念更新、多种知识融合、教育教学改革、职业能力提升等方面，为参加培训的人员提供了学习平台和交流机会，开阔了参与者的视野，尤其是对老师和学生的专题培训更具针对性，丰富和调动了师生的热情，为其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4．师生互派。师生互派也是合作交流中的一项，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技术已不能被限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定范围内，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集约化生产和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这种革新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因此，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标准趋同，师生互派既是知识上的不断丰富提高，也是技术上的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提高。 二、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及国际化活动成果 (一)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逐渐展开并融入国际领域，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首先引入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理念，通过接受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国际化人才。 1.引入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为了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我国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做了大量工作，而首先开展的工作是引入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高职教育就开始引进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及课程模式，包括德国的双元制、MES、行动导向教学，加拿大的能力本位CBE，澳大利亚的TAFE，英国的BTEC，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模式引发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浪潮，推进了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 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进行合作最早的是德国，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培训协会等机构就开始与我国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德国的教育思想、办学体制、教育模式都被引入我国，而且双方还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与研究。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加拿大开始了职业教育合作，主要合作项目是“中加高中后职业教育合作”，从1990年至1996年，中方有29所学校、加方有32所学校参与，该项目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尤其是在我国的高职教育“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职教育中“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观就是由这一项目合作而建构，同时，加拿大职业教育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也伴随着合作项目被引入我国。随着我国职业教育逐步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国际职业教育中的各种新的教育理念都为我国高职教育研究者所关注，也被我国的职业院校所借鉴，这种借鉴更加快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2.借鉴国外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各个国家对职业教育都积极探索，寻找切实可行的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方法。在这方面德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高职教育模式，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双元制是我国最早引进的国外职业教育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引入到我国，在德国经济合作部的支持下，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德国国际培训协会等机构在我国开始了以推介“双元制”经验为重点同时进行40多个项目长达20多年的合作。其中，1994年7月中德两国政府专门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的直接成果，也是中德在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同时，我国还与加拿大进行了“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年），通过这个项目引进了加拿大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理论和DACUM课程开发模式，以指导我国的高职教育。我国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合作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首先是引进其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到2002年3月又启动了“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这是两国政府间最大的职业教育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借鉴了澳大利亚的TAFE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我国目前推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借鉴了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经验和做法。总之，在与国外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中，通过对国外的职业教育制度、模式的引进、移植、借鉴和本土化，我国的高职教育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3.推进职业教育的本土化。我国职业教育起步晚、底子薄，各地发展不平衡，这是我们的弱势，但这种弱势也促使我们更积极地学习国外、学习他人。国外职业教育的理念如何先进、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有效，都必须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对国外先进的东西进行“拿来主义”地取舍，对我们有用我们就选择，对我们没用我们就放弃，同时对不适应或部分适应的进行移植与改造，也就是推进高职教育的本土化。我国高职教育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先后借鉴过德国的双元制办学模式和工作过程课程模式，美国的个性化、能力本位教学方式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日本的企业职业培训经验，荷兰等国家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式等，这些学习借鉴都结合了我国的高职教育的实际情况，也考虑了职业教育的地域不同，有针对性、有区别地选择和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种高职教育本土化的过程是我们走向国际化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二）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开展的活动及成果 1.开展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在我国发展高职教育的进程中，与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开展了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包括与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与德国的合作起步最早、合作最长；与澳大利亚合作进行的“中澳高职院长领导能力建设项目”是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影响很大；与加拿大的合作中我们引进了能力本位（CBE）的职业教育理论和DACUM的课程开发方法，积极进行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除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交流外，我国还积极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合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联合进行师资培训。我国高职教育培养师资方面与国际的交流项目很多，1998年中德政府的“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就培训了1000多名老师和300多位校长，2004~2007年的“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有近1000名中职教师到德国进修；2006年教育部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教中心申请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联合革新计划——高职教师教育与培训项目”。此外，各个地区的高职院校还与国外学校积极进行合作办学、合作开发课程、学生交流互换等，如上海市的“走出去，请进来”做法，与各国政府、国际知名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携手合作进行职业教育；苏州市与国外开展友好交流合作的学校也已达50%，其中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全面引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形成了“高新技术培训、模块化教学董事会管理”为特色的新型职教模式。 3.开展技术援助和合作。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国际化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与教育援助，包括人员培训、教育咨询、提供图书设备等。我国改革开放后就开始与世界银行进行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1990、1996年我国政府两次与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教育基础项目贷款协定》，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8000万美元进行职业教育基础项目的建设，虽然只针对了职业院校中的150所院校，但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助推了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向我国提供了平行贷款几千万马克用于北京、上海、辽宁三个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建设。我们在接受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援助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如我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合作，由天津市协助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提供了大部分设备，对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教育提供长期的支持和帮助。 4.开展相关科研活动。开展职业教育国际问题研究或设立相关研究中心，把国际职教观点研究与现有的研究项目相结合，发展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关注国际间、区域间的职业教育问题。如在德国支持下建立的联合国职教信息网络，已连接128个国家的192个职教实验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两届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大会，推动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参加国际研究与开发项目和基金，加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等。在与国际同行的协作中，我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在二十年的专题项目合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又实施了以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为目标的综合职教合作项目。 三、未来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积极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职教育既立足自已又师“夷”长技，注重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与模式，使我国高职教育大步向前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迈入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更应该从长远考虑、从高处着眼，目视国际化这一大目标，积极参与。而且我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从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比例，到本世纪将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并列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从认识上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肯定与重视，在经济上也安排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牢固树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观念，从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方式都应与国际化接轨。从理念上认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在战略发展的地位；培养目标上，确定培养具有国际化运作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人才。对学生来说是，应注重培养强烈的国际化意识，了解跨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国际惯例和通则，具有较强国际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学校来讲，应进行国际化的办学，包括合作办学、师资培训、学生互派和课程国际化；对老师来讲，应了解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走出国门参与进行学术活动、专题培训甚至讲学。 （二）从“引进”到“输出”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的合作与交流，这种合作交流是双方和双向的，不能仅是索取或付出，而应该是吸收和付出同时进行，当他人比我先进时，要借鉴他人、学习他人，引进我所需要的东西；当别人认为我是先进需要我时，用我最大能力帮助他人，主动引进也主动输出。如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从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引进其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引进让我国的高职教育快速发展，高职院校由20世纪80年代的10多所发展到2010年底的1246所，占到普通高等学校数的（2358所）一半以上，在校生约735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32.95%，累计培养了2000多万名毕业生，共为国家输送了1亿多名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在步入先进或者相对先进时，也应该积极地为他国和他人服务，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就是第一步，今后会有更多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和活动。 （三）多种形式、多方合作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其活跃，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非常高，参与职业教育已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政府也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加之职业教育发展对企业的需求，使这种合作变得形式多样和多方参与。这种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包括：国际合作办学、招收海外留学生、进行国际事务培训、举办国际教育会议、设置国际性课程、进行国际远程职业教育等；而多方参与国际化的合作交流包括：国家间、地区性的双边或多边参与，学校间的直接交流与合作，学校与企业间的联合办学及其他；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学校交流与合作等。总之，通过国际化的合作交流，达到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标，推动国际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需要世界级一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当然这种需要就促使高职教育更加趋向和依靠走国际化道路，只有在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培养的人才才能够适应和服务于国际化的生产和管理。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析历程\问题与展望 论文摘要：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提升，我国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萌芽和雏形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演变，但研究还存在理性化程度不高、综合化有待加强、规范化明显不足、科学化急需提高等问题，成为今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努力方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四）研究步入科学化行列 随着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不断成长，其教学理论将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和专业化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职业教育教学论成为一门科学化的学科、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步入科学化行列的标志。使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成为一门有着科学化的指导理念和科学化的理论技能的方法论学科，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实践起强而有力的指导作用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必然归宿。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论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教育创新　成人高等职业教育　产教结合　教育模式 论文摘要：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积极进行教育创新，高职业教育的辐射能力和服务能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大力发展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是新形势下国家的要战略选择，创新产教合作的教育模式成为学校和企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 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新形势下国家的战略选择，创新产教合作的教育模式成为学校和企业发展的价值取向。本课题所指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指以企业在职职工为培养对象，以贴近企业需求、贴近岗位需求、贴近职工自身需求为宗旨，以适应首都经济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目标，以学历教育为支点，以有效整合企业优质教育资源为途径，以建立开放式的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主线，全面实行弹性学习制度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性选择 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创新的需要，提高职业教育的辐射能力和服务能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当前职业技术教育正处在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推动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既符合学校利益，也符合企业利益，还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可靠保障，是一个共赢的选择。 (一)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经济社会的发展因科技的投入而取得显著进步，同时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进行彻底调整凸显其重要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大调整，企业的不断改革与重组，对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多样化需求。 任何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都要与社会人才结构体系的某一系列或某一层次的人才需求相对应，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等职业教育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支撑点，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面向企业在职职工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有助于这两种功能的有效发挥。通过教育模式的改革，使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在其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方面适应多元化经济体制对技能型人才的不同需求；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结构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促进经济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要素。 (二)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举措 “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成人个性化学习”为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确定了指导原则。终身教育思想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贯穿着所有教育阶段和架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和学习方式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成人高等职业教育要以“构建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为核心任务重新进行功能定位，明确“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岗位”的宗旨，为国家、企业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教育服务。 通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设计和推行，实现企业在职职工学习经历与教育学分之间的有序转化，并实现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工作经历的相互沟通和有机融合。使技能型人才成长的通道多元化、灵活化，保障企业职工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通化的主渠道功能。 (三)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 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学校和企业实现共赢的主要途径。国际合作教育的发展和国内职业教育产教结合的实践证明，通过产教结合创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也符合国际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构建对反思高等职业教育的应然内涵和应有功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伴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到来，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应站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自身的职能。通过教育模式的改革，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特征及办学方式等办学规律进行再思考和再设计，将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向深入，探索一条新形势下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教育改革之路。 二、新型产教合作教育的基本模型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因此各个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都不同程度地重视企业和学校的合作。“产学合作”模式，最初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中，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模式作为最成功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被各国纷纷效仿。“学校—企业”模式在美国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职业教育、英国的“以课程为核心、以证书体系为框架”模式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产学合作”模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运转灵活、优势互补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佳模式，体现了学校、企业在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上分工合作、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及学校与企业资源共享的原则。 借鉴国外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运行实践并进行本土化思考，为探索我国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做积极尝试。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面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办学，为地方经济和企业服务已经成为职业院校的自觉选择。校企合作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在合作动机上是双方利益和效益的驱动，在合作结果上互利双赢，校企合作的结合点是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储备和使用，实现学校教育功能与企业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 (一)在服务面向上，构建“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理论实践一体化 学校和企业针对社会、市场、企业和岗位的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规划，以特定企业的在职职工为服务对象，充分利用校企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实现理论学习、基本训练和岗位实践的一体化设计。 1．在服务对象的入学资格上，要求受教育者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实践经历。本课题中所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核心特征，即以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职工为培养对象，是面向特定企业开展的职业教育服务。培养对象的限定集中体现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后教育的属性，“工作成人”是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服务对象的概括表述。 2．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不仅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而且强调关键能力的培养，即超出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范畴的、可运用于多种职业的迁移性能力，注重满足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职业的定向性决定了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必须定位在培养应用型、操作型的高技能人才上。 3．在专业设置上，以职业分析为导向。通过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的职业分析，将一个或若干个岗位归结为一个岗位群，并对应一个“专业”，同时在职业分析的基础上分辨出支撑该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4．在课程的确定上，以职业活动为中心选择课程内容，并建立以职业活动为核心的阶梯式课程结构。职业技能、职业能力的训练与岗位实践是一种典型的实践实训活动，具有明显的过程属性。 5．在工学矛盾的处理上，以推行弹性学习制度为根本途径。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关键运行机制，即为结合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的需要，灵活、弹性地确定教学时间、教学地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二)在资源建设上，学校与企业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育人 本课题中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在校企合作的范围半径上，是要构建“一校多企”的办学模式。产教合作机制的构建是确保成人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属性发挥的内在要求。产教合作内容丰富，从硬件到软件，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办学到教学，层次不断递进。特别是在资源的整合方面，学校要发挥组织者的作用，充分占有信息，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整合各方有效资源。 学校和企业要实现人、财、物的双向流动与合作，重点是要发挥企业优质实践实训资源的作用，包括实践场所、实训设备、实践课师资、实践课教材等；同时要有效配置学校的教学资源，包括基础课模块的师资、技术咨询和专业化的教学管理服务等。在资源的建设和整合过程中，以学校为桥梁，实现有关企业之间教育资源的调节利用。在校企现有资源无法满足教学要求的情况下，学校还要通过整合社会上的具有适应性的教学资源以满足校企合作办学的目标。 (三)在合作的内容和程度上，实现校企之间的多方面实体合作 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旨在实现企业在所有教学环节中的源头参与、全程参与、深度参与，校企之间整体联动、深度运作。 1．专业建设为龙头 学校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结合企业人才培养规划，瞄准产业建专业，围绕专业联产业，学科链对接产业链，专业链对接岗位链，实现校企合作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2．课程建设为核心 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岗位工作任务、职业资格和能力分析，共同研究课程方案的规划和设计，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构建课程体系，共同制定企业岗位能力标准，确保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课程内容的变化根据企业的需求环境做调整，实现育人主体与用人主体的高度契合。 3．教师队伍是关键 强化高等职业教育意识，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出特色的关键。积极引进和聘请企业(行业)的技术专家、能工巧匠担任专业课程模块的授课教师和实践实训教学的指导教师。 4．实训基地是保障． 职工岗位实践能力的提升，为本课题所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核心目标。实训中心使教学更接近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与企业实际技术同步滚动；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教学设备，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生产为一体，发挥其应用性、综合性、先进性、仿真性的优势。 5．教材建设是抓手 借助企业(行业)之力，开发和编写具有职业和企业岗位特点的教材，整合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融合学科体系和职业资格证书标准，吸收企业(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体现模块化、活页式、直观性。 6．实践教学是重点 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定位决定了教育、培养模式必须由注重理论教学的单元性转向理论与职业技能并重的双元性。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展的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服务，着重强调学生结合实际工作岗位需求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实践活动，解决理论困惑。整合校内外具有适应性的实践实训资源，创造良好的实践教学条件，保证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 7．企业评价是导向 在本课题所指的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设计和实践中，改变学校和教师的单一评价模式，将企业的用人标准作为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构建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开展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多元主体格局。 8．学生成才是目的 校企合作的根本价值判断，即以特定企业的人才培养规划为依据，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做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企业在职职工职业能力的提升为本课题所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核心诉求，打造高技能的应用性人才队伍是学校和企业共同的自觉行为。 (四)在合作的效能上，打造企业、学校和政府“多赢”格局 1．服务企业人才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获得人力资源储备。 2．拓展学校发展空间、延伸学校服务功能，学校的教育供给与新形势下的教育需求相对接。 3．稳定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教育供需矛盾，符合政府公共管理服务的价值选择。 三、推行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制约因素和保障措施 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职业教育要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教育部也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鼓励校企合一、形成产教结合、校企共进、互惠双赢的良性循环职业教育模式”。客观上，我国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特别是直接面向企业在职职工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在构建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更是鲜见。 (一)制约因素， 1．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积极性和合作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 本课题所指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着重强调企业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上进行全方位、多层面地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特别是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建设、教材建设、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监控、教学投入等方面，为实现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企业的实质性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尤为重要。 实践表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内驱力不足、现有法律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约束力缺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职业教育包括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制约着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功能的发挥。 2．学校在校企合作机制建设上的组织者作用和合作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本课题所指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着重强调学校在合作中要充分发挥组织者的作用，特别是在专业论证、资源整合、质量监控方面，学校应发挥专业化优势，指导企业按照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规范开展教育合作。 实践表明，学校在资源的整合、教学过程的管理、教学质量的管理方面，操作模式与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要求仍存在差距。如何有效发挥学校的办学主体作用、提高合作能力，增强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质量的可控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保障措施 通过完善法律政策、加强政府的统筹引导，从制度建设上破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确保学校、企业对教育履行社会责任。为此，应在国家层面上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和有效的推进策略。 1．完善现有法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校企合作各方职责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依靠立法来规制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如德国政府制定了《职业教育法》、《劳动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来调整校企合作中多方关系，对企业、学校、学生三者的义务、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就企业、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的义务仅作了象征性、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和对校企双方在职责履行上的约束力。 建议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法》的内容，强化有关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方面的法律规定，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学生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同时建议适时推出《校企合作教育法》，以单行法的形式确定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 2．加强政府统筹引导，以导向型政策推动校企合作机制的构建 在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对校企合作教育价值功能的认识和判断，还存在着局部意识与全局意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部分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教育”观念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校企合作机制的设计和运行中，政府应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的组织、推动、协调作用： (1)发挥资源调配方面的优势，统筹经费、统筹资源、统筹信息，引导和支持创新型的教育教学要素向企业集聚。 (2)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服务，规划校企合作方向、搭建合作平台、监督合作落实、评价合作成效。 (3)制定导向型政策，推动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建立健全新型产教合作教育的运行机制、探索校企合作教育的教学管理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加强对校企合作问题的多角度研究和实践，探索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市场潜在需求，更新办学理念，确保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内在活力。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之确定 论文摘要：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相对独立存在，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自己的排他性的研究对象，这是区分不同学科的主要标志。研究对象的界定往往决定着学科的研究内容、范围、性质、学科体系等，因而对于学科发展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学科对象的界定往往也与学科知识分类密切相关，这为我们确定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知识分类 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性 （一）界说学科研究对象的必要性 1．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门学科能够独立存在的基础条件。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意味着学科的理论研究就会陷入茫无目标的境地。也就无所谓拥有独特的、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在学科之林中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直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离散状态，那么这门学科还不能称得上是一门真正的学科。纵观哪些已经独立并获得认可的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物理学等等，均有明确且独特的研究对象。另外，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形成该门学科基础理论的基石。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进行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一面镜子”，否则失去了标准，研究就无从下手。 2．研究对象规定着一门学科的性质、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就有什么样的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这是学科建设的基本法则。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对其研究对象的形态、性质、规律进行准确的描述和深刻地揭示才能了解学科的特质，而且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也依赖于对其研究对象的深入认识和剖析。 3．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对于学科研究对象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就很难形成“聚焦性”的研究。这样一方面会导致研究的“游离与中心之外”和“越界与其他”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得研究出现很多的“盲区”，学科的一些重要的领地或被“侵占”或仍未开垦，其必然结果就是延缓或阻碍学科的发展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 总而言之，“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怎样界说研究对象，对于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首要意义。因为，理论总是关于某种对象的理论，不存在无对象的理论，对象是理论的主体和核心，全部的理论分析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所有的逻辑论证都是为了说明对象而进行的。只有明确了研究对象才能开始科学研究，只有科学地界说了研究对象，也才能建立起严格的科学理论及其体系”。“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至今职业教育学都没能形成明确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这是其难以成为一门真正学科的最大障碍。而且更让人忧心的是关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都没有形成正式的探讨和关注，几乎成了一个空白领域。尽管在一些职业教育学著作中也提及研究对象问题，但都是“一言以蔽之”，或者仿照和套用普通教育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模式，在“教育”的前面加上“职业”或“职业技术”几个字便成了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将研究对象的界定夹杂在职业教育学的定义中与之混为一谈，更难有对研究对象的严密论证和科学分析。而且关于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更是少之又少，好似这个问题在职业教育学领域不成为一个问题，已经很明确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到已经解决了的地步，一些论著或教材中标榜的所谓的研究对象与其实际职业教育学体系和内容相去甚远，研究对象成了其为了行文方便或求得体系完整的一个点缀和摆设。 （二）什么是学科研究对象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那么，究竟什么是研究对象呢？《辞海》定义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的目标。《现代汉语词典》中指出：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 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言，就是指对学科客体的思考和认识。但这里面还隐含着这样几层意思需要加以澄清： 1．研究对象不等于客体，客体是学科研究的现实领域，对象则是从学科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客体的方法。学科研究对象是对客体内在本质属性的抽象和概括，而非客体本身。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葆奎先生所言：“研究对象是一个认识论层次上的概念，它与客观存在并不完全一致。对象总是映射一定主题，主体对对象的认识总是从某一个角度出发，而且主体对对象认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认识的方法”。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认识论层面上的概念。 2．学科研究对象应该是能反映该门学科的所有组成部分及其整体，它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研究主体正是在对象的范围内与客体发生关系。学科对象就如同眼镜，透过它我们观察现实（客体）。 3．就同一客体而言，学科不同也会导致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别。这也是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而非唯一性的原因所在。 4．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始也是最终归宿，科学研究是一种起于问题的发现止于问题的解决为目的的探究性活动，问题贯穿始终且引起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说，问题是联结研究主客体的中间环节，特定性质的问题是特定学科研究的对象。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本学科所研究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简单罗列和堆砌杂陈，而是对具体问题的高度抽象和精确概括，能够反映本学科研究问题的总体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般性特点。 5．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于学科研究内容、范围与定义。研究内容是指反映学科内部各种因素的总和，学科研究对象是对学科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浓缩与凝练；学科研究对象有别于学科的研究范围，学科研究范围是对学科疆界或涉足领域的圈定，是对学科研究内容的舍与弃。简言之，研究对象是对研究范围的抽象与概括，学科研究范围是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它涵盖对象领域中所反映的全部事物。学科研究对象也不同于学科的核心概念的定义，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处延的确切规定，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往往会带有一定的主观人为色彩。 二、学科知识类型与研究对象的确定 对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和不确定其实与学科知识的分类基础和标准密切相关，学科知识类型的不同必然导致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以普通教育学为例，目前就研究对象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延伸出多种说法，且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很多学者发现其实就某一学科而言其知识是可以进行分类考量的，而不同的知识类型其研究对象也应该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学者尝试将自己理想的教育学知识进行了分类，并给出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解释，从这些分类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学科研究对象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得到更深刻的启发。诸如：教育学知识的“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 学科知识分类对于学科研究对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类型必然对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规定。对于职业教育学而言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种职业教育学可以完全地解决职业教育学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将各种职业教育学统一于一种职业教育学命题体系之中，这必将是徒劳无益的，职业教育学可以沿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使职业教育学尽快走向科学化也应该将职业教育学的知识进行分类考察。本文试图借鉴德国教育学者布雷岑卡（又译为布列钦卡）的教育学知识分类体系借以考察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三、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已出现的关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些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这些观点往往看似明了走近却又朦胧模糊，这使得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问题仍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本文认为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应是职业教育问题。理由陈述如下： （一）科学研究以问题为研究对象 许多哲学家认为科学始于问题，科学探索和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即为问题求解的过程。因而，作为这一过程之结果的科学成果、科学理论，也就是问题之解。由此看来，科学不但是始于问题、关于问题的，而且是为了解决（解答）问题的。正如美国学者劳丹所言：“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在日常生活和研究工作中，我们经常观察到各种事实和现象，然而，如果我们不对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提出问题，那么它们只能是平凡的事实或现象，并不能引起人们对它进行思考和研究。只有在把现象或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最终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 什么是问题呢？从抽象的普遍的意义上说，问题就是矛盾、疑难，更确切地说就是从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矛盾。作为一种复杂社会性活动的科学，其主旨就是解决这种矛盾和问题。那么，科学所需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呢？有学者将科学的问题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怎样”（“然”）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现象、面貌“是怎样”（“其然”）、其原因“是怎样”（“所以然”亦即“为什么”）、其实质“是怎样”（“实然”或“本然”）这三方面的问题。这三方面大体相当于经验、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这三个层次。第二类，“应怎样”（“善”）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事物状况“应怎样”（“应然”）、理想的图景“应怎样”（“该然”）、自己的行动“应怎样”（“应为”、“应做”）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评价、价值设想、价值取向。第三类，“要怎样”之类的问题，这又包括主体的行动“能够怎样”（“可能”）、“最好怎样”（“可行”）、“决定怎样”（“要做”、“必行”）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简言之，这三个环节就是可行性分析、优化选择、确定方案。科学所要解决的上述三大类问题，实质上就是事实问题、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总而言之，以问题为学科研究对象是符合科学精神和实质的，比起以现象及规律、关系、存在等学说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没有了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职业教育问题及其分类 本文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与学科知识分类密切相关，不同的理论形态其研究对象应具有异质性。依据德国教育学者布雷岑卡（又译为布列钦卡）教育学知识分类标准，教育学知识有三种类型：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他认为应“取代那种含糊的、什么都囊括了的、同时表现出科学、哲学、实践之特征的学科，应该出现三种陈述系统。它们对应三类教育学知识，即科学的教育学知识、哲学的教育学知识和实践的教育学知识。这三种知识具有不同的基础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替代他者。我们也可以用教育理论类型来取代教育学的知识类型。这三重划分基于三种有关教育问题的不同理论视角，与上述科学的视角、哲学的视角和实践的视角有关”。基于此，我们将职业教育学的知识类型相应地划分为三类，即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和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三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都有自身相对有限的主题领域，以各自面对的职业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也就说，每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都应该有其特定的范畴、逻辑起点、陈述体系以及研究对象。尽管这三种形态的职业教育学都是以问题为研究对象，但却是不同类型（异质）的问题。布雷岑卡还特别强调，应该从“目的—手段”一体性的角度来认识教育学（理论）的对象以及讨论其规范。科学教育学（理论）、哲学教育学（理论）和实践教育学（理论）都应完整地面对教育实践，只有这样，这些教育理论才有可能称得上是关于“教育之学”或“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导致过去的教育学（理论）研究名不副实的原因在于这种“目的——手段”对象观的分离使然，而教育实践主要是以“目的——手段”的结构所呈现的，即它总是要不断地以教育手段达到所要追求的教育目的，促成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和议题，在三种类型的教育学（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它。 1．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职业教育事实问题。根据布列岑卡关于科学教育学（理论）的诠释和理解，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在应然状态下，是一种在逻辑上较为严密，可以进行验证或证实的假设性规律的知识类型。其任务应是获取关于职业教育领域的科学知识。其研究对象应是职业教育事实问题，即回答职业教育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职业教育事实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个解释。首先要阐明什么是事实？目前来看，想要给“事实”下个定义并非易事，是个比较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哲学家和学者试图给出一个正本清源的说法，也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尽一致的观点和见解。但不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了事实是被主体人感知到的客观存在物这一核心要素。事实具有客观性、具体性、永恒性、独立性、联系性等特点。我们把职业教育事实问题界定为：客观存在的职业教育是怎样或是什么的问题，包含了职业教育的现象、原因、实质等问题。 2．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职业教育价值与规范问题。布雷岑卡按照哲学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把它区分为分析——批判认识论哲学、阐明世界观（形而上学）的哲学和规范哲学。就教育学领域而言，他认为更为有用的是规范教育哲学（或者规范的哲学教育理论），并将其作为教育科学的补充。它回答在制订教育计划和采取教育行动时出现的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其任务是，给教育者和主管教育的政治家提供评价取向和规范取向。在规范教育哲学中，首先要讨论的是各种与评价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育情境中的全部因素，尤其涉及各种目的和手段。教育哲学家应当指明各种教育现象有价值或无价值，确立善（或价值）的优先地位，并通过确立最高的目的（理想、价值或善），赋予人生与教育以意义；其次要制定各种规范。为此，须把表示应当是什么的规范与表示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的规范区分开来。前者为教育的理想、后者为教育的行为规范。 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亦是如此，其研究对象应是职业教育价值和规范问题，为职业教育计划和行动提供方向性保障，为职业教育者和职业教育决策者提供评价标准和规范策略。这些问题涉及职业教育情境中的全部因素，尤其涉及目的和手段。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认识方式是认识主体将介入所认识的事物，对之赋予意义，进行评价、做出辩护或建立规范，其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既定的客观的对象，而是无法给定规范的对象，即待辩护的价值与规范，此时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再是职业教育事实，而是出于主体对职业教育的主观需要的价值或规范，这种需要离不开职业教育事实这个基点，但主体需要与事实属性是一种建构关系，不同于单纯的职业教育事实本身，表现为规范或价值的辩护或确立。 3．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实践问题。布雷岑卡将实践教育学纳入到他的教育学体系之中，使之与科学教育学、哲学教育学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实践教育学没有科学建构的目的，只是直接的独立的实践目的，它为教育者提供与教育实践有关的各种理性知识。因此它既非教育科学的附庸，也不从属于教育哲学，它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学样式。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应当发生的？”、“应当做什么？”、“教育应该如何进行即教育者在努力发挥种种影响时，应当怎样做或应当做什么？”。实践教育学的目的在于提供规范性知识，任务在于为教育者的行动提供指导，“它给处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教育者提供关于其教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的信息，并用适用的世界观和道德去激励他们的教育行为”。因此，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从事实出发，探讨如何变革未来的实践，即以职业教育事实为基点的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包含了规范性问题（回答应该怎么做）和技术性问题（回答怎么做）。正如前所述，“实践教育学没有科学目的，而只有实践目的”。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是直接指向职业教育中的每个实际问题的，既为职业教育者规定任务，又给职业教育者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有效方法。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同样作为一种规范性研究，意味着研究主体将介入所研究的事物，为事物确立价值取向与规范。但其认识方式与科学职业教育学是有差异的，是“指令性的”。其研究对象是要主动地参与和干涉未来的职业教育实践，如何具体地规定特定时空下的职业教育者的行动纲领，可以用“理想中的行动纲领”来概括。意思是：这些行动纲领是建议性的，非强制性；富有理想性质；具有情感性和号召力；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等等。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要有效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必须从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中获得法则性的知识，从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中寻求价值判断的标准，它是通过对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与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所提供的知识进行评价性综合来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析时代主题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回应 [论文摘要]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时代的主题。职业教育即“生存”彰显。但现实的职业教育却遗忘了“生存”。人的本真生存是生存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生存论哲学对重新诠释职业教育内涵具有方法论意义,借鉴生存论哲学观照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论文关键词]生存教育 职业教育 理论研究 一、生存问题是时代主题 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作为人生存最低限度的“活着”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人的生存主要不再因物质匮乏而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在此种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生存”,“生存”以至于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话语。不仅社会下层人民为“生存”所困,而且一些“生活”颇为优裕的人也在感叹“生存艰难”。从世界范围看,不仅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解决生存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没有摆脱生存困境。尤其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生存问题变得愈益复杂且严峻,原以为很容易解决的“生存”问题却变得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等,推进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国正融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性结构正处于持续的不稳定性变化之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国家富强理想逐步变成现实。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尚需继续努力,促进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尽快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中国人的“生存”水平依然处于较低层次,生存与发展问题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理论是实践的反思和提升,人的生存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共同研究的根本课题。现代化虽使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扩展了人们自主、自决的自由度,但人的生存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对本真生存的寻求构成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生存问题之所以凸现,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随着语言学和逻辑学的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符号逻辑的创立,使一些哲学家感到有必要也有可能从语言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哲学史上沿袭下来的种种观念,弄清楚其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相对应的人的生存危机又使另一部分哲学家越来越注重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探究。正如施太格缪勒所指出的:“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持续而广泛地关注和探讨着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责任、人的存在方式等现实和理论问题。在这场持续而广泛的探讨中,人的本真生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职业教育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中人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中生存问题的解决。职业教育直接影响人的本真生存,人的生存必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和核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旨趣亦应转向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党和政府历来都重视人的生存尊严和人的生活质量,都大力提倡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尤其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我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与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十六届五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需求,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使广大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和产业工人。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将职业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在改善民生、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民生社会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不可或缺。职业教育被寄予厚望,承载着培养全面发展、具有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他们要能创造物质价值以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这些创造者自身也能享受到精神方面的愉悦,真正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文明的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并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彰显。 二、职业教育即“生存”彰显 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与尊严,这是能被普遍接受的命题。人类通过对象性活动体现人类生存的目的性,人的生存目的性决定了人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人的生存意义追求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本真地生存是人的永恒追求。职业教育作为人类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它是人类对生存意义追求的体现。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说,人追求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还超越这种物质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创造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人类生存问题之解决方式亦内化于职业教育之中。职业教育作为一项教育活动,其根本目的亦是将人由一种生存状态,带到另一种更理想更圆满的生存状态。正如有学者阐述的那样:“学校教育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试图提高'生存'关怀的程度和层次的一种努力”。 梳理中外有关“人的生存与职业教育”思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职业教育起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西方职业教育发展起源于对人的生存需要理解的认识。人的尊严源于人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本身的自在就是目的,而不是被使用的手段。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和他人当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理性存在的人作为目的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价值,他不是作为手段依附在其他目的之上的条件性价值,人的生命与理性的价值是无条件的。我国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始终贯穿“实用”(以反对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实效”(以反对教育不切实际)和“解决生计问题”(以反对不能适应社会上实际需要)。相应的,我国始终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解决生计”基础上,如“富国强兵”、“促进就业”,或者发展社会,甚至更直接,名曰“发展经济”。不同的只是西方人对人的生存的认识不同而已,他们对人的生存理解建基于理性人、自然人等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理论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理解基础上,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建基于理性人、自然人的生存特点。职业教育与人的生存问题密切相连,无论是“理性人”、“自然人”生存需要,还是“生计”需要,都体现教育家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怀。从古代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近代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到今天多种形态并存的职业教育,都是职业教育本质在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职业教育是人的理性运用”,还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乃改善生计的手段”,其实质都一致认为,职业教育就是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从经济而言,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从政治而言,职业教育乃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之手段。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人实现本真生存的不同扇面。 从人的本真生存看,职业教育乃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人的发展是职业教育基本旨趣。职业教育乃人类的一种生活,职业教育即人“本真生存”的彰显。职业教育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即职业教育活动是一种生活,是立足于当下的生活,走向可能生活。职业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要与工作世界密切联系,其中包括实践教学、工学结合和产学合作;第二,职业教育要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如,关注学生就业、创业、学生的情感体验等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价值观等等。 以人的生存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无论作为社会现象还是理论品质,始终是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之花绽出的过程,职业教育即发展。首先技术即人的生存绽露。第二,技术浸淫着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追求。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它作为工具就是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以“带出”(poiesis)的可能性为前提。就人与技术的关系看,技术思想家芒福德认为,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职业教育因技术的双重价值具有双重价值,其中功利价值是人生存的基础,终极价值是人生存的永恒目标。 三、职业教育遗忘了“生存” 从“生存”的本真意义来看,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职业教育成为“人力”教育。职业教育强化“工具”内容,遗忘了“技能”中包含人的理智、情感和审美。职业教育异化为“现实的生存工具”,“能力”被简化为一堆没有活力的“技能”或“技巧”,人被看成可随意拆分的机器,人的各种能力就是机器的零部件。人们把职业教育由培养“人”变成培养“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忘记了职业教育亦是“教育”,忘记了“教育的目的”。突出的表现是,许多人对“能力本位”职业教育存在着误解。本文认为,依据“岗位群”要求安排部分职业教育内容是必需的,也体现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按照技术学的范式选定职教内容符合技术形成的原理。但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技术学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认识论上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教育立场中的知识才能成为教育知识。教育立场的技术知识需要学生体验到其重要性与价值,并且让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体验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时技术知识才能转化为人在工作中运用的“缄默知识”系统。从学生的生存和发展来看,如果将技术学视野中的知识或“岗位群”所需全部变成学生学习的材料,这就免不了使职业教育被“效率”所“控制”,学生变成“原材料”、学校成为“人才加工厂”、课程变成“标准件”加工的“机器”。另一方面,作为与自然科学同义语的科学,是人类了解自己的工具。正如现代大科学家怀特海等指出的那样:伽利略等以来的科学进展差不多已使我们知道了物理和生物界中所有可以证明的真理,但它对我们神秘的人自身的问题之解决却少帮助。相形之下,职业教育学对职业教育自身研究的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第二,职业教育中人的本真生存缺失。职业教育对“生存”的关切可以分为“实存关切”与“终极关切”。“实存关切”乃是将此在之生存仅仅理解为它的现实性,并仅从现实性方面关切此在。也就是在“活着”的层面对此在的关切;“终极关切”乃是将此在之生存理解为它的精神性,并从精神性层面关切此在。在职业教育实践中,无“人”的职业教育一味地强调学生职业技能的训练,一味强调学生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一味强调学生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不考虑学生个体兴趣爱好、性格特长和个人价值追求。这种职业教育是一种在人格与个性发展问题上止步不前的教育,它造成诸多人性的断裂:一个人在生产中可能是能工巧匠,但在精神生活中却缺乏情趣和美感;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但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人;他极有可能整天忙于生计、为了物质生活的存在而失去精神家园。职业教育演变为在“职业”、“技术”固态知识的教学,一切以“实用”为尺度,使整个学校弥漫着“理论知识无用”的论调。职业教育立场中的知识简化为凝固的文字(具有丰富内涵的知识多以不同形态的“文字”资料呈现出来),固态知识代替流动的知识,使本来蕴含丰富人类财富的“知识”成为无意义的“空壳”知识。学生领会不到知识的意义、体验不到知识技能掌握的情感价值,知识教学成为无意义的“灌输”。所谓“实践教学”,也不过是增加知识学习的地点而已。学生对与人的生存意义息息相关的人文课程(或通识课程)不感兴趣,转而选一些考试要求较低的课程。在这种职业教育生活中,学生感觉不到知识学习的价值、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感受不到知识技能的学习所带来的尊严。用雅思贝尔斯的话说就是“……反叛;虚无主义的绝望;无数得不到发展的人陷入困惑;许多人放弃有限的目的,抵制和谐的诱惑,但是却沿着错误的道路探索……”。“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除非所追求的目标可以用实用和物质的价值来表达,否则,人们是不愿付出努力。” 第三,职业教育忽视其本体功能。职业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服务经济的功能,也包括改善个体生存质量的功能。职业教育的本体功能应该是关切此在能尊严地“活着”。为了能够关心此在的“活着”,职业教育就必须能够为受教育者提供他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所不能或不易产生的“能力”或“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然后在此基础上生产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本身。为了能够满足此在实存的生命生产的需要,职业教育必须倚重于劳动科学与效能科学。职业教育本是与人的生存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但当前职业教育学科研究框架内,职业教育学只研究怎样把外部世界(社会行业企业所需要的)知识“塞”给学生,不研究怎样发展学生的内在力量。时下国内职业教育研究,最热门、最时髦的用语是“职业教育”要“以人为本”,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职业教育研究者在这方面却无视人之根本所在。虽认识到人的“生存问题”及对个体和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如现在社会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严峻对社会造成动荡,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等等,但看不到人作为人的“存在问题”及对个体和社会的威胁。在物质不太贫乏的今天,现代职业教育依然是“实存的教育”,而不是“生存的教育”。这种实存的职业教育给予人们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却没有给予人们以生存的理由和根据;给予人们对于自己和人类文明一种盲目乐观,却没有给予人们一颗清醒的头脑。其结果是,在现代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技术/技能),但是却越来越对生存的必要性发生怀疑。 四、职业教育理论亟待研究的问题 面对当今的社会主题,随着人们物质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被提到了历史日程上,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也广泛渗透到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思考中,《学会生存》提出:“社会己经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是人类'追求富有的权利'所需要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这些就是社会的根本目标。现在社会难道不应该把'学习实现自我',即人的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吗。”学会认知是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事是为了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是为了与他人一道参加的所有活动并在这此活动中进行合作;学会生存是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使受教育者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为了与其整个使命相适应,教育就应围绕这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让受教育者走出模式化、表浅化、庸常化的生活层面,全面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和生存可能性,在与各种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既依赖外在对象,又不断地否定和超越它们,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创造真实的自我。职业教育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教育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而应以一种更加开阔的眼光,即以促进人的发展的眼光来确定职业教育的定义。正如联合国有关文件指出的那样:“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这既符合教育的从根本上来说的人道主义的使命,又符合应成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也符合既尊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又尊重传统和文化多样化的内涵发展的真正需要。”它向世人宣称: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关注人的潜能的发挥、素质的提高,即教育要关注人的本真生存和价值追求。人的本真生存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职业教育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人的本真生存的认识的基础上将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对人的本真生存的理解是生存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存论哲学对重新诠释职业教育内涵具有方法论意义,借鉴生存论哲学观照职业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论高职工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职IT职业教育　实践教学体系　目标体系　内容体系　管理体系　保障体系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IT职业教育及软件行业发展现状，针对高职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标准不统一、重视硬件建设而轻视软件建设等问题，从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管理体系、保障体系等多方面探索研究了新形势下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建设，对提高学生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都有帮助，值得长期探索研究。 高职lT职业教育是IT职业教育的重要部分，是促进IT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高职IT职业教育对调整lT教育结构、广开成才之路，促进lT教育的普及，提高lT教育整体效益，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增进教育与经济的结合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高职lT职业教育在国家各种教育中所占比重多少，是否能够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对学生能力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对学生数量的要求，反映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同时，高职IT职业教育的好坏，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或制约着整个国家lT行业的发展。 1．IT职业教育现状分析 1．1lT教育与社会需求 近几年，伴随着中国lT产业的飞速发展。企业对IT人才的需求持续升温。根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国IT人才年缺口1O0万。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IT业仅软件开发人才的缺口每年约24万～28万人，而以我国“十一五”规划的设计，每年应培养软件人才达34万人，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每年培养了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但能够适应IT企业需要的人才，尤其是掌握最新计算机应用技术，具备大量项目经验的IT人才却少之又少。面对大量有志于lT行业的中高级学历人才，lT职业教育机构就承担起了连接学历教育与企业实际需要的桥梁功能。相对于四年漫长的学历教育，IT职业教育以其灵活高效、目标明确等特点而深受现代人的青睐。其中，高职lT职业教育占很大比重。因此，必须加强lT职业教育的课程建设，完善IT职业教育过程中实践教学体系，走校企合作办学道路，以保质保量的培养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IT人才。 1．2软件行业现状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我国软件行业大力拓展国内市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产业规模继续扩大，结构和布局不断调整，行业应用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09年中国软件产业总量达到9513亿元，同比增长25．6％，增速比上年低4．2个百分点。 其中软件产品增长稳定。2009年，全行业完成软件产品收入3288亿元，同比增长26．3％，增速高于全行业0．7个百分点，但比上年低2．4个百分点。 软件技术服务增势突出。全年完成软件技术服务收入2126．3亿元，同比增长31．4％，高于全行业5．8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24％。其中外包服务收入307{E元，增长35％。 系统集成增长放缓。2009年系统集成收入22029亿元，同比增长23．7％，低于上年增速26l7个百分点。随着国内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通用型系统集成业务正在萎缩，中小系统集成企业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受益于3G建设加快、电子政务稳定增长、金融业扩张等，一些规模大、管理较好的大型企业系统集成业务增长稳定。 受电子制造业下滑影响，嵌入式软件和lC设计收入增长较为缓慢。全年嵌入式软件收入1673．6亿元，同比增长22．1％，低于全行业3．5-I"-百分点；IC设计业收入222．2亿元，同比增长10．1％，低于全行业15．5个百分点。 针对我国软件行业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学校所在地域位置，在lT职业教育中适当增加软件外包服务项目的实践环节很有必要。 2现行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2．1实践教学体系标准不统一 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许多由大、中专转型过来的高职院校仍然还沿袭着传统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教学计划，乃至课程设置、教材教具，采用的仍然是“小本科”的办学思想。而一些发展快的高职院校，在借鉴了国外同行办学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对过去的教学体系进行了大量改革，建立了适合本校的理论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体系，虽然走出了本科的办学模式，但在全国范围内同类院校专业还没有统一的实践教学体系标准，需要在今后的办学发展中整合统一。 2．2重硬轻软小而全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都开始注重实践教学环节，注重计算机等硬件设施的配置。但实践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比例还不够合理，实验小而全针对性不够，很多实践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只是为了加深对理论课的理解和掌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学生基础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实践能力差，很难适应要求高的实践教学；二是教学安排不当，理论和实践脱节，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前后衔接不好，教学内容交叉重复又有空隙，实践项目存在重复现象，降低了教学效率，同时部分课程内容陈旧，实践内容简单，创新性不足；三是专业知识更新快，现有专业实验相对简单，基础验证性实验较多，设计性综合性实验较少，难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就业时专业对口率低；四是专职实践教学教师数量不足，力量分散，总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 3创新性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 3．1教学目标体系的建设 (1)调整培养目标。贯彻“以实践教学为主导”的职业教育理念，把基本职业素质、岗位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作为培养目标，制定以实践为主体、理论课程依附于实践课程的专业培养计划。应大力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逐步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培养内容的衔接和互通。与之配套，必须制定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学籍管理制度。 (2)调整教学计划。高职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应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设计教学计划时应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中心，同时考虑职业素质教育，以体现高职IT职业教育特点。课程设置要与职业标准相融合，教学内容应尽量覆盖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将学生技能鉴定与实践教学考核结合起来，既可让实践教学考核保持职业性方向，又可避免重复考核。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文化程度和就业的需要，调整与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相配套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教学计划，设定多层次目标。 3．2教学内容体系的建设 实践教学的内容是实践教学目标任务的具体化。为了突出能力培养，应采用按能力层次划分的“分层一体化”构建教学模式。