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论文: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研究 摘 要 传统的科技资源概念及理论，忽略了加速转型时期科技资源客观运行环境和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因此，关注科技资源要素的分化并探索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对全面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转型期 科技资源 配置模式 经济增长 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创造科技成果，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的集合。随着科技资源系统内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当前资源稀缺性存在前提下，特别是在现今加速转型期的科技作为满足人们的无限欲望需求的情况下，决定科技稳定和高效产出的科技资源配置系统必然要成为学者和专家研究的重心。笔者认为，在对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面临着科技资源配置主体的分化、模式的选择、有效配置衡量标准重构以及有效配置的理论发展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由科技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的执行主体和宏观层次的调控管理主体构成。其中，执行主体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它们是执行科学技术活动的实体，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层次，也是科技资源配置的运行层次；调控管理主体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中介科技服务机构，它们对科技资源配置按市场经济和科技活动自身的规律进行分配、管理、调控、评估组合等，使科技资源配置达到优化目标。执行主体与调控管理主体既通过体制组成资源配置系统，也融会于运行机制，在全社会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系统中运行。然而，在我国当前科技运行体制下，笔者认为科技主体分化程度不够，直接表现在宏观调控管理主体权利集中和科技活动执行主体经济形态单一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下达，因此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中的行政作用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调控指导不足，而管理功能过于倚重，其直接影响是科技资源的配置不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产出与市场脱节，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在加速转型期，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要求必须以市场作为基本运行机制，由于社会的分化，在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应该不断下降，否则就会阻碍社会转型。因此，政府的职能重心应该是相对下移的。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市场主体完善，主体行为适应加速转型期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到社会，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通过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机制，积极发展政府、科学活动执行主体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落实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 其次，由于我国参照原苏联的科技体制，其科技执行主体多年来一直分化缓慢，已不能适应当前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阻碍了市场运行机制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在加速转型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深化科技活动主体体制改革，主要是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体制改革，重构政府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关系，优化运行机制。 2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分析框架 对科技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资源配置规模、配置强度、配置结构和配置效果四个方面，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就是这四个部分的综合表征。 科技资源的配置规模宏观上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配置的科技资源总量，一般对该部分的研究采用指标体系法，从定义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评价。其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人力、资金从总体的数量上来表征对科技系统发展的支持程度、保障程度。 科技资源的配置结构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科技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科技资源在不同方面的分配和使用比例。科技资源配置的外部结构是指科技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中的使用和分配比例，具体包括科技资源在不同活动层次配置结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不同活动主体的配置结构（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不同的行业部门配置结构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间的配置结构。总的来讲，科技资源要素的配置结构(包括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科技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对该部分的研究一般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 科技资源的配置强度主要表示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和强度，包括科研人员的经费支持力度、国家财政对科技的拨款力度等；科技资源的配置效果主要是对科技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问题研究，一般采用DEA、AHP、SD等研究方法予以检测和说明。 在科技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各科技活动主体的行为规范、市场运行的机制等都表现为一定的制度规范。真正制约和引导资源合理流动的不是宏观的调控主体、市场，而是制度，整个资源配置的过程表现科技活动主体在制度约束下的自我组织过程。如果存在着科技资源配置的经济寻租行为，那么只是制度的缺陷，其损失就是交易成本。所以，有效地资源配置模式应该是在弥补现有制度缺陷的基础上的总效应递增。根据这一分析，笔者借助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的概念来描述科技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其理论值为科技资源系统内科技产出的增幅与交易成本降低额度的之比，其中，交易成本为科技制度供给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可用来描述科技资源配置中的科技制度对科技产出的推动力，其值越大，表示科技资源配置越趋于优化，科技制度对科技产出的推动力越大，数学表述如下： 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科技产出的增值额/交易成本减少额 =Δ科技产出/Δ科技交易成本 这一公式是鉴于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系统内科技活动主体多元化、多种经济运行机制并存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平衡等的特点，根据系统论的黑箱原理得出该理论模型可以在不考虑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系统内部配置结构复杂性的基础上实现科技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调控。 3 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科技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一般分三种：计划配置、市场配置、混合配置。对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应该是在考察国际社会科技资源配置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创造性的选择和使用。 目前，国际上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模式选择通常有三种类型：“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社团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这三种资源配置模式，其实都是对科技资源配置混合方式的发展利用，其共同点是都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应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的计划作用为辅。区别在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职能和所起作用有所区别。 根据国际科技资源配置的经验，由于我国加速转型期实际实行的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运行模式，这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必须实行以科技资源的混合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又由于加速转型所涉及的面广、层次深、强度大，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致使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的空白环节以及社会的分化导致政府职能存在着让渡等客观现实情况，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应该强调政府作用，以确保加速转型期的安全过渡，所以，在加速转型期，我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科技政策、产权规范等制度的供给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宏观上对全社会科技资源进行引导，使科技资源的布局更为合理，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科技资源更好地在不同科技活动主体和层次、不同的科技活动过程、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分配，有效防止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以大多数微观科技活动主体为中心，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遵守一定的市场规范，使这些科技活动主体高效率地调动自身科技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益，推动经济增长。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科技活动主体生产出更多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 在此还要强调一下的是，之所以选择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其主要鉴于政府具有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职能，可以通过法律、政策引导等制度手段为科技资源规范的市场化运行创造先决条件，促进科技的高效产出。 4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发展 由于科技资源是经济资源的子系统，具有资源的一般特性，经济学作为研究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并实现其最优配置的科学，对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理论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落脚点，也构成了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的一般前提和基础。而当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时本来就存在着问题，而科技资源的特点早已超出了经济资源自身的特点的时候，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就不应该是简单的经济资源的配置理论的应用，而应该是由其发展和延伸的新的理论支撑。 4.1 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经济资源配置时就存在天然缺陷 科技资源配置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的，而经济学理论自身是为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解决而产生的。然而，不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经济学在解决资源配置是存在着的不自洽的问题，这种不自洽是与生俱来的。主要是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抽象分析、逻辑演绎和实证经验方法的基础上，以需求分析为出发点，利用数理为基本工具，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化、定量化、严格化的道路，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严密演绎结构的、无懈可击的内在逻辑演绎体系，忽略了与环境的联系。而科技资源配置作为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配财力、物力、信息资源到各主体进行研究与开发、测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由人、物、信息、制度、市场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体系，而是既要实现在各主体之间宏观层次的资源分配，又要实现各主体系统拥有资源后的微观配置，即拥有科技资源后的自组织行为，这一点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达到的。 4.2 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忽略了科技资源自身的特点 科技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子系统，具备经济资源的基本特点，这就意味着科技资源的经济资源属性使其资源流动、配置以及使用必须遵循一定的经济学规律，也构成了用经济理论解决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构成了一切前提，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资源有其自身的特点，科技资源是智慧性资源，具有可积累性、发展性、可继承资源、开放型资源、非强排他性，正是由于科技资源与众不同的资源属性，形成了对传统资源概念和意义的突破，而对传统经济资源质上的区别，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内部效应，重新审视科技资源无法完全转化为物质流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式分析的现实，重新审视科技资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4.3 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忽略了科技资源的时代特点 现代社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科技经济一体化，当信息化为全球信息资源共享带来了方便时，对基于狭义的科技资源配置对信息资源的漠视，对网络信息资源存在严重不均衡性背景下的统一资源配置模式以及信息资源形式的改变和信息作为资源的交易成本特性所应导致科技资源统计和评价方式的变革就必须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科技资源配置应该建立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是一个充分考虑其他国家资源配置形式下博弈配置，单纯的数理分析是不能真正反映科技资源本质要求。 4.4 数理方法应用前提的高抽象性不可避免会产生资源配置评估失真 各种应用于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的数学模型研究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实践，理论严密，模型成熟，但是在与科技资源配置研究内容相结合时，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和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科技资源的有关数据来源都经过一定转化处理，具有高概括性和高抽象性。其次，过分强调客观数据，忽略主体环境的考虑，使得产生评估结果往往是简单前提条件下高效评估，复杂条件下的无效评估。第三，就是单个模型往往只能反映科技资源配置某一方面的问题，不是在综合条件下的全面反映，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同一数据由于使用程度和使用面的不一致导致结论的相悖或相互削弱的现象，最终导致科技资源配置评估失真。 鉴于以上分析，把握现实的资源配置信号以及资源配置主体的活动规则和特征，单靠理性逻辑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需借助非理性的工具，如对市场习俗、本能、欲望就是理性逻辑不可言状、难以描述的对象，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市场赖以存在、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驱力，而这一切正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所缺乏。 5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选择 自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演绎出了许多流派，其中有一个学派却异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着重于从价值判断标准、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宏观制度分析，建立了包括制度权力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在内的整体方法和注重历史因素的演进方法以及规范分析方法，扩大逻辑演绎前提的内涵和在理论构架上以及方法论上的突破，很大程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为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解决的方向。 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之所以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制度作为“约束个人和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共同的习惯、常规、既有的经验和规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外在形式化的规则或程序强制赋予人们的行为一种外在的限制和规定（涵盖角色、功能、责任、权利和义务等），使其形成一种内在共同的文化价值模式，由此产生共同的长期稳定的行为预期，使人们能够在价值模式的内在约束下自觉地按照各自所扮的角色及功能进行有序的共同发展和互动。这种制度安排的制度化和定型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塑造过程，通过制度，人们可以对经济活动的规范产生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制度经济学将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纳入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保持加速转型时期社会分化后的活动主体单位的现实状态，并通过假设的制度结构与观察相比较，从而从经验上加以检验分析，对于加速转型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形态以及不同发展区域的经济行为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比现代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范式更具亲和力和张力，也为科技资源配置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可能。 科技研究论文: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中部六省“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区域科技发展；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战略；“十一五”科技规划；中部崛起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体系建设 论文摘要：根据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部署及关于中部地区“三个基地和一个枢纽”的定位要求，结合中部六省“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对中部六省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中部六省根据各自的特点。对“十一五”期间的科技任务进行了科学的规划。 0前言 在我国全面部署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即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根据我国的科技规划纲要。相继出台了各省的“十一五”科技规划。为了深入研究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中部崛起的问题，有必要结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各地的实际情况。对中部六省的科技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发展战略提供借鉴。本文比较的重点是中部六省科技发展重点领域、优先主题和重大专项。比较的核心是中部六省科技体制改革、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具体政策措施。 1中部六省科技规划的总体特点 1．1在指导思想上紧扣自主创新的主题 中部六省都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遵照国家“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自主创新为主线，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指导思想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大体上是一致的。 1．2在定位上略高于中央的要求 中央在《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指出，“东部地区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中部地区加强科技发展能力建设”。但是中部六省在科技规划中都把“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规划的基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重要任务，这种定位略高于中央的要求。 1．3在规划上体现了各省的特色、在科技项目部署上突出了重点 从规划的体系结构上来说。中部六省的科技规划内容、体例大都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框架大体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由各自的科技基础和实力不同所导致的具体科技攻关领域和项目、科技体制改革、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差别。 中部六省的科技项目规划主要是两个重点领域：一个是集中于“农业、能源原材料、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领域的科技项目布局。在中部各省的发展战略中大都把新型工业化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要“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个重点是人口和生态领域，主要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生态建设、防灾减灾等方面。 具体说来，各省规划的重点和特色是： 山西省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及新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领域，以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为核心。 安徽省加快电子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巩固在电子基础材料和元器件等方面的优势。将生物技术作为迎头赶上的重点。促进新材料向功能化、智能化、集成化方向发展。 江西省围绕优势和特色产业，着力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河南省在电子信息方面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化产业发展优势。在生物工程方面加强医药生物、微生物发酵、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的重点研究。在新材料方面加快新材料的制备和成型加工两大关键技术的研发。 湖北省发挥电子信息和生物技术优势，提高汽车、钢铁、化工等支柱产业和农业的创新能力．将能源、资源、环境技术放在重要位置。 湖南省将重点放在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现代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2中部六省科技发展战略背景和目标比较 2．1发展战略背景比较 中部六省在“十五”期问，科技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为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企业尚未完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不紧密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科技体制改革有待深化，区域创新体系还不健全。“十一五”时期，中部六省将面临许多历史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实现中部崛起、促进社会和谐，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都需要以科技为支撑。 2．2具体指标比较 中部六省发展的总体目标大都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科技总体实力”等等。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4个省都提出要达到全国或中部地区上游水平。 从具体目标来看，各省不统一．反映了各省对科技发展规划目标认识的差异性。此外，在少数可比性较强的指标中，各省大体上差不多。如：“全社会研究与发展投入(R D)占GDP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等指标各省大体相同。 3中部六省科技发展重点领域、优先主题及重大专项比较 中央对中部地区的定位是“三个基地和一个枢纽”．也就是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3．1粮食生产方面 中部六省都是农业大省，各省在农业领域的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和基础研究都很多。根据中央的要求．中部六省大都继续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畜禽良种工程等种子工程和动植物保护工程，不断加强动物疫病防治，继续推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服务体系建设。 各省除了在重大专项上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区域特色之外，彼此之间农业科技规划的差异并不显著。农业(动植物)新品种选育(繁育)技术、畜禽水产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控、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信息化技术、农业生态安全(农产品安全技术、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技术装备与设施等，大都被中部六省作为重点。 各省还根据区域特色选取了一批重大专项。山西省的重点是：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综合配套技术示范工程；红枣、马铃薯、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产业化技术研究。江西省的重点是：东乡野生稻有利基因的定位及育种研究：红壤区域治理与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及开发：猪重要经济性状主基因的鉴别与优质种猪的选育研究。湖北省的重点是：名特水产品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畜禽良种培育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双低油菜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湖南省的重点是：超级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大宗农产品综合深加工技术及关键装备的研究与开发。 3．2能源原材料方面 中央关于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的要求是，“加强能源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山西、河南、安徽等煤炭资源丰富地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山西省根据自身是煤炭大省的优势，大力加强和煤炭安全生产、开发、利用有关技术的研究。安徽针对“两淮地区”煤炭的开发利用进行相关技术的研究，部署了煤炭高效安全清洁生产和煤化工专项。河南充分发挥豫北地区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大力开展煤和石油生产及其深加工技术研究。 而湖北、湖南和江西把重点放在高效节能研究上面。湖北强调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电)；江西强调鄱阳湖风能开发和生物质能研究：湖南强调新能源(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并把生物柴油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作为重大科技专项。这些规划符合中央关于“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生物质能发电和风电建设工作”的要求。 中部省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中央提出“加强原材料基地建设，发挥中部地区铁矿石、有色金属、黄金、磷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优势，建设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安徽以铁、铜、金等资源为重点，着重开发高效开采和冶炼技术，特别是深部隐伏矿床找矿技术。湖北重点加强对特色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技术的研究，部署了磷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科技专项。湖南着重加强矿产资源高效分选提取与矿山接替资源探查技术的研究。 中央还提出要“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化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山西主要是和冶金有关，其重大专项是：无镍不锈钢、优质合金钢连铸及热轧工艺技术。安徽省主要是新型特种建材、非金属矿深加工和精细化产品开发。河南省主要是冶金建材。江西主要是钢铁冶炼与加工、有色金属新材料和化工新材料。湖北重点是开发高性能冶金材料．以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端板材的需要，开发化工关键技术及其产品．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关键技术与装备。湖南加快用高新技术提升陶瓷、轻纺、钢铁、建筑等传统材料行业，以技术优势形成产业优势，其重大专项是高性能金属材料产业化开发关键技术。 和农业规划不同，各省之间的能源原材料规划很不均衡。能源集中在山西、安徽两省，特别是山西省仅在煤炭领域就设置T4个重大专项。矿产资源集中在安徽、湖北两省。材料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江西省总共只安排了16个专项，但仅在材料领域就有6个重大专项。能源、资源和原材料是紧密相关的3个领域。山西、安徽和河南省对于能源和资源规划得多，而对于材料贝4较少涉及。安徽、河南在材料方面规划得很简单，而湖南、湖北规划得较详细。 3．3现代装备制造方面 中部六省在现代装备制造领域规划了许多重点和专项。 山西省突出重型装备制造工艺及技术、智能高效采煤设备和工艺技术、铁路机械和专用机械生产工艺技术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矿山机械、重卡汽车生产装备制造技术、公路改性沥青快速制备技术。安徽省突出汽车整车产品开发、关键零部件及汽车电子、混合动力汽车、绿色制造、数字化和智能化设计、智能信息家电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节能环保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专项、制造业信息化专项。江西省突出先进工业流程标准化示范工程、先进制造技术研究及应用、新型运载工具制造技术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民用航空关键技术研究。河南省突出汽车、摩托车关键零部件和轿车车身开发技术、超精密加工及超高速加工技术与装备、新型输变电成套设备、新型机械设备。湖北省突出电动汽车及汽车关键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技术与设备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电动汽车、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湖南省突出现代工程机械、新型轨道交通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电动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新型换流变压器及特高压直流输变电系统重大装备、轿车无级变速器(CRV)产业化关键技术。 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建设现代装备基地的要求是：“建设具有自主创新的现代装备制造基地，重点发展清洁高效发电技术装备、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矿山开采设备、石化设备、大型施工机械、数控机床及关键零部件、新型农业装备、高速铁路列车、大功率铁路机车、新型地铁车辆、汽车及零部件、高附加值船舶及配套”。 从上面各省的规划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在现代装备制造的某些领域过于集中。如汽车领域，除江西侧重于民用航空领域以外，其余5个省都重视汽车产业的发展。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都将汽车作为重点领域，湖北、湖南还将电动汽车作为重要发展项目。而在国家所列举的l2个中部地区重点发展领域中，只把汽车及零部件作为第11个列举项目。 对于国家所列举的其它领域，各省关注程度普遍不高。如关于“输变电设备”项目，只有湖南和河南列入规划；“大型矿山开采设备”只有山西列入规划；关于“高速铁路列车、大功率铁路机车、新型地铁车辆”只有湖南的“新型轨道交通设备”和山西的“铁路机械”涉及到。而“高效发电技术装备、新型农业装备、高附加值船舶及配套”项目，中部六省都没有列入规划。江西省侧重发展的民用航空项目不是国家所列举的项目。 中部六省除湖北省现代装备制造种类较多以外，湖南侧重于工程机械、输变电和轨道交通：江西侧重于民用航空；山西侧重于煤炭机械和运输；安徽侧重于汽车整车生产；河南的特色不明显，重点不突出。 3．4高技术产业方面 中央关于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是：“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国家对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现代中药、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给予重点支持”。 相比现代装备制造基地来说．中央对中部六省高技术的规划不是很具体．没有列举什么项目．而是着重对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国家工程中心和实验室进行了说明。这就说明，中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不同，还没有形成鲜明的特色，中央的着眼点是“如何培育高技术，加快产业化”。但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十分显著，加上中部六省普遍对自身创新能力期望很高，因此，在各自的规划中都将发展高技术作为重中之重。 (1)信息产业。山西省以光机电一体化、微电子、新型元器件、软件、现代通信为重点，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核心。安徽省突出软件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和片式元器件、自动化装置与系统，安排的重大专项是电子信息材料专项、计算机软件专项。江西省突出信息技术应用工程、软件技术、光电子产品技术．安排的重大专项是应用软件研究开发。河南省突出计算机网络高速路由器、交换技术与产品、各种宽带网络的接入技术及产品．加强信息化的开发应用，研制开发新型农业信息系统。湖北省突出光通信技术及下一代网络、无线通讯系统与终端、激光技术及应用、数字视听(3C技术及融合)产品、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等。湖南省突出新型显示器件技术、数字视讯与媒体技术、软件、信息网络与现代物流技术，安排的重大专项是数字卡通内容制作及传播应用关键技术。 从上面可以看出，湖北侧重于光电子技术：湖南侧重于数字卡通，其它各省重点不明显。除河南以外，其余5省都强调软件研发，特别是江西和安徽将软件开发列为重大专项。 (2)新材料。在新材料领域，中部六省主要是集中于纳米技术的研发。新材料领域和原材料领域联系较紧密．不少省都集中于传统原材料领域的新材料研发，而对于高技术领域的新材料研发实际上并不多。如：山西的重大专项是纳米、永磁、多晶硅及镁合金新材料制备技术开发；安徽的重大专项是纳米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江西的重大专项是纳米新材料研究开发；河南的重大专项是新材料的制备和成型加工技术；湖北的重点是新材料技术研究与开发；湖南的重点是先进电池材料、先进硬质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纳米功能材料。 (3)生物工程、现代中药。山西省以中药现代化综合技 术开发为主攻方向，加强中药现代化的关键工艺技术和集成工艺技术开发，重大专项是中药现代化技术。安徽省突出酶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技术，重大专项是新药创制。江西省突出生物医药、化学药新药、中药新药、中药现代化技术聚焦工程．重大专项是江西道地和特色中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河南省在医药生物、微生物发酵、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开展重点研究，形成产业化发展的群体优势。湖北省突出生物医药技术、生物农业技术、生物工业技术、生物医用材料技术、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和生物服务技术。湖南省突出生物安全技术、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现代中药技术、创新药物技术。 从上面的项目名称可以看出，在生物工程和现代中药领域，中部地区主要是依托当地的中药材资源优势，进行现代中药开发。 3．5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中央关于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交通运输枢纽的要求更多地是从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体系、交通运输重点项目的角度进行规划的。因此，中部省份在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方面的科技立项十分少．只有湖南和安徽将发展“智能交通技术”列为优先主题．但是具体内容也不是很多。 3．6人口和生态重点科技领域 中央指出．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着“人口和生态环境压力大、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较弱”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很具体，因此，中部六省在科技规划中，对优生优育和人口控制、污染治理、废弃物综合利用、自然灾害预报等领域都设立了优先研究主题。 结合自身的特点．山西将工矿区土地复垦及生态重建研究与示范、煤烟型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与示范、重大矿山灾害事故预警与应急救援技术作为重点。安徽将巢湖、淮河水污染综合治理作为重大专项。江西将鄱阳湖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相关技术研究作为重大专项。河南加强对艾滋病和地震灾害的研究。湖北强对血吸虫病、洪水预警和防治的研究。湖南把湖沼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并加强对水旱灾害防治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研究。 4中部六省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体系建设和对策措施比较 作为省一级的科技规划．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也得到了各省的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和对策措施的关系十分紧密。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规划，各省差异较大：有的将创新体系和体制改革作为对策措施中的一部分：有的没有对策措施，只有创新体系建设。这种差异反映了各省对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和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认识上的不同。各省都强调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相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只是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从具体对策来看，各省主要从财政投入、政策法规、优惠政策、人才培养、加强领导等方面进行阐述。 中央并没有单独就中部地区问的科技协作进行要求，只是把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放在一起，指出中部地区要“加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技术合作，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建设若干科技基础平台”。这就说明，中央认为中部地区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体系的建设。 在区域经济布局上，中央也只是提出“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为重点”，“支持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地区在粮食、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鼓励中部地区与毗邻的沿海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从中央来说，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中部各省份内部的增长极建设和东、中、西部问的互动。 在区域合作方面，中部六省较重视与国外和其它区域的合作，而不太重视中部地区内部之问的合作与交流。其实从中央对中部地区“三个基地和一个枢纽”的定位以及上面各省的规划重点来看，中部六省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科技需求，在一些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的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中部六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来寻求发展．没有必要各自另起炉灶，或只盯着国内或国外一些科技发达地区。因此，中部各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本地区问的科技协作，共同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研究论文:中国科技成果评审制度研究 中国科技成果评审制度产生于集权体制时代，显然与改革后的体制不相适应。本文的目的是剖析科技成果评审体系的问题及其根源，探讨适合未来发展的科学评价方式。文章先分析现行科技成果评审体系的特点和各种不同的评审形式（如科技成果鉴定、评奖评审等），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改革科技成果评审制度的建议。笔者认为，应当减少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数量，避免各种计划项目、基金项目的重复设置，基本上取消国家社科基金，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以更为有效的专利版权制度等来代替它。 一、“科技成果”、“评审”和“领先”、“先进”：中国特色的科技管理概念 “科技成果”一词在中国的文献中出现得极其频繁，最新出台的《科学技术评价方法（试行）》（2003年9月22日颁布，以下简称“评价方法”）中也同样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查阅《中国百科大词源》、《实用科学名词术语词典》、《词源》、《辞海》、《现代科学技术词典》等国内工具书，均找不到对“科技成果”一词的表述。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科技成果”无非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简称，当然，它应该是指某项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取得的具有价值的结果。据此来看，未经过科研活动，借用甚至剽窃来的结果肯定不是科技成果；同样，虽经过了研究活动，但取得的结果不具有价值也不能被称为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一词在中国的各种场合事实上被泛化地使用，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也错误地引导着科研活动的方向。许多项目或课题在尚未完成结果鉴定之前就自称为“科技成果”；各种“科技成果”鉴定会、报告会、评审会宣传得不亦乐乎，听起来好像并不是某个项目要进行结果鉴定，而是某个“科技成果”正在做宣传，专家到场是为了替这个“成果”作宣传，越是有名望的专家到场越是能为这个“成果”增光，于是不明就里的媒体便一哄而上，结果不是成果的“科技成果”就真的成了成果。何况，由于存在着评审失败以及评审腐败等诸多因素，即使经过鉴定、评审的项目也并不全是真的科技成果。 国际上通用的与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相对应的概念只有项目、技术、专利，而且国外的项目一般都是使用它本身的具体称呼，不使用“成果”这一层次的统称，中国本来完全应该参照这一做法进行管理。既然“科技成果”这一概念已经被滥用，中国的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做出规定，慎用以致于取消“科技成果”一词，用其他更为准确的词来代替[1]。实际上，科技成果这个概念带有很强的行政认可色彩，却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它与国际上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利、版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未申请专利、也不受版权保护的中国式“科技成果”在国际上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这不利于中国参加国际技术贸易与竞争[2]。 “科技成果”一词与中国管理科研技术开发活动的行政体制有很深的渊源。中国的“科技成果评审制度“是科技成果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与计划经济下科技成果的非商品属性相适应。在计划体制下，科研和技术开发计划由政府下达，经费由政府拨付，研究结果归政府所有，由政府负责推广，所以政府必须管理和参加科技成果的“评审”工作。 “评审”是另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在英语或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它具有评价和审定的双重含义，指由国家有关管理机构对取得的成果、成就以及某种资格进行评价、审定并最终给予某种形式的确认。科技评审的组织者一般是国家各级科技管理机构，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的国家基金机构、直属政府的事业单位等，由这些管理机构根据国家的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或委托专家评审小组对科技项目或成果进行评审。本文分析的主要是科技项目的事后评审。 最早的科技成果评审始于50年代，当时的评审主要采用鉴定的形式。1955年10月31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规定其任务之一是“负责鉴定科研成果”，这是最早的关于“科技成果鉴定”的说法。1958年开始“”后，“科技成果”迅猛增长，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建立一套有效的评判标准和方法来辨别“科技成果”之真伪。当时国家科委开始了科技成果的鉴定工作，并在1959年初步形成工作程序。196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1994年国家科委颁布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此文件规定，“科技成果鉴定”只用于列入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计划内的应用技术成果，以及少数科技计划外的重大应用技术成果；换言之，不属于这个范围的“科技成果”可以“评审”，但不组织“成果鉴定”。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科技成果评审”方法体系，其中除了奖励评审外，其他评审形式多是从上述的鉴定制度演变发展而来。 目前，中国科研单位的课题（项目）来源主要有4类。第一，科技主管部门根据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提出的指令性和指导性课题（项目），称为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内项目，包括各级科技计划和基金项目。其中国家级的科技计划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星火计划”、“火炬计划”、“软科学研究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计划”等。各部委、省市也都根据自身重点扶持的情况建立各级科技计划。至于各种基金项目，国家级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省相应也有由省财政拨款建立的省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第二，科研机构与其他部门通过横向联系形成的联合开发课题（项目）。第三，科研机构接受某些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进行研究开发的课题（项目）。第四，科研人员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实地调查后自己提出的课题（项目）。 这些课题或项目研究结束后，成果的确认分别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科技计划或者基金项目，属各级财政支持的项目，按照国家的规定必须评审并登记科技成果。其中应用性技术成果必须有科技成果鉴定；而基础性研究成果由于主要表现为学术论文的形式，其评价本着“公开发表，自由评议”的原则获得认可，但是执行中还须提供由研究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做出的评定意见，从而形成了学术委员会的评审。第二，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项目结束时，往往采用委托单位组织专家评审或验收的方式。近几年，有少部分项目已经开始由评估中心或国家认可的评估机构来评估[3]验收，通过专业化的评估程序对委托项目进行判断，提供给委托方最后的评估结论，但这种方法还不成熟。第三，某些有重大影响的自由研究项目，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也要进行鉴定或评审。第四，联合开发的课题（项目）按照主要完成单位为第一负责人的原则，由第一负责人申请鉴定或评审。第五，上述各项目在取得一定的评价之后，得由所在单位推荐向各级政府申报奖励，于是评奖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评奖评审。 目前中国科技管理部门通常用“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等概念划分成果级别。这种概念的含义是把科研项目成果与以往科学成果对比，从而评价其创新程度及意义。但是，一项新的科学成果的真正价值不只是体现在它是否比以往科学知识的积累前进了一步，还要看未来它能给学术界、技术经济界和教育界带来什么创造性效用。而这后一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证明。可是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却规定：所谓“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是指主要论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学术专著出版一年以上，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或应用。学术成果发表后短短几年里被引用数次，岂能妄称被“公认”为“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一项科学成果发表以后，多数情况下其价值是否在该领域内领先只有经过同行的普遍认可才能定论，而同行们在认可其价值之前往往会展开学术讨论和评价，不同观点、不同发现、不同结论之间的讨论耗时经年，多年讨论后一项成果被推翻之例亦屡见不鲜。“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之评语是不能轻易判定的。进一步看，国际学术界评价一项新成果的价值，是由科学家们个体分散和自发地进行的，只有当个体的承认积累到相当数量之后才形成共识，尽管其中可能不同学派仍会有不同看法。这个过程很可能比该成果提出者个人的生命还长。如此来看，中国的许多科研结果公布之后就很快被“评审”为“国际公认”的“领先或先进”成果，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国内人的自说自话，如果不是借助于行政权力，甚至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中国的科技成果评奖结论的声望不高，与这种“中国特色”的评价概念及评价方法有很大关系[4]。 科技成果的管理是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的行政管理之重要一环，欲改革“科技成果评审”的方法和制度，就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的法制化、国际化，是适应市场经济及国际大环境的必然结果，将知识产权概念引入成果管理，还科技成果的本质属性势在必行。 二、中国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审制度：内容与问题 中国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审形式主要包括：科技成果鉴定及项目验收评审、评奖评审、学术委员会评审等。另外，由于软科学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点不同，这两类成果的评审有各自单独的规定，下面一一介绍。 1. 科技成果鉴定 在中国，科技成果鉴定是科技成果的主要评审形式。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公布的“2001年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全国共登记科技成果28,448项，其中采用鉴定方式确认的成果数为21,124项，占评价项目数的74.25%，比重很高。根据现行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5]，科技部归口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国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监督本地区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监督本部门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这些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组织鉴定单位）负责组织鉴定，或委托有关单位（以下简称主持鉴定单位）主持鉴定。主要有检测鉴定、会议鉴定和函审鉴定三种形式。采用检测鉴定时，由组织鉴定单位或主持鉴定单位指定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专业技术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测试，必要时，组织（或主持）鉴定单位可以会同检测机构聘请3至5名同行专家，成立检测鉴定专家小组，提出综合评价意见。采用会议鉴定时，由组织鉴定单位或主持鉴定单位聘请同行专家7至15人组成鉴定委员会。采用函审鉴定时，由组织鉴定单位或主持鉴定单位聘请同行专家5至9人组成函审组。参加鉴定的专家由组织鉴定单位从国家科委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科技成果鉴定评审专家库中遴选。鉴定的程序是，由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根据任务来源或隶属关系向其主管机关申请鉴定；若符合鉴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经组织鉴定单位批准，组织或主持鉴定单位将被鉴定科技成果的技术资料送达承担鉴定任务的专家；参加鉴定的专家收到技术资料后进行审查，提出鉴定意见；组织鉴定单位和主持鉴定单位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核，并签署具体意见；经鉴定通过的科技成果，由组织鉴定单位颁发《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在这种科技管理体制下，科技成果之产权归国家所有，不是商品，一经鉴定便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均可无偿使用，科技人员获得的报答与成果的推广应用无关，通常是由成果完成单位根据成果鉴定给成果完成人员待遇、奖金、职称、晋升等。由于科技人员往往不关心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许多成果通过鉴定、颁发奖励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中国科技人员众多，但科研成果开发利用的情况却相当落后，这种科技管理体制是一个重要原因。科技成果鉴定的目的在于正确判别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科技成果的完善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加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技术成果来说，得到市场承认的项目才是有意义的、高质量的，市场的接纳也就宣布了它广阔的推广和应用前景，引入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促进这类科技项目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应用型技术成果本身也非常适合于在市场上进行评价。所以，成果鉴定的目的通过市场完全可以完成，而且会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由行政部门组织的鉴定其意义其实相当有限，只不过是满足了科技管理行政部门自身的需要。 这种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科技管理部门既是鉴定的管理者又是鉴定的组织者，同时还是鉴定的监督者，这充分显露出计划经济的特征──政府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监督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从项目审批到项目评审各个环节上的腐败就日益猖獗。此外，这种成果鉴定方式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审专家的选择，而参与鉴定的专家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字号(3){[6]，鉴定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监督者存在。在这样的状态下，鉴定的派生利益可能成为参与鉴定者的动力，由此又导致国内普遍存在的所谓“学术腐败”。 国家计划内项目及基金项目结项后，除了规定要实行鉴定的以外，其余项目都要验收，于是验收评审成为科技成果评审的又一种方式。验收是指由验收单位按计划任务书或所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方法进行测试、评价，并做出结论。其一般步骤是，先由项目首席科学家和项目专家组负责课题验收，编写项目结题总结报告及课题验收报告，会同依托部门向科技部业务主管司提出项目验收申请，然后由科技部组织验收专家小组进行项目验收。由于验收工作是从鉴定发展而来，验收中的专家评审过程大体与鉴定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2. 科技奖励评审 科技奖励评审往往在鉴定或者其它评审的基础上进行。现有的科技奖励体系有官方和民间奖励二个层次，以前者为主，这里的讨论也以政府的科技奖励体系为对象。这个科技奖励体系是一个上下对应的垂直体系，中央层次有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除最后一项的受奖对象是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外国组织，其它奖项均为国内科技工作者而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了省一级科学技术奖（其中又分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省以下地方政府不再设立科学技术奖。国务院所属各部中仅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设立了部级科学技术奖，其奖励范围是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不便公开的项目。 根据1999年4月28日通过并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科技部负责科技奖励的评审组织工作，为此专设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其主任委员由科技部部长担任，科技、教育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著名科学家及有关专家15至20人为委员。“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各个奖项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下设9个学科评审组，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下设29个专业评审组，负责各自学科（专业）范围内的奖项初评工作，并将初评结果报相应的评审委员会。 科技奖评审对象指国家科技奖推荐项目的完成人、完成单位或国家科技奖推荐人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授予对象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技发展中有卓越建树者以及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技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技成果，完成重大科技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后三种奖每年奖项总数不超过400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奖程序如下：个人申报－有关部门推荐－奖励办公室形式审查－学科（专业）评审组初评－异议公布－评审委员会复审－奖励委员会决议－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准。其候选人由推荐产生，遵循“逐级上报推荐”的原则，申报与推荐相结合。奖励办公室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推荐材料提交相应评审委员会学科（专业）评审组或组织具有评审资格的同行专家进行初评。初评由学科（专业）评审组以会议方式或书面方式进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各评审委员会以会议方式进行评审，记名投票表决产生评审结果，并向奖励委员会提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建议。奖励委员会以会议方式对各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进行审定[7]。 在现行评奖体制下，奖项设立过多，奖励对象分散，单项奖金数额小，这是平均主义观念的产物。奖励因其崇高性与稀缺性而对科学家产生吸引力，奖金额高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激励科技工作者向难度大、周期长的项目挑战。目前的奖励方式对获奖者的激励作用不足，在社会上产生的荣誉导向效果也有限。此外，评奖过程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比如申报和推荐要按行政级别层层上报，一项科技成果若因各种原因在基层单位得不到承认，就失去了“参赛”机会。前一段时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蒋春暄”现象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字号(3){[8]。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放宽推荐人的资格，允许权威性学会组织或著名刊物出版机构推荐参与科研成果评奖者，或制定复合量化标准（如发表的刊物质量、被引用次数达到一定数量等），允许达到这个标准的成果完成者自荐参评。 3. 学术委员会评审 这里讲的学术委员会是指在研究院所、高校、学会等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内设立的由教授、专家的代表组成的学术审议机构，其主要职能之一是评审各类科学研究成果。在高等院校里，除校学术委员会以外，还设有院级和系级学术委员会，一般由本单位的“一把手”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如高校中的院长、系主任、所长，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这种制度本身是集权体制和审批经济的产物，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地位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在行政权力的支持和背书下，学术委员会的存在人为地把教授分为两类，一类（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一类（少数人）手中，前一群体中每一位教授的权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后一群体，从而允许后者垄断支配前者的命运。 即使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因为学术委员会要评审几乎所有学科的成果，而选自每个学科的委员人数非常有限，在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下，只有被评审项目相关学科的少数委员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有发言权，多数委员往往是门外汉，所有评审过程易被少数人控制。事实上这种委员会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分学科委员会没有最终决定权，后者的决议时常被学术委员会所否决。假如院系的分委会起决定性作用，则校级学术委员会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按照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各院校完成的政府各级计划内项目的基础研究成果一般要由校学术委员会出具评价意见书，这是校学术委员会承担的评审功能之一。但是，现实中各单位学术委员会对这种研究成果实际上根本不是认真严格地评审，而是把“评审”变成了促进该成果通过验收的过程。由做项目的单位出具对项目的评价书，无论如何这个评价书都不会是客观的，因而也没有实际意义，这种形同虚设的评审早就应该取消。 4. 软科学项目评审 自从中国科学院撤消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府将该部另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只管辖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由于自然科学某些学科的发展已经越出了传统的自然科学边界，而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又不愿意把这些新学科的管理权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就在其管辖范围内另设了一个独特的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软科学”研究领域。由此在中国的科研管理上出现了自然科学、软科学、社会科学3大领域的界分，这也是“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实行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中国，软科学研究是指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多门类多学科知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手段，研究决策和管理实践中提出的课题。 目前，科技部归口管理全国的软科学研究，其政策体改司软科学处为软科学研究管理的具体执行机构，各级政府机构相应设有软科学管理机构。软科学成果评审由各级软科学管理机关聘请同行专家，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软科学成果的质量、水平等进行审查、评价，并做出相应结论。其评审程序与管理方式与鉴定相似，只是在具体的评审标准和评审时侧重考查的指标方面，由于软科学自身的特点而有所不同[9]。 由于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其成果主要是一些咨询意见或政策备选方案，这些成果是否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要由政府有关部门或经济部门来判断，而不应当只由同行内的学者专家从学术角度判断。所以，从其特性考虑，软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审应以政策被采纳的部门或委托咨询机构评审并奖励，而不必由科研管理部门自行评审，政府不必再设软科学方面的评审。 5. 社会科学评审 目前社会科学界尚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科学项目评价的条例，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项目结项都采用鉴定的办法。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出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鉴定结项办法》，对2000年以来立项的院重大课题的结项鉴定工作做出规定。其程序包括：重大课题的成果定稿后由课题主持人向所在研究所提出召开课题结项报告会申请，经研究所同意并由所科研处组织课题结项报告会；报告会后由研究所向社科院科研局提出鉴定结项申请，科研局组织成果鉴定，核定成果鉴定等级，并将结果报院里审批；科研局公布课题最终结项结论，下达院重大课题结项证书或院重大课题终止通知书[10]。按此办法，一项课题结项实际上要分别举行结项报告会和专家鉴定会。前者邀请研究所内外同行专家、所学术委员、院科研局和财计局的有关人员，报告内容包括研究概况、成果主要内容、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创新等，报告会上要求有质询程序。后一个会由院科研局主持，请专家就课题成果进行评议和鉴定。 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是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结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一个结论是否正确或可行，要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进行检验，绝非一个鉴定会或几位到会学者就能断言并辨明其成果等级或优劣，何况在这种鉴定会上很可能会得出主观的、不负责任、迎合某些意图的鉴定结论。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鉴定可以取消。如果课题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可利用其发行量、引用次数、发表或录入的刊物等级以及同行评价等作为学术评价的辅助手段；如果课题属于应用类研究，则应由应用者来评价。 三、应当如何改革中国现行的科技项目“评审”制度 1. 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评审”，对不同的科技项目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评审”并非评价科技项目唯一可行的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评审”本身属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对某项研究结果做出评价，由于其人为性、短期性、强制性，所以并不适合所有类型项目的评价。一个真正的成果必然会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或市场的承认，无需官方组织的“评审”；相反，由政府部门介入的“评审”过程未必能“评”出真正的成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来不组织什么由政府机构参与的层层上报的“科技成果”“评审”，这丝毫不妨碍各国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科研成果”“评审”制度源于集权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控制一切、决定一切的管理需要，改革20多年了，却从未触动这种科研管理制度，以至于到现在这种落后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依然如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腐败日益泛滥的情况下，现实证明，多一种政府机构参与的“评审”就可能多一种寻租的机会，如此则“评审”的正当性就更成问题了。在一些情况下，组织“评审”可能会成为有关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里某些人获取不当利益或学术圈某些人瓜分学术研究资源的途径，这些人为了从中上下其手会千方百计地维持这种“评审”制度。 严格控制“评审”的数量直至取消“评审”这一方式势在必行。科技部最近颁布的《评价办法》也开始考虑到这一问题[11]。欲逐步乃至最终取消“评审”，代之以更为有效的评价制度，应该考虑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当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评审”的主要形式，它只适用于评价政府科技计划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项目结果的评价完全不必依赖于上述的“鉴定”形式。从科研发展的趋势、成果推广应用的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化、成果保护各个方面来看，“科技成果鉴定”制度是早晚要取消的，何况它还助长了学术腐败。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大量科研活动尤其是应用性技术的研发将主要由企业推动支持，政府组织的各类科技计划不应该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评价应用性科技项目结果的目的是转化推广，必须为推广应用者提供切实可信的专家意见，而不是为满足主管科技的政府部门文档管理的需要“走过场”，现行的鉴定制度只提供过于简单又十分抽象的鉴定结论，并不能满足对应用性科技成果评估的专业性需要。上述“鉴定”制度切断了科研与技术开发之间的必要衔接，只有取消这种制度，让市场机制来评价科研项目的结果，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才会真正关心技术开发和面向市场需要的研究课题，才能大大减少科研项目立项和研究过程中的盲目性。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上述“鉴定成果”不符合鉴别知识产权的法律要求，无法获得产权法的保护，申请鉴定方因为担心其知识产权在“鉴定”过程中或“鉴定”之后受到侵害，不敢在“鉴定”会议上提供核心技术细节，因此参与“鉴定”的专家事实上无法了解关键性内容，如此“鉴定”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科研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3大类，对这3类科研项目应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评价基础研究项目的标准应该是学术影响，其客观依据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后被同行学者引用的次数以及是否被国际上权威性文摘所摘录。在一项研究结果尚未获得国内外同行自发的评价之前，政府的科研管理部门匆匆忙忙地找几个专家组织“鉴定”“验收”，其实缺乏学术意义上的权威性。这种“中国特色”的“评审”结论并不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不过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而已。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项目的评价则应当向专利管理靠拢。中国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专利法》，专利申请与审查程序比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办法既科学又有效，也可以减少“鉴定”过程中的不正之风，中国应该与国际接轨，用专利申请和审查代替应用类“科技成果鉴定”。为此科技管理部门应该指导研究者申请专利，鼓励获专利权的单位对获得职务发明专利的研究者先给少量物质奖励，专利投入应用后获专利权的单位从所得收益中按比例给与发明人提成，效益越高、社会贡献越大，个人收益越多。这样的做法与市场经济直接挂钩，不再拘泥于行政性“评审”的名额限制和奖金分配。以专利管理代替“科技成果评审”之后，科研人员的注意力就会从关心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国内“评审”给的“国际领先”虚衔，变成关心一项获得专利的应用型技术成果能不能带来收益。另外，以著作、电脑软件为形式的科研项目可以用发行量的大小作为其成果的评价依据，这种成果评价方式向版权管理靠拢，以版权费作为智力劳动的主要报酬。而软科学项目则可由委托或采纳项目结论的收益部门根据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之大小给予评价[12]。 2.釜底抽薪──减少政府部门对评审的需要 “科技成果”“评审”之所以会在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科研评价方式，根本原因是科研管理部门依赖于它，计划项目的完成验收需要“评审”，政府奖励工作也需要“评审”；一旦政府部门参与的“评审”成为主要的科研评价方式，连科研机构完成自选课题后也会主动要求上级部门“评审”，以获得政府部门的承认。要减少乃至取消“评审”，就必须减少乃至消除政府部门对“评审”的需要，同时减少政府部门对科研活动的直接控制，这就必然涉及到科技体制改革。 首先，应当加快国有科研院所的民营化步伐。在科研院所国有化的状态下，科研院所与政府是隶属关系；政府的计划项目以指导或指令性计划方式下达到科研院所，经费由政府拨付，项目完成后成果属于政府。这样，政府对国有科研院所的管理就是理所当然的，而国有科研院所也只能通过政府组织的“评审”结果取得评价和奖励。对科研院所来讲，通过评审、获得奖励的项目越多，下一年度能申请到的经费就越多，因此，为了激励研究人员多申请立项，多数科研院所把政府“评审”的结果与参与项目研究人员的各种待遇、福利挂钩。正是这种体制本身产生了日益膨胀的对“评审”的需求，也导致扭曲的“评审”结果和科研激励机制。假如科研院所是民营机构，政府部门委托科研机构承担研究项目，二者之间就是一种契约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政府部门不能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对民营科研机构处处约束、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机构出面主持项目“评审”并决定项目成果的“等级”就不再是公允的安排了，那时会需要由信誉良好的中介机构承担项目评估。 其次，要减少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数量，消除各种计划项目、基金项目的重复设置。目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资助的项目有上千个之多，如2003年确定的资助项目中，除教育、艺术、军事3个单列学科外[13]，其余22个学科的总资助项目数为987项。其实，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并不适合以基金资助形式进行，因为无法在事前或项目完成后的短时期内清晰地判定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因此也不易判断预定目标是否确实实现。此外，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本身不需要多少设备和实验费用，除了进行社会调查之外，其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查阅资料，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在没有多少资助的条件下完成，而通过基金支持提供大量研究经费给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却未必真能在学术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基本上取消“国家社科基金”，只保留对考古学、历史学等极少数学科及社会调查的资助，将“国家社科基金”改造为国家社科奖励基金，对于成果突出的，给予奖励。自然科学领域的政府资助项目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设置现象。例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已经设立的资助领域，在“863计划”、“973计划”中又重复设立，评审验收则由不同部门管理，互不沟通，有的项目可能既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又申请“863”或“973计划”，造成资金浪费。重新构建中国的科技项目管理框架，重新设计科技项目的资助体系和评价体系是减少“评审”需求的有效方法。 目前政府所设科研奖励看来还需要“评审”，但可以通过减少奖项来抑制对评奖“评审”的需求。而且“评审”中不少工作完全可以交由各类专业学会或评估中介机构来做，政府的任务是制定严格的评价规则，监督这些中介机构的工作。如此政府部门才能从它并不擅长的专业性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职能上的转变，而评估机构则应当对评估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3. 改善中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仍然是政府主导、行政型运作为主，需要通过改革逐渐形成另一种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同时，2003年以前，由于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科技成果如何评价及评价原则的法律法规，评价办法不完整，各种规定相互之间不协调，漏洞很多，十分混乱。比如有对应用性技术成果评审的鉴定办法，有软科学评审办法，却未规定对基础研究项目的评价办法，也没有对社会科学项目评价方法的明确规定；又如，研究成果应当如何归类也没有明确规定，只能由管理部门进行经验性操作，结果有些边缘性学科的成果无法正确归类。此外，没有关于对“评审”实行监督的机制，这大大影响了评价结果的质量。还有，有关“评审”的各种条例、办法一改再改，不利于科技管理工作的稳定。 在科技和社会各界的呼唤之下，中国在2003年5月15日颁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对当前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决定。同年9月22日，又颁布了《科学技术评价方法（试行）》，明确了评价目的、原则、分类方法、评价准则及监督机制等。但是，由于评价工作的复杂性和法规本身的不完备性，这两部法规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 发展各种学会组织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中介机构，有助于构建新的评价体系。专业学术学会组织有着知识优势和人才优势，组织专家进行科研成果评议正是它们的长项。学会组织也能较为客观、独立和公正地进行评价，它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法人，具有对所作评价结论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目前，中国的各个学会组织基本上是政府机关的附属品、一些退休官员的“养老院”。要让专业学会组织发挥科研成果评价的新功能，就要实现学会组织真正的独立运营，其组织的内部管理和结构要重新改造，学会成员的组成、选举要向自治的方向发展。 由评估公司进行科研成果评估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一种方法，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独立的评估公司。国家科委于1995年、1996年曾分两批组织国内部分省市以及产业部科技计划管理人员赴法国考察科技评估情况，学习国外科技评估经验。1996年又成立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此后，科技评估工作在大部分省市陆续展开。由于科技评估机构是政府创立的，所以现阶段科技评估工作主要是为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服务，这使评估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科技管理部门的影响，不能真正独立进行。此外，科技评估机构在许多省市都是独此一家，缺乏竞争，因而评估水平难以提高。今后中国应当培育民间的评估中介机构，让它们承担大量的成果评价工作，政府则进行政策性引导，扶持有信誉的评估中介机构。 对于不得不保留的极少量的科研奖励的评审工作，应当加以改良。评奖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审专家，所以首先要科学化地形成评审专家库。科技部新公布的《评价办法》对评审专家的遴选做了规定，提出了全面性、随机原则、回避原则、更换原则、公开性及开放性等要求。今后，为避免专家库的固化并增加其对创新的容纳力，还应吸收各种学派的专家和非资深专家加入，而不应用一些硬性的指标如职称等加以限制。在组织具体的评审组和委员会时，除了随机原则外，还应综合考虑学科构成、性别构成、年龄构成等，使结构更加合理。专家的资格方面还应设立限制条件，如年龄、健康状况、近几年学术活跃状况等；在参加某项评审时，亦应确定评审期间专家的时间保证，如现在正在承担项目的专家不要进入评审专家的行列。在评审方法上可采用国际上的一些常见方法，如“双盲法”等。评审材料可以是书面材料、视听材料、实物材料等，评审组织方式可以是通信评审、会议评审，还可以是互联网的网上评审。 目前中国科研成果评审中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监督，无法保证评审的公平性。新的《评价办法》第53条规定：委托方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科学技术评价监督委员会。但这样的监督委员会能否独立是关键问题。建议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而不单是有依附于委托方的可有可无的监督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利用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严格评审过程的明示制度，特别是评审结论的明示制度，这会使专家对自己的评审结论负责，让评奖处于更加透明的状态中。 科技研究论文: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规律研究 论文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 企业成长 生态模型 论文摘要：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类似于生态界生命的成长，都具有发展的欲望，经历着生命 周期的过程，及生存与发展的种内与种间斗争。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个体和集群成长建 立生态模型，并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环境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为我们进一步了 解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着地区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又取 决于它是否能顺利的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动态和“蜕变”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中小企业要经历几次“蜕变”，每一次“蜕变”都要克服“路径依赖”“知识缺乏” 和“资金缺乏”等障碍。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是多集中对企 业的生命周期和群落效应的研究上，而对于其成长阶段的生态模型却研究不多，实际上科技 型中小企业成长也具有发展的欲望，要经历成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周期过程 ，新陈代谢、遗传与变异、生存与发展的种内与种间斗争。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也体现 出生态特征：自组织性；结构、时间、功能有序性；共存互惠性；复杂性和新陈代谢性。 本文试图以生物学及生态学的观点，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长中表现出来的现像,用生 态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描述，并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单体、群体生态模型和成长过 程中的环境影响因素模型，进一步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单体生态模式 企业成长主要体现在“量”和“质”的增长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个体成长，犹如生物 界中昆虫的个体非变态成长一般，需要经历“卵”、“茧虫”、“成虫”等阶段，只不过作 为一个社会非生命体的组成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阶段主要分为：“高新技术选择”“ 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 科技型中小企业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第一阶段为高新技术选择，这个阶段又可以称为“创 意期”，企业没有形成，还只能是一种概念或者构想，往往是以一些掌握或拥有高新技术的 人员为核心，成员少、资源少且对环境的依赖和要求高。第二阶段为“科技成果转化”，这 个时期的企业如同破卵而出的“茧虫”，刚开始和外界环境接触，生命力脆弱，成长欲望强 ，需要充足的养分。许多企业都在“孵化器”中完成这个阶段，主要在于“孵化器”给企业 提供了成长的政策、金融、人力等环境，保障了企业能健康的成长。科技成果转化后的企业 初具规模，组织结构和功能逐渐完善，对人才、资金、资源的需求大。第三阶段为“高新技 术产业化”，该阶段企业组织结构日趋成熟，组织功能已经逐步完善。企业开始拥有稳定的 经营管理组织构架，利润不断增加，企业的规模扩大，投资开始多元化，并开始逐步转型蜕 变。通过服务保障为主导的支撑体系支持，发展成熟的企业可以选择产业集群化或第二次飞 跃。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有着包括物质流、信息流、资金和人才流的大量资源流 动，当然不同阶段的资源流动规模也是不一样的。在第一到第二阶段，信息流流量大，这个 阶段的企业还处于被动的适应环境时期，信息对于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到第三阶段 ，物资流和人才、资金流量大，这个时期是企业快速成长期，伴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资金 、人才和物资需求增加,其流量也快速增长；第三阶段以后，企业发展趋于平稳，如同生态 界中的各种生物，成长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成长，而开始逐渐走向繁衍后代和衰老，这个时 期的企业资源流动趋于平稳，并有开始下降的趋势。 随着生态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关注于生命个体成长，逐步转变为研究生命群体或群 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也是如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单体的成长往往是伴随或引导着一个 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集群生态模式 迈克•E.波特(1998)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 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企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其他实体 。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很多，国际上比较著名的模式有：钻石模式、弹性专业化模式、全球 价值链模式和集群效率模式，也有学者将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分为三种：内生型集 群、外资嵌入型集群、外资带动型集群。 生态学中的生物群落是指一定区域或环境里的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 的一种结构单元。同样一个集群中的企业往往也是依靠某种特殊的价值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如以自然资源为纽带，如河北省清河的羊绒生产,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80%；以人文血脉为纽 带，温州、台胞、侨胞等结成的企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为纽带，如美国硅谷、我国中关村等 企业集群；以政府政策为纽带，如各地区的经济开发区等。所以在一个集群的形成之初，第 一阶段就是要确定企业的集群点。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的集群点主要以高新技术和政府政策 为主；当企业集群点得以确定，接下来就是核心企业（群）的形成。犹如生态圈中的群落一 样，都需要一个集群的核心，然后逐渐扩散，向外扩张。这个核心企业（群）可以是大型企 业的衍生企业，也可以是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核心企业（群）形成之后，为该企业所配套 服务的其他企业，如原材料配件、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社会保障服务等关联企业以共生、附 生、寄生等方式于之共存，企业集群初具规模。当企业集群成长到一定阶段，就开始向规模 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并力求达到动态平衡。通过前几个阶段的原位膨胀，企业集群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动态平衡，当不具备继续发展的空间时，就要寻求新的集群点。当新集 群点的选择变更了企业集群的核心价值，这样建立新企业集群的过程我们称为群落更替；当 新的集群点选择使得企业集群核心价值得以保留，这样建立的新企业集群我们称为异地克隆 。前四个阶段我们统称“原位膨胀”，后两个阶段并称“异地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集 群成长无外乎要经历以上几个阶段。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生态模型将其成长分阶段进行了分析，加深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成长的认识，有利于制定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措施。但是生态模型还没有有效反映制约其成长 的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和变化的。 三、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因素分析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其规模小、市场份额少、科技含量高，受环境影响的制 约程度高，资金、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市场等都或多或少的制约企业成长。科技型中小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只要存在，它就会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 换。研究开发费用、经营者才能、政府行为、资源状况、成本费用、产品状况、顾客、利润 、市场容量和竞争对手等因素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 各影响因素交叉影响，各个时期又都有一个或几个因素对企业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又随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呈动态阶段性变化趋势，我们以技术和资金 的变化过程为例。 在初始阶段，高新技术带动企业成长，是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立足点，这个时期需要充分 的实验条件和技术人员，成长期科技成果已经得到转化，形成了一定的专有技术优势，技术 能力已经较强，到了成熟阶段，技术方式与行业壁垒已经形成，这个时期主要以技术创新为 主，对高新技术的要求开始分化为现有技术的创新和创造性的开发新技术。 企业成长的原动力是企业不断累积的资本，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初始阶段，需要一 定的启动资金，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准备金或企业创业基金，这些资金一般来自个人投 资和风险投资，资金数量相对较少。一旦企业成长链启动，资金就必须源源不断的向企业组 织供给，在前期，资金的需求增长速度逐渐增加，这从曲线的前一部分的斜率逐渐增加就可 以知道。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成长期，对资金的需求仍然很高，但是增加的幅度开始放慢 ，并且这个阶段企业已经逐步开始运作规范化，管理费用增加的缓慢；市场化运作，利润逐 渐增加，因此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增量放缓。企业成长进入成熟期后，通过大公司参股、员工 认购、股票公开上市等以及从各种金融机构筹集发展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并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大、产业升级或转型，对资金需求增长加速。 四、结论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小企业中最具创新 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区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以及企业集群发 展的政策支持都在逐渐加强，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外界支持逐渐规范化。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运用生 态模型和数学模型来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为我们加深对其成长过程的认识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途径，为企业进行市场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制定更加有利于其 成长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 科技研究论文:浅析增强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研究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 教师 科技创新能力 论文摘要：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教师,要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位地方经济服务就必须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对地方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提升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多学科组织研究团队进行科技创新;主动与中小企业产学结合;将优势学科与地方科技需求对接。同时,政府及地方高校还应从相关政策、激励和培养制度等方面努力创造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条件。 一、地方高校的界定 地方高校是从行政管理角度出发形成的集合概念。我国通常根据高校的隶属关系将高校划分为部委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潘懋元先生曾提出高等教育地方化包括两层涵义:一是,高等教育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发展服务,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科学中心;二是,高等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的资金主要来源。[1]因此,可以把地方高校界定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高校或由省辖市(地、州)管理的,担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任务,少量学科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应用学科为骨干的,主要面向地方(包括省、市、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日制高等学校。 地方高校作为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高校,不仅具有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基本职能,同时由于其办学性质和地域差别,往往具有特殊的办学特征。在办学经费上,地方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和民间投资,地方高校也就担负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和针对地方需求开展科技创新的责任,其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也都具有地方经济的特色。因此,地方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地方科技创新系统的主力军。 二、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一)地方高校科技人员状况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属院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知识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主要承担精英型教育的任务;地方高校作为人才培训的重要基地,因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主要承担大众化教育的任务。[2]就从事科技创新人员数量来看,地方高校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人员与部委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占绝大多数,只有小部分人员从事科研创新工作。根据《200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高等院校786所,其中地方高校696所,占高校总数的88.5%,其教学与科研人员人数占全国高校的69.1%,其中研究与发展人员和R 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占全国总数的62%和54.2%。同时,在科研人员组成结构上,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属院校教学与科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副教授以上职务人员均达到了50%以上,具有中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均达到了70%以上,而地方高校副教授以上职务人员只占40.2%,中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只占65.5%。可见地方高校在科研人员的技术层次上与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属院校相比,其拥有的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的比例较少。 (二)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现状 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主要是指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以科学知识生产为目标,对科研活动所必需的主要人员、实验技术装备、图书情报系统、科学劳动结构等基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建立起效率较高的科研活动系统,采用新的科研方法、开辟新的学科领域、获得具有突破性成果的过程。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则是使得这一创新过程获得实现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主体创新意识、创新资源投入能力、科研活动产出能力和科学知识流动能力。[3]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科研活动产出能力上,科研活动的产出主要包括高校承担研究与发展项目数量、获奖成果数量、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等。 地方高校由于政策制度、办学层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等因素的影响,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就地方高校科研产出来看,根据《2008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占全国高校总量88.5%的地方高校承担研究与发展项目129364项,占全国总量的56.4%;拥有获奖成果2728项,占全国总数的54.5%;342713篇,占全国总数的56.1%;拥有专利授权5429项,占全国总数的38.5%。由于地方高校肩负着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重任,而科技创新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源泉,因此,地方高校教师应根据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地方需求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 三、增强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 (一)正确选择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1.多学科组织研究团队进行科技创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日益呈现出“大量分化,高度综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并向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延伸。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科研活动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特点。[4]跨学科进行科技创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是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研究内容上,依托本学科的创新点,进行跨学科、跨分支学科、同一学科内部各个研究方向等多方位的交叉和渗透。在研究方法上,既要有递进式的交叉和渗透研究,又要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空间进行纵向的深入和横向的拓展,从而提升科研的层次,拓展科研新的领域,形成新的科研方向和科研特色。在合作范围上,不应局限于本院系内的合作,还应积极寻求其他学科院系甚至于其他高校的合作研究。地方高校教师在跨学科的科技创新合作中,不仅能加深自身专业知识还可以拓宽知识范围有助于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 2.主动与中小企业产学结合 在地方科技创新系统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是重要的创新源。我国除了少数大企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外,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都很弱。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同中小企业的联系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弥补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地方高校教师在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成为中小企业加强科技创新的指导者,积极主动根据企业需求在传统企业改造和新技术引进、推广、吸收、提高方面与中小企业合作攻关。在企业建设上为企业的制度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与服务,承担一部分的企业培训和指导,将现代企业制度导入到中小企业中。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和中小企业的产学结合促进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将知识创新转化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3.优势学科与地方科技需求对接 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要求高校为其输送高素质的人才,更迫切的需要地方高校为地方科技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学科建设上,高校必须找准在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和本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优势学科与地方科技需求对接,才能保证学校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并且应根据地方产业发展特点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学科:针对当地支柱产业发展重点学科;针对当地新兴产业发展新兴学科;针对当地社会进步发展人文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努力创造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条件 1.地方政府搭台,促进产学结合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 地方政府在产学结合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地方高校科研团队的创新与政府对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密切,地方发展往往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项目作为突破口,培育拥有核心技术的产业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这就需要地方高校与企业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产学协调发展最有效的途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进行牵线搭桥寻求需要科技成果的企业,使学校的科研成果能转化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所以,地方政府应建立产学相结合的互动性产业化服务平台,以地方产业情况为背景,将企业的资金与高校科研人才结合起来共建研发机构实现科技创新的价值。 2.政府对教师创造的科技成果形成激励政策 科研奖励是对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者创造能力的承认,是衡量科技人才对社会贡献大小的标志。政府制定各项对教师创造的科技成果进行激励的政策,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促进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通过给予优秀科技成果和突出贡献者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的表彰和奖励,进一步激励科技人才对社会做出更大程度上的贡献,有利于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地方政府应出台一套完整科学的激励政策,对学术带头人和骨干,要真正实行专业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加大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力度,鼓励教师多作贡献,强化激励机制。 3.地方高校建立青年教师科技创新的培养和激励制度 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数量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承担绝大部分专业课程、基础课程教学和科技创新实践工作。[5]他们虽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但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和专业知识不够深入和广泛,其能力离科技创新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地方高校应建立培养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制度,为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机会和平台。而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让青年教师下企业锻炼是青年教师获得实际经验、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的最佳途径。再者,地方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投入一般是倾向于教学方面,科技创新更多是被看成青年教师的个人行为,被看成是教学工作以外的副业。地方高校也基本没有形成提升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的激励机制。但是要提升地方高校教师科技创新能力不能忽视占有绝大多数的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应鼓励青年教师积极进行二线研究,建立青年教师二线研究的激励机制,对青年教师的科技成果进行奖励。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传播的研究状况及其模式 论文关键词：科技传播；传播模式；网络环境 论文摘要：关于科技传播以及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虽然很多学者进行了探究，但尚有待深化。在分析比较前人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这种阶梯网状模式突出启发性信息的作用，强调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带来信息传播的随机性和多路径，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一、科技传播模式的研究状况 虽然科技传播概念的使用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国内有“科技传播”、“科学交流”、“信息传播”、“技术传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还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对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传播、网络传播等的研究却十分活跃。 1．科技传播 J.D.贝尔纳(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用一章(第十一章)专门讨论科技传播。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白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除非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就将面临知识一经获得就立即无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从贝尔纳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科技传播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这三方面组成了科技传播系统。 W.O.哈格斯特龙(W.O.Hagstrom)将科学传播与科学奖励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交换理论”。所谓“交换理论”，即主张科学家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交换科学信息。哈格斯特龙在《科学共同体》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他看来，科学家向科学共同体贡献心智是作为礼物，以换取得到承认作为回报。“在科学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学期刊接受就确立了赠礼者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确实，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只能靠这样的礼物馈赠而得到——而且这还确保了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声望。……科学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以社会承认对信息的一种交换。”哈格斯特龙的贡献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动因。 D.克兰(D.Crane)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是专门讨论科学交流问题的著作，她采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社会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综合评述了自己对科学交流方面的研究，对科学创新的扩散、科学交流与影响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克兰的研究无疑对科学交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翟杰全在《论科技传播》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认为科技传播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有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递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2．科技传播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对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发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书。Meadow指出，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信息传播的模型，用行为科学理论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学者为什么和怎样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学术信息传播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等。张勇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从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网、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文献传播、媒体传播、组织(中介)传播、网络和网络化传播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状况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势，科技信息传播的三种模式与应用途径。本人的《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一文把知识创新看作是创新信息的运动过程，认为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新信息与人的认知能力相结合的过程，知识创新只有基于创新者的信息活动才能完成，知识创新中信息运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邹志仁的《情报交流模式新探》提出应当依据信息交流的主体及其关系来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据“终结元”介入程度将交流分为直接交流、准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栈是严怡民在《现代情报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从生产者向使用者流动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它必须是人或人工系统，其功能是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变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琳认为栈理论和“中介元交流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两者的模式标准都是建立在对信息交流主体及其关系的客观反映基础之上的。但与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栈”的概念术语除了表明其传递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强调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减的功能，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实质。 3．信息网络化与科技传播 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网络科学：信息传播技术改变学术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传播技术(ICT)如何通过改变学术交流模式而改变科学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启发式的模型：ICT是个独立的变量，另有一系列相关变量，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网络科学(Cyberscience)。Rice在《网络分析和网络传播系统》一文中对CMC系统(电脑网络信息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网络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统的采纳和运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统通过电脑和电信网络的联合作用来促进大量联网使用者之间的创造、处理、存储、修复、信息交换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时代科学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中研究了在计算机、电话、传真机以及其他电信设备的工作环境下，科学家们是如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telesclence”来进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网络环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组织的科学会议的数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电子基础设施上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传播、意象和科学知识：一个概念框架和个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学家交流行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交流渠道、风格与信息、网络的复杂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学传播的发展：关于资源链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并指出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是与科学研究和教育相伴随而变化发展的。燕今伟的《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传播的变革》，从学术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人手，以参与学术信息传播过程的主要机构为出发点，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过程的变化，最后分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岳泉等的《网络信息传播透析》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对传统的信息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改变着人类信息传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文章通过研究网络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交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网络模型。 