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思考 摘要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小组讨论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问题研究能力，同时体现了多样性教学方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效果意义，并结合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特色，探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实践应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小组讨论；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①它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为适应社会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必须突出学生对公共问题感知的灵敏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将小组讨论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公共议题选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成果分享、课堂效果评价以及知识延伸等教学环节的设计，实现学生从学科基础课程向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方法迁移，力求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技能，形成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③同时，学生通过讨论让自身能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引入小组讨论法具有必要性，值得推广。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小组讨论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小组讨论法的内涵 目前，依据学生积极性的高低，可以将主动教学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讲授式、主动学习式、协作式、合作式、团队式学习、基于问题式学习、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同学互教式。④其中，小组讨论教学法是主动教学方法中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注重的是“讨论”，能够串联学生间、师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不仅要加强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学习，而且也要以具体案例加深学生对真实政策世界的理解。因此，“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所应用的小组讨论法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在课程教学要求下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围绕评价要素给出最终得分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点讲授之后，指定案例范围，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讨论，在最后的考核中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限制内进行案例汇报。教师并不参与具体讨论分析，但可为学生提供相关帮助及参考意见。学生在最后案例汇报中，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定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汇报，并且按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依据课堂知识点表述案例应用观点。大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是传统小组讨论形式。传统小组讨论是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中，组员委任某一个或几个代表发表自身观点；或全班为一个组，进行全班讨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传统小组讨论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一是教师在讲授知识点之后能够利用小组讨论即时反馈教学效果，扫描教学盲区；二是能够调动课堂气氛，在互动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其缺点一是在小组讨论中，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具体知识点掌握程度，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中主动性强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中经常发言，“发言权”容易集中在少数主动性强的学生手中。二是在小组讨论时，由于只是给出了选题，容易在讨论中出现偏离，甚至出现与主题方向相反的情况，背离教学目标。对比传统小组讨论的优缺点，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注重问题导向的学科特点，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应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两者的结合既可吸收传统小组讨论方式的优点，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社会实验和情景模拟的必要性。 2小组讨论法的设计 小组讨论法基本是按照“理论知识—小组选题—自由讨论—展示与评分”的流程进行，其目的是能够达到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夯实理论基础的教学效果。 2.1理论知识的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教学目标一要系统了解公共政策学的框架和内容体系；二要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及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三要能够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现实中的政策问题。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对理论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需要对现实政策问题进行剖析。 2.2讨论主题——案例选择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恰当并且能够涵盖当前所学的知识点，例如，“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案例的选择基本上应遵循“寻找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学生不仅要横向把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需要纵向把握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小组讨论设计可选取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的案例。当然，不同的案例同时也决定了小组讨论中所需要的知识点与分析方法的侧重点差异。这要求教师在理论的讲授及案例素材的准备中，应注重将理论知识和备选案例的分析点有机结合。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进行精心的、系统性的设计，并深刻意识到教学不仅要使学科知识系统化，更要紧密贴近现实政策世界，始终将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3小组自由讨论小组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要选择和确定组员。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组成小组。另外，小组讨论成员不宜过多或过少。人少，则可能导致讨论不充分，并且在最后小组展示中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充分表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人多，则可能导致组员间意见分歧过大，很难在课后讨论中达成统一意见，无法高效完成任务。根据教学实践，每组人数以4~5人为宜。其次，由于案例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其协调分析，这就要求学生在自由讨论的时候，应透彻分析案例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并应在最后的成果展示中充分表达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最后，小组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案例的熟悉和透彻分析。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应经过集体讨论以便对案例有整体把握和完成角色分工，再经过个人相应角色的材料准备，最后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最终的小组报告。“总—分—总”三个阶段，都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结果和形成小组报告。由于小组自由讨论各个阶段皆是学生的能力体现，教师原则上只提供大致方向及知识点答疑，只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2.4小组展示与评分小组讨论的最后形式可以为辩论或座谈会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小组成员角色扮演的呈现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由于最终的小组报告展示代表了小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综合成绩，学习效果评分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教师对小组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二是对小组内的成员个体表现给予评分；三是小组内成员根据对小组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教师根据排序赋予相应分值。此外，还需要对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的理论学习表现给予评分。因此，最终的学习成绩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小组讨论部分应占总成绩的80%。小组讨论有利于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展示，因而小组成果评价不仅应着重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查，而且也需重视对组织形式、口头表达、随机应变及课件展示等其他能力的评估。在小组汇报阶段，除了汇报小组成员的最终报告，还可以由非小组成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互动增强对案例的理解和强化学习效果。 3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及效果 3.1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共四个班级参与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学生人数101人。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分成20组，每组4~6人。小组成员依据抽签顺序决定最后小组陈述顺序。评分制度采取综合评分方法，即总成绩由小组整体表现分、组员个人分、组员互评分、及课堂表现分综合而成，分别占比重为40%、30%、10%和20%。“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小组报告的教学目标是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案例需要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同时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此次教学实践中共安排了七个案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云南怒江到底该不该开发；二，油价调整背后的利益博弈；三，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四，暴力拆迁何时休；五，如何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六，汽车限购令伤到了谁；七，柴静雾霾调查动了谁的奶酪。 3.2小组讨论法的教学效果参与此次教学实践共计101人，及格率100%。其中，90分以上（优秀）8人，优秀率达7.92%；80~89（良好）39人，良好率达38.61%；70~79（中等）人数43人，中等率达42.57%。教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组讨论法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肯定了小组讨论法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学科探索能力上具有积极作用。 4总结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本文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组讨论法的应用，并非否定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在借鉴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学生的自主性。小组讨论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更加注重与实践的结合，自由选择案例进行自主分析，侧重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法的应用是在大学生教学中一次新的大胆尝试，特别是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会在教学中取得显著成效，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全过程的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动态评价系统构建研究“（2014B13）的部分成果 作者：李世祥 曾旭 马海燕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管的困境分析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的公共政策，由于政府的存在，其内在以及外在的强制性，保证了公共政策实现分配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强制的背后，却隐藏着伦理性。本文以为对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将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渐进式”、“实验式”的中国社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人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在转型中，社会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城乡差距呈现失衡状态，而且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情况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关系普遍民生方面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给未来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和未知因素，给政府更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功能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难题。政府从内心希望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强制性去尽力维系社会旧有格局，另一方面又造出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这种困境使得重新反思公共政策成为了必要。本文就是从伦理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政策 关于政策，官方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解释，即“辞海”解释。政策是这样定义的，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从政策定义可以看得出，公共政策应该涵盖一个国家为维系社会发展而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出台的的政治方略或策略，或各种必要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定义，几十年间，未能达成一个所有人接受的感念。学者有的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的。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标志性人物的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界定了二者各自的过程管理。有的学者是从公共政策的行为特点来界定的，例如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这一定义更加强调政策的行为特征，从广义上说政策就是有目标的计划。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它是由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等组成的。”[3]不可否则，公共政策有其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工具，其自身孕育着强制性和伦理性两种天然属性。 二、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宪政制度的推崇以及人权的日益受重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批评，公共政策的伦理性方面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公共政策在伦理方面蕴含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共性，这种共性着重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而反映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正义论》开篇就明言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公共政策理自然应具备价值取向，这是其内在的要求，具体而言，有如下表现：其一，公共政策交织着其制定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主体均是公共机关或确切的说是政府，而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政府，本身代表着其所处位置或所代表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执政者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其本身也蕴含着普世的价值观。例如公正性，而这一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维系社会基本公正的职能更是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定位于人民服务者，与人民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这一价值含义的体现。其二，公共政策的外在特点也深刻体现其价值取向。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特点，深刻代表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越来越来源于公共意志，越来越体现民主，体现自由，体现公众性。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各种结合，成果就是有价值取向的、符合公众性的理性追求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外在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将其价值观合理、合法的落实于公众，同时公众也能就公共政策的诸多事项与制定者达成价值的统一体，使得公共政策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来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其三，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富含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以维系社会更好发展为其使命，以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为基本职能，其最终的施行效果必然反映着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必然达到到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而这种目的则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价值追求，则说明公共政策的失效，必然催生新的公共政策来代替失效的公共政策，以使公共政策的施行能达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达到追求的价值。 (二)人性精神 公共政策本身蕴含价值取向，同时其也有人性精神。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均是人，都是为民服务的。就公共政策的人性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公共政策需要切实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毋庸置疑，公共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公众需要的一些问题，自然而言牵涉到人的问题，不可避免涉及人性。因此，用于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必然需要具备人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期望，热切希望公共政策的能够反映人们的普遍关切。一项反映人性的、能够切实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公共政策需要具备人性。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公共政策的人性化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为着特定的目的，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经过有价值取向的考量，以寻得最适当的方式和取得最积极、最人性化的施行结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合乎逻辑性。追求较为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思维的推理。由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不一定能反映最优效果。这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只能从现实的境况出发，体现为一种更人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真切感受真实的情况，进而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追求人的发展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的。公共政策有众多目标，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公共政策作为公众切身有关的一种方略，必然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的发展有助于更近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公共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发展，可以说，公共政策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将集中于人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从社会整体出发，进一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然而，公共政策的意义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附有价值选择和人性因素。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探求公共政策的存在和行驶的合理性。 作者:贾远军 单位: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 摘要：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哲学方法主要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这些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诠释禁电的公共政策周期分析 【摘要】“禁电”是当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的一项公共政策，广州即为实施“禁电”政策的城市之一。文章运用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探讨该政策动态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对于把握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禁电”；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 一、广州“禁电”政策概述 2006年11月14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正式对外《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开征求意见，并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自通告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这标志着广州市正式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以下简称“禁电”）。 新闻会上，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广州“禁电”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广州市一直以来都未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及上路行驶。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2004年9月，广州市交警部门通过新闻媒体提醒广大市民，在省有关规定出台之前，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免造成损失。2006年5月1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作出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广州市政府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并委托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为年龄16岁以上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1）公共汽车是目前市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59.1%的受访市民的主要交通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14%为自行车，8.4%为步行，7.6%为摩托车，4.2%为私家车，3.5%为地铁，只有1%为电动自行车。（2）多数市民认为不适于发展电动自行车。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72.8%认为如果禁行会给广州市的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带来好处。（3）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70%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市政府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13.7%表示“无所谓”，明确表示不支持的只有16.3%。（4）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影响不大。分别有58.5%和32.2%的受访市民表示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其生活“没有影响”和“影响不大”，只有5.6%表示“影响较大”。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结合广州市的实际，广州市政府提出了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的意见，并于7月份专题请示广东省政府。省政府于9月底批准同意广州市政府的请示。根据省政府的批复和市政府的决定，广州市公安局起草了《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并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了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于当天对外。[1] 二、以政策周期模式分析广州“禁电”政策的提出 全国各地对“禁电”态度不一。北京先是“禁电”后改为“限电”,上海则没有“禁电”。而作为特大城市之一的广州，其“禁电”政策自然也引起了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用户、厂商、经销商及一些市民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各方的着眼点主要是这项政策涉及的政策取向、路权分配、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决策程序的民主等等问题。而笔者认为对此政策在现阶段运用公共政策的方法来分析，对于把握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任何一项政策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众多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中，笔者选择了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作为具体分析方法。 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也称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式，是从公共政策的动态活动过程的各个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看成一个多环节相互连接的动态运行系统，分析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它对于从整体出发把握各个运行环节在政策运行中的功能，系统检测各环节功能发挥是否正常，检测政策成功或失败时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2]一般认为，从政策过程来看，公共政策包括问题的认定、政策的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一系列动态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2] 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于这一系列动态过程环节中，并且良好的政策效果也在动态的政策过程中产生。一旦政策过程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存在问题则势必影响到政策效果。 考虑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笔者着重从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作重点分析，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也一并提出一些建议。 三、广州“禁电”政策过程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三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利夫因斯顿所指出的：“问题的挖掘重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认定错误问题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远甚于用比较不完美的方案去解决一个认定正确的问题。”[3]因此政策问题的认定不仅是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纵观广州“禁电”政策的发动原因，不难发现，此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一）政策问题的发动欠科学分析 据广州市公安局就“禁电”通告召开新闻会时介绍，广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但从各种报道之中难以发现广州市政府的调研结果，也即广州市政府发动“禁电”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有何科学的指标和数据难以让外界所知晓。因此，在缺乏相应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动“禁电”政策难免令人对广州市政府“禁电”政策的动机产生猜疑并缺乏对公众的说服力。 （二）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和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广州应该优先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但是，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什么？有何具体的衡量依据？代表们是否在掌握一定的电动自行车专业知识及在相关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表意见呢？三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主要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专家学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等，并没有电动自行车的行业代表获邀请参加，显然参加人员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难怪闻讯赶到挤进第三次座谈会的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懂电单车！”[4] （三）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 广州市政府“禁电”通告及公开的信息并未直接指出“禁电”的理由，也没说明为什么“禁电”是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唯一途径，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一是仅仅把三次座谈会及专项民意调查反映的意见作为政策认定的依据，意见的征集面过于狭窄；二是带有很强倾向性地进行意见征集，开始就引导人们往是否“禁电”考虑，致使对“禁电”以外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和“禁止”应该是明显不同的政策选择。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外，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的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广州市公安局就此认为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座谈会与民意调查显示的是绝大部分代表和大部分受访者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而并非“禁止”电动自行车。对“限制”还是“禁止”这样严肃的政策选择居然混淆了基本的概念，可见广州“禁电”政策考量的局限性和倾向性。 （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从动态意义上理解，政策方案建构过程就是政策的规划和制定过程。它具有以解决政策问题为目的、针对未来、技术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其中政治性是指规划活动是一个各方互动的民主政治过程。它要求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然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决策过程的封闭、缺乏民主。《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是“禁电”与否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公开征求意见”与“听证会”有所不同，如何执行？“公开”的范围应有多广？怎样体现代表性？“征求”如何避免倾向性？“意见”如何归纳和取舍？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也因“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问题受到了较多的质疑。 广州市公安局召开的前两次“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又名“征求意见会”，邀请了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城管支队等单位代表，以及包括教师、医生及IT行业员工在内的“市民代表”，就“是否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中不仅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代表，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也不在受邀之列。事后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两次征求意见会进行任何报道。第三次“征求意见会”召开时，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闻讯赶到挤进了“征求意见会”会场，但当局显然并不打算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懂电单车”，主持人就立刻宣布会议结束了。随后，《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赫位置刊登了题为《基本赞成电动自行车禁止上路》的文章，对第三次“征求意见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与会23名代表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在老城区必须坚决禁行电动自行车”，而绝大多数“市民代表”认为，“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广州上路行驶，以保障广大市民的利益。”文章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将尽快提交“有关方案”上报审批，“预计在8月份左右在广州市正式实施”。[4]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在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之前，尤其是还没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政府喉舌的报道显然是给电动自行车的命运定了调：电动自行车很快将会被禁！这与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公开性、民主性不相符，必然引来社会各利益全体事后的反弹，甚至拿起法律作武器对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5] （三）广州“禁电”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政策的决策过程就是政府接受最终通过的方案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包括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政策的行为过程。[6]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政策的合法化还包含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被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过程。因此，政策合法化不仅仅要求政策形式的合法化，更强调政策内容的合理、合法，为公众所接受。 广州“禁电”政策完成了各种法定程序：公开征求意见，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通过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最后对外。在形式合法方面广州“禁电”政策并不存在问题。然而因为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了人们对该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以法律的方式反抗，可见其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不接受的公众不但包括电动自行车行业及电动自行车的拥有者，其实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潜在购买者和驾驶汽车的潜在受影响者（“禁电”以及已有的“禁摩”政策迫使部分人选购汽车，对原来就拥挤的交通造成影响）。正因为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使这些利益相关者没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政策合法化并不能抹杀这些人对政策不接受的事实存在，这对政府的管治是不利的因素。 四、广州“禁电”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建议 如前所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尚难以对其执行和评估作出分析。但因该政策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先天不足，在其执行和评估过程更应适当把握。笔者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提出一些建议。 （一）广州“禁电”政策执行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执行就是指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把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尽管一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只要是一项合法的政策，就应当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的严格执行既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政策成功与否的需要。因此，广州“禁电”政策要严格执行在当前是无容置疑的。广州市公安局考虑到市民妥善处理现有电动自行车需要一定时间，对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进行15天的纠正教育然后再严格按章处罚。这样能给予政策一定的缓冲期，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但鉴于该政策在执行前的不足，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1）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不仅要大力宣传政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宣传政策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有说服力的宣传，提高政策的可接受程度。（2）积极消除政策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考虑到目前郊区公共交通尚未完善，应当合理解决郊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又如对原有的电动自行车或其电池予以回购或补偿，对当地电动自行车企业进行补偿或支持。 （二）广州“禁电”政策评估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行为。它对于检验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和政策执行质量意义深远。广州“禁电”政策既然饱受诟病，更应尽快对此政策进行评估。评估时要有开放的胸襟，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持。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修订政策或就此终结政策。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众在学习，政府也在学习，科学的、民主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愿望，它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学习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或者说这是中华民族都需要补的课，有问题是正常的。广州“禁电”政策只是中国众多公共政策中的一例。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周期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笔者期盼能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处理类似问题时有所参考。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探究关于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要]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北部湾经济区高技能人才就业的特点，分析了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人事政策和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对公共政策评估现状分析及完善思考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政策评估可以实现政策的价值化和民主化，而当前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策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在政策评估中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等。要想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价值和效用应该做到：实施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政策评估对策信息公开 关于政策评估的概念至今学术界未能达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政策评估视为一种分析过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优缺点；也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也包括对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终结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2]。还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政策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鉴定人们所执行的政策在达成其目标上的效果，确认政策实施对于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笔者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其实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进行的综合认定、分析。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3]。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公务员之家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把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并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资料和信息，政策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证政策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对于政策评估组织来说，将有利于其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降低评估成本，有利于评估方法和评估结论的传播，便于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对于公众来说，可以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发表自己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评估的保障。为实现我国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应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评估系统、全面、公正。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为防止决策者随意决策，执行者滥用职权，必须通过制度将评估结论与有关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政策过程的权、责、利相统一，使政策评估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 要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政策评估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求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内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则均须精练。应该说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因此，评估者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的加以选择和运用，必要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个政策价值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利益 对“公共政策”这一概念的定义，戴维·伊斯顿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一书中将其界定为“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它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政策主体同政策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即任何一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而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本文将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即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客体（即公众）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阶段 （一）政策主体 首先，政策制定主体是执行权力的拥有者。要做出有效的利益选择判断，需要充分了解民情民意，需要根据社会国家的现行状况来确定公共利益的选择。因此，在利益表达阶段，政策主体的角色是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的提供者，提供可行的运行环境来保障公共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可行的环境包括相关的制度和沟通平台及监督。 1.可行的制度即公民参与制度化。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把政策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策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轨道。我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从政策的制定上来说，就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各自的渠道来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形式。政策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合理的政策参与秩序。公民的政策参与必须而且能够在制度规范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创建科学合理的政策参与制度规范是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的前提。这就必须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策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使公民的政策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形成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2.电子政务，网上政府的发展，建立了联络政府、民众及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平台。推进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社会化。能够推动政策参与制度和规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价值认知，成为公民政策参与潜移默化的行动准则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公民政策参与由一种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 （二）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即公众。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公众的政策，既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也应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但决不是特殊阶层或少数拥有权力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工具。为了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众需要有效地参与利益表达。 为了进一步拓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政策主体可以完善已有的公民接待日制度、市长公开电话制度、基层意见调研等比较有效的渠道，针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形式注意现象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排除；此外，利益表达主体还可借助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来表达本利益集团对于某些政策的主张，或者透过这些传媒向社会公众灌输有倾向的观点，以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来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网络平台有效地解决了政策客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在网络平台上能够事先公示，以增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公众能够更好地听取意见与建议，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信息的共通共享，及时弥补政策原本的某些缺陷，从而提高政策宣传和传达的效果。 由此可见，政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公共政策出台的公平性奠定基础。 二、利益综合阶段 通过利益表达阶段对公众分散的利益信息的采集，政策主体在利益综合阶段开始进行利益的博弈分析。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主要是就公共政策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博弈分析的。公务员之家 对于国家来说，重视的首先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政策主往往会做出政策做到效率最大化。通过利益的表达，有学者提出，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往往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进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也很多，比如公正性的再分配还其本上是个空白。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此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特别是我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这些学者既作为专家又作为政策客体，都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操作和收入分配措施不力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使得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政策主体——政府作为国家核心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必须借助于公共政策，依据公平价值标准和准则进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重点就在公平。要弥补这些诸多的不公平，根本的途径在于政策主体的公共政策中的取向。因此，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已经将注重公平、强调公平作为优先考虑。 三、利益决定阶段 党的十七大做出的决策，是根据国家现状采取的政策选择。目前从国际上判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因此，十七大报告重点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首次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四、结语 一个和谐的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保证政策的利益取向，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探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才能保证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广泛表达，确保公共政策公平公正。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6.加强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农业科技进步政策 在提高我市农业竞争力方面，农业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入世对我市农业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其次，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更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再次，保护知识产权，对加强我市农业科研力量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改革农业科技机构和服务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农业科技发展运行机制；四是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保障体系。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析论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时代，从、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反共事件”。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分析论文 一、制度制约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却的。而政策与制度一样，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伴始终的。制度、政策都是起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的产生方式、作用并不同。 首先，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目标是理性的，他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理性人。但理性人不等于正确的人，再加上诸如信息不对称、成本损耗等等客观因素，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能实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弥补一些客观因素的负面作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尽可能的实现。但制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在其框架内细化、归类，制定各种政策来辅助实施。这样，政策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了。 其次，个人虽是理性人，但理性并不能弥补他自然性上的缺撼：个人的生命过程及生活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他无法预计生老病死，也无法预计天灾人祸。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合作来减低这种不确定性。而合作使人成为社会人。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更有利于个人在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更有利于人避免一些天灾人祸，并使自己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抗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至于怎样合作，怎样使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怎样应付灾难，则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如何制约、真包含政策呢？ 制度，通俗而言，就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更确切的说法，本文采用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思?诺思的定义：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同时，制度又是规则、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制度不外乎是各种具体存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合体。政策作为规划、社会目标、议案、政府决策、计划、项目等多面体的表征词，自然而然不会脱离制度框架，而是从属于制度框架。 由于制度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具体的罗列会使制度显得纷繁芜杂。这种情况并非制度分析家们所愿，因此，制度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而政策与制度的真包含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此。 诺思的分类方法，是把制度区分为宪法秩序、操作规则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三大类。同时，他又指出：这三类并非断然分开，分界线并不明确。 第一类是规范性行为准则。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制度，它们涉及到“文化背景”（拉坦语）与“意识形态”（诺思语）。它们是宪法秩序、操作规则的背景材料和渊源。这一类制度包括社会所处的阶段、文化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它们常常是非明文规定或非条例化规定的，但却使社会上的人们在潜在的国家强制力下潜移默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得到确定。这类制度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变化缓慢，变动不易。 第二类制度是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宪法可以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与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这里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一类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与North）。人们一般称之为立宪规则。这些制度一经设定，非经特殊而谨慎的程序，如集体选择的条件等等；非经特殊的紧急情况，如战争、政变等等，它们不可以变动。当然，这种不可变动并非绝对，只是相对一个长远期而言的。就长远而言，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变动的。 第三类制度是操作规则。这类制度是在宪法秩序的框架中创立的，是宪法秩序的具体安排。它包括法律、法规、社团、合同以及政策等等。制度制约公共政策也主要体现于此。政策作为依宪法秩序而制定的具体安排，它的产生、制定、执行无一不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弗农。拉坦认为：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地调查与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3、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便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将发生方向性错误。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减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正是由于拉坦的这四个宪法秩序的观点，政策作为一种操作规则，必然受制于宪法秩序安排。 由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对政策是制约关系，是真包含关系。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宪法秩序这一类制度首先得得以安排。由于这些“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指导性、宏观性及缺乏可操作性，政策就来执行操作任务。各种政策把宪法秩序具体化，并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章；体现到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则表现为带有经济意味或政治意味的组织、合同、社团等等。而各种政策在制定、执行时又不可逾越“基本规则”的限制，它们在制度框架中“生根发芽”，用具体规则充实整个制度。政策是制度的附生物，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同时，由于制度的指导性及难变动性，有些政策建议虽是可行的、有收益的，但由于制度间的相互牵制，建议不能上升为政策。 我们回到前文的范德海德政策建议上去，查看一下当时的属制度范畴的背景材料：19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泰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体化中的一员。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使泰国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从而引起地价实际上涨；泰国政府采用农业研究和灌溉投资的对策来干预地价上涨；同期，泰国一直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军政机关投资和相关基础设施（如铁路）投资也需增加；另外，当时泰国王室及政府高层官员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在另一Rangsit区，一旦灌溉政策实施，农民会大批从Rangsit区迁往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政府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 从这份背景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泰国当时的制度中的两对矛盾：其一为国家安全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间的矛盾；其二为保护社会中上层人物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清楚地凸显出当时泰国制度框架中的牵制关系。安全要高于部分经济利益，已受益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二者一结合，契合点就是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好政策在制度框架中的牵制作用下被无限期延长。 二、政策影响制度 政策从属于制度，在制度框架中生成与运用。但政策的特性决定了它并非被动的适应制度，它也不仅仅只有利于制度框架的完善，它还会积极或消极地在制度框架内发生量变，最终促使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创新。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政策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 至于政策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由一定的主体作出，同时对一定的客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要求、希望、规定、强制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主体的某种政策”。政策源于人类自身的切身需要，但它产生于人类在解决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在制度形成后或逐渐形成期中的具体操作。较之制度，它更具有行为特征。而政策的确切定义比较难用精确的语言说明。就众多公共政策学家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认为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种观点强调了政策行为的设计和目标功能。但缺乏具体做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认为政策可视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但忽视了政策的创造功能。 其三，以托马斯?戴伊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选择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说法强调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其实践性。但忽略了作为不一定是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做法”。 其四，以詹姆斯?安德森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过程概念，表现在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实证性和动态性。但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策不仅仅是计划和目标，也不等同于价值分配，更不等同于政治行为，同样也非只是操作性和动态过程。政策应当是它们的集合，以上四种观点只不过是政策不同层次的形态表征而已。政策是制度框架中的“砖石”，它是“广义的规划”。这种广义的规划是灵活多变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政策由于其“潜移默化”的特征，使它又成为相对恒定而持久的政府决策。这是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政策的起源密切相联，政策是人与人合作中的一种“契约”，是有关集体成员的一种默契，是要求所有成员在给定的环境中能预测其他成员的行为准则。但这种政策又不等同于法律、法规。虽然法律、法规也近似于一种“契约”，也可以在给定环境下预测他人行为，但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契约将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惩罚。但同时也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许多政策会逐渐上升为法律、法规。惩罚程度会被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与法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甚至可以说法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形态。 很明显，从上面可以看出，政策具有目标特征、行为特征、灵活多变特征、实证特征以及法律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政策是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框架的。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特征。它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细化的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等。在执行过程，要多方考察，看它是否偏离原来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目标特征，原有制度得以强化，制度框架得以完善。也同样是由于很强的目标特征，政策在执行、反馈中也会波及到原先目标，会使政策执行主体意识到目标的欠缺或偏颇。经过一系列程序，使目标有所纠正，进而巩固和完善制度的分目标。 (二)、政策的行为特征是指政策本身是在实践中完善、成型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不是面面俱到、事事料到的。因此政策的最终成形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操作并完成的。但这种行为特征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执行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执行的。因此政策虽有目标，但为了更趋于理性化，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变动目标，甚至影响其他目标，为制度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制度创新。 (三)、政策的灵活多变特征，是相对于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较长期稳定性而言的。由于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它的变动。但同时由于其灵活多变，也就是执行反馈的灵活性，使它更容易促使正处于量变最高点的制度走向质变，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四)、政策的实证特征是指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从发现政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评价各个方案――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所选方案的活动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逻辑性很强，大多数政策相对于制度要求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可以称之为“好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发现问题就可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政策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因素，如素质、信仰以及心理等等，另外加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认识等等的不同，政策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是“坏的政策”。只要这个“坏的政策”实行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严重影响制度安排，不是破坏，便是突变，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 （五）、政策的法律特征是指政策逐步完善，逐步合理，可以上升到法的阶段，成为法律或法规。政策的法律特征在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相当普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为少数人垄断的。这少数人提出的政策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序就可上升为国家法律，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金口玉言”式的立法状态，政策更多的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制度框架的巩固，但同时也使得制度框架变得僵化起来。人们的意愿往往不能实现，而改变起来又不容易，各种制度安排间必然会产生不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用诺曼.尼科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变化正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 我们再回头去看范德海德政策建议。在这项灌溉政策中，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为给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提供灌溉服务，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行为特征则体现在这项政策是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即怎样对付大米出口激增后土地价格的上涨问题；而其动态或实践性则体现于这项政策从开始到论证结束后，范德海德设计方案的出台。因此，这项灌溉政策建议虽然在1902年到1909年间屡遭否决，但其生命力却很旺盛。各个制度安排间的相互牵制，虽然有暂时的妥协――灌溉建议不被接受。但是，在出现新的制度安排，即二战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亚洲地区民族国家逐渐独立，开始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世界银行也给予相应的支持，这项孕育在旧制度内的政策建议终于被采纳执行，范德海德设计的水利工程也终于得以完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固然不能说灌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制度，但作为一个“好政策”，它确实是在影响着关键性的经济制度的运行的。它开始没有被采纳实施，但在无形中，并没有人否认它的真正价值。 三、政策主体对制度的影响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而政策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而政策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情况下，政策主体对制度起正面影响，他们在维护、巩固和完善既有制度。然而，一旦负面影响出现，由于政策主体的特殊地位，将会对制度产生极大冲击力。本文中主要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依据西奥多?洛伊的类型学，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政策。诺曼?尼科尔森分析，这种类型划分的标准有两个： （1）、强制的程度。 （2）、对个人影响的直接程度（相对于个人选择的环境） 也就是说，个人在运用公共权力对政策进行选择时，他会考虑到这种政策的强制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或限制为多大。这两个标准，决定了政策主体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并非是十分顺从、一心一意的服务于大的制度框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曲解目标，变动执行。其后果就是需要有另外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这种不和谐。 制度变异应运而生。而这种变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二）、制度对政策具有真包含关系，使得政策主体与制度的关系相当微妙：政策主体更类似于制度框架中众多的“建筑工人”，而制度则类似于“建筑工程师”。本来一座大厦的设计、指挥是由建筑工程师来进行的，但由于“制度”在此等于一个盲人工程师，他心中有数，也会有别的工段长给他介绍情况，但还由于看不到真实的大厦进展情况而有些束手无策。而建筑工人则一方面按工程师的设计进行，以免大厦全倾伤及自己，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或偷工，或减料，这种集体选择方式产生了异化。再加上集体选择本身的局限性，如从众、冒险心态等等，从而造成“政策主体”中集体选择相当困难，结果往往是相互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制度内部的不均衡，制度逐渐发生变迁。 （三）、政策对制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使得政策主体在保护原有制度和反对原有制度上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个政策问题产生后，由于其触及到制度框架或制度框架中其他具体制度安排时，政策主体认为有必要介入时，政策问题就会被立案及至制定对策并付诸实施。一般而言，介入的必要性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费用利益计算，其中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取向。但由于制度本身具体条件的约束，首倡政策的主动权一般都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而非一般的看到此项政策优势的普通人手中，所以在一项有利于制度框架稳定和逐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提出来后，由于政策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这项政策建议并不一定能上升为政策并执行。可以说，政策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制度变迁也有很大影响。 （四）、制度框架的庞大，制度安排的繁多，必然使各项具体制度间产生一些“真空”地带。这样，对那些属于精英类政策主体而言，就会看到如何使自己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虽然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政府机构应以追求社会效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的，但作为政策主体的是人。人不可能个个都是高尚的，在一个以维护上层人员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上不公平的政策，也会否决一些貌似与大目标有冲突而事实上很合理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这种现象更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的那样： （1）、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具有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舆论等权力于一身的倾向，这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政府部门迅速膨胀，助长不负责任和办事不求效率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形成政权部门对于经济过程的过多干预，甚至出现政治和军事集团代替经济部门作出经济选择的情形。 （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较多考虑满足社会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实行无偿或低价的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有往往无暇顾及各方面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机会。 （3）、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过于单一化，不允许具有共同体特色的公共部门或公共组织的存在，即使出现了自发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也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保护而遭夭折；共同体为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努力也可能遭到政策主体的反对而失败。 以上谈论的都是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政策主体的正面影响是主流。只是政策主体事实上也是制度创立与选择的主体。一旦负面影响产生，就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波及制度本身。研究其负面影响远比说明正面影响有用的多。在制度创立初期，政策主体会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维护和巩固制度，使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但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一旦制度完全定型，人们就会熟视无睹，他们会寻求一种制度框架中的个人发展。所以政策主体目标异化，政策主体与制度主体（主要指制度的创造、选择者）已经分离，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促使制度变异。 泰国湄南河畔的灌溉建议事实上就是由非政策主体提出、但遭政策主体否决的一项政策建议。政策主体即泰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Rangsit区拥有大量土地，在Rangsit区，政府曾做过大额灌溉投资，兴建Pasak水利工程，同时，该区还是泰国第一座水稻试验站所在地。不言而喻，泰国高层政府官员是原先灌溉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原先的政府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对旨在维护他们上层人员利益的制度的政策是同意并执行的。但到范德海德水利工程建议提出后，这项工程虽然有利于全社会收益，但由于它触动了政策主体的利益，这种干预影响损及政府要员的利益时，这项政策建议就只能是建议，而不能上升为政策。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使得泰国原先的制度已经变迁，政策主体也不在是Rangsit区的收益者，权衡考虑，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政策。 结论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 众多制度分析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以及分类的探讨包含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可忽视。而政策科学的凸现及广泛应用，又使得人们发现：政策从属于制度，但其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政策与制度并非自然生成，而由人类选择决定，所以本文还得出一个结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内容摘要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另外，本文还认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论文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2]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 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分析论文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分析论文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偏误分析论文 1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的问题及策略: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改善 1招投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的重点 如果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监督和管理工作一直是招标管理工作的难点。水利部以及当地相应的水利主管部门是该责任的主要担当者吗，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1.1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单位及招投标报告的审核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关系重担，水利主管部门需要做好招标单位及招标报告的审核工作。首先，应该对水利工程项目招标单位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因为它承担着整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最终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承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单位必须严格符合勘察设计招标所要求的具体条件，勘察设计的项目，相关的资金，相关的基础资料都已经完成，能够阻止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在进行社会招标前，水利工程建设单位还应该具备监理招标的条件。对于水利工程项目已经具备初步的设计条件，相关的监理所需要的资金已经落实到位，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工期的开展，而且项目列入了年度计划。与此同时，施工招标的条件还需要满足，设计已经批准，资金已经落实单位，监理单位已经确定，相应的硬性指标已经符合要求，对于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正常开展的当地居民的搬迁、工作安置等问题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程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的设备和材料条件具备，不仅能够通过初步设计规范的要求，还应该符合相关的技术指标要求，材料、设备来源有保障，主管单位能够及时开展建设工作。在以上诸多问题确认无误后，水利主管部门必须对施工招标单位提供的招标报告进行细致的评审。必须对招标的设计标准和招标活动开展流程进行详细的审核，保证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工期能够顺利完成。 1.2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资格的审查 在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及其提供的招标报告审核通过后，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投标单位资格的审核。施工招标单位有义务对投标人的资质进行审核，主管行政单位更有义务做好这一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投标人的资质必须符合要求，严格杜绝过程中营私舞弊，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建设资格，而自身建设的水平和技术要求不符合工程建设要求的投标单位参与建设活动。对于施工招标单位组织的评审文员会成员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专业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反之施工招标单位不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使用达不到要求的投标单位，对于通过了投标审核的法人和单位，水利主管部门应该参与现场的勘察监督工作。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中的招标人、投标人、审核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要坚持不懈，才能切实履行职责。 1.3水利建设工程书面合同以及具体建设活动的监督 经过水利主管行政单位的监督和检查，招标单位选择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并进行书面合同的签署和具体工程的建设开展环节。水利主管部门应继续坚持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合同内容符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利益要求，确保投标单位按照合同积极开展建设活动。 1.4招投标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和服务的提供 水利主管部门不仅具有监督职能，还应为水利建设项目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持。在招投标单位开展工作前的活动提供帮助和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好当地居民的安置工作，协助他们了解水利工程水文情况，并为之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在招标过程中，对于相关投诉，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在招标完成后，对工程建设不断关注。 2行政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改善 在我国，水利监督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中一直起着关键的监督和管理作用，但是因为地区情况复杂，问题多种多样，监督和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不断改善和提高。 2.1监督管理人员行私舞弊，谋求个人利益 我国地域辽阔，水利建设项目工作多，水利主管部门人员多，且地区状况不同。有的行政主管人员素质较低，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营私舞弊，对于招标过程中存在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对于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证监督和管理队伍的廉洁高效。 2.2行政服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是专业性较强的项目，行政监督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地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对于相关的技术要求和行业标准有着了解，才能对于招标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做出判断，从而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企业的诉求才能提供更好的额服务。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水利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培养，提高水利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 2.3规范招投标管理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地区的行政规范对于建筑单位的招标工作影响重大。主管行政单位应该着力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规范，提高规范的科学性，节约招标单位的成本，提高招标工作的成效，积极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对于水利建设单位的诉求尽最大限度的满足，积极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服务，帮助他们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水利建设项目的前期招标工作顺利开展，保证招标成果。 3结语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利国利民，广大行政主管单位和人民群众有义务保证建设成果，行政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对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解决，更好地为建设单位提供服务，加强招投标过程中的管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作者：葛杰明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基础分局 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的问题及策略:浅谈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 摘要：随着《招标投标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全面贯彻和实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已初步成型，在招投标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行政监督实践工作中，其工作内容难落实，行政监督职能相对比较薄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本文对如何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水利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 1、概述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就是用于控制水利工程建设市场、规范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等参建各单位行为，避免暗箱操作、幕后交易等不规范行为影响规范、诚信、有效的合同的订立、其监督的主体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客体是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涉及的招标人或其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内容是以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为标准，通过事前报告、事中监督、事后备案的方式对具体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为进行行政监督。 2、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包括所采用的方式和具体的途径，具体体现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事前核准、事中监督、事后备案、查处违法行为及评审专家库管理等多个监管环节中。总的来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已初步成型，在招投标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行政监督实践工作中，其工作内容难落实，行政监督职能相对比较薄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 1）行政监督难到位。一是相关人员从心理上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监督，把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视为束缚，有抵触情绪。把纪检人员的监督作为一种麻烦，多一套程序。把监督作为一种形式，开标前临时通知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参加，当靶子用。二是规避招标、围标串标、招标机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都很难监督到位，其中的利益勾结，商业贿赂都难以调查取证。同时招标管理部门监督乏力，惩处不严，致使在招投标中出现的问题屡禁不止。 2）事前核准制度难落实。有的招标人不按规定进行招标事项核准，自行招标，有的虽已核准，但未按照核准要求组织招标。有的“三无”项目在没有完成基本建设程序、落实建设资金，甚至连设计都未完成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招标。有的招标人或机构不按照要求将有关招标文件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事中监督走过场，招投标程序难规范。有些行政监督部门未建立健全配套的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和具体的操作规范。对招标投标的信息、评标过程、以及评委构成、评标规则和评标方法以及合同签订与履约验收、备案审查、执行监督及纠纷仲裁等的监督工作，具体操作人员无规可依，无章可循，无法保证整个招投标过程能依照法定的程序规范进行。 4）事后备案不落实，后续监管难到位。当前招投标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一种重场内管理、轻后续监督的现象。既有思想上不重视、人手不足的原因，更有体制上的原因，造成行政监管难到位，招投标管理的后续监督 工作出现真空，一些本可以通过后续检查发现的问题，如借资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擅自变更合同等未能得到及时的揭露和纠正。 5）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行政监督管理重任难以落实到位。有部分行政监督管理人员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不按程序办事，工作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甚至还参与评标定标工作，有目的性的指手划脚，使行政监督演变为行政干预。 3、加强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的几点意见 1）切实加强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准入管理。一是凡从事水利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招标等活动的单位，必须具备水利建设市场准入条件，依据核定的经营范围和资质参加工程建设活动。所有参建单位都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不得超越资质权限和任意扩大经营范围。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中必须严格把关，全面加强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准入管理。二是全面实施市场主体行贿犯罪档案和不良行为记录查询制度。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资格审查，项目法人必须按照要求，做好市场主体行贿犯罪档案和不良行为记录的查询工作。 2）健全招标投标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监督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同时应提高行政监督及执法人员的招标投标业务水平，加强廉政教育，依法监督，照章办事。加大在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中行政监督的力度，依法查处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行为，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健全举报投诉处理机制。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处理招投标活动投诉作为强化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提供陈述、申辩和救济途径的主要方式，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投标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维护法律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健全举报投诉处理机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加大对举报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力度，对实名举报实行反馈和回复制度。 4）严肃招标投标工作纪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招标等中介机构和评标专家、招标人、投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违纪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权依法处罚，记入不良行为档案并在媒体公开曝光。对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串标、围标的企业，限制其一定期限内参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投标。 5）加快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及时收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招标投标等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已公布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依法对守信行为给予激励，对失信行为进行惩处，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建立规范有序的水利建设市场。 4、结语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也时刻面临新的情况、问题和挑战。我相信，只要在党的十八大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跟上时代的潮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贴近社会实践，不满足现状，不断研究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就能进一步完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秩序，使行政监督机制在招标投标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水利工程行政监督的问题及策略:关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 摘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工作难度大，工期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成果是关乎国际民生的重要项目，不仅影响着一地区的水文状况改变，也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水平影响深远。对于这类项目，许多建筑单位积极开展招投标工作，通过招投标工作选择高效合适的建筑队伍是招投标工作的最终目的。因此，必须做好招投标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保证招投标工作的最终成效。本文从现有招投标监督管理体制出发，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剖析这些问题的不良影响，提出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行政监督管理 1 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介绍 1.1 水利工程项目招投标程序介绍 水利工程，关乎祖孙后代，影响着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关系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必须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的管理，这不仅是招投标管理工作者的职责，也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和权利。 当前环境下，水利工程建设招投标工作已经形成一套较为规范的招投标流程。首先对现有招投标流程进行简单介绍。 在招投标前，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负责单位须向当地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报告，进行备案，具体内容应该包括本次招标的应标者条件、招标的方式、分标的方案、招标计划进度安排、投标人资格审核条件、评标方法等具体的内容安排信息。提交相关备案资料后，组织者需要编制招标文件，并在一定区域或是全国范围内招标信息，并发售资格预审文件，保证投标工作的合法性。在规定日期接受来自投标者的资格审核文件，并组织专业的招标管理委员会对投标者资质进行审核，向符合资格预审的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在发售文件后，对投标单位和队伍进行实际勘察，确认其符合项目建设要求。于此同时，对过程中存在的文件，进行澄清，在这些环节，必须做好中标结果宣布前的保密工作。在规定地点和实践，接受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组织专业的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最终审定，确定投标人，并向主管水利部门提交书面的总结性报告，将结果告知投标人，签订双方的服务协议，招标工作完成。 1.2 招投标管理中的行政管理与监督 招投标工作关系重大，需要有效的行政监督和管理，这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职责。水利部是全国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中行政监督管理的执行者，担负着最为重要的行政监督职能。 水利部既是监督者也是管理者。它负责组织、指导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国水利行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对招投标组织单位的工作具有监督管理的权限，只有符合国家投标、招标法律规范的招投标活动，才能够得到水利部的支持。与此同时，水利部还担负着对于水利建设项目活动中具体行政规范和管理办法的制定。虽然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因为地区情况不同，招标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不同地区的水利主管部门有责任制定符合当地要求的规定和办法。水利建设工程主管水利部门有义务接受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的投诉，应该严格依法查处投标招标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不能营私舞弊，严格监督招标活动的开展和实施，对于建设项目组织部门成立的专家格各委员会成员的专业性和资质进行评定，只有专业性高，社会影响相对较大的专业人士才有资格担任委员会成员。对于关系国家利益的重点水利项目和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项目法人代表的中央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 2 招投标管理中行政监督与管理的重点 如果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监督和管理工作一直是招标管理工作的难点。水利部以及当地相应的水利主管部门是该责任的主要担当者吗，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2.1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单位及招投标报告的审核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关系重担，水利主管部门需要做好招标单位及招标报告的审核工作。 首先，应该对水利工程项目招标单位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因为它承担着整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最终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承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单位必须严格符合勘察设计招标所要求的具体条件，勘察设计的项目，相关的资金，相关的基础资料都已经完成，能够阻止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在进行社会招标前，水利工程建设单位还应该具备监理招标的条件。对于水利工程项目已经具备初步的设计条件，相关的监理所需要的资金已经落实到位，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工期的开展，而且项目列入了年度计划。与此同时，施工招标的条件还需要满足，设计已经批准，资金已经落实单位，监理单位已经确定，相应的硬性指标已经符合要求，对于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正常开展的当地居民的搬迁、工作安置等问题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程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的设备和材料条件具备，不仅能够通过初步设计规范的要求，还应该符合相关的技术指标要求，材料、设备来源有保障，主管单位能够及时开展建设工作。 在以上诸多问题确认无误后，水利主管部门必须对施工招标单位提供的招标报告进行细致的评审。必须对招标的设计标准和招标活动开展流程进行详细的审核，保证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工期能够顺利完成。 2.2 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资格的审查 在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及其提供的招标报告审核通过后，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投标单位资格的审核。施工招标单位有义务对投标人的资质进行审核，主管行政单位更有义务做好这一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投标人的资质必须符合要求，严格杜绝过程中营私舞弊，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建设资格，而自身建设的水平和技术要求不符合工程建设要求的投标单位参与建设活动。对于施工招标单位组织的评审文员会成员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专业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反之施工招标单位不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使用达不到要求的投标单位，对于通过了投标审核的法人和单位，水利主管部门应该参与现场的勘察监督工作。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中的招标人、投标人、审核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要坚持不懈，才能切实履行职责。 2.3 水利建设工程书面合同以及具体建设活动的监督 经过水利主管行政单位的监督和检查，招标单位选择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并进行书面合同的签署和具体工程的建设开展环节。水利主管部门应继续坚持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合同内容符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利益要求，确保投标单位按照合同积极开展建设活动。 2.4 招投标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和服务的提供 水利主管部门不仅具有监督职能，还应为水利建设项目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持。在招投标单位开展工作前的活动提供帮助和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好当地居民的安置工作，协助他们了解水利工程水文情况，并为之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在招标过程中，对于相关投诉，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在招标完成后，对工程建设不断关注。 3 行政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改善 在我国，水利监督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中一直起着关键的监督和管理作用，但是因为地区情况复杂，问题多种多样，监督和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不断改善和提高。 3.1 监督管理人员行私舞弊。谋求个人利益 我国地域辽阔，水利建设项目工作多，水利主管部门人员多，且地区状况不同。有的行政主管人员素质较低，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营私舞弊，对于招标过程中存在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对于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证监督和管理队伍的廉洁高效。 3.2 行政服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是专业性较强的项目，行政监督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地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对于相关的技术要求和行业标准有着了解，才能对于招标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做出判断，从而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企业的诉求才能提供更好的额服务。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水利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培养，提高水利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 3.3 规范招投标管理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地区的行政规范对于建筑单位的招标工作影响重大。主管行政单位应该着力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规范，提高规范的科学性，节约招标单位的成本，提高招标工作的成效，积极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对于水利建设单位的诉求尽最大限度的满足，积极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服务，帮助他们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水利建设项目的前期招标工作顺利开展，保证招标成果。 4 结语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利国利民，广大行政主管单位和人民群众有义务保证建设成果，行政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对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解决，更好地为建设单位提供服务，加强招投标过程中的管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当今社会不断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我国要更加重视对于科技的发展，并且不断地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这也能够全面地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交通的发展对于我国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交通领域对于技术的要求也非常的高，要不断的在交通领域加强对于技术的研发，我国要加强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政策，为交通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1.交通信息资源共享的内容 1.1交通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他指的是交通行业的发展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所能够体现出来的在各个阶段进行科技的共享，这也包括交通科技所使用的条件和范围，使用的过程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具体的信息。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并且将这些整理好的材料放到共享平台上，进行更好的展示。 1.2交通信息共享管理的现状。交通科技信息到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各级政府所设立的，专业的有关科技发展的管理部门。这些部门对于科技研发和使用进行较严格的管理，交通行业它自身的管理部门，主要是针对全国的各个地方的交通单位内部的技术研发，检验报告等内容进行管理。 1.3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约束。1.3.1利益约束。信息资源的拥有者愿意将自己的信息与其他人进行分享，交通科技的信息资源是社会公共的产品，它的共享性和消耗的无损耗性都希望可以享用其他机构提供的信息，并且进行投资，对于信息资源进行建设。进行信息共享之后，随着使用的用户不断的增多，产生的利益也会不断的加大。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利益平衡的机制，进行资源的共享，不断的促进相关单位的发展。1.3.2产权约束。知识产权是对科技成果的一种保护，也能够不断地推动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是一种私人的权利形式，将产权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资源的共享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寻找到信息资源共享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平衡的点，采取合理的措施，对于资源进行合理的保障。1.3.3安全约束。在资源共享过程中，大多数的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很多都是由各级政府所保存的。对于资源的共享，要有严格的制度进行管理，明确资源信息共享的范围，并对这些信息建立一个公开共享的制度，切实的保障信息的安全性，这也是实现信息共享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2.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概况 为了不断的改变资源分散，封闭的情况，充分的发挥科技资源对于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提出建立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对于资源进行合理的整理。 2.1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出现的问题。共享平台的建设虽然已经对于信息进行了整合，但是信息获得的方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1）政府向有关的行业和社会公开信息时比较畅通，但是企业不能够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不断的发展。（2）部分单位不能够将信息进行及时的更新，并且不能够将更新的信息与其他企业进行共享。 2.2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问题产生的原因。（1）缺少对于信息资源管理和服务的相关机构。当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于信息的资源进行收集管理和服务，一方面需要有各个行业以及企业单位共同参加信息共享的建设，这也增加了信息收集难度，另一个方面行业外的科技资源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行引进，这也会造成资源重复，同时也会给资源的更新带来一定的难题。（2）缺乏统一的立法。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进行完善，这也会导致在进行资源共享的很多环节收到很多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并且会让资源共享的过程出现混乱的情况。 3.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政策体系 建立一个完善的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政策，这也是解决当前资源共享法律缺失这一问题的需要。这更能够保证共享行为，保社会的利益，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交通科技信息的资源共享。建立交通科技的信息资源共享政策需要在法律为依据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才能够保障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也能够保证对于知识的保护，更好地保障信息共享能够全面的实现。信息资源产生交通科技活动中，在活动过程中可以有效地获取各种信息，并通过相关制度对于资源进行有效的共享，更合理的利用信息资源。相关政策的提出要以管理业务为重要的依据，以科技管理为核心，不断的开展各项业务，并结合相关的活动，建立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3.1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布局政策。对于交通信息的资源进行不断的开发和利用，也要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提出信息资源建设的合理方案，以及具体的措施，主要是对于资源信息进行合理的规范和管理。要制定更全面的交通科技信息的资源采集政策，共享利用的政策，共享的保障政策等这些政策作为指导。 3.2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利用政策。进行有效的规定资源共享的内容和范围，以及使用的流程和服务的方式等。主要包括对于信息资源的公开，相关的服务政策，管理工作。（1）交通科技信息的公开政策。这项政策应该公开信息资源的种类，信息的范围，对于信息资源的内容主要包括:科技政策，科学技术的规划，以及各种计划的项目，科技获得的成果，科技产生的基础条件等。（2）交通科技信息资源的服务政策。这项政策要确定好服务的机构，以及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服务的基本流程，和相关的收费标准。（3）交通科技信息的资源管理政策。这项政策主要包括对于信息资源的加工，对于信息资源的组织，储存和相关的管理工作。 4.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政策制定的建议 我国的科技不断的进行创新，共享的观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随之带来的交通运输科技的信息资源共享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在现有的管理制度基础上，政府也应该根据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合理的措施，才能更好的保障科技信息的资源共享。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在于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合理的规划。将科技的成果进行整合，并将信息进行共享，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利于信息到不断发展。 4.1政府也要对于科技项目进行合理的管理，采取对于科技成果的管理，钱志亮出科技奖励的办法，重点的实验室管理办法，这些制度都增加了对于信息共享的约束力。对于科技项目进行检查，对于科技成果进行审核，对于相关的奖励进行评定，对于重点的实验室项目进行认定这些都是科技管理工作中重要的环节，这也增加了对于信息资源共享的要求，不断的增加管理的方法，保证资源能够长期的共享下去。 4.2不断的加快对于交通科技档案管理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加强对于科技档案的管理。更好地研究制定对于档案的管理方法，对于档案等相关数据进行合理的整理，并且也要对于科学研究过程中资产的保护，不断的加强资源共享的利用和支持。 4.3不断的加强共享资源信息的安全保护制度，也要不断的完善这项制度，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共享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加强对于共享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好地规范信息共享行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 5.结束语 交通信息资源共享政策的研究，更能够保证资源共享的顺利进行，也能让更多的企业不断地发展起来，更好地规范在资源共享中存在的问题，保证信息资源的安全性，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文章主要立足于当前市政工程管理现状，指明当前市政工程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优化措施，以供参考。 前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规划内容的不断实践与落实，市政建设工程逐渐成为我国城市规划的重点内容。结合当前现状来看，我国市政工程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建设类型，较之从前相比，都得到了明显提高。然而，介于市政工程管理众多且繁杂，部分市政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难以阻抗各种因素的干扰，如人为因素、环境因素等，出现不同程度的隐患问题，进一步加剧现场施工隐患程度。针对于此，相关政府部门与建设单位必须结合现阶段市政工程存在的管理隐患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优化措施加以解决，从根本上规避市政工程施工隐患问题。 1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根据以往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经验可知，现阶段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可以从施工造价管理、施工进度管理、施工质量管理以及施工安全管理等方面入手，利用切实可行的管理手段，强化市政工程施工管理效果。然而，介于市政工程管理内容众多的影响，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对应的隐患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很容易引发一系列质量隐患问题，给参建单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1]。以下是本人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总结与归纳近些年来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仅供参考。 1.1施工造价管理问题 针对现阶段市政工程的造价管理现状来看，多数造价管理人员在贯彻与落实动态造价管理责任的时候，往往多体现出责任意识不高、反馈效果不强等问题，严重制约建筑造价的合理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建筑单位未从本质处意识到实行建筑工程动态造价管理的重要性，对于建筑施工涉及到的造价管理因素显得掌握力度不足，导致最终核算工程量的时候往往超出预算，各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带来严重亏损。 1.2施工进度管理问题 施工进度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多由于现场施工秩序混乱或者相关指导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一般来说，施工进度管理造成的问题屡见不鲜，是多数建设工程频繁发生的管理问题。结合以往的经验来看，多数管理人员对于既定的施工规范与流程并未做到严格遵守，导致现场工序出现混乱问题，严重影响后续施工效果[2]。 1.3施工质量管理问题 施工质量管理多以现场施工材料、施工设备为主，通过利用合理的管理手段，可以进一步确保现场施工质量安全、合理。然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施工单位为了节省开支，往往会选择购进质量不达标的廉价材料，给现场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隐患。 1.4施工安全管理问题 施工安全管理问题多以人员管理、技术管理为主。其中，做好人员管理工作始终是确保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安全、有效的基本方法。而做好技术管理是确保市政工程施工质量以及工序流程科学、合理的基本保障。对于目前来说，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内容并未得到完全践行，导致现场施工出现较多隐患问题。 2加强市政工程管理效果的优化措施 2.1立足于工程实际，做好施工造价管理工作 针对现阶段市政工程造价管理力度不足的问题，建议管理人员应该切实强化自身的职业素质，确保各项管理内容得以贯彻与落实到日常造价管理当中。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建议管理人员应该立足于当前市场现状，严格把控动态造价管理内容，尽可能地降低资金风险问题，防止出现严重的经济亏损。在造价管理过程中，建议各管理人员应该做好造价管理分工工作，在整体上体现出协调统一性，如在建筑设计、规划、施工以及后期竣工中做好造价管理工作，确保协调统一效果。 2.2严格遵守施工规范，确保施工进度合理无误 针对现阶段市政工程施工进度延误问题，建议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施工规范，贯彻与落实现场进度管理责任，确保各项施工流程安全、合理。与此同时，对于现场施工秩序混乱的问题，建议相关人员必须及时调整施工状态，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手段，解决当前施工延误现象。 2.3做好质量管控工作，夯实现场施工质量 若想从根本上确保现场施工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就必须做好施工材料及设备的质量核查工作。对于入场使用的施工材料，必须采取合理的检测手段，如采取抽样调查方式，检测入场施工材料是否存在大批量质量隐患问题。一经发现，必须及时更换或者返厂处理。对于入场使用的施工设备，必须在正式使用之前，检测该设备的实际性能，是否存在运行老化问题。与此同时，施工设备使用结束之后，应该做好定期维护与保养工作。 2.4强化施工安全管理强度，消除施工隐患问题 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可以从人员管理与技术管理两个方面入手。对于人员管理而言，现场管理人员必须及时夯实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明确安全施工的重要意义，避免出现施工隐患问题。对于技术管理而言，现场管理人员必须及时明确各个施工工序所需的技术内容，严格把控现场技术施工力度，从根本上确保现场施工技术的应用合理性与安全性。 3结论 总而言之，加强市政工程管理效率与效果始终是市政工程项目予以重点践行的工作内容。为进一步确保市政工程现场施工质量安全、合理，建议现场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必须及时强化自身的工作责任，严格按照既定的施工规范与管理要求，加强对质量管理方面的监督效果。与此同时，致力于从安全管理体系与技术管理体系入手，切实夯实对工程项目施工方面的控制效果，尽可能地从根本上消除质量隐患问题。如此一来，相信我国市政工程基本上可以得到进一步优化发展，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职能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城市规划已经不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对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基于公共管理及城市规划职能，给予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规划中的计划、组织、领导等职能新定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职能定义 一、公共管理及城市规划职能 (一)公共管理 管理是促进人类协作劳动、维持和谐生活的重要手段。管理工作在社会生产以及生活的各方面均有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公共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其主要组织形式，承担着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并且遵循社会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 (二)城市规划职能 城市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城市发展进行计划与控制，城市规划通过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从而制定实现规划目标的战略、途径、方法以及行动纲要，并通过引导社会实践以及干预城市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依靠一定的可操作手段，其需要在社会不同范畴以及层次实施。城市规划在经历不同经济体制的影响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成为国家管理以及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工具。在城市化趋势不断加深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规划将具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传统城市规划中对城市规划的定义就是为了实现一段时间内城市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对城市性质、规划以及发展方向进行明确，从而合理开发城市资源，科学划分城市空间并且实现各种公关基础社会的部署与建设。这一观念是对我国过去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目标进行总结归纳而得出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不主动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城市规划缺乏创新精神，城市规划既然是以城市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为目标，那么就应该有效掌握城市发展的潜在规律和特点，而在传统城市规划中，没有明确和预测城市性质、规模以及发展方向，这就使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二是传统城市规划的内容以及手段比较单一，只考虑对城市土地以及空间的规划，行政手段使用的频率比较多，出现了“重规划，轻管理”的局面，三是传统城市规划中，对各项建设进行规划和安排后，没有强力的监督与管理部门，无法发挥保障作用，导致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过去长期实施计划管理体制有一定的关系。在实施计划经济制度时期，国家财政是城市建设投资的唯一主体，既是创业者，又是投资者，能够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不断修正城市发展规则，但城市规划仅仅对城市各行业发展以及建设的需求进行空间布局。城市建设中没有对立的利益冲突，城市规划的作用以及矛盾被隐藏起来，城市规划职能定位的偏差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改革开放后，城市各项资源由市场进行调配，许多市场主体进入城市建设领域，导致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越发激烈，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三、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职能定位 (一)城市规划中的计划职能 城市规划的侧重点在于对城市土地以及空间的利用，计划职能是城市规划中的主要职能。因此，首先要确定规划目标。城市规划的目标可细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基础目标，即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最大程度满足城市居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二是现实目标，即城市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现实目标;其三是理想目标，即区域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性质、发展方向、规划期限、规划范围、城市发展规模、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城市近远期发展目标以及五年建设目标等。其次，要编制科学的规划方案，在此过程中，确定目标并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后，规划单位需要按照相关规划纲要进行细节规划。最后要进行决策和审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审批主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向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审批。 (二)城市规划中的组织职能 政府是典型的公共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政府的行政管理是其进行公共管理的主要表现。公共管理是以公共组织为基础，合理使用公共权力，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开展的管理活动。城市规划中的组织机构可细分为政府、人大常委会、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设计院等机构。为了加强城市规划中的民主与法制，城市规划协会、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及城市规划艺术委员会成为各城市开展城市规划活动的正式结构。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越来越多市场主体进入城市规划建设中，因此，需要加强规划协调。城市规划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既要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群众的利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与环境的共同发展，要遵循“城乡统筹、合理规划、确立方向、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城市发展原则，正确认识近期建设与远期利益、局部规划与整体统筹、现代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关系。 (三)城市规划的领导职能 城市规划的领导职能是指通过合理行驶权力，协调和引导各方面。城市规划主管部门需要依靠法律及上级组织赋予的权利，使用多样化手段，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的编制、城市土地使用以及各项工程的建设。在使用权利的过程中不能针对个体实施命令、指示等强制性方法，而是通过建立一套普遍使用的规范体系，使得城市建设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提高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度和民主性。 作者：王锴 单位：浙江警察学院治安系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视角下公共管理论文 1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职能探讨 在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时，人们要遵循“三分规划、七分管理”的策略。这是由于对物质环境进行设计在城市规划中的所占的比重较小，相反人们对于规划中的而公共管理政策更加重视。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职能应该转变，重点转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上来。社会经济转型期，城市规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需妥善处理好规划与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保护、环境、消费、未来、行政、市场、公众和利益等诸多关系。这些相互矛盾的关系是每一位城市规划工作者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在处理时往往会顾此失彼，有时让人不知所措，甚至对规划工作感到一片茫然。为了履行好城市规划职能，必须对经济转型期城市规划的职能进行解剖分析和合理配置。按照公管理的运行职能,可以把城市规划划分为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大职能。下面将针对公众管理视角下城市规划的四个职能进行详细探讨。 1.1计划职能 在传统的城市规划定义中，主要工作是对在城市空间和土地利用两个方面对城市发展建设进行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狭隘性。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对城市的计划职能进行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为了保证对市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进行满足，以及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固化要设立明确的可行的目标和任务。在确定了目标之后，就要对城市规划的具体措施进行制定，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对城市多方面的发展提供方向。同时城市规划措施的制定，也为城市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尺度标准。在制定了城市规划具体措施之后，就要考虑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在规划措施符合法律规范之后，对措施进行执行。交给城市发展的有关部门从整体到细节、宏观到微观进行详细的规划和执行，把措施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项目上。最后在进行完所有的城市规划措施之后，就进入对城市规划进行审核的环节，由相关部门对城市的整体发展规划进行审批。城市规划的计划职能是城市规划所有职能中最首要的职能，他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指导和引领的作用，在公共管理角度上来看，计划职能的实现使得城市规划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 1.2领导职能 城市规划公共管理过程中处于领导的地位，其在领导职能方面的体现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规划引导、规划权利和规划协调。所谓的规划权利是指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采取命令、引导等手段来对权利进行规划，为社会主体提供公平的平台，使公众参与到城市管理的大环境之中去。通过公共管理的力量对城市的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同时政府进行组织、指挥和监督等工作。而规划协调是指对城市发展中的各资源进行协调和管理，充分应用社会学、管理学和规划学等方面的知识，用科学的眼光对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实现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最后关于规划引导的职能是指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为了确保城市规划在具体建设项目中很好地贯彻，而建立的有效的控制规范和引导机制。 1.3组织职能 在公共管理角度上来看，城市规划的组织职能是由成熟规划组织构成、组织运行机制和组织管理体制所组成的。现如今随着公共管理力量的进一步加大，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行政主管部门等城市规划组织机构加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投资主体和广大市民也成为了城市规划组织的重要一员。主要表现在管理规划运行机制方面，我国现如今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有些地方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使得城市规划的决策不够合理。与此同时，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也阻碍了城市规划的有效开展，因此在我国，城市规划的组织职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1.4控制职能 在对城市发展进行规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使得城市规划的开展过程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由于政府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差异，部门领导的决策不同，都会对城市规划造成影响。因此，城市规划有关部门对于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掌握和处理，确保城市规划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现如今，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公民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为了保证城市规划的正常进行，政府各部门需要协助合作通过实现城市规划的有效发展。 2结语 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规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城市规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这个城市将来的发展。因此，就要求城市规划相关部门必须提高办事效率和调整思维角度，将传统的建筑和计划规划进行改进，从公共管理角度入手对城市规划的职能进行探讨，充分发挥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城市规划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 作者：李哲名 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管理 一、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数字化城市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应时而生，并发展成为改善城市软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城市管理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管理城市、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在我国，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化城市管理兴起并迅速发展，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国内外数字化管理中，在城市公共组织方面，因为城市管理数字化设备及信息数据主要掌控在政府内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主要由政府运行和管理，所以其参与对象主要是城市政府组织，而城市非政府组织则参与不足。在城市公共政策过程方面（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监察五个方面），各环节不断明晰，相关信息也录入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信息对外公布深度和广度跨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市民参与度和政策执行力度都有所提高，公共政策过程实行了数字化管理。在城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面，采用数字化管理的城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逐步构建，执行力度有所增强，评估结果可信度也有所提高。 二、当前数字化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职能重叠且效率低下 综观各国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职能重叠、工作效率低下现象。或是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有交叉，或是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的职能有重叠，或是准政府组织在办理着某政府组织的事务，或是非营利组织开展着某准政府组织的业务。原因有职能划分不明确、组织改革不彻底、上级部门任其发展、下级部门得过且过或内部关系制约等等。 （二）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管理中志愿者管理混乱 城市公共组织人员和其他市民均可成为志愿者，为管理城市、服务社会提供人力资源。而一些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并没有明晰的组织管理方式和措施，仅由很少一部分服务性组织在支撑着。城市政府组织举办“运动式”志愿性活动时，就大量招募志愿者，到活动结束就任其发展、不管不问，并且极少关注志愿者自身组建的组织，志愿者管理较为混乱。 （三）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 服务管理意识不强数字化城市管理是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但当前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即便是各个城市的数字化对外服务窗口，服务管理意识都有待增强。