具体说，就是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制作、社会实践等）通过合理配置，构建成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体，按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等层次，循序渐进地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具体落实到各个实践教学环节中，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掌握必备的、完整的、系统的技能和技术。 3．3教学管理体系建设 实践教学管理包括机构、教学基地和人员等的管理及校内外实践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手段和评价指标体系等。 管理机构、基地建设和人员管理通常采用校系二级互有侧重、分工负责管理模式。校级实验、实训中心可定为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教学实施单位，负责管理综合性实验室和训练中心；系部负责专业性实训中心、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教学组织实施。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实践教学、科研、生产、培训任务的下达，质量监督和考评由学校归口管理。校外实训基地应由校企双方根据合作协议共同管理，按培养计划安排教学环节，实施质量监督和考评。学校应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实践教学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全校实践教学的计划组织、管理协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质量监控与考评等工作。 要加强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课程大纲等实践教学文件资料和管理制度建设。实践教学工作涉及面宽，要保证组织管理工作到位、教学环节合理衔接，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管理规章制度，使实践教学活动有章法可循、教学监督和检查有制度可依。 考核评价必须紧紧扣住培养目标，重点应放在对学生核心职业能力和岗位职业技能考核、评价上。教学考试要尽量与国家职业资格鉴定接轨，考核重点要与职业资格鉴定的考点相吻合，加强对考核方法、考核形式和考核手段的研究，以提高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为抓手，抓职业技能鉴定，促实践教学质量提高。 3．4教学保障体系建设 高职l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保障体系主要包含：以具有一定实践、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较完备、先进的设备设施、仿真性的实践教学环境以及具有实践教学特色的环境三个重要方面。它是保证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1)师资队伍建设。近年来，高职院校致力于“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普遍引进了一批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但“双师型”师资的质量，实验、实训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仍然是制约各校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打造鲜明特色的关键问题。师资队伍建设也要转变观念、大胆改革。从学校的长远发展看，加强理实一体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与改善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职称结构同样重要。学校人事部门要按照实践教学的目标要求制定具体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应重点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方向和培养方法的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师资继续教育进修和企业实践制度，建立具有“教师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的教师“双资格证书”准入制度；政策规定和鼓励教师在企业与学校问进行有序流动，自觉深入到行业企业一线熟悉生产，参与科研和技术开发；吸引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加盟；改变传统的“学术型”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有利于师资结构调整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2)教学模式创新。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仍延用普通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体、理论与实践教学分开进行的教学模式，对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创新下功夫不够，学科体系的课程建设仍占主要地位。现代职业教育已有不少可借鉴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如项目驱动教学法。该模式不受书本、课堂的制约，学生按照项目的要求划分成若干个项目小组，通过小组的分工协作，独立制定工作计划，在教师指导下完成项目任务，并最终提交成果、接受评价。此方法从全方位培养学生能力、多角度考核评价教学等方面对原有课程结构、教材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等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 (3)实训基地建设。实训基地是高职院校实施职业技能训练和鉴定的基础保证。要按照实践教学体系和职业技能鉴定实施的需要进行校内基地的建设。设备添置应遵循“一个兼顾、两个同步”的原则，即基本技能训练的常规设备添置与专业技能、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训练的先进设备添置兼顾；训练设备的技术含量和现代化程度要与企业生产水平同步；设备的投入与实训项目开发同步。校内实训基地除发挥其校内教学与鉴定功能外，应具备开放性和服务性功能。高职教育要面向社会实施开放式、多样化的办学，要从思想上拆除中国式高校的“围墙”，努力拓展校企全程合作、互动互利进行人才培养的途径，研究合作模式，针对各种培养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形成学校发展资源的多元结构和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局面。要在吸纳社会办学资源，共同建立实训基地、研发中心和校办企业等方面探索、创新，在与企业合作中实现“双赢”发展。 4结论 经过多年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探索，近几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而专业对口率也由2007年的27％提高~JE2009年的40％。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能在学生就业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这和计算机专业相关领域的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探索是分不开的，很多企业单位对我们的学生仅仅面试一两次就签订了用人协议，这是对我们几年教学改革的肯定。 信息社会，变化万千，针对信息社会对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改革，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全面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和拓宽专业知识，强化学生综合应用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社会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改革是个长期过程，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研究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采取各种途径，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研究 论文摘要：在传统教学实践中，应用写作教学存在着重讲授轻练习、重技巧轻内容、重理论轻实践、学用脱节的弊端。随着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在应用写作课程教学中引入项目课程理论，将对高职高专应用写作教学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论文关键词：应用写作 项目课程 教学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中应用写作已经成为毕业生进入社会的必备技能。随着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对应用写作课程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特别是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意在将理论和实践更为紧密结合的项目课程改革，对传统的应用写作教学提出了挑战。本文意在在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中引入项目课程理论，对高职高专应用写作课程作项目化教学实践探索。 1项目课程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可定义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其目的在于加强课程内容与工作之间的相关性，整合理论与实践，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效率。”与其对应的课程模式是学科课程。职业教育中的项目课程是一种基于工作任务的项目课程，只有以工作任务为参照点设置的课程才能是项目课程，这是项目课程的本质所在。项目课程改革最坚实的理论基础是职业教育课程的结构观。这一观念认为，要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教育课程不仅要关注让学生获得哪些职业知识，而且要关注让学生以什么结构来获得这些知识。课程结构是影响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重要变量。课程作为沟通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其结构不可能来自课程本身，而只能来自外部世界。采取什么课程结构，取决于人们对课程出发点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就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言，其课程有两个基本出发点，即学科体系和工作体系，与前者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学科体系，培养学术型人才；与后者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工作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工作体系是一个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对知识的组织方式不是按照知识之间的相关性，而是按照工作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组织的。 2高职高专应用写作教学现状分析 应用写作是一门实用性、技能性很强的课程，但在我们的传统教学实践中，存在着重讲授轻练习、重技巧轻内容、重理论轻实践、学用脱节的弊端。表现在如下方面。 (1)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呆板。由于应用文本身体式的规范性、明确的工具性、极强的法规、政策性，使得它与文学体式相比，缺乏生动性、形象性。学生由于限于自身阅历及对社会的认识程度，在学习应用写作时对事物缺乏主观感受，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一种受命行为，因而教师在实施应用写作教学时就难以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应用写作本身客观存在的教学难度。而我们传统的灌输式的授课模式都是由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写作技巧，再分析例文，最后学生被动练习。这种授课方法以教师为中心非以学生为中心，没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本来就程式化的应用写作变得越发枯燥，更谈不上学以致用了。 (2)教学目标错位，教学内容重心偏离。教学过分突出知识目标。职业教育的应用写作教材大多还沿用学术教育中的学科体系，与之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学科体系，培养的学术型人才。而职业教育应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违背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以至于我们在教学中常以理论为本位而非以写作技能为本位。传统的应用写作教学是以文章为研究对象，从文本角度出发．归纳应用文的写作方法，忽视了写作主体的能力培养和写作行为的过程分析，导致写作理论与实践脱节，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3)学生学习兴趣低落，教学效果不明显。应用写作有规范化、格式化的特征，教学很容易流于照本宣科的程式化灌输，导致课堂气氛的平淡呆板，学生写作时常处于一种机械、被动、甚至冷漠、厌恶的状态，缺乏学习兴趣。实际上。作为大学生。接触应用文的机会少，同时对社会的认识总是充满着好奇渴望。调查显示，他们对陌生的应用文写作开始大多抱着新鲜的态度，也有为将来的发展而学好应用写作的意愿，这是引起他们学习应用写作兴趣的原动力。关键是教师能否将这种新鲜态度及意愿保持下去，并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应用写作的兴趣。 3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改革的可能性 项目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课程内容与工作之间的相关性，整合理论与实践，是理论与时间更为紧密的结合，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效率。它要求课程的内容设计，要以项目为主体，就是围绕项目来组织课程，以接近情境性，把职业情境和学习情境对接起来。这就要求进行项目课程改革的课程应具有实践性。并不是所有课程都可以项目化，有些纯理论性的基础学科，如数学只能按照学科体系来组织教学。尽管应用写作是语文学科写作课程的组成部分，但应用文具有与其他文体不同的独特性，即表现为应用文写作与工作、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中，从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社会团体或个人，人们处理事务、交流信息及沟通协调，社会每一个领域不同层面都离不开应用写作。应用写作这种实践的功用性，要求写作理论必须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必须是面对实际的工作，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写作技能和职业技能。这一目标和要求恰是符合高职教育项目课程的特点及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 4应用写作项目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 项目课程的本质是一种以工作过程为线索设置课程、以典型产品或服务为载体设计学习项目、以职业能力形成为依据选择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的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这就要求教学设计者把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融注于工作任务之中，教学过程由任务来驱动，使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技能的提高完美地融合。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将以项目的形式将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交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探究，完成任务。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设计确立项目、任务(情境)，这是项目化教学的首要任务。通过深入工作实践，进行工作分析，在此基础上确立项目。应用写作的教学内容根据不同专业其面向不同职业领域应有所侧重。因此，我们去确定项目、任务时，针对不同专业，项目任务各有不同。具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项目，应用写作中公文类文书写作、机关事务类文书写作，这些内容是各行各业、各领域通用的，各专业学生都必须掌握的写作基本技能。由此而确立的项目作为基础项目各专业通用。一类是专业项目，即专业所面向的工作领域而产生的项目。如招投标文书制作、经济合同订立等。各项目根据难易程度可分为入门项目、主导项目、自主项目。下面是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经过深地分析，确立如下项目。 项目一：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具体工作任务有：①制定市场调查方案。⑦确定市场调查方法。③设计调查问卷。④市场调查资料收集。⑤市场调查资料整理分析。⑥撰写市场调查报告。⑦撰写市场预测报告。 项目二：教学仪器设备招、投标。具体工作任务两组：一组作为投标方，工作任务有：①收集招标信息。②制定投标方案。③制作资格预审文件。④制作投标书。⑤投标。⑥签订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草拟)。一组是作为招标方，工作任务有：①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写作)。②制定招标方案。③发放自资格预审文件。④制作招标文件。⑤组织招标会议，开标、评标，确定中标人。⑥撰写评标报告。⑦发中标通知书；⑧草拟经济合同、签订经济合同。以上项目融汇了应用写作课程中的投标、招标文书写作、商务谈判方案、经济合同、调查报告写作等教学内容，这些都是营销专业学生将来在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要注意的是，“项目选择必须轮廓清晰，有明显而具体的成果展示，要有完整的工作过程，并与企业的实际的商业活动有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每个项目的设置不宜过大，以免支撑的理论知识太多，导致教学组织困难。 (2)制定计划，交给任务。分组教学是项目化教学常用的教学方式。科学分组应坚持平衡划分原则，将不同能力、不同优势的学生划分到一个小组，有利于学生在项目活动中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合作学习。小组人数要适宜，小组规模应视项目大小和教学要求来调整。小组的管理亦可引入企业现实的管理体系，任命或选举小组组长或叫经理、主管等，形成不同的管理层次，对小组及项目实施管理。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管理能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学生职业角色的定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定计划。在计划的制定上，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让他们自主确定工作的步骤和程序。教师只需对学生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不善完善之处给予指导，逐步完善计划。对计划中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小组组长(经理)要明确分工，落实到人。 (3)按照计划，实施项目，完成工作任务。在实施项目任务的时候，要根据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指导方法。入门项目可由学生从书本、网络、调查等途径获取有关写作知识，通过小组成员协作，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若项目比较复杂，学生在实施项目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教师可适时地i井授需要的写作理论、写作技巧。要注意把握讲授的运用时机，把握理论的切入时机。同时，教师所讲授的理论以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限。 (4)交流分享，检查评估。工作任务完成后，采用学生交流、互查与教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完成项目情况进行评价。教学评价的重点应该是过程性评价，包括每个学生在各项目开展中的参与程度，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隋况，结果如何。特别要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形成与提高的评价。整个评价应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兴趣、体验成功、培养其热爱专业、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等综合素质的目的出发。 5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项目课程实施)所面临的问题 (1)项目课程整体课程体系设计问题。项目课程开发是一个专业的课程整体性开发，是对整个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进行工作分析之后，确立项目课程门类和项目课程结构体系。因此，应用写作项目课程开发要纳入学校整体项目课程开发体系。否则，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就可能走入误区或半途而废。 (2)教材建设问题。这是项目课程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以任务为驱动的项目化的应用写作教材较少。有与没有，教材质量的高与低直接制约着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教师的适应能力问题。由于长期习惯于学科型课堂教学和受到传统教师评价的影响，教师比较重视按普通教育的模式主要在课堂进行理论教学。实施项目课程，教师的能力就不适应了。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教师的素质和水平特别是教师是否有应用写作的实际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是关键。 (4)教学场所、环境的问题。项目化教学讲求工作情境的设置，力争模拟实际工作情境或直接进入实际的工作环境。有时需要领学生走出教室，变封闭式的模仿为开放式的实际操作，以弥补学生生活阅历和写作经验的不足。如学习公文写作，可到当地政府机关了解现行的各种公文的制作、处理等实际程序规范，在社会实践中去体会应用写作的全过程。有人建议建立应用写作模拟实验室。但目前很少有学校在财力、物力上为处于公共基础深地位的应用写作教学提供这样的支持。即便有，模拟实验室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子，难度有多大，还需要探讨。但只要我们沿着项目课程改革这条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把应用写作课程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实践就一定能够取得可喜的成绩。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滑坡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职教 滑坡原因 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从人们的观念、政府的重视程度到农村的现状诸方面对农村职教滑坡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研究对策。 我国农职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并曾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农职教育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滑坡现象。许多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已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很难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撑。有关资料衣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 2000午我国第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午限仅为6.79午，初中及以下水平的人数超过95 %，而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午限却是10.67年。另据资料，我国职业高中招生中，农林科人数所占比例逐午下降，1984午为38.7%，1990年为24.13%，1992年为12.19%.1997年为9.6%.2000年为7.8%.且呈继续人幅度下降趋势。如甘肃这相对落后的农业人省，在2004午的职业高中在校生中，农业类专业人数仅占1.16%.许多农职业学校的农业类专业因生源小足而无法开班。这不仅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不相适应，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情况也是少见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呢？笔者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山东等一些地区的调查表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严重滑坡，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农民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态度和鄙薄认识，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生源不足，规模萎缩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是广大农民及其子女。但是，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民不愿自己的孩子再上农村职业学校，认为职业教育是非正规教育，是升高中、考大学无望的孩子不得已的选择。孩子初中毕业后，绝大多数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上高中，考大学，实在上不了的，宁愿让其回家种地也不愿让孩子上农村职业学校。据笔者对’("户有初中在读学生的农户家庭的调查，有,160的农户希望自己的孩子升高中，考大学，有86.7%的农户认为考不上高中，就让其回家种地。只有4.1%的农户认为，孩子若考不上高中，他自己愿意上农职业学校就让他去。事实说明，目前的农职业学校对农民及农民子女是没有吸引力、感召力的。 政府对农职业教育的关心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农职业教育的发展纳入其任期目标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将其精力主要集中在抓当地经济建设、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社会稳定、扶贫帮困等所谓的中心任务上，对农村职业教育在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工作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扶持，致使国家规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许多政策措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加上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不够扎实，地方政府将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作为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而将职业教育向市场一推了之，任其自由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由于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校舍破烂不堪，师资严重不足，经费得不到保障，实训难以正常开展，农民从农村职业教育中得不到实质性好处，自然就不会让孩子选择上农职业学校。 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不明确，培养的人才类型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范畴，培养的应是农业生产一线和农村经济发展急需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和中初级实用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因此，其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应符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和要求。应通过构建能力本位的教育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仍以学科教育为主，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加上学校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践教学所必须的实训场地和条件，学生花了不少钱，学了二三年，却学不到什么谋生的本领和致富的技能。据笔者对68所农村职业学校的调查发现，有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双师型”教师只占教师总人数的6.2%。绝大多数教师是从普通师范院校毕业后分来的，既缺乏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没有职业岗位所必需的技术、技能，在课堂上就只好传授学科知识。 农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脱离实际毋庸置疑，农村职业教育应是立足农业、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教育类型。因此，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应符合当地主导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要着眼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符合生产实际，顺应农民需要，突出地方特色，具有市场优势。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雷同，没有地方特色。选用的教材不仅文化课完全相同，专业课也一模一样。教材内容与生产实际出入很大，适应性很差，学生难以在全真的实训环境中接受身临其境的现场教学，致使农村职业教育变成了普通的学历教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 毕业生出口不畅，就业率低，选择面窄，没有吸引力农民花钱让孩子接受教育，最直接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将来有一个好工作、好职业、好归宿，以求获得较高的货币收益和身份收益。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工商企业少，农业生产仍以分散的组织化、商品化、工业化程度很低的传统农业为主，除极少数有门路、有关系的农职校毕业生找到工作外，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仍旧回到了农村，依旧过着与父辈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依旧靠承包的土地和笨重的体力劳动赚钱谋生，没有利益的驱动，使他们对上农职业学校不感兴趣。 设备、设施落后，经费投入不足，困扰农职业教育的发展县（市）、乡政府是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主体。但由于我国县（市）、乡财政基础薄弱，大部分县（市）、乡仅仅是保住了教师的档案工资，学校的基本建设和公用经费基本没有拨款，学杂费收入成为学校收入的主体，学校建设主要是依靠借款和欠款支撑。据笔者对68所农村职业学校的调查，生均校舍面积10.6平方米，生均图书15.2册，仅相当于教育部颁布中等职业学校合格标准的一半。专业教学设备、设施更是有限，达标率普遍很低。68所学校开设36个不同专业，价值达标率仅为18.4%，项目达标率仅为32.6%。教师培训经费更是严重不足，2001-2004年，教师的人均培训经费只有168元，其中学历教育培训就占了60%。许多学校因为经费短缺而没有单列教师培训经费。许多教师因生活待遇低，工作条件差而不安心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跳槽。 那么，怎样才能使农村职业教育走出困境、健康发展呢？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明确农村职业教育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领导，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政府是发展农职教育的主体，农职教育能不能走出困境，关键是要看政府的态度。山东省的农村职业教育之所以办得红红火火，就是因为山东省的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省长韩寓群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重中之重就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工作，尽快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深入实施绿色证书和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分管教育工作的王军民副省长明确指出：“山东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农村新兴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都需要一大批能留在农村的应用型人才，而这批人才的培养主要靠农村职业教育。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要把发展和办好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好要像抓普通教育那样抓好职业教育。”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寿光、平度胶南等地之所以都做得很好，就是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能急农民致富之所急，想农民致富之所想，政府扶持引导学校，学校着眼农民需求，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家和致富能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作为教育对象的农民和农民子女也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必须明确个体有差异，社会也有分工，期望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考入大学是不现实的。要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农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农业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党中央、国务院已把“三农”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只要肯学、肯钻、肯付出，在农村一样能有所作为。 建立政府目标责任制，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明确，由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振兴农村职教关键在政府。因此，必须坚持政府统筹协调，教育部门主管，农业与科技部门参与的办学原则，把县、乡职工和劳动力总数中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科技贡献份额等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工作成效和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应从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做到五个到位，即领导认识到位、行为到位、经费投入到位、政策措施到位、责任目标到位，真正将职业教育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认真做好农村职业教育规划。（2）增加对农村职教的资金投入，尽快改善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3）制定特殊优惠政策，为农村职教引进人才。（4）做好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工作，包括生源的发动、学校教学设施的建设毕业生的就业指导等，以便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积极推进学校转制，引入民办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县级政府除依法办好示范性农村职业学校外，要下决心对其他公办农职业学校进行转制，坚持办好一批，放活一批。必须明确，转制不是改变所有制，而是改变农职业学校的筹资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国有资产不流失，只要农村职业教育能够发展，什么体制、什么机制都可以试。另外，要广开筹资渠道，鼓励民间集资办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扫除不利于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种障碍，当前的重点是要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为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以就业为导向，打破单一学历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农村职业教育应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农村从业人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办学形式可不拘一格，农民可以随到随学，进出自由。既可以办三年制的文凭学历班，也可以办不定期的专业技术培训班；既可以把课堂放在教室，也可以把课堂搬到工厂或田间地头；既可以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也可以开展专门的实践操作，通过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教学形式和培训形式，真正把农村职业教育做实、做大、做活。此外，人才培养模式一定要由学科本位向职业本位转变，要根据就业岗位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来设计课程，编排教材，确定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获得学历证书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科专业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设置一些新专业，如农产品营销、农产品加工、农业贸易、农业环境保护、农产品检验等专业；要对各学科专业的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使农村职业学校真正成为为“三农”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人才培训基地。 制定扶持农职教育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众所周知，农村人力资源政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各级地方政府应把农村职业教育纳入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范畴。目前，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处于工农业竞争发展到工业支持农业的阶段。针对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农村职业教育应在招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学杂费、助学金、奖学金等方面制定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减轻农民及其子女接受农职教育的负担，如减免农业类专业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增加奖学金、助学金额度；通过实习返还学费；为毕业生创业提供无息、低息贷款；县、乡、村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招工、招干应优先考虑安排农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等，以此来提高农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以促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谈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模式 论文摘要：本论文在进行调查研究和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盐城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实际情况，在剖析盐域市农业职业教育现状基础上，找出问题，提出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对策，以推动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农业职业教育呈现了开放搞活和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职业教育全面走向市场，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困难、新问题、新挑战。 一、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现状 盐城市农业职业学校目前主要有四家：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射阳职业高级中学、建湖二职中、东台二职中。 1、盐城农业学校建于1952年，是一所知名度较高的省部级重点学校，长期开设果树、农学专业、2004年3月，盐城农校升格为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射阳职业高级中学是一所在全国有影响的农业类职业中学，江苏省射阳职业高级中学创建于1983年，设有13个专业，50个教学班，师生员工3000多人。 3、江苏省建湖第二职业高级中学是省级重一皇职业中学，学校化于建湖县东郊钟庄镇，学校设有现代农业、园林等专业，为学生成才就业创造优越的条件。 4、苏省东台第二职业高级中学创建1968年，是一所省级(国标)重点职业高级中学：学校拥有多种经营、半自动化鸡场等20多个文习场地和多种经营等专业实验室。 二、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模式分析 1、盐城农校培养人才模式 盐城农校培养的是实用技术人才，它要求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掌握农业生产所需的实用技术．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 2、射阳职业高级中学培养人才模式 盐城市射阳职业高级中学是盐城市的四所农业职业高中之一。教学的组织模式和盐城农校是一样的教学大纲、教材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学制为二至三年，但是它的教学大纲、教材的要求相对低一些。 三、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盐城市农业学校办学方向不明晰 随着盐城丁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许多农业职校把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纷纷停办原来的涉农专业，改办而向城市的机械、电子等专业，农林专业规模相当小，2008年盐城中职招生中涉农专业仅占2．2％，且多为参加汀苏对口单招升学班，加入应试行列。许多农业职校没有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思想相当严重。 2、盐城市中等农业学校生源下滑 招生难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1997—2000年盐城市农业巾专经历了历史性转折和困境，前：年基本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但到2000年，农业中专招生人数严重下滑四所不同层次的农业类学校学生培养米看，都存在着在招生规模不断扩的同时，农、啦类学生招生比例不断下降的明显反差。 3、生源基础素质差 从盐城农校近十年录取学生的平均成绩统计(见表)可以看出．并轨前录取的学生平均成绩较高，但并轨后录取的学生平均成绩呈逐年下降趋势，到了2004年以后，入校学生的平均成绩还不到300分。这是由于招生困难，中等农业学校为了维持办学，文化基础再差的学生只要愿意读农校，还得招收进来培养。 4、办学经费不足 农业学校的建设起点普遍较低，财政投入少，收费低，基础设施差，实验设备落后，现代化教学手段装备不足，实习基地科技含量和产业化水平较低。 5、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由于严重缺乏专业教师，所以中等农业学校不得不从校外聘请专业人员从事专业课教学，有的外骋人员甚至只会操作不会讲，有的只是为了一些课时费而上课，责任心不强。 6、农业学校办学模式封闭 许多教师还是习惯于传统教学方法一支粉笔、一本书，于是出现了“教室里养猪，黑板上种田”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对于适用性很强的农学教育以及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来说，已经严重的不能适府当前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7、毕业生就业难 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农业中专业生主要就业单位一乡镇农技推广部门基本满编，甚至趟编。农科类毕业生对口从业率不足20％。许多毕业生走上外出务工的路子。 四、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存在不少的问题。经过分析现阶段中等农业职业教育面临的形势，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笔者提出发展盐城农业职业教育的对策。 1、明确办学指导思想 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前途、相对于其他职业学校，积极“投身科教兴农主战场，坚持为‘三农’服务”，必须贯穿在学校各项工作的始终。 2、实行农业专业优惠政策 当前盐城要通过招生宣传，增强全社会的职教意识加快盐城农业职教免费的步伐，可以以职教券的形式实行减免费政策．实施农贫同学生助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政策辅以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费减免、校内赞助等措施。 3、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让学生到生产第一线直接感受“大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把研究成果整合到教学内容上来，小断更新知识。并积极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和灵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 4、构建多元化办学机制 突破中等农业职业教育长期单一部门办学的管理格局，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的办学机制。 5、提高师资队伍建设 盐城市应加大农业职教师资培养力度，从以下几方面蕾手培养农业职业教师：一是要依托1-2所高职院校人力培养巾职师资；二二是要大力引进专业教师和聘请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为兼职教师，改善师资队伍结构。 6、改进办学模式 农业职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按照“产教结合”的教育思想，根据学习需要，自己从电脑网络中查询信息、最新资料等；图书馆全面向学生开放，学生可随时查阅或复印材料，使用针对性、实用性很强的“活”教材。 7、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 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力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保证毕业生的就业。 结语 随着前不久困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盐城作为江苏沿海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利用沿海独特资源，积极发展海洋产业、盐土特色农业和沿海农产品加工业，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必须溶入沿海开发大战略中去，为盐城地方经济振兴作出应有贡献。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基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可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职业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注意到了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关于“双证书”制度的研究，大多“就事论事”，关注该项制度的意义、现存问题及完善措施，而很少对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反思和质疑。从批判性视角切入，运用历史研究法、质性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是相关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点。 论文关键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教育；“双证书”制度；批判性思维；研究综述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和国家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从业者没有技术、技能方面的资格要求，于是提出了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构想。九十年代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工作提上日程后，国家法律、政府文件都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双证书”制度的建设工作。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双证书”制度作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尽管两项制度已实施多年，但总体感觉实施效果不佳，与制度设计的初衷有相当的距离。我们不禁要问：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果真是一种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吗？“双证书”制度究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还是指挥棒？所以，检索相关文献，开展相关研究，是一项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的重要工作。 一、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联系劳动就业和教育培训的桥梁和纽带。当职业资格成为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条件时，自然会激发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动机。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原本就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试成为职业资格制度内容的那一刻起，职业资格制度就具有了教育的属性和功能”。甚至有学者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早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刚刚提上日程的1994年，就有学者撰文，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契机。 括而言，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互动关系说”，一种是“辩证关系说”。 “互动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教育科学院原院长马叔平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究员邢晖，二人共同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课题编号AJA010029）。他们认为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是分属于教育培训（人才培养体系）和劳动就业（人才使用体系）两个不同领域的社会现象，但由于他们共同服务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这一根本目的，因而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或者说内在统一的关系。就业准入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首先，职业标准的建立为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职业技能鉴定有利于客观、公正、有效地评价职业教育的质量，有利于改进职业学校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职业资格证书为职业学校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促使职业学校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最后，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拓展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对就业准入制度的影响与作用表现在：首先，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高不是“考”出来的，而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出来的。所以，职业教育是就业准入制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次，职业学校承担着组织学生接受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工作，有的学校还要承担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任务，所以，职业学校是我国推行就业准入制度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后，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就业准入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里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教育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主要是指正向的影响及作用，这与我们通常对互动一词的理解是一致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作用亦有正负之别。所以，将职业资格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定位于积极影响和正向作用的互动关系，笔者总感这种观点有失公允，有偏颇之嫌。于是，当有学者提出“辩证关系说”时，笔者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刘春兰认为不能只强调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联系，而忽视二者的区别（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是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起点，职业资格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高职教育则以学历证书教育为主，专业分类和教育标准是国家学历文凭制度的起点，专业教育是这个制度的主体，学历文凭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以致高职教学走入误区：在实践教学中，用职业技能鉴定大纲取代实训大纲，仅仅强调具体操作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在理论教学中，曲解“必需、够用”原则，降低教学要求，使学生未能掌握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霞晖提醒我们：在看到职业资格考试对高职教育的促进作用时，也要看到前者对后者的反拨作用，如可能会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助长学生学习的浮躁心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副教授蓝欣等亦警示我们：职业教育存在片面追求职业资格，将职业教育演变成新的“应试教育”的危险。 相比较而言，辩证关系说更令人信服，更有益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刘春兰所言：探讨联系，是为了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更好地融入高职教育，实现二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更加鲜明。发现差别，是为了不降低高职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了让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这两种有着不同使命的教育，都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关于职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研究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双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制度。学者们关于实行“双证书”制度必要性及重要意义的论据，除了其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及提高就业率，其他与前文“互动关系说”有关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职业教育影响及作用的观点大同小异，故此处不再赘述。以下将对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完善的对策研究进行综述。 （一）现存问题 “双证书”制度的实质是将职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实施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目前，多数职业院校的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未能有机融合，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经检索，笔者发现与“双证书”制度相关的职业院校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范围令人质疑、职业技能鉴定质量不高、证出多门，影响职业院校两种教育有机融合的因素主要是职业标准。首先，国家现行职业标准的覆盖面小，且主要侧重操作性岗位，尚未包括服务、技术和管理的复合型职业岗位。所以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及职业院校学生取证的需要，致使某些专业无证可考。这一问题在职高、中专较为明显，高职院校尤为突出。这意味着职业院校某些专业不具备推行“双证书”制度的条件。其次，有关规定为高职学生考取与自己学历层次相适应的高级资格证设置了障碍。高职学生在校时间为二至三年，职业技能鉴定不能越级报考的规定，导致学生不得不经历两次报考才能取得高级资格证。这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学校教学安排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高职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的积极性。再者，有的职业标准滞后于实践，跟不上职业变化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种教育有机结合的效度。 对于具备实行“双证书”制度的专业，大多也存在两种教育不能有机融合的情况。这主要是职业院校自身的问题。除了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工作不到位，主要是职业院校的软硬件不能适应同时开展两种教育的要求，如双师型教师缺乏，教师开发双证课程的能力不足，为技能教学服务的设备、实践教学基地不符合要求等。 （二）完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有学者认为，推行“双证书”制度的前提是制定统一而完整的职业标准。根据需求，增加职业资格证书的种类，尤其是技术类、复合技能类和面向第三产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依靠行业，制定科学合理的、与时俱进的职业资格标准。 完善国家职业标准固然重要，但是，由于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所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了解决高职院校某些专业无证可考的问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陈兴东建议有关部门合作开发适应于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职业技能证书，并研究制定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鉴定的标准和办法。有证可考的专业如何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机融合，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壮国桢提出三种双证课程融通的模式，即一体化课程、阶梯型课程、模块式课程。 关于职业院校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靠自身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如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工作不到位，实训设备、实践教学基地不符合要求等；有些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借助外力，如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双证融通的课程等。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沈凤池建议实行校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推行“双证书”制度中的作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汝志认为职业院校可以和行业、企业合作修订、编制职业技能鉴定中不成熟、不完善工种的考试大纲及教材。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田秀萍认为应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一个由教育专家、职业专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认证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专业教学标准，规定专业设置条件，并对各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认证。 三、从现有研究之不足看未来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文献不可谓不多，笔者共检索到88篇，其中71篇是专门探讨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但有分量的、发人深省的文献并不多。在专门探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17篇文献中，提到应辩证看待二者关系的文献仅4篇。71篇专门探讨“双证书”制度的文献（其中5篇是硕士学位论文），仅有1篇论文对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提出了质疑。分析原因，笔者认为是众多研究者未能很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充分理性和客观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批判性思维能深入追溯一个问题，全盘把握一个问题思考或讨论的广泛过程的各个方面，所以可以保证对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批判性思维并非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能力——它可以给出关于某一事物更多可选择的解释，并能运用所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批判性思维并非是一种偏执型思维，这种批判并非“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种基于公正立场，客观、实事求是地批判。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分析“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二者关系可能有互动的一面，与此同时，有没有一方对另一方限制或者双方互为限制的另一面呢？另外，从理论层面言，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确可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否据此就可以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呢？从有关史实来看，是不能轻易下此结论的。一方面，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已近二十年，但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我国的职业教育曾出现过基础不牢、时间不长的繁荣期，当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还处于纸上谈兵的酝酿期。所以，二者的关系绝非用一“互动”即可定论。如果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即将二者的关系明确为“互动”，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很可能会出现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为互动而互动”的问题。如为实现二者的互动，邢晖提出的对策有：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职业院校培训、鉴定、取证功能一体化。笔者认为，就业准入制度实施得再严格，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职业；而培训与鉴定功能一体化，更是违反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教考分离”、第三方鉴定的根本原则。所以，若以“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关系研究”为题，进行正反两方面的研究，可能研究价值会更大，研究效果会更好。 如果用批判性思维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以及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有种茅塞顿开之感，值得追问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职业资格证书有证明获证者职业能力的标识作用，这种作用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是否越多越好？是否越多越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一个官方制定的职业标准吗？为什么职业院校推行的“双证书”制度困难重重？难道仅仅是观念、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有无可能是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专业与职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打造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在有限的时间内既开展学历教育又开展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并做到双证并重，这符合唯物辩证法吗？职业院校真的能培养出与劳动力市场“无缝对接”的技术人才？企业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职责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积极推进”“双证书”制度还是调整为“稳步推进”的好。 有了研究的问题，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研究，即研究方法的问题。笔者认为，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需要用到历史研究、质性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历史研究法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如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无变化？若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有无变化？若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学校职业教育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学校职业教育是什么关系？后来，这种关系有无变化？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质性研究法是指在自然情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或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研究的方法。笔者认为，探寻职业院校在实行“双证书”制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离不开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田野研究、个案调查等研究手段。比如，如果研究者能到一所学校亲自参与某一专业双证融通培养计划及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一定会收获颇丰，并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准确界定前文提及的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专业与职业间的区别，显然得用到比较研究法。另外，我国职业院校在实行“双证书”制度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他国家的职业院校是否也在实行同样的制度？他们是否也曾遇到我们遇到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的？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很可能会有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等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就业导向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定位 人才培养方案 就业导向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在市场经济中获得长远的发展动力，必须面向市场，合理定位，办出特色，以就业为导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出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高职高专教育必须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就业乃民生之本，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就业后能否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变化，是评价一所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也是一所学校专业设置合理与否的关键因素。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只有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才能克服和改变职业教育与市场脱节、与就业脱节、与岗位能力脱节的状况，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目的。 一、高职教育的发展定位 (一)目标定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同时，高职教育肩负着不断更新、提升一线劳动者素质的任务。高职教育关注的焦点是尽可能提高劳动者适应社会发展与技术变革的能力，满足社会对就业者越来越高的学历要求，为个人将来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高职教育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市场上需要的、抢手的、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或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二)职业定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属于能力为本的教育，它是为学生进人现实和未来市场就业或创业准备的教育。面对市场需求和新经济的挑战，学生培养目标应定位在就业有优势、创业有能力、继续教育有基础、发展有空间的位置上;立足于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爱岗、创新，成为知识型劳动者。其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主要体现在实用性、技能性、职业性三个方面。高职毕业生应掌握相关职业的新知识、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并以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处理、指导、解决一线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并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基本完成上岗前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各种准备，这是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显著区别。 (三)知识、能力定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某种生产技能培训和管理的教育。它以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在进行职业岗位描述、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需施教;着眼于职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而组织理论和实践教学;着眼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补充、更新，选择教学内容与构建课程结构，体现职业能力要求而形成课程体系。这种体系应是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具有实践技能、创业能力、创新精神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的知识技能型劳动者应具有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素养，具有经营管理、合作精神与开拓能力，能在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一线发挥有效作用。 二、高职人才能力培养要求 (一)实践与经验 实践是经验的基础，高职人才需要较多的工作经验，因此培养这类人才时，要进行全面的实践教学。更有效的培养方式是先进行技术或业务训练，然后进行管理业务训练。这种训练可在高职院校内通过这两类课程的学习，一次性获得复合性的高级职业资格，也可以在完成某种职业的技术或业务训练之后，接着进行管理业务训练，分两阶段取得双重职业资格，相当于高级职业资格。 (二)求实与创新 传统教育要求老老实实做学问，但要求学生脚踏实地不等于反对学生好动好问，标新立异，有创新意识。也不能因为某些困难，局限和现实阻碍以至反对创新。求实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夯实基础，创新才有可能，高职人才只有心存创新意识，才能更努力获取实实在在的学问。 (三)理论与技能 高职院校要把成熟的技术与业务技巧传授给学生与进修人员，故还要进行理论与策略的学习，熟练各种技术技能以及教学交往技巧的训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大专院校偏重工程原理、设计和决策方面的训练，忽略了大量普通职业岗位的知识与技能训练，或进行了但缺乏实效。高职人才如何精通所在领域的技术和业务，可以针对对应的技术岗位进行定向培养，但限于办学基础、实力和办学经验，特色也难发挥。所以如果采取院校与银行、证券公司、企业等多方面合作训练的方法，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势互补的教育功能的强化。 三、以就业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就业是职业教育的功利性目的。以就业为导向，就是根据就业的需要来设置专业，根据就业的需要来开设课程，根据就业的需要来组织教学。对于高职院校的办学者来说，就业应该成为一根.‘指挥棒”，由它来主导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就业才是硬道理”，因此，应以就业为导向，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一)加大专业设里、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的力度 1.专业设置:首先，高职教育专业设置首先依据的是市场需求。高职院校应组织由学校、企业领导、各部门技术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进行调查分析，听取各行业、各部门技术专家对职业岗位特点的分析，开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分析和毕业生跟踪调查，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改造现有专业，拓宽专业适应性，切实突破专业的针对性和应用性。积极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化服务的专业。其次，面向未来，咨询委员会对社会发展和未来对人才需求走向做好预测，紧跟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动向，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到未来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增长迅速的领域如电子媒体、通信技术、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新的培训职业。 2.课程设置: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强调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依据按需施教、学用结合、够用适度的原则，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际出发，请企业、事业单位参与决策意见，共同研究决定。基础可以够用为度，充分体现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服务的职能。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要突出专业的针对性、实用性。加强实践教学，强化职业技能训练，增强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为此要求实践课与理论课课时比例应为1:1。 (二)从培养模式做起，努力打造仃单培养方式 所谓“订单教育”，是指由某个或某些大企业提出明确岗位人才需求，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符合岗位特定需求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到该岗位就业。由于岗位明确，技能要求明确，学生的学习目的也就明确，教学内容也就有了针对性，学生在校期间就到企业顶岗实习，对企业的文化有所感受，毕业后可很好胜任工作岗位。企业也有了满足岗位需求的合格人才，避免了到社会上招聘人才的盲目性，也减少了岗前培训，这是一种学校与企业双点的方式，体现了把就业为导向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特征。 如果把订单教育的企业范围扩大到某一特定行业或企业群体，则就是行业渗透类型的产教结合。同一行业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不同，但对一线技术人员有一些共同的要求，准确把握并围绕这些要求开展教学，使学生总体上适应整个行业的要求，将来不管在哪个企业都能够很快顺利上岗。这种方式学校与某个企业的合作形式往往是“松散”型的，企业一般作为学校的实训基地，教学内容上不针对哪个特定企业，专业综合性较强。 (三)从双证培养入手，搭建企业需求人才的桥粱 以就业为导向，首要的就是推行双证书制，从而从根本上推动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这对于增强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教育部要通过评估等手段，引导和促进学校主动与劳动、人事以及行业、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不仅包括劳动部门的技术工人系列职业资格证书，也包括人事部门专业技术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还应该包括其他行业部委的职业资格证书。其次，高职院校应该与劳动部门、人事部门以及其他行业部门积极开发新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去，把教学计划和证书标准有机结合，用证书推动培养模式的改革，推动教学内容的改革。另外，学校还应该具有服务意识、市场意识，为学生提供培训机会，树立学校的品牌和社会影响。对毕业时没有签约的学生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学校应该在半年内定期组织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促进就业。力争在毕业前有}%以上的学生能取得双证。 (四)加强校企合作和产学结合，促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从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人手，把教育和社会结合起来，使教育真正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学院在专业建设方面，重视校企合作和产学结合，把产学结合作为培养高职人才的基本途径。具体做法:一是要求每个系都要有一个共建单位，每个专业要与2一3个企业加强联系，成为协作单位;二是安排专业教师深人一线调查研究和参加生产实践锻炼;三是根据用人单位需要安排学生提前就业，顶岗实习，在校企结合过程中完成毕业设计阶段的教学任务。 在理论教学改革方面，一是通过社会跟踪调查，根据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需求的变化及时修订教学计划，更新教学内容;二是根据人才能力培养要求，将有关教学环节组成系列课，在系列课的基础上，确定各门课程的地位、作用，合理划分各自的界面，进行课程内容的整合，出版高职特色教材;三是讲练结合，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融合，互相促进;四是注重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除“两课”外，应增加《文学欣赏》、《音乐欣赏》、《美术欣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关系学》、《社交礼仪》等选修课。 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属于实践教学的范畴，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目标应与高等教育的整体培养目标一致、高等学校应该把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成为沟通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桥梁，使之不仅给学生提供实验、实习的场所，也给学生提供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不仅要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巩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同时要让学生在真实的现场训练背景下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高等职业教育应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把素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点，把实践教学作为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的融合点，从实践环节上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创造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五)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水平 所谓“双师型”师资队伍是指既是讲师，又是工程师或经济师等，具有两种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队伍;以及既有教师，又有工程师、经济师等的教师队伍。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提高教师的实验实训水平是关键。几年来我校一直把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学院示范性建设的目标之一。一是学院鼓励中青年教师到生产一线参加工程实践，提倡教师社会兼职，以提高专业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二是学校从银行、证券公司等单位聘请既有专业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兼任专业课或实践环节的教学工作，以密切教学与企业实际的结合，缩短学校与企事业单位的距离。 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产业界的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并输送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与传统精英模式的高等教育不同，就业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不高，就业困难。政府、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培训机构和企业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导他们适应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一、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就业的必要性 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亿人。并且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10年或要不了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鉴于城市(镇)化进程还须持续30年至40年，不出10年，“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非但没有和谐可言，还将生出无数后患，这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形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10年至20年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加快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高劳动力素质，即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以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仅占30％。这导致他们不仅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高，而且难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和融入城镇。 目前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技工的需求快速增长，而目前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由此产生的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状况将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有些城市在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方面实施“高技能先落户、低技能后落户、无技能不落户”的政策，缺乏技能者只能成为城市过客，掌握技能者则优先被城市接纳。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缺乏问题是当务之急。一旦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了技能，随着就业稳定与收入增加，他们在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三、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职业教育机会 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显示，68％的人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满意，64％的人要求接受技能教育，54％的人外出打工的动机是开阔眼界、学习本领、提高自身素质。 “现在找份工作很容易，但想找份理想的工作却很难。如果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想找份能学到技术的工作，如果能在工作中学到一门技术，即便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个人的发展有好处”。 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在关注福利待遇、上班时间、工作环境的同时，更关注自身的发展空间。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做苦力，而是希望在工作中学到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使自己的劳动更加值钱。挣钱也更轻松一些。 四、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就业 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有序外出就业、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发的愿望，也是适应国内产业升级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的产业结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导他们适应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一)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规划，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返乡创业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纳入国家社会财政预算，建立健全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经费保障机制，把农民培训事业上升为国家行为来推动，打破地方、部门和行业的界限，广泛动员农业、教育、劳动、建设和科技等部门的丰富资源，发动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开放办学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尽快使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得到由政府提供补贴的实用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建立政府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基本补贴制度和购买培训成果机制，推行培训券(卡)等办法，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推行农村劳动力就业准入和控制制度；根据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按照不同的就业意向和需要，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基地与实习园地，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提供专业化的职业培训机构；加大资金投入，足额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设立专项资金，改善劳动力技能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提高培训质量。 中国发展的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如果有教育需求，可以免费接受更高级的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带动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由“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加法向“创业一人、带动一拨”的乘法转变，发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 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适应能力和思想观念的培训，尤其是要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适应社会的能力，进行转变生活方式的培训，让他们从“洗脚进城”到“洗脑进城”，从而真正适应社会、融入城市生活。 (二)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农村劳动力进人大中城市往往面临较高的就业成本、生活成本和较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亦工亦农，进退自如，就业成本、生活成本和心理压力都比较低。并且县域经济一般以中小民营企业和特色产业为主体，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要求相对比较低，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来看，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通过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三)完善用人单位培训员工的未来收益的制度激励 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技工荒”，劳动力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如果能够提高企业培训员工的积极性，就可以通过自身培养缓解并最终解决“技工荒”，降低员工的流动性。目前，企业之所以不愿意自己培养高级技工，主要是不希望为他人做嫁衣。因此，只要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收益得到保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培训员工的动力问题，而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问题，有利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的诉求，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技工荒”问题，满足其对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析职业教育发展与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探讨 论文关健词:职业教育　技术技能　实训基地 论文摘要:本文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形势，阐述了大力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管理与使用的重要性，以及知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川。职业院校如何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值得我们广泛地研究和深人地探讨。 1.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精神.深刻领会、端正思想、埋头苦干 1 .1深刻领会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我国已是制造业大国.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四位，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我国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问题都与从业人员技术素质偏低、高技能人才匾乏有很大关系。现在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国际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与重组，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提高我国制造业水平，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这就必须从源头抓起，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业问题在我国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为了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为了发展农村必须发展工业;为了建设农村必须走城镇化。