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学家们更倾向于利用网络。Walsh和Maloney探讨了网络对科学研究的合作结构和合作生产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科学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网络技术更能促进科学的团队合作。互联网技术可能改变科学合作结构，从而提高合作生产力。Walsh和Bayma在《虚拟大学：电脑网络信息传播(CMC)和科学研究工作》和《电脑网络和科研工作》中对电脑网络信息传播可能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他们通过对四个领域科学家的访问，讨论在科研组织中网络传播的影响，认为网络传播能够催生新的合作机制，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科学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使用网络的频度不一样，这是由于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工作组织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传播：远距离的科学合作》，论述了网络是如何支持远距离的科学合作的。网络通过快速的信息传播、协调大量复杂的实时关系，增强科学研究间的协作。特别是联合实验室——“无高墙的实验室”：高性能的网络结构连接政府、企业和院校，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支持着远距离的科学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联合实验室：在网络上进行科学研究》中指出，现代许多复杂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个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晶，基于计算机的合作被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二、科技传播的理论模式 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能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学确立数十年来，传播模式创立了数十种，数量之多表示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的兴旺和人们对其的重视。 1．拉斯韦尔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H.D.拉斯韦尔(H.D.Lasswell)。他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被称为“拉斯韦尔公式”，也称“五W模式”。 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每天从事却又阐释不清的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但拉斯韦尔虽然考虑到了受者的反应(效果)，却没有提供一条反馈渠道，没有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的性质。 2．申农—韦弗模式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和韦弗提出了有关信息传播的数学模式，该模式是从通讯工程的技术设施中抽象出来的，它将通讯原理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而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模式虽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单向、线性的模式。为弥补和发展申农—韦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组要素，以显示信源是如何获得反馈的，而反馈则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信宿。 3．马莱兹克模式 G.马莱兹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关于信息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在该模式中，他把信息传播放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传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着互动、双向的信息传播，整个传播过程是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完成的，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系统。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将科学情报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分解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广义的“科学交流系统”。他认为通过科学文献系统来进行的交流是正式过程，情报的使用者与创造者之间通过个人接触进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说开创了情报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情报交流模式。该模式简单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对情报交流的一个粗略描述，作为情报交流系统基本要素之一的“情报”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情报交流过程的影响。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术背景下科学交流的新变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网络媒介，颠覆了基于纸质载体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认为，无形学院仍将存在，网络工作站增进了成员之间的联系，成员们依靠网络保持联系，学术信息、原始数据被保存在服务器上供他人使用，网络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预印本文献。 三、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为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在考察分析比较前人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知识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每一个完整的阶梯都可以分为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而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在信息运动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中，平缓面进行的是“问题”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动。这个界面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处理功能，不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发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对知识创新中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协调，分析和综合，就如同潜能处于高度积蓄状态，稍有机会就能成为契机。转折点的关键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发出巨大威力。创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开朗，产生飞跃。转折点可以说是创新成功的瞬间。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而导致创新的产生，表达了科学认识中的“顿悟”对知识创新的强有力推动。此时，知识创新中的关节点已经突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从潜在到显现，并在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加速运动，急剧上升，从而进入知识创新的高潮。 在知识创新的阶梯攀登过程中，信息运动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引入信息传播流，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信息运动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着创新的全过程。信息运动，特别是与外来信息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平缓面的信息集聚活动和各界面、阶梯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现在转折点启发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创新的发展趋势。知识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信息运动也常常可能出现阻滞。但对于有毅力的知识创新者来说，这种停滞是暂时的，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特别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知识创新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信息运动的总趋势也是上升的、前进的。 第三，突出了创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图7所示，增加信息流宽度，缩短每一阶梯所用的时间，就意味着增强知识创新的时效性。要达到这一点，要求知识创新者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能力，即拥有很强的信息意识，从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种信息，特别是启发性信息，想方设法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处理信息，另辟蹊径利用信息等，这样，信息传播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阶梯式攀登过程中，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流中不仅存在着链式运动，而且存在着多重链式互动的运动模式，即网状运动。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运动系统。作为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由于存在着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从而造成信息传播及其运动的随机性和多路径。由此形成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流中的网状运动，网状运动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信息选择是信息传播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要进行选择，是信息多样性造成的。可以说，对不同信息的选择造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不同。在信息传播中，对输入的信息存在着双重选择。第一重选择出现在外界信息开始输入系统时，创新主体不同，选择的标准就不一样，在一些科学家那里能输入的信息，在另一些科学家那里却根本不受重视，没有机会输入。具体表现为：那些在一个范式指导下已经成功地工作了很长时间的科学家，往往拒绝接受不同于原范式的异质信息；相反，那些受原范式影响不深的年青科学家易于接受异质信息。第二重选择出现在外界信息输入后，由于创新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其实质就是科学家思维系统中存贮着一种对信息状况的评价程序，这种评价程序来自科学家此前的科学认识和实践。这种程序一旦形成便成为评判信息的标准，而科学家总是在科学思维中运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来选择信息。正是这种信息选择的多样性，造成了信息运动模式的不同。此外，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传者输出的信息，不仅得到受者的信息反馈，而且由于传者本身也处在信息网络系统中，因此，这一信息互动、信息反馈就显得更加强烈、更加多样。 第二，信息运动的随机性和多路径。在信息传播中，由于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使得信息运动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性，从而导致信息运动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是多路径的：一是传者1受者1传者2受者2传者3……二是传者在新的信息启发下，可能直接产生新的信息，或者直接对新的传者产生影响等，形成传者1传者2受者2传者3……三是在传者与受者的互动中产生的信息，对后来的某一个新的传者或受者产生影响，形成传者1受者1传者3受者3传者4……而在这所有的路径中，创新者始终既可作为传者，也可作为受者，参与到这一信息传播的复杂过程中。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体制的概念分析——兼谈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论文关键词:科技体制 概念 组织方式 制度安排 综合国力 论文摘要:关于科技体制的研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命题，但我国至今对其尚无统一的定义。本文在研究学术界分歧的基础上，界定了科技体制的概念。进而通过深入分析科技体制的要素和内容，提出研究组织方式、制度安排、政党制度和综合国力等新的视角。 我国近现代科技体制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建立和逐步完善的。民国时期，我国开始尝试建立新型的科技体制，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建制并不成功。除了地质学等极少数学科，民国科技体制对于科技活动的作用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国的科技体制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科技体制有效地集中了当时稀缺的科技资源，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85年以后，我国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适应国内新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十分明显。面对日益激烈国际竞争，1999年以后，我国政府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并着手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体制 日益成为我国提高综合国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度体系。 我国学术界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在科技体制的基本概念上是模糊的，甚至产生歧义，这也影响了研究者对科技体制作用的深入理解。“科技体制”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本文拟对这一概念进行解析和界定，并提出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1 学术界对于科技体制概念的分歧与笔者的界定 在英文中，并没有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科技体制)一词。也就是说，这个词还没有确切的涵义。实际上，国外学术界很少对 “科技体制”进行专 门研究 ，而只是在 PublicPolicy(公共政策)和 Public Management(公共管理)等的学科领域中涉及到 ；真正对科技体制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学者，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命题。 在我国，也没有“科技体制”统一的定义。学术界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实践层面，一类侧重于理论层面。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理解主要是对政府文件的阐释，分歧不多，但笔者尚未发现比较完整、全面的概括。侧重于理论层面的，由于研究者角度不同，分歧很大，兹举例分析如下： 有辞书手册认为科技体制是 “指国家对科学技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这种定义过于简略 ，而且缺少对其它构成要素的概括，显然不合适。 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科技事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种综合性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它对科技进步及科技成果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这种定义看到了科技体制的本质是一种制度系统。从本质上讲 ，体制是制度的具体实现形态，包含在制度的范畴内。因此，科技体制的本质就是科技活动的制度化，即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但是如果把运行机制简单理解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不妥当的。 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指科技系统的存在与运行形式。换句话说，科技体制是科技系统的形式方面，是科技系统的存在结构与运行形态。而科技系统是科技体制的物质承载者，构成科技体制的内容。”这种说法只是说明了科技体制与科技系统的关系，并不能明确地揭示科技体制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各个科技组织发展的复合体，这些组织是同分配资源以满足个人、集体和国家的需要相关的。它主要包括科技体系结构(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规则系统)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相互依存。”按照这样的定义，科技体制可以分为多种层次，在具体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界定。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是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及规定其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其中包含有科技活动中各层次、各部门权限的划分、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等等。”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和抽象的，但是对于制度安排概括不够。有学者认为，科技体制“是指科学技术研究与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权属关系和管理方式的结构体系。”个定义使用的是狭义概念，实际上指的是“科技管理体制”。 以上这些定义，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科技体制的内涵，对科技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指出它是一种制度系统，包含组织方式、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运行机制等要素，对于深刻理解科技体制具有启发性，和我国政府的实践也大致吻合。不过 ，在有些方面还值得商榷，如从抽象性角度来说，职责、职能和管理方式等都可以涵盖在制度安排之内。另外，这些定义都没有完全涵盖科技体制的组成要素 ，忽视了其时间性、系统性、动态性等特点，有明显的不足。 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是从美国开始的。二战结束后，万·布什调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科学——无尽的战线》。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因此政府有责任来支持、资助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活动。它建议由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完全由科学家控制的 “国家研究基金会”，下设国防、自然科学 、医学等部门，分别掌管各 自的研究。《科学——无尽的战线》可以说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美国现代科研政策的基石，被誉为“开创新纪元的文件”。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为美国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以 1950年为界，美国的科技体制前后是不同的。在我国，如果以 1840年、1949年为界，可以划分出三种科技体制模式，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同一种模式，我国科技体制在 1985年前后也大不一样。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科技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由此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就千差万别。因此，历史时期，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是构成科技体制的重要因素。 科技体制包含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是一种共识。组织体系是科技体制的表现形式，是行使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权力的物质载体，如果没有组织体系，科技体制也就不存在了。运行机制是科技体制的灵魂，是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连续不断的运行方式，科技体制赖此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运行机制，科技体制就成了一个空架子。 此外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科技体制必然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其中相关性最大的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等。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政府的实践，笔者认为：科技体制是一个国家一段时期内科技活动的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的总称，是表现科技系统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动态模式。科技体制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系统，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受到后者的制约。研究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在内容上有所侧重。 2 科技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科技体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当不断拓展新领域，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实际上，只要我们细致分析了科技体制的概念，就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角度。 2．1研究科技体制的要素，扩大研究视野。 对于科技体制的构成要素，研究者一般理解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认识是有合理性一面的。组织体系是科技体制的表现形式，是行使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权力的物质载体，而运行机制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运行方式，通过它发挥组织结构的功能。我们始终关注的是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也就是科技体制的功能，因此，与功能最相关的这两个要素就必然最受重视。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此，是不能全面理解和认识科技体制的，应当摒弃这种功能主义的方法，全面地研究科技体制的各种要素，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个国家对科技的认识不同，国情特点不同，其采用的组织方式也就有所差别。科技活动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同样需要投入和消耗社会资源，同样有产出和效益，同样需要考虑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问题。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采用的是“全面规划，重点发展”的组织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集中了有限的资源，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但是，科技活动本身是复杂的并不完全遵从计划，如果削足适履，只会适得其反。另外，科技的产出及应用，也很难用计划来安排。这种粗放型的组织方式，有待于修正和完善。对于组织方式的研究 ，将有利于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率，提高效益，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制度把人们对科技的认识、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具体化了。按照构成要素，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制的，具有强制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它通常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也可以由有关各方协商制定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国家机构的职能职责、公司规章、经济合同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包括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在科学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对生产知识这种思维活动的约束作用有效性和能力并不低于正式制度，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正式制度发生着变迁并最终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 科技的落后，其背后的实质与根源就是制度的落后。古代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拥有四大发明；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出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而引出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之谜”。学者林毅夫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激励结构将人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圆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有效的制度是最为稀缺的要素”翻。制度安排，则是根据社会需要为人们的科学活动设计、制定和供给一定的规则体系，包括对这些规则的运作程序或操作方法的设定。制度安排对创新的影响非常深远和广泛，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制度高于技术》一书中指出的，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对于科技体制，制度安排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具有行政化的特征，这种党政关系对科技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的体制也是科技体制的组成部分，这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2研究科技体制的内容，提高研究层次。 当我们开始对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概念。概念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科学地认识和界定一事物的概念 ，是科学地认识该事物的前提，因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实际上指明了该事物的特定范畴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因此，当我们界定了科技体制的概念也就明确了科技体制的内容。 科技体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具体来说：在科技投入方面，科技体制涉及到人力、财力资源的分配，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与发展(R＆D)力量在政府、企业、大学的分布等。在科技产出方面，科技体制涉及到科学发明、发现的激励，科技成果的转化，高科技成果的应用等。在科技影响力方面，科技体制涉及到科技贡献力的显现，高科技的储备，科学普及的广度和力度等等。此外，科技体制还影响科技人员才智的发挥，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速度等等。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对于科技发展来说，科技体制的影响是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它在总体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当代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以科技根本内容，并且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紧密耦合，进行以综合国力为目标的全方位竞争 ，才能赢得在现今和未来国际社会真正有利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上台，就于1993年 2月 22日与副总统戈尔以《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为题发表了政策报告；德国联邦政府过了《关于保障德国未来经济环境的报告》；英国政府也于 1993年5月 26日发表了题为《认识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的白皮书》。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措施来激励和推动科技进步，以提高科技实力，增强综合国力。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依赖于科技体制的贯彻和执行，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主要依赖于科技体制作用的发挥。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其基本的保障是科技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体制等制度系统的作用显著增强，科技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从综合国力的高度来对待科技体制 ，把科技体制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指标，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摘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如何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科技部门关注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信息服务将成为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在认真分析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可考虑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我国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之中。文章最后提出了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 一、信息服务将成为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更易取得成效 1.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需要良好的信息服务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经成为继资金、技术之后影响企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由科技人员领办或创办，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企业。其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周期日益缩短，技术更替日趋加快，只有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速度，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想走出去，更要与全球的企业竞争，只有通过建立高效快捷的信息渠道，把握技术发展的脉搏，及时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熟悉国外环境以及市场准入制度，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所需资源并对其进行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在同国外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2.政府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企业必须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迅速地对市场波动做出反应，适时地调整研究开发、经营管理及销售策略。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力量有限，加之单个企业获取信息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加大，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统一规划和部署，打破区域、部门、行业、领域的分割与限制，建立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搭建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平台。 1999-2000年，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连续对科技兴贸计划重点出口企业进行了需求调查，调查表明：出口企业普遍对“政府能够提供国内外的政策法规、市场需求信息”、“对企业如何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培训”有迫切需求。因此，创建促进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支撑企业快速反应的信息技术平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规避等运营环节中提供专业化、结构化的信息资源以及相应的指导和培训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加入WTO 后，国家不能通过各种补贴直接支持企业的生产活动，然而为企业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确实被允许的，并成为各国促进本国企业发展，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中，通过建设信息服务体系和网络，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更是成为各国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普遍做法。有关调查也表明，企业对政府服务的需要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上，有71.8%的企业认为信息服务是最重要的政府服务项目。 4.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更容易取得成效 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鉴于我国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我们认为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更容易取得成效。首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聚集在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可以充分利用高新区所具有的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其次，科技型对本领域内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竞争对手的技术动向更为关注；第三，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信息的价值具有较高的认同，且与普通中小企业相比，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基础条件。 此外，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加强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在有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可以有力推动面向所有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国外的经验和启示 1.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咨询机构 欧盟针对中小企业建立了一系列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包括EICs、CORDIS、BC—NET 、BRE等，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欧洲信息中心（EICs）作为中小企业的“首选信息服务窗口”，现已形成了覆盖整个欧洲经济区以及中东欧、地中海沿岸，拥有294个分支机构的信息网络。它向中小企业通报有关欧盟的活动和议案，包括研究与开发技术的信息及技术转让计划。欧盟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机构（CORDIS）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关欧盟研究和创新活动的全面信息（包括计划的执行、结论等），同时还帮助中小企业寻找合作研究伙伴，寻求研究活动的潜在资金来源等。创新传播中心（IRCs）负责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帮助，协助它们确认技术要求和合理技术，帮助它们参与欧盟科研开发计划。两个企业合作网络（BC—NET 与BRE ）专门负责帮助中小企业在地区、成员国、欧盟乃至全世界寻求合作伙伴。 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小企业局创办的商业信息中心遍布全国的大中小城市，每个中心均配有8部10部计算机和专业软件，向中小企业免费提供最广泛的信息服务和资料服务。 法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各级工商会组织所属中小企业信息联网，发挥桥梁作用，提供海外市场信息。例如，法国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希望到中国寻求产品和投资市场，但缺少有关信息和语言工具，因此，巴黎工商会最近成立法中交流委员会，专门承担向中小企业提供中国市场信息，帮助企业家前往中国等事宜。 2.政府出面推动覆盖全国的信息服务网络建设 挪威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支撑体系。具体做法是在主要大学和26所地方性学院中建立"国家增值信息专家网络"，即TBIC（Technical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Center ）。这些大学与当地的研发机构合作，构成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与商务信息提供者（如商业数据库商）一起构成本地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息资源。同时通过Internet，可以寻求全国其他地区的TBIC的信息支持，从而形成多级、分地区的中小企业信息保障体系。TBIC的突出特点是将信息专家和各行各业专家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纳入信息支撑体系，且充分利用大学、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优势。 日本政府积极支持中小企业机构的跨区域合作，实现经营、技术信息共享。各都道府县的"支援中小企业机构"利用跨地域信息网络和共享的各种数据，向中小企业提供经营、技术和信息等各种咨询服务。日本政府还帮助为大企业生产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建立同大企业的信息通信网络，提高签订定货合约的速度和效率。 3.制定专项计划促进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美国政府实施了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该计划在全国建立了信息网络，把信息分门别类地输入网络，供中小企业自由选用。中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技术、资金管理、专家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又可以防止社会资源的重复使用造成浪费。中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技术、资金管理、专家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又可以防止社会资源的重复使用造成浪费。 欧盟投入4400万欧元，启动了“进入信息社会计划”，帮助中小企业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以融入国际市场。 4.出台各种激励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 美国联邦小企业管理局推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网络经营的计划，为中小企业培训专门人才，尤其是培训网络技术管理人员，目的是使中小企业在网络化潮流中同大型企业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同时，政府方面还积极支持、协助中小企业建立行业性内部网络，实行信息资源共享，为中小企业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日本最近采取了一项扶持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向各地的中小企业支援机构提供资金，帮助它们建立内部网络和加入因特网，建立广泛的信息和接收系统。 5.有针对性的为中小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信息 英国政府开通了“直接通向政府”主页，提供各类信息服务。该主页于1998年11月开通，提供包括1100多个文件的企业监管指导甚至各种报表，使企业可以方便、迅捷地在本地“一次性”办理完成政府要求的有关审批监管手续。 欧盟最近在因特网上开通了“企业之窗”网站，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欧盟乃至国际市场的变化，寻找商机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企业之窗”内的信息资料包括经济新闻、贸易博览会信息、近60万家企业的年营业额统计、欧盟关于企业的法规和政策等。“企业之窗”可使用欧盟内部通用的12种文字调阅，是欧盟向企业提供的最方便、信息量最大的资料库。企业还可通过这一网站向欧盟委员会反映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推动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我国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根据课题组2003年对我国科技系统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在参加调查的78家政府机构（主要是各地科技厅（局））中，虽然大多数单位均建立了网站，但普遍存在浏览量小（53％的网站日浏览量在100次以下），更新速度慢（能做到每日更新只占总数的11％），没有专人维护（57％的单位没有专人或只有一人负责维护）等问题。此外，的信息缺少深度分析，不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据调查73％的网站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机制，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要想维持一个运行良好的信息网站，为企业提供真正需要的信息，需要专业的信息分析人员，在不断了解企业需求的情况下，从繁杂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加工和整理相关信息，显然作为一级政府机构的科技厅（局）没有精力做这个事情。另外，在地方科技厅（局）也没有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或专业职位做这个事情。当然，缺少资金支持，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维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设立专业化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公益性机构，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2.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个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网络环境、机构建设、服务内容提供以及人才培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构建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但资金、人才培养（主要是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掌握信息利用和获取技能的人才也很需要）、内容建设则成为主要矛盾，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建立能够促进信息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硬件和软件，还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因此一定的资金投入是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当然，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信息共享，提高网络利用效率也是网络建设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人才培养和内容建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信息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如何从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加工整理出企业所需的信息，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来完成。只有通过对企业需求的分析，生产出满足企业需要的信息产品，为企业提供满意的信息咨询和服务，才能显示出信息服务的价值，信息服务业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信息服务行业。 因此，作为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主体的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观念，提高服务意识，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公开，引入市场机制，加强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而观念的转变、机制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 3.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服务体系作为科技服务体系的主要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加强，世界各国都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作为本国科技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也加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环境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科技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2003年更是提出了科技中介被科技部确定为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年。但是，一个完善、有效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完成，绝非一日之功，应该把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应该纳入我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提出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分阶段建设的具体目标，通过有效组织和科学实施，全面推动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四、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和广泛的服务网络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建立多元化的信息渠道。鉴于中小企业缺少获取信息的资金、人力和手段，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如网站、纸介信息、刊物等，提高中小企业获得信息的能力；二是专业信息服务队伍建设，通过对现有机构的人员培训、吸纳新人进入以及组织离退休科技人员发挥余热等手段，建立一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高水平信息服务的专家队伍；三是大力发展从事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中介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国内外市场需求、产品和行业发展趋势、投资机会介绍、投资风险评估等信息，减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充分利用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聚焦的特点并，建设区域性信息服务平台；五是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建设富有专业特色的信息服务平台。 2.加强机制建设，引入市场机制，形成多层次、多主体的信息服务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将一部分职能、一部分资源剥离出来，通过对原有人员的培训和吸引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加盟，组建面向企业服务、公益性的专业信息服务机构。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开放政府信息资源，鼓励市场力量进入信息服务领域，通过竞争，激活和提高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其利用效率。 3.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化专项资金 资助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鼓励专业厂家参与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以及中小企业信息化的软硬件开发。我国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时购置的设备提供信贷担保，给予优惠贷款、贴息贷款，同时也可给予正从事信息化的中小企业降低税率、税收减免、一定的财政补贴等财税支持，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风险投资和股票上市等方面，对信息化确有成效的中小企业给予积极支持，从而在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化的资金扶持体系。 4.开展“送信息到企业活动” 了解企业需求，建立联系渠道，及时为企业提供所需信息。同时对企业进行培训，帮助企业掌握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为中小企业提供网上查询、主页制作、网上商城、虚拟主机等综合性信息服务。 5.以科技兴贸信息网为依托，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专栏 在已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广泛搜集国内外技术动态、市场信息，建立一个面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直接服务的数据资料库（包括：项目库、人才库、产品库、物资供求库、政策法规库等），使中小企业以较少的费用及时、准确获得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同时与各级政府、相关网站建立合作和信息共享机制，扩大信息来源，形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服务体系。 科技研究论文:浅谈态度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态度理论　科技创新团队　管理 论文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和管理学中沟通和激励因素的比较分析，将态度理论引入管理中，主张对科技创新团队进行创新型管理。以求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思想教育与心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思想教育必须遵循心理学规律。知觉是个人对客观事物、对他人的一种认知心理过程。在知觉基础上与人交往、与客观事物接触，就会逐渐形成态度。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知识构成的不同，待人处世的态度往往也不同，态度差异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态度作为心理上的一种准备状态，支配着人的一系列活动,是行为的基础和诱因，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态度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将态度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是心理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的创造性结合，这一结合必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也有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 态度理论概述 态度是个人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持久的、一致的内在心理和行为倾向（张德，2004）。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或在工作交往中，总是对人或事产生不同的反应，做出各种各样的评价。这种对客观对象表现出来的积极、肯定的或消极、否定的心理倾向，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变得比较持久稳定，就会成为态度。 态度具有指向性，态度必须有态度主体即态度的持有者（一般指个人），以及态度客体即态度对象。作为态度的主体，人因为在性别、年龄、文化、个性、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待每一个客体会有不同的态度。态度的客体存在于很多方面，包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或者仅仅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等等，因此，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态度对象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同一人对同一态度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内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刘永安，2002）在态度主客体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主体一般是通过不同态度客体对自身的利弊情况逐渐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 态度的心理结构由三种成分构成：认知、情感和意向。认知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及评价，如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褒奖和批评。情感即人对事物的好恶，带有感情色彩和情绪特征。人的喜爱或讨厌、热爱或憎恨、尊敬或厌烦、热情或冷淡等，都反映出人的态度。态度与情感不完全相同，但态度包含情感倾向，情感可以直接反映出态度。意向即人对事物的行为准备状态和行为反应倾向。态度不同于行为，但态度含有行为倾向，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的态度（张德，2004）。 2 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益进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点,更是产业结构高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因此，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是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人才队伍建设是自主创新的根本,而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是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培育（柳洲、陈士俊，2006）。为什么只有进行科技创新的团队化管理才能最大程度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创新型的管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作为管理基本职能的创新，它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又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任何组织系统的任何管理工作都包含在“维持”和“创新”中，因此，维持和创新是管理的本质内容，有效的管理在于适度的维持与适度的创新的组合（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2005）。所以与一般的团队管理不同，科技创新团队管理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管理中，不能教条死板，不可以墨守陈规。而要时刻保持创新精神，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实行新的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团队化的管理。首先,团队化管理可以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科研人员的归属感,通过他们相互理解达成共同目标,从而有效地把个人目标融入和升华为团队目标。其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实现技能互补,为队员在互动中彼此受益提供了基础,通过相互帮助和支持,不仅有助于增加工作的满意度,使队员拥有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提高队员的创新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工作的协同,产生比个体简单综合高得多的生产率。最后,与一般的科研群体相比,科技创新团队成员间通过在研究课题中的分工协作,极大地提高了交流沟通的频率,通过这些交流与共享,不仅使研究的课题迅速完成,而且有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本学科领域的应用,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 3 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前文分别对态度的概况以及科技创新团队管理的重要性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现在我们将对关于态度的理论做一个罗列，其实关于态度的理论有很多，例如：学习理论、诱因理论、预期价值理论、认知反应理论、认知理论、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层次理论等等。下面，文章会将学习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中，分析这些理论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 3.1 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学理论。它重点研究学习的性质、过程、动机以及方法和策略等。学习理论包括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强化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C.I.霍夫兰。他认为，人的态度主要是通过联想、强化和模仿而产生的。联想、强化和模仿正是学习的三个主要机制。经典条件反射理论重视联想，强化理论重视强化，社会学习理论重视模仿。 3.2 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动机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对人的行动起激发、推动、加强的作用，因此称之为激励。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将学习理论运用于团队人员的激励过程中。激励就是通过影响职工个人需要的实现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在企业经营中的行为。在学习理论中，包含了强化理论、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所以根据这些理论的要求，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就要坚持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 以强化理论为例，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其所获刺激物的函数。如果刺激物对他有利，这种行为会重复出现；若对他不利，这种行为会减弱直至消失（张德，2004）。因此管理者要采取各种强化方式，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组织的目标。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正强化，就是奖励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便使这些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通过科技成果奖的设立、科研经费的增减、科研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作为组织对团队表现的正强化。适当的正强化可以激励这些团队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有利于各个科技创新团队之间的良性竞争。负强化，就是惩罚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使这些行为消弱直至消失，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不受干扰。现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团队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管理的行政化趋向。科技创新团队理应是学术严谨的管理氛围，但近年来一些高校对人才的管理过于偏向行政化，科研人员越来越在意科研经费的多少和行政职位的高低，而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甚至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惨假、抄袭的学术腐败事件。对于上述现象，管理者予以行为的负强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保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4 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4.1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列昂.费斯廷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试图解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认知失调是个体可能感受的两个或多个态度之间或者他的行为和态度之间的任何不和谐。这个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或认知与行为不协调时，为了保持一致，态度将发生变化（张德，2004）。失调通常是心里上的不舒适，它使人致力于缓解这种失调，用协调的因素来代替失调的因素。 4.2 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认知失调理论有助于预测人们行为改变的倾向性，例如，如果由于工作需要要求人们去做与他们的个人态度相冲突的事情，他们将努力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便使他们的态度与言行协调一致。团队在管理中，沟通十分重要。团队成员与外部人士交流，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信息传递，管理者与下属的感情联络，控制者与控制对象的纠偏工作，都与沟通相联系。沟通是协调各个体、各要素，使团队成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剂，是管理者激励下属，实现领导职能的基本途径，也是团队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的桥梁。 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引入认知失调理论要以沟通为其媒介，在认知失调理论中的不和谐要通过沟通达到和谐，通过团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可以使被管理者认识到已发生的不和谐因素并不太重要，愿意试图去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不能使团队成员认为所产生的不和谐是不可控制的结果，那样他们就不大有可能改变已有的态度，从而给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此外，众所周知，创新是对原有的思想，原有的原则的一种突破，甚至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的成员要有一种用于打破常规，坚持己见的精神面貌。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冲突会时常发生。传统观点往往只看到了冲突的消极影响，把冲突当做组织的内部矛盾、斗争、不团结的征兆。因而管理者总是极力的消除、回避或掩饰冲突。事实上，由于沟通差异、结构差异和个体差异，尤其是在一个创新团队中，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观点都客观存在着，有冲突在所难免。所以，要看到冲突的积极作用。一个没有冲突的团队必定对所有事情都持相同的观点，这样的团队就缺乏创新意识，当然，这也与我们一直倡导的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科技研究论文:浅议压力管理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应用研究 论文关键词： 压力　工作压力　压力管理　科技创新团队 论文摘 要：中国企业为适应国内社会转型、国际经济全球化双向巨变，频繁变革组织管理模式，不断调控资源配置布局，以谋求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而这正导致企业员工自上而下普遍承受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异常压力，尤其以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所面的为不断更新技术，超负荷透支脑力，无条件输出体力等更高层次的创新压力最为突出。在阐述压力和工作压力定义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作特点，探究团队工作压力管理新模型的构建，并进一步探讨压力管理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实施策略。 1 工作压力概述 工作压力的产生既有组织环境的原因，也有成员个人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它是组织和成员个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对工作压力进行管理时，如果仅仅依赖成员个人能力缓解压力，那么企业只能教育或培训成员如何单方面应对压力，而不是从源头上解决工作压力问题。因此，解决减少乃至消除引起压力的源头诱因问题，组织和成员必须积极的进行双向压力管理配适。 2 科技创新团队工作压力管理新模型的构建 2.1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工作特点 科技创新团队中，技术性成员占很大比重，他们身为团队乃至企业的骨干力量，与其他团队的从业人员相比，主要具有以下工作特点： 2.1.1 复杂性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工作多属于思维活动复杂程度较高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需要经过特殊的专业训练，通过训练获得在该工作领域从事创新活动所必需的能力。需要成员不断地对工作任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出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确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步骤，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攻关重大课题项目，突破原有技术瓶颈，创造自主产业价值。而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个人劳动价值隐藏在技术、产品整体性和功能性中。因此，技术、产品的高度智力集成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却并不彰显每个成员的智力投入。成员的工作通常是团队协作中的一个环节，个体离不开团队集体力量，团队也不能没有个体的能动性，所以难以区分个体与团队的劳动成果。 2.1.2 长期性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劳动的长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能力的积累具有长期性。科技创新成员是高层次人力资源，其脑力劳动，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企业实践中都视为必须加大投入的智力资本。这种投入必然要以人才储存作为基础，唯有长期培养、不断投资才能形成的理论上和实践中所理想的人才能力储存。另一方面分析劳动行为与劳动绩效之间的反馈不难发现，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脑力劳动要比一般体力劳动所需绩效反映时间长。其团队的劳动绩效反馈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显现，短期内很难用一种精确的计量模型加以确定。 2.1.3 创造性 创造性是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自身及其劳动成果的最本质特性。首先，创新是科技创新团队劳动实现价值的根本所在，通过专项劳动发现新现象、新规律，提出新概念、新方法，运用新工艺、新技术，将创造性劳动转化为全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其次，创新是成员以其所积累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通过大脑的思维、联想、加工和创造来进行科研、设计、管理和服务的能动过程。其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知识的传播、运用和创新。因此，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创造性工作，决定了其工作性质永远都不可能被电脑或更先进的技术性物质所取代。 2.1.4 自主性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劳动不同于一般劳动，其劳动过程往往处于无形当中。只要劳动者自身愿意，无需要固定的工作场地，他就能随时随地进行思考和探索，进行设计和创新。因此，对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而言，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过程既可以不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也可以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流程和步骤，以实现工作自主性的要求。所以工作中强调自我引导的成员大多追求灵活自由的工作环境，喜欢相当独立的工作模式，倾心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 2.2 工作压力管理新模型的构建 压力管理模型的构建除了应对压力产生与作用机制开展研究，还应当从个体和组织两个方面丰富、拓展模型的管理实践与操作内涵与外延。其中，个体方面的压力管理主要体现在组织帮助成员更好地应对压力，个体通过自身调整缓解因过高的工作压力带来的身心伤害。而组织方面的压力管理则表现为对压力源进行有效控制，建立、完善和运作工作压力预警机制，工作压力保障机制等。这两个方面共同支撑了工作压力管理模型的结构框架。 3 科技创新团队压力管理应用策略 3.1 工作压力管理 3.1.1 工作本身的压力管理 (1)制定工间休息制度：企业制定合理的工间休息制度，并配置相应的活动场所、配备相关健身休闲设施。劳逸结合的工作模式、丰富多样的休息项目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工作的疲倦厌烦情绪，缓解成员长时间工作产生的压力，而且有助于改善组织管理形象。 (2)弹性工作时间制度：工作性质的不同也表现在工作时段的差别。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创作灵感迸发、抽象思维活跃常常出现在深夜，通宵工作的情况普遍存在。为保障充足的睡眠和第二天良好的工作状态，企业可以根据科技创新团队自身的特点，敲定合理的上下班时间段。 (3)建立学习型组织：建立多层次、高流量、全覆盖的公司内部网络。成员可以利用内部网进行各项技术交流和学习；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网络实现网上培训、智力资源共享，充分共享内部网络资源为成员学习新的技术业务提供条件。 3.1.2 事业发展的压力管理 (1)企业通过正式传播渠道向成员传递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方向，为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提供技能培训、职业测评以及职业生涯规划。 (2)绩效考核要充分体现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能力和业绩，让有工作能力的成员承担更具挑战性的责任。 3.1.3 组织结构氛围的压力管理 (1)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 良好的组织文化使成员寻求企业支持和缓解工作本身造成的压力成为可能。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文化不单单通过书面文字体现出来，还需要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其顺利实现。华为的价值观就是：奋斗、奉献。企业不仅通过内部刊物《管理优化》、《华为人》等向成员灌输这一价值观念，在薪酬政策和晋升制度等方面也充分体现这一价值理念，所以华为的价值观在庞大的成员队伍和偌大的公司当中得到了内化和外显。 (2)增强成员决策参与和工作自主性。 同时，缺乏决策参与和工作控制也是强有力的压力根源，许多策略可以改善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控制的感觉和增加工作决策的机会，比如：构建和发展半自治工作小组、工作圆桌会议。企业中有许多项目组，它们是为了完成某个项目或者不同的职能任务而组建的团队，其中的成员面对同样的工作目标，因此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就目标的实现过程、实现手段、每个人的责任范围等问题展开讨论、进行决策，调动和增加每个人的决策参与性。 3.2 组织、个人压力应对策略 3.2.1 组织应对策略 (1)对成员进行工作压力知识的培训。 由人力资源部门专门人员负责选择培训资料或者教材，包括工作压力的产生、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应对策略等内容的资料或教材，也可根据自己企业实际进行选择。培训可采用课堂讲授方式，利用企业内部网络资源成员自修模式，利用外部咨询机构培训方式等。专项培训有利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正确认识工作压力、科学掌握应对工作压力的基本方法。 (2)企业福利政策。 根据成员工作中中常见的困难将企业制定福利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划分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事业发展问题以及成员经济困难问题等。企业可以建立心理咨询机构为成员提供调理思路、调节人际的服务；也可以制定诸如成员购房的无息贷款此类福利政策为成员的实际需要提供帮助，从而缓解不同问题造成的工作压力。 带薪休假政策建立和完善，则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热情，激发创新潜力。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可以依据制度调整、积攒和申请假期。企业还可依据运行情况照顾、奖励额外假期。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组织成员集体外出旅游或者其他休闲娱乐活动。优厚的福利政策不仅可以提高企业文化外在的社会感召力，而且可以加强企业内部成员凝聚力。 3.2.2 个人应对策略 (1)自信心的培养。 抵御工作压力并保持乐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信心。面对工作上的问题，即使有实力但缺乏自信心也容易陷入“不行了、做不到”的消极思想中，无形中增加了工作压力。培养积极自我需要健强的体魄为载体；积极的自我对话为模式；正确的自我认识为基础；合理的自我发掘为动力。在成功突破一次次挑战性工作中，逐步培养起自信心，并通过增强自信心大大缓解工作压力。 (2)时间管理。 许多工作压力是由于时间不够造成的。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是缓解工作压力的一种重要方法。有效管理时间就是要改变诸如犹豫不决、精力分散、遇事逃避、办事拖拉和完美主义等错误的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积极的时间管理包括把工作按轻重缓急进行分类处理，改变自己做事的偏好，对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完成期限等等。对工作采取ABC管理法可以有效利用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从而缓解工作时间紧张带来的工作压力。 (3)社交支持。 来自亲人、同事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在人们心理上会产生强烈安全感和归属感，对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提高个人应对工作压力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与来自亲人朋友的支持相比，与同事和主管人员建立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得到为自己提供客观分析及解决问题方法的工作同事或督导的社交支持能更有效地缓解科技创新团队的员工的工作压力。 (4)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度的锻炼，科学的放松技术都被证明对缓解工作压力有积极作用。例如：参与体育锻炼能够增加社交机会，强化自我意识、保持自我功能控制有效性。将体育锻炼中使用的正确呼吸方式运用到普通工作放松间歇环节，有利于减轻紧张感达到缓解工作压力的作用。对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而言，参与体育锻炼对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明确参与的动机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4 结论 由于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的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创新性和自主性等特点，企业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要科学合理应用压力管理理论，从企业层面做好员工工作本身和事业发展的压力管理。企业可以通过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参与企业决策意识，提高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工作的自主性，加强对员工工作压力知识的培训，为员工提供合理的心理咨询等方面来做好员工的压力管理，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益。对于科技创新团队的员工自身而言，也要积极学习压力管理理论，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努力增强自信心，做好合理的时间管理，通过社交或其它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缓解工作中紧张的情绪和压力，从而使自己以饱满的精力和心态来面对工作。 科技研究论文:浅析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希腊罗马　科技伦理　神话　科学技术　道德　善 论文摘要：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期，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它深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其核心;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诞生了众多学术流派。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这片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发展的。基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学者们提出了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形成了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纵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我们认识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古希腊神话呈现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腊神话折射了当时人们朴实的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对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们借助神话中神和英雄的力量达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这些神话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迹。 1.赞扬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初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普罗密修斯盗取火种送给人类的传说中。普罗密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违抗了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种。这引起了宙斯的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强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亚将普罗密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峭岩上，让鸳鹰每天啄他的肝脏，直到后来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来，才重获自由。普罗密修斯在明知盗取火种会触犯禁令的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要为人类送去福社的行为，正是古希腊人对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精神的颂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火”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种知识技术，学会了使用火，就学会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艺。普罗密修斯盗火的行为，正是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最初体现。 2.歌颂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 古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赫刺克勒斯的传说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婴儿时代就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当两条毒蛇爬向他母亲阿尔克墨涅时，“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条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们捏死”。在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抵制住了“堕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诱，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劝诫，“他决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个使他为善的机会”，只身去喀泰戎山猎杀凶猛的狮子。为了给人类带去幸福，他接受了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难重重的12件大事。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到了，最终升格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含义深刻，他的事迹是古希腊人同大自然不懈抗争的一个缩影。他勇敢机智、坚毅不屈，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献身。这些勇敢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质。 3.体现出征服自然团结协作的优秀思想 团结协作是科技道德规范之一。这一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充分体现。比如伊阿宋为了恢复他的王位继承权，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获取金羊毛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帮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请了希腊著名的英雄来参加这次盛举。这些英雄们为一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猎取卡吕东大野猪的故事中，他召集了众多的英雄来完成此事。在整个打猎过程中，“有些人布置网罗，有些人放出猎犬，别的人又寻觅野猪的脚迹”。不管是著名英雄，还是普通猎手，人们各有分工、彼此配合，为人类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腊人在同自然斗争中，是十分推崇团结协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标。 4.倡导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已经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众怪之父福耳库斯的第三个女儿墨杜莎的头。墨杜莎是一个头上盘着许多毒蛇的怪物，谁看见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拍耳修斯从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铜眉碗当他来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时，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发挥创造精神想到了一条妙计。他背对墨杜莎站着，将青铜盾举起，从发光的盾牌中看见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机割下了墨杜莎的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创新。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猜测性的特点。当时的哲学家探讨有关科技道德的问题，只能出于对自然界直观的、经验的认识，那时的科技伦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见于当时哲学家、科学家的各种论述中。 1.数是道德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一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数创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万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数创造出来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关于数的哲学体系中，数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万事万物的本质。数被抽象成脱离客观事物并先于客观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观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由数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数为基础，在本质上是数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锦先生所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对数的神秘理解基础之上。他把数与道德联系起来，企图从数学知识中引出道德知识，用数学说明道德。”毕达哥拉斯把道德归属于数，蕴含着以数为代表的科学知识派生出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2.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比毕达哥拉斯前进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识”。他说:“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他认为美德和知识是一致的。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具有知识，才具有道德，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识作为依据的。他所指的知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自然知识。罗国杰先生认为:“他把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识”。苏格拉底所指的正义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已经由对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要求扩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义的事和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美好，选择去做它，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去做正义的和道德的事。一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技术、经验都可以称为技术知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不会认识到善，更不会用善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因而知识是与善联系起来的。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他肯定了知识的道德功能，认为愚昧的人没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识的人才有道德，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从知识中来，知识与美德具有同一性。苏格拉底看到了知识对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础。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是好东西，但它却是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科学和真理是从属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学和真理更有价值。他强调:“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多次，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所有别的东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变为有用和有益的……没有善的范型，则其他任何的知识或财产，都于我们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美和善的知识，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识有任何的价值吗?一定没有。”从柏拉图关于科学、真理和善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没有善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没有任何价值。 4.自然是决定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认为灵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路线出发，解释自然规律与人生伦理的统一。他认为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说:“太阳和月亮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德漠克利特从原子论出发为自然观和伦理观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是因为构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鸿鲁继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质，而是生活在对那些关于宇宙的寓言所说的事的恐惧之中，对于这个人来说，排除对所谓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惧，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不能享受无疵的快乐。”他明确指明了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就认识不到宇宙的性质，认识不到自然规律，因而无法从宇宙的变化规律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说人应该去积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规律，获取人生的快乐。 卢克莱修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说:“是一个希腊人(指伊壁鸡鲁)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他认为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论》里论述了物的存在本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物质是永恒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说:“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欢乐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只是为了人们精神愉悦，而并不要求别的东西，如果人们追随自然的本性，就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财富。人们之所以出现道德缺失行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没有从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子运动中理解幸福的含义，自然规律与人的道德相互联系，人们只有理解自然万物的运动规律，才可能实现精神的愉快，获取人生幸福。 5.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善当作是科学技术的来源的观点，而认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他说:“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的行为的目的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由于行为，技艺、科学的种类繁多，所以它们的目的也种类繁多。”这里，人的行为不仅指一般的人类行为，而且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技艺、科学，而这些技艺和科学通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表现出种类繁多的目的。技艺、科学的目的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这就是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技艺、利学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视科技道德修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修养。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奋好学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成能干”。他认为要敢于说真话，提倡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他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真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情中就更为真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并且因为它本身。”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爱真理”、“真实”、“唾弃虚假”，即是说人应该热爱真理，应该求真务实，不应该弄虚作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面对攻进城里的罗马士兵利剑仍然进行数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惧色，不幸被杀害，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这种献身科学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养的表现。卢克莱修也强调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还必须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和面貌。”这里说的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指的是科学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要有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是依据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质朴认识，围绕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论述的。每一个流派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从探究科学技术与道德的根源上，还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上，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1.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贯穿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始终 纵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探讨贯穿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最早认识到科学技术与道德有联系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学技术中蕴含的善的意义。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这里“寻求智慧”与“选择善”是统一的，“寻求智慧”也就是寻求知识，包括寻求科学技术知识。这即是说寻求科学技术知识与选择善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鸿鲁的“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和卢克莱修的“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观点，说明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至始至终都在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2.从不同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都以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1)从根源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是道德的根源上说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该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由数构成，由此推论道德也是从数中产生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潜在的科学技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数目，数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种各样和谐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图是从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上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善的理念是超脱一切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学技术知识。他说:“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像善，但还不就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一个更高尚更荣誉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议的美，它是科学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图将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都归结为一个虚幻的善的理念，这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是从原子的运动变化是道德的来源上解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灵魂、精神、意识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鸿鲁是从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上阐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享受无暇的快乐。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是从自然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阐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探讨了自然的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从自然运动变化的科学规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义。 (2)从目的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思考科学技术追求的目的出发，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观点，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和善的关系问题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明确提出来，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的角度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以往人们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种联系，但论述得较为粗浅。“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就较“数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识”更加明确，更加理论化。因为不管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论述，都是潜在地指科学技术，但还不明确，不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使这一理论规范化、系统化了。 亚里士多德还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有一个超脱一切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善，这个善是客观的，并非抽象的。他说:“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合理性。他还将善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他将幸福作为“行为善”的归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实践中去追求善，才能达到幸福。这就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地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四、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开始，后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后世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智慧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能使人行善避恶，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他说:“道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目的，是一切科学之王，因为只有它教导精神善良。”他明确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即是说科学技术是追求善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确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为了行善，要了解它;为了避免作恶，要识别它……没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为智慧能驱除愚昧无知。”由此看出，他强调理性的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没有理性，认识不到善，因而无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罗吉尔·培根将知识与行善作恶联系起来，探讨了善与知识的关系，也可说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的传承。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自幼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哥白尼强调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心灵摆脱邪恶并且趋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学术的道德作用。他认为天文学是最有道德价值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是善的。天文学能提供非凡的心灵快乐，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许多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等人的哲学著作。他说:“在我每天晚上向我妹妹念的读物里面，有些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卢克莱修这本书对于每个还没有被我们时代的精神所完全征服的人，对于每个能够从旁观的角度去观察当代和评价当代人的精神成就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迷人的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于人类，不能为人类带来灾祸。他强调:“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认为，只懂得科学技术的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将为人类带来福社这一伦理原则融人到科学技术的应用中，科学技术应当将有益于人类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关心人本身、为人类造福，这是善的行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应该追求善的目的。他指出:“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晚年积极奔走，为不滥用科学技术大声呼喊。如在对待原子弹问题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呼吁制止核战争、谋求世界和平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这些观点和事例反映出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科技伦理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认为科学技术应该以善为目的。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后来的科技伦理思想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科学技术决定道德论，这种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决定道德的发展，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它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会提高。它把科学技术看做是道德的决定因素，各种社会意识、风俗习惯都受制于科学技术。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受到毕达哥拉斯“数是道德的根源”思想的影响。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决定一切，也决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毕达哥拉斯“数是道德的根源”的观点，是科学技术决定道德论最早的理论来源。 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西方不同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在理论上都受到它的影响，它是整个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之“源”。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科技伦理思想的状况，对于我们研究近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和规律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技研究论文: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与长效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科技特派员制度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机制创新　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科技特派员制度由福建省南平首创，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补充，是解决目前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的成功实践。本文就我国现有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概况及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建立该制度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 面对新时期的“三农”问题，全国各地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单一的推广者主导变推广者与应用者二元主导，服务模式也呈日益多样化。这些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1-2］，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方式、载体型主体服务方式、传媒工具型服务方式和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科技特派员、科技CEO、科技大篷车、科技人员承包套餐等均属科技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 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创建于福建省南平，是“南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农村科技服务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应对措施。科技特派员是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的代表之一，在科技推广实践中，科技特派员以其独特的服务方式活跃在农村经济生产第一线，其产生的效益，衍生的活力，在全国农村、农民、科技人员和地方各级政府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科技特派员制度特点鲜明，成效显著，具有以下特点与作用。 (一)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公益性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了满足国内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将其作为政策和技术延伸的手段，这种推广模式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一项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探索实践。一方面，科技特派员仍然肩负着部分行政职能，包括：执行政府专业科技推广任务；起到向政府提供地区发展战略建议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协助政府参与农业生产安全监测、引导基层建立行业组织等；另一方面，开展公益性科技服务，如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农民技术培训、防虫防灾预测预报、信息传播等。 (二)激活了潜在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20世纪末，原有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由于缺乏财力支撑和机制不活，已经“线断、网破、人散”，农民缺乏有效的科技指导，科技成果难下去。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农村科技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超常之举。最初下派的科技特派员是从南平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科研所挑选出来，并将原有的乡镇“农五站”整合成乡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此后，该制度得到中央及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到从挖掘各级行政潜能、盘活城市科研院所和机关既有人力和科技资源，把科技特派员制度向上下两头延伸。向上通过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机关的人才优势，从中选派—些高级专业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促使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和转移；向下则是从乡土人才中直接选聘村级农民技术员，建立村级服务站。科技特派员原先也都从事农业科技工作，但因体制机制问题，其人力、技术资源未能有效发挥出来，这一举措超出意料地激活了这些“闲置”的资源，并且在短期内迅速聚集起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爆发力。通过科技特派员的沟通协调，各方面互相借力，互为依托，以直接、便捷的方式将农业科研院所等单位大量的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和生产开发性项目引入农村，使科技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低成本的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和有效转化的问题。同样的主体和客体，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后，释放出的能量反差如此之大，带来效果如此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三)建立起科技人员与农民的长效合作机制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革命，其核心是科技推广者与科技应用者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科技特派员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回报机制。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它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科技成果与生产结合、科技人员与农民结合的动力问题；把传统服务中由推广者主导的简单生产咨询和技术指导行为转为以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和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者主导的经济行为，把短期服务行为转为服务加合作的长期行为。据统计，自1999年以来，福建累计下派科技特派员10872人次，与农户或基层经济组织建立各类经济利益共同体2 483家［3］。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在通过技术支持参与或创办各类农业经济实体，形成各种不同的合作关系、利益结构和经营模式。利益共同体机制，在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同时，给农民吃了一颗放心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投资发展的定心丸，达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四)找到了农村科技和经济最佳的结合点 农民作为农业技术的最终用户，居于农业技术应用的主体地位，只有农业技术为广大农民所采用，并取得预期的效益，农业技术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科技特派员制度有别于传统科技支农所采取的“拉郎配”行政干预，采取的是双向选择、供需对接。鼓励技术人员根据自身技术专长，农民、专业户及农业企业等根据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当地资源开发的需要，双方在自愿磋商的基础上达成服务契约关系，实行服务对象与服务主体的有效对接。这种灵活，自主性强的合作方式，采取双向选择，把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放在第1位，找准了供需服务双方，科技和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使现有的城市科技资源服务于农村生产，达到生产要素的最有效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五)推动了农村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特派员制度打破了传统农业科技推广站定点服务的模式，采取既定点又流动的新型科技团队服务模式。团队由科技特派员与当地村级农民技术员共同组成，按照“精干、高效、集成、联合”的原则，进行专业力量整合，建立区域行业科技服务团队，对接各种农民专业经济组织，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农业承接科技的程度。即特派员在做好科技服务责任村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团队作用，在团队工作中除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团队在必要时，能根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专业需要，可以通过行业组调度，实行跨区域服务，形成整体合力，成为一支既分散各地，又具有整体优势的科技服务队伍。 二、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机制的对策思考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作用、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工作新机制。但是，由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之举，在实践中，这一制度陆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开展科技特派员长效工作机制研究，对于确保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顺组织管理机构 目前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部门比较混乱。虽然各地均由当地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但具体管理部门差异较大，有的归属于科技部门，有的归属于农办，甚至也有的归属于组织部。这种管理体制可能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但从工作统一管理的角度出发，显然不利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也增加了工作统筹协调的难度。应把处于相对混乱的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体系理顺，做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特派员的管理机构保持一致，并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方便组织管理和工作协调。 (二)建立制度运作保障体系 一是对编制、职务（职称）、工资、福利等给予保障；二是对工作经费和项目资金给予财政和信贷扶持；对优秀科技特派员给予奖励，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建设，建立融资担保机制和项目风险保障机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农业科技投资风险金，科技项目开发初期的风险金由政府“埋单”，以降低科技特派员实施项目的风险，为其提供放开手脚“表演”的机会；三是探索并完善技术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方法和途径，使科技人员的收入与其工作绩效挂钩；四是鼓励下派期满的科技人员兼职科技特派员工作，继续发挥专长，以保持服务的连续性。 (三)加大技术、资金支持力度 科技特派员紧紧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工作，使农业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等都得到有效提高，推动了地方特色农村经济的发展。如福建南平市2005年科技特派员实施的63个服务项目中，就有38个项目是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如：毛竹(含竹笋)、锥栗、葡萄、桔柚、食用菌、乳业和茶叶等，使当地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一跃成为主导产业。因此，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首先应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划出政府投入用于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专项资金，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优势项目开发。其次是调整农业科研经费结构，给予派出单位稳定的科研专项经费支持。三是保证派出单位对派出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这种技术研究因具专指性和实用性，特别容易向农村转化渗透，是一种有效的农科结合的途径。四是要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资金投入农村科技项目开发，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五是把科技特派员工作内容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与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扶贫等项目结合起来。近年来，我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GTZ)、日本国际办力事业团(JICA)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利用国外资源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结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科技资源也不例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真正做到“科技下海”［4］。农业作为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势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尚无能力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的一定时期内，政府应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来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当然，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过多的政府行为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从而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到时，政府应适时、逐渐转变角色，逐步弱化其在科技特派员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研究论文: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基础研究的发展来自两类动力：一类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对科学系统自身内部规律认识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一类是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需求。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础研究会涌现出新概念，进而引起技术和作战能力的重大变化。美国《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认为，技术优势是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基础，保持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那些技术的优势，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基础研究为明天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一、基础研究概念的演进 (一)线式研究模型 194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在一篇题为“科学———无止境的新领域”的文章中，第一次对基础研究作了简要说明，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线式研究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科学研究从基础性工作到开发是以逐步前进的方式进行的。基础研究被认为是线式模型中的第一步。线式研究模型可表示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线式模型曾对基础研究有过许多定义，如“基础研究是对现象和可观测事实的基本见解，没有针对工艺或产品的具体应用，”“基础研究是以不考虑实际结果的方式进行的”等等。 线式研究模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首先在美国形成并发展起来，成为当时研究部门的工作模式。在诸如“曼哈顿计划”等成功经验的推动下，美国国家实验室和政府研究机构依靠大量预算繁荣起来，研究教育系统得到长足发展，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为工业界研究实验室培养了大量人才。 (二)统一体研究模型 随着全球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研究的线式前进模式受到挑战。由于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预算不断削减，工业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大幅度减少，为获得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被逐步结合起来，使得研究进程从线式接续变为相互连接的统一体。在统一体模型中，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基础研究既可以作为没有预定应用目标的基础探索性工作进行，也可以是为了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1997年，美国《研究与发展》杂志对4000名研究人员进行了“基础研究调查”。被调查人员中，67－3％的人把基础研究最关键的因素定义为了解科学原理或现象的工作。另外的17.1％的人认为，基础研究是为将来的发展建立基础。这种认识支持了把各个研究阶段集成为统一体模型，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基础研究以两种方式归入统一体，即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探索性基础研究或纯基础研究———应用领域尚不清楚，不产生直接效益，其任务是探索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发现新原理，提出新理论。这种研究对于长期的技术和经济繁荣都非常重要；应用性或针对性基础研究属于工程技术科学的范畴，任务是针对生产实践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实验研究，或者运用基础科学理论为解决某一类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总之，基础研究不管是探索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为研究过程奠定长期的基础，是推动研究工作前进的车轮。必须对基础研究进行稳定持久的投资，才能确保今天进行的研究能给将来的技术和经济提供足够的安全性。 二、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属于应用性基础研究一类，是以军事应用为目的进行的探索新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的科学研究活动，为解决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问题提供基本知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一是着眼于现有军事系统需求的“渐进式”研究，二是为满足未来国防需求的革命性研究，前者逐步提高技术发展水平，后者则为突破性创新和形成能力奠定基础。 1997年4月9日，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校长，联名提出“关于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纲要)中加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建议书》”，得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17名院士的附议。专家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经验表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不仅是整个国家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武器系统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导致武器装备发生质的变化，直至引发军事技术革命的动力，同时还是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基石和源泉。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不仅具有一般基础研究的许多共性，还具有一般基础研究不具备的独有特性，如由于高、精、尖武器体系间的激烈对抗性导致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先进性、紧迫性和针对性，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以及保证国家安全带来的保密性等。这些特性决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基础研究涉及各个学科领域，拥有广泛而深厚的探索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国防科技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知识基础，是发展国防科技不可缺少的条件。国内外武器装备发展，特别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国家基础研究对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先导 基础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未知，往往是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研究工作才见成果或有所突破，其潜力才能供军事应用。尽管有时某种研究工作的成果可以从实验室直接转化为战场使用的防务系统而显示其效果，但是多数基础研究成果是渐进成果，革命性的突破是罕见的，但一旦突破，却十分有价值。 历史上，基础研究的突破导致新的军事装备的例子很多。例如，激光器就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三军联合电子学计划”的“分子光谱学”研究引发出来的。今天，各种类型的激光器已用于测距仪、机载扫雷器，通信系统以及其它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而且其应用范围还在扩大。尽管如此，激光器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在继续，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技术上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维持，无不依赖于一个持续而有成效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耐高温发动机材料、视频成像、激光器、信息处理及全球定位等技术的发展，都是长期坚持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果。从研究到投入战场应用的时间，一般需要7～20年时间，当然，这要根据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定。然而，在诸如软件、理论模型和新工艺这样一些领域(特别是微电子材料和软件)，有可能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就转移到已制造或已部署的系统中提供近期效益。美国国防部基础研究最近取得的能带来远期和近期军事效益的成就近50项。这些成就全面反映了基础研究对军事力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四、关于加强综合性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建议 制订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确定政策和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发展。在加快重点武器装备研制步伐，加强预研成果向现代战斗力转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也为稳定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队伍，增强国防科技发展后劲提供了新的契机。 1997年5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召开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专题研讨会。到会的100余位科技专家(包括3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认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第十二项重点任务的规划《若干重要基本理论和研究》之所以成功，在于当时很好地瞄准了发展“两弹一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因此，许多同志都希望今天的国家基础研究计划或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也应瞄准新时期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问题，全面瞄准在战略层次上对基础研究的需求。 1．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战略和指导思想 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我们应坚持1989年制订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2020)》确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战略，即：“发展基础性研究，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注意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准，仅靠技术引进，不可能从根本上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谈不上在某些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建树，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一定要有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性研究规模又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发展重点和选题首先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也不可能保证基础性研究稳定发展。” “根据我国国情、国力和基础性研究的现状，面向未来发展，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我国发展中长期基础性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大力提高科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科学能力和提高综合国力，为开拓和发展技术产业奠定科学和人才基础，在主要的学科领域能跟上世界科学发展的步伐，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领域，有所创造，有所建树，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继续做出贡献。 国防科工委在长期的国防科技预研工作中，深感基础研究工作对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已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国防科技预研体制中，设立了基础研究基金，其研究内容大多来自重点武器项目发展的需求，为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应用性基础研究，即遵循科学研究统一体模型的原则，组织开展研究工作。“两弹一星”和其它大型武器的研制都采用了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长期以来，国防科技应用基础研究费用是由国防科技预研资金支持的，投资强度受到限制，基本上属于一般项目。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不够，削弱了基础研究力量和设备更新，影响了基础研究的进度和成果，不利于为21世纪国防科技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活力和发展后劲。 科技研究论文: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 自由贸易 双重性 一， 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 of developed and rich 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 states' profit only)”。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 (1) 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TBT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 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 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 disputes of resolution of mechanism）12 四, 我国科技标准化概述 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占领农业国际市场，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加强标准化建设对我国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目前,我国技术标准与国外具有明显差距并且技术标准水平落后，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4在高技术产业领域，除了在中文编码、VCD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有少量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外提出的标准，受制于人。另外,技术标准制定与科学研究脱节。15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中国政府在中承诺按照国际惯例，开放市场，增强透明度，公布技术标准,中国应自加入时起，使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TBT协定》。为改变我国频遭贸易技术壁垒限制，16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受害大国局面,当前条件下,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应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找出WTO的TBT 和现行的标准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第二， 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工作；第三，入世条件下实施标准化建设战略,建设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第四，在入世条件下政府应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淡化政府干预职能并加强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研究。 五，结论： 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贸易的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7，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加强技术标准工作，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管理科学论文:论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 论文摘要：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是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客观要求。从分析其本质入手，探讨了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质、现状、意义、主要内容和方法。 论文关键词：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 后勤管理是对后勤工作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后勤管理科学化的实质是探索并遵循后勤管理的客观规律，以实现后勤保障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对工作实施管辖和治理的过程。要评价一个单位后勤管理科学化的实际水平，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考评，否则后勤管理科学化就只能停留在宏观理论层面。所以，加速推进后勤管理科学化，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步伐，就必须开展对后勤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评估研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就是要对后勤管理本身科学与否建立一套评价标准，其实质是解决后勤管理本身的标准化问题，即建立以定量评估为主、以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数据为基础、可以准确衡量后勤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 一、后勤管理评估的现状 (一)后勤管理缺乏标准化评估体系 项目评估在我军后勤的研究和应用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例如后勤装备效能评估、后勤演习评估以及后勤保障能力评估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长期以来，我军缺少后勤管理方面的评估体系，无论是部队后勤还是后勤部队，对于后勤管理都缺乏具体的考核办法和评估指标。要评价后勤管理的水平，不能仅仅依据主观意愿和临时拍板，应建立一套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后勤管理缺乏评估机构和人员 一方面，评估工作是一种跨学科、跨层次的综合性工作，它既要求综合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军事后勤学，又要求结合决策层、执行层与研究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技术含量，这就对后勤管理评估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另一方面，后勤管理科学化这个课题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缺乏评估机构和人员。尽管我军后勤理论工作者对后勤管理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使得一些很好的评估方法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后勤管理评估缺乏完善的信息数据 后勤管理科学化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多，需要完善的信息数据系统作为基础。但是，我军后勤管理长期以定性分析为主，对于在日常工作中的大量信息数据没有进行较好的统计和保存，加之后勤部门对于取得的信息数据缺乏有效的分析、整合，使大量数据闲置、流失。 二、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意义 (一)为考核后勤管理工作提供量化工具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是一套以定量评估为主的评价标准，它本身就是以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数据作为基础，每个指标都是一个具体的量化工具，可以准确地评估和反应后勤管理工作的优劣。运用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来考核后勤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避免以往主观臆断、定性分析和随机判断的传统做法，提高后勤部门的正规化管理水平。 (二)有助于提高后勤管理的科学性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既可以作为后勤管理部门考核、评价后勤管理工作优劣的标准，也可以作为提高其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指标。有了这个评估指标体系，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每项指标按照要求的标准进行优化改进，从而提高后勤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三)为后勤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后勤管理决策涉及后勤领域各个方面，如物资供应、教育训练、装备建设等，在这些决策中往往需要考虑决策方案的可行性，比较各种方案的利弊，而通过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可以获得历史数据、现状信息、未来信息，从而对这些方案进行比较、筛选，最终为后勤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四)有利于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进程 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必须突破后勤管理的思维定势，在改革和创新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就是要打破以往后勤管理评价缺乏标准、后勤管理多凭定性分析和经验判断的定式，探索出一条既适应我军后勤管理现状又适应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管理模式。因此，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顺应新军事变革潮流、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内容可以分成3种类型:后勤成果类指标、后勤消耗类指标和后勤效益类指标。无论是哪个类型的评估指标体系，它的核心都是标准化问题，都可以用如下方法确定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首先，将后勤管理科学化作为体系的总目标，然后根据总目标建立指标体系，再运用统计数据和科学方法制定评价标准和评分标准。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明确的可以用定量指标描述的部分，也有“模糊”的难以用定量指标描述的部分。所以，对于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一般采用定量指标(客观指标)和定性指标(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制定。 其次，确定指标体系要进行适当的分级，可将评价指标分为一、二、三级指标等，一级指标由二级指标组成，二级指标由三级指标组成。下一级指标在选取时，要着重考虑能否体现上级指标的主要内容，是否符合评价目标，总量指标和平均指标所占的比例是否均衡等。 第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经验方法(主观判断)确定指标的权重，即确定评价准则。需要指出的是，可以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依托我军现有信息化平台建立评估决策系统，用科学的手段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从而将我军的后勤管理推向信息化管理水平。 四、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法 (一)构成要素分析法 构成要素分析法就是按照影响后勤管理活动的构成要素来设置指标体系。例如，后勤管理若按照专业保障能力设置指标，就包括油料、军需、运输、财务、卫勤、营房等构成要素，可以将这些构成要素作为一级指标，然后再将这些要素的职能构成和影响因素设置为下一级指标，进而建立起层次分明的评估指标体系。它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指标不易重复，便于进行单项评估；缺点是后勤管理包含若干构成要素，导致指标体系条块分割，无法反应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设计法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设计法都是以后勤建制为基础，就是自总部往下级(或基层往上级)对后勤模块进行划分，根据评价对象的情况设置评价指标，各级部队的后勤按照保障环节再做进一步的细化。这样，评估指标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它的优点是具有较强的层次性，适用于内部自我评估或者是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单位的评价；缺点是层次较多，工作量大，指标体系比较复杂。 (三)动态指标设计法 在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有些指标要考虑多个单位使用，有些指标对于某些单位存在缺项问题，有时还要考虑时间变化、环境变化等。所以，在设计时应分析影响后勤管理的各种要素，建立动态的评估指标体系，充分体现指标体系的全面性、技术性和合理性。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源于后勤管理实践，它既是后勤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科学分析，又是后勤管理活动标准的具体体现。在加速推进后勤管理科学化的过程中，要尽早地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既要用这个指标体系指导后勤管理活动，又要在后勤管理活动中完善这个指标体系，密切协调，相互促进，从而将我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进程稳步向前推进。 管理科学论文:浅谈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路径分析 论文关健词：铁路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和谐铁路建设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铁路建设向纵深快速发展的助推器。然而，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尚处于从传统的经营管理向现代科学化管理的转型期。观念、制度及管理技术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加快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制约性因素。本文主要针对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路径做些分析，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有所稗益。 一、对人力资源特性的科学分析和茸重是实现科学化管理的前提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建立在深刻的内涵和理念的基础上的。理念是企业最基本、最集中的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就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透视“人才瓶颈”的表象，不难发现，真正限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障碍在于“观念瓶颈”。即我们缺乏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全面、科学的认识，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观念而导致的在制度建设、实施与完善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非科学性。因此，为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蜕变，前提是必须对管理对象一人力资源的特性做深刻的透析，并对症施治方能达成理想的管理实效。人力资源这一概念始创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其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中，他指出人力资源“和其他所有资源相比较而言，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是人”。人作为地球上的生灵，与其他生物体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一，人力资源的逐利性，而且利益的需求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利益。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共识。著名的管理学家马斯洛先生的需要层次论对人的需求做过详细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也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人首先得要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能去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认清并合理处置企业与职工的逐利性本质，同时妥善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解决企业与员工利益的平衡点，进而将职工的逐利动机转化为驱动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其二，人力资源的能动性，人力资源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并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人力资源潜在能量的发挥，取决于内在动机被激发的程度与效力的强弱。其三，人力资源的动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素质的动态性即素质的可变性;二是人力资源行为的动态性，行为是可塑的;其三，人力资源主体的流动性，当人力资本不能获得预期回报时，逐利性会导致人力资源主体的流动。 人力资源的特性决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遵循人性的需求来开展管理行为，牢固树立并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倘若理念不付诸实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通用电气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说“我始终信奉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相信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他言此行此，成为“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给与员工以最高的信任度，广泛征求员工的合理化建议并将之付诸实践;他打破官僚界限，用小纸条搭建起与员工沟通的平台，激发了员工忘我的工作热情;他大手笔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躬身授课，为员工的成长铺就阶梯。 反观我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时至今日在一部分管理者的思想中并未植根，实践中官本位意识浓厚，忽视、蔑视乃至浪费人力资本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有的运输企业一方面有大量的富余人员存在，另一方面又大量雇佣其他用工。据2008年水平计算，企业每减少一个用工，每年可以节约人工成本6万元，减少一个劳务用工和外购劳务，可以节约成本2万元。由此可见，人力资源浪费的损失不容小觑。再比如基层发生的大量的影响企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虽然从根本原因分析体制制度的不完善起到决定作用，但管理者“以人为本”理念和管理行为的缺失应该是个不能回避的因由。管理学研究发现企业内发生矛盾和冲突70%是由于沟通不畅造成的，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矛盾和问题之所以产生、激化，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的管理者对员工的合理诉求的忽视、对员工意见沟通的不良和对员工情绪抚慰的缺失。 综上所述，从铁路企业的实际出发，践行以人为本是管理理念，管理者应加强五项自我修炼。一是学会给予。对员工给予情感投资，以此发掘员工的同态心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使他们愿意人尽其能，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奉献自己的知识与才华。二是学会尊重。铁路企业半军事化的体制，强化了管理者的官僚习气，权力意识较为浓厚。惯有的思维模式决定其行为模式和管理风格，常常是重物轻人。因此，领导者要学会尊重，尊重员工的合理需求、信任下属的创造力，倾听和采纳员工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三是学会沟通。沟通是理解的桥梁。管理者必须掌握沟通技巧，化干戈为玉帛，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四是学会欣赏。领导的赞赏不仅使员工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更会使他们因为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而施展才华。 二、系统完善是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重要表现 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的重要表现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性特点，包括职能系统性和制度机制系统性和流程系统性三个维度。所谓职能的系统性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职能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在实际运行中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和连接，从而保证管理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所谓制度机制的系统性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制度包括工作分析、招聘、考核、激励、薪资、晋升、奖惩等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流程系统性是指制度的规范化和流程化，是制度执行的有效路径。 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由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工作分析一招聘管理一绩效管理一薪酬管理一培训管理一员工关系管理七大模块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是企业经营战略的支持性战略，为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而对人力资源而做的长期的布局与谋划。其他六大模块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常态职能。从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实践看，六大模块功能齐全、职权统一，从而避免了因职能分散而导致的管理低效。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说尚处于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转型阶段，缺乏从战略高度参与铁路人力资源的管理，同时，人力资源管理功能不全、常态职能分散运行，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各个模块之间相互矛盾或不一致，难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效能，大大损失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因此，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战略定位。同时，要按职能统一、功能齐全、有序高效的原则对已有的人事管理职能进行整合。 据上分析，检视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我们在人性化制度安排上尚有诸多不科学、不完善的领域，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政策的制定缺乏对员工的思想、心理需求、行为等特点及需求的全面认识，诸如收人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工资的增幅程度大大低于职工的心理预期，基本工资比重过低，而且系统内不平衡，不仅极大地损伤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降低了职工对岗位的珍惜度，人才流失率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基层队伍不稳、矛盾频发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推进和谐铁路建设，从现实考量，我们应树立四个观念、坚持四项原则、建立和完善大制度和机制。 四个观念:人本观念、和谐观念、法治观念和灵活观念;四项原则:发展为先、职工为本、维护为要和基层为重;十二项制度和机制:劳动报酬及收人持续增长机制、用人和晋升制度、工作时间管理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劳动安全管理制度、保险福利管理制度、职工培训管理制度、劳动纪律管理制度、劳动定额/绩效管理制度、劳动关系沟通、协调、预警机制、劳动争议调解机制、职工援助机制(不仅仅指经济救助，还包含心理、工作等方面的指导、帮助)。 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套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流程体系，使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中的工作分析、岗位评价、人力资源计划、招聘管理、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培训管理、员工关系管理等迅速发挥作用。从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看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设计通常遵循“合法、简明、有序、高效”的原则。 铁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化、标准化方面距与先进企业差距甚大。一方面是有些流程缺失，标准模糊;另一方面有些程序又过于繁琐，制约了管理的效率。因此，针对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化建设的状况，本文认为函待建立和完善以下流程;(I)制度生效流程。(2)招聘录用流程。(3)试用期管理流程。(4)工时加班流程。(5)绩效管理流程。(6)岗位变动流程。(7)离职解聘流程。(8)劳动关系管理流程。通过以上流程的完善不仅可以促进制度的落实，提高管理效率和职工对制度的认知，提升职工制度的执行力，而且可以减少企业内部人际的摩擦、降低劳动关系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激化，从而弱化企业面对的法律风险。 三、科学方法、技术的运用是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重要衡量指标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科学方法、技术广泛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人力资源管理预测技术、工作(岗位)分析技术、绩效管理技术(KPI, BSC )、人才测评技术(心理测试、素质测试、评价中心、工作取样法)、薪酬设计技术、人才招聘面试技术、员工胜任能力评价技术、人力资源培训分析评估技术等，据统计有200多种。科学方法、技术的运用作为衡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和尺度。之所以如此，其一，它为管理思想、理念到可操作的制度、措施的转换提供技术支持和途径。比如铁路企业在管理人力资源的过程中，不缺乏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但是由于技术系统构建的缺失，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难以转化为适合铁路企业特点的管理手段和管理行为。其二，它大大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含量和工作效率，并使人力资源的量化管理、动态管理成为可能。其三，科学方法、技术、模型的科学选用可以提高职工的甄选、录用、配置、使用、评价、培训等更加客观、合理、科学、有效，降低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所以，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水平，应加快人力资源管理科学方法、技术的引人和运用，改变人事管理模式下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局限性。当然，人力资源管理的每一种技术和方法都有自身的适用条件，所以，铁路企业在引进和运用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方法时必须考虑这些技术、方法之间、或者方法技术与管理的具体工作之间，或者与管理人员之间是否相契合。条件不具备而盲目运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反倒会导致管理的混乱，难达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路径就是:理念先行、制度有效、流程规范、技术可行。 管理科学论文:管理科学与物理学、医学的分析比较——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 物理学 医学 中国特色 分析比较 【论文摘要】本文从管理科学与医学、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管理科学应该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应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并提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三个有效途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令用。 引言 管理科学所研究的是管理工作中的科学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物理学是探讨物质结构和它们最普遍、最一般运动规律的学科，它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学科，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来看，管理科学与物理学、医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我们分别将管理科学与物理学及医学作一番比较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物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及其理论体系分析 (一)物理学研究对象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大至天体、日月星辰，小到微粒、原子、电子都是物质。固体、液体、气体、等离子体，这些实物是物质。电场、磁场、重力场和引力场，这些场也是物质。自然界的无数事物，形色不一，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运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包括机械运动、分子热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和原子核内的运动等等。 (二)物理学研究方法 物理学研究方法按照人类对物理现象认识过程的阶段性，大体上可以将物理学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性认识方法，例如调查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等；另一类理性认识方法，例如比较、类比、分析与综合、演绎、推理与归纳、数学、假设、理想模型等效等方法。一般来说，要完成一个物理现象的认识过程都离不开上述两类方法。物理学研究方法属于硬方法，它追求的是精密和准确。 (三)物理学理论体系 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这五大物理学的分支，分别代表五种不同的物质运动规律。物理学研究的运动规律存在于任何高级、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之中，并且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物理学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具有普遍性。用“科学无国界”这句话来形容物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及其理论体系的普遍性，非常贴切。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美国特色的物理学。 二、医学科学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分析 (一)医学研究对象 医学研究对象既不是纯自然物质，又不是纯人文现象。其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体，是高度进化了的自然物质和复杂的精神现象以及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是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交叉点，甚至还要加上哲学研究。这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医学研究方法 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它们分别代表中、外两种医学理论，它们的研究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中医主要从宏观的、辨证施治的角度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而西医主要从微观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人体的生命和疾病。虽然二者的方法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应用了比较、分类、类比、实验(临床)、归纳、演绎、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中医强调整体性，在诊断上强调四诊合参；而西医则更注重局部证据。中医的认识方法主要是定性，对定量要求不高；西医的诊疗方法则强调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更偏重定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西医注重现化依据，而中医更重视逻辑思辨。 (三)医学的理论体系分析 中医理论体系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现象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为理论，以辨证施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西医以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的结构和生理生化现象及疾病变化为基础，重视具体病因导致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大分子的形态功能和生化的特异性改变，以辨病、定位、实验、定量为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还从人文和哲学层次对自然医学作r概括和总结，它认为既要考虑人的肉体变化，又要考虑人的精神变化，以及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与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西医学所欠缺的就是这种人文医学的灵活多变性和哲学医学的高度概括性。中医学所欠缺的足在其理论系统形成之时没有在自然医学方面细致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科技条件，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限制了其概括力度和发展步伐。西医努力的方向应是继续在自然医学方面深入研究的同时。向中医学学习用人文医学和哲学医学的整体全面变化看人的方法去概括总结其成果。中医的努力方向应是在继续发展其辨证论治原则，由朴索粗放的辩证法向发达精细的现代辩证法发展的同时，向两医学学习努力吸收其研究成果的营养并将其纳入逐渐走向精细的辨证论治的框架中来，扫除阻滞其发展的障碍。 从上面分析可知，中医、西医各具特色。尽管许多西方人不认同中医(其实足他们不了解中医)，尽管中医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但是中医确实富有科学道理和辨证法，中华民族几f年的健康事、不能不归功于中医。那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新慷学，就理所当然地会带有中国特色。 (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 “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已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共识。有学者认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途径应是互补形式，即将互斥的中西医理论方法互补起来解释生命现象，应用于临床医疗它要求以“水晶箱”f既了解内部结构，又不干扰内部关系)的形式，将中西医统一于既包含中西医，又大大高于中西医的更发达、更完备的医学形态中，其具体方法论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这一模式，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将人体结构与其功能相结lA，全方位地反映了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 三、管理科学与医学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比较分析 (一)研究对象具有相似性 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技系统管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从管理科学研究对象与“人”和社会系统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看，管理科学与医学比较相似，而与物理学则有较大不同。 (二)研究方法具有相似性 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医学相似，在强调定最、精确的同时，也强调管理哲学、以人为本。管理科学的“硬系统方法论”曾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风行一时。然而后来有学者批评“硬系统方法”应用领域很有限，因为它将管理完全当成工程来看待，人被看成工程技术的组成部分，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淡化了不问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兴趣、偏好等等特点。接着出现了“软系统方法论”，如切克兰德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系统除了包含“硬件”要素外，还包括了“软件”要素，尤其是包含了人的行为。再到后来出现的“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该方法论认为：物理涉及物质运动的机理，事理是做事的道理，人理是做人的道理。强调处理任何事和物都离不开人去做。从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可以看出，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体，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 (三)理论体系具有相似性 管理科学理论体系除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之外。还有中国古代、近代及现代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西方管理理论强调局部、微观、定量，中国管理思想偏重于整体、宏观、定性，各有特色。这点也与医学相似。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种管理学派纷纷涌现，形成了管理学派林立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管理科学的发展正如西方其它科学门类一样，按照西方人惯用的哲学与方法论思维范式地向前推进，习惯从局部出发。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成思危将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可归纳为两大类型，即儒家管理思想与兵家管理思想。前者着重于国家及社会的管理，其精髓可归纳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而后者则着重于管理的战略与战术，其精髓可归纳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在近、现代管理实践中，我国也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经常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条腿走路”、“统筹兼顾”、“牵牛鼻子”等，都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思想。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中蕴含着伟大的思想，孕育着伟大的理论，包括管理科学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自猫黑猫”，“不争沦，发展是硬道理”，“一国两制”，科学发展观等等，也是很好的管理思想。这些都值得加以总结、演绎，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建立理论体系。 总之，管理科学和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的学科属性都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属性，研究对象都是与人这个特殊物质有关。 管理科学不同于物理学，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无国界性”来衡母管理科学是否“科学”，不能用几个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和逻辑关系来推导出一些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理论。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深沉地渗透着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社会标准。将西方管理理论引入我国必须有一个消化吸收的“扬弃”过程，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因此，国内管理科学工作者中不少有以之土，大声疾呼：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已经得到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共识，某些创建方法和手段也值得借鉴和参考。我们认为创建有中囤特色的管理科学必须采取综合集成法，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让中西管理思想貌合神离。具体途径我们认为有三： 一是洋为中用，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把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引进我国，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一定要考虑管理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融合的学科，不能生搬硬套，洋为中用要将西方管理科学与我国国情、民情相结合。 二是古为今用．将我国古代(直至20世纪初)的管理思想应用到今天的管理实践中来。我国古代曾有过卓越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从管理实践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建长城，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李冰父子率领民众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直到今天仍能发挥作用，这是多么卓越的创举!从管理思想来看：孔子的《论语》被今人认为是管理思想的宝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关于领导问题的鸿篇巨著。我们不但要从古代的语义和语用背景来分析古代思想及著作，看其涉及到管理的思想和内容的本义是指什么，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管理层次上展开的；更应从可操作性的程序研究和案例研究人手，注重挖掘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科学及我国现代管理实践的衔接问题。这应该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是近为今用，将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米、新中国建立5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各种可用于管理工作的经验、理论和方法，加以归纳、总结、提高，并将其上升为管理理论，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将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我国是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是经济和科技都在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然而且必然地要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已然而且必然地要同中国的人文因素相结合，已然而且必然地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三者综合集成，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有效途径。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管理科学视野中的和谐企业构建 论文关键词：和谐企业;基本特征;管理科学;本质属性;途径 论文摘要：文章从和谐企业方向正确、思想统一、统筹兼顾、传承创新、责任担当的基本特征，引申到和谐是管理科学的基本属性。指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建设先进企业文化、发挥领导作用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有效途径。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坚持的正确方向。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科学?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管理科学就是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有人主张，管理科学应当体现在管理制度体系完整，落实到位，生产经营秩序良好上;还有人强调，管理科学主要标志是广泛有效应用现代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他们从不同视角诊释了管理科学的内涵。然而，这些说法都存在不足，因为他们都忽略了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企业管理的实践证明，和谐是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和谐企业是管理科学追求的理想目标。 一、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 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和谐，因此和谐企业定会是管理科学的企业。和谐企业通常具备下列基本特征。 (一)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和谐企业在企业生产经营及发展上有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不和谐企业，其日常经营及发展上，往往偏离正确方向，缺乏明确目标，企业管理也脱离了管理科学的轨道。企业生产经营及发展方向正确、目标明确体现在:一是坚持从本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方向和目标，而不是脱离实际，追求所谓“最佳”方向及目标。二是主动适应形势，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违背经济发展方向，背离经济发展趋势。三是把握住市场基本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而不是违背市场规律，违反市场规则，破坏市场秩序。在以上三方面管理到位并有机结合，才能科学确定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恰当的目标，企业才能步人良性循环，形成持续健康发展态势。 (二)思想统一，目标一致。和谐企业从决策层、管理层直到执行层的每位员工指导思想明确，在企业经营及发展方向形成共识，思想统一;在当期、中期、远期目标认知一致，行动统一。古人称，“上下同欲者胜”，企业上下思想统一、目标一致，必然把企业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合力，把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动力。这种稳定、持续的力量成为和谐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重要特征，成为沿着正确方向，实现既定目标的根本保证。 (三)统筹兼顾，协调互动。和谐企业在正确方向指引下，为实现目标统筹兼顾，协调互动:一方面统一筹划、兼顾各方处理好整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当期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关系，优化组合形成整体效应;另一方面调动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团结协作形成良性互动，保证企业处于动态平衡的理想状态。 (四)重视传承，勇于创新。和谐企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全面客观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作法发扬光大、传而承之。与此同时，从企业发展出发，改革创新。以观念更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旧体制、办法;致力管理创新，在管理体制、机制、方法上不断有新突破。传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占领市场制高点。 (五)合作共赢，责任担当。和谐企业不局限于内部和谐，同时把和谐引申到外部，形成内外和谐效应。主要表现在二个层面上:第一层面企业自我定位。和谐企业总是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努力保持经济细胞的健康，使之充满活力。同时，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以循规蹈矩典范严以律己，以海纳百川胸怀宽以待人，彰显出企业君子的可贵形象。第二层面企业行为。和谐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自觉地处理三个关系:一是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不断强化“客户至上”意识，把满足客户需求作为管理基本职能，全心全意服务好客户。二是企业与竞争对手关系。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势，树立共赢理念，理性协调，争取合作双赢、多赢的局面。三是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不仅自觉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还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集中反映了和谐是管理科学的基本属性。管理科学的本质追求是构建和谐企业，这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二、构建和谐企业的有效途径 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重要内容，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和谐，因此管理科学的方向和任务就是构建和谐企业。构建和谐企业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管理。科学发展观是企业的正确方向，企业管理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围绕发展下功夫、做文章。任何偏离、停滞发展的管理思想、方法、手段都应及时发现、纠正、弥补。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发展，管理思想、方法、手段要利于整合发展要素、优化功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支撑。企业管理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好三个方面:一是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基点和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不可动摇。以人为本为核心，就要从观念到行动上，真心实意地把广大员工作为管理主体，把他们作为构建和谐企业的强大动力。二是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管理的基本要求。通过管理有效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发挥资源优势，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三是把统筹兼顾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求下，统一筹划、兼顾各方、分步实施、优化组合，把管理职能发挥到极致，使企业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目标达到动态平衡，实现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和谐企业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和谐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先进的企业文化。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助力，落后的企业文化则是企业发展的阻力。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上要切实把握好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从思想到实践，从形式到内容，从领导到基层员工都要体现出发展为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二是把仁和诚信作为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形成共识，成为习惯行为。古人讲“仁者无敌”、“和为贵”，把仁和作为和谐企业的价值观。仁，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就能凝聚成合力，这才是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诚信是和谐企业的基本品质，对内诚信，就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讲诚信，就会得到客户和社会的信任、尊重，企业就会站在市场制高点，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内外兼修，仁和诚信的企业文化上应天时、下承地利、中得人和，企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发挥领导的关键作用。构建和谐企业，领导是关键。和谐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常常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质:首先，对建设和谐企业决心大、信心足，坚持不懈，以身作则。艾柯卡认为，“领导就意味着树立榜样”。这样的领导，以和谐企业标准要求自己，规范自己行为，率先示范。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领导人的带头作用是构建和谐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其次，讲求领导方式、方法，实行“无为而治”。这样的领导“无为而无不为”，他们明白，“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的道理。领导人注重大局，注意导向，依靠全体员工的智慧，从而把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转化成构建和谐企业的推动力。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核心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核心，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管理科学论文:对于提高农村党员动态管理科学化水平 论文摘要：提高农村党员动态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题中应有之义。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在“城乡一体信息采集管理”系统中科学界定农村基层党组织信息采集职能，在“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下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分工、协作与配合，在“城乡一体关怀激励管理”网络内把教育管理与关怀服务相结合，在“城乡一体网络互动管理”平台上不断提高信息管理技术水平，在“城乡一体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下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 论文关键词：党建；党员动态管理；新生代农民工；科学化水平 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出发，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意识上的历史性进步[1。农村党员动态管理是农村党建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党员动态管理科学化水平，理应成为党的建设科学化题中应有之义。 一、农村流动党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 农村流动党员具有多重社会角色，既是党员又是农民工，既是城市建设者又对新农村建设起不可忽视的作用，既是农村文化的承载者又是城市文化的学习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 (一)农村流动党员是流动党员中的主要群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流动党员构成呈现复杂化趋势，有农村党员、国企下岗党员、大学生毕业未就业党员、自主创业党员、退休党员等多种来源，农村流动党员则是流动党员中的主要群体。 1．农村流动党员在流动党员中所占比例最高，队伍十分庞大。虽然流动劳动力的构成范围在不断扩大，不断有其他行业人员加入，但农民工始终是流动劳动力的主力军。 2．农村流动党员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相互之间的联络较多。农民工的分布具有传统性，从一个地区成批地流出，又在一个地区密集地聚居。相应地，农村流动党员也较为集中，便于互通信息。且这些农村流动党员又是农民工中有思想、有主见、能力强者，影响力大，容易形成核心。 3．农村流动党员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或领域，流动劳动力相对集中，群体活动较为方便，容易形成群体性行为。 (二)农村流动党员是农村党员队伍中的具有先进性、带动性的群体 农村流动党员在农村党员队伍中具有年纪轻、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敢拼敢闯的优势，是农村中的一个具有先进性和带动性的群体。农村流动党员在外出打工期间，会习得一些技术、知识、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理念，当他们在节日或农忙季节回到流出地时，这些技术、知识、文化、新的思想观念等就会自然地流传给本地的农民，无形中起到传授、教育和影响作用。农村流动党员在外出打工期间，还会获得一些信息，如致富门路、市场动态、新产品新技术，甚至还包括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最新动态的信息，对本地农民发展生产、发家致富起到较好的引导、带动作用。农村党员在外出打工的同时，自身综合素质也会得到较为全面的提高，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提高了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一旦返乡便会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三)农村流动党员是农民中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 与一般农民工和一般农民相比，农村流动党员对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较为重要和突出。 1．农村流动党员同一般农民工一样对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经济投人支持，他们将在城市打工所挣的钱带回家乡，或盖房改善生活，或投资发展生产，有效地提高了本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2．农村流动党员所具有的先进性又使他们比一般农民工更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更自觉地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中寻求平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起穿针引线作用，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二、农村党员动态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性的增强，城乡物质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农村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问流动愈显频繁，农村流动党员的流动状况也愈加复杂，致使农村党员动态管理工作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的情况，面临着新的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动态管理丁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农村党员流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个体流动性更加突出，行踪更加无常，流动半径更加扩大，流动党员的信息更加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从流向来看，主要分布在二、三产业，从事建筑、开采、服装、运输、饮食等行业，从业单位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从地域分布来看，已从县内流动为主转向县外、省外、全国范围流动，流向较散。 2．所接受信息的信息源更加多样化，思想更加复杂化，利益追求更加直接化和多元化，大大增加了对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的难度。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流动党员长期在城市打工，生活和学习方式向城市靠拢，在接受信息方面，除了传统的读书读报看电视外，还上网聊天、发贴、评论等，掌握的信息量大，信息来源渠道也相对较多，思想发展变化快，利益追求愿望强烈。 3．党员主体意识增强，参与社会活动热情增加，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愿望增长，需要有良好的意愿表达渠道和平台。随着农村流动党员对城市建设重要性的提高，他们也在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各领域的活动中，从而产生出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思想交流愿望，同时权利意识增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注度提高，需要有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进行疏通和引导。 4．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教育和组织发展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统计，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如何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发展，将是“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内容。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动态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新困难、新挑战 1．在管理理念上，要求摒弃过去的行政领导式管理，实行人性化管理、关怀化管理、服务化管理，多交流沟通少命令指挥，多关心体贴少长官意志，多上门服务少颐指气使。 2．在管理机制上，要求统筹城乡大局，城乡一体化，突破行政村党组织对党员单一管理，实行城市和农村、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实施的动态管理。 3．在管理手段上，要求运用先进技术进行信息化管理，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现代信息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是流动党员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三、加强与流出地党组织的协调与配合，实现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 农村流动党员从总体来说，有着比一般流动人员更强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纪律观念和综合能力素质，有效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管理，就能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这部分党员也可能会在工作、生活、就业等方面遇到许多不满意的情况，容易产生一些思想和心理问题，党组织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教育管理，就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党员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仅有流出地或流入地基层党组织“一头热”，绝对不可能实现对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必须要构建以流人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与流入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有机衔接、双向互动、共同负责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面对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工作重点是科学界定流出地党组织基本职能，加强与流出地党组织的分工、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对流动党员动态的、双向的、全方位的综合管理。 (一)在“城乡一体信息采集管理”系统中科学界定农村基层党组织信息采集职能，及时准确掌握流动党员流向、工作、思想和生活动态 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管理流动党员，该管些什么、怎么管、按照什么管，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科学的界定。一些基层党组织平常抓党员管理工作，仍然习惯于以“条块”为主的管理模式，呈现出地域性和不平衡性特点，流动党员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流出多少、从事何种产业等信息不能及时掌握，致使相当一部分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给党员管理造成了一定难度。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对加强流动党员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流动党员的比重非常小，抓不抓不妨碍大局，或是对抓紧流动党员管理存在畏难心理，由此逐步造成了对流动党员的信息把握不准、不全，流动党员被边缘化的状态。 为了及时掌握流动党员的活动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流出地党组织，应做好三方面基础性工作： 1．党员外出流动时，及时了解外出去向、时间长短、人数多少，做好统计和登记工作。 2．党员外出流动期间，及时地、常规性地同流动党员及流入地党组织进行联系，掌握党员在外地工作和生活情况，掌握流入地党组织对流出党员的教育管理情况，做好跟踪和记录工作。 3．农忙时期或节假日流动党员返乡时，及时登门走访慰问，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交流、工作交流，做好流动党员返乡期间正常参加流出地组织生活的工作，实现流动党员信息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在“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下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分工、协作与配合，组织管理全覆盖，实现城乡党员动态管理的无缝对接和同频共振 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城乡两种不同风格的党建格局，城市社区属于松散型的生活共同体，城市基层党建格局比较开放，而农村社区属于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农村党建格局相对封闭。在两种不同党建格局背景下，农村党员向城市流动时，势必会形成组织管理上的真空地带，流出地党组织“管不着、管不到、管不住”，而流入地党组织“不愿管、没权管、管不好”，从而把此部分党员置于“两不管，两不找”“形式管、实不管”的边缘地带，造成党员不找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的现象。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打破两种党建格局壁垒，构建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社区原来相对封闭的传统村落格局也将逐渐开放，为构建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同时也使城乡一体化党员动态管理成为时展必然趋势。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顺应这一时展需要，积极主动地推进农村党建格局由传统的封闭型向现代的开放型转变。 1．确立全方位管理理念，党员在本村时要管，党员外出流动时也要管，由过去的“管自己的这块地”转变为“管自己应管的事”，党员流动到哪里就管到哪里。 2．实行灵活多样、纵横联系、协调配合的组织管理形式，党员在本支部时要管，党员外出流动、到流人地支部时也要管，不拘泥于过去的条块分割。 3．方法措施与城市社区党建接轨，改过去的农村、城市“两张皮”为城乡一体“二合一”。 (三)在“城乡一体关怀激励管理”网络内把教育管理与关怀服务相结合，突出服务与关怀，寓教育管理于关怀激励之中，不断提高动态管理的质量水平 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的要义，在于教育管理与关怀激励的有机结合。教育管理与关怀激励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重教育管理轻关怀激励或重关怀激励轻教育管理，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有效的动态管理。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目前需要强调与突出的是服务、关怀与激励。 1．服务与管理上习步，在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管理。在流动党员外出期间，多关心他们在外地的工作和生活，多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家中之事，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流动党员返乡期间，多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吸引他们参与村里事务，尊重和维护他们的党员主体权利。 2．服务与发掘同步，充分利用和整合流动党员人力资源，在服务的过程中实现流动党员最大潜能的发掘与发挥，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 3．服务与关怀激励同步，在服务的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精神激励，使流动党员无论是在流出地还是在流人地，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存在和温暖。 (四)在“城乡一体网络互动管理”平台上不断提高信息管理技术水平，积极跟进，为流动党员、流出地党组织、流入地党组织三者之间的充分交流互动发挥应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从技术层面上讲，保证流动党员、流出地党组织、流人地党组织三者之间的信息畅通是关键。在空间距离不确定情况下，运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流是最方便快捷的选择，这也是党员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全国很多地方已经纷纷建立了流动党员之家等类似网站，这些网络资源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发挥整体性优势。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运用互联网与流动党员沟通的水平还比较初级，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仍然使用落后原始的信息沟通方法，绝大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者还不会使用电脑，更谈不上网络互动交流。而城市社区则基本上实现了互联网信息管理，流动党员中使用互联网进行沟通的也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运用互联网进行沟通的技术水平与时展的要求差距相当地大，是一个亟需重视的问题。 (五)在“城乡一体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下开展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以满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性需求，保障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农民工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一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过去主要是由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但农民工的流动性现实，又造成当地党组织事实上负不了责的局面，特别是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根本无法孤立地完成针对他们的组织发展工作，必须建立起“城乡一体组织建设”工作机制。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构建科学审计理念推动审计项目管理科学化 论文关键词:审计 科学理念 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党和人民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审计执法水平和审计项目质量，努力打造审计项目管理科学化，提升审计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新境界。 0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党和人民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各界对审计监督的期望值也越来越大，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审计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灵魂和指南，牢固树立科学审计理念，不断提高审计执法水平和审计项目质量，努力打造审计项目管理科学化，提升审计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新境界。 1树立科学审计理念，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科学审计理念，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审计工作的灵魂和指南，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根本目标，把提高依法审计能力、实现审计工作科学发展作为有效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 1.1准确理解和把握审计监督与服务的关系。审计监督是手段，审计服务才是目的。要树立科学审计理念，就要把推进依法审计、维护民生，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作为审计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审计服务要着眼于促进改善民生和社会和谐，审计监督要注重关系民生和社会和谐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热点问题。 1.2树立大局意识，强化效益审计意识。科学审计理念本身要求审计工作行政成本最低化、审计成果最大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层次上研究和分析问题，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推动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1.3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审计制度建设。发现和查处被审计单位违规违纪的问题，要从数字和问题背后的根源进行分析，深入揭示体制和机制层面的问题，提出审计建议，促进制度完善。既要坚决查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又要着眼社会长远发展。 2抓审计项目管理，做好审前准备工作 古人云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好审前准备工作对完成每项审计任务至关重要。只有编制内容详尽，具有可操作性的审计实施方案，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审计实践。在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注重以下几个环节: 2.1明确审计目标，细化审计内容。审计目标决定审计内容，审计内容为实现审计目标服务。细化审计内容就是要根据审计目标的要求，有选择的确定需要查明的具体经济事项。细化审计内容应该有确定的审计范围和重点，应该与审计目标密切相关。 2.2找准审计切入点，突出审计重点。选择审计项目时要选择重点投资项目、关系民生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突出审计重点，是选择对实现审计目标有重大影响的审计事项。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要认真分析审前调查取得的资料，结合以往的审计成果，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线索，确定审计重点。 2.3科学全面系统，明确审计步骤和方法。确定审计步骤和方法的原则是能够指导审计人员实施审计，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能够减少随意性，避免审计资源浪费。为确保审计工作质量，审计人员应根据审计实施情况，适时调整审计实施方案，进一步确定适用的审计步骤和方法。 2.4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审计责任。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应当明确审计组长、主审及审计人员各自承担的责任，建立审计项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应定期检查审计项目档案，对查出的问题予以通报，进一步强化审计人员的责任意识。 3抓审计方法创新，推进公共财政审计一体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审计的需求增加，人们对审计的要求提高，广大审计工作者不得不认真总结经验、寻求科学的方法，努力提高审计质量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3.1实行专项审计，做到“两个结合”。一是专项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相结合;二是专项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要将部门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有相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上下联动，开展行业“一条龙”审计，既避免了多次进点，又节省了审计成本和时间。 3.2注重审计过程，做到“四个落实”。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和规范开展工作，实行三级复核，认真把好审计程序关、法规应用关、资料取证关、报告质量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规不当以及审计程序不到位等不符合要求的，坚决纠正，不留后患。在具体实施中做到’‘四个落实”，即领导责任落实、宣传工作落实、督办措施落实、审计结论落实。 3.3创新审计方式，实现“四个转变”。审计方式从真实合法型审计向绩效型审计转变;事后审计向事前事中审计转变;分散型向行业型转变;单纯的查账型向查账与调查相结合的转变。 3.4探索审计手段，坚持“四个结合”。一是对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采取同级审计与上级审计相结合的方法;二是账面审计与清点固定资产相结合;三是抽查业务档案与清理收费票据、银行账户、库存现金相结合;四是传统审计方式与计算机辅助审计相结合。 3.5推动审计成果转化，提升效益审计。审计人员要做到勤动脑、勤动手、勤动笔，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审计资源，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注意发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及深层次的问题，向政府各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形成高质量、高水准的审计“精品”。 4抓审计监督内容，揭示制度和管理层面上的问题 从审计实践看，当前开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审计监督，在监督内容上应更广泛、更深入、更注重从现象看本质，这就要求在监督内容上做到“五个必审”: 4.，对单位的“家底”情况必审。抓住财务活动的源头，摸清单位资产负债和“家底”。从而揭示行政事业单位财经管理制度落实不够严格，财产物资管理混乱的本质问题。 4.2对重点资金和专项资金的往来情况必审。我们需要对专项资金的使用与分配、专项资金的拨付与机关经费的联系、上下级单位的资金往来等情况加强审计，以发现大案要案的线索。 4.3对罚款和收费情况必审。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在许多单位没有落实到位，究其原因，除财政拨款不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罚款和收费与这些单位、部门，甚至个人的利益挂钩。 4.4对房子、车子和发放“票子”的情况必审。行政事业单位建房子、购车子和发放“票子”的情况在单位和社会上都是敏感问题，其中容易滋生腐败。 4.5对核销的财政票据、税务发票是否真实必审。有些单位钻发票审核不严的空子侵吞国家财产。通过审计监督揭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薄弱，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 5抓审计成果提升，提高审计监督的辐射力 审计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就必须坚持从微观入手，把问题查深查透，从宏观着眼，把审计发现的问题放在国家经济的大环境中去把握。抓住典型、解剖麻雀，进一步加大分析力度，提升审计成果质量。要做到这些，就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5.，深入分析研究，挖掘深层次原因。对审计成果进行深层次挖掘，是摆在每一个审计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审计工作中充满着分析判断，审计人员要切实增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意识，摆脱过去习惯于审计找数据、报告堆数据的简单工作方式。分析问题，要开阔眼界，运用辨证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方法，用发展的、系统的、联系的观点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 5.2把握查出的重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强调分析问题，要把握重点、突出关键。就是要围绕目标，坚持把查处问题与完善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对审计和调查情况的研究分析力度，深刻反映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情况，恰当地予以归纳，综合分析评价，要立足于完善体制，健全监管、规范秩序、提高效益，从宏观上提出有一定高度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切实发挥审计监督为宏观决策服务的职能。 5.3撰写审计报告，有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把研究分析问题贯穿到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审计实施结束后，要专门拿出一定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和分析审计工作发现的问题。要抓住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从标本兼治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管理科学论文:浅谈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 【论文关键词】信息技术　美术课堂　主体发展性　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要与学科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结合，为学科课程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提供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信息技术与其它学科的整合势在必行，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信息技术教育和其他课程的整合，就成为课堂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课题。在美术学科中充分发挥网络及各种多媒体资源的优势，灵活地运用现代媒体开展教学，可大幅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创造力。在美术学科学中引人信息技术并加以整合，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成为美术教学的一项紧迫和必要的课题。 一、信息技术服务美术课堂主体学习任务的现状与背景 教师遵循创造性思维活动逻辑程序，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意识地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问题的设置要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年龄特点，采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整合强调信息技术要服务于课程，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出发点首先应当的是课程，而不是计算机，强调应当设法找出信息技术在哪些地方能增强学习的效果，使学生完成那些用其它方法难以完成的学习任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要与学科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结合，为学科课程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提供平台。把教学过程应设计为学生主动探索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以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和解决间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品质。基于课程整合思想的教学模式要求在教学中为学生安排特定的学科学习任务，因而可以结合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将美术学科中的学习任务设置为相应的问题情境，以激发学生使用信息工具解决具体问题的兴趣。 二、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教学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教学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性地教学和研究的过程，怎样使美术学科的信息化;美术整体教学的最优化;怎样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优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实验和研究。我们探索的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整合的七个优化模式，也会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网络所固有的开放性，为师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术欣赏内容，开拓了学生的视野。知识爆炸这个词语只有在网络上才有最切身的体会，网络所固有的开放性，为师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术欣赏内容，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获得众多的美术知识信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道德素养。借助于网络进行欣赏教学，可以变被动学为主动探究，达到因材择学、因材择教的理想境界。现在我们可以把在网上搜索下载的大量关于本课的相关资料设置为虚拟网站，供学生在虚拟网络环境中自主探究，在小组内进行分工合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成为了教学目标的确定者、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学生课后可在网上课堂继续学习，不仅巩固了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而借助于网络发表学生优秀作品，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提高了教育质量和规模。 三、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师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使抽象、复杂的教学概念变得直观、形象。教师作为多媒体设备的主要操作者，以演示教学内容为出发点进行辅助教学，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美术教学中介人美术软件和自制的课件，将课堂教学媒体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美术软件的出现，方便了教师在教学中迅速表现美术的知识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进行数字教材的编写，寻找有关的美术网站进行查询、访问，为学生提供各类网上美术信息进而丰富美术资源信息库。把平时在网上寻找的有关资料进行类化、细化、转化。以及把学校现有的美术资料，如教学、教材、录像、图片、作品等资料进行整理输人电脑转化为数字信息。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组合，达到直观、形象、生动、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有机地与其他学科联系和交互影响。 四、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课程从单一学科知识的学习向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培养的转变，以信息技术为认知工具、以优化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为目标的新型美术教学模式，对于深化学科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率以及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快信息技术在美术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探讨新型的教学模式将是美术学科课堂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媒体电脑的信息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等，它正好非常适合美术以视觉形象为主要传达方式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需要美术的学习具有较强的互动性，而计算机让我们实现了人与人的互动、人与机器的互动，而且这种互动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计算机还为我们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繁琐的程序，是美术动手制作中手工无法比拟和达到的。以上特性决定了信息化的学习必然由学习主体进行自主选择和探究。 五、结语 信息技术作为最先进的教学媒体，优于任何其他教学媒体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交互性，有了交互性，就能及时地反馈信息，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进行个别化的实时指导，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和谐视界下的高校管理科学化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和谐管理;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高校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宽广度、高难度的复杂化的管理系统，是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持体系与有力保障。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高校管理存在着机制不够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职责划分欠合理、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等不和谐现象。为此，高校在和谐管理理念下不断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着重从管理机制、培训规划、提升服务、规范建设等方面构建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格局。 高校管理，是指“利用科学方法，对学校的一切工作，包括教育、教学、生产、科研、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有计划地、有效率地、有技术地规划、管制、联系、协调，并运用学校的组织、人员、设备、物材和经费做适时、适地、适人、适事的处理，以提高管理效率，发展学校教育教学等各项业务，有效达成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使命”。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管理层次的增加，高校管理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管理队伍参差不齐、管理意识滞后、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己成为当前高校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我国高校管理要想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就必须从管理理念、管理队伍和管理方法上实现科学化的转变。 一、和谐管理理念引领高校管理科学化概述 和谐管理理念主要是指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论思维。这里的“和谐”并不是简单的“相同，一致”的意思，而是把“和”定义为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人”，而“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人”。也就是“谐”考虑的是科学化、物化的东西，它讲究的是比例协调、配合得当、可以科学安排;和更多地是指人的心理反映、心理感受。在高校管理中我们要运用和谐管理理念来指导各项管理工作，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高校各子系统之间协调运行，让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取得明显的成效。 高校管理科学化，从原则上讲，管理机构的设置宜粗不宜细，力求精简;管理人员的配备，宜少不宜多，力求精干机构，既不能多头领导，也不能越级领导;管理人员的能级结构要合理，同一能级的人员不应过于集中。否则，会出现低能级高使用，或高能级低使用。这种情况，不是产生内耗，便是出现能力的浪费。总之，要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选配、内部的分工、职权的划分这四个方面做到科学与合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提高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 二、高校管理存在不和谐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改革的不断拓宽与深人，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对高校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高校管理还存在机制不够完善，机构繁杂、层级过多、权力过大;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不高;高校行政、教学人员职责不明等一系列问题。 (一)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高校管理层级过多，职能部门管理幅度过小，容易形成多头领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效率。在执行某些决议时不够坚持原则性和公平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且不能忽视的事实。 激励机制欠合理。工资、奖金、福利等全是以科研成果的多少为准线，管理人员因为工作的性质，科研方面不可能有很多的成果，因此受到奖励的可能性甚小，而这种单一的经济刺激不仅不具备持久的激发效力，还带来了负面效应。比如管理人员工资福利上往往会实行“大锅饭”做法，工作“好”与“差”、做“多”做“少”都一样。 管理体制官僚化。我国很多大学依然是管理机构，书记校长首先是官员，在管理待遇上，部分直属重点高校定为副部级、公办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公办高职院校定为副厅级。公办院校除极小部分为校长负责制外，其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二)管理人员素质参差，未能真正施展各自的综合月及务能力 高校管理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高校引进人才安置的家属或部队转业等照顾性质的人员，他们一般都不是来自管理、教育等相关专业，学历也不够高，现代的管理意识、理念、业务素质、知识结构等都跟不上学校的发展要求。 由于学校的政策、财政支出往往更倾斜于教学、科研的人才培养，而高校没有给予管理者进修培训足够的关注和保障，因此管理人员自身提高的机会和渠道都受到限制，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难于提高到满意的程度。长此以往，一部分高校管理人员便自暴自弃，在思想上不能正视高校现代化发展，没有大局意识，对待工作缺乏热情，工作责任感不强，不能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素质，因循守旧，继续学习和开拓创新不够，导致工作处于“和尚撞钟，得过且过”、“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消极低效状态。 (三)管理职责划分欠合理，导致学校办学资源的隐性流失 管理制度法制化是现代管理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高校改革由政府主导，由于领导官员的观念陈旧，对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而是把重点集中在教学科研运作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造成管理的规章制度陈旧落后。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规章制度不适应管理的发展需要;干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工作中扯皮、推诿现象时有发生;对管理工作监督重视程度不够，在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失误;学校内管理会议多、文件多、指令多，而真正对教学科研起推动作用的事不太多;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职责不清，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隐性流失，影响高校事业的发展。 (四)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未能真正实现高校管理的终极目标 我国高校的权力结构属于管理权力模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学校贯彻党和政府的意志，但长期以来，却又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学术人员特别是教授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受到忽视，抑制了基层创造性的自我发挥，压抑了高校功能的更好实现。学校领导由政府委任，学校作为法人代表的实质性地位难以确立。高校中的各种利益群体的权力，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有效地实现。管理权力泛化的最终后果是导致教学科研人员积极性差，不能有效地执行工作计划和保证学校目标的实现，同时还造成教学科研人员热衷于管理职务。同时，又由于高校管理长期套用政府管理机制，无形中造成了高校管理人员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给自己的思想定位不正确，行文办事不是从学校基层和广大教职工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方便自己出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薄。很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从官本位思想出发，行文办事不是从基层和对象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方便自己出发，“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以和谐管理理念推进高校管理科学化的路径选择 和谐型的大学要求在高校内部实现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势整合，实现高校的培养目标。鉴于目前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高校就必须寻求新的突破，超脱各种困境，驾驭种种危机，更新管理观念。为此，在和谐管理理念的推进下，必须不断提升高校管理科学化。 (一)健全管理机制，以实现高校管理向纵深方向发展 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的不断深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继续完善高等学校管理制度。 1、实行民主管理。高校实行民主化管理程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民主参与机制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情况。完善民主参与机制的核心就是改革和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高校广大教职工拥有对高校管理和改革的监督权，一切监督权由教职工直接或由代表教职工利益的相关机构间接行使。这样才能淡化“金字塔”式的官僚作风的影响，以及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2、强化人事改革。一是精简机构。根据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学校党政管理机构，明确管理机构基本职能。学校党政管理机构和领导职数控制在上级规定限额内，根据学校实际确定，对各类人员实行定编、定岗、定职责，压缩非教学科研人员，提高人员使用效率。二是改革用人制度，推行全员聘任制。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对学校管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都实行竞聘上岗。打破专业技术职务和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全员聘任。工勤服务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三是改革分配制度，建立以岗位津贴为主要形式的分配激励机制。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以岗定薪，优劳优酬，建立国家工资与校内岗位津贴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待遇应向高层次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四是设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学校设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受理教职工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相关问题的投诉和申诉，维护教职工和用人单位双方的正当权益，保证改革的公正、公平和顺利进行。 3、依法管理行政。当前，必须加强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的研究，加快高等教育立法。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的缺位和粗糙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如教育部2005年出台的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处理和违纪处分标准更加明确清晰。新《规定》对于开除学籍和学生违纪处理程序的规定更加规范。如规定学校作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知、送达等程序义务。学生对处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并规定了实现陈述权和申辩权的具体程序。体现了高校学生管理无救济就无处分的法治思想。 (二)制定培训规划，解决高校管理人才素质及能力的瓶颈 高校管理干部担负着“管理育人”的重任，是管理创新的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对于整个高校的管理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整个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要求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率、具有创新能力的管理干部队伍是提高高校管理质量，办好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根本。因此，高校要十分重视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管理干部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三)树立服务理念，创新高校管理工作的长效运行模式 管理工作的宗旨是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学校、服务社会。所以，第一，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的思想，从思想上重视管理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繁杂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要时刻注意调整心态，提高心理素质，增强抗挫抗压能力，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状态;第二，立足本职，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开拓创新，大胆细心地开展工作，将本职工作最大效率地完成;第三，管理人员要在工作、纪律、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为眼前的利益放弃基本原则，坚持良好作风。