这源于传统政府组织（含部分非政府组织）根深蒂固的强化管理而弱化服务观念的影响，也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必然恶果。 （四）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过程信息不对称 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中产生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由利益因素、组织因素和政策主体有限理性、政策目标群体自身行为能力、组织体制缺陷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利益因素使得政府自利性依然存在，表现为城市管理者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强化横向部门、纵向部门利益；组织因素表现为政府部门科层制的管理体系，科层组织优点和缺点兼备，强调集权使得上下层级间沟通较少，下级难以真正了解和掌握上级命令所反映的真实意图。 （五）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过程市民参与度不高 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过程中，已吸纳了部分市民的参与，这相对于传统的城市管理是一大进步。市民参与度是数字化城市管理中一个重要的指标，而当前我国数字化城市管理市民参与度还不够，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针对城市重大决策的市长综合会议中，更需要市民大量参与。 （六）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 执行力不足相对于政策沟通渠道和力度、政策评估标准，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执行力仍然不足。这源于城市公共组织的执行效率各有差异，组织内部利益制衡，下级部门和广大市民接受能力不尽相同，政策实施阻力较大。常有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或阻截、政策抵制和政策扭曲等公共政策执行失控表现。 （七）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标准问题 数字化城市管理标准体系包括建设标准化、管理标准化、评价标准化三大部分，标准化街道、标准化社区、标准化行政村的建设是数字化城市管理标准实施的重要体现，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行业标准是数字化城市管理标准体系的重要保障。但是，数字化城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标准，或过于笼统，或过于片面，并很少关注实际情况而将所谓的“标准”应用于全部市区，最后助长了相关部门的弄虚作假行为，以致得不偿失。 （八）城市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分割且方法单一 当前数字化城市管理受传统的部门职能分割管理影响，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依然分割明显、不成系统，互联机制缺失。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法单一、评估方法不科学，也使得绩效评估结果可信度不高。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未很好结合，采取“运动式”、“评比式”、“突击式”评估，忽视了评估的持续性。 （九）城市公共部门效能问责机制不健全 每当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结果公布后，各部门都“优秀”，市民逐渐失去关注积极性，数字化城市管理也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监督，而这些绩效评估结果用于内部评比或人员升迁，也会带来内部人员工作积极性丧失和部门间关系不和谐，造成绩效评估作用不明显。其原因之一是与之配套的效能问责机制不健全，各公共部门没有足够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发展动力自然性不足。 三、从公共管理角度提出数字化城市管理对策 （一）城市公共组织要完善职责划分以提高工作效率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城市公共组织不仅要革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传统弊病，还要完善组织自身职能职责划分，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从数字化城市政府组织着手，完善城市政府组织性质和职能，推进组织管理层级扁平化，完善对外服务窗口，提高组织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法赋予非政府组织职能职责，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 （二）理顺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志愿者管理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城市公共组织应引导志愿者组织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适当划分和合理运用管理型、日常型和项目型志愿者。城市公共组织要明确志愿者招募的前提和志愿者的定位，给予平等承诺，实行公开招募、择优录用，开展必要的教育与培训，切实给予指导和协助，及时记录，适时鼓励和合理重用，提供必要经费，开展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估。将志愿者及其组织相关信息纳入数字化管理信息平台，切实理顺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志愿者管理。 （三）城市公共组织要增强服务管理意识 以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从城市居民出发，满足城市居民的审美需求、服务需求和产品需求。市民满意是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服务管理理念的核心，是以市民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外化，即以市民接受服务管理的价值感受为核心导向，以接受市民评价为核心导向。因此，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要再增强服务管理意识、再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搞好内外服务管理，确立核心服务管理战略、服务管理提升战略、服务管理价格战略和服务管理品牌战略。 （四）加大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过程信息不对称治理力度 为防止数字化城市公共政策失效，必须在原始治理基础上加大治理力度。要深刻转变数字化城市政府信息观念，加大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及其人员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流意识的培养力度，切实打造责任型城市政府。要继续优化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职能结构，健全机构信息化工作环境，完善数字化城市信息化建设，保证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科学严谨地制定和执行政策。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政策沟通的制度化建设，拓宽数字化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信息公开的渠道，强化城市公共组织与市民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 （五）强化市民参与意识的培养，促进市民参与质量的提高 数字化城市管理在传统城市管理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强化市民公众对公共政策过程参与意识的培养，引导市民公众参与意向。基于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组织的可行措施和适宜政策，让市民公众觉得参与有意义、有作用，不断自我提高参与积极性，实现市民公众公共政策过程参与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引进各种监督，逐步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政策过程中市民公众参与质量的切实提高。 （六）严防城市公共政策执行失控，加大公共政策过程执行力度 数字化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中，需要完善和优化数字化城市公共政策执行体系，改善和优化公共管理体制，从而矫正数字化城市公共政策执行失控。加强城市公共政策体系的组织建设，减少城市公共政策执行机构的组织结构层级，推动扁平化、网络化和政策程序简化进程，理顺城市公共政策执行机构组织内部及其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务员制度和公务体系，加强对城市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城市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 （七）全面完善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城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数字化城市管理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数字化城市管理实际运行中，需要全面完善城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原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数字化城市管理实际，汇集各方面人员参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照业绩指标、能力指标和工作指标分类，把过于笼统或过于片面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合理合法地逐步进行补充、调整或删改，并将完善结果公之于众，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 （八）加快城市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整合与规范 在数字化城市公共部门职能重组的基础上，加快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的整合，在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实现对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绩效的集体评估，提高各公共部门的服务管理质量，促进各公共部门的共同发展。规范和拓展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法，实现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有机结合。科学把握时间因素对绩效的影响，避免“运动式”、“评比式”、“突击式”评估，努力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的持续性评估。 （九）建立健全城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配套的效能问责机制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已建成或在建中的诸多城市，都在努力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与监察部门效能问责、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年度评先评优、单位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可见，要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结果可信度持续提高的目标，途径之一就是要建立健全数字化城市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配套的效能问责机制。在数字化城市管理过程中，对处置不及时、问题反复发生多、市民反应强烈的公共部门，监督指挥中心或上级监察部门有权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效能问责，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质量持续稳定提高，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贵洪陈笑媛单位：贵州大学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城市公共管理创新方式 一、城市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管理职能“越位”。对于城市公共管理来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造就了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原因，总是习惯于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减少甚至丧失，意味着掌握权力时拥有的租金的丧失，意味着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重新学习的痛苦过程。无论哪一方面的变革都会使其既得利益减少，成本增加。因而总是倾向于加强或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使传统的城市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阻力。政府的“越位”行为还会造成另一种后果：如果政府在经营领域过多地插手，必然引发城市公共管理的“缺位”，在公共管理领域必然会缺乏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管收费不管治理，担心加强治理会影响地方税费收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倒退，足以从反面证明城市经营导致政府职能“越位”产生的弊端。 2．城市建设规模失控。积极推进城市建设是解决城市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资金短缺和建设任务繁重，是政府管理城市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倡城市经营多半是想突破财政收支的约束，利用政府信用负债开发，加快城市建设进程。因此，负债经营是经营者抢抓机遇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城市建设以经营方式大举负债，其可行性值得探讨。因为城市公共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城市建设形成的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很难以经营方式回收资金。其次，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普遍有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偏好。虽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但银行受其控制，考虑到政府的权力和信用，银行很少会限制政府借贷。由此极易推动城市建设负债经营超出适度范围，引发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债务无法按时归还。如果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企业垫付资金就会被长期套牢。与此同时，上游的建筑材料供应商也难于收回款项，由此产生债务连锁反应，大批企业可能被拖垮。因此，在政府作用较强的条件下必须谨慎对待城市经营，这是防止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预防债务危机，降低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保护广大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3．城市管理中政府官员的能力不足。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未能进行及时和全面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诸多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还受到政府自身能力不足的制约。城市公共政策过程是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要求综合平衡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这就对城市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从目前看来，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诸如失业、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的虚弱。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对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知识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全，无法深刻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及其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提出的挑战，仍然因循过去的管理理念、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尽管城市政府有时也会意识到转变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但对于转变什么、怎样转变及具体的操作都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管理模式的切实转变。 二、转变管理理念，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 1．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公民知情权。由于我国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城市社会网络的普及以及迅速涌起的各种利益群体，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城市社会。在社会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城市里，城市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必须处处以城市内部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城市公共事务的处理与城市公共问题的解决为重心，推动城市整体福利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随时关注社会的变迁带给城市的种种改变，顺应潮流，做出适时的调整，以保证城市在未来发展中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需要具备长久的战略眼光，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经营与管理中，适应当前公共管理变革的趋势，不断提供城市公民参与执政的空间，增强城市的民主氛围。目前迫切而又可行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与此直接相关的公民知情权。一些地方出现问题尤其是重大事故总是“捂盖子”，对上汇报总是“报喜不报忧”，对下则“私吞”政策和法规的现象，根本在于信息不透明，使得原本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沟通中介，成为欺上瞒下的信息阻塞者。故而城市管理及公共治理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透明度。近年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发言人制度，建立电子政府等，都具有明显的成效。 2．转换城市治理结构，转变城市政府职能。从公共管理的职能来看，公共管理不仅包括了对自身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同时还将管理的焦点由传统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政府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到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公共管理的对象“外化”必然要求政府的职能作出新的定位，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再注重对具体过程的管理，而要注重发挥政府宏观决策的作用。使政府对整个经济、文化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起催化作用，政府是城市发展的“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城市政府应集中精力做好决策、监督、协调和指导工作。把公共物品生产的具体职能让渡给企业和半行政的机构去做。 三、完善体系建设，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 1．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这个系统出了故障必然打乱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一定要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更加重视埋在地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需求预测和管理。同时要注重管理体系的理顺和管理办法的健全。上海将供水、排水、河道、桥梁、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管理等六个行业管理法规一起“打包”修订，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系统化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将城市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值得借鉴。 2．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全覆盖体系。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指政府优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旨在为社会公众生活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3．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城市公共管理的基础环节是社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也是社区，这就决定了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构建的落脚点必然在社区。社区在城市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又使社区组织在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中处于“节点”地位。只有努力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才能不断满足居民的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才能承接城市公共服务，造福社区居民。强化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需要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事”和“政社”分开，坚持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把街道本不应该承担的各项带有行政审批和执法的职能，经梳理后归位于政府，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新型“条块”关系，构建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同时，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归位，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有关社会事务归还给社会，逐步交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团组织承担，实现党和政府及群众自治组织对社区的有序和高效管理。

社会问题论文:经济社会问题整改情况工作汇报 年7月，省委巡视组在对我县工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巡视后，在肯定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同时，中肯地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3个方面9类问题的意见建议。县委对巡视组的反馈意见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细化分解整改事项，落实整改责任，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在整改工作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整改工作与推动各项日常工作有机结合，将整改工作贯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取得了较好的整改效果。 一、着力于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努力营造共谋发展、齐心干事的良好氛围 针对巡视组指出的我县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干部队伍的管理教育力度还不够，我们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理清思路，锁定目标，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共识。紧扣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县委常委会从有利于玉山“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发力，审时度势，深刻反思，全面分析玉山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玉山的后发优势和潜在发展后劲，继承和发扬历届县委好的工作思路上，一届接着一届干，在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把玉山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的奋斗目标和“强化创新创造、进位赶超、绿色崛起三种工作理念；突出工业园区、旅游城市、农业农村三大发展重点；强化项目带动、科教兴县、统筹发展三大战略支撑”的发展思路。这一奋斗目标和发展思路，符合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建设富裕和谐秀美”和市第三次党代会“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精神，符合玉山县情，得到了全县上下的广泛认同，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识，激发了60万干群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二是凝聚人心，真抓实干，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县委、县政府开展了重点工作“百日大会战”活动，把全县广大干部的思想迅速从换届工作氛中带出，投入到紧张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大会战期间，全县上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步调上合拍，做到了分工不分家，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互相补台，使城市建设、园区建设、计划生育、信访维稳、城市创建、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创造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业绩，进一步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转变了作风，促进了发展。可以说，一个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的和谐新玉山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是整治懈怠，转变作风，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务实作风。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精神懈怠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电视台组成联合督查组，通过明察暗访、赴乡镇“走读”督查等系列作风督查活动，先后查出1名科级领导干部和12名财政、供电等单位股级干部、村组干部上班期间打麻将、上下班迟到早退等情况；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违纪人员做出了严肃处理，共免职副科级干部1人，其他干部免职11人，警醒了全县党员干部，大大扭转了“庸、懒、散”等懈怠作风，干部作风明显改观，干部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思干、思进、思发展、思跨越蔚然成风，全县上下已经形成你追我赶、竞相发展、勇争一流的良好氛围。 二、着力于园区大发展，城乡大建设，快速推进“三化”进程 在整改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点，大力实施工业化核心战略和大开放主战略，坚持以项目为依托，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改善环境为支撑，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推进全县三大支柱产业协调发展。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82亿元，增长13.5%；财政总收入完成10.1亿元，增长29.9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22亿元，增长37.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亿元，增长35.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64亿元，增长17.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亿元，增长1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02元，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6912元，增长15.02%；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145亿，增长4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6亿，增长14%；获得了省政府工业崛起奖、省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突出贡献”奖、省利用外资先进单位及全市工业巡查第三名。 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平台，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不断创新园区发展体制，把园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由县委副书记任园区党工委书记、副县长任管委会主任，通过授权、委托和设置派驻机构等形式推进各职能管理部门向园区集中，高位推动园区发展。抢抓机遇对园区进行修编扩容，园区规划总面积由11.8平方公里扩展到30平方公里。大力度推进园区建设，全年拓园1.23平方公里，新征土地1850亩；园区土地清理收回土地700多亩，追缴相关费用7000多万。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对所有入园项目实行严格的联审制度，规定新入园企业必须固定资产投资达5000万元以上、亩均固投达80万元、亩年均纳税达8万元以上。创新招商方式，选派了16名乡镇正职到温州挂职招商，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升温。共签约5000万元以上项目31个，其中亿元项目7个，合同利用县外资金30亿元。其中浙江致远集团投资12.8亿元兴建的年产10万吨电解铜项目和浙江聚美高分子材料公司投资8亿元兴建的年产5万吨压克力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达标后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多亿元，上交税收6亿元以上。这些项目的建成，可为明年我县的经济发展积蓄强有力的后劲。培育壮大三大支柱产业。换届以来，我们在新型建材、有色金属、机电汽配支柱产业上下苦功。大力调整新型建材产业结构，成功引进大型国企—中国建材南方水泥、省碳酸钙行业龙头—炜达轻钙厂和水泥深加工企业跃达新型建材等10多家大型建材企业，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积极鼓励做大做强机电汽配产业，成功引进了投资达20亿元年产1000万只汽车轮毂和2000万只摩托车轮毂的昂大项目。同时，传统轴承产业也焕发青春。2011年，全县轴承产业产量、税利总额分别占全省总量的92％以上。着力打造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采取上台阶奖励、增长幅度奖励、技改贴息、创新补助、规费减免等手段，重点培育富旺铜业、华瑞铜业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大力支持其关联配套企业发展，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群。2011年，我县新型建材、机电汽配、有色金属三大支柱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全年有色金属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49亿元，增长81.96%；新型建材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64亿元，增长42.8%；机电汽配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7亿元，增长43.05%。强化项目服务保障，通过落实“一对一”帮扶机制、“一条龙”服务机制、“一站式”办结机制、“一单清”收费机制，破除门户之见，冲破利益束缚，大大优化了发展环境。以推进昂大项目落户为突破，建立了重大项目建设督查调度制度，掀起了园区项目大建设的热潮。目前，园区杜马机械、万佳豪鞋材、建华实业、天美华等一批企业已建成投入试生产，昂大公司、岩端铜业、蓝宝新材料、新光源节能、上安机电、正大机电、华建橡胶、瑞祥织带等一大批企业正在加快建设。2011年开工建设31家企业中有9家是“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产”，园区投资环境美誉度明显上升。 把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有机融合，加快了打造旅游名城步伐。以整改为契机，在县十二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要把玉山打造成“全国旅游名城”的目标，努力建成三清山重要的依托城市。按照这个工作思路，针对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以超前的思路、超常的举措、超凡的速度，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玉山。一是科学合理布局，彰显城市特色。明确城市发展定位，邀请了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对县城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对各片区和各乡镇规划进行了完善，实现了城乡规划全覆盖。重点完成了七里街冰溪河“一河两岸”旅游综合体的修建性详规。二是注重完善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以最快速度推进了玉清大道、怀玉二路、博士大道东拓、玉京北路、玉虹路等项目建设进程，实现了全面通车，拓展了城东、城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了湖塘沿改造工程、城东水厂改造建设等一系列工程；完成了人民大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对县城进行了绿化、亮化、美化。推进了中医院搬迁、博物馆、东门市场等功能性项目建设，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是破解拆迁难题，加速城区改造。完成了城建项目涉及的土地征用和农民房屋搬迁任务；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玉清大道、博士大道东拓、玉虹路等88户原拆迁遗留房屋的拆除工作；拆除了解放中路区块86户危房；完成了七里街棚户区424户搬迁工作。一年来，共征用城市建设用地623亩，搬迁房屋13.88万平方米，创造了征地、搬迁房屋的佳话。四是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启动了“三城”同创活动，开展了卫生死角、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牛皮癣”、学校周边环境等专项大整治，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园林“三城”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县城主次干道和里弄小巷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车辆通行、停放规范有序，城市占道经营、店外店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容环境和城市秩序明显好转，县城面貌大为改观。 把农业农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在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的同时，我们始终没有降低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和投资强度。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资金1.6亿元，推进了全县164个水利项目建设。投资911万元实施了下塘乡土地治理项目，改造中低产田项目3个，治理面积0.77万亩，其中园田化0.1万亩。投资4651万元对总长27.37公里的新东线、新仙线和飞青线三条农村道路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完成“一大四小”工程造林3.75万亩，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14个。全县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家达130余家，从事产业化经营的个体工商户410余家，被认定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有43家，年实现产值18.2亿元，销售收入16.7亿元。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投资3200万元，完成了通村主干道62公里，村内主干道93公里，村内其它道路98公里；投资860万元，完成了5950户村（居）民饮水改造；投资485万元，完成了5520户村（居）民改厕工程；投资590万元，完成了农村旧房改造6010平方米。同时，推进了重点示范镇建设，打造了一批新农村示范点。进一步培育乡镇经济。大力核减乡镇财政水份，鼓励乡镇经济做实做优做强。目前，全县乡镇财政收入完成5.5亿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54.5%，其中过5000万元的乡镇达到2个，乡镇财政平均增幅达23.9%。 三、民生大改善，社会大和谐，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在整改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来抓。出台了教育“1+3”文件，从制度上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投入3500万元用于校安工程建设，启动了37个危房改造项目，拆除危房近5.6万平方米，维修危房10000平方米，新建校舍面积达15000平方米。首次在二中推行“三制”改革，设立了全县“高考贡献奖”和玉山一中“教育发展基金”，进一步激发了教育活力。大力开展了在编不在岗教师的清理工作，实施了千名教师招聘计划，保障了教师队伍健康发展。针对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在城东和城北分别规划建设初级中学和端明小学。逸夫、瑾山、冰溪、明德等县城小学扩容提升工程有序推进。 二是把民生当作最大的事业来抓。坚持百姓为天，事业为重。全面落实了8个方面82项民生工程，各项考核指标均提前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狠抓社会抚养费征收、“两非”案件、非诉案件、党员干部职工和名人富人违反生育政策清理等工作重点，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案件40余件，查处名人富人违法生育案件22件。顺利接受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的考评验收，通过了省计生委对县级计生工作的年度考核。 三是把和谐稳定当作“一号工程”来抓。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不足，找问题，解矛盾，保稳定”主题活动，排查各类矛盾纠纷案件1578件，着力解决了一批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认真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健全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结合“百日大会战”活动梳理确定了100个重点信访案件，实行县领导包案负责，目前化解率达90%，其中市联席办交给我县的24件重点案件，已经妥处23起，有效避免了信访积案的产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大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社会治安保持稳定。去年，我县公众安全感位列全市排名第一，在全省排名位列第16名。 四、着力于用人大改革，执行大提高，全面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 抓好整改，推进工作，关键在各级带头人。整改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线，顺利完成县、乡、村三级换届选举工作，不断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县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抓落实的执行力、操作力、破解难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大依法监督、政协参政议政的成效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个声音决策、几套班子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发挥出了班子应有合力，也为推进玉山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选人用人“重德才”的导向，公开选拔了8名科级领导干部、“公开遴选”了16名乡镇党政副职和1名县工业园区副主任，变“伯乐相马”为“疆场赛马”。树立选人用人“重实绩”的导向，始终把实绩作为干部职务升降的重要依据，数十名在“百日大会战”活动中表现突出、在干部考核中公认优秀的先进个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树立选人用人“重基层”的导向，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干部，干部选拔任用向基层一线倾斜。调整使用了一大批乡镇换届待安排的干部，在服务园区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加快城市征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成绩，社会反响良好。 进一步创新“创先争优”活动载体。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联户帮困促和谐”、全县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提升了服务群众的水平。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社区工作活力进一步提高。采取“三个一”措施，实行县领导挂点帮扶19个后进村，促进了后进村转化提高。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并大力向基层推广延伸。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预办事公开，基层党务公开有序推进，使权力运行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公开透明。加大腐败查处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48件（次）、立案43起，党纪政纪处分21人。 以上是我县针对省委巡视组提出的意见进行的阶段性整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上级组织的要求和群众的企盼还有一些差距。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更深的认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力促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而贡献全部力量。 社会问题论文: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思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主要举措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谈谈学习《决定》的一些体会。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要理解和谐社会，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原指乐律的调和。据《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和谐的推崇在《周易》中也有所体现。《周易·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由于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古人推而广之，逐渐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由此就有了史伯的“和实生物”、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哲学命题。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古人对“和”、“和谐”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如《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得更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和”的这样一种认识，使得古人在设计未来社会时，常常把“和谐”作为一个根本原则或者一种理想形态。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运动的、活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相反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我们必须树立唯物辩证的“和谐观”，必须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指导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的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个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的和谐，既包含稳定、协调，又具有生机与活力，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包含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含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是社会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既是一种战略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是长远目标与现实实践的统一。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是一个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方面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必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和谐，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和谐。比如，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同样，没有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无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者之中第一位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人与人和谐的关键是利益的和谐，核心是建立协调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立一套保证经济资源高效利用、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合理分配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努力使社会各方面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使社会全体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决定》既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决定》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我们要正视，要清醒，更要采取积极措施，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理顺利益关系，把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和谐社会问题的关键。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不发展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为此，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要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清洁、安全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能有今天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中国更美好的未来，仍然要靠改革开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中实现和谐。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要在改革开放中、在发展中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关系以及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稳定就没有和谐。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建、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怎样建设和谐青海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进和谐青海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决定》和同志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各级党委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构建和谐青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思想观念、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和谐青海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个领域，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矛盾，正视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切实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抓落实、办实事、求实效上，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体现到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来。 科学发展，促进和谐。青海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就业率不高，贫困人口比重大，矛盾多，各种利益关系协调难度大等等。要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不断解决造成不和谐的突出问题，统一认识，集聚民意，凝聚民心，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加快青海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努力构建具有地区优势和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工农互动、城乡联动的机制，转移农牧民、减少农牧民、富裕农牧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生殖健康服务、人居环境改善、人口合理分布等方面的投资，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全面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基础上，搞好人居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和谐青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力求在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构建和谐青海的重要抓手，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工作。要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注重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注重增加向基层和困难群众的投入，努力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沟通协调机制，不断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存、发展和民主权利，当前要注重解决好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不懈地帮助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夯实基础，完善制度。和谐的主体是人，是人民群众。推进和谐青海建设，要坚持依靠各族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注重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把构建和谐青海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各级组织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听政于民、问政于民、谋政于民，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在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着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为构建和谐青海提供制度保障。 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青海是多民族、多宗教省份，各民族团结和睦，是构建和谐青海的基础和前提。要继续保持各民族干部群众团结共事、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共同把构建和谐青海的事情办好。要坚持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团结友爱，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兄弟情谊。要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主题，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开展“平安寺院”创建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构建和谐青海的伟大事业。 社会问题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问题开展分析 ［摘要］高校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如何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及有效引导，不仅是提升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素养的需要，更是做好高校稳定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热点问题;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如潮涌般涤荡着站在思想前沿的高校大学生。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其存在与发展不但能够体现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众的利益需求［1］。当前的高校大学生多为 “90 后”，他们满腔热忱，有时候却也彷徨游移。社会问题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对高校论坛内容的统计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通过媒体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关注的问题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诚信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就业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房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比如: 老人倒了扶不扶，雷洋死亡事件等都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2 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分析 2. 1 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冲击、互相影响。 其次，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出现各种新问题、新情况。 再次，新生的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利益关系的多样性与冲突。 最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人权意识也得到了提高，人们表达自己主张的途径随着新媒体发展不断拓宽，这从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 2. 2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维方式 “碎片化” 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途径调查发现，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的途径主要集中在 “浏览网站” “手机资讯”“网络电视”等新媒介，而通过 “读报刊” “听广播”等传统途径的学生非常少。这表明网络等新媒体已经走进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动向［2］。然而，网络媒介推出的大量都是 “碎片信息”，长此以往也造成了大学生思维方式的 “碎片化”，其结果就是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浅显化和间断化。而且随着网络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盛行，大学生的视野也从现实逐步转向了虚拟的世界，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极易在现实与虚拟的对立中产生扭曲和困惑，从而丧失对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 2. 3 个人综合素质的缺失 受社会环境、功利性教育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普遍只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而忽视综合素质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修养和国家安全教育只是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学习中的 “调味品”，而与个体的成长和成才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由于涉世不深，受到社会上利益的驱使，产生了严重的拜金主义。在他们的认知里，自我利益最大，只要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甚至就算与道德与法律相悖也无妨。 3 基于社会热点问题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对策及措施 高校作为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当代大学生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中出现的问题、特点及主客观原因，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 1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偏离教育主题，而是要强化教育主题。并通过学校的主题教育活动，专题讲座，党员学习日，班级团日活动，学生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等途径，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十八大精神，学主席系列讲话精神，帮助学生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大学生辩证看待各类热点问题，使之能够较好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树立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同党中央和政府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这是应对社会热点问题影响的思想根本。 3. 2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须选准时机具有针对性。时机会影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由于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在大学生最为关注的时间及时搞好教育引导，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根据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现实的工作重点，以分析社会热点的方式来阐明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加强政治观、形势观教育，帮助学生在丰富知识的同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看准问题的本质。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3. 3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大学生深入社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研究，这些要比教师讲授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更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高校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参与意识，鼓励大学生真正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让他们走进社会、观察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通过权威部门正确的渠道，寻找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利益关系及矛盾根源，瞄准矛盾焦点及时进行疏导分流，独立思考，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3. 4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相结 当社会热点问题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叠加在一起出现时，解决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问题就成为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时刻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与调适。 3. 5 发挥高校辅导员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大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多的就是高校辅导员，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网络的便利途径如 QQ、微博、微信平台、网站论坛 BBS、网络录像视频、教师邮件、在线留言、师生讨论专栏等方式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还可以通过深入课堂、走访学生宿舍、召开学生座谈会等形式筛选出学生关注较多的、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问题，可利用各种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不同渠道的社会热点的教育引导。 社会问题论文: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摘要：民国上海，中西两种婚恋文化交织并存，开启了社会生活中婚恋生活的多元局面。这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黄慧如与陆根荣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过梳理与黄陆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由黄陆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可以探讨民国上海存在的婚恋社会问题。 关键词：近代上海；婚恋史；黄慧如；陆根荣 20世纪20年代末，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姻案（以下简称“黄陆案”）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各大报刊竞相报道与言说的对象，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该案件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持续存在生命力。学术界对“黄陆案”也不乏关注。前人论及黄陆案之时，多从以下三个视角出发：一是该案件的故事性和新闻价值，认为黄陆案不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当时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崎岖坎坷[1]；一是该案历史文本的演变，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陆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人们的消费对象[2][3]；一是从观念史的角度，阐述该案呈现的民国时期婚恋观念、法律观念、社会观念冲突[4]。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他们的婚姻案曾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5]。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呈现了近代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使得“黄陆案”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从“黄陆案”的婚姻悲剧出发，论述该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呈现的婚恋社会问题。 一、“黄陆案”的婚姻悲剧 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恋，被认为是当时上海主仆之间自由恋爱的先导。这一婚姻案的具体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此案男主角陆根荣是当时沪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黄慧如是湖州富商黄楚卿之孙女。黄楚卿在京病故后，黄家迁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黄慧如曾就读于启明女中。案发之前陆根荣受雇于黄家，构成了两者的主仆关系。这一号称沪上自由恋爱之先导的婚恋，起因却是婚姻的不自由。黄慧如到适婚年龄之后，时有为她作伐之人，但屡为其祖母所阻。后来，有人为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贝淞荪胞弟来黄家提亲。黄母对此婚事颇为满意，她考虑到黄之祖母对待婚姻的审慎，打算先令人算过两人的八字，并将婚事基本谈妥之后，再向黄老夫人禀明。至于黄慧如，虽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触过不少描绘婚恋的小说，加之她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婚恋之事满是幻想。所以，尽管与贝家的订婚，一切全凭母亲做主，她并不参与其中，但她早已从母亲口中得知对方供职于银行，品貌不错，而且贝家经济雄厚，颇有名誉，心暗许之。因此，黄慧如对贝黄婚事充满了期待，并无异议。然而，黄之祖母得知这一婚事后，却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认为贝家有财有势，黄家与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唯恐慧如嫁入贝家之后，难以融入贝家的生活，从而令其兄长设法拒绝此门亲事。黄之兄长即以黄慧如患不育之症为借口，迫使贝家主动解除与黄家的婚约。婚姻不成致使黄慧如郁郁不振，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难当。考虑到民国时期传统婚姻中有“祭祀”和“继嗣”这两大主题，黄慧如认为患不育之症的谣言传扬出去，已将自己陷于无法继嗣之十分难堪的境地，将不会再有人前来提亲，因而懊恼不已、闷闷不乐，欲自寻短见。黄家上下均无法开解其心中的积郁。为此，黄家认为家中男仆陆根荣为人机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陆根荣前去劝说黄慧如，令其放弃寻死的念头。此外，慧如之兄长亦有若陆根荣能劝慧如放弃寻死的念头，可以将她嫁给陆根荣之说。至于陆根荣，据《黄慧如亲笔日记》记载，自从到了黄家之后，他与黄慧如多有互动：其一，协助其打发走胡搅蛮缠的黄包车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责怪；其二，掩护其阅读坊间流行书摊所售之言情小说，使其得以摆脱兄长之责怪；其三，时常与其谈笑，并关心其日常所需，诸如买水果之类。此外，陆根荣心存“上进”，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睐而改变境遇。黄慧如一方面认识到不育之谣言已使自己无望再许配给门当户对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认为陆根荣为人和气，性格活泼，而且有情有义，可托付终身，对陆根荣渐生情愫。因此，黄陆二人以此事为契机，朝夕相谈，颇为融洽，并私订终身。到谈婚论嫁之时，他们考虑到黄之祖母婚姻观念之保守，料想在这一旧式大家庭中，难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黄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继续留在家中，必定会被人发现其未婚先孕，从而有辱门风。于是，在某日清晨，他们先后离家，一同乘车出走松江，借住旅馆，希望组织家庭，结成夫妇。然而，事情却没有往自由恋爱获得美满婚姻的方向发展。他们不幸遭遇当地流氓的讹诈，不能在松江久居，随即前往苏州，租住在位于护龙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楼上。虽然黄陆两人深居简出，但松江的流氓还是追踪到了苏州。同时，不知黄慧如行踪的黄家也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松江流氓获悉后，便前去告知黄家。黄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苏州，并向苏州警察厅报案。随后黄陆二人被抓获，并移解吴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法院在未细究详情的情况下，认定陆根荣诱奸黄慧如，以犯奸科罪论处，判有期徒刑3年。黄慧如则由黄母带回加以管束。陆根荣不服判决，延请律师宋铭勋提起上诉。尽管宋律师举证陆黄两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且当时两人均已成年，并未违背当时的刑律，但是开庭之时，法官仍认为此等自由恋爱之事为“伤风败俗”之举，并在询问词中充满等级观念的色彩，认为陆根荣一个小车夫，勾引良家妇女，是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仅没有改正判罚，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罚。随后，陆根荣继续请宋律师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阅陆根荣申诉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礼教，请求撤销原判并宣告无罪后，认为不无道理，便发还原法院“更新审理”。此时，这一案件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对宋铭勋陈述的黄陆两人反传统礼教、保护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辞颇为拥护。检察官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改判陆根荣未犯奸科罪，但是，因为他曾帮助携带黄慧如所盗家中衣饰，认定他犯了帮忙盗窃罪，判处刑罚2年。为此，陆根荣再次上诉，在律师宋铭勋和社会舆论的帮助下，终于历经3年取得胜诉，撤销了所有判罚[6]。由黄母带回家中严加管束的黄慧如，命运又如何呢？已怀有身孕的黄慧如回到上海后，决定前往陆根荣的乡下老家江苏吴县，看望陆根荣的亲人，并以陆根荣妻子的身份在陆家待产。产后随母回沪，黄家宣称其产后虚弱，经不住舟车劳顿，病逝而终。 二、“黄陆案”引发的讨论 黄陆案发生之后，引发了热烈的社会讨论，使其成为当时不同文化背景之人进行文化宣教的绝佳案例：守旧之人视其为等级不分的有辱门风之事，趋新之士认为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阶级观念”的典范[7]。总体而言，对黄慧如的褒扬多于贬斥，以至于她在医院中待产之时，收到不少寄给她的书信，赞扬她为“女界革命的先锋，自由恋爱的勇将”。在这些被作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开始思考黄陆案的归责问题，认为这既有社会风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个人操守的原因，“决非一事一因”如此简单[8]。亦有人一分为二地看待黄陆案。如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力子，曾与戏剧专家洪深一同访问过陆根荣，他认为“黄陆之恋爱，原则未尝有差，而其行为则不尽可取”。他推测黄慧如之所以与陆根荣出走并甘愿在陆家待产，是因为“事后已至无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着，以示高洁”。因此，他指出社会上无论是攻击黄慧如之恋爱原则，还是褒誉提倡其恋爱过程之行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当[9]56。当时社会上，对黄陆案之本质剖析最深者，当属《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在参与黄陆之事讨论时，邹韬奋并不认同这是纯洁的恋爱，但仍对黄慧如深表怜惜之情。他认为陆根荣和黄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恋爱，这是由“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现象。首先，当陆黄两人被抓获受到解送之时，虽然黄慧如坚决不乘车前往，而是与陆根荣一同步行，承受与分担相应的“屈辱”与“罪责”，但是陆根荣仅仅心系钱财，三番两次对黄说他身边无一个铜钿；其次，陆根荣并未及时告知黄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陆根荣视黄慧如为被“高等人家”贝家摒弃，若不与“低等”的他“姘头”，便要终身搁置家中，并将责任推卸到黄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辩时提出“是对方（黄慧如）要和他轧姘头，他不好意思拒绝”，而非社会舆论为其申辩的打破阶级观念与争取恋爱自由；最后，黄慧如亦未真正觉得陆根荣可爱，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传统从一而终思想之影响，即使早知走错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环境的保守与封闭，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机会”，加之社会对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创伤的黄慧如遇到有人对其大献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评论认为黄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会环境之恶劣，并倡导青年男女联合起来打破重围。该评论提出，以婢为妻为妾之人并不会受到社会之谴责与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给仆人之女子，却会受到社会舆论之讥笑。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应加以注意[11]。无论是守旧者的谩骂，还是趋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黄陆案，成为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进行趋新或守旧舆论造势的武器。这无法挽救黄慧如的人生，只能将其一步步推向无法逃脱的婚恋悲剧的深渊。以至于当时有人预测黄慧如的结果已至极其恶劣的境地，无论是否继续与陆根荣一起生活，都将了无乐趣[9]50-52。 三、“黄陆案”呈现的社会问题 从黄陆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际矛盾与主仆之恋，象征着从家庭内部与社会阶级两个层面对传统礼教的反抗，颇具改革的意味。事实上，黄陆案是民国上海这一过渡时代的产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现了当时婚恋方面的社会问题。舆论对婚姻自由的宣传与社会对婚姻自由的接纳，仍存在错位与误解之现象。错位现象，即舆论宣传先于社会接纳，社会接纳滞后于舆论宣传；误解现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认为传统礼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实不构成法律约束力，只需两两相愿，便可自由恋爱与同居，从而成立自由婚姻。这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无独有偶，与黄陆案发生之年份相近，也发生了过渡时代的婚姻悲剧，尽管这一悲剧的主角没有阶级差别，因而未曾像黄陆案那样受到各大报刊的广泛关注，但是同样在婚姻问题上描绘了过渡时代的社会问题。1928年前后，浦东日华纱厂机器间工人川沙人顾德明与该厂女工金招弟发生自由恋爱、自由同居，并曾延请律师登报谓两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吴氏和其赘婿金泉生得知他们同居于交通旅馆后，将此事报告给捕房，将招弟领回。因为招弟已经被许配给罗店施阿小为妻室，经过招弟与顾德明之事后，金吴氏难负重责，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结婚礼。然而，顾德明因为金招弟自愿为自己的妻子，却突然被他人夺取，心有不甘，遂延请律师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顾德明所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只能鉴定为自由恋爱，无法鉴定为自由结婚。因此，不予所请，顾德明败诉[12]。对过渡时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电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电影《新女性》，同样讲述了一个争取婚恋自由之后的新知识女性的婚姻悲剧。也许因为婚姻之社会问题在艺术表演上具有张力，当时的艺术家在挑战传统、构建未来之时，也将其作为元素纳入艺术创作之中。它的悲剧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多元文化，以及无法跟上文化变迁的社会生活环境，曾给当时人带来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进退维谷，从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当时上海存在的这一社会问题，外侨社会亦有所关注。他们认为婚姻自由给中国人带来了轻松结婚、轻松离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们在争取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身上寻找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社会问题，是因为寻求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忽视了从父母等长辈处听取他们对婚姻问题的参考意见，忽视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对对方家庭的调查[13]。在此处，被众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摈弃的父母等长辈的意见，摇身一变成了当时西方人眼中解决中国社会婚姻问题的密钥。在对待“婚恋自由”与“私奔”这一问题之时，中西社会存在差异。当时的西方社会，在婚恋文化方面，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宽容与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在沪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军上校查尔斯•马克斯•科克伦（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玛丽•约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国地方检察官伦纳德•G•胡萨尔（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结婚。最后新娘却从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萨尔那里收到一封无线电报，声称他将在日本滞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无其他信息。虽然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将会震惊上海，但是他们的婚姻通告却并未让他们的诸多亲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见西方社会有追踪这一事情的后续报道。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语境下可知，黄陆案所代表的民国上海时期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结果，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对滞后的结果。 结语 黄陆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有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趋新者的热烈追捧，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黄陆案为着眼点，去进一步挖掘民国上海的婚恋报道，可以发现尽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职业不一，案件的过程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呈现了民国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其间有矛盾、有融合，导致婚恋观出现多元化，容易让青年男女迷失其中，无法正确看待“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会剥夺男女当事人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带来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问题，那么以民国上海为舞台上演的诸如黄陆案之类的婚姻自由带来的悲剧，同样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值得当时人深思，并影响着当今之人对民国上海婚恋图景的构建与想象，也可以为当今的婚恋生活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作者：王瀛培 徐华博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图书馆 信息处理中心 社会问题论文: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研究 1贫困是导致该问题最深层次的原因 当地苗族农村的经济普遍落后，家庭贫困的情况很严重。年轻的父母为了生计，把孩子留给老人，奔赴现代化的大都市去打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年轻的父母不愿再回到贫困的家中，毅然决定抛弃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诚如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巴尔扎克先生在《驴皮记》中提到的“在贫穷笼罩的地方，就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谈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2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措施 2.1法律保护是有效的手段 ﹙1﹚加强婚姻登记教育。 “无证”婚姻脱离了当地习惯法的约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使得部分外出务工者留下自己的孩子，让本就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处于更艰难的逆境。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此问题，在每年的全县人口普查时，对外出务工的人员婚姻状况（包括按照当地习俗的婚姻）进行详细登记，进行婚姻登记的教育宣传，对此前早婚未登记，再达到法定婚龄时劝其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登记。 ﹙2﹚进行相关法律宣传。 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是很必要的，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意识到，教育、抚养、关爱子女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2.2缓解贫困，是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贫困是最终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的根源所在。诚如著名英国诗人约翰逊在《致詹姆士.博斯威尔的信》中所言：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缓解贫困的主导力量是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带动就业的需求，让当地人不需要外出务工也能挣钱，还能照顾父母和孩子。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目睹留守儿童艰难的成长环境，却无能为力。在寒冷的冬天里，脚上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娇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盼望，异乡的父母早日归来。 作者：代建英 陆绍军 单位：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城关一小 社会问题论文:地方营业税征缴的社会问题释解 1946年生产供给会议及1947年《营业税条例》的内容及实施 1946年边区政府召开生产会议，对工商业负担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工商业负担应与农业负担看齐，二是工商业负担以其纯收入为标准，小商负担一般要占其纯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则，制定了《1947年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与以前的条例相比，其对营业税征收影响最大的是营业税征收范围和征税标准的变化。第一，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关于课税人的范围，该条例规定:“凡在本区境内经营工商业者，均须依规定缴纳营业税”;“凡在边区境内从事牲畜买卖者，不论公私均须交纳牲畜买卖税”;“凡在边区市场上买卖粮食者，不论公私均须经当地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人员统一过斗，并交纳粮食买卖手续费”;“城镇兼营工商业与农业者，其工商业收入部分计征营业税，其农业收入部分，计征公粮”;“为逃避负担，不占门面，进行不定期之贸易者，应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时征收营业税”。[4](P299－300)第二，营业税的征税标准。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进税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满一年者，按月计征。营业税之起征额为10万元，起征率为10%，最高率为42%，42%以上不再累进。但601万元以上之商户，与一般商户比较负担过轻者，亦可酌情增加税率。”[1](P712)条例公布后，3月20日执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务，“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各种牲畜(牛、驴、骡、马、骆驼、猪、羊)之买卖成交后，买主须从价交纳5%的牲畜买卖税。凡粮食买卖经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员过斗成交后，卖粮人须从量交纳3%的粮食买卖手续费”。“地主、大商等富有者，其总收入不论多寡，均以最高税率征收之”[4]P300)。此时，已将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质等同起来。与以前相比，1947年营业税征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征收标准的变化上，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标准为总收入按比例累进征税，改变了过去以纯收益征税的标准，并且大幅度提高营业税税率及累进幅度，实行了“高压强制”式征收。虽然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最高率为42%，但条例于3月20日执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务，因此导致了“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由于种种原因，边区政府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令各区连续增加任务，如“一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系边区本币，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万元;三分区原分配63000万元，后提到1360000万元;六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最后完成168800万元。全边区共分配171500万元，完成928417万元，超过原数的四倍半弱”。不仅如此，还提前预征1947年度营业税，这样的做法，无异杀鸡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业倒闭，市面萧条的严重恶果”[4](P44－46)。工商业经济的急剧萎缩，造成货物奇缺，市场萧条，物价高涨，交易不便，数年来大力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不难看出，1947年对征收标准、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的规定是错误的。究其原因，除了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共识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边区政府对不同经济性质错误的认识。将较大工商业者等同于地主，将中等工商业者等同于富农，然后根据套用的成分确定税率，从而“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5](P296)。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领导者制定条例时，存在着对商人的报复思想。他们认为:“商人几年来负担太轻，生活水平比农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农转化来的，有些商人与地主富农分子，又时时钻我们的空子，投机取巧，盗窃情报，挖取革命财富。”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商人负担应该重一点。他们仇视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 1947年营业税征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边区政府对工商业者增加税收无可厚非，但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工商业者实行杀鸡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工商业负担沉重导致大量破产倒闭在1947年，营业税征收虽然在边区政府带有强制性的说服动员下，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工商业者负担达到极点，导致大量工商业破产倒闭。负担沉重，一方面体现在税率方面。1944年的条例规定最高只征收纯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总收入的42%，但在实际执行中最高达到了60%。二是在数额上违反条例规定，屡次增加任务，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据对崞县的调查，最初规定“营业税任务为2000万元，后来屡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万元。结果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税款的88．8%，致使7家较大商号停业”。然而，税务分局紧接着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业户的营业税，“并决定按各户财产70%征收”[4](P61)。如此税率，与没收财产无异。不仅如此，晋绥边区还进行预征1947年的营业税，边区分配的任务按去年负担数字(1100石米)预借1/3，共预借小米406石，还有约800石要负担，有些商户根本不敢做买卖了。“不几天工夫，就垮台二三十家。”据统计，“1947年因征收营业税而停业占总停业户数的41．8%，因惩治奸商停业的占总数的8．4%，因而停业者占30．7%”[4](P68)。可见，营业税的过度征收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二)商民间负担不平等，影响工商业合理发展以崞县为例，为超额完成专署分配的30000万元，进行评议会评议。“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款的88．8%;20户小商贩负担160万元，占总税款的0．9%。”代县在生产供给会议后，县政府领导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务2000万元，4月份增加到10000万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万元。征收中专署又来指示，要完成40000万元，还要求不受此数字限制，征收结果完成数为65000万元。征收办法为，组织16名中小商的评议会，评时不宣布任务，只是暗示他们往高评。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团结中商，打击大商户。并告诉评议员，如给大商户评不上去，就会加重中小商的负担任务。如此不断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头上，便尽量往大商户头上加。当时评议员们说:“反正大商户是个垮，宁愿垮一家大商户，不愿垮10家中商。”这说明了当时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40户较大商户，即负担57277万元，占总负担的88%。但对小商则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态度，评的收入还比自报收入低。“如冀林山自报360万元，评为40万元;申其昌自报250万元，评为60万元。”这显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负担。这样一来，一般较大商户，均恐惧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资，向外面转移财产，有的财产转移以后即逃往敌区。总的来说，“大商逃跑停业，一部分化形隐蔽，观望风声，中商停滞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负担就到他们头上，小商虽稍有发展，但货物骤减，市面已大为冷清”[4](P63)。(三)商民和党、边区政府关系紧张由于过度征收营业税，惩治奸商过程中错误粗暴行为以及一连串的压力所带来的负担，工商业大量停业。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边区政府指示按总收入60%的高税率征收，并不断的增加任务，“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负担户则死拖不交”。1947年税务局布置征停业户之总财产70%的税后，商人反映:“我们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时就按总财产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还作着。”[4](P59－61)1947年预征营业税政策出台后，有些商户就不敢作买卖了，并说:“共产党是要农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数人在院内一面饮酒，一面大骂共产党，大商聚兴瑞全体伙友九人，每日卖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几件家具，然后散伙。”[4](P65)在所谓的“惩治奸商”过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无明确条件，执行中未分清是非轻重，以为“无奸不商”。对奸商进行强制扣押，并严重损害了商人的人身权利。如“崞县上午计划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员去商家检查，被扣审讯11家37人，商人一时莫名其妙”[4](P66)。在评议分配任务时，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县县城，经调查评议决定各户数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户42人，然后才给他们宣布任务。并对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缴税款的手段，王朝士、石东仁等便是如此处理”[4](P64)。如此做法，使边区商人不仅经济负担沉重，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更为严重是造成了人身伤害，使社会上一般商人恐惧与不安，对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使党、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空前紧张。 问题的解决 晋绥边区在总结过去征收营业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指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逐步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中的错误，并于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一)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税务分局作了检讨，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错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的报告，晋绥分局与行署对工商业政策均作了检讨。晋绥边区政府在1948年的《行署关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中说:“我们领导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对工商业采取了冒险的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缺乏群众观点与财政观点统一的认识，也缺乏按照实际情况规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际工作检查，证明了去年生产供给会议所规定的各种方针，除税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抗战时期，商人生活舒服，对抗战没有贡献”;“商人不知亡国恨，商人没有民族意识，他们走私漏税，贩卖假货，应该严重惩处”。[4](P63)因此产生一种仇视报复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在征收过程中又不按条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业者负担沉重。晋绥边区在检讨的同时，指示各地区迅速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向与错误。“凡超过1946年所颁布之营业税条例而超征之税款，不论其经营者属于何种成分，均应一律退还。”为促进工商业负担的公平合理，对营业税的征收“改定以纯利为计征标准，确定1947年度营业税按最高不超过纯利的30%再折半计征;如某些工商业有特殊苦难，还可呈请行署免征1947年度营业税;各地不得预征营业税”。根据指示中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估计共需退还本币1277325万元，合标准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当时征到的营业税折成标准布与计划应退标准比较，则这次退布数占原征税布数的44%，即此次退还原征税的44%。[2](P214)(二)调整营业税征收政策，减轻税负，简化手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同等对待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新条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过去按总收入计算的累进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资本额多寡累进定分‘固定任务，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办法。负担原则，对工矿业负担最高不超过纯收益20%，商业负担不超过纯收益25%”[4](P316)。改变过去查帐、翻底子、计纯利的做法，消除工商业者顾虑，调动他们生产积极性，大胆发展工商业。为了方便农村纳税并照顾平等定分的困难，新条例规定:“农村专营之各种作坊(油、粉、磨、毡房)与专营之小商贩、运输、手工业者之营业税，在征收公粮同时，由区村政府负责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纯利不超过15%比例计征。属于专门贩卖业者，以其纯利最高不超过25%比例计征。”针对以前对地主、富农的偏激政策，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新条例还专门规定:“地主富农经营之工商业，应同样受保护，同样按条例征收，不得歧视。”[2](P200)(三)动员干部下基层，依靠群众和商人纠正错误，重新赢得群众和工商业者的信任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纠错工作一般首先是动员各级党政干部负责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并配合工作团与下面干部积极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然后召开各种商人会议，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工商业政策，同时组织群众性的调查讨论与纠正退款等工作。“如临县商人大会经过宣传教育后，商人活跃起来，有个商人便直接找到刘专员给他们解决问题。”为充分取得群众和商人的信任，在经过宣传教育后，“接着经过群众路线，组织商人的小组会、贫雇农会、市代表会、评议会和商人大会，进行调查评议与反复评议，把过去征税、惩奸和三项工作的偏向与错误加以研究，对商人处理不当或负担过重的，均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各种问题”[4](P72)。通过政府、群众、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关经过宣传教育已退完，计退户为70户，占负担户的29%。代县共退两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进过宣传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预借税全部退还，并分二期付给”。宣布后，群众皆大欢喜说:“共产党打人厉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4](P73)当即有30户准备复业。通过以上努力，晋绥边区由“营业税”过度征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党、边区政府与商人关系得到大大改善，使边区商业重新活跃起来。据临县税务局1948年《关于各市镇目前工商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说:“从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复与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数年来没人占而破烂了的六七间铺房都修整起来，至现在二道河与市场街两个主要市场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拥挤得很。”[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节前后自动召开了三天繁荣市场大会，调剂物资，供给农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计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顿市场退款后才复业或新开的。小摊子共有181家，摊上尽摆的土布、山货、农具等农民实用的东西，四乡翻身农民盛赞这一新气象”。可见，工商业者积极性提高，市场得到重新活跃，不仅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结语 边区政府为实现农商负担的公平合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亦具有合理性。对此两难问题，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务必要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尺度，始终坚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尽管1947年对工商业实行“高压强制”式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只是党在某个地区局部执政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却是十分深刻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事关民生问题全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不仅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发现征税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做法，从而使工商业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 作者：石攀峰 社会问题论文:贫困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的社会问题与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十多年来，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几年来，远程教育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辐射，许多主办高校通过在地方设立校外学习中心，为欠发达地区的在职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受到欠发达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但是，许多校外学习中心存在管理不够规范、管理人手不足等问题，让一部分学习动机不纯的人抓住了远程教育管理的漏洞，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远程教育的专、本科学历文凭，严重影响到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损害了主办高校的社会形象，破坏了远程教育办学的社会公信力。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远程教育管理中已出现较多不良现象，必须采用有力的措施加以整治，以维护教育的公平。 一、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现状 为深入了解目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的问题，笔者所在的工作团队走访了15个由重点高校设立的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其中公办学校学习中心3个，占20％，民办学习中心12个，占80％；访谈了15个学习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员，并设置了15道问卷调查题目，对学生发出了320份问卷，回收298份，回收率93．1％。在有效问卷中，男性167人，占56％，女性131人，占44％；有公职的社会人员197人，占66．1％，企业员工83人，占27．9％，其他人员18人，占6％。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学员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自我评价等，同时随机访谈了28人，访谈的问题是社会对远程教育的评价。调查反映存在如下问题： 1．管理人员不足，对学生管理不到位 在访谈的15个学习中心中，当问到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管理学生人数时（见图1），公办学习中心大多是一个管理人员管理200～300人，而12个民办学习中心中，一名管理人员管理200～300名学生的有6家，300～600人的有3家，600人以上的有3家。试想一个人要管理600名以上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无论多么负责任的管理人员，也肯定会出现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在调查中一些民办学习中心的管理人员也承认了这一点，这种管理模式必然带来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下降。 2．办学设备陈旧，教学条件落后 在访谈中，公办学习中心办学条件较好，完全符合远程教育中心的办学要求，学生满意度较高，而民办学习中心存在较严重的办学质量问题，主要原因是办学条件差、教学设备落后，从调查数据中分析，学生对远程教育的满意度低（见图2），满意的占28％，基本满意的占32％，不满意的占31％，非常不满意的占9％，而不满意的学员，95％是民办学习中心的。 3．部分学员学习动机不纯，学习态度存在严重问题 当问到参加远程教育的目的时，为了提升自我的占28％，因工作和单位需要的占35％，目标不明先拿个文凭再说的占7％，纯粹混个文凭的占30％，两者合计37％，再加上单位强制要求的，也难免会有一些是混文凭的，这说明不少学员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动机不纯（见图3．当问到对所学专业课件是否全程跟踪学习与作业完成情况时，有45％的学员表示全程跟踪学习，并自己独立完成作业，38％的学员偶尔上网学习，勉强作业完成，17％的学员从未上网学习，作业是其他人帮忙做的，这反映出学员的学习态度不积极，并存在较严重的学习态度问题（见图4）。 4．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较差 当问到你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自我评价时，回答很好的占18％，回答还可以的占45％，回答一般的占15％，回答基本上没学到东西的占25％，这说明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不容乐观（见图5）。5．社会对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评价在访谈中，笔者随机问了28个采访对象，这28个采访对象中，有教师、有企业负责人、有政府官员，当问到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信任度时，有15％的人认为很好，35％的人认为还可以，45％的人认为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好甚至很差，5％的人回答不了解，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评价不高。6．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认同度的评价在28个采访对象中，当问到全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时，在国民教育系列中，对全日制学历认同度最高达100％，其次是对自学考试学历认同度达95％，对函授学历认同度75％，对远程教育的学历认同度只有71％，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不高。 二、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中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 1．大部分民办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管理存在漏洞 从调查数据分析看，公办学习中心管理比较到位，学员的信任度高，教学质量有保证，社会认同度高，而大部分民办学习中心则存在较多问题，如乱收费问题，招生和管理中乱承诺问题，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让一些投机者有机可趁，同时主办高校受招生竞争的影响，对部分学习中心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漏洞必然导致办学中各类问题的发生。 2．影响到重点高校的社会形象 目前举办远程教育50多家高校都是211工程院校，是社会各界仰慕的象牙塔，而它们在欠发达地区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到公众对重点高校的印象，如果这种办学漏洞再进一步扩大的话，这些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就会轰然倒塌。 3．影响到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是社会的一方净土，当远程教育中所产生的不良现象进一步扩大化时，民众心中的偶像将不复存在，当重点高校的学历都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不劳而获时，当一部分人手中拿到的学历文凭与自身水平不一致时，社会就会对高校的公信力表示怀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4．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 当部分人通过远程教育的管理漏洞成功获取学历后，他们必然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由此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现象刺激更多的人去仿效，当这种趋势蔓延开来，必然会带来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这对高等教育的打击将是无法补救的。 三、提升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质量的对策 要想解决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以维护教育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使远程教育回归正常的轨道，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确保教学质量，以较高的质量来维护远程教育的形象，具体对策如下： 1．建立和完善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 笔者认为，要构建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规范远程教育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并以此标准指导远程教育办学的各个环节，确保远程教育健康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关注质量：从理念上探究远程教育质量的概念、定位与发展，从实践上探究远程教育组织为确保质量而实施的质量监控与管理，这包括远程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质量保证与质量评估的实施等。二是要提升理念，要将ISO9000标准的精髓即《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中提出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融入远程教育的质量体系中来。三要做好识别过程，包括远程教育的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品实现，测量、分析和改进四个方面，分析远程教育实践中与标准要求相对应的过程，探索ISO9000作为一般质量管理标准在远程教育这一特殊领域的运用。 2．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 远程教育是现代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技术也是远程教育的保障之一，没有了技术或是技术不先进就会影响远程教育的质量。因此，要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远程教育的课程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评估与考核水平。对于远程教育办学单位而言，一是要做好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二是要研究平台技术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术，确保有技术可用、会用技术和用好技术。 3．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总体办学质量的监管与评估 目前对主办高校本部远程教育的监管和评估是有效的，所以一般情况而言，主办高校本部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但对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监管则不到位，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修改现有的评估体系，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所有学习中心的检查，尤其是校外学习中心的检查，以确保远程教育所有学习中心的教学质量是一致的，从源头上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 4．主办高校应以追求办学质量为举办远程教育的根本归宿 高校将办学目标定在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所以各主办高校一定要端正办学思想，不以规模和效益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而是以提高社会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的办学作为归宿，这也是使整个社会回归教育公平、公正，提高高等教育社会公信力的最根本办法。 5．严格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审批与监管 这些问题大多出现在校外民办学习中心，这就要求主办高校在审批校外学习中心时，一定要逐条对照国家教育部对校外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的要求进行审查，宁缺勿滥，对不符合条件的学习中心坚决不予批准开办，这就从根本上抵制了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同时对已批准的学习中心进行重新审查，条件不足的必须补充条件，否则坚决撤销其办学资格，以保证教学质量。 6．加强对远程教育学生的诚信教育 以不当的手段取得远程教育的学历，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只有人人讲诚信，人人以诚信为荣，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要求加强学员的诚信教育，教育他们诚信学习，诚信考试，诚信做人，调动每个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7．全社会应树立能力本位的用人标准和风气 每一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都有其导向标准，这种导向标准就是社会评价标准，当全社会都树立以能力和知识水平为本位的用人标准，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必然逐步回归。让学习者学习的目标不是混文凭、混资历，而是真正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全社会实行这种以能力为本位的用人标准是扭转不良学习动机的最根本手段。 8．借鉴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经验 远程教育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这其中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其远程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所以，我国必须由政府主导，高度重视远程教育的管理，学习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的经验，以确保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四、小结当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从政府到高校，从高校到各校外办学机构，从高校到学员，到用人单位，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维护远程教育的公正、公平，树立起重点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这也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要具备的条件，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质量最迫切的时代课题。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 摘要：世界贸易体制是最为发达的国际制度之一，拥有完备的实体性规范和发达的决策与争端解决制度。出于自身价值的考虑，社会问题领域积极牟取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主要是通过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立法制度来进行本问题领域的制度建设，也通过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制度来保障制度的执行。然而，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对于世界贸易体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不利，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关键词：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社会问题 界贸易体制无疑是当今最为发达的国际法律制度之一，其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实体性规范的广泛与完备，还表现为包含在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中的非实体性规范的发达。在国际领域，发达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问题的需要，经常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设较为落后的国际社会问题领域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然而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新议题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为世界贸易体制下管理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来追求其原本问题领域的价值或者政策目标。这是现阶段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的主要动力。 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还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会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贸易制裁的规定作为强制守法的威慑手段和违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这种制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贸易制裁的实施国和对象国可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而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这样的情况，等于剥夺了某些社会问题国际制度的威慑手段和强制措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导致社会问题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地维护其规范的权威。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贸易制裁的强制手段来维护本问题领域的价值。 一、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再加上其成员众多，大大减少了达成为众多国家接受的国际协议的成本；二是对于因为利益分歧而很难达成协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贸易问题进行利益交换从而达成协议。这样极大地节约了非贸易问题制度建设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还帮助分歧较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实质性规范的形成，最终推动本问题领域价值的追求。 社会问题领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好处。虽然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但是由于知识产权问题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最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前，虽然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普遍较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这种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下是较难实现的。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为例，该条的制定对各国国内法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该条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要遵守的12项条件，给强制许可的实施增添了困难。而且该条表述较为含糊，可能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但是含糊的用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该条对国内强制许可限制的可能。 在TRIPS生效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巴黎公约》第5条是最为普遍适用的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其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承认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并限制了专利的撤销。从专利的强制许可被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承认开始，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针对限制或者禁止专利强制许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对《巴黎公约》第5条中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更不用说禁止了。一俟TRIPS协定生效，就对专利强制许可形成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不能产生的规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产生了。 现实情况也说明了TRIPS协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如在药品专利领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过10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保护药品专利的，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药品专利。而200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巴西工业产权法》违反TRIPS协议为由要求与巴西进行磋商，更是验证了TRIPS协定不但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是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安装了牙齿。 环境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问题，世界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宪章《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其前言确定不疑地将环境保护、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此外，各国部长同时还签署了《贸易与环境决议》，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谈到贸易问题。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体制下产生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基本上属于不可适用的规范，很难说环境问题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借用产生了实际的结果。 二、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就是依靠授权贸易减让的撤销来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这种经过授权的贸易减让的撤销事实上就是一种贸易报复，争端解决机构在通过的专家组或者上述机构的报告之后，违法成员应该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那么就要面J临经过授权的受害成员的报复。。由于这种报复机构成员方全体授权，违反成员无法针对授权的报复进行反报复，否则就是对于世界贸易体制和成员方全体的挑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再加上这种授权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贸易领域包含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报复，使得受害方的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戳到违法成员的痛处，进一步增加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如果社会问题制度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报复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为自己所用，加强保障本制度的执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贸易组织规范规定的例外范围内，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属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能够避免自身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被世界贸易组织判断为非法。 有人建议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作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制度中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下违法的问题，使得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不再显得那么迫切。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规避其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下承担的义务，那么其他国际法制度中的强制手段无疑是形同虚设，其权威和效力无疑大打折扣。而且当这些其他的国际法制度所维护的价值高于贸易价值时，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强行法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其权威和效力的减损更是不能够容忍的。况且国际法分支数量越来越多，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体确实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以确保其相互衔接，化解其冲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备的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不同国际法规则的位阶达成共识，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和内涵也颇有争议(贾海龙，2008)。总而言之，现在还没有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势地位，就会出现本文导论中鲍威林所讲的“吸尘器”现象，凡是受到贸易损失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积极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以求得贸易利益的保全。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使用贸易措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属于根据国内法使用贸易措施来贯彻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加入与贸易关系比较遥远的新议题，则可能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用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吸人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为什么不以“与贸易有关”的名义，把其他国际法规则、特别是社会问题制度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明确规定这些国际法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关系，这样反而能够维护这些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实现其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而且这种作法不仅仅使这些国际法制度摆脱了独立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时无法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强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国际法整体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国际法规范“钻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对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结果的强制机制，增强其规范的效力。 对于非贸易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知识产权问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实例。非贸易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在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不过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动因的存在，相关尝试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三、世界贸易体制新议题的历史与命运 全面借用世界贸易体制的最为典型的尝试一直是通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加入关于社会问题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议题不属于传统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所以和其他一些过去多边贸易谈判没有涉及到的议题，被称为新议题。 在GATT的发展中，劳工权的保护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但是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劳工权问题根本没有被列人谈判的议题当中，其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环境保问题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逐渐重视，作为致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不免要涉及到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最初的接触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前夕。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会同意建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其成员资格对所有缔约方开放。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第一次在GATT内部被摆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间，环境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 不过，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各个国家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讨论环境问题，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就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劳工权和环境权的保护再次作为候选议题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由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写入了有关劳工权的内容。到了1998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要包括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新议题”。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城市西雅图举行，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这与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宣言》中缓和的措词、中立的态度是严重不符的，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强烈反对把劳工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问题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劳工权问题，劳工权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了。从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会议开始，环境与贸易的问题都出现在《部长宣言中》，根据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多哈部长宣言》，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新一轮谈判的正式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一轮谈判将涉及：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定期交换信息的程序；减少或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宣言要求CTE对下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IPS有关条款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标志问题。 随着多哈回合依然处于休眠期，世界贸易体制新一轮谈判暂时对于生命健康、劳工和环境等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过，多哈回合的屡次部长级会议对若干社会问题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说在非实在法层面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方面，多哈回合发起和谈判过程中进行的新议题谈判努力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来新议题加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影响上，还体现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影响。以环境问题为例，从GATT时期的“金枪鱼——海豚”案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汽油标准”案、“美国——海虾海龟”案及“欧盟——石棉”案，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明显朝着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鉴于世界贸易组织／GATT在争端解决中对待这个问题态度的变化对缔约／成员国影响最直接，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常设的上诉机构对案件结果及后继类似案件影响巨大。。事实上，如果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案例法确立了追求社会问题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等于通过法官立法的途径把社会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体制下，允许社会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进行制度建设(ThomasCottier，2003)。 四、结语 世界贸易体制的外溢固然体现了世界贸易体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贸易逐渐外溢到政治军事领域一样，体现了欧洲共同体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欧洲一体化在世纪之交限于停顿，显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胁制度本身的危险，世界贸易体制如果纳入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体制受到拖累，甚至导致崩溃。那么，社会问题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贸易体制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原本得到较好促进的贸易价值也受到损害。这是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的现实危险，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溢出，还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旦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并因此对其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来国内社会问题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不会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对降低。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等于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谈判结果进行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修改，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允许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不明智的。 社会问题论文:娱乐业环境与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贯彻落实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大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一、从全面贯彻落实的高度认识和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抛弃了那种以人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并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目标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则是全面落实的本质要求。所谓又好又快发展，即是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按人均计算，我国的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和消费模式，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与高污染基础之上的，据有关资料，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而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则是发达国家的8-9倍。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更谈不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我们的近忧，更应是我们的远虑。 另一方面，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又好又快发展包含着建设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造成资源难以为继，还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这样势必会抵消部分发展成果、并严重制约发展。《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也就是说，当年10.1%的GDP增长率，扣除污染损失，就只剩了7.05%。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内容。 2、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生态环境 以人为本是的核心，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的基本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人们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体现，也是和谐社会主要内涵，和谐的社会则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的发展内涵。试想，一个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断受到污染侵扰的人，其全面发展将从何谈起？ 3、加强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体现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把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建设生态文明，一要努力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方式，主动选择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把经济开发活动控制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建设，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三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节能产业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四要加强重点污染防治。 二、加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 江岸区是一个老城区，地处市中心，人口密度大，资源条件十分有限，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映突出，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扰民问题比较明显。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直接关系到江岸“两型社会”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强区、和谐城区、生态文明城区建设的进程。 1、江岸区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江岸区环境质量的总体情况是：空气质量基本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声环境质量较好，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削减。具体如下： ——空气质量考核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主要污染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年均值则略超过二级标准0.1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但有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空气污染指数（API） 100的天数（即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好）逐年有所提高，年为295天。 ——我区地表水体主要包括塔子湖、鲩子湖、长江、朱家河等自然水体，根据监测情况，除长江水质达到III类水体标准外，我区的两个湖和朱家河的水质分别按IV类和V类水体考核均超标。 ——我区域环境噪声55.7分贝，道路交通噪声为69.2分贝，均已达标，尤其是自采取禁鸣、道路刷黑等措施后，道路交通噪声改善明显。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年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削减，工业废水中中化学需氧量（COD）削减29.6％、废气中二氧化硫（SO2）削减8.1％，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削减进度目标。 2、各类生活源已成为我区的主要污染物来源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区以工业制造为主的二产业比重已不足30%，而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通过多年的污染防治，我区的工业污染防治水平已处于较高水平，年，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98%，工业废气达标排放率为97%。但是，三产业的污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其中的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的污染负荷比重较大。 根据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2007年，我区复核调查口径的污染源1524户，其中工业源361户（包括制造业、水生产和供应企业），生活源1164户（包括住宿业454户、餐饮业522户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医院等）。 从表中可见，生活源的废水和废气的污染物排放量都远远超过工业源的排放量。同时可见，餐饮业无论事从单位数量还是从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生活源中的废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医院、浴池等单位的锅炉。由于噪声污染源没有纳入此次调查的范围，因此，主要产生噪声污染的卡拉Ok、KTV等娱乐业未作调查。 3、餐饮娱乐业污染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根据污染源调查和环境管理的工作实际情况，生活污染源的污染防治应作为我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必须加强，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应加强餐饮废水的治理，综合处置餐饮废油残渣。由于餐饮经营单位分布广，且大多数规模较小、场地有限，餐饮废水大多未进行单独处理，而是排入排水管网到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但是，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残渣等有机污染物，不仅造成水体污染、加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负担，而且易造成排水管网的堵塞，同时，由于管理的不到位，部分餐饮企业的餐饮废油被不法分子非法回收加工再生食用油、餐饮残渣用作喂猪饲料，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是应加强餐饮娱乐业产生的油烟噪声污染，减少油烟噪声扰民现象。