这都需要大力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1.2消除重学轻术思想 长期以来，在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承受着社会上一些偏见和不正确的观念的影响，我国社会传统观念认为大学生、高中生就是比职教生好，这是一种偏见，我们多少年搞学术研究，实际上重学不重术，由于这种偏见，我们对术的研究远不如对学的研究重视。我们在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和工作的教师应打破这种观念的羁绊，默默耕耘、勤奋工作、刻苦学习，推动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的昂扬向前。 2.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管理与使用，实现做到职业教育和就业岗位“零距离” 2.1充分认识实训基地建设对搞好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 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是职业学校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根本途径，是使学生由课堂和书本知识走向就业和职业岗位的重要桥梁，是使学生养成良好职业道德和严谨工作作风的基础。解决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找准突破口，实训基地建设就是这个突破口，把实训基地建设、管理与使用好，努力做到学校教育和就业岗位“零距离”，就会对加快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发挥重要作用，对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由于重视不够、投人不足，以及一些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职业教育没有紧跟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特征，很多职业院校实训基地条件差，设备陈旧，数量不足，实训教师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这也是目前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不被社会认可的原因之一。 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较强实际动手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职业教育是针对职业岗位的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一线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较高的职业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 早在3000年以前，古希腊生物学家普罗塔戈就认为: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在职业教育领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环节教学。 2.2加强实训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建立专业教师定期轮训制度，支持教师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进行实习和工作实践，重点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聘请生产和服务一线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加强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创造条件，选拔和组织相关紧缺专业领域的骨干教师外出进修。 2.3实训基地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3.1面向本地经济: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水平、产业结构及市场需求情况，确定实训基地的建设规模、形式和内容。 2.3.2考虑本校实况:考虑专业设置及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本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状况，与学校的长期发展和具体规划相联系，科学确定实训基地的模式和建设计划。 2.3.3与专业建设相结合:实训基地必须要结合学校已有专业及未来专业开发设置情况进行建设，要适应专业特点，为专业发展服务，建设多功能、使用效率高、周期长的实训基地。 2.3.4兼顾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经济效益:基地建设首先必须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其次是适应市场经济，与市场相联系，创建生产型实训基地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2.4实训基地的管理 遵循“管理出效益、管理保质量”的原则，对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实施科学管理。 2.4.1制度建设先行 ①实习工场(车间)安全制度:学习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对学生实行三级安全教育(车间安全教育、工种安全教育、岗位操作安全教育)。 ②设备操作与维护保养制度:正确使用设备，会对操作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③工量器具借还与赔偿制度:能按规章借还工量器具，对违反操作规程或人为故意因素造成损坏的工量器具(含设备)实行赔偿制度。 ④实习教学管理规范检查制度:对教师执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行过程管理、课题管理、考核与评价规范管理;对省教育厅颁布的实习教育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作定期检查。 ⑤事故认定及处理制度:对实习中发生的设备事故，人身伤害事故等按事故认定及处理制度处理，真正做到三不放过(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不受到教育和处理不放过;教师和学生不受到教育不放过)。 ⑥开展“7S”活动，培养文明生产习惯。“7S”活动，是指对生产现场各要素(主要是物的要素)所处状态不断地进行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的活动。 2.4.2注重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实训教学成本 加强成本核算和管理;科学安排实训设备培训运转计划，发挥最大效益;以节约的原则，科学设计实训课题，降低用料成本;充分利用人力和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市场，承接产品开发、制作工程，创造经济效益;让“开源节流”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共识和自觉行为。 3.结语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择业观。端正思想、树立信心、认清形势、埋头苦干，扎实做好实训基地建设这一职业教育的突破口，才能够发展好职业教育，培养出大批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优秀技能型人才。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总体发展目标，和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战略措施与保障条件。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战略 发展措施 保障条件 自第三次全教会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用得好、下得去、留得住、信得过、离不开的应用性专门人才。同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特别是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相比，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相比，我们还必须对2o1O年、201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前瞻性的规划。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1．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从43万人增长到200万人，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长到480万人。2003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24％，在校生占43．24％；2004年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5％。1998年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432所，2003则达到9o8所，占全国普通高校学校总数的58．5％。已基本形成各地市至少拥有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合理布局结构。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8％，到2003年则提高到17％，2004年则达到19％。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2．丰富和完善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结构体系和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目标和模式比较单一，学科型的普通高校占高校的绝大多数，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比较单一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学术型、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现在，已基本形成了每个地市至少设置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格局，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得到了突破性进展，增强了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 确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日益提高。2003年底，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87．6％；至2004年9月1日，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为6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部分省市高职毕业生整体就业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本科院校。 3．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发展思路。 教育部在2002年10月、2003年12月、2004年2月，先后在湖南永州、武汉、无锡召开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第一、二、三次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产学研结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战线的共识。产生了“订单式”培养、“工学交替”、“2+l”等富有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不断提高，办学特色日益鲜明。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1．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质量之间存在矛盾。 据统计，2004年全国高技能人才占技术岗位人员的比重为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O一加％的比重。在仅有的4％高技能人才中，也存在年龄老化、学历偏低等问题。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还存在较大距离，因此，要加快对技师、高级技师的培养，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学历水平。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同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距离。 2．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高等职业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之间存在矛盾。 一是高职教育的投入机制不完善。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机制，国家、省市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中的职责不明确，导致有些高职院校生均经费不足，发展困难；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取得同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的政府财政支持，更没有取得政府如“985工程”、“211工程”等财政支持。 二是国家在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税收政策不配套。由于企业对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上的经费支持、设备投入等无法在税前列支，影响了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深层次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三是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同高职教育相适应的教师评价标准。师资是办出一流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条件，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一支具有企业工作经验、实践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但目前国家的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使学校从企业引进需要的师资存在着困难；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师评价制度，如以学术性标准评定高职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不同的专业技术职务之问不能相互认定等。 3．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办学条件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不鲜明、就业率不高等问题。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急剧扩张，办学条件不足、实训基地建设薄弱等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并直接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还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还不高，到2004年9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3％，而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率只有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 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目的，以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标，建设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办学思想指导下，高等职业教育要由主要注重规模扩张，全面转向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到2015年，形成规模巨大、结构完备、质量过硬、效益较高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 (1)发展规模。 继续推进高职教育的稳步发展，并在全面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充分考虑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建设100所左右综合实力强、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 (2)专业设置。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要面向市场设置专业，国家要建立专业设置公共信息平台，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急需的一、二、三产类专业。重点建设经济发展急需的大类专业和主干专业。 (3)课程设置。 建立综合化、模块化、弹性化为特征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国家课程三级课程体系，抓好省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在今后五年内，重点建设一批省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 (4)师资队伍。 要建设一支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双师型”比例合理的、数量上满足教学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到2010年，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研究生比达到50％以上专业教师的“双师型”比例达到80％以上，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师和实验实训教师的比例达到30％以上。培养1000名以上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级名师和技术能手。 改革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评聘制度，打破用学术性大学教师标准评聘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做法，建立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技术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师评聘标准，并单独成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5)实训基地建设。 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加大对实训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未来五年，国家要集中财力建设一批区域性、资源共享程度高的公共实训基地和专业实训基地，增强实训基地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提高实训基地的综合效益。 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措施 1．科学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长期以来比较单一，造成盲目追求高层次的“升格热”，这同高等教育的合理定位、科学分类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解决有较大关系。国家应该用新的思路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根据实际需要，在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构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制应当根据相应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复杂程度和综合素质的要素而定。可以考虑2年制、3年制为主，在发展成熟时期可以发展本科和研究性层次的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 2．启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级示范工程建设。 (1)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已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国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平均只有70％，由于工艺不精等原因，全国每年因不良产品而造成的损失近2000亿元，因此，要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培养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大力推行“订单式” 培养，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同步。教育部要加强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协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要为高职院校设立技能鉴定站、开展技能鉴定提供“绿色通道”；启动“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强化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培训，使高职毕业生具备“双证书”，提升就业能力；共同开展精品专业认定工作，对精品专业的毕业生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2)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要抓紧实施“职业院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扩大参与培训的高职院校数量，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数控技术、汽车维修、计算机与软件技术、护理、建筑技术等专业，在300所左右高职院校建立高技能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基地和实训基地，为相关职业领域培养100万名以上毕业生，职业培训技能400万以上人次；积极参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50万技师培养工程，提升培养高技能紧缺人才服务胄色力。 (3)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工程。 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国家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重点投资建设100所左右的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多数省份建设一所，重点省份建设二所。国家应启动高职院校建设的“211工程”，明确国家、地方政府在全国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中的职责，加大对示范性高职学院的投入力度，改善示范性高职学院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程。 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教育机制，完善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职院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形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3．设立中央职业教育专项基金，积极发展西部高等职业教育。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在社会、经济、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上，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在校生人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学生就业率低于东部地区，这同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相关。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还比较有限。我们认为，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发展，但要适度发展，其规模应小于东部地区；国家应加强对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这既是平衡东、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西部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的需要。 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保障条件 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应的保障条件，如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的财政投入等。 1．建立一种有效的政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善国家、省和市三级投入体制，使高等职业院校同普通大学一样，能获得稳定的政府投入资金。国家要督促地方政府、高职学院举办者给高职院校核定生均拨付经费标准，并足额拨付；国家要加大对高职院校举办者经费投入的监督，建立经费拨付定期公布制度。国家应启动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工程，“十·五”期间由中央财政拿出50亿，省级财政按1：1配套，共计100亿，重点支持入选示范工程高职学院。 2．制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深化育人模式改革。 教育部应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举办高等职业院校、捐资助学高等职业院校、捐赠实验实训设备等，对投入和捐赠的资金应在税前给予列支，提高企业家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从而深化产学研结合育人模式的改革，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 3．加强评估，实行分类指导。 高等教育需要分类指导发展，分类发展才能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要建立起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水平评估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内涵方面的评估内容，特别要重视对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的评估。国家要建立水平评估同国家财政投入相结合的制度，对水平评估优秀的高职学院要加大投入，通过评估，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评估，使高职学院在分类指导中准确定位，办出特色，提高水平。 4．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国家要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上加强宏观指导，深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人事制度改革，打通企业编制与事业编制的界限，为“双师型”师资队伍提供制度保障。建议在两年内，建立不同于学术标准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突出对教师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评价；成立独立的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对高职教育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实行独立评审。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浅析中等职业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　鉴定标准　培养周期　教学法 论文摘 要：文章通过对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分析，并对职业鉴定、培养方法、培养周期等几个关键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 引言 职业教育不是我国独有的，更不是我国创造的。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教育方式，职业教育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应该说，原始社会进入石器时代，狩猎需要一定技能，她不是人类天生的，是靠人类后天学习得来的，这时就开始了“职业教育”，当然这种职业教育是零碎的，是个别的。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各种技能相继出现，技能种类相当多而且复杂。技能人才需要越来越多，技能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传授技能、技能深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型的教育形式诞生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职业教育更是世界各种教育方式中不可或缺的方式，人类还会将这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一、职业教育的概念 职业教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订的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指出：“技术与职业教育还进一步被理解为a.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b.准备进入某一就业领域以及有效加入职业界的一种手段；c.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以及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一种准备；d.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e.促进消除贫困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对职业教育的广义的理解。狭义的职业教育是以各级职业学校为载体的职业教育，探讨狭义的职业教育概念对我们在基层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同行具有更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黄炎培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首创者，他在《中华职业教育者宣言》中指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方尽其对群之义务”。并认为“职业教育，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的谋生者皆是”。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在其《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一书中认为“狭义的职业教育系指对全体劳动者在不同水平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所给予的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能教育，培养能够掌握特定劳动部门的基础知识、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人才的教育”。顾明远、梁忠义在其主编的《世界教育大系——职业教育》中指出“职业教育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职业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职业人的，以传授某种特定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的教育”。 以上种种对“职业教育”的概括，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含义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第一，职业教育从属于“教育”这一概念，是作为教育的一类活动。“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所以它必然具有教育的特性。 第二，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其“职业性”。职业教育既然从属于“教育”这一概念，那么它与其他类别的教育当然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的独特性应该是其“职业性”。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从事某种职业的、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具有某方面职业兴趣的个人学一技之长用于谋生与发展。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者通过一定时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掌握某种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成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顾明远、粱忠义认为，职业教育作为社会所特有的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营谋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职业教育是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传授生产、劳动经验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也是一种使人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教育。杜威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作准备的教育。斯内登也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同样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作准备的教育。 二、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及几个方面的分析 1.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职业教育在我国纳入正式的教育形式时间很短，需要不断深入地研究，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投入人力、物力深入研究职业教育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切实搞好我国的职业教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我国的职业教育已开展近20年，在沿海地区，开展得更早，目前来看也是比较成熟的。我国自2001年开始设立中等职业院校，目的在于培养一大批高级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服务。绝大多数中等职业学院一旦从中等学校转变过来，名称很快变更过来了，经过这么多年，许多职业学院仍沿袭过去中等教育的模式，从领导到教师的观念没多大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培养模式都未发生变化，这样下去，显然与我国教育改革不符合。 我国教育规模在飞速扩大，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更为明显，这当然是好事，但关键是中等职业教育必须从外表到本质，她就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2.几个方面的分析。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1）技能性：中等职业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高级专门技能的人才，因此，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其主要内容。 （2）实践性：要培养能够直接从事工作的技能，显然必须强调教学手段的实践性，只有利用大量的时间才能不断提高技能，积累工作经验。 （3）专业设置的动态性：社会的需求是变化的，我们培养的专业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专业的设置的是动态的。 （4）教学内容的动态性：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没有严格的教学体系，而重点是强调技能。因此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案、教学进度都是动态的。 （5）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可以是现场式，可以是课堂加现场，可以是实验室式，也可以是实验室加课堂室，还可以是课堂式等等。 （6）教学内容没有系统性、完整性：教学内容与中等教育、研究性教育完全不同，不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依据上述分析，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新形势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实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严格的界定。通过对此问题的分析研究，以期引起社会及广大中等职业教育同行的思考，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实施特点，恢复中等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千万万的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等职业教育唯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存、发展、壮大。 三、对我国职业教育情况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因此有以下一些思考： 1.关于职业教育的“产品”。工厂的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质量，产品质量的好坏，通过检验便可知晓。职业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技能型人才，但他又不同于产品，两者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技能水平的高低比较好鉴定，实际上我国推行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比较成熟。大力推行职业技能鉴定，注重技能等级的统一标准，鉴定应主要以鉴定实际技能为主，以理论知识的考试为辅。 2.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特别注重实验室、实训室、实训基地、实习工厂的建设，着眼于我国未来建设所需求的人才。 3.关于中职教育的培养周期。进一步规范学制，普通专业在校一年半或两年时间完成，高级专业在二半年或三年时间内完成。学制可由学校根据专业、对象和鉴定标准确定。 4.关于中职教育的培养内容。教学内容标准化，教学手段多元化。教学内容必须标准化，统一要求，统一考核。教学手段可根据专业情况和教学环境选择不同方式，比如学校实验室、实训基地或实习工厂。 5.关于中职教育的教学进度，教学进度可由各学校自由掌控，不作统一要求，可以根据对象，也可根据专业或教学内容进行设置。 结语 中等职业教育起步晚，研究的人力与物力匮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真正搞好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思维创新方式浅淡 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改革,学生生活、思想、思维的改变,使传统的教学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教学要求。传统教学方法的弱点也因此越来越突出,甚至扼杀了学生的新思维。探讨新的教学思维,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是新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结合我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高中历史教学思维的问题。 一、新思维方式 传统教学思维一般是从原因到结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定格的思维模式。它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跃性。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很“稳”,但一旦遇到较为复杂的事物、现象,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不知其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做什么呢?该如何消除这种传统思维的弊端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入新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有别于传统思维,那么哪些才算新思维呢?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双向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是以下我要谈的新思维。 1.求异思维。 所谓求异思维,指的是一种非常式的创造思维,其特征是用不同于常规的角度和方法观察、分析客观事物而得出全新形式的思维成果。正如前面所提的,比如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传统方法是从原因到结果,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性、异性。求异思维则突破这种因果关系,在对事物的分析上,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向四面八方去思考,以寻找各种各样解决的方法,提出各方面大胆的设想,以得到光芒四射的智慧。求异思维常常表现为打破框框的、别出心裁的、超乎寻常的思考,因而易产生标新立异的成果。如,童年时代的司马光砸缸救小孩,就是一种求异思维的表现。把这种求异思维引用到历史教学中,就是大胆地引导学生朝其它方向思考。又如,在我们提出问题时,不一定要学生解答为什么会这样,但可以让学生反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跳出了固定的框框,反而会让学生的思维更广阔,更全面。 2.逆向思维。 严格地说,逆向思维也是求异思维的一种分支,这里我们将它单独谈,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在教学思维中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逆向思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反其思路而行。如,教材中讲隋炀帝是怎样的一个暴君,在列举这些暴行时,我们可以反其思路而行,分析这些暴行中客观的、正面的一方面,因为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既然它有负的一面,那肯定也会有正的一面。把这样的思维方式引入到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讲,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新鲜感,更是看问题的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 历史是客观的,而问题才是主观的,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还有很多。教师要引导学生的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又如,为什么既肯定元朝统一中国的积极意义,又赞扬文天祥的抗元斗争精神?后中国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又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有很高层次的开拓求异性,是逆向思维的信息反馈。教师要抓住这个契机,既要给学生以知识方面的答疑,更要给学生这一良好的求异思维苗头以鼓励与进一步引导。教学不只是死板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应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3.双向思维。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同样的一个问题,除了正向逆向之外,同一个方向,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结果。 历史这门人文学科的可知性、过去性强,且层次交迭,意象远,而且只有当教、学过程中思维的辐射与聚合协同共振时才能奏出一曲和谐悦耳的新乐章。双向思维就是要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还要从地理、人文、社会等各方面思考。分析问题也不能只运用一种方法,还要运用更多的方法,从而掌握事物的现象、本质和某些结论的来龙去脉。 我们培养学生的新思维能力主要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让学生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开拓学生的创造思维。以上的思维方式仅仅涉及数学目的,教学方法也要创新。 二、教学思维方法的创新 上面讲的主要是新思维方式,下面主要探讨一下思维方法的创新。 1.裂变创新。 历史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政治、地理学科都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意识,这三个维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历史教学中若以历史学科为主体,聚合其它学科,将达到课堂教学的匠心独运。这就是所谓的裂变,把一个学科问题裂开来,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来说明它。如论证台湾建立起行政机构,行使对其它地区的管辖权时可说明,早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就派将军卫温到夷洲(今台湾);隋朝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琉球(今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元朝时,政府设彭湖巡检司,管辖彭湖和琉球(今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入侵者,收复台湾,台湾进入“明郑”时期;1683年清朝军队入台,台湾又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1685年(清光绪11年)划台湾为单一行省,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割台湾,此后台湾同胞进行了反日斗争,和祖国大陆同胞一起,于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其次,从空间(即地理)来说,根据地质学家分析,台湾岛本来与祖国大陆相连,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地壳运动形成了台湾岛,台湾和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地质情况是一致的,因此,台湾是祖国大陆地形自然延伸的一部分,按国际法院1969年欧洲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例:“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再次,从意识(即政治)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联合国这个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在1971年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益,即使在李登辉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后,美国、日本等政府仍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就这样,从时间、空间、意识三个方面的聚合中,我们证明了一个令世界信服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这样的裂变,不仅使课堂 变得生动,还收到了大大增强学生印象和记忆力的效果。 2.挖掘、转移创新。 这里说的挖掘、转移实际上是指挖掘课本隐性知识、实现知识迁移,以使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任何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之间总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将一个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中,分析出结果后,再转回来,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更清晰的结果。这和成语中所说的“触类旁通”是同样的道理。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一基本史实延伸开去,突破教材中的思维定势,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求异、扩散的创新思维能力。如在讲到中国资本主义产物时,有的学生持否定看法,理由是:内因是决定因素,中国鸦片战争前,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说明商品经济发达,在这样的土壤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在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产生。有的学生持肯定看法,理由是:没有土壤,强行嫁接资本主义并不罕见。这样学生将历史事件放在多角度中审视,新观点、新看法就出现了。 三、如何创新 要做到以上这些,不是只教师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学生的配合。而要让学生配合,就要让学生有主动性和创新欲望。 1.增强学生主动性。 我们大力提倡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主体性教学是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让学生在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中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全面发展。在教学中应科学设立主体教学目标,诱发学生学习心向,引导学生自主活动,发展学生自主能力,发扬教学民主,创造良好的教学心理环境,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2.激发学生创新欲望。 要创新,首先就要有创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断创新的欲望,才能进行有意识、有意义的创新活动,也才有可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历史知识丰富多彩,中国古代的文明辉煌灿烂、世界战争风云变幻,这些学生都充满好奇,通过学习了解,他们会提出种种问题,也许幼稚、也许无意义,但却是他们的一种发现、一种探寻、一种创新。我在实践中注重及时肯定他们的做法,鼓励这种敢于发问、敢于探讨、敢于创新的精神。 3.增强教学的互动性。 教学活动不是个体进行的,不能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问,教师答,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教与学的互动参与性。这些问题不同的教学探讨中都已谈到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细举了。 4.要走出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误区。 一是切莫抛开课本,一味追求高、深、难。 二是切莫忽视非智力因素(如兴趣、爱好、信心、人际关系等)在历史教学中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教学思维和新的教学方式、与时俱进的教学,适应时代的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 高中历史论文:浅析高中历史课堂实施开放性作业理论和实践 课外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补充,教师要以发挥学生自主潜能为出发点精心设计开放性作业,变机械重复为灵活多变,变单一的知识为知、能、创的综合训练,让每个学生在完成开放性探究式作业中学知识、用知识、长才干、学做人,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必要性 作业是一种有目的、有指导、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它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深化,有益于技能、智力和创造才能的发展,是提高学生素质,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系课堂内外的桥梁。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作业往往是为了强化、巩固所学知识,一般是就知识学知识,就技能练技能,比较注重学生的认知,设置是统一规格、统一要求、统一数量、统一答案,设置的问题都是“理想”型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发展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埋没了学生的潜能,阻碍了学生的发展。作业只是成为教师教学流水线中不可缺少的“工序”,学生机械应付,收效甚微,这显然不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开放性作业以开放性问题的设计为切入口,通过大量的情境创设,引导学生“移情”、“神入”于历史环境之中,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实际运用能力;同时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培养学生高尚健康的情操,变过去的单一、被动、封闭的学习为多样、主动、开放的学习,凸现学习过程中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二、高中历史课堂开放性作业的内涵 所谓开放性作业其实是相对于条件完备、结论确定的封闭性的问题而言的。其特征是题目的条件不完备或结论不确切,一般没有现成的确定的答案,要求做题者去假设、猜想、验证,并要求解题者善于联想、敢于创新、具有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能使思维辐射到与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点上。开放性作业的设置,其目的就是要求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讲解,去探索,去创新,发展学生的自主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学生是人,是需要发展的人,教师心中要有人,以人为本,正视人的知识基础、情感个性的特点与差异,尊重人、信任人,努力营造民主、平等、和谐、宽容的教学氛围。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要多一些弹性,少一点灵动,使我们的教学既要放得开,让学生各抒已见,又要收得拢,顺势诱导,从而拓宽教学进程中的人本空间,重视挖掘师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学生成为课堂上学习的主体,问题让他们提,疑点让他们辩,结论让他们得,教师充分放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教学活动的开放搞活,学生素质的发展提高,以人为本,让思想开放。 三、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类型 1.探究型:亲自动手是实现历史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高中生探秘心理强,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供学生们探秘解谜。比如,用汉朝造纸方法试制纸张、选择适当的材料请你动手制作一块雕版、几个泥活字、几个金属活字,各用它们印刷一段文字,找出它们的优缺点,并想想我国印刷技术近年来有什么变化,体会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这些开放性作业在激发了学生探究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动手的实验性。 2.技能型: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技能完成具有个性化的作业。有许多习题,如成语和古文字搜集,擅长绘画的同学可用连环画来表达;擅长书法的同学可做成书法作品;有雕刻技能的同学甚至可将甲骨文直接仿真到“龟壳”上去。有电脑特长的同学可设计历史主题网页、小报、电子画册。这些图文并茂、神情兼备、充满学生技能、智慧,蕴历史于他们丰富多彩的理解和表现手段之中的个性化的练习方式,使学生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有所获。 3.运用型:如我们在学生学习完"百家争鸣"后,就叫学生归纳儒、道、法三家的思想特征,然后我们命了一道题:“以儒家道德教育,法家严格制度,道家自我觉悟的思想观点,对校风建设提出你的看法”。这样就将学生的课本知识引用到学生所熟悉的校园生活中,有很强的现实参与性。针对当前国外一些民族和地区冲突的现状,我们还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搜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以和为贵'的思想和事例,以书信的形式劝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这样又把学生的视野很自然地由课堂引向世界,达到谈古论今、活学活用的目的。 4.思辩型:高中学生一般在15~18岁年龄段之间,正处于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阶段,从心理上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喜欢标新立异,敢于发表个人的见解。这为我们设计思辩式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如设计“岳飞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引出了学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见解。只要学生有创见有新意,言之有理、言之成理,我们就给予赞赏。 5.编演历史剧:很多学生说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因为老师上课是“对着活人讲死人的过去”。怎样才能让历史人物鲜活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我认为编演历史剧是较好的办法。这是一种穿越“时空隧道”式的问题,即利用已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和证据,以第一人称或短剧表演的手法来反映过去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把这类题称为“情境再现”。 6.社会调查型: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激增又速衰,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知识面不断拓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成为他们学习历史的开放的、持续终生的课堂。学生走进社会,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在活动中自主探究、亲身体验、收集资料、分析信息、提炼思维,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不断加强,认识和体验不断深化,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不但形成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掌握用语言等形式表述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从而使历史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摘要】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素质教育;浅议 素质教育有三个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第二是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这种从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承认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工教,同时又弘扬学生主体精神,促使每个学生得以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素质,满足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称之为“素质教育”。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下面,本人结合多年教学实践,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探索和实施素质教育。 1内外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最关键一条是要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从当前教学现状来看,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也是在课堂,要促进素质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必须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在学习活动中及时给予指点和引导,使他们学会学习,真正成为学习主体。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课开始前,用3至5分钟时间,通过轮流办法,每次由一名学生讲故事,并做到:①用自己的语言讲。②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③与上课内容相联系。④具有教育意义。这样做学生积极性很高,他们课外积极查阅资料,认真准备。讲的内容丰富,知识面也很广。教师在关键处起“点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子。龚自珍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主动发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2利用历史教学特点,让学生全面发展 优化教学结构,还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高中历史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它融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里有“金字塔之谜”、“十进位、六十进位、十六进位制”等数学知识、有“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等等。教师在精选教学内容,掌握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拉松长跑由来与当今的奥运会相联系),注意运用模型、幻灯、录像和计算机等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譬如讲到货币的知识;“衡”是称质量,是一种质量标准;文字有小篆、隶书和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以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通过板书字体来比较);“坑儒”和儒家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都可以揭示一下。讲匈奴,可联系王昭君的历史故事和杜甫的诗;讲秦“万里长城”时可以同“明长城”比较,通过数字,来说明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素质教育应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使学生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得到和谐发展。 3教材优势进行思想素质培养 高中阶段是学生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在历史教学中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丰富实在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实效。譬如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束时,可同我国春秋奴隶制没落比,让同学知道中国比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早了近千年,这说明我国是四大文明故国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的个性差异,从思想上,行动上接纳兴趣爱好不同、个性心理品质不同的学生,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素质教育。 4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是:①规范作用;②组织作用;③传授作用;④管理作用;⑤评价作用;⑥育人作用。在课堂教学传授过程中,对于综合的、难以理解的问题,教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古代史有这么几个问题: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是怎样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社会是理想社会吗?金属工具和原始手工业的出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说私有制的产生和氏族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工具”、“个体化”、“私有制”、“贫富分化”和“阶级”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教师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讲清楚人类社会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按照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总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要标志。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主导作用(现在的菜农有的赚钱多有的赚钱少)。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得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那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了原始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消费品。到了牛耕地、铁器和炼钢技术时代,生产力又向前发展了,劳动者生产技术提高了,经验丰富了,使得个体化成为可能,随之私有制产生了,伴随而来的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加剧就出现了阶级。 总之,“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主旋律。要完成这项改革任务,在教师的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还要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的思想、能力共同提高,才能全面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 高中历史论文: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初探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 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 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例如高一世界近现代史下册第一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包括四节内容，这四节前后联系可看作是一个整体：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总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共同促成世界现代史首次革命高潮 ，这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主导，以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的 一次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样讲述，学生就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再如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时要宏观把握三条 线索：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那么以后讲任何一节时都可放入一条线索中去，使学生能更清楚 地把握历史。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 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当然，拓宽是适当地，像教材有 关内容的顺延，史料的补充，理论的深化等等，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就 理论的深化来说，因高考越来越把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作为主要内容，而有些理论性问题又使学生感到高深莫 测，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就应适时地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向学生进行渗 透，使学生有规可循，心中有数，从而提高思维能力。例如：我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引用了赵 尔巽在《清史稿》中的有关论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让学生思考这一观点。然 后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点辅导，即：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它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更 替的质变过程中，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赵尔巽的观点主要错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历史 作用。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 还要注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参加过山东省中学历史优质课评选，也听过很多课。有些课各个问 题平均用力，分不清主次，挖掘不出每个标题的内在联系；有些课则解难释疑，详略得当。例如《“工农武装 割据”的形成》一节，重点讲清概念——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紧密结合，并让学生按本书内容内在联系连线： 附图{图} 这样就把其内在联系讲透了。其难点是中国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因，这就要按的论述，结合 中国当时实际国情，逐条分析讲述，使学生认识更加深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 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 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 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 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 ，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 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 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 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 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 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 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 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 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 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 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 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 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 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 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 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 ，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 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 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 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 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 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 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 ，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 学美，外在美主要指 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矶、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 、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 应该长期不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 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 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 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 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 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例如：在讲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一课后，我是这样 安排的：1.扼要归纳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和危害；2.分别请学生把代表英、俄、德、法、日的虎、 熊、肠、蛙、太阳等符号，插画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示意图”上作为课堂练习；3.再挂出《时局图》烘托出 当时中国的危急局势，激发学生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提出：“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 族危机，怎样才能挽救祖国被人宰割的民族危机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苦苦探索着，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结果怎样？启发学生思考，为讲好后面的新课埋下“伏笔”，这样，有利于学生思维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历史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曾呼吁：“我们要凭借有限 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这是素质教育中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高中历史论文:师资素质下高中历史论文 1.培养专业素质发展意识 教师要想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首先得有发展意识,同时还要具备主动学习的精神。高中历史教师在发展专业素质时,要认识到发展的意识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仅可以促使自我专业素质的提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在专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2.提高专业知识 提高教师专业知识首先要重温大学专业课程,包括经济学、民族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内容,以达到深化专业基础知识的目的。 3.提高教学技能素质 教学技能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特别是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师教学技能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提高教师教学技能素质,首先要形成良好的备课习惯,因为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具体表现。其次,在课堂中高中历史教师还要熟练掌握依据不同教学内容施以不同教授方法,具体包括:启示性的讲授法、交流性的探讨法以及寓教于乐的情感教学法等,以便从总体上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最后,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史实视频、教学辅助工具等,让课堂更加生动,学生更易理解。 4.升华专业精神 (1)教师应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消除职业倦怠感,坚定自己的最初理想,拓宽专业知识面并提升专业化水平。 (2)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人格和发展学生个性,以学生和自身的终身教育为教学目标。 5.重视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是教师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教学能力以及教研能力非常有效的一种学习手段,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的稳固和更新、高等教育中所学专业知识与高中教学实际需要掌握的衔接、丰富的教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中的技能技巧等。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可通过定期组织他们专业更新知识的学习和教学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水平和教学技能;或者组织课程教学比赛激发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和学习的动力。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应以历史学科为切入点,从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层面来探求促进师资素质发展的策略,通过培养自身专业发展意识、提高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教学技能等方式,来改善当前新课改与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促进高中历史教师在师资素质方面的提升。只有在充足的教学实践和不断的自我学习中逐步提高,高中历史教师才能适应新课改标准下的历史教育需要,成为有科学的教育思想、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符合时展的教育者。 高中历史论文:谈高中历史课堂模式教学 内容摘要:教学模式的把握,不仅要知道其结构方式和运行程序,能够“照着做”;而且要掌握其蕴含的教学思想或意向,能充分实现其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各教学要素变换或创造出更合适的新教学模式。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本文拟对我国当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最常见的几种教学模式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括,并逐一展开教学示例,以此使人们对现行的历史教学模式有一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为建构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素材。 关键词:历史 教学 模式 我国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最常见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讲谈——接受式”、“自觉——辅导式 ”和“参与——活动式”。 一、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是在改革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传统历史教学模式是50年代初我国历史教育工作者以苏联的教学模式为基础,融合我国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思想的方式而成的,以“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家庭作业”五个环节为结构程序。它的优点是方便了人们对历史教学活动过程的准确把握,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对历史教学实践的指导也更为明确具体。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在巩固了教师系统地讲述历史知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采用师生谈话的方式展开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自主积极地接受历史知识,教学双方形成了双向的反馈交流,这一改革后的模式,从其特征上看,可称为“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教学模式,以讲述法和谈话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同时采用指导阅读、看图、图示、讨论等法,属于接受学习的教学范畴。由于它方便易行,又能起到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并可采用多种变式,因而是目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模式,尤其适用于初中的历史教学。 二、自学——辅导式 自学——辅导式,又称导学式。它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和教师有的放矢、相机点拨的辅导,使自学和辅导在教学活动中有效地配合的一种教学模式。 错综复杂的教学过程,从理论上可以作这样的剖析:以教师为主体,作用于教材、学生等客体,构成了教的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作用于教材、教师等客体,构成了学的过程;教师、学生均具有主客体双重角色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其职业的特点和年龄、智力及知识水平的优势,理应发挥主导学生学习的作用,即主导作用,主要用于对学生的指导、点拨和引渡上;同理,学生的学习活动也理应接受教师的主导。然而,学习活动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切都有赖于学习主体主动积极地去吸收和消化知识,并构建为自己特有的认知结构。“从宏观上看,人的健康成长过程也必然是受动性递减,主动性递增,直至完全能把握自己,达到‘ 自由王国’的过程,故学生的主动性必须受到重视和珍重。”这样,教的主导性和学的主动性的契合,就构成了“自学——辅导式”的主旋律。显然,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论是支撑该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 自学——辅导式在功能目标上突出强调了学生自学课本知识的能力和习惯的培养,它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明显的效果,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但是,这一模式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和一定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因此,它比较适合于高中的历史教学。此外,它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提出有利于启发学生思考,有利于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问题,而且要善于概括知识的结构,熟谙知识之间的联系,并能作出精要的表达;还要有较强的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要善于和学生交流,并作耐心的辅导。 三、参与——活动式 参与——活动式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新颖、同时也是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学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相信学生。教师扮演的角色不是学生的导师、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学生的朋友、学习知识的顾问。教师的任务是创造促进学生学习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发挥独立性与创造性,鼓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这一模式强调师生的,共同参与和活动。所谓参与,一是指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共同讨论,共同解决问题;二是指师生共同参与包含了教学活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所谓活动,则是指学生的主动活动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自己找资料,定课题,做实验,搞制作,既动脑又动手。它既表现于课堂教学,更表现于课外活动。 历史课外活动的推行,特别是历史“活动课”课型的确立,以及历史情景教学法和情感教学法的实验,为该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及推广创造了条件。 参与——活动式特别适合于地方史和有关专题史的教学。它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学效果明显,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实施中学历史素质教育的较好的教学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运用要求较高,它不仅要有恰当的教学内容,明确的主题思想,还要有教师的精心组织和指导,最好与校、团、队的活动结合起来,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时机进行。 此外,在当前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发现教学模式、范例教学模式和目标教学模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中历史论文:对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下,如何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教师深入领会新课程标准和理念,把握住高中历史新课程的要求和特点,将新课改理念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积极探索高中历史教学的新策略,以适应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关键词:高中历史 课堂教学 课程改革 高中历史教学,是在具体历史课程实施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最优的教学设计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师生和谐共处友好发展的教学活动。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下,需要知识与能力并重、过程和方法齐行、态度和情感端正,全面反思和改革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只有当学生带着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学习观去学习历史,才能真正体现历史教学的价值。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一节历史课上,我们都要追求最高的教学效率,但是我们的课堂不可避免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据目前的历史教学实践来看,很多教师的教学效果是高耗低效,这些主要体现在: 1.准备不充分的课堂引导 过去式是历史学科的一大重要特点,正因为过去的不可再现,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尽可能完整的历史画面。所以,在课堂引导方面,往往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没法在开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如果每一次上课都是同样的开场,没有悬念和趣味性,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慢慢失去学习的信心。 2.课堂教学教师引导不力 尽管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逐步发挥自主学习的作用,加强合作式和开放式学习的推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教师对学生的组织引导不力,致使学生在课堂历史教学中出现学习的困难。因为学生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自主学习习惯,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通过网络或图书馆资料来实现信息搜索。所以信息相对闭塞的学生迫切需要得到教师更多的指导和牵引。 3.无实质效果的课堂提问 学习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引导学生提出有效的问题,并且把握提问的角度和方式,一步一步将学生引入深处。 二、以课堂讨论为中心的历史课堂教学 针对历史新课程下倡导的探究式多样化学习方式,把科学探究和自主学习带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来,是一个新的突破点。通过课堂讨论探究的方式来开拓学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是我们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尝试的方法。 1.充分准备,搞好历史课堂讨论 充分的准备来自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准备,只有课堂的主体双方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得历史课堂教学的成功。所以,教师需要提前告知学术讨论的主题,并对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和目标,让他们及早做好准备,及时参阅资料,以备课题所需。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10人一组的分组方式,每组拟选2-4个发言人,通过代表表达小组观点。也要让每个人都做好发言的准备,根据所定论题精心准备,奠定课堂讨论的基础。 2.精心命题,保证课堂讨论前提 命题是课堂教学的前提,需要围绕知识概念的把握和学生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历史教学的命题尽量以重要历史现象、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为依托,密切结合目前时事前沿的关键热点话题。在命题过程中,要注意命题的一些细节问题。首先是综合性的命题,要通过命题帮助学生疏通教材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以完成知识的衔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要把握历史命题的联系。这里着重指历史学科与语文、政治、地理等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更进一步延伸到与现实生活中相关知识的联系,为学生的创新发展作铺垫。比如从的三年困难时期,联系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更进一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让学生在实际与历史的借鉴中了悟历史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最后要把握多维度的命题,让学生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和反思,去发现其中的规律,逐步培养自主的创造性思维。 3.主体主导,准确定位高效课堂。 在真正实施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是引导者和组织者,要及时打破沉默的局面,适时引导学生发言;当出现激烈争论,要适当引导,使讨论向深层发展,紧扣命题。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勇敢地对历史提出质疑,积极探索前人没有深入的领地,才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作为历史教师,面对学生做出的任何探索,无论有何不妥或是不成熟的想法,都要肯定其思维的新异性,帮助分析不足,走出误区,完成课堂教学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打造出高效的历史课堂。 4.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显示出强大的信息功能,为历史课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在课堂中展现出了新的情景。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来刺激学生和调动学生多种器官,以多种方式和[是专门提供论文和论文的网站,]不同表现手法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生动、有趣地将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面前,让学生充分认识历史现象及其规律以。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加大传输信息量和信息传输的质量,实现课堂的优化组合。实践证明,扬弃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使之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后,课堂教学的容量、教学的直观性、教学手段的灵活多变性等得到了有益的提升,生动活泼的课堂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春意盎然。如讲述有关革命、战争等内容时,放映一些相应的影视资料,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5.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探究性学习 在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改变教育观念至关重要。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历史课堂可以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的爱好,把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师生间的交流,推动了师生的相互合作学习和研究,良好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化的思想。我国的传统教育过多地注重了接受式学习,忽略了探究性学习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使探究性学习如观察、实践、调查、试验在教学中 处于被忽略的地位。针对这一状况,当前历史新课改的一个重点是通过对教学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的调整,帮助学生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在开展有效的接受学习的同时,形成一种对知识进行主动探求,并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主动的学习方式。 