第四，在日常工作中要善于总结积累经验，学会运用发散性思维，举一反三，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和业务素质，以便为学校建设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勤政高效”、“政令畅通”的管理机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针对解决该问题而开展的“效能监察”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和重视，尤其在一些企业单位，常常把效能监察与企业的发展和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高校改革的深人，效能监察已成为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高校的效能监察就是监察部门对学校各管理部门在管理活动中的工作效率、质量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监察，从而达到促进监察对象增强责任心和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勤政高效地工作的目的。高校要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开展效能监察的重要意义，通过效能监察督促我们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勤政高效的工作形象，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克服官僚主义和失职读职行为，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政令畅通，顺利发展。 (四)强化改革力度，不断提升高校管理科学化的质量和效率 近些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关系，国务院机构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次重大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促使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将深刻地影响和切实地改变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自然地，这为我国高教管理制度的深人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我们不应再停留在被动的跟进式改革中，而应准确理解这次管理体制改革蕴含的深意，更新高教管理理念，创新高教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 因此，在大部制的启发和示范下，改革高教管理制度，推进高校科学管理，在根本上需要更新高教管理理念，改革高教系统的权力配置，建立服务性的管理组织制度。 1.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教管理的本质是协调高教系统有限的资源投人与高效地实现高教系统总目标的矛盾，即是协调、服务而不是管制、限制。对高教管理的“放权”与“集权”的问题，克拉克曾作过这样的评析:高等教育系统往往“不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和宏观失控而使整个系统陷人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为过分强调秩序和组织的统一而导致权力的垄断，两者必居其一。不过，如果能够选择的话，前者的危害比较小，后者的危害则要大得多”。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要求与这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主动地切实地更新高教管理理念，回到管理越位的边界以内，通过制定宏观规划以及相关法律指导高校的发展，落实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使之走出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提高其社会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改革校内管理组织体系。在大部制改革的契机下，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再停留在机构的精简和管理干部的选用上，而应该从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本质和要求出发，改革校内管理组织体系，重新配置高校的权力体系，提升学术权力地位。在高校内部管理组织体系的重构中，一方面需要根据管理事务的相近相似性进行同类项合并，减少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扩大服务范围，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围绕学术事务运行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管理组织体系。这些方面在海内外的不同高校中有不同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大学的管理组织一般分为9个管理部门，即教务处、学生事务处、总务处、图书馆、网络中心、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研究发展处。目前武汉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大部制”改革，准备将学校的管理框架由本科生综合管理部门、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科学研究综合管理部门、后勤和安全系统等4-6个“大部门”组成。这些都将为我国高校精兵简政、回归学术本位提供改革思路。 3.构建和谐的管理文化。推进高校科学管理，必须一方面改革长期以来管理系统形成的官本位作风，加强和践行“领导就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在制度化管理中增加必要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则需要尊重和提升学术权力，拓宽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渠道，实行教授会，健全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等，使教师在高校办学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得到实现，从而激发教师教学科研和参与有关管理事务的积极性，建构和谐的管理文化，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总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趋势。如何切实推进高校管理科学化，激发办学活力，促进内涵建设，还需要们在今后实际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继续完善高等学校管理制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将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的研究进展 论文关健词：管理科学　管理方法　管理模型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际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管理科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就管理科学的实质而言，它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因为他们都力图抛弃凭经验、凭主观判断来进行营理，而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果。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操作方法、作业研究的范围，而向整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方面扩展，要求进行整体性的管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到管理领域。因此，管理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解决国防需要产生了’.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例如:统计判断、线性规划、排队论、博弈论、统筹法、模拟法、系统分析等。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管理科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 1.兰彻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 W. Lanchester)在1915年就把数学定量分析法应用于军事，发表过关于人力和火力的优势与军事胜利之间的理论关系的文章。 2.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 3.霍勒斯卡文森于20世纪30年代把复杂的数学模型应用干用传统办法难以进行的大量数据处理工作。 管理科学理论的特征 1.以决策为主要的粉眼点，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给定各种决策分析模型。 2.以经济效果标准作为评价管理行为的依据，为此建立诸如量、本、利等模型以讨论行为的结果及变化。 3.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将众多方案中的各种变数或因素加以数量化，利用数学工具建立数量模型研究各变数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一个用数量表示的最优化答案。 4.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某一事务的因素错综复杂，建立模型后，计算任务极为繁重，依靠传统的计算方法获得结果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致使计算结果无法用于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使数学模型应用于企业和组织成为可能。 管理科学理论的内容 1.关于组织的墓本粉法 他们认为组织是由“经济大，组成的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系统，同时又是由物质技术和决策网络组成的系统。 2.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和解决问题的步骤 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应用范围着重在管理程序中的计划和控制这两项职能。解决问题的步骤: (I)提出问题并阐述问题。 (2)建立数学模型。对问题的要素用一组变量的函数来表示，E=F ( XF, YF ) 式中E代表系统的效益(如利润、成本等)，F代表函数关系，XF代表可控制变量，竹代表竞争者所控制的变量。 ①解出模型的答案，从而取得系统的最佳效益的数量值。 ②检查模型及解的实际意义。 ③对所求的解进行控制。 ④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人员必须随时记录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注意模型的目标、假设、省略的东西和限制条件等因素，在一个过程之后，重新复查系统模型，以便改进它，使之更符合实际。 3.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这主要有线性规划、决策树、计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模拟、对策论、概念论、排队论。管理科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描述性模型和规范性模型，其中各自又分成确定性和随机性模型两种。 流行的管理科学模型有: (1)决策理论模型。模型目标是要使制定决策的过程减少艺术成分而增加科学成分。决策理论的集中点在于对所有决策通用的某些组成部分，并提供一个系统结构，以便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分析那种含有多种方案和可能后果的复杂情况。这类模型是规范性的并含有各种随机的变量。 (2)盈亏平衡点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帮助确定一个公司的任何特定产品生产量与成本、销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确定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水平上总收人恰好等于总成本，没有盈亏。这一模型是确定性的描述性模型。 (3)库存模型。这一模型回答库存有多少，什么时候该进货与发货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就必须考虑库存适合生产与销售的需求，又要考虑减少仓储费用，这一模型的可行解便是经济订购批量(EOQ) (4)资源配置模型。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源，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型就是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边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产出、利润最大，或者成本最小。这一模型是规范性的模型，变量是确定性的。 (5)网络模型。两种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网络模型就是PERT(计划评审技术)和CPM(关键路线法)。PERT是计划和控制非重复性的工程项目的一种方法。CPM这种计划和控制技术，则应用于那些有过去的成本数据可查的项目。网络模型是随机性的规范模型。 (6)排队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排队等待领取所需的工具或原料所花费的时间要计人成本。在给顾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顾客们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就会使顾客失去耐心导致顾客一走了之，但如果开设很多服务台或售货柜却很少有人光顾，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因此排队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解。 (7)模拟模型。模拟是指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同的外表和形式，但不是这种真的事物。由于真实事物具有复杂性，以及对其管理作用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得到预计成果，就有必要建立模拟的模型，在此模型上探讨最佳行动方案或政策以便最后能用于实践的操作之中。模拟模型是描述性的，含有各种随机性的变量。 管理科学的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 其次，实际解决问题中存在许多困难。管理人员与管理科学专家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实际的管理人员可能对复杂、精密的数学方法很少理解，无法做出正确评价。而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专家一般又不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提供的方案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难以进行合作。 此外，采用此种方法大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费用和时间。由于人们考虑到费用问题，也使它往往只是用于那些大规模的复杂项目。这一点，也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因此，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所以，要求管理人员要尽快地掌握管理科学，使之与各种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相符合，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高校教务管理科学化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校　教务管理　科学化 论文摘要:高校教务管理是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教务管理迫切需要从改变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管理手段、内容，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推动管理的升学化。从目前看我国高校教务管理存在着课程内容较为单一、教学评价不到位、系统重复建设子问题。相应的要从专业化的教务管理队伍，革新课程内客，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入手推动教务管理科学化。 1.教务管理科学化 教务管理负责的是跟教学有关的一切事务，主要包括学生学籍的建立与管理、教学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课程的设置、师资力量的配备、课表的编排与制定、教材的建设和管理、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等。高效的教务管理能保证学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推动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在社会迅猛发展，对高校的要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教务管理迫切需要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即教务管理要从职责出发，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改变种种不适应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方式、手段、内容，以提高教学管理的实施效果。 2.教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教学课程设置陈旧、单一 制定不同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安排相关教材是教务管理的主要工作，也是目前我国大多数教务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教学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在社会形势、学科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课程设计、安排也应相应地做出调整。然而从目前看，我国有些高校的课程设置数十年如一日，沿袭以往的方式，未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比如现代社会对大学生要求其具有牢固的专业基础外，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创造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并未体现这些要求，仍是以知识点的记忆为教学重点。课程内容安排整体上未跟得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教学计划几年不调整，课程设置落后于市场需求。 2 .2教学评价体系不够科学 每所高校都有自身的教学质量控制和评估体系，以保证本校的教学水平，比如检查教师的教案、试卷、学生作业、随机听课等。但这些评估方式侧重的是上对下的书面检查为主，忽视了两点。一是学生、用人单位、教师的意见反馈，而这三者中，师生是教学的直接参与者，用人单位是教学质量的最直接检验者，因此对教学评估应最具有发言权。目前我国高校教务部门的教学评估基本忽视了这三者，而以自身为主的行政检查式评估为主。二是忽视了动态的教学过程评价。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的主渠道，也是直接展示教学水平的集中时间。相应的教学过程应是教务管理评价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这部分工作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动用到较多的人力，因此很多高校基本将这部分忽略了，教学评价重在书面形式的完整。这种行政式教学评价方式容易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教师疲于应付，起不到评价对教学质量控制所应有的作用。 2.3教学资源共享水平不高 目前高校教务管理信息化已成为了发展趋势，各所高校纷纷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比如网上选课系统、查分系统、登记系统、学籍管理系统等。然而由于教务管理包含多个子系统，有些学校由于经费的关系，在搭建信息化平台时采用的是独立的、分解的系统软件，并未统一设置或者联网，缺乏统一的大平台，无法共享信息，因此导致整个管理平台很繁杂，子目录众多，甚至重复建设，重复工作。 3.推进教务管理科学化措施 3.1成立专业化教务管理队伍 高校教务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其工作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其工作内容不是简单地排课、管理学籍、登记学分，而是朝着信息化、内涵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教务管理需要用科学理念做指导，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推动本校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相应地要有专业化的管理组织作为保证。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教学工作组织，如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课程建设工作委员会、教材建设委员会、教学督导组等教学管理组织，为教务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化的建议。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完全可借助本校已有的师资力量，在不增加人员数量的情况下充实教务管理队伍。 3.2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 教务管理部门负有审核教学单位提供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内容设置方面的职责。审核并非简单地“同意”，而是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考察教学内容的安排是否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将能力要求贯穿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加强学生专业基础训练的同时努力扩大其知识面，比如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打破学科间的界限，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视角。其次要推动教师转变教学思想，改革教学方法，将教师在台上讲授，学生记笔记，考试考笔记的教学方式改变为师生互动，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师加以引导的学习方式。再次，改变理论与实践课课程的分配比例，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积极开展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将课外实践课、活动课纳入到教学活动中，真正让其成为与课堂教学并列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更多亲自动手的能力，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能为学校提供更多的反馈信息，以及时调整课程内容设置。 3 .3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 一方面在高校扩招，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外界对大学教育质量有所怀疑的情形下，高校教务管理部门需要加强教学质量控制工作。另一方面2003年教育部正式开展了五年一期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工作，评估的主要内容即是教学。内外的压力都要求教务管理部门改变以往只重视计划、安排，不重视教学质量控制或者将评估体系停留在简单的书面检查上，要切实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具体方式包括依托师资力量，成立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委员会，成员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兼任，共同研究制定可行的评价体系。其次通过学生评教制度、教学信息员制度、教学督导制、教务处长接待日等制度及时收集各方对教学的反馈意见。再次注重对教学过程的监控和管理，这种监管不是以“警察抓小偷”的方式进行，而是要以人本的方式及时地发现，向教师反馈教学中的问题，以推动教师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发展，提升教学水平。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才会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4.结语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务管理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并非简单地行政工作。高校应改革教务管理工作中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现象，推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唯有如此，才能积极地加快教学改革的步伐和课程建设力度，在科学化教学管理中提高本校的综合竞争力。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比较研究——基于国内五种期刊引证数据库的引证数据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期刊　影响因子　评价 论文摘要:通过对国内5种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特性的比较分析，并用其影响因子进行了部分管理科学期刊的排序比较，发现管理科学期刊排序出现了较大的错位现象，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量多少和学科范围不同。 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是科技期刊发展和生存的关键，因此关于科技期刊的质量评价成为科技工作者和期刊研究人员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国内几个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成熟，它们各自推出了学术期刊的引证指标，当然也包括管理科学期刊。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各数据库推出的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各数据库推出的期刊引证指标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优缺点。 一、五种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 随着国际性大型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全文文献数据库的推出，比较和评价国家、研究机构、团体以及个人宏观与微观研究绩效等工作不断发展。随着大型文献数据库引文数据积累成熟，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量化评价指标统计开始兴盛起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最早研制并了JCR (ISI期刊引证报告)，使其迅速成为权威性的世界期刊评价工具。而国际性的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对分析中国科学研究状况缺乏普遍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国家级科研机构开始推出自己的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由于JCR收录中国的科学期刊量少，不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国数以万计的中文期刊的引文指标，国内各大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也开始推出各自的反映国内科技期刊引证指标的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始建于1989年，1990年首次对1227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影响因子在内的7项文献计量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正式对外了统计分析结果;1994年开始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引文统计分析工作，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1997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设立了多项期刊评价指标，主要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平均引文率、即年指标、期刊被引用半衰期。除了期刊基本引证指标外，该数据库还独创性地开展了一些期刊特性指标统计分析工作，如扩散因子、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他引总引比、国际论文比、平均作者数和引用刊数。该数据库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只收录了10种管理科学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始建于1989年，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核心库有期刊600多种，扩展库期刊有300多种。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期刊引证指标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2005年开始单独印刷出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主要指标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基本相同。该数据库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核心库收录23种管理科学期刊②。 1989年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原中国科学院西南信息中心)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CQVIP)，收录期刊2000余种。2000年正式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收录了1990年至今公开出版的科技类期刊5000多种，其中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核心期刊1500余种。2005年1月起，《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增加收录文、史、哲、法等学科分类的文章、期刊，形成社会科学专辑，目前收录中文期刊12000余种。2004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可以通过网络版浏览。期刊评价报告分为即年指标评价和期刊综合统计两部分。该数据库没有专门的管理科学期刊分类，管理科学期刊包含在经济管理类目下。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始建于1998年，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1998年来源期刊4%种，1999年来源期刊506种，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来源期刊均为419种，2004年、2005年来源期刊均为461种。1998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中，主要有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当年被引指数。学科分类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 《中国学术期刊》( CNKI)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收录国内6000余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科期刊。2002年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试刊版，它是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其中学术性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加工处理，经统计分析后编制的一部综合性跨学科大型科学文献计量年报。除基本的期刊引证指标外，还开创了一些期刊网络传播指标，如下载频次、浏览量、访问量，h指数等等。该数据库学科分类没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但几乎所有的管理类重要期刊都有引证指标。五种期刊引证数据库的特性列于表1中。 二、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评价比较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及其应用，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从世界范围看，管理科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单独把“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从此开始，管理科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才真正纳人到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轨道中去。1996年对管理科学发展进行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以及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这也意味着管理科学地位为社会与科学技术界承认。 然而，与其它学科相比，管理科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反映在期刊上，管理科学缺少其独有的管理科学专业特点的管理科学期刊群。我国的管理科学期刊大多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管理科学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专业的学术期刊少之又少。在20多年的发展中管理科学学科地位逐渐确定，管理科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部分学术期刊慢慢向管理科学专业靠拢，成为展示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阵地。但由于管理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成果分布比较广泛，管理学与经济学、工学和数学期刊论文融合在一起。管理学科的专业期刊看上去又不是那么专业，迄今尚未形成在本学科得到共识的核心期刊群，甚至对于相对重要的期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认识①。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献数据库都将管理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范围，各自选出了一些管理学期刊。CSSCI数据库收录管理学期刊26种，CSTPCD收录管理学类期刊10种，CSCD收录管理学类期刊22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遴选和认定的重要期刊20种。CNKI和CQVIP数据库没有专门的管理学期刊分类。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学科期刊，以CSSCI数据库收录的管理学期刊24种(由于《经济管理》和《未来与发展》部分年份的影响因子缺失，故略去)纳人比较的范围。 由于每年的CSSCI收录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未公布，本文分为两类排序比较，一类是CNKI与CSSCI收录期刊2001 ～ 2004年5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另一类是各数据库2004年影响因子排序比较。表2给出排序结果。 从表中可以发现: （1）CNKI与CSSCIS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看，24种期刊排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中国科技论坛》、《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和《管理现代化》。排序完全一致的有4种期刊。 (2) 2004年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也不同。整体上，CNKI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QVIP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STPCD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 CSCD的期刊影响因子。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CNKI与CQVIP相比较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9种，分别为《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软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学管理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科学学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和《中国软科学》。 为什么同一种管理科学期刊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可以从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式找到原因。决定期刊影响因子的最主要因素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其次是该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而决定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的最主要因素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范围和期刊种类的多少。而管理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涉及的期刊范围是相当大的，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1997一1999年对批准资助的443项项目的统计，发表的3320篇论文分布在901种国内外期刊中，19%的在1%种大学学报上①。而且管理科学文献涉及的学科跨度大，特别是经济学、应用数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正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多少，影响了管理科学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这一重要数值，如2004年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全和期刊种类多的CNKI普遍大于其它类文献数据库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收录期刊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且收录期刊较少的 CSCD, CSTPCD期刊影响因子小，并且期刊排序较无序。 而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表面看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值，但由于各期刊有正刊，还有增刊、专辑、专刊和特刊，同时期刊栏目有学术论文、研究简报、学术动态、书评和领导讲话等等。期刊来源文献量多少也严重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但各大文献引证数据库在确定这一数值时，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比如，本文发现造成《中国行政管理》影响因子排序错位最多的原因在于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这一数值，CNKI和CQVIP两个文献数据库在计算2004年该刊影响因子时，对该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这一数值存在较大出人。由于该刊的文献规范性稍差，对于是否属于学术论文存在分歧，才造成了总数这一数值的出人。 三、结论 5种文献数据库都收录了管理科学期刊，并且都编制了其相应的期刊引证指标。但评价期刊影响力的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却出现了较大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的多少，其次是来源文献收录量的确定。 目前利用5种文献数据库期刊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影响力，都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CSCD, CSTPCD收录的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过少，收录学科偏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CSSCI收录的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虽然较多，但只局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三个文献数据库不能充分体现管理科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及管理科学文献的广泛性。近年CQVIP文献数据库在逐渐扩充学科范围，增加文、史、哲、法等学科，但其收录的期刊过于宽泛，非核心期刊过多，同时期刊引证指标编制开发较晚，还不够成熟。CNKI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都较合适，但在来源文献收录量上过于宽泛。 单独利用某一年份的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也可能存在问题，随着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实力的提高，不断有管理科学期刊扩版增页。由于期刊当年发文量激增，但被引量不会大幅变化，因而会降低当年的期刊影响因子。同时由于国内的期刊引证指标开发较晚，统计数据的稳定性不够，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合理的评价应尽可能是取多年影响因子平均排序。 在编制期刊引证指标的过程中，应开发新的反映期刊影响力的指标，如他引影响因子，但有些期刊为了提高他引影响因子，要求论文作者大量引用该刊论文，这失去了期刊评价的意义，不宜提倡。 管理科学论文: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比较研究——浅论国内学术期刊引证数据 论文摘要：通过对国内5种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特性比较分析，并用其影响因子进行了部分管理科学期刊的排序比较，发现管理科学期刊排序出现了较大的错位现象，并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主要是由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量多少和学科范围不同而产生的。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 l前言 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是科技期刊发展和生存的关键，因此关于科技期刊的质量评价成为科技工作者和期刊研究人员的重要研究课题。学术期刊评价可以衡量科研机构和学者的贡献，能够为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人事决策提供依据，指导图书馆正确订购期刊，方便科研人员获取资料。 管理科学学术期刊的评价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研究对象。Franke等人根据ISI从1977年到198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引文报告》，统计了l7种战略管理科学期刊每年的当前文献影响(Currentarticleimpact)、累积期刊影响(Cumulativejoumalinlfuence)，计算出它们的排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为了完善其基金项目成果评估，开展了我国管理科学重要期刊的遴选及其认定工作。采用了以专家咨询调查的定性方法为主，文献分析的定量方法为辅的过程遴选出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期刊。 随着国内几个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成熟，各自推出了学术期刊的引证指标，当然也包括管理科学。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各数据库推出的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各数据库推出的期刊引证指标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优缺点。 2期刊评价方法 对学术期刊评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专家调查法、引文分析法。 专家调查法作为一种主观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受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如调查对象会给曾发表过他们文章的出版物以更多的正面评价，并且将期刊的高质量归因于更低的论文接受率，某些调查对象只熟悉自己感兴趣领域的期刊。显然，专家调查方法中的个人认知偏差无法用调查设计来克服。因此，这种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比较少使用了。 自从美国情报学家GarifeldEugene(尤金·加菲尔德)利用引文索引方法创建一系列引文索引工具以来，学术期刊的评价和分级定量化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ISI期刊引证报告(JCR)的推出，期刊评价方法有了重要的改进，在评价内容上转向以期刊学术质量为主。由于学术质量的难于量化评价，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是评价科技期刊的两个重要评价指标。引文分析方法比专家调查方法更加客观，因此，引文分析方法成为当前评价学术期刊的主流方法。影响因子(ImpactFactor)这一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是E．加菲尔德1972年提出的，是对一篇文献或文献集合获得客观响应，反映其重要性的宏观度量。定义：期刊前2年的被引次数占前2年论文总量的比例(相对数量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期刊被引频次(CitedNumberofJourna1)可测度期刊自创刊以来的学术影响力，是从信息反馈的角度评价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该项指标从历史的角度，用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直接反映了期刊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定义：自期刊创刊以来全部论文在某一年被引用的总次数(绝对数量指标)。 3国内5种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 随着国际性大型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全文文献数据库的推出，比较和评价国家、研究机构、团体以及个人宏观与微观研究绩效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随着大型文献数据库引文数据积累成熟，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量化评价指标统计开始兴盛起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最早研制并了JCR，使其迅速成为权威性的世界期刊评价工具。 而国际性的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对分析中国科学研究状况缺乏普遍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国家级科研机构开始推出自己的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由于JCR收录中国的科学期刊量少，不能从整体上了解中国数以万计的中文期刊的引文指标，国内各大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开始推出自己的反映国内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始建于1989年，1990年首次对1227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影响因子在内的7项文献计量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正式对外了统计分析结果；1994年开始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引文统计分析工作，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1997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设立了多项期刊评价指标，主要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平均引文率、即年指标、期刊被引用半衰期，除了期刊基本引证指标外，有独创性开展了一些期刊特性指标，如扩散因子、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他引总引比、国际论文比、平均作者数和引用刊数。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收录l0种管理科学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始建于1989年，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核心库期刊600多种，扩展库期刊300多种。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期刊引证指标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2005年开始单独印刷出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主要指标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基本相同。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核心库23种管理科学期刊。 1989年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原中国科学院西南信息中心)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CQVIP)，收录期刊2000余种。2000年正式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收录了1990年至今公开出版的科技类期刊5000多种，其中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核心期刊1500余种。2005年1月起，《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增加收录文、史、哲、法等学科分类的文章、期刊，形成社会科学专辑，目前收录中文期刊12000余种，2004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可以通过网络版浏览。期刊评价报告分为即年指标评价和期刊综合统计两部分。没有专门的管理科学期刊分类，包含在经济管理类目下。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始建于1998年，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1998年来源期刊496种，1999年来源期刊506种，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来源期刊均为419种，2004、2005年来源期刊均为461种，1998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一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中，主要有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当年被引指数。学科分类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 《中国学术期刊》(CNKI)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收录国内6000余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科期刊。2002年出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试刊版，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其中学术性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加工处理，经统计分析后编制的一部综合性跨学科大型科学文献计量年报。除基本的期刊引证指标外，还开创了一些期刊网络传播指标，如下载频次、浏览量、访问量，h指数等等。学科分类没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但几乎所有的管理类重要期刊都有引证指标。5种期刊引证数据库的特性列于表1中。 4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评价比较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从世界范围看，管理科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单独把“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从此开始，管理科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才真正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轨道中去。1996年对管理科学发展进行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以及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这也意味着管理科学地位为社会与科学技术界承认的标志。 然而，与其它学科相比，管理科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反映在期刊上，管理科学缺少自己独有管理科学专业特点的管理科学期刊群，我国的管理科学期刊大多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管理科学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专业的学术期刊少之又少。在20多年的发展中管理科学学科地位逐渐确定，管理科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部分学术期刊慢慢向管理科学专业靠拢，成为展示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阵地。但由于管理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成果分布比较广泛，与经济学、工学和数学期刊论文相融合在一起。管理学科的专业期刊看上去又不是那么专业。迄今尚未形成在本学科得到共识的核心期刊群，甚至对于相对重要的期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认识。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献数据库都将管理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范围，各自选出了自己的多少不一管理学期刊。CSSCI数据库收录管理学期刊26种，CSTPCD管理学类期刊l0种，CSCD管理学类期刊22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遴选和认定的重要期刊20种。CNKI和CQVIP数据库没有专门的管理学期刊分类。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学科期刊，以CSSCI数据库收录管理学期刊24种(由于《经济管理》和《未来与发展》部分年份的影响因子缺失，故略去)纳入我们比较的范围。 由于每年CSSCI收录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未公布，我们分为两类排序比较，一类是CNKI与CSSCI收录期刊2001-2004年5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另一类是各数据库2004年影响因子排序比较。表2给出排序结果。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1)CNKI与CSSCI5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看，24种期刊排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中国科技论坛》、《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和《管理现代化》。排序完全一致的有4种期刊。 (2)2004年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也不同，整体上，CNKI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QViP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STPCD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SCD的期刊影响因子。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CNKI与CQVIP相比较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9种，分别为《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软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学管理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科学学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和《中国软科学》。 为什么同一种管理科学期刊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式找到原因。决定期刊影响因子的最主要因素是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其次是该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而决定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的最主要因素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范围和期刊种类的多少。而管理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涉及的期刊范围是相当大的，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1997-1999年批准资助443项面上项目统计，发表的3320篇论文分布在901种国内外期刊中，19％的在196种大学学报上。而且管理科学文献涉及的学科跨度大，特别是经济学、应用数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正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多少，影响了管理科学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这一重要数值，如2004年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全和期刊种类多的CNKI的普遍大于其它类文献数据库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收录期刊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且收录期刊较少的CSCD、CSTPCD期刊影响因子小，并且期刊排序较无序。 而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看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值，但由于各期刊有正刊，还有增刊、专辑、专刊和特刊，同时期刊栏目有学术论文、研究简报、学术动态、书评和领导讲话等等。期刊来源文献量多少也严重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但各大文献引证数据库在确定这一数值时，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我们发现造成《中国行政管理》影响因子排序错位最多的原因在于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这一数值，CNKI和CQVlP两文献数据库在计算2004年该刊影响因子时，对该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这一数值存在较大出入。由于该刊的文献规范性稍差，对于是否属于学术论文存在分歧，才造成了总数这一数值的出入。 5结论 5种文献数据库都有管理科学期刊被收录，并且都编制了其相应的期刊引证指标。但评价期刊影响力的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却出现了较大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多少，其次是来源文献收录量的确定。 目前利用5种文献数据库期刊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影响力，都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CSCD、CSTPCD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过少，收录学科偏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CSSCI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较多，但只局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三个文献数据库不能体现管理科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及管理科学文献的广泛性。近年CQVIP文献数据库在逐渐扩充学科范围，增加文、史、哲、法等学科，但其收录的期刊过于宽泛，非核心期刊过多，同时期刊引证指标编制开发较晚，还不够成熟。CNKI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都较合适，但在来源文献收录量上过于宽泛。 单独利用某一年份的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也可能存在问题，随着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实力的提高，不断有管理科学期刊扩版增页。由于期刊当年发文量激增，但被引量不会大幅变化，会降低当年的期刊影响因子。同时由于国内的期刊引证指标开发较晚，统计数据的稳定性不够，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时有发生。合理的评价应尽可能是取多年影响因子平均排序。 在编制期刊引证指标的过程中．应开发新的反映期刊影响力指标，如他引影响因子，有些期刊为提高引影响因子，要求论文作者大量引用该刊论文，这失去了期刊评价的意义。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的研究进展 论文关健词：管理科学　管理方法　管理模型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际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管理科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就管理科学的实质而言，它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因为他们都力图抛弃凭经验、凭主观判断来进行营理，而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果。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操作方法、作业研究的范围，而向整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方面扩展，要求进行整体性的管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到管理领域。因此，管理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解决国防需要产生了’.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例如:统计判断、线性规划、排队论、博弈论、统筹法、模拟法、系统分析等。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管理科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 1.兰彻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 w. lanchester)在1915年就把数学定量分析法应用于军事，发表过关于人力和火力的优势与军事胜利之间的理论关系的文章。 2.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 3.霍勒斯卡文森于20世纪30年代把复杂的数学模型应用干用传统办法难以进行的大量数据处理工作。 管理科学理论的特征 1.以决策为主要的粉眼点，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给定各种决策分析模型。 2.以经济效果标准作为评价管理行为的依据，为此建立诸如量、本、利等模型以讨论行为的结果及变化。 3.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将众多方案中的各种变数或因素加以数量化，利用数学工具建立数量模型研究各变数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一个用数量表示的最优化答案。 4.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某一事务的因素错综复杂，建立模型后，计算任务极为繁重，依靠传统的计算方法获得结果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致使计算结果无法用于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使数学模型应用于企业和组织成为可能。 管理科学理论的内容 1.关于组织的墓本粉法 他们认为组织是由“经济大，组成的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系统，同时又是由物质技术和决策网络组成的系统。 2.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和解决问题的步骤 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应用范围着重在管理程序中的计划和控制这两项职能。解决问题的步骤: (i)提出问题并阐述问题。 (2)建立数学模型。对问题的要素用一组变量的函数来表示，e=f ( xf, yf ) 式中e代表系统的效益(如利润、成本等)，f代表函数关系，xf代表可控制变量，竹代表竞争者所控制的变量。 ①解出模型的答案，从而取得系统的最佳效益的数量值。 ②检查模型及解的实际意义。 ③对所求的解进行控制。 ④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人员必须随时记录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注意模型的目标、假设、省略的东西和限制条件等因素，在一个过程之后，重新复查系统模型，以便改进它，使之更符合实际。 3.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这主要有线性规划、决策树、计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模拟、对策论、概念论、排队论。管理科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描述性模型和规范性模型，其中各自又分成确定性和随机性模型两种。 流行的管理科学模型有: (1)决策理论模型。模型目标是要使制定决策的过程减少艺术成分而增加科学成分。决策理论的集中点在于对所有决策通用的某些组成部分，并提供一个系统结构，以便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分析那种含有多种方案和可能后果的复杂情况。这类模型是规范性的并含有各种随机的变量。 (2)盈亏平衡点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帮助确定一个公司的任何特定产品生产量与成本、销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确定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水平上总收人恰好等于总成本，没有盈亏。这一模型是确定性的描述性模型。 (3)库存模型。这一模型回答库存有多少，什么时候该进货与发货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就必须考虑库存适合生产与销售的需求，又要考虑减少仓储费用，这一模型的可行解便是经济订购批量(eoq) (4)资源配置模型。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源，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型就是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边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产出、利润最大，或者成本最小。这一模型是规范性的模型，变量是确定性的。 (5)网络模型。两种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网络模型就是pert(计划评审技术)和cpm(关键路线法)。pert是计划和控制非重复性的工程项目的一种方法。cpm这种计划和控制技术，则应用于那些有过去的成本数据可查的项目。网络模型是随机性的规范模型。 (6)排队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排队等待领取所需的工具或原料所花费的时间要计人成本。在给顾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顾客们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就会使顾客失去耐心导致顾客一走了之，但如果开设很多服务台或售货柜却很少有人光顾，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因此排队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解。 (7)模拟模型。模拟是指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同的外表和形式，但不是这种真的事物。由于真实事物具有复杂性，以及对其管理作用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得到预计成果，就有必要建立模拟的模型，在此模型上探讨最佳行动方案或政策以便最后能用于实践的操作之中。模拟模型是描述性的，含有各种随机性的变量。 管理科学的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 其次，实际解决问题中存在许多困难。管理人员与管理科学专家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实际的管理人员可能对复杂、精密的数学方法很少理解，无法做出正确评价。而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专家一般又不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提供的方案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难以进行合作。 此外，采用此种方法大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费用和时间。由于人们考虑到费用问题，也使它往往只是用于那些大规模的复杂项目。这一点，也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因此，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所以，要求管理人员要尽快地掌握管理科学，使之与各种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相符合，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对现代高校管理的启示 论文摘要：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在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时代正确认识我国高校管理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开拓创新，实现高等教育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管理理论；高校管理；队伍建设 一、我国高校管理工作的现实状况 高校管理队伍是一座联接着高校教学、科研丁作的立交桥，肩负着高校各个工作环节程序化、科学化、人本化运作的重任。我国高校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但是，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相比于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管理队伍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不能协调发展，管理的滞后成了制约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管工作缺乏创新意识。管理工作沿用传统的经验式管理方法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在高校整体工作架构中，各级管理人员扮演着”传声筒”的被动脚色，缺乏参与式管理和研究型管理的主体意识。 2．管理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和削弱管理队伍的培养，管理工作处于高校的从属地位。特别是院系一级的管理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难如人愿，缺乏科学的管理规范和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地位的从属性造成了管理者责任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缺失。 3省理队伍专业知识偏低。南于高校决策层观念陈旧，对管理缺乏科学的认识，管理人员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肯定，从属心理严重地挫伤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长此以往，造成了管理岗位人员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创新意识不强的现状。凡此种种弊端，严重影响着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制约着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许多高校院系中层管理队伍中，提拔了一批年轻的高学历人才到管理岗位上，这些专业人才虽然具备专业知识，但既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管能力，更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提拔到管理岗位后，自恃学历高，霸气十足，专断偏激，仅凭一技之就想操控一切，严重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使工作陷入被动。 二、管理学思想对高校管理工作的启示 1．以人为本。将人才资源开发作为高校管理的永恒主题。高校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科学进步的摇篮，高校更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有学者甚至将高校形象地比喻为”人文精神荟萃，科学精神勃发”的”精神殿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场”。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管理队伍的建设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就很难汇聚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正视我国高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克服传统守旧的经验式管理弊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思想，结合我国高校管理的实际，创新高校管理理论，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丰十会化、同际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和谐发展，促进师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已在各高校中引起_广足够的重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相关激励措施纷纷台，许多高校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津贴、福利待遇。高校因此汇聚了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各类专业人才，如何发挥人才专长，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营造宽松、和谐、舒畅的生活环境，创造求实、创新、进取的_丁作氛罔，构建自由、独立、协作、均衡发展的人文环境，无疑是高校管理工作中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主旨。 3．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管理队伍是高校发展进步的保障。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必须理性地认识高校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开拓创新，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树立现代科学管理意识，主动出击，应对挑战，实现高校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任人唯贤，重视中层管理队伍的选拔。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教学科研工作的成败。管理者必须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相比之下，专业知识倒在其次。其次，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严把管理干部用人关。现代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一所高校是否具有活力，取决于该校管理者能否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因此，一定要遵循管理干部”四化”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懂得高等教育规律，熟悉高校工作特点，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具备管理经验、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管理队伍。最后，重心下移，强化中层管理队伍，创建一流管理。传统的高校管理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校级管理部门人才集中，实力雄厚，而作为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管理队伍人才缺乏，特别是在院系结构调整和学生扩招以后，许多高校的二级学院在办学规模、学生数量、师资队伍等许多方面都成倍扩大和增加，教务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管理职能部门不健全，管理人员紧缺，工作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校级管理部门机构重叠，人满为患，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制约了一线教学单位管理职能的提高和效能发挥。高校决策层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以此建设一支人际关系和谐、知识能力互补、工作热情饱满、群体效能较高的管理队伍。 4．完善管理机制。营造人文环境，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管理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管理人员要在流动中求稳定、求发展。高校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高校管理是一个从“人化”到“人格化”的教育过程，管理人员身处其中，良好的人文环境是激发管理者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上级领导的人文化关怀是培养管理者团队精神的重要条件，团结协作、创新求实的人文环境、公平竞争、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便利的生活环境是各项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要使管理人员意识到，只要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同样可以和教学岗位的教师一样，职务、职称得到晋升，待遇得到提高，管理人员就有了归属感，工作的热情、激情、创造力等潜能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总之，对管理人员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热情关心，增强管理岗位的吸引力，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把具有管理知识、管理能力、管理经验、管理激情的人员吸引到管理队伍中来，增强管理队伍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综上，面对目前高校管理的现实问题，结合管理理论科学知识，创建符合学校、社会、国家需要的管理队伍，是当前也是今后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所在。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对现代高校管理的启示 论文摘要：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在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时代正确认识我国高校管理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开拓创新，实现高等教育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管理理论；高校管理；队伍建设 一、我国高校管理工作的现实状况 高校管理队伍是一座联接着高校教学、科研丁作的立交桥，肩负着高校各个工作环节程序化、科学化、人本化运作的重任。我国高校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但是，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相比于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管理队伍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不能协调发展，管理的滞后成了制约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管工作缺乏创新意识。管理工作沿用传统的经验式管理方法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在高校整体工作架构中，各级管理人员扮演着”传声筒”的被动脚色，缺乏参与式管理和研究型管理的主体意识。 2．管理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和削弱管理队伍的培养，管理工作处于高校的从属地位。特别是院系一级的管理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难如人愿，缺乏科学的管理规范和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地位的从属性造成了管理者责任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缺失。 3省理队伍专业知识偏低。南于高校决策层观念陈旧，对管理缺乏科学的认识，管理人员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肯定，从属心理严重地挫伤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长此以往，造成了管理岗位人员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创新意识不强的现状。凡此种种弊端，严重影响着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制约着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许多高校院系中层管理队伍中，提拔了一批年轻的高学历人才到管理岗位上，这些专业人才虽然具备专业知识，但既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管能力，更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提拔到管理岗位后，自恃学历高，霸气十足，专断偏激，仅凭一技之就想操控一切，严重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使工作陷入被动。 二、管理学思想对高校管理工作的启示 1．以人为本。将人才资源开发作为高校管理的永恒主题。高校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科学进步的摇篮，高校更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有学者甚至将高校形象地比喻为”人文精神荟萃，科学精神勃发”的”精神殿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场”。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管理队伍的建设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就很难汇聚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正视我国高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克服传统守旧的经验式管理弊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思想，结合我国高校管理的实际，创新高校管理理论，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丰十会化、同际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和谐发展，促进师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已在各高校中引起_广足够的重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相关激励措施纷纷台，许多高校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津贴、福利待遇。高校因此汇聚了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各类专业人才，如何发挥人才专长，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营造宽松、和谐、舒畅的生活环境，创造求实、创新、进取的_丁作氛罔，构建自由、独立、协作、均衡发展的人文环境，无疑是高校管理工作中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主旨。 3．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管理队伍是高校发展进步的保障。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必须理性地认识高校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开拓创新，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树立现代科学管理意识，主动出击，应对挑战，实现高校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任人唯贤，重视中层管理队伍的选拔。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教学科研工作的成败。管理者必须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相比之下，专业知识倒在其次。其次，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严把管理干部用人关。现代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一所高校是否具有活力，取决于该校管理者能否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因此，一定要遵循管理干部”四化”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懂得高等教育规律，熟悉高校工作特点，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具备管理经验、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管理队伍。最后，重心下移，强化中层管理队伍，创建一流管理。传统的高校管理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校级管理部门人才集中，实力雄厚，而作为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管理队伍人才缺乏，特别是在院系结构调整和学生扩招以后，许多高校的二级学院在办学规模、学生数量、师资队伍等许多方面都成倍扩大和增加，教务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管理职能部门不健全，管理人员紧缺，工作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校级管理部门机构重叠，人满为患，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制约了一线教学单位管理职能的提高和效能发挥。高校决策层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以此建设一支人际关系和谐、知识能力互补、工作热情饱满、群体效能较高的管理队伍。 4．完善管理机制。营造人文环境，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管理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管理人员要在流动中求稳定、求发展。高校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高校管理是一个从“人化”到“人格化”的教育过程，管理人员身处其中，良好的人文环境是激发管理者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上级领导的人文化关怀是培养管理者团队精神的重要条件，团结协作、创新求实的人文环境、公平竞争、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便利的生活环境是各项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要使管理人员意识到，只要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同样可以和教学岗位的教师一样，职务、职称得到晋升，待遇得到提高，管理人员就有了归属感，工作的热情、激情、创造力等潜能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总之，对管理人员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热情关心，增强管理岗位的吸引力，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把具有管理知识、管理能力、管理经验、管理激情的人员吸引到管理队伍中来，增强管理队伍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综上，面对目前高校管理的现实问题，结合管理理论科学知识，创建符合学校、社会、国家需要的管理队伍，是当前也是今后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所在。

社会统计学论文:试论统计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 【文章摘要】 统计学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得到广泛地运用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手段。统计学与社会经济存在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分析统计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将统计学更好地运用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关键词】 统计学； 社会经济； 关系 1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为收集经济数据提供必要的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数量模型，开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经济数据。经济统计学给出了各种经济统计指标的科学定义和计算口径，给出了具体收集各种指标的方法和途径。离开了统计学的支撑，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经济数据。 1.2 为总结和提炼客观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动规律提供方法 社会经济的个别现象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过统计的大量观察法，才能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总结出现象变动的数量特征。微观经济学中著名的恩格尔曲线（Engel’s curve）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就是通过统计观察发现数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论基础 任何经济理论都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较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实。因此需要人们利用经济数据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能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种分析被称为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所获得的新知识常常为实质性学科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例如消费函数。 2 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美国著名统计学家Tukey1962年发表了题为“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长篇文章，论及对数理统计研究的评价标准。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直接作用。是否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或者将一些统计方法组合应用于新的领域。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间接作用。虽然未发明新的统计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如费歇在1921年发表的题为《理论统计学的数学基础》和1925年发表的题为《点估计理论》的文章，虽则并末提出新的统计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主导了以后许多年的数理统计学的研究思路影响延续至今。成果的数学水平。解决或推进有统计学背景的数学问题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 对于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来说，衡量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也可以有类似的三个标准： 第一，经济学标准。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新的经济规律，或者是很好地论证和说明了某种经济现象发展的趋势和数量变动规律。 第二，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经济指标及其核算方法、发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将产生于其他领域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或者是巧妙地结合运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间接作用。虽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关于大统计学科的讨论等等，经济统计领域大国民核算体系的提出等等也属于类似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数理统计学界，采用发展纯数学的方法去发展统计学，特别是在成果评价方面，重理论轻实用。这种“政策导向”使许多数理统计学者对实用问题不感兴趣。研究内容流于空疏，无补于实际。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界没有很好地将现代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去得到一些非统计专业的经济学者难以得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分析结论。因此，难于获得社会的支持。使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无法形成。相当一部分经济统计学论文的统计特色不够鲜明，不会江统计学深入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个别论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论述或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很少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应用。 3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正确运用 3.1 坚持统计学的正确方向 对社会经济进行研究时，需要应用通用的统计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结合有关经济理论，建立和完善以有关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特定的统计方法。因此，搞经济统计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而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要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将研究适合经济领域特有的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发挥经济统计学的作用。 3.2 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数学公式 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我们在对社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时，不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注意问题的实质和方法的适用条件，片面追求复杂的方法和复杂的模型。我们应该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 3.3 重视社会经济思想的运用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经济思想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 社会统计学论文:民族地区微型金融机构社会扶贫功能的统计学分析 摘 要：本文对恩施州从农信社获得过贷款的农户进行了实地调研，并结合从当地农信社获得的数据，利用SPSS17.0分析软件，从覆盖力的视角对恩施州农信社的社会扶贫功能进行了全方位的统计描述。研究发现：以农信社为首的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扶贫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微型金融机构已出现偏离其“社会扶贫”功能的趋势，而且，金融服务落后和金融产品单一是制约微型金融机构社会扶贫功能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微型金融；社会扶贫；覆盖力；平均贷款规模 作为一种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安排，理论上，微型金融的出现可以打破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瓶颈，并实现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然而，在落后的经济面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等条件制约下，特别是当商业化成为一种既定的演进趋势时，民族地区的微型金融是否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扶贫功能，从而显著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改善贫困人群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本文试图通过对恩施州土家苗族自治州的调研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下辖恩施、利川两市和建始、巴东、宣恩、咸丰、来风、鹤峰6县，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全州8个县市都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内的贫困县。此次调研主要集中在恩施、利川和巴东等3个县市共5个乡镇进行。调研方式主要是发放调查问卷、走访贷款农户以及与当地信用社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另外，我们还得到当地农信社的支持，获得部分数据。由于农信社在恩施州提供的微型金融服务中占绝对优势，因此，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是从农信社获得过贷款的农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15份，回收问卷202份，实际有效问卷198份。利用SPSS17.0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虽然微型金融的社会扶贫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微型金融已出现偏离其“社会扶贫”功能的趋势。金融服务落后和金融产品单一是制约微型金融社会扶贫功能的主要因素。 一、文献综述 “社会扶贫”是微型金融得以兴起的最大动力。霍赛恩（Hossain，1988）、雷曼尼（Remenyi，1991）、奥特罗和赖恩（Otero和Rhyne，1994）、霍尔库姆（Holcombe，1995）、汉得克（Khandker，1998）和沙玛（Sharma，2002）等学者认为：微型金融的小组贷款和动态激励两大机制的设置，能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穷人缺乏合规的抵押担保所带来的风险，从而能增加穷人的贷款机会并改善其福利；微型金融提供的基础教育、健康、保健、疾病预防和环境保护等相关信息，也能大大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福利。此外，贾宾（Mahjabeen，2008）对孟加拉的研究还表明，微型金融在使穷人的消费、收入以及福利都有较大程度提高的同时，还使贫困地区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得到降低。 那么，如何衡量微型金融的这种社会扶贫功能呢？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微型金融的社会扶贫功能最终体现在覆盖力（Outreach）上。而在衡量微型金融的覆盖力方面，分别有覆盖深度（客户的贫困状况）、覆盖广度（客户中穷人的数量）、覆盖质量（客户对机构、产品及信贷员的满意度）和覆盖范围（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等指标（见表1）。 其中，平均贷款规模是现有文献中衡量微型金融社会扶贫功能最常用的指标。平均贷款规模增加则表示其偏离了社会扶贫功能的使命（巴特和唐，2001；施赖纳，2002；卡尔等，2007），但平均贷款规模并不能很好地区分贷款规模的分布（赖恩，1998）；并且，即使微型金融的贷款规模增加，微型金融也仍可扩大对穷人的覆盖（坎皮恩和怀特，1999）。因此，单一的平均贷款规模指标并不能很好地衡量微型金融的社会扶贫功能。基于此，本文围绕贷款农户首次获得贷款时的收入、首次获得贷款的额度、对贷款利率的评价以及对贷款过程的评价等13个问题展开调研，以期能从覆盖深度、覆盖广度、覆盖质量和覆盖范围四个维度对微型金融的社会扶贫功能进行全方位刻画。 二、统计数据描述及分析 （一）在农信社办理过的业务 这是一道多选题，结果显示，在存款、贷款、汇款和保险中，办理过存款和汇款业务的分别只有36.36%和25.25%，没有人选择办理过保险业务，而选择只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占到57.14%。 从农信社所办业务来看，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存贷汇”老三样业务上，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那为什么不把钱存到农信社？农户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没有余钱储蓄；二是农信社没有自动取款机或很少，办理业务不方便；三是办理其他银行卡，在储蓄的同时也方便在城里打工的亲属往家里汇款；四是更信任或者已经习惯在国有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 （二）首次获得贷款的时间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经历了两个转折期：一是2003年，农信社初步确立商业化演进的取向；二是2006年，农信社试图在“政策性目标和商业性资本”之间探索出新路径，由此带来农信社经营方向和经营策略的改变。为了区分这种改变对贷款农户的影响，我们依据首次获得贷款的时间，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分类。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对象首次获得贷款的时间依次为：2003年及以前（36.7%）、2004—2005年（16.3%）、2006—2008年（30.0%）、2009年及以后（17.0%）。 （三）首次获得贷款时的家庭年均收入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首次获得贷款时家庭年均收入5000元以下的占18.37%；0.5—1万元的24.49%；1—2万元的占34.69%；2—3万元的占17.35%；3万元以上的占5.10%。以上数据表明，在获得贷款的农户当中，以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年均收入在0.5 —2万元）获得贷款的比例最大，低收入的农户（家庭年均收入在0.5万元以下）和高收入的农户（家庭年均收入在2万元以上）获得贷款的比例相对较小。 调查发现，低收入农户大多从事传统种植业，经济基础较差，抗风险能力弱；同时，由于这部分弱势农户偿还能力相对更差而难以加入到贷款联保小组，因此，当地农信社不愿意给这部分农户发放贷款。并且，随着农信社向商业化方向演进，为降低贷款风险，农信社也通过提高贷款条件而将贷款对象锁定为较高收入农户。如当地农信社规定，贷款者必须找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担保才能申请贷款。显然，这一举措将更多的低收入农户排除在外。 （四）首次获得贷款的额度和目前的贷款额度 2003年前贷款额度在0.5万元以下的占32.65%；0.5—1万元的占29.59%；1—2万元的占20.41%；2—3万元的占14.29%；3万元以上的仅占3.06%。而在客户目前贷款额度上，调查对象的选择依次为：0.5万元及以下（9.18%）、0.5—1万元（19.39%）、1—2万元（30.61%）、2—3万元（19.39%）和3万元以上（21.43%）。 这些数据说明，首次获得贷款的额度正在不断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户进行生产的成本上升，所需贷款增加；另一方面，农信社的商业化改革使得贷款额度不断增加。另外，从与调研对象的访谈中得知，部分调研对象申请过一次贷款后就再没有申请贷款，因此他们选择的“目前贷款额度”还停留在初次获得的贷款额度。这一结果有可能导致实际新增贷款农户的贷款额度的整体水平被低估。 （五）贷款的实际用途 这是一道多选题。调研结果显示，借贷资金的实际用途依次为：购买化肥、农药和种子等（17.3%）、开展种林和养殖业等（24.5%）、做生意周转资金（30.6%）、教育（8.2%）、房屋修建（9.2%）、临时性支出（如婚嫁丧娶）（7.1%）、其他（12.2%）。 这些数据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恩施州农户的贷款虽然主要是用于生产性用途，但消费性用途也占到一定比例。另外，当地农户透露，虽然贷款审批程序较为严格，如信贷员会到实地了解贷款人拟投资的项目，一旦贷款审批下来后，贷款人如何使用贷款并没有受到严格监督，因此，仍然会有很少部分贷款人将贷款挪作他用。 （六） 对贷款利率的评价 在所有被调查对象当中，认为贷款利率太高了的占9.18%；偏高的占32.65%；合适的占44.90%，为获得更多贷款，可承受更高利率的占13.27%。 这一数据表明，较高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户的借款意向。但我们与部分调研对象交谈中发现，这些人对贷款利率究竟是多少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年利率是多少。他们中很多人只是信贷员让他们交多少利息才交多少利息。调研同时发现，与贷款可得性相比，部分调查对象为获得更多贷款，愿意承担更高利率。这一数据说明，部分农户的贷款需求非常强烈。 （七）获得贷款次数 部分学者指出，应将“微型金融机构的客户是否继续使用该服务”作为度量微型金融机构提高穷人福利的一个衡量标准（施赖纳，1999）。因为如果客户继续使用该服务，说明他们获得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调研结果显示，69.3%以上的客户获得过两次及以上的贷款。考虑到部分农户存在多次申请但只获得一次贷款的情况，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大部分客户都愿意继续使用该服务。 （八）贷款的影响 13.27%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还背负了债务，27.55%的认为没什么很明显的影响，选择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和增强了家庭未来收入能力的则分别占18.37%和40.82%。 进一步访谈表明，较早获得贷款的农户其贷款主要用来购买化肥、农药和种子等简单的生产资料，并且贷款额度有限，因此对农户的影响有限；而近年来，贷款用途主要用于种养殖业和生意周转金，并且贷款额度不断增大，贷款资金除了做初始资本外，更多的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相应地，贷款对这部分农户就具有较好的正面影响。当然，部分生产失败的农户则背上债务。 （九）还款状况 63.27%的被调查者选择按时归还贷款；稍微拖欠一段时间的占26.53%，而选择能拖就拖的和选择经常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归还的较少，分别占6.12%和4.08%。这些数据表明，整体而言，农户还是值得信赖的。 仍存在一定比例的贷款农户不能按期偿还贷款。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一是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脱节造成部分农户在短期内无力归还贷款。由于现代农业已打破传统农业的春种秋收模式，一些特色农业的生产周期多在1—3 年左右，而小额贷款的发放是以年度计算，在这期间农户可能还没有销售产品取得收入而无力偿还。二是我国微型金融机构的还款方式没有采用定期还款制度而是到期一次性还清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贷款农户的还款压力。三是我国微型金融机构普遍存在“重放轻管”的错误认识，贷款发放后，部分信贷员不会主动跟踪检查贷款农户资金使用情况，进而根据发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此外，由于恩施州农信社的信息化工程展开较晚，早期由手工操作时，即使贷款农户有尚未清偿的贷款，其也可能继续申请获得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贷款农户的信用意识。从而导致拖欠款的发生。不过，随着2005年恩施州农信社信息化工程的全面铺开，未偿还贷款的农户将自动被系统剔除而不能再申请贷款，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信用风险。 （十）对申请贷款过程的评价 对申请贷款过程评价中，认为容易、按规定程序申请就行的占34.69%；认为不容易、得有熟人帮忙的占57.14%；认为难、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的占8.16%；没有人选择“很难，有时花了很多钱还没申请到”。 该数据表明，农民贷款所支付的除了利率这种显性成本外，还有一部分隐性成本（花费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小额贷款原则上是农民申请、相关信贷员对农民授信评级（大队干部协助完成）、评级授信之后农民就可以携带一本通存折、身份证、户口簿到贷款窗口办理信贷业务。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农户是否能获得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信贷员是否熟悉。如果很熟悉，则比较容易获得贷款。 （十一）对信贷人员的评价 贷款者对信贷员的评价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满意的。其中，评价满意的占39.80%；一般的占48.99%；差的占9.18%；很差的占2.04%。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对信贷员评价满意的往往是获得贷款比较容易的贷款农户，而部分农户对信贷员的评价不高主要是因为人为造成的“贷款很难”。如一位受访者表示，他想通过农信社贷款来建房，但通过各种正规程序很久后都没有结果。最后，他找到一位和信贷员关系很好的中间人，那位信贷员才审核通过他的贷款申请。然而，在贷款发放期间，信贷员表现出“阴晴不定”的态度，他只好给信贷员和中间人送礼并请客吃饭。他贷款两万元，但贷款过程中，花费了一千多元。此外，还有部分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对贷款政策、程序等不是很清楚，部分信贷员也不情愿给予详细解释，使得一些贷款农户对信贷员的评价不高。 （十二） 最希望农信社做出的改进 除了利率外，贷款条件和贷款额度，以及贷款期限等都可能是抑制农户申请贷款或降低农户对贷款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农户的回答相对分散就可以反映出来：贷款条件更简单些（21.43%）、贷款利率更低些（43.88%）、贷款额度更大些（22.45%）、贷款期限更长些（9.18%）、服务态度更好些（2.04%）和办事效率更高些（1.02%）。 此外，还对“您身边是否有农户申请过但没有获得贷款”这一问题进行过调研。结果表明，仍然有较多农户无法从农信社获得贷款。整体而言，农户“贷款难”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贷款农户及与当地信用社工作人员座谈等形式，对恩施州从农信社获得过贷款的农户进行了实地调研。结合从当地农信社获得的数据，利用SPSS17.0分析软件，对恩施州农信社社会扶贫功能的现状进行了统计描述。根据这些统计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一）微型金融的社会扶贫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总共59.19%的调研对象认为贷款具有正面影响（提高了目前生活水平和增强了未来收入的能力），这一数据为本结论提供了佐证。而且，调研结果同时显示，有44.90%的贷款农户认为现行贷款利率适当，甚至有13.27%的贷款农户愿意承担更高的利率。另外，还有69.3%以上的客户获得过两次及以上的贷款。因此，本文基于调研对象对金融产品评价的视角，得出农信社的社会扶贫功能得到初步显现的结论。 （二）微型金融出现了偏离其“社会扶贫”功能的趋势 首先，从反映覆盖深度的指标来看，即使不考虑调研对象首次贷款时间的影响，无论是首次获得的贷款额度，还是目前贷款额度，或平均新增贷款额度，调研结果都表明，这些数据都正在偏离其“额度较小的，适合穷人需要”的初衷。其次，从反映覆盖广度的指标来看，首次获得贷款时的家庭收入主要是集中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而且，与农户的座谈发现，贷款用途和投向也正从单一的农业向农业、商业和种养殖业发展，也说明农信社正在偏离其服务于“低收入家庭”和服务于“弱质产业”的初衷。 （三）金融服务落后和金融产品单一是抑制微型金融社会扶贫功能的重要因素 调研结果显示，在对申请贷款过程的评价中，分别有57.12%和8.2%的贷款农户认为贷款难和很难；而在对信贷员的评价中，评价满意的只占到39.80%。这些数据说明大量贷款农户对微型金融及其信贷员的服务质量并不满意。金融服务落后的一个间接证据是，微型金融的目标之一是在服务于农户的同时对其进行“金融培训”，最终使广大农户成为“信用毕业”的“银行化”客户。但从贷款农户的还款状况来看，很显然，微型金融还需要提供更多质量更好的金融服务来培训广大农户。此外，从反映覆盖范围的维度，调研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出，广大农户在农信社的业务办理还非常单一。因此，如何设计出科学灵活易于操作且能满足农户需求的，包括信贷产品、保险产品在内的整套金融产品和服务，是微型金融面临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社会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社会经济调查方面的应用 摘 要：本文根据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则、流程及统计学方法等，调查华南师范大学2012级MBA全体同学2013年5月31日上、下班花费时间及2013年5月26日-2013年6月1日网上购物消费金额指标。本次调查运用分层抽样、随机数表法、抽样误差计算、区间估计的调查方法，进行调查、计算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关键词：分层抽样；随机数法；抽样误差；置信度区间 1 调查方法设计及原则 分层抽样方案设计的原则须科学、有效、便利，也必须保证有较高的效率，即在相同的样本量的条件下，方案设计应使调查尽可能小、精度尽可能高，即目标量估计的抽样误差尽可能小。抽样方案必须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仅便于具体抽样的实施，也便于后期数据处理。按照此原则，我们将全班112名同学按性别分为男、女两层并按姓氏排序编号。统计结果为男生69人，女生43人。 2 随机数表抽样法 随机数表是统计工作者用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组成，并保证表中每个位置上出现哪一个数字是随机数表等概率的，利用随机数表抽取样本保证了各个个体被抽取的概率相等。真正的随机数是使用物理现象产生的：比如掷钱币、骰子、转轮、使用电子元件的噪音、核裂变等等。这样的随机数发生器叫做物理性随机数发生器，它们的缺点是技术要求比较高。而通常我们使用的随机数表是使用伪随机数，这些数列是“似乎”随机的数，实际上它们是通过一个固定的、可以重复的计算方法产生的。计算机或计算器产生的随机数有很长的周期性。它们不真正地随机，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是它们具有类似于随机数的统计特征。本次调查采用随机号码表法抽取样本，完全排除主观挑选样本的可能性，使抽样调查有较强的科学性。本文的随机数表为EXCEL表通过函数“=INT（RAND（）*（b-a）+a）”生成，代表生成范围在（a，b）之间的随机整数。 将全班112名同学按性别分为二层。第一层为女同学，共43名人，按姓氏的拼音首字母排序，并编号1、2、3......43；第二层为男同学，共69人，采用 相同的办法排序，并编号1、2、3......69。 3 分层抽样调查 欲了解华南师范大学2012级MBA全体同学2013年5月31日上、下班花费时间、2013年5月26日-2013年6月1日网上购物金额以及这两个个指标，对30个样本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数据收集的方法为网络调查，被调查者采用收取邮件方式对调查问卷作回答。发出问卷30份，有效回收30份。调查统计结果列出下表： 分层抽样具有比纯随机抽样高的抽样精度，但由于分层抽样中各层的样本的具体情况在抽样检验之前是未知的，所以我们也就无从知道样本的均值、方差。必须根据调查数据作进一步的计算与分析。 4 抽样误差的计算 在112名同学总体中随机抽出30个样本，采用比例分配法把样本中的女、男分为两层，这里：N=112，n=30；N女=43，n女=21；N男=69，n男=18。 （一）指标1：上周五（2013年5月31日）上、下班花费时间 1、样本均值计算： 2、样本方差计算 3.置信区间 （二）指标2：上一周（2013年5月26日～2013年6月1日）网上购物金额 1.样本均值计算 2.样本方差计算 3.置信区间 5 分层设计分析 分层设计效应的目地在于为抽样调查提供一个近似的、好用的估计来提高调查效率，并对群内的一致性进行分析。以下数据的计算结果（表-5）是严格按照分层抽样比，选择两个代表性指标，对全班同学的上、下班花费时间，网购消费水平作总体估计。 判断调查的抽样精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要因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目地而定。一般误差在5%范围内，抽样精度较高，在5%-10%之间抽样精度较好，在10%-20%之间数据是可用的，在20%以上，可以认为抽样样误差较大。数据均可根据抽样调查在允许误差的范围内进行修正。所以为了提高抽样精度，三个调查指标的数据计算都是在允许误差95%的置信度区间内进行。 其中，置信水平可以分析总体参数值落在样本统计值某一区内的概率，而置信区间是在某一置信水平下样本统计值与总体参数值间误差范围。其区间范围越大，置信水平越高。 指标2网上购物金额抽样误差37.78，从抽样误差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满足推断总体的要求。在置信水平为95%的前提下计算出的置信度间隔148.1最宽，表明置信水平最高，用该数据来估计全班同学的网购消费水平的可信度就最高。由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居民平日在互联网上的钱主要用于上网、购物、玩游戏，缴纳各种生活费用。随着中国网购市场日渐安全规范，人们越来越喜欢网上购物这种新型的消费方式。 指标3上周锻炼身体的时间其抽样误差15.01，从抽样误差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满足推断总体的要求。在置信水平为95%的前提下计算出的置信度间隔58.84较宽，表明置信水平较高，用该数据来估计全班同学的上周锻炼身体的时间可信度也较高。一份《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中指出 “广州职场人工作时间全国第一，平均睡眠时间最短”。 由此可见，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对于本次调查华师全体同学的锻炼时间均值为73.39分钟，这个结果还是比较让人欣慰地。 总之，通过对30个样本的两个指标进行抽样数据分析，对全班同学的数据作代表性估计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抽样误差水平很低。因此，上下班花费时间、网购消费水平、锻炼身体情况的样本数据对推算全班总体具有较好的精确度，为进一步了解全班同学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社会统计学论文:浅议统计学教师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摘要： 对经济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统计教育，更离不开具有高素质的又有超强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针对目前统计学的师资状况存在的问题，试图对加强统计教师的社会实践能力提出浅薄的建议，盼望统计教师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力争把统计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关键词： 统计教师；社会实践；提高能力 0 引言 统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统计现代化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传统的、封闭的教学方式的改变，统计课已经由原来的单一的课堂教学转变为案例教学、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形式多样的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随着教学体制的深化与改革，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对统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求教师能在讲台上传授书本知识，又要求教师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只有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才是当今合格的统计教师。 1 目前高校统计教师存在的问题 1.1 知识老化 现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社会实践中的统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教材依旧没有太大的更新，非常需要有大批的具有理论知识又有一线的实践经验的教师对现行的统计教材的内容推陈出新，使得统计教材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实用的实际操作技能。现在，有部分教师具有相当高的学历，但是没有实践经验，他们从大学课堂到讲台，缺乏对相应学科的动向的深入了解，拿不出贴近实际的案例和观点来更新教学内容。还有部分老教师，不学习新的知识技能，用十年前的授课内容与方法对十年后的学生进行着教学工作。 1.2 教学方法陈旧 由于缺少社会实践活动，教师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还在统计课堂上大量使用，而缺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也是从书本到书本，没有创新，没有变化。老套、陈旧的教学方法带来的是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学生们不爱学，觉得没有用处，没有乐趣。教学方法的陈旧大大伤害了学生们学习统计学的积极性。 1.3 统计教师缺少社会实践能力 我这里的实践能力指的是实际解决企业决策统计分析等能力，并非单纯指用软件计算几个例题。相比会计专业的老师而言，很多会计教师都在外面兼职，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会计教师自己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也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但统计老师在这方面相对较差，似乎只讲课的多，具体在实践中怎么做，可以做什么，连统计教师自己都不知道。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讲课有点纸上谈兵。学生有的可能不愿意学习，这其中也有一部分老师的责任。 1.4 教师的社会实践往往存在着走形式、混经历的缺陷 现如今，各高校非常注重教师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往往派教师前往企业实习实训。基于财务统计的特殊性，即：首先财务统计工作不同于其他的工作，他们需要熟练的人长期连续的工作，才能保证对单位的深入了解和对单位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读，需要与相关的工商、税务部门进行接触与交流，在与税务工商部门的工作交流中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点错误，否则企业就会遭受处罚，新人上路都需要时间的，所以，企业怕新手，那是“伤不起”的啊，也就是直接花钱买伤害。