由于我区是一个老城区，城市规划布局新老交错、功能区混杂，餐饮娱乐行业很难严格地与居民区区分开，因此，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污染扰民问题比较突出。年，我局接受的环境信访投诉共1081件，其中关于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投诉为658件，占全部投诉的60.9%。虽然油烟和噪声扩散和影响范围有限，但其感官影响明显，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 三、按照的要求推动和强化我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工作 1、加快推进餐饮废水治理和餐饮废油残渣的综合处置利用。 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壮大，其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显现，尤其是其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会对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由于我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及习惯等原因，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其浓度一般可达到100－500mg/L，最高时可达到1000mg/L以上，是一般生活污水的数倍或数十倍，对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并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荷、影响其正常运行，容易造成城市排水管网的堵塞。 而且，排放掉的动植物油可回收加工成脂肪酸广泛应用于提炼生物柴油、生产洗涤剂等行业，具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因此，要求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装置，对其废水实施脱油处理，并引进相关企业对废油进行回收加工，即可较少污染物排放，也可实现资源回收利用。计划通过2年时间，要求江岸区内有一定规模的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设施，并引进相关企业，组建回收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对餐饮废油和残渣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建立和完善餐饮废水治理——废油回收——废油提炼加工的循环产业链。 2、加大餐饮娱乐业油烟噪声的污染治理力度 一是以街道为单位实施区域整治。根据小餐馆多，且大多分布在居民区内的特点，以街道为单位，开展创建油烟噪声治理达标示范街道活动，并在部分街道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对街道辖区内的所有餐饮企业，无论有证还是无证，一律要求进行油烟治理。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油烟噪声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将油烟噪声治理资金纳入年度预算，采取按设备投入比例奖励的措施，对按要求实施了油烟噪声治理的经营户给予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经营业主们开展油烟噪声治理，从而有效地推动此项工作。 三是加大对占道早点、夜市排挡的整治力度。首先从经营时间和环境卫生予以规范，并逐步予以取缔。如对主次干道早点经营户和摊群要求9:30之前收摊入室，对社区内的早点经营户和摊群则要求10:30之前收摊入室；对夜市排挡摊群要求确保晚12时以前无占道现象，确保周围环境卫生。鉴于木炭烧烤的烟雾污染较大，尝试取缔夜市排挡摊群中的木炭烧烤，努力引导经营户改为电烤。 四是在餐饮油烟噪声污染的防治中注重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治理，对有证照、有一定规模的经营户，严格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进行油烟噪声的治理，安装和完善油烟净化设施；对于无证照的经营户不是简单地予以取缔，而是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经营户，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促其规范经营，既消除了油烟污染，又防止了可能因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对存在严重污染和占道的经营户，则坚决予以取缔，劝其转向经营。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利益平衡，必要时通过行政调解，以项目福利对居民利益予以一定补偿，已解决油烟噪声污染问题。 3、完善和创新餐饮娱乐业污染防治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严格环保审批防止新污染的产生。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对新建的餐饮娱乐单位，从选址、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严格把关，防止新污染的产生。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在选址、建设等审批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尊重所在社区和相关居民的意见。 二是建立和完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建议设立油烟噪声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环保、工商、卫生、城管、卫生、监察等部门为成员，强化各部门的职责，并且加强督察，增强各部门的责任感和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三枪拍案惊奇看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仍旧影响着当代社会及公众的思想状态，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阶段，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及社会经济发展过快。这一状态的危害是当前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当前文化领域对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一次探索。 【论文关键词】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电影 自宋明以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禁欲主义。 其后自明朝中叶起，先后有顾炎武、戴震．龚自珍、魏源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纷纷举起“释放人性”的大旗，对这种极端禁欲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其后更经的涤荡，这一长达千年的道德规范体系终告瓦解，但残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阶段 从文艺复兴的历程看，重构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甚至“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精神”；甚至“文艺复兴的动机就是追求世俗享乐”。只有经过世俗化阶段，才能从思想与文化上瓦解与替代前一道德规范体系，消除最后一丝残余。而且相类似，中国近现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艺复兴运动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 但是中能国的世俗化阶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动的主力是上层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而普通社会大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教育，不能充分参与这一文化运动。二是中国长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普通社会大众没有必要的财富来催生与消费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体是普通社会大众。 2、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 这里不是指哲学学家，而是指能够先于社会历史发展为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提供发展方向与道德规范的哲学家。这是一千年来思想禁锢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引入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 上层建筑的范畴可以引入外部哲学，但是组成下层基础的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规范则是必须“依靠这一块土地这一个国度”及“这一处水、这一条河、这一日泉”的。但由于中国缺乏哲学家来提供这规范，所以改革开放后处于二千年未有变局中的中国社会大众就表现“失范”了。 3、社会经济发展过快 依靠自我调适，改革开放后一千年来首次掌握了财富且摆脱了人身束缚的中国社会大众也可以慢慢摸索、借鉴、试验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道德规范体系。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太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完了欧洲 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支撑下的中国社会大众对思想、文化与道德的巨大刚性需求则急不可待了。 二、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危害 1、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 已经掌握了财富，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进行消费与享乐的道德规范体系，或者通俗地讲，已经每顿可以吃三碗饭了，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却认为一顿吃一碗甚至更少才是道德的，才是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做的。可是人欲是特质主导的，所以中国社会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一边一顿吃三碗另一边却受着一顿只能吃一碗的据制约，所以很不快乐，进而形成了社会性的不快乐。 2、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封建社会土地创造财富的财富生成机制不同，现代社会的财富生成机制是消费创造财富。而享乐欲望催生消费，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压制了中国社会大众的享乐欲望，进而也压制了消费，进而也必然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历史地看，道德规范体系是有工具属性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杠杆效应，或者说道德可能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工具，合理运用会极大地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世俗化的标志性意涵 中国社会大众的这种思想空洞化在文化领域催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也催生了巨大的商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开始了既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又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积极探索。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这一探索的标志性体现。之所以称之为标志性，或者之所以由且只能由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来实现这种标志性体现，是因为《三枪》具有三个特殊因素。 首先是张艺谋的巨大象征意义。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张艺谋具有了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象征意义与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屡获国际大奖形成的外部认可使张艺谋具备了足以以一已之身与从上往下与国内虽所谓精英但仍处“井底”的话语权掌握者相斗争的资本与支撑：长期的社会性话题纠纷使张艺谋具备了能够吸引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注意力与吸引力。这三个有利条件，放眼中国尚只有张艺谋一人具备.其次是张伟平的体制外思维方式。张伟平与张艺谋的结合用当下的任何一种规范来考察都是一件怪事，只做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张艺谋去做奥运会开幕式新画面就停业三年，这不是～种体制内的思维方式，更不是体制内的获利方式。但是对任何一种新规范体系的探索其前提是对1日规范体系的逾越，而且从结果看，这种逾越、这种体制外思维方式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获利方式与获利路径，也使张艺谋获利了坚强的资金支持，更使张伟平获得了巨大的资金回报。历史地看，这一结果是一种新规范体系替代旧规范体系的前期典型特征。 第三是赵本山先前的有效突破与实践基础。赵本山十几年的春晚小品与二人转的火爆，反映了中国社会大众对世俗化表演形式的巨大需求，在产生巨大财富示范效应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为《三枪》的出台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市场基础。 因此，虽然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与主导思想．但是三种特殊因素的交汇，在影片中强烈地体现出了工具性、导向性与规范性意涵。可以用俗、艳、义三个字来概括。 俗，二人转与小品都是俗的文化形式，但是并不庸俗。电影中既无暴露性镜头也无性的描绘与表达，因此对这种俗的准确定位是世俗。而世俗化是建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必由阶段。这种世俗化表达了世俗的享乐需求，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 艳，根植于自然界绚丽色彩的镜头中的绚丽色彩，很动人心神。用张艺谋的话说，这样“生理上让人愉悦”。但这种艳不是单纯的色彩调度与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来自于自然界的，最根本、最朴实也最真实的色彩的挖掘与提炼，因此带给人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生理上的愉悦”。对掌握了财富的中国社会大众来说，起到了激发享乐追求与消费欲望的社会性功用，是对人的天性的激发。 义，小沈阳在片中扮演的李四，虽然有很懦弱的性格，但是既然与老板娘“好了”，就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非常敢担当，体现了当前社会急需的责任感与契约精神。这不仅是作为人的本质性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要求，是对人性的规范。 中国社会大众虽然不掌握话语权，但是潜意识里在强烈地呼唤回归本性、激发天性，而社会经济发展又强烈地呼唤规范人性。这些是《三枪》能够获得高票房的非张艺谋因素。 但是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这一探索必不为所谓文化精英所认同，甚至不为部分中国社会大众所认同。其一是因为这些所谓文化精英正是在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获得了财富、地位与话语权，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的探索使他们强烈感受到了财富获得路径将要转换的现实可能，进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地危机感与恐慌心理，进而进行强烈反击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了。其二是中国社会大众都是在旧道德规范体系残余中成长起来的，当前还受着一定的制约，而思想意识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在中国社会大众巨大需求与财富回报支持下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及更多的后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探索，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不会改变。 社会问题论文:因特网引发社会问题探要 因特网(Internet)在全球的迅速扩展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在全球的掀起，是世纪之交发生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标志。因特网从开始建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互联网，始终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体现出当今时代人类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一是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让比特的存储、传输和应用不受地域、国界等限制，采用开放性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充分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公有主义(communism)传统，使其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点。二是因特网建立的核心技术思想是把网络设计成具有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传统中央集权控制，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尼葛洛庞帝指出：“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1](P274)同时，因特网的一个核心技术思想，是使网络成为一个自主的和自动调节的互联网，它允许使用不同存储技术、不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互联，它采用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标准，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此，因特网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独立自主性。三是因特网还为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交流、实现“交流的民主化”提供合适的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网络环境赋予个人更多的权利，它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参与想象和革新。”“在Internet网上不存在歧视，人们不可能依据你的长相和肤色做判断。Internet网不管你是一个500家大公司的总裁，还是一个农民，它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决定谁愿意听你说话的是你所说的内容有多大价值，而不是你说的主题。”[2] 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如打破地域国家界限的普遍性、共享信息资源的公有性、人际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结构的开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独立自主性等，可以说是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技术上的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在计算机通讯网上的映射(mapping)。产生于美国这一特定人文环境的因特网，由于其技术上的内在特质，的确是为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当今的人文社会环境，使得建立在这一技术基础之上的、正在形成的“网络社会”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只有从认识上、技术上、道德法律建设上正确、妥善地解决所提出的种种人文、社会问题，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才能使正处于形成中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 因特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和开放性与全民性，它发展到今天，已吸引了上亿人在网上相互交流、共享信息。它的用途也从军事、科研、教育发展到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今天，大量重要的数字化的信息在公用的因特网上传送，许多存储着重要信息的计算机系统也连接到了因特网上。但是随之而来的，因特网也吸引了一些窃贼、恐怖分子、色情分子、黑客等不法分子，从事种种危害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保护网络的安全问题是“对全世界的所有执政者提出挑战”。[3](P6) 在网络社会中，人为地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实施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涉及面广、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等特点。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美国由于计算机及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法国约为100亿法郎。在硅谷，计算机犯罪正以每年400%的速度上升，能破获的，只10%。据报道，新千年伊始，在2000年2月第2周，黑客持续三天袭击了美国雅虎、电子港湾、亚马逊、微软网络等八家大型因特网站，造成短暂瘫痪，据估计，仅是黑客这一大规模攻击行动所造成美国信息产业的经济损失大约12亿美元。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索尔维克在2000年2月15日由克林顿召开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黑客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但美国30%的经济增长由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带动，电子商务创造的产值到2003年将达到1.5万亿美元。因此，现在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和安全的基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说明，如何防范黑客入侵和攻击，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特色的关系。尼尔·巴雷特在《数字化犯罪》一书中指出：“对于黑客的防护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因为系统操作员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他们既要把自己的系统向自己的用户敞开大门，同时又要防止侵入行为发生。如果系统的防卫措施太严格，系统就会变得太笨重而不便于使用，这样的系统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如果防卫措施太松或管理不善，就会给黑客造成可乘之机。”[3](P61)这里所说的就是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安全的矛盾，指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决不要使网络封闭起来，要继续坚持开放性原则。有些人在谈到网络安全时，想到的就是将网络封闭起来，对进入“网络社会”中来的“公民”严加控管。但是如果没有了开放，没有了自由，因特网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特网建立时提出的“资源共享”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且，持上述想法的人应该知道，因特网的技术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分散式体系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人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恐怕都难于将这一网络完全控制起来。克林顿在谈到加强世界互联网安全、防范黑客袭击时说，他希望互联网能继续保持“开放和自由”的特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诸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从技术手段方面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各国都十分重视开发提高计算机网络安全性的技术，具体包括防止非法存取的技术、查明黑客来路的跟踪系统、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消除技术以及数据密码技术等。但是网络犯罪等危害安全问题并不纯粹是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必须从法律、道德等方面进行治理。 网络立法是预防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规范内进行活动。由于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危害和破坏网络安全的犯罪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国跨地区、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以及危害性大等特点，带来了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种种矛盾，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过的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可以区分三种情况：一是一套已经存在而制定完善，原与计算机犯罪无关但不需作任何修改便可以应用于信息时代犯罪的法律。例如偷窃内存芯片等有形物品，利有假冒、伪造、仿造的手段进行诈骗等，原有的法律仍然是适用的。就偷窃来说，非法手段取得别人的信息，算不算偷窃呢？根据原有法律对偷窃的定义恐怕就不适用了，因为信息是无形的，而且并没有永远剥夺原来正当拥有者所拥有的信息。二是将现有法律加以适当延伸，如通过增加特别条款、修正案或依法官判决案例法加以扩展，再应用于信息时代的环境下。例如，关于计算机网上制作、传播儿童色情图片的犯罪行为，在英国1987年制订的《儿童保护法》中把拍摄或准许他人拍摄下流的儿童图片视为犯罪，而且视发行、出版这种图片或有发行目的的行为为犯罪行为。这条法规似乎并不适用于为了个人使用目的而拥有图片的情况。1988年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制定的《犯罪制裁法案》则明确规定拥有下流的儿童图片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且包括了所有在因特网或电子公告栏上存储、检索、发行或制作下流儿童图片的非法行为，被起诉人包括制作人、收件人以及助长存储或传播的因特网服务商或电子公告栏操作员。三是针对原有法律未能全面概括的、在计算机网络时代所特有的高技术犯罪，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反黑客法律的制定问题。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译音，曾一度被人用作描述计算机狂的代名词，“黑客活动包括进入计算机系统中不允许进入的区域，或没有使用权的用户进入系统”。黑客作为一类行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统（如UNIX）流行，许多年轻的学生可以随便使用和研究操作系统。他们当中一些人或出于好奇心，或完全出于娱乐性质，或者是出于想显示自己的计算机才能，向当局展示他们可以进入其系统。这些黑客大部分情况下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挑战，并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因此“在1980年初期的英国，黑客活动并不犯法。那些在自己计算机上企图读取其他人计算机或文件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数字内容的增加，黑客入侵的动机和方式愈来愈多样化，其造成的危害愈来愈严重。主要的有：修改网页进行恶作剧或流言恐吓；破坏系统程序或施放病毒使系统陷入瘫痪；盗用服务器磁盘空间建立自己个人网页或站点，传播黄色、反动信息；窃取政治、军事、商业秘密；发动“拒绝服务”的攻击；进行电子邮件骚扰；转移资金帐户、窃取金钱，甚至发展到超越一般贪婪的动机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等。这样，黑客攻击，已经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也许相当令人讨厌的、年轻计算机呆子的越轨行为，演变成了犯罪行为。这推动着英、美等国家建立他们的反黑客法律。197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第一个通过了《佛罗里达计算机犯罪法》，这项法律对于计算机侵入、破坏或修改数据等犯罪及其惩处做了规定。随后美国47个州相继颁布了计算机犯罪法。1981年成立了全美计算机安全中心，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法》。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计算机诈骗和滥用法》，这法案把黑客的非法活动分为四类。1990年英国制定的《计算机滥用法》，用更通用的术语定义了三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在中国，自1981年起亦开始注意计算机安全问题，1984年初公安部成立了计算机管理监察局。1987年10月制定了《电子计算机系统安全规范（试行草案）》，1994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随后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些法律的制定，“对涉及到黑客行为的案件，从法律方面做了澄清，尤其是在那些过去曾作为新黑客滋生地的大学。它把这样的行为从简单处罚的道德范畴提高到打击犯罪行为的范畴。”[3](P116)这些法律的制定，为执法机关提供了执法的依据，以便使网络犯罪分子得到查处、逮捕和治罪。 法律虽然为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地域跨国界以及特别隐蔽等特征，使得用常规的办法和法律手段往往难于制止这种犯罪活动。据统计，英国1990年制定《计算机滥用法》之后至1996年8月总共6年时间，只有40起法律起诉案。由于制止网络犯罪活动的难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制止犯罪惟一真正有帮助的力量是个人的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因此，在法制之外，强化道德观念的作用，提高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 二、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全球信息共享”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目标，“全民原则”是信息网络建设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真正达到“信息共享”、“知识公有”的目标，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仅仅随着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的事。“网络社会”不过是现实社会在计算机信息网络上的一种映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将在这一网络上得到反映。有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也会反映到网络社会中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对于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文化、更加富裕的人们自然更加容易，它难免会造成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产生所谓的“信息隔离”，而且还可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扩大信息贫富差距。如果信息和交流使用信息能力被垄断，信息高速公路将变成“信息高速私路”，这将是极不道德的。因此，如何在网络建设的决策和政策中，真正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强调“信息共享”，实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信息生产者、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由于因特网上大量信息和服务被任意免费使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私人目的，这就严重忽视了信息生产者与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这一知识产权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最终将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严重问题，而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则加剧了其严重程度。对于一般社会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所使用的版权法、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等，在某些方面难于适应网络这一特殊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问题，如： 知识产权的覆盖范围不够大。按现行规定，版权法只保护作品而不保护事实。问题是，信息网络中有大量的数据库。数据库所包括的事实与通常的事实有所区别：它便于检索，而检索算法是高智力劳动的成果；数据收集和加工也凝结着大量智力劳动。而且，现在从网络中拷贝下一些数据，将其改装成其他信息产品加以销售并不困难。这显然是对原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的严重侵害。因此，如何保护信息网络中的事实数据，是知识产权专家面临的新课题。现在法律呈现出扩大其保护范围的趋势，例如数据库的保护可能同时包括以下的内容：保护数据内容的选择、数据协调与安排、数据内容本身。 缺乏软件的保护方式。现行版权法规定，新软件必须有足够的新颖性（与已有软件差异很大），才有资格获得保护。对于用户而言，任何新软件如果包含一些人们已普遍采用的协议，使用就要容易得多。可是，软件设计者若部分拷贝别人协议就有侵权的危险，由于害怕侵权，新软件与老软件往往面目迥异，给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兼容性、互用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网络化世界，需要重新研究软件保护方式。此外关于建立电子版权标志符，以区分哪些是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与哪些是可公共享用的内容，这也是当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来需要解决的问题。[5] 三、个人自由、隐私权的保护与必要的社会监控 个人通讯自由和个人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不受侵犯应该说是网络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但是，由于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使得在保障个人通信自由和隐私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个人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根据多数国家的法律，每个人都有自由通信的权力，通讯是个人的事情，责任自负。由于历史原因，人们通常把入网者的网上行为（网络上传送信息）看作是属于个人通信范畴，对其传送的内容和数量没有给以限定，只有以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的传播内容和数量给予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因为大众传媒具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在因特网上，已经很难区分个人通信与大众传媒，一个上网者可以通过网络上电子公告板、在线交谈、新闻组、建立个人和团体网页以及一对多电子函件等达到大众传媒的效果。个人网络行为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个人通讯范围，其影响是社会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这就提出了个人在网络上的行为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对个人的网络行为的必要监督。但是现有的法律，对于网络行为的各有关主体（如入网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站点、论坛主持人、网络国际组织、政府网络管理机构等）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负的社会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网络上产生和传送一些含有非法内容的信息时，谁应该为这一网络上发送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呢？这困扰着各国政府。英国企图通过寻求严格的“自我管理”方式来解决网络上非法内容的信息传送问题，而美国则寻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措施。美国俄亥俄州爆炸案发生以后，当时所有政党的政治家和新闻界的评论家开始对网站和用户网新闻小组上所存储的大量恶意资料，诸如讲授如何自制炸弹、制造恐怖事件以及色情图片等，表示关注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正是在这气氛下，1996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通讯改革法案》，法案中包括了由内布拉斯加参议员詹姆斯·艾克森(JamesExon)所倡导的一条法令，试图控制因特网和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色情图片和恐怖主义信息所造成的威胁。艾克森法令对在因特网上传送“明显下流”资料做出了限制，而且使因特网服务商(ISP)对管制网页内容负有直接的责任。对于触犯这条法律最多可以罚款25万美金，并且坐牢2年。这项法案签署后，ISP和民权自由组织立即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ISP认为通过ISP来执行这项限制法是不可行的，因特网和相关的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数据量大得根本无法检查和检验所有数据的“正派性”，因此期望他们能明地里或暗地里控制他们的客户是很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表示不愿充当Internet警察的角色。民权自由组织则认为，这样的控制侵犯了人权，这会导致ISP专制，作为成年人，他们在因特网上选择浏览的内容与其他人无关，对于青少年的保护则是父母的责任。为了证明这种严格的法律没有必要而且不切实际，一些ISP同时提供了家长控制软件，为家长提供技术手段，制止对那些已知含有不良信息的网站的访问。当时整个因特网上，成千上万的主页都装饰了蓝色带状图案作为对此法令的抗议标志。不仅如此，ISP、美国民权自由工会、电子领域基金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还联合发起了上诉。结果在1996年6月，艾克森法令签署短短几个月之后，三个联邦法官支持这一联合上诉，宣布这项法令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项法令是不符合宪法的。从这一法令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被宣布为非法而取消的结果来看，如何在网络环境下既保护个人通讯自由，又使网络使用者和有关方面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网络上传播的内容加以必要的监控和限制，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看来同样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其中努力提高“网络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能力，以及发展一种因特网自治的管理方式（一个用户的不良行为受到许多其他用户的谴责）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与社会安全的矛盾。信息时代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起来。这是因为，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深入到社会生活诸方面，人们在网络上工作、娱乐、交往以及购物消费等，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站点，为了收取入网费和使用费，需要详细记录其客户的行踪；商家也要详细纪录顾客为获取有效服务而提供的各种个人信息；而政府也总可以找到各种充分理由（如为了社会安全、为了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等）要求公民提供个人信息。同时，由于电子信息网络信息收集的便利性而使得个人生活被全部细致地记录下来，若加以汇总和分析，个人身体状况、喜好、习惯等个人隐私将暴露无遗，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这些个人数据不能有限制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侵犯。这是信息网络发达国家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特别关注的原因。为了抗衡滥用信息性权力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侵犯，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法，二是加密技术。在立法方面，一些国家都从法律上设立了数据保护与隐私保护的规则，其基本原则是，在公共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依法进行（因此也是基于民主一致）；在私人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基于与个人协商一致。英国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规定数据使用者即收集、存储或使用数据的机关组织必须对他们收集的数据和相关资料注册，注册以后，数据使用者必须遵守八项保护原则。1995年10月的《欧洲共同体数据保护指导案》中对于原来的《数据保护法》中存在问题又给予了改进。这些法律对个人信息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保护的措施。美国由70多家有关公共利益的组织构成的、其宗旨在于帮助引导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通信圆桌会议也提出：“隐私权应该受到慎重的保护”，他们的观点是，把为特定服务需要收集的个人资料限制在最低范围内，与其他高速公路上的旅行者分享这些信息应该得到当事人的允许；任何个人都能够对以本人为主题的文件进行自由检索并加以更正。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隐私保护法（代号HR184），该法案提出要成立一个国家隐私权委员会，负责监督隐私法的实施情况。这些法律都为正确解决好个人隐私权保护和社会安全的矛盾，协调个人隐私保护与社会必要监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公众和政府可以收集、存储、调阅网上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范围应多大？在实施中仍然有许多争议。在加密技术方面，是否应该通过加密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应如何运用加密技术，在个人和商业机构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争论。个人和商业机构需要隐私、保密和安全，极力赞同加密技术，而政府则借口为防止犯罪和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对加密技术，或者主张由政府设计和提供的受政府控制的技术手段。白宫信息技术首席专家、加密技术政策起草者米歇尔·尼尔松(MichaelNelson)认为，公众用来保护隐私的较好的加密技术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非法活动。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法律实施机构和情报机构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即对加密技术增强控制。美国国家安全局曾提出了一份“有条件加密标准”，希望通信和计算机行业遵守，设备制造厂将在设备上安装一块“剪刀芯片”(clipperchip)（通常称主加密芯片）作为标准加密器件，如此加密的信息要有两个90个数字的二进位数字作为解密码，标准规定一个解密码存储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另一个存储在财政部自动化系统局。联邦调查局及其他联邦政府人员可以“窃听”你认为因加密而安全的电子通信。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反对，有数万网络用户和其他用户联名签署请愿书，反对使用“剪刀芯片”。看来如何从技术上、法律和道德建设上既能使个人自由和隐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又能为社会安全或公众利益在适当的范围内，运用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实行必要的有效的社会监控，求得某种平衡，仍然是今后网络建设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全球网络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因特网的迅猛扩展，正在打破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信息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人类的交往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大大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它正在为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走向和谐、为各种文化走向融合以及为减少和避免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存在和发展，相互交流的增加，只是为增进相互了解、寻求逐渐消除或缓和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提供了机会，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的解决。事实上，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在网络全球化的环境下，比原来范围更加扩大，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某些方面的冲突的程度更加尖锐。以致有的人又十分敏感地在谈论着“文化帝国主义”、“信息殖民主义”和“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的危险来了。 究竟如何认识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这对推动我国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是原有的国家、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矛盾的继续。他们有的是基于不同国家民族在经济或政治、军事方面的利害关系之上产生的冲突，特别是某些国家和民族，利用其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企图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谋取霸权所导致的冲突；有的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产生的，其中有的是由于文化、语言等不同造成的隔阂、猜忌和冲突，有的则是某种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有意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攻击与己不同的或敌对的信仰和思想，向非已的文化环境中“植入”自己的信仰、价值观所导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信息时代，在网络世界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信息殖民主义”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的本土文化碰撞和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 （一）关于“信息殖民主义” 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在信息时代，在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新表现，这就是“信息殖民主义”。何谓信息殖民主义？根据有关学者的说法，就是指某些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利用他在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以达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殖民主义”现象。在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信息安全成了最重要的安全要素，谁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就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安全。因此，信息和网络成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技术、经济先进的国家和民族会通过这一新的征服工具对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新式的“入侵”和“殖民化”。虽然我们不能说，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我们马上就会沦为某些信息科技强国的殖民地了，但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对信息的操纵与反操纵、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都会存在，而且会是十分激烈的。面对这种形式的“入侵”和渗透，信息技术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开发自己的信息资源、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拓展自己的信息空间，争取在网络世界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成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在现代信息科技革命中，在信息网络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我们的警觉，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二）“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中，在各自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并作为传统相袭延续下来，使得世界文化花园呈现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由于历史造成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先导”和“主流”的地位。由此也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承认异质的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也导致了西方文化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长期冲突。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独霸网络世界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形的因特网诞生于美国，英语是国际互联网的通用语和特别通行证。目前在因特网上用户最多的是美国，当今世界上拥有电脑最多的是美国。美国所处的这种特殊的信息优势地位，更激发了某些人独霸世界的野心。他们有的人毫不隐晦地声称，美国的信息优势是“未来的权力源泉”，“能为维持在联盟或特定联合体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信息优势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放大器”，利用它能防止中国、俄国及其他大国“对美国产生敌意”，能“防止像伊朗、伊拉克这样一些具有敌意的国家变得强大”；“它还能支持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们争取民主”。声称要“利用自己的国际商务和电信网络优势来突出美国的理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加强向剩下的共产主义和权威主义国家传播民主”，“防止新的脆弱的民主政权倒退”[6]。因此，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将会看到，文化霸权主义者，“会驾驶他的战车横冲直撞，对与他们异质文化横加鞭挞。他们会充分利用网络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便利，到处去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他们会毫不顾忌其他异质文化的特点，试图去‘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接受他们的文化理念。当遇到阻碍的时候，西方文明会采取各种方法去‘融解’它，同化它，直到摧毁它”。[7](P115)这样，对于处于信息劣势的非英语国家来说，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保护，就成了一个必须十分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语言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象征。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整个民族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因为此，在全球信息网络环境下，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同本土民族文化之间冲突，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正在引起发展中国家和某些非英语的发达国家的关注。有些学者提出了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主张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后的网络世界中，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权得到发展，共同为人类繁荣做出贡献。为了保护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规范，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竞争、相互推动下共同发展。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环境下，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来愈引起来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 谈到网络世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时，有两点须要提出来讨论：首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信息网络时代中的巨大生命力要有高度的自信心。现在有一部分人面对信息网络世界中西方文化（或者说美式文化）强烈冲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了过分的忧虑。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部分，她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由于本身具有自组织能力而绵延几千年不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西方文化所没有的优点和特点，正因为此，使得今天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华古老文化传统中寻找引导人们走出“人类困境”的启示。况且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融化于其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中的遗传基因”，是隐蔽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宗教情绪、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因素的总和，不会轻易被“连根拔起”。新晨 其次，我们要用开放的、兼容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正如金吾伦先生所说的：“保护民族文化，不是像对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去自身传统的特色，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它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得到锤炼、得到发展，亦即在发展中生存，在发展中繁荣。”[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辉煌的贡献，但应该看到，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在近代历史上，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现代西方文化发展中由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失衡造成了各种现代病症，使得一些人的目光转向中华传统文化，固然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推动人类当今和未来的文明进步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但是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科学文化’失败了，需要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取代之。而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制衡剂’（或可以说是‘解毒剂’）而发挥作用。进而，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相互作用和交融中，有可能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前景。”“我们是在对西方理性之片面性予以补充，以致在碰撞融合中产生新的文化方向这一角度来谈论其意义的。因而，这只意味着开放、宽容而不可再投入到封闭的、愚昧落后的环境中。因为单有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造就出现代文明的。在当前，我们着重需要的是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技术，吸收建设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西方文明成果，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4]这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社会问题论文:对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一、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探索新形势下维护稳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不断深入,切实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平安建设工作得到强力推进,经济社会得到协调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潜在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比较尖锐。归纳起来,当前不稳定问题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违法犯罪活动继续呈高发态势。一是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二是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三是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大幅增长。四是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占相当大比重。 (二)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一是数量上升,规模扩大。二是涉及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三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呈高发态势。四是城区上访问题突出。 (三)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一是企业改制进入攻坚阶段,难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城镇建设全面铺开,触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三是经济发展与土地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特殊群体情绪不稳,活动频繁。五是涉法涉诉反映的问题强烈。 (四)对敌斗争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等地下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也十分突出。敌对分子围绕热点敏感问题大肆造谣煽动,企图将个别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操纵网上舆论,制造思想混乱。 (五)社会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也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危害。 二、原因分析 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亟需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但现在有些政策相对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门和行业依法管理无力,执法监督不严,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损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和群众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办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现在不依法行政,执法不公,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处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现在群众身上为遇事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是意气用事,动辄上访闹事。 (三)有些党政领导不够重视。表面上看有些党政领导对调解工作重视,但实际上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只停留在开会、发文件等,没有很好地抓落实,对事关大局的矛盾纠纷领导同志不出面、不协调,忽视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至于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缺乏战斗力。虽然县、乡镇、村(居)、村民组四级调解组织已经建立,横到边、纵到底覆盖全县的调解组织网络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当前矛盾纠纷涉及的当事人多、部门多,往往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难以解决;另外,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权限、方式和效力都很有限,调解人员的素质与当前复杂的矛盾纠纷很不适应,加之调解组织无经费,调解人员无报酬,长期以来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调解队伍不稳定,制度得不到落实,作用很难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很薄弱,导致许多问题由小变大、积少成多。 (五)涉法上访案件的增多。个别案件在司法机关没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是涉法上访案事件发生和增多的直接动因。个别群众对司法机关处理程序、方式和结果的偏面认识,以及对信访工作上的错误观念,使得本应在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上访渠道而大量流向党政机关。 (六)上访成本低。一方面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如果起诉到法院解决,要交纳诉讼费,判决后如果债务人不履行,申请强制执行还需要再交执行费,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不少群众上访只需出单程路费,到省赴京上访还有专人接待、吃住费用全免,成本很低。加之近几年由于控制上访,加重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使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期望较高,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上访量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三、对策及建议 为了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一是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切实贯彻实施《信访条例》,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开门接访,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带案下访。继续集中力量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章建筑拆除以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信访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加大对信访工作目标管理的考核、奖惩力度,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建立更加通畅、更加多样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除进一步规范信访接待工作外,还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积极发挥社团、行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诉求方面的作用,确保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渠道的畅通。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确保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治本之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正确行使权力,防止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抓好民商、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法维护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进一步解决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问题。四是注重对群众教育引导。通过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逐步使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道德准则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对待各种利益冲突,自觉地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教育群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对于极少数恶意破坏社会稳定且触犯法律的人,应依法予以制裁。五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着力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积极主动,为有效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保障。 (二)构建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是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杀人、爆炸、投毒、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两抢一盗”侵财性犯罪,及时果断地惩处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各类经济犯罪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犯罪活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时消除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开展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要切实加强网上斗争,深入开展同“”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利用敏感问题制造事端以及组党结社活动,加大打击和防控工作力度。三是全面强化治安管理。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相互配合、协调联动,加大对公共复杂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出租房屋、特种行业、重点部位的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预防和减少群死群伤重大事故的发生;加强对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四是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原则,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委会、社(居)委会要积极参与,不断提高调处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的效率和水平,筑牢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五是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深入贯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全面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各项措施。社会、学校、家庭要共同参与,加强对青少年道德、法律教育;注重对中小学生结伙打斗、迷恋网吧等不良行为的矫正,防患于未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惩治的同时,用爱心启迪他们心灵。 (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牢固树立“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加快发展是政绩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含糊地确立稳定也同样是政绩的观念。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是要注意把握好各项改革的出台时机、做到因时、因地制宜;二是注意把握好推行力度和社会各阶层的承受能力,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使三着棋子协调动作,避免一着不慎,全局受挫。三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当前特别要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保障、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看病上学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真正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选择,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带着深厚的感情,诚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获取无穷的力量。 (四)着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稳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于夯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成为富裕一方百姓、确保一方平安的战斗堡垒。二是抓好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安全文明小区、村镇、单位、校园、企业和综治模范乡镇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创建活动,有效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三是抓好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办和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充分调动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基层政法综治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群防群治组织在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作用,大力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多方齐抓共管,人人踊跃参与的工作格局。新晨 (五)切实加强党对维护稳定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应把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平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严格实行维护稳定责任制,明确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各工作部门的责任,细化目标任务,抓好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与领导包案制度。对因工作失职、渎职,导致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努力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实现中原平安崛起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对我们开展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稳定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论文:旅游管理的社会问题及整治措施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一派大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给旅游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旅游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下面，笔者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旅游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使旅游管理更加规范，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良好和谐发展。 关键词：旅游管理；社会问题；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1）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过去，很多旅游资源地在开发时，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生态保护意识，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平衡产生消极影响，两者之间出现冲突，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们的大不合理开发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今，旅游业并不是理想中的“无烟产业”，没有污染，人们在客观的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往往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丰厚的经济效益会造成生态自然环境的损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在逐渐地被侵占，城市建设破坏了旅游整体环境的和谐美。（2）旅游经营管理的水平较低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小，大都是个体经营，没有雄厚的实力，管理水平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国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调节模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相分离，导致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职责不明确，市场竞争不公平，管理系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无疑加大了主观管理难度，降低了客观专业性。我国省市各个旅游协会都属于群众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只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脱节现象，造成旅游协会在监管过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调节内部矛盾的作用，从主观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会管理。不能实现其调解和协调的作用，因为，旅游协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使其处于被动和搁置的状态，间接影响了旅游行业的发展。（3）旅游在线营销方法滞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业的管理营销也随之网络化，逐渐向在线化趋势发展，从当下营销现状可以看出，虽然在网上订购机票、车票、门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网络发展还不完善，在线营销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技术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网络营销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线营销服务水平还需提高；第四，各个旅游网站的设计缺乏特色，不能标新立异；第五，缺乏专业的在线网络营销人才；第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在线营销行为缺乏约束力，不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旅游管理问题的主要治理措施 虽然近几年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但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也突显出来，为了使旅游业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市场秩序更加规范，管理更加有序，缓解并解决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保证旅游业的良好发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决措施。（1）将旅游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新《旅游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旅游业的不良风气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实际旅游管理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有部分顽疾非常棘手，恶性违法侵害旅客权益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规制下，各个地区旅游景点还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立法部门适时出台《旅游法》的实施细则。积极响应《旅游法》的相关精神，让《旅游法》真正成为人们旅游的保障，以促进旅游业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为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业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2）逐步完善监督，明确管理的相关责任因为旅游业管理工作比较繁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复杂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内、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旅游协会一定执法权，并建立专门的政府旅游执法部门和执法队伍，高效率地解决旅游纠纷，处理突发案件或者群众投诉，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在景点上还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使旅游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游客和旅游企业营造一个安全、规范、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以促进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3）科学规划，实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还是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都要提倡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遵循自然规律。在一些节假日，我国各个景点都会迎来旅游高峰期，但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管理上忽视了景点能够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坏了优美的环境，还降低了景点的服务质量，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做到科学规范和管理，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障旅游业的良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间接地带动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于扩就业、增收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意义重大。 作者:张英英 单位: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 社会问题论文:我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公共政策原因及反思 “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1］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深受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而任何公共政策的产生，不能不说都是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众总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认为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论及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强调其对社会问题消解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续执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共政策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制造次生社会问题的例子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草场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场承包”政策，在执行后却出现草场资源碎片化的现象，难以实现对草场的统一管理，导致草场的进一步退化和沙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我国“失独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使得家庭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和“三留人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一些旨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现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如收入分配政策与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与“城市病”问题、产业政策与环境问题、土地政策与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可见，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生成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成因，这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原有对社会问题“何以形成”的知识图谱，也能够使我们更谨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蕴含的风险。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中对此还未充分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活动，审视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剖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缘何又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对此必须要从社会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内容以及如何被执行的政策过程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输出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隐性蕴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并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促使政府加以解决。而政府中的精英们最为习惯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路径的解决过程中来。 二、政策过程视角下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 政策过程要经历政策议程设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方案输出、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等阶段。政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环节。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明显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倾向和态势，这是党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谋求发展和稳定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的结果。建国后，面对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多样、发展程度低且地区差异高、社会秩序不稳等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变迁的最强动力，也是改革变迁得以稳定开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在我国所取得的惊人发展成果，这使得我国的改革变迁逐渐惯性地依赖于党政力量。而作为推进改革变迁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过程的局面。因为这样，在我国的政策系统中，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仅是从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进行的，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技术干预，而是还要兼顾政治因素的考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更多地还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不仅融入着公共伦理关怀，而且更受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治理思维的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立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阶段，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反言之，“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5］由于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因而必须要对进入政策系统的社会问题准确地进行界定，避免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问题建构错误”。若社会问题在界定过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错误，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隐藏着政策风险，进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而要准确界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审视，包括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归总、对问题的恶性程度进行判定、对问题的消极后果进行确认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前景进行预期等。可以说，脱离以客观事实作为社会问题界定的基础，那么问题就可能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至是被隐匿起来，尤其对于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往往具备更多地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的全貌，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缺少基本知识和技术途径的支撑，而在寻求知识和技术帮助时又因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弃，这往往导致有关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被政府所左右。建国后，我国一直片面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一切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并成为了决定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进而不断内化成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元目标”。因此，在政策过程中，当所认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所追求的“元目标”相互冲突时，各级政府官员在界定社会问题时就会故意忽视或隐瞒社会问题的恶性程度，或者回避有关社会问题的关键信息，其意图就在于即使存在社会问题也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阻碍，同时也不会因为引发社会的高度不安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具有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政府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问题意识及信息传播聚集能量的新闻媒体同样是问题界定的参与者，能够补充和修正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的界定结果，但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绩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在问题界定上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掌握着社会问题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其难有发挥作为和影响力的空间。基于此，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建构错误”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关环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就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结果，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难以发挥真实作用。另外，要准确的界定社会问题，还必须要基于社会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事实追问”决定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而“价值追问”则决定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拥有的立场。从应然层面来说，在社会问题的界定中，必须要从社会价值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来建构“他们的”问题，是否重视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意义，使得社会问题的界定最终能够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问。而在社会问题界定中社会价值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本身的价值自觉，更需要社会公众能够在问题界定中具备表达其价值立场并且不被忽视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国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府在问题界定中过大的权能导致其更多偏重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的角度来决定对待社会问题的立场，而社会价值在各种价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视掉了。可以说，对于社会价值的忽视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所形成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问题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价值的角度对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进行认知，将其更多地与影响社会治安联系起来，却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多是针对对外来人口的管制。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平等就业等逐渐成为了不断被讨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设计、抉择与输出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包括对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备选方案的提出、从备选方案中抉择唯一的解决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等政策环节，可以将其统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决定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要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从过程维度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维度的具体政策内容中进行分析。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证政策质量的前提。犹如社会问题界定阶段一样，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认定往往是由政府单独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风险评估主体，当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风险时，难以通过“社会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纠正。目前，虽然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采取了听证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对听证会的动员宣传不够、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的成员不恰当利用、听证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大且对听证意见缺乏成熟的回应制度等问题，听证会易于走过场，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由于决策程序的诸多不合理，常常导致有些政策风险在制定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或被重视，甚至是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仍将其付诸实施，而这样的政策一旦被实施，政策风险的存在就成为了制造或者扩大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质量的关键。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是面向该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思路和策略，其内容呈现出针对该问题解决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资源投入、预期收益以及政策弹性等。对于备选方案的抉择过程，就是对每个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权衡后进行选择的过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质等原因导致所抉择的方案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相背离的，这样的政策出台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与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衔接和依赖的阶段，是将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实现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断得以呈现和释放，而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政策方案虽然通过执行过程逐渐实现了对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认知局限而出现未能充分预测和考虑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偏差所忽视或放任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和后果，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一些政策方案则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应然层面上来看，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伴生新的社会问题时，基于政策现有的“收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必须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形成的“风险等级高且可控性弱，同时社会公众对后果容忍度逐渐变弱时”，［7］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终结。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诸多被执行的公共政策，虽然早已经被人们发现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且未来继续执行所形成的问题风险将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调整或者终结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依然在持续执行。为什么会如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策调整或终结的权力普遍掌控在党政主体手中，党政主体对政策效果的评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价值立场是判断或决定政策是否调整或终结的依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党政主体认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时，往往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综合评定报告或是统计数据为政策继续执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撑，向公众传递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严重。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学和技术的神圣武装之下，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政策风险的“结论”往往使人不能质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在“结论”面前也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要求的正当性，这就使得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然而，当“价值中立”的科学和技术面对“不能摒弃掉价值判断”的公共政策时，让科学和技术理性完全排挤掉价值判断，让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话语权掩盖和取代政策对象的话语权，对政策看似客观性的评价实质上就不够客观了。更何况是，有时科学和技术专家受制于党政主体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对政策的评判或是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政策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服务于党政主体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话语权的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调整或是终结始终是一个局外身份，社会问题随着政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断恶化。 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议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逻辑，公众在对社会问题治理不可行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通过建立政府来承担相应的治理任务，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完成公众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委托。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政府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选择。这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难以取代的优势，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作为精英的政府人员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最为习惯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政策工具。那么，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如何理解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政策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政府主观愿望上有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追求，因为这样无政府主义就会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政府的理论武器，政府终将丧失合法性。但是，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这就表明“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包含着某些自动引发和制造问题的机制。从代议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来看，作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代表和增进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公众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必须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全流程进行基于符合社会价值的必要性审查。但是，我国“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所呈现出的党政主体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党政主体成为了政策过程建构的唯一主体，而作为权力实际拥有者的公众在政策过程中只是名义上享有政策建构权，但实际上却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甚至有时缺乏能够对抗和反对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径。如前文所述，由于垄断了政策过程建构权，党政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霸权以及价值偏差的交织影响都常常致使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背离、政策效果与公众所期待的效果背离，而这样的政策过程又缺乏来自社会力量的有效修正，进而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通过政策而产生。由此可见，党政主体实质上唯一拥有政策建构权常常是我国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会问题的关键性致因。因此，要消解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消极后果，必须要实现政策建构权向社会的回归和扩展，强调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拓展社会公众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空间。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成为政策过程的真正主体，使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权力拥有者的公众在合作行动中最终能够促成经得住社会价值拷问、符合解决社会问题实际需要以及充分考虑和抑制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对于我国而言，良好的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条件。政府质量是一个广义政府意义上的政府质量，包括“现代代议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还包括现代政党制度建设。”［8］从政府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必须首先关注当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变，应该始终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和抉择政府行为的前提条件，应重视和强调三点:社会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的改善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之外，还需要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进行一系列以政府质量提升为目的的改革，重点是进行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基础制度的完善强调广义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建构上重视推进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完善公共权力行使的违法审查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权力社会监督的法治建设、将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纳入法治范畴等，在社会管理和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与社会协同治理下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指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意见吸纳、社会智慧利用等途径促进政府治理中共识、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通过提高治理的开放性和拓宽参与渠道为社会参与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质量提升的关键，能够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备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质量的提升，当始终强调社会价值和重视社会参与成为政府治理的新常态，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从社会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是在实现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条件下使社会不断获取影响和决定政策过程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会质量，内在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的增效。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是社会公众认知到在政治与行政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从游离于政策过程之外对整个政策过程漠不关心的“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为此还能够不断在政策参与中主动培养自身的参与技能并积累参与知识，逐步形成品质保证和自觉遵守的参与模式，这就要求社会本身在公民社会成长下通过民主教育、权利意识的启发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参与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公众的参与精神;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是通过促进异质的社会个体在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构筑起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每个社会个体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9］在合作过程中使松散社会越发趋向于整合，实现社会自身力量的不断积聚和壮大，进而在政策过程中能够以充足的能量与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视或是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增效是随着教育水平提升、知识传播媒介广泛被社会利用、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等过程使社会个体不断实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增长和积累，在政策过程参与中通过社会智慧资源的融入，与政府共同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时洞悉和弥补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可以说，在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社会能量增强和社会智慧增长等要素推动下所带来的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社会本身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没有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种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将其作为治理策略和目标，而社会本身若是在政策过程中表现得力量分散、态度消极且智慧资源储备不充分，真正拥有和具备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则无从谈起，在政策过程中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总之，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为我国制定更能够规避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减少公共问题的政策成因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逻辑思路和行动框架。基于对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状况依赖，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理想状态的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值得欣喜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越发关切社会公众的政策态度、重视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并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在“决策前举行各种座谈会、听证会以及下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10］在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中前置性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重大决策事项中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制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进行问责等;就社会而言，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普通社会公众与各级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互动博弈也越发频繁，如通过网络和媒体公开地批评政策不足或者政策过程的不合理，通过形成独立的政策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和政策方案等形式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参与渠道和机会积极表达自身的政策立场等。这表明，当前我国被党政主体主导且封闭的政策过程已经打破，政策方案选项的优化“最终将取决于体制内外更广泛的协商和共识构建。”［11］可以说，政策过程已经显露出朝向社会建构的一些倾向和特质。随着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的基础也将日将成熟和牢固。 作者:韩艳丽 单位:燕山大学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1］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2］p45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3］p47：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4］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学科，但是因为发展时间较短，所以还存在许多弊端需要解决。以当前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工作经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及战略应用方式，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院发展;公共管理;发展战略 一、引言 公共管理学是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是一种学科，对公共组织、政府组织等进行研究，明确各组织的学科群体系。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并且还在不断的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下文将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二、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阐述 1.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充分的利用各大学院内部资源，对公共管理学科资源进行高度整合，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促进校内公共管理学科与地区之间公共管理实践的相互结合，使二者可以深入互动，以此来提升公共管理的影响力。内部整合战略的内容集中在打破当下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隶属界限，并对学科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全面实现专业整合。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当成主要的学科集群来看待，结合一些强有力的工作模式，对政策进行调整，并将公共管理学科当成当下学院学科新增长点来看待，集中院内的资源促进其发展。当下学院公共管理学科一般都是集中于多学科基础之上的一种应用型学科，所以教师必须要对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并通过共同承担的形式，来做好项目研究以及跨学科培养，促进不同学科交叉融合。2.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但要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同时还要尽量多的挖掘各种资源，全面实现外部联合。外部联合战略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战略，不仅要政府和其余的部门相互联合，同时还要构建项目实训中心，打造实训基地，让所有的教师都可以真正的步入到公共服务工作前线中去，提升教师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构建理论化的市场服务工作体系，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学院的科研水平，促进其形成良性循环结构体系。学院方面还要和国外的一些著名院校或者是著名的科研机构相互结合，强化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深度以及合作深度。在院校内部，选择一些潜力比较大的学生或者是教师，将其送到国外来学习先进的经验与学员公共管理学科的技巧。3.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仅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应当尽量的做到集思广益，多吸纳来自于社会的资源，促使校方可以真正的做到横向发展，解决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院横向发展战略包含了社会需求与校内实际需求这两个方面，要积极的对学院所在地区优势专业进行申报，并适当的拓宽公共管理学科范围。4.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纵深拓展战略是学院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需要全面综合社会需求与校内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开展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当下社会学术繁荣与崇尚科学技术的机遇，积极的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申报公共管理硕士点及MPA，实现纵向拓展，减少来自于外界的威胁。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 1.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所有的组织想要正常发展，都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不断的提升团队综合素质，吸纳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人才，人才也是团队组织最核心的资源之一，与组织核心竞争力相关联。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学科的正常发展。相关工作人员要尽量的增加投入，利用外部引进结合自身培养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走向专业化。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要积极的相应国家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家学者的号召，吸纳其先进的理念与公共管理方法。尽量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与待遇，从中寻找学科带头人。观察教职员工，在员工中寻找最具潜力且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在职教师，将这些教师送到国内外各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比较深入，或者是发展比较快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学科带头人。从外部引进高水平专家，可以带动学科发展。让学院内部的教职人员可以和领域内的专家零距离接触，学习各种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老带新模式可以让教师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但是成本比较高，聘请来的专家学者对学院的忠诚度也比较低。学院内部自主培养学科带头人，不仅需要耗费的成本比较低，同时这样的带头人自身忠诚度也比较高，便于日后工作的开展。但是自主培养成长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只能实现个人成长，如果教师转业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岗位，还会出现师资流失的问题。所以需要将引进来理念和内部培养模式融入到一起，不仅可以带动公共管理学科高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培养一些专业化的人才，营造出更加理想的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吸引力，避免出现师资流失等问题。高校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之一，高校及相关学科想要正常发展，离不开教师队伍的支撑，必须要做好教师队伍培训工作，才能保证高校的正常发展。教师工作强度比较大，需要承受来自于社会、家长、院方以及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激励方式来对教师进行激励，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员工需求差别方面的问题，会导致激励手段出现短暂性缺失。所以要综合地区文化以及学校教师特点等，构建更加完善的激励工作机制，言出必行，进而调动学院内教职员公日常工作积极性，带动教师的工作激情。2.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当下许多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下属专业都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所以需要对当下现有的专业隶属进行整合，将其规划到公共管理学院旗下。该处理方式优点比较明显，不仅可以帮助院方对学科进行统一化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充筹兼顾，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院方可以按照当下国内的实际发展形式，结合院校的实际情况，突出日常工作的重点，并加快相关专业的发展速度，借助专业化的力量来进行全方位推进。将所有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都整合到一处，便于后期专业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强调学科群整体发展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四、结语 上文首先从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四个方面，对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之后分别从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两个角度，提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希望可以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相关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王宇峰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情景模拟教学分析 摘要：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案例教学，让大学生模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感受，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公共管理学科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掌握到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要点，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提高学生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人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重要性；实施 一、引言 近几年，培养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法，在理论知识和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即在模拟过程中巩固了专业知识，又增加了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融合，是一种以教师提供实践案例，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对案例反应的问题作出判断和结果，模拟自主解决问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提供一个实践案例，创设情境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整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情景再现，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重要性 第一，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演示法、教授法等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效率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教师主要起到组织、引导的作用，大学生占主导地位，成为信息加工的主题，从而可以让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知识要点。第二，目前大学生实际操作技能严重缺乏，“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实际模拟性，用真实场景的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实例，真实地反映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也可以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对突变环境的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让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第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运用公共管理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养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首先，“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过程：其一，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是教学中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关键所在。教师应先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基础理论知识进行讲授，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学习模拟场景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也是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顺利进行的关键所以在；其二筛选合适的案例。案例的筛选至关重要。就目前“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应用过程中采集案例的途径比较单一，大部分只能采用国内其他高校教师编写的案例，不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性的教学。在筛选案例的时候，人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这个案例能否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实施，能否通过情景模拟来达到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有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案例在最后是否容易进行评估反馈；其三编制方案。在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由于受到课堂现实条件的制约，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场景，要求模拟的情景接近现实。遵循模拟场景的基本原则，设定好时间、参与人数，角色的设计与分工，以及模拟的目的、预期效果等各个环节。在编制方案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生的自身学习状况，进行不同的分工，也可以互换角色，锻炼学生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其四师生共同参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在情景模拟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师引导学生研究案情，分析各个角色的作用，同时也要维护好课堂秩序。教师与学生要注重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同时要遵守模拟场景应有的程序。参加案例情景模拟的学生要考虑现实众多因素，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当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在模拟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应该立即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在模拟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陷入困境时，教师应该及时补充一些专业信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待情景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评估反思，对在模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加以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 四、结束语 总结“案例+情景模拟”教学通过符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进行场景再现，让学生通过亲身体会来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今后走向社会更容易融入工作中打下基础。 作者：朱辉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课程建设思路改革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现状 1.国外现状综述 公共管理的学科前时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对西方政府管理的研究，但当时公共管理学是附着于政治学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薛澜，2002）。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开创性文献，伍德罗•威尔逊（1887）发表的《行政学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的正式诞生。在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已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源起于1924年美国希拉丘斯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成立。随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逐渐成长为各国公共部门培养研究生的一门核心课程。美国作为最早开展MPA教育的国家，其MPA教育发展颇为成熟，其他各国在学习、仿效美国MPA教育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MPA课程，但公共管理学始终为其核心课程。美国曾对218所MPA教育机构展开调查发现，公共管理学都是作为其最早的核心课程加以设置。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作为美国MPA教育的首选核心课程，突显其在MPA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西方并没有“精品课程建设”相关说法，但从公共管理学被列为核心课程可以窥见西方国家对公共管理学的重视程度。 2.国内现状综述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晚，直到1986年，其前身——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才得以恢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立了管理学门类，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5个一级学科。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9年5月第17次会议上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我国MPA教育已历经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国务院首批MPA试点院校为24所，2003年新批MPA培养院校23个，截止2012年，我国已有102所MPA培养单位。《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核心课程，已在所有MPA培养单位开设。与美国相同，《公共管理学》在我国MPA教学中也是首选的核心课程。笔者以“精品课程建设”和“公共管理学”作为主题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源进行文献检索，截止2014年12月30日，检索到与此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只有1篇。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现状，笔者又以“高校精品课程建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有326篇。由此可见，自2003年教育开始建设精品课程以来，学者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逐年上升，到2010和2011年达到高峰，直到2012年才有所回落。由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未达到深入的层次，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精品课程内涵、问题等的较为泛泛的基础性研究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去专门课程的研究，由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文献可见一斑。由此，未来我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趋势应聚集于对具体课程建设的关注上。 二、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要素解析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结构严谨的系统工程，由若干要素构成。既包括一套适宜的教学方法、追踪前沿动态的教学内容，一支优良专业的教师队伍、一本优秀的教材，也包括教学管理建设。 1.教师队伍建设 精良的教师队伍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效果。教师队伍建设与精品课程建设是相辅相承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建设促进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梯队的形成，并保证这支队伍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教学名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保证精品课程建设顺利的、可持续性的、高水平的完成。 2.教学内容建设 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是精品课程建设最突出的特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保证创新性和前沿性，就必须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学习优秀的教学成果。对于MPA学生来说，实践性的教学内容应予以重视，因为MPA学生更多需要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必须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3.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内容必须更多依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得以体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样，对于MPA学生而言，教学方法也应更加契合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应在教学过程中多加以应用，贯穿始终。条件成熟后还可以考虑建立公共管理模拟实验室进行实训教学。 4.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知识载体，也是从事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支撑和推动着精品课程的基础和关键性环节，它的特色和创新对精品课程建设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精品课程建设的成败。故而，我们应该重视精品课程教材的建设，一般来说，一本优秀教材应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实用性，较强的前沿性，同时配以相关的案例，习题库。5.教学管理建设对精品课程建设进行规范管理对于促进教学工作的整体改进和提高，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通过建立课程建设档案来实现规范教学管理，课程建设档案包括课程背景材料、教学团队总体状况和结构分析、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课程建设报告，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成果与评价等资料。 三、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思路与改革路径 课程建设应从前提、核心、特色、关键和保障五个方面探索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具体而言，前沿化的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创新的实践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特色；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规范的教学管理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保障。为此，我们为课程改革和建设精心准备了改革措施： 1.明确课程定位，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1）选用优秀教材和教辅资料。我们选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受到广泛好评、适合MPA学生使用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陈振明，人大出版社，2009）一书作为教材。相比其他教材，这本教材设计的讨论话题，有利于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启发学生发散式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结合所用教材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经典书目列为学生参考书目，并鼓励学生讨论阅读心得，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2）追踪学科前沿，展示最近研究成果。教学内容应根据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时事变化紧密结合起来。（3）精选和编写公共管理案例集，理论与案例相得益彰。对于MPA学生而言，公共管理学的案例讨论分析在公共管理学课程设计上应占有较大份量，因为MPA学生多为有实践经验的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实际案例嵌入其中，使得两者相得益彰，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升华了对实际案例的分析。 2.加强师资梯队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1）组建校内外教学梯队，完善教师构成。积极组建由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本课程组由三名教师组成，一名教授，二名副教授，两名副教授负责主讲教学、辅导教学等作用，教授负责案例研究及案例库构建。我们将聘请政府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实践导师，指导课程实践教学，并逐步建立起实践教学基地。（2）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不是一劳永逸，需要随着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显然，作为主导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其成功开展的关键的因素。”因此，课程团队应围绕精品课程建设大胆推进教学改革，不仅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保障教学水平的大幅提高。 3.实践教学内容、模式与考核的科学化 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特色。实践教学内容丰富，本课程初步设定3学分，48学时，其中实践课时10学时。（1）实践教学模式多样。根据MPA教学特点，需要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首先是案例教学。按照公共管理学学科特点及前沿动态，将其划分为多个专题，以专题为单元进行案例教学。针对不同专题准备不同的案例，案例紧紧围绕专题内容展开。案例的准备应有针对性地从报刊、互联网、电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不同渠道精心搜集和制作案例，并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对案例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要与时俱进的更新案例，强化学生对专题的理论和掌握。案例教学除了案例讨论分析的形式外，还辅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视频播放等，增加案例的生动性、新颖性，同时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其次是实践教学基地参观学习。最后是进行社会调研。（2）实践教学考核科学。与传统考试考核不同，MPA公共管理学的考核应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其中。在课程教学考核中，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只占到总成绩的50%，将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作为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加以考核，占到总成绩的50%。这样考核的初衷是基于MPA学生的特点而设置的，主要是出于强化实践教学的考虑。校外课程实践的成绩可通过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学生自主互评三方评价机制，即校内导师占总分的40%，校外导师评价占30%，学生自主与互评占30%。这种考核方法，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又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富有成效地促进了课程的教学相长。 4.改进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迎接慕课时代的到来 （1）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媒体化。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名校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接近了普通人与名校的距离，因此，可以借鉴慕课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出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的目标。（2）组织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与科研互为支撑，密不可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知识和案例进行探讨和研究，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沙龙形式，研讨会形式，学生授课和展示案例的形式，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在参与、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寻找研究兴趣点和切入点。 5.规范教学管理，搭建课程、专业与学科共同发展的平台 精品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支持。教学管理涉及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能够给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必须对教学管理加以规范，全面推进精品课程建设。这不仅要加强对精品课程建设的动态监控和管理，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严格申请、评审程序，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监管过程和验收指标的双重动态管理，确保课程的精品性和示范性。 作者：郭蕾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一、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与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 目前，黑龙江省本科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很多学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业原来都是省内唯一，而随着高校不断扩容，开设相同专业的学校开始增多，其课程设置、专业培养目标等都很相似，结果就是虽然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增多，但由于各校的培养机制不能充分体现学科背景特色，导致毕业生缺少优势和竞争力。由于新增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条件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毕业生在理论基础、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目前，黑龙江省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快，开设公共管理的学校较多，专业设置较为齐全。但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看，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虽然此分析是针对黑龙江的公共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射出全国的情况。 (三)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协同度低 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及政策中对于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要求是孤立的，与实际社会需求脱节。各级学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也是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到全省的整体状况，忽略了与其他学校的沟通，因此导致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度较低。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启示 跨部门协同分为紧急状态下的协同和常态管理中的协同，后者是核心所在。跨部门协同强调的是通过部门间的协作提高效率。跨部门协同理念给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各部门间协调不够是产生供需矛盾的根源 导致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在地方政府人才开发规划、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不匹配现象的原因是不同部门的出发点不同，都是围绕本部门的发展和利益做出各种设计，各部门协调不够导致供需矛盾。