总而言之,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以上所谈仅仅是本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一些尝试,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给教育者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课题,因此,如何上好一门课,有待于今后永无止境地探索,逐步充实完善,这样才能真正地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高中历史论文:史学研究新成果要融入高中历史教学 史学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是工作性质和任务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是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重在探索和发现;后者是对中学生进行普及性的历史教育,重在教育和育人。但由于两者都离不开历史,必然会产生相关性:史学研究是历史教学的基础,历史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和推广史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作为中学历史教学最主要依据的教材,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以保证其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下面以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一、吸收新成果,纠正教材中过时的或片面的观点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高中历史教材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无法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依然停留在陈旧、过时或片面的观点上。比如,在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教材沿袭了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毕竟,思想观念的布新远比政治上的除旧艰难得多,攻克传统意识的文化堡垒远比攻克军事堡垒复杂得多。虽然武昌起义一夜成功,清王朝似大厦将倾,各省先后易帜,但是,与民主共和观念对抗的封建专制思想绵延千载,盘根错节,流毒深广。它通过古典律法的实施,儒家经典的传播,传统意识的灌输以及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不仅渗透到统治阶级的脑海中,而且也浸润了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败亡,通常被论者当作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佐证。但是,这两次短命闹剧的匆匆收场,与其说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倒不如归功于部分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政治精英奋起抗争。如果认定辛亥革命就已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和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旗帜岂非是无的放矢?因此,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述可以修正为:“辛亥革命首倡民主共和。从此,民主共和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 这种修正并不损害辛亥革命的光辉彪炳史册,因为首倡民主共和也是极其伟大光荣的。 二、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 当代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问题,沿着科学和宏观方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以至有的研究者提出,对现代化的探讨已日益成为“显学”。但是,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仍然是一种“革命史范式”,与高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严重脱节。由此可见,中学历史教与学都应该关注现代化研究,吸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运用现代化范式改进教与学。比如,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过签订《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按革命史范式提供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但李鸿章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作为洋务派的中坚,他的活动又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按现代化范式提供的标准来评价,他又在1870~18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充当了“主角”。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总理衙门的设置、辛酉政变、洋务运动等等,都可以引导学生从现代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得出新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突破传统历史教学中的思维定势,而且促使学生从新的视角发现教材内容所包含的新因素,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 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学只向学生介绍史学界认识基本一致的观点,基本上不涉及学术之争,理由是避免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与现代教育观念格格不入,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心理学研究表明,高中生思维品质中的独创性和批判性明显增长,他们不满足于书本上或教师提供的现成的结论,喜欢质疑、辩驳、争论和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新教材虽然以“脚注”的形式对史学界在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作了介绍、但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一例,力度明显不足。因此,教师可视情况增加一些教材未涉及的学术争鸣。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新教材采用的是这样的观点,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史学界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欧美和日本有“非革命论”与“排满革命论”,在台湾有“全民革命论”。如果在教学中向学生作适当的介绍,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也利于激发学生学史的兴趣。当然,如果学生基础较好,可引导学生变换角色进行虚拟争鸣。实践证明,适当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启迪学生的求异思维,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式教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模拟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是要把少数学生培养成为科学精英,而是要使所有学生都成为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通过探究教学使学生能动地获取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探究能力。在一些发达国家,探究式教学早已成为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非常强调在学科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教育部颁发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高中历史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强调,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培养主动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发展水平。因此,要实施素质教育,确保课程教材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改变广大教师习以为常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等途径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实践机会,使学生逐渐形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和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让课堂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实践与思考 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开展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需深入探讨。近年来,笔者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积极倡导探究式教学,积极探索有效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对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基本操作模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形成了“质疑──思疑──解疑”反复循环的操作程序。 1.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质疑。 质疑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质疑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而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创造的起跑线。探究教学是以解决问题的形式出现的,有意义的探究教学必须把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巧妙地转化为新颖的问题情境,以激发学生认识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学生也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着手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质疑是开展探究教学的第一步。 高中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水平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比较强。根据这一特点,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选择教学材料,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质疑探究的欲望,鼓励学生对学习材料进行自主质疑,对历史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引导学生寻求新的发现,获得新的认识。 如关于的性质,笔者在教学中跳出教材观点的束缚,设置新的问题情境“有人认为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此你有何看法?”新的问题激发了学生新的探究兴趣,引发了同学们对性质的热烈讨论。为使学生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学完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我们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确立君主立宪制而结束,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保守性,请谈谈你的看法”。问题提出后,同学们围绕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又比如对拿破仑的评价问题,教学中先投映出恩格斯和列宁评价拿破仑的两段话(恩格斯认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而列宁认为拿破仑战争最终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激化学生的认知矛盾,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进而引导学生探讨恩格斯为什么肯定拿破仑而列宁为什么否定拿破仑,正确认识拿破仑战争的双重性,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高中历史教材中可质疑设问的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巧妙地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新的问题学习情景,引导学生对学习材料质疑问难,帮助学生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频频撞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阀,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从而逐渐养成自主质疑的思维品质,最终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2.营造融洽的探究氛围,鼓励学生自由思疑。 探究氛围是指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情感情绪状态,融洽的课堂氛围是开展探究教学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里,学生才能进行自主探索和自由创造。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放手让学生开展自我思考、自由探究的活动,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重视学生的不同见解,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创新求异,使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全过程,通过自身的主体探索和体验来逐渐形成勇于探究、敢于实践的个性品质和独立探究的能力。 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后,老师千万不要马上向学生奉送所谓的真理,教师不仅要答疑解难,而且要引导、鼓励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积极生动地思考问题,让学生自己自由驰骋在探究学习的广阔时空之中。如上述对一些问题的质疑,由于教师营造了和谐宽松的探究氛围,学生在讨论中灵感飞现,新意迭出。有学生认真思考后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不是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性质类似于早期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运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的学生认为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帝党和后党之争,维新派只是帝党向后党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当然,这些看法不一定科学,但这种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品质确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学生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潜能的教学资源宝库,只要我们充分相信学生,高度尊重学生,放手解放学生,我们的课堂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 3.开展多彩的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合作解疑。 学会合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四大教育支柱之一,合作学习也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的研究表明,合作 能有效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激发高度的求异思维,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开展课堂讨论和社会调查,而讨论和调查都是需要通过合作才能顺利进行的探究性学习问题。因此,探究式课堂教学应把课堂讨论作为教学常态,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利用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达到合作解疑的目的。 探究式课堂讨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探究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教学中既可通过对教学内容重难点的善疑巧问、浅处探问、明知故问、无中生有等,组织学生进行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如讨论的性质、洋务运动的作用等;也应结合学生经验和生活实际,对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专场课堂讨论或辩论,如组织“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改革开放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思想解放潮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课堂讨论会,使学生在争辩讨论中明事理、出新意,并养成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学实践表明,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是探究式课堂讨论的主要形式,教学中几乎每堂课都可以开展类似的讨论,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巧设讨论主题,力求每次讨论都有精彩的内容和独到的思考。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讨论方法和技巧,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和表达,学会在讨论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与他人共同分享成功的快乐;在讨论之后,要指导学生学会反思,总结得失,提出新的问题,开展新的探究。开展专题性课堂讨论一定要精心选题周密安排。在开展讨论之前,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学习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主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拟定讨论方案和发言提纲,做好课堂讨论的准备。同时,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特别是探究性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活动,教师还应引导学全向社会各界人士请教,在实际生活中学会交往与合作,使合作从一种学习方式扩展成为学生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历史学习中既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一体的新课程改革目标。 总之,教学方式的转变是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质疑──思疑──解疑”旨在通过转变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最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应该说,这一探索还很不成熟,许多方面尚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里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广大教师的深入探讨。 高中历史论文:走进高中历史教学现场主题一关注"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就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它是我们新课程由理念层面转化为课堂实践层面的重要桥梁。在很大程度上,课堂教学设计决定着课堂教学行为。即:有什么样的教学设计,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表现。因此,新课程的“三维目标”若想真正得以全面落实,就必须从“教学设计”入手。 一般来讲,“教学设计”应当包括教学任务及对象、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和教学评级等基本要素。这里必须明确,我们不能把教学设计仅仅定位于解决知识如何讲授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强调“对学习环境的创设、学习情感的培养、学习方式的指导和学习技术(策略)的关注。”即“教学设计从关注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为什么学、怎么样去学出发,来考虑教师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样去教,直至学生学得怎么样,考察和评价教学行为等方面”。具体来讲,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通常应包括课前分析、实施过程和课后反思等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课前分析。它包括:1教材分析:包括课标的要求,每课教学内容在整个模块中的地位、特点和作用;高中教材内容与初中教材内容的关联等。2是分析学情:包括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状况;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行为等。3确定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方法培养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4确定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5确定教学实施的基本策略:包括教师如何教学生和学生如何学两方面的实施策略的选择。6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用具等。 二是实施过程。指对教学过程与策略方法的设计,即解决目标实现的途径问题。它包括:1设计问题的展开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的情境。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情境的,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探究的、体验的。。。3预设教师和学生在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活动,以利于调整。4设计和准备相关的材料和使用方式。5设计鼓励和引导学生的方式方法等。 三是课后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教学设计方案和教学实施效果,及时作出自我评价;二是根据教学实际,对教学设计方案进行必要及时的修订等。 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根本性追求是为学生的生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和不断超越而奠基,期望他们能够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因此,作为教学设计,就不能在仅仅是考虑如何实现教材知识的简单授受,而更应该强调的是教师对课程标准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对教材内容的有机整合与开发以及对教学实施策略的创造性、自主性的选择与设计。就教学实施层面来看,新课程的上述基本理念所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实现要求,就是直接指向了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两个主体的真正解放。 从教师教学设计的角度而言,课程实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新理念要求,都应当通过教师富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才能得到落实。同时,根据新课程标准编制的的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单元主题的形式呈现教学内容的,拥有比较广阔的延展空间,这也为教师教学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设计的立足点已不再是仅仅着眼于学科知识本位价值,而是一切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素质的发展为本的宗旨上来。教师一切教的行为设计,都必须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这个立足点。概言之,即因学定教。其中,如何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问题,应是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要首先加以关注的。 从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角度而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了其设计和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尝到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的新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教学设计就必须要树立暂新的设计理念,即一定要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切实遵循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突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以学习者的学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设计的落脚点。换言之,我们觉得以下两点至为重要: 一是要务必强调对学生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学习者对实现某项学习目标已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了解和掌握程度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以便为j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安排和教学策略的采用等提供科学的依据。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而只是单纯地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那是不可能指望获得很好的效果的。 二是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生能否发展,学生能否主动发展,学生能否全面发展,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终极追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设计必须是真正站在学生学习的立场上来确定教学目标,选择学习策略,应用教学技术和描绘教学过程的。学习目标不应该是我们强加给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不应该是我们主观上想当然来设定的,学习评价不应是由教师单方面来武断裁决的。这一切都应当是在充分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形成的。即,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应该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教学过程的操作应该是动态发展的,是预设与生成相统一的,而不应该是完全按照教师预定的流程而机械完成的。此外,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不仅要有学习方法和思路的引导,更应当要有对其学习情感的唤醒和调动以及对有助于促进和激励学生良性发展的学习环境的营造。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普通高中新课程在结构上与以往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采取了学习领域+科目+模块的方式,架构起了整个课程体系的框架。即,模块课程取代了过去的线性课程。其中,这里所说的模块,是为了实现明确的教育目标,围绕着某一特定主题,通过整合入学生经验和相关内容而设计的相对完整、独立的学习单元。在新课程方案中,模块是构成科目的基本单位。与我国传统课程相比,模块课程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综合性。与传统课程中的单元结构相比,模块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哟模块都以以一个特定的主题为核心,模块中样,学生在模块课程的学习中所获得就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和单一的技能,而是一种在主题统摄之下的结构化的知识。 2相对的独立性。即模块都是以科目内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并结合学生经验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学习单元。每个模块都有其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特定的主题内容。模块和模块内容之间虽有一定的学科内容上的逻辑联系,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很密切,并不一定都具有必然的序列递进关系,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可以与其他模块、其他学科发生多种可能的关联,从而使统一的课程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及多样化。 3灵活性。传统的高中课程往往以单元的方式来设计,单元与单元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线性关系,学习必须要个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灵活性较差。而新课程所采用的模块方式,由于不同的模块均有着不同的主题,模块之间相对独立,这样,在呈现并列关系的模块中,就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以及教师的实际情况,来灵活选择并决定从哪一模块首先开始教学,甚至若有必要,也可以在模块之间进行跳跃性选择。可见,模块教学使教学组织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4开放性。模块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有的课程内容组织的线性的梯装序列,而是课程内容得以用多开端、多系列、多层级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纵横沟通及相互关联,这就打破了传统课程相对封闭的弊端,它一方面对教师与学生的经验融入课程,沟通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进入课程,实现模块主题的不断更新而提供了前提。 高中历史论文: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焕发新的色彩 摘 要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教师要熟练地驾驭教材,严谨的课堂结构,优美的课堂语言,画龙点睛的小结。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 关键词 熟练地驾驭教材 严谨的课堂结构 优美的课堂语言 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如何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还要注 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 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 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学美,外在美主要指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玑、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应该长期不 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 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让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一句话中,我们不难理解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传统的历史教学倾向于背记历史知识,更多的,我们学会去应该思考历史。因此,我们开展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学不能简单地让学生背诵课本内容,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事件,从而让学生对学习历史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同时从学习历史中明白道理。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素质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是新课程改革下,所提倡的理念之一。 一、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内容 历史是一门很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成长过程影响很大,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实践素质教育,主要从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几个方面去加以培育,把学生培育成文化知识丰富、人文素养较高的人才。 首先,关于人文素质的培育。人文素质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上,所以要加强素质教育,就必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窗口,是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应该要找出好的方法,让学生充分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有明确的“时间”线索的了解。能够对基本知识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并能把历史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历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历史中获得的历史意识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培养正确的社会认识,培养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即所谓“鉴往知来”、“以史为鉴”。这一点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新课改的要求。 其二,关于道德素质的培育。道德素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历史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思想政治素质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振兴中华的教育等。历史教材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人量的材料。尤其是,今天的学生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爱国主义日益隐性化,这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加以引导和培育,而历史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合适的。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我国古代有很多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的科学文化成果、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等,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通过历史上与外敌的抗争等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热情。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 其三,关于心理素质的培育。心理素质包括广泛的兴趣、积极的情趣、奋发的进取心、健康的个性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习的原动力。在历史教学中要尽量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个性,因材施教,培养其奋发的进取心和健康的个性心理。例如,生活坎坷、学习困难的学生,对历史上苦学成名的人物就容易产生“亲近情缘”,有认同感乃至热爱,从而对这类历史人物做出较高的评价。女同学对武则天、秋瑾的事迹记得牢,评价也相对高些等等。把历史人物和重要励志事件等结合班级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培养他们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从而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方法 素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节课,一个问题,都必须时刻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认真备课,找出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发散式思维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①教师必须加强自我素质的修养和提升,转变观念,不搞应试教育,而要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基本依据,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教师是社会发展的先驱,担负着培养未来社会接班人的使命,教师必须自觉地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适应未来的变化并不断地创造未来,这是新课程改革对我们教师的要求,是中国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需要。②教学过程中适时增添史料,适当用央视“百家讲坛”式的解读,增强趣味性,丰富课堂,把学生“拉”入教学中,并且鼓励和引导学生发生思维。③尽量避免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要求学生,而是充分构建民主化教学氛围,让学生参与历史事件的讨论,从而在讨论中学习知识,达到理解记忆的目的。④对可以提高学生素质的知识点上一定要深度挖掘,比如历史典故,历史名人等方面。⑤改进、更新教学手段和技术。素质教育迫切要求我们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改进和更新课堂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影视、电脑等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和技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增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进一步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 总之,素质教育是一个多方面、多视角的教育,需要我们同行不断探索。当然,素质教育的受众是学生,但最关键的是教师,因此,教师的素质十分重要。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教师同仁都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理念、智慧去帮助学生打开启蒙之门。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新课标的三维课堂教学 《课标》要求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即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注生命等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根据近两年实施新课标教学的实践,就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如何进行和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谈谈自己一些体会。 第一, 实行“看、读、说、评与析、导、启”教法,落实“知识与能力”教学目标。 高中历史专题学习中的知识内容主要由具体的历史史实和抽象的历史认识两部分构成,它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具体的历史史实。具体、真实的历史史实是构成历史的基本材料,它是由一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具体活动组成的。因此,这类知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就构成了具体历史史实的基本元素。对这种知识实行“看、读、说、评”教法。 例:在“选修I”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梭伦改革”中的“贵族政治与社会动荡”一目时,为了帮助学生迅速完成记忆目标,教师首先板书关键词:雅典地理、荷马时代、贵族政治、平民暴动,然后请学生自主阅读教材,分别予以简释。这种教学设计的思路是:经过学生这样的一看、一读、一说和教师一点评,学习者对于“雅典城邦兴起”的地理环境、历史时间、政治发展等都有所了解,既能强化记忆又能简化理解,操作简单,效果明显,是一种教少学多的选择。 其次,是基本的历史概念。它是在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对历史史实本质性的认识,掌握某一学习领域中的基本历史概念可以使学生抓住该概念所反映的历史史实的本质,从而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史实。历史概念分为:分类性的历史概念和抽象性历史概念两种。对这部分知识就用“析、导、启”三步教学方法。例如在讲到“资本原始积累”概念时,先通过教师的讲解,阅读历史文献、观看图片或影视录像资料等方法,形成有关的时间印象、空间印象、实物印象等,并了解其内在关系,把握其本质,最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规律。 再次,是基本的历史线索和规律。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现象内部本质性联系的反映,它包含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历史线索和规律是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思维形式,通过对历史史实和历史概念的判断、推理而形成的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如“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掌握历史规律一般有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途径。例:通过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国情下,改革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的规律;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德国的统一、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实例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这样就会把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某种公式的图解,便于学生掌握。 在能力方面,高中历史课标要求完成的能力培养主要包括历史技能和历史认知能力的培养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技能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见的显性技能,也称操作技能,如绘制历史地图、表格等;另一种是在人脑中进行的隐性技能,又称心智技能。在高中历史教学主要培养的是隐性技能,其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历史材料的技能、整理历史知识的技能、编制历史图表的技能和表述历史的技能。包括要求教师善于利用课本的史料,引导学生分析,逐步提高能力。 例,讲到《选修I》“雅典民主政治”中“陶片放逐法”这则材料时,我向学生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实行“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它有何实质性特点?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何借鉴意义?其次,历史认识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高中历史教育的认识能力培养主要有一般性能力和学科性认知能力。在认知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这两种类型的能力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例如:讲“选修I”商鞅变法后进行小结,我给学生这样一道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一特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各有什么反映?其内在联系如何?”这样使学生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好教学的认知能力。 第二,课堂教学要彻实体现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灵、活、巧,落实“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 新课标在教学目标上较以往有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过去没有的“过程与方法”,“过程”指的是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方法”指的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即学法,就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着学法指导。“过程与方法”的确切表述应是:通过什么样的教学过程(如何操作,即程序性知识)来学习什么知识(陈述性知识),让学生学会怎么样的方法(程序性知识)。从认识论看,学习过程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形式,它遵循着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看,学校教育中的学习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信息双向传递过程,其中包括由教师到学生,再由学生到教师间的信息输入—— 储存——加工——提取——反馈两个基本环节。 从老师角度看,学习过程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学生特点,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从学生角度看,学习过程是学生根据自身发展和兴趣领域的需要,在教师的示范、指导和组织下,有步骤地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需要能力的过程。因此,历史学习过程的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历史教学目的与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教学双边活动,使学生在知识、认知和情感方面发生心理变化,并且形成和发展个性的过程。 其次,方法要灵、活、巧。课程观念的更新为历史教学方式的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教师在教学中所充当的角色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即由教学管制者变为教学民主管理者;由文本知识灌输者变为历史学习引领者;由历史知识的“权威者”变为平等的学习合作者。这就要求教师将“传统”的历史学习方法(被动接受学习、无目的的活动学习、解题式学习、死记硬背的被动思维)转变为新课程的历史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主动接受学习、主动开展历史思维),传统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填鸭式灌输,以教师的讲授为主,重在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至于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等,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忽视,在新课标教学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学生自主性探讨的引导。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新课标特点,切实做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生在学中得到好的熏陶与锻炼。 例:人教版教材在每个单元前有“学习建议”一栏,“历史必修I”第五单元的“学习建议”有这样一项:“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观看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外交风云》,也可观看新中国外交五十年成就展,或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相关资料”,这些建议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自感受历史,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探究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适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20世纪50年代,英国思想家波兰尼首次提出知识应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数学公式来表述的,隐性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属于隐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一种内心感受,教师仅靠书本上的形式加以传递是无法实现教学目标的。新课标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表明把隐性知识的教育提到了重要地位。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应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即教育者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学生,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活动来证实言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并积极创造有利于主体参与和体验的机会,让他们在尝试和实践中形成个性化的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涉及到“为人师表”的问题,教师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例:在讲“选修I”的“梭伦改革”中“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这一节内容,梭伦改革由于没有消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面对各种压力,选择了出走,学生了解后,有的笑了,有的说:“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对此,我抓住机会,反问学生:同学们,你认为梭伦的选择可取吗?应如何看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免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应如何对待?有的大学生面对学习上的困难、生活上的挫折、就业的困惑而选择了轻生的做法,是一种怎样的行为?从而引导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困难与挫折,弱者选择逃避,强者选择面对,寻求最佳的方法与途径解决困难和战胜挫折,从而对学生进行健康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 课程目标针对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升华从三个维度提出要求:对个人而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加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树立以人为本、善待生命的人文意识;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对世界和人类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教师在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时,不但要把自己也列入受教育者的行列中,成为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示范者,而且要善于启迪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自觉地走向人类神圣的精神殿堂。 高中历史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要】历史教育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高中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师资力量对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研究相对薄弱,不能真正把新课程理念具体落实到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和完善。本文立足于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现状,深入分析了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发现在创新能力已经日益成为制约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素质教育的使命。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思考 一、引言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历史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高中阶段,正值高中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同时,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 发展和完善。 二、改变传统评价模式 2.1改革考试制度 在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家长、学校、教师乃至全社会都以分数作为评定一个学生发展、一位教师教学水平、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和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唯一指标。考试有着不可避免的指挥棒作用,许多教师眼中"见分不见人",主张"考什么,教什么,评什么,做什么",完全不顾教育的目的和教育规律。学生、教师以及学校则异化为分数的奴隶。当一切都以考试和分数为中心的时候,课程改革就只能在教室外徘徊,而难以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要落实课程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要改革考试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评价观,逐步形成对评价的认识,淡化急功近利思想,杜绝弄虚作假的风气,同时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对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道德教育。 2.2建立新型评价体系 2.2.1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 对学生进行更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改变过去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首先要建立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高中新课程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依据和支持。其次要重视课程评价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要改变纸笔测验是考试的惟一手段,将考试和其它评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评价方法应结合具体的评价内容,体现出科学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避免单一的量化评价方法的现象。例如,让学生对本地区近代以来交通方式的变化进行调查,认识交通进步对当地经济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并撰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可以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试方式上,倡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纸笔考试和其它方式相结合,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目的。历史学习评价应"立足过程,促进发展",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综合运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 2.2.2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 高中历史新课程评价要建立起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与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使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打破惟"学生学业成绩"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的了解和尊重、教学实施与设计以及交流与反思等。一方面以学生全面发展的状况来评价教师工作业绩,另一方面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与需要。这是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基础。其次强调以"自评"的方式促进教师教育教学反思能力的提高,倡导建立教师、学生、家长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体现多渠道信息反馈的教师评价制度。一方面,通过评价主体的扩展,加强对教师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旨在发展教师的自我监控与反思能力,重视教师在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三、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素质 3.1加快教育管理者的理念更新 为了迎接历史新课程改革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国基础教育 主管部门的教育管理者首先应更新教育管理理念,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定位思考,积极确立一切以服从于教育改革、服从于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服从于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评价理念和评价机制,积极探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方案,逐步由现行的以升学率和考试分数作为定学定教的唯一评价机制过渡到以学生素质和教师专业成长的综合提高为目标的多元化教育评价机制。作为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者还应积极推广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有计划地、系统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新的教育理念,争取使新课程理念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形成社会支持、家长参与的改革局面,为新课程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2推动高中历史教师理念更新和素质提高 教师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动力,教师是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目前我国的教师队伍素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职业道德状况不尽如人意,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有离职倾向。一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工作清苦,待遇低,也有的教师对工作不感兴趣;其次,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不合理。教师的知识广度、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现代教育技术水平都未达到应有的能力要求:第三,教师的业务状况堪忧。在实际的教学中,只有少数教师经常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大部分教师不会运用,县镇的农村教师现代教学手段更为薄弱。第四,教师的知识更新不足。有的教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业务学习,特别是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创新思想观念和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教学理论欠佳。 有怎样的历史教师,就有怎样的历史课程。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靠教师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现、去完善。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要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必须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学习掌握新的专业要求与技能,在新课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发展。 总之,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高中历史教育的使命。 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新课程改革 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尤其是家长)做好宣传工作,有计划、持续不断地向全社会及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精神,营造课程改革舆论气氛。在全社会掀起浓厚而又热烈的改革气氛,建立一种社会、家长有效参与课程改革的新机制,大力争取家长与社会的支持。课程管理者和课程改革的发动者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扩大声势,让社会、教师、学生和家长都体会到改革的必须与重要,急迫和不可逆转。为了引导家长感知课程改革,学校可以举办新课程教学活动开放日,把家长请进学校课堂评教评学,印发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制作大型课程改革宣传展板,张贴标语和课程改革歌等,向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的目的意义,课程改革主要内容、课程改革理念、课程改革与家庭教育等内容,使家长了解为什么搞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改什么、家长怎样支持课程改革、参与课程改革等问题,并随着课程改革的实施,通过多种办法和途径,解决家长的疑惑和问题,让课程改革深入民心,产生积极的、广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同社区的沟通,充分利用社区丰富的课程资源开展新课程教学,使学校、社区、家长在新课程改革实验中形成合力。 高中历史论文: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点滴思考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全新的和带有明确指向性的评价理念: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要改变过去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的状况,突出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实现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举、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努力创设一种“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机制。高中新课程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进行,甘肃省也即将进入新一轮改革之中,因此有必要提前去思考高中历史学习评价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 1、全面实施课程标准,深化课程改革,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历史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引领高中历史课教学,完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实现。 2、突显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遵循历史课教学规律,利用历史学科特有的人文教育的素材优势,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提升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在成长中形成符合社会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3、引领课堂教学,推进历史课堂教学改革,贯彻新课程理念,全面落实课堂教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艺术性。 4、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平台,通过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激励和促使教师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学术研究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内容 1、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必须有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1)教学目标要全面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教学目标不全面,实际上反映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的追求不全面,或者对某方面目标的追求有所忽视。 (2)教学目标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规定 教学目标是否合适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符合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改革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其目的是引导历史教学向符合教育科学,符合教学规律,符合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的方向转变。 (3)教学目标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教学目标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活动就好开展,预先设计的教学方案就容易实施。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方案在实施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无法按原定教案进行教学。 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必要的,有教学目标可以规范和修正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教学活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教学活动是双向的,而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由教师单方面来进行的。一旦激活了学习的主体,由我来教你来学,变成了我要学,我要主动探索,主动提问,主动刨根问底。因此,教学目标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调整或重新考虑。关键是这种修改和变化要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高尚的、积极进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2、对教学过程的评价 教学过程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共同完成。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评价应当分开。不然,在强大的教学传统的影响下,很容易用评“教”代替评“学”。 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必须首先评价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是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发展的情境。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指导和调控就应该向有利于每个学生发展的方向来进行。就应该尊重学生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主动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在实践中学习。 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的情境,是启发和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方法。现在,我们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展现和形成,需要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可以使思维活动启动的新情境,需要具备一种开放、进取和无所畏惧的心态。这种心态只有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主动质疑、探索,经常受到鼓励的情况下,才容易形成。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习的主体,是通过教学要实现发展的一方。课堂评价是过程性评价,主要不是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当堂记忆程度。对学生课堂评价的最重要标准应该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可以考虑从三方面来评价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一是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广泛性;二是思考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三是围绕教学问题的交流互动。3、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首先要考虑各项教学目标的达到程度。此外,还要考虑课堂气氛的宽松度、融洽度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因为这是师生共同创造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师生兴奋、进取、积极的精神状态是对学习内容有兴趣,思维活跃的表现。 三、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方法 1、课堂观察法。进行听课活动,包括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观察。对学生学习的观察有五个维度: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情绪状态和生成状态;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观察也有五个维度:组织能力、注意中心、教学机智、教学态度、教学境界。 2、访谈法。对学生、教师的调查访谈是一种有明确评价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3、测验法。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实际,拟出一定的题目,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检测,了解不同层次学生学习所得及教师教学的效果。 4、问卷调查法。依据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设计问卷,了解各教学要素的实施情况及达到程度。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要尽量简明,具有可操作性。 总之,历史素质教育呼唤全面评价,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历史教育评价体系,只有真正实现了对学生的全面评价,才能使历史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高中历史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论文:论高中历史课改与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构建 【论文关 键 词】高中历史课程改革 地方高师院校 历史课程体系 【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构建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开放多元的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要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在构建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时,必须保证能使学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序、框架和规律有基础性认识。因此,可在保证基本教学课时的前提下,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的两门通史教学时间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同时增加系列的专门史课程,即开设中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以及宗教史、文明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等主要专门史课程,凸显历史学科的专业特色,系统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感受和认识。其次,课程体系要纳入其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历史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因此,地方高师院校在构建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时,有必要纳入人文地理学、考古和文博、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内容,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原则,既注重专业学习的科学化,又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一些本专业教师无法开设但对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可通过学校平台,与其他院系协调,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第三,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一是要增加部分与中学历史新课程模块教学内容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如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探索历史的奥秘等。二是要增加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地方史、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第四,课程体系要突出历史专业教育理论与技能课程,强化历史教育专业的师范特色。除传统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外,应增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历史教育学、历史课件制作、史学名着研读、史料分析、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加强历史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历史专业学生所必要的专业教育理论与教育技能。 (三)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与教学 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如何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地方性的高师院校,更是任务艰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很难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覆盖世界史的七个二级学科,但可以逐步朝这一方向努力。高中世界史的比例已接近60%,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走在了地方高师院校的前面,作为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至少应努力适应这一变革,在课程体系上作出调整。具体而言,首先必须保证世界通史系列课程结构,逐步确立和完善外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几门主要的专门史课程,以及与高中新课改直接相关的专题史,如世界改革史、世界文化遗产等课程,其次是建立一些拓展学生视野、适应时展的世界史专题,如世界科技史、世界现代化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国际关系史、恐怖主义研究等课程。此外,可开设周边国家史、亚洲史等课程,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等内容。因此,无论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高中历史课程改 革的需要,地方高师院校都应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对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教学内容等同步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 高中历史论文:谈如何把高中历史融入德育 学校以德智体美劳为标准对学生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教育。长时间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讲究品德教育,但是和学生群体脱离,并不符合实际,教导的思想跟不上社会时代需要的教育内容。面对学校的德育教育,大部分学生都有种懒散、挑剔的反叛心理存在。鉴于这个时期的学生心理属于不成熟阶段,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历史教师应从专业角度上出发,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1什么是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和法律的教育,与德智体美劳有着重要的联动关系,对学生的成长和心理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学生德育教育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培养自身的责任感、道德感,做到明礼诚信、敬业乐群、积极进取。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应遵循与时俱进,继承和创新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知行一致原则;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自我相结合的原则。 2历史中的德育资源 历史的长河总是给人留下许多启示,璀璨、辉煌历史带给每个国民的财富是数之不尽的。在现今德育问题上,我国古典文化留下许多千古名篇,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屈原的《离骚》,给人以心理上的提醒和涤荡,时刻警醒自身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道德,真正做到从内到外的优秀。从我国历史长河分析,伟大的智慧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延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炎黄子孙繁衍生息。 1)历史政治制度。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其政治制度建构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与压迫。在当今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教师应教育学生透过古代的制度来学习、认识现今的生存之道、政治政策和法律制度,清楚地认识到古今社会的不同。在政治上,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认清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分理解国家做出的各项决定,努力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脚步和基本规律;在法律上,应该使学生明白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到遵纪守法,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认清相对应的义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遵守校纪校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萦绕着浓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气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文明古国。通过认知我国古代的文明和了解灿烂的文化,应该使学生认清现今的社会趋势,跟随国家发展的步伐,透过古时的政治制度清楚地认知自身所处的时代,确立自身的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历史杰出人物。我国历史上出现大批量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辉煌,促进我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其中为西藏历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与唐朝的文成公主成婚,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造酒、研磨、纸墨等生产技术,与中原王朝在文化、经济、政治上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这一和亲的举动不仅密切了唐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增进了中原与西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教师应教育学生学习松赞干布在历史上的伟大事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育和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传统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在实际意义上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就是上面提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无论前方的道路是多么的迷茫,中华民族都坚定走过。如今更需要教育学生学习历史杰出人物的爱国精神、高尚品格,坚定热爱祖国的思想,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成自己的任务,让民族精神流传到每个角落,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拼搏。爱国,是每个中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激情,心中坚定的信念。这是一种直入心底的执着,更主要的是内心的尊严散发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和坚持不懈。所以在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要利用这种心理激发学生心里的正义感,对人生观和自我实现价值观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实现历史德育的多样性 社会的进步推动德育的发展,在现今的教育当中应该寓德于史,不断创新寻找新的契合点。 1)道德归类。将历史优秀人物体现出的各种道德修养,在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类,让学生在整理的时候加深印象,形成自己初步的、正确的道德观。 2)日期提示。在我国历史重要节日到来之际,提醒学生温习历史的那一天,加深对历史德育的感受程度,增强对祖国、家乡、自然、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3)影视再现。优秀的历史影视作品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能够生动地展现历史,通过人物和事例反映出古人的道德思想,对学生起到熏陶作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通过影视再现这一有意义的活动,满足学生好奇、好学的心理,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 4)角色体现。通过班级组织活动,模仿历史人物不同方面的道德品质,对学生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5)形象模拟。通过现代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指导学生通过视、听等手段把自己心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真、善、美的道德内涵,将远去的历史变为有形的,巩固加深正面历史人物在心中的印象。 4历史课外活动的培养 1)开展关于历史教育的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最好形式。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对家乡、祖国、人民充满爱的信心,树立远大的理想。 2)利用历史文物、历史名胜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这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的体现。①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讲学,让学生看到祖国的悠久历史、壮丽河山,认识到祖国江山的瑰丽宏伟,增加学生 的爱国情怀。②参观文物展览,由于文物的生动、形象、真实等特点,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③通过各时期的古文物收集,让学生认知不同历史时代的经济、文化,使学生的思想受到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历程,要教育学生在社会发展中透过历史这个表面看到深层的本质,结合历史的各方面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道德修养上的进取性、法律上的自觉性、政治上的客观性、心理上的成熟性,以21世纪复合型人才为标杆,促进学生不断进步。