而且单位领导需要对工作者的人品和工作能力都要充分的了解，生怕单位的统计数据的不正确，会对决策者研判未来形势产生致命的打击。因此，企业并不真正欢迎的短时间下基层的教师。只有企业了解你的人品、能力等，觉得你能胜任时，才逐渐把相关的企业的数据资料交给你，逐渐放手让你去做。这个过程最快需要一至两个月，因为统计核算的周期最短是一个月。这个时间恰恰就是教师实训的最长期限。假如企业觉得你的能力不能胜任时，也就安排你做些表面的很肤浅的工作，这对教师并没有太大的提高，且教师在企业实践没有定量的考核，只要混够了时间，实习单位在《教师实践表》上盖个公章，回去就算实习完毕。 1.5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的虚假 在加强和改革实践教学的途中，各个高校派教师外出培训，全国寒暑假期间，由国家教育部认证的《双师证》的培训如火如荼，教师只要交纳培训费，在指定教室上课十四天，就可获得“双师证”。这个双师证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外行人都能看的懂，不用说专家学者了。 获得如此的双师证的教师，依旧不能在企业中得心应手，又如何教授学生实践哪？双师证有如此的水分，如何来评判教师的实践能力哪？ 社会统计学论文:试论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与发展 摘要：在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中，统计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有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本文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与发展。 关键词：社会经济统计学 变革 发展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美国金融风暴之后，我国一跃成为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有着漫长的历史，研究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与发展，对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概况 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随着我国的统计学学科建立而发展。以新中国建国第一个30年为标志，可以将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历史发展分为两个部分。一般情况下，将前30年统计学发展的过程，称之为小统计时期。这是由于我国当时对统计学认识并不全面，统计的意识也不强烈，统计途径也相对落后所决定的。当时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停滞阶段。 1978年，以我国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召开的统计教学科研会为标志，从1978年至今，通常称之为大统计时代。在这期间，我国统计学科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完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才逐步建立起来。大统计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的数理统计准备转变为应用统计，发挥统计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二、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 （一）学科名称的变革 统计学在我国的历史虽然并不短，但是就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这个专业学科名称而言，由于其学科归属一直有争议，导致其学科名称变革多次。这以学科国际上通用的名称就有两个，Government Statistics和Official Statistics，二者都是从组织统计方的角度进行的命名，但是这两个名称在我国并不适用。同样只是单纯按着数理统计和应用统计对其命名也不完全适用。随着时展，我国统计内容也在变化，由于这种统计是通过认识所在社会经济现象为主要目的的统计，以经济学和统计学两个学科为主要依托，以社会学为发展导向，故将其命名为社会经济统计学。 （二）教材的变革 在小统计时期，我国使用的经济统计学教材多引进苏联教材，由彼得罗夫著的《经济统计学教程》是当时使用率比较高的教材之一。1957年，《经济统计学讲话》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第一本经济统计学教材正式出版。这本由徐前、戴世光、于涛等我国统计学著名学者共同撰写的统计学教材，与《经济统计学教程》相比更为简洁明了，适合我国统计教学使用。但是随着的开始，从教学到教材的发展都停滞不前。一直到大统计时期的开始，1980年，陈应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的出版，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教材的才逐步恢复。 （三）体系的变革 由于小统计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并没有完全建立，这里主要围绕大统计时期的体系变革进行探讨。大统计时期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这个时期的经济统计，主要以传统经济统计内容逐步向新经济统计内容过渡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开始逐步完善。在经济统计教学中，宏观经济统计理论进一步被强调升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建立基本完成，以200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统计学》为例，这本书由佟哲晖和邱东编写，是在1992年的教材的升级改版，相比之前的版本，新教材围绕着我国经济运行总体过程进行编写，将我国经济资源、经济总量、经济过程、经济动态、经济结构、经济核算等统计融入其中，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统计相对完整的体系。 三、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一）统计工具发展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统计统计的飞速发展。在保证原始统计资料搜集准确的前提下，相比传统统计方法，依托计算机技术的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更节省时间，分析也更为详细，统计结果也更为准确。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统计软件变化升级多次，指向性也更加明确。针对不同统计对象，可以使用不同的统计软件。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统计软件的程序设计会更加完善，实际应用性也会更高。 （二）统计学科发展 大统计发展至现今，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依托的学科不仅仅只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三门，只要是与社会、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关学科，都可以为我国社会经济社会统计提供理论依据。但是要注意此依据，并不代表将全部的学科融合为一门学科，而是在不同的统计中，提供更加有效准确统计的理论保证。 （三）统计体系发展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针对我国社会经济统计体系提出了新思路，将统计体系进行扩充，包括环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资源等几个方面。这一思路以经济、社会、环境现象为依托，对三者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有效统计，组成一个理论上相对严谨的我国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以目前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会不会更加丰富，依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可以预见未来的统计体系，必然向着更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方向发展变革。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必须找出更合适我国发展的方向，无疑我国社会社会经济统计是确定发展方向的有力保证，它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交流的语言。只有在经济统计有力支持下，我国的发展才会更加稳定迅速。 社会统计学论文:关于社会经济统计学中中位数的分析认识 摘要：在统计学中，将总体中各单位的标志值按大小顺序排列，位于中间位置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它是一个位置平均数值。它不受数列中极端变量值的影响。在变量数列中有一半单位标志值小于中位数，另一半单位的标志值大于中位数，因而中位数也叫分割值。 关键词：统计学中位教学 如何确定中位数呢？首先是中位数位置的确定，其次是数值大小的问题，在传统的教学理论中，一般来说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当变量值个数较少且为非连续变量的情况下，则资料不必分组。在未分组资料中，中点位置=(n+1)/2,式中n代表变量值个数。当n为奇数时，中点位置所对应变量值即为中位数；n为偶数时，则中点位置的前后两个变量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中位数。 例如： 有5个人的工资额为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则中点位置为3[=(5+1)/2],中位数即第3个人的工资额700元。如果4个人的工资额为500元、600元、700元、800元，则中位位置为2.5[=(4+1)/2],中位数为第2个人和第3个人工资额的算术平均值650[=(600+700)/2]元。 (二）当变量值个数较多的情况下，无论是连续变量或是非连续变量，则资料一般进行分组。因此在变量数列分组情况下（组距式数列），如何确定中位数呢？在教科书中，确定中位数位置一般采用∑f/2而不用（∑f+1）/2,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以下三种说法： 1.在次数分配数列条件下，如果采用(∑f+1)/2会使采用较小制累计和较大制累计所确定的中位数所在组数不同。 2.对数列中这一中间分割点，如同几何学中所指不见空间的一点，所以应为（∑f）/2，而不用（ ∑ f+1）/2。 3.对连续变量数列的情况用∑f/2，而对非连续变量数列的情况用（∑f+1)/2确定中位数位置。 以上三种观点的说法对吗？笔者认为不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为什么？首先上述第一种观点并不是必然现象，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的《统计基础》一书，第77页例4-23为例： 我们通过计算发现，不论采用较小制累计或采用较大制累计，无论采用∑f/2或（∑f+1）/2，可得出其中位数是第5组同样的结论，不过计算出的中位数的数值不同。因此第一种观点不能支持的。 第二种观点，它同样是一牵强附会的观点，因为它不符合统计研究和统计方法的宗旨。从统计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来看，它有四方面主要的特点：1.社会性，统计研究的内容、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在社会现象中，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认识现象的前提条件 和基础依据。2.整体性，即统计研究的对象并非个体现象的数量方面表现，而是总体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看问题应从整体角度出发。3.具体性，统计学研究对象的数量是具体的数量，而不是抽象的数量，它是具体事物在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数量表现。4.数量性，统计是研究社会现象总体的数量方面和数量关系，是在定性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定量研究。再者从统计方法而言，无论是从定性分组的角度，还是综合指标分析方面考虑，或从大量观察的方法来看，要求我们分析研究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把问题单一化，而应当将质与量有机联系起来 。 对第三种观点，更是难以成立，因为不论次数分配数列是否是连续变量，只要没有一组累计次数正好等于∑f/2，就不影响确立中位数所在组数和数值。 在什么情况下用∑f/2与（∑f+1）/2作为中位数的位置采用插补法计算出两种不同中位数呢？即当次数分配数列是非连续变量，∑f为偶数，而某一组累计次数正好等于∑f/2时，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例如：如下资料所示 某车间日加工零件数资料如下： 关于中位数位置及数值计算方法有： 1、若采用公式∑f/2,则有∑f/2=56/2=28(人），中位数在第二组； 其数值大小则有Me=L+[（∑f/2-Sm-1)*i]/fm=60+[(56/2-12)*9]/16=69(个）。 2、若采用(∑f+1)/2，则有（∑f+1)/2=(56+1)/2=28.5(人），暂且认为中位数在第三组；则有中位数值为： Me=L+[(∑f/2-Sm-1)*i]/fm=70+[（56/2-28）/15]*9=70(个） 上述两种方法都是不正确的，按照中位数本义，此中位数的具体值应在69~70之间，也即是69.5（个），上述结果也是可以通过观察看出来的。因此中位数数值在一般情况下，往往通过观察而定，在无法确定时，才用插补法计算，而近似估计，此法也并不精确，不过是一个估计值。通过上述分析，对中位数确定采用（∑f+1）/2或（n+1）/2更合理。即使采用∑f/2作为参数，也应在使用中分清前提条件，尤其认清中位数中“位”的重要性，以及“数”的来龙去脉，把握好“位”与“数”之间的关系。 社会统计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问题研究 [摘要]本文总结了有关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统计学方法的应用问题,并从描述性分析、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阐述了在统计学方法的应用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正确应用的关键、通常采用的方法以及注意的问题等,以便读者应用时予以参考借鉴。 [关键词]社会科学 统计方法 应用问题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应用统计学时,统计分析是其关键环节,资料性质分析、资料类型的判断、统计方法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把握好,否则,其分析结果将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通过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出现的问题,从描述性分析、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描述性分析问题 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一般首先要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再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做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形态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 描述性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简单,但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值得怀疑,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 1.均值的误用 均值是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最常用指标,但应注意,对于正态或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它是较好的指标,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标准差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而对于偏态分布的样本,则常用中位数来描述集中趋势,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四分位数间距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究其原因是均值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对于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种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应该报告标准差,或用直方图或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展示群体内部的差异。 2.绝对数的误用 因为社会调查研究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较大的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误解。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样本的比例。 3.相对数的误用 相对数常用于描述定性资料的内部构成情况或相对比值或某现象的发生强度,一般有比与率两种形式。虽然比与率的计算形式是相同的,即两个绝对数之商乘以100%,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率用于反映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强度,而比则用于反映部分与整体或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当数据的比较基础相差悬殊,用绝对数表述没有可比性时,就要借助于相对数。 应用相对数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百分比与百分率的混用;当分母很小时,只计算百分比或百分率,而没有报告样本量;当比较两个或多个总体率时,没有考虑到各总体对应的内部构成情况是否一致,而直接比较等。 例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其实是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样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所观测的结果变量是定量的,而且希望考察定性的影响因素取不同水平时,定量观测结果的均值之间的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统计学应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的误用也比较多。 正确选择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正确判断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再是检验定量资料是否满足“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1]。前者要求使用者对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较为熟悉,后者则需要进行预分析,可适当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根据前提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用参数假设检验或方差分析,还是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而根据对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的判断,确定采用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定量资料作统计分析时,常犯的错误有: 1.不管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盲目套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不验证“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前提条件,而直接应用参数检验法; 3.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人为拆成多个成组设计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法; 4.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解决,或用一元分析替代多元分析等。 三、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观测结果为定性变量的统计处理问题。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通常根据影响观测结果的原因变量性质分为三种情况: 1.原因变量都为定性变量,此类资料就是通常理解的定性资料。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检验、秩和检验或Ridit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线性趋势检验、一致性检验(也称Kappa检验)、加权检验、对数线性模型等。 2.原因变量中既有定性变量,又有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统计分析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结合专业知识先将定量的原因变量离散化,使其转化为定性变量,然后采用上面3.1的统计方法处理;二是先对定性的原因变量,采用哑变量技术进行处理,转化为多个二值变量,赋予0或1值,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3.原因变量全部为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分析可以直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定性资料的最常用表达形式是列联表,列联表有多种类型,如横断面设计的四格(或称2x2)列联表、队列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配对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双向无序的R×C列联表、单向有序的R×C列联表、高维列联表等,不同类型所用统计方法也不同,所以处理这类资料的关键是分辨出列联表的类型,从而选择相应统计分析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常犯的错误主要就是列联表的误判,从而错误的选用统计方法。 四、相关与回归分析问题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局限于统计描述,较难从数量角度对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回归分析则是研究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可实现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对因变量进行预测,及对随机变化趋势进行适当修匀。 相关分析可用于对定类、定序、定距及定比等尺度的各类资料进行定量描述,但各类资料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所以应用时,需要判明资料的类型;而回归分析则要根据因变量性质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具体的,当为非时间性的连续型变量时,可用线性回归分析、多项式回归分析、非线性回归分析等;当为时间变量时,可用COX半参数回归分析、指数分布回归分析及威布尔回归分析等;当为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型变量时,则需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二是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需要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及多项Logit模型分析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应用时也经常出现一些错误: 1.没有结合问题的专业背景和实际意义,就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其结果有时可能是莫名奇妙的,可能出现所谓的虚假相关。 2.对于较简单的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不注意应用条件,盲目套用。一般地,Pearson相关分析要求两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且都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若不满足条件,应采用其它相关分析法,如Spearman相关分析等。而线性回归分析则要求因变量必须是随机变量,且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在回归分析前,先要进行统计检验,证实两变量的显著相关性,再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才有意义。 3.只求得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而不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就下统计分析结论。因为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都是由样本数据求得的,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必须通过其相关参数的假设检验来判定。 4.多元回归分析策略的错误。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对多元回归分析的应用,不少人采取的策略是先用单变量分析,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多个变量,再将它们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变量分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从中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这种分析策略是不正确的。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作用,在单变量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并非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也没有意义。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先综合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作用、实际意义及关系,有些可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将经过初步筛选的所有变量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再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必要时可多用几种筛选变量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社会统计学论文:我国社会物流成本的统计学分析 摘要：随着竞争的加剧，物流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全面、准确地对物流成本进行核算和控制，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首要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物流成本构成、核算方法，并运用预测模型分析法与统计学分析两种方法，结果物流成本的统计学估算方法的计算结果与回归方程拟合结果基本一致。 关键词： 物流成本构成；核算；统计分析 一、 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构成及核算 与发达国家物流业相比较，中国的物流成本要高的多。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物流成本仅占GDP的9%左右，而中国的物流成本估计要占GDP的20%左右。 1.我国社会物流成本的核算方法 依据美、日各国对社会物流成本的分类，把我国的社会物流成本也分成运输成本、仓储成本以及物流管理费用三个部分。 2.运输成本的计算 按照美国物流成本核算机构在计算运输成本时采用的公式： 运输成本=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油料管道运输+航空运输+货运费 3.仓储成本的计算 仓储成本的计算比较复杂，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是参考Alford-Bangs公式来测算存货持有成本。根据对工业企业和商品批发零售企业库存金额的估算，以及前面关于存货仓储成本占存货价值比例的估算. 4.我国物流管理费的核算 除了运输费与保管费之外，公司物流部门、仓库、配送中心等管理及运营所需的费用，均属于物流管理费用的范围。物流管理费用无法用总体估计的方法求得，日本是将该项目分为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两类，利用物流管理费用占营业额的比例计算得出的。将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产出总额，乘上日本物流协会根据行业分类调查出来的各行业物流管理费用比例0.5%计算得出。 二、我国社会物流成本的统计学分析 下面运用物流成本统计方法对模型的测算结果进行检验。 1.运输成本统计 我国2003年各货运行业收入:铁路:784.30亿元 公路 2102.97亿元 水路774.6亿元 邮政电信5414.21亿元航空1148.67亿元 合计10224.75亿元 2.仓储成本统计 2003年包含原材料库存在内的工业企业库存总额为46854.5亿元，商业批发零售企业库存为4557.77亿元，合计总库存金额为46854.5+4557.77=51412.27亿元。 从而可以计算出2003年度的仓储成本为： 51412.27*23.52%=12092.17（亿元） 3.物流管理费用 物流管理费用仍然按照运输成本和仓储成本的4%计算，则物流管理费用计算为： (10224.75+12092.17)*4%=892.68(亿元) 4.物流总成本 将前三项相加，得到2003年我国物流成本的统计核算数为： 10224.75+12092.17+892.68=23209.60（亿元） 占GDP总额的比重为： 23209.60/117252*100%=19.79% 5.局限性 物流成本的估算是来自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数据来源的限制,使得这里估算的我国物流成本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面影响到物流成本演化模型的准确性。 三、结论 物流成本的统计学估算方法的计算结果与回归方程拟合结果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根据统计核算结果拟合的方程较好地再现了物流发展与我国GDP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物流成本在各国经济上的角色均占有显著的地位，如果一国可以以较小比例的资源完成其国家的各项物流活动，则显示这个国家的物流效率和效益比较高。这说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物流活动造成的成本开支所占比例很大，说明我国物流事业的发展也大有潜力可挖。 作者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装备制造学院 社会统计学论文:走出《社会统计学》课程的认识误区 摘要：对于《社会统计学》课程，学生常有三种认识误区，即将社会统计学数学化、工具化和本质化。这三种认识误区大大降低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和动力。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分清社会统计学与数学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统计思维方式，以及使学生合理认识社会统计学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统计学；认识误区；教学 社会学中运用统计学方法始于上一世纪30、40年代。几十年来，统计学的思想、技术和方法对提高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科学研究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社会统计学》已经成为社会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然而，在实际教授这门课程时，笔者发现，许多学生对这门课程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认识，还有些甚至抱持着错误的认识。这些认识上的不足不仅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而且也会对学生的学习这门课程的效果产生严重影响。本文将探讨在《社会统计学》这门课程教学过程中常见的且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认识误区，以及纠正错误认识的办法，以便更好地进行这门课程的教与学。 一、《社会统计学》课程的三种认识误区 1.将社会统计学数学化。在社会统计学的教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原因在于，许多学生认为社会统计学就是数学中的一种，主要讲授的是数学计算方面的知识，而他们往往数学基础比较差，认为自己数学学不会，社会统计学也肯定学不好，因此对这门课程产生严重的畏惧心理并难以克服。许多学生在面对这门课程时，往往心情复杂：一方面认为这门课程高深诱人，另一方面又觉得这门课程与数字打交道而令人生畏。正是由于思想上产生这种认识，所以许多学生对这门课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2.将社会统计学工具化。这种认识误区就是把社会统计学视为由一堆统计公式和方法组成的工具箱，这门课程的教学就是把这一件件的统计工具教给学生，学生运用这些统计工具就可以正确地进行研究、解决问题。根据这种认识，社会统计学的内容就是一个个零散的公式和方法。其实，这种认识没有看到社会统计学知识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隐藏着这些知识背后的严密一体的一整套统计思想和观念。的确，社会统计学实质是通过各种统计方法来分析数据，认识事物和问题，它的研究分析对象是数据，但是这些公式和方法的背后有一个系统的逻辑思想为基础，只有掌握了统计背后的思想，才能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因此，如果学生对社会统计学进行工具化理解，也会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只注重统计学知识、统计公式和方法的学习，忽视对统计思想和观念、统计知识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难免出现认识模糊，看不到这些统计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也不能达到对所学知识的合理运用。 3.将社会统计学本质化。这种认识将统计视为科学分析的代名词，认为只要运用社会统计学的知识和方法，就能够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一些人认为，当数据充足的时候，统计就可以代表一切，通过统计计算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除此之外，不需要了解其他的东西。的确，统计可以帮助人们观察、测试，可以为人们用来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使人们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认识事物。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尽管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和研究，但统计不能代表一切。在统计分析的整个过程中，人的思考是核心，脱离了思考的统计分析，这种分析不会是可靠和有效的，将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简言之，统计分析不能代替人的思考过程。社会学家邓肯（Duncan）将这种认识讥为统计至上主义。他（1984）曾指出，仅有量化并不等于科学推理，事实上，量化反而可能会引人误入歧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的病态：把统计计算混同于做研究，天真地认为统计学是科学方法的完备基础，迷信存在能够评价不同实质性理论之优劣或是能够评价任何‘因变量’之各种原因重要程度的统计公式；幻想一旦分解了那些随意拼凑起来的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就可以以某种方式不仅证明了一个‘因果模型’，而且能证明一个‘测量模型’。” 二、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走出认识误区的办法 上述三种认识误区对社会统计学的教与学都起到很大的消极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纠正这些错误认识。 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统计学与数学的关系。教师首先要告知学生，社会统计学并不是单纯的数学方面的知识，这门课程的重点不是数学推导，所以对学生的数学水平要求并不高，学生只要具有初等代数运算水平就完全可以满足本门课程的学习。和数学相比较，统计学不仅仅是进行计算得到答案，也并非推导定理、证明公式。社会统计学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是描述，即用某种方法对资料进行总结概括；第二是归纳，即根据从总体当中抽取的样本的分析来对总体进行概括。统计学的核心是统计思想与观念，而不是列示统计表、绘制统计图、求解平均数、建立模型等知识与技能。因此，在统计学习过程中即使碰到复杂烦琐的定理证明、公式推导，也只是手段、方法。这门课程关注的重点是以这些定理和公式为基础的统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信息。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定理和公式涉及较少，并且也不很复杂。因此，并不是数学基础不好，就注定学不好统计学。通过这样的讲解，尽可能地消除学生的误解，打消学生的疑虑，使学生放下心理包袱走进这门课程。 2.注重社会统计思维方式的培养。统计思想是统计学教学的核心内容，学生是否很好地建立统计思想，是统计学教学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在进行这门课程的教学时，教师需要注意讲解社会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和观念，强调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统计思想、概念、观念，引导学生正确运用统计思想和观念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换言之，社会统计学教学的过程，就是统计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教学的过程，而不是统计方法和统计公式的讲解、学习和套用的过程。因此，教师应该非常重视学生的统计学思想和观念的塑造，对学生进行统计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培养，而不是重点关注知识的讲授、公式的讲解和推导。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如何处理数据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基本的统计思想和观念，掌握了如何进行统计思考，如何搜集、利用和分析数据来达到认识和了解事物的目的，懂得了通过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重要方法，从而使学生的统计思想和统计能力都更为扎实和牢固，真正达到这门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 3.合理看待社会统计学的作用。首先要明确的是，统计并不必然意味着科学，统计方法不能将任何研究“点化”成“科学的”。统计学不能用来检验任何想要检验的观点，也不能防止那些滥用、误用或弄虚作假的人借此乱作结论。实际上，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则和范围，对由统计获得的结果的解释不能超越数据的限定范围。其次，统计学可以帮助人们正确深入地思考问题，但不能代替思考本身。对事物的认识和解释的决定权不应该留给统计工具和数据分析，而应该留给人的思考和思维。学习和运用统计学时，常会发生的一种倾向就是过于依赖程式化的统计检验，而不是实质性的知识。事实上，普遍的经验是，只有对社会过程有实质性的理解，统计方法才能够产生富有成效的研究。过于专注统计方法本身，而缺乏对实质性问题及其背后的社会过程的理解，往往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此，所有的统计模型和方法都要严格服从以科学为中心的任务。统计方法在指导研究时不应该与所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分开。 社会统计学论文:基于一级学科环境下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解析 【摘 要】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完善，社会经济统计学已经成为了目前高校教育中的一级学科，并且在实际的教育学习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教育内容中的空白，促进了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更加科学合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一级学科；社会经济统计学；专业学科；教育体制 一、前言 社会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设立，是适应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细化完善的体现，对实际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成为了一级学科的背景下，社会经济统计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进一步发展所需要接受的挑战以及发展机遇进行研究，进而分析学科发展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希望推动相关学科的不断完善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1.面对的机遇 （1）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学科地位。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确立了一级学科的地位，并且在日后不断深化完善过程中多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作为一门一级学科，社会经济统计学是有着广泛的数据和现实依据，在我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中早已经存在，只是由于其相关的知识涵盖范围被社会经济学所包含，导致没有成为一门一级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也仅限于表面肤浅的研究，对实际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如今成为了一级学科后，社会统学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促进，使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对经济活动中的数据统计的结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与日俱增，为其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2）彰显社会统计学的学科特色。由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成为了一门一级学科，其相关的研究目标得到了具体的确定，相应的学科特色也得到了彰显。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相应数据和指标，通过统计学的处理来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保证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健康有序的轨道中，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遇到的挑战 （1）学科类别有待确定。社会经济统计学所属于的学科范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其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那么理应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是反方面的观点是统计学基础主要是运用统计原理进行分析，应该划归理学。相关的争议导致学科内容和相关联系还没有明确确定，成为了学科发展所遇到的挑战之一。 （2）课程机构问题。由于还未明确划分所属范围，导致学科内容容易出现重理轻经济的现象，理科课程占据了主体，而对经济的研究停留在浅显的层次，课程结构出现偏差，导致学生对发展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迷茫。 三、社会经济统计学遵循的原则分析 1.遵循历史发展轨迹 统计学最开始的发展是以统计人口、财产、土地等数据发展而 来的一门专业学科，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是统计学发展的主线，也是学科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指向，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成为了一级学科之后，虽然研究的内容和运用的知识及方法较最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同，但是却不妨碍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所需要遵循的历史轨迹，其出现的差异只是时展的体现，并不能成为偏离发展轨迹的依据。 2.拓展学科的认知 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数据以及信息。数据的体现是有着现实依据，因此对社会经济统计学的认知就不能脱离实际的研究对象而成为抽象的数据研究，其所需要遵照的实际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实际的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拓展学科的认知，与理学进行严格地区分以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 3.规律研究与方法研究并重发展 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实际经济数据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导实际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但是也不能忽视方法的研究，对于经济形势的迅猛发展，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不断被深化挖掘，实际的学科发展需要将双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推动学科发展，防止出现单腿走路的现象，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准确科学的支持。 4.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国情进行学科发展 社会经济统计学成为一级学科，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因为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需求对统计学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从而将社会经济统计学独立出来进行专业的设置和研究。因此学科的发展就必须遵循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进行研究发展，才能够对经济社会提供有效的帮助，来揭示实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现实依据的参考。 四、总结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统计学成为一门一级学科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形成的趋势，也是满足我国经济数据统计分析的更高要求的体现，其相应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还需要时间来进一步丰富，然而其所起到的指导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 社会统计学论文:社会统计学研究与实践迅速繁荣 摘 要：社会统计学在研究社会形态，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对社会统计学学科发展的原因进行相关分析，对社会统计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未来的社会统计学的发展繁荣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社会统计学；发展；研究；问题；建议 社会统计学科研究的早期方向就是国家社会统计工作的具体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社会统计学研究发展最初的风向标。发展到今天，社会统计学的学术研究相对于实际的统计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超前，已能够进行社会统计工作的实际开展。因此，今后社会统计学发展的方向就是丰富相关研究，使实际的统计工作能够更加完善。 一、社会统计学繁荣发展的原因 （一）统计部门做出的努力 国家统计局为了促进“社会统计学”的繁荣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具有很好的开创性，同时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1980年到1983年，第一套《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在统计部门的努力之下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期间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通过指标的制定，相关研究力量的组织，最终促成了学科的建立，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统计研究的基础理论工作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其次，1983年到1990年，统计部门对指标进行了相关的修订最终对资料做出了整理出版。这期间是社会统计学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阶段，发展的目标以出版相关资料和完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为主要任务。 再次，1990年到2010年，这期间的发展以统计部门对社会统计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为主要任务。1999年之前，社会统计学研究的立足点是以完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1999年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提出全国性的评价方案《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这标志着社会统计研究第三阶段的开始，体现出社会统计学研究的应用性特点，标志着社会统计研究向着综合评价方向发展。其后，经过多年的发展研究，在21世纪初的近十年的时间，对《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进行了多次分析探讨，最终在2008年完成了修订完善。 最后，2010年到现在，统计部门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客观地说，统计工作进行到“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层面，似乎已是结构完善，达到了“极值点”，但是在社会统计学发展逐步细化的当下，社会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向统计工作的转化，将会是这一段的主流。 （二）专家学者的努力 首先，在1980年到1983年，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以“引进”为主，以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的评价指标、国外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外流行的社会发展与为主，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构建社会统计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研究。 其次，在1983年到1990年，学术研究也渐渐繁荣，讨论分析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完善，在前一阶段“引入”的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指标体系”中国化的问题，使社会统计学研究沿着系统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再次，在1990年到2010年，学者们的研究在各领域的研究逐步得到积累，有些研究领域的内容极大丰富，出现社会统计学分支领域研究上延伸的现象，甚至开始出现一些社会统计学的新研究领域。 最后，2010年之后的发展，社会统计学研究内容的迅速膨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有领域的研究更新。二是新领域的诞生。三是已有领域向独立学科方向的前进。 二、研究的繁荣局面 （一）繁荣的环境 近年来，社会统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具体表现为下： 首先，国际对社会统计的重视。国际社会对社会统计的关注除了对“社会统计数字”的关注之外，还有某些值得推荐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专门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国际社会推荐的指标体系，不仅开展较早，并且多由国际组织推荐或使用，同时也不断在不同的新主题中得以延续。 其次，中国大众对社会统计的重视。与中国统计能力与整体统计知识普及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社会对社会统计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关注，不过人们关注社会统计的热情非常高涨。 （二）繁荣的根源和表现 社会统计学存在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内在逻辑性，这是社会统计学迸发生命力的源泉。当下，社会统计研究内容迅速膨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领域的更新。二是新领域的诞生。三是已有领域向独立学科方向的蹒跚。 三、社会统计实践需要关注的地方 社会统计学早起研究发展的风向标是国家社会统计工作是，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研究相比实际的统计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超前。所以，改善相关统计工作，继续繁荣社会统计学领域的研究，最终使其上一个新台阶是今后应做的努力。 首先，继续深化时间利用的官方统计工作。时间利用不仅可以直观反映调查对象的时间利用情况，也能够反映一国调查对象在时间分配上的规律性，通过相关信息的调查挖掘，也可以反映无酬家务劳动统计范畴的内容，还可以反映调查对象生活的福利状况。 其次，积极进行职业分类更新工作。中国职业分类需要更多地反映劳动者以及生产部门的利益需要，在今后的工作要改变分类的视角，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不过这需要很多专家学者及政府人员的努力。 再次，积极进行贫困统计更新工作。需要考察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贫困脆弱性研究。其次是动态贫困测度，在此时贫困购买力平价研究。还要积极进行社会保障统计更新工作。现阶段虽然存在关于社会保障统计的讨论，但尚未建立起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优化。 通过上文论述，对社会统计研究以及学科的建立等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主要分析了我国社会统计学科的发展历程，这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建立以及学者的学术研究共同的结晶，其次论述了我国社会统计学繁荣的一些表现和原因，最后对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关注的一些方面做了简要分析，希望上文的论述对未来我国的社会统计学的继续发展完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社会统计学论文:统计学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摘要：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应用统计学方面知识，如平均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因素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能直观、准确、动态地反映社会保险工作的完成计划、人员增减变动及监测分析评估社保工作完成情况等信息。为全面提高社会保险业务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资源保障。本文以统计学知识在社会保险业务管理中的实际运用，探讨利用统计学如何改进社会保险管理办法，使社会保险管理手段更加高效、科学和完善。 关键词：统计学；社会保险；应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各项指标已成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依据。而社会保障体系各项指标的采集离不开强有力的社会保险统计的支撑与支持，因而加强社会保险统计工作，充分利用统计信息资源，也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 一、统计分析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的意义 （1）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和汇总各类社会保险对象的基础信息数据，依据基础信息数据统计所提供的资料，为今后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科学依据。（2）对社会保险事业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及时提供大量准确、科学的数据，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社会保障工作的运行态势，并对统计数据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分析、建议，为社会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支持和保障。（3）通过统计分析能够透过现象表面的数量特征认识其内在的数量规律性，揭示其本质特征。建立起预测、预警工作机制，因此，统计分析是社会保险事业深化认识、研究规律的有力武器。 二、统计分析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的几个应用方面 例1：在养老保险工作中，通过收集2003年各地区参保人数、实际缴费人数及缴费人数所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数据来和2004年上半年完成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测出2004全年各地区参保人员、实际缴费人员及缴费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来分析解释2003年与2004年的人数增减情况。 2004年上半年各市养老保险体管理工作主要指标情况统计表 上表采用统计学平均数、构成比及对比分析法判断和预测社会保险工作2004年全年完成情况，从统计表中直观得出所需的数据，一目了然。由于充分利用了统计信息资源，为领导层战略决策、制定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社会保险中养老金的发放是实现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养”重要指标，是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的目标。由于每个职工个人情况不同，养老金的计算方式又各不相同，那么采用何种计算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职工的应享受最大权益，是广大职工群众尤为关切的问题。 例2：改革后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计算公式。 职工参加工作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基础养老金=（参保人员退休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х本人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х1%（缴费年限满一年的，计算到月） 计算公式：S基= 式中：S基为计算基础养老金时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X0、X1、X2……Xn-1：为职工退休当年，前一年，前二年……前n-1年的本人缴费工资；C1 、C2 、C3……Cn：为职工退休前一年，前二年，前三年……前n年当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参保人员视同缴费年限缴费指数之和，视同缴费年限的缴费指数每年均按1.0确定；Z：为参保人员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 以上数据计算方式中包括应用了统计学中计算平均数，还有指数数列运算等方式来计算出职工个人账户养老金额。计算式中综合参照考虑了每个职工缴费年限、参工年限、退休年限及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等大量的统计信息资源，做到了公正、公平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体现了社会保险“减震稳压”的作用，可见统计学在社会保险工作中的应用非常重要。 例3：在医疗保险工作中应用。 工作中我们经常要用大量文字表达所需要的数据，效果往往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们用统计图来表达我们所需要的数据是不是更好呢？如想知道近几年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情况以及统筹基金支付情况，可以用统计表中的柱状图形来直观显示： 上例通过统计柱状图列出了近五年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及统筹基金支付情况。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每年的数据变化情况，比起用文字来表述数据更加简略、直观、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尝试改变旧有的工作方式，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4：统计学在工伤保险工作中的应用。 由于我省属煤炭能源基地，矽肺患者在工伤保险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为了了解工伤矽肺患者的肺功能状况及其对生存质量的影响，为调整社会保险政策及改善工伤矽肺患者伤残待遇提供依据，随机抽取160名矽肺患者，采用肺功能测量分析仪和生存质量量表，对矽肺患者进行肺功能测定生存质量调查，数据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用统计学中的构成比方式显示160名矽肺患者肺功能在正常、轻度、中度、重度损伤中所占的比例，矽肺患者肺功能损伤主要以中度损伤为主，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矽肺患者肺功能，减少合并其他疾病，促进生存质量的提高。 不同肺功能分级矽肺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 在不同肺功能矽肺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表中，根据矽肺患者肺功能的不同分级，通过采用统计指标中的双侧界值测算做为医学参考值范围的估计，总分越高，伤残程度越严重。图表数据对今后社会保险工伤伤残待遇的适当调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三、结语 社会保险是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保险统计指标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社会保险统计指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联性。我们要根据社会保险业务特点，建立起社会保险统计分析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充分利用统计信息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全新内容和权威的数字，预测新趋势、提出新建议，提高对社会保险事业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能力，促进社会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 社会统计学论文:浅析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与发展 摘 要 在经济处于社会基础地位的时代，统计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学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本文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与发展。 关键词 社会经济统计学 变革 发展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美国金融风暴之后，我国一跃成为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有着漫长的历史，研究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与发展，对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概况 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随着我国的统计学学科建立而发展。以新中国建国第一个30 年为标志，可以将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历史发展分为两个部分。一般情况下，将前30 年统计学发展的过程，称之为小统计时期。这是由于我国当时对统计学认识并不全面，统计的意识也不强烈，统计途径也相对落后所决定的。当时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停滞阶段。1978 年，以我国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召开的统计教学科研会为标志，从1978 年至今，通常称之为大统计时代。在这期间，我国统计学科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完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才逐步建立起来。大统计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的数理统计准备转变为应用统计，发挥统计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二、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变革 （一） 学科名称的变革 统计学在我国的历史虽然并不短，但是就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这个专业学科名称而言，由于其学科归属一直有争议，导致其学科名称变革多次。这以学科国际上通用的名称就有两个，Government Statistics 和 Official Statistics，二者都是从组织统计方的角度进行的命名，但是这两个名称在我国并不适用。同样只是单纯按着数理统计和应用统计对其命名也不 完全适用。随着时展，我国统计内容也在变化，由于这种统计是通过认识所在社会经济现象为主要目的的统计，以经济学和统计学两个学科为主要依托，以社会学为发展导向，故将其命名为社会经济统计学。 （二） 教材的变革 在小统计时期，我国使用的经济统计学教材多引进苏联教材，由彼得罗夫著的 《经济统计学教程》是当时使用率比较高的教材之一。1957年，《经济统计学讲话》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第一本经济统计学教材正式出版。这本由徐前、戴世光、于涛等我国统计学著名学者共同撰写的统计学教材，与 《经济统计学教程》相比更为简洁明了，适合我国统计教学使用。但是随着的开始，从教学到教材的发展都停滞不前。一直到大统计时期的开始，1980 年，陈应中的 《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的出版，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教材的才逐步恢复。 （三） 体系的变革 由于小统计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并没有完全建立，这里主要围绕大统计时期的体系变革进行探讨。大统计时期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这个时期的经济统计，主要以传统经济统计内容逐步向新经济统计内容过渡为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开始逐步完善。在经济统计教学中，宏观经济统计理论进一步被强调升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建立基本完成，以 2001年出版的 《国民经济统计学》为例，这本书由佟哲晖和邱东编写，是在1992 年的教材的升级改版，相比之前的版本，新教材围绕着我国经济运行总体过程进行编写，将我国经济资源、经济总量、经济过程、经济动态、经济结构、经济核算等统计融入其中，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统计相对完整的体系。 三、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一） 统计工具发展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统计统计的飞速发展。在保证原始统计资料搜集准确的前提下，相比传统统计方法，依托计算机技术的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更节省时间，分析也更为详细，统计结果也更为准确。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统计软件变化升级多次，指向性也更加明确。针对不同统计对象，可以使用不同的统计软件。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统计软件的程序设计会更加完善，实际应用性也会更高。 （二） 统计学科发展 大统计发展至现今，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依托的学科不仅仅只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三门，只要是与社会、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关学科，都可以为我国社会经济社会统计提供理论依据。但是要注意此依据，并不代表将全部的学科融合为一门学科，而是在不同的统计中，提供更加有效准确统计的理论保证。 （三） 统计体系发展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针对我国社会经济统计体系提出了新思路，将统计体系进行扩充，包括环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资源等几个方面。这一思路以经济、社会、环境现象为依托，对三者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有效统计，组成一个理论上相对严谨的我国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以目前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会不会更加丰富，依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可以预见未来的统计体系，必然向着更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方向发展变革。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必须找出更合适我国发展的方向，无疑我国社会社会经济统计是确定发展方向的有力保证，它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交流的语言。只有在经济统计有力支持下，我国的发展才会更加稳定迅速。

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探究:和谐社会视域下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摘要:和谐社会是以人为主体来展开的,又是为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服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本质特征,也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和中坚力量。唐山作为一个工业化城市,在追求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应加强人文精神建设,从而为构建和谐唐山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关键词:和谐社会 人文精神 唐山 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统揽全局的位置。2009年,唐山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完成全部财政收入413亿元,剔除政策性减收因素,可比增长14.1%,总量继续位居河北省首位(新华网)。经济总量与速度、结构、效益、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明显增强,居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人均GDP、财政收入均列河北省第一。在和谐成为社会发展最主要元素的背景下,唐山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的同时,重视和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显得更具有意义。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它是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在和谐社会视阈下,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关系时,突出人是主体的原则;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以人各种需要的满足为最终诉求,强调人是目的的原则;在人与物的比较中,突出人高于物、贵于物的特殊地位,强调精神重于物质,人的价值重于物的价值,生命价值优先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本主义原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突出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和谐社会背景下建设城市人文精神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仍存在诸多不公平、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它决定了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过程是漫长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若干精神来支撑,并作为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在这些精神支柱中,“人文精神”是其中之一。 唐山在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面对快速发展的科技和工业生产,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丧失,理想、信仰、伦理、道德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退。因此,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快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促进文化的整合和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人文精神的作用之一正是提供价值导向。它要求人们做人做事要有定位,必须符合构建和谐唐山、效益唐山、低碳唐山的总目标。 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经济冲动力和文化冲动力的协调运行。文化力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一种追求生活的目的和生命价值的人文冲动力,文化具有认识、教育、审美和整合等功能。这些功能最终要通过主体的人来体现和实现,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持,所以人文冲动力是社会发展更核心的动力和竞争力,这是人文精神的作用之二。 三、打造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构建和谐唐山 一座城市只有大力倡导蓬勃向上、充满创新和智慧的文化,才能始终保持强盛的竞争力,才能为城市的全面和谐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打造城市人文精神,必须从人文精神最直接、最集中的外化形态和载体入手。 (一)营造人文环境,强化人格塑造,培育现代市民群体 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首先指的是人们生存的人文环境,它应该是平等、尊重、爱护、宽松、温暖的环境,同时要给予弱势群体和人民大众更多的人文关怀。 人是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文精神最直接的是体现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为唐山的未来发展提供人文价值支撑,实际就是提供现代市民人格的支撑。以人为本,团结友善、尊重自信,开放包容、创新创造,知礼守法、诚信无欺等充分体现着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现代市民人格。其手段一是强化教育机制。教育活动中应将灌输教育与启发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要多让他们在生活中受到感染,在体验中启迪良知;二是强化示范机制。要把唐山大量革命先进人物爱国、爱城、爱人的崇高品格,把唐山人的敢做敢为、积极奉献、敢于吃苦、善于拼搏的城市精神传统,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方式有效地整合与梳理,使其能够为唐山城市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供更多的切入点,也能够为唐山的城市文化品格奠定更扎实的精神基础。 (二)以教育发展为重要手段,增强教学研究力量,加强人文队伍的建设 城市建设要以人文建设为基础,要以教育发展为重要手段,先从教育抓起,尤其是大学的发展。随着唐山经济的发展,市委政府需不断加强大学城的建设,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唐山作为工业城市,工科院校较多,因此要不断加强政府与高校、企业的互动,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唐山有待打造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使唐山高校能真正够给城市带来蓬勃向上、充满创新和智慧的文化,真正以文化推动城市的发展。 城市人文精神要加强人文社科队伍的建设。人文科学是人文精神最集中、最抽象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载体和体现。人文科学的发展不仅反证了人文精神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直接推进主体自身的人文精神建设。这种作用一是通过知识分子的教育、传播、引领作用来实现,因此需要更多“智者”的参与,用智慧和思想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二是通过他们直接的文化创造来实现。当今时代,没有高度发达的人文科学,不重视人文科学的作用,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市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当务之急。当前加强人文科学建设的关键是研究队伍的凝聚和壮大。因此,唐山应营造有利于人才生长、发展的环境,能够培养和留住人才,同时营造宽松的学术交流环境,建立具有影响力的唐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和学科体系。 (三)转变管理职能,实现经济社会管理的人性化和柔性化 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是人文精神外化的重要形式,不同的管理方式体现了管理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和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各类管理部门转变工作思路,在经济社会事务管理中超越程序化和刚性化的管理模式,实现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管理。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权利,满足对方在生理、心理、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合理需求,在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成就的肯定中实现管理。所谓柔性化的管理,即不只靠命令、约束、控制等刚性手段来管理,而是更多地依靠沟通、协调、激励、引导等方式。提倡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管理方法并不完全排斥科学化和刚性化的管理方式,更不是推事、避事和息事宁人,相反,它是以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尽职尽责为前提的,它要求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更多地注入人文的因素和内涵,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这一“软实力”的隐性作用。 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探究:廊坊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对策探究 【摘要】人文精神是城市精神的核心内涵和价值取向，是城市创业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体现未来城市核心竞争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建市二十多年来，廊坊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迅速，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对城市人文精神的挖掘尚显滞后，这不利于城市的综合发展，更难以明确清晰的城市文化定位。本文结合廊坊城市建设发展的特点，重点分析廊坊城市人文精神现状，探究培育城市人文精神的对策。 【关键词】廊坊 ， 城市人文精神，现状，对策 1．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是构建“幸福廊坊”的必然选择 1.1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意义 城市人文精神包括“人化”和“文化”两方面。“人化”是指城市的发展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真正做到市民安居乐业。“文化”是指城市文化昌盛勃发，市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悠雅的生活方式、文明的社会风尚、品味的人文素养成为社会主流。城市人文精神是是维系一座城市发展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城市的本质要求。 1.2明确城市发展定位，构建和谐人文生态城市 作为京津之间的新兴城市，享有“连京津之廊、环渤海之坊”美誉的廊坊，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历史源远流长，人文艺术繁荣。近年来，廊坊市委、市政府以“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为城市定位，提出倾力打造实力廊坊、生态廊坊、智能廊坊、休闲廊坊、商务廊坊、人文廊坊、和谐廊坊、幸福廊坊“八大愿景”的发展思路，全新树立“幸福廊坊”城市品牌，加速向文化强市迈进。但是廊坊建市晚、底子薄、是新兴的小城市，若要在大北京这一特殊区域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打造良好的中心城市平台，增强吸引力，提升竞争力。而今，廊坊正在努力创建“生态环保城、科技教育城、会展旅游城”，“十二五”期间是廊坊城市建设发展的机遇期，把廊坊建成“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与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构建和谐人文生态城市则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在构建和谐廊坊的进程中，我们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均衡，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指数，廊坊应努力提升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水平，使其能更好得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最终使廊坊成为既有好的经济生态，又有好的文化生态的“幸福廊坊”。 2.廊坊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现状分析 建市二十多年来，廊坊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对城市精髓的人文精神的挖掘稍显滞后，这不利于城市的综合发展，更难以明确清晰的城市文化定位。 2.1没有形成系统合力。近年来，廊坊市提出了弘扬以“大气、锐气、和气”为核心内涵的“廊坊精神”，其中把“人文廊坊”列入建设“八大廊坊”之一。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它对于提升廊坊人文发展水平、建设国际化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系统地打造“人文廊坊”、构建城市人文精神上还没有形成系统合力，致使廊坊城市人文精神还没有正式出台。 2.2挖掘宣传力度不深，市民的参与意识欠缺 随着廊坊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政府部门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宣传媒介不断加强对城市形象的宣传力度，但从城市人文精神的挖掘和弘扬来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市民的人文意识薄弱。 2.3教育重视力度不够，不能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 现今教育体系重视科学教育，普遍忽视人文教育，究其原因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口号息息相关，和市场经济体制相关。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指标时，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育。大学生注重物质享受缺乏精神追求，高中生偏离主流思想，追求个性张扬。人们在创业过程中一味追求高额利润而丢掉了诚实守信的要求，有的人陷入了拜金主义泥淖，有的人迷失了信仰，这些都需要通过弘扬城市人文精神教育来完成，以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回归。 3.培育廊坊城市人文精神的对策 建设现代化城市，必须注重培育市民的人文精神。廊坊市作为一个新兴的小城市，要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导入全新的创新发展理念，分析并整合自己的资源优势，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名片，从而促进招商引资和扩大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而厚重的人文精神是城市的灵魂，必须着力培育和提升。 3.1树立一种理念——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繁华景象形成的同时，人有可能沦为房奴和车奴，人为物累，心为形役，忘记了自我的存在。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呼唤关爱、崇文、友善、求知，把人从“以物为本”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大写的人”铸城市之魂。只有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公民，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2优化一个环境——着力打造城市宜居环境 廊坊拥有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跻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行列，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廊坊一直致力于“把森林引入城市，把城市建在林中”，实施“蓝天、碧水、净土、绿化、宁静”五大环保工程。市内绿化覆盖率达到46％，人均拥有绿地面积14平方米，被誉为京津之间的“天然氧吧”。全年空气二级以上的天数达到330天，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天然气入户率达到90％。优越的环境条件为生态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怎样更好地给市民创造一个休闲的活动场所呢？营建一个生态环境和体系健全的公共绿色空间，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环境体系尤为必要。 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探究:浅议图书馆助推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城市人文精神是指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不可替代的精神个性和城市性格,是一个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图书馆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城市文明的窗口。 一个城市,其市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整体文化实力的大小,也就是说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有赖于每一位市民人文修养的提升。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作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科学情报、开展社会教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必将在城市人文精神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作用如下: 一、丰富的馆藏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提供文化资源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图书馆则是收藏、传递人类智慧及文化成果的专门机构,是因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全面系统地收藏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各种信息资源,广涉古今,囊括了中外的各个学科,可满足各种专业、各种学历、各种文化程度读者的需求。数字图书馆还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通过互联网提供各种各样的文献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社会中主要的信息资源载体。因此,可以说图书馆利用其丰富的馆藏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知识更新在逐渐加快,新信息也在不断涌现。因此,图书馆应与时俱进,加快发展步伐,不断丰富馆藏,以其精品、多元、特色文献吸引读者,让读者愿意走进图书馆。同时要做好文献典籍的保存保护工作及地方文献的挖掘整理工作,促进本地区的文明建设,让厚重的历史积淀起城市人文精神。此外,应加快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既要对现有的馆藏数字化,也要对网上资源进行挖掘和整合,为读者开发出有价值的信息产品,为地方政府及市民提供智力和信息支持。 二、社会教育职能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搭起向上的阶梯 文化发自于人,文化作用于人,社会是透过文化来塑造个人。图书馆作为广受公众欢迎的公共文化场所,具有很强的社会教育职能,被喻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是市民终身教育的场所。它通过书刊资料的外借、阅览、咨询、读者活动等,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将图书馆承载的社会主体意识、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根植在每个读者心中,变成一种精神力量和软约束机制。它对社会成员的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把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最美好的感情融入心灵。 三、保障机会均等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营造和谐文化氛围 图书馆历来的服务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读者”,而人文精神的本质即是以人为本。它提倡的是重视人、尊敬人、关爱人、保护人,这与图书馆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图书馆以其公益性、开放性、公平性的服务原则,始终如一、平等地为读者服务,所以能够保证公众阅读、获取知识信息的机会均等。一切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在校的学生还是步入社会的人,都可以利用图书馆,通过图书馆获得知识,成为图书馆的受益对象。 四、用先进文化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弘扬主旋律 在城市人文精神建设过程中,需要用智慧和思想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一座城市只有大力倡导蓬勃向上、充满创新和智慧的文化,才能始终保持强盛的竞争力,才能真正以文化推动城市的发展。而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性机构,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读者,以优秀的作品塑造读者的主要场所,其服务宗旨就是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用健康向上的先进文化占领精神文明的主阵地。通过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图书馆,使图书馆成为市民的文化艺术中心和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因此,图书馆在藏书建设上要多将思想健康、格调高雅、知识性强、反映时代潮流的书刊提供给读者,来提高公众文化娱乐的品位和质量。在宣传上要以积极的态度完善合理的导向机制,及时将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传输给读者,让读者在阅读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自觉抵制一切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培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使人文精神渗透到城市的集体心理和民众意识中,在点滴中提升市民文化素质。 当前,在全国上下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创建学习型城市,大力弘扬城市人文精神的大环境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图书馆人要抓住机遇,高扬人文精神,积极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出谋划策,并以创新、优质的服务为读者营造出一个良好、充满文化和学习气息的人文环境,为人文精神的传播作出自己的贡献,也为图书馆事业再创新高做出不懈的努力。 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探究:论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当代人文精神最基本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是超越工具理性、物欲主义，追求价值理性和意义世界。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一般需要三大系统的支撑：一是导向系统，二是动力系统，三是规范系统。没有导向系统发展就会迷失方向，没有动力系统发展就会停滞，没有规范系统发展就会畸形。 人文精神的作用之一是提供精神价值导向。它要求人们做人做事要有意义的考量和目标的定位，当下做事必须符合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总目标，当下做人必须遵循正人君子、合格公民的人格方向。 深圳市委四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深圳城市人文精神建设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为什么要建设城市人文精神以及如何建设城市人文精神作出思想上的认识和理论上的探讨。 当代人文精神最基本的内涵是以人为本 人文精神是一个涉及古今中西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概念直接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在本质上，人文精神体现的是对人如何“存在”、如何生存的思考，是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抽象形式。每一时代的理想都会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上，因而人文精神具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人文精神具有不同的主题和表现形态。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精神体现为与神学蒙昧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道德禁锢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和世俗精神；西方现代以来，人文精神体现为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相对立的理想主义、价值理性和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通常会通过民族精神来体现，因此人文精神又具有具体性和民族性。不同民族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会有一些差异，如西方社会强调的人文精神，突出的是小写的“人”（即个体的人），我们今天所要倡导和弘扬的则是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突出的是大写的“人”（即人民群众）。当然，作为人类共同精神本质的体现，人文精神并不拒斥人类的普世价值，相反，它要不断地从这些普世价值中吸取精神养料。因此，当代人文精神最基本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是超越工具理性、物欲主义，追求价值理性和意义世界。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辩证联系的范畴。一般来说，科学精神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对“真”的追求，它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人文精神则是关于“价值的知识”，是对“价值”和“善”的追求，它要求人们做事要符合社会的理想和信念，做人要体现高尚、善良、健康的情操和情怀。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绝对排斥，人文精神不能脱离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精神不能脱离人文精神的导向，人类精神的进步越来越需要二者的相互补充和渗透。事实上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呼唤着人文精神的渗入，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观点已遭到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批评；而人文研究者们也日益认识到确立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于是重视事实和内在规律的揭示，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样式，其内核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和价值取向，又必然鲜明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加强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建设本质上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走出“新路”应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城市精神提供精神动力和意义支撑 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中，一些学者针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病态和人的异化现象而高扬起人文精神的大旗。他们批判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抹杀了人的丰富情感和个性，人成了外部世界的奴婢和工具，整个世界被机械的无意义的力量所统治。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恶性膨胀，使得现代人道德衰退、灵魂空虚、精神沦丧。“在资本追逐利润需要面前，生命、尊严、自由、人权全都贬了值”，作为主体的人反而丧失了人生的根基。 那么今天深圳市委为什么要强调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呢？社会学原理揭示，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一般需要三大系统的支撑：一是导向系统，二是动力系统，三是规范系统。没有导向系统发展就会迷失方向，没有动力系统发展就会停滞，没有规范系统发展就会畸形。 从导向系统来看，主要有理论政治导向、方针政策导向和精神价值导向。而人文精神的作用之一正是提供精神价值导向。它要求人们做人做事要有意义的考量和目标的定位，当下做事必须符合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总目标，当下做人必须遵循正人君子、合格公民的人格方向。 从动力系统来看，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十分清晰地分析到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经济力和文化力，而且他还把文化力看成比经济力更根本的东西。后来丹尼尔·贝又相应地从主体角度将其定义为“经济冲动力”和“宗教（人文）冲动力”。现代经济力，从主体的角度看源自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的激活；而从客体角度看则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创新。制度是关键，因此这一动力主要孕藏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中。文化力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一种追求生活的目的和生命价值的人文冲动力，从客体的角度看指的是文化样式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经济功能和整合功能。这些功能说到底也是要通过主体的人文冲动力来体现和实现，所以人文冲动力是更核心的动力和竞争力。 经济冲动力和文化冲动力是社会发展两种最基本的力量。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这两种力量的协调运行。在社会的动力体系中，这两种力是相对立、相区别的，有着自身规定性和运行特点的“动力结构”，而在现实的动力杆杠的运作中，这两种动力结构并不是自足的、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二者越是协调发展，其运作所产生的能量就越大。 从规范系统看，社会的规范分为成文的规范和不成文的规范。成文的规范主要指政策和法律的规范，不成文的规范主要指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精神规范。成文的规范具有刚性，但不成文的规范由于是精神领域的，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当代社会精神规范的实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文精神的规范。“八荣八耻”以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就是人文精神规范的集中体现。有了这些规范，才能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条件下，使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行为得到有效的匡正，以保证社会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避免在人的生存环境、价值尊严、情感生活和人生理想方面出现“滑坡”和偏航。美国学者霍顿·库利不无深刻地写道：“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的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所要探索和走出的是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先行一步，提供模式和经验。这是一条产业结构、市民素质、城市品质高端化发展之路，是一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之路，是一条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之路。与过去的“杀出一条血路”相比，这条新路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追求和战略安排，是一个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挑战更多的系统工程。这就更需要建立起导向、动力、规范等三大系统以维持其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健康高效运转，更需要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城市精神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意义支撑。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必须从人文精神最直接、最集中的外化形态和载体入手 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本质要素，但它不是超验的实体，通常要通过主体人的纷繁复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体现出来，人类的情感意识交流、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和样式都是人文精神的外化。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必须从人文精神最直接、最集中的外化形态和载体入手。 必须强化人格的塑造，培育现代市民群体。人是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文精神最直接的是体现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为深圳的未来发展提供人文价值支撑实际上就是提供现代市民人格的支撑。市委报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上，关怀互助、尊重尊严，自强不息、竞争向上，宽容和谐、友爱仁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活力动感、创新创造，知礼守法、真诚向善，内省自律、诚信无欺，追求文明、坚持真理，科学理性、严谨务实等就是充分体现着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现代市民人格。强化人格的塑造，培育现代市民群体的主体人群是广大青少年和外来劳务工。其手段一是强化教育机制。教育活动中应将灌输教育与启发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践行相结合，尤其对未成年人，要多让他们在生活中受到感染，在体验中启迪良知；二是强化示范机制。要善于发现像丛飞这样具有现代市场理性的典型。所谓现代市场理性从市场意识看，就是将一般市场所需要的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相结合，形成有效支配和驱动市场主体行为的能动精神。在个体身上就是工作上自主自强、务实敬业、敢于竞争、追求效率；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方面，又能宽容别人、关爱他人、播撒爱心、奉献社会，追求人生境界。要通过巧妙、自然、多样化的宣传手段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和人文情怀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彰显人生的导向力量。 必须增强教学研究力量，加快人文科学建设。人文科学是人文精神最集中、最抽象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载体和体现。人文科学的发展不仅反证了人文精神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直接推进主体自身的人文精神建设。发展人文科学对城市人文精神的提升关系重大。这种作用一是通过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教育、传播、引领作用来实现，二是通过他们直接的文化创造来实现。当今时代，没有高度发达的人文科学，不重视人文科学的作用，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对社会的科学管理和有效调节是不可想像的，要实现市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不可思议的。当前加强人文科学建设的关键是研究队伍的凝聚和壮大，基础是教学和研究平台建设。应通过多建平台、壮大队伍、转换机制、鼓励创新、营造环境等举措，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吸收岭南学派特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深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和学科体系。 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的现实“软实力”。文化活动、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是人文精神最生动的感性形态，成功的文化活动、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无不承载着厚重的人文精神，唯此才能实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引导人民的功能。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建设注入更多的人文精神的内涵。深圳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达一个较高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日趋迫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以便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中实现市民人文素养的增进，在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中实现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文化产业作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随着文化工业即文化产业时代的到来，原创性文化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的实现，必须依赖批量化的文化复制和多样化的文化传播。文化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必须加快公共性的文化事业建设，更意味着必须加快市场型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媒介，进而成为现代文明传播的最重要的形式和手段。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圳目前已形成清晰的思路，关键是实施规划，落实政策，上下联动，合力推进。 必须转变各类管理部门的工作思路，实现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人性化和柔性化。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是人文精神外化的重要形式，不同的管理方式体现了管理者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和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转变各类管理部门的工作思路，在经济社会事务管理中超越程序化和刚性化的管理模式，实现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管理方法。所谓人性化的管理即不要把所管理的对象仅仅当着“机器人”和“经济人”，而应将其当着充满血肉、情感、意志、信念的社会人。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权利，满足对方在生理、心理、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合理需求，在于无深处、和风细雨中，在对象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成就的肯定中实现管理。所谓柔性化的管理，即不只靠命令、约束、控制等刚性手段来管理，而是更多地依靠沟通、协调、激励、引导的方式。提倡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管理方法并不完全排斥科学化和刚性化的管理方式，更不是推事、避事和息事宁人，相反，它是以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尽职尽责为前提的，它要求的是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更多地注入人文的因素和内涵，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这一“软实力”的隐性作用。