政府应结合地区发展需要拟定人才开发规划，提出人才培养的数量要求。学校根据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企事业等用人单位依据年度用人计划确定用人要求和数量。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分数以及对学校的喜好程度、录取的难易程度做出选择。因此，不同组织间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失衡，导致急需人才供不应求，而同时很多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 (二)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是能够有效胜任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工作和非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人才，因而必须梳理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做好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跨部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重视协调学科申报与审批的关系 无论是新学科点的设立，还是重点学科的申报，各学校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就是让学校的学科体系更庞大，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然而，任何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都需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优势以及社会需求，如果不能进行充分论证，即使通过了学科申报，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而这不单单是学校一方的责任，学科审批部门不能宏观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充分了解社会需求，仅根据一般性的评价标准去设立和论证新学科的申报，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从跨部门协同的角度出发，需要处理好学科申报和审批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要充分协商沟通。对新学科以及专业的设立应充分采纳不同部门的意见，在审批程序中要增加社会需求指标的比重，避免学科重复、专业雷同。 (二)处理好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跨部门协同强调“目标——执行——效果”之间的相互促进。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就是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一切教育和社会资源，为社会各种组织培养和输送公共管理人才。整合不同层次的学校、机构的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紧紧围绕着社会需求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并有效执行，以达到预期效果。使学校及人才培养机构的专业设置更加科学化，转变传统的培养理念，树立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增强学校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因专业设置趋同而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三)建立“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 构建“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建立组织间协同的标准、原则、机制，实现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监督和反馈。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有效使用和评价人才来衡量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人才评价机制，就需要学校与社会组织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就需要用人机构与学校间形成顺畅的联系通道，传递有效的人才需求和使用信息。 作者：刘西涛 王炜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重点及方向 ［摘要］尽管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时间不长，但其在高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因此，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关乎高校的稳固发展，因此，本文对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特征以及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历经了重建、发展和提升三个时期，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良多。至2001年底，我国具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有132所。2003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公共事业管理骨干教师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全国15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参加培训班。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但其发展一直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人员解决现在已有的问题，还需要其为它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1公共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会有避重就轻，主次不分的短板。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高校都只重视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而对其专业管理的职业性严重忽视，这完全是一种喧宾夺主的行为，不能突出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也忽视了独特的专业性。这种重专业、轻能力的课程设置，致使大多数学生对公共管理的实际操作掌握较少，只是掌握了理论知识。一方面，这种避重就轻的课程设置方式，使公共管理专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也致使学生因其在校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操作中所需的知识相矛盾，所以在择业就业和工作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制约的境况。更重要的是，这样没有特色性和系统性的专业课程设置更不会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有着清晰明确的公共管理发展思路为指导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这严重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其二，新兴的公共管理学科还不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很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能力不被认可、行为不被重视也是屡见不鲜的。因其认可度不高，很多高校开设这样的学科专业都不被大多企业所知晓，其专业内容更是不被了解，好多本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就业困难等问题。再者说，不成熟的专业规范、模糊不清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培养不定向，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学校、社会三方之间互不了解。学生所学知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在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人才信息中他们没有招聘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学生的考虑。此外，在我国很多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地区，都会采取不再招聘新人的策略来使编制大大缩减，此种策略使那些就业困难、前景不好、又缺乏经验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大增加。其三，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素养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改革目标，高校要招收大量的公共管理学生，因学生数量迅速增多，原本的教师数量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且根本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教师数量严重短缺问题在许多高校都存在。这说明较少的教师要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以前的好多倍，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压力，致使教学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难以进行创新来促进学科发展。除此之外，公共管理学科教师的基本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当今时代，很多高校都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其中，很多高校明确提出需要学科带头人要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工作，特地为此成立了专业人才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学科带头人工作主要是负责执行本学科一些具体的建设工作，例如主持设计本学科的建设发展规划；负责对学科建设经费进行预算、利用、分配和管理；带领、指导、培养一些青年教师组建学术团队；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等。因为学科带头人作用重大，并影响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直是各大高校十分重视的事情。尽管如此，学科带头人依然匮乏，其质量和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理想的状态，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师梯队。单从教师本身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不懂得融会贯通、思维陈旧老套、创新能力不足、眼界不开阔、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要求等众多问题，在各大高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使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长期原地踏步，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对策以及重点发展的方向 2.1完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方向 为了实施多方面、多层次发展方略，相关人员应该抓紧时间着手整理和完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从实际的专业发展方向来说，其可以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为了使公共管理学科积极培养本专业的研究型人才，相关人员可以在减少和控制本科专业规格的条件下，尝试新模式，如进行公共管理专业本硕连读。另外，相关人员还应该加强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管理，狠抓科研，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应以本校此专业的办学特色为首要目标，快速建立本专业课程最为完整的题库。 2.2改进课程设置的策略 一方面，课程框架体系的确定要求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笔者之所以觉得在专业课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设置为理论知识的总体构架，用来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因为公共管理学科展示着一定时期或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人文素养的要求是高校现今应该做好的事情之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是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稳稳的提升。高校设置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需要以综合化和系统化为原则，所设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之一是使学生拥有一个扎实的人文基础。总的来说，高校应格外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3改进师资团队的策略 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应该引起高校的重视，每一所高校教师团队的整体质量是由师资团队的结构进行反应的，学校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都受其影响。师资团队结构大体上由年龄、职龄、经验、学历等几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门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就更应该被重视起来，一成不变的、保持原本的师资团队结构、不引进新的“源泉”的陈旧模式终究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因此，源源不断招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发展的人才，是高校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只有这样，师资团队的结构才会稳定，教师团队才会被优化，为了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必须这样做，同时这也是使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不合理现状得到有效改善的方法。高校应该采取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定性考核要求的主要考核内容是教师的品德和教学科研中的优秀表现，主要考核手段是以群众积极参与和组织谨慎评价来确定的；定量考核要求的考核内容是以教学的业绩和水平作为考核标准，其考核依据是指岗位的量化指标。为使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科课程设置更有规范性、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各有不一样的专业特色，高校可以通过相互派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进行交叉培养，然后留校教学、相互派青年教师访问讲学等多种办法，提高教师的能力，为形成新一批的优秀教师而努力。强化师资力量的办法不止一种，强化师资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要通过进行“人才引进”、积极地让许多教师参加各种各样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专业培训班以及向许多名牌高校输送国内优秀的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达到本校师资水平显著提高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从全方面上提高全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教学水平，高校可以在校际间开展互相评课活动，多多增强学术交流，积极进行名牌教师、名牌课程、名牌教材的“三名工程”建设，培养出许多高质量、优秀、年轻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尽快与同类高校、省内高校和非名校三个层面建立起横向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使教学科学研究横向合作得到增强的重要步骤。促进成立全国分省分类高校专门学科指导委员会分会、一起合作编著相关主要课程的教材、开展科研课题的合作研究等方式，都可以有效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进而使优秀学生培养战略可以得到很好的实施。此外，使学科专业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实的方法也不止一种，高校可以选择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中挑选出一批文化学识水平高、办事业务能力强、娴熟掌握公共政策并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领导、事业单位的干部或公务员，主办专题讲座或者是担任本专业的课程导师。 2.4改进人才培养策略 为了方便在体育、文教、社保、环保等公共事业的行政部门开展管理工作，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将具有当代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素养，具有可以将管理知识融会贯通、熟练应用到实际操作能力中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因此，高校更应该在人才的培养上训练学生基本的管理技巧和方法，并积极灌输给学生现代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为了提高管理能力，高校应充分利用公共管理的办法进行计划、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在人才培养的大方向上，高校应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以前只知道读书而不注重创新的培养模式进行改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优秀的培养经验，对专业所包含的知识和范围，充分积累经验，结合国情对人才进行培养。在人才培养的途径上，高校应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创新，使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提升专业能力也可以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提供很大的助力。增加实习和实践课在所有课时安排中的比重，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明确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使学生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的主动参与者，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灵活的教育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是有发展前景的。高校应该采用灵活的教育模式，培训并教育出公共管理领域所需要的综合型、应用型的中高级专门人才，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高等教育的目标。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建设中，运用灵活的教育模式，给在校生提供更多值得珍惜的学习机会、模拟真实的公共管理情景，提供更加方便的培训途径和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机会，以提供现在社会中真正需要的从事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所有学生而言，灵活地进行学习应是学习者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学生进行学习行为应该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而不该是由他人支配去做的被动行为。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去主动学习，因此，高校应通过调查、体验、参与、合作、探究等各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增强实际的工作能力，在此过程中，还要使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解决、完善问题，通过虚拟化的实践，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作者:艾政公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作者:包文涛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下现代社会分层分析 摘要：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人类存在之初它就诞生了，并且它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化。刚开始的社会分层十分简单的，有着明显的特质。而如今，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社会分层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帮助人们理解分层的原因以及分层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前言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界定 公共管理是一项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依法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公共部门活动或公共事务实践的学科，公共管理学正是一门综合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如何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学科。“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能力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学科发生交叉与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方法和体制的界限，一个新的学科就此孵化，或者由潜学科逐渐演变为显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由此产生，根据教育部最新专业目录的规定，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力求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较高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旨在为公共部门和公共组织培养和输送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按照教学计划的统一安排，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公共管理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课堂教授与课外实践互为补充，实现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实践操作为重点，通过各种形式的课程范式加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涉及各种行业各种领域的公共事务活动，如以应急管理课程为例，可能涉及水库安全、交通安全、电网安全等领域，只有根据交叉学科的特有属性，广泛开展案例研讨、情景模拟、学科竞赛、专业实习、暑期实践、社会调查等活动，才能为学生提供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的平台，使其在具体实践中掌握和建构理论知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广泛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知识，涵盖了文化、体育、民政、环保等众多领域，学科知识体系庞杂且动态发展，涉猎内容宽泛，从而使得这个学科具有复合性的特质；同时，公共管理学旨在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和建构知识，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当前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前沿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以迎合时展的要求，培养与时俱进的交叉型综合人才，又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积极探索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创新多元实践教学模式，规范实践教学过程十分必要。 （一）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 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校的教学如何与时俱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高校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摒弃传统理论教学的思想，实践教学逐渐被教育界所重视，在教育改革中更加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教育部2001年4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指出：“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教育部2007年1号文件中也提出“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建设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中提出“教育改革重点是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出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这说明了国家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教学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加大，并趋向于向应用型和技能型转变，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加快学科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和时展对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三）实践教学促进交叉学科建设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教学是基础和核心，让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公共部门管理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实践教学环节必不可少。面对公共管理学科交叉属性的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对知识的理性认识，掌握起来会有一定困难，尤其对于行业性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因此，高校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使得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案例操作或社会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同时锻炼其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整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环节，将课堂教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真正实现学生学用结合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实践教学中的失范现象 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实践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仍然处于薄弱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范现象，制约了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实践教学的交叉意识淡薄 “交叉学科研究本质上是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思路和方式”，实践教学交叉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多学科理念的滞后及学生重视程度不够。传统教学观念突出理论教学的重要地位，认为实践教学依附于某理论教学而存在，忽视了实践教学是实现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高校将理论知识学习和掌握的程度作为评估学生在校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准，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制约着了实际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重形式轻能力。在目前开展的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中，并未用认真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大多数是靠学校组织，学生很少自己联系参加实践活动。同时参与社会实践的周期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并未进行任何实践活动，而仅仅以一篇论文草草了事。另外，在专业实习中也缺乏能动性和创新性，只是机械的完成工作任务，缺乏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反思，难以把理论转化为综合实际技能。 （二）实践教学动力不足 实践教学动力不足主要包括资金缺乏及制度缺位两个方面。“教学经费的构成由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设备经费和实验室建设经费、学生实验实习经费、教学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经费共六部分组成。”目前，高校为了提升竞争实力，更侧重于对科研经费支出，教学经费更主要目的是维持教学正常进行。在教学投入中，优先保障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及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之存在经费利用不合理、支出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更加有限，以致对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投入资金严重缺乏。另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评价机制缺位也是制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管理制度方面，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缺乏规范化管理条款，即使制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也存在流于形式的失范现象。同时，由于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对实践教学的过程及质量难以进行科学评估，实践教学过程缺乏有效规制。以上都导致实践教学动力不足，制约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程。 （三）实践教学师资薄弱 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中，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公共管理学科教师不仅要掌握交叉性质的多种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然而目前，一些教师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难以为学生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同时，多数高校未配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专职教师，通常是由专业课老师兼任，实践教学总体师资水平不高，学生缺乏专业化引导。另外，部分教师对于信息化设备运用水平较低，多媒体设备多用来展示课件内容，教学手段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来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这就导致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从实践教学经费支出角度来看，根据一般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在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中，侧重于对学生本身的支持而忽视了对教师的支出补贴，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往往会自己付出相对于理论教学更高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往往是忽视了学科的交叉属性，很难实现教学与实践、多学科知识的衔接，这严重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高校必须结合结合院校学科性质和特色，探索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最佳途径，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一）课程交叉科学化 公共管理学科是融合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并且其目标是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因此，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庞杂的理论知识内容的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并且学习质量不高，因而在课程体系中必须加入实践课程的内容。在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内容加强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适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实验室营造实践创新氛围，创造开放活跃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开展课外实践课程，包括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为学生提供政府或企业实践平台，对其进行体验式训练，体验公共管理活动及服务过程，使得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建构知识。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二）管理制度规范化 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评价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实现对实践教学的过程控制，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管理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变单一理论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向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转变。另外，评估机制是对教学成果进行考核和检验的重要标准，应包括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和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改变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标准，将考试成绩与课外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对教学成果的评价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考核，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教学资源多样化 教学资源是为保证正常教学有效开展的各种可利用资源的总称。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资源应包括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多媒体资源、实践基地以及各种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资源等。首先，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高校应致力公共管理学科“双师型”、“交叉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外聘等各种方式，协同校内校外优质资源，培养多学科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复合型师资；其次，广泛吸引政府及社会投资，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实践教学提供充足资金，加大实验设备投入，建立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搭建校园内实验场所，为学生提供教学设备、软件和模拟场景”；最后，加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外实习基地及实训基地，实现高校、政府及社会资源共享，构建以高校教学为主导、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协同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守文 单位：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1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教师在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时候，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课程，完全可以在坚持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适当地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和诠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可以适当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属性，运用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等概念诠释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问题，运用公共治理和制度研究理论分析图书馆事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可以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为解决图书馆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比如，案例分析，通过对热门图书馆话题的讨论及分析，了解图书馆的发展动态；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图书馆的横向比较和同一图书馆的纵向比较，更全面地认识图书馆；案例调研法，其中提倡的文献研究、访谈、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材料收集方法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收集方面提供了指导，面对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搜索能力更是需要加强，而这些方法恰好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做课题研究所需的方法。 作者：王茜 杨玉麟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管理学理念下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从管理学演进到公共管理学:汲取及超越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综上，虽然公共管理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于公共管理学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于公共管理学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之间仍然存在继承的联系，公共管理学在可预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实现科学公共治理的目标，需要公共管理学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需要其基于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对公平以及效率进行重新整合，并且鼓励公共管理实践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发展，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经世致用的重要社会使命。 作者：吴燕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差异分析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但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用来适应公共管理的改革及培养公共管理人才。本文从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教育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存在的差异进行对比，以此为理论依据，结合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状况，从而为编排适合中国新公共管理教学的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西方管理学；改革；书评 1基本概况 1.1公共管理学写作背景 公共管理学起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但是在我国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域中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并在2001年专门设立了教育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许多委员基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课程设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他们认为，根据新形势下学科发展的方向，需对目前公共管理类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加上现今公共管理教育的快速发展，能够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文献少之又少，因而编写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的本学科教材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综合当时教育部关于公共管理专业四个方向（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资源管理）的课程设置情况并积极组织全国著名专家（王乐夫先生主编）开始此教材的编纂工作。 1.2整体框架与内容概述 《公共管理学》包括13个章节，依笔者个人观点来说，可以将全书分为4个方面。第1至第2章可作为第一部分，此部分讲述了关于公共管理最初始的理论形成及西方各学者对于公共管理学的见解。因而在此部分没有涉及我国学者的观点。第3章和第5章可归为第二部分，在此部分探讨的是有关公共管理的一些内部组织结构及公共管理的现实功能。第6章到11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此部分主要介绍了公共管理部门的内部操作及社会责任。第12章到13章写的是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及改革。本书从西方学者对管理的认知出发，笼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学的范畴及公共行政的演变及发展。接下来，主要介绍了公共管理最基本的架构，包括公共组织、公共领导及公共政策，此三者构成了公共管理的整体（公共管理的能动者——公共领导，公共管理的结构——公共组织，公共管理的理论依据——公共政策）。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因为只有优秀的管理者才能培育出优秀的组织和优秀的人才。而公共政策是领导行使公权力的理论依据和法律支撑，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公共领导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诉求。第三部分作者是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预算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管理的技术方法、公共管理规范六个方面出发，强调了公共管理已在无形之中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作者从政府与公共管理的角度入手，强调政府的体制改革与公共管理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指出，我国体制改革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足。 2详细描述本书 《公共管理学》从自身概念入手，指出公共管理学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以政府为组织核心的各种公共管理、公共事物的活动及规律。此概念是基于西方学者的理论经验及本国的基本国情而做出的较为官方的解释。同时，又阐述了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行政更重视设计，公共管理更重视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所以公共管理看重的是具体的运作过程。二者的联系在于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可以互相代替，但公共管理不能完全替代公共行政。接着介绍了威尔逊的政治行政的二分法，提出行政学的目的在于把行政的方法从经验性实践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他们扎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中。[1]并阐述了韦伯的官僚理论，即从组织体制角度出发，为公共行政理论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创立提供了理论框架。19世纪末，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更加推动了公共行政在公共管理上的应用。随后，又有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是理性的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欧洲的现象，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去，是新管理主义与管理主义的结晶。新管理理论提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更加强调了公务员是为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充分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状。而在介绍公共管理体系的时候，作者从公共组织的构成要素着手，强调了公共组织构成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方面，又从公共组织的横向机构和纵向机构两方面解释了职责分配问题和管理服务性质的划分。而作者把公共领导放在公共组织的后面，本文认为这也体现了作者思维的严谨。公共领导是核心，但是没有公共组织的支撑，那么领导也会成为光杆司令。同时作者还介绍了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把组织的目标转化为每个人的目标，把组织成员的力量内化为组织目标奋进的力量。在此，又将公共领导的主要职能，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引申出来。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的理论依据，作者在写此方面内容的时候把社会、民众、管理者三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阐述，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以公众聚焦的问题为切合点，以公众的利益为准则，避免公共管理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出现倾斜现象。在写第三部分的时候，文章不仅描述了公共管理的一些流程，也囊括了私人管理的一些流程。其中人力资源的管理包括面试、招聘、考核等，不仅应用于公共管理部门，也在私人部门司空见惯。在公共预算管理这块，着重概述了两上两下的编制流程及预算执行应遵循合理调度支出、确保预算收支平衡及加强预算监督等原则。[2]随之又介绍了公共危机管理，此模块是第三部分的核心，主要阐述了公共管理者面对突发事件时候的行为准则，要求其在应对危机处理的能够采取及时高效、灵活变通的手段方法及公共危机的机制时应遵循不瞒报、不谎报、广大群众有知情权的原则。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有超常的远见和过人的胆识。同时在选择公共管理技术方法的时候，一般采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及经济手段等，又要与新现代管理的方法（民营化、用者付费、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分散决策、放松管制等）相结合，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又强调了公共管理的伦理要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公共部门与社会关系的核心为公共管理基本的维度，指出公共责任具有义务与责任的双重属性。[3]当公共管理者面对权力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的时候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先，备有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更加强调了公共管理的监督内容要合法科学，监督公共管理行为要合法合理，及监督的主体要多元化（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又基于监督公共管理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监督体制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健全和完善公共管理的监督法律机制。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主要指出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和公共部门体制改革。[4]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公共绩效评估应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谋求建立绩效性和责任性政府，是当代中国转轨时期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和进行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的措施，也是构建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中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就是将原来的管理转向服务，同时指出中国政府职能的体系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5]该书的结尾强调了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着力转变职能、完善机构设置、健全民主机制完善社会治理等。 3对本书的见解 从整体来说，本书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从公共管理的起始至有关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学者的真知灼见，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再又从公共管理的结构（公共管理的能动者、组织系统及理论依据）入手阐述了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的主导地位，经济价值观及政治导向也是大有不同。因为随着政府领导者的“更新换代”，公共部门也会随之进行调整、改革、私有化和重组，再改革。但是写者强调的是无论公共领导者们怎样的“更新换代”，亘古不变的统治核心是政府的和谐治理。本书最大的优势就是基于本国的当前发展国情，从经济学中的预算管理、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有政府的体制改革三方面入手，着重强调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建造服务型社会。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貌似作者写了很多方面，乍一看有点错综复杂，但是仔细品读，会发现作者的条理很清楚，逐渐从公共管理的发展层层向我国体制改革的建设深入推进，最后表明公共管理实则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管理一部分，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面向的是政府治理，环环相扣，思维甚是缜密。而从本书的实际意义出发，将旧的公共管理体制结合新的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提出适用于我国发展和变革的理论策略。众所周知，经验总是在教训的积累下成垒，改革总是意味着政策的推陈出新。我国目前正处于治理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各方面体制还不健全，因此需要一些符合实际趋势的理论素材作为指导，而公共管理学的创立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深远而长久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且在不断国际化的时代下，我们有理由去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为我国所用，体现出21世纪的“拿来主义”，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前车之鉴，而不步其后尘”的效应。客观地讲，《公共管理学》的问世为研究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石，也为学生以后学习公共管理，掌握公共管理理论皆提供了文学基础导向，使公共管理学科更科学的在各高校开展。但由于公共管理在我国还属于新型学科，其方法原理难免会借鉴西方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前辈们的理论成果存有雷同之处。 作者：李圆圆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 摘要：学科建设的水平，直接关系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管理学将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发挥了学科建设在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生科研能力 一、加强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生存与发展的核心 学科的发展对学校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学科研究水平的高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小、高质量如何，关键在于一所高校的学科建设水平如何。因此，各高校都把抓好学科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研究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1]。同时，研究生教育的开展对学科建设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实际工作中应把二者结合起来，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2]。 二、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1.科研创新力不足 科研创新力的高低关系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高低，彭青秀根据某经管院校硕士学位论文评审表“科研能力与创造性”一项统计情况指出：被评为优秀的为9%，良好的为54%，一般的为27%，较差的为10%[3]，可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力突出的不多，存在明显缺陷。中医药院校的此学科研究生不善于从新视角研究、探讨问题，难以提出新观点、新见解，其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法选择与中医药相关的研究方向，或已确定方向却无法进一步研究。 2.文献资料处理能力不强 研究生获取资料的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期刊网站和政府官网进行数据检索和文献阅读，但一方面由于在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受文献检索种类的限制，另一方面对文献价值的判断不准确，导致最终选取的文献研究意义很小。其次，研究生在进行如课题等的前期综述时，只是简单地对所获取的文献进行罗列，深层次地挖掘和分析很少。 3.逻辑推理能力有待提高 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根据周围环境和活动找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推理出符合逻辑关系的结论的能力，逻辑有助于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主体鲜明、思路清晰和材料可靠。但从经管类研究生或者扩大范围，从全部专业的研究生论文中发现有相当多的论文逻辑杂乱、结构不完整，严谨性需要加强，而且不能围绕主体进行论证，不善于辩证看待他人观点。从以上现状，可以分析得到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科研能力较低的原因。(1)学科属性：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繁杂，但可以进行研究和创新的课题项目相对较少，且在我国起步较晚。中医药院校由于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学术水平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原因更加无法充分发展公共管理学科；(2院校属性：当前中医药院校将“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作为现实的战略选择，专业设置上从单一的中医、中药专业向理、工、经、管、文、法、教、农扩张，但相对而言，中医药院校注重发展的是中医药学科，对于公共管理等边缘学科的重视程度较低；⑶缺乏科研动力：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与文科的务实研究相冲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往往认为科研并不会给以后的就业带来帮助，从而会重视工作、忽略科研；⑷培养模式不合理：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包括完善知识结构和训练科研能力两个环节，通过专业课程学习完善知识结构，通过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写作，结合社会实习来训练科研能力。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过时使得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之间无法融合，存在脱节。在社会机构中的实习也往往停留在表面，不能够深入，对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训练效果较小。 三、让学科建设在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中充分发挥作用 1.研究生教育要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 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就不会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要其学科建设的现实条件出发,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并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校学科之间的学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有所不同，故学科建设的起点与阶段目标和期望值也各不相同。研究生教育必须尊重这一事实，不能超越学科发展的阶段。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于2006年取得“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并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2008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省级特色专业，2011年教育厅组织专家评估通过验收。学科依托学校中医药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和国际资源，形成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的培养特色。以卫生事业管理、药事管理、医疗保险为主要专业方向培养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目前在以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的学科基础上，形成了中医药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中医药服务与政策研究、中医药传承与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中医药资源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为主的研究方向。学科在国内中医药管理领域已具备领先地位，在国内外形成良好的学术影响。 2.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导师队伍的建设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提高依赖于导师资源与导师队伍建设，一流的学科队伍创造一流的导师资源。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就不可能聚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导师，也就很难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科研的指导，是指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应遵循自学为主、独立进行研究的原则，重视对学生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鼓励学生发挥自己创造力，对其研究工作仅做方向性的指导、质量的评价和监控，坚持让研究生独立选题、调研，独立设计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案，独立撰写科研报告和学位论文。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导师应该具有较高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把握本学科研究前沿的能力，拥有足够的科研经费，从而保证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能够瞄准本学科内外研究前沿和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与磨合，形成中医、中药与管理经济的学缘互补知识共享，协调创新的团队。拥有一批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支高水平的学科队伍。高级职称比例超过30%，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达到100%，其中博导5人，硕导37人，形成了学历年龄结构、师资职称结构和知识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3.科学研究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关键 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又是培养研究生的最重要手段。研究生是否具备合理的高质量的知识结构,撰写出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主要依托于优良的课程体系与高水平的研究课题。从我校的实际情况看,凡是学科建设搞得比较好的专业,所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多、级别高,其所带教研究生的毕业选题起点就高,毕业论文质量高。近年来，本学科点教师共主持了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18项、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68项，其他重要科研项目39项，教育课题25项；全院教师共600余篇，教育论文54篇，其中SCI/EI收录28篇，CSSCI收录73篇，中文核心127篇，双核心48篇。主编副主编教材60余部，个人专著16部。在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方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有效的探索性工作：一是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定期进行学术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科交叉优势，人才知识互补效应。二是建立了一系列知行合一的研究生科研实践基地，给予一定资助，让研究生在其导师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 作者：房莲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院规划教育的发展思路 [摘要]在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要求下，开展公共管理学基础上的城市规划教育已经显现出充分的必要性。文章提出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明确其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在理论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丰厚的理论基础，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践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学特点，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专业建设的侧重点包括：引进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教育背景的专职教师，加强学生对新时期规划管理与实施机制的认识；将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用于规划研究中，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建设；在教学环节中加强学生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基本认识，建立与传统城市规划对话的基础。 [关键词]规划教育；公共管理学；建筑学；地理学 0引言 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从整体上说可以分为规划理论研究、规划实践(规划编制、立法及管理实施)和规划教育三部分[1]。每一部分互相支持又自成体系，其中规划教育尤其重要，对整个国家规划体系起到支撑性作用。浏览规划类的学术期刊便会发现，几份代表性的杂志如《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及《国际城市规划》等，基本上每隔3～5年就有专刊讨论规划教育，平时也会不定期刊发关于规划教育的文章。理论范式的转变与实践领域的需求转向，都会对规划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而规划教育也会起到引领整个学科发展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主要依托建筑学和土木工程类专业而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其他学科背景的院校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繁荣了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至21世纪初，我国规划教育体系的构成按学科背景可以分为建筑学(65%)、工学(15%)、地理学(15%)和林学(5%)四类[2]。进入21世纪之后，鉴于新的发展形势，规划界对城市规划从技术文件向公共政策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06年创办了城市规划与管理系，至今已成立近10年。作为第一个在公共管理学基础上创建的城市规划专业，一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学思路，经过近10年的发展，虽然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但是业内依然存在质疑的声音。该系师生也时有定位不清、地位尴尬的困惑，特别是很少有毕业生进入当前规划实践的主要领域—各地的规划设计研究院或相应的规划编制机构就职。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对今后规划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结合自身的受教育和工作经历，笔者从国家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角度入手，借鉴地理学开展规划教育的成功经验，针对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和教学特点，讨论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办学思路，以期能够进一步厘清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的定位，完善我国的规划教育体系；同时为其他兄弟院校，特别是计划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办规划教育的①以及在非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中探索如何加强公共管理学教学内容的院系提供参考。 1经验借鉴：地理学开展规划教育的成功经验 1.1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建立在建筑学的基础上，这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一致，也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规划自身的定位有关，从根本上反映了时代需要。以建筑学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至今仍然是占据第一位的规划专业教育类型。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地理学很早就介入规划领域，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地理学界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专业院校才开始涉足规划教育，典型代表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随着国家对区域规划的重视，最早归属于地理学的实践领域—城镇体系规划，地位不断提升。日益增长的规划实践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规划教育的发展。目前，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中占据第二位的类型。 1.2地理学对城市规划理论的贡献 按照一般理解，城市规划理论分为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城市理论来自诸多社会科学对城市的研究；而规划理论又分为规划的理论(TheoryOfPlanning)和规划中的理论(TheoryInPlanning)[3](图1)。其中，规划的理论是关于规划价值观和规划过程的纯规划理论，规划中的理论则主要用于指导专项规划，带有较多技术成分[4]，主要是指关于怎么做规划的理论。按照这一分类方法，如今规划师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城市理论很多都来自地理学，如关于区域城市间关系的中心地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扇形、多中心理论，以及增长极理论等。地理学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从社会、经济和空间等诸多方面支持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城市问题的各种研究与实践。除了将地理学中的成熟理论运用于规划实践，我国的地理学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贡献了新的规划理论，如周一星教授提出的著名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这一理论并不是在很严谨的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经验的总结[5]。但必须承认，这种来自地理学的独特视角，促进了规划理论的创新。1.3地理学的规划实践领域除了丰厚的理论积累，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教育最终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立足，靠的是确立了专属的规划编制领域—城镇体系规划。这一规划实践领域的内容，从最初只是附属于城市总体规划，到成为法定规划，并增加了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规划的体系，标志着地理学规划教育的成熟。推动地理学进入我国规划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曾经在访谈中总结，相比建筑学的工科院校，地理学这样的理科院校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的特点在于区域分析、经济分析和综合分析[6]。这三个方面的确是地理学的特长，地理学在进入城市规划领域时，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将自身理论与规划实践相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就是集中体现。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特点，即不论是作为一种景观，还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容器或者载体，地理学和建筑学定义的“城市”都是指实体地域空间。因此，从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理解上，地理学具备与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进行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地理学成功进入规划领域的重要原因。 2公共管理学基础上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的认识，至今已经深入人心。根据同济大学赵民老师的总结[7]，在现实背景下强调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其深刻意义在于：①有助于使各级政府正确理解和运用城市规划机制；②使城市规划从业人员时刻不忘规划所具有的价值准则，以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③使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及规划教育与时俱进。城市发展转型的时代要求是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背景，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有赖于规划教育体系的支撑。在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得到普遍认可的发展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学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在规划理论和规划实践领域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为新的规划教育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从分析国家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以及借鉴地理学进入规划界的经验看，公共管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要想真正在规划界立足，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理论上要发挥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优势，为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实践提供相应的规划理论支持；实践中要明确“规划管理与实施”是本专业专属的实践领域，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 2.1对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认识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我国还比较年轻，但是其历史渊源却较为久远。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的组织与管理活动[8]，古已有之。现代社会一般以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之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所以它通常与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也译作“公共管理”)不分彼此。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1900～1926年)、行政原则(1927～1937年)、公共行政即政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行政即管理学(20世纪60～70年代)四个阶段[9]。目前对公共管理的内涵有如下解释：“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福祉与公共利益。”[9]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主要受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三大学科的影响：政治学的传统使它关注平等、自由、尊严的价值观；管理学的传统使它注重资源配置和组织效率与效益；法学的传统使它注重司法先例和法制规则[10]。现代意义上的关于公共行政或者说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极少数高校(如中山大学)曾经开设过市政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后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撤除，又于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重建，主要依托行政学、政治学等专业)。直到2001年4月，教育部才成立了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1-12]。 2.2公共管理学为探索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同地理学一样，公共管理学同样有丰厚的理论积累，特别适用于解释当前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定位。例如，近年来规划界经常讨论的公共利益问题，以目前工科背景和理科背景的知识结构来说，很难做出恰当回答。但这个问题正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核心。公共管理以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因为公共产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出发点[11]。公共管理研究的目的，就是甄别、定义公共利益，并利用有效的组织、人事、财政、政治策略和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和捍卫公共利益，为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提供平台[12]。如果说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软件核心，那么它的硬件结构就是组织设计与管理，研究和教授的是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制度设计，以及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如何能够做得好的[10]。因此，如同地理学中的诸多理论为城市规划面向增长型城市发展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样，公共管理学中的基本理论，如有限政府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等，界定了政府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于如何实现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的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公共管理的基本使命里，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纠正外部效应的不良影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等方面的研究，则为回答何为城市规划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管理学的其他相关理论，则为解释和深入研究政府的规划管理行为提供了支持。例如，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指出，组织需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要有效率，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即采取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那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13]，这样的理论对于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来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3公共管理学为我国规划管理转型期的人才培养提供知识支持 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公共管理被认为是介于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第三个理念，并形成独特性：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运用于公共部门，但不改变公共部门的主体性[8]。因此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这些管理学的工具，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总结和研究得出，适合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政府规划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毕业生从事规划管理与实施工作来说是必要的知识储备。例如，在管理学领域里，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法约尔提出管理活动的五项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14]。管理学的行为学派在古典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现，除了“正式组织”，企业中实际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组织”，对职工的行为影响很大[15]。这些认识，对于理解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运行、规划的实施机制等都能带来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启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规划管理职能除了组织编制与实施城市规划，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协调政府与其他组织、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与规划编制导向下传统建筑学或地理学基础上的规划教育有较大差别，而公共管理学恰恰可以给予补充(图2)。在英美等国家，因为更加重视规划的可实施性，所以规划教育都关注管理和行政的问题[16]，正如我国最早一篇讨论行政管理与城市规划的文章指出的：“规划师明白了管理及行政的作用以及管理技术在规划过程中的应用后，规划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无疑会提高，至于管理及行政对城市规划贡献的大小，则决定于规划师本身对管理及行政知识的掌握程度”[17]。可见，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对学生毕业后从事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工作具有独特优势。 3公共管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建设思路 从规划体系的构成角度看，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不论是实践领域还是理论领域，都需要不同类型的规划教育予以支持，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符合当前强调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背景，符合政府改革的时展趋势。接下来笔者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特点，探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办学思路。 3.1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特点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优势的综合性大学，与理工科学校有所不同：一是强调通才教育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表现为本科教学重视宽基础，教学方案中有大量校选课、素质培养课；二是强调实践性环节，鼓励学生更全面深入地接触社会，鼓励参加社团活动。学校与学院都设立了大量社会实践项目，每年提供专门经费给予支持。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使得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总体上综合素质高，擅长表达与沟通，人际交往能力强，这些能力正是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人才所需要的，但限于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教学方案，传统意义上的规划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都有很大限制。首先，时间上是四年制本科教育，而且教学时间主要安排在前三年，第四学年上半学期最多只有1～2门选修课，下半学期只安排1篇毕业论文，通常在5月之前就要求提交；第一、二学年的大部分时间要用来攻读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必修课、专业基础课，留给专业课的课时非常有限。以2014级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为例，全校共同课有16门必修课，共61学分；学院开设的学科基础课有12门必修课，共30学分，只有9门专业必修课，有21学分。虽然系里开设了12门专业选修课，但是学分只要求13分，也就是说，学生选修一半左右就可以达到学分要求。所以，不是所有的专业选修课都能够开设。其次，与建筑学和地理学不同的是，公共管理学虽有较长的发展渊源，但在我国教育领域，还是相对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交叉学科。我国第一个公共管理学院于1999年成立于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2年。但公共管理学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各个学校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构成情况复杂，多数以“行政管理”或“政治学”专业为主体，师资来自行政管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建筑学和地理学作为历史悠久的学科，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式，但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目前还在探索之中。最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方面也有限制。2011年，城市规划从建筑学的二级学科，升级为正式的一级学科，但仍属于工科门类。按照教育部公布的专业设置目录，公共管理学是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6个专业。所以，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本科专业是“城市管理”，只是设立了名为“城乡发展与规划”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专业名称上的特殊化在学生就业的时候带来了诸多障碍，反过来影响了生源和社会影响力。鉴于以上特点，公共管理学院的城市规划教育不可能重复建筑院校或地理院校的办学思路。在明确公共管理学进入规划体系的途径之后，也就为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指明了方向。 3.2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重点 3.2.1教学目标既然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那么必然不能采用规划编制导向型的培养方式。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的专业人才，除了要掌握关于组织设计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在工作中更需要具备沟通和协调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所着重培养的学生基本素质。在专业教育方面，公共管理学院则提供了学生在管理学基本原理、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需要加强的是在专业课中，引导学生将已经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与规划管理及实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3.2.2师资队伍建设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来自对师资队伍的保障。除必要的出身于建筑学、地理学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师外，还需要引进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人才，与实践需求形成有效的教育对接。只有不同学科的专职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进行交流与融合，才能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创新和教学支持。在现有的规划教育体系中，城市规划相关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已经被纳入到教学方案中。但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三个基础性学科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三大传统学科，应该作为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时予以强调的教学内容(图3)。因为这些内容，既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势，又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转型所急需补充的知识结构，更是规划理论创新和实践领域所需要的学术基础。3.2.3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认识虽然随着多元学科参与规划教育，对于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是否去空间属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18]，但笔者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应该坚持城市规划的物质空间属性。即便当前普遍认为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也是属于空间化了的公共政策[3]。没有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认识，就失去了与现有城市规划体系对话的基础。简单地将城市规划与政治学、管理学等交叉，将会造成规划学科本身发展的空心化[19]。因此，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可，是其他学科参与城市规划教育的基础。但是，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识需要体现新的学科基础的特点。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宏山教授已经做出了贡献②。他在城市管理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市政管理学》(第四版)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定义：“城市是公共服务高度集聚的地理空间”[12]，得到了城市管理专业人士的肯定，认为该定义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的特点[20]。这与21世纪以来业内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理念不谋而合。虽然早在2006年业界已经认识到，随着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城乡规划的本质应回归到提供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上来[21]，但是如果还固守建筑学对于城市是人和建筑物的聚集体的单一认识的话，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则很难得到实质性展开。3.2.4三大模块式的教学思路结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三大模块式的教学思路，如图3所示。前面两个模块主要是实现与现有规划体系在认知上的对接，属于基础性的专业教学内容。第三个模块是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该突出的特点以及着力建设的领域。在这三大模块中，很多基础性教学内容由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基础课提供。在专业教学阶段，关键是如何让学生将已经学过的基础知识与城市空间问题相结合。公共管理学科本身并没有空间属性，其三大学术传统同样如此。但当公共管理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时，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加强学生对城市空间的认识，是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此，才能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价值，以避免柏林工大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悲剧[19]。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通过建筑学基础—城市规划与设计(侧重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战略性规划等系列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对城市空间从微观到宏观尺度的认识。4展望规划教育的发展1983年9月10～15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城市规划教育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30多家单位的70多名专家、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角度探讨规划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当时的主要思想是规划人才的培养需要多方位、多学科的支持[2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个议题是谈行政管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20年后，梁鹤年教授再次谈及现代城市规划的支撑体系包括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23]。今天，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在城市规划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相比而言，公共管理学在成为一级学科的城乡规划学培养方案中未见踪影，这与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社会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在1983年的那次规划教育研讨会之后的20多年里，规划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城市规划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社会与经济转型对于规划师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单一的形态规划技能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规划教育需要多元化、多类型、多层次地开展[2,18,24-25]。由于传统的规划教育强调“全才”培养，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教育内容越来越庞杂，但由于采取的是在原有的教学目录上不断叠加新内容的方式，已经出现负面影响[26]。其本质原因在于，其实早在197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IfPlanningisEverything,Maybeit’sNothing”的文章里，作者就基于对美国规划发展的反思给出了答案：当规划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试图通过规划解决所有问题时，注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规划师的知识结构是有限的[27]。可见，应对多元化实践需要的人才培养显然不可能由某一类院校提供，应该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学科背景的院校开展规划教育，由具有不同知识体系，但拥有共同专业基础及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识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共同承担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任务。在城市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以及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相比传统的工科建筑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突出的综合性大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有充分理由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与建筑学、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形成规划教育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前景是否光明，除了学科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城市规划体系的整体环境和全体同仁的包容度。以地理学为例，国内最早在地理系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的南京大学，在2010年，其主要师资力量(以人文地理学为背景)及其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地理学院中分离出来，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培养的师资共同成立了建筑与规划学院[6]。虽然这一合并并不代表南京大学城市规划的衰落，但不免令其他地理院系以及新兴的公共管理院校的城市规划教育者心生悲凉。如果说柏林工大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衰落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所导致的规划教育的结构性衰落，那么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在我国规划的兴盛之时却被建筑学重新收编，是否是中国版的非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宿命③？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新认识和思考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分析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形成不同学科背景的规划教育的立足点。但这样一个理想格局绝非是在短暂时间内可以形成的，一方面有各个学科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学科自身也设置了壁垒。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还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相应的专业评估标准使得一些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教育院校都感到力不从心，而规划实践从业人员又以通过专业评估的院校毕业生为主要来源。可见，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在实践和教育两个方面还是沿袭以往的模式，导致其他学科很难实质性进入规划实践领域。一个健全的规划教育体系，是反映并引领这个国家规划实践需要的教育体系。我国目前正处于世界范围内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以及世界范围内最大量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任务的时代，若规划理论研究没有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不能包容协同发展，那么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就是有问题的，也可以预见其将在规划实践领域出现各种问题，在规划理论领域会出现贫乏状况。在城乡规划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的时代，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城市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做贡献的认可和重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规划今后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要实现我国城乡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根本，然而任重道远，具体措施仍值得深入探讨。 作者：李东泉

浅谈网络新闻公共管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人们每天都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不同的新闻信息，但是网上新闻的真实性却很难分辨出来，所以会存在有的新闻媒体传播错误的信息，影响人们判断对错的能力。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完善，在网络中人们可以发表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有的人却没有认清这一点，在有的新闻下面进行恶意评论、造谣，从而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事情。消息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要比你想象的速度快得多，这样就会导致有些舆论不受控制的广泛传播。在控制网络新闻舆论方面是现在政府部门以及网络监管者头疼的问题，在发生舆论的时候，应该及时控制舆论的传播，避免对人们造成错误的引导，从而影响社会风气。所以下文就对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困境及对策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网络新闻；新闻舆论；问题及对策 现在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网络，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各种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网上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证实，在证实网上所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难度。现在的各个软件基本上都可以进行信息分享，这样同一个信息很快就会被很多的人所熟知，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快的。信息在被不断传播之后也可以在新闻下留下自己的看法，所以人们在阅读新闻的时候也会看到新闻下面的评论，在评论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匿名的形式进行评价的，所以就会出现有的人随便评论，完全不考虑后果，这样就会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理解，在认识方面被误导，使社会风气遭到破坏，这些负面信息，会影响社会的发展。由此看来，要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传播的管理控制，降低其危害性，保证网络新闻的正面发展，有效避免被错误信息左右人们的看法。网络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做到绿色传播，在人们尽情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也应该及时地找出有效的方法去控制舆论消息的传播。 一、网络新闻舆论的意义 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各种移动设备从网络上获得各种各样的新闻信息，在这些网络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其真实性并不能很好地被证实，有的网络新闻完全就是为了获得点击量而制造出来的没有真实性的信息，在看网络新闻的时候会主动去观察新闻的真实性的人少之又少。在网络新闻传播的时候最多关注的就是网络新闻的表面意思，这样就会有许多不真实的信息被迅速地传播出去，这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产生一些负面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些人借助这些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制造一些错误的新闻舆论，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就会有人相信所传播的错误信息。还有的人就是为了散播谣言而利用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使错误的信息不断地被人们所讨论，迷惑人们的看法，从心理上误导，使人们在面对这些新闻舆论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惶恐的心理，对社会造成影响。由此看来，网络舆论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错误的引导，不辨真假地相信网络上所传播的消息，从而使人们对社会生活现状不满意，严重的会导致社会不安全因素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形式 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了，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在各行各业都被广泛地利用，在各种网络平台上人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是非常迅速的，随着网络的广泛运用，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了解各种各样的新闻动态，信息通过网络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网络上的信息不都是真实的，在查看网络新闻的人中，有些人只是在看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对于不感兴趣的内容也只是潦草地看一眼，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证实。人们的这种看新闻的心态会被有些新闻媒体所利用，利用人们对所有事物的好奇心，编制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新闻标题，而新闻在被点开的时候却不是相关的内容，这就是典型的为了获取更多的新闻点击量。在这种网络信息传播趋势下，会有许多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息逐渐在网络中流传，这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所以网络舆论的力量不能被忽视，在网络舆论方面应该具有正确的引导，从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新闻舆论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要想做好这一点，就必须对新闻舆论的传播途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网络运用广泛 网络可谓是现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网络不仅可以传播一系列的信息，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网络的运用没有什么限制，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都可以运用网络，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网络发表出去。从现在运用网络的人们年龄上来看，年轻人比较多。年轻人在面对所有事物的时候都会有一定好奇心，对网络上所传播的信息比较感兴趣，这就导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不开网络。年轻人在价值观方面的认识还不够，对于网络上所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并不了解，没有一定的判断意识，很难分辨出网上信息是否真实，他们在参与网络新闻分享的时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2.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度不够 随着网络的广泛运用，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还是有些不足。网络环境相对开放，不管是什么信息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就是因为网络相对开放，才使信息可以在网络上被迅速传播。在对相关信息进行传播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对信息进行评价。评论各式各样，所有的评论信息的真实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证实，这就会使人们被错误诱导，相信了错误的信息。就是因为网络的开放性，在对网络新闻舆论控制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难度。只有具有一定的决策力和分辨对错的能力，才能使网络新闻舆论得到控制。从我国的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上来看，还远远达不到要求。 三、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对策 网络新闻舆论的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会导致对网络的监督管理工作不顺利。要想有效地控制网络新闻舆论，就必须对现在的网络有一定的了解。虽然从控制管理方面来看比之前的发展趋势要好很多，但是还是满足不了现在社会的需求，这是因为新闻舆论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是非常迅速的，这就加大了对网络新闻舆论管理的难度。所以在对网络新闻舆论进行管理之前就应该制定出有效的管理措施，从而有效地控制新闻舆论的传播，尽量减少网络舆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1.相关部门加大对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度 现在，对网络新闻舆论控制方面虽然有了进步，但是在控制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在对网络新闻舆论控制的过程中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各大网络信息平台是网络新闻媒体舆论控制的关键，政府应该加大对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度，制定出完善的规章制度。在控制新闻舆论方面，政府应该尽力保证网络安全问题，使网络环境相对绿色，使网络的安全与稳定得到保证。在对网络舆论信息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也可以多运用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绿色网络平台制度，制定出完善的政策，对于通过网络造谣的人要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惩罚，从而有效地控制新闻舆论的传播。 2.完善网络防范体系 建立完善的网络防范体系，提高网络上信息的准入门槛以及发表难度，这样可以使网络新闻舆论得到有效的控制。之前网络相对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评论，而且是以匿名的形式评论的，这非常不利于控制舆论信息的传播。据此，可以建立完善的防范体系，让人们在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都是实名制的，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 3.加强新闻媒体的内部控制制度 现在有许多的新闻媒体为了获得更高的点击率，往往会编造出与内容不符的新闻标题，吸引更多的人去点击观看。根据这样的情况，要想从根本上控制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就必须加强对相关新闻媒体的管理，提高媒体内部的自律性，减少虚假新闻传播情况的发生。 作者:郭冬梅 单位:复旦大学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研究 摘要： 如今我们身处一个复杂多变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非常迅速。由于网络的发达，每天都能接受到各种新闻消息，但是无法辨认其中是否是真实的，从而很容易受到各种新闻事件的干扰，影响对外界的判断。随着现代网络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有些网民随意在各种新闻下评论，引发新闻舆论。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从而使网络舆论被大肆传播，同时由于网络的扩散速度较快，导致很难对这些舆论进行控制。面对如今这种网络上的新闻舆论问题，如何对这些舆论进行控制，需要政府以及网络监管者进行控制，避免舆论对人的诱导，造成社会不稳定性。对此，政府需要对目前的网络传播现状进行监管，建立有效的体系，从而控制舆论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困境 当今社会是一个网络时代，各种信息都能在网上找到，网上传播的信息有真实的也有负面的，对此如何进行甄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目前，各种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能通过其接受到各种信息，并很快分享出去，这种方式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迅速。同时由于信息的传播，每个人都能在信息下面进行评论，在新闻事件下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看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能看到这些评论。从而导致有些人使用网络匿名，随意在网络上各种评论，导致一些人盲目跟风，使一些负面消息被无限扩展开来，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影响。由此，需要重视网络新闻舆论传播的危害性，做好对网络的监管控制，保持网络的正能量，避免舆论给大众的诱导。对此，如何解决网络能给人自由发表个人看法的同时，也能采用措施来避免网络舆论的传播，还网络环境一片绿色，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一、关于网络新闻舆论的定义 关于网络新闻舆论，是指如今随着网络信息的发达，借助网络传播的快速性，人们每天都能通过各种移动设备接受到各种新闻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实或者是一些用来博取眼球的新闻，很少有人能主动去分辨这些新闻背后的真实性。他们只是针对这些新闻本身所希望表现出的意思进行传播，从而导致不真实的消息随着网络的快速传播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在社会上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导致网络新闻舆论的产生。对此，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借助网络的传播力量，一些具有诱导性的观点，让不明真相的人盲目地去相信，利用网络传播的速度，在网上形成一种舆论流，并影响很大一部分的受众去相信这些舆论。还有一些人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力量，一些谣言，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被这些信息所迷惑，造成人群恐慌，引发社会上一些不安定因素。对此，网络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让一大部分人被网络舆论所诱导，从而盲目相信网络上的一些传闻信息，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不满，严重的会导致社会不安定感以及不安全因素，严重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这就是关于网络新闻舆论的简单释意。 二、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特征 目前，网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在网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网络传播的速度也非常快，同时使用网络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这就让使用网络越来越广泛的群体能够随时接触到各种动态信息，并且信息的传播速度也非常迅速。网络上的消息有真有假，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人每天都应接不暇，他们只是从这些新闻消息中去寻找自己所感兴趣的标题点进去浏览一下，而无法一一去辨别这些网络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对此一些新闻媒体就利用这些猎奇者的心理，编造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标题，去吸引大众的眼球，从而赚取点击量，但这也使很多虚假的不利于社会的消息也随着网络传播开来，从而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不好地影响。对此，需要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力量，对网络舆论进行正确引导，避免网络舆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该点，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到网络舆论在网络上的传播途径。 （一）网络参与群体的层次多样性 现代社会，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随意自己的信息。互联网的受众是非常广泛的，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年龄层次、职业以及身份和地位的人，网络对每个人都没有设置准入的门槛，这样使得各个层次的人都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个人的看法。通过对网络的经常使用人群调查后的数据可以发现，网络使用的人群呈年轻化趋势发展。这些年轻人对网络这种新兴事物比较感兴趣，同时对网络上媒体发生的各种新鲜事也比较感兴趣，从而导致他们整天沉迷于网络。由于这些年轻的群体还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评价观，在辨识一个事件的真实性上缺乏一定的个人见解，对此很容易受到网络上一些信息的误导，他们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很乐于参与到这些事件的讨论中来，从而带动了这些虚假新闻的传播。相对年龄较大的部分群体在浏览新闻时比较具有个人的主观判断力，不受这些夸张不实的新闻误导。 （二）网络新闻舆论把关功能薄弱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各种信息都能在网络上搜索到，几乎每个个体都能参与到网络中来。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能在网上快速传播。其传播的同时使人们能任意在网上进行发表评论。每个人每天都被充斥着各种信息，而且不能对网络上布的信息进行一一辨认，无法确认这些信息的真伪，从而容易导致人们被网络上一些负面新闻所诱导。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各种信息在上面进行流通，很难很好地对这些网络舆论进行把控，并不能控制好这些新闻的传播，避免负面舆论产生。如何对网络新闻舆论进行把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需要具有决策力和辨明力强的个人或者集体进行把关，才能对舆论做到有效控制。然而，目前，我们政府在对网络新闻舆论控制方面还比较薄弱，这是目前对网络舆论控制的不足。 （三）目前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困境 目前，网络时代使人们能够看到各种新闻消息，几乎每天都被这些信息所包围。网络新闻舆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对网络缺乏合理的监管机制，没有对上传到网络上的信息进行合理筛选，从而导致网络上一些负面舆论消息被迅速传播开来。网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信息能仅通过一个链接就被传播到网络的各个角落，这就给网络监管带来了一定的困境。网络本身不好控制，任何一个角落的移动客户端都能充当一个网络接入口，通过这个接入端可以进行任何消息的发表。然而这个现象是不好控制的同时也很难对网络的入口进行控制。除此之外政府在对网络舆论的监管方面力度也存在不足，网络新闻发表的门槛很低，各大网络媒体对网络环境监管的不足，才导致网络新闻舆论的大肆传播，对社会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对策 由于网络新闻的公共管理的难度性，使对网络的监管比较困难。对此，需要对这一现状进行思考，思考解决现今阶段所面临的困境。虽然目前网络新闻的舆论在管理方面相比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网络信息的传播比较迅速，这样就使得网络舆论的控制难度较大。对此，就需要思考一些好的有些措施进行控制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避免网络新闻舆论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感，从而给社会带来好的积极的效应。 （一）政府需加大控制网络舆论新闻的力度 目前，关于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需要对这些网络舆论进行控制，其中，政府在控制舆论方面起着很关键的角色。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主体包括政府以及各大网络信息平台，在对网络舆论新闻控制方面，政府需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对网络舆论新闻进行严格控制，加大监管力度。在进行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上，政府需要努力维护网络上的安全性，控制网络信息环境的干净性，积极维护网络环境的安全与稳定。同时，政府在对网络舆论信息进行监管控制的同时，也要借助各大网络平台的力度，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严格打击网络上虚假舆论信息的传播者，控制网络新闻的传播。 （二）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 在进行网络新闻舆论控制措施上，各大新闻网站还需要建立安全防范体系，从而提高网络上信息的准入门槛以及发表高度。网络舆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网络上各种人都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通过匿名的方式在网上进行信息传播。对此，通过建立良好的安全防范体系，让每个人在进行言论发表时进行实名认证，从而保证对网络信息进行有效监管。 （三）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我们每天接受到的新闻，很多都是通过标题吸引才点进去看的，这就使一些媒体为了追求新闻点击流量，在新闻编制方面进行夸大，甚至制造一些虚假新闻来骗取点击率，同时博得大家的眼球。对此，可以从新闻的源头着手，对媒体进行监管，从各大媒体内部着手，加强媒体内部的自律性，避免虚假新闻的传播，改善舆论新闻的传播现状。 四、结语 随着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我们每天都能接受到各种新闻信息，同时由于网络信息的密集性，我们很难从众多信息中一一辨别各种信息的真伪性，这就会导致网络上一些虚假信息的传播，严重的甚至会对社会产生一些不安定影响，这就是网络舆论的诱导力量。如何对舆论信息进行监管，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的传播，避免给社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负面影响，保持网络的干净性就非常重要。笔者通过分析如何找出网络策略，从而避免网络舆论对社会带来不好的负面影响。 作者：魏艳 单位：贵州省委党校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对策研究 摘要： 网络新闻舆论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的许多网络舆论话语权看似多样性表达，实则由少数人掌握，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被严重削弱，网络运营的过度商业化倾向也使得其忽视社会责任和信息传播的正面效应。网络新闻舆论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管理困境，这对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制约，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性。政府应稳步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关键词： 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困境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即时通讯、微博、微信、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新闻舆平台在虚拟空间中得以不断延伸，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趋势。互联网逐渐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们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互联网上的网络新闻舆论已经变成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以及思想意识的显示器和晴雨表。网络新闻舆论对一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这样一个信息瞬息万变、呈几何式不断裂变的时代，任何区域、任何时间的任何事件都会经过蠕虫一般数以兆计的比特单位，迅速扩散到无限的空间和场所，冲击、迷惑着人们的心理认知和情绪判断，如果缺乏事前与事中必要的信息安全策略和应对措施，就会对社会酿成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必然导致事后更大的处理成本。所以，在目前网络舆论盛行的时代，如何有效实施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保证网络新闻舆论朝着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当前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一、当前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特征与信息监管局限 伴随着网络新闻舆论的不断发展，其产生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由于网络新闻舆论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与者身份地位的复杂性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网络新闻舆论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日常化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深刻了解到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同样也不能忽略的是，网络新闻舆论并非一个神圣的净土，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网络新闻舆论发展的困境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的困境，是我们有效完善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参考。 （一）多样性表象下的单一 互联网的受众性是非常广泛的，不同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尽情参与到网络新闻舆论中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情绪。因此，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主体是具有多样性的。特别是在当下网络新闻舆论极度膨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网络新闻舆论当中，从而凸显出网络新闻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与多维性。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样一种多样性的网络新闻舆论主体下存在着一定的隐忧和风险，这就是这种多样性可能只是以参与主体多样性表象的一种话语权的统一归属。网络新闻舆论虽然给广大民众提供了更为便利和多样性的渠道，也因此导致了话语权格局的重新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并非完全平等地将话语权分享给了每一位参与主体。一方面，网络新闻舆论的发言权与话语权并不是等同的。发言权主要是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主体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发泄自己的情感，这种权利基本上是处于平衡的。但是话语权则不一样，它不仅代表着发言权，还代表着对于该种舆论新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决定了网络新闻舆论的走向[1]218。在各种网络媒体当中，媒体空间的不断膨胀造成了话语权的一种虚假转移，许多参与民众在媒体当中往往只具有发言权而不具备真正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现实空间与网络媒体空间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参与主体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方为现实中的民众，一方是网络媒体舆论中的抽象符号，而两者背后都有统一的现实中的人在主导，后者成为了前者的一种映射，因此，现实中资源的多少会影响到个人参与者在网络媒体中的发声大小。网络新闻中的真正话语权其实是被所谓大V等领袖意见所左右的，网络媒体的参与者们虽然能够借助各种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最终都会统一为领袖意见。这些领袖们由于身份、地位的特殊，掌握着实际的话语权，引导着整个网络媒体的舆论走向。因此，在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多样性的表象之下依然是单一性的发声存在。 （二）网络舆论引导运作模式不协调 当前的网络运营模式逐渐偏向商业化。而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与网络新闻舆论引导和管理的责任感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和不协调，继而导致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不能顺利和正常进行。当前的大多媒体都是采取商业的运作模式，商业运作模式对于经济利益的诉求超越了对于社会效益的诉求，这无疑给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新闻舆论的情形下，由于网络舆论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网络媒体的运作势必会受到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影响。近十余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浪网的诞生是我国网络新闻媒体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浪是我国第一家主要以网络媒体起家、逐步成长为综合性、多元化的商业性信息平台，从其最初将自身打造成“世界各地中国人的全功能网上生活社区”的娱乐性定位，到目前已然发展成为覆盖中文世界乃至每一领域、每一细胞的网络帝国，其影响力早已成为中文信息世界的风向标，新浪网无疑在网络新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他众多商业网站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到网络新闻之上。商业网站一般都能够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使得新闻传播迅速在网络和现实中得以展开，为社会公众知晓。然后，在这种迅速传播的背后主要还是以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对于社会效益的关注度不高，有的甚至往往成为负面的导向，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2]。由此可见，在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过程当中，要充分注意经济利益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网络新闻舆论把关功能薄弱 网络新闻舆论需要具有决策力和辨明力强的个人或者集体进行把关，这对于网络舆论的良好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把关人就是对传播过程中的各类信息进行准确判断、合理筛选、正当决策的人以及集体，其主要工作是在海量的信息交互与的过程中，进行专业的信息甄别、筛选、剔除或加工，本着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至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信息契合群体的规范或价值观，避免对个人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把关人或集体无形中充当着意识形态维护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他们需要规范、纠偏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造成的紊乱和伤害，必须充满大局意识，尽可能地通过对受众输入某种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使他们的思想得以同化[3]。当然这种思想应该是符合大部分群众的价值规范的，是具有正能量作用的。在当今互联网不断发展，信息泛滥的大数据的社会形势下，把关者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而，他们在信息化条件下能够影响网络新闻信息的导向、价值和效应，能够极大影响社会发展趋势。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已经极大地被削弱了，这主要是由网络舆论传播的特征引起的[4]。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论媒体的言论自由与开放性被大大提高，每一位网民都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信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信息筛选和过滤的限度。而且，网络舆论的把关者多数是以诸如网站管理员的删贴与网络系统的有害信息过滤等隐性的形式存在，这样导致把关者对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和引导力被极大削弱。加上一些网民可以利用黑客等其他网络技术解除这种限制，能够很轻易地避开这种限制，通过其他的变相方式去信息。这无疑给网络新闻舆论空间的净化和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二、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对策 前述网络新闻舆论供给管理中的一些主要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新闻舆论的良好发展，而鉴于网络新闻舆论对社会影响之深刻与广泛，就有必要寻找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好这些困境，以便积极应对网络新闻舆论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与冲突，以推进网络新闻舆论更好的发展，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效应[5]。 （一）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 网络新闻舆论的治理目标对政府与网络舆情的关系模式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有着重大的影响。网络新闻舆论究竟是应该成为当前政府管理的对象还是应该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态度与看法就会形成不同的治理目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积极有效地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并积极利用网络新闻媒体去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是政府调整和治理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重要目标。我们知道，网络新闻媒体多是以匿名和无限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这就在无形之间加大了政府在治理网络新闻媒体舆论方面的压力。网络新闻媒体的相关舆论与众多参与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闻媒体的作用是要能够发挥切实的监督作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公共权力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立面绝不是单纯的对抗。其实，网络新闻媒体也以能够为公共权力和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相对的缓冲地带而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公共权力在为社会提供相应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之时也同样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运作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障机制。网络新闻舆论应该得到政府有效的保护和改善，发挥它们对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去适应、改善网络新闻舆论的环境，对网络媒体新闻舆论的运行与操作机制加以有效的规范和治理，积极重视民众利用网络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这样一些诉求来实现政府与网络新闻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就必须加大力度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正确对待和认识网络新闻舆论的积极作用，努力参与到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进程中来。政府要利用公共权力的手段来建立健全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规则和运行机制，为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保障网络新闻舆论的正常有序开展。 （二）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 网络新闻舆论是自由度高、以匿名形式开展的一种网络活动，由于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确保网络新闻舆论的健康发展。首先，构建一支专业性强的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团队，做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引领工作。网络新闻舆论的信息量是非常繁多的，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也是极为广泛的，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管理。因此，政府部门要有意识地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角度出发，将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工作放在重要战略位置[6]。长沙市委市政府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政府通过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专门讨论网络新闻舆论的治理工作，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舆论管理办公室，组建起专业化的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团队。并且从市政各单位通过考评精心挑选了十多位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工作人员组建起专业的网络评论队伍，以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正确引导。与此同时，长沙市市委市政府还下发了《关于组建长沙市网评员队伍的实施方案》对网络新闻舆论专员的工作职责、对象、程序、考核等都做了严格和正规化的有序管理。网络评论员不定期的登陆相关新闻舆论网站，本着“以事求实、对事不对人”的工作原则，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参与网络新闻的讨论，积极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正确发展方向。其次，搭建网络新闻舆论监控平台，准确把握和控制网络新闻舆论导向。可以组建起搜索频繁、监控面广泛的监控平台，适时关注一些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网站，如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网、天涯社区等，严密关注相关舆论的导向，对于网络新闻舆论中出现的特殊和意外情况予以及时和有效的解决，确保网络新闻舆论的正规性和合法性。当然，也应该适当赋予这些网络新闻平台一些特殊权利。为传播正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定的途径，由此在网络新闻舆论界形成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最后，要有效地疏通网络新闻舆论的渠道，对于不合适的网络新闻舆论及时地加以疏导。利用正面的宣传来以正视听，积极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态势，及时有效地应对网络新闻舆论突发事件、对于一些敏感信息要通过权威的客观事实来杜绝那些虚假造谣的信息，一方面要及时化解网络新闻舆论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双管齐下，有效净化网络舆论的氛围，创建和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三）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治标先治体，治体要先治心，网络媒体不仅是信息化的载体，也是各类信息的中心，从国家利益、法律法规、从业道德、人文素养、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意识等各方面提升网络舆论媒体的内部自律，是促进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效益的有效手段。西方许多国家在网络新闻舆论方面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它们很少利用公共权力强制控制网络舆论的导向，而是通过一些比较柔和的方式，例如“网络内容分级制度”、“业者自律规范”等方式，这些方式不仅尊重了网络舆论使用者的权利，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比起通过公共权力强制控制要缓和、有效。例如美国对于互联网的管制就是通过协调和权衡各方面的实际利益而实现的。美国在制定网络舆论管理管制的条例或法规的时候，“考虑到了互联网的行业利益、公众利益、以及一些特殊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很好地将这些利益融入到了立法和条例当中，通过利益协调机制在不影响网络发展的前提下完成对网络舆论的引导”[7]。因此，美国的网络舆论管理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多层级性、策略灵活性等本质上是植根于民众、网民尤其是网络媒体和从业者的网络素养和网络自律性的不断提升。提升行业自律和加强网络素养，需要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文明和网络和谐环境的建设。这主要可以从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扶持、培育具有公众效益的网络新闻舆论网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网路当中，那些保存下来的网站都是具有真正实力的，而且也是很好地协调和融合了各方面利益的。我们熟知的例如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门户网站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下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其拥有的网民占到了绝大部分。但是因为商业化运作的原因，许多网站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效应以及公益性行为还非常不足。而以社会效应为主的政府性官方网站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还缺乏相对的吸引力和灵活性，一些重要的主流网站迫于生存的压力也在逐步尝试向商业化运作模式迈进，盈利则成为这些网站的主要衡量标准。鉴于此，有必要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的公益性建设，借此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方向。其次，要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内容建设。要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效搜集和整合相关新闻信息，利用网络开放性的特征，打造丰富多彩的网络新闻形式，以吸引网民的参与，提升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此外，要注重网络新闻舆论的全面化建设，尽量给网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言论与观点，并积极做好对网民的引导工作，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根据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及民众的心理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受众普及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在日常的思想教育和意识培育活动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原则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到网络舆论的引导之中，在网络信息社会进步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结语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空间更加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网络新闻舆论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正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导向和稳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在复杂的网络新闻舆论空间当中，应该密切注意网络新闻舆论的动向，有效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引导，积极做好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工作，使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信息化条件下错综复杂的局面，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努力，需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做好引导工作。 作者：吴彤 单位：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网络新闻公共管理探析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新闻传播出现了全新的载体模式，网络新闻由此兴起。目前我国网民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民众在接受信息的方式上逐渐改变，新闻信息管理也由此形成了新的规律和特点。网络新闻作为互联网时代新的新闻形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在对其进行公共管理时必须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方法的完整体系。本文结合网络新闻的特点，对网络新闻的公共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 网络新闻；公共管理；问题探析 0.引言 网络新闻的出现为网民获取资讯带来了极大地便利，它帮助公众及时获取信息、参与事件进程，同时影响事件的处置，尤其在促进网络民意和网络民主的发育和生长方面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①。然而，由于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我国网络新闻的公共管理存在诸多的漏洞和不足，必须加强网络新闻公共管理的法规和制度管理，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网络新闻公共管理体系。 1.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1.1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 网络新闻给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生活均带来积极的影响。首先，网络新闻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参与和转型。无论对于政治还是公民而言，公民参与都是其中的重要条件，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网络凭借其民众参与的平等性和互动性将新闻和消息传播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政治参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网络新闻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行政与管理活动进行监督。近年来，各大媒体均在建立自身的门户网站，为新闻提供了另一个拓展平台，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帮助政府实施有效监督。第三，网络新闻有助于政府反腐工作的推进。传统媒体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表现为信息无法及时、全面的表达，致使反腐工作开展遇到瓶颈。而通过网络新闻能够有效突破这一限制，帮助政府反腐工作得到顺利开展②。 