本科会计学论文:构建会计学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新模式 摘 要：会计学本科阶段教学是以掌握熟练基本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本阶段教学的组织不能孤立和分散，应是系统的、相互促进的和全方位的。必须在教学全过程中贯彻新的教学思想，在会计学专业教学计划改革的基础上，构建与学科课程体系相兼容的全方位教育教学新体系。 关键词：本科阶段 会计学专业 新模式 一、目前会计学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存在的缺陷 1.目标与社会需求不一致。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定位过高，只注重教会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了教会学生如何应用这些知识。其结果导致会计学专业毕业生未能达到社会的要求，最明显和直接的就是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用人单位抱怨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才能委以重任。毕业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差，这无疑与其在校接受的实践教学有关。 2.课程设置体系不够完善。会计教学偏重于教育会计学专业知识，往往通过设置一系列会计课程来完成教学，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忽视了动手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较差，而且很多情况下流于形式，而且各科目之间各自为政，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课程数量、授课内容等方面。 3.教学方法和手段过于陈旧。会计教学仍然采用板书为主的教学方法，即采用教师写、学生记或者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方式进行会计教学，严重影响了学生动手特别是上机操作能力的培养，与会计电算化的普及不相适应。 4.师资队伍实践能力不够。一支理论功底与实践能力俱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会计专业应用性人才的前提保障。 二、我校会计学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目前我国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使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与会计职业界的需求相脱离，这些都与我国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有着直接关系。 1.我国高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演进。关于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我国会计理论界和教育界不断进行了讨论，而且也不断有新的发展。 2.会计学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往往过高、范围过广，以培养宽口径、厚功底的“通才”为其目标，过分强调会计实务工作、教学和科研人才的培养。 3.我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重点放在创业精神与创业能力的培养 创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受教育者通过教育具有自谋职业、创业致富的本领，创业教育提供给受教育者的是从事创业实践活动全过程――发现机会到决策、规划、实施、评价、反馈这样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以及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几点建议 1.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多元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是会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通过构建校外实习基地、校内模拟实验中心、社会实践、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等为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 2.课程设置体系应突出重点。为了实现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构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理论教学体系。将相关课程进行整合，并提高实训课程的比例，重视学生手工模拟训练和电算化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会计人员的分工合作和会计核算过程，熟悉财务软件的开发和使用，真正使学生毕业后无论从事什么会计岗位都能快速达到岗位要求，胜任会计工作。 3.改革会计学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教学方法上，通过课堂讲授与实践教学管理，使学生具有有较强的决策能力和敬业精神。我校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理应以“立足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周边为目标”来培养会计学专业人才。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会计学专业建设应具有一支整体素质高、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既有扎实的理论素养、道德水平，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方面加强会计教师的后续学习和教育，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定期到校企合作单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实验室或实训基地学习指导，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担任社会职务。 5.走“校企联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如果不经过产业实践这一环节的锻炼，就不可能有很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就不可能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6.走“双证或多证”的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大部分行业不同，会计行业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即所有从业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上岗资格证，将基础知识学习、岗位能力培养和从业证书培训三项内容连成一体，为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获得会计电算化、会计从业资格、初级会计师等相关资格证书。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配合，任何一个要素得不到保障，都会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最终实现。 本科会计学论文:非会计本科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本文在分析非会计本科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课程时间安排，课程内容设计，授课老师调整，建立兴趣学习小组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会计学；课程；教材；学习小组 1引言 《会计学》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中，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门重要商业语言，对市场经济中的公司、企业、个体等微观主体相互沟通、相互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鉴于会计的重要性，在许多高校的二级学院，如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等下属的非会计本科专业中，一般都会开设一门《会计学》基础课程。开设时间一般会选择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学期。由于商学院下属的专业比较多，如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而各个专业又各具特色，专业对课程要求也不尽一致，为此，会计教学任务就比较烦琐和复杂。如何针对学生具体特点合理安排会计教学任务，完善课程教学内容等问题就值得深入研究。尽管目前有学者对非会计本科《会计学》课程教学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叶映红（2011）、刘亚莉（2010）、张健（2010）、蔡香梅（2010）、祝素月（2008）等，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对策，但鉴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会计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如何针对经济发展的形式，与时俱进，对《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仍很有必要。笔者根据对非会计本科专业《会计学》课程教育的一些具体体会，拟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2非本科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问题分析 2.1学生认知理解存在差异 学生对《会计学》这门课程的认知和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专业学生对《会计学》课程认知度不一样。如企业管理和财务管理专业类的学生，对《会计学》比较重视，学习兴趣普遍比较浓厚。而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等其他类的专业学生对该课程的热情度并不高，上课时表现得比较漠视和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在同一个专业中，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认知程度也不一样，并且差异分布非常明显。在同一个专业中，除了极少数学生表现得非常优秀和具有很高的学习热情外，大部分学生对这门课程普遍表现得非常一般。在以前的考试中，也出现过大部分学生不及格的情况，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2.2《会计学》教材内容繁杂 在《会计学》教材内容设计上，常规教材会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有会计学原理的基本知识，有初级会计实务的一些内容，也有中级会计学的部分讲解，同时也包含了成本会计学的一些计算技能，财务管理的有关原理。像一个大杂烩，本想无所不包，但又都是浅尝辄止；本想面面俱到，但又都是点到而已，把会计学专业的一些基本内容堆砌起来的痕迹比较明显。导致学生上课容易产生走马观花的感觉，从一个层面转到另一个层面，在没有消化吸收的情况下，只能囫囵吞枣后再接受另一个知识点，因而容易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教学难以达到期望效果。另外，由于当前注重实践教学和公共课程教学，《会计学》课程由原来的每周三节压缩到每周两节，在课时压缩，以及该课程内容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老师授课计划安排也是捉襟见肘，难以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深入讲解，而由于针对的是非本科专业，其学生对《会计学》课程没有专业知识基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如果讲解时间过快，则更加难以接受，最终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 2.3片面强调专业性 由于在不同的专业都会开设《会计学》课程，有些专业负责人对这门课程还存在认识的差异。尽管这些专业负责人都认识到了这么课程的重要性，但是在怎样开设该课程时，比较一致的意见还是强调会计教学要与自己本专业息息相关，例如酒店管理专业负责人就希望开设《酒店会计》，旅游管理专业负责人就希望开设《旅行社会计》，物流管理专业负责人就希望开设《物流会计》。这些专业负责人认为，只有开设与本专业有关联的课程，课程设计才能彰显专业特色，课程设计才能合理，学生的学习才能紧密地围绕本专业进行，否则，就会对本专业的学生培养不利。由于比较片面强调专业性，导致课程开设比较分散，给任课老师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2.4专业教师力量薄弱 由于《会计学》课程一般在管理学院中的每一个专业都会开设，授课任务繁重，而会计学专业老师又相对不足，因此，有些学校会让非会计学本科或以上学历毕业的老师去讲授《会计学》课程，由于是非专业背景，教学难以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同时，也会因为师资力量的相对不足，有些学校还会集中上课，把各种不同专业，如企业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的学生集中起来授课，造成一个班多达一百多人的现象，大班上课效果差强人意，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也容易造成学生认为这是一门公共课程的印象，上课不太重视。非专业背景老师授课，教学任务又非常繁重，容易导致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疲于应付，难以有效展开教学工作，最终致使会计学课程教学效果较差。 3会计教学改进措施 3.1课程安排 笔者认为，由于会计学内容较多，仅仅利用一个学期讲授《会计学》，并且一周只安排两个课时，效果不太理想。鉴于会计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因此，对管理学院和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知识，不仅对本专业的知识掌握有益，也能在未来工作中对公司或企业的经济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和把握有着很大帮助，所以，课程安排要适当延长和改进。建议把会计学分为两门课程进行讲解，一门是《会计学原理》，一门是《初级会计实务》。《会计学原理》课程的开设是为后续的深入讲解做准备，其本身也是一门会计学入门的重要基础课程，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原理课程结束后，再开设《初级会计实务》课程，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的节奏比较适度。而《初级会计实务》课程的开设能够满足非会计本科专业学生对会计学知识掌握的要求，对他们工作岗位所要求具备的财务知识也已足够，因此这两门课程的开设就能够达到学习会计基础知识的要求。开设的具体时间可以选择大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每一周开设两节课即可。这样安排的理由是因为大学一年级以后，学生的公共基础课已经基本完成，新知识的探索欲望比较强烈，同时，学生的心态也比较稳定，知识接受的效率会相对较高。而两个学期连续开课，是因为这两门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连贯性，需要不间断的学习，学生的学习效果才会比较理想。 3.2课程教学内容改进 在课程内容安排上，需要适当简化，不需要过多讲解会计学若干基本原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这对短暂学习会计学的学生而言，容易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最终导致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让他们产生足够的兴趣，应该以故事性较强的经济事项为主线进行讲解。由于会计学与现实中公司企业的经济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编制生动活泼的实例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且，在每一个小段实例讲解完成后，需要及时讲解如何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鉴于这三个关键报表在会计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深刻理解企业财务的关键作用，对这三大报表进行反复讲解很有必要，这对学生深刻理解和掌握会计学知识非常有意义。 3.3授课老师调整 由于非会计本科专业的学生接受的《会计学》教育时间较短，而所要求学习的范围包括会计学基础知识，初级会计实务的基本内容，成本会计和管理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内容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授课老师需要在一两个学期把《会计学》课程的核心内容比较完整的讲述清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因此，不能随意安排老师，特别是没有会计专业背景的老师去讲授这门课程，而是需要从会计专业教研室里选派经验丰富的会计专业老师，他们专业知识背景深厚，视野开阔，理解透彻，高屋建瓴的讲课自然就会生动有色，学生容易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学习效果会极大提升。 3.4组织兴趣学习小组 由于非本科专业的学生对会计的理解和热情度存在较大差异，有一些特别喜爱，一接触这门课程后，就会沉浸其中，有的甚至萌生转专业的想法。另外，大部分的学生对这门课程表现一般，不以为然而难有学习热情者还是占大部分比例。所以，除了平常进行课程教学外，针对少部分难以“吃饱”会计知识的学生而言，应该开设“小灶”对他们进行特别关照，也就是成立兴趣学习小组，在授课老师特别指导下，共同探讨学习心得，这对他们的学习会很有促进作用。笔者所在学校也有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接触会计课程后，有主动转专业的，并且毕业后进入会计主管岗位，工作成绩斐然。在现实中，也遇见过一些非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通过几年努力后，考上了注册会计师，在会计事务所里工作也表现突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这门专业的特点有关，会计学专业起点较低，尽管平时有较多的数据核算量，但对数学的要求并不高，具有中学数学水平的能力就已经很充分了。对会计知识有特别热情和特别感悟的学生，就具备了成为会计人才，甚至成为高级会计人才的潜质。对他们需要细心培养，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指导。此外，尽管每一个班的特殊人数较少，但非本科专业比较多，汇总起来人数不容忽视。把这群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成兴趣学习小组，不仅方便老师指导和他们相互之间帮助和促进，对带动其他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很有裨益，这有利于会计教学工作的深入展开，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本科会计学论文:论会计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摘 要：本科会计专业学生的应用型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是国家、社会、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在分析会计专业设置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得出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国家复兴、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在课堂教学、课外实验实训、网络化教学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关键词：会计专业；培养；应用；实践；能力 会计学是所有本科专业学科中应用性、实践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较强的一门学科。根据学科性质以及国家、社会需求，本科会计专业设置的基本目标是掌握会计学基本理论与相关知识，掌握会计学基本方法，通过设置管理会计、财务会计等相关课程，培养具备财务会计、审计管理、合理化运作资产、有效进行金融资本管理与经营（理财）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并且能在社会实践中独立从事财会事务以及其他相关事务的专门人才。由上可知，会计学是一门理论知识研究与实践能力需求并存的学科，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界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实践与深入，会计学越来越倾向于应用实践型，国内大多数企业对于会计专业应用型人才也是“如饥似渴”，这直接导致了大学会计学教学理念的转变，也引发了研究、探讨全新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大量适应现代化企业要求，具有较强操作、应用等方面能力的学生的热潮。那么，新形势下会计学专业设置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要性在哪？教学中应该采用何种教学模式？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下做出详细的论述。 一、本科会计专业设置的社会目的 在分析研究会计学设置的社会需求目的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会计”的基本职能（也就是会计是干什么的）。根据对“会计”的产生、发展、定型、再发展等过程的历史研究，我们知道“会计”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管理需求的产生而出现、发展并不断完善起来的。由此可以总结出“会计”的职能主要有：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对单个经济活动的分析与决策；对“会计”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由以上对“会计”职能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大学会计专业设置的社会目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经济监督。这一职能主要针对的是政府（例如财政部）、团体组织（例如银监会）、事业单位（例如大学的财务科、室）中从事财务管理的人而言的。而根据会计学的历史研究来看，国家对于社会经济事务的监督与管理早已有之，例如唐宋时期的户部尚书，便是负责会计工作的高级官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一直存在。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管理决策向监督引导转变。但无论何种方式，政府中的财务会计人员都是用货币对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占用的资产和发生的耗费进行系统的计量、记录、分析和检查，从而制定合理的经济指导政策。 第二是企业管理。“会计”是国家经济职能的同时，它本身也是现代经济组织（主要是公司）实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公司中的会计人员主要从事着本企业的财务预算、财务审核监督、报表编制、资金记账、合同审计、账目制作、税务分析、税务筹划等工作，可以说企业中的财会人员真正掌握着企业的全部“家当”。这种情况也可以从财务经理或者是财务总监往往是公司的重要管理者和决策者上看出来。企业掌管者高薪委托或者聘请专业的会计人员负责企业经营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专业的资本管理与运作，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第三是学科研究。会计学除了实践应用属性以外，专业学科的可研究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属性。会计学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对其做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是国内大学的核心课程之一。此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会计学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催生出了《成本会计》、《税务会计》、《会计电算化》、《管理会计》、《会计信息系统》、《财务报表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种类。因此，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在注重培养学生会计实践应用能力的同时，也要重视会计学理念的学习与研究，以增加学生专业课理论深度，目的是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 二、培养应用型会计专业人才的现实必要性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国家复兴的需要 2012年11月29日，率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讲话。这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务实”的工作作风，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于应用实干型人才的渴求。早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而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修订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中也明确指出：“为适应2l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专门人才。”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培养应用型人才不仅是学校教育的目标，更是国家复兴的需要。 （二）应用型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内企业在招录会计人员时不约而同地都要求必须具有实践应用能力。例如“万科实业”在招聘会计员时就明确规定招聘具有编制会计报表、设置各类账单、及时记账、核算审计、审核资产、纳税申报、成本核算、财务分析、固定资产管理等方面能力的会计专业毕业生。此外，“万科实业”在招聘财务部经理时还规定了其他方面，例如编制财务计划、拓展融资渠道、审计财务、报税业务管理、收支管理、投资决策等。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赚取更多的利润，促进企业成长，专业会计人员的加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可能性加大。从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角度来看，就业是他们在学业结束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的目标。因此，在这样一个供需关系中，起到桥梁作用的就是以上所提到的各项会计实践技能。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看到这一点，并且在这方面起到主导性作用。 三、会计学专业实践应用型培养模式的具体做法 （一）课堂基础教育 在平时的课堂教育中，我们应该学会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理论是实践应用的基础，二是在重视实践应用培养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于理论的研究。会计基本理论在会计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在实际学习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往往忽略对其的学习，认为理论只适合做研究，对实践应用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根据对会计硕士、博士及企业财务主管等人的问卷调查，绝大部分认为基本理论对于会计的实践应用很重要。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中主张采用“逆向思维法”，即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实验等方面采取与“正向思维”教学法相反的方法。例如在课程设置时，可以采取“成本会计学课程、财务会计学课程会计实践学课程基础会计学课程”的方法。再比如在学习会计六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时，可以先分析一个企业的财务构成、财务管理流程，然后再提炼出上述六要素。 （二）课外实验实训 课堂以外的实验、实践是培养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案例分析操作实验，二是毕业设计社会实践。 案例教学是以一个真实事件或者是假想情节为载体，以让学生“设身处地”或者是亲自担当的方式，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常用的实验方法有：会计综合实验、ERP综合实验、税务筹划实验、财务审计实验、计算机应用实验等。例如可以让学生自行组建两家“公司”，以团队的方式进行企业财务会计规划实战演练，以最大程度地增加企业利润为准。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可以通过财务规划、税务谋划，在企业财务管理、审计、贷款、融资、原料采购、生产管理、市场开拓、生产设施改造等经营活动，亲自操作，亲自谋划，分工合作，达到锻炼应用技能水平的目的。 实现会计专业应用人才培养的另外一个方式是毕业设计社会实践，这是由于此环节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社会实践不仅是教学的一个过程，更是现代企业要求会计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例如“万科实业”在“任职资格”一栏中就要求应聘者具有“三年以上财务类工作经历，一年以上中型以上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因此，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尽可能多地涉及不同岗位，特别要重视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例如银行、房地产公司）的实践经历。因为这不仅可以熟知相关岗位的会计业务，掌握经济领域的相关社会知识，而且更是应聘时的重要资本。 （三）网络化教学的应用 随着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大中院校借用网络技术提升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必然。本科会计专业网络化教学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课堂教学方式的网络化，二是课外实验的网络化。首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应该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改善教学效果的同时提高教学活动的开放度。例如在学习《基础会计》中的基本理论时，PPT的演示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基本理论的精髓隐藏在课本大段的论述当中，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需要学生自己总结。所以教师利用PPT将基本理论的精要、各理论间的联系，通过总结、图表等方式展示出来的时候，学生的理解就会加深，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我们还可以开设会计类网站，将课件、大纲、试题、案例等相关资料上传上去，供学生们自由下载，丰富了他们的课外学习。其次是课外实验的网络化建设。目前，市面上的会计软件层出不穷，为我们的课外实验网络化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相关软件建立课堂外的虚拟化实验环境。例如设置会计财务管理系统、会计审计模拟系统、收支管理模拟系统、银行结算模拟系统、税务筹划模拟系统、生产资料订购模拟系统等。在此特别提出的是，ERP沙盘模拟系统对于在校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此系统，学生可以将自己扮演的身份具体化、现实化，在虚拟的企业中充分展示自己的会计才华，同时也可以体会出团队的重要性，为以后的“职场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本科会计专业的应用型培养模式逐渐趋于多元化，大中院校或者教师在选择时，应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定，通过分析研判，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本科会计学论文:普通高校会计学本科教育培养新模式研究 【摘要】会计本科毕业生近年来出现了就业难的现象，同时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实际动手能力不足表示不满。文章认为，构建高校会计实训服务外包模式能够达到促进会计本科毕业生顺利就业和培养中小企业需要的管理型会计人才的目的，从而实现高校与企业双赢的目标。 【关键词】会计实训 服务外包 会计学 普通高校会计学本科教育是我国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的基础，对改善我国会计人员知识结构有重大意义。但是伴随着近年来的大学招生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普通高校开设会计学本科课程且培养模式单一，使会计学本科教育与社会实践需求严重脱节，造成了一方面使普通高校会计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会计工作，另一方面造成了众多的中小企业找不到有实际动手能力、懂管理的会计人才的局面。通过高校会计实训服务外包模式这种教育培养新模式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一难题。 一、普通高校会计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普通高校会计学教学现状大都遵循“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尤其是扩招过程中，新设立会计学本科教育的普通高校。这些高校的教学模式往往是学习借鉴其他财经类院校的经验，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会计素养较高，但是，会计实务的实践能力一般较差。大学会计学本科教育中的实践训练课程，基本上没有设置或设置较为简单，不能满足学生对会计实践的需要和企业对人才标准的需求。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集中在三个方面。 1.高校自身方面。会计学本科教育的高校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普通高校会计学培养目标往往选为国际会计人才，会计培养方向是注册会计师、ACCA、CIMA、CMA等。这样的定位显然过高，而自身培养能力又严重不足，使得培养出来的会计学本科毕业生不能适应企业的工作要求。若进入大型国有、外资、民营单位，还可以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但是社会需求量最大的却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发展阶段的小型企业，他们对会计人才的要求全面、自身又没有能力和精力培养所需要的会计人员。这是高校教学定位与社会现实企业需求的矛盾。 2.高校教师方面。会计教学老师的理论素养一般较高，大都是硕士、博士学历，重视科研、轻视教学。年轻的会计讲师的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科研上，这与高校职称评比体系有关。会计老师的理论教学一般以课本为主，由于自身从高校毕业到高校任职的经历，很少在教学过程中补充相应的企业会计实务的知识，基本上是为教学而教学。这是高校教师自身实践能力欠缺与高校职称评审体系导致的结果。 3.培养模式方面。我国会计教育有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分层次的教育体系。伴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大、中专院校会计教育呈现出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往往通过企业订单式模式，为订单企业培养会计人才。近年来，高职院校会计教学还出现了通过与国外院校、会计团体、企业联合互动教学的模式，为学生的就业提供保障。会计学本科学生面对就业竞争，如何体现出本科教育的优势，尤为重要。在我国会计人才中，高端管理型、国际型会计人才严重缺失。会计学本科毕业生要树立目标争取突破，才能在会计职业生涯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会计学本科大学生崇高理想与现实社会中企业人才需求的矛盾。 二、会计毕业生用人企业的需求分析 大型国有、外资、民营企业一般是大学会计本科毕业生追求的理想工作目标。但是，大型企业会计人才的需求数量有限，对人才的要求定位又较高，因此大量会计毕业生的出路是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具有数量众多、发展较快、会计人员需求量大的特点。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快速发展中，对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对记账会计的职能开始淡化，对管理的要求有了进一步提高，懂管理的会计人员非常受欢迎。中小企业往往自身却没有能力培养会计人才，因此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式的培养模式只适用于大型企业集团。 三、高校会计本科教育新模式――会计实训服务外包的设想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性的IT业务和基于IT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服务外包的涉及范围通常有商业流程外包（BPO）、信息技术外包（ITO）、知识流程外包（KPO）。服务外包的内容有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服务、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知识产权研究、工程设计等领域。 针对普通高校会计本科教学现状，可通过外包给专业的会计培训企业或专门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设置专门的会计外包项目部）。专业的会计培训企业通过市场，知道中小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人员，通过与高校合作，根据学生的能力，结合高校教学内容，编制相应的会计实训教程，对会计学本科学生进行会计实践能力的培养。参与会计实训的讲师一般是具有多年会计经验、中级以上职称或研究生学历的老师，他们通过对自身工作经历和工作方法的总结，在会计实训中对每一位学生进行指导和经验传授。这就对会计本科教育在实践能力方面进行了补充，提高了大学本科生的动手能力。因为专业的会计培训企业，通过社会竞争，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人才，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更新会计实训教程的内容和教学方式，能够满足不同企业对不同层次会计人才需求的要求。 大学会计实训讲师，通过与学生的互动，针对学生不同兴趣的偏好，对会计本科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和专业的会计类资格考试的指导。针对人力市场会计人员的需求，制定不同行业会计的实训教学，能够根据市场，制定相应的实训教程，扩大会计学本科的就业。 专业会计培训企业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一般有需求会计企业的信息，有助于大学会计毕业生的就业。高校会计教育由高校对企业的衔接模式，变成高校对会计服务外包企业对用人企业的模式，使会计服务外包企业成为高校和用人单位的纽带。 与联合培养模式培养的高职学生相比，会计高校服务外包模式较联合培养模式有以下优点：（1）适合多种行业，尤其是不同时期，社会需求量较多的行业；（2）具备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能够及时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从而满足企业的发展；（3）通过会计实训讲师的经验介绍及不同行业会计实训演练，可使学生了解到企业的需求，端正会计学本科学生的就业观念，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规划。 综上所述，高校会计教育服务外包模式是迅速提高普通高校会计本科教育实践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满足不同企业会计人才需求的有效模式。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高校、学生、企业间的需求。高校会计教育服务外包模式的构想，将为高校和企业实现双赢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作者为工商管理硕士、审计师） 本科会计学论文:对会计学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问题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会计本科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以某高校为例，该校近三年的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质量呈现下降趋势，经分析后得知其存在学生缺乏专业学习兴趣、学习心态浮躁、论文写作实训不足等问题。应从合理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兴趣，重视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鼓励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调研工作，加强论文写作技能培训等方面着手，提高会计专业毕业生论文的质量。 [关键词]会计学 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会计专业本科教育同样也需要通过毕业论文设计这一实践环节，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掌握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的方法；提高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本文以某高校为例，从近三年毕业论文成绩评定结果以及专业指导教师的普遍工作感受来看，论文质量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完善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而另一方面，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状况堪忧。我们希望能通过对毕业论文设计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反思，并为提高现代会计本科生的综合素质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毕业论文设计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毕业论文设计现状 该校的本科毕业论文历经审题、下达任务书、开题答辩、撰写初稿、中期检查、定稿答辩几个阶段。最终要求学生提交不少于12000字并通过答辩的论文。一篇毕业论文要经过指导老师、评阅人、答辩组等签字审核。目前该校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程序和环节是比较系统、完善和规范的；程序控制及监督也是到位的。此外，师资队伍也较稳定，职称和学历结构良好；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稳步增长。在毕业论文指导环节，教师的论文指导能力毋庸置疑。 从表1来看，近三年毕业论文质量优良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中等和及格的比率上升较大。教师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普遍感受到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难度加大，学生难以提交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这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二）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专业学习兴趣 我们曾以该校2011届和2012届会计学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在他们的大学二、三年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只有23.88%的学生对会计专业非常感兴趣，而70.90%的学生对专业兴趣一般，另外有5.22%的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学生对撰写毕业论文的意义和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大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写作仅仅是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是毕业前的最后冲刺，只是为了完成必要的任务，可以应付了事；谈不上对所学专业的热爱，更不用说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实践环节了。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学校和教师是否考虑到学生学习的感受，并引导和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会计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导致学生学习缺乏动力，这无疑会影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学生学习心态浮躁，论文拼凑、抄袭现象严重 现代社会网络发达，在给我们的学习和收集资料带来很大好处和方便的同时，也给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机会。在各种繁杂资讯充斥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学生论文写作心态浮躁者居多，真正沉下心来写作的少。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愿意下工夫研读文献，而是急功近利将收集的资料剪切、复制、粘贴，东拼西凑成一篇文章交差，希望及格就行。不认真按导师的批阅意见修改，匆忙应付了事。学生面对就业压力，疲于参加各种应聘招考，没有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3.资料查阅、调研能力不够 要写出一篇质量较好的毕业论文，需要查阅研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且进行实地调研，取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还需对自己的数据资料等做出整理和分析。就目前来看，学生在文案调研中几乎不懂如何便捷地查阅文献，如何利用学校的资源数据库进行有效检索。此外，他们也不太了解如何去拟定调研问题和明确实地调研的方法。如果作者对一个拟待研究的论题无从获知他人研究现状时，必然无法对此形成理性和感性认识，那么要写出一篇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当然无从下笔。 4.文字运用能力差，逻辑混乱，缺少论文写作前期训练 完成一篇毕业论文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能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按理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较强，但是在提交的文章中仍出现大量明显错误。比如语句不通顺，层次不分明，基本的格式不正确等问题，更不用说论文逻辑关系清楚，有独立见解且具有说服力了。即便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至少能对其他研究学者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表明自己对已有观点的看法及理由，但就这一点学生也较难做到。 课程论文可以说是毕业论文的日常训练形式之一。文献检索、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等都可以从撰写课程论文的过程中获得锻炼。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73%的学生认为课程论文非常有必要；35.07%的学生认为论文写作可以促使自己深入了解本门课程，有一些作用；51.49%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有些帮助，但作用不大；18.66%的学生认为其流于形式，没有必要。调查结果表明，70.15%的学生没有从课程论文写作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我们发现，教师对课程论文指导不到位，过程控制松散。由此看来，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前期训练环节，其教学效果是不理想的。 二、解决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有关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兴趣 据我们调查，94.03%的学生关心所学内容是否涉及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管理问题。学生在走上新的岗位前，也需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储备知识和提高能力。因此学校在毕业论文指导动员大会上，应着重宣传毕业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本专业知识、独立解决某一专业问题的能力；它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的直接检验，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了许多课程，但利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不高，知识要转化为能力，必须通过实践。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多选择应用管理类的论文题目，尽量将所研究的论题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使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技能能服务于社会。如果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与其实习的工作内容相联系，学生能言之有物，则对研究更有兴趣，更愿意深入思考，写出的论文也具有实际价值，更能提高论文质量。因此，学校和教师都应当鼓励和引导学生在实习阶段认真观察、仔细思考，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二）重视道德诚信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我们的大学教育一方面要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和素养培养，另一方面也需重视对大学生道德诚信的教育。诚实守信是做人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它要求人们为人诚恳、待人诚实、做事实在、追求信誉等。诚信既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维持和促进整个公民道德建设取得实际效果和实质进展的关键。 大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关系到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在一定意义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高校的道德诚信教育：1.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施动者，教育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谋生手段，它还是一份培养国家、民族人才的社会责任。教师在工作中应以自身诚信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贯穿在平时教学的点滴中。2.高校需要合理协调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科研并重。教育是百年大计，教书育人为教育之根本，短期内教学工作不能像科研工作一样其成就可以明显表现为论文、课题等成果，但是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人才培养、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这些不是论文、课题成果可以衡量的。3.学校应教育学生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信用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承担起社会、民族责任。 （三）鼓励学生了解、参与社会调研工作 一方面，高校可针对会计专业特点和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查资料、调查研究、应用文写作等与毕业论文工作相关的课程。例如可以开设图书情报学、社会调查方法等课程，使学生可以更好了解如何查阅、消化、利用文献资料，让学生知道如何合理、合法地收集和应用行业数据；使学生掌握访谈、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的技巧。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鼓励教师以自己的科研课题为轴心，在大学的后两年，吸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进来，并当作实践教学环节中的重要一环来加以规范管理，培养学生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创新水平。例如有的高校由专业教师牵头，组织对教师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成立课题小组，利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使学生在进行文化、科技、卫生传播的同时，又可以接触社会、开展课题调研，为大学生科创活动打好基础，也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做好铺垫。这一形式有可借鉴之处。 （四）加强论文写作技能培训 学位论文的写作有一定的规律和技巧，也有一定的规范和范式。合理运用这些规范和技巧，既可以提高写作的效度，也可以提高文章的质量。会计学本科教育除了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基本技能外，平时还应该锻炼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及逻辑思辨能力、文字的掌控和运用能力。这些应该是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始终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1.引入学年论文制，注重平时科学研究的训练。从大学一、二年级就让学生尝试论文写作，鼓励并支持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通过平时的训练，增强学生科研意识，提高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熟悉毕业设计流程。2.严把课程论文质量关。教师要认真指导学生查阅资料，提高其阅读能力和效果。通过指导选题、拟定提纲，最后撰写课程论文直至定稿，进一步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 参 考 文 献 ] [1] 付开镜.课程论文写作过程控制教学法的实践探索[J].高教论坛，2011（9）. [2] 郭朝霞.改进高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教改措施[J].现代阅读，2011（10）. 应用型本科高校成本会计学课程教学探讨 成本会计课程在会计学专业中，是继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之后又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学好成本会计课程，对于学好后续课程，系统掌握会计专业知识，培养合格的会计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成本会计工作岗位在企业里又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需要有较高素质的人员担任，因此，提高成本会计的教学质量是成本会计教学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成本会计课程的特点 1.专业性较强。成本会计课程一般在会计原理、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已经学完的前提上开设，因为成本会计课程需要以这些课程的基本原理及知识为基础；如果不先行学习这些课程，学习成本会计的难度较大；有时学生可能听不明白，不能理解其中的部分内容。任何会计专业课程都必须是在该课程专业基础课的指导下进行，特别是理论性很强的专业课更是如此。成本会计课程中许多方面都需要基础会计、财务会计等课程的基础理论为指导，如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成本核算的账务处理等都是如此。因此，学好这些先行课程，对于掌握成本会计至关重要。在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上，应考虑成本会计课程的这些特点，在安排相关课程时必须考虑先后顺序。 2.核算方法繁多。成本会计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涉及的核算方法较多，如不同生产要素（如材料、职工薪酬、折旧费、外购动力费、待摊预提费用等）的归集分配方法、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成本计算分配方法、产成品成本计算方法等，而且这些方法需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加以选择；另外，这些方法还涉及较多的计算公式，掌握起来难度较大；同时，在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中，成本计算程序比较复杂，各种明细账、产品成本计算单、费用分配表等很多，学生学习起来困难较大。另外，成本会计课程涉及的基本概念也很多，需要加以规范。 3.实务性强。在制造业企业里，成本会计是重要的会计岗位，及时核算产品成本，对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正确计算当期的损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成本会计的主要工作是对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费用进行归集、分配 ，并计算出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成本。同时，还要进行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项工作。另外，在进行成本费用的分配、考核和分析时，还应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工作效果。因此，它是一项实务操作性很强的工作。 二、现行成本会计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现行成本会计课程教学内容滞后。成本会计教学内容滞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在企业中广泛应用高科技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技术进步使企业制造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在我国会计实务界，普遍应用的制造成本法同样面临着变革的现实。而现代成本会计教学内容并没有将这种变革纳入其中，只是停留在让学生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和基本生产耗费，采用传统的产品计算方法（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定额法等）对产品的成本进行计算、分析，编制成本报表。 2.现行成本会计课程教学方式方法陈旧。目前，在成本会计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手段绝大多数依靠自然媒体（如黑板和粉笔），采用“单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式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这种传统教学方式方法存在着不合理性：一是缺乏学生、老师之间的互动。老师只管讲自己的，下课走人，学生反映如何，不得而知。特别现在有些学校学生住在郊区新校区，老师住在市区，除了上课，一学期学生难得见上几次老师。二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自学的积极性。大学生不同于小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磨练，他们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学能力，老师应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充分调动学生的自学热情。显然要这样做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所以“单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已不适应大学阶段的授课要求。 3.现行成本课程会计教学手段落后。传统的教学手段使教学乏味，影响了成本教学效果。在成本会计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涉及的表格很多，教师讲课很不方便。成本会计主要是通过成本数据的前后勾稽关系来反映成本核算流程的，而这种数据的前后来龙去脉关系又主要是通过成本核算的有关表格反映的。由于表格的理解没有文字理解直接，而教师又因授课时、黑板等传统教学手段的限制，不可能将所有成本表格一一在黑板上板书进行讲解，只能一味地从书本上针对表格解释某些数据在各表格中的关系，学生听起来乏味，教师有时难免有厌烦情绪，使得教学效果不佳。 4.现行成本会计教材不合理。现有的成本会计教材使学生难以掌握产品成本的形成和计算全过程。成本会计教材的内容和结构特点，使学生在学习成本费用分配方法时重点放在掌握单一的费用分配方法上，而对各费用分配方法在整个产品成本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环节不加重视； 另外，在成本计算方法的讲解时，所举的例题从产品成本形成的全过程看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案例。 5.现行成本会计课程知识的检测不及时，传统考试不够客观。对于学习者来说，知识的检测不及时、力不从心或无能为力。在这种传统的考试方式下，学习者要了解自己真正掌握知识的程度，只能通过教师提供一些小考、测验等方式进行，而这种方式的时间、时间间隔等全部控制在教师手中。学习者自测的不及时，影响学习者的及时、有效的学习决策。传统考试不够客观。考试一般是由任课教师出试卷进行的，考试的内容由教师决定，试卷的形成主观性太强，起不到考试的客观检测作用。 三、提高成本会计课程教学效果的对策 1.完善成本会计教材及教学内容，适应当前会计环境的变化。一是在成本会计教材中，要加入综合案例成本计算方法的例子，包括：企业成本会计机构的建立，产品成本核算账簿的设置，成本核算原始凭证的填制取得、成本核算方法的运用、记账凭证的填制、成本核算账簿的登记、成本报表的编制等，围绕成本核算的几大基本方法形成近似实战的综合案例，让学生从整体上全面掌握成本核算的具体方法与流程。二是为了适应当前会计环境的变化，在成本会计教材中应当及时加入成本会计新内容新方法 （如战略成本会计、价值链成本核算、非盈利组织成本会计核算等）的教学内容；此外，成本会计教材中还应将成本预测、成本控制、成本考核等内容吸纳其中，以便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空间。 2.运用实践操作情景法和现场教学法。实践操作情景法，让学生亲临企业进行成本模拟，能更好地加深或规范学生对操作技能各个要素的理解与掌握；现场教学法，通过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使同学切身体会到所学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完善会计教学手段，构建成本会计多媒体辅助教学系统。采用成本会计多媒体教学法，能够克服传统的成本会计教学法的不足。成本会计多媒体辅助教学系统，在重点讲授各种成本计算方法的概念、特点、适用范围以及成本计算的有关问题的前提下，更突出地强调各种成本计算方法从要素费用到完工产品成本的整体核算流程的讲解。而且，每种成本计算方法的讲授都应采用菜单程序式教学，将成本核算的程序固定到案例讲解的菜单上，菜单的各个选项是有先后顺序的，只有在前一个程序过程完成后才能进行以后各程序的操作。这样学生对各成本计算方法就有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解和掌握。 4.增强实验教学环节。①多实习。由于成本会计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应增加实习环节。通过实习，使学生能将书本上学习的东西，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考虑建立比较牢固的实习基地，与企业签订学生实习合同。为了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可考虑通过实习基地的单位优先挑选毕业生、为实习单位培训会计人员、教师与实习单位联合做科研课题等方式，鼓励实习单位积极参与学生的实习工作，为学生的实习创造良好的条件，提高实习的效果。②增加校内实验课程。到企业参观或者实习只能解决成本会计学习过程中的部分问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此，主要的解决手段还是应放在学校的课堂教学当中。所以应加大学生做成本会计练习题的数量，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③应编写成本会计实验教材。使用实际工作中使用的真实的账簿、记账凭证、成本计算单等，所列的实务应尽可能贴近实际。可选择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作为指导老师，制定详细的实验计划。学生也要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实验结束后，应撰写实验报告或总结。.. 5.改革考试评价方法。改革考试评价方法，除笔试外，可以采取口试、答辩和现场测试、实训操作等多种考试方式，着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平时测试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测试不一定是卷面形式的，可以是案例分析、自由讨论等方式。 这样对学生进行分阶段测试，力求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既符合会计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又能够减轻学生考试压力，使考核评价伴随学习的全过程。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成本会计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会计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成本会计教学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核评价各方面都要加以改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会计人才。 本科会计学论文:会计学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建设现状分析及优化 摘要：会计学专业本科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关系到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操作能力。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十所高校会计学科实践教学的现状，总结南北方高校在会计学本科专业层次实践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我国会计学专业教学能力的优化措施。 关键词：高等院校 实践教学 优化 会计专业 一、引言 财政部《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在会计人才队伍建设重大工程――应用型高级会计学科建设工程的要求中提出，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需求，要加大应用型高层次会计人才培养。可见，高校在会计人才的培养方面，不仅要注重会计学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打造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本文通过对南北方高校对比分析，旨在分析我国会计学实践教学的现状，并对实践教学设置进行优化。 二、我国会计学科实践教学的现状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南方高校5家，分别是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及宁波大学；北方高校5家，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燕山大学，共十份样本。其中，既包括211或985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也包括发展比较迅速的地方高校如燕山大学、宁波大学；既包括传统的财经学校，如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也包括工科背景浓郁的理工类高校，如同济大学、燕山大学。样本基本能够代表我国会计学科教学的中上等水平。 （二）样本分析 1.实践学分占总学分的比重。中国人民大学等十所高校均设有实践课程，并相应公布了实践教学计划。各高校的实践环节包括：军训、会计专业实验、综合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生产实习等，具体学分要求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北方高校对学生的总学分要求相对比较高，其平均值达到182.1，而南方高校相对较低，其平均值为164.5，可见，北方高校学习时间安排的较满，而南方高校更多的是将学习时间留给学生，提倡学生自主学习。从实践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来看，南北方高校相差不多，基本上在15%左右，其中中国人民大学高一些，达到25%，而吉林大学最低，只有11.9%。从国际上来看，在会计学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均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学分的设置均占总学分的30%以上。对比来看，我国高校实践学分的比例明显偏低，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有限。 2.实践课程的学分结构。从实践课程需要完成的地点划分，可将实践环节划分为校内实践环节和校外实践环节，其中校内实践环节包括军训、专业实验（实训）、综合实验（实训）、毕业论文（设计）等，校外实践环节包括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各高校数据统计分析如表2。 从各高校开设实践课程结构来看，普遍存在校内实习比重比较大，校外实习比重较少的情况。而在英国，采用的是“三明治"教学方法，即“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体系，通过学校课堂教育与企业实践结合的方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近些年，高校扩招，尤其是文科专业的扩招给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以燕山大学为例，2009-2012年会计专业各年招生的人数分别为340、318、320、310人，如此庞大的招生规模导致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尤其是校外实习环节难度激增。 3.实践课程开设情况。上述十所高校在实践课程的选择方面，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体现出一定的区域特色或院校特色。 （1）公共实践课程。会计专业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必要的实践环节有助于学生对学科的理解。因此，上述十所高校都设有公共的实践环节。在校内实习环节，均设有基础会计手工实验、会计电算化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校外实习环节，各个高校均安排1-2个月的实习环节，或集中实习，或分散实习。以上公共课程的设置，体现出各高校对会计实践环节达成的共识。实践环节是会计专业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2）特色实践课程。各高校在会计公共实践课程的基础上，也有着自身的特色。例如复旦大学和宁波大学通过设置课程模块，按照大类进行选课，然后把实践环节融合到各类模块中，先按照通才进行培养，然后再按照专才进行培养。中国海洋大学通过开展“会计学专业大学生研究发展计划（ACSRDP），由系里出资资助完成并验收项目，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燕山大学结合自身工科特色，设置工程技术概论课程，学生通过参观、手工实践方式熟悉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为成本核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经院校，通过与其他学院联合，开展模拟炒股、ERP模拟沙盘等活动，丰富了学生的实践环节。 二、我国会计学科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实践学分所占比重较低 会计实践环节是联系理论与实际的纽带，是学生以后从事会计工作的桥梁。调查发现，实践环节各高校重视程度不一，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集中体现为：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时，理论学时与实践学时安排的教学比例设置不够合理；教师在讲授过程中重视财务理论的讲授，忽视实践环节；个别院校存在实践环节集中进行，将知识点短时间内灌输给学生，导致学生能够吸收的知识有限等现象。 （二）校外实习单位不愿接收 从校内实习环节和校外实习环节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校内实践环节基本能占到实践环节课时的60%以上，这与校外实践环节不好安排有一定关系。企业出于信息保密的需要，不愿意接收实习生。因此，现阶段，会计专业实习的主要单位为会计师事务所，但由于实习生没有会计岗位的工作经历，很难发现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事的多是抽抽凭证、抄抄数据等基础性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基础性工作，实习的目的和效率因此大打折扣。 （三）实验平台设施陈旧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14年间在校生较之1999年的400多万增长了4倍多。文科专业（包括会计）作为“投资少，见效快"的学科，成为各高校扩张的突破口。各高校先后开设了会计专业，但实践教学的经费明显投入不足，甚至个别高校仍然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导致实践教学严重落后于理论教学。 （四）实验师资缺乏，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会计学专业的实验教师肩负着实验室建设、实验平台的搭建和教学任务的指导等工作。因此，实验教师应该受过良好的会计专业教育，并有一定年限的会计岗位从业经历。然而实际中，很多实验岗位的教师或是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或是学校为解决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配偶而安置，他们大都缺乏工作经验，长此以往，导致大家对实验教师认识上存在偏见，不愿从事该项工作，实验师资的素质急需提高。 三、我国会计学科实践教学优化思考 （一）制度层面：学校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 实践教学的实施，需要学校在制度层面，特别是从人、财、物等方面予以重视，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制度的保障。一是提高实践课程比重。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会计学实践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校重视。因此，提高实践课程的学时比例，丰富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缩短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已成为高校会计学教育的重要课题。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从调研的实际情况看，各高校会计学实践教师缺乏，很多实验课程的指导都是由专业教师来完成，专业教师由于实践知识匮乏，导致很多实践课程流于形式。为此，引进具有实践经验的实验指导教师，已成为保证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当务之急。三是构建会计学专业实践平台。学校应加大力度，打造完整健全的会计实验平台，使学生能够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相结合、手工实习与电算化实习相结合，为社会培养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 （二）业务层面：教师优化实践教学课程设置 笔者认为，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开设相应的实践课程，具体应包含表3所列的基本实践课程。各高校会计学专业教师，应从提高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出发，优化实践课程设置，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1.校内实验实训子系统。校内实验实训子系统应包括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审计实务等模块。基础会计、财务会计作为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的工作，应该设置相应比例的实践课，为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打下基础。成本核算要求学生在进行社会调查、对工业企业会计的基本流程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学习，并相应开设成本会计实验。会计师事务所是会计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实习基地，也是学生就业的一个方向，承担着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因此，审计实务实践课程的设置也是必须的。 2.校外实习子系统。校外实习子系统主要设置社会调查和专业实习两个环节。社会调查环节一般应安排在第二学年的暑期，目的是让学生对企业有个感性的认识，熟悉工业企业生产的工艺流程，为成本会计、审计学等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专业实习一般应安排在第七学期，在学生学完所有的专业课程之后设置该环节，目的是让学生对会计工作岗位有理性的认识，实习单位包括企业、事务所、银行等。 3.综合实训子系统。综合实训子系统一般应设置在第七学期，在学生学完所有的专业课程之后，对学生进行分组，模拟一个企业的财务岗位设置和财务岗位职责，通过企业财务系统的运转，熟悉企业的财务岗位设置、内部控制设置等相关专业知识。 （三）推进校企合作，加强“产、学、研”建设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建设一批直接服务于学生实践教学和学校科研成果推广为一体的实践基地。企业是实践教学的主战场，高校应通过多种渠道建立足够数量的实习基地，以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一方面要吸引和聘请企业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起参与实习教学环节的管理和指导，增强实习教学的指导和管理力量；另一方面，实习师生要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积极帮助基地依托单位开展职工技术培训、科技开发和科研等工作，使实习基地同时成为科技开发和人才培训基地，从而在共同合作、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新路子。在此基础上，加强“产、学、研”建设，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双赢。 本科会计学论文: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原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考 摘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现阶段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主要任务之一，如何从实践教学的角度引导学生增强实践能力是改革的核心。本文从目前《会计学原理》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高校实际和自身所在院校的实践改革状况，针对问题提出了若干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会计学原理 实践教学 应用型本科院校 1 概述 《会计学原理》课程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等相关专业的入门课程，其教学过程大致可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阶段。理论教学的目的在于向学生传授基本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实践教学的目的在于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更好地将理论见之于实践。《会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效果的好坏，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在整个会计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渡期，应用型本科院校为适应这一环境变化的要求，从原来的理论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培养，使得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成为课程改革的重点。目前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已陆续对传统的《会计学原理》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商榷。笔者长期从事高校《会计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下面以自身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探讨如何形成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会计学原理》实践教学模式。 2 目前《会计学原理》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实践教学内容划分不合理 从目前教材的情况来看，通常一般的教材都把《会计学原理》的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不同的章节，这样就人为的把整个会计核算过程割裂成不同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一般由教师按照顺序讲解，教师讲到哪里学生就掌握到哪里，尤其在大部分学生的自我学习积极性较差的情况下，对已经讲过的内容很少再去回顾或练习，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学生不能将每个会计核算方式和步骤联系到一起，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对整个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理解。 2.2 实践过程缺乏仿真性 有些院校过分强调理论学习，忽视《会计学原理》课程的实践教学过程，学生很难得到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的机会，有的学校的实践教学也只是安排学生练习一下记账凭证和账簿的填制以及会计报表的编制，同时实践内容所涉及的会计凭证、账簿种类非常有限，尤其是原始凭证（例如支票、增值税发票）等的练习更少，从而使学生没有从根本上了解整个会计实践过程，不利于学生对企业实际工作的理解。 2.3 实践教学软硬件建设投入不足 经过我们调查，当前实践性教学还是以手工实训为主，而手工实训需要大量的纸质材料，例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在学生较多的情况下，会造成大量纸质资料的浪费，这也是很多院校不愿开展实践教学或者实践教学形同虚设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从长期来看，通过购置会计学原理教学软件可以相对节省成本，但我们调查发现很多院校并未购置相应的教学软件，或者有了软件之后硬件条件达不到要求，另外一方面，社会面向《会计学原理》课程开发的财务软件也较少，使得各高校选择的余地不多，造成软件价格较高，这些都是实践教学软硬件建设不足的原因。 2.4 实践课时较少 由于受课时的限制，许多讲授会计学原理的教师片面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略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灵活性。经过我们调查，目前各高校会计学原理课程在教学计划中一般都是64课时，其中实践教学占10课时，实践课时较少，这样的课时结构长时间内没有得到纠正。由于受课时紧张的影响，教师为了保证授课进程与授课计划同步，只能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述，如果想穿插一些案例或课堂讨论内容，就会影响整个教学内容的进度。因此教师在授课期间比较重视理论教学，而忽略了实践教学。 2.5 实训指导教师缺乏 教师在《会计学原理》课程整个实践教学环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优秀的指导教师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教学经验，能够将教材和工作实际相结合进行讲授，能够发现学生实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态度、工作习惯和职业道德。然而在实际中，许多院校都指定没有太多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承担会计学原理的教学任务，这些年轻教师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课程授课经验也不足，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3 对《会计学原理》课程改革的思考 3.1 教材编写方面侧重实践教学内容的整合 在教材的编写方面，应强调《会计学原理》的实践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不断回顾已经学过的内容和本章内容的联系，在讲完所有实践内容之后，应以案例的方式将所有讲授的内容串联起来，以增强学生对整体学习内容的掌握，深刻理解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例如复式记账和记账凭证的关系，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的关系，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关系等，使会计核算方式和步骤联系到一起，从整体上增强学生对整个会计核算组织程序的理解。 3.2 重视实践教学过程 从根本上改变过分强调理论学习的做法，重视《会计学原理》课程的实践教学过程，营造仿真的实践教学环境，使学生真正接触到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原始资料，增加实践内容所涉及的会计凭证、账簿的种类，使学生从根本上了解整个会计实践过程，另外，通过带领学生们参观学院的实训室和实习基地，了解企业会计工作流程，让学生对会计工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初步的了解。 3.3 增加实践教学软硬件投入 随着会计信息化的普及和教学软件的发展，实践教学可以通过实践教学软件进行，这种方式更优于手工方式的实践教学并且可以从长远的角度节省实践成本，笔者所在院校购置并安装了厦门网中网《会计学原理》教学软件，并配备了相应的硬件设施，在我院的实训室中进行一周的集体实训，节省了纸质的实训资料，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凭证和账簿的填写和登记方法，为学生创造了填制真实凭证的机会；同时利用该软件的视频演示，强化了一些基本技能的训练。如开设账簿、装订凭证、装订账簿等，最后可以通过软件的自我测试功能作为阶段性考核的成绩。另外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通过科研和教研经费等方式增加实践教学软硬件的投入，保证实践教学的效果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效果。 3.4 适当增加实践课时 与时俱进修订教学计划，在原有的教学计划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实训课时。例如在原来64课时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实践课时的比例，笔者所在院校在施行教学改革之后将原来的实践课时由10增加到12，这12课时中有6课时是手工实践，另外6课时是软件的上级操作，通过期末学生调查问卷的效果来看，学生普遍认为提升了自己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实践积极性，达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效果。 3.5 重视实训指导教师的配备 实训指导教师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学生的培养质量，高校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取具备丰富课堂授课经验和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讲授该门课程，另外应当鼓励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通过校外兼职和进修等方式提高实践经验和授课经验，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4 结论 总之，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点是“应用性和创新性”，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讲主要是具备较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备自身不断学习的动力和能力，能够快速适应工作环境，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所以在教学上应把握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力度，不断与时俱进，改进自身，才能够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达到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 本科会计学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学精品课建设的思考 【摘要】高校精品课程建设是教育部教学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创办精品课程意味着有优质的教师、优质的教材、优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一系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要达到这些条件却很艰难，这就需要民办高校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精品课程与其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有特色的会计精品课程，并以此带动教学和科研，形成教、学、研为一体的建设模式，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科学的建设计划，创新教育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评估体系，强化网站建设等方面。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学；精品课；措施 一、会计学精品课建设的意义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目的和任务是：促进教育科学观念转变，引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推动高等学校优质课程教学资源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共建共享，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这就意味着要有优质的教师，优质的教材，优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一系列优质的教育资源相配比，但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由于其发展时间比较短，从事第一线教学的教师多数都是比较年轻的教师，工作经验存在不足，对于实践工作经验更是缺乏，对于课程的精华的掌握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教学方法可能也不够成熟。对于会计精品课的建设过程中，由有经验的老教师作为课程的带头人，由会计团队的人员进行参与，通过对会计的理论和实践的集体讨论研究，达成一致，从而统一会计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形成先进带动年轻的良好作用。为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应用性本科高校培养实用型会计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应用性本科高校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 二、建设有特色的会计精品课 应用性本科院校是以“给学生和社会最需要的”为办学宗旨，以外语教学为依托，与国际教育接轨，开放式国际化的鲜明办学特色。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国文化交际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外向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人才支持、智力贡献和技术服务，重点为外企、外贸及国际交流涉外领域提供人才支持。根据这个特色，我们就要创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有特色的会计精品课程，并以此带动教学和科研，形成教、学、研为一体的建设模式。 （一）会计学精品课的组织规划 首先，会计学精品课的教师梯队包括了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作为精品课程建设的主讲教师和负责人，然后教师队伍中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师为精品课程的实施作保障，共同形成了精品课建设的队伍。其主要任务包括：规范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建设课程教学资源、搭建网络教学平台。会计学精品课在建设的过程中，首先对精品课建设进行计划，然后对组织内部的人员进行分工，制定时间安排以及内容要求等等；其次是安排全体精品课课题组的所有教师有步骤有计划的根据制定的计划进行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注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符合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然后完善多媒体教学资源；最后，在精品课实施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不断的开拓和创新，对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精品课程的示范作用。 （二）会计学精品课的建设实践 1.制定科学的建设计划。教育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因此，在建设精品课的时候要以学生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建设真正适合学生的学习计划，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完善和修订形成计划和实践的统一，最终实现教育目标。由于会计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在会计教学中必须要建立会计实习基地，形成校企联合的方式，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2.创新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我们面临的是思想各异，程度不同的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以学生和社会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制定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教学方法、课程考试、课程学分等，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给学生知识，更要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头脑来构建知识，教师用独特的方法，使学生有意识的主动的将方法应用于学习当中，对学习产生一定的兴趣，成为课堂的主宰者，而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引导者和支持者，而不能成为从一而终控制课堂的驾驭者。根据这个教学理念，我们在创建会计精品课时，对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比如，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学，保证每组学生都有优秀的和不爱学习的同学，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形成先进带动后进的良好趋势；在教学中使用双语进行教学，由于外国语学院的特色就是外语教学，所以在会计教学过程中使用双语，使学生了解国际会计准则，了解英文的报表以及管理方法， 在上课时尽量采取小组学习的方法，保证在一个小组内部的学生由学习成绩为优中差的三部分学生构成，在学习过程中由学习好的同学带动不爱学习的同学，最终达到共同进步。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可以说.教师的质量决定着教育的质量，所以师资队伍的建设决定着一个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性条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师构成基本上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两部分构成，要充分发挥这两部分教师的优势，培养出适合学校发展的师资队伍，才能展示出学校的特色教育。外国语学院大力培养师资力量，在精品课队伍中，引入高级职称的人来讲授课程、参与精品课程的建设，从而带动年轻教师的成长，发挥领路人的作用，形成老中青良好的教师梯队。 在对青年教师培养的过程中，学校要求每位教师要做出自身的培养计划，有目标，有计划，逐渐形成为精品课建设的主力军。例如，年轻教师要为自身制定长远计划和短期目标，这就包括授课情况、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情况、职业资格证书情况、知道实践教学情况、编写适合学校特色的教材情况、参与科研课题的情况、撰写论文的情况以及学历进修的情况等等。同时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为实践教学做准备。 4.创新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改革中，首先做到会计实现双语教学，面对国际化趋势愈演愈烈，国外资本大量进驻我国，越来越多的复合型的会计人才出现缺口，所以我校在进行会计学教育的时候，引入国际会计，并使用国外原版教材，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国外会计教育，开拓学生的视野，为以后成为复合型的会计人才做准备。 5.创新教学评估体系。在传统的会计教学中，往往采用的都是期末一次性考试，决定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在新的教学评估体系中，我们引入了过程化教学的手段，随时记录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对各章内容选择性的在线考试，成绩可以自动导人数据库，教师和学生随时都可以进行查询，为教师在评判学生成绩的过程中，增加了定量的判定因素。 6.强化网站建设。在精品课的建设过程中，要求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习题、课件等上网，这必然会推动高校建立更丰富的网络平台，使广大学生能够共享最优秀的教学资源，使教师之间能够相互交流互相借鉴，更新知识体系，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高教学质量而服务。首先，完善教育技术培训工作，对教师实行课堂教学和网络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代教育技术技能的培训。其次，利用多媒体教学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更加注重音频、视频和图片的效果，使其起到帮助消化文字的作用，让教师和多媒体的作用得到共同的发挥。再次，教学资源要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借助于校内网站平台，满足学生的网络学习的要求，实施网络化教学、题库建设、网络答疑等，确保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获得更多的知识的目的。 总之，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建设会计精品课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提供高教学质量和教学实践的过程，在建设精品课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推广，不断完善，为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人才，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科会计学论文:会计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研究 摘要：本文以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为具体研究对象，以此专业教学培养目标以及市场对会计人才所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的需求取向为主导因素，并且通过对国内经济应用类院校相关专业的调查研究，发现并探讨此类高校现行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依据实际情况，对此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 本科 课程设置 一、会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全面，但是基础课比例过高，实践环节薄弱 表1 我国高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比例 单位：% 经过相关数据的查找和调查分析，得到表1。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的本科会计学教育培养模式中，两类基础课共占总学分的49.11%，体现出“厚基础”的特点。然而，仅以课程设置的角度来讲，“宽口径”的宗旨却无从体现体。体现“重应用”特点的实践环节仅占8.64%的学分。 （二）课程设置之间关系独立，忽略相互之间的关系 此专业中，各种课程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的联系很密切，教师在教学中，教学组在研究中，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会对学生造成不好的影响，导致他们会孤立看待每一学科，不能联系的看问题。比如会计和审计，税务会计和税法，会计和计算机会计等等。这些课程的学习只是单一的学习，而忽略了它与其它课程之间的关系。 （三）对课程学习成果不能科学的检验，特别是不能符合鼓励学生参加实践这一点，以适应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 现在大多高校实行：期末总评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期末成绩占到大部分，这样的考评制度容易造成期末成绩“一刀切”的状况，忽略了实践环节的重要性，缩小了同学们自主学习的空间，而且很容易造成“应试教育”的后果。考试对学生考察的要求不仅应该以教学目标相符合，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此课程在学生整体课程学习中的重要程度。每一科目对于每一位任课教师都是唯一的；而对于每位学生来讲只是众多科目中的一个科目。教师愿意强调所授课程的重要度，而忽略了此门课程，在每一位学生学习过程占整体的总课程的重要性程度。 二、产生会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3+A+B模式为主要模式，只体现“厚基础”，没有体现“宽口径” 这是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本科会计学相关专业的培养模式。“3”指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A”指专业选修课，“B”指可供学生选择的其他选修课程。“3”一般占用了7O%以上的学分，“A+B”部分仅占2O%左右的学分。这个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具有较大自由组合空间的选修制度，体现了重视学生基础教育的特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专业课学分占的比例较小，就决定了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较少。 （二）忽视课程之间的交叉和空白 各个课程组之间的交流甚少，甚至同一课程组织中不同课程的任课教师交流也少。导致他们不能及时沟通在会计教学中讨论一些相互关联的知识，不能把这些关联的只是传达给学生。在会计教学中，由于课时紧等原因，有些知识点出在任课教师间相互推脱的状况。比如：“财务报表分析”这一知识点，在中级会计学和高级会计学中都出现，前一任课教师表明在以后会课程中会详细学到，一语带过；后一任课教师又表明以前已经学过，不进行赘述。 （三）把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总评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了实践环节 实习经验对学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然而，迫于时间和课程安排的无奈，学生忽略了对实习的重视。其实，学生对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完全可以和成绩学分挂钩，这样学生既有实践的时间，也有足够的重视程度。虽然不是每门们课程都有实践的必要，特别是到企业中实习的必要。然而，其它相关的实践，比如：对课程相关知识的拓展、对知识在实际中应用的探讨、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这些都可以应不同课程的需要，在平时进行安排。 三、科学的设置会计学本科专业课程 （一）采用3+1+X+Y模式 采用3+1+X+Y模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该模式是指宽口径的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 一个专门化方向课程模块+ X门一般选修课程+ Y门其他专门化方向的选修课程。