经济法学论文:对经济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经济法学如何发展,经济法理论研究如何深化,已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期发表的五位青年学者的笔谈分别就经济法理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诚望有更多学者加入对此类问题的讨论,以推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 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着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论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以管理模式改革为视角 摘 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当前的热点，但遗憾的是改革中经济法学缺席了。本文从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入手，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框架，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作出了经济法学视角的学术性和制度性回答。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目次 一、引论 （一） 改革的背景 （二） 改革的目标 （三）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四） 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一） 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二） 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四 结语 一、引论 （一）改革的背景 自从1950年确定建立信用社以来，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当前，新的一轮信用社改革又开始了。本次改革是在两个交叉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缺血与失血并存。而作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不了资金支农的使命，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外流管道。第二，金融问题。自从1998年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一方面作为正式金融的信用社的异化加剧，同时各种非正式金融在政府遏制下无序发展，整个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重新整合以消除风险、增加活力。信用社的改革必须联系这一背景。 （二）改革的目标 根据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15号通知）的规定，改革的目标是“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三大目标能否在信用社这一框架内获得协调？目标与信用社本身的功能定位有没有内在的冲突？ （三）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15号通知及历次试点会议的内容，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产权模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选择股份制、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二是组织形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采用以县为单位的一级法人、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的二级法人还是银行形式。三是管理模式问题，这里的管理专指行政管理，15号通知将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因而专指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四个问题中，前两者为微观领域的改革，后两者为宏观领域的改革。 （四）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同很多次的重大改革一样，法律及法学界再次缺席。表现在：第一，从学术上看，很难见到法学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对策性或学术性见解；第二，从制度上看，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改革，却缺乏一部明确各方根本性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法学理论，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多层次利益主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其范式、原则、宗旨及规制手段都有极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它的缺席，无疑是改革的不幸。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尝试以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当前的信用社改革给出一个经济法学角度的思考。本文选取“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这一视角入手，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改制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改革中，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管理模式的改革状况。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1、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利益冲突 第一，信用社比较明确的行业管理始于1979年，从那时起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合一。第二，1996年进行的改革决定农信社和农业银行脱钩。业务管理和金融管理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第三，2003年，15号通知决定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区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地市不再设立联社或者其他形式额独立管理机构。” 在信用社的改革史上，管理模式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在这一博弈中，涉及如下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用社（包括职员、社员）、信用社所在地的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人（比如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层次性的关系？信用社的控制权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是如何分配的？它的变更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性的把握这一系列问题。 2、经济法 的利益观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 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第三种利益主体，即是以需要货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主体。改革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视了。从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当前的方案是中央金融部门和省级政府的谈判中形成的，作为这一改革的利益相关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维护。从控制权归属及其后果上来看，省级政一旦完成行政集权，其直接逻辑便是遏制这些利益主体由下而上的自主寻求发展资金的可能。各地的改制现实逐渐的证明着这一点。 从现实来看，这三类利益主体之间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失衡。最明显的一点是，改革中最应该得到维护的农村社会利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样的改革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本次的管理模式改革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利益格局呢？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经济法理论首先强调分析多元利益冲突，但这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分析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构建合乎基本原则的利益协调与保护制度，最终使各类主体的行为与相关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精神或者宗旨。 可见，基本原则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上，既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链条本身的枢纽，又是理论工具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枢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学界目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从“规则－原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9经济法的价值或精神是在经济社会化的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0作为实现这一理念并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对于政府主体来说，是实现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适度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保证其获得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社会中间层团体来说，是保证其在自治与管制中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作用。 以此为标准衡量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改革，我们发现，作为政府实施的一种复合干预行为，11在很大程度上却背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 2、管理模式改革利益失衡成因的经济法分析 首先，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政府正当干预原则。就政府主体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信用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法律上看，省联社应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一纸15号通知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成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 这明显的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基层信用社法人为解决各基层社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联社是为各个基层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 但是，在我国的信用社中，一直以来由于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而此次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将控制权明确的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逻辑。省级行政权力与联社的结合，必将使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12在这种状况下，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 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沉痛教训。 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支农”的口号取得对信用社资产的控制权，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由此而对信用社行使的政府干预行为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第二，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考虑，必然会将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信用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信用社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13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的是，政府对非正式金融14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反垄断法出台的前夜，又一个行业性的行政垄断系统产生了。结果是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的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可见，政府的不当干预，行政垄断的保护、市场竞争的压制、农村资金的恶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省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对象，农村信用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改制。惟一不确定的是，我们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14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通过经济法特有的利益分析框架，我们分析了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我们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紧接着，我们将根据经济法法律调整模式，就管理体制的应然状况给出一个制度性兼具学术性的回答。 （一）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政府在管理模式中的行为失范，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当。换言之，政府在信用社管理方面的行为只是系统性干预失范的一个子项目。因而有必要从农村金融体系的高度来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农村的正式金融，从组织上看，包括有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根据美国金融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C.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 ）的观点，应该从功能视角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既定的前提下来讨论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优化，应该看到，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15这里笔者采纳功能性分类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考察农村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政府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从农村现实来说，功能与组织是不对应的。首先是合作社，原本是一种合作性金融，但是现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因子，更多的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并且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其次，本应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3月，随着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自此专一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16实际上政策性功能严重萎缩，根本承担不了国家层面上支农的使命。 这种混乱的局面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各自金融功能的发挥，其次更重要的是必将导致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功能的金融组织干预行为的基础不清晰。因为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来说，一般是由政府全资创办、政府参股或提供国家保证等形式，以保证经营的政策性，有效的贯彻执行政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出资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商业性金融，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在《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保护下，政府都无权直接的干预（当然可以采用股权式的市场行为）；对于合作性金融，由于没有资本纽带，除非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因而，面对不同的金融组织，政府的权限是不同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一个金融组织的上述功能加以区分，基础法律关系的混沌必然会为政府机关的干预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事实也证明如此，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不都是打着“支农”的旗号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法学和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多是关注地方政府借支农为名将国家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而引发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干预行为的违法与合法的三八线，分解其背后的各个法律关系，进而构建起经济功能与法律责任相一致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严格的规制政府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行为限度。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前文已经详细的分析了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鉴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因而在运用政府权力矫正市场缺陷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冷静。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再一次给我们以启示：经济法既重视国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综合，又肯定社会中间层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作用。17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团体，具有单纯的政府与市场所不具有的功能，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干预的抵御。换一个角度，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权力的分权者或替代者。18这种经济法主体的发展壮大，在管制主体中增加了一个分权者，从而由下而上的提供了一种针对政府不当干预的制衡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信用社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是为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社团，有地区分会、州协会（Credit Union Leagues）和全美信用社协会三个层次。协会与联社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联社主要为社员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投资、资金清算、证券托管等经营性服务；协会代表会员信用社协调公共关系、进行职业教育、出版行业刊物、政策分析和研究和进行宣传采访等非经营性服务，19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抵御来自政府、银行界的压力。比如维护免税待遇。20目前我国对协会的设立管理的比较严格。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法上多个利益主体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我们有必要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三）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信用社的改革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强制性变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应克制自己的权力扩张冲动，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谨记“农村金融的干预应该始终以完善和促进市场运行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干预都应该以最终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金融服务和竞争为最终目的”21.可是，政府在信用社改革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法治层面讲，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法律，作为一种限权与控权的工具，在信用社的改造过程中缺失了。 与经济法律的缺位相伴的是经济政策的错位。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如国务院的各种通知）以灵活性见长，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相比法律，政策缺乏一种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一种基础性，未能从法律层次上规定利益主体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边界；缺乏一种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排除了市场权利主体的发言权，进 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演变成为了行政机关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的各个部门等等）的利益交易。 反观世界各国的信用社制度，大都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来完善信用社制度的。美国1916年通过了一个《联邦农业贷款法案》，联邦土地银行就是根据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过了另一个《农业信贷法》，据此建立了另两个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生产信贷协会和合作社银行。日本农协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22法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俄农业改革的实例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由于在初期便确立起了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因而有力的制约了行政权力的膨胀，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因而有远比我们明朗顺畅的改革前景。 23由此可以说：改革必须法律先行，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必须由法律对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确立基本的规则及救济渠道。 四 结语 信用社改革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又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枢纽。但当前的改革模式却隐含着许多重大缺憾。发现它并作出学术性的回答，是学界的使命。但遗憾的是，经济法学缺席了。对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损失。24不同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功能、价值互补性。经济法对于实质正义、经济民主的追求、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相关的分析框架，迥异于经济学，对于改革，二者缺一不可；而由经济法理念制度化形成的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改革成功的必备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不具备的。 笔者相信，理论品性的不同使学科之间不可替代。面对复杂的改制，经济法学研究的缺乏必将影响改革的绩效甚至是方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因而，笔者着眼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 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 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 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 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 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体系理论问题的探讨 1 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完善 1.1 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经济法学理论是国家干预(调制、调节)说,在经济法理论和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从“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的经济学假设上,①这种理论往往忽视了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在经济法研究和教学中的应有价值,将整个经济法学简化为“国家干预法学”。②可是我国经济法产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市场失灵”不同,我们的问题主要可能是“政府失灵”,原来是政府完全取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发育不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政府介入市场太深。而公权力肆意侵犯私权利,是现实中国法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法单纯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和体系,就容易为那些在改革的过程中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国家干预”来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找借口,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法理论和教学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宪政建设服务,同时也使经济法学理论有脱离自由的法律的倾向。 1.2 经济法基础理论应当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 增加经济自由权的相关内容 目前国内流行的法学专业经济法学教材,一般会讨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但大都不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缺憾。经济法的一个方面常常表现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而干预经济,而宪法则是为了保护自由而限制法律的限制。③如何依法保护经济自由权,防止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滥用,实现对经济“适度”的干预,是一个经济宪法问题,它应当属于经济法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以宪政、法治为导向的转轨经济法理论,应当将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经济自由权主要包括:④第一、财产权。财产权是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者出售该资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拥有一项资产并持有它(消极运用),将它用于交易或让他人暂时使用某些方面(积极运用)。⑤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⑥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第二、竞争自由权。即个体享有依法公平的争取市场交易机会的自由权;第三、职业自由权,即个体有依法选择职业和结束职业的自由权利;第四、营业自由权,即个体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从事合法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也有拒绝违背自己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拒绝从事自己不愿意的个体职业的自由。第五、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第六、(经济)结社自由权,即公民具有发起设立或者加入各种合法的经济性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也有拒绝加入自己不愿意加入的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经济权利的直接规定,应当说我国《宪法》是承认和保护经济自由权的。首先,《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最低程度的经济自由权。《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其次,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宪法》一系列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都部分涉及了经济自由权。例如,《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其实也部分承认了经济自由权,因为劳动权属于职业自由权。最后,我国政府正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只不过在实际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下位阶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对公民经济自由权反倒做了许多限制,实际上部分剥夺了个体的经济自由权,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当强调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以划清其与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界限。 2 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应当是经济法的核心 2.1 竞争法在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经济法教材和论着一般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容庞杂、所论范围广泛,体现了我国政府现阶段对经济介入范围较广、较深的现状。第二、大多没有突出竞争法的核心地位。即使一些教材设专编对竞争法进行了论述,也仅仅把它与宏观调控法、市场监管法等法律制度并列,而没有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现行的经济法学体系理论和教材缺乏体系的核心统帅,体系内部各部分关系不清,不能为进一步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没有充分反映经济法治和宪政的精神。 2.2 应当确立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 2.2.1 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经济法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 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它是市场中买方和卖方间相互交 往的演化性过程。购买者们竞相获取涉及购买的知识,供给者们则努力发现、获取产品制造或销售的相关知识,促使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竞争的全过程会对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行为造成很强的激励。因为竞争者们冒险投入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并要对他们的行动和错误负责。⑦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看,竞争性运用的产权有很多益处:第一,竞争推动人们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推动经济增长。第二,竞争能够抑制经济权势。竞争一次又一次地向财产所有者发起挑战,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可挑战的。第三,充分的竞争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配的公平,第四,充分的竞争其实是买方、卖方争取交易机会的自由,从而总体上促进了自由。第五,竞争有益于经济安全。竞争经济能够更好地吸收外部冲击,靠自发灵活的价格和数量反映使商业周期变得平稳。因此竞争应当得到经济法的促进和保护。经济法本质上 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在市场中,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在竞争和企业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追求,从而也使得竞争法无可争辩地成为经济法的核心。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德国着名经济法专家沃尔冈·费肯杰着的《经济法》(第二卷)中,⑨除了总论部分对基本概念和经济宪法问题进行论述外,他把经济法分为:(1)一般经济法,包括:经济人法(即经济法的主体);德国竞争秩序(是核心重点内容);德国经济财产法。(2)特别经济法,包括:在德国经济法中的总体调整;在德国经济法中的个体调整。一般经济法主要是有关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财产所有之类的法律。特殊经济法与市场干预有关,涉及到超越了市场自我调控的经济调控,一些人称之为计划或指导。显然在该着作里竞争法是作为经济法学的核心的。由日本着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尹从宽所着的《经济法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它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即国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市场支配)和阻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⑩韩国的权五乘教授所着的《韩国经济法》,强调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2.2.2 我国应当以竞争法为核心构建经济法体系 我国经济法理论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现行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改革又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权力仍然过多地留在经济领域,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仍然过多,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垄断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但这些特殊国情丝毫不能影响竞争法的核心地位,相反恰恰说明竞争法在我国应当成为经济法的核心。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律规则,该法不仅规范经济垄断行为,而且规范行政垄断行为,对深化竞争性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应当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但该法目前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法龙头作用,经济法学界应当把竞争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来重构经济法理论体系,我国将来的经济法学体系,应当设一编竞争法,放在基础理论之后,使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于不能完全适用竞争法而又与竞争法有一定联系的经济规制和监管法,也可以单独设专编,使其处于从属的特别经济法的地位。 3 宏观调控法的地位 3.1 宏观调控的含义 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体的调控。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通过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现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实现经济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财政政策手段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例如,公共工程),或者增加转移支付(例如,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或失业补贴),或者减税。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等)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这一学派的政策要点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不买投资买”。我国经济实际中存在借宏观调控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3.2 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宏观调控法的称谓是我国的特产,我国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主要是指金融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财政预算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与竞争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主要理由为:第一,我国实际生活中宏观调控手段作用较多,影响较大。第二,现代经济中金融、财政税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宏观调控法自然处于经济法学的核心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学中宏观调控法是和竞争法处于平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与竞争法相比宏观调控法应当处于辅助的地位。这是因为: (1)竞争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制度和秩序的构成和演变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德国的市场秩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秩序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自由秩序主义理论。该理论对公共政策的基本建议是要分清两种做法:①使保护性职能成为政府的重点,尤其是培养和建立各种有益于竞争性系统的制度已达到保护目的;②干预具体的经济性、社会性过程和后果。该理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政府应当专注于用其强制权力促进和保护作为共享品的竞争。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总需求摆动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担心,刺激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和对总需求的操纵会逐步地腐蚀市场信号机制,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 (2)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解决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而不重点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它应当是为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服务,而不应当干扰市场竞争。 (3)宏观调控法主要应当是为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我国现实中竞争法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用得较多(其实许多是较少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政府权力过多留在市场领域有关。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先有竞争法不同,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政府控制经济的惯性,即所谓“路径依赖”, 因此我国经济法是先有宏观调控法。实际中宏观调控的概念往往被滥用,许多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的方法都称为宏观调控,存在不受控制的调控权侵犯经济自由权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法治化制度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法将主要是与竞争法相配合,为维护竞争秩序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 经济法学论文: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吸取经济法学研究的教训 「内容提要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交叉性和相通性。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范围的选择，调整对象研究的思路，以及对总论与分论、本学科与他学科、求同与求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处理，都存在深刻的教训。在社会法学研究中吸取这些教训，对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社会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教训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法律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教育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现代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社会法学研究，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理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 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科学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鉴于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应当把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结合起来，依据实体法的公私法融合的特点研究其对程序法的特殊需求。在劳动法的既有立法例和理论著述中，其特殊的程序法需求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许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劳动诉讼制度和劳动法庭或劳动 法院，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也显示出了不同于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特色，并且还出现了关于劳动诉讼的专项司法解释。但是，我国现有的与劳动法对应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还不完善，在理论上还很欠缺；而与社会保障法等其他社会法部门对应的程序法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处于空白状态。因而，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相辅相成地同步发展。无论何种实体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其程序法支撑的可行性；无论何种程序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如何满足相应实体法制度的实施需求。 王全兴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摘要法学研究之深入，端赖于范式转换，经济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以往之法学研究，较为偏重权利-义务结构分析，这固然重要，但已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多维审视的需要，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法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 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 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 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 ，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 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研究形式 一、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前科学阶段”,突出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概念体系,缺乏共同的理论假设与方法论原则,理论尚未成熟,只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经济法学才能进入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目前经济法学界所追求的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并重研究,是经济法发展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相对比较注重有关“问题”的研究,即关于经济法制度建设的研究。因为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态势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还是比较倾向经济法理论的研究,需要适度的制度建设来“中和”这种非正常的现象。而在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由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运用企业组织理论、产权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处,结合经济法本身的实际,来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达到创新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注重问题的相关研究,要做到经济法所追求的“适度”。我们可以在着重研究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所构建的制度、规则和经济执法的过程中,从中抽象出经济法的范畴原理、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进而达到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互动研究。 试析经济法对利益冲突法学的论文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成果论述 经济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尤其在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已经形成了一些能支撑经济法学理论大厦的基本共识。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方面,也有过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正经历着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多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共同推动着经济法学理论不断深化。概而言之,经济法学经历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1.调整对象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学界形成了许多观点。按照前述发展历程的划分,各种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前诸论”和“新诸论”。“前诸论”主要有“纵横统一论”“、纵向论”“、企业法中心论”、“综合法论”、“经济行政法论”、“学科经济法论”等。“新诸论”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增量利益关系说”等。总体来看,“前诸论”中有对经济法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而“新诸论”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已成共识。尽管曾有学者对经济法抱有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的探索、交流与交锋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各说虽然分析的角度与表述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国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并统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这条主线。 2.经济法的地位关于经济法是否独立的法律部门,学者们曾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其中尤以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为争论的焦点。80年代初期,大经济法主义和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此外,还有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对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在法学界基本成为共识,并已为国家立法机关采纳,在官方文件中多有体现。 3.经济法的体系80年代初,不少学者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目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应该包括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基本没有异议,而对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是否属于经济法范围则尚有争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这两大板块已不足够,有学者提出应当加上“企业发展法”这一板块,以更好体现与维护企业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发展。 二、经济法的基本制度 1.主体制度经济法主体的确定与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法主体理论从单纯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为分析框架。例如早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后来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包括“经济管理主体、社会中间主体和市场主体”。在视野方面,形成了两种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方法,一是“行为界定法”,即根据主体的不同行为列举主体类型,如“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另一种是“身份界定法”,即根据主体不同的经济、政治或社会身份来列举主体类型,如“管理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2.行为制度 (1)宏观调控制度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过去学者们比较强调经济计划的宏观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从过去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调节方式转化为以计划、预算、价格、税收、利率等多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法学界对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见解和建议。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调控基本理论和宏观调控立法两大部分,至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在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目标、采取的手段,宏观调控法调整的对象、原则、地位、体系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点。在宏观调控立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研究。2001年3月召开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的议案”的小型研讨会,论证了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关于《宏观调控法》框架的设计。其后,有学者提出了宏观调控基本法的专家建议稿。在宏观调控部门法方面,经济法学界的研究,填补了法学领域的空白,促进了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创制和完善。 (2)市场规制制度学界对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市场监管的对象、监管的原则,市场监管法的性质、地位、体系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基本认同市场监管法是经济法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以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典型。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经济 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引介国外的立法与学说,开展对竞争法的研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学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要性、目标、原则、立法宗旨、定义、调整范围、执法机构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后,学界开始关注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比较研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健全和完善提出建议。在反垄断法方面,反垄断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确立,基本覆盖反垄断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度,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企业合并、行政垄断等。关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反垄断法1994年就被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直到2007年8月才终于通过。十四年的立法历程,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和反复。比如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是否规定行政垄断的内容、采用何种规制模式、如何设置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等等,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学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在1993年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学者们主要致力于论证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制定全国统一性立法的必要性,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王海打假、医疗纠纷等许多新问题。现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消费者的概念、医疗纠纷的适用问题、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问题、新型消费方式的法律规制等等,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产品质量法方面,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概念、缺陷界定、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方面,近年来,产品责任的新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3)对外开放制度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制建设几乎与外贸事业发展同步,在对外贸易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保持了极大的关注,对对外贸易经营者主体资格的取得、货物进出口配额管理与许可证管理、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立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外资法的研究也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紧密结合,学界在外资的待遇、利用外资的形式、加入WTO对外资法的冲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制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特点:结合复关和入世谈判,加强了对中国涉外经济法与WTO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这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的变革,为中国加入WTO在对外开放制度领域扫除了理论障碍 3.责任制度学界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表述、定义、是否具有独立性、承担形式、构成要件、司法救济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要完善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使经济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第三,经济法责任具有公益性和形式上的复合性的特点,既包括传统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一些新的责任形式。 三、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基本的共识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经济到法,又从法到经济。出发点是现实经济问题,中间经过法律博弈、法律协调,最后落脚点还是回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来。结合就法论法与法外论法的研究范式,在研究中除运用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外,还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学的论文、着作里,已经出现了多种方法的运用,如,陈乃新教授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只有经济法调整的是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采用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又如,史际春的《经济法总论》一书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并注重从社会实践中提取论据,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采用了社会实证的分析方法。 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取得的成绩斐然。经济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学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提炼共识,反思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创新,正如程信和教授所说的,“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教学质量的讨论 一、教学质量与施教质量 教学质量的内容首先是“教”的质量,其次是“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的关系中,“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是关键,因为它决定着“学”的质量;“学”的质量是我们施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师高弟子强”,这就是它们间的逻辑关系。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教育战线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中,存在下列误区:其一是以为只要改善了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环节等,而教学方法只是教学主体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其二是把教学方法等同于“教”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学”的方法的讨论,使其讨论“文不对题”,当然,教师在讨论教学方法时,基于“以身作则”的缘故,主要应讨论“教”的方法。其三是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简单地概括为施教方法,尤其是仅仅局限于课堂的施教方法,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得当、有效的施教方法有赖于充分的施教准备,施教准备还与施教指导思想有关;课堂教学仅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无需更多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的主体主要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因此,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比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来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之一是教学方法体现于对教学的组织过程之中;之二是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更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责任;之三是从讨论的视域来看,更加关注教师施教的全过程,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方法,同时,将学生的学习方法排除在了本命题之外,这有利于集中讨论教师如何施教的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特点 认清经济法学的基本特点,是确立怎样施教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特点“经济法”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开设“经济法概论”,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开设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它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法学课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它既包括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理论的继承、运用,也包括对它们的理论的扬弃和发展;从经济法学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法学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等课程而言,还很“年轻”,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尚无一致的认识。经济法学的种种基本特性,给如何实施经济法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经济法学的教学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点。 2.课程关联特点经济法学的前置课程通常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等,后续课程一般包括税法、国际经济法、市场竞争法等,此外经济法学还与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相关联。由于经济法学与上述课程的关联关系,所以在经济法学的施教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施教内容的衔接关系,既不能彼此间缺乏照应,又不能出现课程间内容的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了解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师间应当相互沟通和协调,使相关内容———尤其是基础知识等重要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而仅限于衔接而已。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材,还是任课教师,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合理。 3.经济法现象特点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借助于各种有效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综合调整之法。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宏观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法具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在经济法律规范中,经济体制、经济技术规范可以直接构成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或专业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使经济法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特点;国家调整经济关系时可借助的法律方法包括各种层级的法律、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规定丰富多彩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国家为追求宏观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尊重和保护个体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对国民 经济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的调整,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教材特点由经济法学的边缘性、年轻性和关联性所决定,迄今尚无比较成熟的《经济法学》教材,《经济法学》教材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论体系不完整:一般的《经济法学》教材,总论部分仅涉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论及经济法基本原则。第二,学界“画地为牢”的门户观念束缚了《经济法学》的教材建设:“经济法”界的专家们在编写《经济法学》教材时常常囿于“学界”的“先占”界限,认为经济法中的某些基本法律和基本范畴,历史上就已“划归”其他法律、法学部门,故《经济法学》不再讨论,于是使“经济法”在法学界就成了“拾遗补缺”之法,从而没有从“经济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系统论及,这也是总论体系不完整的深层次原因。第三,总论与分论不对应,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总论未论及的一般理论,而分论却有重要篇幅,如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二是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分论的内容大体趋同。第四,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实质区分较少,甚至有的“观点”“流派”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游戏”,以至于难于自圆其说。第五,分论任意膨胀,分论任意膨胀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现象没有“经济基本法”典,主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的学科理论不成熟。 三、教师施教环节的组织教师施教环节基本可以分为备课、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认识、课程考核四个阶段。 (一)备课备课是施教的前提。备课之前首先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备课。所以,备课过程中须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教师的备课准备教师在备课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备课”的质量,进而直接影响教和学的质量。备课准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应当熟悉培养方案。熟悉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握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了解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联性,进而为进行教师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基本的施教内容,以免课程间内容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以免施教内容太深、太浅、太宽、太窄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既定培养目标的实现。 (2)应当选用优质教材,“教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仅指发给学生而教师又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着作,在此可以称之为师生“共用教材”或者“基本教材”;广义上的教材,则应当是除狭义教材以外的其他参考资料,如教师备课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等,学生学习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教师编发的参考资料等。经济法的基本教材版本较多,有的是法律知识读本,有的是非法学专业用的教材,有的是研究生用的教材,有的是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的专着;有的比较陈旧,有的则较新;有的是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所编,有的则不然。在选用基本教材时,一般来讲,宜选用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最新编写的经济法教材。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也要遵循新颖、适当、针对性原则。所谓新颖,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所谓适当,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适合本专业培养目标,难易适度;所谓针对性,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与共用教材的内容———尤其是任课教师的讲稿的各个“章、节、点”内容密切对应,不要偏离施教任务。 (3)应熟练地把握基本教材内容。一般来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体系。熟练把握基本教材内容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教师在备课时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间的关联性作合理的取舍,进而形成具有本学校本专业特色的课程知识体系;有利于对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进行改造,这主要是因为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再到教学使用,总有一定的“时差”,而经济法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经济法律、法规又在不断地立、改、废,使经济法教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备课时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同时,基本教材的内容也是我们选用、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依据,既然基本教材是代表本学界最新成果和反映学术动态的着作,是师生共用的教材,选用与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教材的内容,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学生的视野,所以对于基本教材,必须尊重它、忠实它,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与编写,都要围绕基本教材进行,绝不能“喧宾夺主”。 2.备课组织。备课是教师根据培养方案、课程间的关联性、学科特点和学生的需求等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法进行精心安排的活动。因此,备课的充分程度、备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授课质量,即使口才再好的教师,也莫不如此,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只要备课充分、且质量很高,即使任课教师不那么能言善辩,课堂施教质量一定会有基本保障。所以,施教工作的重心是备课,而不是其他施教环节。鉴于“经济法学”所具有的前述特点,培养方案将学生定位于“系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要求,基于此,在此认为在“经济法学”的备课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作好相应工作: (1)教学内容的组织:基础理论知识应当相对系统、完整,法律知识的基本含义应当阐述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分析其科学性与不足,借此,培养学生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和素质。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培养方案将其分为重点内容、熟悉内容、了解内容和扩大视野的内容等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发生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问题。 (2)教学材料的组织。教学材料即教学用资料。在外延上大致包括基本教材、讲稿、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文献、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可设计为教学内容要揽、重点提示、疑难解析、认识实践练习、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等)。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对于基本教材,要明确重点、难点、熟悉、了解的内容所在;对于多媒体课件,其内容要精;参考文献中的着作、论文要基本体现本学科的水平,选编的法律应当是现行法律,如果是国外法律的介绍,则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对于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要揽要能基本概括知识点,重点提示要准确,疑难解析要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和精辟;认识实践练习要能反映本课程的知识点,并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对于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应来源于生活,并具有教学价值。 (3)教案的组织:在制作教案时,应根据教学内容确定具体的施教方法和施教手段。施教方法是具体而丰富的,不同的内容应有不同的施教方法,同一内容可以设置多种施教方案,以利于教师根据课堂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在施教手段上,主要是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使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案中要注明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和要求学生掌握该内容的程度。 (二)课堂教学的组织课堂教学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课堂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共同场所、是“教”和“学”相结合的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于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向学生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系统地学习 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希望自己遇到的疑惑能得以解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师生的互动性,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施教:比如讲授“经济法的产生”时可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在讲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可以采用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法;在讲到“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时,可以采用重点讲授法,在讲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注释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分析法、师生讨论法;如此等等。总之,施教方法的运用应因“材”制宜,因学时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准备充分,信手拈来,切忌教条。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仅有施教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软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为此,教师不能傲视学生,而应和蔼可亲;教师在课堂上的“精气神”、语言的抑扬顿挫、适度的幽默与诙谐,都有利于调节庄严神圣的课堂气氛。如果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达到了重点突出而知识面又广;课堂氛围方面和谐而不失严肃;施教方法作到了运用得当而又深入浅出,则可以说该课堂组织是成功的。此外,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因为它是课堂施教的必要补充。学生认识实践的内容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依据,认识实践的方式可以是教师编制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练习题、或者课程论文、或者到具体的单位进行短期的认识实习;同时,教师应适时地批阅作业,对学生在练习中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及时地给予解答,对课程论文进行必要的点评,对实习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 课程考核是施教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目前,经济法学的考核基本采取统一的全卷闭卷考核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在客观上是不尽一致的,这就影响了考核内容的覆盖面;同时全卷闭卷考核不利于考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种考核对教学效果的检验是不全面的,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对课程的施教可以推行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纲的课程负责制,对课程的考核可以推行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方式 经济法学论文:商科学院经济法学教学革新 商科院校(或称财经类院校)对各专业本科生均普遍开设《经济法学》这门课程,而且大多作为专业必修课程,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学理念不够清晰,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陈旧,考核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必须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经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商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出发,结合多年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实践经验,对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充分体现商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特色 经济法学是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边缘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将法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在经济管理、企业经营、市场交易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必要的经济法知识和技能。商科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既精通经济、管理,又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法律意识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着眼于经济法的学科定位和商科院校各专业的特点及对各专业教学规律的认识,根据商科院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学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并定位教学理念,进而确定知识体系及选取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商科院校是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发展起来,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培养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突出特征,多以为行业及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教育目标”[1]。商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多学科性、务实性,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多学科全面发展,其根本特色就是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专业特色是商科院校取得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商科院校必须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差异、补缺竞争,必须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突出教学特色来达到教学目的,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才能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立足,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法学知识的教育,尤其是经济法学知识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大批既懂经济又知法律,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能从事实际工作的实用性人才。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与这一培养目标和特色不甚吻合,所以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应紧贴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根据商科院校的特色要求,我们认为,经济法学教学应着重教会学生以下3点:一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二是查阅所需法律信息资料的方法,驾驭应用法律资源的能力;三是经济法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和运用经济法知识,是对商科院校学习经济法课程学生的基本要求。经济法课程是商科院校法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长期以来经济法教学侧重理论学习,而经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部门法多、内容广泛的特点,由于经济法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忽视对学生的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头脑中的经济法支离破碎,以致面对将来工作中的司法实践时往往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二、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改革应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于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学的学科理论尚不够成熟,经济法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完全定型,实践中对经济法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经济法的诸多内容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经济法学科理论的构建与社会实践中具体的经济法律实务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经济法理论不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工作有效地加以指导。导致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比较杂乱,甚至存在偏差,使经济法的教学内容缺乏应有的广泛性和科学性,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本质、价值和功能,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更应注重经济法内容的科学性、规范性、应用性和针对性。经济法教学应根据商科院校不同专业所面向的行业、区域,或者专业定位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选取经济法学教学的内容,在不忽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实效性。教学内容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特殊价值功能,掌握运用经济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市场活动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依据各专业的特色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选择具体内容进行专业性经济法专题教学,并与相关的专业知识有效衔接、形成互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满足学生对本专业领域经济法律知识的需求。教师要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根据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根据听课学生人数、课时等具体情况讨论统一授课基本内容,解决在具体的经济法教学中,课程内容庞杂、课时有限的矛盾。经济法教学要加强经济法课程的体系观念,要把经济和法律、国内和国际、经济法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相关知识、理论、信息紧密结合,使之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法律、科技综合发展的总趋势。要通过筛选、精简,重点教授最能体现经济法的内涵和价值的内容,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市场规制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等领域, 使之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化。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法的政策性,国家政策与经济法有紧密的关系,不能脱离国家政策孤立地学习经济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分析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可加深学生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使学生前瞻性地对经济法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由于当前经济形势变化迅速,经济法律实践远比经济法律规则复杂,加之经济法律法规的修订相对频繁,在教学中应注意课程内容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应及时引入新的信息,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注意反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及时响应。 三、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体现多样性和灵活性 经济法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完成的,而经济法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经济法课堂教学方法。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需要科学的教学方法,经济法作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尤其要注重与教学目的相匹配的实践教学方法,既要讲解经济法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强调经济法应用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经济法教学不仅要有传统的理论讲授法,更要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通过协调配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经济法律的应用能力。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济法学教学应注重以下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理论讲授法。理论教学是经济法教学的基础,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是经济法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讲授教科书,注重阐述经济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识点,通过准确、详细的理论讲授,使学生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核心和精髓。它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原理,使学生通过广泛的互相关联的概念和原理理解各种情形的经济法律现象,较容易地运用逻辑思维来推断法律,有助于学生在单位时间的讲授中迅速地汲取经济法的精髓,为经济法的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经济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单纯的理论和法律条文讲解十分枯燥,对于经济法的重点、热点问题,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使教学显得丰富生动。案例教学法是指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学生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经济法分论部分,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学生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相互协作,提高其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具有趣味性、生动性、思考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这种教学方法为教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缩短了教学与实践的距离,重在引导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使学生学会思考和学习。案例教学给学生提供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战演习的机会,学会认真分析案件,找出案件的争议点,从大量的法律法规中找出适用的法律规定,直至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意见。在案例教学课堂上,学生针对问题各抒己见,能够集思广益,起到思维互补、开阔思路的作用,使学生对经济法的概念更清晰、结论更准确,也能够培养学生的表达、辩论能力,为学生今后就业提供一个演练场所。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学会了如何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 3.自学研讨法。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需要和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对于经济法中内容相对简单、便于理解、贴近生活的章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内容,实施自学研讨法,根据课时多少确定自学指导部分。对于要进行自学研讨的章节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教师可将其当问题先行提出,让学生预习准备,由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思考,上课时由学生进行讲解、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其他内容则作提示性讲授,布置为自学项目。自学研讨法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好经济法课程的信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法律论证等能力。自学研讨法可以科学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把握教学重点内容,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传授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增加了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教师引导和教会学生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提高。 4.比较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通过应用比较法,将相关联的知识点进行对照、比较,可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点,将繁杂的理论知识条理化、简单化,便于学生准确记忆,如将有关知识点做成对应表格,让学生从书本中找出相关内容填入其中,既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又帮助学生复习理论知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 5.讲座教学法。讲座教学法是指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给学生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商科院校应加强与经济法律实务部门,如法院、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税务部门等的联系和协作。经济法课程应当聘请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企业界中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专家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等,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这些讲座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6.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精选的典型案例,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按照诉讼程序对经济法律纠纷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模拟演示,以司法实践中法庭审判为参照来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模拟法庭的训练,能熟悉经济诉讼的程序,提高案件分析、法庭辩论、口头表达等综合能力,使经济法的学习形成一个从点到面,从关注现象、思考问题到掌握知识、提高法律实践运用能力,从经济法学的单学科学习到整合经济法律、诉讼程序、 法律文书制作等多学科学习的系统过程。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更具教学过程实践性和公开性,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7.观摩庭审教学法。观摩庭审教学法是经济法学课外实践教学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能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经济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教师先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选择一些典型的或者疑难的经济案件,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然后组织学生就该案件进行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人民法院把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实际案例放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使学生亲身体验经济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感受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此外,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其他课外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或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 四、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注重教学手段多元化 在经济法学教学手段上,要由单向性的教师讲授转变为自主式、合作式以及研究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通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设施,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引入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以多媒体教室为载体,可以实现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与学以致用的结合。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更直观、更生动,同时利用图形、声音和动画播放和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资料,能加深学生对经济法相关内容的理解,使教学丰富多样,课堂气氛活泼,案例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应用多媒体教学教师预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提示,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授课前提示学生注意本课的知识点和重要内容,使学生在听课前就对本课内容有大概了解,可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教师应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注意多媒体的播放只是辅助教学过程。对现成的多媒体材料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加以适当改造,使二者相互匹配。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给学生提供经济法课程相关课程讲解、练习题、优秀案例、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料,教师还可以在网上对学生优秀作业进行点评,开展网上辅导,为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学和扩展知识提供条件,方便搭建师生交流平台。 PPT课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开拓学生的视野,采用PPT课件教学可节省书写板书的时间,有利于逐渐加深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综合程度。此外,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播放教学案例视频,使用电子教材等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互动化、个性化,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了解经济法律实践,弥补不能到相关部门实习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身实践的效果。 五、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 以往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重理论、重闭卷,轻技能、轻应用,平时考核用考勤、作业等方式,期末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由于受时间、卷面容量的限制,很难全面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学应该与考核相辅相成,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符合教学连贯性和逻辑性的要求。因而必须将平时考核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平时成绩在学生科目成绩评定中应占较大比例。教师应当对学生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在平时成绩记录里,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主动获取经济法知识及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要有所体现,将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质量记入平时成绩,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讨论题,并围绕讨论题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撰写的读书笔记、学生的作业、小论文评定平时成绩,将案例讨论和撰写的案例分析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总之,应将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头考核、小论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以最好地实现经济法学教学的效果 经济法学论文: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李华振 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 李华振 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6月18日。此为原稿，后在发表时标题改为《MBO：“打狼棒法”该练练了》。 2001—2003年期间，我在《财经报道》、《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等媒体上发表过大约15篇文章，大多是为MBO鼓与呼的。但后来，我在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却发现，各地出现的所谓“MBO”有不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盗版MBO”，于是，我又写了《谨防“祥林嫂式的MBO”》、《论“变态的MBO”应该缓行》等文，为MBO的异变提个醒。 记得我曾在《中国MBO的“饿狼传说”》一文中写到：健康正常的MBO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等价进行”，但现实中出现的往往是异变成“残吞国资肥肉的饿狼式MBO”。但该文只描述了这种现象，却没写出解决办法。如果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进行“等价式MBO”，那么，我们也同样有1001个理由反对这种“饿狼式MBO”。 针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练成一套“打狼棒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狼棒法一：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原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进行的不成功MBO的覆辙，我国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民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民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打狼棒法二：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打狼棒法三：在进行MBO的同时，一定要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 打狼棒法四：切实保护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分配机制不得向经营者过于倾斜。效率虽然第一，公平也必须兼顾。否则，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惨重代价。 打狼棒法五：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打狼棒法六：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正如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负责人、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所说，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打狼棒法七：加强MBO过程中的官员廉政建设，推进“阳光下的政府”之法治进程。官员不仅是MBO的监督者，也是国有资产的人，是MBO的一方主体。所以，禁止权利寻租、设租之任务尤其迫切。反思俄罗斯国企MBO的失败教训和英国国企MBO的成功经验，会发现：在国企MBO的过程中，官员是否廉政决定着改革的兴衰成败。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深化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 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 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艺术学毕业论文: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形势分析 摘 要：高校扩招，这一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的教育计划出台。高校招生人数随之逐渐达到高峰，这直接影响到当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艺术专业招生，随着艺术生的普及，高校更是大力扩招艺术专业学生。家长们本着艺术生易就业的说法，纷纷让孩子报考艺术专业，然而事实上因为毕业人数的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于是导致了就业率普遍偏低。种种现象的出现表明，艺术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关键词：高校扩招；艺术教育；艺术生；就业形势 前言 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多高校持续扩大招生规模。 此次研究这个课题，主要就是，作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明年也即将面临就业选择，而自己了解的又少之又少，因此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高中时的艺考和高考，再到大学时我所专攻的艺术学设计专业的课程，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类活动，以及进行外出写生、艺术展览、参加服装演出等一系列社会类艺术实践活动，一路走来，在这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多是在实践活动中所提高的能力，同时个人阅历也变得更加丰富。 对于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这个选题或许我更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识，我同样也是伴随着高校扩招这一股趋势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的，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对于我们这几代大学生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一政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通常，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以相对低的文化要求进入同等大学，而我，也选择了通过艺术学习，考入理想的大学。当年的我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如今的毕业之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艺术生的就业形势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第一章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 1.1高校扩招计划过于急切，就业形势的弊端逐步显露 “高校扩招”，这个另所有人都十分敏感的词汇，也有着大学扩招或是大学生扩招等等称呼。高校的这一举动最初源自于199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这一教育计划的出台主要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这一高校扩招计划向全社会的一公布，对于还在没日没夜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再振奋人心不过的好消息了，犹如他们理想的大学已经向他们开启了绿灯，他们似乎感觉到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等待他们的将是令所有人向往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扩大普通高校本科及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自1999年起至今，各大高校的扩招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举例子来说，2001年统计数据得出各级各类高校统招生与艺术生的总人数达到115万人，接下来的一年就已达到145万人比前一年又增长了30万人，再到2003年竟然疯狂增长到了212万人这一巨大的学生数量。很显然以这样的高增长速度，我国高校扩招在2004年不可避免的迎来第二个就业高峰，达到280万人之多，这可是比以往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这样大规模毕业总数是在这4年中比以往翻了一翻还要多[2]。一个个惊人的数据就这样持续增长了9年，直到2008年后，我国教育部才逐渐意识到1999年开始的扩招计划的确过于急躁，并开始不断调节全国各省市的高校扩招比例，一年后的毕业生人数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与优化。 因2008年教育部将扩招比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之后，许多本科及专科类院校针对艺术生的招收态度也变得尤为慎重，因为扩招力度调整以后，绝大多数的院校都积极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举例来说像增加教师工作时间来缓解教师人员短缺的问题；课堂形式更多的变成了以上大课为主、设置更多的班级、压缩课时、延长课堂上的时间，还有全天排课等方式来安排扩大招生后对学生的教学工作；以增开更多自习室、加强课后辅导课外作业等形式作为保证教学效果的辅助手段之一；还以增设高级的扩音和投影设备、增设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等新形势的手段来提高和强化教学质量。不过这些都是针对扩招带来直接问题的即时性应对措施，比如像艺术学专业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未来的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等环节还会面临较大困难与压力。如果是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扩招不但可以扩大居民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优化我国的人才结构，但是有多少人曾想过在持续扩招的背后将是怎样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压力呢？“大学毕业生为求职给人下跪”；“大学生毕业后回家种地”；“当代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跳楼自杀”；“大学生因就业压力大而精神崩溃”。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新闻虽不能简单地和大学扩招划等号，但难道说扩招后对就业没有影响吗？扩招的确让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扩招会给高校的教育质量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也备受教育界的关注。 1.2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关系到到就业困难的问题 高校是扩招了，基础教育却荒芜了。在基础教育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生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降低招生质量的方式从而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划，这也间接造成了当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评价不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就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的水平差不多。就是这样，生源质量差导致毕业生质量不高，毕业生质量不高导致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导致高校声誉下降，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大学生，而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才是更加需要注重的方面，教育资源的应用不是建设多少所名牌大学，而是尽可能的将有限资源中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实高校扩招这一计划自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就出现在了扩大的幅度与用意。许多高校提出教育与科研并重的发展思路，提高对教师的要求，对于新进教师，大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者高级职称。然而一些老教授们思想已经陈旧僵化，依旧在照搬照抄西方早期的部分理论思想与研究成果，与中国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常常接受这些没有价值的教育并不能帮助学生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间处理各种实际问题能力，往往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对学生在工作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严重不利，也不利于毕业生在单位里提升自己的收入分配地位。高校应该是创新之源，但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重视短平快，一些为学术献身精神的教师却得不到承认，以至于被迫辞职，相反一些善于经营学术的鸡鸣狗盗之辈则是荣誉加身如果目前我国高校在招生的人数、类别、及收费标准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权时，就如同企业对自身的产品开发规模时丢失了选择权，这一企业也就不可能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如同学校难以真正引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长期以往，高校不但不能为民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在基础理论上也不能有所创新，从而影响了民族发展的潜力。 现如今，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的就业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现状之下，本科大学生的月收入工资水平也是在不断的下降，根据目前急剧的状态可以判断，很快就会和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相齐平了。能够拥有一份好工作是当前许许多多在校大学生读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第二章 扩招后的艺术学专业为高校所带来的影响 2.1艺术学专业的开设已趋于普遍化，学科设置亟待完善 从1999年高校扩招实施开始像当前如此大规模的开设艺术学专业的课程教育来说，其实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此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论证和大规模测算。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可知，全国开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大大小小、数目众多，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艺术专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山东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较低的河南省招生数量却名列前茅，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市招生人数却趋于中游，以此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地区面对招生规模有着不一样的计划与态度。近年来随着不断扩大的高校扩招规模，我国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在内的等许多偏远地区的省市都已经开设了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从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大量需求来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现连专攻畜牧业、专攻政法类的院校也都在纷纷开设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时，这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要还是真正出于社会需要。 带着这些种种疑惑让我想起在近日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节目中，其中一位选手在自报家门时提到一点，自己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然而说到自己是属于传播系的时候，这不禁让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出两位导师对当前国内各大盲目增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表示非常不理解，这一小小的细节也的确非常值得我，作为综合类大学里一名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去提出同样的质疑。冯小刚导师十分幽默的反问道：“中国的大学真是太有意思了！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传播系了？”而在一旁的张国立戏谑道：“不应该是传播系，应该是播种系吧？”这也能够看出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都对当下中国综合性大学不断增设艺术类专业的学科和课程都十分的困惑，这两位导师对于各行各业发展所持的严谨态度和看法同样也需要我们深思。 实际上，在采访前武汉大学校长时他也曾表示说：“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面对目前国内大学不断增设专业的情况，他认为：“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性的名校，照样没有囊括所有专业的[3]”。这也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开展艺术学专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也是需要对这种教育进行科学规划与调整的原因所在。 2.2艺术学专业的不规范性为学校管理带来困扰 众所周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通常是先通过艺术专业的考试，再进行高考，得出最终的成绩后择优录取的，因门槛低、录取率高，被很多学生看成是一种能够升入自己理想大学的捷径，因此与统招生的文化课成绩相比都普遍偏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很多专科院校甚至要求更低，这就使得一些文化课成绩平平的考生，为了能够进入理想中的名牌大学，把自己的学习转向了艺术学习。像这样带有很强目的性的选择，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些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不仅仅对艺术学习毫无兴趣同时又缺乏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为的都是提高艺考时的过关率，不断研究着每年的出题方向，从构图、到色彩搭配，一项项地摸索规律。这种培训谈不上艺术培训，更像是在工厂里的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一个个画风极为类似的艺术生，千千万万名考生中很少能有人真正热爱艺术。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艺考补和四处招生所填满，因此也无法静下心来投入到文化知识学习中去，丧失了一种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在当下，也不难看出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其专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4]，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许多高等院校持续大规模招生，这也给该专业负责的教师对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与影响。 由于艺术学专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比较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的自由发展，学生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过于情绪化，遇事不够冷静，再加上独生子女们普遍有着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烈等性格特点，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性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家庭状况比较不错，这些家长在平时对子女也更是溺爱有加。日积月累下来从而导致某些学生的自我意识过强，以及对集体主义观念的缺失，生活、学习行为自由散漫，有着我行我素的一贯作风，上课经常迟到，对教师的管理也是不愿服从等多方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大多配置电脑，但不少学生利用电脑通宵玩游戏，上网聊天，既给舍友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给自己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在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后，对艺术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艺术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然而部分又不认真、也不是本着踏实、勤劳、刻苦的学习态度，上课听不懂便成为了他们经常逃课还有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借口之一。虽说学艺的学生一般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但这种重视也只是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声乐、器乐等这些专业性的艺术课程和文艺演出。设计专业的学生则过分依赖于电脑绘画、制图等等，而对自己本专业理论性的学习普遍轻视，理论课上不认真听讲，做自已的事情，作业不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以及迟到早退等现象实属常见，久而久之弊端慢慢暴露，不仅理论功底差、知识不系统，在艺术作品中也缺乏灵感与独到的创造性。 除此之外，大多数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经常要参加很多社团以及社会性质的艺术类展、艺术实践活动等等，因此占用了大量课内外的时间，有时甚至在课堂学习期间也要进行艺术类活动，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艺术专业学生的文化课课程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我亲身的经历我非常理解在高考前考生们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专业考试，在进入大学之后，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大又花费了量的时间进行外出写生、艺术考察、参加演出等一系列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个人阅历也会更加丰富，但由于对某些学科和领域涉及的不够深入，求新求异意识和自我意识又比普通统招生更强，时常又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在当下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非常容易受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干扰，从而极大地了影响这些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对善恶美丑判断，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 2.3艺术生走进综合类大学，教育教学面临挑战 2011年，艺术学专业成功被批准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的第13个门类[5]，通过不断对艺术学专业领域内课程的规范化与系统化，我国艺术学专业领域也必将迎会来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一专业领域在既保持较快成长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各个功能与格局配置的合理、得当？如何推动艺术学专业教育？俨然已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最热门的教育话题之一，作为普通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艺术学专业学生，许多大学和院校纷纷相继增设和开办了招收艺术学专业，并且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更多高校持续大规模扩招的趋势，在我国1080所本科院校中已经有近600多所院校设立了艺术学的相关专业[6]。随着非艺术类专业院校中艺术类学生的不断出现，给曾经那些作风传统、学风严谨的各类高校增添了不少新的活力与生机，再次基础上，高校也对原来相对单调、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都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与挑战。例如某高校在扩招前，每年招收艺术学专业学生近100人左右，然而在扩招政策实行后，该高校每年至少招收300至500人[7]。 近年由于招生人数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增加，必然会导致其管理上的疏漏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新问题。所以说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艺术学专业学生的特点，探索出一种更加适合于艺术学专业学生自身特点的教育体系与管理方法，这样既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可以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以及身体、心理健康等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 3.1艺术学专业领域人才过剩，行业秩序失衡 据报道，在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上指出，音乐学专业和美术学专业已很明显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两门专业[8]， 这两门专业看起来似乎很高雅也很时尚，然而失业率却是最高的，供过于求正是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的陷于瓶颈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说是社会对这两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的限制有关。动画专业在红牌警告的专业中排在了首位，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动画的专业的确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在潜力当中也蕴藏着极大地功利性和盲目性，由此看来这不仅仅给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带来深层次的隐患，而且也是近年来整个艺术学专业急速扩张的一个缩影。我，作为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我就以服装设计的基础教育来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得到，对优秀的服装设计人才及设计团队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设计人才等方面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渐尖锐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计算，当前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一千五百多所，七千多个专业和四十多万名学生，现在我以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制来计算，高校扩招后的近几年中全国学习与艺术类设计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最少超出一百五十多万人[9]。 高等教育虽然需提供了合格且必要的劳动力及就业人口的基础教育，但是对于学生更加深入的教育模式当中却隐含着令人担忧的价值导向，例如以技术操作为主要课程内容的某些艺术类专业，这会使得该专业的学生很难真正具备绘制、设计一些产品的能力，同时因课程的局限性更无法了解社会和市场，无法展开今后在事业的发展上个人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一门真正的设计学专业教育是具备可以为将来发展指明方向的能力的，最现实的角度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依然不是一种只与现实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人才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市场经验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需要具备创造力、引导力以及丰富的想象。