1.2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必有弊，对于网络新闻而言同样如此。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网络新闻的泛滥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网络处于虚拟和开放的环境之中，其间充斥着大量的虚假新闻和网络新闻，部分个人或者团体出于自身利益，利用网络散步谣言，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认知。第二，网络极易引发侵权现象。一般而言，网络新闻的和转载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不少人利用网络对原视频以及原文章进行编撰和篡改，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版权所有者的利益。第三，网络新闻可能会影响个人的正常生活和权利。网络处于开放的环境下，个人的生活、隐私，尤其是名人的私人信息上传到网络会对个体的精神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心理伤害。尤其是近年来流行的人肉搜索，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2.网络新闻对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影响 2.1网络新闻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影响 网络新闻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对政府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质即为新闻传播。新闻传播的主要是信息，而信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性，新闻传播实现的就是信息的传达。依据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安全需要属于人类基础需要。因此，不管是危机发生之前还是危机发生之后，人们都渴望能够获取社会的各类危机信号，而新闻传播则是获取危机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之一③。网络新闻传播作为大众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有责任和义务为公众提供相关的危机信息。其实危机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新闻传播将人们所要面临的威胁准确地传达给受众。尤其是在事件爆发初期，要通过正式的信息渠道对危机进行公开，这既体现了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发挥了传媒应具备的环境监测功能。 2.2网络新闻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在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其所涉及的环节和步骤复杂，包括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管理与监督，而这一系列的环节均需要民众进行参与，从而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拿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围绕生活的某个方面问题所制定的政策目标，其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因此，确定政策目标是制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政府必须在充分考虑公众意愿的前提下才能最终确立政策目标④。尽管传统媒体在公众舆论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表达渠道依旧较窄，并且百姓在期间的话语表达权较弱。通过网络公共舆论，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为政府制定出公平民主的公共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加强网络新闻公共管理的策略 3.1建立网络新闻管理的法规体系 真实作为新闻传播的血脉，必须始终坚守。当前网络新闻大多采用匿名性质来进行，这就使得不少异己分子利用这一漏洞实现谣言散布和网络诈骗，对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失真的新闻一旦进行广泛传播，则会将私人或者小问题进行无限放大，极易引起群体事件的发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基于此，可以通过实施实名制立法来解决这一漏洞，在保护网民隐私的前提下，对部分内容的新闻进行严格要求，把握好新闻自由与实名制之间的平衡点⑤。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网络新闻的法律与法规。目前我国虽然现存了部分有关网络新闻的管理条例和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未进行普遍实施，由此加快网络新闻立法工作势在必行，要将行政手段与法律策略进行完美结合。 3.2实现新闻网站良好的整合与缩减 由于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发展，其所衍生的新闻网站处于爆发期，各种类型的新闻网站层出不穷。基于此，政府必须强化网站管理，对其进行相应的整合与缩减。为此，政府首先要依据相关规定，崇尚“突出重点、整合资源以及办出特色”的理念，把重点且优秀的网站做大做强，使其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网站。第二，要善于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将国内出现的有价值的新闻图片、文字以及其他资料等整合起来，供媒体共享，不断优化和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三，积极为新闻网站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包括放宽审核标准，积极鼓励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介实现有效的融合和互动，争取走集团化的发展道路。 3.3优化网络新闻审批制度 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体具有及时性、交互性以及参与性等特征，因此网络新闻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它实现了信息交流的便捷和快速。传统媒体制度下，新闻从产生到具有一套复杂的过程，从而确保了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然而，对于网络新闻而言，虽然也设立了一定的审核机制，但不够严密。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优化和完善网络新闻审批制度具有必要性，它是确保新闻内容准确真实，防止谣言散布的重要基础⑥。 4.结语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关于网络新闻公共管理问题的探析，得出实施网络新闻公共管理极其必要，它是优化网络舆论环境，确保网络新闻真实准确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阐述了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其次分析了网络新闻给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管理带来的影响；最后详细提出了优化网络新闻的公共管理问题的策略。 作者：黄文亚 单位：复旦大学 浅谈城市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网络新闻舆论研究 【摘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得到不断提升，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对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网络孕育下的电子产品具有更新换代快以及受众广泛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信息，获取新闻，进行舆论监督。其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具有匿名性和地域交互性，网民能够实现自由的意见表达，通过这种自由化的意见表达渠道能够形成网络新闻舆论，从而对政府公共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公共舆论；政府公共管理；影响 互联网给公民参与政府公共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难以忽视的问题，从而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逐渐增长，公民通过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来影响公共决策的效果日益显著，其积极作用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但其中的不少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政府必须加强重视,尤其要强化网络舆论对国家公共决策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①。 1.网络新闻舆论对信息传递发展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短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基于此，政府倘若继续坚持原有的理念和决策方式则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必须打破传统，为人民和政府创造更多的机会和途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知识水平逐渐提升，其政治意识也不断提高。为此，政府也要积极转变观念，畅通民众自身利益的表达渠道，不断缓解社会压力而导致的各类危机②。首先，网络舆论影响了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大多停留于口头交谈，这种交流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实现大范围的传播。而在互联网产生之后，人们通过QQ、微信等方式实现信息交流，获取新闻资讯，这样的方式既快速又便捷，能够起到重要的影响公共舆论和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作用。其次，通过互联网能够实现信息多对多的交流。在互联网还未普及之前，人们的观点很难传播给多数人，需要通过电视、报纸以及书籍等传统媒体才能实现。然而，现今微博、论坛等的兴起为民众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平台。很好地实现了信息多对多的传播与交流。根据调查显示，微博是政府进行政务宣传的主力军，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内容的不断发展，这一运营水平逐渐成熟，微博问政等服务能力逐渐增强。 2.网络新闻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带来的阻碍 2.1网络新闻舆论可能会引发非理性的社会心理 网络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它改变了传统媒体受到时间、版面以及播出时间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民众参与成本的风险，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表达情绪。然而，在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人们时常将最深层的感受进行表现。尤其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下，网民的身份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容易出现部分网民受到心理操控而变得失去理智，网络内容低俗化以及情绪化问题则会暴露出来，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危及国家安全管理。 2.2部分不良信息会误导政府公共舆论的走向 通过网络开放自由的环境，人们能够自由发声，个性得到张扬和释放，但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由于受到人们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能力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有可能导致所传播的信息发生质的变化。尤其对于部分情绪比较激动的网民而言，他们在看到有煽动性言论的时候会出现跟风的现象，久而久之则会误导公众正确的舆论导向③。 2.3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权益侵害 由于网络的开放化和自由化，实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有效延伸了公民的权利。然而，一般而言网民在网上发表言论无需接受责任的制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强权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现代社会，关于网络谣言事件层出不穷，严重阻碍和影响了网络舆论监督环境以及现实的社会秩序。在网络时代，个人的隐私缺乏保障，部分网民或许会出于仇恨和报复之心而对他人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严重损害了个人的权利。其实网络暴力犹如看不见的拳头，一方面给受害者带来了伤害，损害了其利益，另一方面使得部分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3.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积极影响 3.1有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其首要环节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围绕生活的某个方面问题所指定的政策目标，其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因此，确定政策目标是制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政府必须在充分考虑公众意愿的前提下才能最终确立政策目标④。尽管传统媒体在公众舆论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表达渠道依旧较窄，并且百姓在期间的话语表达权较弱。通过网络新闻舆论，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为政府制定出公平民主的公共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 政策的执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执行过程能否最终达到预期目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涉及信息、执行人员以及资源配置等方方面面。宣传是政策执行的核心环节，它关乎公众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认知程度。而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能够利用公共网络实施舆论导向，不断扩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新闻舆论，能够倾吐民众对政策表达最真实的意见。通过网络新闻舆论的交互性原则，能够有效实现与网民进行沟通，政府向网民认真解读各类公共政策，从而为政策的执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有效执行。与此同时，当民众通过网络新闻舆论发现政策执行存在不合理之处或者明显的漏洞时，则可以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从而确保政策的执行能够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⑤。 3.3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 政府公共管理同样离不开监督的作用，而监督又离不开媒体的作用。媒体监督作为主要的公共舆论监督工具，大多数情境下主要反映政治以及精英媒体人士的意见。由于受到媒体自身公信力的影响，实施起来容易便捷，而社会大众在监督上存在着较多难以实现的地方，很难实现普通大众的看法和观点。基于这样的现状，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必须借助更加高效而有力的措施和监督手段，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就是其中最为实用的重要方式。与大众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闻监督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特点，它使得公众能够平等参与组织各项管理，凭借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帮助网络舆论获得良好形成。为此，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要善于利用好网络这一利器，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切实实为人民办实事，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质量。⑥ 4.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有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阐述了网络新闻舆论影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面；其次分析了网络新闻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带来的阻碍；最后详细分析了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有利影响。 作者：周慰祖 单位：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公共管理事业是政府为公民服务的具体措施。公共管理的质量决定了政府的政务工作的落实情况，关系到公民对于公共管理事业的感受也对国家的满意程度。公民对于公共管理事业的参与程度的多少可以决定对于公共管理事业的满意程度。 1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意义 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能够保证公民权的实现。我国现在正处于建造和谐社会的阶段，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意识和参与感也有利于我国现在和未来的和谐社会的创建。通过政府对于公共管理的一系列措施和对于公民的意识的加强和宣传，可以促进政府对于公共管理事业关注度，促进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积极参与，更加富有责任感，实现政府和公民的和谐共处，共同促进公共事业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推进未来的社会更加民主化，人性化发展[1]。 2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2.1公民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 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事业的建设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是现在我国的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意识不健全，没有正确的意识到自己对于公共管理的责任，从而影响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参与度，也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真正意义上的改进和提升。公民没有对于公共管理的意识和责任感就决定了他们对于公共管理的参与度的降低，这样的状况不利于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和创新[2]。 2.2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不够畅通 在我国虽然很多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参与意识不强，但是还是有很多公民对国家的公共管理事业颇为关心的。可是在我国的现期，公民虽然有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和想法，但是由于我国现期对于公民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够明朗，使很多对公共管理有责任感的公民无处参与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行使。 2.3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缺乏组织性和有序性 我国公民在对于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专业人员的组织，经常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导致虽然公民参与到公共管理的事业当中，由于对于公共管理的参与的无序性，造成了公共管理的成效极低甚至会起到反作用[3]。 3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相关对策 3.1切实培养和提升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 让公民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是现在非常正确的举措。但是现在我国的政府虽然对于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进行支持和鼓励，但是现在的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公民对于公共管理的责任意识，真正的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来介绍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重要性来提高公民的责任感，让公民意识到自己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给公共管理带来的巨大优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使公民在参与公共管理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第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公民意识进行宣传，让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于国家公共管理的意识和有利之处。让公民把自己的权力真正的行使到国家的公共管理中来。通过以上方面的一些举措来提升公民对于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自觉地参与到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中来，为我国的公共管理提供正能量的建议，用切身的行动来促进国家的公共管理的良性发展。 3.2建立和畅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 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而现在的我国公民在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不够通畅，影响公民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感，也影响公民对公共管理事业的认同感。所以我国要在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上进行拓展，政府在进行某项公共事业的过程中应通过不同方式建立与公民相互沟通的渠道，应积极听取公民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畅通的渠道。 3.3引导公民有组织、有序参与公共管理 我国很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均呈现出无组织、无序的不良状态。这种公民的参与方式对公共管理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政府要有意识地强调公民的秩序性，让公民成立相关的组织单位，对公共管理进行有序的参与和管理。 4结束语 现在的社会发展，公民也要在公共设施的管理上尽一份心力，利用公民自身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要让更多的公民意识到公共管理事业的重要性，参与进来，成为公共管理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我国的公民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的事情也会遵守，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也可以在公民的支持下实现更良性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虽然在公共管理上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加上在公共管理方面针对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进而促进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艳红.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形式的因素[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16(10):45-47. [2]王建容,王建军.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形式及其选择维度[J].探索,2012(1):75-79. [3]王建容,王建军.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研究的现状及发展[J].生产力研究,2010(6):1-5. 作者:陈剑 单位: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探讨 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近期各地又出现的一些重特大事件,包括天津滨海危化品爆炸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湖北荆州商场电梯事件、兰州自来水异味事件等都再次给我国的城市发展敲响了警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件最后都认定为是责任事故,并且都关乎城市政府的管理。某种意义而言,安全天然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其中担当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政府管理视角来思考城市公共安全就显得理所应当且切中要害。 一、守土有责: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职责目标 广义上而言,城市任何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因此,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从狭义上而言,城市公共安全则是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理论上政府公安系统所需负责的事项都归入公共安全范畴。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从环节上可以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学习;从内容上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简单的可以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从应急管理角度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由于安全问题包罗万象,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就在于减少,甚至减除这些安全问题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一方面,对于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政府应当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不造成损失;而对于可以避免的人为灾害,则应当力争不发生或少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应当将其危害降到最低或零。当然,如何评价损失最低、发生最少等虽然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这一程度是基于城市既有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市民素质等来综合评判的,没有相应的情景和试验(城市发展历程无法重复、无法完全复制检验)来证明此时此刻城市安全管理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将某一指标与全球同类型城市做比较,则仍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性的结果。例如,中国建国以来在“直接经济损失/GDP”和“直接经济损失/财政收入”上的指标就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城市发展中导致的大量安全现象既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以及城市自身具有的高复杂和高密度导致灾害(特别是人为灾害)发生概率大幅提高和灾害影响更加严重的客观因素,更有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社会服务不到位、规划建设不合理、百姓期待日益提升等多方面的主观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具有更大的主观改造空间。 不能保障好城市的公共安全,城市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失去意义。这正如《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指出的那样:只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大胆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世纪生存和繁荣。[2] 二、制度短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未能实现制度均衡是我国城市灾害频发、重发、广发的重要原因,而其制度短缺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防管理少 2006年随着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政府对应急管理高度重视,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一案”指应急预案,“三制”指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逐步建立。[3]例如,浦东新区目前已形成一办(应急管理办公室)、一室(总值班室)、一处(区府办应急管理协调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尽管应急管理为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3年浦东接报突发事件803件,成功处置金海路地铁工地事故、“1·6”北蔡上农批火灾、临港上汽物流园区事故、外环线金海路、芳甸路槽罐车交通事故等20余起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以及紧急敏感事件。2014年,新区相关部门成功应对、处置了G1501(外圈)近金海路危化品槽罐车侧翻事故、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事件、洋山港旅游大巴侧翻事故等10余起较大或紧急敏感事件。然而,对于进一步提升公共安全管理而言,更为重要的环节在于日常的预防管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海浦东新区在“十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尽管大幅压缩了专项规划的数量,但却从更加注重城市公共安全日常管理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增设《浦东新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十三五”规划》。在通常的理解中,由于强化日常预防管理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但由于公共安全问题发生的随机性,人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即一旦投入大量精力但事件没有发生,就会被误解为投入成为了“沉没成本”。这一误区在政府管理观念中也时有存在,也导致了公共安全预防管理的“缺位”。确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安全预防管理往往也是“事件推动型”的管理,即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往往对这类灾害的预防不能意识或意识不强。而一旦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才逐渐配置更多的资源到预防管理上。例如,日本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前,兵库县只有3~4位官员负责防灾事务,并且没有专门的灾害管理部门;地震后,兵库县设立了防灾监一职,是该县名列第三的高官,并且设立了防灾企划局和灾害对策局,下设拥有80多名专职防灾官员的防灾中心。[4]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理应借鉴先行国家的诸多经验,因地制宜、高效精简地开展安全预防管理。 (二)统筹管理难 城市安全管理是渗透到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建设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每个委办局条线都在自己负责的公共领域内进行安全管理。部门化的安全管理一方面可以保障专业性,一方面维持各条线业务的延续性。但是,在城镇化深度推进过程中,公共安全的问题复杂性越来越大,管理涉及面越来越广,处置周期也越来越长,这些都对传统条线化管理带来了挑战。例如,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监管上,目前的格局是它们在进入 医院之前由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而在进入医院后则由医院管理方负责监管,这使得药品医疗器械的全过程监管被划分为几个部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效率。又例如,食品安全的监管、事故的认定工作由卫计委来管理,但执法则等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如果两个环节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也可能造成监管出现问题。再比如,城市道路设施的维护管理由市容环保局负责,但由于在规划阶段由规土局负责,建设阶段由建交委负责,如果各环节衔接不好或标准执行不严,可能造成前道工作留下的隐患落到市容环保局,这种部门间职责的不对等可能降低安全管理的效率。 尽管在目前管理体制中,应急办在信息的及时汇总、上传下达方面可以起到一个较好的统筹协调作用,但是对于非应急环节的公共安全管理而言,这一体制还难以承担起统一协同的作用。 (三)精准管理弱 安全问题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由于全覆盖、全领域的重视可能导致管理成本高昂,需要在日常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明确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因此,提前预防预警的关键是能抓住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分类管理、精准管理来达到“有的放矢”的预防管理。然而,在现实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重点的确认往往更多根据指示或听从领导或依据经验,对于本区域真正个性化、地方性的安全问题则可能被忽视。例如,每次发生全国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后,往往地方城市政府就将重点放到类似的安全问题领域,而本地区的自身重大隐患可能未能重点关注,这极易导致新的领域的安全重特大事故,这可能也是全国“接二连三”发生各类重特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地方领导可能对本辖区发展情况更为熟稔,工作部门的人员也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地方经验,但是对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方兴未艾的各类新生事物,都催生了诸多新的安全管理问题,如网上送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自动售货鲜果汁的监管、网络诈骗、预付卡监管,输入性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 (四)社会共治缺 “保一方平安”作为地方政府的底线职责,确实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但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不仅是政府“大包大揽”已无力承担、也不能承担的必然选择,也是“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作为公共安全的“双刃剑”,在增添了安全风险的同时,也通过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文明提升等方式为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更多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化企业在安全服务上的高效性,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高新技术企业在3S、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上的优势对安全管理的支撑,专家队伍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示范带动和精神引领作用,居民在问题及时发现、危险自我保护等方面的优势,是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路径。但是在现实运作中,政府往往囿于传统思维习惯、压力型管理体制等原因,往往在所有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和环节都采取行政化管理模式,而缺乏更多灵活的安全管理和服务方式。其实,由于城市安全感所具有的相对性,只有通过鼓励全民参与才能更好地配置职责、形成合力,在各负其责中减轻政府负担、提升城市居民对公共安全工作的认可度。 三、治理优化: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向 针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制度上出现的问题,拟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日常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统一 一方面要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及时清除公共安全隐患。切实增强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自然灾害预警预报,编制各类预案清单、3D模拟演练系统、城市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清单等,把危险和隐患“扼杀”在萌芽之中。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应加快应急指挥和处置的速度,包括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搭建多渠道的安全信息平台、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应急救助系统以及生产恢复、精神疏导和善后学习工作。 (二)全面覆盖与聚焦重点相统一 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摸清城市公共安全的所有隐患,做到地域全覆盖、领域全覆盖,编制城市风险分布地图,并明确各部门各层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汇总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以民主化的方式明确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短板和重点;通过智能化和大数据等技术分析城市的敏感空间区域,以科学化方式确定重点区域和领域。 (三)顶层设计与强化基层相统一 一方面,从城市整体层面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统一管理体系,包括安全和风险的发现报告制度、处置阶段的指挥调度体系和任务分解机制,安全处置后的反馈评价机制等,要有一个明确的职责分工、权威的指挥调度、高效的协同合作制度。另一方面,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在整合基层安全管理相关队伍、资源和信息技术上,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四)政府统筹与多元参与相统一 一方面,强化政府内部统筹的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城市应急办、公安指挥中心、应急救援部门(消防)和城市网格办等相关职能机构组成的“3+X”定期会商机制和主要联动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加快建立公共安全的差别化勤务管控机制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加快建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办法,在重点难点领域推进“行刑衔接”。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企业、专家队伍、社区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包括设立专家库、咨询委员会、政府购买安全服务清单等。 (五)技术应用与机制创新相统一 一方面充分利用3S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促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以新技术应用为契机,加快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包括建立统分结合、权责明确、运转灵活的安全隐患发现机制、应急指挥联动机制、快速应急处置机制、绩效监督考核机制、资源创新使用机制等。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国外公共管理创新的目标 一、整体型政府产生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始创于英国继而在英联邦国家全面推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成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源头。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政府再造,推动了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形成所谓的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改变政府传统的运作方式,以减少管制、增加竞争、引进企业管理理念为手段,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公共支出为目标,打造“竞争性政府”。这场运动在为各国带来新的行政文化、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政府管理碎片化,部门滋长了自我中心主义。具体表现是: 1、政府部门的功能分化造成各个部门在单一年度预算限制下运作,各部门不进行长远规划。 2、政府管理过于注重治疗而忽视预防。比如说,有学者认为,除了教育,英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治疗性的,而非预防性的,即等到问题已经出现,政府才介入。 3、政府各个部门考虑更多的是本部门的利益,基本上是对本部门和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基层民众或服务对象负责。尽管各自分内工作尽职尽责,但最终往往偏离总体目标和总体利益。 4、政府部门大多从自身角度出发,在相对狭窄的管理范围内制订规划和政策,以封闭的程序进行决策,政府工作缺乏总体规划。为了改变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愈来愈严重的政府管理碎片化状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国家纷纷采取了协作和整合的战略,提出建设整体型政府(在英国先被冠之以“协同政府”,后来称作“整体型政府”)。整体型政府的产生不仅仅是对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公共部门结构性分化改革的回调,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危机事件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恐怖主义的威胁使人们越来越重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以避免政策的相互抵触。应对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大范围的流行病要求政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横向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受消费者主义的影响,公民希望政府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学术界的关注焦点逐渐从原子化的模式转向注重整体的分析。这些因素促成了整体型政府理论的产生及实践的发展。 二、整体型政府的内涵 英国学者培利希克斯于1997年出版了着作《整体型政府》。这本书一上市就得到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的肯定,成为政府官员广泛阅读的着作。培利希克斯认为,整体型政府是超越政府层级、部门功能分工的鸿沟,以解决人民的问题、为人民提供整合性服务为核心的政府,是关照全体、预防性、整合性、改变文化、结果取向的政府。1997年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概念。协同政府意味着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协调,消除政策相互抵触的状况,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使这一政策领域的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服务。澳大利亚给“整体型政府”下的定义是:“整体型政府是指公共服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以及为了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组成联合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侧重政策的制定、项目的管理或者服务的提供。”培利希克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改革下的管理模式、整体型政府模式从管理理念、运作原则、组织形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见表1)。综合各国对于整体型政府的构想和实践,笔者认为,整体型政府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型政府是对新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即按照功能划分政府部门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变革。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既不靠相互隔离的政府部门,也不靠设立新的“超级部门”,而是在不取消部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 2、整体型政府的目标是为民众提供整合性的服务,而不是让民众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奔波于各个政府部门。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不但要靠各个部门各自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各部门协同的努力,因此必须要有政府的整合型运作。 3、整体型政府的路径是全方位的合作。合作内容非常广泛,从目标设定到具体操作、从组织结构到文化整合、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无所不包。汤姆?林认为英国的“协同政府”体现在“内外上下”四个方面。“内”即通过新的组织文化、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途径实现组织内部的合作;“外”即通过领导权的分享、捆绑式预算、项目组等途径实现组织之间的合作;“上”指目标设定的由上而下以及对上的责任承担;“下”指以满足顾客需要为服务宗旨以及让服务对象介入服务过程。 三、构建整体型政府的三大基础 为了建设整体型政府,培利希克斯认为,必须进行三项改革,即运用信息技术形成网上治理模式、建立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以构建整体型政府所需要的科技基础、组织基础和人员基础(见图1)。 1、运用信息技术形成网上治理模式 电子化政府经过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政府使用计算机处理日常工作的阶段,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增加办公自动化程度,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一阶段的政府称为电脑化政府。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电子化政府进入第二个阶段。各个国家的各级政府,都积极设置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向民众提供更多本部门的信息和服务,使得政府网站成为政府服务的最佳窗口。此时的电子化政府是以各部门的独立管辖权做为发展的基础,对于一般不充分了解政府部门运作规律和体系的民众而言,仍然不是非常方便的沟通渠道。所以,这一阶段的 电子化政府称为以网络为基础的互相不连接的政府。随着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计算机软硬件价格的不断降低,政府的网站连接更加便利,能够建立畅通无阻的层层连接。这个阶段,政府的电子化改革要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三种类型的整合:不同政府层级的整合,不同部门的整合,不同政府网站的整合。这三种类型的整合最后将实现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府入口网站的目标,使民众只要进入这个单一的网站就可以寻求解决他们碰到的任何问题,并接受政府提供的相应服务。这就是电子化政府的第三个阶段,即以网络为基础的整体政府。在网上治理模式的冲击下,政府的行政业务和程序将彻底透明化,不仅民众可以更快速、方便、低成本地了解政府信息、获取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且政府的内部运作也能免于传统行政所导致的腐败和不作为。 2、建立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 在既有的功能性部门分工基础上进行政府运作的整合,采取有效策略进行横向的整合,即增加协调的组织机制。在英国,为构建整体型政府组织结构,由首相或内阁建立新的跨部门组织以加强政府部门的合作。增设的跨部门组织有两类,一类是为了某一特殊的政策问题而专门成立的非常设机构,其成员来自不同部门。布莱尔政府迈向整体政府的第一步是1997年成立“社会排斥小组”。“社会排斥小组”的任务是综合处理诸如无家可归者及少女怀孕等需要跨越传统的部门边界来统一解决的棘手问题。另一类是从事战略决策研究的组织,以保证政府决策具有统一性、战略性。如,布莱尔成立的“政策中心”直接隶属首相办公室,它对政府制订的所有政策都有权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绩效与创新小组”直接向首相提供跨部门的中长期公共政策报告,目的是促进政府决策与目标的实现;“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合作中心”、“中央秘书局”等机构都具有相似的功能。整体型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具有以下特点:1)政府组织运作的核心以功能性分工的部门运作为主体,但同时融入跨部门的定期及不定期、正式及非正式整合机制。2)增加信息部、人力资源部、策划部等跨部门整合单位,和原来的功能性分工部门结构形成同心圆的整体型组织,以强化沟通效果。3)以预算管制和行政目标管理为核心,定期评审政府业务整合的程度。4)以信息科技的制度化设计,建立政府业务整合的系统。5)各部门的业务应该和其他政府部门、其他层级政府、服务的对象、非营利组织、国际性组织和团体,进行有效的连接,以便于咨询和磋商。整体型政府组织的结构和运作与传统行政组织的不同,在于它不但要依法完成功能性分工的业务需求,更要从解决人民生活事件的角度出发,将政府业务整合的核心观念变为内建的机制。 3、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 为了实现整体型政府的运作目标,必须由高度依存、互相信任、富有合作意识的主动型公务员体系来完成政府的公共事务。建设主动型公务员队伍,首先是培育共同的执政理念,进行组织运作价值的整合。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在公务员队伍中塑造共同的文化、培育共同的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是进行跨部门合作的前提条件。澳大利亚总理内阁部大臣皮特?谢哥德认为,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通过独一无二的行政理念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管理顾问委员会2004年的报告———《把政府联结起来:整体型政府对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回应》指出要建立支持澳大利亚公共部门的文化,以“一起工作”为口号,形成相应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来推进整体型政府的实施。 其次,进行公务员薪酬改革。合理的薪酬制度产生的奖优惩劣效果,有助于在公务员队伍形成良性竞争,激励卓越的公务员行为。英国从1996年开始,不论是高级公务员还是一般公务员,都已采用以绩效定薪酬的制度,废除了传统的职务等级和薪酬等级。新工党政府在“协同政府”框架下,继续进行薪酬改革。一是确立和完善以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改变以往目标与薪酬缺乏联系的现象;二是简化工资评价框架,给予地方管理者在制定薪酬标准上更大的灵活性,改变职位与职能隔离的现象。 第三,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管理是一场深刻的管理学革命,它将组织看作是一个生态体系,强调系统思考和组织学习,通过培养个人、团体和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来实现自身的变革,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要求。创建学习型组织,就是要加大公务员培训和发展方面的投入。英国1999年6月成立了集研究、培训、咨询于一体的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CMPS),专门负责高级公务员的培训。创建学习型组织,还要打破官僚制对公务员尤其是一线执行人员创新能力的束缚,鼓励人才创新。 四、结语 整体型政府理论和实践对于英国工党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功不可没。但是受制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整体型政府理论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适用性和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适用的万能药。不同政府在引入这一理论之前必须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对所需成本进行认真分析。而且,整体型政府理论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责任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问题,它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一方面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的标准和共享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求各个部门为纵向的责任体系负责。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统计教改探微 在讲授推断统计学部分时,我们选择的案例也来自于教师的科研、生活实践。例如,某幼儿园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了一种新方法,怎样证明该方法有效?首先应该证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幼儿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无差异,在使用了新方法后,如果实验班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优于对照班,才能说明该方法有效。我们把这一实例用于方差分析的教学中,学生不再认为平时的工作学习中用不着推断统计学的知识,体验到推断统计学知识不仅是统计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也大有用处。案例教学是《应用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我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上述案例教学法,同时,在课后练习中也给学生布置了一些案例分析的作业。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大量的实际问题,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来自于外部压力的学生学习主动性缺失 主动性可能来自于压力,这种主动性常常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功利性,一旦达到目标,主动性就消失了。兴趣是主动性的另一个来源,比较而言,来自于兴趣的主动性则比较持久,但是兴趣的培养是长期的过程,绝非一门课程能够胜任的。“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会影响学生的整个学习活动,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如果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感兴趣,就会对其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学习效果。” 1.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评价考核体系 始于20世纪末的高校扩招带来的问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部等高校主管部门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考核与监管,以期从源头上控制没有社会需求的专业招生。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各高校采取种种手段应付就业率的考核,不仅出现了学生“被就业”等荒谬的事情,还直接影响了高校教学效果。各高校、各专业都要应对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甚至是与国外的高校竞争。竞争不仅是各高校实力(师资、科研水平、综合水平)的比较,就业率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如果这些争取来的学生不能按期完成学业,顺利就业,对各高校、各专业来说无异于自损招牌,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学生只要进了大学的门,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拿到文凭。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一点,这实际上变相剥夺了教师对学生学业成绩独立考评的权力。在教与学的博弈中,如果学校管理部门管理设置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拿到文凭,即专业课学习都通过考试,那么学生对应用统计学这类有难度课程不会有学习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反正最后考试都能过。况且,学生手里还掌握着“学评教”这个对付教师的“法宝”,迎合学生的需求是教师的理性选择。 2.公共管理专业的影响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学科边界模糊,视野狭窄,基础不牢,知识体系不完整,研究方法陈旧,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学科边界模糊使研究内容多而庞杂,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多,学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手”,基本上学习的都是“屠龙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落后,借鉴学习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学生不仅面临较多的学习内容,在总学分一定的前提下,必然是各种方法都了解,但是都不精,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没有就业的竞争优势,公共管理成了一个所谓的“万金油”专业。政府扩张权力,公务员待遇优厚,工作稳定,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毕业生考公务员,近几年考公务员成了高校毕业生的首选,这种形势使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更加困难。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很不发达,那么与公共管理专业对口的就只有政府部门,进政府机关只能考公务员,公共管理专业知识对学生考公务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这些必然影响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热情。 (二)高校科层化管理模式的影响 科层化管理模式注重的是程序和规则,正如默顿所强调的 “:规则原本只是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终极目标”。不同学科的教学工作不仅有共性,还因为学科、专业及教师、学生的个性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性,特性服从严格的规则制度,要求教学活动服从行政命令,这必然给教学带来种种困扰,应用统计学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理科合班教学 我们的授课对象是按大类招生的公共管理,文理兼收。高中阶段理科的数学已经包括了概率论的初步知识,文科的学生则没有学习过这部分内容。这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较大影响,文科学生在过去的学习中已经形成了重思辨思维,轻逻辑思维的思维定势,普遍对与数学相关的课程有恐惧感。这要求我们要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既不能使文科的学生学不懂,又不能让理科的学生感到没兴趣。我们应用统计学的授课教师首先要消除文科学生的恐惧感,并逐步建立起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事实,用统计推断来验证主观判断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利用统计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 2.大班教学,课时压缩 作为公共管理的专业基础课,应用统计学曾经是4学分,在倡导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背景下,学校对专业课的数量和课时都进行了调整,应用统计学现在是2学分(32学时),但课程内容没有减少。内容多,课时少,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应用统计学的概念、公式多而且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而且从基本概率知识到推断统计学的各种方法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联,前面的假设检验等知识没有掌握,后面的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就很难理解。学生必须做课后学习、阅读、练习和实践活动,否则很难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点。课后学习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延伸,甚至成为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我们将课后学习分为三个部分:内容自学、习题练习、上机练习,内容自学通过课堂讨论或完成作业的方式检查;上机练习用来检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作为平时成绩。 《应用统计学》是公共管理的专业基础课,安排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或二年级第一学期,这个学习时段学生学习负担较重。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和学生同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基本知识和概念需要学生课外学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每年公共管理专业招生的数量基本固定,出于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一般都是按50多人的大班进行授课,案例讨论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这不仅影响教学效果,也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应用统计学》采用案例教学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公共管理的其他专业课相比,其内容没有吸引力。在高校实施“学评教”的考核压力下,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可能影响教师的教学考核等级,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3.教学环节不匹配 《应用统计学》一直沿用闭卷笔试的考试方式。闭卷笔试注定了考试内容注重基本概念和计算,而案例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考试和平时的教学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三)缺少案例以及合适的教材经济管理类学科发展比较成熟,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已经广泛深入地运用在管理实践中,因此,各类合适教学的案例也比较多,有专门的案例教材。“在我国目前的公共决策实践中,一些功能环节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视,科学的、合理的决策程序并未完全确立起来……少数领导者凭经验,甚至按主观设想拍板的情形并未绝迹。”实践中收集分析真实数据的基本统计方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不足,切合中国实际,又能够用于教学的案例较少。 缺少合适的教材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问题,目前的统计学教科书多是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的教材大多是针对MPA的,内容和深度都不适合本科生;用经济管理类的教材又面临例题和习题都是经济管理方面的,内容与本专业的关系不大的问题,学生感觉统计学方法不是公共管理体系的,与其他的专业课完全是两张皮,没有结合起来。 对策和思路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进。 (一)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们以应用统计学为核心,将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得到结论等统计工作环节,分别由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应用统计学等几门相互衔接而又各自独立的课程体现出来。这样不仅让学生体验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工作过程,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引导学生从问题入手,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到科学合理的结论。通过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学到了相应的知识,而且得到了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以往课程结束后,学生考完试,知识又还给教师的状况;参与了不同阶段的统计工作,掌握了用统计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改变了文科学生重思辨能力,轻逻辑思维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差的倾向。 (二)考试方式改革 在遵守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将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核结合起来,闭卷笔试重点考查学生对《应用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运算以及推理能力的考查,平时考核的模式不拘一格,包括教学中的讨论、答辩和作业、上机考核、小论文等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学生的成绩可根据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学习过程中提交的小论文、上机操作和笔试闭卷卷面考试成绩等来综合评定。这样,可以引导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注重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积极收集教学案例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收集公共管理的相关案例,一方面是来自学生的各种科技立项及问卷大赛的调查,例如前述学生自己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上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的样本量一般都不够大,问卷设计还存在着问题;教师的科研项目也是另一个重要来源。目前,我们已经有城市低保对象,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及社区满意度等5、6个调查数据库,大都是中等规模的调查,基本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 我们以案例教学为主要试验方法,对公共管理类应用统计教学的理念、内容、方法、手段、考核等教学的全过程进行探索和尝试,由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限制及高校教学管理模式的影响,这一教改项目的效果还很难评价。随着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建设理念的逐步深入,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实践活动改革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统计研究方法的是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培养大批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新公共管理的现状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着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 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 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着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着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 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的研究 公共管理类专业是目前很多综合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它包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相关专业,随着公务员就业热,这个专业的招生前景越来越广阔。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类专业不同于一般的基础类专业,其培养目标并不仅限于学生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融会贯通,而应该更侧重于学生应用型能力的培养。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就是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悉和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知识与技能,具有高度公共责任感和公共服务精神,适应当代公共管理现实需要的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所有专业课程毋庸置疑的教学使命是追求教学效果和本专业培养目标的高度契合。传统教学模式下,专业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培养,但对于应用型专业来说,专业课程单纯的理论知识教学导向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而这在传统教学实践中往往容易被专业课程教师所忽视。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加上本科学生社会经历有限,且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不少学生在对专业课程的认识上,视其为“万金油”,什么都学,但觉得学与不学差别不大,专业性、实用性不强。在这种认知影响下,学生参与专业课程教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难免大打折扣。因此,传统教学理念导向下的课程教学活动的效果,就会与培养提升学生能力的目标出现一定的偏离。专业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试形式等多方面着手。本文拟从公共管理类课程的特点出发,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从上述角度逐一探讨。 一、采取基于能力培养的多种教学方法 要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双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法的凸显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最为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可以采用互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开放教学法等。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针对专业课程的不同教学内容,结合教师教学经验,尝试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较好发挥学生学习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实现其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教学法 鉴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目前案例教学法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中非常提倡的教学方法。教师结合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典型的专业课程的相关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把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在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然后结合专业知识研究分析,解决公共管理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将学习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做到公共管理知识“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服务于社会”。为增加案例的可看性和趣味性,授课教师在案例可多选择一些视频资料。如《城市管理》课程,在第一章绪论教学中,教师引入了中央台“热线12”节目“恼人的夜市”报道视频,因为该报道是聚焦于中央民族大学周边魏公村夜市喧闹、乱搭乱建等问题,学生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感同身受,非常活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了解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和管理客体。在媒体报道一年多后,魏公村违章乱建的建筑均被相关部门拆除,但拆下的建筑材料、砖头、泡沫被乱扔,街上尘土飞扬,持续好几天无相关部门问津,给过往行人带来了诸多不便。教师又在课堂上以此为例,启发学生思考城市管理中各管理部门配合协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除了授课教师查找课程案例材料外,还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由学生联系课程专业理论,主动寻找相关公共管理实践案例,并以小组形式分组在课下进行充分讨论、分析,形成系统的分析报告,在专业课程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享,展开充分讨论,最后教师还可以对案例及学生的分析进行点评。通过理论和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能使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得浅显易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能大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开放教学法 所谓的开放教学,是指教学活动不局限于学校的象牙塔,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感受公共部门的工作环境,认知其管理程序和办事方式,从而认识真正的公共管理。“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去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参观、调研、实习,参与公共管理实践是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能力素养的最快捷方式,也是学校课堂教学最好的补充。如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批大厅参观,并与建委法规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座谈,了解北京市建委行政审批改革实践,学生在参观座谈中表现非常活跃,积极提问,这种实践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实践,学生具体感知了行政机关的运作,对公共管理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走出去”的课程实践方法固然教学效果突出,但也必然受到学生人数、场地、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相较而言,“请进来”的课堂实践方式受条件限制要少,也更容易实现。“请进来”是指邀请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来学校作专题讲座,结合其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现身说法。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与一线的公共管理实践者面对面沟通,了解来自公共管理实践一线的最新动态,实现对专业知识理论由表及里的认知。当然,开放教学法能顺利、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密切的合作。这除了可以借助于教师的个人人脉关 系外,更需要加强学校、学院与当地公共部门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认知的场所。 (三)互动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讲授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即在教学过程中的单向性。而互动教学法恰好能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教师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某些教学重难点,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答疑等方式,鼓励启发学生思考,并由教师点评总结。这种互动能使教师有效了解学生实际知识掌握情况,便于及时调整安排教学进度,同时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学习的能力。如《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公文案例评析就非常适合采用互动教学法。通过提问、组织学生讨论例文,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并掌握写作的实践技巧。另外,在开学初,教师就可以公开电子邮箱及课程网络平台链接,方便学生在发现专业问题时随时答疑和下载相关课程资料。在实践中,这种网络互动方式尤其受到内向腼腆学生的欢迎,这既能避免他们和教师面谈时的紧张拘束,又能有效解决其知识困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能有效配合讲授法,实现教学相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优化 目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时通常是54或者36学时,在有限的课时内,要争取使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信息量,并有效培养锻炼能力,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必须精心选择、优化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必须明确课程教学内容与学科内容的区别,在有限的授课学时内,要想面面俱到地涉及专业学科的所有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选择课程教学内容时,必须有所取舍,关注和重点突出学科核心知识和热点问题,而其它相关知识,则可以介绍参考书籍、布置课外作业等形式,让学生自学相关的背景知识,锻炼培养其自学能力。其次,教师要结合课程特点,在教学内容中充分反映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作为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必然包含学科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描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规律,也是学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但是纯理论知识的讲授不免枯燥乏味,而且,缺乏社会阅历的本科学生在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事实上,放眼世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比比皆是,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管理理念,用实践活动来说明和验证公共管理理论和规律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需要教师密切关注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用专业眼光筛选、梳理、分析有案例价值的公共管理实践事件,及时补充丰富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辅之以现实事例,使之能有效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理论知识,这能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充分体现了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导向。如《行政学原理》,顾名思义,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就原理讲原理,则流于形式和枯燥,学生也难免兴趣缺缺。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在行政学各个主题领域的原理讲授中辅之以政府实践活动的内容。如行政职能这一章的教学内容中,在介绍相关理论时,可加入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探索案例,用以说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中政府和社会构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强化其理论知识联系实际的能力。再次,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使其反映最新的国内外学科理论前沿动态和最新的公共管理实践。部分高校教师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教学误区,即“一套教案讲义可以用上好几年”。这种想法可能在诸如数学、英语等纯基础学科中有着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中,是绝对不适用的。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更新变革非常快,因此,在每次授课之前,教师必须做好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优化,保持教学与理论、实践的同步发展,为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量。最后,为体现课程教学的深度,可以在教学内容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方向和科研优势,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增加部分专题分析的内容。专题分析可以增加学生对相关专业问题的了解深度,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其科研能力。如《城市管理》课程,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管理这一章中,可以加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专题和城市社区养老专题,引导学生关注城市管理实践热点,加深其对问题的思考,并锻炼其思维能力,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基于能力培养的课程考核改革 专业课程的考核是衡量教学目标是否有效实现的重要指标。课程考核一直被学生重点关注,考核形式的变革创新能有效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因此,为实现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课程考核内容、形式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授课教师可以借助于这个无形的指挥棒,在考核内容、形式改革中充分体现能力培养的导向,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关注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传统的专业课程考核形式往往采用试卷考试,用闭卷或者开卷的形式考核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但是这种形式有着自身的缺陷,它固然是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对于其理论联系实文秘站:践的应用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却无法有效开展,以至于长期以来,学生对待专业课程的考试基本上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在以实践性、应用性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下,课程考核形式也应该尝试着多种形式的改革。各学校教务处对专业必修课程期末考试一般会有考试形式等方面的规定,而课程期中考核就可以由教师视不同课程的特点尝试灵活的考核形式,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学习焦点。其一,可尝试由学生分组案例分析的考核方式,由学生自由组成小组,联系专业课程相关理论,结合现实公共管理实践案例,课下进行案例讨论、分析,各组将讨论分析结果在课堂上向全班作案例分析汇报展示,由教师为每组的案例汇报展示表现打分,这可以占考核50%的比例分,再由学生根据案例分析情况,每人撰写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这也同样占50%的比例,两个成绩合一为学生的期中考核成绩。这种形式能有效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并充分锻炼学生思考应用、团队合作的能力。其二,可尝试写作课程学术论文的考核方式,这是锻炼学生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具备从事专业科研的能力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都是本科学生重要的学习任务。教师布置专业课程论文,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科研训练机会,为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有效测试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方式。综上所述,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学学内容的优化、以及考核形式的改革 等多种方式,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最终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院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育探新 一、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特色 林业院校的主要学科优势是林业科学及相关的学科群,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与综合性院校不同。林业院校的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突出自身学科优势,避免与综合性院校趋同,才能具有竞争优势。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一)培养目标符合林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培养目标是指林业院校培养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及其规格的质量要求。人才规格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要充分体现林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所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根据国有林区公共管理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制订培养方案,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主要面向林区公共管理活动实践,培养从事国有林区公共管理实务方面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并致力于纵向建构学生的知识体系,横向拓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培养学生扎实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实际管理能力培养。其“知识”是指对培养对象的知识素质要求,包括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能力”是指对培养对象的技术能力素质要求,包括本专业技术能力、工作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等,是人才规格的核心“;素质”是指对培养对象思想素质、心理素质的要求,这3方面构成培养目标的整体要求。 (二)课程体系构建突出林业院校特色 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加强课程体系建设。近年来,众多林业院校对公共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调整,但总体上课程模式依然与非林业院校趋同,林业特色优势不突出。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摆脱综合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局限,以突出林业特色为主线,把公共管理的理念体现到课程设置过程中,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中心,加强公共管理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能力的锻炼。基础理论知识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结合林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对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内容进行优化和重组,开发新的教学课程,增添新的教学内容,并注重吸收新知识,使学生毕业后具有较新的知识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实践教学突出林区管理特色 为适应学生在林区主要从事基层公共管理工作的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建立与理论教学课程平等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林区经济社会建设对公共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根据林区内公共部门及社会组织人才需求意向,组织学生自愿报名,经学校、林区用人单位筛选,组建成有针对性的教学班。结合学生的素质特点,进一步增加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性操作训练的空间。特别是要加强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实习基地建设,致力于通过互惠互利、共建共享的双赢方式,采取“高校+林区实习基地+学生与教师”的模式,广泛吸纳优质社会资源,与国有林区相关单位共建学生实习基地,给学生提供广泛接触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展现自己的学识、能力与才华。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途径 (一)推进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制度建设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特色,所培养的学生必须掌握相应实践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必须加强学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的制度建设。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的主要特征是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培养学生的教育活动,这需要通过林业院校、政府和林区相关部门间的伙伴关系来实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学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对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与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的联系,紧密结合林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等方面充分听取林区公共部门或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议,发挥林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加强协调与合作,培养符合林区需要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 (二)创新教学方法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学校,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依据林业院校发展目标和公共管理专业特色设计课堂教学方式;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综合分析能力、控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等。案例教学不仅要求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又增强了他们实际运用的能力。此外,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要根据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课程结构、教学计划,改革课程内容等。教学计划的知识要求和技能训练内容,可以根据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的实际需要来确定。教学内容应摆脱学科式教学模式,密切联系林区实践,把新知识、新思维引入课堂,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工作,并使实践教学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要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学生多学习、多动手、多实践。 (三)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 “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较多应用在工科院校应用型特色专业,比如计算机、机械制造等。近年来,有文献认识到“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高校农 业教育与农业人才需求脱节的矛盾”。在培养方式上,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结合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自身的实际情况,重点采取“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为林区输送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近年来,随着国有林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林区对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抓住机遇,积极与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沟通协商,通过签订培养模式协议的方式,双方按照一定的要求选拔部分学生,并对其进行生活上的资助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毕业后通过一定招录程序,优先在签协议学生中挑选毕业生到林区工作。通过“订单式”培养得到的人才,熟悉国有林区实际情况,实践技能较强,到单位后便可立即上岗工作,节省了培训时间。 (四)加强师资建设 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成功的关键在于师资,只有建立一支业务精良、结构合理、敬业爱岗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获得成功,人才培养的质量得到提高。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教师的专业实践经历和能力显得格外重要。应该推出各种激励措施,让新教师脱产、半脱产或在岗到国有林区相关部门的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学校在人员编制、人才引进和培训、职称评聘、酬金分配、评选先进和奖励等方面,优先考虑具有实践部门锻炼经历的教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双赢互惠、共谋发展的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业院校与国有林区合作办学,是一种自愿合作行为。必须适应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林区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参与各方都应受到责任和义务的约束,切实保障参与各方都能受益,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林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结合学校专业优势,找准自己与林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摆正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林业院校面向林区经济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谈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 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着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着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 会科学,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 3.上世纪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 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浅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如何通过构建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界现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制度、价值、财政或社会资本等层面进行探究,而忽视了现代公共管理的法治运作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宪政之于“公权”(即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才是公共管理的首要任务。豍本文基于对现代公共管理与宪政之间内涵关联的分析,尝试探析宪政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功能,并试图为我国公共管理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现代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内涵关联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现代公共管理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为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较而言,在现代国家中,“现代公共管理既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正在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它具有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为主体、治理与服务的结果取向、管理本质的服务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性等基本特征。”竖从公共管理的内容指向来看,公共性和服务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只有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生产需要,公共管理才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 公共管理不仅包括政府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公共事务,还包括了不属于政府公共管理事务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但是权力与公共利益容易陷入人们通常所说的“诺思悖论”,即“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因此,国家权力就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此来看,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就会造成所有权的缺失,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豏因此,以限制和约束公共权为核心内容的宪政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命令服从”和“权力管制”,而现代公共管理以公共利益为终极追求。所谓“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有效限制政府权力而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丰由管制转向服务的公共行政范式,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宪政元素,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政府行政规则上,现代公共管理和宪政都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行公民广泛参与行政程序。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行政行为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意愿,既是把为公民服务落实到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也是公民充分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负责任的法治政府可以看作是宪政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化,不仅宪法具有法律层面及政治学层面的合法性,公共管理同样有可能面临着如何代表和实现公民意愿的合法性,负责任的政府成为两者基于共同价值目标和行动方案的理性选择。 二、现代公共管理宪政基础的社会功能 宪政之于现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法治精神和民主事实,宪政是实现现代公共管理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支持,也是抑制政府官员“立法”泛滥的一道坚固的防线。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于“立法”泛滥是描述到的:“规则和条例到处出现。任何维持法律规则的理由均能被抛弃。当贿赂变成铺平自己道路的代价时,法律就会变成临时索钱器。每个人最终都会向每个人行贿。当强制性的匾乏来临时,悲剧就发生了。许多人处于被他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中;除了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很少有人有积极性生产的更多。豑只有建立在宪政的基石上,公共管理才有可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同步并进,才能实现政府主导的公共利益政策和行为。 “由于公共管理的两重属性使然,它既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又是政治过程与技术过程的统一,公共管理难免会陷人民主与效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选择的两难。”豒只有建立在宪政基础上,公共管理才能够实现民主与效率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首先,由宪政规制和导引政府认真履行公共权力的职责,既能够使公共权力收到制约,同时个人权力又能够得到保障。其次,宪政规定的民主参与式管理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公共行政的组织方式。正如登哈特夫妇指出:“如果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其中的网络基于对所有人的尊重而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来运作的话,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就更有可能成功。”豓毕竟,对个体积极性的整合显然有利于统一行动的成效。 在发生学的视阈中,民主宪政制度的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或防止专制独裁,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使一切政治和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保证它们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争取和实现团体利益的活动自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所有体现现代宪政精神的公共管理行为都必须立足于对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真实关怀,立足于对公民作为个体和整体的权益的确认和保护,这其中包括对居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愿和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艳民主宪政的制度设计显然尤其关注对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机关的运行,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同样,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公共利益通过特定的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来体现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意志。现代社会日趋趋复杂化和不确定性,这必然能要求现代公共管理日益专业化、科学化及技术化,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可能由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亲自参与。宪政对权力运作的规定通过公共管理的介入,使得人的行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行驶应有的责任,宪政及宪政精神的实现也就有了工具性的基础。 三、构建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 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在现代社会背景中,构建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具有一般性的行政规范。 1.宪法以最高法的形式所给予的公民权利还受制于各种旧制度、旧观念,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将给公民权的进一步落实带来巨大空间,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效率和效能是评价公共组织体制和公共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准。无效率无效能的公共管理浪费资源,服务不力,直接影响到公众利益的实现。公共部门应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建设高效政府,建立多元竞争机制来提升公共管理的服务品质。 2.公共管理宪政架构下的公共管理应是民主参与管理,建多中心的新型治理结构。民主参与管理要求政府为了公众的权益必须与社会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协作,实现公民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在社会系统内部基于共同价值取向而达到有效整合与控制。政府需要充当民主参与管理的触发器或促进因素,必须以一种给公民授权的方式共享权力,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理原则。 3.为了促进公共行政人员能够正确履行职责,基于宪政基础的现代公共管理应当建设新的责任与激励机制——宪政下的政府责任机制是既要保持垂直的问责机制,又要改善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既要采取统一的行动、共同的标准和共享的组织体系,又要求单个的机构为纵向的责任体系负责。这种对功能的整合、职责关系的理清,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能,实现政系统内部之间、行政系统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4.在当前中国,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许多行政官员热衷追求政治时效性,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公共行政责任的要求。因此,要健全完善违宪审查体制,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公共经济论文: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手段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城乡间各种公共产品的投入,实现城乡之间公共品结构的合理化
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存在外溢性经济效果的特性,其供给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正常生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当前农村公共财政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因此,应调整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格局,着力解决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问题,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和前提,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体现。当前要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一是尽早确定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基准定额,不断提高预算内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和教师收入水平等措施,使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二是对贫困、边远学校的资金扶持政策。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贫困、边远学校的经费投入,通过设立贫困、边远学校建设专项资金,做到贫困、边远学校建设资金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差距。三是对弱势群体学生入学的补偿政策。
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农村薄弱的基本医疗体系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仍面临着投入不足、效率低下、保障缺乏、公共卫生薄弱等主要问题。首先,政府应增加对农村基本医疗体系的支持力度,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合理安排农村卫生机构经费和建设资金。其次,农村卫生改革的核心是加大乡镇卫生院改革力度,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乡镇卫生院是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农村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职能。三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导,抓住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的突破口,重点做好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新农合制度的受益面,增强新农合制度的普惠性。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农村社会保障的构成,首先,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低保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贫困指向特征,是由政府直接对城市贫困人口给予“兜底”式定期定量救助。因此,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应保尽保”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首要目标。为此,应改变主要靠地方筹集农村低保资金的做法,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入,保证支出需要。其次,重点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农民自筹为主,财政补助为辅。客观上说,政府的投入水平还是较低,应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通过构建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此外,应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是重要原因。为推动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当前要抓住新农村建设机遇,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切入点。首先,应将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列入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改变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和集资来解决的现状。其次,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第三,推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带动农村环境建设。以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正在深入开展。要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将完善小城镇和村庄基础设施纳入目标,总结已有经验,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小城镇和村庄,引导城市骨干市政公用企业引领村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
(二)完善公共资金的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监督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缺乏规范的监督,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经常被挪作他用,造成了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二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被一层一层“过滤”,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三是在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竟相攀比,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和增长无序,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农民负担加重。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的监督,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二是减少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确保公共资金提供到位,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三是必须及早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管理,通过建立维护管理的责任制度等手段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正常管理和维护。
(三)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
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其行为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必 须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防止出现追求“形象工程”的自利短视行为,并及时完善自身的财政体制,及早落实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资金。同时,政府应该加强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牢固树立“服务为民”的理念,深入农村,具体根据农村的现实对症下药,防止原本不足的农村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促进高学历人才服务农村,进入乡镇工作,一方面可解决农村基层人才后继乏人,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可提升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
(四)建立农村自治体制,加强农民素质培养。
公共财政是宪法政治下的必然形式,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配置如果不能体现公众的意愿,结果既不会公平也不会有效率。目前我国农民对财政财务的决策权和民主选举权基本限定在村一级,而且这样的重要权力往往把握在少数人手里。由乡政府专断运用公共支出,或按照农村少数人利益配置公共资源,进行收入分配,这样的公共财政制度效率一定很低。建立农村的自治体制,加强农村居民自治的程度,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的积极性。同时,农村的居民自治有利于完善村民对于自身需要的公共产品的表达机制,有利于村民自主选择需要的公共产品,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农村的自治必须与政府的外部调控机制并存。农村自治体制的建立,还需加强农民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充分表达自身意愿,才能真正将农村现有的公共产品利用率提高,才能真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研究
(一)公共支出手段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将农村纯公共产品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支出范围,由“依靠农民自身”转向“以政府为主”的模式。其支出手段是:一是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和责任。目前中央应主要从事跨经济协作区的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业基础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信急网络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与国防建设有关的民兵建设、与国民素质相关的义务教育等。地方政府应主要从事本区域内的农业基础性及社会效益较显着的项日的投资及管理。二是调整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业、农村的数量和比重,使农村能够获得较多财政资金,由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提供资金保障。三是政府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民间投资给予优惠和鼓励,以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农村。
(二)公共收入手段
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等。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方面的筹资作用在下降,而地方财政预算内筹资渠道的地位在增强。为此,在财权划分上,要加快地地方税制体系的建设,扩大地方财源,同时建立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各地区的财力差异,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此外,可利用资本市场筹资,或成立旨在推动某项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专项发展基金,或利用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优惠等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
(三)财政投融资手段
资金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核心问题。因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且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大,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往往力不从心。从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关系的重要措施是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形成一个完善的、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渠道融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通观世界各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融资渠道:一是完全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内解决,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供给公共产品的方法;二是由政府和私人通过谈判的方式联合供给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通常可以通过清晰界定产权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三是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四是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现阶段,我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坚持政府融资为主,引入民间资本,采取政府与私人供给或由私人供给、政府给子适当补贴的形式,多方面筹集资金,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大量资金需求。近年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民营供给地方公共产品情况较好。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农村公共产品的民营化供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解放了思想、扩大了供给量。但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既需要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也需要完善的条件作保证。因此,我们应在广泛的推进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具体做到:一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拓宽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领域;一是切实控制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证我国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四)转移支付手段
财政转移支付对保证农村地区基本公共需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城乡统一税制的过程中,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县乡一级农村公共财政的困难。并且,鉴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通过中央、地方事权的重新界定,扩大转移支付的范围,增加转移支付的数量,建立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框架,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逐渐向规范化的目标靠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省市一级财政对区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从而保证基层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目前对乡镇政府的一些支出如农村教师工资应实行县级财政统筹,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省级统筹,以减轻乡镇财政负担;中央应加强对农业的专项转移支付。
(五)公共品提供机制的创新手段
众所周知,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膨胀的公共产品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公共产品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税费改革后形成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釜底抽薪”之势。目前的关键在于:尽快构筑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这一新型供给体制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按照戴维一伊斯的观点,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由上级政府部门根据政府政策直接决定,基本上不反映农村居民的真实需求,造成了实践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这种结构失衡表现有:一是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投资建设快,如各类达标升级活动、小康工程等,而许多见效慢、期限长、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不大愿意提供或提供得很少。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建设很快,而像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 规划和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却不愿提供或提供很少。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决策不合理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必须首先解决决策权的配置问题。为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应采取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它包括“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过程和“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资源配置过程和项目分解与实施两过程。其次,供给什么,供给多少,是由需求决定的。从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建立农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公共需求的机制,由全体村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进行民主表决,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上的“自下而上”。既可以使农村推行的“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的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又可以保证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杜绝贪污浪费的发生。