“ 3 + 1 + X + Y” 本质上已经不同于“3 + A + B” 模式，这样的课程体系能够打破统一路径的培养模式，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自我选择相应的课程，也便于相关领域教学的深入，更好的协调专业课和公共基础课之间的可是关系，便于学生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 （二）教师之间相互沟通，安排好课程，学生进行监督，督促老师完成教学内容 教师之间相互共同少，就应该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学科带头人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显示他们增强交流和联系，带动有在课程上的联系，甚至是改革；同时，作为学生，如果在学习中发现了相关问题，也应该及时想任课教师反映，督促他们完成教学内容。 （三）改革考试、实践在期末考试中所占比例 作为培养学生的院系，应该为此做出努力。多和一些事务所进行联系，让学生们有真正认识自己专业的机会，学以致用，发现问题，再投入近一步的学习中去。在我的调查中，一些事务所，尤其是一些国内的事务所，它们在忙季的时候特别学要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实习。学生有“需”，事务所有“求”，一需一求，如果院方可以在其中起到连接的作用，可以更好鼓励学生参与到实习中去，并且把这些作为相关学科，比如座位会计和审计的期末成绩的一部分，效果会更好。 大家对“期末总评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提出异议。依据不同的科目这只不同的比例，而且应该增加多种形式的考试，平时成绩、实践、小组学习、自学等加进期末成绩里。在校的学习，一般都用考试来衡量效果，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也很有局限性。大学学习是很开放的，很多元的，在与学生们的自学和合作学习，这样可以让他们适应新知识，新环境的能力。而会计学科，作为一个更新快的专业，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比培养他们学习时时更新的知识更有效果。 四、结论 现在的会计教学目标，应该以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为标准，多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多鼓励学生参加实践。现在相关的研究大多数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才能使会计教学跟得上日新月异的会计理论知识，尤其是《会计准则》的变化。我认为，从新准则的，到学者的解读，再带应用到课堂上，时间不短，再到学生毕业，那时恐怕这样的理论知识有过时了。在研究如何学习新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如何培养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这一点上来。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极高的领悟能力，是面对日新月异的会计环境的办法。因为我研究能力和所涉及的范围有限；同时，调查和研究的对象存在局限性，获得的数据缺乏全面和具体性，使得我对此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 本科会计学论文:基于社会责任理念的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会计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德才”兼备会计人才培养的高校肩负的责任也就越大。立足于国内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分析，以“社会责任理念”为导向，系统全面地从会计人才目标的设计、会计课程体系的整合、会计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融合及会计学本科教学质量建设措施等方面构建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社会责任理念；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作者简介：雷振华（1969-），男，湖南常宁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楚攀（1990-），女，湖南湘潭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社会责任理念的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湘教通[2013]223号22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2-0044-02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会计在加强企业和事业财务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等方面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一大批会计人才，会计人才的培养是社会赋予高校的重任。高等会计教育的责任不仅是向社会输送会计知识之才，它还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使会计专业大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成为“完满和完善之人”。[1] 一、我国高校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分析 1.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沈英（2006）[2]对我国会计教育的现状及会计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进行了简要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内涵，并提出了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总体思路及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效途径；朱葵阳（2011）[3]借鉴国外先进的会计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来改变当前本科会计教育定位不准和会计培养目标散乱等现状，并试图通过“跳水会计”理念的引领以明晰高等会计教育的定位，即构建以会计师为基本培养方向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胡淑英（2011）[4]根据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从精准培养定位，突出学科优势；改革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调整师资结构，提升实践能力；提高准入门槛，强化综合素质；拓展实践资源，注重实践效果；加强心理疏导，重视道德教育等六个方面探究高校会计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模式。 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贝洪俊（2008）[5]以市场需求为根本，以提高会计学专业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为导向，以应用能力和基本素质培养为主线，通过两个结合来构建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孔令辉（2010）[6]根据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明确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适时调整办学方向，改革课程设置，培养更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孟惊雷（2012）[7]构建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应不断创新教学策略、学习策略和支持策略，加快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多方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刘丽娜（2012）[8]在社会网络视域下，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要充分利用社会兼职导师、家族式企业关系性嵌入和教师社会兼职等方式，提高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 3.区域性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家瑗（2008）[9]认为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中，东盟国际会计人才培养创新实验班的改革和创新，在目标创新、规格创新和体制创新方面描述了区域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框架；张林等（2011）[10]根据国际化会计人才的内涵，构建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包括培养理念与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教学、考核评价、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资源投入和合作办学等；佘晓燕（2011）[11]国际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创新应该是形成一套以培养职业能力、终生学习能力为目标的实用、综合的课程体系。国际会计人才培养途径创新应探索多种方式，最终形成以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创新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途径。 将“社会责任理念”贯穿于会计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环节融合及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建设之中，在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总体框架内着重加强对会计学本科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理念的培养，从而增强学生的专业操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有利于培养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会计人才。 二、“社会责任理念”下的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设计 根据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状况，一方面需从理论上形成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需从实践上形成为会计人才必备的能力结构。立足于社会需求与个人发展需求的层面，在总结国内外会计学本科培养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建立“社会责任理念”下的会计学本科人才的社会责任理念（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和会计专业能力（基础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相结合的会计人才培养目标。 三、“社会责任理念”下会计学本科课程体系整合的出发点、整合思路及整合对策 1.课程体系整合的出发点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当前社会需要具有多元化知识结构和创新思维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课程体系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关键，只有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合理的课程体系才有可能培养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会计人才。为此，必须找到目前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这是会计学本科课程体系整合的出发点。 2.课程体系整合思路 以“社会责任理念”为主线，构建由“基础能力课程体系、专业技术能力课程体系、创新能力课程体系、社会责任理念课程体系”组成的课程体系，并将传统的思想品德课程及法律、法规课程与社会责任理念课程体系实施融合。 3.课程体系整合对策 课程体系能否实现“社会责任理念”下的会计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能力培养的会计课程整合有三个核心问题，即课程与职业的匹配程度、课程的理论深度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整合程度。只有从这三个维度进行课程的整合才能有效解决会计学本科人才的培养问题。 四、“社会责任理念”下会计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融合 1.会计教学方法改革 会计专业学生“社会责任理念”及会计专业能力的培养必须适应现代会计人才培养的要求，改革传统会计教学方法，增加原创性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变传授知识为能力培养。一方面改革传统课堂教学形式，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动因，以问题为基础，进行发现式、探索性的学习模式；另一方面采用案例讨论、角色扮演、课堂报告或演讲、小组作业、专题报告等方式强化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与会计专业能力的培养。 2.实践性教学环节融合 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实践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创造性地进行运用才有利于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及创新能力。以“社会责任理念”为导向，对“实验、实习与科研”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实施融合，发挥其资源配置的最佳组合效应，强调会计教师和企业会计实践人士的合作，充分发挥校外会计实践基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将会计实务经验和会计人员职业素质教育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理念”及会计专业能力。 五、“社会责任理念”下会计学本科教学质量建设措施 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竞争。各院校需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责任理念”为导向，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质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建设”三项教学质量建设措施。 1.人才培养方案建设是基础 影响教学质量第一因素就是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使学生形成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一种指导思想，是制订课程（会计专业能力课程与社会责任理念课程）体系的主线，不同的指导思想下的培养方案导致不同的人才培养结果。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会计职业定位、能力培养和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根本。 2.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 高质量会计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素质的会计师资队伍，会计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深远。因此，造就一支社会责任意识强、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能力丰富的学校专职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相配合的师资队伍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实现会计本科人才教育目标的关键。 3.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与保障体系建设是保障 要保证会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必须树立新型的人才质量观，形成“社会责任理念”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教学质量管理系统、教学质量信息系统及质量督导机制），构建“社会责任理念”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教学质量实施组织保障系统及校内、外教学质量检查评估体系；建立运作有效的信息处理和分析系统；保障校内、外信息反馈系统的畅通）。 在进行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其与我国的会计环境、教育环境、社会需求相适应。在寻求解决会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动态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会计人才专业能力的培养，更需要注重会计人才社会责任理念培养，只有将会计人才社会责任理念与会计专业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会计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 本科会计学论文: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原理课程改革探索 【摘 要】课程是专业的基本单元，是专业建设的“细胞工程”。课程教学内容及其体系设计是一门课程建设的基础，而如何进行设计，则取决于支撑专业建设目标的课程教学目标，所以，进行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课程教学目标的确定是课程建设的关键。而按照课程教学目标整合教学内容和改革教学模式是核心；按照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构建立体化、动态化、网络化的教材体系是载体；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过程考核体系的建立是导向。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材建设 过程考核 一 会计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上存在的问题 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大纲来规范的，如果教师依据教材授课，教材内容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为教学中的问题。归纳起来，教材内容上的问题有：（1）未从课程的教学目的出发正确地界定教学内容，而产生与后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问题和内容。（2）因会计核算手段从手工方式向会计电算化的转变而产生的某些陈旧过时的会计方法、会计核算形式等教学内容未做剔除处理，仍保留在教材中。 2.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在理论教学上，按照从局部到整体的逻辑关系，构建内容体系。依照这种逻辑关系，先阐述凭证、账簿、报表等内容，后阐述会计的核算形式。这种教学内容的安排违背了人们的认识规律，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在实践教学方面，重局部业务动手能力的培养，轻整体业务的系统性训练。会计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课程，实践教学是该门课程的一项重要的教学环节。但在会计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一般只有会计凭证的填写、账簿的登记等局部业务的训练，而没有会计核算过程的系统训练，如手工会计的系统训练。会计核算的系统训练往往安排在学生临近毕业时的专业综合实验课程中，这种安排不利于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不利于学生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培养。 3.考核方面的问题 考核方面主要存在考核内容、考试题型、考试方式等问题。教材及其配套的教学指导书中有关练习题的形式和内容影响着学生的复习内容、复习范围与复习方式，同时对教师考核内容和考题类型的选择也有明显的影响。教学指导书中一般有大量的客观题，如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和判断题等题型，为了凑数，一些脱离实际或数字游戏式的客观题也不少见。这些大量的客观题成为学生的复习内容和课程的考核内容，一般又采取闭卷笔试的考试方式，这既不利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 改革会计学原理课程教学的主要思路 1.构建以“夯实专业基础”和“应用能力培养”相结合的课程教学目标 以专业建设目标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构建以“夯实专业基础”和“应用能力培养”相结合的课程教学目标。大学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专门人才。依据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注重基础，拓宽专业，强化实践，突出能力的专业建设目标，确定专业定位包括：人才层次定位——应用型专门人才；职业岗位定位——主要从事较为复杂的实务工作；知识结构定位——在复杂的财务环境中从事职业岗位定位应具备的专业知识；素质能力定位——应变日趋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须具有的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2.教学内容改革思路 设置会计学原理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理论与技能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应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财务会计的职能与目标、财务会计的对象与会计要素、会计核算方法及其核算程序，与此无关的内容，诸如已被会计电算化所淘汰的会计方法、为强化本课程的原理性质而纳入的其他课程的内容、为维护某些教学内容的完整性而增加的后续课程的教学内容等应该从本课程中剔除。 3.教学方法改革思路 在内容安排方面，应在讲授各会计核算方法之前，首先阐述会计核算的一般程序（手工会计），然后依照会计方法在核算程序中的先后顺序讲解各会计核算方法，最后讲授实际工作中一般采用的会计核算程序。 在实践教学方面，既要重视局部方法的训练，又要重视整体程序的训练，要改变目前存在的重局部方法训练、轻整体程序训练的状况，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形成一个有效的认知框架。 4.考核方法改革思路 一门课程对考核内容、考核范围、考核题型、考核方式的选择主要是由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的来决定的。具体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考核内容应以实践性知识为主，考核题型应以主观题型为主，考核方式应以实际操作为主。目前考核中存在的内容上理论部分过多、题型上客观题比例过大、考核方式上闭卷笔试为主的状况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应予以调整或改正。 三 目前在“会计学原理”教学改革中已取得的成果 第一，在明确本课程教学功能的基础上，依据本课程教学目的的要求，确定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于那些与本课程教学功能无关的内容从本课程的教学中剔除。在正确界定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了课程教学大纲，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要求教师要依据课程教学大纲确定教学内容，而不是依据教材安排教学内容。 第二，遵循“简单整体—具体局部—复杂整体”的逻辑关系组织教学内容，讲述会计方法和会计程序及其会计方法与会计程序的关系，讲述会计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使教学内容的安排顺序与人们的认识规律相吻合，这样既便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理解，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第三，在实践教学方面，增加了手工会计实训内容，从分析经济业务，填写记账凭证、登记账簿，到编制报表，进行了完整的手工会计方法和核算程序的训练，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专业认知框架的形成，有利于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 第四，教学方式上，采取了团队学习方式。手工会计模拟教学中将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在学生各自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小组成员间可以商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团队学习组织形式，既提高了学生们的团队意识、互助精神，又解决了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 第五，在考核方式上，依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把实践性内容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减少客观题，增加实践性主观题。考核内容符合实际，不搞脱离实际的难题、怪题。改革后本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平时考核、项目考核、期末考核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总成绩的20%、30%、50%。客观题占期末考核成绩的20%，占总成绩的10%。 第六，教学内容改革节省了课时，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本课程在不增加总学时的前提下，增加了16学时的手工会计仿真实习，教学效率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四 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教材建设方面。在我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教师依据教材授课、学生依据教材学习的状况似乎已成惯例。在现有教材内容体系不符合教学改革的要求的情况时，改革工作势必落空。因此，应撰写适应课程教学内容改革要求的教材，以固化已取得的教学成果和满足教学改革的要求。 本科会计学论文: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现有会计人才供需矛盾凸显，高级会计人才缺乏，肩负着人才培养重要使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根据市场需求，探索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会计学专业人才。文章从差别化人才培养、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协调的系统化课程设置、教师科研及教学能力的提高、教学保障评价体系的完善等方面探讨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关键词：人才培养；差别化；实践教学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计学专业人才需求量的增加，我国现有会计人才供需矛盾及高级会计人才的缺乏对会计人才的培养担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肩负着人才培养重要使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明确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最优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注意相关交叉学科专业建设，才能培养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于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要以及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前形势下，按照同一标准进行人才培养的方式强化了市场竞争，造成会计专业中低级人才过剩、高级人才稀缺的结果。因而高校必须适应社会需要及时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生素质、学生意愿与社会需求进行差别化培养，突破单纯强调本专业学科纵向知识的学术性、完整性的传统观念，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专业人才，并建立对就业市场反应灵敏的适应机制。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差别化人才培养 社会对会计专业人才需求从初级到高级分几个级别，这就要求高校对人才培养区分几个层次，由于学生兴趣与爱好及基本素质的不同，个人职业目标及能达到的层次都是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采取不同的培养方案，进行高级应用型人才和普通应用型人才差别化人才培养。在培养过程中采取分流机制，根据自身爱好及综合素质、学生意愿及导师指导意见确定不同的学习方向，进行差别化课程设置，采取选修的方式，灵活设置毕业年限。 （1）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 高级应用型人才要求学生对本专业有纵深的知识结构，需针对专业创新人才要求建立课程体系，强化专业理论课程的系统和完整。同时，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紧密联系，不仅能够处理会计实务，还要进行企业的财务制度制定，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参与企业的管理并提出建议等。 进行课程设计时，各门课程之间衔接及连贯性需要很好的把握，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特色进行教学设计，从每门课程中发现其对企业实际应用的价值，以案例为中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要有适合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二要有相关的能将实践与理论结合运用的任课教师，能够提炼理论课程精华，形成很好的知识体系，三要有良好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职业素质。 （2）普通应用型人才培养 普通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以适应广大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的大众化教育技术人才，能够从事本专业及很多交叉专业岗位工作，需要对学生加强通识教育，使他们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法律、信息技术等相关领域全面的知识，了解商业环境、公司治理，培养商业道德，职业素质，具有会计人员诚信。强调学科的综合性和知识的完整性以及实际工作能力，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应用型人才课程设置应当强调实践教学的系统化，重点培养学生会计业务处理能力、经济管理综合知识运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计算机能力、职业道德素养，尽量减少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数量，增加选修的课程，加强案例教学的比重，提供仿真化教学环境，强化职业教育课程。 2、构建理论与实践课程协调的系统化课程体系。 实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传统的理论实践相分离的课程设置，使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更系统化地让学生接受到理论知识，从而更好地提高大学生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需要构建以培养专业实践能力为核心的开放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教学质量观和素质拓展体系。 （1）革新理论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 理论教学需要系统化，专业课程设置需要精细化，授课过程需要科学化，在授课过程中，需要改变以老师满堂灌讲解的模式，探索科学的会计学专业教学方法。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不强，会计专业综合分析判断能力欠缺，对未来就业和自身的发展没有概念，很多学生没有较强的竞争意识，惰性较强。因此，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活跃课堂氛围，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以教师引导、学生自我学习为主，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调动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为学生营造职业氛围，强化职业教育，提高学习效果。 （2）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应用型人才来说，实践教学体系应该是系统和完整的。在课程设置时，应与理论教学相协调，保证各门实践及实训课程的有效衔接，形成系统化的课程体系，达到课堂实践、阶段实训、综合实训一体化的实践过程。由于学生在企业实习中，考虑到风险和商业机密，往往接触不到财务的核心内容，达不到预期的实习效果。因而学校需要利用好实践教学中心或者采取校企合作训练方式，为学生毕业以后的实际工作与理论缩小差距，也为学生进入工作状态奠定基础。 3、提高教师科研及教学能力，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 高等学校教师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其素质影响到大学会计学专业的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到会计学专业人才的素质。教师除了需要掌握扎实、全面的会计学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外，还需要懂经济、税务、法律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掌控课堂，才能很好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要进行终身学习，持续更新自身知识，并通过科研，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学校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培养双师型教师，使得教师理论联系实际，从而能够生动地开展教学，为教学积累大量的案例资料。 4、完善教学保障评价体系 构建多形式、多阶段、多方位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科学、有效地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 （1）将形成性考核与总结性考核相结合，采取多种考核形式进行全过程、综合评价学生成绩，例如，可以提交实践课程内容方案设计、撰写专题性研究论文等。让会计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考核结果更客观、全面，同时还可减轻大学生们的考试负担，让学生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平时对于本课程知识的积累及应用上。 （2）建立相应的考核指标体系，对不同类别的课程建立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增加考核项目，综合考核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教学工作各个环节的进程进行考核，不断提高教学授课质量及学生学习效果。 本科会计学论文:论本科会计学专业课程设置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相继开设会计专业，会计学毕业生日益增加，其竞争也日益激烈，但会计学专业课程设置之弊端也日益凸显，本文首先分析了课程设置存在的四个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了三个改革畅想，以提高会计教育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会计学；课程设置；问题；改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企业相继在中国成立，会计人员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适应这种需求，会计学专业也作为一热门专业相继在各层次的高校中开设。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全国本科院校共计844所，其中开设会计学专业的有531所，占总数的62.91%。但在目前，我国的本科会计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存在着诸多弊端，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一.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结构不合理 在会计学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过多注重企业会计，而忽视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的教育。而就目前的会计就业方向来看，理财咨询、公务员越来越多地受到毕业生的青睐，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公务员热”，各类学生都一头扎进公务员堆中。这一现实状况就与会计的教学产生了矛盾，企业会计课程（包括会计基础，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等）大约占整个会计专业教学的一半，而金融会计，预算会计等一般只在一个学期开设，无论从学时还是教材来看，都只能粗略的了解，这将导致从事理财金融领域或非盈利组织领域的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脱轨。 （二）课程设置重复 1、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 这三门课程的设置主旨是让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对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进行学习，但正是由于这种渐进的关系，导致教材在编排上存在很多重复。 2、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 这三者存在着以管理会计为覆盖核心的大量重复现象，成本会计面向的是对企业的核算和管理，而管理会计对企业的全面管理就是从成本管理开始的，两者的交叉之处就在成本管理，在内容上包括成本预算、成本分析、标准成本会计、责任会计等；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对象都是价值运动或资金运动，二者在本量利分析、资金时间价值、资金需要量的预测等内容上都存在着重复。 3、税务会计与税法 很多开设会计专业的高校在税法之后又开设了税务会计，虽然税法是以介绍会计构成要素为主，税务会计是以解决纳税主体对涉税事项的会计核算为主，但两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阶段，将二者分割，不仅会给教学带来困扰，更会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三）缺乏实践性 在大学本科的教学中，多数高校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实验课程大多以模拟为主，只是对着电脑操作，根本没有身处办公室严谨工作的感觉。另一方面，学校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学生到企业实习和参观学习的机会较少，以至于学生不了解业务流程，甚至会疑惑所学知识到底有多少可以用于实际，也就无法了解自己与社会需要的差距了；至于实习，一般高校都是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好多同学为了求职而放弃实习机会，实习一般只是流于形式。 （四）专业课设置时间滞后 现阶段，不少高校采用1+3或者2+2模式，开始阶段不细分专业，只学基础课程，虽然这种模式有其优势，但专业课程集中在大三学期开设不仅会破坏学生对专业的热情，更会加重大三学生的负担，大三阶段，很多学生面临考研或者工作的抉择，过重的课程负担不利于其自主安排时间。 二.课程设置的改革畅想 （一）精简课程 在课程设置重复问题上，需要精简课程设计。就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而言，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有关政府机构编写教材大纲，统一口径，确定各自范围：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基础，其应以成本的核算、成本报表、成本基础分析为核心；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重复的专门用于企业内部管理的成本核算、成本预测、成本决策以及成本控制纳入管理会计；而将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重复的资金需求量预测、货币时间价值以及长期投资决策分析等内容纳入财务管理。[1] （二）强化实践 会计实践教学可以分为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校内实践主要是在会计专业实验室开展，包括手工实验和电算化实验，实验可以按课程设置分为成本会计实验、财务会计实验、金融会计实验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会计核算的流程必须强化，让学生对整个会计业务流程有宏观的把握。[2] （三）突出特色 基于我国开设会计专业高校众多但课程设置雷同的事实，笔者认为，各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开展具有特色的会计课程体系。我国开设会计专业的高校可大致划分为四类：第一类，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国内顶尖学府，这类高校可以与西方、国际会计接轨，注重国际会计准则与外语课程的教育；第二类，开设会计专业的一般性综合大学，这些高校大多开设会计专业的时间不长，会计专业一般属于管理学院的小专业之一，这类高校可以强调学生的“厚基础”，要求学生更多地涉猎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第三类，以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为代表的、原隶属于财政部的国内重点财经类院校，这些高校一般开设历史较长，专业细分以及科研水平均处于国内前沿，这类高校可以立足科研，致力于会计准则的修订等专业性研究；第四类，以南京审计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为代表的地方财经类院校，这些院校一般专升本时间不长，但是会计专业办学有一定基础，这类高校可以以实务教学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突出的实践能力。[3]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会计人员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为顺应时代的需求，高校必须改革现行课程设置体系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本科会计教育水平，培养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当然，会计改革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动态地寻求改革方案，提高会计教育整体水平。（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本科会计学论文:导师制下目标驱动教学模式在会计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会计本科教学模式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将不同省份、不同层次高校的会计本科教育进行了理论与实际调查研究。根据比较分析，以及我国的教育资源、会计市场的现状，笔者认为，将导师制下目标驱动教学模式应用到会计学本科教学中，可以将学生需求、学校特点、社会需求、教师特点有机结合，明确培养人才的专业和职业流向，建立具有自主特点的会计本科教育模式。 【关键词】 导师制 目标驱动 会计学 本科教学 目前，国内80%的高等院校都设置了会计学本科专业，会计专业本科毕业生激增，毕业形势日趋紧张。市场需求，包括会计理论界、会计实务界、会计事务管理界对本科生的要求变化都影响着会计专业本科生在校期间的专业学习目标和毕业规划。对国内外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会计专业本科生和教师的调查有助于分析目前会计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外本科会计教学模式比较 1、各国的本科会计教育目标存在差异 美国的会计教育一直把未来注册会计师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作为会计教育的目标，这样在其培养目标的确定上就密切关注社会的需求，特别是注重职业界，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国际大会计公司对会计教育改革的反应。 我国关于本科会计教育目标的观点，主要集中在“通才”与“专才”、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争论上。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根据学生是毕业工作还是读研究生的不同选择划分成两类。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关于本科会计教育目标的定位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层次上，会计人才的需求方并未主导甚至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关于应具备的能力问题分析上，我国未建立起符合自身国情的能力体系，更谈不上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会计本科教育目标的确定。 2、各国的课程体系不同 美国本科会计教育既注重基本知识的教育，又注重通过这些知识的教学来提升学生的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全面培养其分析、表达、交际、合作等多方面的能力。 英国会计本科教育通常与ACCA（英国特许会计师）紧密相连，根据考试科目与内容的调整做相应调整。大部分课程都很注意培养学员实际工作能力，包括熟练掌握会计软件、电子表格和电脑的使用技能等。 澳大利亚的会计本科教育分为三个部分：授课、小组讨论与辅导、课堂练习与辅导。通过这样的学习模式，学生的自学能力、协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在我国，本科会计教育与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互相独立。虽然也有将考试与学校会计教育基本等同的院校，所用的教材就是考试指定辅导教材。但这样，学生接受会计教育的目的就变成了考执业资格，有可能导致学生不专心学习其他课程。 3、各国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 美国会计本科教育强调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包括沟通技能、知识技能及人际技能，同时对专业还要有认同感。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逐步被“教师授课为辅，学生参与为主”的教学方法所取代。 英国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完教材的某一部分或某些文献资料，教师课堂授课是对课外阅读的补充和归纳。会计课程的授课学时并不太多，如会计实务课程，可能每周授课3个学时，但辅导课的学时却有4个。配备辅导教师，分组开设，针对作业或综合练习，导师指定某个学生主持，自由发言，再由导师点评。 与国外相比，我国大多数高校会计教育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师主讲”的教学方法，重视知识的关注，局限在课堂和课本上，不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明显缺乏对会计工作环境的了解和对会计操作方式的形象演示。 二、对我国会计本科教育的调查 本调查在湖北省、河南省、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5个省市各选取了6所综合性重点大学、财经类大学、独立学院，对学生和教师发放调查问卷2000余份，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结合会计就业市场进行了调查。根据所获得的数据，作出以下分析。 1、高校会计专业分布不均衡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高校会计专业开设情况与经济发展程度有着重要关系。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一本院校的数量一般比较多，三本院校的数量一般都比较少，在一本和二本开设会计类专业的比例达到60%以上；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一本院校的数量普遍较少，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较多，在一本和二本开设会计类专业的比例在40%以下。 总体来看，湖北省高校较多，一本院校10所，开设会计类专业的比例为90%；二本院校22所，开设会计类专业的比例为68.18%；三本院校32所，开设会计类专业的比例为75%；高职高专院校达到125所，开设会计类专业的比例为60%。相对湖北省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的会计市场，高校会计专业设置数目过多。 2、对培养目标的认可有差别 目前，大部分一本院校将本科会计教育目标定位于“高级会计专门人才”，三本院校定位于“应用型人才”，二本院校介于这两种定位之间。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一本及二本院校学生认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接受，但也有约20%的学生认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过分强调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不注重综合素质教育，缺乏对学生开拓创新精神、协作交际能力、职业道德水平以及使学生终身受益的学习方法的培养。有56%的三本院校的学生认为本校的人才培养实际与二本院校没有区别，与培养目标脱离，没有自己的特色。 3、对课程体系的评价不高 平均有65%的学生对高校本科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评价不高，参与调查的学生反映教师过分强调专业化程度；涉及社会、人文等领域的相关课程少，不注重提高知识结构的通用性；专业课内容也比较局限，对如税法、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或专业外语等课程缺乏必要的重视；不能较好地启发学生思维；同时某些学校对各种等级证书的硬性要求也让许多同学陷入苦恼之中。 4、互动式教学方法的应用不能一刀切 一方面，从对学生的调查问卷统计数据来看，有38%的学生对目前会计教学方法不满意，认为应该多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另一方面，从对会计专业教师的调查问卷统计数据来看，有28%的二本院校和66%的三本院校的老师认为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有一定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学生互动能力和教师水平两方面。 5、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教师的调查都显示：会计专业师资队伍素质与学校层次及地域都有很大的关系。在高校资源丰富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一本、二本院校，师资普遍得到学生的认可；平均有46%的三本院校的学生对师资不满意；经济欠发达省份和二线城市的高校会计教师普遍反映进修、参加学术活动和深入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比较欠缺。 6、对会计实习实践的需求有一定差别 对于高质量的校内实验、稳定的校企合作单位和实习基地，聘请企业相关人员担任实习导师的需求，二本和三本院校比一本院校的学生要求强烈，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会计专业学生需求更大，这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的以及学生的职业规划有很大关系。 7、针对会计市场的调查 针对不同地域的会计市场的调查显示：会计市场对会计专业毕业生普遍不太满意，认为本科生在校期间目标定位不明确，毕业后往往要有很长的适应期才能进入下一步的工作或学习。经济发达地区对会计从业人员需求更大，对毕业生的学历层次不太在意，更看重人员素质。相比之下，湖北省会计市场容纳能力有限，对毕业生的学历层次、实践能力要求较高。 总之，对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会计专业学生和教师的调查都显示：我国现阶段的会计学专业教育中，培养层次过多，不同学历培养层次的院校之间没有分工协作，同一培养层次的院校之间也无横向协调，结合地域特点和教师特点的人才培养较少，同质化现象严重。 三、导师制下目标驱动教学模式的提出 1、目标驱动教学模式在会计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的会计本科教育培养模式单一，培养效率低下，各高校会计专业不能形成特色，培养的学生缺乏多样性、个性化、竞争力。笔者认为，建立目标驱动教学模式是适用我国教育现状、解决同质化问题的有效手段。可针对学生的地域和生源特点统筹安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培养人才的流向，根据学生特点分类引导教学，达到各高校会计人才培养错位发展，以适应不同层次的会计市场需求的目的。 2、导师制在会计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与学分制、班建制同为三大教育模式。教师同其他社会人一样，也会有“经济理性”，也会有“逆向选择”和“专业兴趣”。将学生需求、学校特点、社会需求、教师特点有机结合，进行导师制下目标驱动模式设立、过程控制和终端评价，可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明确培养人才的职业流向，建立具有自主特点的会计本科教育模式，使学生具有合理的能力结构，能适应会计理论界和职业界的需求。 对我国会计专业教师队伍进行教学特点、科研方向、专业兴趣、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将有助于对教师队伍的科学分类，其目的是结合目标驱动教学模式，建立教师与学生小组的对应关系，以达到教育的最大效应。 四、导师制下目标驱动教学模式的具体措施 1、摒弃“学校工厂、辅导班”式教育目标，定位于“信息平台” 近年来，我国会计教育目标的定位争论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类型方面，形成了“通才”与“专才”之争。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说法得到认可，都不会是一个好的培养目标。人才的培养不应持有一种固定的目标、模式，不能让每个被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标准件，学校也不是考证辅导培训班。学生的能力差别、性格差别等因素导致了每个学生的职业选择不同。笔者认为学生可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最终还是取决于学校、老师的引导，自身对成就的欲望和努力的情况，这就是人才分流中的“看不见的手”。学校可以将自身定位成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根据会计人才需求及其变化规律，以市场需求和能力培养为目标，让学生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并思考要如何成为这样的人才。在这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然会产生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 2、以市场需求为目标驱动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目标驱动为导向，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不同类型的大学分工不同、各有所长，共同保持着整个会计本科教育发展的平衡。研究市场规律，开展实地考察，邀请各方面专家参与设计，分析会计市场与学生生源特点的需求配比，是人才培养体系设计的第一步。应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才规格分析，设计课程体系，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科学的课程评价与反馈调节，因材施教，分类分层教学。 3、基于选择教育理念的走班制学习组织方式的建立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学说”，要通过教育使人有所发展，必定要实行“差异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改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为走班制，学校结合市场和学生需求提供多样的课程，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课程，形成最佳的适合个性发展的课程组合。同时，学生可以通过课程学习或学习小组选择老师，初步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促进学习内容与学生发展层次、发展潜能、教师水平的一致。 4、开放式、关系式课程选择 笔者认为，学校应该依照外部环境、本校教师特点、学生层次、职业规划需求有计划地安排课程，增加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学校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可以确定会计专业必须开设的7—9门骨干课，然后根据学生职业规划设计不同专业课群。这里有两个基本选择方向：一是微观管理层面，比如企业管理课群：市场营销课群、理财、审计等课群；二是宏观或者中观层面，比如行业课群：如房地产业会计相关课群，其主要涉及行业运营知识、施工管理、工程监理等。同时，还可以设置大量非专业选修课供学生选择。 对于不同的课程，可以按照学习的难易程度由低到高，设置为1、2、3三个难度级别。在此基础上，加入关系式课程的组合，在学生自主安排课程时，难度级别为1的课程是大学任何学期都可以选择的。难度级别为2或3的课程中，有些是可以随时选择的，有些则需要学生学习且通过相应的基础课程后才可以选择。 5、教师发挥独特影响力，构建项目化教学模式 会计专业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跳出会计学会计，跳出会计做会计”的价值观，但往哪跳，怎么跳，则应由教师作出导航。师生可以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来进行教学活动，项目可以是教师的研究课题，也可以是课程专业知识专题，还可以是实践技能培养等。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特长，极大地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和创新能力。 就如何改进我国本科会计教育，教育界和理论界研究已久，但大多改进方案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社会、市场、学生和教师的切实需求。本文所提出的只是一家之说，但希望能为改进我国本科会计教育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注：本文是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导师制下目标驱动教学模式在会计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2011B081））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农业农村论文: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努力推进新时期的农村水利工作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水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午，汪恕诚部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十分深刻的报告，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明年和今后的水利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会议安排，我就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谈几点认识。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更新和完善水利发展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经验，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明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也是水利改革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水利工作，必须树立六个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观念。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确保饮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用水安全；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水利建设中避免和减少人类活动对水和自然的侵害；三是节约资源的观念。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树立节水意识，完善节水机制，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四是保护环境的观念。水是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基本要素，要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正确处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五是统筹发展的观念。根据流域、区域、城乡和东中西部发展对水利的不同需求，统筹考虑水资源条件、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科学确定水利发展目标、速度、规模和水平，促进水利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六是改革创新的观念。深化水利改革，理顺体制、创新机制、健全法制，强化水利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水利依法行政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 98’大水以来，水利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利部党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水利工作的实际出发，在系统总结多年治水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出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一治水思路贯彻了中央水利工作方针，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利工作中的直接体现。 几年来，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水利改革与发展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一是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98年以来，中央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2400多亿元，年均投入300亿元以上。长江干堤加固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南水北调和治淮建设全面启动，农村人饮解困、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二是水利改革不断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水务管理体制改革、水利投资体制改革、农村水利改革、水价改革全面推进；三是依法治水力度进一步加大。水法规体系和水行政执法体系逐步健全，科学、民主、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四是水资源管理得到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张掖等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黑河、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引江济太、引岳济淀、扎龙湿地补水等取得显著成效；五是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水利专项规划取得重要成果，重点水利项目的前期工作步伐加快。 但是，从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来看，水资源承载能力下降，饮水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江河防洪标准偏低，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尚不完善，频繁的洪涝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水环境的总体状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水利改革与发展自身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贯彻落实的力度还不够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及安全隐患等问题较为突出，公益性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维护补偿政策尚未到位；水利发展中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约束尚未消除，水利的社会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亟待加强；水利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较低，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还需进一步加快；水库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基层水管单位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亟待改善。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中央对水利工作高度重视，将水利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位置，国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后，仍将继续保持较大的中央水利投资力度，水利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解决水利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水利发展目标和任务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总的来说，就是要把握一条主线，突出三个抓手，明确五个目标，构建六大体系。 把握一条主线。就是要在水利工作中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着力解决好水利改革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突出三个抓手。一是加快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加快发展，才能解决好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水问题，才能提高水利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二是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加快水利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水资源和涉水事务统一管理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利发展机制，才能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的水行政管理体系；三是强化管理。管理是提高效益的基础，也是保证水利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才能使水利工程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才能提高水利管理部门驾驭水利工作的能力。 明确五个目标。一是保障饮水安全。把保障饮水安全、保护人的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突出重点，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改善供水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切实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二是保障防洪安全。以大江大河治理为重点，提高重要防洪保护区、重要城市和重要地区的防洪减灾能力，将洪涝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三是保障粮食安全。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为重点，提高农田灌排能力和农业用水效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四是保障经济用水安全。以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重点，满足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重大战略布局对水的需求；五是保障生态用水安全。以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为重点，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构建六大体系。一是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坚持给洪水以出路的原则，通过河道整治、堤防加固、控制性枢纽、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措施，结合洪水风险管理、洪水预警预报、防洪调度指挥等非工程措施，构建较为完善的江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二是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原则，通过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通过兴建南水北调等跨流域和区域调水工程，形成四横三纵、东西互补、南北互济的全国水资源配置格局，结合骨干水源工程、各类蓄引提工程建设及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提高供水保障能力，构建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坚持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与改善生活条件同步推进的原则，通过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结合人畜饮水、节水灌溉、雨水集蓄、牧区水利、农村水电等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发展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四是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的原则，通过严格的水功能区划管理，实行排污总量控制和水质监测，加强对重要水源地和地下水的保护，逐步恢复和改善水体功能，结合水污染治理，加大中水回用力度，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构建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五是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坚持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坡改梯、淤地坝、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措施，结合退耕还林和封禁保护，充分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对重点水土流失区和生态脆弱流域进行综合治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六是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坚持以信息化促进水利现代化的原则，通过建立水文水资源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水土保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结合水利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构建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 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要着力做好六项工作。 第一，抓好规划的制定和前期工作，打造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整体框架。一是制定好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水利发展面临形势，明确水利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布局、重点和措施，为“十一五”水利改革与发展提供规划依据；二是编制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做好水资源配置工作，根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状况，科学制定主要江河水资源分配方案，为建立国家水权制度、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水资源提供规划支撑；三是做好防洪规划的审查报批工作。尽快形成全国和流域防洪规划成果，为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立洪水管理制度提供规划基础；四是加快重要流域、区域规划及专项水利规划的编制，完善水利规划体系，强化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抓好各项规划的实施；五是加快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为实现水利规划目标和保持稳定的水利建设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可持续发展水利基础。一是加快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重点解决农村群众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及血吸虫病区等水质不达标和局部地区的饮水困难问题；二是加快以治淮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强蓄滞洪区建设，实施重点河段的堤防建设、河势控制和清淤疏浚，加大重点海堤建设力度，加强重要跨界河流整治及国土防护，重视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和山洪灾害防治；三是加快南水北调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搞好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建设甘肃引洮等一批区域性调水工程，积极开发利用雨洪资源和非常规水资源；四是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新建一批大型灌区，对大型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发展雨水集蓄利用，加强牧区水利建设；五是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尽快完成第一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快实施第二批除险加固任务。按照水库建设规划，加强新建水库的论证和审批工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新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妥善处理水库移民安置、征地补偿和后期扶持等问题；六是加快水土保持和生态治理。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搞好黄河多沙粗沙区淤地坝建设，继续实施塔里木河、黑河、首都水资源综合治理；七是加强农村水电和电气化建设。加快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步伐，实施光明工程，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用电困难；八是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设。继续建设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网络建设，加强重点流域、区域、城市及骨干水利工程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水利建设要注重向西部地区倾斜，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水利援藏、水利定点扶贫和水利血防等工作。 第三，加快各项水利改革，理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体制机制。一是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加快区域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二是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的水利投资体制，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建立稳定的水利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好地方配套资金，切实加强水利资金管理；三是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水利项目“代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加快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建立工程管理和维护的投入机制，落实管护经费，推进管养分离，精简管理机构，加强经营管理，确保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四是水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探索准公益性水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完善水利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体制；五是推进农村水利改革。大力推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用水户参与或直接管理。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六是推进水价改革。建立有利于节水的水价形成机制，全面推行阶梯式水价，对不同水源和不同类型用水实行差别水价。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和生态环境恶化地区，要逐步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第四，强化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水利的管理模式。一是建立洪水管理制度。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评价，建立国家洪水影响评价制度，完善蓄滞洪区管理制度，提高蓄滞洪区管理运用调度能力；二是建立国家水权管理制度。抓紧制定国家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建立水权转让制度，培育水市场，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建立水资源节约制度。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在农业节水方面，建立先进的灌溉用水制度和城市、工业补偿农业节水机制，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在城市和工业节水方面，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推广节水技术和器具，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四是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完善水功能区管理制度，确定水域纳污能力，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入河排污口登记及审批制度，加强重要水功能区和重要入河排污口的监控。 第五，加强水利政策法规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水利提供法制保障。抓紧完善《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研究制订水利建设的征地补偿、移民安置、生态保护等政策措施，争取尽早出台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加强水政执法体系建设，规范水事行为，提高执法能力。深化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水平。 在此，我想再重点强调一下移民和生态问题。当前，移民和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水利可持续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水利建设中，要高度重视移民安置和生态保护。根据移民安置环境容量，科学确定移民安置方案，打足移民安置投资概算，保障移民合法权益。要完善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妥善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理念，新建水利工程要认真做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尽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已建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的，要在科学论证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第六，加强科技创新和队伍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活力。建立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攻关，抓好水利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水利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加强水利队伍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培养高素质水利人才，弘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把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是各级水利部门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后农业税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近年来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200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中国的农业税由免征转为彻底取消。我一直认为，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1].免征或取消农业税是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但这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免征农业税对于一些农业税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和县市，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了解到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多。这也就使得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仅就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根源及解决思路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 （一）免征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财力中，上级补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已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 西北某贫困县，2002年当年可用财力为13850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1427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2.5%；2003年当年可用财力14968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2559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3.9%；2004年当年可用财力17449万元，省补助收入15734万元，占可用财力的90.2%；2005年预计当年可用财力10983万元，省补助收入10529万元，比重高达 95.9%.该县34.93万人，财政供养人口8681人，占全县人口的2.49%.县级财政的所有收入远远不够发全县干部的工资。只能发2-3个月的工资。 该县2004年财政赤字4869多万元，如包括挪用的1000多万元的专款，赤字共6000多万元。2004年底累积债务达6836万元。2005年财政的实际支出预计为18928.5万元，支出的主要部分为：人头费（9435万元），公用经费（2664万元），上年结转的专项资金（3887万元），税费改革的中央转移支付非支不可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301万元）、村社干部报酬（191万元）、乡村道路、优抚等（641万元）；预算执行中要求县级财政负担的计划生育（462.5万元）、封山育林、救灾、低保（城市）、防疫、口蹄疫防治、世界银行贷款本息、医疗保险等1347万元。收支缺口预计将达到近8000万元，还还不算没有能力执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配套资金118万元。 免征农业税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收支情况又怎样呢？在该县，乡镇一级的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县级财政，有的乡镇一年没有任何财政收入。镇上每年除了支付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外，无法再有其他支出。干部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1人1年600元的标准）完全靠县财政拨付。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广东某镇，现在镇政府唯一可支配资金是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20万元，市政府每月划拨给镇办公经费4000元，镇级收入大缩水，而各项支出依旧[2].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现在财政全归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二）、为完成财政收入的任务，弥补收支缺口，地方财政部门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以增加入库数额，造成了非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我曾经认为，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免除了征税成本，也就铲除了“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3]，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过于主观，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财政财政，有“财”才有“政”，为了保“政”，必须敛钱。税收收入没有了，只有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上述西北地区某县，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占34.3%，2004年占45.6% ，2005年预计占57.7%. 非税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原收费单位的费用支出，形成了财政收入数字上去了，但可支配财力却上不去的状况。 收费当中的一种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性收费收入，即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该县按当地人均纯收入比例的30%，一对夫妇双方连征7年，2000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社会抚养费5195元，2001年为5485元，2002年5859元，2003年6098元，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增到6388元。2004年该县全年共收缴社会抚养费40多万元，但在地区排名仍落后，于是2005年加大了清欠力度，到7月份已经收上了180多万元。其中收缴往年拖欠款87万元，新增58万元。2005年以前，收缴的社会抚养费10%缴县计生局，乡镇自留90%.2005年后，不再上缴县，收支两条线，社会抚养费的47%用于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的养老保险，20%为办公费用；30%用于工作人员的奖金和补贴。 中部地区一个县，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最少缴纳社会抚养费21900元。据当地的乡镇领导讲，在实际操作中，社会抚养费并没有及时全部缴入国库，坐收坐支现象突出，社会抚养费的最终使用权还是在乡镇，其中有镇村干部的奖金和村里的分成部分[4]. 另外，在一些地区，将“一事一议”变成固定收费，将“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生猪屠宰、农民建房、土葬村民缴纳土葬费的罚款等，成为农村“乱收费”的新源头，“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三）、专项资金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 有的地方政府连“要饭财政”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挤占挪用专项款，有的县一年挪用上千万元专项款来发工资，第二年再用新的专项款来补上，来化解。 项目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费用，但属于“要饭财政”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其结果不是作假，就是把项目放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如真要配套，向群众筹，则必然增加群众负担；从银行筹，则形成新的挂帐。 （四）、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成为焦点。 地方财源的枯竭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4年全国村庄用地2.48亿亩，按当年年度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村庄用地高达218平方米，约是特大城市人均用地面积的2到3倍，比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限额还多98平方米。更值得关注的是，村和社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的来源，政府来征地，企业通过政府和村来占地。改变土地用途，借“地”生财，是目前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绝招。这种行为已经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大的隐患。许多地方频繁发生围绕土地出让金产生的冲突，而矛盾的主要焦点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生，必将给社会带来不安。 （五）、免征农业税对乡村治理结构未来的走向形成挑战，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管理模式依旧占据统治地位。 在税费改革前，农业税和其他收费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是政府与农民之间谈判的筹码。但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不怕干部了，乡村干部失去了一个社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乡镇干部也不需要为收税费来求村组干部和农民了，似乎可以不干事了。实际上，乡镇和村有适合其规模的该为老百姓提供的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果说税费改革的结果是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行，该履行的职能不再履行，该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现在的情况是以往传统的干群关系发生了变化，乡镇和村级组织应由统治型的管理模式转为服务型，可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GDP增长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现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地方上又把阻止上访、防止媒体暴光作为第一要务，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治理结构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二、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出现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突出表现为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级层次倾斜。 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大大地解决了改革之初财政分配关系中“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级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扭曲。总的态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上边对下边是光给政策不给钱，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乡村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各个垂直部门为做工作、实现政绩而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和严重短缺（该干的事没有钱干）并存。各种政府部门由自身的利益驱动，向农民伸手，最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触犯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甚至抗争。 从2003年起，几个主体税种实行省、市、县共享，并且提高了对县一级的上划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增殖税从25%降到20%.县级政府从地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营业税从100%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城市建设维护税从70%降到50%，加之取消农业税，使县级和乡镇的财源更趋薄弱，财政自给能力进一步降低。就目前的财政体制看，已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县级政府除了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外，几乎是一些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税基窄小的税种，有增长潜力的所得税，先是被划为共享税，现在共享的比例又进一步向县以上调整。县及县以下的财力进一步减少，但要保障的方面越来越多。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联结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它应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但一种几乎完全依靠上级补助维持运转的县域财政，靠挤占项目资金勉强度日的县域财政，是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财政体系，无法为县域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如果听任上述趋向发展，这显然与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很将难以实现。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 迄今为止，我国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中，专项资金占很大比重，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在缩小。据从有关部门了解，中国2004年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约1万亿元多一点，其中税收返还占40%，实际转移支付约6000亿元。在这6000亿元当中，专项转移支付占57%，财力性转移支付仅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元，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29%，仅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其余部分用于调整工资补贴，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县乡财政补贴、民族地区补贴等。专项转移支付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门手中，一些部、委、办掌握着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资源的配置权，而且支配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如：农口投资，都是投到一个县这一、二千平方公里，但林业部门管林业投资，农业部门管农业投资，水利部门管水利投资，部门利益的影响和条块分割严重，条条专政导致地方事权的分割，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种体制使得地方上要千方百计来争取项目。尤其是贫困地区，有项目才能生存。有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沉痛地讲，“跑项目的学问太大，但不跑又不行。我们只有盯着项目，犯错误才有条件。没有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追求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或资源成为许多部门或市场主体的重要目标，而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的投放又是“专项性”的，即把这部分专项资金给哪些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的权力掌握在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人的手中，决策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为的成分，那么，严重的设租和寻租行为也将不可避免。专项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门腐败的根源，为毁掉一些干部创造了条件。 （三）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和村组出现的反自治化倾向强化了传统的管理模式。 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自治程度较高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为此，深化农村改革就要进行制度创新。但在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村干部的工资改由上面支付后，村干部民选化将变成村干部官僚化。以前在各地普遍推行 “村帐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现在由外部的“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的财务，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必然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约机制的阙如。 （四）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及相应的政绩观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换。 同志曾讲到，政府要从原来很多情况下直接干预或者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跳出来，要完整地认识并掌握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我理解中央的精神是政府不应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实际上传统的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如东部沿海某省的一个县级市对乡镇书记、镇长的考核，共100分，分3块：（1）双引（引入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看固定资产投入，50万元以上的项目要有4个，其中要有1个项目在100万元以上。这个指标占40分。（2）农民人均纯收入； 占30分。（3）农村劳动力转移； 占30分。后两个指标各乡镇之间差别不大，关键是招商引资，你超额1个，他超2个、3个。最后看加分。尤其外商投资开发农业，比值相当大，一好遮百丑。 传统的发展观、政绩观和考核机制相结合，就导致政府直接操纵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19 90年代，政府出台不少兴办乡镇企业的地方政策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政绩压力以及财政收入的激励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的发展，导致以后乡镇和村负债沉重。近年来，地方政府又为促进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采取各种直接的经济干预手段，如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减免税收；为企业寻找贷款，甚至提供贷款担保；帮助企业上市，甚至捆绑上市。在抓项目、组织劳务输出、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中，政府的不当干预往往引发各种矛盾。群众说，“不怕市场不发育，就怕政府乱干预”。 三、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是深刻领会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思想，明确一个前提，落实两个基点。 （一）明确一个基本前提 即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更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 应加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好改革的攻坚战。国家应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大幅度地减少专项资金，从源头上削减中央各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同时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寻租行为和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杜绝腐败，提高经济效率，真正使财政体制能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职能能否改变，要看其行为能否受到有效制约。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和选拔任用机制，改变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局面，在工作中真正体现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GDP的增长率仅是结果的一个衡量标准，重要的是五个统筹的实现程度，这将最终决定一个地区是否能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是否能有一种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可持续的增长。 （二）落实两个基点 在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大的前提下，农村发展方面一是要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应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点。 为使县、乡镇及村的机构能正常运转，能履行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作支撑，有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为基础。所需的财力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加以充实： （1）调整分税制的结构，财政向地方让利，保证县及县以下有一定的税源；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发当地的资源优势，培植和涵养税源，逐步增加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收入，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2）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将事权与财权一起下放，使转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杜绝“上边点菜，基层买单”的现象。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随意支配农民土地资源的权力。在严格限定国家征地行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农村经营性用地不征为国有，在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让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市场平等地进行交易，发展二三产业，从中获取土地级差收益。 在保证财力的同时，必须加速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使资源能有效利用。防止资金的贪污挪用。 （1）在乡村两级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老板（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可以借鉴有些地方的经验，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村庄的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决定后，交由村委会实施。这样，村代表不仅成了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纽带，而且也是村民参政议政的人。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有助于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就可进一步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2）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在使村级组织有可用财力的同时，将包括土地增值收益在内的集体资产收益与社区农民的直接利益挂钩，使农民群众有激励去监督资源的使用。 （3） 调整地方各级干部的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不同地区之间，一个地区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公务员的待遇差别极大，这种扭曲的干部收益分配体制必须改变。在欠发达地区，基层干部待遇低，任务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乡镇干部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来干，坏人抢着干”。乡镇干部可以使用的资源办好事远远不够，可以控制的资源办坏事绰绰有余。如果这成为一个趋势，即正直的人当乡镇干部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另觅他途，那么就会有人占据乡镇干部岗位，以权谋私，这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对立和冲突，这就是政权瓦解的潜在危险。有的基层干部反映，项目是从下往上跑，干部是从下往上调。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人人都不愿意去基层，不愿去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改革现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这是正确的政策措施。但必须看到，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已经提出自己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背景下，这项政策落实起来将有很大难度。 明确一个大的前提，落实两个基点，转换政府职能，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加大制度性转移支付和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村得以具备满足农民对社会公共事业基本需求的财力；通过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则使农村的财力能真正为民所用，从而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受基本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差距。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近期看，农民不至于因病致贫，因子女上学致贫，可减轻农民负担，无异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使农民有资金去发展生产，去消费，从而夯实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从长远看，能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效率问题，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才能早日实现。 在16届4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此后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必然要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这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实现。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学习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感受尤为深刻。 农业农村论文:论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核心，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论文:论现代农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实施战略 论文关键词 农村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战略 论文摘要 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 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 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 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 050 kg/hm2，提高了60%以上。 4 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 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3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在增加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投入上，一方面通过立法增加投入，要求各级财政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经费；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每年还需拨出科教兴农专项活动经费和重大科技成果推广专项活动经费，用于资助科教兴农成果转化推广活动。 农业农村论文: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研究术——以丽水农村文化信息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文化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整合框架 论文摘要：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出发，绘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并在丽水地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实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和各层级结构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及技术。 1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是指将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的信息，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加工、整理产出具备附加价值的农业信息的过程。然而，由于农业信息资源分散在农业生产、加工、贮运、销售、消费等众多环节，涉及自然、社会、经济三大系统，形成内容上的广义性和信息整合的复杂性．这给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带来很大的问题。同时，农业信息主要服务于农民，具有典型的基础性和公益性，从做好社会公共服务的角度考虑，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开放资源，设立机构，制定标准，投入资金，为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分析 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构造来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要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保护、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信息描述标准的确立和与农业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相关的各部门和机构的紧密配合。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范畴。只有这些环境营造好了才能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按一定的流程顺利开展。至于信息资源整合各层级工作的开展，都与一定的信息技术相关联。 2．1信息资源整合环境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的来源、分布都较广，而涉农部门和信息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度不够，信息安全和信息标准的相对滞后都是导致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困难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问题上来。要处理好由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建构起法律保障、信息安全、信息标准和信息部门都发挥作用的环境．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深入开展和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1．I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加工、和使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法律问题。跨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法律和法规来约束或建立，再加上农业信息分布在各个机构、部门，因而法律保障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急需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传递、检索、分析等应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方面。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政府因其职权而掌握、占有大量农业信息，应该自上而下制定和与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确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正式身份。政府要让全社会都看到其对农业信息化的支持力度和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关注，推动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投入和关注。比如丽水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等重大涉农项目，都由丽水市政府制定下发相关文件和规定。市科技信息中心主持。市级重要机构和部门参与建设，面向全市群体，免费为农户提供各种农业生产、加工技术和销售信息。 2．1．2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投入使用，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增值，让这些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而在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方面。信息的安全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建立起坚实的信息安全保护体系是保障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投入使用的关键。但是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法规、管理、标准技术等方方面面。任何单一层次上的安全措施都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因此，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应该站在系统的高度，运用各种先进的安全技术保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设备和数据的安全。 2．1_3信息资源处理机构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家的核心任务，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处理是国家相关信息部门的工作和任务。国家主要在政策和法律的宏观方面给农业信息化提供支撑，推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开发利用．信息产业部、涉农部下设的信息部门，聚集了大量信息人才的高校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主要负责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整理到最后的投入使用。农业信息资源最后的开发利用成效就要看信息部门的具体工作了。信息处理机构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信息人才来实现。因此，信息处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信息人才优势的发挥和农业信息的处理效果都至关重要。 2．1．4信息标准体系 我国不仅国土辽阔．而且不同区域的气候差异也大．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不可能只选取部分地区．也不可能只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采集方式。为了确保采集到的农业信息资源全面而真实。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层层推送信息的方式，将最基本的农业信息和数据以一种统一的标准推送到最近一级的信息部门．再让这一层级的信息部门将有必要往上推送的信息向上一级传递，如此反复。一些政策性和指导性的农业信息则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送达到用户端，避免信息时效消失。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采集和传播各种不同的农业数据和信息。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无法共享，同时保证农业信息的时效性。 2．2信息资源整合层级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由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层四层组成[51，不同层级承担不同的任务，每下一层级都是上一层级的基础。下面就不同层级涉及到的内容和技术以丽水市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建设的实践进行论述。 2．2．1基础层 基础层是信息资源整合中基础的基础，是信息资源整合的载体，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其中，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源、信息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的购置和调配、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与管理以及用来提供共享和通讯等功能的信息网络系统。 2．2．2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负责数据的描述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处理，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农业信息质量和共享的实现取决于对信息的描述，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只停留在对农业信息进行大杂烩式的汇聚，而是应该将采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尽可能详细和标准的描述和揭示，让用户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这个信息的实质和价值。现在通用的信息描述标准是柏林核心数据(DobmCore)．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而对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则需要涉及到相关的信息处理技术。通过诸如XML等为主的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不同平台间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为信息的共建、共享提供条件和可能。为了响应标准体系的建设内容．在对数据进行描述和数据转换时，需要采用统一的国际或国内标准。 2．2．3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在众多的农业信息资源中检索出用户需要的信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计算机数学算法的完善、提高．使检索算法越来越完善，检索方法越来越简单，检索精确度越来越高，检索速度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些对我们进行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利用都很重要．但是检索的智能化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服务层我们要充分利用知识库的智能检索、自学方法和推理机方法等现存的智能检索方法，结合新近的优化技术和检索标准，提高检索结果与检索目标的紧密度，扩大检索的范围和检索的相似度，同时提高检全率和检准率。 2．2．4应用层 应用层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提供信息利用的环节，通过导航、门户网站的方式向用户提供简便、快捷的信息服务。作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层，它应该承担一般信息资源整合所没有承担的一些责任。比如从农村信息用户的需求角度和信息素质出发．建立适合农村用户思维习惯和水平的导航系统和门户网站：结合各种方式提高农户对获取农业信息资源的兴趣和能力。比如丽水市专家知识系统建立后，注意采用多种推广、宣传方式，扩大农户对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范围．特别是加强农村用户信息素质培养，再加上简单、清楚的条目设计，农户能很方便地在这个系统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1。 总之，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研究是为了提高农业整合信息的增值效用，提高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农业信息系统的使用，提升农村用户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实践运用能力。对信息的利用率而言，不仅取决于用户信息素质的高低．系统的整体构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整合系统投入使用之前，需要多次反复试验．征求用户的意见和建议，以用户的操作和检索习惯为主要设计原则。一个针对广大农村用户需求为主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更应如此。 农业农村论文:试析基于农村文化信息化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信息资源整合技术 信息资源整合系统 论文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信息获取却越来越困难的今天，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是信息建设必经的过程。随着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也提上日程。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原则出发，以分析信息资源整合的关键技术为基础，重点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的实现进行论述。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呈海量化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信息载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也在扩大，导致信息资源量在越来越庞大的同时，分散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同时网络上一些时效性、准确性差和冗余重复的垃圾信息也容易让人们对网络信息产生焦虑。要想在这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成了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信息素质一般的农户而言，更是困难。事实上，用户对信息的要求又必须及时、精准、有效，这就与他们的获取能力形成了尖锐矛盾，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对农业信息的整合来化解。 1.农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资源整合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分散于各个角落的资源，通过系统的方法，运用信息技术，由信息人员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审核、，最后通过某一媒介或终端达到方便使用的目的。因此，在进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之前，要先弄清楚几个问题:其一，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主体是农民;其二，农民的信息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其三，农民需要正确、有用、及时、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其四，农民需要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是方便和安全的。由此可知，在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合时，要从用户自身信息获取水平和需求出发，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达到预想中的目的。 1.1标准化、规范化原则 网络上众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中丰富的资源之所以没法通过某一种方式就可以全部访问，除了商家不同和费用攻取等问题外，最主要是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格式、技术接口、输出标准等方面的不同，都让我们面对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却无能为力。信息资源整合就是要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和与其相关的技术进行整合，共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尽可能宽广的范围内方便地使用已经进行了二三次整理和加工的信息资源。因此，标准之于信息资源整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才能避免因资源重复建设导致的人、财、物的浪费和损失，让用户可以方便、优惠地访问和获取相关资源。 1.2共建、共享原则 遵循标准化、规范化原则其实也是为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打下基础。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为了集中一定范围内有限的人、财、物对信息资源进行深人加工、整理，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松散、部门与部门之间沟通不足等问题，让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布局合理的管理体系，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为农业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创造条件。 1.3信息安全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中的部分数据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国家安全，需要绝对的安全，但是农业信息资源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开放与安全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和开放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要能保证用户方便地使用这些信息资源，又要保证这些资源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而保证信息安全可以通过网络安全区域的划分、中心数据库的摆放位置、防火墙的利用、加强内部监控与审核、第三方认证等方法来保证信息的安全。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关键技术分析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对网络、数据库中包含的对农业生产和销售有指导作用的无序信息资源进行融合、类聚、重组，形成一个新的资源有机整体，保证用户可以方便、准确、及时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因此，信息整合技术的进步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资源整合的步调，需要尽力挖掘新技术服务于信息资源整合和信息利用。 2.1基于XML的数据描述标准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用于描述数据的标记语言，主要使用文档类型定义(DTD)或者模式(Schema)来描述数据，与描述页面的HTML有相似的式。它可以利用We浏览器进行数据确认，还具备易于生成数据的优点，囚此，它可以在不同的部门和部门内部方便地进行数据交换和利用。如果制定出XML的标准并广泛应用的话，那么不仅是企业或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更容易，而且语音数据和动态图像数据这些过去数据库中难以进行处理的数据也能轻松地转换成数据库，这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而言将会前进一大步。再加卜XML独立于平台，有利于跨平台问的信息交流，完全可以充当网际语言，并有希望成为数据和文档交换的标准机制，它所具备的准确表达信息真实内容的特征，不仅可以降低应用程序的负担，也使摺能工具的开发更为便捷: 2.2有关Wel的论述 Intentet采用超文本和超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将信息的链接扩展到整个Internet卜，而Web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它不仅可以让文本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使用户可以从中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在主题的选择上也任意可行。而Web具有的图形化、易于导航、与平台无关、分布式、动态和交互式的特性，让信息资源整合的共享机制建设、适时更新和与用户互动机制建设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We中的图形化显示功能，可以提供将图形、音频、视频信息集合于一体的特性，使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后为农户提供一些非常形象、易懂的信息资源的技术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3有关Wel Service的论述 Web Service是由“3C”标准组织定义的，采用XML通过UML来接口和应用绑定的软件体系结构，这些定义接口可以被其他软件系统发现，并通过基于XML和IP协议的消息通讯机制集成到不同的应用系统。它是继Web访问之后的新一代资源方法，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交互功育挂。 Web Service完个基于XML(可勿展标记语言),XSDXbIL Schema )等独立于平台、独立于软件供应商的标准，是创建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平台，具有跨平台的可互操作性能。通过Web Service不仅能跨越不同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防火墙阻碍而进行正常通信工作，还可以将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运行在不同平台的各种程序方便地进行集成，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界面，甚至在软件和数据重用方面也有所成就。Web Service在允许重用代码的同时，可以重用代码背后的数据C当然，Web Service在通过Wel进行互操作或远程调用时的用处更是显而易见。 3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及其实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就是按照农业信息资源之间的指示关联，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信息资源的优化重组，形成系统化、摺能化的数字资源体系。当然，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过程中，需要标准、法律、安全、机构作为支撑，以保证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功能的实现。 3.1农业信息资源的发现、采集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将大量分散于网络上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筛选、采集。但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杂乱、无序、冗余的缺点也会显现出来。为了避免农业信息资源采集与揭示的随意性、无计划性和盲目性，采集网络信息资源也要严格执行一定的标准。结合农业信息资源和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笔者认为对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需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eq \o\ac(,1)1实效性原则。由于网络信息资源更新过快、链接的时效性强等特点，需要对录人的站点定期进行跟踪，即时清除陈旧信息和死链接，并随时搜索本学科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动态。②实用性原则。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的服务。通过对当前国家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农产品需求等信息的搜索、加工、整理，让用户在进行农业活动时，跟当前农业的发展和需求形势紧紧相联，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减少因信息获取不全或不正确而导致的经济损失。③高质原则。农业信息资源的主要用户—农民的信息获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需要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采集时，遵循高质量的原则，采集一些用户急需的和有用的信息资源。有效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不仅要是该领域全部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高质量也是关键。④内容全面性。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必须以搜集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为原则，不仅要从整体揭示农业发展状况，还要搜集到具体、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搜索范围也要涉及到国内外该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数据库、网上动态信自、网络出版物、学术会议、相关标准和专利等途径获取全面的农业信息。 3.2农业信息资源的描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实现关键的一步就是对所采集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深人的加工、整理，重组为优化的信息资源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描述、转换和处理是重头戏。尤其是对信息资源的描述，是决定今后共享和数据质量的关键，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仅停留在链接一些相关网站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链接的网站类型、内容、特色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和揭示。因此。应从资源标引深度和信电记录的标准化来考虑信点资貌招合的问题。即要遵循一定的数据描述标准和格式，加强信息资源统一描述和标引的建设。现在国内外通用的网络信息资源描述方法主要是都柏林核心数据(Dohlin Core )，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当然已经如此完善的Dohlin Core标准中也会有没有涉及到的内容或我们需要重点提示的内容点，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补充，以求更全面地对资源进行描述。 3.3农业信息资源的 对信息用户而言，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技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这些经过整合的信息资源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这些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方法是不是简便、快捷，而所有信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只能通过信息资源的和查询来解决。农业信息资源的系统需要存储所管理的各个站点的数据，并提供信息、模板制作、系统备份、日志管理及系统的支持文件，存于主服务器上，只有管理员才具备其访问权限，一般的用户不能访问。在信息系统中，要保持界面风格的一致性，系统最好用统一的CSS来定义。同时，为了随时了解用户心理，得到信息使用反馈信号，需在系统中设立适时交流、用户调查和信息内容评介等模块，借助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解决非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一些问题。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农村中职学校农业类专业适应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初中地理　课堂教学　方法改革 论文摘要：中学地理教育在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潮和学校中应试教育思想的双重冲击下，教学水平处在低谷状态。初中地理教学是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最需要突破的薄弱环节。在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初中地理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多年来为当地农村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职业学校新的课题。 一、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来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紧跟社会发展的需求，向第二、三产业方向倾斜，第一产业的农林牧专业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甚至被裁掉。有的学校虽然保留了部分农业类专业，但学生的目标是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将来有利于谋求一个好的职业，没有把服务农业放在首要的人生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30万人(包括农民技术员)，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己超过千分之四，这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农业科技人才的大量短缺与培养科技人才过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即便这样，很多中职学校仍把重点放在对初中毕业生的培养上，这就加大了培养的局限性，培养的数量捉襟见肘。由于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说学习目的的偏离，培养的质量更值得怀疑。 二、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优势 (一)地里位置的优势。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大都地处农业生产前沿，与农业生产能近距离接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职业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农业生产的动态，可以有目的的进行指导和服务。在遇到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典型的、普遍的、共性的问题时，可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治理，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办学经验的优势。 职业学校基本上是从农业技术中学转轨而来，有着多年的办学经验。在对农业人才培养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办学模式，既可以培养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职业技术人才，还可以培养生产一线的农民，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生产知识。 (三)师资力盆的优势。 就目前而言，很多农村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教师占专业教师的20-25%，有的学校这个比例还大。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为职业学校定向培养的师资力量，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农业科技知识比较扎实。 三、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针对目前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现状，职业学校要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农村留得住、能创新、有作为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不但对所学的专业知识精通，还要熟知相关专业知识，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多面手。在实施教学上，要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可以把教室搬到田间地头甚至鸡舍猪圈，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做，从感性认识上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更新旧观念，不断传播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使学生置身于农业科技前沿，用先进的知识武装头脑。加强学生的继续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优良品质，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实践。 农村中职校在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同时，还应把培养人才目标对准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知识，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在职业学校深感农业类专业招生难、在校生少的同时，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队伍急需培训和学习。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苦于无门，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请教，职业学校恰恰是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桥梁，完全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服务农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学校也只有重新对培养目标定位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职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农业类专业逐渐萎缩、招生困难、办学特色不明显等都制约了农业类专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农村中职校生存的根基。将培养人才目标定位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学校将在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会使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 职业学校沿袭普通中学的办学模式显然背离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真谛，职业教育不能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不能把学生埋在书本里，实行开放式教学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培养目的的定位为多种多样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能。培养在校生时可以采取动态的教学过程，根据不同学生的爱好，让他们自己制定农业生产的一个小环节，并付诸实施，教师则针对每一个生产环节进行有目的的指导，这样以来学生就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理论知识。 针对农民的培养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进行，农业类专业包涵了农林牧等专业，不同的行业生产也各不相同，比如从事种植生产季节性较强，而从事养殖生产的季节性就差一些。随着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行业的细化程度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农民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要从基础知识上强化，又要在专业技能上提高。从培训时间上看，种植类专业可以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培训，而养殖类专业可以利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进行。从培训层次上看，可以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后经考试合格后发培训证书:可以注册中职学籍，采取学分制的形式，修满学分即可毕业，享受中职生待遇;可以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工程，按照中央电大学习包的要求，有步骤、系统地进行学习，最后按课程所修学分毕业。 因此，农村中职校在培养模式上要有突破、有创新，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要看的更远，只有采取多种形成是培训，才会有更多的培养对象，职业教育才有活力。 (三)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确定后，就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一定要有针对性，既要考虑到农民群体特征，又要考虑到个性发展;既要有稳固的基础知识，又要有前沿的专业知识。培养方案可以以学习包的形成发给每一个学员，让他们有目的的去学习，在学习以前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做什么，方向的确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业农村论文: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促进新农村建设 摘要：文章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出发，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综合开发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农业综合开发的内容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应有所调整，文章针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党中央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将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改善农业资源利用状况、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我们认为，农业综合开发的根本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农业综合开发的建设内容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作用，通过拓展开发领域等手段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制度的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综合开发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在综合开发中要求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关。农业综合开发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的过程，尤其是农业综合开发要求同时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也正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实现的。农业综合开发所包括的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及龙头项目、专项科技示范项目等几类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村容整洁、农民的生活宽裕及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总体来看，农业综合开发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已逐步成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的一支生力军。 （一）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河北省肥乡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2003年到2004年间，完成土地治理项目总投资291万元，建设面积5000亩；完成打配机井45眼，铺设地下防渗管道40公里；增设变压器6台，埋设地下低压电缆20公里；整修道路20公里，植树6万株，建涵管100处，改良土壤0.5万亩，建良种基地0.2万亩，新建良种仓库300?、晒场500?；购置农业机械3台套，良种机械4台套；推广新技术2项，培训1000人次。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区土壤得到了改良，水电设施得到了改善，真正做到大地方田化，林路网格化，用电安全化，浇地防渗化，地下电缆和防渗管道成网连片。项目实施后不仅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方便了农民生产，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完成后，肥乡县当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4.4万公斤，新增棉花生产能力9万公斤，新增农业产值384万元；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0.5万亩，年节水18.4万立方米。他们还利用棉花和圆葱在种植时间和空间具有互补性、技术易学这一特点，把棉葱间作技术引进到项目区。在不影响棉花生产的同时，间作套种圆葱，实现亩产圆葱4000～5000公斤，增收1500元左右，年人均增收280元。 （二）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促进了农民增加收入 在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时，一般要充分考虑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优势农产品的要求，对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优势农产品项目，要加大扶持力度；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培育优势农产品，努力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稳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竟争力。因此，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体现了政府的导向，在资金上给予了财政扶持，使项目区的农民和干部开拓了思路，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比如河北省魏县天仙果品批发交易市场是该县2002年～2004年连续三年立项重点扶持的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完成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总投资9306万元，2003年实现交易190万吨、交易额25亿元、产值10238万元。在该批发交易市场的带动下，目前魏县全县蔬菜果品基地已达到50多万亩，15万多农户户均增收2500元。 （三）投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的特点，通过统筹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强农田林网建设，支持退耕还林还草，开展防沙治沙，治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河北省邱县在新马头镇的15个村内建设了2万亩棉田膜下滴灌高效节水示范工程，该项目总投资793.16万元，可控2万亩棉田，亩均投资396.58元。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年可节水214.5万立方米，比常规大水浸灌相比，亩可节水107.25立方米/年，节水率达46.6%，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这项节水工程的实施，不但节约了水资源，同时也达到了省电、省工、省时的效果。由于没有了传统的土垄沟，还节约了耕地，增加了种植面积。该项技术采用肥水同灌，肥料效益大大增加，土壤板结状况得到改善。据初步统计，实行棉花膜下滴灌后，亩可增产籽棉50公斤，土地利用率提高4%，亩节电费36元，亩节用工费30元。 （四）投资能源生态项目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遏制生态恶化趋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近些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对能源生态项目的投资，对于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河北省临漳县农村能源生态建设项目是国家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类项目，总投资600万元，建设年限是2002～2003年，分别包括兵马寨、西五岔口、十里后三村的生态文明村创建和万亩示范城中的两个生态猪场的创建。项目新建沼气池501座，单池年产气量达640方；改厕302个，厕所使用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改圈302个，猪圈使用面积不低于7平方米；硬化道路7000米，改良果园67公顷，新建日光温室大棚20个；扶持养猪场2个，存栏达到200头种猪，年产猪仔达到3000头，科技培训700人次，技术示范4项，新增科技范平面积68公顷。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区年产无公害蔬菜4.8万公斤，年产无公害果品110万公斤，年产商品猪8000头，猪仔3000头，年产沼气32万立方米，总计年新增产值720.8万元，利税205.5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95.5元。项目的建设净化了庭院，美化了街道，形成了较完整的农业生态链，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五）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农业综合开发通过不断提高对科技的投入比重，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河北省广平县农开办在2004年冬季，抓住冬闲的有利时机，积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农民搞技术培训，完成集中培训3期，现场培训7次，印发技术资料2300份，培训农民2000多人次，使1600多户农民初步掌握了优质小麦、玉米种植、节水灌溉、无公害蔬菜栽培、金银花栽培种植、配方施肥等农业实用技术，使项目区基本达到户均1～2名明白人，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二、对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丰富的内涵，建设目标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和形势需要而有所调整。从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关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论述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已经进入到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的阶段。在新的农业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适时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尤其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一）进一步拓展开发领域，深化农业综合开发的内涵 农业综合开发必须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进入新的农业发展阶段后，要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注意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要把整个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在进行土地治理项目的同时也要注意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统筹考虑农业生产设施与农村生活设施的建设问题；将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文化、技术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 （二）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的是“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发展”的投入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大。面对巨大的农业开发任务和新农村发展要求，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地方、企业、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尤其是在进行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形成高效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融资体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探索商业性开发、股份制合作开发、BOT等不同投融资方式，以更好发挥农业综合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三）构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基础平台，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保证农民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业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个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要以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为中心，抓住促进种粮农民增收这个重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协调发展，努力挖掘农民增收的潜力；还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延长农民增收的价值链。 （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农业生产、加工等各个领域。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要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以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加大科技投入要围绕项目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进行，着重解决科技进步中的关键和薄弱环节，重点推广优良品种以及与优良品种相配套的种养技术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结合项目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与建设现代农业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 （五）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农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的主人翁作用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要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尊重农民群众的权利，确保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要求，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为形成良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产业化项目必须是能带动农民增收的项目，做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农民利益统筹兼顾。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引导和发挥农民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人翁作用，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活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效率，也将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的民主管理创造有利的条件。 农业农村论文: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摘要]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农业农村论文: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法论 从总体上看，宁夏农村经济现处于“三个并存”的局面：黄灌区粮食过剩、库存多、转化难同山区农民粮食不能自给、生产波动大并存；大部分地区农产品卖难、价格持续下跌同一部分地区生产水平低、商品率低、基本处于无东西可卖的自给性状况并存；部分地区已经以宽裕型小康建设为主或正向建设小康目标转化同少数地区仍以解决温饱为主并存。这种局面，决定了宁夏结构调整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结构调整工作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调整，又要发展，在调整中加快发展，在发展中搞好调整。 一、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掌握规律、抓住重点 要认识宁夏结构调整的规律，首先要掌握它的特点。一是调整的背景不同。过去是在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市场约束增加的情况下提出的。二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过去的调整，主要以增加农产品总量为主。这次调整，是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三是调整的主攻方向不同。这次调整，在向农业生产广度进军的同时，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进军，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延长产业链，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四是调整的力度不同。过去的调整往往是发展的一般性适应措施，现在调整已成为发展的主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些特点决定，新一轮结构调整具有很高的立意和十分丰富的内涵。 要探索宁夏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结构调整角度看，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三个相对劣势和三大比较优势。所谓相对劣势，一是自然条件差，农业基础脆弱。在一些地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结构调整。二是发展水平低，劳动者素质不高。宁夏农业的科技水平、粮食保障水平、加工转化水平和规模化经营水平都不高，延缓了结构调整进程。三是宁夏地处偏远，远距离运输成本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所谓比较优势，一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二是日照长，温差大，养分积累快。适宜发展一些优质农产品。三是地域差异性大，生态环境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业有一定的潜力。从区域特点看，灌区围绕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潜力很大。南部山区适宜发展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建立优质小杂粮基地。这些特点表明，只要能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虽然现在对宁夏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果要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是很难约，但这并不是说结构变动的前景不可把握。抓住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产业，依据市场变化的大体趋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做出大致的，总体构想和规划是可能的，对指导工作也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只要能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有机统一起来，抛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农业生产的老路，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逐步把宁夏建成全国重要的草业基地、草食畜牧基地和林果业基地，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与畜牧业、林果业相配套的加工业也会发展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农林牧综合经营、贸工农一体化的新格局，一个小而富、小而强、小而美，经济繁荣的新宁夏将初见端倪。 这一战略性调整，将贯穿于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个新阶段，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要着重把握好四点；第一、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宁夏由于长期致力于解决温饱，主要解决总量不足的问题，近几年虽然在调整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有成效，但农产品的品质结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总体上是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占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这是当前农产品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调整结构了先要从提高农产品质量入手。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要大力实施良种工程，以引进为主，加快选育。推广优良品种，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要增强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第二、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林果业是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发展草产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是宁夏的比较优势，也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随着大面积山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草，必将带动畜牧业和林果业的大发展。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带动加工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因此，要把草产、畜牧业和林果业作为大产业来培育，使之成为未来宁夏农业经济的支柱。第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据有关资料表明，发达国家餐桌上的食品50％以上经过了多层加工。这说明，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宁夏要立足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设备的引进开发和创新，积极发展多样化、方便化、优质化和系列化食品。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第四、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在当前农民增收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必须牢固树立对农民多给予、少索取的政策思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各级领导必须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大局出发，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重视和抓好减轻农民负担这件大事。要继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和区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政策，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要坚决纠正，由此引发恶性案件和群体事件的，要严肃查处。要标本兼治，结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下决心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战略性结构调整提供保证。 二、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制定并运用正确的措施 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应当清醒地看到，依靠行政手段定计划、下指标的老办法已经不灵了；但完全让农民自发地去适应市场，也会延缓结构调整进程。当前，要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第一、大力开拓市场，牵动结构调整。市场是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的强大动力，农产品市场开拓的程度决定着结构调整的力度。因此，要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努力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一要加强专业批发市场建设。批发市场既是大规模商品的交换中心，又是形成农产品价格和提供农产品产销信息的中心。对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有很大带动作用。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一批产地批发市场。要健全设施，完善功能。重要市场都应具有商品交易量和价格信息的收集与设施。要做到建一个市场，带一个产业，兴一方经济。二要加强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宁夏信息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信息服务没有形成体系，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存在信息不灵的问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区农业信息网络，结合机构改革，政府部门要尽快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终端；要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使信息服务成为政府引导农民，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三要积极培育连结市场和农民的中介组织。现在，农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虽然许多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但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因此，要引导他们向生产、技术、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加快供销社改革，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要引导国内外商贸公司同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关系，逐步形成联合经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四要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严格的、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是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要从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出发，立足宁夏结构调整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研究和推广应用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优化动植物品质技术，以扩大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以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为目的的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和以高效节约为目的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要加大力度实施良种产业化工程，加快农产品的更新换代。要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机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加大科学技术推广力度，进一步探索适合农村特点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推广模式。要鼓励农技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转包农民土地等方式，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把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第三、培育龙头企业，带动结构调整。发展一个龙头企业，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主导产业，而且能够拉长产业链条，促进二、三产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龙头企业，可以是加工企业，也可以是批发市场和流通中介组织。要因势利导，推动乡镇企业积极兴办和发展龙头企业，特别要继续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的龙头企业，把农村多种经济成份搞得更活跃。要在现有的城乡农副产品加工业中，选择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重点进行扶持，使之成为具有较强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龙头骨干。要立足宁夏实际，建设高标准、高起点的龙头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强东西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一些关键设备和工艺技术要大胆引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主动推出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同国内外优势企业开展联合、协作或兼并，甘当配角，善于用别人的销售渠道去发展壮大自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科技、供销、外贸等涉农企事业单位，直接进入农产品加工和经销领域，投资兴办龙头企业。 第四、增加投入，拉动结构调整。宁夏财力弱，大多数农民刚刚解决温饱，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还比较低。因此，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更多地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轻农民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使农民手中有限的资金投向生产，投向结构调整。同时，要把新技术引进、品种改良作为支持重点，拉动结构调整。要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把提高为农服务质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按照中央的要求，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大力支持农户的种养业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要鼓励全社会向农业和农村投资，多渠道引进外资。农产品加工项目要面向社会招商引资，善于盘活存量资产，充分利用破产、倒闭企业的场地、设备，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实现低成本扩张。要加强投资环境治理，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和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中央反复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尤其是在当前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更要防止忽视和放松农业的倾向。我们既要看到宁夏农业丰收，农产品充裕带来的新问题，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基础还比较脆弱的现实，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要有新的思路，要同战略性调整统一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第一、坚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走恢复优化生态的新路子。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看，农业基础条件还很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宁南山区多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心腹之急。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上，既要把以兴水改土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又要下大气力种草种树，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否则，农业就缺乏根本的保证，结构调整也难以持久。在宁夏，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就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兴水改土不仅要为粮食生产服务，也要为改善生态环境服务，为种草种树调整结构服务。当前，宁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得机遇，在抓好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承建设和以道路、电网为主的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突出抓好以种草种树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要把握好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坚持适地适树适草。二是配套措施要跟上。要引进优良品种，解决好苗木和种子，三是要切实解决好管护问题。坚持谁种、谁有、谁受益，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把权益落实到农户。 第二、努力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不出问题。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一种战略性物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宁夏一直受粮食短缺的困扰，现在粮食问题虽然有了好转．但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现在重视粮食生产同样需要有新的思路。关键是要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不能单纯地稳定或扩大粮田面积。关于粮食问题，在这样几个方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一是对宁夏的粮食生产能力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最近几年，宁夏常年粮食产量都在27亿公斤左右。去年在南部山区遭受特大旱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了29.3亿公斤。这说明在一般年景下宁夏粮食产量可以稳定在28亿公斤左右，已基本具备了自求平衡的能力。二是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一段时期粮食总量的适当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发展考虑，宁夏的粮食供给仍然要立足于自求平衡或基本平衡。既不能依赖吃调进粮，也没有必要追求粮食输出。今后保证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三是部分山坡地退耕，对粮食生产能力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据分析，宁夏粮食总产的 82％是由 水地、川地和优质梯田所提供的，坡耕地和劣质梯田只提供粮食产量的 18％。相当一部分坡耕地都是“撞田”，实行退耕，造成粮食总量的波动不是很大。四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主要是要保护好基本农田，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谓保护基本农田，就是不能转为非农用地，而不是说不能调整结构。粮食多了，可以调种别的作物，这并不损害粮食生产能力，一旦需要粮食，调过来就行了。要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坚持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已有的扶贫成果，并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宁夏农业基础脆弱的问题在宁南山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扶贫攻坚计划完成后，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要通过战略性调整，努力改变山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巩固扶贫成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 四、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下大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新阶段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来一个大的转变，努力提高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水平。 第一、转变思维方式，寻求市场需要和本地优势的结合点。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认识事物首先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和特点，也就是同志常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做好这篇文章，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明确结构调整的普遍性要求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找准本地、本县同其他地方的区别点，认识自己的特殊点，把市场需要和本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注重发展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防止一哄而起、结构雷同，造成新的积压和卖难。当然，特点不等于优势，但优势必定是特点。比如，宁南山区土地多，土质好，日照适宜，温差较大，但干旱少雨。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南山区发展粮食生产并不是强项，但种草和种洋芋有着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草为业，发展草畜牧业，发展洋芋产业，结构调整就能成大气候。 第二、转变领导方式，把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和为农民服务作为工作的着重点。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首要的任务是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当前重点是落实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减轻农民负担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三项政策。这些都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讲政治，讲纪律，自觉贯彻党的政策。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政策不落实甚至违背政策的问题，要坚决纠正。要转变职能， 切实为农民和基层搞好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面向群众开展工作。各级领导机关要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办农民之所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基层的服务上来。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联系农民，改进作风。各项工作都要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要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农村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转变组织方式，努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基层工作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关键是要把这个基础打牢。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全面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带领群众调整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自觉性和本领，提高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当前，尤其要抓好政策 落实 。现在，少数基层干部的政策观念淡漠，群众观念淡漠，不懂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一些年轻干部不熟悉农村政策，强迫命令、随意加重负担、侵犯农民利益甚至粗暴对待农民的事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 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正在进行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要突出抓好政策教育这件事。 第四、转变行为方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农村社 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农村经济的大转折大调整，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诸多变化，从而在许多方面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围绕发展农村经济这个中心，以引导和教育农民为重点，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普及农村科技、教育，努力繁荣农村文化，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宁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还比较大，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的全面进步。现在农村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包括封建迷信，陈规陋习，都与农村的科学文化落后，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有关。因此，要高标准地抓好基础教育。要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逐步在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目前，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滥，吸贩发展蔓延，非法宗族势力抬头，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要正确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好各种利益纠纷和社会热点问题。