2、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第一,分税制后的省以上财政较为充裕,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上升较快;第二,中央、省级机构改革较彻底,财政供养人员大幅下降;第三,县乡机构改革普遍流于形式,改革不够彻底,大多数县乡仍以“吃饭财政”为主,而且,前述分析表明,县乡财政普遍负债严重,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辖区内的农村公共产品,尤以中西部地区为甚;第四,以村落社会为基本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不能作为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因为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为建设国家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现在该是国家建设农村、回报农民的时候了,而不能再让农民自己出资建设家园。 公共经济论文:探讨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着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理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着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对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 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 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 (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 (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 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 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摘要]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 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 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公共经济论文: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公共经济管理是在公共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传统财政学研究主题而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浪潮在公共部门日益盛行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它是一个多重理念、价值、工具和方法的总和，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重叠、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公共企业等主体对自身及授权干预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应体现对公私部门互动方式和范围的合理性考量。当前公共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构成了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基本思路。公共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理论体系、主要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于充实和提高。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经济管理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完备和规范的学科体系转变。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 在学术背景上，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开端和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 浪潮的深刻影响。管理主义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强调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角色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主张公共部门仿效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如果把经济学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普遍渗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则管理由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学帝国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的以管理替代行政的趋势，各种以管理命名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还有高校里开办的数目繁多、规模庞大的管理学院，都是管理主义盛行的明证。管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的“第四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绩效 。 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主力学科，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局面，且融合交叉的范围、领域、层次都有所扩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纯粹的管理学 。一个简单的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公共经济政策分析 摘要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关键词　文化产业；政治经济学；发展战略 发达国家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力，围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机制定公共经济政策。他们的经验表明，适当的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是在国家福利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持。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主导全球经济的战略产业，因此，在公共经济政策的视角下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非常重要。 一、公共经济政策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在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推崇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因此，通过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经济组织形式、经济政策和战略产业)进行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公共经济政策作用的认识。 (一)自由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开始，作为美国雏形的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的海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殖民地在经济势力壮大后，抓住英国对北美公共经济政策的失误发起了独立战争。美国实现独立后，英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试图使美国继续扮演以前的角色。这时，美国南北双方对产业选择的不同导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差异逐渐无法调和，于是，爆发了南北内战。之后，获胜的北方用其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了国内市场。当时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钢铁、木材加工、纺织和日用工业品。美国国力、工商企业经营实力和经营范围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外宣称“门罗主义”。在自身没有实力对全球事务进行干涉之前，试图避免其他强国对自身的潜在势力范围的侵蚀。这时，美国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是中小型的私人业主式。内战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促使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向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政府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二)垄断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产业分别由寡头瓜分。寡头们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收买政府官员、资助政治选举等方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美国开启了进步时代，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完善文官制度、管制垄断行动，促使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保持进步。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力开拓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抛弃“门罗主义”，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借助日趋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钢铁、化学和日用工业品。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二战后，美国累积了超强国家实力，具有了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力和责任感，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组了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初步具有了现代跨国公司的雏形，主要通过国际贸易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与之相配套，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主导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通过关贸总协定(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对内公共经济政策则是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和“伟大社会计划”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石化、化学、生物、军工和航天产业。 (四)金融资本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国内市场和现有的国际市场体系无法满足生产能力的增长和承担社会福利支出压力。于是，一场致力于提高大型工商企业国际竞争力、减轻国内福利负担的运动被发起，30多年来备受冷落的经济自由主义被奉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这场运动就是当时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破除国内福利政策的桎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效率扫清障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基于双重标准推动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的建立，督促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运动，有选择地实现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利用资本市场确立和扩大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美国的国内公共经济政策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推动政府瘦身，在政府管理中引进企业管理的方法。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金融服务、电子信息、军工与航天、文化产业、高等教育和大众餐饮娱乐业。 二、美国公共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在20世纪之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并非如今的面目，多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面部分的回顾，应该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经济政策的变迁较为清晰地演绎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美国的经济组织形式、重点产业和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达到了高度的协调。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并没有为我们奉献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经过了选择的经济学，我们从中无法得知国家利益是否存在、是否需要维护以及如何维护。 (二)国际经济的主导权与纵向竞争优势。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推祟，使得我们忽视了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主导权，迷失了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丧失了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敏感性。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分工中，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主要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分享的利润份额却与之不成比例。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封锁、品牌的占有和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保证了他们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多的利润。目前的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以纵向竞争为主，即占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末位的国家进行竞争。在这样的市场开放与经济自由下，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就是维持和扩大其纵向竞争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横向竞争中为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战略产业的选择，突破在纵向竞争中位居下游的困境。 三、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 (一)传播与传承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文化产品绝非只具有商业消费效用，还具有传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巨大便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强势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文化与核心价值，可以彻底征服弱势国家，从而通过“锦标赛式纵向竞争”在世界上形成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产业主导国而言，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向弱势国家传播其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为在弱势国家谋求长远的利益奠定社会心理基础，诱导其国民的行为和偏好，配合主导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最终服务于主导国的国家利益。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而言，则可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挖掘和传播民族文化，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与主权。 (二)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现有的关于国际经济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基于经济技术实力的异化的或不自愿的分工，弱势一方往往以自然生态、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不自愿地参与这场分工。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即使两国分别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也存在着占优势的一方，双方的合作博弈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总体利益。但是，如果占优势一方进行不合作博弈，被动的还是产业技术层次低、可替代性强的一方。 从文化产业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命题而言，其原因主要是：文化产业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它是内容产业，是表达和传递特定文化符号的、以产业化方式使这种文化符号传播方式实现规模化、大众化和自主化的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每个国家都具有可以产业化的文化资源、容易具备独立的文化产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体系，从而容易掌握文化产业主导权。这是因为，文化产业生产技术的国际纵向分工可以被打破，国家可以避免在国际纵向产业分工中丧失主导权，主导国可以自成体系地进行文化生产从而在国际上形成多元文化产业中心。根本原因是，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产品的形态和效用也是多元的。 (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传统的产业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因此，它追求的是通过理性地组织人力、技术、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毫不吝啬地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被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本国自然生态的破坏，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正由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迫以较多的资源投入和较少的收益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同时也承担发达国家转嫁的社会风险。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是：它的生产资源往往是自然的、可以重复利用的，如旅游资源、历史剧作题材和作家的写作能力；它的生产资源往往属于环境友好型，如娱乐演出业；它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以人为本。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是人，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和技术，生产过程的异化程度极低；文化产业的消费和传播具有低成本和低能耗性，如娱乐节目的传播主要靠卫星信号，书籍、音像制品的复制成本极低，不需要重复性投入大量资源；文化产业是大众消费型产业，消费的外部性强，方便政府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成体系的产业技术在这一新兴产业中有所作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将不再赘述我国文化资源禀赋和竞争力的现状，而是根据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阐述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一)中央政府发挥总体调控作用。由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积累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雄厚的资本实力。因此，为了赢得竞争机会，我们无法完全根据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原则使文化企业从小到大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我们可以在现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升级和改造，将其培育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具备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领航者。同时，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站在维护文化主权和安全的高度，对文化产业进行总体调控，制定发展战略，引导和规范文化企业自觉地实现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维持产业型和事业型文化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二)实施“内部市场互补与外部市场纵向竞争”的策略。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奉行横向竞争会造成文化生产资源的浪费，相反，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或特色进行市场互补可以在维护区域文化产业特色的同时节约核心文化资源，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实现这一安排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生产主体进行利益整合，抑制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侵蚀。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则坚持以纵向竞争为主，通过打造文化产业品牌，提炼产品特色等手段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避免在横向竞争中耗费巨大的资源而仅仅获取微薄的利润，力争通过占领市场制高点分享纵向竞争力增强带来的利益。 (三)地方政府围绕文化资源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因此，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互补性产业分工，合理延长文化产业链，防止横向竞争。这就需要政府根据总体利益原则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诱导他们根据区域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目前，湖南选择了借助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重点发展现代出版业和传媒业，云南根据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重点发展县域文化产业，深圳根据创意人力资源丰富和资本实力强的优势重点发展动漫画产业和高科技文化产业，这些都是理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战略既有助于避免资源内耗，又有助于维护我国文化产业的多元特色，还能充分发挥范围经济效应，优化对国际文化产业消费者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出现了“文化政绩工程”热，其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找到了新的政绩工程增长点。从事文化政绩工程建设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负面影响不容易暴露。因此，需要上级政府和本级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监督，促使地方政府将有限的文化产业资源切实用于提高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上。 (四)地方政府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品牌建设是市场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和赚取超额利润的关键，而技术创新是提高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的基础。现代文化产业生产的复杂性、文化企业间竞争的激烈性，使得单个市场主体难以独自进行自主创新，容易选择忽视长远发展战略，通过低水平复制和降低生产成本开展横向竞争，最终沦为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的初级产品提供者。因此，地方政府应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市场主体提供融资、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减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可以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设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模拟市场机制选取具有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潜力的市场主体，并提供创新支持，在政府和企业间建立收益和风险共享机制，帮助有潜力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创新.为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提高纵向竞争力奠定基础。 五、结束语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察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公共经济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浅析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探讨 摘要：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于加强公共管理和改善民生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积极作用 民生问题是我国政府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政府当前最关注的问题，改善不仅仅关系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同时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繁荣。因此，总理明确提出了民生工作是当前的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府公共管理承担着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制定公共政策等重要职能，因此在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本文简单探讨了加强公共课经济管理和改善民生的关系。 一、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公共经济管理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保障社会公民的利益，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在2010年，我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收入分配不够合理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对于我国的国计民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民生需求的实现。民生内涵和领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生不仅仅是过去温饱问题和住房问题，已经拓展到了基本生存要求之外，包括了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和产品需求，改善民生成为真正实现人民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和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共经济管理承担着庞大的公共产品服务，管理着庞大公共事务，所以对于民生改善有着巨大的影响，加强公共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加强公共管理和改善民生的关系研究 1　公共产品是改善人们生活的基础 公共经济管理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0年，GDP增长超过了10％，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基本生存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国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然而这些公共品的供应却因为体制和管理等原因，难以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缺口。 由于政府是我国目前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社会福利的主体，政府向社会直接或间接的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够保证人们的公共产品品种、质量，极大满足人们的公共产品需求，从而成为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一直困扰广大农村群众的重要问题。所以，给广大农民和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提供福利和社保就依靠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2　促进社会公平是改善民生的先决条件 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能是协调公共事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是公共资源配置的一个体现，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的，公平被摆在次要的地位，只有发挥公共经济管理的作用，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才能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生的改善。我国的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公共经济管理相对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甚至在一些比如医疗卫生等重要的公共领域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市场化的色彩，没有把解决卫生服务公平性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而一味强调全民共同承担健康责任，试图通过市场解决医疗卫生问题，这样就导致了广大收入过低的人民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无法实现医疗事业的公平性。市场不能代替政府公共经济管理的地位，政府要在公共事业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够有效改善民生。 3　公共经济管理制度法制化是改善民生的法制保障 我国民生问题主要是供给不足造成的，这就需要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压缩非公共品的支出，将“服务投资性财政”转变成为“公共服务性财政”，加大公共民生领域的产品投入，使财政支出以改善民生为宗旨，建立有效的财政支出体系，改善财政结构，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公共产品的有力资金保障。 同时，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从制度角度保证改善民生落实和有效执行，为提高公共经济管理提供有效地制度保证，将公共经济管理活动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来，对公共经济管理过程及机构的权限予以规范，使整个公共经济管理活动有法可依，使人们能够形成良性预期，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的利益得到尊重和保护。 三、结论 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要积极研究二者的关系，并且从此角度，审视加强公共管理的方向。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定义 公共部门经济学，又称政府经济学，它是由(公共)财政学发展而来的。在有些学者眼里，(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同一个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在另一些学者眼里，它们是同一个研究领域的不同名称。公共部门的核心部分是政府，所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也被称为“政府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是既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构成公共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当前，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是我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既年青，又古老。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西方诞生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前身是财政学，而财政学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财政学的诞生，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问世作为标志。在该书中，斯密论述了财政学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认为，国家职能是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个人不受侵犯和压迫，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与之相对应，国家的主要财政支出包括国防费、司法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等；而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就必须有财政收入。后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财政学都深受斯密思想的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学一直是在斯密的思想框架下发展的。 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革命及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为财政学提供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基础，并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对政府经济活动的研究。1936年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一书的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使得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由欧洲大陆学者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改造过的新财政观(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经济理论等)进入英美财政学者的视野，并使英美的财政学发展逐渐转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财政学最终实现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959年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1964年科尔姆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论》和1965年约翰森的《公共经济学》三本书的出版。此后，财政学的教科书多以“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为名；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教科书以 “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the PublicSector)命名。应该说，“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这两个名称并没有在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是作者使用的习惯上的问题。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公共部门经济学更突出公共经济学的行为主体。 从“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学科名称的变化，而是财政学研究重心、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方法的变化，即研究重心从过去只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转变到研究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问题；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变化则表现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为公共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与技术。同时，这种学科范式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政府管理活动的变化了。 近三四十年来，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丰硕。它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视角不断转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仍对政府及其经济活动是完全信任的；而到了八十年代，让公共部门退出经济领域的呼声高涨。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都不是万能的，它们都会失灵，因而单靠市场或单靠政府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离不开一个高效政府的支持。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分析方法或工具的突破取得的。彼得・M・杰克逊说：“……经济学家解决本学科内各种问题的能力与本学科内其他理论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那么，什么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是：“公共经济学是关于公共经济的研究，即研究那些并非纯属市场、并非纯属住户或厂商之间的关系的经济问题，侧重于逻辑(科学)分析以及论理规范问题。”而布朗、杰克逊则看来，“公共部门经济学考察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如个人、家庭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学科，涉及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公共部门和公共物品。人们习惯将经济领域划分为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公共部门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广义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以及各种不同组织的公共层面：狭义公共部门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依据政府决策产生的机构和部门，是最纯粹的公共部门。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除政府机构外，还存在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机构等“准公共部门”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但因其具有鲜明的“公共”特性，也将其归入公共部门之中。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基本职能概括为提供公共物品，因而公共物品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关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等内容都是围绕公共物品理论而展开的：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物品供应而提供费用；税收是人们享受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 什么是公共物品?斯蒂格利茨说：“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说：“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些物品的积极性。” 公共物品有各种不同类型。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商品，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以萨缪尔森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 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德姆塞茨和戈尔丁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例如，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入口处可以设置收费站，因此高速公路可以通过私人投资、私人收费的方式来兴建。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公共部门经济学关于个人行为动机以及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一般经济学一样，采用“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按照该假设，个人无论是处于什么地位，其本性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极大化个人的效用作为最基本的动机；或者说，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理性原则，即做出个人决策时经过仔细的计算和分析，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 布坎南认为，“经济人”假说是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伟大贡献”；正是亚当・斯密将具有利己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称为“经济人”或交易者。他们的伟大发现是，只要有适当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个人追逐他们自己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地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后来的经济学家用这个假设去分析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并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的作用。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关于人类动机的这种特别的假设建立起一门作为实证性社会科学学科的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假定公共部门中的个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并且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多元函数(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有多个变量(财产、权力、名誉、闲暇等)；它假定社会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个体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偏好也会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它假定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测的困难以及人类活动或行为的范围有限等因素，使得全面理性(纯粹理性)在实际中不存在；人类决策行为所依赖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全面理性或纯粹理性，由于受能力、信息、时间、知识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只能在有限的且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从事决策；它还假定人的行为有机会主义倾向。 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学重要流派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对公共部门及政治领域和集体选择过程的分析。依照这种假设，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或价值既可以是财富、商品、收入，也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友谊、慈善、和平、安宁等精神因素)。布坎南和塔洛克说：“经济学的探究方法假定，无论在市场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要求一个个体的人牺牲其他人以增强自己的效用。这种方法把政治活动表现为一个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面都互有收获。”公共选择学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有代表性的或者普通的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都是以同样的普遍价值尺度为基础而行动的”。 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荷兰学者汉斯・范登・德尔和本・范・韦尔瑟芬在《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福利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一个团体中的个人的共同福利(共同福利包括由经济所决定的团体的幸福)，它包含三种因素：(1)各种条件的公式化约束；(2)关于以上条件如何被团体中的机构加以实现的研究；(3)对于现存的团体机构的贡献及现存的团体福利政策的批判性评价。福利经济学不仅关心公共政策(政治)对于社会价值的分配，而且关注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问题，从稀缺性方面观察社会价值的分配。帕累托、巴罗、兰格、丁伯根和鲍莫尔等福利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一是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的条件下定义；二是关于一个经济(秩序)的组织如何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围绕“共同利益问题”、“公共分配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构建起来的，在关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关注在其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即社会福利问题。尽管有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在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大量使用“效用”、“效用函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及“社会福利函数”等等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术语。福利经济学还是对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分析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从抽象的角度来说，主要讨论的是社会选择标准的界定、收入的再分配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福利经济学利用这种标准来评价以不同制度(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便确认最理想经济的学科。”福利经济学的框架是建立在社会选择标准的基础之上，这包括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满足这项原则的必要条件，公平理论及实施的原则，社会福利函数及各个学派的公式，社会最优选择等。 公共部门经济学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政府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从微观经济层次角度，对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收入不公平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提高政策运行效率，由政府针对市场中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制定微观经济政策，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从宏观经济层次的角度，在封闭的经济中，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开放的经济中，政府通过对货币及汇率制度进行国际标准化的管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微观经济学考察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和公司在市场中的行为(而宏观经济学研究总体或集合经济并检查如通货膨胀和失业一类的政策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们在某个市场上的相互交易；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作为消费者的单个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单个厂商、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完成交易的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将经济行为的基本主体分为两大类：个人和企业。个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才能)的所有者；企业即生产单位，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微观经济学研究这些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在一系列既定的假设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中，通过价格机制，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并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 微观经济学框架即通过对微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的政策途径。这一框架由以下理论构成：消费者行为理论，均衡价格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理，一般均衡理论等。这些理论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可以直接使用的分析工具。 “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公共部门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 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公共部门经济学家根据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运用演绎法和数学模型，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解决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灵”，使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讨论政府的微观行为。其中包括估算政府制定政策的机会成本与沉淀成本，及取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指导其他微观主体的社会行为等等。微观经济学是使公共问题的争论转化为实证分析的有效途径，目的在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问题严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表现，主要包括政府主体的缺陷、民营化导致公共利益流失、民主制度不完善和公共行政监督缺位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矫正公共性偏失的政策建议，如规范政府主体职能、发展协作管理、完善公民参与和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等，以期为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改进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 偏失 矫正 在我国，政府在经济市场上的主要职能是，从社会经济生活宏观的角度，履行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职能，这其中包括收入分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政府资源配置、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对公共经济管理方法不断改革和创新，使得我国政府的公共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经济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高，产业结构升级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政府行使公共经济管理主体职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公共经济管理概述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性学科，还必须有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所以多年来学者对于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存在颇多的争议。在国外，例如斯蒂格利茨、汤尼森等知名学者，都是从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职能方面进行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这不仅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还从根本上革新了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这也对公共经济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黄恒学教授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将公共经济管理界定为公共部门与公共经济的三大关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要素和过程，公共部门与市场关系模式的选择。具体来说就是公共经济主体为实现公共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对公共经济三大关系进行计划、预测、决策、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和监督的过程。 （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体现 第一，公共经济管理价值观的公正性。和一般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公共经济管理的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在平等、公平、民主等方面，更加注重民众的参与、社会公平及承担为民众谋福利的责任。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以经济、效率等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不可否认，效率的确是评价一项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成本收益比率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种经济行为的有效性，但这些也无法撼动公共性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和内涵所在。 第二，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公共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在前文讨论市场失灵时，虽然市场中私人部门无法提供适量公共物品、无法自发地组织起来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部门不能涉足这些领域。只要通过政府主体合理地协调、控制、组织与监督，这些私人部门也完全可以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来。因而，在新公共管理视角下，除了政府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各国政府、国际公共经济组织、私人企业等，都可以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政府主体则在其中担当协调、组织、控制的引导角色，为公共经济管理指出正确的方向。 第三，公共经济管理手段和过程的公共性。前文已经介绍过，公共经济管理是对三大关系进行计划、预测、决策、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和监督的过程，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上。公共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委托给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执行的一种权力，而公共政策就是公共部门为了实现一系列具体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继而通过公共权力强制实施以达到这一系列目标的过程。从公共权力的来源上讲，公共经济管理就是一个实施民意共同管理的过程，政府执行其公共权力必须广泛吸纳社会参与和监督，应该听到不同群体的声音，协调平衡各群体间的利益分配，然后通过这些群体对公共经济管理过程实施充分的监督。 第四，公共经济管理对象的公正性。公共经济管理的三大关系中，其服务对象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并不是特定的集团或个人。公共经济管理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公众共同追求的利益，这是公共经济管理的最基本导向。所以，公共经济管理对象的公共性也是公共性重要的一种表现。 第五，公共经济管理结果的公共性。公共经济管理的结果是指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最后产出，例如基础设施使用、受教育活动参与、绿色的环境、丰富的文化思想等。这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利益，不是为某些集体独享的，而是所有人可以享有的、无偿的公共利益增加，是社会公众所共同享有的成果。这种结果的公共性是公共经济管理活动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一）政府主体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体公共经济管理价值观的异化。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管理中，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追求3E目标（即经济、效率、效益）。而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是公平性而非效率或价值最大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保证公平性兼顾效率的原则。这种追求效率的新主张就导致了政府主体在决策选择上产生了向效率的倾斜。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异化必然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第二，政府主体的自利性行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个人不管是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包括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同样都是理性自利的人。即，政府同样也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那么他在产生决策和行为上必然会存在一种自利倾向，这种理性的自利行为就必然会导致寻租及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与道德标准的瓦解。这种行为严重了损害了公共经济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性取向。 第三，政府失灵。前文提到市场失灵需要非市场力量的干涉与矫正，但是政府也会产生失灵的现象。因为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这就切断了利润的约束和成本的约束，这种关系的断裂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失灵就意味着公共经济管理的无效。 （二）不正当民营化导致公共利益流失 民营化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经济管理的一种主要方式。民营化的本意为了引入市场机制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经济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确，这种改革在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不正当民营化却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流失，其中包括民营化的腐败和垄断问题、公共责任问题等。 （三）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民参与度低 虽然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实际上在具体实施环节仍有不完善的地方。人大代表推选时候选人的提出缺乏充分民主，选民罢免本选举单位选出的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罢免国家机关领导人的程序仍无法落实，行政机关公共权力范围过大、滥用和运行状况不透明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我国民主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仍然主要以党和国家为核心来运作，即由国家向公民单向性运行，公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国家公共管理决策的人民参与度还远远不够。 （四）公共行政监督缺位 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而我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政治体制的过度集权化使得监督失去了必备的外部民主环境，所谓的“监督”基本上处于废弛状态。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庞大而杂乱，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也较低。上述迹象表明公共行政监督缺位，无法保证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体现。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矫正 （一）规范政府主体职能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针对公共经济管理价值观异化的问题，政府主体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管理过程中坚持“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原则，坚持不放弃以效率来作为考核管理行为的指标，但也不能逾越公共性作为公共经济管理核心价值观的地位。 第二，要树立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公共经济管理是为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服务的，追求的目标也是全社会总效益。简单地说，公共经济管理是一种以社会公众为受益对象的服务。政府主体必须树立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宗旨，让公众满意。 第三，合理界定政府主体的职责范围。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政府主体职能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政府现在的角色是规则的制定者、权力的分配者。所以政府应该注重方向上的引导，从宏观上加强公共经济管理的制度体系和法治、法规建设。 第四，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增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律约束。针对政府公职人员在执行管理行为中的寻租与腐败现象，首先内部应该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通过道德准则来督促公职人员合理的运用其公共权力，不做逾越其权力的事。另外，也要完善公职人员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让公职人员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依法行政，合理行使公共权力。 （二）培养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主体并发展协作管理 虽然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引入了其他组织形式，但这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往往涉及政府不同组织部门、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主体。而多方主体的参与，也能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所以应该培养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主体，努力发展协作性公共经济管理，这也是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应该加强政府主体的协调控制作用，引导其他主体理性管理，尽量避免社会公共利益的流失。 （三）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对公共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与评估，就必然会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这就要求社会大众都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来。针对公共经济管理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制度，社会公众运用适当的监督手段，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公共性、合法性、有效性等进行监督，针对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政策偏差和执行失误积极进行反馈和矫正，保证政策和管理行为的有序有效进行，保护公众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公民参与式国家。同时，必须从法律上保证这种公民参与制度的有效性，有法可依、有规可据是监督工作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四）强化公民意识教育 公共管理公共性意识的承载者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因此，进行合格公民的公民意识教育是使公民自觉形成公共意识和维护公共性的有效途径。这种公民意识教育包括道德和法律方面。首先，道德上要培养公民健全的人格特质，强调一种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其次，法律上通过立法保证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权力，传授公民政治经济知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技能。通过这种公民意识的培养，促使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公共性是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但目前我国公共经济管理中很多方面公共性都有偏失。笔者首先分析了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表现，主要包括政府主体的缺陷、民营化导致公共利益流失、民主制度不完善和公共行政监督缺位等方面。继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矫正公共性偏失的政策建议，如规范化政府主体职能、发展协作管理、完善公民参与和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等，以期改进我国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之我见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逐渐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我国党及政府一直将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及任务。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同改善民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对改善民生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相关人员应重点关注对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不断增强管理水平及能力。本文简要探讨了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意义及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更好的提高公共经济管理质量，为百姓做好服务工作。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 改善民生 关系 民生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宣公十二年》，里面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现代民生指的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及生活情况，及民众的根本发展能力、根本发展机会及根本权益等。民生的问题一直是我党及政府现今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政府当前最关键的事情。改善民生不但同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基本权利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的繁荣与国家的稳定。所以，总书记在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将民生工作作为现今政府工作的第一任务。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用品、拟定管理条例等职责，在改善民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简要探讨了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供相关人士参考。 一、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我国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宗旨及根本在于保证民众的基本权利及基本收益，确保公平公正的分配资源。但是，想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以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为基础。在开展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展现市场对资源调配的作用。另外，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部门还要对社会中的每名成员负责，全面掌握及合理利用相应的资源及权利。例如：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民众提供服务等。进而确保资源合理分配，管理规范化，更好的实现改善民生的任务。 现今，人们具备较强的民生认识，这对于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来讲是一种好的情况，能够进一步推动管理的发展。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为百姓提供服务、公共商品及拟定相关政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民生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不仅包含了基础的生存条件，同时还包含了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服务等内容。在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基础上，资源都能够合理、公平的进行分配，维护了民众的基本利益及社会的稳定性，从而将改善民生的思想落到实处。对于民生的要求，相关部门应制定科学的预算体系，增强资金使用率，确保收入合法，创建全面的监督机构，从而更好的为民众服务。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 公共的经济管理工作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对人们的基本生活产生影响，而改善民众的基本生活就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因为民生思想的创建工程范围较广，资金的使用率同民众的利益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相关责任部门应采用更为周密、高效的处理方法，提高对民生资金的动向监督就管理。想要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就应就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 （1）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协调的关系。假如在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没有清晰的责任主体，就可能造成相关负责人滥用职权，缩减公共部门的财政收益，让公共经济资源不能合理、平等的分配。因此，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应用市场的调节功能，创建科学方法对市场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另外，为了确保公共资源可以高效运转，还应创建相应的市场体制，利用对经济管理部门中财务进行衡量，提高资金使用率，防止因部门人员徇私舞弊而出现的问题，更好的对民生进行改善。 （2）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影响的关系。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增强，民众对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然而，因为民众对卫生、医疗、利益、教育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共经济资源可以为人们要求提供的服务及商品就出现了紧缺情况。因此，假如公共经济的管理服务人员工作效率较低，就会对公共管理效率及财政效率造成直接影响，严重的甚至影响到资源的补给方面。如果人们在公共商品及服务无法达到标准时，就可能出现负面的舆论及危害，进而影响公共经济管理部门的信誉度。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及人员应正确认识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提高效率，确保把民众的需求落实到位，从而增强改善民生的工作。 （3）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保障的关系。我国现今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及教育等民生工作一般还是由政府出资来补助。例如：减免税收、提供津贴补助等。这些工作的服务及生产同公共管理的资金支出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公共经济的管理部门凭借对管理标准的不断完善，预算支出等方法对市场形成刺激，再激励个人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而保证人们对公共品的要求得到满足。然而，只利用刺激市场的方法并不可以全面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由于市场在分配资源时存在盲目性及功利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就可能导致公共资源分配出现矛盾。所以，相关部门应增强对市场分配资源的管理工作，确保商品供给数量充实、分配平等，才可以对盲目性导致的隐患进行处理，保证分配资源的合理性及公平性，将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真正为民众做实事，谋福利。 （4）创建全面的公共经济管理标准。我国政府想要对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进行增强，首先就应创建规范、全面的管理标准，将现存的管理制度进行优化，把财政支出的方法进行科学调整，降低非公共经济支出。相关部门应把工作的重点投入到处理当前同民众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上，重点关注民生领域，增强公共产品的质量及利用率，切实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 （5）将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同法制化相连接。常言道“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我国是一个法制化国家，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也需要同相关法律相连接。公共管理人员可以说是公共的人，这种的方法把工作人员的自身同相关权利进行连接。那么，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人员应切实为民众做事，对民众负责。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首先要将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把诚信的确立同法制化进行联系，利用对经济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标准，保证工作可以全面、顺利开展，同时也让整个管理过程有法可依。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坚持法制观念，确保改善民生工作的合理性及公平性，为改善民生提供法律基础，更好的满足百姓的需求，为民众服务。 三、总结 总而言之，改善民生是我党及人民现今最为关注的事情。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观念所包含的范围也逐渐增加，公共经济管理在对改善民生进行作用时也应不断进行调整，紧跟时代步伐，想民众之所想，确保公共服务同公共补给不发生间断。另外，相关部门还应增强管理人员的道德素养及法律常识，进而不断增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相关政府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时也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对相关标准进行完善，确保将改善民生工作落实到位。因此，对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值得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事情。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论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关系 摘要：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经济建设，对于人民来说，经济是物质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 物质生活才能够更好实现。而经济发展是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人民力量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没有人民就没有经济发展。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利用经济来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当人民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和政府就要返利于人民，在更大程度地解决民生问题。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人民；民生关系 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一直坚守着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我国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改善民生是维护国家和平的保证，只有国家内部和平了，国家才会团结、友爱。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迎难而上，共同前进，人民的凝聚力就越来越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关系内涵 公共经济管理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公共经济管理，都对民生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公共经济管理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是因为它所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民生关系的重点在于一个“民”字自，它的主体是民生。民生关系的主体是民生，民生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日常所说的民生关系、民生问题其实是狭义的民生，民生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衣食住行，因为一个人的生理需求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广义的民生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民生关系关乎每个人的生存利益和现实发展，是群众在创造经济时会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需要重视和实现的问题。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关系的作用 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关系的具体作用如下： （一）公共经济管理对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分配有着重要作用 简单来说，政府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可对社会利益、责任、义务等因素进行平衡分配，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性。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百姓福利，实现社会的平衡分配。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总财富数值增加越多，社会分配的平衡性就越是存在偏差，这一现象现已受到了我国广泛民众的关注。为了能更好的完成社会平衡分配任务，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各种坚持“全民共享”“改善民生”原则的惠民政策，将提供公共产品设定为政府主要任务，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来指导工作，更快更好的实现了政府公共经济管理。财政方面，政府逐渐拉低了建设财政的支出比例，增加了社会性服务财政的支出比例，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这一系列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二）公共经济管理能为民生需求的实现提供帮助 “民生”这一词语的内涵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过去人们对“民生”的解释无非是公民的衣食住行，而在今天，“民生”的涵义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包括了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这一变化意味着公民需求在不断扩大，政府如果要管理民众、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先满足民生需求。从政府、民众、民众需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要在真正意义上保持三者之间关系的稳定，还要引进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我们此处探讨的公共经济管理。政府通过管理公共经济来对社会进行公平分配，从而满足民众的需求，而民众的需求一旦满足，民众便能在社会中保持安分。所以我们说，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是民生需求的实现，能为实现民生需求提供辅助力量。 三、公共经济管理问题分析 （一）贫富差距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那么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况就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心理反应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发生，从而阻碍民生工程的实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人依靠勤劳和勇敢迅速富裕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则在生活线上挣扎。所以，社会上有仇富现象的发生，如人们对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不实言论以及打砸抢烧名贵车辆，都展示了人们的不健康心理。过大的贫富差距对于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极其明显的，我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比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快速许多。若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将会导致每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一，民生关系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极其明显的，这会造成农村人口的锐减，城市人口呈现爆炸性增长，如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等民生关系受到不良影响。 （二）就业问题 一些地方在公共经济管理中，没有做好增加就业、减少失业这项民生工作。我国每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处于上升状态，公共经济管理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予这些人群。大学生是知识丰富的人群，如果这样的群体都不能很好地就业，不能把所学习的知识才干发挥在工作之中，这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损失。就业问题不仅包括初次就业，还包括失业再就业问题，如何安顿失业人群是公共经济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人们在失业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及时找到工作，迫于生活问题他们很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自己的价值，还威胁到了社会和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民生关系来说更是一种挑战。 （三）医疗、住房保障问题 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在医疗保障方面做得不够好，民生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如大病、重病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在医疗制度中，体制也不够健全。医患关系的紧张与不健全的医疗保障脱离不了关系。其实，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若想在公共经济管理中一次性地发展好这N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公共经济管理不加强医疗保障民生关系的建设，以后还会有许多医患麻烦。住房保障是民生关系中容易爆发问题的一个点。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多及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城市都存在住房保障民生关系问题，一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白天在工地或者街道干活，晚上睡在天桥底下。有些城市白领工作人员租住小房子，简称蜗居、蚁族。这都是因为没有住房保障，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也说明公共经济管理没有做好住房保障的民生工作，造成民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四、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关系的措施 为了更好地完善相应的民生改善工作，政府一定要加强对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进而提出有效的措施。 （一） 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此时就需要政府加强对经济的调节与市场监管，进而重视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工作的全面展开，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转变要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并且明_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要将公共资源更加倾向于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进而加强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 （二） 加强公共政策公平性建设 政府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最为直接和主要的方式就是建立相应的公共政策。在加强以及保证公共政策公平性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建立并且完善相关政策决策和监督机制，利用相关制度政策监督保证民生政策的落实。事实上，主要就是尽量使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调研、执行、决策以及监督这四个环节进行有效地区分，进而利用相关政策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三） 加强各级政府对公共经济事务管理 为了确保民生工作的顺利发展，一定要加强各级政府对公共经济事务管理责权的合理划分，明确中央以及地方的经济调节、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四）重视公共经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 改善民生的问题一般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政府在开展相关管理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考虑，加强政府财政公开制度的推广，在进行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领域设计与决策的时候，一定要积极倾听人民群众的建议，建立相应的信息平台，利用媒体渠道发表一些看法，在进行民生决策的时候，加强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讨论，进而充分了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需求与关系，真正实现全面改善民生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五、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共经济管理，社会公共经济管理也是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经济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累积的问题，因此，不可妄图一次性解决。要想解决民生问题，但从政府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调查走访中，找到老百姓的核心痛点，在这基础上，才可以真正有效地改善民生，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环境。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 [摘 要]本文分析了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对民生关系的改善，并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建议，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民生关系；改善 1 公共经济管理推动对民生关系的优化 1.1 公共经济管理对于协调民生关系有利。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是优化民生，它的终极目标是达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以提升人们生活水准。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和它有关的民生问题显得尤其显著，所以，公共经济对民生的投入持续增大，像渐渐增大的财政投入，持续完善的每一种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种类的丰富、制度的创新等，各级政府通过公共经济管理渐渐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让经济发展增速和民生发展相符合，高效处理每一种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发挥了协调民生关系的效用。 1.2 公共经济管理推动民生需求的飞速实现。自民生的内涵而言，民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民生说的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就是和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广义的民生，不仅有社会保障，也包含就业、医疗、生育、教育等很多层面，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这些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如果想达成“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每一级政府必须要沉下心来，深入群众，实地调研，找准群众的正常需要所在，掌握民意、民情，一层面抓经济建设不放松，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另一层面使公共产品持续满足人们需要，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红利与国家经济发展红利，进而从本质上处理社会保障问题，给民众办实事、谋福利，达成社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的目的。 1.3 公共经济管理利用协调政府财政支出达成高效的市场配置。伴随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每一级政府在医疗、社保、教育等层面强化财政补助，为弥补民生所需资金缺口，公共财政支出产生了一些问题。关键表现在资金配置简单化，效果没有发挥出来。在高效的公共经济管理介入之后，不仅推动了公共产品的科学分配，与此同时，作为决策，把财政预算高效刺激经济发展，达成了有效的市场配置。 1.4 公共经济管理平衡贫富差距。自我国当前状况而言，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准持续提升，但是另一层面，在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下，我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仍然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人仍处在生活线上，和快速致富的阶层产生了相当大的差距，再加上城乡差距巨大，进而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有些人出现了仇富心理，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大家都知道，贫富差距致使社会两极分化，但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城镇化进程，致使农村人口快速减弱，城市人口飞速增大，构成环大城市的都市圈，广大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的条件和城市差距持续增大，增加了城乡矛盾。城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的一连串社会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利用公共经济管理的适度干预。 1.5 公共经济管理推动就业。目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公共经济管理的关键职责即为尽量的提供就业岗位。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的就业压力非常大，虽然运用很多的策略甚至立法以推动就业，也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实际上来说个别地方政府并没有完全实现降低失业率，推动就业的民生工程。虽然每一个地方政府均推出了很多推动就业与创业的优惠政策，但是因为宣传不足，加上沟通平台与方式有限，最后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假如广大的大学毕业生不能科学就业，所学到知识应用不到社实践当中，对学生、对社会均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还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稳定。所以，怎样飞速高效的处理就业问题，便成了公共经济管理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要想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依仗公共经济管理手段。 1.6 公共经济管理在医疗、住房保障层面的效用。目前，医疗资源分配相当不平衡，大批量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部分大城市，基础医疗条件薄弱，致使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非常明显，大病、重病医疗保障体制有待优化，医疗体制也不太完善，医患矛盾持续升级。所以说，公共经济管理在这层面发挥的效用有限。怎样强化医疗保障，怎样从本质上处理医患矛盾，是摆在公共经济管理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是要想处理这个问题不能着急，其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每一级政府持续创新机制，系统解决。与此同时，在民生关系当中，极易爆发问题的另一个点即为住房保障。目前，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再加上二胎政策的全方位放开，新增人口持续提高，城市住房的需求日益增大，供需矛盾加大。当前，我国显著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房价太高，和居民收入十分不符，增长太快，民众购买力有限，再加上租房成本太高，社会保障房与廉租房供应不足，少数城市低收入人群与广大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买房、租房，住房条件相对恶劣，需要各级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完全注重住房保障工作，利用公共经济管理手段使安居乐业。 2 改善民生的意见 2.1 用公共经济管理方式强化住房、医疗等根本的社会保障。 2.1.1 为了达成老百姓的安居梦，必须更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体制，不仅要增加财政投入，提升住房改革进程的速度，而且必须加大房价的调控力度，改革住房公积金体制，完善廉租房制度与城市棚户区改造，实实在在的保护老百姓的住房利益。除此之外，在医疗保障层面，必须积极探索制度创新，运用灵活多样的保障手段，扩大医保覆盖范畴，进一步确认医疗保障主体，逐渐处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快速推动医保全国联网，切实处理异地看病、住院、购药的具体问题，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扩大基层医疗的范畴与区域。进一步规范养老保险体制，加强医疗保险管理，改革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体制的配套。 2.2 采运用多种手段处理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我国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但是在具体实施当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像创业扶持政策不太细化、交流信息平台透明度欠缺，为了进一步未完善民生关系，则必须运用多种多言的手段处理就业问题，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进一步优化创业园区、科技孵化园区建设，健全大学内部的大学生创业基地、校外实习基地、校企合作机制等。 2.3 减少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每一级政府必须执行税收减免政策，进一步健全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范畴、主体、期限、税率机制等。于农民而言，政府必须调控粮食的收购价格同严谨的标准与执行程序，适度的调控市场经济，利用税收政策给予农民科学的补贴，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医疗、住房、租房、子女入学、户籍等问题妥善处理，对闲置耕地开展科学利用，对农村闲散劳动力科学安排，进而让农民渐渐富起来。与此同时，必须按照各自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进一步减少城乡差距，最终优化民生。 3 结语 总而言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经济管理得到了长足发展。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满足民生需要拥有很大是推动意义。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 【摘 要】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共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随着经济与社会不断的发展，公共经济管理也在朝着新的方向进步。公共性偏失是公共经济管理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其中民主制度不完善、政府主体缺陷和民营化制度缺失，在行政管理监督方面尤为凸显。根据不同的问题制定不同的解决措施，总结出解决公共性偏失的高效解决方案，规范政府的主体职能和协作管理，推动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性 偏失与矫正 民主制度 公民 一、概述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由多门学科共同交叉相汇的综合性学科，其中包含了政治学学科、经济管理学和经济学，其中还不同的融汇了法学和社会伦理学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了整体的分析，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公共经济管理在概念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在整体的经济管理职能方面是一致的。早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曾经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并且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理念，为公共经济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共经济管理体现出一定的公正性，公共经济管理不会片面的追求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而是纵观全局去实现经济行为的平等公平性。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注重广大民众的积极参加，创建起一个新的公共经济管理体系，可以更加有效准确地去制定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公共经济管理体系经常会引入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市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失灵的状态，市场中的一些私人部门是]有条件提供公共物品，而无法为社会创造一些福利条件。公共经济管理在新的视角下，除了一些政府组织和国际公共经济组织，都可以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主题，并且很好的去协调控制一些主体角色。通过不断去健全公共经济管理体系，推动国际公共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公共企业管理组织部门当中存在着一些偏失，需要及时的加以整改，同时还需要健全政府的主体职能，公共经济管理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只有每个部门都对自己的职能加以整改和细化，才可以更好地去推动公共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1. 政府主体的缺陷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存在着一定的偏失，政府在主体位置存在着系统缺陷，政府主体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价值观逐渐出现异化，公共管理中逐渐引入新的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管理体系中，逐渐达到经济、效益和效率三个总体目标，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是公平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偏移。公共经济管理的价值观首先要保证公平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追求效率，从而推动政府主体高效的选择效率倾斜，这种公共经济管理核心价值观的偏移异化，逐渐会导致公共经济向错误的方向发展。随着政府主体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政府会出现自利性行为，也就是说当经济利益摆在面前时，政府会优先选择利于自己的经济行为。制定一些考核体系去考核经济管理的行为，提高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树立高尚的服务理念，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服务。长此以往政府的公共形象，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最终都会导致出现腐败的行为发生，此外政府符合经济人假设，所以必将会在日后的经济决策中出现自利倾向。 政府决策失灵也是公共经济管理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如果在公共经济管理决策中赋予政府过多的权利和职责，势必会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矫正过度，最终也会导致政府失灵现象发生。公共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利润，随着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发生，就势必会导致政府管理出现断裂。我国的政治主体也出现了许多的缺失，在政治有决策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存在着玩弄权力的现象，过度的控制权力自然就会演变到滥用权力。 2. 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民参与度低 我国在公共经济管理制度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仍然会存在着一些消息闭塞和民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在公共经济管理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在推选人大代表时会出现一些民主失和现象，这个最终就会出现人民参与度低。选民罢免本选举单位选出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罢免国家机关领导人的程序仍然无法落实，这就导致在公共经济管理的初期，官员选用方面运行状况不透明。我国的公共经济管理仍然是以党和国家为核心来运转，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要是被动的承受者，所以公共管理决策中人民的参与程度远远不够。我国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直接导致了人民对于一些公共决策参与率较低，政府所做出的一些决策不能够满足公民的需求。首先我们应该健全民主制度，提高公民参与一些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决策，推动我国公共经济与管理的快速发展。国家执行力度过于单向行运行，公民在被动的接受过程中不能够理解政策的具体含义，所以就会导致公共管理决策的人民参与度过少。通过加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意识，逐渐对公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一个约束，保障公民能够积极的参与一些政治决策。 三、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偏失的矫正 1. 规范政府主体职能 作为政府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旦发现公共经济管理出现了价值观的异化，要及时的纠正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发展的同时还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制定一些考核体系去考核经济管理的行为，提高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树立高尚的服务理念，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服务。个别的政府会出现许多自利的行为，这些行为要及时的加以抵制和改正，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主体还要确定自己的职责范围，不可以逾越自己职责之外，也不可以放任自己的权利不管，政府首先是公共经济管理的分配者和制定者，所以主要的职责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在公共经济宏观发展上应该加强制定一些体系和法规建设，此外还需要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工作素养，提高政府职责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政府主体存在着一些自利性的行为，政府主体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主要还是要服务于人民。虽然政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人假设，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经济决策和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仍然会存在着一种趋向于资历的意识存在。政府主体长期的存在与自立的意识行为，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的价值体系瓦解，只有不断的去规范政府主体的行为，才可以正确的去引导比较完善的价值观念。 2. 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对于公共权力要加以必要的监督和评估，政府职员处于权力高职责重的一个位置，如果缺少了社会和政府的监督，长此以往必定会滋生腐败和贪污，从而扰乱政府职能工作。通过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公民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的体系，适当地针对公共经济管理还可以建立一些高校的评估制度。不断去提高经济管理行为的有效性、高效性、公共性、合法性和公平性，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出现的工作执法失误，进行及时的纠正和完善，对于执行失误还要进行工作后的反馈。 新的公共管理体系建立以来，我们需要不嗟娜ヅ嘌多元化的公共经济管理主体，协同这些主体共同的推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引入一些比较科学规范的组织形式，缩短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效的去解决一些公共问题。努力发展协作型公共经济管理，这种管理发展趋势，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加强政府主体的协调控制作用。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公共性，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仍然存在着许多公共性的偏失，随着民营化不断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了公共利益的大部分流失。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健全民主制度，加大力度去对公共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有效的去对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去进行整改。 现代公民是公共管理公共性意识的承载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强化公民的意识教育，通过去提高我国公民的自我素质，才可以更好的去维护公共性。在道德上要去培养健全公民的人格特质，在生活中要保障公民的生活秩序。 四、结束语 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仍然存在着偏失，这些存在的偏失我们需要进行及时的矫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加以解决。对于一些典型的公共性偏失表现，我们要制定一些专门的制度去完善和进行行政监督，逐渐去完善公共经济管理体系，此外还需要规范政府的主体职能、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全面推动公共性经济管理的发展。提高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地位，树立高尚的服务理念，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服务。公共经济管理的价值观首先要保证公平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追求效率，从而推动政府主体高效的选择效率倾斜。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方式也逐渐呈现多样化发展。然而，当前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公共性偏失问题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发展。本文在公共管理视域下，探讨了公共经济管理的内涵，进一步分析了公共经济管理中公共性偏失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关改进策略。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共经济管理 公共性偏失 公共经济管理概述 公共经济管理内涵。公共管理以公共性价值为首要原则，并运用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益）管理主义工具。当前，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经济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管理。市场机制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但在公共福利供给方面的效用较差，这是公共经济管理与私人经济管理的本质区别。政府和市场在经济管理中是“体”与“用”的关系，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较为明显，具有更加公平化、多元化的特点。 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公共经济管理包括对公共经济的计划、预测、决策、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监督等过程。这些公共管理方式的公共性包括了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权利，其中公共权利是公共经济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公共经济发展的特定目标，比如满足公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处理公共问题等，广泛听取群众声音，在社会公众的认可下完成由政府的相关公共政策决定。具体来说，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政府职能如下： 第一，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政府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注重管理程序的不断更新，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变更与发展进行监督管理，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第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政府作为国家公共经济管理中的核心部分，同样也是社会公共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第三，规范公共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使政府充分发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我国经济体制完美转型。 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 政府主体职能不规范。公共管理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政府要做好目标定位，始终本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态度，强化公共管理。在当前的法治经济背景下，法律对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为了提高个人和企业依法办事的意识，政府经济管理机构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由相关法律规定，在具体的经济管理工作中，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失职行为。 公共监督意识不强。公共监督主要是为了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平、公正。现代公共经济管理的发展不仅需要加强政府职能，同时也需要强化公众的主体意识。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监督体系较为混乱，各组成部门缺乏独立性，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不足，公共经济管理体系无法实现有效沟通和有机协调。公共监督机制的瘫痪不仅影响了公共经济管理职能的规范发展，同时也导致公共监督意识减弱，监督体制发展呈现恶性循环的状态。 公民参与度不高。虽然我国在民主化的原则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现象，例如在人大代表推选候选人的环节中缺乏民主参与，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实施程序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实障碍。这反映了行政机关公共权力滥用、运行不良、权利范围过大等缺点。我国公共管理要以党和国家作为经济调控与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国家在公共经济管理中的职能单向性运行，公民作为被动接受者，在国家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参与度远远不够，不利于公共经济管理的完善化发展。 公共经济管理不完善。在公共经济管理的变革发展中，一直存在民营化和私有化的对立。民营化认同者认为，民营化存在一定的竞争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管理效果提升，实现社会公共治理规范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化发展模式，商品销售各个环节之间紧密联系，多个地区和多家企业的加工与生产相互配合。单一的市场经济运转模式难以有效保障产业化发展的科学性，需要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进行合理调控和经济支持。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化改革逐渐延伸到公共事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公共利益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民营化的公平性损失、经济腐败以及经济性损失，加上公共经济管理中的私人垄断现象不断增加，民营化无疑对公共经济管理造成了不良影响。 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的矫正 规范政治主体职能。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政府公共经济管理能够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有效指导，使政府职能不断向服务型转变。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也不断宽松化，这对于强化市场经济竞争、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以市场为中心，依靠政府进行合理调控，从而有效实现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相互沟通。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促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相互协调。 强化公民意识教育。公共管理的公共意识主要是指代表公民主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加强公共意识教育对公共性的维护至关重要。公民主体意识包括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道德上不断培养公民的人格品质，只有公民在人格上认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接受公共性教育；另一方面，法律要确保公共性的基础，这是实现公共经济管理公正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向公民宣传有关政治经济的相关知识，不断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必要技能。 完善公民参与制度。在公共经济管理实施过程中，应采用相应的反馈和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公民的参与管理。公共经济管理过程中对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公共性格外关注，公众参与能够有效矫正并反馈公共经济管理中出现的政策偏差和错误策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严格执法模式。 加强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政府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和谐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偏远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沿海地区，重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远远优于边缘城市，这导致我国的公共经济调控难以保障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和双重兼顾。政府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通过不断突破各个区域的局限性，由沿海经济带动边缘城市经济发展。此外，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往往涉及到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组织团体，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多方主体参与不仅展示了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形式，也反应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形成各方协作、共同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作为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公共性对社会经济的良好循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公共性偏失问题较为严重，相关政府部门和组织应加强经济管理的规范化，比如加强政府主体职能、强化公民主体参与意识、建立多元化公共管理等，促进我国公共经济管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研究 [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共管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经济发展的质量不尽如人意。本文以公共管理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措施。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增长质量；路径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不似初始阶段那么迅速，如今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除了利用经济手段之外，还需要国家通过公共管理手段加以辅助，但是如今我国公共管理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政府管理垄断、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务之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需要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性学科，还必须有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所以，多年来学者对于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存在颇多争议。在国外，例如斯蒂格利茨、汤尼森等知名学者，都是从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职能方面进行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地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这不仅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还从根本上革新了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这也对公共经济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内涵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各个领域始终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从效率上讲，产量、质量、效率、消费率等的共同增长就是所谓的经济质量提高；也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关乎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任保平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指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叶初升则认为这是“质”的飞跃，突出“质量”一词。可见，学者们多是在主观上给经济质量下定义。虽然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概念不确定，但是却有一定的“规范”，主要从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综合考虑，不在于数量、规模上的提高，关键是将生态、社会系统也纳入其中。公共管理创新是指公共管理创新主体为了公共利益，对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进行改造，或对失效的公共管理制度加以废止，而使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得以完善，或创建出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公共管理的主导者是政府内的公共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其目标主要是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从公共管理的职能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来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公共管理予以保障，也需要以公共管理做载体，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方向都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公共管理部门配置社会资源使得市场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另外，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公共利益都是通过公共管理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创新管理机制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手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往往先于质量而行，这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和社会成本太高，并不是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这样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从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经济主体多元化导致各主体之间竞争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恶意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家信誉。所以，政府要加强管理，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提高资源管理效率、规范主体行为、改变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经济增长质量背景下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管理模式存在弊端。第一，政府主导管理。我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层次划分明确，行政权力的运作、领导的指挥方向、信息传递方式、政府人员的权限和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僚制的价值观念格外重视形式和契约；第二，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建立灵活的、全民化和企业化的政府还只是设想。例如，很多人认为企业化政府只是简单地代替了官僚政府，在管理中滥用权利等现象就是具体体现。再有，临时机构和雇用的员工关心的只是如何按时完成任务，并不在乎管理的过程是否得当，这是严重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二）公共管理主体缺陷。第一，管理方法陈旧。目前，政府的管理带有主观性、强制性强的特点，透明度较低，主要管理方法是下达行政命令，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提高经济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不仅要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还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传统手段和管理方式早已不能满足公众利益实现的需求；第二，公共管理供给主体单一。我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也已暴露出来，但是政府利用权力掌握公共管理，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影响了管理效率。 （三）公共管理体制落后。第一，政府管理存在官僚制现象。在管理体制中等级制度明显，管理的前提是下级服从上级。官僚体制是在工业时代出现的，各种制度和系统内都渗透着官僚制，在这一制度下，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象层出不穷；第二，政府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符。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地位特殊，处于主导地位，而公众等被管理者没有优势可言，被管理者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也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实施管理的方式，从而导致供需不相符的现象，最终导致福利分配不均、环境恶化等。要想实现经济质量的提高，就应该对社会、环境、市场等方面的不良现象加以纠正，但政府却越发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使得管理效率低下、经济失衡。 （四）公共管理的理念陈旧。管理理念是公共管理者在从事管理活动时秉承的思想原则和价值取向，起到规范主体思想观念的作用。我国的公共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唯GDP论”。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发展失衡，把经济增长看成简单的GDP增长，GDP成了管理绩效、官员评定的标准。然而，却缺乏对福利分配、服务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关注，这种“唯GDP论”是导致粗放型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二，“无限政府”理念。在公共管理中，政府是主体，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管理中普遍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官本位”、“权本位”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政府成了“全能政府”，将自己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参与公共服务，公民对政府及其服务质量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公共经济管理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 [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经济管理获得长足发展。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改善民生，满足民生需求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从我国基础国情出发，主要阐述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的作用，解析民生关系对公共经济管理的需求，提出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改善措施，以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民生关系；公共管理水平 一、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的内涵 就国际社会而言，为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各国政府的公共经济管理理念，都是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进行研究。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公共经济管理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标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就要求政府提供的有限的公共产品应当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人民进行分配，而这二者相比较，重点在于保证公正性。因此，各级政府就要对所有社会成员负责，做到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实施方案明确具体，公共资源分配合理。近年来，随着民生意识的觉醒，普通民众逐步增强维权意识，使得公共经济管理研究得以迅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政府将民生问题上升到施政纲领层面，制定了多种惠民政策，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在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合理使用公共权力方面不断改进，对全部社会成员负责，制订的实施方案明确可行。要想深入研究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就要先弄清二者的内涵。 （一）民生关系的内涵。民生关系有狭义的民生关系和广义的民生关系，其核心是民生。广义的民生是同民生有关的事情，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群众会遇到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公共资源分配等众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这些问题仅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而狭义的民生是就是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这也是民生问题的核心。 （二）公共经济管理的内涵。公共经济管理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公共经济管理来看，它包括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从狭义来看，公共经济管理是一门学科。二者密不可分，对民生关系影响巨大，共同作用于经济管理领域。公共经济管理的知识理论较为庞杂，涉及层面极为广泛，民众对其要求也较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经济管理又有区别，不能混淆，同时对民生关系的作用也有所区别。 二、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的关系 （一）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对民生关系的改善 第一，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协调民生关系。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是改善民生，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发展正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前行，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与之相关的民生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公共经济对民生的投入不断增加，如逐年增加的财政投入，不断健全的各类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种类的丰富、制度的创新等，各级政府通过公共经济管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使经济发展增速与民生发展相匹配，有效解决各类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起到了协调民生关系的作用。 第二，公共经济管理促进民生需求的快速实现。从民生的内涵来看，民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民生主要指百姓的衣食住行，即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而广义的民生，除了社会保障外，还包括就业、医疗、生育、教育等诸多方面，随着社会的告诉发展，这些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各级政府就要沉下心来，深入群众，实地调研，找准群众的正在需求所在，了解民意、民情，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不放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让公共产品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红利和国家经济发展红利，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民众办实事、谋福利，实现社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第三，公共经济管理通过协调政府财政支出实现高效的市场配置。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在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加强财政补助，为弥补民生所需资金缺口，公共财政支出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资金配置简单化，没有发挥最佳效果。在有效的公共经济管理介入后，不但促进了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同时，作为决策，将财政预算有效刺激经济发展，实现了高效的市场配置。 第四，公共经济管理平衡贫富差距。从我国现状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可否认，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挣扎在生活线上，与快速致富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加之城乡差距严重，从而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一部分人产生了仇富心理，社会稳定遭到威胁。众所周知，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而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削减，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形成环大城市的都市圈，广大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的条件与城市差距不断加大，加剧了城乡矛盾。城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公共经济管理的适度干预，才能解决。 第五，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就业。就全球来看，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生之根本，各国政府都极为重视，就业对于公民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当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而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的提供就业岗位。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的就业压力很大，尽管采取了诸多措施甚至立法来促进就业，还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事实上部分地方政府并没有充分完成减少失业，促进就业的民生工程。有的是主观上重视不够，有的是执政能力欠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尽管各地方政府都推出了许多促进就业和创业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宣传不够，加上沟通平台和方式有限，最终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广大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合理就业，所学知识不能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对学生、对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就成了公共经济管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仰赖公共经济管理手段。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对策研究 摘要： 网络新闻舆论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的许多网络舆论话语权看似多样性表达，实则由少数人掌握，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被严重削弱，网络运营的过度商业化倾向也使得其忽视社会责任和信息传播的正面效应。网络新闻舆论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管理困境，这对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制约，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性。政府应稳步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关键词： 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困境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即时通讯、微博、微信、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新闻舆平台在虚拟空间中得以不断延伸，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趋势。互联网逐渐成为广大民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倾诉内心想法、进行思想碰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成为行政管理者们了解民情民意、集思广益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互联网上的网络新闻舆论已经变成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以及思想意识的显示器和晴雨表。网络新闻舆论对一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这样一个信息瞬息万变、呈几何式不断裂变的时代，任何区域、任何时间的任何事件都会经过蠕虫一般数以兆计的比特单位，迅速扩散到无限的空间和场所，冲击、迷惑着人们的心理认知和情绪判断，如果缺乏事前与事中必要的信息安全策略和应对措施，就会对社会酿成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必然导致事后更大的处理成本。所以，在目前网络舆论盛行的时代，如何有效实施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保证网络新闻舆论朝着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当前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一、当前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特征与信息监管局限 伴随着网络新闻舆论的不断发展，其产生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由于网络新闻舆论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与者身份地位的复杂性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网络新闻舆论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日常化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深刻了解到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同样也不能忽略的是，网络新闻舆论并非一个神圣的净土，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网络新闻舆论发展的困境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的困境，是我们有效完善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参考。 （一）多样性表象下的单一 互联网的受众性是非常广泛的，不同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尽情参与到网络新闻舆论中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情绪。因此，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主体是具有多样性的。特别是在当下网络新闻舆论极度膨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网络新闻舆论当中，从而凸显出网络新闻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与多维性。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样一种多样性的网络新闻舆论主体下存在着一定的隐忧和风险，这就是这种多样性可能只是以参与主体多样性表象的一种话语权的统一归属。网络新闻舆论虽然给广大民众提供了更为便利和多样性的渠道，也因此导致了话语权格局的重新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并非完全平等地将话语权分享给了每一位参与主体。一方面，网络新闻舆论的发言权与话语权并不是等同的。发言权主要是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主体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发泄自己的情感，这种权利基本上是处于平衡的。但是话语权则不一样，它不仅代表着发言权，还代表着对于该种舆论新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决定了网络新闻舆论的走向[1]218。在各种网络媒体当中，媒体空间的不断膨胀造成了话语权的一种虚假转移，许多参与民众在媒体当中往往只具有发言权而不具备真正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现实空间与网络媒体空间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参与主体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方为现实中的民众，一方是网络媒体舆论中的抽象符号，而两者背后都有统一的现实中的人在主导，后者成为了前者的一种映射，因此，现实中资源的多少会影响到个人参与者在网络媒体中的发声大小。网络新闻中的真正话语权其实是被所谓大V等领袖意见所左右的，网络媒体的参与者们虽然能够借助各种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最终都会统一为领袖意见。这些领袖们由于身份、地位的特殊，掌握着实际的话语权，引导着整个网络媒体的舆论走向。因此，在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多样性的表象之下依然是单一性的发声存在。 （二）网络舆论引导运作模式不协调 当前的网络运营模式逐渐偏向商业化。而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与网络新闻舆论引导和管理的责任感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和不协调，继而导致了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不能顺利和正常进行。当前的大多媒体都是采取商业的运作模式，商业运作模式对于经济利益的诉求超越了对于社会效益的诉求，这无疑给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新闻舆论的情形下，由于网络舆论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网络媒体的运作势必会受到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影响。近十余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浪网的诞生是我国网络新闻媒体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浪是我国第一家主要以网络媒体起家、逐步成长为综合性、多元化的商业性信息平台，从其最初将自身打造成“世界各地中国人的全功能网上生活社区”的娱乐性定位，到目前已然发展成为覆盖中文世界乃至每一领域、每一细胞的网络帝国，其影响力早已成为中文信息世界的风向标，新浪网无疑在网络新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他众多商业网站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到网络新闻之上。商业网站一般都能够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使得新闻传播迅速在网络和现实中得以展开，为社会公众知晓。然后，在这种迅速传播的背后主要还是以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对于社会效益的关注度不高，有的甚至往往成为负面的导向，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2]。由此可见，在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过程当中，要充分注意经济利益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网络新闻舆论把关功能薄弱 网络新闻舆论需要具有决策力和辨明力强的个人或者集体进行把关，这对于网络舆论的良好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把关人就是对传播过程中的各类信息进行准确判断、合理筛选、正当决策的人以及集体，其主要工作是在海量的信息交互与的过程中，进行专业的信息甄别、筛选、剔除或加工，本着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至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信息契合群体的规范或价值观，避免对个人或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把关人或集体无形中充当着意识形态维护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他们需要规范、纠偏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造成的紊乱和伤害，必须充满大局意识，尽可能地通过对受众输入某种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使他们的思想得以同化[3]。当然这种思想应该是符合大部分群众的价值规范的，是具有正能量作用的。在当今互联网不断发展，信息泛滥的大数据的社会形势下，把关者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而，他们在信息化条件下能够影响网络新闻信息的导向、价值和效应，能够极大影响社会发展趋势。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在网络新闻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把关者的作用已经极大地被削弱了，这主要是由网络舆论传播的特征引起的[4]。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论媒体的言论自由与开放性被大大提高，每一位网民都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信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信息筛选和过滤的限度。而且，网络舆论的把关者多数是以诸如网站管理员的删贴与网络系统的有害信息过滤等隐性的形式存在，这样导致把关者对网络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和引导力被极大削弱。加上一些网民可以利用黑客等其他网络技术解除这种限制，能够很轻易地避开这种限制，通过其他的变相方式去信息。这无疑给网络新闻舆论空间的净化和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二、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对策 前述网络新闻舆论供给管理中的一些主要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新闻舆论的良好发展，而鉴于网络新闻舆论对社会影响之深刻与广泛，就有必要寻找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好这些困境，以便积极应对网络新闻舆论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与冲突，以推进网络新闻舆论更好的发展，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效应[5]。 （一）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 网络新闻舆论的治理目标对政府与网络舆情的关系模式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有着重大的影响。网络新闻舆论究竟是应该成为当前政府管理的对象还是应该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态度与看法就会形成不同的治理目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积极有效地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并积极利用网络新闻媒体去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是政府调整和治理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重要目标。我们知道，网络新闻媒体多是以匿名和无限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这就在无形之间加大了政府在治理网络新闻媒体舆论方面的压力。网络新闻媒体的相关舆论与众多参与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闻媒体的作用是要能够发挥切实的监督作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公共权力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立面绝不是单纯的对抗。其实，网络新闻媒体也以能够为公共权力和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相对的缓冲地带而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公共权力在为社会提供相应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之时也同样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的运作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障机制。网络新闻舆论应该得到政府有效的保护和改善，发挥它们对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去适应、改善网络新闻舆论的环境，对网络媒体新闻舆论的运行与操作机制加以有效的规范和治理，积极重视民众利用网络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这样一些诉求来实现政府与网络新闻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就必须加大力度调整网络舆情的治理目标，正确对待和认识网络新闻舆论的积极作用，努力参与到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进程中来。政府要利用公共权力的手段来建立健全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规则和运行机制，为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保障网络新闻舆论的正常有序开展。 （二）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 网络新闻舆论是自由度高、以匿名形式开展的一种网络活动，由于网络新闻舆论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体系确保网络新闻舆论的健康发展。首先，构建一支专业性强的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团队，做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引领工作。网络新闻舆论的信息量是非常繁多的，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也是极为广泛的，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管理。因此，政府部门要有意识地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角度出发，将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工作放在重要战略位置[6]。长沙市委市政府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政府通过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专门讨论网络新闻舆论的治理工作，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舆论管理办公室，组建起专业化的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团队。并且从市政各单位通过考评精心挑选了十多位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工作人员组建起专业的网络评论队伍，以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正确引导。与此同时，长沙市市委市政府还下发了《关于组建长沙市网评员队伍的实施方案》对网络新闻舆论专员的工作职责、对象、程序、考核等都做了严格和正规化的有序管理。网络评论员不定期的登陆相关新闻舆论网站，本着“以事求实、对事不对人”的工作原则，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参与网络新闻的讨论，积极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正确发展方向。其次，搭建网络新闻舆论监控平台，准确把握和控制网络新闻舆论导向。可以组建起搜索频繁、监控面广泛的监控平台，适时关注一些网络新闻舆论的重要网站，如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网、天涯社区等，严密关注相关舆论的导向，对于网络新闻舆论中出现的特殊和意外情况予以及时和有效的解决，确保网络新闻舆论的正规性和合法性。当然，也应该适当赋予这些网络新闻平台一些特殊权利。为传播正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定的途径，由此在网络新闻舆论界形成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最后，要有效地疏通网络新闻舆论的渠道，对于不合适的网络新闻舆论及时地加以疏导。利用正面的宣传来以正视听，积极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态势，及时有效地应对网络新闻舆论突发事件、对于一些敏感信息要通过权威的客观事实来杜绝那些虚假造谣的信息，一方面要及时化解网络新闻舆论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双管齐下，有效净化网络舆论的氛围，创建和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三）积极加强网络舆论媒体内部的自律 治标先治体，治体要先治心，网络媒体不仅是信息化的载体，也是各类信息的中心，从国家利益、法律法规、从业道德、人文素养、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意识等各方面提升网络舆论媒体的内部自律，是促进网络新闻舆论公共管理效益的有效手段。西方许多国家在网络新闻舆论方面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它们很少利用公共权力强制控制网络舆论的导向，而是通过一些比较柔和的方式，例如“网络内容分级制度”、“业者自律规范”等方式，这些方式不仅尊重了网络舆论使用者的权利，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比起通过公共权力强制控制要缓和、有效。例如美国对于互联网的管制就是通过协调和权衡各方面的实际利益而实现的。美国在制定网络舆论管理管制的条例或法规的时候，“考虑到了互联网的行业利益、公众利益、以及一些特殊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很好地将这些利益融入到了立法和条例当中，通过利益协调机制在不影响网络发展的前提下完成对网络舆论的引导”[7]。因此，美国的网络舆论管理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多层级性、策略灵活性等本质上是植根于民众、网民尤其是网络媒体和从业者的网络素养和网络自律性的不断提升。提升行业自律和加强网络素养，需要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文明和网络和谐环境的建设。这主要可以从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扶持、培育具有公众效益的网络新闻舆论网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网路当中，那些保存下来的网站都是具有真正实力的，而且也是很好地协调和融合了各方面利益的。我们熟知的例如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门户网站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下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其拥有的网民占到了绝大部分。但是因为商业化运作的原因，许多网站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效应以及公益性行为还非常不足。而以社会效应为主的政府性官方网站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还缺乏相对的吸引力和灵活性，一些重要的主流网站迫于生存的压力也在逐步尝试向商业化运作模式迈进，盈利则成为这些网站的主要衡量标准。鉴于此，有必要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的公益性建设，借此引导网络新闻舆论的方向。其次，要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内容建设。要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效搜集和整合相关新闻信息，利用网络开放性的特征，打造丰富多彩的网络新闻形式，以吸引网民的参与，提升网络新闻舆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此外，要注重网络新闻舆论的全面化建设，尽量给网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言论与观点，并积极做好对网民的引导工作，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根据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及民众的心理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受众普及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在日常的思想教育和意识培育活动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原则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到网络舆论的引导之中，在网络信息社会进步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结语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空间更加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网络新闻舆论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正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导向和稳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在复杂的网络新闻舆论空间当中，应该密切注意网络新闻舆论的动向，有效加强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引导，积极做好对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工作，使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信息化条件下错综复杂的局面，网络新闻舆论的公共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努力，需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做好引导工作。 作者：吴彤 单位：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职能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城市规划已经不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对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基于公共管理及城市规划职能，给予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规划中的计划、组织、领导等职能新定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城市规划;职能定义 一、公共管理及城市规划职能 (一)公共管理 管理是促进人类协作劳动、维持和谐生活的重要手段。管理工作在社会生产以及生活的各方面均有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公共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其主要组织形式，承担着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并且遵循社会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 (二)城市规划职能 城市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城市发展进行计划与控制，城市规划通过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从而制定实现规划目标的战略、途径、方法以及行动纲要，并通过引导社会实践以及干预城市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依靠一定的可操作手段，其需要在社会不同范畴以及层次实施。城市规划在经历不同经济体制的影响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成为国家管理以及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工具。在城市化趋势不断加深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规划将具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传统城市规划中对城市规划的定义就是为了实现一段时间内城市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对城市性质、规划以及发展方向进行明确，从而合理开发城市资源，科学划分城市空间并且实现各种公关基础社会的部署与建设。这一观念是对我国过去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目标进行总结归纳而得出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不主动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城市规划缺乏创新精神，城市规划既然是以城市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为目标，那么就应该有效掌握城市发展的潜在规律和特点，而在传统城市规划中，没有明确和预测城市性质、规模以及发展方向，这就使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二是传统城市规划的内容以及手段比较单一，只考虑对城市土地以及空间的规划，行政手段使用的频率比较多，出现了“重规划，轻管理”的局面，三是传统城市规划中，对各项建设进行规划和安排后，没有强力的监督与管理部门，无法发挥保障作用，导致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过去长期实施计划管理体制有一定的关系。在实施计划经济制度时期，国家财政是城市建设投资的唯一主体，既是创业者，又是投资者，能够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不断修正城市发展规则，但城市规划仅仅对城市各行业发展以及建设的需求进行空间布局。城市建设中没有对立的利益冲突，城市规划的作用以及矛盾被隐藏起来，城市规划职能定位的偏差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改革开放后，城市各项资源由市场进行调配，许多市场主体进入城市建设领域，导致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越发激烈，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传统城市规划职能定位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三、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职能定位 (一)城市规划中的计划职能 城市规划的侧重点在于对城市土地以及空间的利用，计划职能是城市规划中的主要职能。因此，首先要确定规划目标。城市规划的目标可细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基础目标，即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最大程度满足城市居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二是现实目标，即城市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现实目标;其三是理想目标，即区域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性质、发展方向、规划期限、规划范围、城市发展规模、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城市近远期发展目标以及五年建设目标等。其次，要编制科学的规划方案，在此过程中，确定目标并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后，规划单位需要按照相关规划纲要进行细节规划。最后要进行决策和审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审批主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向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审批。 (二)城市规划中的组织职能 政府是典型的公共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政府的行政管理是其进行公共管理的主要表现。公共管理是以公共组织为基础，合理使用公共权力，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开展的管理活动。城市规划中的组织机构可细分为政府、人大常委会、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设计院等机构。为了加强城市规划中的民主与法制，城市规划协会、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及城市规划艺术委员会成为各城市开展城市规划活动的正式结构。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越来越多市场主体进入城市规划建设中，因此，需要加强规划协调。城市规划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既要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群众的利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与环境的共同发展，要遵循“城乡统筹、合理规划、确立方向、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城市发展原则，正确认识近期建设与远期利益、局部规划与整体统筹、现代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关系。 (三)城市规划的领导职能 城市规划的领导职能是指通过合理行驶权力，协调和引导各方面。城市规划主管部门需要依靠法律及上级组织赋予的权利，使用多样化手段，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的编制、城市土地使用以及各项工程的建设。在使用权利的过程中不能针对个体实施命令、指示等强制性方法，而是通过建立一套普遍使用的规范体系，使得城市建设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提高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度和民主性。 作者：王锴 单位：浙江警察学院治安系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创新行政效率研究 摘要： 近年来，人们对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关注度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各方积极的探究提升行政效率的可行方式。然而，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再逐步改进的过程中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进而，形成了现阶段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提高与问题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基本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基本依托，探究现阶段政府公共管理行政效率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可行的解决策略，旨在为后续的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切实落实深化行政改革的战略布局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行政效率；全面改革；公共管理创新；优化策略 一、引言 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政府行政效率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党的十八大也指出:“要坚持四个全面，深化行政改革，以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为基本契机，切实做好提升行政效率的相关工作，为政府行政改革、职能转变、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及行政效率相关单位通过充分的调研，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来一揽子解决方案，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针对现阶段政府行政效率极其相关原因的研究。在此部分研究过程中，系统地总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效率的基本现状，并对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进行分析，为后续的相关战略计划出台以及可行方案落实提供必要指导;第二，对优化行政效率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进行探究，分析行政效率提升对各方带来的优势以及作用，进而提出其建设的必要性与优化的紧迫性，为切实落实行政效率改革提供重要基础;第三，针对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问题导向思维作为核心指引，切实对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进行优化布局，并构建相关的评价体系，确保其执行的有效性。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可行对策依旧是现阶段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研究热点。为此，我们通过对政府行政效能的分析，探究现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从行政效率提升的角度下提出公共管理创新优化的可行对策，为后续的优化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性意见。 二、政府行政效率现状及其存在的可能问题 就现阶段的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其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共行政机构比较繁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机关已经经过四次改革，但还是未能完全到位，机构行政职能交叉、重叠。第二，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不够。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各自分工不同，有时候一些事情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共同管理的。但我国目前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基本上是不会主动配合，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不够，导致一些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很难处理。第三，审批程序复杂。效率的提升与简化审批程序息息相关，也是行政管理效率低的关键所在，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依旧有个别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办事不力。审批程序复杂，手续繁多第四，具体行政工作人员的能力及其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复杂的公共管理体系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有较高的个人能力。同时，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经常出现业务交叉、多元化咨询、首访负责等相关事务，这些事务的出现不仅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本领域的业务知识能够熟悉掌握，还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对与之相关的其他业务领域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只有如此才能够形成整体效应与一站式体验。然而，现阶段的培训体系还主要是在系统内部开展，对于联合业务以及其他范围外的业务知识涉猎不足，也缺乏必要的体系建设，进而无法从个人能力与业务水平上有所突破。 三、提升效率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创新策略研究 通过上文的研究，我们对政府工作效率现状以及存在的可能问题与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我们需要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创新，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3.1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 以十八大要求的深化改革为基础，进行新一轮机构改革。通过机构职能下放，形成上下一体的行政关系；通过机构职能重合部分的分离与规划，理清机构职责之间的责任边界，做到“专事有专人，专人有专责”，进而形成更高的效能，为后续的行政效率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3.2建立联合行政平台。 行证效能来源于广泛地部门联合，执法需要联动、行政审批需要联动、政策制定与执行更需要联动。为此，部门间的联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保障。为此，在后续的行政管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搭架，部门唱戏”要成为一种常态，进而构建更高平台，更多部门，更畅通道的多维联合行政体系，切实形成行政行为一体化与一站式模式。 3.3审批权力下放基层。 机构整合要与权力下放相结合，以县(区)级政府为平台的行政机构是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同时也是行政效率最需要提升的。为此，在具体的行政效率提高构建过程中，将权利进行下放是一种有效模式。此外，我们应该注意权利与能力建设、人员编制等倾斜的一体性，避免只给任务，不给权利的畸形情况产生。 3.4增加基层职员培训强度。 除了上文讨论的一系列内容之外，我们还应该针对基层员工的基础行政能力进行专业的培训体系构建。遵循“走出去，引进来”的基本原则丰富培训内容与形式，尤其是在连续行政、行政管理上下游知识体系的构建中重点施为，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办事能力与办事效率。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现代行政效率的要求有所提升，在较高的要求下，现阶段的公共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急需在公共管理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为此，本文以提升行政效率为核心目的，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基本方法，对具体行政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及其根本原因进行分析，进而给出创新策略与具体的优化方案。 作者：贾鹏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MPA秋季班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档案馆公共管理与服务研究 摘要： 档案馆公共服务质量决定了档案事业的兴衰，本文通过分析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发展途径。 关键词： 公共服务；现状；制约因素；发展途径 2009年10月30日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题为《以丰富馆藏、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实现档案馆事业新跨越》的讲话中提出，要着重丰富档案馆的馆藏、提高档案馆的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未来档案馆发展方向指出了重点。 1档案馆公共服务现状 1.1政府方面 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建设人民真正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体现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档案馆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机构之一也应主动拓展公共服务渠道，为社会公众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1]。目前虽然国家对档案事业的支持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把档案事业的发展放在议事日程上，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工作计划中都未能提到“档案”两字，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就更不可能多的涉及到档案领域。另外档案馆公共服务还有一些法规、政策需要政府出面来进一步完善。如《档案法》规定，绝大多数档案保存满30年即可开放，但由于地方档案馆没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包括鉴定方式、程序、开放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使得许多档案馆即便到期的档案依旧不愿公开。 1.2档案馆自身方面 档案馆基本条件不能满足档案馆公共服务的要求。目前绝大多数档案馆均为面向单一主管单位的“纵向”服务，社会机构间资源的“横向”沟通和共享几乎没有，馆与馆之间实行独立的保管和利用方式，所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也不相同，馆藏信息也不能共享，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共享。有些时候，公众为了查清一个文件，需要跑几个不同的馆，在时间上、在办事效率上都是极大的浪费。档案馆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机构，然而，与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其它公共服务机构相比，公众对其缺乏一定的认识，不会主动到档案馆去查阅相关资料，档案馆的开放还没有深入民间。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档案馆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还缺乏足够的开放理念和服务意识，“重藏轻用、藏而不用，秘而不宣”的思想仍然起着主要作用，使得档案馆在公共服务方面就显得比较落后，对社会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由于很多档案有开放时间的限制，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档案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这也限制了民众查阅档案的范围，阻碍了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开放程度。 1.3社会方面 目前档案馆公共服务还没有引起广范的社会关注，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国家公共单位相比，档案馆的优势和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另外，受到长期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民众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面对公共事务时习惯把自身定义为局外人，常常是无关之事“高高挂起”，档案馆为社会保存的珍贵档案，很少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2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制约因素 2.1服务理念陈旧、服务对象单一 服务理念陈旧是制约我国公共档案馆社会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服务理念的陈旧主要表现在服务主体意识不强、服务的对象和范围不清晰、服务的本质界定不准确等方面。档案馆服务对象，过去主要集中服务于党政机关、领导参考、决策、学者的学术研究等活动，对象比较固定，对于广大公民来说，档案馆服务的大门基本上是关闭的，由于其服务对象的固定性，更多是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公共性不足。 2.2馆藏档案资源欠丰富 馆藏档案资源是公共档案馆所拥有和掌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关系到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公共档案馆得以立足于社会，具备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决定因素。而馆藏档案资源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馆藏资源的内容、门类、载体形式不够丰富，馆藏档案资源数字化程度不高，影响和制约了馆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这些都成为制约公共档案馆社会服务开展的重要因素。 2.3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新技术缺乏应用 人才与技术也是制约公共档案馆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因素。公共档案馆普遍存在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而且专业人才的流失比较严重，由于缺乏培养规划，专业人才专业性退化现象也比较突出。专业人才的缺乏，也使得公共档案馆难以对新技术进行吸收与应用，制约公共档案馆社会服务的供给。 3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发展途径 （1）提高认识，切实转变档案服务理念。档案馆公共服务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使命。档案馆要转变原有的公共服务理念，把档案工作者的关注重点引导到如何做好公共服务的方向上来。可以广泛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如网络、电视、手机等；可以举办形式多样的档案宣传活动，如珍品档案展览、档案馆藏介绍、档案知识宣传等活动，提升民众的档案意识，有效宣扬档案服务价值，创造良好的档案利用舆论环境。打造出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品牌，引导多层次民众体验档案馆公共服务。 （2）优化档案资源配置。优质的档案资源是档案馆为民众提供满意公共服务的基础。档案馆要在现有馆藏资源的基础上，创新档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挖掘隐藏资源，整合现有资源，从而使档案资源丰富化、多样化。各地区的档案馆在档案资源配置上要有大局观念，全局观念，打破行业和部门的限制，优化各自馆藏，使民众在档案馆能获得满意的服务。 （3）优化档案公共服务结构和工作流程。档案馆要积极推进自身结构的改进，使档案公共服务的模式渐趋完善。各级档案馆要围绕档案馆公共服务，对现有工作职责及工作模式进行再思考，重新定义档案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范围,确立明确的档案馆组织结构价值观。 （4）完善人力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建设是推进档案馆公共服务建设的前提，加强培养能提高档案公共服务水平的战略领导型人才；着力培养能开展档案馆公共服务工作的专业服务人才，以及实现档案公共服务信息化的技术人才。从而为档案馆公共服务奠定基础。 （5）加大档案宣传教育工作。档案馆要坚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宣传活动，宣传档案工作，也可以开展公共咨询服务，扩大档案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使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被决策者关注。通过转变档案馆的公共服务理念，把现在的档案馆建设成为一个、不设障碍、没有门槛、自由开放、文化氛围浓厚的供民众学习、交流、增知、长识的重要场所，让民众都愿意来、来了之后有所收获、走了之后还想再来。 作者：陈玲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网络新闻舆论研究 【摘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得到不断提升，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对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网络孕育下的电子产品具有更新换代快以及受众广泛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信息，获取新闻，进行舆论监督。其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具有匿名性和地域交互性，网民能够实现自由的意见表达，通过这种自由化的意见表达渠道能够形成网络新闻舆论，从而对政府公共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公共舆论；政府公共管理；影响 互联网给公民参与政府公共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难以忽视的问题，从而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逐渐增长，公民通过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来影响公共决策的效果日益显著，其积极作用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但其中的不少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政府必须加强重视,尤其要强化网络舆论对国家公共决策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①。 1.网络新闻舆论对信息传递发展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短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基于此，政府倘若继续坚持原有的理念和决策方式则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必须打破传统，为人民和政府创造更多的机会和途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知识水平逐渐提升，其政治意识也不断提高。为此，政府也要积极转变观念，畅通民众自身利益的表达渠道，不断缓解社会压力而导致的各类危机②。首先，网络舆论影响了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大多停留于口头交谈，这种交流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实现大范围的传播。而在互联网产生之后，人们通过QQ、微信等方式实现信息交流，获取新闻资讯，这样的方式既快速又便捷，能够起到重要的影响公共舆论和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作用。其次，通过互联网能够实现信息多对多的交流。在互联网还未普及之前，人们的观点很难传播给多数人，需要通过电视、报纸以及书籍等传统媒体才能实现。然而，现今微博、论坛等的兴起为民众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平台。很好地实现了信息多对多的传播与交流。根据调查显示，微博是政府进行政务宣传的主力军，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内容的不断发展，这一运营水平逐渐成熟，微博问政等服务能力逐渐增强。 2.网络新闻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带来的阻碍 2.1网络新闻舆论可能会引发非理性的社会心理 网络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它改变了传统媒体受到时间、版面以及播出时间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民众参与成本的风险，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表达情绪。然而，在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人们时常将最深层的感受进行表现。尤其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下，网民的身份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容易出现部分网民受到心理操控而变得失去理智，网络内容低俗化以及情绪化问题则会暴露出来，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危及国家安全管理。 2.2部分不良信息会误导政府公共舆论的走向 通过网络开放自由的环境，人们能够自由发声，个性得到张扬和释放，但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由于受到人们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能力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有可能导致所传播的信息发生质的变化。尤其对于部分情绪比较激动的网民而言，他们在看到有煽动性言论的时候会出现跟风的现象，久而久之则会误导公众正确的舆论导向③。 2.3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权益侵害 由于网络的开放化和自由化，实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有效延伸了公民的权利。然而，一般而言网民在网上发表言论无需接受责任的制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强权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现代社会，关于网络谣言事件层出不穷，严重阻碍和影响了网络舆论监督环境以及现实的社会秩序。在网络时代，个人的隐私缺乏保障，部分网民或许会出于仇恨和报复之心而对他人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严重损害了个人的权利。其实网络暴力犹如看不见的拳头，一方面给受害者带来了伤害，损害了其利益，另一方面使得部分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3.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积极影响 3.1有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其首要环节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围绕生活的某个方面问题所指定的政策目标，其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因此，确定政策目标是制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政府必须在充分考虑公众意愿的前提下才能最终确立政策目标④。尽管传统媒体在公众舆论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表达渠道依旧较窄，并且百姓在期间的话语表达权较弱。通过网络新闻舆论，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为政府制定出公平民主的公共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 政策的执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执行过程能否最终达到预期目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涉及信息、执行人员以及资源配置等方方面面。宣传是政策执行的核心环节，它关乎公众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认知程度。而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能够利用公共网络实施舆论导向，不断扩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新闻舆论，能够倾吐民众对政策表达最真实的意见。通过网络新闻舆论的交互性原则，能够有效实现与网民进行沟通，政府向网民认真解读各类公共政策，从而为政策的执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有效执行。与此同时，当民众通过网络新闻舆论发现政策执行存在不合理之处或者明显的漏洞时，则可以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从而确保政策的执行能够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⑤。 3.3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 政府公共管理同样离不开监督的作用，而监督又离不开媒体的作用。媒体监督作为主要的公共舆论监督工具，大多数情境下主要反映政治以及精英媒体人士的意见。由于受到媒体自身公信力的影响，实施起来容易便捷，而社会大众在监督上存在着较多难以实现的地方，很难实现普通大众的看法和观点。基于这样的现状，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必须借助更加高效而有力的措施和监督手段，网络新闻舆论监督就是其中最为实用的重要方式。与大众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闻监督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特点，它使得公众能够平等参与组织各项管理，凭借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帮助网络舆论获得良好形成。为此，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要善于利用好网络这一利器，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切实实为人民办实事，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质量。⑥ 4.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有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舆论监督。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阐述了网络新闻舆论影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方面；其次分析了网络新闻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带来的阻碍；最后详细分析了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有利影响。 作者：周慰祖 单位：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高等教育公共管理范式重构研究 摘要：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机遇与挑战。作为长期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进行范式重构，以契合现时代的特质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公共管理理论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介绍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并结合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探讨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可供参照的发展路径，使高等教育发展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内在价值诉求。 关键词： 公共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全球化；范式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自身发展的诉求，高校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同时，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形之下，在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关系也实现了与之匹配的同步拓展，也就是说，现今社会的生产活动不同于以往，并非单纯的借由主体行为所实施的社会化生产活动，而是演化为基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层面之上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一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并非局限于其自身的社会活动范畴，乃是扩大成为同其关联密切的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公共事务范畴。［1］借由此种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即作为提升社会个体智识水平与技能状况的关键方式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来看，若将高等教育视为服务的一种，则可将高等教育定性为面向受教育对象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基于现今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福祉的增进效用日益突出，因而基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而言，高等教育管理的公共事务属性也极其明显，故而以政府为主导，借助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处于现今的时代，基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覆盖面增大，使得高校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脉络成正向同态发展，因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呈现出深化发展态势，高校从以往的社会边缘区域转化为中心区域，进而对社会整体运行发生着关键性的助推效用。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国内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让渡，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共属性得以凸显与强化，因而其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越发受到重视。 一、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在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管理必然随之发生与之契合的变迁，特别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对当下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路径将产生直接影响，此类影响涵盖下述几个层面：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涵发展提出要求，即高等教育管理应注重以市场规律为导向，以求实现在制度层面同教育市场化发展道路的有效衔接。基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实质上此种制度便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管理主体实现有效指引与规制的规范体系。［2］基于构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而言，必须积极引导高等教育管理在制度制定层面强化市场路径引导效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乃是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直接影响，从而推进高等教育同市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反映为政府对高校财政支出比重下降，使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高校经费投入比重相对降低；传统的政府经费扶持模式得到改进，市场化竞争模式成为全新的选择；鼓励民间资本创设高校，使社会整体层面的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实现扩大化发展；增加与扩大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激励高校进行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在传统的校内教学基础之上，推出慕课、微课等线上教学模式；扩大招生半径，允许高校招收自筹学费的留学人员以及引导高校进行教育产业服务输出，发掘域外教育市场等模式。 （一）社会思潮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从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脉络来看，其市场化导向最初乃是基于源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3］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先是发轫于英美等国，继而影响遍及欧洲诸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亚洲的日本、拉美等国。作为新自由主义而言，其理论内核表现为主张市场化、削减政府管制等。其后，域外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容以及财政投入削减等阶段。在此前数十年内，相当多的国家遭遇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压力，由此带来经费紧张问题，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先前的1．4％缩减为1％，经费缩减的主因即在于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化。［4］此外，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受IMF、WTO等国际组织的协助。此类组织的介入，有效地使组织成员国在本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规划层面强化了市场运作趋势，具体的助推措施使得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市场彼此开放、鼓励在公办院校之外创设私立高校等，这有效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而有效地实现了对不同国家、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服务的自由化。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驱动之下，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实现国际接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使然。 （二）文化多元格局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直接对传统的文化格局形成冲击，进而打破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壁垒，使得不同的文化在此种冲击之下彼此融合。基于此种文化多元格局，各国在高等教育管理层面务求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价值包容，并借此使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差距得以整合、消融，从而推动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高等教育之中，最终成为高等教育管理发展演进路径的文化助推力。以现今高等教育成就最为突出的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对不同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如在学科课程科目的设置方面，诸多高校均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能够帮助其实现对不同文化形成完整认知的课程。其次，在组织学生社团活动方面，美国的高校均赋予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以充分的民族文化宣传自主权，依托此种举措实现了对学生平等人权观念的传递与价值内化。最后，对多元文化格局的正确认知，也使得美国高校十分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并将此种教育理念贯行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与教学组织之中，从而在教育层面为美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提供了创新源泉。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内在发展诉求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趋向 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一般即指政府行政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监管模式，其体现了高校、政府以及社会三者之间在高等教育这一社会资源方面的权限界分。全球一体化对各国带来普遍的冲击，基于对全球一体化趋势的顺应，和对此趋势所带来的全新竞争模式的应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必须由以往的行政权力集中改变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分散配置。从理论层面看，将先前的集中化管理转变为分权式管理，乃是实现民主管理模式的主要标识之一。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即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进行适当的权限缩减，进而使得管理的效率得以有效的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域外发达国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理路伊始，政府的权限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由先前的“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域外发达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更新，其目的在于契合市场运行规律，弱化政府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权重，从而强化高校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举例而言，相当一部分域外发达国家转变对高校的财政扶持政策，由以往的直接性财政扶持转变为竞争性扶持，即根据高校的绩效达成状况给予其财政支持。此外，一些域外发达国家基于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提升的考量，引入民间绩效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资质评定，如法国引入高等教育和研究审议会，具体的高校教育质量评定人员涵盖政府行政人员、学者、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借由评定人员成分构成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实现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的全方位客观评定。此外，高等教育的分权化管理模式直接赋予并提升了高校的自主权与自治权，基于应对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考量，各国政府相继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对高校的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放权，允许高校结合自身实情出台费用标准、科学配置课程以及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如此一来，高校的办学活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层面存在误区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化运作方式取得普遍认同。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国内诸多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趋势继续深入，高等教育管理也随之进行了市场化运作调整。然而，受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特质的影响，相关的市场化改革多流于形式，尤其在管理理念层面仍然暴露出较多的认知偏差，此种情形的存在极大地阻滞了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的良性发展进程。现阶段国内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偏差首先表现为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偏重，以及对市场化运作理念的重视不足。［5］从政策制定、出台推广的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原因即在于谋求创设公正、良性的竞争机制，因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过于推崇，造成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办学体制层面仍然遵循政府主导公立院校设置模式，私立高校在教育资源、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等层面无法与之抗衡，因而处于弱势地位；（2）教育资源的配置权限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多数情形下依然遵循政府为主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未能创设以高校办学绩效为评定对象的绩效考核机制，因而未能使高校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经政府认定的重点高校（如“985”“211”高校）均取得了其他高校所无法得到的资源优势，从而导致国内高校之间呈现出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高校借由其资源优势在招生、科研等领域一路领先，并且同其他高校之间的差距在逐年增大；（3）高校内部的教学遴选机制成固化态势。此种情形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的教育自主选择权限基本趋近于零，难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求学期间实现专业的转化，同时，尽管现今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考核模式，然而此种模式乃是要求学生在学习阶段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学分的被动考核机制，而未能赋予学生借助学分的取得，从而实现专业学习年限的跃升；（4）毕业生就业层面存在问题。因未能创设科学的毕业生素质评定机制，因而导致用人单位在遴选员工时，唯有根据毕业生毕业院校的级别、专业进行员工遴选，无形中导致非重点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处于后备遴选的境地。在现今的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中，也存在着过于偏重物质建设与投入，而对软环境的投入与关注相对较低的取向。在国内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左右之下，高校均将发展重心放置于规模扩建层面，间接造成对教育功能取向的忽视，同时，在绩效考核方面过于注重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却未能对教师的教学绩效给予客观对待，如此一来，使高校的发展呈现出偏重硬件量化考核、忽略软件内涵建设的路径偏差。 （二）政府集中掌控高等教育管理权限造成体制性滞后 如前文所述，现今域外发达国家在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上，普遍给予高校以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国内在高等教育管理权限方面，通过高教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现已构成初步的“一元两级”管理分权模式，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这种“一元两级”的管理模式中，地方政府（多为省级政府）为主要管理者，其在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点设置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限。然而从具体的管理方式来看，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相对域外发达国家而言仍较为滞后，并且此种源自体制层面的短板已经成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创新的阻力要素。［6］首先，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相对集中影响了高校的自主发展，尽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分级管理达成共识，然而一旦进入决策阶段，仍会出现管理权限集中行使的问题，进而表现为政府对高校的发展与战略蓝图事无巨细的事必躬亲；高校在具体的招生遴选、领导聘任、岗位设置、对外交流以及教职工考核等方面的自主权限受到挤压，此类现象的存在造成高校办学的主动效能受限，使相当多的高校管理者无须对此投入精力加以考量，只需被动服从即可，由此进一步导致国内高校表现出严重的办学同质化现象，诸如办学理念趋同、热衷热门专业增设、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等。其次，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无形中造成了对高校发展过程中教育创新的阻滞。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质助推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制度创新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目前各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普遍施行的举措，由此使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潜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掘，学术自由空间也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公立高校因在财政、人事等方面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因而导致独立性不强。并且由于来自高校外部的各种社会力量对高校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使得国内高校基于获得财力与物力保障的考量，不得不对相关的利益集团做出一定的妥协，从而也导致了自身的发展背离了自身的意愿，对学术自由的追求被迫妥协于现实的物质诉求。 （三）人治思想突出与行政化趋势明显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使得当下的高校发展呈现出办学规模扩大以及文化交融的态势，此种态势倒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做出正确的应对，不过现存两种情形造成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进程受阻，一者是在现今的高校管理体制之下，多数管理者仍然将人治思想奉为圭臬，从个人的主观经验与好恶出发，为高校规划其个人认可的发展路径。尽管近年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在尽可能的规制管理者的个人主观决策，然而受长期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法治校的理念仍未能得到切实的贯行。不能简单地将人治思想归结为错误的决策，然而对比于法治理念来看，少数个体的决策所产生错误的概率要高于群体决策，同时，一俟管理者更换，必然意味着其先前所制定和推崇的发展思路面临被推翻的可能，进而造成高校人、财、物的无端浪费。可以说，人治思想对管理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动因、预判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内外部环境出现变迁，超出其经验认知范畴，则直接结果便是导致管理风险的发生。此外，人治思想的另一弊端在于其同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可能出现对学术自由一定程度的压制，更可能因此而使高校的中层管理者为了迎合主要管理者的发展构想，而罔顾高校实情，从而造成高校科学发展路径受阻。二者，行政化趋势在历经多年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后仍然未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党政架构依然是现今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作为以促进学术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重心的高校而言，唯有在内部管理中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匹配，方才能够彰显高校的社会价值，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依然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凌驾于学术管理之上，一些高校的内设行政部门，在职能设置上为管理部门，然其却能够倒转过来影响学术，由此导致一种怪现象，诸多高校领导提出要使行政人员努力向教师职位转岗，实际却是教师更热衷于步入仕途，选择“双肩挑”的职业发展路径，此种路径的好处不言而喻，既可以使教师在科研成果申报方面获得普通教师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身兼行政角色又可以使其真正参与到高校发展决策中去，从而为自身发展谋取利益，然则这样一来，却造成对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理念的背离。 三、公共管理范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 所谓的公共管理范式，即是指公共组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系考量，因而依凭自身权限以及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采取相关管理活动的举措。［7］可以说，从内涵层面来看，公共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即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社会整体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实现为诉求，公共管理活动的目的在于借助有效的管理活动实现对公平和效率的最大程度的兼顾，同时，在科学把握目标决策、协调、控制等管理节点之外，必须凸显与保障社会公共责任的实现，其不仅追求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更应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成员的最大化兼顾。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而言，基于前文所论及的其“公共产品”属性，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同时按照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主体关联程度的区别，可进一步将之界分为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管理系统。所谓的内部管理系统，是指由中央与地方二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主管部门之间架构形成的纵向管理模式；所谓的外部管理系统，则是指由公共教育行政部门同市场、市民社会之间架构形成的横向管理模式。基于外部管理系统而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有必要进行精准的界定，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二者的关联也亟待协调统一；基于内部公共管理系统而言，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也有必要加以明确。 （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作为公共高等教育而言，在产业归属层面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因而其可以依照市场化模式进行相应的业务运作。同时，公共高等教育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因而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诉求的市场规律无法保障其公平性，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乃是，既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又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政府适当介入，因而作为市场同政府适度介入的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应为彼此倚重的利益连带关系。 （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间的关联 一般而言，在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间进行遴选极其困难，原因在于选择对市场的倚重，会遭遇市场缺陷所引致而来的风险；而选择非市场运作模式也会随之引致非市场化缺陷带来的风险。基于前述情形，当公众遭遇到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二难抉择时，常寄希望于借由市民社会寻求全新的问题解决路径。从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来看，高等教育同市民社会交集甚少，甚至可以说，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市民社会未能形成主体意识，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改变了这一现状，依托公共媒介的介入，使公众获得表意自由，保障公众对高等教育管理相关决策的知情权，使公众给予高度关注的高等教育相关问题得到使其满意的反馈。［8］欲达成此种目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将适度的权力赋予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而创设出以政府为主、政府与市民社会共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如此能够增进公共信息传递，使公共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公开化，并使公众强化对其的认同感与信赖感。 （三）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在分析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关联的问题上，应重新界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能，即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应科学划定其权限触及范畴，笔者认为可将之界分为内部范畴与外部范畴。内部范畴即指高校的内部运行事务，诸如教学组织、科研、招生等，此类问题应给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权；外部范畴则是指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遭遇的、依凭自身无法给予解决的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高等教育规模控制等，此类问题应借力于行政管理部门，由行政管理部门从宏观角度加以协调。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关系协调当中，应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即由行政管理部门、高校、民间组织进行合议，出台具体的规划方案，最终实现对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 四、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 由前文的论述可以得知，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为主导或者完全放权给高校赋予其绝对自治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都不足为取。原因在于，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高等教育管理主导模式将使高校丧失独立性，进而不再具备学术潜力与发展活力，而如若采取完全放权的模式，则其风险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那样，高校作为学术行会的发展形态之一，而任由行会自行发展，则将直接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弊端，诸如出现对改革呈不合作态度、自身过于保守等问题，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现今同社会事务的联系日趋密切，因而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不能完全借由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高校的重大事项，否则变相失其外部性特质。此外还需看到的是，高校依凭自身难以为自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运行费用，而来自政府财政扶持的这种外部经费注入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前述考虑，笔者认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管理范式重构应从下述几个方面着手。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由于此前政府以及相关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均习惯将高校视为自身的管理对象，未能形成对高校作为学术中心的特殊主体地位给予正确的认知，因而在此种偏差性理念的影响之下，将管理行为单纯视为履职行为。故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务必应正视全球化时代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冲击，积极主动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改变以往的计划性作为方式，应以管理活动的意义与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公众福祉的社会服务范畴为价值理念，并且以服务他者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二）对政府、高校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范式重构 作为政府而言，应借由自身所掌控的公权力，改变以往的“政府—高校”的二元管理机制，应秉承公共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赋予社会组织以高等教育管理参与权限，将社会组织纳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范畴之中，构筑“政府—高校—社会”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架构。［9］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以往的高校经费来源财政扶持模式，应积极面向社会开放资源融入渠道，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时也使工商企业资本、私人资本等得以流入高校，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规定高校可以借由其从外界融入的资金数量，获得与之匹配的政府拨款，这样能够缓解政府对高校持续财政投入所面临的压力，也将有力地推动高校实现同企业之间的商业协作，依托对私人市场的借力实现对高校内部公共部门服务的取代，从而使高等教育管理借助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向社会化发展路径。其次，应注重凸显专业教育团体的“第三方”意见，如赋予高校教师联合会或者类似的非官方组织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之中的权力，借助其非官方的角色地位，对高等教育管理运行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意见的征集，依托此种非官方组织的意见征集，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缺陷的查找与补足。 （三）将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03年制定出台的白皮书《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中指出：“尽管高校的地位、性质同企业存在差异，然而高校每年都管理着数百万澳元的财政预算。因此可以断言，高校有必要借鉴企业的运作管理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架构中，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同时董事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秉承勤勉义务，并且在董事的任职资格中规定：“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不得任职董事”，此种任职资格限定将公司董事的个人职业生涯同组织绑定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对董事勤勉履职的督促。高校的党政负责人权限类似于公司董事，因此可借鉴董事任职资格条件，规定高校党政负责人如若因个人决策失误造成高校财政赤字或者被迫停办的，应禁止其在其他高校或机关出任领导职务。［10］借助此种方式，使高校负责人的个人职业生涯同所任职的高校联结于一体，从而能够有效地督促高校决策者在出台决策时秉承审慎、负责以及科学、务实的态度，避免因人治思想以及主观经验主义对高校造成损失。 （四）将市场化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以往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的等级划分，使其中被认定为“重点”的高校获得了其他高校所难以获得的资源与优势地位，然而此种模式实则为教育资源垄断，尽管国家教育部明确诸如“211”“985”高校引入动态竞争机制，但同时也指出不会添列新增高校，如此便形成非“211”“985”类高校只能望其项背。针对前述现象，笔者认为，无论是“211”“985”类高校，还是“研究型大学”，不应固化入选对象，应以市场化竞争赋予高校平等竞争参与权，从而使已经入选的高校保持发展活力，使尚未入选的高校产生发展动力。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提出，我国的社会整体创新进程已经拉开序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全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也将接受全球化时代以及创新思潮的洗礼，基于推进高等教育实现良性发展、增进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及效度化彰显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助推效用的目标，则必须对高等教育现行体制中存在的短板加以补足，以往基于政治因素抑或是经济因素考量而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所秉承的“政治挂帅”或者“经济先行”模式已经被证明难以为继，而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其保障了高校的学术自由空间，并且赋予了高校较大权重的自治权，同时也依凭政府、高校之外的第三方主体介入，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得到升级，也直接提升了高校办学质量，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才诉求提供了保障，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娄坤 单位：四川医科大学宣传统战部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研究 摘要： 理性官僚制是适合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从其诞生伊始就备受推崇，一时成为了社会的世界性命运，但由于这一模式不再试适应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而日渐式微。以鼓吹分散化和竞争理念的新公共管理在满足信息社会的推进对效率要求和改进僵硬行政体系的同时，也要带来了一些治理难题。正确看待新公共管理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其发展的实质，并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借鉴此种模式。 关键词： 官僚制；新公共管理；超越与局限 源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的官僚制是一种以专业分工为前提，以法理性权威为基础、非人格化组织、层级划分等为特征的政府理性实践范式，它与近代大工业化生产特征相适应，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效率。随着后工业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政府面对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一种呼吁以企业家精神重塑组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新公共管理是官僚制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科技环境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变革而来，它是对理性官僚制扬弃的一种组织制度。 一、官僚制的特点与局限 1.官僚制的特点。 在韦伯那里，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权威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而不是让政治价值关联等非理性因素介入到组织，因此，韦伯事先把官僚的身份设想为“行政动物”，这样的直接结果是政府官僚被剥夺成不具有个体情感价值和对不同政党持有独特见解能力的存在，“个人理性”，“政治中立”和“价值无涉”等观念完好地诠释了这种体制下官僚的特点，与这种行政价值观对应的是，官僚组织的设计原则也应当以理性为精神指导，并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层级关系。官僚制组织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征：（1）层级制。即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中，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在履行职责时对上级领导负责；（2）注重制度和法规。官僚制有明确权责的规章制度，公职人员根据法律或行政规章发号施令，并有法定的管辖范围。（3）注重个人专长。每一层级的行政人员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能，并且经过特殊训练和考试才能成为组织正式成员。（4）专业化分工。每一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每个管理人员只负责特定的工作。由此可见，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以系统化分工为核心特征，将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细化为重复处理的制度安排，它强调通过加强垂直控制来协调横向部门的运转，以此形成集权和富有效率的管理模式。 2.内外制度因素的制约。 尽管在当时大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官僚制成为将人的需要同组织目标联系起来的有力工具，有效解决了组织内部协调和外部适应的问题，但它面临着最为突出的主客观因素也令其难以维持发展：（1）市场环境的冲击。官僚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有所动摇，70、80年代由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公共部门，政府通过补贴，委托和行政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实现间接提供服务，各种私人机构，公司组织，独立团体被允许参与到政府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等等，这些交错复杂的因素和尝试正不断促使着一种更加灵动和开放的原则加速形成，并以此带动后工业化时期环境下政府变革的趋势；（2）行政二分逻辑的难以实现。将不同官僚视为行政法规执行者和政策提案来源的两个互不干扰层次是不真实和符合“理性”。在追求政府节缩经费和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在80年代末通过的“第二法律”就确定了文职官员参与政策制定的规则来解决众多复杂的立法工作，由此模糊了这两种身份的边界：官僚既是政策提案的重要来源，又是实际法规的制定者。现代官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其传统的职责范围，政府官僚的身份也由以往“行政动物”向更加复杂和理性的个体慢慢转变。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和塔洛克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推及政治市场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家除了其职业要求之外，还扮演着另一种特殊的“经济人”身份，这些身份的异化也说明了传统官僚制所面临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后来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官僚制所奉行的“政治中立”、“价值无涉”等理性情感也将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二、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与局限 伴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作为在相当长时间内构成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弊端也日益凸显，社会舆论各界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组织僵化，官僚制与现代民主的冲突，管理主义至上与政府公共价值之间矛盾的批评不绝于耳，正如欧文•休斯所说：“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形式。” 1.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公共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和基本内容作出了不同的概括。胡德(Hood)认为，新公共管理强调商业管理方法和原则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因而具有以下特点：管理的职业化转变；标准和绩效衡量；产出控制；单位分散化；竞争机制；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纪律与节约。政府再造大师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做出了归纳，并阐述其有别于官僚模式的新特点：“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向公营、私营和志愿团体等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竞争式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行动的力量来源于自己的目标和使命，而非规章条文；讲究效果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动的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让“顾客”有所选择；有事业心的政府：以花钱来省钱，为回报而投资；有预见的政府：能够防患于未然，不是让问题成堆后才提供解决方案；分权的政府：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授权给公民实现自我管理；市场化的政府：市场机制取代官僚机制。新公共管理思想反映了人类进入信息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 市场机制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和组织加入到政府的服务外包行列，打破了官僚制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由此形成新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的出现不仅是对新时期全能政府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长期以来政府被视为矫正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和挽救失灵有效干预的质疑，现在反过来，新公共管理主张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和推动公共部门的发展，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合作与竞争，以达到优胜劣汰和精简机构的效果，在提供服务不打折的情况下又能控制一定的成本。 1.2强调职业化管理。 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应当清楚自己做什么，如何做并向谁负责，让公共管理人员真正成为管理者，而不是传统的仅仅听命于上级的行政官员。在新的管理体制中，行政人员和上级领导关系的维持不再是以往的权威性约定，而是依托于彼此间的信任来创造更加宽广的行动空间，授权也将取代任命成为更加普遍的责任形式。 1.3对组织内部规制的松绑。 新公共管理反对官僚行政模式中过于重规章守则而轻绩效优化的做法，在官僚制那里，绩效工作已沦为一种例行公事；新公共管理主张放宽规制，用绩效实现目标管理，即通过确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完成工作来进行测评，由此促使规则驱动向任务型驱动组织的转变。 1.4提供回应性服务。 传统供给制度抹杀了公民和社会团体异质性服务需要的诉求，追求整齐划一的服务，扭曲市场规则，造成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浪费和低效；新公共管理则强调“公民即顾客”，通过转变公民身份，以市场替代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来提供回应性服务，改变了传统官僚制绝对刚性的供给手段，更好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5改善官僚的关系。 在传统行政分开体系下，政客与官僚仅限于技术上的狭窄关系，即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如今公共管理者日益卷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通常的政治事务，官僚和政治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灵活，这也促使着组织向更加扁平和灵动的组织模式转变。得益于新公共管理，官僚和公民的关系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顾客至上等理念改变了以往公民接受服务的被动地位，现时的政府不仅要良好地履行其职责，而且还要学会倾听顾客们的意见，并以顾客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之一。 2.对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认识。 新公共管理是在总结公共部门实践经验和结合时代要求变革的产物，它试图在公共治理中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对传统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修正，从而使得官僚制政府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研究理论基础及实践模式，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有力工具，但由于内部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导致其受到各方的批评，对于新公共管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私人管理理念的质疑。批评者强调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区别。私人部门的管理过程由战略决定，确定目标，预算评估，方案设计，目标控制等形成，后一项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前项工作是否顺利完成，换言之，如果政府的目标难以具体化，那么后面的工作就很难进行，而在政府实际管理工作中，像这种明确的、优先性清晰的任务是非常有限，其结果往往也是难以预测，这将导致目标控制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在技术实现和政府职责两者间的平衡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而实际上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其次是政府的“企业家”身份。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对待公民犹如顾客，但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会造成政府过分关注市场和效率，忽视了公平和正义，损害了政府回应性、责任心的民主价值，与政府的行政伦理背道而驰。有的批评者认为，以市场为基础、公共部门私有化、顾客至上等为原则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政府放弃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在新公共管理“顾客至上”的原则基础上，将公民身份贬低为顾客或消费者而忽视了两者间的内在差别，造成了政府的服务过于以“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追求目标，民主社会化的基本价值（民主、平等、公正等）被抛向一边，罗茨从“新的治理”视角分析新公共管理不足时也曾批评指出：“新公共管理沉迷于目标之中，造成了20世纪80、90年代目标管理的兴起，忽视了及时调控和维持信任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是竞争机制导致的碎片化。竞争机制提倡不同部门在提供一种或同类服务的时候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忽视了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为追求最大化预算而加大了彼此间的离心力，最终难以聚合力量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带来了碎片化的治理结构。佩里希克斯（perri6）认为，推行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分散结构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一些前所未遇的问题，如转嫁问题与成本、相互拆台和干预、产品重复提供、目标经常冲突、缺乏必要沟通、在回应需求时各自为政、服务效果不理想、倚重固有的专业干预，缺乏灵活手段等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后新公共管想予以解决或力图避免的。 三、结语 传统的行政官僚是一种理想的设计，其理论着眼于政治学，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把眼光从政治学转到经济和工商管理层次，借助于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在官僚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以市场价值为取向的公共管理与决策模式，极大化丰富了官僚制的管理内涵和新方法，但正如彼得斯所言，旧的原理一旦被后来出现的关于政如何运作的更为现代化的原理所取代时，旧的原理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出现。新公共管理在解决效率和灵活尺度等问题上契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然而其极力鼓吹的分散化治理和推崇的货币理念也造成了政府忽视其根本的政治过程，导致种种新出现的治理难题。就行政改革而言，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矛盾和曲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应寄希望于一种完善无缺的理论模式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应当辩证认识理论发展的过程连续性，不断丰富理论知识和总结经验，才能更好服务社会。 作者：陈曙亮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了数次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模式。现在，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出现了财政负担沉重、办事效率低下、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体制理论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根据新公共管理体制理论取得了明显的改革成果，这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而言，具有深远的引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浪潮的兴起以及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了从传统的研究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行政学向研究公共事务的“新公共管理学”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方向和视野，还促进了公共管理事务治理模式和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的变革，为广大人们的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铺平了道路。本文就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公共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 一、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模式 政府控制公共管理模式其实是我国政府为了能更好地满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并将这种模式运用于公共事业领域。一直以来，公共事业管理体制都是处于政府控制的模式，这其中不仅包含了历史因素，还有一部分经济因素。主要的经济因素有：特权、辅助政府管理以及与事业单位或组织代行我国政府的职责有关。首先，政府在选择适用模式的时候，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政府部门理所应当地把自己当成公共事业的垄断者，他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为人们提供那些公共事业上的服务，然而，这样的做法极易滋生特权主义。这些特权主义又与寻租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政府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时需要承担大部分活动经费以及全部政治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这就为政府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同时带来了极高的风险。然而，只有政府部门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活动中取得较高的利益，才能让政府有能力承担那些由公共事业管理带来的活动经费和活动风险。其次，政府本身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这个社会需要管理的公共事业的数量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为了能保障政府在公共事业管理的权利，政府在公共事业的各个阶层都设立行政组织，这样，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造成了国家财力不支的状态。因此，由事业单位代替政府实施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责，不仅能对社会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还能有效地节约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最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事业单位对政府部门进行直接服务，社会公众成为了事业单位服务的间接对象。事业单位的服务目的并非是为了向广大的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健全的服务，而是为了获得政府部门的财力支持。因此，事业单位的活动常常受制于政府部门的意志。由于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机构，所以，事业单位在人员编制、财务支出上具有很大的弹性，或许是出于对临时安排离职或者退休人员的需要，或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许是出于满足领导者个人需求或者满足政府部门利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事业单位进行整改，比如合并、成立、撤销、扩张等来达到上述目标。 二、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 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管理实践来看，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是两种根本不一样的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在传统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对公共事业的控制是连通整个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政府部门的这种控制完成方式是通过组织的形式达到的，换而言之，政府将自己的权利通过社会组织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各方面，从而达到政府部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实际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大部分是人们运用公共资源获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国家成为那些社会公共资源的绝对拥有者和占有者时，那些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就会转化成一种组织化手段，而这种组织化的手段有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不仅是不一样的管理方式，它们的意义也完全不一样。第一，在政府控制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主体，但在社会选择的管理模式下，社会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主体。政府控制比社会选择更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社会选择比政府控制更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从法律方面来说，政府控制承担着所有的社会责任。然而，事业单位则具有相当独立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事业单位属于事业法人。第三，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结果也不一样。社会选择下的公共事业单位独立性高且数量多，然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事业单位独立性较低且数量少。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对待国外的公共管理体制时，要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不能一味地推崇国外的公共管理体制，也不能一味地固守自己的公共管理体制。公共事业管理机制是构成我国社会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和企业管理机制、国家行政管理机制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管理机制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要想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发展的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必须依据我国的根本国情，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健康发展。 作者：韩康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学生处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 实践教学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其特殊性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目标指向尤其重视其实践性。为使实践教学实现功能最大化，则必须形成相应的运行机制。但现实中人们对机制的内涵、实践教学工作的地位及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其运行机制的形成存在诸多障碍。文章在充分分析机制内涵及实践教学工作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想。 关键词： 高校；人才培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组织建设；制度建设 实践与教学对现代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实践与教学经常处于分离的状态，实践远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而导致部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及创新能力与社会期望有很大的差距，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建尤显重要和必要。为构建该运行机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机制概念的本质、实践教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充分考察现实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良性的运行机制。 一、机制内涵的本质回归 “机制”概念频见于各种文献，但是部分学者及实践工作者在使用这一“词汇”时，很少有人能在“机制”概念本质意义上使用。这种一词多义现象（或无意义）不利于问题的澄清，因而也就不利于机制的构建与形成。因此，本文将对“机制”概念予以一定的分析，使其回归其本质内涵。“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说分析它的“机制”。也就是说，能否发挥功能关键在于是否形成机制。其后，人们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的研究，用“经济机制”来表示一定经济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也就是说“，机制”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经由生物学及医学等逐渐演化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辞海》中关于“机制”的解释共有三条“，第一，机制是指机器制造的；第二，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生理机制；第三，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成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竞争机制、市场机制等”。这三条解释基本反映了上述演化，本文也正是在这三个基本解释（主要是第三个解释）的基础来澄清“机制”的基本内涵的。良好的机制可以自动调节系统使其不断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机制重在其运行，如机器只有合适的构造和正确的工作原理才能正常运转。但仅有组织并不能成为机制形成的充要条件，机制的形成需要以组织为载体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来维系，即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合理化不能仅靠自觉，须用制度予以促进和制约。只有确保与机制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的存在，机制才能在实践中正常运转。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决定了不同机制的存在。但机制的构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制度的叠加，不是简单的代数求和，它需要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互相呼应、补充和啮合，这样才能发挥作用。机制承载于组织之上，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责任，它通过组织内人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来实现。完善的组织，健全的制度，再加上强有力的执行者，才能保障机制效能的实现。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组织在制度的规范下运行，而制度在一定的组织结构框架下得以落实。机制的良好运转需要两者的交融和配合。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的实践指向性非常突出，因此更应强调其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的作用。但在该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校没有该项教学方式或存在该类教学方式但却流于形式。国内学者对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的解释多集中于重视不够、师资不足、实践教学形式匮乏、实践教学体系缺乏科学性等方面。本文认为，实践教学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对实践教学的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实践教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意识，因而就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第二，缺乏有效的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机制的缺乏则主要在于学界整体对机制概念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严重的缺陷，部分学者在使用“机制”概念之时经常指向他方———如制度、组织、体制等，而不是机制内涵本身，从而导致实践中无法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本文将在机制概念本质回归的基础上，以实习实训为例，对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建进行尝试研究。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组织的确定 现代社会中，任何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组织。在实践教学方面，其组织涉及两大方面、三类组织。两方面指的是实习方、实习受理方，即校方及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等，通常所说的“府校合作“”校企合作”等指的是就是实习方与实习受理方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作用。三类组织指的是高等院校、学院及实习基地。实践教学属于教学活动，因此，在学校一级应由教务处来负责实施，具体应由实践教学科（或专门负责实习的实习科等负责），在学院一级则应由教学院长（负责教学活动）会同专职副书记（负责学生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负责实施，或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本科生的实习实训工作。各类组织必须具有明确的结构方能发挥相应的功能，实践教学组织亦不例外。校级实习组织结构至少应包括：外联部门（或岗位，下同），负责与实习单位或实习基地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签署协议等；实践教学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对实践教学质量的抽查工作；实践教学指导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实践教学计划的审核及提出相应意见或建议；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联系车辆等工作及实习实训所需材料和工具等的提供。院级实习部门的组织结构则应包括：协调部门（实干事或总秘书），负责实习工作的全面协调，具体职能包括实习计划的拟订，实习学生自然情况的调查与汇总，获取实习单位的岗位说明书，负责实习学生具体的工作部门与岗位分配，帮助实习学生与实习基地实现对接，反映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困难与要求，反馈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印象及工作建议，协助校外指导教师考勤，核定实习指导教师工作量，核定学生实习成绩等；实践教学指导部门（包括校内指导教师、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等）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予以理论指导；实践教学检查部门，负责对学生的出勤情况及校内外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沟通交流、督促和检查。学校一旦与用人单位签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则用人单位也必须成立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学生的实习实训。因此，实习实训基地也应具有明确的组织结构方能发挥其实习基地的作用。其组织结构包括：联络部，负责用人单位及高校之间的信息沟通，包括具体部门的用人信息的搜集、对学生基本信息的审核以及联系用人单位具体负责人与高校具体负责人签订协议等方面的工作；实习指导部门，负责接待学生及具体业务指导和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三类组织及其内部的各个分支部门或具体岗位之间应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即组织系统。但若要形成该组织系统并形成相应的机制，则还需要辅以相应的制度，以对三类组织及其各个分支部门的行动予以促进和规范，即形成制度系统。制度系统与组织系统密切配合，方能形成实践教学运行机制。 三、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并非孤立存在，其制度建设必须与组织建设协同方能形成相应的运行机制，即组织系统的诸要素与制度系统的诸要素必须相互配合和制约。因此，为使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得以形成，我们必须对组织系统各分支进行制度规定，以对其行动起到促进和制约作用。 1.信息交流制度 信息对称是进行组织协同的前提基础，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使实习方与实习受理方相互了解对方的需要与要求等，从而使双方能达到人事相宜。既能使学生得到有针对性的锻炼，又能帮助用人单位完成工作任务，最终实现双方“共赢”的目的，从而也就实现实践教学功能的最大化。信息交流制度规范与制约的对象包括：校级的外联部、院级的协调部以及实习基地的联络部，同时也包括两方组织的各个层级的所有部门，例如实习进程中各部门的信息交流以及实习后的经验交流等。 2.监督检查制度 实习实训活动是个系统工程，实践的各个环节缺一不可。为保障实习实训的效果，必须进行全过程管理，因此对各个环节监督检查必不可少。监督检查制度包括对实习学生、各个组织分支部门、指导教师等的监督检查，例如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实习成绩考核制度、寻访制度、实习工作评价制度等。监督检查制度应用的对象为校级的实践教学质量监督部门、院级的检查部门以及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部门。 3.调研与实习准备制度 若想使实习实训工作实现功能最大化，则必须使实习工作做到有针对性，即使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等与工作岗位相匹配。为此，必须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等总体情况以及市场和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实习计划以保障实习工作的针对性。同时，在实习前还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除上述实习计划外，还需制定各种文件及实习辅助材料以及岗前培训等工作。注意岗前培训对象不仅仅是针对学生而言，同时也需对指导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与指导。 4.实践教学指导制度 实践教学仍属教学活动，因此其活动的展开必须符合教学大纲的规范要求，从而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此，必须制定各种实习指导文件，包括实习计划等。同时，还要制定导师遴选制度、双导师制度等。实践教学指导制度应用的部门为校级、院级以及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部门。 5.评价交流制度 实习结束之后，应对实习实训的结果进行必要的评价和总结并进行经验交流，总结经验以指导未来的实习实训工作，总结教训以防止未来的实习工作出现不必要的失误。评价对象包括所有参与实习工作的部门及人员，评价的方式可采用自我评价与组织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价如学生提交的实习报告、指导教师及各部门的实习工作总结，组织评价则应制定优秀实习生、优秀实习教师、优秀实习工作者评选制度。上述制度的设计将对所有参与实习实训工作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规范与制约，以使其行动不超越合理的框架。制度设计之时应注意各项制度之间的系统性，防止出现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制度系统内部的诸要素与组织系统内部的诸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从而使制度系统与组织系统相协同，才能使公共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形成具有可能性，更好地培养优秀人才。 作者：刁利明 单位：黑龙江大学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起源与发展 摘要: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一部分，是在经济全球化刺激下兴起的。文章先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进行阐述，分析了区域竞争和区域主义对公共管理研究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又阐述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关键词: 区域公共管理;起源;发展 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 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是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此之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也有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特有原因。 1．经济全球化的刺激。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起源，离不开经济全球化下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的兴起。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的是巩固国家与周边地区的利益及外交。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曾在一段时间内沉寂，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各个区域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各个区域之间也存在更加激烈的竞争，这些都为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区域化的竞争同时，也显示了地区竞争的重要性，这些都为区域公共管理的衍生奠定了基础。要实现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为区域竞争创造优势条件，离不开政府职能的管理，这些超脱于传统意义上的竞争为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视角层面的探讨和分析［1］。除此之外，区域政区间的竞争加剧也推动了区域公共管理的出现。无论是国家间的政府还是区域间的地方政府，都存在着政区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制度政策和公共资源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间的政府已经不再是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而是既有平行竞争压力和单独地方利益的政府，是一种开放式的政府。这也就更加剧了区域政府间的经济竞争，而政府要想在竞争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和资源，就需要统筹发展采取区域公共管理的措施，这些因素都加快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进程。 2．区域公共问题的兴起。 伴随着国际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为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态势［2］。与此同时，相应的国际社会事务也变得复杂起来，区域公共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在跨行政区域的环保问题方面，以及地区流行病防疫方面，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对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进行完善。而且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协调市场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来完成的。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 1．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内容。 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区域公共服务制度的研究，除此之外还要研究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典型个案。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了主体客体和管理的方式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要依照现代公共管理的新理念，对区域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发展作出全新的认识［3］。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外，还将包括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以及学校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等。而区域公共管理的客体也将针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属性和划分。在区域公共管理的方式和机制方面，则必须要在开放是政府的模式下采用合作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研究区域政府间的竞争力，需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政府间竞争的理论和经验，重点对区域间地方政府的竞争力进行研究，还要重点规范政府竞争中的各种行为，以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区域化竞争。区域公共服务制度和产品是紧密相联的，对研究区域公共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多样性和不同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区域公共管理中的个例研究，就是要充分尊重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选取某一地区作为典型，进行追踪研究后做出展示，为其他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模型和经验。 2．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意义。 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对公共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了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和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首先是在研究手法上的创新，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法学等综合学科基础上，对区域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知识的交叉运用，是一种原创性的理论同实证相机和的研究方法［4］。其次是在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内容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框架，是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探索，是对公共管理内容的补充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传统的行政学研究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三、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1．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虽然我国有着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但是自然环境和人口资源都是不平衡分布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上的发展差异，给区域公共管理带来了不平衡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资源分布以及改革开放等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无论在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都是要优于西部地区的。因此不管是从公共管理的环境方面还是公共管理的模式来讲，各地区在公共管理领域都是存在很多不同的。区域公共管理这种不平衡的问题，也是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要改善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需要对西部地区的公共管理模式进行合理科学的探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竞争压力也比较大，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在公共管理行为方面有着规范的制度。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因此无论是在经济米发展模式还是管理模式上，他们都是在模仿和照搬中东部地区的经验方式，并没有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再加上由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比较多，在进行公共管理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因此受到的环境制约更多。 2．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区域公共管理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市场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等较之传统公共管理都发生了广泛变化［5］。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基础是区域的公众行政，因此在区域管理中包含着多个管理主体。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时，政府就不再是唯一的执行主体了，要向市场和第三部门做出权力让渡。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让渡过程中，政府是否自愿以及市场和第三部门是否具有较高的事务处理能力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这也就为我国区域管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实现对各方面职能和利益的调节是刻不容缓的。除此之外，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也将会增加各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我国现在还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很多职能部门的建立还不完善，无法对公共区域管理中各地区实现有效的约束。因此在区域间发生资源和利益的争夺时，就会影响到区域间合作的发展，这些都是区域公共管理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要减少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要正确指引政府在转换职能时的权力让渡，要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协调和维护，最大程度的维持区域公共管理的稳定发展。此外还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各地区在区域公共管理中的竞争予以监督和管理，杜绝不稳定的因素滋长。要加快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就需要解决经济环境和发展环境带来的差异，要通过协调区域发展和建立有效的区域管理机制，为我国区域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同国际间的区域合作，适应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发展潮流，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创造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作者：张群辉 单位:华侨大学

1新媒体界定和特点 1.1新媒体的界定 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新媒体（New Media）这一概念。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利用数学、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局域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即“数字化新媒体”。 1.2新媒体的特点 在即时、交互、关系赋权的新媒体环境下，整个社会传播体系和传播生态都发生变革。从传播生态的角度来看，传播主体自由而分散、传播渠道多元共生、传播内容散乱复杂。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从赋权的角度看，就是新媒体延伸了人们的言论表达、传播沟通、以媒体为平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等。新媒体时代，信息权从主流声音一统天下向草根阶层众声喧哗转变；新媒体技术打破了时空、地域的界限，将全球带入一个媒介化社会；新媒体网络传播将传统点对点的传播变成点对面的传播，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我们能够与他人保持传播，延伸了人们之间进行传播沟通的可能。 2新媒体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 2.1新媒体有利于政府倾听民意 传统广电媒体的受众是隐匿被动的，而新媒体的用户是主动的积极参与的“消费生产者”。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公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公众通过对话语权的追求掌控来达到自我赋权的目标。新媒体时代，网络问政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更好地培育了现代公民意识。民众可以将自己的声音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传播出去，向政府反映情况；而政府可以高效迅速在互联网为民众答疑解惑。 2.2新媒体有助于科学决策推行 在我国，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公众因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赋权”，更多的人参与到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公众话语权的提高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推动作用。从2003年孙志刚之死倒逼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改革；到2004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推动了卫生部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的与实施；2016年魏则西之死推动《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可见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更有力地保证决策信息的充足和降低决策执行的难度。 2.3新媒体有利于公众进行舆论监督 技术是把双刃剑，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打破原有媒介的垄断现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垄断。如今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搜索引擎，可当搜索引擎不再单纯服务于信息搜索而被商业利益驱动时，信息筛选与排序成了掌握资源者主观的操纵。用户虽然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但服务提供商控制了信息呈现的排序，也就相当于强制用户阅读推广内容，网络媒介并没有促成平等的信息流动。而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信息时代，媒介话语成为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纽带，网络中千千万万的“魏则西”运用手中的话语权，与百度等资本绑架媒介恶意误导消费者行为进行抗争，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2016年9月1日已正式实施《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将争论已久的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在互联网搜索付费定义为广告。该政策对出台，是媒体监督和公民运用话语权推进公共政策的典型案例。 3新媒体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公众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被赋权，提高公民话语权的同时，被赋权的公众却缺乏专业媒体人的媒介素养。因而，在虚拟隐匿后台化的媒体环境中，在部分媒体煽情化的表达和有目的地情绪感染下，网络中站队树敌、暴力相向、围攻对骂的情绪化宣泄比较明显，基于群体传播中的“广场效应”，互联网成为谣言滋生温床。 3.1新媒体助推谣言传播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助推谣言传播，辟谣难度上升，增加社会治理新难度。由于网络传播隐蔽的“后台化”特征和超链接的无限性使得公共机构对网络舆论的审查和调控成本变得极为高昂；倘若舆情监测不到位，可能导致辟谣不及时，引发次生舆情危机，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例如，在红黄蓝虐童事件中，出现的“老虎团集体猥亵幼儿”的谣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并直接危害了国家形象。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基于新媒体范围无界、迅速即时、“全天候”“滚动化”、裂变式的传播特征，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 3.2如何进行网络谣言治理以应对挑战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网络谣言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归根到底有以下3点原因：第一，信息公开不及时导致不实信息的传播；第二，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受众需求的信息多，而官方权威者供给的信息少；第三，新媒体的助推。为了维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网络谣言的治理。以下试以2011年抢盐风波为例，针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以谣言传播过程的4个阶段为时间线索，浅析谣言的控制 策略。3.2.1萌芽期。萌芽期又称潜伏期，是谣言产生的初始阶段。2011年，食盐遭哄抢起因是日本核泄漏引起民众恐慌，网民误信“含碘物品可防辐射”的谣言而引发了突发性集合行为。在萌芽期若想要有效地治理谣言，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监控机制：立法机构要构建法制化网络管理机制，通过分层管理和整体调控手段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针对性；要加强行政监管和政务公开，加强技术监控和辟谣力度，加强舆情掌握与谣言调控；媒体要善于在各种舆论蜂起之时，及时做出正确判断，果断抓住有利时机，有效控制舆论方向，对社会舆论正确引导，避免谣言大规模传播。3.2.2发展期。发展期阶段最重要的是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权威媒体应及时传递真实信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使事实的总体和相互联系在实际上符合客观实际。抢盐风波中，尽管官方及时进行了辟谣并公开了信息，但由于不够及时，因而造成了谣言的扩散。所以在谣言发展期，可以在技术监控的硬件支持下，及时掌握舆情，并揭露谣言的错误本质、指明其社会危害，使谣言尽快退出舆论场。3.2.3爆发期。爆发期阶段最重要的是控制谣言大规模爆发，防止谣言从线上向线下行为转化，造成社会群体事件，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在抢盐风波的报道中，传统媒体着眼于“超市碘盐售罄”“抢购风潮”等议题，作用于公众的认知，公众采取行动怕落人后到超市抢购碘盐，就进一步增大了“抢盐风波”的覆盖范围，最终形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在该时期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控制谣言：1）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联动辟谣，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协同辟谣；2）通过规范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介入对规范网络及信息传播秩序起到警示作用，提高造谣和传谣的违法成本，依法惩处造谣行为。3.2.4沉淀期。通常谣言被攻破后即进入沉淀期。这时候需要政府、媒体和个人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行为或不足。作为大众媒体，此时可以发挥教化功能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自由而分散，传播内容散乱复杂，传播渠道多元共生。倘若能够针对谣言产生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针对相关原因对症下药，相信能够更好地控制谣言，防止诸如“抢盐风波”由谣言引发的突发性集合行为再次发生。 4结论 《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差的时代。好的是我们可以去拥抱技术带来的体验，拥抱新媒体给我们创造的更加精彩丰富的世界。坏的是在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过多关注技术带给我们的感官体验，少了对内容的真正思考，对世界的思考。在今天，我们不应该过度沉溺于媒介用符号构建的表面娱乐和通俗满足中，而是应该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公民的话语权，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促使政府提高执政水平，推动国家进步；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为政府决策进言献策，推动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技术是中立的，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有利也有弊，重要的是我们要合理运用技术，与此同时加强自身素养，成为能够造福社会的人，这样社会才能更精彩。

行政专业论文:“专家治校”与高校行政管理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探讨 “专家治校”其实是当前我们国家各个大学在内部管理方面比较焦点性的一个话题，更是把高校内部在行政方面的相关事务进行统一的规划布局，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合理的配置，由“专家”进行相关的治理，而这里所说的“专家”就是要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放到学校的行政管理这个层面上，集中全部精力进行“治校”，而侧重点是“治校”，并不只是“治学”这样简单，“治校”包含了“治学”，专家对于这方面的相关能力以及知识，一定要能独立熟悉实践工作之中的管理内容以及教育内容，这样的机制更是现代大学所需要的，针对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现状，应该进行全面细致的策略性分析。 1 “专家治校”是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应运而生 针对当前的相关形势来进一步分析，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在发展上有了非常明显的特征，从2007年到现今的2013年，这之中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对于高等院校在人口入学的年龄方面来看，它的相关比例已经达到了26%，据宏观的资料统计分析，全世界的大学生大约超过了1.50亿之多，而经合组织进行预测，这样的趋势至少在以后的20年都会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和新中国一共走过了64年的风风雨雨：直到2013年上半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已经达到了2853所；各个高等院校总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130万人，高等院校在毛入学率方面就已经达到了43.1%；各个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高等教育在招生数目方面和在校生规模方面都在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直到2012年年底，全国招收的研究生大约为87.96万人，本科以及专科方面的学生大约为1203.89万人，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职工为431.63万人，根据马丁·特罗这位教授的理论我们知道，我国在教育方面已经完全进入大众化，正向普及化过渡的一个时期。 针对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国家的各个高等院校之中，大学生的规模十分的庞大，高校方面事务不仅仅涉及教学，还包括人事、科研、财务、学生、国内外的合作交流以及基建等相关方面的重要内容，因为发展日益激烈，对于人才的渴求程度越来越复杂，加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链条背景下进行相关的发展，施展“专家治校”是为了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更是发展之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2 关于“专家治校”具有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应该进行策略性的改进分析 一个学校，校长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学校最高的位置，同时也是这个学校的管理核心部分，它的作用可以更好的推动整所学校的发展，我国教育学家陶行知陶老先生曾经说过：“校长就是这个学校的灵魂所在，要想去评论一个学校，那么应该先对它的校长进行评论。”而美国的哈佛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府变成了这种国际性的著名大学，这都是这个学校的二十八位校长在治校的过程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相关人士进行一系列分析，知道了校长在一个学校之中的发展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长的耕耘，校长治校的一系列理念都是学校发展的力量，一个大学要想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提，那么这个校长一定是行政才华非常，用社会学的角度说，校长在学校之中应该懂得各方面的角色转换，只有这样大学在发展上才能够更加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让校长更加的职业化。 针对于现阶段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相关教学质量以及建设高等教育这种强国战略，就是为了能够建设出首屈一指的大学，为学生服务的时候，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的输入，完善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破解的重大课题，顺应新时代的需求，校长应该视野开阔，并且拥有优秀的管理以及教育才华，对于学校的进步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且兼具韬略，能够当一名宏韬伟略这样的教育家才可以，也可以说加深了校长的职业化技能，因为新形势下校长的身份是职业的管理者，校长应该把自己大部分可利用的工作时间全部投入到学校这个职业之中去，有较强的社会能力，也要用教育家的情怀去推行学校发展。 对于学校的结构方面来分析，一般说的都是组织方面，分为中高低三个层次，高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决策层，校长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学校的管理决策层，对于不同角色在学校之中的角色扮演同样也是不一样的，每个阶层的相关人员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校长应该做好学校的把关人，用睿智的头脑决策每一件学校之中的重大事项，同时应该知道，学校中的人才培养，对于国际竞争力以及科技方面的实力来说也很重要，高校竞争非常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懂得用专业化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就要求各个高校执行“专家治校”。这个“专家”一定要具有专业化的管理职能，只有优化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并存模式，才能够更好的推行“专家治校”，让高等院校的发展更加健康蓬勃。 3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作为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能够全面自由的进行一系列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适应社会的环境进行发展，社会的竞争与发展就是一场没有硝烟战火的战场，想要自己在这个无形的文化战争之中守住自己这一块高地，这对于国内的各个高校来说也是一种科学形式的定位，这也等于为国际接轨的一系列条件做好相应的准备，而“专家治校”加强的是专业化与职业化双管齐下的理念，既然两手都要抓，那就要两手都要稳，使之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综合型的人才。 行政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本文就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困难的现状做出相关原因分析，并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就业 公务员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管理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应涉及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六个领域,主干课程包括行政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政策分析、行政组织学、政府经济学、市政学等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向公务员队伍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对口的候选人, 对口专业, 是指一个人所学到的相关专业知识, 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相对应的工作, 从而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 。因此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参加公务员的角逐理应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当前行管理专业毕业生进入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的道路越来越狭窄,与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难的原因 （一）学生自身。 大多数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当初选择报考行政管理专业，都认为只要能考上，就距离公务员不远了，总认为自己走上一条通往公务员的捷径。其实当他们考进来以后，距离与现实的差距，又让他们不知所措。得知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公务员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将全部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今后将继续做好从优秀村干部中招录乡镇公务员工作，探索从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办法。让一心想考公务员的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不知所措。于是大多数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另辟蹊径，为了以后更好的就业，他们到处出去找兼职做，到附近的一些大专院校做兼职教师，到培训机构做培训等等，无心专研学业。他们普遍有种焦虑和浮躁的情绪。 （二）家庭期望。 家庭给压力，父母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以为考上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就以为孩子以后肯定在官场施展才华，光宗耀祖。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要想“当官”也必须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残酷的现实，让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再次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胜景”，考公务员并没有其他专业的研究生有优势，甚至处于劣势。在我国的公务员考试方面，行政管理专业并没有额外的照顾，考试的科目也没有什么太强的行政管理专业色彩。复试很多单位的招聘职务都有很强的专业要求，因为公务员考试招聘的都是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对你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很高，所以一般都需要中文系、计算机系、法律系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由于培养定位如何管理好社会事物，如何领导好行政机关，这样专业的学生显然是不适应非领导职务的具体要求的。 （三）学校教育。 学生专业能力和素质主要是在学校培养成的，因此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高校对行政管理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不合理。比如。许多给研究生开的课也就是把本科时的课程重温一遍，而且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的也没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管理，法学，技术)。 二是师资队伍比较薄弱。大多数老师都是偏向纯理论的研究。随着近几年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扩招，有些导师所带的学生过多，以至导师无暇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情况。 三是重理论轻实践。行政管理是一门应用型的科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各高校的行政管理研究生教育“一言堂”的现象依然存在，课堂上的案例分析，课后的实习锻炼都比较少。有些课即便分了专题，让学生自由组合制作ppt，课上由学生自己发言，然而所收获的效果却并不明显。这种课程设置“必然产生重理论、轻实践，课程针对性、实用性不强，这样所培育出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其知识结构不可能平衡，也给学生走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困难。” （四）社会环境。 一是一些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的人才消费观发生了变化。许多单位从成本效益出发，宁愿选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也不愿选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多单位又不依学生能力素质为标准来决定录用, 反而因年龄因素横加要求, 致使许多大龄研究生就业相当被动。此外,用人单位对性别的歧视也相当明显, 有的单位在招聘会上打出专要男生的条件, 令许多女研究生望而却步。 二是由于研究生的扩招，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的需求量少于其供给量。2010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534000人 硕士生47.2万人。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51万人。当然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数量也一直增长趋势，据统计2010年招收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单位共有136所，2011年预计招生4100人。 现在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 所有专业进入国家机关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大家都可以报考, 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并没有什么优势, 甚至通过近几年对国家招录公务员情况的观察,发现国家机关对行政管理专业的需求量很少。比如2007年12月进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各招考单位招考人数共计1377人, 招考岗位共计6691, 其中明确标明招考行政管理专业的岗位只有82个共240人, 占岗位数的1. 2%, 占招考总人数的1. 7%。 三、对策 （一）个人。 行政管理研究生，是经过考试，选拔，筛选等一系列程序的具备很强专业知识的人才。对其本人而言，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坚定“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将来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努力学习，不仅对专业理论知识掌握扎实，而且要锻炼自己各方面能力，明确定位和设定中长期目标，对自身的有效充实和提高，使得自身就业能力得到有效地培养和提升。 （二）家庭。 家庭成员不但不要给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压力，而且更应该给他们减压，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理解和支持他们，考公务员并不是唯一最好的出路。他们要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职业，不论是自己创业还是到公司做一位普通的员工，家庭成员都要给予理解和帮助。 （三）学校。 学校对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要合理，有侧重点。其次是加大师资结构调整，发挥导师的知识魅力和人格魅力，帮助学生提高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性是行政管理学的生命力和效用性的基础, 如果行政管理不能从实践中发掘课题和解决课题, 行政管理学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因此，学校可以与企事业机关建立合作机制，学校有针对性地为单位培养人才，实现双赢。同时学校应该进一步重视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并将就业信息准确、高效、及时地传达给学生，做好学生从学校过度到社会的“桥梁”。 （四）社会。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考公务员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社会多元力量的支持。首先，用人单位要多给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的机会，使其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政府应加大对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扶持力度。比如，“三支一扶”政策要惠及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在国家公务员考试和省级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增加设置对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适合的岗位，等可实施的具体措施，进而减轻其压力。如：安徽省现设13个省辖市和4个地区行政公署，9个县级市和56个县。部分市县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较许多东部沿海省份低, 行政管理专门人才较欠缺且总体素质低, 特别是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皖南山区及皖北偏远地区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奇缺。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人才合理流动的市场规律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调配制度，单独建立人事档案，考核机制，聘用制，鼓励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到县市工作。 行政专业论文: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在1996～1997年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论文联盟//业归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并命名为“行政管理”。由此可见，行政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发展史并不长。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社会与政府机构的转型与改革，一方面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对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一、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现实意义 首先，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有助于增强该学科的活力。截至2011年5月，国内共有34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行政学类的本科专业，由于该学科在中国起步晚、发展历程短，目前只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有限的高校在该专业师资配备、教学方面走在前列，相比之下，其他院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不平衡，参差不齐。所以，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入手，能够促进该学科与国外教研的对话与接轨，使之适应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的发展要求，最终有助于推进其自身学科体系的完善。 其次，对于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高校本科生而言，该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如果能够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把实践性与创新性结合起来，既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该专业的积极性、激发其时代使命感与职业责任感，又有利于加强在校本科生的行政管理修养与素质，以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的要求，增强就业竞争力。 再次，对于全国高校而言，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有助于推动高校教育模式创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从表面看来，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好像已经形成科学合理的培养体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探索一种兼具创新性与针对性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有助于使高校行政管理学科由当前的“注重理论”向“注重实践”转变，推动行政管理专业设置合理化、师资配置科学化、学生培养专业化，逐步与国外接轨。 最后，对于政府与企事业单位而言，在政府机构改革与企业流程再造的背景下，探究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新模式的着眼点在于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日常行政管理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人事选拔与机构重组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以更好地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与企业的绩效水平。 二、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路径 1、依据行政管理专业属性，推崇案例教学与“情景仿真模拟”课堂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准确定位行政管理专业，依据学科特点授学是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基本立足点。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将其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法学、管理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通过这种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行政管理专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领域，跨度非常大，可以说“行政管理专业是多个学科的综合体”。