要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突出的治安问题要组织开展专项斗争。要依法铲除农村恶势力，扫除“黄赌毒”，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保持农村长治久安。 农业农村论文:人口压力 ——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须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残酷，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分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 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土地，依旧主要被农业人口及农村所占有。这三大地区分别是：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中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以及前时代的荒唐，为过去二十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华的都市经济，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更可惊异的是这一点：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第二，两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人员数目最大的是中国，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第三，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前者因为让外国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但让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近20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城市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能够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二十一世纪。 程：中国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过去五十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外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八十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出现过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却无法充分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过渡，这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完全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增加“就业资本”，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近四年来中国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各种考研班都提前十个月开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当就业门路越来越窄时，以城市化来化解农村贫困的议论就似乎不免有空谈之嫌。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种田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说农家肥，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乱七八糟的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0.4亩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亩产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农户比比皆是，可乡里村里仍是强行照收不误。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地，再上交50元给村民组长买机动地和“逃地”农民荒芜的责任田。虽说钱可能被村组干部分掉，但对买地的农民来说，总比种一份责任田划算。[5]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繁荣从何而来”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实：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务农的现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统计局为了“突显”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喜欢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指标，而不太愿意比较“农民现金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就可以把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折价计入；即使农民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只要把他们家中的存粮数根据需要计入收入统计，就仍然可以“凑”出一个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一至二”的数字来。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如将收获的农产品全数出售，将严重亏本，他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越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农民纯收入中这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四出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的小康生活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的都市繁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从九亿农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从几个繁荣的大都市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完全有可能误判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大局。 何：农民不愿意种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一向很重视的史学今日之命运：中国文化主流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史的地位仅次于经，侍讲官给皇帝讲经之外还必须讲史。然而这门学问到近二十年里却一败涂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学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为鉴，可知兴亡”这时已经丧失了，当今社会已经无法从历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统治经验与制度借鉴，于是史学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学”。以农民问题为例，二十五朝“安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恐怕都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的“三农”问题确是任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涛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这已经是近代史以来几次大的农民革命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乱摊派令农民处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是，正当多数农民处于生活艰辛的状态时，县乡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说，“三提五统”快把农民压垮了。 何：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民上交的各种税费相对于农民所得的各种收入来说确实太重了。各种税费太多，其中许多属于乱收费。农村里流行一句话：“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这里的“三税”指的就是乱收费。许多地方农民对抗的其实就是乱收费。 农村为什么要乱收费？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中国的政权历来建制到县，改革开放后解散了，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到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将乡镇政府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条条林立的机构部门，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它们都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以此为名，强行向农民要钱来养活自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在村一级，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种关系跻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与准官吏。《中国经济时报》登载过一位老农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这位老农谈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乡只有三十多位干部，现在却有三百多位干部。要养活这数量日益庞大的干部，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农民“负担卡”制度，目的是为了把摊派透明化，减少乱摊派。1997年，江苏省通州市曾就农民负担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调研。该市农工部部长指出，近年来农民负担增加的绝对值很大，有些乡镇把不该列入“负担卡”的服务收费和其他收费统统列入负担卡，如联防费、农机管理费、广播收听费、合作医疗费个人支付部分、自来水建设费、有线电视建设费等。这就大大扩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规定农民本应负担的费用。程：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 虽然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试行过所谓的“机构精简”，但干部人数并未减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创立收费名目的行政机构从财政预算列支改为“创收自养”。这表面上减少了党政部门内列编开支的正式官员人数和机构数，但同时却形成了许多靠乱收费、乱罚款为生的准政府机构(如乡一级的计划生育办、司法所、民政所等)，为这些机构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名搜刮民财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这些机构本来是行政管理部门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让农民缴纳税收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支撑这些部门的运转，而这些部门既有财政支持，则提供公共服务时就没有理由乱收费，至多只应收很少一点业务成本费，这是世界各地正常国家的普遍情况。而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却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成完全靠收费养活的准政府机构，从而省下正常税收去养那些多余的、没有理由收费的机构和干部，这实质上是强民所难，借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转嫁公共服务成本，向农民变相收取“公共服务税”；同时也“逼良为娼”，引导着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借服务为名、行搜刮之实。结果一些机构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买车配手机的开支，而将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变成了趁机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司法所盼望农村里的司法纠纷越多越好，民政所则希望农民离婚多，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多“创收”。更荒唐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一面抓人刮宫结扎，一面又盼着农民计划外怀孕，村里有人赌博了，乡派出所反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才有理由对农民处以巨额罚款，为该机构的人员多发钱。这些情况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学者突破县乡干部的阻挠，深入河南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了大量这类实例。[7] 只要这支庞大的编内、编外官员队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设法摊派。中央政府对此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往往不过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无用的。而且，庞大的县、乡几级编内、编外干部不但要吃饭花钱，甚至也想向沿海繁华地区的官员消费水平看齐；他们不但想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现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过“要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不过，一涉及到各级干部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悄悄地无下文了。 当前，全国乡、镇、村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已达1,400万人[8]。即使不再从农民中吸收新的干部，光是每年为了安插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就必然要增加数十、乃至上百万人。据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分析，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数额，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正项税收的规模相当。[9] 五年过去了，恐怕这个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很大一部分就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从九十年代初起，农民的负担就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是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倍多。[10] 此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堪如此重负，农民负担的增长率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局部地区农民的负担仍然很沉重。《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记述过河南省太康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的苹果园主刘某1996年对他说过的话：“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当中。”[11] 这反映出可怜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听起来好像是时光倒流到了民国时代。可惜国内的媒体很少能登出这样的声音。 何：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年公布过一个调查结果，全国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税费形式交给了国家和集体，另还有其他各种摊派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是，东部省份为3.5%，中部省份为7.3%，西部省份为5.5%；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类摊派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相对越重。[12] 政府规定“三提五统”的征收绝对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地区的农民来说，支付这个数额问题不大，而且可能也觉得负担不重；比如，广东地区将近一半农民不再务农，对于这一群特殊“农民”而言，这些税费确实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13]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还有52%的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对这些低收入户来说，纯收入中自种自收部分本来就大，现金收入很少，占纯收入5%的税费很可能就会占其微薄的现金收入的几分之一。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不是个负担的税费，对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却是个实实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围的负担。 江苏省通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曾很认真地撰写了一份“关于全市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于报告的执笔者非常认真务实，报告内容与通常的官样文字不同，能够反映出农村中明文规定的“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情况。该报告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加重农民负担的并非只是乡村两级组织。该报告透露，据对12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农民负担的绝对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乡镇增加74.6%，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0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农户当年的负担总额比上年增加几倍。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乡村填报的农民纯收入数字水分较大，收入数虚涨，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系数，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第二，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兴办的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如公路工程等，每个乡镇要负担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这些钱有的乡镇用“以资代劳”集款，有的乡镇则按每位劳动力或人头收取。第三，文件规定之外的负担过重。如各项捐款、“两化”达标、农村改造饮用水系统、平坟复耕费、适龄青年征兵费、联防治安费、教育集资、借资等等。虽然这些大都是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都超出了当地政府本身的财力，一般都要靠强行摊派才能进行。[14] 通州市的地方政府部门还算是认真考虑过农民的税负问题，并且愿意花费精力认真做调查。而有的地方政府简直就无法无天。例如，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政府为了搜刮民财，甚至非法设立本地的“私税”：该政府自行规定，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按人头强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实在编不出别的名目了，还要硬设一个“其它收入税”。[15] 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个别的。 许多乡镇政府一方面非法乱设税费、搜刮民财；一方面到处举债，以致于乡村政权组织过度负债，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对湖南农村全省乡村负债问题进行的调查，1998年湖南全省乡村政权组织负债总额已达59.3亿元，负债乡村政权的比例高达88.4%，平均负债额达200万元。这些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这样一些开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挥霍型的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费用等，甚至还有乡干部利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BP机的支出。[16]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支付摊派费用了，他们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来支付摊派。这不仅标志着当地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乡村政府的开支需要，而且意味着，很多内地乡村政府的摊派已经通过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区，通过对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农产业活动征收税费来维持其开销。据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某村村干部甚至远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个垃圾村，向举家到海口拾垃圾谋生的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 [17] 正是由于农民不堪重负，全国已发生多起农民对抗乱收费的事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在与政府对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型的“农民领袖”，他们是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与其他呼声。[18] 《南方周末》去年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轰动很大的事情：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该增刊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让农民据此掌握哪些属于中央规定要征收的税费，哪些属于乱收费，名之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结果该增刊却被当地政府当作印刷“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19]四川省重庆市巫溪县渔沙村村民曾为逃税，上百村民躲进深山，一位农妇因不堪重负而自杀。[20] 由此可见，乱收费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几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这样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的社会效应。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从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就转入了低增长阶段，1998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零增长。[21] 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全国近两万个农村家庭进行专项调查后发现，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达到16,641元、北京达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其中52%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处勉强温饱阶段；另有26%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间，算是温饱有余。[22] 由此观之，在全部农村人口中，勉强温饱的农村家庭大概占将近四成多。有人将中国农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能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民总体贫困的根源其实并非负担太重，而是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光看有关部门颁布的种种总量数字，或许会让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感觉。例如，当回顾九五期间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时，报纸上介绍说，九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达50485万吨，基本稳定在5亿吨以上，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年均产量分别为2320万吨、8968万吨、5353万吨和3730万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3] 这个“首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比较各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不是玩总量数字的“比大小”游戏。自从人口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后，人们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财富量和人均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如果将上述总量数据按中国人口总数计算平均数，或者按中国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数，我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一事实就无法回避。仅以粮食一项来计算，三亿多农业劳动力生产5亿吨粮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来养活九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出售的余粮不过几百斤。那些“宏大”的总量数字完全不能掩盖中国是个农业弱国的真相，“农业总量大、人均剩余少”从来就是个突出问题。 自从二十年前恢复小农经济以后，解除旧体制的束缚曾一度带来农业的繁荣，1979年至1984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主要是时期被压抑下去的生产率的反弹。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中累积的各种积弊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些积弊包括：生产手段落后，亩产达到极高水平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严重收缩，劳动力生产率太低，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落后等许多问题。因此，中国农业逐渐又现出疲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仅占18.0%[24]，有关材料显示，近几年这一比例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国家从农业当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积累，1999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收上来的是1000个亿[25]，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0亿元[26]，也就是说，农业这个中国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第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额只占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收上来的这点农业税甚至还比不上返还到农业口的农林水利等财政投入。改革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大体上恢复到市场调节为主的正常状态，从经济能力与技术上来说，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为什么仍然坚持实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压力。 程：任何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农业这种低效益的产出，农民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和占劳动年龄人口50%的劳动力，是无法依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8%的农业养活的。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指出：随着人口增加，我国9亿农民人均0.1公顷土地仅够维持生存，1998年纯农业收入产值达到13839亿，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给自足部分，实际收入只有约500元；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亩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劳动成本已经是负值，农业本身谈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农民收入增加时期建立的农村上层建筑必须获取农业剩余才能维持，于是就出现了竭泽而渔的乱收费现象。[27]何：其实中国农业不能产生剩余这一问题，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劳动力与土地面积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产而获得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定时期，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的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增加到一定点——最大收益点，则收益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则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当劳动的增加超过这一定点，则收益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谢递减现象。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里就专门用中国华北地区的情况来论述一个“高水准均衡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就是表述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农业耕作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的。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本书里也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其中专门引过包世臣《郡县农政》一书的记述：“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接下来包世臣专门谈到水田一亩需要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加做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在复种的情况下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也就是说当时人就已经意识到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加。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我们总强调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实衡量劳动力价格不应该只按照劳动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来衡量这种劳动力的代价，而必须按生产并维持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个中国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我记得有人曾经算过：按平均计，一个德国农民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这是按目前德国营养标准衡量的；而在中国，65%的劳动力，或者说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摄取的热量与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这里说中国农村家庭人口为4个，是不太了解中国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实际上农村家庭人口平均至少为5口。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如果要是计算养活中国农民所需要的生态成本，应该说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比如大小凉山地区，养活一个人需要铲平几座山头的草木才能种出一些小马铃薯供吃与做燃料。有环保人士到西南与西北地区考察过，看到此情此景，惊呼“一个人等于一台铲草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总体贫困的根源是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生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就算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比较到位，也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何处去? 程：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将近一半的年份因为推行强制农业集体化而加剧了农业低产、农村贫困的局面，但因为同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和迁徙管制，农民基本上被束缚在祖辈居住的村子里，即使再穷也只能干熬着。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而农民也多少有点陶醉在失而复得的小农田园梦当中。但很快中国的一个致命问题--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就重新暴露出来，农业收益递减，对农民的摊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另寻谋生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何：过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近三百年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被新增人口蚕食殆尽。原来的体制按人口分口粮的机制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积极性获得提高后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机意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家也以为只要进行人口城市化，就会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的二元对立。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学生最爱看的书，勃兴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无限希望。中国农民的所谓“三元就业模式”——指农业、乡镇企业、跨区域流动就业——也就是在这时形成，并被大家视为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条长期有效的途径。在中国城市就业还不算非常艰难的1998年，“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曾对38个县市做过一个调查，农民外出就业占38县市农村劳力的1/6；在低收入县市，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20%，相当于当地非农就业的85%；而在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8%，当地乡镇企业职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县市1989—1996年共寄带回家乡348亿元；在22个低收入县中，1996年带回乡的资金为45.3亿元，县均2亿多元，1989—1996年寄带回乡资金220.3亿元，县均10亿元。这笔收入对低收入县市的农村农家来说，是一笔有份量的收入来源。[28] 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1/3，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为57%，来自非农部门的已达43%。[29]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不少已经告别土地，如浙江农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到1998年，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是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国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而农村人口增长率又相当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城市化过程后，农村劳动力就逐渐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去了；而中国的城市经济部门本来就一直面临着连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充分吸纳的困境，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使得这成为三元就业中相当重要的“一元”。而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31] 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陷于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所以现在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32] 几乎与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工就业发生变化同步，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变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长期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率和城市就业，也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任务，但却埋下了银行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火种。九十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即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四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一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进程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当前城乡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就业压力相比，总令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像，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城乡差距返回原点 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小农阶级的萎缩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里谈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城市的高度发展似乎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许多超级大城市成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人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不久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以自己的城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而自傲──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万人口大市悬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而列入该市发展规划──但人口的这种快速机械式增长，却使得城市的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这些建筑缺乏排污系统，周围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疮疤；大多数城市的市内交通系统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过时的公交系统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该国的现代化水平。对那些喜欢让国际社会从这些“橱窗”中了解“信息”的国家来说，这种与国内其他地区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确有必要。但不管这些“橱窗”多么漂亮，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孔百疮，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 何：中国确实存在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下面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情况：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积减少4.5%至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锐减24.3%至780平方米，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33]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很遥远。 程：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导致城乡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几年各地农产品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这几年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局面，再加上农民跨地区就业速度放慢，因此造成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改革当中，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缩小，但是从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不断扩大，到1999年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1999年农民现金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是1.9%[34]，而同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是7.9％[35]，在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该年10月份国务院又给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增加了一笔工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有人算过一笔帐，在目前的情况下，2.7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因家庭人口结构、支出结构和摊派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负担系数高于城市劳动力，农户的收入中要支付生产经营费用乃至投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再加上农户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种摊派夺走，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之大是显示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年均生活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费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个档次；只有近两成（20.91%）的家庭年消费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占2.44%。[36] 何：中国农村的贫穷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的份额上看出。城乡差距再度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市场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只有10%。[37]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从1995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49.9%下降为41.9%，农村居民从58.6%下降至52.6% ，后者比前者少下降两个百分点。[38] 这样一种结构，明显表示中国经济远未步入良性循环。 程：我也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做过计算，发现1999年中国内地二十个省约7亿乡村人口人均年购买消费品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区农村人口约有2.6亿，其人均年购买消费品的数额也仅为1603元；而京沪两市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9％，他们人均年购买消费品数额达11,819元。也就是说，全国将近1/4的消费品是卖给这仅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两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国人口56％的内地省份农村人口只购买了全国消费品的1/7不到。事实上，在两市三省这些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这个关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费力的数据掩盖了人数约在千万左右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超级消费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大约眼下全国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费金字塔的顶端，全国媒体上的商品广告基本上是做给他们看的，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内地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前者的1/25。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城乡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小农经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程：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这种一次性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可能长期支撑农村经济的持续高涨和不断繁荣。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从此就可以踏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了。可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先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压住农产品价格，以施惠城市消费者。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何：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并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从事实出发来看，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他们的生存。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从短期内来看，克服城市偏倚倾向可以缓解一下农村问题，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给农村喂奶”这一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因为根本问题是必须解决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调的问题。 如果回溯历史，中国的农民问题是积累了三个世纪的问题。中国其实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就已经面临人口的巨大压力，乾隆六年开始，中国人口登记在册的就达1.4341亿人。人口剧增带给社会的压力并非没有反应，当时的著名学者任启远、洪亮吉等人都曾谈论过这问题，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集中谈论了如何控制人口，洪书成于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从时间上看还要早好几年。只是两个社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英国通过大量向美洲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以后该国又继经济起飞之后连续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与第二次人口转变。而我们那时虽然也通过华工出国向海外移民，比如散居在地球村各地的潮州籍华人就已经多达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总人口，但更主要的形式还是在中国本土移民，而移民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之惨烈，可以从一些历史材料中看出来。1999年3月我到台湾讲学时，曾偶然发现台湾的“有应公崇拜”与移民有关，一篇研究文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该文谈到，台湾基本上是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所构成的社会，这些先后来到台湾的移民，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的空间，再加上种族、语言、祖居地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闽粤之间、漳泉之间、汉番之间、宗姓之间、村落之间团体之间，经常爆发各种各样的冲突，演变成武装械斗或者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历年来各个族群死于这类冲突的人不少，而他们的尸首却往往无人收葬，其后必须仰赖官府的力量或者善心人士的帮助，或者是村里人共同出资，加以集体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个简单的庙，而庙前往往挂有“有求必应”的红布条。[39]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于人口压力所致，当时的汪士铎在事变后就有反思，后来的罗尔纲先生也有过专门论述。可以说，自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就一直在围绕着缓解人口压力这一问题进行各种尝试。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际上都是想通过改变土地资源的占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这种土地资源占有状态均等的办法，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结果却是人多了，但只是穷人多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了13亿，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是让耕者有其田，那么这一个世纪的问题就演变成了如何让农民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要成为游荡在城市边缘的游民。 每当我仔细阅读有关人口、环境与农民问题的资料时，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在复旦写的那篇《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诸如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多、农业边际效益下降、赋税过重等导致小农经济破产，以及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等许多问题几乎都是惊人地相似，几乎在重复上个世纪初至三十年代那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不是没有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几乎从不真正触及应该揭示的问题。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能够解答有关国计民生的深奥问题？答案很简单，他们只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而已。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就是观察，尤其是观察经济事件的历史记录，所以，道格拉斯.诺斯一再重申掌握经济史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则用更尖锐的语言强调了解经济史的重要性：“忘记过去的那些人，应被宣判犯有重复过去的罪行。”我在台湾与中国现代史专家陈永发先生见面时，我对陈先生说，当看到他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中强调人口压力因素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基本规定因素时，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总算有历史学家明智地将这个问题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规定性因素引入历史研究。而陈先生则有点意犹未尽地表示遗憾：“由于书的体例的关系，我只能谈到人口压力这个因素，整本书应该说强调得很不够。” 程：对中国来说，最可怕的是，这类边缘化人群正处在一种无限增生的状态中，这与中国现在拥有的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有关。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40]，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还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质很差。[41] 在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恰恰偏高，本地的农业产出微薄，非农就业机会稀少，穷乡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这就逼得那些既无适当教育、又无求职技能的农村剩余人口外流，当都市再采取就业限制政策时，这些回乡无活路、在外衣食无着的流动人口就很难靠正当职业糊口。从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军到红军八路，都最欢迎这样的流民。今天，这类边缘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许不会再演变成一批“水浒山寨”，但却很可能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发壮大提供丰富的后备军。 何：自从十多年前写完我的第一本著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牢固地根植于该国的自然性质，亦即资源禀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之中，中国的这种人口-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个看法可能会被人看作“地理决定论”，而“地理决定论”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某些问题，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再加上马克思对“地理决定论”做过经典批评，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还非常热衷于想超出自然资源的限制去改天换地，因此中国大陆的学者们长时期内不敢让自己的学说中出现任何“地理决定论”的影子。 其实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构成了生活于这个国家之中的民族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前现代更是如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就与中国特殊的地理因素有直接关系，这种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弹性大，适应性强，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都能存在和滋长。不管在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平原地区，它只要相应地调整一下家庭内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比例，就能稳定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强，它才由中原地区逐步向周围扩张，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各地的主体经营形态。但这种经济结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远的不说，就谈二十世纪大家都看得见的后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村是按人头分口粮，这种分配机制使得当时的农村做得多不如生得多，于是大家可着劲儿生，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间，人口从4亿5千万变成了八亿多人。而从改革开放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以来，人口生殖状况令人焦虑。凡属民间进行的调查都说明了这一状况。我曾看到过一份名叫“正北丰村调查”的调查报告[42]，非常典型。这个正北丰村是广东东南沿海电白县七迳镇新屋仔管区下的一个自然村，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时，该村分田时是“见人有份”，全村为252人，每人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而到该报告记述的1998年，该村人口已经达536人（不包括此期间迁出的6户共32人），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人口就翻了一番多。而耕地则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至1998年人均耕地已经不足0.28亩，至今全村没有一个独生子女，也极少二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平均超过4胎。该报告谈到，农户的家庭地位由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多少决定，同样道理，村民也常以村中人数多而自豪，所以不会互相揭发超生。对于村民，节育是基本未意识到的事情。 程：我下乡时在安徽省插队，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情况与你谈到的这个村差不多。现在全国都设立了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仍然挡不住农民的多生多育倾向。《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乡村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家庭也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当地干部多次告诉他这样的话，“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好超生）”。[43] 何：正北丰村在中国既非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发达的明星村，只是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当中的一个而已。它所有的问题，如报告中谈到的乡村组织涣散、官民对峙等问题，确实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存在，这些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已经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依靠传统耕种的140多亩地养活500多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该调查详细记录了该村失业严重、犯罪滋生这一现象。因为这是一份很罕见的尊重事实的调查报告，在此我将这部分内容抄录如下：“在村民自身无技术、无资本、低素质和环境的无资源、无工业、无组织的内外因素结合下，300多劳力有几人能以工作糊口？现在的就业情况除耕田者外有：教师6人，医生、工人、跑运输者各一人，饲养15人，开小店3人，小贩16人，外出打工55人，饲养一般是养10多头猪，今年（指1998年）多数亏本，小贩多是贩鸡，每天卖出十只赚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进厂或当服务员，每月有几百元不等。而大多数常年游荡在村里的三个小店之间的无所事事者特别是未婚男青年却成了犯罪的主体。赌博是习以为常的公开摆明的事，也是他们最好的娱乐，盗骗抢却并不明摆，只是附近村中时有禽畜、厨具、谷物失踪，以及常是同龄人讲述的生动的在外盗、骗、抢、斗的惊险场面，下面需要详述的是近年来的吸毒和贩毒现象……” 这里我就不再引述那段谈吸毒的、读了感到碜人的文字了。只想谈谈曾被世界各国视为反贫困策略良方的教育问题在这个正北丰村是什么境遇：“北丰小学现有教师10人，其中2人高中毕业，其余都曾读过初中，现有3名公办教师，其他为民办或代课教师。对于这三年来广东省大量转正并逐渐取缔民办教师的政策，笔者从学校负责人陈北忠老师处了解不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信息。县教育局按文件通过考试转正4000多民办教师。规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师证和中师函授证者可考试，择优转正，另据教龄可加分，有28年教龄者免试转正，考试内容为心理学和教育学。但是，据透露，中师函授是交钱抄书拿证，心理学教育学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册子考试，而不考文化试（指语文和数学等）更是有人得以滥竽充数的关键。笔者（指调查作者陈锋）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学代课两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师对比较简单的竞赛题都无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绩好的学生。而一些较好的年青教师却很快要下岗。对此陈老师的评论是‘好的卡紧，差的放松，重视教育不如说是在毁灭教育’。由于师资低劣，所以五年级的学生中能答出国家、省份、省城市、球类、中国皇帝中任一项的5个名称者甚少。现在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但由于每学期280元的学费，使在学人数逐年级减少，毕业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这样，膨胀的人口给农村带来了不堪承受的重负，同时村民又没有认识到也无力从提高自身素质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酿出低素质的愚民。贫穷、封闭、落后、迷信、失业、犯罪等等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今天的正北丰村。” 说老实话，这样一份调查报告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相信这种农村在中国绝对不是特例，有普遍性。说起来惭愧，我的家乡邵阳市是个千年古城，旧称宝庆府，历史上算是文化经济中等发达之地。但现在除了教育状态比正北丰村好些之外，其余的情况与这座正北丰村有些类似，由于国有企业90%以上破产、停产，除了少部分人能通过升学离开这个城市之外，大多数留在那里的青年都没有工作，赌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失业、犯罪充斥整座城市。不少女青年到沿海来谋生，以做娼妓、二奶为生，家里人亦不引以为耻。这座城市市容极差。我去年回去了一趟，当时的市领导说要将邵阳市建设成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大市。我当时就对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说：百万人口当中，按照中国劳动力的抚养系数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按常规有40-50%，那么总得为他们提供20万就业岗位吧？否则大家喝西北风？ 程：人口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能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有所突破，情况应该有所好转。我看过一些材料，介绍了一些借助乡镇企业而发达起来的农村典型。比如河北石家庄市郊的槐底村，全村1800户，共有6000人，也是个无田可耕的农村，但由于选对了领导人，既成功解决了存在50年之久的乱占、抢占宅基地的纷争，并且依靠9000万元征地款作为启动资金，定下了“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方略，从1996年开始，总共投入2个亿，将当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商业网络，全村的三产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底，全村的财政总收入达2000万，其中三产占到90%以上，架起城乡经济走廊，为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渠道，全村3000多劳动力几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从事三产的就达1200多人。虽然该村富裕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酗酒、赌博、迷信、家庭不和睦，邻里纠纷等问题都存在，但该村领导班子能意识到这些问题，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44] 何：这种依靠地缘优势与领导人个人魅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摆脱贫困的例子，在中国确实还有好些。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这些经验具有不可推广性，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村都有这样的地缘优势与领导人。要知道这类农村在中国只是典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第二，这些农村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这些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始终偏低，身份虽然变了，但思想意识却还是农民。这个问题我曾就深圳市的富裕农民做过典型研究。这些农村如何进行自治，使这些农村的社会-经济格局不要随着这些领导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比较起这些占农村总人口不到10%的乡镇企业明星来，我更关注占农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因为这些明星农村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绝大多数农村要解决的却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我读过不少资料，也看过一些农村，还专门向一些做农村调查的人士多次询问，有一条信息是公认的，那就是不少农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全省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45]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而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来的款主要用于两个用途，一是用于改善干部们自己的福利，二是用来建乡村干部办公场所。一位在农村做过长期调查的人对我说过：到农村里去，如果哪个地方的乡、村办公场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计划生育一定没搞好。还有一份调查谈到，农村里是富穷两头控制不住，因为富的不怕罚，愿意交罚款生孩子；而穷的则不怕罚，反正家里没什么好损失的，大不了流落异乡当超生游击队。只有中间层次的，才比较害怕罚款，一般生上两三个也就算了。如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的计划生育证就可以买卖。该村村民向《半月谈》的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三十元上涨到了二三百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徐屯村先后共卖出准生证200多个，仅此一项村干部就收款约3万余元。而村干部自己就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他的大儿子生了3个孩子；计生专干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46]记得去年《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版图片新闻“超级超生村”，谈的就是广东省吴川市覃巴村，该村总共600多户，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两家都生了10个孩子，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该村常见的家庭结构。对于新村计划生育如此失控的局面，村民的解释为干部带头超生，说他们只想着多罚款。村党支部书记容文秀的解释是：村里超生户多，很难管理。但据村民举报，村委会主任容观保、副主任梁亚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伟生了4胎，村民小组副组长梁德瑞生了8胎。新村至今没有自来水，村民靠打井取水，一些人还被迫饮用田边沟水。村民说到了冬天，更是水贵如油。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垃圾遍地，随处可见臭气熏人的粪便，3000人的大村子找不到一个厕所。该村的街道上，除了满街孩子之外，就是污浊的路面和难以忍受的气味。[47]上述两个村子可以说是已经不存在什么乡村社会，所有乡村公共设施均不在村干部视野之内。据正北丰村的调查者说，该乡村除了金钱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维系当地乡村共同体，整个秩序比半个世纪以前乡村自治时期还要糟糕。 这类乡村因为不是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明星县，所以不在政府与众多传媒的关注之下。这些乡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灭，《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谈到湖南安乡县的一个春峰村，那故事听了以后让人连泪水都为之凝固。这篇文章记述了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从1986年至今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也让人多少可以看到一般农村的情况。与湖南省其他地区相比，春峰村是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方，该村共有1400多亩地，全是分布在海拔800—1000多米之间的梯田，地块很小，不要说机耕，连牛耕都用不了，只能用人拉犁。而该村总共有1598人，人均一亩地都没有。春峰村支书邓建安告诉记者，春峰村是省级特困村，交通不发达，资源也十分匮乏，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企业，集体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每人不到1亩、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养几头猪和外出打工。大约从1993年开始，春峰村“除非种田的和家庭负担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这个村子的300多青壮劳动力，大约是每家一个，几乎全部都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广东进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玩具厂、电子厂。他们常年在那里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大在400-800元之间。村民说，今年（1999年），大概是经济形势不好，去广东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劳力大多在干一些比进工厂可能挣多一点钱，但更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活：在桂东县周边“做砂子”（挖钨砂矿）、挖煤。因为挖煤经常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安全系数比“挖砂子”更小，老板也“比较厉害”，经常不给钱，所以今年出去打工的人中“做砂子”的人比挖煤的多。“做砂子”的人很多是季节性的，农忙时他们在家种田，农闲时则结伴前往矿区。宜章的瑶岗仙，郴州的柿竹园，临武的香花岭，江西大余的西华山，这些矿区的名字都是春峰村民所熟悉的，很多春峰村人在那里“做砂子”，很多人把生命甚至躯体留在了那些地方。到了冬天农闲时，每个矿区都有几千人在“做砂子”，他们都来自春峰村这样的村庄。他们“做砂子”的地方是一些国营大矿开采后废弃的矿井，一些个体老板把这些矿井承包下来。“做砂子”的人三四个人合伙向个体老板取得某个矿洞的开采权，然后，他们自备钢钎、炸药和矿灯，沿着废弃的矿洞走上几千米，选择一个地方打洞放炮，看看炸开的地方能不能找到矿砂。由于矿井是废弃的，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爆破时很容易发生塌方， 那样就可能把自己埋在里面。春峰村的20名非正常死亡者，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有5名是因矿井塌方而死的。 这种情形在春峰村所在的大塘乡不算特别，乡长告诉记者，“整个大塘乡都差不多。”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几年间就因相同的原因死了十几人。该村村民根本无法依靠种地生活，只有出去打工。从1986年至今，这个村已经有20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丧生，其中16人集中死在1993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自然死亡，全部死于事故。大多是在湖南、江西、广东的钨矿、煤矿里因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而死。劳动法，劳动合同，对“做砂子”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从来没有一个人和老板签订过合同，他们与老板之间只有一个口头约定。“现在工不好做，你要签合同，老板就会要你滚蛋。”一位叫黄发军的村民说。也没有一个死者的家属和同伴试图用法律手段索取过赔偿。他们不知道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当地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说，这不奇怪，即使在正规工厂里打工的人，也很少和厂方签劳动合同。因为，签合同就要缴纳保险金，老板肯定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或者，他会把这笔费用转嫁到被雇用者身上，被雇用者也不愿意因此影响自己的收入。“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完全是买方市场，如果要签合同，他就找不到活干。”据统计，春峰村外出打工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这只是勉强维持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收入。村支书邓建安说，这些钱有的用来成家，有的用来供弟弟妹妹读书，其余就是维持生活，没有哪个人用打工挣来的钱做起生意，甚至没人用它起一座比较好的房子。能看出改善的是村里多了几个卫星电视天线，大约值800元一个。 尽管打工带来的实惠是那么少，而危险又那么多，但春峰村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活路，因为，如果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据大塘乡农经委的统计，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880元，这其中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占了约60—70%。 所以，春峰村的所有人都知道，黄竞成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打工而被死神唤走的人。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下一个。但是，只要他们活着，只要贫穷继续延续，他们就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没有机会去做砂子。[48] 春峰村村民的生活让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态难民。说老实话，春峰村所在地的土地生态事实上支撑不起这么多的人的生存。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态，整个国家的生态在人口压力下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这方面的资料有不少，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断流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只谈谈视为财富之母的土地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有的地方的民众已经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的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我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9]而生态问题由于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像疾病之类那样直接，中国国民的环保观念始终还处于“坐而论道”阶段。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所工作的报社，每发一篇某小姑娘被遗弃，或者生病无钱医治的报道，可以几天之内募到数量不等的捐款，多的达14万元，少的也有八、九千元。而我特意为抛家别妻十几年、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设立观测站、致力于环保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先生登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电话与帐号，委托值班编辑专管此事。但据编辑告诉我，居然没有接到一只电话询问此事。这正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形态。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是农民的世纪，这是由中国人口的“量”决定政治的“质”的一个世纪。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与财政扶贫的结果，摧毁了人起码的尊严——健康人应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是人起码的尊严。其结果是让生育者不需要计算生育成本，不顾资源的限制生育人口，将抚养人口的责任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如何评说这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人口资源状态对社会的影响却是现在可以分明感觉到的。前面已经谈过，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之外，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都伴生着小农阶级消失这一过程。而小农阶级的消失，与城市化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不断吸纳从土地上被抛出来的无地农民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中国由于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日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未受过足够教育、亦未经过任何技能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现代经济部门的要求，更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故此广大无地农民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正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边缘化阶层。老实一点的农民可能会像春峰村村民一样做牛做马地生活下去，不少报道都谈到了在“三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本与南韩等东亚龙国家与地区开办的企业）的打工者的悲惨处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造成的。1998年12月，我值班时曾处理深圳特区四海制衣厂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劳累过度而暴死事件。当时是生产旺季，该厂的工人连日加班，20岁出头的徐章水连续加了48小时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七窍流血而死。我当时问该厂工人，这样连续加班是违法的，为什么大家不提意见？工人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他们不敢，怕被开除。因为这份工来之不易。我再问该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违反劳动法超时连续加班？酿出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却对我说：“我自己也奇怪，我这家厂的待遇确实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高。我经常对工人说，你们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还有不少人抢着争着来这里做工。”老板说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国资本家曾说过一句被我们视为“国耻”的话：“在中国找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容易”，从根源上来说，劳动力的待遇完全与市场供求状况有关。按照“博奕论”的原则，博奕双方的利益完全与博奕者所凭藉的实力有关。在中国人权的不受重视与人口严重过剩有关。人权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生存都未解决，又从哪里去谈自由权、财产权？但还有不少边缘人为了生存，只得从事各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卖血、妇女则，还有的则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如成群结队到他乡去偷窃（“拎包”）、买卖人口、利用各种手段行骗、盗挖古墓倒卖文物等，成为社会犯罪活动的主力军。最近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张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团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贫困农民家庭，张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七个的多子女贫困家庭。试想想，就以我这样的收入水平，生养一个可以过较好的日子，生两个就比较吃紧，根本就没有余力支撑起三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与抚养成本。农民们这样生育，哪有不穷的道理？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中国人不改变自己多生多育的落后习惯，中华文明最后必将作为祭品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对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说老实话，我认为值得怀疑。我这里只讲一个户均3.44人，这个数字与我们日常看到的情况有差别。只要对中国的核心家庭状态有所了解就明白这数据的不真实。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30%多，而农村生育两个是允许的，多胎化也不是少数。少数民族是允许生育两个甚至更多点的。也就是说，真正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大部分人，对于不能以开除工作进行限制的人群，计划生育基本不起太大的作用。这样一算，中国户均家庭人口怎可能只有3.44人？不过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信息失真，这已经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这种人口数据失真只不过是惯性而已。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你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你的“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50] 你看到这篇批评没有？另外，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问题始终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如果在讨论“三农”问题时过于强调人口压力，会不会淡化不良制度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因素？而且，人口问题不是个短期内就能指望解决得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却十分突出，把近期内需要缓解的难题与长程性因素联起来，对解决近期问题似乎帮助不大？ 何：赵诚先生的文章我看过，说老实话，我认为赵先生很少去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文本资料，也很少去实地考察，因此不熟悉中国人口对生态的巨大压迫。否则他就不会那样提出问题了。至于谈到解决问题这点，我只能说，如果有人说他能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那肯定是不切实际之言。我进行问题研究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认识而已。而且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只有大多数国民处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状态的时候，才期待有伟人横空出世来解救他们。 我并不认为我过于强调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注意这一点的，所谓“天人合一”思想，这个“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包含有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体现在培育人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的综合素质上。只要去翻翻中国的经史子集，包括医书强调的五行相生相克，如果不视文言文话语系统为封建文化，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质朴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当中。而这一点到了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基本上破坏了，这时候“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等口号挟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我记得一本《邵阳文史》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干部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后期奉命在渔业社蹲点的经历。他先是让渔民将渔网织得密密的，不让小鱼有逃生的可能，这样做还觉得产量不能够达到“”水平，于是在渔民当中推广用炸药炸鱼，炸药一引爆，满河满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鱼，捕捞量成几倍地增长。结果这位干部乘坐的渔船受到好几位老渔民的“围攻”，老渔民痛骂他们：你们连小鱼也不放过，以后我们就没有鱼可捞了。你们这样是想打破我们的饭碗呀！但这种朴素的环保思想在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节节败退，发展到现在，沿海渔民用功能强大的电网捕鱼，电网所过之处成了一片死海，不再有任何海洋生物。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吃鱼时，家父总让我将鱼骨洗净，放在炉火边煨烤成焦黄色，再用作他的下酒菜，他也从不准我们剩饭。相比之下，现在这种在缺乏人文内涵的技术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哪里懂得寸丝粒米，来之不易的道理？今年三月上旬，我曾去了山东曲阜，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一种文化能够维系一个民族几千年于不坠，肯定是借助于它内在的亲和力以及平衡力。“”及“”以前的教育咱们且略过不谈，只谈近二十年的教育缺陷。可以说，目前我们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所有的欠缺，以及将人文景观当作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教育对社会的报复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贪污腐败是对我们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恶性报复一样。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组织问题，而稳定农村从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然而这只不过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教育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我这里强调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是有具体内涵的，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清楚地知道采用各种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中国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中国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需要不断提高全体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以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最终达到反贫困的长期目的。 农业农村论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农村发展之路——近年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7－2004）中，可以看出党的农村经济工作政策的发展脉络。 （一）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农业，在思想上必须始终重视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须切实加强而不可有半点放松，在投入上必须不断增加而不可有丝毫减少。当前，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好各项经济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要着力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继续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有利于粮棉产销协调发展的新的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农业的科技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要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努力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减轻农民负担，扎实推进扶贫开发。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同时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三）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植树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技教育。 会议要求，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抓紧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会议还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四）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件大事来抓。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依靠科技，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应当大力推进和扶持。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继续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还提出，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农业，需要继续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开发优质专用农产品，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进一步扩大退耕规模，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多搞一些小型基础设施。今年出台的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继续抓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六）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国债资金使用要向农村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要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 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围绕发展优势农产品，调整区域布局，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必须坚持“四个始终重视”。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八）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今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好，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方面带有恢复性质。继续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