行政管理学专业本是一门实践性与适应性较强的专业，然而在高校的实际教学中理论性过重，而理论性较强的科目理解起来比较抽象。笔者建议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辅之以“情景仿真模拟”。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从某些晦涩难懂的理论中解脱出来，接触活生生的案例，锻炼分析问题的能力。此外，学校应聘请有关企业单位的人力资源部经理或当地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现场进行“模拟企业招聘”或“公务员模拟面试”等，使学生全身心投入角色的扮演，并能针对疑惑问题当面请教企业或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 2、改革教学内容，按照市场与政府的需求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课程。行政管理专业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广，笔者所在的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为管理学类、行政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社会学类、法学类共六大类。行政管理专业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通常意义上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定位是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然而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各专业在报考政府机关职位时基本上都站在同一起跑线，因而使得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丧失优势。此外，当大中型企业在招聘经济、秘书、法律等专业的职位时，行政管理专业自身庞大的学科体系导致该专业针对性不强，缺乏自己的特色。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都懂一些，但又不是很精通，往往处于尴尬境地。笔者建议可将行政管理专业细分为企事业单位方向与政府管理方向，同时灵活地增设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在行政管理企事业单位方向中，整合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管理定量分析、应用统计学等课程；在行政管理政府管理方向中，设立市政学、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行政管理学等课程，这样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学科的实用性与适应性。 3、改变“填鸭式”的课堂授论文联盟//课方式，减少对多媒体等教学设施的过度依赖，适时改变师生角色。长期以来，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重视老师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重“教法”轻“学法”；整个过程贯穿于课前、课中与课后。在课前，教师认真备课；在课中，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讲授教材内容；在课后，教师布置小组或个人作业以充当学习成绩。教室中的投影仪、电脑等设备一方面极大地为教师授课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师生容易沦为这些教学设施的“奴隶”。教师把所要讲授的内容全盘搬到投影仪上，学生不假思索地抄课件，做笔记，省略了问题的思考过程，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大脑思维的惰性因素增强。笔者认为，在课堂上应该以人为主，以机器为辅。在讨论案例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应扮演主导角色，教师点拨答疑。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头脑风暴”，在课堂上掀起一场热烈讨论的学习氛围，并适时地抓住机会与学生尽可能多地互动，启发学生的心智。 4、突破传统的行政管理教学模式，积极引入实践教学。高校对于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往往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忽略心理素质，智能结构的培养。国内高校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校外的实习基地少，不能满足学生岗位实习需要。相反，国外公共行政教育非常重视实践教学。例如，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有一半时间在校外学习，加拿大行政官员培训学院的学生有70%的时间在课堂外。行政管理专业在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类似的人文科学在国外地位较高，不少国外顶尖大学成立专门性研究院，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笔者看来，高校一方面应重视起课外实行基地建设，申请专项资金搞好学校的电子政务实验室以及企业文化与战略研究室；与此同时，也可将研究生教学运用到本科生教学中，锻炼学生的研究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定期定量组织学生到行政机关、公司企业等实际部门，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实习，使学生了解行政管理的工作流程和具体方法，以加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此外，邀请校内外专家和官员来校作专题报告，营造该专业领域的学术与实践氛围。 行政专业论文:提高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的几点思考 我国自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行政管理学科以来，全社会对其建设和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入，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综合型大学纷纷开设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的数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人才培养的质量上看，其人才输出尚不能满足社会对高水平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这暴露了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中的缺陷。本文从教学和科研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对如何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教学质量的问题的原因做简要分析，着重提几点建议。 一、注重师资培养和教育资源整合 师资培养是实现培养目标、保证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内很多大学都积极探讨新形势下行政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并不断应社会需求调整和完善培养方案，其教育方法和手段也逐渐趋向成熟。但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专业师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一些具有高学历的年轻教师虽然理论基础扎实，但“从学校到学校”的就业路径使其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教学内容单调，科研素材匮乏，整体效果不佳。 因此建议：首先，高校在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引进计划中注重实践能力，即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其次，高校应为在职教师创造更多的再学习条件，鼓励教师到政府机构挂职锻炼；第三，与政府机构进行各类合作，聘请具备教学能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做兼职教师，并定期为教师做实践技能培训；第四，把实践工作经验和实践教学水平作为教师工作绩效考核要求之一。总之，就是“引进来、送出去”，使专业教学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整体提高师资队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二、科学地制定和完善培养目标 国内很多高校，在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本科人才的目标定位中，提到要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即注重学生要在达到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能力强、素质高等一般目标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的适应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而在实践教学中发现，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培养阶段不能定位过高、过广。要求学生通过几年的本科学习，学生就担任政府及相关机构的高级管理工作，显然是不够现实，因为，没有一定的实践积累，理论的东西是不能一蹴而就地转化为“生产力”的。因此，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有必要结合社会需要和学生学习能力，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完善。笔者认为，本科阶段还是以知识和理论普及为主，同时，有效地开设实践课程，给学生充分地了解社会的机会，在实践中修更多的学分。而在培养目标的设置上，则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保证实践教学的长效性 针对社会需要，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体系逐渐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实践环节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教学实践基地，或有了对教学实践平台的经费投入却缺乏有效的管理，缺乏长效机制，产生不了实际效益，学生的综合素质难以得到真正的提高。行政管理教育应是需求导向型的，不注重实践教学的质量，就难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会导致就业困难，专业社会认可度不高。 因此建议，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必须以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为主要内容，在教学实践上取得新的突破性发展。首先，不能忽视实验室建设，在注重资金投入的同时，做成本效益的综合分析。健全实验室规章制度，横向考察和学习，引进先进学习软件，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实验室教学，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这个教学平台。其次，加大对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使用和维护，积极与社会相关机构联络和合作，为学生拓展实践学习场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统筹安排。 四、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手段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学科理念落后与前沿思想、学科体系不科学、课程设置单一、特色不突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因此，为了避免这些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的问题，必须在方法上进行改革与创新，实施以综合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几年来，我们不断摸索和研究，总结了几个较为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第一，以时政要闻为主题的课前演讲环节，通过教师的指导和点评，演讲内容也可以作为本课教学案例。这种课堂学习形式不仅能丰富教学的内容，还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第二，类似“seminar”形式的双向互动研讨课，即学生和教师平等参与某一话题，双向自由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观点总结和理论归纳。这种方式能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参与，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第三，以特定教学章节为主题的“team work”活动，即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角色模拟，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巩固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们普遍反映这形式很好，有利于培养他们对课程的兴趣，并增强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力。 总之，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国内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在探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需求，在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上不断探索和思考，以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行政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要适才适用 行政管理专业，尤其是该专业的学术研究生和mpa招生，目前很是热门，但是，正在读的人都有一种困惑感，都不知道这个专业该怎么定位。官方的解释实在差强人意，如果一个专业培养的人才连自己的专业定位和自身的优势都搞不清楚，可想而知，我们读书是何其盲目，我们的 教育 资源分配又是何其盲目，又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保持自己的自信呢？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分析一下。 行政管理专业现状分析 行政管理或称公共管理，是一个新鲜专业，随着国外有关方面著作大量翻译进来和兰州大学等高校率先设置该专业以来，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在各个高校中纷纷显现，而这些学校办学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这个专业也没有统一的培养标准，这就使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一种“繁荣的假象”。尤其是研究生阶段。那么这种“假繁荣”背后，学生们又藏着多少无奈和“投机”行为呢？ 很多学生是被调剂到该专业的，也有不少学生是第一志愿报考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人生就会和这个专业结下不解之缘。当“这个专业不好就业”、“这个专业没有核心竞争力”、“行政工作人人能做”等等，一系列困惑席卷而来时，留给学生自己的只能是无法挽回的无奈之心和悲观之情。 “投机”，我们也并不陌生，简单的解释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个专业我也用“投机”一词，想表达的就是有些同学，尤其是来读这一专业研究生的一些同学，完全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要么是来混文凭镀金的，要么就是看到这个专业相对好考一点（不考数学），而完全没有从自己的学术爱好方面考虑，这就使得报考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人数年年攀升，也使得一连串的学术腐败现象显得那么“合情合理”。当然，这只是学术腐败现象的一点折射。 行政管理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理由 当然，行政管理专业能否脱离这种尴尬，必须先从专业设置的理论合理性入手。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行政管理是一门 科学 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门专业。何谓科学？科学有两个必要条件，即 规律 性和可知性。如果在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且以现在的条件，如果对其进行探索的话，我们能够掌握规律所在，那么这一方面就可能是一门科学。无可否认，行政管理主要就是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规律进行探索，而公共部门的管理跟私人部门的管理相比是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如公共部门的管理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即使现实中可能出现一些破坏公共利益的现象，也不能否认公共部门本身的价值追求），而私人部门的管理则把自己的利益（尤其是 经济 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共部门的管理以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市场秩序、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则、处理各方利益纠纷、减少外部经济和增加外部经济、提供公平的日常服务和保护环境等为重要内容，而这是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任务大相径庭的。早在行政管理研究初期（那时行政管理还是 政治 学的一部分，尚未独立“由于对政治的实质性关注，以及该学科领域面对冷酷的理智批判，公共行政敏捷地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学者们就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也是行政管理的规律所在。当然，在行政管理的具体领域，都有着大量的规律需要学者们探求和 总结 ，如公共政策方面、人事行政方面（现称人力资源方面）、行政组织方面、财务行政方面以及行政伦理方面，等等。并且还能细分，也就是说行政管理的领域很广泛，但每一个角度都有其深度可挖，也就有其独特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发现，到现在还没有科学的总结出来（至少还没有按规律办事），靠得只是人为管理，而这些人为管理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个人随机意识或有意识的偏向某种利益对象，庆幸地就是如果管理者好了，有能耐了，群众可能会比较满意，但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的。而且，靠人为随意的管理很可能造成部分与整体的不和谐，甚至冲突，影响整体利益和效能的实现，比如部门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所以说，行政管理专业如果定性偏向于公共部门管理的话（目前各大高校是这样），从理论上讲，它的设置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是充分的。 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素质和就业现状 既然行政管理专业的设置是必要的，就需要培养适量的合格人才。适量，就是遵守市场供求关系，甚至要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当然，目前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行政管理无论是大专层次，还是本科、硕士或博士层次，都形成了大步扩招的事实。 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行政管理人才呢？这点有一种共识，即这类人才要能够满足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需求或研究需求。仅从专业名称来看，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目标定位是合理的。但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漏洞所在，这样的目标实在过于笼统和敷衍。难道其他专业就不能满足这些机构的管理需求和研究需求了吗？难道行政管理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只能跟人共享饭碗和吃别人剩下的饭？当然不是，只是很多人还不了解行政管理这个有广度而没深度的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底具备了什么特长。事实上，行政管理人才真的应该好好认识自己和被别人认识，因为这类人才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一种善于从宏观方面和合理管理方面出发的思维，更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质，那就是具备专业熏陶出来的公共（公平、公正、公开）服务精神和做一位 现代 社会急需的责任公民的可塑性。而这种人才如果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正确使用，将必定成为社会文明和人文精神得以宣扬的重要支柱。这类人才太适合安排到公共部门中去，给已经显得“无药可救”的公共部门弊病输入新鲜血液。忧虑的是，不知道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吸收这些新鲜血液？至少目前看来，除了某些地方政府，国家公共部门整体上还没有认真对待这类人才，以至于这类人才毕业后流落到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造成了人才浪费和 教育 资源浪费。 行政管理人才如果很大一部分不能被应用于公共部门，也就是说，没有适才适用的话，就说明我们的教育是盲目的，我们的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是缺乏回应性的。行政管理人才拥有难能可贵的公共服务精神和责任精神，甚至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可以通过大学时段以外的其他途径，如公务员短期培训，就能塑造出来的。因为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品格培养阶段，有幸上大学的人往往对大学四年学到的东西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一个人在大学阶段就要给自己的品格定性了。四年的行政学、 政治 学、社会学、 经济 学、法学、逻辑学、 历史 学等行政管理相关或相近知识熏陶，早已使行政管 理学 子们对公平、效率、原则和责任等核心价值内在化（相对其他专业而言）。而通过简单的培训，很难相信能使不具备这些精神的人才顿时就具备了这些精神。我一直坚信，技术至少是可以学习弥补的，而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 因此，政府必须重视这类人才，因为一些不和谐社会因素已经凸显了这样一种事实：靠实实在在的技术优势解决不了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对外加强软实力影响，对内也到了该重视文科这一相对于工科是软文化的时候了。一个社会的社会 科学 不发达， 自然 科学也难以有长足进步。要 发展 社会科学，必须要解决社会科学人才的出路问题，至少不要出现文科毕业生和理工科毕业生两极分化的现象。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行政管理人才也要适才适用，比如在一些综合管理类或专业性不是很强（没技术干不了）的岗位，多向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倾斜，以及在一线部门和基层单位多给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实习机会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行政管理专业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合理，而入口处就在于行政管理人才能被公共部门很好的吸收运用，而行政管理专业的资源则能根据实际需要实现较优化配置。 行政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使得实践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课程中如何创新科学定位和实现显得迫在眉睫。本文提出构建以课程内容体系改革为切入点，修订专业培养计划，增加“应用型、实践性、操作性”实践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走出去、请进来、坐下来”的“三位一体”立体式实践教学模式、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核心内容，形成方式多元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完善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机制等适合于现代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 行政管理专业 应用型课程 实践教学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旨在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新思维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使他们获得受益终生的真才实学，这也是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努力的方向。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与理论教学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统一体离开了实践活动片面地强调能力的培养，充其量只能向社会输送“半成品”。①高等院校是培养和造就高层优秀人才的摇篮，当前我国高校教学改革应当从根本上解决好“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问题。 1 修订专业培养计划，增加“应用型、实践性、操作性”实践教学内容 在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修订中，要遵循“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的教学新思想和“手动、腿动、脑动”的实践理念，以实现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为目标。在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中设计和增加“应用型、实践性、操作性”的实践内容。具体讲在增加课内实践环节的时数的同时，增加专门的实践性课程，并增加专业实践的周数，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建立实践教学三条线和三个环境：课程实践教学一条线、基地实践教学一条线、虚拟管理实践教学一条线；实验室环境、仿真模拟环境、真实管理环境，并使其高效率地服务于全面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需要进一步强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措施。大力加强行政管理基础的教学力度；高年级学生实行分层培养，强化科研能力的训练和实践技能的训练；课余时间，组织多种类型的课外兴趣小组，重视信息技术和虚拟管理模拟的训练，增强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 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走出去、请进来、坐下来”的“三位一体”立体式实践教学模式 2.1 强化课堂实践在实践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课堂实践教学一直被行政管理专业教师有所忽视，但这一实践教学形式在时空选择的灵活性上、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上以及教师的跟踪指导上都优于其它实践教学形式，从本质上讲，行政管理专业也适合于实行课堂实践教学。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取代“填鸭式”教学方法，彻底改变教师讲，学生被动听、记的局面。应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使课堂由教师“要求学”变成学生“主动学”。根据行政管理属于应用性科学的特点，改变单一讲授法教学模型，可多采用案例分析法、讨论法教学。这不仅使学生由被动地听、记转变为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而且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采取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彻底改变“一支粉笔”“一根教鞭” ②这种传统教学手段，使课堂气氛变得生动活泼。 2.2 丰富社会实践在感性学习中的内涵 第一，管理一线见习。在对学生进行专业课学习之前，可以联系本专业的对口企业，把学生带入生产经营现场进行考察、观摩，使学生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专业有一个总体的感性认识。这是实践技能教学的第一步，目的是使学生明确所学专业应掌握哪些基本实践技能。 第二，专业实习。现在大多学校在该专业第八学期安排毕业实习，但这一做法至少有两个缺点：一是时间较短，一般均只安排八周左右时间；二是一旦学生在实践中遇到问题，难以再回到书本中去。因此，建议在第五或第六学期即安排10周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去单位顶岗上班，挂职锻炼。这将有助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更易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习收效，增加实际工作能力。待第八学期再安排10周时间去实习时，学生就会有更多的理性和知识，处理问题或许更加老到成熟。另外，任课教师也可结合所授专业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专题性社会实践活动。应该建立稳定的行政实习基地，为学生进行行政实践提供可靠的平台。这也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行政管理人才的需要。 2.3 发挥科研实践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中的关键性作用 结合社会实践、课堂实践的具体内容积极开展科研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行政管理专业课的科研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的能力，也是促使理论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结合学生撰写调研报告、自学讲稿、命题论文、讨论提纲等形式完成。任课教师可以通过提出写作要求、规定评分标准等方式指导学生进入研究的状态和研究领域。专业协会与兴趣小组是学生课外活动的良好基地。通过专业协会与兴趣小组这种具有共同专业知识和兴趣的群团活动，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在群团活动中得以展示和检验。学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某项实践活动或学术讨论，不仅能增加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还能锻炼学生的动手和动口能力。在指导其活动时，要尽可能扩大学生的参与面，动员大多数学生参加活动，还要注意正确引导，充分调动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把学生活动的目标落实到培养科研和开发的能力上。比如我校的政治与行政学院的“政府管理学社”由学院原时事调研社发展而来，是我院青年学生中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结合我院的专业特色而成立的一个以“政府管理践、学、研”（政府管理实践、政府管理理论学习、政府管理调查研究）为主的学习型社团。社团定期举行配套的专题讲座、论坛、研讨会、辩论、沙龙、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趋于多样化，使社团更加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有效地补充和发展了科研实践。 3 丰富的教学资源是有效开展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 实践教学环节对教学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离开了丰富的教学资源的支撑，实践教学则难以开展。当下实践教学出现的各种异化问题，就或多或少的与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相关。当然，就理想层面而言，教学资源越丰富多样，就越能够满足各种类型实践教学的需要。但是，我们提出的丰富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确实是实践教学所必须的基础条件。首先加快实践基地的开发与建设。实践教学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进行，实践基地是联系学生与社会的中介和平台。实践教学除了要求实践基地数量充足外，还要求实践基地类型多样，能够满足不同目的的实践教学的需要。另外，实践基础的工作人员也是指导学生实践的重要力量，这就需要学校与实践基地之间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结合相关章节的教学要求，带领学生深入管理实践现场教学，以拓宽视野。二是行政管理专业要尽快加快实践操作平台建设，创建模拟实验室，为实践教学活动提供基地。根据行政管理的专业属性及特征，模拟实验室内要设置开展专门实践教学的电子政务、决策分析模拟厅、国家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文献资料室、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模拟展厅等。学生在这些模拟教育实习实验室里，通过参与实践教学活动，逐步形成较强的专业技能。三是编撰突出实践教学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实践教材。这是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物质保证。在制定实践计划的基础上，要编写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教材和实践指导书。在编写实践性教材时，要把其技术指导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放在首位，详细阐述学生该掌握的本专业的知识要点、实习目的、方法和作业。在实践环节设计上，要注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的完整性，实现人财物等传统资源管理的一体化；在实践内容的设置上，注重反映教学重点及行政管理过程的实际要求。 4 提升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能力是实践教学实效提高的关键 教师是大学的灵魂，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没有良好的师资队伍，再合理的培养模式也无法实行和取得成效。实践教学队伍，应该是由实验专家与学者、实验技术能手和实验管理人员组成的群体。学校要制订相关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学历层次，优化队伍结构。行政管理专业的许多专职教师是科班出身，他们从学校到学校，缺乏社会经历，懂行政学理论，却没有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这势必导致对行政管理实际工作理解不深不透。④因此，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增加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如选送一部分专职教师“走出去”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到行政管理实践岗位进行调研，了解现实政府运作情况，参与政府的行政管理相关课题研究，结合讲授的专业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把那些具有丰富党政机关工作经验的领导者“请进来”为学生讲解我国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各层次的权责划分以及运转情况、地方机构改革的难点分析和对策等，这种鲜活的实地教学，与呆板的课堂讲授相比，其教学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行政专业论文:对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教学问题的若干思考 ［摘要］公共关系教学一直以来都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其所处的地位却很尴尬。本文指出了公共关系教学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认为其举足轻重；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其所处之现状，最后给出了几条可能走出困境的道路。 ［关键词］ 公共关系教学；行政管理专业；意义；现状；解决方案 公共关系学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应该说，在行政管理的课程设置中，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公共关系学本身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管理学。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况，一方面，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很重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它的学科地位还不够高，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制约发展的因素太多，直接影响到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根据对此现象的分析，笔者产生了三个疑问：一是公共关系教学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而言，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毕竟，如果只谈意义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未免过于抽象，研究成果也会流于形式，缺乏价值。二是在现实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关系教学中，公共关系学本身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充分地了解现实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并得出解决方案。三是如果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是本文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之最终目的。 一、公共关系教学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 考察公共关系教学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意义，首先应该从两者的研究内容入手，寻找它们的共同区间，找到了这个区间，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其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概括地说，包括政府自身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的规律，具体地说，包括行政职能、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首长与领导群体、国家公务员、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法制、行政机关管理、行政管理的方法与技术、行政效率与改革等等。由此可见，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面极其广泛，但它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到。而公共关系学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和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它旨在通过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利用有效的传播和沟通手段，达成公众对组织的了解、认可与合作［1］。公共关系学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应用性，这就决定了学习这门学科必须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公共关系学所关心的内容恰恰是行政管理学所需要的，在行政管理学看来，公共关系学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工具，行政管理学只需要提出需要的内容，公共关系学则根据需要去完成。所以，在管理类专业设置这门课程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了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就如同断了一臂。归纳起来，公共关系学使攻读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认识到公共关系在现代管理中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学习和理解公共关系管理的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和掌握组织与公众沟通的过程、手段和方法，最终的目的是努力培养现代公共关系意识，完善自身的公共关系素质，提高实际公共关系能力，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运用到工作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 公共关系学是行政管理专业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之一，其理论部分是对行政管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其实务部分是行政管理学生所必备的技能。 二、在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教学的现状 既然公共关系教学在行政管理专业中的意义举足轻重，那么，它是不是真的就处于这么一个良好的现状呢？当然，成绩首先是不应该被回避的。应该说，通过努力，高校公关教学成绩显著，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的速度快、规模大。全国大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都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教师和学生数量都有较大增长，为我国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二是与行政管理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公共关系教学水平有一定的提高，配套的系列教材建设已经开始，师资水平也直线上升。 三是无论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公共关系的教学效果已得到普遍认可和重视，培养出的学生在人才市场受到欢迎，而社会和企业对高层次公关人才的需要正呈现上升趋势［2］。 当然，高校公关教学虽然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必须下决心、花力气尽快解决，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现在我们拥有一支数量巨大的专业教师队伍，但是，由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上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科班出身的教师，这就使得教师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种情况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尤其明显。因为一般院校都没有公共关系专业，公关教师大多是由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转而从事公关教学，主要精力仍用于原来的专业研究，所以行政管理专业中公共关系的教学任务实际上是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在承担，这必然会对整个公共关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重重。 目前的教材种类繁多，但质量上乘者则少之又少，况且，大部分教材是为公共关系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服务，很少有适合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使用者［3］。虽然公共关系专业教材有一定的广泛适用性，但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也应区别对待，毕竟不同专业对于同一门课的要求不一样。 第三，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水平亟待加强。 一方面，学习公关专业的教师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进行；另一方面，国家在该学科的研究经费投入较少，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机会寥寥，教师就某一问题进行切磋的机会太少，也不利于学习借鉴国外的新理论和新经验。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水平的欠缺自然也会导致实践水平的降低。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欠缺，对于日常教学来讲，受到制约和影响也是必然的了。 三、走出公共关系教学的困境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学校应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渐完善公关教师队伍，可以以院系的名义聘请一 些公关经验丰富、长期从事公关活动的资深专家作为校(院)系外聘教授或名誉教授，每年给学生开课，由此也带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条件的话可以引进一些既有公关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公关人才，补充到高校公关师资队伍中来。同时，鼓励教师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不定期或者定期地举行一些针对教师的培训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水平。要注意对教师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 其次，在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争取突破。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这就要求理论教学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特别是要结合中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和配套教材。在教材建设方面，要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编写适合于不同专业的公共关系学的示范教材，鼓励教材多样化，不仅采用书本教材，还要采用影音教材等多媒体手段，能够化说教为感知、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在教学方法上，要鼓励教师之间互相交流，还要充分注意到公共关系学的学科特点，有意识地将说教式教育转变成实践式教育［4］，一方面要保证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例如，可以开展案例讨论，举办学生模拟创业大赛、商务洽谈策划、新闻会等情景模拟［5］。这需要公共关系学教师不懈努力，不断进行教学创新改革，挖掘学科潜力，实现教学模式多样化，多设计、安排课堂技能训练，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再次，重视公共关系学理论研究，鼓励创新性成果。国家和学校应对公共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创造学术交流机会，争取我国的公共关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和对话。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发挥优势。行政管理学是一门中国特色非常强的学科，相对应的公共关系学自然也不例外，公共关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行政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分析与建设思路 专业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直接载体。高校通过划分专业来设计教学体系,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不同的专业是由各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不同规则和方法进行归集、配置所形成的。所以,专业成为学科、师资、课程、设备等资源的集结点或配置平台,是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的关键。 专业设置和建设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相同专业的学科、理论知识和课程等资源配置也大体相同,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由于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及其侧重点的理解、设定不同,即使相同专业,其学科、课程、师资等资源配置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相同专业的不同特点。持久、稳定、系统、规律性的特点集合而成为特色,即相同专业的不同特色。 一、专业特色的形成条件 1.历史条件和因素 许多专业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应当时社会实践包括生产、管理、军事、政治等急需而设置的。以后的发展、延续和壮大往往都蕴含着起初的历史痕迹,并渐进凝结为特色。 2.环境资源因素 专业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院系的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和浸染专业的成长。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差别性的特点。 3.时间因素 专业特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色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需要酝酿、产生、更新、变异,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生息息、重组再造、演化整合等,最后由每一代变异留存下来的富有生机的因素凝结为新的变异体并呈现特色。这里有两点:第一,特色是在特点上形成的,是由诸多特点有机组合而成;第二,特点与特色的不同,在于特点可能是暂时的、短期的,而特色是特点在不断地更新、变异、整合中最后形成系统、持续、稳定的状态,是特点之有序集合。由此可见,没有一定的时间,特色是很难形成的,或很难称其为特色。 总之,专业特色应当在一定的历史延续中和特定的环境资源里,经过较长时间和几个阶段的发展,逐步融合而成。 二、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 1.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 以政府为管理主体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一般过程,是行政管理研究的传统,相应地,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传统搭配方式形成了政治学背景和倾向的特点。然而,随着行政管理向法治化、科学化的扩展和推进,以及行政与法、行政与管理技术的日益融合,行政管理开始告别传统时代。同时,与政治相对分离的行政管理开始向各领域的分部门管理延伸和扩展,出现了教育行政、卫生行政、文化行政、军事行政等,行政管理衍生、推进至公共管理阶段,步入公共管理形态。经济行政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独具形态、在理论及理论实践的发展中蔚为壮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尤其是当今时代的主体活动,管理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专业行政部门日益分化、发展的格局中,经济行政也成为独立的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壮大。何况任何领域无不包含和渗透经济活动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和内容,使得经济行政不仅具有不断壮大、相对独立的领域,而且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2.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含义和支撑体系 经济行政是指以经济活动和领域为对象的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是指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遵循传统、保持行政管理专业基本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和突出经济及经济管理课程、师资、实验等资源配备,以培养懂经济、知法律、擅行政、会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在实践中,经济行政与公安行政、司法行政、人事行政、军事行政、教育行政、文化行政、医疗卫生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等并列存在、相互区别。 专业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时空因素,一个是时间维的历史传统因素,另一个是空间维的资源环境因素。这里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在历史渊源上,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由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演变而来。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创建于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设立该专业的高校。工商行政管理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及其交易、竞争行为和有形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过程。既是政府行为,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是经济、行政、法律融合一体的经济行政管理,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1998年,教育部组织调整高校专业目录,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不复独立存在,学校的相应专业转型、扩展为行政管理专业,设于公共管理系下。整个专业的转型经历了名义阶段、板块阶段、覆盖阶段,目前正向融合阶段发展。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和保持行政管理专业一般特征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由课程、师资、周边专业学科、相关社会资源支撑的经济行政特色保留了下来。 在环境资源上,学校以经济和工商管理学科见长,相应的师资、课程等资源丰富。学术氛围也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学为主调,同时,又有较为齐全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和历史较长、特色鲜明的法学学科专业。这个特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明显体现。学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与规范。分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和文法4类提出学科基础课课程设置方案,原则上统一执行。学校结合专业和历史等情况确定专业课设置。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原则下融汇了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因素,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并反映了专业特色。例如,公共基础课中有“高等数学”课,学科基础课中有“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财政学”、“统计学”等经济管理课程,在专业课中有“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课程,在专业选修课中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会计学”、“经济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同时,行政管理的核心课、基础课诸如“政治学”、“行政学”、“领导科学”、“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行政伦理学”、“公共管理”等数量和理论知识比重充分,功能不减,既保证行政管理专业的本色,又具有经济行政特色。 在时间因素方面,学校有17年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办学历史并赢得较高声誉;行政管理专业也有了11年 的办学历史,并于2000年建立了北京市属院校第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2007年成为北京市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第一个重点建设学科。经济行政特色在历史延续和探索中日趋成熟、稳定。 在社会资源方面,学校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学会、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合作与交往,包括会议、调研、课题研究、咨询培训等方式。近年来,与北京市发改委、市政管委、城市科学学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等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经济行政的社会根基,进一步扩展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管理空间。 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比较交流方面,有可供分享的成果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经济行政的研究著作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蒋云根教授编著的《经济行政管理概论》。学校工商行政管理研究领域,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了《企业行为规范》丛书、《工商行政管理》系列教材以及多部单本著作;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以及国家部委有关经济行政方面的科研项目。近10年来,各高校的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依托所在院校的资源、历史等,探索、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以其历史和经验获得独特优势。 三、行政管理专业的价值评估 1.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比肩在我国呈后发之势。公共管理在后市场经济时代是维护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对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强烈。作为北京市重点大学和人才培养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拥有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资源,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属院校处于前列,应当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市培养经济、行政、法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 2.行政管理专业在学校的地位 公共管理学科与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并驾齐驱有益于丰富学校学科类型,完善学科结构,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实力较强,公共管理学相对较弱,但具有良好基础并在北京市属院校居于前列,搭建了学科结构有力、专业齐全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平台。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的母学科,历史长、特色显、有优势,应当成为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增长极。 3.学院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后盾和平台 行政管理专业依托的城市学院,是为专门和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而建立的。学院依托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设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工作专业以及首都经济研究所、不动产研究所。这种专业学科环境既具有复合型、交融性,又不失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宗旨,有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有利于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塑造和体现;同时,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筋”,对相关专业的发展具有粘合、伸张的作用。 四、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路径 1.在既有体系中巩固特色 一是丰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从课程上体现特色。保证专业通行的基础课程。“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必备的学科基础课不缺门;通过课程建设,增强课程针对性,力求精要;通过沟通研讨,达到课程之间相互了解、互补和融汇。保证体现特色的经济学课程。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外,还应坚持开设“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等,通过考试与考查、必修与选修的制度设计,优化经济行政效果。开设“法学原理”、“行政法”、“经济法”课程,满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功能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为核心的政府监管和经济监管课程板块,实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贯穿,经济、行政与法律的融合,凝结和强化监管功能的专业设计。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体现特色。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讲解、案例政策分析、参观考察相结合;选聘校外、政府、企业的专家,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或储备,在专职教师组织下,穿插搭配兼职教师的专题和讲座;通过“数字城市实验室”建设,改善实验条件,加强软硬件功能开发和综合利用。同时,适当增加实验课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控制教师选聘结构,充分调配现有资源,形成学术型、讲授型、实操型师资的有机搭配。 2.将特色的基础拓宽,触角延长 拓宽与之交往的经济行政部门范围,由工商行政部门扩展到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进而扩展到发展改革委员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建立制度性联系;在上述政府部门和系统建立实习基地,形成持续联系,延伸触角;通过科研和教师纽带,与上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增强教师对实践的了解,增加学生直接、间接的实践机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聘任、聘请兼职教师、指导教师或吸收为团队成员,增加互动通道。 3.在学院复合学科环境中,吸取营养,谋求新生 学校的城市学院是系、所合并的学院,学科专业较为宽泛,教师的专业领域更加复杂。学校规划城市学院建设发展两大学科——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院、系、所,学科、专业、方向相互交织,对学院的组织管理和业务规划提出挑战,同时也提供机遇。处理不好,各种要素混杂交错,内耗互扰;处理得当,相互倚重,相互交融,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实际上,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两个学科具有新兴和开放的共同特点,又有在区域和公共方面的融汇之处。两大学科的交融为各自学科及其之下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富营养的土壤。行政管理应当借助公共管理寻求应用空间,借助区域经济管理增强经济行政特色。 4.在国际交往中检验调整,发展壮大 经济行政特色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独有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也能找到学理和实践的例证。政府管制领域是经济行政的集中体现领域,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日益关注的热点。 政府监管、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工程等话语和理论体系是值得关注、研究、探索和借鉴的。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有助于在国际环境中检验、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理解,从而不断延续、推进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发展。 行政专业论文: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下行政管理论文 一、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成效的研究 (一)创新了行政管理专业集中实践教学的模式 专业社会实践调查能够培养学员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思想，中央电大改为指定题目的调查，使调查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具有一定的实效性，使学生的社会调查真正落到实处。创新了行政管理专业集中实践教学的模式。 (二)社会实践教学的特色化，促进了学科建设的发展 学科建设是电大建设和发展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对于提高电大办学层次和社会声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管理专业社会调查实践教学的改革，改变了传统的、旧有的模式，开拓了一条新的有特色的模式，促进了学科建设的丰富和发展。 (三)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行政管理专业的社会调查，强调实际操作训练，选择规定的专题进行研究，从而获得感性知识、掌握基本技能，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四)加强了电大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对行政管理专业开展专题研究，是加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对于解决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实践教学的薄弱环节，对于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专题调查活动，进一步拓展电大社会化服务职能。 (五)对利用电大系统资源优势来拓展社会服务的新领域方面进行了尝试 行政管理专业学员的社会调查课题，由原来自定题目调整为定向的题目，使学生的社会调查和国家的重点、热点问题紧密结合，是利用电大系统资源优势拓展社会服务的新领域方面进行的一项新尝试。 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效果的影响 因素对分校和学习中心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状况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分析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 (一)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 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一些错误认识。学员没有充分认识到综合教学实践环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少数学员态度不端正，认为只是走过场，敷衍了事，抱有侥幸心理，东拼西凑，没有实际参与调查，文章陈旧，没有自己的观点，抄袭现象严重，没有达到综合实践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势必影响到实践教学的质量。 (二)实践教学形式呈现单一化 尽管行政管理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就总体而言，实践教学形式仍单一化，对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的发挥有一定的影响。专项的社会调查模式要求社会调查主题、要求一致，方便了学生的操作，但是也带来了限制学员思维，束缚学员参与主动调查的积极性。例如，统一设定的选题限定了社会实践的选题范围，学员只能从农民工、农村青年、大学生这三个题目中被动选择，脱离了工作实际，客观上造成了一部分学员态度不认真、应付等现象。 (三)师资力量欠缺 随着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显露出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以山西为例大部分分校电大进行集中实践环节辅导时都是聘请外校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因为本职工作的繁忙，在指导教学实践环节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到位，师资力量欠缺是阻碍实践调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社会调查流于形式，调查报告抄袭现象 严重行政管理专科学员普遍存在文化底子薄，专业理论素养不高的现象，专项的调查形式，导致调查报告的选题和学员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相脱节，导致一些学员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查，从网上下载资料和参考别人的调查文章，拼凑完成，形成自己的调查报告。结果社会调查流于形式，使得集中实践教学没有起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教育办学的局限性。就学生而言，学员工学矛盾突出。二是普遍存在注重课程轻实践的情况。三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欠缺。基层电大教师普遍存在理论知识水平、结构体系、教学经验相对不足的现象，很少参加学术活动，学术视野比较闭塞，综合工作能力受到影响，导致实践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不够。 三、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调查的思考 (一)丰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我们可以完全不拘泥于中央电大规定的四个专题选项的研究，可以根据山西电大的实际情况，分校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进行专题研究。为了进一步拓展此思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我们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1．开展随岗实践 学员可以结合学生自身工作实际，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用研究成果指导工作实际。 (1)以学生为中心开展随岗实践教学设计。以学生和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是远程开放教育的核心理念，随岗实践作为社会实践调查的一种尝试，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在进行随岗社会实践教学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践环境、条件及实践能力的差异，要由学员自主选择随岗实践项目、实践单位及时间等，学生依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要求选择实践项目与单位，教师只起辅助作用。对暂时没有工作的学生，由学生自己联系随岗实践单位，或由学校安排与其他同学一起组成实践小组在同一单位进行随岗社会实践调查。 (2)以教师为引导落实随岗实践调查指导。为了切实保证随岗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专业辅导教师要按照教学实践规则确定学期随岗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制定随岗社会实践参考项目供学生参考，拟定学生随岗实践活动安排表，确定参加随岗实践活动的学生名单、实践单位，和学生商定随岗实践的具体事宜，指导学生按照统一规定的要求开展随岗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在随岗社会实践调查活动中，要求学校辅导教师利用班级QQ群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专业指导。 (3)以督察、监控为手段加强随岗实践过程的考核。辅导教师必须加强对学员随岗实践过程的督察和监控，定期到社会实践单位了解学生实践情况，同时要求实践单位对学员随岗实践情况进行考核鉴定并写出鉴定意见，学生必须在随岗实践结束后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学校辅导教师对学员随岗实践报告进行评阅，给出报告成绩，成绩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等，只有成绩合格，才能获得相应的实践学分。 2．专项调查 行政管理专业要充分利用电大系统的资源优势，根据本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围绕社会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专项调查研究，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进行社会实践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可以对当地的社会发展起借鉴作用。使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小组协作调查 所谓小组协作调查就是以小组为单位，利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关系，促进学员的学习，在小组协作调查中学员不再是单独的个体，学员成为相互合作的共同体，依据调查的目的和内容进行分工，使调查更具有深度和广度。能充分发挥学员自身优势，增强了学习者之间的沟通、合作，培养了学员沟通、合作能力，最后以协作小组的团体总成绩作为主要的评定标准。 (二)建立激励机制 形成良好学风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形成良好学风是社会实践教学质量的保障。学员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教学的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形成良好学风。在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调查的设计上，要科学、合理，符合社会需要，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学员能力的培养。学校要建立严格的奖罚机制，确保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强化实践教学的支持服务充分利用 现代网络技术，创建具有特色的校园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教学的网上资源辅导，结合行政管理专业学科特色，建立选题指导、专题讲座、调查前瞻等栏目，满足学员对社会实践教学的需求。 (四)加强教师师资力量建设 学校要建立以系统内教师为主体，以普通高校专家为辅助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库，来解决辅导教师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加强辅导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环节指导质量。 (五)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针对学校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实践教学监控的现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社会实践教学进行监控，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践”教学原则，加强社会实践教学，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不能是孤立的，要与理论教学评价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总结 总之，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评价主要通过依靠对改革的实施效果进行评定，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模式要以是否适应远程开放教育特点和需求为前提，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实施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方案的阶段，应当对改革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全程考察和分析，一方面监督分校和学习中心执行改革方案情况，另一方面听取学员的反馈登记，从而为深入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模式奠定基础。因此，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不仅是实践教学改革模式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促进实践教学改革模式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作者：裴小琼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专业论文:专业教学行政管理论文 一、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管理理念过于陈旧当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理念总的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计划内容的高度一致性。教学管理多实行统一的教学和管理计划，优点是可以统一管理，但容易导致行政专业课程的结构单一呆板，使教学内容和管理内容陈旧。(2)计划执行的强制性。行政型的教学管理特点是从上到下的直线式管理，强调权威性和服从性，管理人员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3)决策和计划的封闭性。当下行政型教学管理往往根据权力意志作出教学决策，进行教学管理，使得决策和计划缺乏创新，较为封闭。(4)评价分析的形式化。大部分高校的评价分析体系都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教学评价及教学管理评价落实不到位。(5)对非教学人员以及教学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目标不明确，缺乏严格有效的教学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没有明确标准的奖罚制度，使得管理人员缺少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如上所述，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传统教学管理模式是一种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通常是利用行政的手段进行教学管理。虽然这种管理模式可以避免任意行事，但随着管理形式的逐渐深入，它的弊端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学术权力的管理少，行政权力的管理多。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往往更专注于权利上的施加号令，而忽略了对教学工作者自身学术方面的管理，导致管理缺乏重点和主次。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这种传统的教学管理理念已经不能满足当代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了。 (二)教学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1921年夏，美国大教育学家孟禄应邀来华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实际调查后指出:科学实验设备不足，试验时间太少，教授法太偏于演讲，并且认为，中国科学教学不给学生实验的机会，科学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实验。”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学者就对中国的教育提出的质疑，至今在教学中依然存在，这个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河北邯郸技术学院的张敬贤老师在《论“重理论、轻实践”现象的根源》中曾从封建思想残余、近现代科技、教育落后、考试弊端、经济落后5个方面进行剖析“重理论、轻实践”的原因。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以及教学中始终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究其主要原因大致为教育理念陈旧、考试制度存在弊端以及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三个方面。中国以往的教育观念重在学，而学以致用的理念在行政管理专业上很少被采用。此外行政管理专业的考试制度也存在较大问题，普遍存在的先划重点再考试的模式导致学生学习知识的死记硬背，无法融会贯通。目前我国社会进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重理论、轻实践”不仅会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个书呆子，成为实践的文盲，还会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造成一定的影响，学生在校学习几年，离开学校之后，发现所学的东西在工作岗位没办法用到，或者已经过时了，鉴于当代社会对应用性、技术性人才的需求，改革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弊端迫在眉睫。 (三)教师队伍力量弱小行政管理专业教师队伍力量的薄弱大致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教师队伍短缺，优秀行政管理教师的缺乏;二是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提升有限，教师的再教育环节未能重点把握。两个环节导致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队伍的建设捉襟见肘，进而影响行政管理专业的整体教学质量难以提升。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一是行政管理专业相对于其他成熟的文科专业起步较晚，在人才的培养上较为落后;二是行政管理专业建设教师队伍的资金投入不够，大量的本专业的人才选择的是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而非授课教学;三是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物有限，造成各个高校之间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团队发展水平不一致。 二、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策略 (一)更新教学管理理念，改革教学宗旨目前提倡的素质教育是对我国传统教育教学思想观念一种冲击，一种变革，要求从根本上转变一直以来形成的旧的思想观念。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而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则是教学，所以教学改革是课程改革的应有之义。其实课程方案一旦确定下来，教学改革便成了课程改革的重头戏，因此可以看出，如果教师在教学观念方面不更新，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去改变，课程改革就只是一个形式，尽管做出很多努力依旧劳而无功，或者事倍功半，教材的改革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因此管理者应平时注意到这些。另外，好的教学方法也更有利于促进教学改革，比如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能否得到学生认同，如果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既能使学生在理智方面认同，又能使其在情感方面认同，则说明这是一种优化的教学方法;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学生参与度高不高，是否愿意去参与?能否取得最佳效果，又要能达到最高效率?应该符合美的规律和原则，能给学生带来美的感受，从而使其本身也成为审美的对象。要想达到教学管理改革和提高的目的，首先要从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理念入手，由上至下，从领导层到管理的执行者，都要进行管理思想上的解放，更新高校教学管理的管理理念，不以权力意志来作出管理决策，不拿“指挥棒”简单指挥教学人员，重视专家和有关人士的参与度，要注重对教学管理理念的研究创新，不强制进行管理的执行工作，让教学人员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付诸行动。同时，要加强对非教学人员尤其是教学管理人员的考核管理、升迁制度创新以及奖惩制度的创新，从实际层面来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丰富教学资源，改变教学模式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信息已经逐渐运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高校的教育和教学管理也已经逐步深入和加强信息化建设。适应时展的潮流，建立一个立体化的、开放式的教学资源库是丰富教学资源的首要任务;其次，要建立功能齐全的管理机制和操作简单、交互方便快捷的教学管理服务平台，便于师生之间和非教学人员之间的交互沟通;还有就是要加快教学资源建设和开发的力度及速度，成立专门的开发机构，广泛地开展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实现全区高校的资源整合与共享。 (三)建设良好专业的学习环境，丰富教学硬件资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对于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管理的进行也至关重要，可以让学生在优美的环境和浓郁的学习氛围中更好地进行专业的探索，使教师怀着愉悦的心情完成教学任务，进而使得教管人员和师生的沟通更加顺畅。创建良好专业的学习环境需要从外界环境、内部装饰设备和整体氛围上着手进行。首先高校建筑的本身要具有一定的特色，一个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的教学建筑会使人在走进它的大门那一刻就对它所蕴含的文化气息肃然起敬。其次教学建筑的内部环境建设也会强烈烘托出它的文化氛围，可以从启迪学生的心灵和调节学生的情绪等方面入手来进行装修和设计，比如张贴古人字画等。丰富教学硬件资源需要高校在这方面加强资金的投入。近几年来，随着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加快教学设施设备建设，重视硬件方面的建设是当下的迫切任务。行政管理专业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仍需不断加强完善，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良好的网络教学和学习平台，完善硬件设施。 (四)提高实践课程比例，建立实训基地，丰富实践活动当下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多与理论与实践课程的不平衡有关。缺乏必要的实践课程，学生的动手能力不强，无法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此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应更加注重对实践课程的开设，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加强高校的实训基地建设是当下高校教学管理提高的必要手段，是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一条有效途径。建议通过政府、学校、企业和学生四个方面的共同参与，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工作，实现资源的共享，消除企业的顾虑，保障实习生的安全及合法权益。同时，校园文化是高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目前高校的校园文化体现的主要形式是社团文化。丰富实践活动的手段可以以校园社团文化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实践活动中加强自身的锻炼，把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为将来的工作发展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及管理人员改革策略 (一)强化教师队伍建设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在本科学习时主要学习的是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知识理论，在毕业时需掌握系统分析、统计分析、政治分析以及调查分析等科学分析方法，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也要熟练掌握，这就需要一个具有多方面知识储备的行政管理教师队伍进行科学、合理的知识传授。对于加强行政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笔者提出以下三点意见:(1)鼓励并支持教师进行学历提升。其中，当代高校的教育越来越与国际化接轨，对于行政管理专业而言，也需要适应全球的行政管理发展趋势。为此，在教学管理上可以鼓励优秀教师进行出国深造，为广大教师提供机会，也可以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行政管理专家莅临院系进行指导培训等;(2)注重继续教育，系统加强教师的学科专业培训。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对行政管理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作为高校的行政管理教师一定要注重对自己专业技能的完善和补充，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时刻注重自己的继续教育，使自己有足够的能量来培养新时期的行政管理人才;(3)加大师资引进力度，强化科研引领教师队伍。科研方面的建设也是教学管理的重中之重，一个好的科研团队对于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创新至关重要，因此在科研方面应该加强宣传的力度和资金的投入，完善相关的激励机制，鼓励科研队伍开发创新，引进优秀科研人才，为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奠定后盾。 (二)教学评价模式的建设建设和完善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和反馈体系，能够有效地反映教师对学生知识传授的效果以及教学管理的质量，对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具有促进和督促作用。一个完善的教学评价系统可以随时掌握各年级各专业课程教师的动态教学状况和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够有的放矢加强指导和管理，使考察有理、奖惩有依，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评估体系，这对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实现教学的良性管理至关重要。教学评价模式的建设核心是人文关怀理念，高校要从建立有效的评价分析体系入手来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质量监控结果的反馈主要由校各职能部门和二级院系的领导负责落实，根据学科专业的特点，“评”“教”结合，以期对教学质量的实时监控和改进。具体落实可以通过动态的教学、教研记录、召开教师和教学管理者例行会议、备课及教学专题调查会、加强教学常规检查、各类统考成绩评估、教学督导等来完成。 (三)教学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教学管理人员包括教学、教研和教务三个方面的工作人员。其中，教学管理人员是负责教师培训、教师团队管理、教材教具管理和行政管理课程质量管理等工作;教研管理人员是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项目开发以及教材编撰和完善等方面的工作;教务管理人员的工作包括安排课程时间顺序和地点以及考试事务等。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非常重要，培养有责任心、有爱心、有耐心、有师德的能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高素质教学管理人员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基本保障。为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发挥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促进新进教学管理人员尽快成长;其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管理者可以组织每学期的全面听课、评课活动，引进激励机制，推动整体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最后，要注意对教学管理者的人文关怀，让每位在为行政管理专业工作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都能将心向学院靠拢，向学校靠拢，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继而对加强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总而言之，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内外聘相结合的相对稳定的教学管理团队，是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必要保障。 四、结束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教学环境下，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和教学管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先进教学管理制度是当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在教学管理方面的迫切任务，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我们在不断地总结教训中吸取经验，并不断创新，从而实现教学管理质量的提高和突破。 作者：陈晶单位：福建江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初探 一、行政管理专业实践培养模式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1．实验教学。实验教学一般是在预先设定的、可控的实验室进行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实验主要有电子政务实验和情景模拟两种。电子政务实验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在现代的信息技术下政府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通过电脑和网络进行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内容及方法，并从中体会电子政务的理念。情景模拟，即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模拟情景，并要求学生提出解决方案，或规定某种政务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模拟。情景模拟可以与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经典案例相结合，教师为学生描述经典案例中的情景，由学生通过搜集资料，开展小组讨论等方式，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再分析其优劣，以找出最优解决方案，从而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课程经典案例及理论。同时，可以组织指导学生开展各种政务活动模拟，如模拟听证会、模拟公证、模拟劳动仲裁等。政务活动的模拟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权责规定和程序具体化，便于记忆和理解，尤其对于程序的学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实训基地教学。实训基地教学是在学校的实训基地，按照人才培养规律与目标，对学生进行专业技术应用能力训练的教学过程。实训基地教学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训基地的软硬件配备，因此实训基地的建设至关重要。 3．实习教学。实习教学通常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进行，学生在实习教师和专业从业人员的指导下，参与行政管理实际工作，实习教学突出实践性和实效，以提升学生行政管理实践能力。 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培养模式的实现路径 实验教学、实训基地教育和实习教学在实践培养过程中各有侧重，将三者在课程设置中合理分配，可以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而实践培养模式的优势，可以通过网格式执行机制和多层次保障机制来实现。 1．网格式执行机制。网格式执行机制，是在借鉴了网格化管理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指将执行目标对象划分为若干网格，根据不同的网格的任务要求确定相应的执行手段，以实现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行政管理专业实践培养模式下的网格式执行机制要求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网格划分，即对实验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和实验教学活动进行网格细化，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网格式执行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计合理的网格执行体系。网格执行机制的基础便是设计合理的网格执行体系。首先，网格的划分是网格式执行机制的基础，其划分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执行机制的成败。为了提升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对于网格的划分要以培养实践型创新人才为目标，合理安排实验、实训及实习，针对学生弱势设计实验课程，并安排技能实训，根据学生特长，进行互补式分组安排具体实习单位。同时，应构建以学校为主的多元的执行体系，学校的实验室设施及软件网络建设及更新，实训基地的合作、开发和建设及更新，实习单位的合作和师资的扩充和培训专业依靠学校的资金投入和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而对课程及教学内容的合理设置、教学理念的研究及创新和学生的管理及反馈等则需要院系和教师的具体执行。 第二，网格执行体系资源共享。资源共享，首先是网格各执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各执行主体应就网格执行状况共享。其次是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等硬件设施的共享。实践培养模式中，在实验室建设和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往往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设施共享可以提高实验、实训设备使用率，集约建设，提高资金实际效用。网格执行体系资源共享可以是体系内资源共享，也可以是体系外的联合资源共享。体系内资源共享，主要指在合理安排实验和实训课程的时间的基础上，校内实验室、实训基地及师资的跨专业共享。而体系外资源共享，主要指校际实验室、实训基地和师资的共享，可以采取合作建设或租赁的方式共享实验室及实训基地，并共享师资。体系外的资源共享，可以由若干个学校联合建设校内或校外实验室和实训基地，还可以联合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成立实训基地。体系外资源共享有利于提高实验室和实训基地使用效率，还有利于加强学术交流。 第三，网格整体协同运行。网格整体协同运行，要求整个执行体系各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做到信息共享，相互合作，协同调整。网格整体协同运行要做到计划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计划性是按照教学要求合理安排理论课和实践教学环节。而灵活性则要求，根据客观情况适时调整课程安排。为避免实习期间学生难以参与到实习单位的实际工作中，学校可以对实习实训进行更为灵活的安排，在实习合作单位举办活动或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对实习实训课程时间进行调整，必要时理论课安排可以暂时让位于实践教学。这种做法在专业规模较小的学校尤为便利，因为学生数量较少，实习实训单位可以同时吸纳这些学生，便于学校课程调整。 第四，网格执行方式多样化。在整个网格执行的过程中，要调动各方面的执行主体，采取多样的执行方式，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网格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在教学活动中运用多样的网格执行方式，除常设的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置外，还可以采取:(1)校内政务实践，即在校内某些行政管理部门设置常设岗位供学生进行政务实践，采用学生轮班的制度，参与到校内行政管理活动中;(2)移动课堂，即突破传统课堂的地域限制，将某些教学内容的授课地点设置在现实情景中，如对于行政诉讼法的讲授可以置于现实的审判活动中进行;(3)体验式虚拟实践，即将教学活动安排在虚拟情境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角色分配，进行实践的教学活动，如模拟法庭、模拟听证等。 2．多层次保障机制。为了保证实践培养模式的教学效果和网格式执行体系的整体协调执行，需要一个整合多方资源的多层次保证机制。多层次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校层面。实践培养模式的教学活动始终要依托学校提供的教学资源，既包括实验室、实习基地、实训基地等硬件条件，也包括校园文化、教师团队、校内数据网络资源等软件的配备，因此学校在保障实践培养模式的构建和运行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实践培养模式的教学效果，以培养实践创新型人才，除增加必要的资金投入外，还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校园行政文化。学校的行政管理模式与政府、企事业单位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构建与主流行政文化相一致且先进的校园的行政文化，可以使学生对行政观念、意识、思想、理想、道德、心理、原则、价值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实习实训和将来工作中能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其中。 (2)增强对外联系与合作。学校自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加强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为学生寻求更多的实习机会，尤为重要。 (3)充实丰富校园网络数据资源。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数据资源日益丰富，克服了信息资源的时间地域限制，充分利用网络数据资源，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了解行政实践的变化和前沿理论，但应注重数据资源的丰富和使用效率。 (4)在学生自治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社团及其活动的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是学校管理下的学生自治性团体，在学生社团组织及活动过程中，部分活动与行政管理活动十分相似，而对于学生社团的管理更是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因此鼓励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开展社团活动，并让学生直接参与到学生社团的学校管理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学生实践渠道。第二，政府层面。很多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都是针对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政府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使其参与到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去，对于学生应用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的发展，对于活跃城市经济和文化，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城市居民素质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推进政府与高校间的互动，是双赢的选择，政府为高校提供实习、实训机会，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课题和验证条件，学校在政府需要时组织学生以志愿者、义工服务等形式，参与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和需要大量人力的紧急工作，为政府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支持。第三，教师层面。教师在整个是整个创新型人才实践培养模式教学活动具体的执行者，教师的理论实践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效果。 目前，很多学校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具有过硬的理论功底，但却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的实务经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学校和教师两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一方面，学校可以针对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聘用具有行政管理经验的校外教师，也可以在实习、实训中采用“双指导教师”的形式，即除本校教师之外，根据学生实习、实训任务，聘用若干实习、实训单位员工为兼职指导教师。另一方面，专业教师除加强理论研究外，还应注重自身专业实务能力的提高，可以采取志愿者、社区义工服务的形式，参与到具体的行政活动之中。此外，还应注重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从制度上保障创新型人才实践培养模式的有效运行。 作者：曹隽荀明俐颜冰单位：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行政专业论文:概述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模式改革 一、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模式改革的研究意义 1．公务员考试的含义及主要内容 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察的办法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员录用为公务员的制度。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原则、平等竞争原则及择优录用原则。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包括笔试与面试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笔试又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客观性笔试，也称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考察内容主要包括: (1)言语理解与表达，主要考察考生对资料的综合分析能力。 (2)数量关系。包括数字推理、数学运算等，主要考察考生对数量关系的理解与计算能力。 (3)判断推理。包括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等，主要考察考生的判断推理能力。 (4)常识判断。主要考察考生运用基本知识的能力。 (5)资料分析。主要考察考生的资料分析及判断能力。二是主观性笔试，也称申论。申论主要考查考生书面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阅读理解、分析、概括能力等。申论通常是给出一系列反映特定实际问题的文字材料，要求考生阅读材料，概括出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再对所提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申论具有背景资料涉及面广、内容具有非专业性、形式灵活多样、没有确定的标准答案、强调解决问题的可行性等特点。笔试的优点主要包括经济性、客观性、广泛性、公正性。面试可以采用结构化面试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结构化面试是一种一名考生对多位考官的考试方式。考试过程中，考官按事先制定的面试提纲上的问题发问，对照测评要素做出评价。无领导小组讨论是一种多名考生对多位考官的考试方式。考试过程中，一组考生在给定的时间围绕给定的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一个小组意见，多名考官根据考生的综合表现，给出考生在各个测评要素上的得分。 2．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与公务员考试的契合性 面向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培养公务员，是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与公务员考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如何结合国家及各省公务员考试，改革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已经成为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因此，探索改革行政管理专业考试方法，就成为摆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师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 二、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存在的问题 比较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与国家及各省公务员考试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目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笔试、轻面试 多年来，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往往采用笔试的方法，或开卷、或闭卷，无法反映学生在特定场景中分析和解决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迫切需要在侧重行政管理实务的课程中，同时采用面试的方法，培养并提高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行政管理理论解决现实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 2．重概念、简答、论述，轻职业能力与书面分析问题能力的考察 多年来，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往往停留于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基本问题的了解与掌握，不能考察学生的潜在职业能力及书面分析和解决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在相关课程的考试中增加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内容，考察并提高学生的潜在职业能力。同时，也需要在笔试中，增加案例分析的内容，提高学生书面分析和解决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 三、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改革的方法 1．明确比较优势 通过收集历年国家及各省公务员考试的真题，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面试等，与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相比较，我们认为，改革行政管理专业考试方法，可以实现与国家及各省公务员考试的良性对接。在这一点，行政管理专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专业的比较优势。 2．明确潜在优势 以行政管理专业参加过国家及各省公务员考试的本科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了解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与国家及各省公务员考试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明确行政管理专业的潜在优势。 3．汲取国外成功经验 国外在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中考察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做法相对成熟，而在我国，尚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我们在侧重于行政管理实务的课程考试中将学生对多个相关案例的分析能力作为考察重点，引入、推广案例分析，完成对于传统考试中记忆———再现模式的超越。 4．打造以“笔试+面试”相结合的考试体系 在笔试环节，侧重考察学生的潜在职业能力以及书面分析和解决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在面试环节，则侧重于考察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分析和解决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 四、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方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1．在专业课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笔试中增加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内容，以实现与公务员考试必考科目“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良性对接。 2．在专业课程《公共行政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法学》《公共事业管理》的考试中，要求学生对多个相关个案进行书面分析，以实现与国家和各省公务员考试必考科目“申论”的良性对接。 3．在专业课程《公共行政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法学》《公共事业管理》的考试中，增加面试的内容，让学生结合具体场景、相关案例，分析问题并探讨对策，以实现与国家和各省公务员考试“面试”环节的良性对接。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考试模式，激发了学生对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成绩。 作者：阎宇郝中丹陈跃华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专业论文:职校行政管理组织专业化创建 一、建立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 为了提高高职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必须对现有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新的适合高职管理岗位的薪酬体系，缩小与高职教学科研人员的工资差距。在具体改革的操作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因地区而异，因校制宜。这里所说的“因地区而异”，就是结合高职所在地区的经济条件、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等综合指数，高职管理人员的薪酬应该有差异；“因校制宜”就是提倡各高职要根据学校的整体战略规划，结合学校目前的财力状况来制定有自己学校特色的薪酬管理制度。要想真正实现“因校制宜”的薪酬体系，全国统一的职务工资标准和管理模式必须有所变化，还需要一整套的配套措施，高职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政策允许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体现“自主用人、优劳优酬”的高职自主工资分配体系。高职管理人员的薪酬体系应主要由工资、福利、津贴和奖金四部分构成，其中工资占的比例最大，福利则主要包括国家福利和学校福利两部分，福利也受工龄和贡献的影响；此外，津贴、奖金则体现优劳优酬，主要由管理者对高职的贡献和高职的绩效等因素决定。第二，整体提高高职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在高职行政管理人员整体薪酬低于教师的情况下，有必要整体提高管理人员的薪酬，以提高管理人员积极性。从推进高职管理人员职业化建设的角度来说，要想使高职管理成为“专业”，提高高职管理人员的物质待遇、提高管理者的社会地位是推进高职管理队伍职业化的硬性条件。因为专业人员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履行社会职责的过程中，从事的是复杂劳动，他们所付出的远比一般职业从业人员付出的多。在走上专业工作岗位之后他们应该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资源，这其中包括薪酬、发展机会、工作环境、职业声望等。任何一种职业越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它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一个职业推进职业化进程逐步走向专业的过程也是提高从业群体社会地位的过程。薪酬的高低在通常意义上又被人们视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方面，所以提高高职管理人员的薪酬有利于提高高职管理人员的社会地位，从而加速高职管理人员的职业化进程。整体提高管理人员的薪酬还可以使高职管理岗位更具吸引力，能够吸引和留住更高质量的管理人才，这是比较直接的结果。所以整体提高我国高职管理人员的薪酬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制定高职管理人员定期加薪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使高职管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全面改善，进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高职管理工作。 二、确立以学术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目前在高职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就说明两者有共同存在的合理性，但各自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必须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如果过分强调行政权力会影响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且过分松散的学术权力也将有损高职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目标的实现。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高职学术权力的存在可以确保高职教学、科研的基本属性，行政权力的存在则会使高职成为内部各部门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此必须协调二者的关系。目前我国很多高职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系统，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现象，行政权力过分膨胀，而学术权力则相对较弱。为了保证我国高职的长远发展，必须重视学术委员会，并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以防止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在工作中切实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第一，明确学术委员会权利的范围。学术委员会是“咨询机构”和“审议机构”，审议的内容是专业和学科的设置，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价相关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学术事项，由于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形势，学术委员会等相关学术组织的活动还应该有咨询、审议和决策。高职学校应真正落实在对学术委员会职权实施的形式和具体的职权范围；第二，学术委员会的活动有其自己的规则。学术委员会的活动既要体现高职院校的职权范围和议事原则，还要有学术委员会内部的活动规则，这一点更加重要。学术委员会定期举行活动，并且学术委员会要制定活动规则，只要需要经由学术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就一定要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另外，学术委员会要制定相应的“学术委员会章程”，以确定其审议的事项，明确其议事的程序规则以及职权的范围，这样可以在制度上保障教授等学术人员更好的依章行使学术权力，发挥其作用，将确保学术权力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实施。 三、弱化“双肩挑”现象 “双肩挑”现象在当前形势下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在一些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也可以存在“双肩挑”的现象。高职院校在处理“双肩挑”的现象应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抓住“职业化”和“双肩挑”之间的“度”。职业化指的是管理队伍的整体力量，总体的特色，然而它并不完全否定或者排斥专家教授所兼职的管理工作。因为比如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等学术业务性较强的管理职能部门，需要吸收一些骨干专家参与行政管理，这有利于学术上的管理。要把握好“双肩挑”的度，高职院校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必须是专职的，只有这样才能尽早的实现高职院校管理人员的职业化。第二，协调处理好职业化管理人员和双肩挑人员之间的关系。由于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管理人员，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矛盾、分歧，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工作的顺利实施，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人员关系非常重要，要做好协调工作。 四、结论 要加快高职院校执行管理专业团队建设的步伐，既要转变观念，科学定位，重塑高职院校的管理职业形象，还要努力建设管理科学，协调运转机制。全面分析职业发展作为专业基础，实行全员聘用制度是实行高职院校管理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前提，也是制定和高职院校管理人员特点相适应的管理制度的基础。高职院校管理人员应分为不同的职等，不同职层要配备不同职等的管理者。不同职层、不同职等和不同职级的聘用、考评、培训等方面的管理应有所不同。 行政专业论文:行政管理专业执行案例教学法规范因素及应对方案 一般来说,案例(Case)是指按照特定方法经过选择和加工的特定事例,是案例采集和制作者对于实际生活中某些特定方面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情景的描述。按照这一基本含义,行政管理的案例就是对于行政管理实践中特定事件的真实情景的描述。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sofTeaching)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其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时代,但是把它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运用于教学是1870年由当时哈佛法学院院长克利斯托夫·朗戴尔在对教学方法进行大胆的根本性的改革的基础上而创立的,后为哈佛商学院所采纳。虽然案例教学已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案例教学在西方国家已成为管理类课程教学的一种主流方法,所用的课时一般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以上,有的甚至达到90%。但在我国的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案例教学,还只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进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被列入了各高校的教学改革计划。 一、行政管理专业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强调要以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责体系整合的核心内容。作为为社会输送中高级层次管理人才的各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更好地迎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未来的中高层次的管理人才,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在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时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这种能力不可能通过传统的“粉笔+讲课”的教学方法培养造就,而案例教学是培育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磨练他们战略决策能力的最好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的行政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行政管理专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不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其中开设的专业课中,诸如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管理学原理、地方政府学、社会调查原理与技术、领导科学概论、市政学、法学导论、合同法、劳动法、行政组织学、行政案例分析等等,至少60%适宜采用案例教学法。 二、行政管理专业实施案例教学法的瓶颈制约因素 案例教学法在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但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构成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有效运用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教育理念陈旧,缺乏从事案例教学的积极性 大多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教学思维没有完全转变,他们早已习惯于传统的“一支粉笔、一本书”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想承担案例教学的成本和风险。许多教师既担心难以适应案例教学对知识结构、专业水平、教学方法所提出的高要求,不愿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改变陈旧的教学模式,也担心因学生不能适应案例教学这一全新的教学方式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更担忧难以把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效果,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因而对案例教学缺乏热情和动力,更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二)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经验欠缺 目前,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师资水平相对教低。由于教员大多是从政治学和社科专业发展而来的,因而其知识结构中政治理论知识所占比例很大,而其他学科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知识相对欠缺。另外,教师的实践知识不够,实践能力相对于理论来说也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教师的许多教学内容是比较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教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使知识得到更新和发展。采用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及教学责任心的要求很高。既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理论和实践融合贯通。要熟练地驾驭和运用案例教学方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需要教师日积月累地实践和摸索。决不是经过一、两次简单的培训或观摩他人的教学就可以运用自如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三)案例资源缺乏,校际缺乏合作机制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行政事务的公开程度不高,大量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事件是不完全公开的;高校的教师,很少接触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的政府官员,而政府活动本身的部分保密性,又给教师去接触这方面的实践增添了一层障碍。另外,现实中规范的非政府部门公共组织(NGO)管理模式还不成熟,这些组织受政府的影响还很大,自己独立操作发展形成的管理经验还很少。这些给我们收集行政管理的第一手资料带来了很大困难。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非常的快。除了少数经典的行政管理案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以前积累起来的行政管理案例,相对于八O后和九O后的大学生,相对于当前形势下行政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要求,几乎没有多少学习和研究的价值。这使得案例资源更加稀缺,收集案例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 虽然我国许多高校开设了行政管理专业,但校际交流不够、合作更少。当前国内各高校自己编写的行政管理专业方面的案例并不理想,缺乏经典案例,而且案例更新跟不上社会变化的实践。每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都在加强学科建设,但都是各自为战,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我们从各高校选用的教材可见一斑,有条件的高校都自己编写专业教材,本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当然也要优先选用本校或有本校老师参编的教材,表面上看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大同小异,使得有限的教学资源低效使用、浪费严重。 (四)教学安排不当,物质条件准备不足 教学安排方面,由于高校不断扩招导致教学资源紧张。许多高校一级行政管理专业要招好几个班,而教师人手不足,只能采用大班上课的形式,开班上课的人数偏多,有时多达一百多人,难以组织有效的课堂讨论,难以调动和激励每一位同学参与进来,导致大部分同学消极应对,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另外,由于高校持续扩招,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相应的教学设施投入严重滞后。许多高校教室越来越大,而且大教室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大教室大多桌椅固定,难以满足有效的案例教学的需要。 三、行政管理专业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对策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清楚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实施案例教学的瓶颈制约因素及其成因,针对如此情况,提出以下对策,以期克服瓶颈制约因素,推动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有效实施。 (一)教师要彻底转变教学理念 在普遍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以学生为主角的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案例教学法要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师生活动都应该围绕这一点展开。对学生知识背景、经验背景的把握是案例教学的出发点,教学目标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应当从学生的角度考虑,而不能从教师的角度和学科内容的角度进行考虑。在具体角色的承担中,教师必须承担学生学习的支持者、引导者和启发者。而这些新角色的承担,意味着教师必须进行信息的双向流动,让渡部分教学控制权。 (二)加强行政管理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有效实施要求教师既要专又要博,既要通理论,又要懂实践。现在从教的老师大多从学校到学校,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政治学和社科专业发展而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所欠缺,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鼓励教师走出去,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学术研讨会或进行校际之间的交流,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派教师出国考察,借鉴学习国外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自身水平;另一方面鉴于教师实践水平不高的情况,高校应创造条件通过专业教师在政府或其他公共事业部门挂职、担任顾问等形式,促使教师更深地理解行政管理的相关理论,避免教学中出现照本宣科的现象。同时,教师应经常性地进行调查研究,提高科研水平,促进专业教学。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从政府和其他公共事业部门聘请部分学识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理论功底深的领导干部,兼职担任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师或进行专题讲座,或者聘请有着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已退居二线的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担任行政管理专业客座教授,以补充和增强专业师资力量。 (三)成立专门的案例搜集制作组,各高校加强分工协作,实现案例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案例库和案例制作中心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坚实基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设有公共政策案例库和公共政策案例中心。该中心设有专门的案例编写小组,有6名案例编写员。除少数任课教师自编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绝大部分案例是由这个小组的专业人员编写的。 案例的真实性与指导性原则是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严格意义上的案例,应该是案例采集和制作者根据现场的第一手材料描述而成的。在国外,这种第一手性被称之为“田野性”,并主张通过“授权签名”来保证案例的真实性。 由于案例搜集制作成本很高,各高校应加强分工协作,实现资源共享。教育主管部门可根据全国开设行政管理专业高校的专业建设情况,指定若干高校分别为行政管理专业若干课程案例教学案例材料的主要搜集制作主体,引入竞争机制,优先拨付所需经费,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克服各高校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四)调整教学安排,完善教学物质条件 教学安排方面,在案例教学已成为管理类课程教学的一种主流方法的今天,行政管理专业课程案例教学的组织应采用小班形式,人数以20人左右为佳。 适当的物质条件有助于运用案例教学方式的成功。如影像设备和资料的准备,模拟教具材料的准备,等等。在教室的布局上应该采用半环形,学员较多的班最好是阶梯教室,坐椅最好是可移动的或是可转动的,以方便学员转过身来看见他们后面的人,使人人得以面对面地沟通。 行政管理专业实施案例教学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涉及到教师、学生,还涉及到学校教学主管部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对案例教学的反馈等。所以,不仅教师自身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学习案例教学理论和方法,而且教育主管机构、学校也要高度重视案例教学,为案例教学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对从事案例教学的教师通过进修、培训、交流、讲座等方式进行培养和提高,使其更快地适应案例教学,搞好案例教学,从而提高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 行政专业论文: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分析与对策 论文摘要：在分析当前个别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有效知识量、实用时间、课堂学习投入度等方面的基础上，认为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更新传统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手段，进而提高适应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升大学课堂的教学质量。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有效性；教学质量 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提高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相关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提高专业教育教学质量，巩固改革成果，推进课改深化发展的关键其中通过对我国高校各专业的培养特征分析．行政管理专业不管从培养的能力要求、素质要求还是从其教学理念来看，都有其一定的代表性。这个专业是培养具有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文章以通过课堂调研为研究基础，分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寻求有效途径解决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 一、调查说明与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以我国沿海某省属普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为研究总样本．采取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对象，具体为行政管理专业二、三年级各两个班，共计4个班156人，其中二年级两个班80人，三年级两个班76人。调查采用自编《高校学生课堂学习有效性调查问卷》，共发放150份，回收132份，其中有效问卷131份，总体回收率87．3％为保证调查能突出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特色，我们专门选取了六门核心课程作为此次调查的课程内容。 1．课堂教学有效知识量 课堂教学有效知识量是指课堂教学知识总量中学生真正受益、理解、有意义的内容和信息。设该课程一堂课的教学知识总量为100，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各科课堂教学有效知识量总体平均水平差距不特别明显最高的是行政法学81，最低的是公共经济学70。但每门课程中不同学生的有效知识量差异较大，在13—17之间，个体差异显著，两极分化较严重，同时我们发现，二年级三本生个体差异更加明显。 2．课堂教学实用时间 可用时间是指可以用于教学的时间．实用时间是指实际用于教学的时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课堂实用时间，是获取教学改革成功的一大重点。设一堂课的可用时间为100，根据调查显示．各科教学实用时间普遍不高，从高到低依次为行政法学85，政治学原理80，公共政策学78．行政领导学77．人力资源管理学77，公共经济学70，实用时间在80％以上的只有行政法学，而学生个体差异也较大，标准差在11至14之间，说明寻求有效的途径提高教学实用时间的潜力巨大。 3．课堂学习投入度和分心度 课堂学习投入度是指学生在课堂上专心致志于课堂学习的程度。设课堂学习投入最高为100，5分表示上课分心现象严重，0分表示无分心现象，4分、3分、2分、1分，以此类推。根据统计，各科总体学习投入在66～82之间，课堂学习投入度从高到低排列为行政法学82，政治学原理77，行政导学76，人力资源管理学74，公共政策学73，公共经济学66，各科标准差差距不大，都在12～14之间，学生个体差异同样明显。与课堂学习投入度相关联的是学习分心度。其趋势与投入度吻合。课堂分心度从高到低的依次排列的是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人力资源管理、行政领导学、政治学原理、行政法学。 4．思维训练和培养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需要切实加强学生思维的训练和培养。本次调查将课堂教学中学生思维是否得到训练和培养分为“非常好”“一般”“基本没有”和“根本没有”四个层次，调查各科教学中学生思维的培养情况。在六大专业课程中，多数学生认为他们的思维得到了“一般”的训练和培养，但也有的课程让学生们得到了较好的思维训练和培养．例如行政领导学，有32．4％的学生认为自身思维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和培养，他们在此门课上选择“非常好”和“一般”的累积百分比为87．3％。但同时仍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思维基本没有或根本没有得NiJiI练和培养，这在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学和公共经济学课程上较为突出。在这一方面，二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没有较大的差异。 5．课堂提问有效性 课堂提问是互动性教学的一个体现，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提问，大胆发言，能有效地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本次调查根据课堂提问的思维含量、教师处理答问的方式、提问的密度和问题的质量把课堂提问分为“非常有效”、“一般有效”、“有效性较差”和“有效性很差“四个层次”，结果各异。行政管理专业课程注意向互动式教学方式转变，在一些课程中得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课堂提问有效性总体良好，其中，行政领导学有43．7％的学生认为课堂提问“非常有效”。按选择“非常有效”和“一般有效”的累积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政治学原理98．3％、行政领导学94．4％、公共经济学93．1％、行政法学90．1％、公共政策学85．9％、人力资源管理80-3％。针对部分认为课堂提问有效性不大的学生。教师要注意提问方式．尽量做到全班互动。 6．关注差异和个别指导 关注学生学习准备状态和学习差异、重视个别指导和帮助、及时反馈和传递学习信息等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本次调查以5分表示做得最好、0分做得最差，4分、3分、2分、1分以此类推。 根据调查。政治学原理课程在关注学生学习准备状态和学习差异、重视个别指导和帮助、及时反馈和传递学习信息等方面做得较好，平均3．7分，有20．7％的学生得了5分的高分。但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政策学在这方面较为不足，其平均分只有2．8分。从总体上看，各科标准差差异不大，学生普遍要求教师更加关注学生之间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加以个别指导与帮助。 7．对课程教学的总体印象 本次调查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印象区分为“终身难忘(精彩)”、“印象深刻(良好)”、“尚较满意(一般)”、“马马虎虎(较差)”、“浪费时问(污染)”五个等级，考察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印象。从调查显示。认为课程教学给自己留下“终身难忘”或“印象深刻”的学生不占少数，最多的政治学原理累积百分比为67．2％，最少的公共政策学为15．1％。但我们必须关注到学生选择对课程总体印象“一般”甚至“较差”或认为“污染”的情况。这些原因与上述分析到的问题是相关联的。 二、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显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有效性有所改善．在课堂教学有效知识量、课堂实用时间、有效提问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果。一些课程在思维的训练和培养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仍存在较大的弊端。 1．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片面认识教学“有效性” 在现实中，个别教师认为只要完成教学大纲的内容，就完成了课程教学，对学生是否解决问题、理解教学内容关注不多，从而忽视了知识更新，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2．教学方式单一。讲授式占主导地位 在大部分课堂教学中，依然是“以师讲生听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教学方式．学生把精力主要放在记录、整理和背诵笔记上，很少主动去学习、收集并研究相关资料，在课堂上缺少独立思考，极少质疑教师授课的“权威”。可见，在大部分教学中，教师授课方式太古板，满堂灌、一言堂的授课方法占主流，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学生个体差异明显。课堂教学忽视学生个性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的教学内容和难度导致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不同，即使是相同的教学内容。学生在难易度认定上也大不相同，极易造成时间浪费或跟不上学习进程的情况。而教师在这过程中由于缺乏与学生的交流，往往不知道这些情况，依旧按原定教学大纲进行。 三、完善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应对措施 在认识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有效性存在问题之后．当务之急是切实采取措施推进教学改革，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1．更新传统教学观念，转变教师角色，注重学生管理实践能力的提高 在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同其他专业教学一样，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依然是：课堂教学主要还采取灌输式教学方法，教师主要是进行理论授课，学生被动接受，教学主体的参与和师生双向互动较少，教学效果欠佳，这与培养应用型人才不相符。因此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尤其作为行政管理人才培养应区别于一般人才的培养模式．强调的是培养学识渊博、身体健康、富有个性、开创精神并具有实践管理能力的人才口]。因而，要求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改变“以知识为本”或“以任务为本”的教学观念，树立、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在行政管理专业理论教学阶段，教师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学好专业理论知识．培养他们创新的思维习惯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主导与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2．转变教学方式 我国高校到目前为止．总体上教学改革并无大的起色，课堂教学方法差别不大，在讲授式为主的教学方法下。课堂教学有效性难以提升。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必须在教学方法上寻求突破。 (1)重视案例教学。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知识大都理论性较强，而实践性相对不足。如果仅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在实践中寻找实例来加以说明．极易导致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仅有感性认识而缺乏理性思考，不能深刻把握所学理论知识和所学内容，缺乏实战经验，对其今后发展成为管理类应用型人才极为不利。强化案例教学是进一步探索和改革课堂教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途径。要求教师在一些课程(比如行政领导学、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政策等)中加大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的比重，建立案例库。同时，任课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有针对性地选取所需的典型案例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创造一种开放的双向互动的交流局面。同时，还可开设专门案例课程，进行专题案例分析，全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采用研讨式教学法。针对已具备了一定知识储备的大三学年以上的学生，教师可以紧密结合学科教学内容给出研讨题目，在课堂上全面调动学生参与研讨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运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加深理论知识的学习．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按照行政管理专业对学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教师应注重课堂沟通的优化。纵向沟通方面，教师讲课应注意声音刺激的变换、语音的感染、表情的影响，微笑愉悦。横向沟通方面，兴趣、爱好、年龄的一致及彼此熟悉使学生之间的横向沟通更为容易、自然与顺畅，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班级教学中教师多学生少而导致的纵向沟通不力的状况。大学课堂教学中一个常用的组织方案是以讨论、解决问题为导向．将班级学生分组．在每组配备一到两名解决问题能力较强的成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横向沟通中学生知识储备、能力素质相对不足的状况。 (3)实践教学。提高实践教学地位，把它放到与理论课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能切实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等。让学生走出校门，投身社会实践，在实际工作部门中了解其基本情况以及适应工作需要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了解未来将会从事的工作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等，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还应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教学中应重视学生真正的理解，而不是表面上的理解。要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针对不同学生所提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 3。创新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互为条件，彼此衔接，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多媒体教学是现代教学方法在知识转化为能力中的应用，也是现代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上的应用。采用多媒体教学能节约课堂时间，解放教师的劳动，提高课堂效率。但在大量采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同时。教师切不可依赖多媒体手段，使课堂变成了“一言堂”，而要严格控制授课节奏，注意学生记笔记以及消化理解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同时，有条件的学校可借助网络和电教等现代教学手段，建立行政管理模拟实验室，结合有关学科的教学要求，在模拟教学实验室里，参与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专业能力。就课堂教学而言，就有如前文所述的案例教学法。选择适当的行政管理案例。要求学生用行政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不要求有具体的结论，只要求按照行政管理的基本程序和基本原则来看待问题。力争把问题分析透彻；还包括情景模拟法，设计一些行政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情景，让学生扮演具体的角色，根据行政管理活动的程序和原则来处理问题。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改革，在这一问题上应分清主次，抓住关键，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得到改进和发展。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