然而对于一批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讲，需要经历这一系列复杂而又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当今社会，半年多的艺考集训加上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化、趋同化的教育模式，想要达到那种理想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看来，国家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学习艺术类设计学专业教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与国民经济规模也是息息相关，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扩大的专业领域。毕竟设计行业也并不是一个人数越多等同于贡献率越大的行业，如果在另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说，设计者的人力资源过剩甚至泛滥，反而会加剧设计行业内部竞争的秩序，严重的说还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走下坡路以及出现低质倾向，这也是上面报道中所提到过的我国动画行业对当下动画专业性教育盲目发展深感忧虑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全球的设计专业的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专业毕业人数，美国约为130.8人，英国约为218.2人，日本约为219.3人，挪威最低，仅为37.2人等等。中国，虽然有着庞大的人口总基数，但是以此来计算后得到的这一数字应该为340人左右，虽然说不算太高，但也已经远远超过美、英、日这样顶尖的设计国家了[10]。 3.2艺术人才结构配比不合理，市场用人机制混乱 在社会言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人认为，这几年中国高校扩招政策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败笔。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之时，中国高校扩招的弊端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每年不断创出新高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对当前的就业市场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如此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困扰和问题。 令人头疼的就业问题也是大学生毕业后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当年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的他们，如今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也许直到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才会真正明白，有大学上并不等于有了一份好工作，更不等于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了。于是，有人便开始怀疑接受大学知识的教育毫无用处，利用上大学的时间外出打工和应聘才更有意义，而且上大学的成本高，付出却没有回报。抵触知识、抵触大学教育、抵触高等教育的言论铺天盖地，大部分都是由于就业困难、就业压力大而不断引起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引起的间接后果之一，各大高校如果继续这样盲目的扩大招生规模，必定会对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高校扩招还造成了学历贬值，高学历等于高学费高消费的不良后果。无论高校是否具有培养出高素质大学生的能力，或是不清楚该专业与市场的需求是否相互匹配，如果还在盲目的进行高校扩招，必定会造成当前社会学历上的攀比。为了高学历才去学习的不正常现象，十几年的扩招政策实行造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断贬值，专科生的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屡屡出现，就业上的职位也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高学历人才，曾经一个专科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现在反而转变成了应聘者必须是研究生才有资格应聘。也因为社会的供求定律，即这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下，供给者也只能不断抬高标准、降低价格，应聘者也是屡屡碰壁，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而且满意的工作。应聘上的这种不合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某些学历的价值，造成了当前市场上用人机制的混乱局面和人才结构配比的严重不合理现象，往大里说，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四章 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劣势与优势 4.1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自由职业者占据主流 每年，伴随着艺考大幕的拉开，艺考难现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会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众多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后都选择了转行做其他工作，甚至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非常大，事实上，选择这种跨专业就业方式的艺术生并非个例。我通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例子分析一下该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日前公布了该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从就业单位的对口情况来看，工作与所学专业完全对口的比例为22.70%；基本对口的比例为61.74%；不对口的比例为15.56%。尤其是以服装表演及服饰设计类专业的就业率偏低的特点较为突出，从专业来看本科22个专业中，表演和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率为87.88%，艺术设计的就业率为76.6%，表演类和服装设计类专业就业面比较窄，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11]，不如各种平面设计类的专业就业面那么宽泛，因此会导致就业率会相对偏低一点，到最后很多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离开本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机会太少，社会需求早已远远饱和，入学时供不应求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专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难题。通过我与我们本专业毕业后的学长、学姐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仅有极少数的人选择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转行，有的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有的去应聘，希望能够进入国企单位，大约一半以上的同学把设计与绘画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转行之外，也有不少同学选择相对口的专业继续深造，考研、考博等等，但是统计下来就业率也就大概在百分之30～40左右[12]，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新闻和媒体等途径交接到，近几年中国家出台了新的就业政策，未来的就业率或许会比目前要更可观一些。 根据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与非艺术专业学生不同，自由职业更受到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青睐，自由职业也将成为他们毕业后短时期内的就业方向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调查发现，自由职业的状况也显的尤为突出，虽然总体就业率高达96.11%，但国企就业所占的比率为8.87%，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率仅为可怜的6.68%，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进入私企公司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13]。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所学习的专业具有特殊性，与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相比，情感表达也更为丰富，思维积极、活跃，求新求异意识较强等鲜明的个性特点。导致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是就业协议书，有些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虽然已经开始就业了，但并不与用人单位签合同，只要用人单位给找活干，工作完成给相应报酬就可以，有很多艺术生在就业过程中今天这家公司的活干完，其他空闲的时间又可以找别的单位去做工作，具有灵活性很大的优点 [14]。 4.2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因较高的艺术素养，颇受欢迎 难道说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真的就那么难就业、难糊口吗？我们所谓的前途，往往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环境之中。同样，也是有不少新闻报告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启事中都写道，在同等资历与条件下都愿优先考虑从事过艺术专业学习的毕业生。学习艺术不仅可以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门路，还可以有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即使在将来，毕业后不再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更多的单位在把普通大学生与艺术生作对比时还是愿意接受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毕竟他们的审美能力、动手能力、整体素养、以及鉴赏能力等方面都在此之前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仅美术类大学生毕业生就可以消化掉15万人，而且就业方向、就业前景非常好，涵盖了装饰、建筑、报社、出版社、电视台、影视、动漫、网络设计行业和各大企事业单位等。也就是最近几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也纷纷向中国投来招聘公告，提出预订某些艺术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年薪至少都在10万元以上。举例来说，我的同学是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的，今年才大二，已经开始兼职做钢琴老师了，除去每月的开销，还是有比较高的收入的。很显然，这就比非艺术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外打工、做兼职时赚的多很多。 不要去一味的认为学习艺术是无用的，它不仅教给人技能，让人带着技艺去谋生存，而且还影响着周围人的思维模式，让人在做事上更加感性，并且在生活的选择上有一个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审美和要求。作为年轻人学习美术、学习音乐、学习其他类艺术，不仅仅是掌握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艺术的期间或许能够尽早发现自身所蕴藏的艺术天赋，在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中不断挖掘每个人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是为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都会拓展开一片更加深入的发展空间，用音乐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用美术去提升对美的鉴赏与品位。 第五章 针对解决艺术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艺术学毕业生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新世纪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各高校以及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价值所在，艺术学毕业生由于其专业特性的因素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不仅实践能力较强，而且就业面非常广，我们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真正把艺术学毕业生，这一专业资源优势，转变成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然而落到实处却发现，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高校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变的更廉价，其原因还是由当今社会的就业渠道不够畅通造成的，就行形式仅仅为熟人介绍、学校推荐、就业网站招聘、社会和校园招聘会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主要的两条就业渠道仅为招聘会和招聘网站，但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两个渠道最大的弊端，缺少了必要的法律监管求职者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大批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也就不能被满足。再加上某些用人单位不断抬高对求职者的要求，挑剔用人单位在招聘通告中还要求有数年的工作经验，这对于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实在困难，也导致了众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理念存在误区。在当下，大学生对工作的期望值普遍偏高，低工资往往不能对他们形成长期的工作激励，结果必然会导致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在求职时，缺乏技巧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不够自信，回答问题支支吾吾，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展现给面试者。更有甚者在面试时想要蒙混过关，就伪造一些假证书弄虚作假，然而这种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久而久之，用人单位也不再信任大学生了。 第一点，高校应该为艺术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增强艺术生社会实践的能力。许多院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用处并不大，导致许多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和学习。艺术专业的教育通常实践性较强，艺术生的择业方向也要顺应其专业所具有的特点，加大社会实践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岗位，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工作意向自由选择社会实践的内容，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高校在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与实践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联系各级各地的用人单位建立起以学校为主的小型人才招聘会，充分调动起艺术生就业的积极性，拓展艺术生的就业空间，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优化了人才结构。 第二点，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拥有专业设置变更权的高校，确实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学校也能够根据社会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作出调整。但是学校对人才供求信息的掌握不全面，因此难以保证对招生人数的制约，当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配套时，就会形成招生人数增加，就业市场严重饱和的现象。艺术生就业难，也是高校培养艺术人才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的一种现象，只有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的时候，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三点，各类高校应注重把艺术生向多元化方向培养，把发展艺术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放在首位。从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上来看，需求量最大的是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专业性人才。艺术学院的学生在组织文艺汇演和毕业设计演出时，邀请相关企业参加学生的作品展，为艺术生与文化企业之间搭建一条沟通便利的平台。学校在教授本专业的知识与学习技巧的同时，还应该开设一些对发展专业有利的课程，培养相应的组织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拓宽就业思路，着力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掌握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就业人才需求量大的选修课，鼓励同学去报考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只有掌握了各种与就业市场相辅的技能，在当前充满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四点，转变艺术生的就业模式，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随着艺术生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饱和带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促进就业方式多元化的同时，自主创业模式也逐渐占据了主流。国家以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持，就是想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锲机。艺术生相比其他专业具有一定优势，可利用专业特长开展自主创业活动，以创业实现就业。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程，不仅要对传统就业观念的转变，而且需要有一份长效的改革计划。其次，鼓励学生建立创业工作室，学校提供场地支持，并对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企业家、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共同组建创业顾问团队，对创业团队开展各种创业指导和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并推动艺术生创业团队与社会企业团体对接、交流与合作，促进创业项目的蓬勃发展。 第五点，拓展艺术生的就业思路，就业不再受地域环境所限制。许多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都选择了留在其大学所在的城市，他们普遍的认为只有留在大城市才有好的工作机会[15]。例如北京各高校的艺术毕业生基本上都想留在北京，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艺术生就业需求，然而我国除去北上广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较为偏远的西北内陆地区。之所以这些艺术生的就业方向出现明显的地域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地区间差异远远明显于其他国家，在相同行业内做着同样的工作，只因为地域不同，劳动者工资福利差别也不同，再加上我国住房、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对艺术生就业范围选择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就业局面下，只有转变就业观念才能更快的适应社会。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做好就业前充分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扎实的专业性理论知识以及优秀的专业技能的掌握特。毕竟还是那句话俗语说的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结论 高校扩张计划从九九年一路走到今天，背负着肯定的同时也背负着骂声，艺术生的就业之路也整整走了16年，在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以及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的形势下，这显然是个好兆头，越来越多的招聘启事也是更青睐于艺术生，扩招与艺术生就业之间也延伸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我认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方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抛开大形势上的种种顾虑，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拓展开一片个人发展的空间。通过这次对当下艺术生就业形势的分析，让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自己继续调查与研究下去的兴趣。 艺术学毕业论文: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杨晓丽（1982.10-），女，汉族，云南保守人。学历：学士学位，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文秘。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已由原来的“国家统一分配”变为“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机制，从而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广大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音乐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大学就业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012；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音乐系是以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体从事音乐教育、科研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的教体系。截至2012年底，音乐系为立足我市实际，面向云南省广大乡镇、农村，培养了1000多名合格人才。去年和今年都达到了就业率100%。这批学生，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主动适应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要求，使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保持着较平稳的局面。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有国家统一分配向毕业生自主择业转化，保山学院一方面重视就业工作，增加就业部门职能，成立了相应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部门党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给予2012年高校班主任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了做好毕业生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认真抓好深化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每年除了认真组织学生参加供需见面洽谈会，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外，还举办了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拓展渠道和空间。 （二）确保音乐系毕业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力军地位 今年来，我系学生就业走向略有变化：特岗考试及专升本的录取率比以往有所提高。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灵活就业，有部分学生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到基层第一线就业。为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近几年保山学院毕业生就业基本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局面，多数毕业生均已毕业，流向则发生可喜的变化，特岗考取率增加，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一次性落实就业单位的人数比例偏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1、2012年仍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大环境很严峻，很多工作多年的资深老员工都面临失业的危险，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学生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社会经验太少，在择业方面存在“眼高手低、挑三拣四”的心理和行为误区。以至于普遍的岗位不愿去，自己想去的单位又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彷徨、观望之后，就业的相对黄金时期就错过了，最后当自己想通的时候，已经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了。 2、用人单位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不景气，不得不采取裁员或减薪，有些单位甚至利用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以节约成本，往往到了实习期满后又不愿意与大学生签约或以各种理由将大学生辞退，这也是造成了签约难。 3、各高校出于对学生负责而不断动员学生外出实习、就业，毕业班学生因为交差而随便找单位实习，以求能开具实习证明，或是随便敲章应付。当然，这个原因占得比率不多，但不能说绝对没有的。 4、用人单位一般都侧重于招募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对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其需求量是很少的，有些即使是因为大学生实习生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开支，但毕竟少量。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主要是学生在就业时，因急于就业而并未全面分析招聘单位的实际情况、自己对于岗位的要求和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就到单位实习，开具相应的证明。而后，在工作中发现了各种未曾预料到的状况，对工作的满意度的不断丧失，最终离开用人单位。且这过程中的时间跨度太短，以至于未赶上签约就离开了，这就造成了“签约难”，签约率难以与“就业率”持平。 2、表现在缺乏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有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愿望，但自身素质、能力条件不足；渴望成才，又缺乏学习毅力；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又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等。加之窘迫的经济条件所带米的生计压力，造成了毕业生程度不一的心理负担，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承受压力较差、情感脆弱等。 3、学生还存在着就业地点的自我制约，“交通要方便，离家要越近越好，市区不愿往郊区跑，郊区的也不愿往市区找，本省的不愿到外省市寻求机会”，大学生的这种“圈地自限”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冈素。 当然，影响的学生就业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毕业班就业工作中碰到的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 三、进一步做好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提高音乐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现在，国家定期对高等院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将就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以推进高校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因此，保山学院要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加快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统筹考虑招生、就业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逐步明确以就业率来考核、评价、推动和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建立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 （二）建立集体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 1、多做教育工作。只要有机会，就给学生灌输“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给学生泼些冷水，强调社会就业压力之大。同时，也不能把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全部破坏，所以，应该把握分寸和尺度，择机鼓励学生，要求学生学会换角度思考问题，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2、充分利用学生家庭所具有的有利社会关系，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学生多走出去，到其他高校招聘会走走看看，在那里寻求就业机会。 3、将往年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时间提前告诉给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有时间做些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必要准备。强化学生紧迫感，有利于就业工作的有序开展。将学校提供的大量的招聘信息及时告知每位学生，并且鼓励他们多去参加面试，不被录取也没关系，至少可以积累面试经验，发现自己的不足。 4、对于在外实习的学生，充分利用QQ群、飞信、电信等手段，实行跟踪到每位学生的策略。特别是飞信，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能确保与每位学生都可以实时联系，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盯人战术。 5、灵活变换自己的身份，以最有利于工作的角色与学生沟通，可以是老师、姐姐、甚至是朋友，只要把握好一个度，都能有利于工作的进展。当然，其前提是几年来与学生建立的良好互动，有过深层的交流、沟通，具有很浓厚的师生情谊。其实，学生是有人情味的、讲道理的。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毕业班的学生，本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但是因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催促，甚至为了配合班主任的工作而紧盯着用人单位，要求单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书。 （三）针对保山学院自身的特点，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保山学院要抓住开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机遇，把向边疆民族地区各条战线输送合格人才作为毕业生就业一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毕业生转变观念，顾全大局、讲奉献，把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米，积极引导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等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者单位：保山学院艺术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的学汇和再提高的过程。学生将综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完成广告设计专业的整个毕业设计任务。设计作品应符合市场，具有独特构思，甚至是超前的，以展示学习成果。学生在参加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前，必须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即规定的学分），毕业设计(论文)按排在第7、8学期，时间约8周。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和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1.巩固和加深已学过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高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独立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掌握广告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了解我国有关的建设方针和政策，正确使用专业的有关技术规范和规定。 3.学会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广泛地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了解国内外的水平和状况。 4.培养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技术的观点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要求： 1.为综合同学们四年所学知识，设计内容项目较多，一般选择典型性较强、风格鲜明、难度较大、任务较重的题目，这是同学们创作高设计水平的难得机会，因此要求学生认真对待，按时完成设计。毕业设计风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定，设计尺寸统一要求，可手绘，也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效果要求明快、简洁、富有设计内涵，突出自己的想法。由于展览需要，还需进行装裱，装裱材料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制作。 2.毕业设计是学生走向社会发展自己事业的桥梁，因此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学术和先进的设计水平，在辅导过程中随时启发性地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真正把设计做到极致。 3.毕业论文为8000字以上。论文应力求研究计划和方案合理、论点正确、论据可靠、层次清楚、文理通顺、书写工整。 4.毕业设计（论文）文本按规范化要求装订。 二、指导教师 1.由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 2.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0组。每组1-3人。 3.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毕业设计的全过程，并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设计表现作出评价。 4.指导教师应认真负责，树立正确教育思想，认真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做好开题报告，制定毕业设计进度计划，及时检查学生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实际完成情况做好记录。 5.指导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说明书方面的指导，做到论文及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符合科技写作规范。并严格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打印和装订。指导教师要对论文及设计说明书、图纸认真审阅，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学生，要求学生进一步修改，保证毕业设计质量。 三、毕业设计内容 设计题目可以根据四年的学习经历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自定，做成系列招贴形式，也可结合实际项目来做。总体设计要求布局合理，构图富有创造性，色彩搭配符合设计需要，风格不限。 建议辅导方法：指导和观摩相结合，其间多学习国外大师的先进表现方法，使学生了解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加同学门对大师作品的感性认识，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品位。 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一）选题原则 1.毕业设计（论文）应按照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要求，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毕业设计（论文）应当有利于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选题要尽量选取既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又能联系生产和科研实际的题目，提倡“真题真做”。选题也可模拟实际工程。 3.选择课题的份量和难度要适中，使学生能在规定时间经努力可以完成为宜。 4.鼓励一人一题，若多人同做一个课题，每人必须完成个人基本内容，其设计内容及工作量应与小组人数相符。 （二）选题类型 论文参考题目 1.突破传统的传统—平面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 2.谈平面设计中的创意 3.非纸类材质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 4.浅谈对以文字为主题的招贴的视觉感受 5.包装设计的价值观 6.创意思维与图形设计 7.书籍装帧中的文字版式设计探讨 8.汉字标志设计漫谈 9.浅析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10.平面设计中的精神与物质 11.版面设计中的“平面空间” 12.浅谈沟通在文化性广告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评分标准：创意构思（35%）、理论畅述（25%）、文字表达（25%）、答辩表现（15%）。 毕业设计参考选题： 1.酒类包装系列 2.茶叶包装系列 3.饮料、咖啡系列 4.电子产品系列 5.2008北京奥运会招贴系列 6.中、外文学名著装帧设计系列 7.环保海报设计系列 8.和平海报设计系列 9.文化、艺术博览会招贴系列 10.商业广告、艺术摄影系列 11.企业形象识别设计系统设计 12.挂历、台历设计 13.DM手册设计系列 毕业生设计作品要求：整体设计构想有创意、设计实体的制作有整体、系列效果、制作精良。 参考评分标准：设计构思（35%）、设计实体（35%）、制作精良（30%） 五、毕业设计的一般步骤： 本专业毕业设计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选题收集资料、方案比较、设计计算绘图、编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毕业论文可分为三阶段：选题、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提出论点、阐述论据；撰写毕业论文。 六、毕业设计的成果要求：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最后提交毕业（论文）文本，包括图纸及毕业设计文本。除作品要求中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外，其它内容一律体现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一）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封面（详见附表）； 2.毕业设计论文的任务书（详见附表）； 3.毕业设计（论文）目录； 4.论文摘要； 5.毕业论文及工程设计说明书； 6.参考文献； 7.附录； 以上内容的要求 1.任务书：包括设计（论文）题目、论文主要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论文主要指标及要求、主要参考文献； 2.摘要：一般为400汉字，摘要介绍设计（论文）的研究课题，本人见解和主要结论； 3.目录：按论文章节次序编好页码，设计图纸要有标号； 4.论文或说明书要求论证严格，层次分明，语句通顺，表达确切，字体端正。 5.参考文献按以下格式列出 ［序号］作者姓名，期刊、名称、卷号、期数、页码（年份） ［序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页码（年份） 6.附录：与论文有关的数据表、计算机程序、鸣谢等。 论文完成后按（一）文本结构的顺序排列好，加以封皮，进行装订。 （二）作品要求 1.设计手册一本 A4规格，16页以上，主要包括封面、封底、目录、设计说明、设计草图、成品效果图等，全硬质封面、封底，并设计版面，彩色打印。版式体现“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字样。 2.展板两张 规格：800mm×1200mm，输出时最低分辨率：300dpi。展板中不少于4张电脑效果图,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副标题自定或指导老师拟定，并设计版面、装裱。 3.毕业生实习鉴定表（详见附表）。 七、毕业设计的组织领导及成果评定 1.本大纲及根据本大纲所制定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是毕业设计工作的具体依据，指导教师必须在毕业设计工作开始前阅读并领会这些文件的含义，学生要认真阅读毕业设计任务书，熟悉资料并明确自己的任务； 2.毕业设计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指导教师应给所指导的学生指定题目，给予必须的原始资料，并下达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启发诱导，全面负责； 3.指导教师应根据毕业设计的内容由有关单位选派，必要时还应指定有关课程的教师作为答疑教师； 4.指导教师的业务领导人应分阶段检查毕业设计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5.毕业答辩 （1）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后，经指导教师评阅，并写出评语和平时成绩，方可进行答辩；毕业设计无成绩或成绩不及格，将根据有关规定，取消毕业答辩资格。未参加毕业答辩或毕业答辩未通过者，将影响该生的本科毕业。 （2）答辩委员会由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5～7人组成，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两人，答辩小组成员备案； （3）答辨分设计情况介绍（10分钟），基本问题（5分钟）和追加问题（5分钟）的答辩。 （4）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分的办法，按百分制评分。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中等艺术学校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艺术教育更应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但目前，全国大多数中等艺术学校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招生持续滑坡，生源素质下降，规模开始萎缩等。在这种形势下，中等艺术教育该如何摆脱困境，快速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乃是强有力的措施。 一、加大思想品德教育力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艺术学校的学生年龄大致在10—18岁之间，正处于半成熟、半幼稚阶段，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闭锁性与开放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学校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严肃校风校纪，并真正贯彻落实到教学、日常活动中去。第二，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成立德育委员会，由副校长主管学生工作，学科设专职支部书记主抓学生管理和德育工作。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志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第三，活跃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气氛，使学生有进取心，教师舒心，家长放心。第四，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遵守纪律的观念、文明的行为习惯、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强化文化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由于中等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学生的文化素质相对薄弱，给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若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第一，要调整课时比例，细心研究教材，精选教学内容。在遵循文化部指导性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的不同，调整文化课程比例。目前，艺术类中专大多采用全日制普通初、高中教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科学地精选、取舍，尽快建立符合自己实际的文化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第二，注重教研，探讨艺术学校文化课教学的方法和途径。组织文化课教师参加“新大纲、新教材”及各种教学改革研讨会，定期到重点中学听课、观摩，积极撰写教改、教研论文，研究艺术类文化课教学如何在课时少等条件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径、新方法。 第三，要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开设各种文化辅导、补习班。对文化课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个别辅导；对入学后文化成绩较差的部分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以小班形式补课，使之尽快达到中等生水平；对参加高考的毕业生开办高考补习班，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升学成绩。三、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人才质量和水平如何，关键在于学习了什么课程，从所学课程中获取怎样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因此，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在课程体系中，根据实用、实效的原则，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专业技能为核心、专业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为专业技能服务的课程体系结构。这就需要适当压缩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加强文化课和专业课，以适应学生升学就业的需要。 第二，加大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大部分艺术学校都是以戏曲专业起家的，可以把戏曲专业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从而积极推进各学科的专业课程改革。戏曲专业课程改革首先要以京剧表演专业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推进素质教育这个中心，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调整部分专业课的设置，遴选规范教材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强化集体备课，博采其他艺术门类之长为京剧教学所用。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教师、教研组、学科和学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认真论证、抓住重点、举一反三、务求实效。积极倡导教学方式改革，使学生从“要学会”向“要会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方式转变，使学生从纷繁的灌输教学中解脱出来，留给学生更多的消化吸收空间，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以京剧表演专业改革的思路为指导，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教研，及时总结，扩大积累，特别是新专业要尽快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 第三，建立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要建立校、科两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学科评价机构由科主任牵头组成，学校评价机构由校学术委员会组成；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对全校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重点评价各学科的专业主课；并把评价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科主任及个人，存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评职、晋级及岗位工资的重要依据；还要逐步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以保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学生全面素质的稳步提高。 四、重视青春期教育指导，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 中等艺术学校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虽然好于中小学和其他中专学生，但继续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教师，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美术、器乐等专业做到保证体育课时、有专职体育教师、有体育设施等，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加强疏导教育，使学生正确对待人生、前途、家庭、社会、荣誉、人际关系等。 综上所述，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摆在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并积极落实的重要工作。只要艺术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就一定能使艺术教育走出困境，快速健康地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艺术学毕业论文:我国抽象艺术学研究论文 一、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一种绝境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理论专著《中国抽象艺术学》的出版。 《中国抽象艺术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抽象艺术理论学术专著。作者许德民，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作为抽象画家，他从半具象、意象画开始，在二十多年前走进抽象，坚持至今。作为诗人，许德民曾是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他从写哲理诗、抒情诗、城市诗、意象纯诗到抽象诗，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绘画和诗歌竟然都在抽象境界中异途同归——从情感型到非情感型到对情感的摒弃，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探索与实践，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崎岖的艺术道路。 近十多年来，许德民除了绘画、写诗，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抽象艺术理论研究。我曾经和他聊过这事，按理说一个画家的本分应该是画好画，少分些心。他说他的理想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画家或好诗人，而是要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艺术家，做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学者型艺术家。一个没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画家是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同样，艺术如果没有学术的总结、归纳和引导，也影响艺术的深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社会成果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说，中国的抽象艺术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各种文本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抽象文化、抽象审美、抽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甚至没有一个专职人员在研究它，这种巨大的文化反差也是他重拾理论的重要原因。他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不画画，或少画画，来做抽象艺术的学问。“我是先行者，使命感和虚荣心都逼着我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社会理念，至今在他身上保存完好，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绝境。 二、看了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画家或美术爱好者，你会全面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知道抽象艺术应该具有完整而严密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它们是原创、审美、精致、中国文化元素、艺术家的素养和资历。其中最重要莫过于原创。原创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更是抽象艺术的灵魂。它的图式、符号、材料、技法、题目、题材应是独创性地运用。就像看到世界上第一幅架上抽象画诞生于一次偶然性的颠覆：康定斯基以“构图”、“即兴”、“抒情”命名的作品，它的陌生化，和“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米歇尔·瑟福）成就了康定斯基抽象艺术之父的地位。譬如，美国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大师波杰克逊·波洛克，因其独特的“滴洒法”创作了《1948五号作品》，并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格成为世界艺术的“标王”。 如果是一个不懂抽象艺术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会知道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会再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抽象画看不懂，或太难懂；是“乱画”，太简单，小孩都会；早过时了，没有标准等等。他会懂得什么叫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该如何审美和理解，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抽象艺术是人人可以进入的艺术，但是要画好抽象画，是十分艰难的。 如果是文化人士或者学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抽象文化的诞生、变化和发展。他会更深刻地理解抽象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意义。“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抽象符号和元素就出现在史前石器和用具上。从七千多年前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就将中国人的审美带入抽象美。”但长期以来，中国抽象文化是“实证”大于言论，史料多，言论少，使得中国抽象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分散在工艺美术、书法、织锦、建筑、庭园设计等各个领域，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美术体系被人认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上，抽象文化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我们虽为中国庞大的抽象文明而骄傲，却又更为长期以来抽象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得到珍惜而惋惜。 三、“抽象诗学”的学术含金量 书中有“抽象诗学”一章，这是许德民近年来研究抽象艺术的最新成果。作为诗人，他始终有着诗人情怀。当他把抽象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自然想到了诗歌。诗歌在美术的各个流派里：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形式，甚至在很多学术流派里，是诗歌影响了绘画。但是，当绘画走到抽象绘画阶段，诗歌失语了。至今一百年，诗歌（文学）拿不出和抽象艺术对应的文学作品。许德民的抽象诗的出现，在理论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使得诗歌在创作和审美的理念上，有了和抽象艺术创作和审美相同的途径和境界。抽象诗（抽象文学）的理论的出现，是许德民此书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章。 四、许德民的若干“原创” 《中国抽象艺术学》纠正了中国抽象艺术是跟西方学、西方走的偏见。 抽象艺术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的原因之一是“抽象”是外来语，一百年前，西方人开创了“架上抽象画”时代。作为20世纪最流行的抽象艺术，西方架上抽象绘画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集体萌发。但是，外来的激发和本土文化的传承是不矛盾的。用外来的观念审视和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发现新的“大陆”，也是顺理成章的。许德民在此书的“中国抽象艺术的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一章里，以图文的形式雄辩地论述了中国抽象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理应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与世界对话，显示了一位中国抽象艺术家的雄心与抱负。许德民认为：抽象艺术是人类的审美艺术，审美是人的天赋，人的天赋怎么可能只属于西方？中国人的抽象审美天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天赋极高，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媲美！ 从书中，我们还惊异地发现，作为抽象艺术家的许德民的许多“原创”——他在上海开设的“角度抽象画廊”，是中国第一家抽象艺术的研究和文化推广机构。举办讲座、展览，组织学术论坛，坚持至今已经十年，文化的意义远大于市场的意义。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抽象艺术必须有审美和价值标准，并且建立以原创、唯美、精致、中国文化符号、中国人文精神和画家的知名度等六大标准的价值体系。他创办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本《中国抽象艺术》学术刊物，成为抽象艺术在中国发展和成长的见证。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方法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摘要：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和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现代高科技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摘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摘要：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心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中将目前中国职业片创作和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摘要：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摘要：“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和国际准相接轨”。前期和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影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摘要：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和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和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新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规律，它和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和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新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功能，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摘要： 职业传统的分类摘要：艺术职业片和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和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和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续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实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拟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摘要：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和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聪明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目前状况。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和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练习班和动画设计练习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和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和教学布置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心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索。我们根据自己的特征，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定，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新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时尚性和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征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摘要：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新问题 文化课语文、英语、法律、哲学、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征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征，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把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练习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练习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自然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把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征，电影语言及理论探究。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熟悉。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和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方法摘要：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和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以下特征摘要：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和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学习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目前状况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熟悉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科学性。加上影视理论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熟悉，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和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艺术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实，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和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教育中体现商业性应注重的新问题。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熟悉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规律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和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功能绝不可忽视。目前在中国，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定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定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重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定和选择能力。假如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熟悉，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和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发展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经济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和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毕业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毕业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层次与价值思考 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人文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取向的情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包括直觉观察、探索原因、迁移推广和理论研究四个层次。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根本旨趣在于把理论转变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之成为一种重塑教育世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特征 层次 价值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教育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而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有学者侧重从目的的角度来定义，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旨在对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形成一种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活动；有学者侧重从过程特征角度来分析，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某种特定的问题，由非常精通某种思维方式的人所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探究；有学者侧重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中经验的和实验的研究，是在采用定量或科学调查方法范围内进行的研究[1]。 由于教育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因而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教育科学研究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展开的科学研究。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基础，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观测、分析、预测和控制，从而发现或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教育规律，获得问题解决策略的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共有属性，也应认识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一些特征。这样，才能采取适当的程序和方法，以产生稳定的、能概括“事实”和细节的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方式的人文性 教育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关注人、理解人和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研究的目的，它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人的教育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不能对教育现象只做数据分析，必须深入到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之中，描述过程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发生转变的教育机制”。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体现实践性、反思性和敏感性的特点，遵循教育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不能妨碍或有害于研究对象身心的健康发展。 2.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从外部看，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教育自身而言，它是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具有复杂性特征，包括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自组织性[2]。加上研究对象差异较大，难以从小的样本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定量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往往受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专业观点等主观因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凭经验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采用复杂性思维，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研究取向的情境性 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多元视角，注重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认识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现象与问题不可能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教育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在实验室和书斋进行。只有在特定场域和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其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只有运用自己的体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才能形成解释性的理解。研究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保持理性外，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性，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教育意义，否则，就会扭曲客观世界的原本，研究结果就失去“真实意义”，无法形成推广价值。 4.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创新显示了对批判和进取精神的期许。它要求研究成果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新颖性，三要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必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才能叫教育研究的创新[3]。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研究者需要对实践有敏感性，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应有充分的调查、实证与分析，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应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之上，提出新观点或新理论。这样的研究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否则，“创新”只是一种口头的号召，只是教育研究技术学或工艺学层面的“创新”[4]。 总之，应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还应重视概念操作与实证检验的环节，目的在于获得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知识。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从教育研究的实践看，教师日常的工作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都在以不同方式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1.直觉观察层次 处于直觉观察层次的研究能够不断地“阅读孩子”，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发生、其性质怎样。譬如，某个同学的成绩在不断下降。某个同学上课注意力分散、某个同学的学习习惯不佳等。一线的教师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进行这个水平的研究，但这个层次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比较浅显的资料收集水平上。它只描述教育事件，即“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只是隐约感觉某一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思想的构建和创造的层次。但教师能自觉地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教育事件，以研究者的姿态应对教育过程，在搜集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进行追问和澄清，形成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的基本技术、技能和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过程。 这种凭直觉观察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但可以为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直接改善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探索原因层次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是指在直觉观察水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引起某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怎样改变现有状态，主要旨趣在于探寻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程度，在找到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后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某个同学识字能力得以增强，到底是因为教师采用了新的识字方法，还是他们最近生活经历的影响；某个同学对色彩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美术课上采用了实效的教学方法，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总之，探索原因水平的研究主要用来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层次的实验研究必须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合理设计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研究对象作均等化处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如此，才能对事物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结论。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的敏感性，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引导和一定的条件控制。只有以理论解释研究内容，才能较好地描述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3.迁移推广层次 迁移推广层次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一种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下还会发生吗？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吗？譬如，教师解决了某个同学的学习兴趣问题，是否就证明该同学学习兴趣提高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适当呢？一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位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如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其他教师的课程影响等，为了验证教师所采用的方法的可靠性，就要进行迁移推广层次的研究。这种层次的研究一般具有具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条件也应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更应较好地应用到同一总体中的不同环境条件，甚至是不同总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这样，才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达到探索规律的目的。 这一水平的研究一般需要专门的设计和适当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证实某种教育措施在不同的条件或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为此，它必须有明确的推广范围界定和操作性建议。 4.理论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层次主要取向是探究一种研究结果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潜在的理论。理论是为了阐释问题和预测现象，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组织在一起而得出的系统性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解释一个或多个具体经验而提出的一组论点[5]。理论研究层次是把上述三种层次的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探寻这种研究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即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寻求出这种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原理，并用研究的结论指导教育实践。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中，从观察一个个同学着手，对几百名特殊的儿童进行了仔细研究，总结和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规律。据此，可以认为，理论研究层次具有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他们的研究一般处于前三种研究层次，而不需要从事理论水平层次的研究。 理论研究层次是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具备理论思维，概括出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揭示教育内部联系的机制，联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四种研究层次实际是教育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出从现象的描述（具体）到形成理论性认识（抽象），再到本质的深入（思维的具体）这一发展过程[6]。每一研究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要明晰自身研究所处的层次，并不断地创造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向高一级水平发展。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教育理论，充实教育知识，探索教育规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并能够改善教育观念，协助教育决策，形成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1）建立新的教育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新的教育理论。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只有提出理论构想，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类比和推理，才能够揭示真相，解释事实，得出结论。认识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必然联系，把握教育的规律性，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中提炼一般教育原理，形成系统化知识和理论体系，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 就教师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具有新视角、应用新方法、取得新成果的“扎根理论”。这些理论不是靠演绎推理得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扎实的教育实践之中，来自对长期的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分析。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自己做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坚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改革。他坚持在一线上课，并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7]。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不能建立新的教育理论，现代教育理论难以形成其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特征，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完善现有教育理论 现有教育理论在解决了大量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还存在重思辨轻实践，抽象化程度偏低的倾向。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对别人的思想、定理、观点、结论和假说的复制成分较多，大多是一种比较晦涩的、由许多“高深莫测”的“学术概念”串起来的语言文字。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验证[8]。现有教育理论待完善性和未竟性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形成与教育实践发展的不同步性。虽然形式和数量上较为繁荣，但缺乏一种教育理论内在的精神进步。 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发现新知识的意义。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生动的教育事实和经验，如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大量的、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研究，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继而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就能够发现规律以验证、修改和补充现有教育理论，就能够使之得以发展与提高，彻底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态，切实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曾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魏书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在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教育理论。 2.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1）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和谐成长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与价值观念传递过程中的教育现象，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研究出在新的形势、要求和矛盾条件下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从而揭示教育规律和特点。没有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教育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与直接动力。例如，林崇德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实验等所获得的科学结论，为中小学生数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理论依据[9]。 （2）提高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决策仅凭个人知识、经验，就会使决策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教育决策需要得到学术的专业性的支持。只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决策，才能使管理者关注教育的具体情境，为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选项。并以综合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正确地观察与分析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作出合符理性的、有意识的、具有逻辑程序的决策，达成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比如，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层次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等决策的制定[10]。教育研究既可用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也能靠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 （3）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11]。教师在研究研究中要学习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观念，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优化知识结构。就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积极设计课题方案，进行改革实验。在合作互助、平等对话和经验分享中，促使其认真阅读、积极思考和总结积累，对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把握更全面，理解更透彻，见解更独特。能够形成批判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判断价值、解决问题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这有利于发现自身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及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使教师既有内在修为，又具外显成果，从经验型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化。 当今，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过度理论的阐释，造成高深莫测的术语连串罗列、符号泡沫的大量堆集，遮蔽了对教育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停留在个别化活动的层面，缺少共性规律的探究，造成教育研究的概括性、科学性、超越性和创新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正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念和特征，没有科学区分各种层次和认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要义与旨趣，提升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铸就坚实的学术品格，揭示事实背后的矛盾运动规律，把理论转化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12]。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核心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立项课题总体层次不高、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立项数量差异大；立项课题多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核心主持人缺乏。建议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引导均衡发展；加强基础理论课题立项；培养核心研究人员。 关键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面向全国设立的且代表我国教育科学领域最高层次与水平的课题项目，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各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具有评价功能。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5年。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获得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进行分析，以帮助教育研究同行、科研管理部门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科学制定本单位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一、立项课题基本情况 （一）立项年度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立项课题共有3867项，其中高职院校立项为143项，占3.7%。从立项数量上看，“十一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54项，年均立项10.8项；“十二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89项，同比增长64.81%，年均立项17.8项。表1为我国高职院校2006年以来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具体分布。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立项分析，2010年是高职院校获准立项发展的“分水岭”，年度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以前，立项数逐年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10项以下；第二阶段为2010-2013年，2010年急剧增长到29项，为历史最高值，2011年随着全国立项总数的下降，高职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立项率，随后立项数量连续递减，2013年回到了2009年的立项水平；第三阶段为2014年以来，年度立项数呈递增趋势。从立项相对量来看，高职院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百分比与立项绝对量反映出的趋势相似。 （二）立项类别分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分为两个级别：一类是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的国家级课题，分为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一类是代表教育部立项的教育部课题，包括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 2006-2015年我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99所高职院校获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143项，涉及四大类课题类别。其中国家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24项和8项，对应比例为16.78%和5.59%；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82项和29项，对应比例为57.34%和20.28%。由国家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青年专项构成的青年项目类课题共计37项，所占比例为25.87%。由此可见，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首要资助目标和重点资助对象，其次是青年项目类课题的资助[2]。这表明国家不仅重视教育科学主体研究力量的巩固，还注重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立项还未实现“零”突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国家重点课题的申报条件和高职院校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决定的。国家重点课题比其他类别课题的申报条件更为严格，如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重点课题的名称必须与指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需参加现场答辩；重点课题的完成时限，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等等。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还不具备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 （三）立项地区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表2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做了统计。截至2015年底，除山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5省区外，全国26个省区市均有课题立项，立项课题地区覆盖率为83.87%，地区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课题立项数最多的是湖南，有30项，占全国高职立项总数的20.98%，地区排名第一。浙江、江苏、广东、河北、山东5省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课题立项总数为76项，占立项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53.15%）。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1省市有86项，占60.16%；中部7省市有42项，占29.38%；西部8省市有15项占10.5%。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近10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极度不平衡。 （四）立项院校所属类型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见表3），综合、理工、财经和师范4类院校有87所立项，占立项院校总数的87.87%，获得立项128项，占项目总数的89.52%，是全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农林、医药、政法、艺术类高职院校主持教育学课题的数量较少，说明其关注重点不在教育学科。 （五）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分布 高职院校立项课题涉及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中所列的14个学科中的12个学科，如表4所示，其中立项最多的分支学科是职业技术教育，接下来是高等教育和体育卫生美育。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获得立项的分布是职业技术教育88项、高等教育13项、体育卫生美育10项、教育经济与管理9项、比较教育5项、德育5项、基础教育4项、民族教育2项、教育发展战略2项、教育信息技术2项、成人教育2项、教育心理1项。另外，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等2个学科的内容没有涉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教育经济与管理，这4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为120项，占全部立项课题数的83.91%。比较教育、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学科是高职院校研究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劣势学科，其立项数均在5项以下。 二、从立项统计数据透视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 （一）地区竞争力 1.立项频次 “十一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集中组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10年间共组织了10次课题立项评审。从立项频次看，浙江9次获得立项，立项频次最高，位列第1；湖南和广东各8次，位列第2；第3～5名，分别是江苏7次、山东6次、天津5次；其后是河北和重庆2个省市各有4次，河南获得3次，辽宁、上海、四川、云南、新疆5个省区市各有2次，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西藏、陕西、宁夏12个省区市各1次。 2.院校数量 “十一五”时期，共有12个省区市的4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分别是浙江、湖南、广东、天津、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河南、河北、上海、云南。“十二五”时期，共有14个省区新增了59所高职院校立项，分别是2011年的黑龙江、福建、陕西，2012年的海南、西藏、宁夏，2013年的吉林、安徽，2014年的辽宁、江西、新疆，2015年的北京、内蒙古、湖北。59所新增立项的高职院校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表明高级别项目教育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覆盖面不断增大。 从立项院校数量看，湖南有2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位列第一；第2～6名，分别是浙江14校、广东12校、江苏9校、河北7校、山东4校；其后是湖北、重庆、河南、新疆4个省区市各有3所院校获得立项，天津、四川、上海、云南、辽宁5个省市各有2所院校获得立项，黑龙江、福建、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吉林、安徽、江西、北京、内蒙古11个省区市各有1所院校获得立项。数据表明，在获得立项的省份中，立项院校数与课题立项数呈正相关，即立项的院校数量越多，立项的课题数量也越多。 3.项目结构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所属区域竞争力，国家一般课题24项，湖南7项，浙江6项，江苏和广东各3项，山东2项，湖北、新疆、福建各1项，占省域总数的30.7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8项，主要分布在湖南（3项），江苏、河北、重庆、河南、内蒙古（各1项）等6个省区，占省域总数的23.08%；教育部重点课题82项，主要分布在浙江（17项）、湖南（16项）、江苏（12项）、广东（7项）、河北（5项），山东和天津（各4项），湖北（3项），湖南、四川、云南（各2项），重庆、上海、辽宁、黑龙江、陕西、宁夏、吉林、安徽（各1项）等19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73.08%；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29项，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各5项），湖南（4项），江苏、重庆、新疆（各2项），河北、天津、湖北、上海、辽宁、海南、西藏、江西、北京（各1项）等15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57.69%。 （二）院校竞争力 2006-2015年全国共有99所高职院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其中有9所院校获得3项以上。另外，有14所院校获得2项、76所院校获得1项。数据既表明了高职院校在项目数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了其在教育学研究上的梯队状况。 从立项频次看，获得5次资助的院校有1所（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职业大学）、获得3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2次资助的院校有17所，仅获得1次资助的院校有77所。“十二五”时期，在新增立项的59所高职院校中，有6所获得2项以上的院校，分别是江苏的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9项，湖北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3项，浙江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2项，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项。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20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4项国家一般课题，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3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各获得2项，17所院校各获得1项；8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项国家青年课题，校均1项；61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其中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获得7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市职业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各获得3项，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8所院校各获得2项，49所院校各获得1项；25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9项教育部青年课题，其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各获得2项，21所院校各获得1项。 整体上看，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获得9项立项课题居于榜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8项位居第二，这两所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天津市职业大学立项4项，位居第三；排在第四名的有6所高职院校，分别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立项3项，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5年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女子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升本后的湖南女子学院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项，并未列入本文统计。 （三）项目主持人竞争力 143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共涉及到高职院校的140位项目主持人，其中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核心主持人为3人，如表6所示。从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属地区来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从项目主持人获准立项的项目类别来看，获得的都是国家一般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而没有重点项目或青年项目。核心主持人无论是人数还是立项数都显得偏少，表明高职院校缺乏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主持人，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将是高职院校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6-2015年度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从课题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来看，高职院校立项143项，仅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总数的3.7%，课题的立项数量偏少，立项比例偏低；从课题级别来看，部级课题占77.62%，而国家级课题仅占22.38%，课题的总体层次不高；从课题类别看，无重大重点课题立项，且国家青年基金课题数量偏少，课题的立项种类不平衡。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处于劣势地位。建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适当提高高职院校立项课题的资助比例，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支持和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课题研究水平，提升立项课题级别。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域分布不平衡，课题立项院校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尤以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的高职院校主持课题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承担的课题相对较少，这与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能力，避免区域间高职院校教育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促进教育研究公平和均衡发展[3]。 第三，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综合类和理工类院校承担了全部课题的66.44%，而师范类院校承担的课题较少，表明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师范类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其所处的教育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建议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认真分析自身资源，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行业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项目选题，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争取在全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是高职院校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分支学科也是教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高职院校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度较低，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建议高职院校在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加强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促使教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保持一定的平衡。 第五，从项目主持人来看，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获准立项数都偏少。近10年来，全国高职院校仅有3位核心主持人，且最多立项数为2项，说明我国高职院校缺乏在教育学科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军人物。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核心研究人员和新兴科技力量的培养，进而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思维课程班级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 在学校“发现教育”课程体系中，学思维课程是班本课程。我们组织同年级组的教师成立班本课程研发小组，共同构思、挖掘符合班级师生特点的内容与活动，与学科实践活动进行整合，编写了《学思维班本课程实施活动手册》，由班主任引领，在班级当中进行发展性应用，从而有效构建班本课程体系，实现了思维课程班本化。 在班级学思维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取共同提问、解问的方法，激活思维、发展思维。上课前，共同研讨、思考设计问题。下课前，设计下次活动课内容，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整理后，给每个学生发放《思维反馈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解决途径。活动时，先让学生汇报，教师则结合学生思考和解答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教师采用演示讲解、绘制导图等方式，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思考，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课程活动设计在依据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确定内容的基础上，规划各个单元主题；围绕主题细化，围绕活动提示、实践拓展，师生共同编写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手册。操作中，教师把握课程的单元主题，围绕单元计划，明确实施进程，开展主题探究。在这种探究活动中，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展现思维个性，培养思维能力。 我们为学生建立《思维档案》，师生共同书写、记录、制作个人的《思维档案》。由于课程内容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档案》也会有所差异，通常包括提问思维反馈单、解决问题的思路图、各种作品、照片、评价语、感悟收获等。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的记录与整理，鲜明地展示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 学思维班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在思维发展的模块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发展思维个性、形成思维品质，真正让学生有实际获得！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基础教育满意度“东高西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真实期盼，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落实管办评分离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5年4月至5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幼儿的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3类：一是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受教育者，其中幼儿园阶段问卷由家长作答，小学阶段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答，中学阶段问卷由学生独立完成；二是教育工作者，即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三是社会公众，即网民。针对3类调查对象8个群体设计了8套问卷，单题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值越高表示各群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高。每个群体的教育满意度指数满分为100分。每个群体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均包含总体满意度指数和期望指数，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包括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条件与保障、学校管理、发展与机会等；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规划与保障感知、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 本次调查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和教育工作者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按照国家―省―县―校分层，在各学校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社会公众按区域、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抽取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370个县（市、区）、4 92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近8万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 420份，其中学生（家长）46 306份、教师17 578份、中小学校长3 718份，社会公众4 818份。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工作总体满意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指数为79.16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76.34分，教育质量感知指数75.27分，教育期望指数76.68分，反映出其对当前教育工作比较满意。 （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学段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呈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东部比西部地区高2～4.2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的地区差异略小，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3.85分之间。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地区差异较大，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4.95分之间。西部地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也较低，各学段的期望比东部地区低2.03～4.95分。 高中学段的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最大。不论是总体满意度指数，还是公平感知和质量感知都是各学段差异最大的，东西部地区各指数差异在4～5分之间。 （二）在城乡上城市满意度指数高于农村 城区学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及各有关指数大部分高于乡村学生，最大差距超过6分。幼儿园总体满意度指数城乡差异达到6.11分，幼儿园教育质量感知和教育期望指数城区均比乡村高5分以上，而教育公平指数几乎没有城乡差异。 （三）在学段上小学满意度指数最高，高中最低 幼儿园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3.9分，小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4.9分，初中为76.7分，高中70.6分。幼儿园四个维度的反映趋势与中小学略有差异，教育公平感知与本学段其他有关指数相比相对较低。 （四）不同群体间满意 度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1.外省户籍中学生满意度指数低于本省户籍学生。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满意度及其各有关指数与当地儿童差异不明显。但初中和高中省外户籍学生的满意度各指数则多低于本省户籍学生。省外户籍高中生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只有65分左右。 2.住宿生的满意度指数低于走读生。住宿生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以及其他3个指数均低于走读生，学段越低差异越大。小学阶段住宿生和走读生的差异最大，4个指数差异在2.26～4.9分之间。初中在1.9～2.77分之间，高中阶段的各个指数上住宿生略低于走读生1分左右。 3.家庭社会阶层高的学生满意度指数高于低阶层学生。社会阶层一般采用收入、学历和职业3个指标表示。如将家庭经济条件根据当地的相对水平排序划分为5个等级，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比最差的群体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高12～20分。监护人学历越高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得分越高，各个学段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比小学及以下的高5～8分。从父亲职业来看，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子女比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体满意度指数高5～6分。对母亲学历情况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 （五）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工作态度最满意而对课业负担重与校际质量差距大最不满意 各学段的学生及其家长高度认可教师工作态度。在单题满分为7分的情况下，班主任认真负责以及学习困难时老师给予帮助方面，各学段学生和家长评价较高，均超过6分。 小学及家长、中学生对教育工作评价最低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课业负担重和学校质量差距上。小学生对放学后没有时间玩的意见最大，初中生抱怨睡眠不足，各学段均认为学校在国家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组织不够，突出表现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阅读支持等方面做得不到位，评价最低。学校间质量差距也是学生和家长突出不满的问题，幼儿园阶段的评分只有4.04分。幼儿园“入园难”和“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评价也很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和家长对上学路远问题集中表达了不满。 （六）人均GDP高的省份满意度较高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人均GDP高的省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处于人均GDP低水平的省份，其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相应较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在人均GDP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分别相差4.70、2.81、4.33和4.58分。学段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影响越大。尤其在中学阶段，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的指数在GDP最高和最低组之间相差5～7分。 教师和校长对教育工作基本满意 （一）教师表示工作愉快但对保障条件不满 1.各学段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均达到60分。按照教师群体工作性质差异分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两个群体，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学校管理和总体期望等指数在70分左右，中小学教师的3项指数得分在60～68分之间。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政府保障指数均较低，分别为56.85分和57.97分。 2.教师满意度指数东高西低。东部地区教师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高，西部教师得分均最低。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9.41分，比西部地区高3分，学校管理指数、政府保障指数和总体期望的差异均约为5分。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3.56分，比西部地区高5.67分，其他3个指数东部比西部高3～6分。 3.西部地区教师满意度城乡差异较大。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但实际分值差异只有1～2分左右。但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各个指数城乡差异较大，总体满意度城乡相差达4分，表明西部地区城乡更为不均衡。 4.未评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满意度指数较高。各学段都表现为没有评职称的年轻教师和高级职称教师的满意度指数较高。对教龄的分析也证实了新入职教师满意度最高，随着教龄增长满意度下降，教龄11～15年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5.各学段教师学历与满意度关联性不明显。幼儿园教师学历越低，教师满意度及各有关指数越高，中等学历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指数72.82分，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将近9分。在小学阶段则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满意度最高，达到71.5分，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没有差别，中等学历教师满意度最低。初中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的趋势。研究生学历的满意度指数63.91分，比本科和专科学历教师高了5～7分。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高中是主体，但满意度最低。 6.收入越高教师满意度指数越高。各学段都表现出教师月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的趋势。收入提高对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比低学段教师更大。 7.教师对工作氛围和办学条件认可程度高，对待遇低、压力大、缺乏社会尊重等问题表示不满。教师最不满意的5项事项依次为：待遇过低、工作压力过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法规时教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社会尊重。幼儿园教师强烈反映工资、保险、编制等方面保障严重不到位。 （二）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约71分 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71.30分，发展与机会指数65.31分，保障与环境指数61.19分，总体期望指数69.97分。 1.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满意度的各项指数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期望指数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为3分。保障与环境指数、发展与机会指数差异较大，达8分左右。 2.校长满意度指数城区高于乡村。城区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75分，比乡村校长高3分。其他相关的3个指数城乡差异在2～4分左右。发展与机会指数城乡差异最大，城区67.1分，高于乡村校长4分。 3.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高于中学校长。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3.4分，比中学校长高3分，发展与机会指数、保障与环境指数也较高，但总体期望低于高中校长。 4.校长学历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比中等学历的校长高5.37分，期望指数、发展与机会、环境与保障指数分别高3.63～7.2分。 5.校长对本地教育普及、本校影响力和家长支持认可程度高，对待遇、均衡发展和教师数量等方面评价低。校长最满意的5个事项依次为：所在地区中小学教育普及水平、本校在本地区同类学校中影响力、本校学生家长支持学校办学、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尊重中小学校长。家长、学生等服务对象与教育工作者对彼此态度的评分都比较高，互相认可，呈现出积极关系，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校长最不满意的五项问题为：与本地公务员相比，校长待遇较低、本地中小学发展差距较大、本地教师数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本地政府落实办学自主权不到位、制定相关教育规章制度时校长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校长与学生和家长群体都认为学校间差距较大。 （三）中小学教师、校长满意度与学生满意度呈正比 将中小学教师、校长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标准化后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比较学生满意度指数的差异。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总体满意度水平高的，其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而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满意度水平低的，学生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低。校长满意度指数处于最高组的中小学生，其总体满意度指数比最低组中小学生高12分。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关联性更高，两组学生的满意度指数相差达17分。 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较低 社会公众是教育的评判者，其调查对象是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从网民群体中配额抽样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现，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52.64分，教育期望指数为55.11分，规划与保障感知指数为51.69分，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为49.89分，均低于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东部地区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 东部地区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55.61分，高于中西部约9分。中西部地区之间各指数得分相近。 （二）城区社会公众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乡镇 居住在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社会公众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分别为53.97、48.87和44.47分。 （三）社会阶层越高满意度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将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为5个等级，在当地属于条件非常好的群体其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39分，非常差的则仅为35.58分。 社会公众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4个指数均是学历越高得分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53.13分，小学及以下的得分为39.76分，相差13.37分。 （四）社会公众比较认可就近入学而对城乡和地区差距最为不满 社会公众最满意的方面是本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情况；其次是本地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本地政府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方面满意度排第三。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是本地政府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成效；其次是本地基础教育水平与邻近区县之间的差距；最后是群众向本地政府反映教育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性。 政策建议 提高教育满意度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沟通协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战略新理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从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和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民对教育的期盼。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一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保障能力。调查显示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师收入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可见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扶贫脱贫步伐，提高低收入人口保障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二要增加教育投入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义务教育阶段个别地区班额过大、缺少活动场地和设施，普通高中中部镇区大班额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加大建设力度补短板，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要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教师待遇低是造成教师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师校长满意度低的学校其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低。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积极工作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各级政府应严格遵守《教师法》有关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落实聘任教师、编制教师同等待遇。 （二）促进教育公平 一要保障各个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学阶段的满意度非常低，这主要与中考高考户籍壁垒有关，要逐步清除户籍对学生的升学限制，理顺学生流动的通路。 二要缩小学校间发展差距，保障各群体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父母为农民的学生满意度水平在多个方面都最低，与最高得分存在几十分的差距。改变这一状况，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农村学校和城市郊区学校建设，加快教师交流机制建设，落实农村教师待遇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高中阶段还应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控制跨区招生，维持乡镇普通高中教育的良好生态。 三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多样性、选择性，加强社会实践，丰富社团活动和其他课外活动，提供心理服务和生涯指导教育等，从而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加强各类活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课堂教学效率，针对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开展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激励措施，保障教师队伍的活力。 （三）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合理预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引导社会特别是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合理预期，是营造保障和改善教育发展良好社会氛围的基本要求。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把政策讲透彻，把思路举措讲清楚，把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地各校指定专门的通讯员、观察员、评论员和新闻发言人，通过培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教育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教育电视台、报刊社作用，建立教育系统新闻宣传联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横向和各类媒体密切联系，纵向与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有效对接的立体化宣传网络。提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的组织策划能力，组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深入挖掘、宣传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成功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人物、典型经验推动教育工作。加大权威信息力度，宣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举措、方案，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回应群众的教育需求。 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对话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向本地政府反映问题渠道不畅通意见较大，教师、校长还对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有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用好信息公开平台、信箱、热线电话、接待日、咨询会、听证会等常规方式并及时答复群众意见，健全学校责任区督学制度建设，使教育督导成为政府与教师、家长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对叶瑞祥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察 叶瑞祥系韩山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与学习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创立学习科学和组建学习科学学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选题注重应用性 叶瑞祥重视选题工作，认为其为做好课题的前提，选到好的课题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不太合适的课题只会事倍功半。叶瑞祥选题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地方性，体现课题的价值所在。对基层学校及一线教师，叶瑞祥特别强调选题要做到“小、实、新”，重在实用。如，“中学学科教育与德育有效融合研究”、 “中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策略研究”等。在叶瑞祥主持的30项课题中，理论研究3项，占10%；应用研究27项，占90%。如果按分解到基层学校的子课题统计，我们会发现，几乎100%的选题属于应用研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地区有78个子课题，100%属于应用研究。可见，叶瑞祥在选题时特别重视实用性、应用性。 叶瑞祥还注重根据教育需要，承担或选择教育科研课题。一是承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例如，主编广东高校“九五”规划教材《教育学》；二是承担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下达的教育部“九五”、 “十五” 、“十一五”科研课题；三是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申报课题，例如，“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习领域的价值及其实施途径的研究”；四是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申报课题，例如，“新形势下大学生学习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五是根据老年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老年创新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六是根据当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潮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其教育研究”等。 二、方法强调科学性 叶瑞祥认为，科研方法是解决教育科研的“船”“桥”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多元化的教育科研方法各有优势，必须科学选择，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叶瑞祥根据各中小学实际，从实效出发，科学选择，综合运用科研方法。 1.调查研究法。即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实证化水平。调查是做好课题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瑞祥特别注重做好与课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退休 16年来，问卷调查的对象多达106801人，其中，幼儿1463人，中小学生92378人，大学生7674人，老年人5286人。就笔者参与的子课题“初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研究”、“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研究”的研究而言，笔者两次分别组织对829名、769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大量数据信息，为课题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使研究成果准确、真实、可靠。 2.教育行动法。即强调教育行动研究，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以研究促教育改革，提高实效性水平。注重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改统一起来，突出 “学习、教学、科研一体化”、“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校本研究一体化”，将课题研究落实到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日常教研活动中。不少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在叶瑞祥教育行动法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改革、班级工作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3.教育实验法。即有选择地进行实验、对比、总结、提升，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实现教育科研科学化、科研成果普及化。 此外，叶瑞祥还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化水平；根据需要灵活选用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教育比较法等。 三、过程突出指导性 叶瑞祥重视中小学校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工作，十分珍惜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以及科研成果中的创新因素，即使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创新教学方法或模式，甚至一组数据，都给予支持、保护，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勇于创新。 在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叶瑞祥的指导工作有所侧重：研究前，着重指导选好课题，订好方案；研究中，着重指导开题会，理论学习指导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结束前，着重指导梳理、评估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等。 根据各子课题组实际，叶瑞祥有针对性地指导。针对不同单位科研条件、科研能力、科研经验各不相同的实际，叶瑞祥分别从指导思想、科研理念、理论学习、研究方法、课改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促进课题组提高科研水平。 在长期指导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叶瑞祥总结出搞好中小学校教研活动的六条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教研相长，树立“科研兴校”办学理念。 第二，坚持校长领导，把教研作为校长亲抓的 “一把手”工程。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育科研实践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结合课程改革，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 第五，坚持依靠广大教师，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坚持专家引领，把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统一起来。 四、成员注意群众性 实施课题研究，研究队伍尤为重要，合理科学的人员搭配可以事半功倍。叶瑞祥认为，组织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三者结合的研究队伍，可以发挥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作用，优势互补，群策群力。行政领导作为学校的决策者、“火车头”，“科研兴校”的领头羊，首先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牢记科研兴校办学理念和策略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课题研究是整个战略的核心，发挥行政的影响带头作用，重视、甚至亲力亲为，组织、指导课题研究工作；专家、学者的理论积累比较深厚，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讲座、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指导，使一线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理论提升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一线教师是开展课题研究的主力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展课题实验的优势，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学到先进前沿的教育理论，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将课题研究落实在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在日常教研活动中，通过学习有关理论，进行实验，更新教学观念，开阔教学视野，创新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色彩思维表达在绘画语言里就像是个开门机，把持着绘画输出方式的导向，怎样以一种规则的表达方式呈现，就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与拓展作为支撑点加以表达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建构是点，拓展是线，导向是点与面的连接方式，科学研究，规范施教，才能够以放松的思维表达方式进行。 关键词：建构；拓展；色彩思维；导向 一、色彩绘画的表达在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在美术专业的色彩绘画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色彩的认知度上尚处于思想被格式化的状态，由于在高考前个体在不同环境的学习背景不同，对于色彩绘画的认知度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其倾向的一面，但大同小异，普遍的绘画方式都是以应对考试的模式而产生的，在上大学后，学生在色彩绘画中仍然会秉承惯有的习性与习惯以自己较为熟知的绘画语言方式进行表达，可以之前的老师以不同进行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以“吃老本”的状态进行绘画，道路不宽，思维越发紧条，随着时间的“催促”，大多部分的学生都会越画越紧，越来越不会表达，其实在这一时期，禁锢的不是手法，而是思维方式，学习以及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思维表达方式的前提了解 之所以在拓展建构色彩表达方式之前来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是因为没有一种成功的表达思维方式是受众于所有人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个体独立并就有新鲜性的，所以创造、创新在学生学习色彩绘画之前是应该了解的。首先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之前先了解下其产生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创造力”的追溯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普遍的认知度上认为英国生理学家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的书本内容中，“创造力研究”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作为某一领域科学的最早文献供给。但也只是作为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广泛认识，而在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中，创造性思维是整套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被运用才会产生其真正的意义，但是真正作为建构研究的时候却是在1945年，韦索默的“结构说”里产生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韦索默的《创造性思维》的专著里，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被确定性的提出，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人们所接纳。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中提出“发散性思维”这一系统概念，吉尔福特对于创造力尤其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调，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其不同的理解程度，1986年，刘奎林的“潜意识推论”在国内提出，刘奎林对于思维科学的理论支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力，论文的“灵感发生论新探”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理论的提出，全文以新姿态在思维创作力方面有所建树。文章对灵感的本质、特征及灵感的诱发等全新词汇做了全面阐释，并以科学的视角加以论证，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效应。在“创造性思维”这一延展性的论调中，若宾的最高级思维模型也是在这一领域加以建构的，美国加州大学，若宾心理学系这一团队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和关系复杂性”的论文。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拓展上还反映在客观存在上，其中对于在人类思维对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所作的反映方面尤其开发性的见解，在社会的认知度对上可理解为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存在所作出的自然状态的呈现。并通过个体的感官，通过感官产生的思维反应，通过思维反应所产生的下一步意识行动，通过思维行动而促进的自我意识分析，其实都在反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思维的活动轨迹，与在文学范畴的阶段性否定又有其相似的地方。 三、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方式的教育 在美术绘画的创作中，思维表达方式的体现透过上述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是经过思维表达方式传达的几个方面的而产生的，在这里引用一部书中荷兰画家梵高的引言，他在讲述在色彩绘画创作中，其产生的自我感悟；“在荷兰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在夕阳的辉映下，这些落叶被染成了深深的棕红色。这种色彩是如此的艳丽，以至你无法想象有哪一种地毯的颜色能与之相比。”在这一阶段中，首先感官带给色彩表达以最直接的反映，“问题是如何能表现出这种神奇的色彩、坚实的土地和巨大的生命力，……我第一次发现黄昏时分竟有如此多彩的光线，画家应在保持夕阳余晖和丰富色彩的同时把握住这些光线。”在感官传达给自我意识后，又一次进行自我意识分析，对于拓展色彩思维导向又提出了其对于思维的再度表达。 美术专业的学生群体在色彩思维表达的拓展上也是如此，找到适合自我意识表达的输出方式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第一步，对于表象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作为建构与拓展色彩思维的表达方式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尝试，并找到传达媒介，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反思与建构当代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人类探求教育与寻求真知的过程漫长而有序，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终随实验心理学的建立逐步迈入教育研究舞台。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新思想的引入，教育研究方法论随之发生着剧烈变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探索现代教育研究的本性与根基问题。科学理性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依旧显得比较贫乏，我国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路急需迈向现代化、民族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 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无锡市作为全国和全省教育先行发达地区，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教育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支持。作为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教育科学研究应着眼全市教育现状，紧跟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紧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通过教育科学研究的机制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规划改革为动力，为无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所谓学术立院，即学场要有书卷气、要有学术味，教科研员要专注于学科和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引领学科和科研的不断发展，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要关注宏观研究、注重中观研究、侧重并精于微观研究，瞄准重大问题、聚焦现实问题、突破急难问题。把研究作为第一属性，并实现由执行教育政策走向丰富地方课程、由关注学科教学走向关注课程发展、由实施“以考代管”走向重视质量监测的转变。指导校本课程开设、校本教研开展、校本师训开发等，以课题带动、培训研修、基地联动、名师助推等策略，丰富教师职业底色、增强教师专业底气。服务学校和教师，引领和促进他们努力打造美妙的新课堂、有效的大课堂、令学生终身难忘的活课堂。 所谓人才强院，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培外引、用培结合、专兼共融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努力造就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政策、了解实际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形成品德高尚、业务精湛、乐于奉献、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教科研员要做到既有硬本领：教书教得好、研究研得深、规律抓得准；又要有软功夫：带领好队伍、组织好活动、协调好关系。要不停地阅读和思考，追问课程与课堂的问题、学术与学科的问题、教育与教学的难题，尝试用专业的眼光与学术的眼界审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现象。 所谓文化兴院，即传承教科研优秀文化，又以理性智慧和感性力量审视教科研工作的使命所在，努力寻找并回归教科研的逻辑起点。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制度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营造事业发展与个人进步同步推进、教育科研质量提升与精神世界丰富并重并进、个体的主动性与集体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学术个性化倾向与教科院集体关怀共生共长的生动局面。提升教科研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目标管理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在驱动，制度执行不是刚性管制而是文化自觉，特色彰显不只是个性张扬还有有序规则。从而真正实现教科研价值取向由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的转变，决策方式由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的转变，组织架构由各自为政到和谐融通的转变，制度设计由上规下循到变中求序的转变。 二、尝试顶层设计 教育科研部门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参谋部、课程改革研究部、校本教研指导部”的职能，把思维的触角伸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课程改革的制高点、教学改革的核心区，举理念先行之旗、务创新先行之实、践素质先行之行，提升区域内课程发展的研究力、课堂改革的指导力，提升区域外教育科研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要加强课程规划与建设，尤其是要以学校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教师团队为主体力量，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环节，尝试全市教育科研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和构建“教学、实验、研究、培训”四位一体、有机融合的教科研新模式和新格局。在教学和实验方面，依托省重点课题建立学科研究课题群，覆盖全市布点实验学校承担子课题，开展“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和“主动参与式课堂有效学与教”等大规模实验，促进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方面，积极探索课题建设的新机制和新途径，重点实施“学校文化促生、教师专业促进、科研共同体促动”三项工程，推进“精品课题”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专业影响力的品牌课题，并培植区域性重大课题或项目，集中精力攻关，从而全面开花、重点结果、争先进位。在培训方面，构建“校本培训、教研培训、集中培训、自主培训、合作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方式，形成教研学互为一体、相互支持的培训体系，特别是注重培训重心的下移，把课改实验的研究场和工作场下移到学校，以及每一个教师的每一节课之中，突出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以教师为研究主体，通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各个学校、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面对的个性化实际问题，又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 三、扭住中心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和建立“基于教师、通过教师、为了教师”的学习和教科研共同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名师名家的引领辐射作用，切实做好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梯级晋升发展规划。全面关注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以教研组为载体，以项目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部门和教科研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学校、教师确立并践行质量立校、管理强校、科研兴校的意识和行为。校长要经营好每一所学校，有了教育思想，才有办学立场；有了教育理想，才有办学追求；有了教育情怀，才有无私奉献；教育思想、教育理想、教育情怀从何而来？课程立场、课堂立意、行走方式从何而来？要靠校长实践体悟、再实践再体悟，还要靠教科研部门的同志与他们碰撞、帮助凝炼，特别要在学校规划、教学管理、学生工作、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校内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这些都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校长有思想、教师有风格、学生有特长、学校有特色的局面。班主任要带好每一个班级，因为班级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所以班主任要千方百计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之家和成长乐园。学科组长要建设好每一个学科组，校本教研、集体备课要做到有主题、有目标、有方法、有积淀，克服闲聊多、跑题多甚至是牢骚多的现象。集体备课既要有典型例题的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教学的选择性，还要有通性通法的训练与指导。力求提高学科活动的研究含量，强调在集体备课基础上的个人二次备课。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积极思考并努力践行有爱心的教育、有温度的德育、有根基的教学，即爱生如子、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审智”、行为规范的“审理”与情感维度的“审美”的并行并重并进。尤其要上好每一节课，因为优质的家常课、常态课才是学生们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要通过集体备课与个人创意，诊断学与教存在的问题，改善学与教行为。还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积极开展“以学定教”项目的研究与实验，促进教学思维和课堂形态的转型。名特优教师要培植好每一个工作室，以研究项目凝聚群体智慧，彰显研究的价值，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努力促使其业务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论坛活动、课例研讨、课题研究等，使工作室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学术团队，形成优秀教师学习、合作、研究、生成的新机制。把工作室建成教师交流思想、反思问题、合作研究和创生智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骨干教师孵化器、青年教师成长加速器的功能。 要在科学认识质量的基础上，实施质量监控与强化过程管理。当前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公平和提升质量。作为区域教育的研究、指导部门，我们理应有自己的质量立场与评估主张。为此，我们应在严格遵守“五严”规定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抽测，不断增强教育质量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对教育教学质量现状和教育发展趋势作出科学评价和预测。特别是改革课堂观察与评价，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位学生，变被动学习、盲目学习、浅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努力提高命题质量，加强对考试的分析，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深度分析，分项给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形成区域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并作为完善教育政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指导学校科学运用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及其管理。 过程管理是增强教育教学内涵的重要保障。我们提倡的学校过程管理是坚持课程立场、强化课程意识，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常规管理，是制度的刚性管理、精致的无缝管理、文化的无痕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小学教学管理应重点围绕学校教学的核心过程组织开展工作，注重规范学科组建设，完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制度，加强对校本研修的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促进广大教师积累经验，提升常态课的教学水平。 立德树人是教育永恒的课题，质量立校是教育不变的命题，转型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难题，做课题、解命题、破难题，都要基于教科研先行。教科研员要专注学习专注阅读，这样才能丰富内涵；要扎根专业扎进课堂，这样才能学术精进；要抬头看路又埋头实干，这样才能择高而立又贴地而行。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３０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层次与价值思考 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人文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取向的情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包括直觉观察、探索原因、迁移推广和理论研究四个层次。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根本旨趣在于把理论转变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之成为一种重塑教育世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特征 层次 价值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教育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而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有学者侧重从目的的角度来定义，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旨在对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形成一种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活动；有学者侧重从过程特征角度来分析，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某种特定的问题，由非常精通某种思维方式的人所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探究；有学者侧重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中经验的和实验的研究，是在采用定量或科学调查方法范围内进行的研究[1]。 由于教育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因而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教育科学研究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展开的科学研究。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基础，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观测、分析、预测和控制，从而发现或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教育规律，获得问题解决策略的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共有属性，也应认识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一些特征。这样，才能采取适当的程序和方法，以产生稳定的、能概括“事实”和细节的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方式的人文性 教育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关注人、理解人和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研究的目的，它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人的教育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不能对教育现象只做数据分析，必须深入到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之中，描述过程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发生转变的教育机制”。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体现实践性、反思性和敏感性的特点，遵循教育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不能妨碍或有害于研究对象身心的健康发展。 2.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从外部看，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教育自身而言，它是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具有复杂性特征，包括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自组织性[2]。加上研究对象差异较大，难以从小的样本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定量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往往受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专业观点等主观因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凭经验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采用复杂性思维，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研究取向的情境性 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多元视角，注重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认识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现象与问题不可能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教育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在实验室和书斋进行。只有在特定场域和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其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只有运用自己的体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才能形成解释性的理解。研究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保持理性外，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性，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教育意义，否则，就会扭曲客观世界的原本，研究结果就失去“真实意义”，无法形成推广价值。 4.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创新显示了对批判和进取精神的期许。它要求研究成果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新颖性，三要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必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才能叫教育研究的创新[3]。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研究者需要对实践有敏感性，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应有充分的调查、实证与分析，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应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之上，提出新观点或新理论。这样的研究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否则，“创新”只是一种口头的号召，只是教育研究技术学或工艺学层面的“创新”[4]。 总之，应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还应重视概念操作与实证检验的环节，目的在于获得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知识。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从教育研究的实践看，教师日常的工作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都在以不同方式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1.直觉观察层次 处于直觉观察层次的研究能够不断地“阅读孩子”，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发生、其性质怎样。譬如，某个同学的成绩在不断下降。某个同学上课注意力分散、某个同学的学习习惯不佳等。一线的教师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进行这个水平的研究，但这个层次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比较浅显的资料收集水平上。它只描述教育事件，即“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只是隐约感觉某一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思想的构建和创造的层次。但教师能自觉地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教育事件，以研究者的姿态应对教育过程，在搜集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进行追问和澄清，形成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的基本技术、技能和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过程。 这种凭直觉观察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但可以为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直接改善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探索原因层次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是指在直觉观察水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引起某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怎样改变现有状态，主要旨趣在于探寻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程度，在找到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后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某个同学识字能力得以增强，到底是因为教师采用了新的识字方法，还是他们最近生活经历的影响；某个同学对色彩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美术课上采用了实效的教学方法，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总之，探索原因水平的研究主要用来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层次的实验研究必须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合理设计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研究对象作均等化处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如此，才能对事物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结论。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的敏感性，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引导和一定的条件控制。只有以理论解释研究内容，才能较好地描述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3.迁移推广层次 迁移推广层次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一种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下还会发生吗？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吗？譬如，教师解决了某个同学的学习兴趣问题，是否就证明该同学学习兴趣提高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适当呢？一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位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如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其他教师的课程影响等，为了验证教师所采用的方法的可靠性，就要进行迁移推广层次的研究。这种层次的研究一般具有具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条件也应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更应较好地应用到同一总体中的不同环境条件，甚至是不同总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这样，才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达到探索规律的目的。 这一水平的研究一般需要专门的设计和适当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证实某种教育措施在不同的条件或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为此，它必须有明确的推广范围界定和操作性建议。 4.理论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层次主要取向是探究一种研究结果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潜在的理论。理论是为了阐释问题和预测现象，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组织在一起而得出的系统性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解释一个或多个具体经验而提出的一组论点[5]。理论研究层次是把上述三种层次的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探寻这种研究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即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寻求出这种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原理，并用研究的结论指导教育实践。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中，从观察一个个同学着手，对几百名特殊的儿童进行了仔细研究，总结和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规律。据此，可以认为，理论研究层次具有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他们的研究一般处于前三种研究层次，而不需要从事理论水平层次的研究。 理论研究层次是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具备理论思维，概括出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揭示教育内部联系的机制，联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四种研究层次实际是教育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出从现象的描述（具体）到形成理论性认识（抽象），再到本质的深入（思维的具体）这一发展过程[6]。每一研究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要明晰自身研究所处的层次，并不断地创造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向高一级水平发展。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教育理论，充实教育知识，探索教育规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并能够改善教育观念，协助教育决策，形成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1）建立新的教育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新的教育理论。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只有提出理论构想，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类比和推理，才能够揭示真相，解释事实，得出结论。认识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必然联系，把握教育的规律性，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中提炼一般教育原理，形成系统化知识和理论体系，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 就教师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具有新视角、应用新方法、取得新成果的“扎根理论”。这些理论不是靠演绎推理得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扎实的教育实践之中，来自对长期的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分析。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自己做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坚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改革。他坚持在一线上课，并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7]。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不能建立新的教育理论，现代教育理论难以形成其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特征，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完善现有教育理论 现有教育理论在解决了大量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还存在重思辨轻实践，抽象化程度偏低的倾向。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对别人的思想、定理、观点、结论和假说的复制成分较多，大多是一种比较晦涩的、由许多“高深莫测”的“学术概念”串起来的语言文字。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验证[8]。现有教育理论待完善性和未竟性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形成与教育实践发展的不同步性。虽然形式和数量上较为繁荣，但缺乏一种教育理论内在的精神进步。 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发现新知识的意义。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生动的教育事实和经验，如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大量的、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研究，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继而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就能够发现规律以验证、修改和补充现有教育理论，就能够使之得以发展与提高，彻底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态，切实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曾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魏书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在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教育理论。 2.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1）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和谐成长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与价值观念传递过程中的教育现象，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研究出在新的形势、要求和矛盾条件下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从而揭示教育规律和特点。没有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教育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与直接动力。例如，林崇德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实验等所获得的科学结论，为中小学生数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理论依据[9]。 （2）提高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决策仅凭个人知识、经验，就会使决策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教育决策需要得到学术的专业性的支持。只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决策，才能使管理者关注教育的具体情境，为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选项。并以综合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正确地观察与分析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作出合符理性的、有意识的、具有逻辑程序的决策，达成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比如，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层次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等决策的制定[10]。教育研究既可用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也能靠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 （3）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11]。教师在研究研究中要学习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观念，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优化知识结构。就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积极设计课题方案，进行改革实验。在合作互助、平等对话和经验分享中，促使其认真阅读、积极思考和总结积累，对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把握更全面，理解更透彻，见解更独特。能够形成批判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判断价值、解决问题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这有利于发现自身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及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使教师既有内在修为，又具外显成果，从经验型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化。 当今，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过度理论的阐释，造成高深莫测的术语连串罗列、符号泡沫的大量堆集，遮蔽了对教育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停留在个别化活动的层面，缺少共性规律的探究，造成教育研究的概括性、科学性、超越性和创新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正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念和特征，没有科学区分各种层次和认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要义与旨趣，提升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铸就坚实的学术品格，揭示事实背后的矛盾运动规律，把理论转化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1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核心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立项课题总体层次不高、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立项数量差异大；立项课题多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核心主持人缺乏。建议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引导均衡发展；加强基础理论课题立项；培养核心研究人员。 关键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面向全国设立的且代表我国教育科学领域最高层次与水平的课题项目，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各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具有评价功能。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5年。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获得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进行分析，以帮助教育研究同行、科研管理部门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科学制定本单位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一、立项课题基本情况 （一）立项年度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立项课题共有3867项，其中高职院校立项为143项，占3.7%。从立项数量上看，“十一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54项，年均立项10.8项；“十二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89项，同比增长64.81%，年均立项17.8项。表1为我国高职院校2006年以来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具体分布。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立项分析，2010年是高职院校获准立项发展的“分水岭”，年度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以前，立项数逐年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10项以下；第二阶段为2010-2013年，2010年急剧增长到29项，为历史最高值，2011年随着全国立项总数的下降，高职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立项率，随后立项数量连续递减，2013年回到了2009年的立项水平；第三阶段为2014年以来，年度立项数呈递增趋势。从立项相对量来看，高职院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百分比与立项绝对量反映出的趋势相似。 （二）立项类别分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分为两个级别：一类是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的国家级课题，分为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一类是代表教育部立项的教育部课题，包括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 2006-2015年我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99所高职院校获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143项，涉及四大类课题类别。其中国家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24项和8项，对应比例为16.78%和5.59%；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82项和29项，对应比例为57.34%和20.28%。由国家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青年专项构成的青年项目类课题共计37项，所占比例为25.87%。由此可见，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首要资助目标和重点资助对象，其次是青年项目类课题的资助[2]。这表明国家不仅重视教育科学主体研究力量的巩固，还注重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立项还未实现“零”突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国家重点课题的申报条件和高职院校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决定的。国家重点课题比其他类别课题的申报条件更为严格，如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重点课题的名称必须与指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需参加现场答辩；重点课题的完成时限，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等等。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还不具备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 （三）立项地区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表2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做了统计。截至2015年底，除山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5省区外，全国26个省区市均有课题立项，立项课题地区覆盖率为83.87%，地区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课题立项数最多的是湖南，有30项，占全国高职立项总数的20.98%，地区排名第一。浙江、江苏、广东、河北、山东5省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课题立项总数为76项，占立项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53.15%）。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1省市有86项，占60.16%；中部7省市有42项，占29.38%；西部8省市有15项占10.5%。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近10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极度不平衡。 （四）立项院校所属类型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见表3），综合、理工、财经和师范4类院校有87所立项，占立项院校总数的87.87%，获得立项128项，占项目总数的89.52%，是全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农林、医药、政法、艺术类高职院校主持教育学课题的数量较少，说明其关注重点不在教育学科。 （五）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分布 高职院校立项课题涉及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中所列的14个学科中的12个学科，如表4所示，其中立项最多的分支学科是职业技术教育，接下来是高等教育和体育卫生美育。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获得立项的分布是职业技术教育88项、高等教育13项、体育卫生美育10项、教育经济与管理9项、比较教育5项、德育5项、基础教育4项、民族教育2项、教育发展战略2项、教育信息技术2项、成人教育2项、教育心理1项。另外，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等2个学科的内容没有涉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教育经济与管理，这4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为120项，占全部立项课题数的83.91%。比较教育、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学科是高职院校研究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劣势学科，其立项数均在5项以下。 二、从立项统计数据透视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 （一）地区竞争力 1.立项频次 “十一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集中组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10年间共组织了10次课题立项评审。从立项频次看，浙江9次获得立项，立项频次最高，位列第1；湖南和广东各8次，位列第2；第3～5名，分别是江苏7次、山东6次、天津5次；其后是河北和重庆2个省市各有4次，河南获得3次，辽宁、上海、四川、云南、新疆5个省区市各有2次，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西藏、陕西、宁夏12个省区市各1次。 2.院校数量 “十一五”时期，共有12个省区市的4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分别是浙江、湖南、广东、天津、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河南、河北、上海、云南。“十二五”时期，共有14个省区新增了59所高职院校立项，分别是2011年的黑龙江、福建、陕西，2012年的海南、西藏、宁夏，2013年的吉林、安徽，2014年的辽宁、江西、新疆，2015年的北京、内蒙古、湖北。59所新增立项的高职院校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表明高级别项目教育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覆盖面不断增大。 从立项院校数量看，湖南有2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位列第一；第2～6名，分别是浙江14校、广东12校、江苏9校、河北7校、山东4校；其后是湖北、重庆、河南、新疆4个省区市各有3所院校获得立项，天津、四川、上海、云南、辽宁5个省市各有2所院校获得立项，黑龙江、福建、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吉林、安徽、江西、北京、内蒙古11个省区市各有1所院校获得立项。数据表明，在获得立项的省份中，立项院校数与课题立项数呈正相关，即立项的院校数量越多，立项的课题数量也越多。 3.项目结构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所属区域竞争力，国家一般课题24项，湖南7项，浙江6项，江苏和广东各3项，山东2项，湖北、新疆、福建各1项，占省域总数的30.7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8项，主要分布在湖南（3项），江苏、河北、重庆、河南、内蒙古（各1项）等6个省区，占省域总数的23.08%；教育部重点课题82项，主要分布在浙江（17项）、湖南（16项）、江苏（12项）、广东（7项）、河北（5项），山东和天津（各4项），湖北（3项），湖南、四川、云南（各2项），重庆、上海、辽宁、黑龙江、陕西、宁夏、吉林、安徽（各1项）等19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73.08%；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29项，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各5项），湖南（4项），江苏、重庆、新疆（各2项），河北、天津、湖北、上海、辽宁、海南、西藏、江西、北京（各1项）等15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57.69%。 （二）院校竞争力 2006-2015年全国共有99所高职院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其中有9所院校获得3项以上。另外，有14所院校获得2项、76所院校获得1项。数据既表明了高职院校在项目数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了其在教育学研究上的梯队状况。 从立项频次看，获得5次资助的院校有1所（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职业大学）、获得3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2次资助的院校有17所，仅获得1次资助的院校有77所。“十二五”时期，在新增立项的59所高职院校中，有6所获得2项以上的院校，分别是江苏的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9项，湖北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3项，浙江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2项，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项。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20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4项国家一般课题，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3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各获得2项，17所院校各获得1项；8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项国家青年课题，校均1项；61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其中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获得7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市职业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各获得3项，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8所院校各获得2项，49所院校各获得1项；25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9项教育部青年课题，其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各获得2项，21所院校各获得1项。 整体上看，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获得9项立项课题居于榜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8项位居第二，这两所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天津市职业大学立项4项，位居第三；排在第四名的有6所高职院校，分别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立项3项，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5年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女子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升本后的湖南女子学院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项，并未列入本文统计。 （三）项目主持人竞争力 143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共涉及到高职院校的140位项目主持人，其中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核心主持人为3人，如表6所示。从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属地区来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从项目主持人获准立项的项目类别来看，获得的都是国家一般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而没有重点项目或青年项目。核心主持人无论是人数还是立项数都显得偏少，表明高职院校缺乏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主持人，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将是高职院校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6-2015年度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从课题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来看，高职院校立项143项，仅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总数的3.7%，课题的立项数量偏少，立项比例偏低；从课题级别来看，部级课题占77.62%，而国家级课题仅占22.38%，课题的总体层次不高；从课题类别看，无重大重点课题立项，且国家青年基金课题数量偏少，课题的立项种类不平衡。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处于劣势地位。建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适当提高高职院校立项课题的资助比例，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支持和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课题研究水平，提升立项课题级别。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域分布不平衡，课题立项院校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尤以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的高职院校主持课题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承担的课题相对较少，这与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能力，避免区域间高职院校教育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促进教育研究公平和均衡发展[3]。 第三，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综合类和理工类院校承担了全部课题的66.44%，而师范类院校承担的课题较少，表明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师范类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其所处的教育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建议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认真分析自身资源，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行业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项目选题，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争取在全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是高职院校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分支学科也是教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高职院校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度较低，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建议高职院校在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加强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促使教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保持一定的平衡。 第五，从项目主持人来看，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获准立项数都偏少。近10年来，全国高职院校仅有3位核心主持人，且最多立项数为2项，说明我国高职院校缺乏在教育学科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军人物。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核心研究人员和新兴科技力量的培养，进而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思维课程班级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 在学校“发现教育”课程体系中，学思维课程是班本课程。我们组织同年级组的教师成立班本课程研发小组，共同构思、挖掘符合班级师生特点的内容与活动，与学科实践活动进行整合，编写了《学思维班本课程实施活动手册》，由班主任引领，在班级当中进行发展性应用，从而有效构建班本课程体系，实现了思维课程班本化。 在班级学思维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取共同提问、解问的方法，激活思维、发展思维。上课前，共同研讨、思考设计问题。下课前，设计下次活动课内容，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整理后，给每个学生发放《思维反馈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解决途径。活动时，先让学生汇报，教师则结合学生思考和解答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教师采用演示讲解、绘制导图等方式，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思考，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课程活动设计在依据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确定内容的基础上，规划各个单元主题；围绕主题细化，围绕活动提示、实践拓展，师生共同编写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手册。操作中，教师把握课程的单元主题，围绕单元计划，明确实施进程，开展主题探究。在这种探究活动中，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展现思维个性，培养思维能力。 我们为学生建立《思维档案》，师生共同书写、记录、制作个人的《思维档案》。由于课程内容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档案》也会有所差异，通常包括提问思维反馈单、解决问题的思路图、各种作品、照片、评价语、感悟收获等。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的记录与整理，鲜明地展示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 学思维班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在思维发展的模块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发展思维个性、形成思维品质，真正让学生有实际获得！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基础教育满意度“东高西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真实期盼，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落实管办评分离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5年4月至5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幼儿的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3类：一是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受教育者，其中幼儿园阶段问卷由家长作答，小学阶段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答，中学阶段问卷由学生独立完成；二是教育工作者，即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三是社会公众，即网民。针对3类调查对象8个群体设计了8套问卷，单题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值越高表示各群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高。每个群体的教育满意度指数满分为100分。每个群体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均包含总体满意度指数和期望指数，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包括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条件与保障、学校管理、发展与机会等；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规划与保障感知、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 本次调查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和教育工作者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按照国家―省―县―校分层，在各学校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社会公众按区域、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抽取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370个县（市、区）、4 92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近8万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 420份，其中学生（家长）46 306份、教师17 578份、中小学校长3 718份，社会公众4 818份。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工作总体满意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指数为79.16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76.34分，教育质量感知指数75.27分，教育期望指数76.68分，反映出其对当前教育工作比较满意。 （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学段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呈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东部比西部地区高2～4.2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的地区差异略小，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3.85分之间。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地区差异较大，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4.95分之间。西部地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也较低，各学段的期望比东部地区低2.03～4.95分。 高中学段的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最大。不论是总体满意度指数，还是公平感知和质量感知都是各学段差异最大的，东西部地区各指数差异在4～5分之间。 （二）在城乡上城市满意度指数高于农村 城区学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及各有关指数大部分高于乡村学生，最大差距超过6分。幼儿园总体满意度指数城乡差异达到6.11分，幼儿园教育质量感知和教育期望指数城区均比乡村高5分以上，而教育公平指数几乎没有城乡差异。 （三）在学段上小学满意度指数最高，高中最低 幼儿园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3.9分，小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4.9分，初中为76.7分，高中70.6分。幼儿园四个维度的反映趋势与中小学略有差异，教育公平感知与本学段其他有关指数相比相对较低。 （四）不同群体间满意 度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1.外省户籍中学生满意度指数低于本省户籍学生。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满意度及其各有关指数与当地儿童差异不明显。但初中和高中省外户籍学生的满意度各指数则多低于本省户籍学生。省外户籍高中生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只有65分左右。 2.住宿生的满意度指数低于走读生。住宿生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以及其他3个指数均低于走读生，学段越低差异越大。小学阶段住宿生和走读生的差异最大，4个指数差异在2.26～4.9分之间。初中在1.9～2.77分之间，高中阶段的各个指数上住宿生略低于走读生1分左右。 3.家庭社会阶层高的学生满意度指数高于低阶层学生。社会阶层一般采用收入、学历和职业3个指标表示。如将家庭经济条件根据当地的相对水平排序划分为5个等级，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比最差的群体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高12～20分。监护人学历越高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得分越高，各个学段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比小学及以下的高5～8分。从父亲职业来看，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子女比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体满意度指数高5～6分。对母亲学历情况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 （五）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工作态度最满意而对课业负担重与校际质量差距大最不满意 各学段的学生及其家长高度认可教师工作态度。在单题满分为7分的情况下，班主任认真负责以及学习困难时老师给予帮助方面，各学段学生和家长评价较高，均超过6分。 小学及家长、中学生对教育工作评价最低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课业负担重和学校质量差距上。小学生对放学后没有时间玩的意见最大，初中生抱怨睡眠不足，各学段均认为学校在国家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组织不够，突出表现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阅读支持等方面做得不到位，评价最低。学校间质量差距也是学生和家长突出不满的问题，幼儿园阶段的评分只有4.04分。幼儿园“入园难”和“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评价也很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和家长对上学路远问题集中表达了不满。 （六）人均GDP高的省份满意度较高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人均GDP高的省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处于人均GDP低水平的省份，其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相应较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在人均GDP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分别相差4.70、2.81、4.33和4.58分。学段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影响越大。尤其在中学阶段，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的指数在GDP最高和最低组之间相差5～7分。 教师和校长对教育工作基本满意 （一）教师表示工作愉快但对保障条件不满 1.各学段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均达到60分。按照教师群体工作性质差异分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两个群体，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学校管理和总体期望等指数在70分左右，中小学教师的3项指数得分在60～68分之间。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政府保障指数均较低，分别为56.85分和57.97分。 2.教师满意度指数东高西低。东部地区教师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高，西部教师得分均最低。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9.41分，比西部地区高3分，学校管理指数、政府保障指数和总体期望的差异均约为5分。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3.56分，比西部地区高5.67分，其他3个指数东部比西部高3～6分。 3.西部地区教师满意度城乡差异较大。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但实际分值差异只有1～2分左右。但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各个指数城乡差异较大，总体满意度城乡相差达4分，表明西部地区城乡更为不均衡。 4.未评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满意度指数较高。各学段都表现为没有评职称的年轻教师和高级职称教师的满意度指数较高。对教龄的分析也证实了新入职教师满意度最高，随着教龄增长满意度下降，教龄11～15年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5.各学段教师学历与满意度关联性不明显。幼儿园教师学历越低，教师满意度及各有关指数越高，中等学历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指数72.82分，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将近9分。在小学阶段则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满意度最高，达到71.5分，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没有差别，中等学历教师满意度最低。初中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的趋势。研究生学历的满意度指数63.91分，比本科和专科学历教师高了5～7分。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高中是主体，但满意度最低。 6.收入越高教师满意度指数越高。各学段都表现出教师月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的趋势。收入提高对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比低学段教师更大。 7.教师对工作氛围和办学条件认可程度高，对待遇低、压力大、缺乏社会尊重等问题表示不满。教师最不满意的5项事项依次为：待遇过低、工作压力过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法规时教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社会尊重。幼儿园教师强烈反映工资、保险、编制等方面保障严重不到位。 （二）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约71分 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71.30分，发展与机会指数65.31分，保障与环境指数61.19分，总体期望指数69.97分。 1.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满意度的各项指数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期望指数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为3分。保障与环境指数、发展与机会指数差异较大，达8分左右。 2.校长满意度指数城区高于乡村。城区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75分，比乡村校长高3分。其他相关的3个指数城乡差异在2～4分左右。发展与机会指数城乡差异最大，城区67.1分，高于乡村校长4分。 3.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高于中学校长。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3.4分，比中学校长高3分，发展与机会指数、保障与环境指数也较高，但总体期望低于高中校长。 4.校长学历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比中等学历的校长高5.37分，期望指数、发展与机会、环境与保障指数分别高3.63～7.2分。 5.校长对本地教育普及、本校影响力和家长支持认可程度高，对待遇、均衡发展和教师数量等方面评价低。校长最满意的5个事项依次为：所在地区中小学教育普及水平、本校在本地区同类学校中影响力、本校学生家长支持学校办学、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尊重中小学校长。家长、学生等服务对象与教育工作者对彼此态度的评分都比较高，互相认可，呈现出积极关系，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校长最不满意的五项问题为：与本地公务员相比，校长待遇较低、本地中小学发展差距较大、本地教师数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本地政府落实办学自主权不到位、制定相关教育规章制度时校长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校长与学生和家长群体都认为学校间差距较大。 （三）中小学教师、校长满意度与学生满意度呈正比 将中小学教师、校长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标准化后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比较学生满意度指数的差异。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总体满意度水平高的，其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而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满意度水平低的，学生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低。校长满意度指数处于最高组的中小学生，其总体满意度指数比最低组中小学生高12分。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关联性更高，两组学生的满意度指数相差达17分。 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较低 社会公众是教育的评判者，其调查对象是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从网民群体中配额抽样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现，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52.64分，教育期望指数为55.11分，规划与保障感知指数为51.69分，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为49.89分，均低于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东部地区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 东部地区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55.61分，高于中西部约9分。中西部地区之间各指数得分相近。 （二）城区社会公众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乡镇 居住在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社会公众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分别为53.97、48.87和44.47分。 （三）社会阶层越高满意度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将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为5个等级，在当地属于条件非常好的群体其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39分，非常差的则仅为35.58分。 社会公众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4个指数均是学历越高得分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53.13分，小学及以下的得分为39.76分，相差13.37分。 （四）社会公众比较认可就近入学而对城乡和地区差距最为不满 社会公众最满意的方面是本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情况；其次是本地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本地政府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方面满意度排第三。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是本地政府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成效；其次是本地基础教育水平与邻近区县之间的差距；最后是群众向本地政府反映教育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性。 政策建议 提高教育满意度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沟通协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战略新理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从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和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民对教育的期盼。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一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保障能力。调查显示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师收入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可见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扶贫脱贫步伐，提高低收入人口保障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二要增加教育投入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义务教育阶段个别地区班额过大、缺少活动场地和设施，普通高中中部镇区大班额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加大建设力度补短板，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要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教师待遇低是造成教师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师校长满意度低的学校其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低。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积极工作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各级政府应严格遵守《教师法》有关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落实聘任教师、编制教师同等待遇。 （二）促进教育公平 一要保障各个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学阶段的满意度非常低，这主要与中考高考户籍壁垒有关，要逐步清除户籍对学生的升学限制，理顺学生流动的通路。 二要缩小学校间发展差距，保障各群体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父母为农民的学生满意度水平在多个方面都最低，与最高得分存在几十分的差距。改变这一状况，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农村学校和城市郊区学校建设，加快教师交流机制建设，落实农村教师待遇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高中阶段还应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控制跨区招生，维持乡镇普通高中教育的良好生态。 三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多样性、选择性，加强社会实践，丰富社团活动和其他课外活动，提供心理服务和生涯指导教育等，从而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加强各类活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课堂教学效率，针对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开展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激励措施，保障教师队伍的活力。 （三）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合理预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引导社会特别是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合理预期，是营造保障和改善教育发展良好社会氛围的基本要求。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把政策讲透彻，把思路举措讲清楚，把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地各校指定专门的通讯员、观察员、评论员和新闻发言人，通过培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教育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教育电视台、报刊社作用，建立教育系统新闻宣传联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横向和各类媒体密切联系，纵向与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有效对接的立体化宣传网络。提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的组织策划能力，组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深入挖掘、宣传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成功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人物、典型经验推动教育工作。加大权威信息力度，宣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举措、方案，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回应群众的教育需求。 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对话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向本地政府反映问题渠道不畅通意见较大，教师、校长还对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有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用好信息公开平台、信箱、热线电话、接待日、咨询会、听证会等常规方式并及时答复群众意见，健全学校责任区督学制度建设，使教育督导成为政府与教师、家长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对叶瑞祥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察 叶瑞祥系韩山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与学习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创立学习科学和组建学习科学学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选题注重应用性 叶瑞祥重视选题工作，认为其为做好课题的前提，选到好的课题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不太合适的课题只会事倍功半。叶瑞祥选题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地方性，体现课题的价值所在。对基层学校及一线教师，叶瑞祥特别强调选题要做到“小、实、新”，重在实用。如，“中学学科教育与德育有效融合研究”、 “中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策略研究”等。在叶瑞祥主持的30项课题中，理论研究3项，占10%；应用研究27项，占90%。如果按分解到基层学校的子课题统计，我们会发现，几乎100%的选题属于应用研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地区有78个子课题，100%属于应用研究。可见，叶瑞祥在选题时特别重视实用性、应用性。 叶瑞祥还注重根据教育需要，承担或选择教育科研课题。一是承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例如，主编广东高校“九五”规划教材《教育学》；二是承担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下达的教育部“九五”、 “十五” 、“十一五”科研课题；三是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申报课题，例如，“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习领域的价值及其实施途径的研究”；四是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申报课题，例如，“新形势下大学生学习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五是根据老年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老年创新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六是根据当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潮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其教育研究”等。 二、方法强调科学性 叶瑞祥认为，科研方法是解决教育科研的“船”“桥”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多元化的教育科研方法各有优势，必须科学选择，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叶瑞祥根据各中小学实际，从实效出发，科学选择，综合运用科研方法。 1.调查研究法。即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实证化水平。调查是做好课题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瑞祥特别注重做好与课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退休 16年来，问卷调查的对象多达106801人，其中，幼儿1463人，中小学生92378人，大学生7674人，老年人5286人。就笔者参与的子课题“初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研究”、“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研究”的研究而言，笔者两次分别组织对829名、769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大量数据信息，为课题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使研究成果准确、真实、可靠。 2.教育行动法。即强调教育行动研究，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以研究促教育改革，提高实效性水平。注重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改统一起来，突出 “学习、教学、科研一体化”、“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校本研究一体化”，将课题研究落实到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日常教研活动中。不少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在叶瑞祥教育行动法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改革、班级工作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3.教育实验法。即有选择地进行实验、对比、总结、提升，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实现教育科研科学化、科研成果普及化。 此外，叶瑞祥还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化水平；根据需要灵活选用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教育比较法等。 三、过程突出指导性 叶瑞祥重视中小学校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工作，十分珍惜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以及科研成果中的创新因素，即使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创新教学方法或模式，甚至一组数据，都给予支持、保护，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勇于创新。 在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叶瑞祥的指导工作有所侧重：研究前，着重指导选好课题，订好方案；研究中，着重指导开题会，理论学习指导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结束前，着重指导梳理、评估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等。 根据各子课题组实际，叶瑞祥有针对性地指导。针对不同单位科研条件、科研能力、科研经验各不相同的实际，叶瑞祥分别从指导思想、科研理念、理论学习、研究方法、课改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促进课题组提高科研水平。 在长期指导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叶瑞祥总结出搞好中小学校教研活动的六条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教研相长，树立“科研兴校”办学理念。 第二，坚持校长领导，把教研作为校长亲抓的 “一把手”工程。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育科研实践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结合课程改革，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 第五，坚持依靠广大教师，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坚持专家引领，把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统一起来。 四、成员注意群众性 实施课题研究，研究队伍尤为重要，合理科学的人员搭配可以事半功倍。叶瑞祥认为，组织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三者结合的研究队伍，可以发挥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作用，优势互补，群策群力。行政领导作为学校的决策者、“火车头”，“科研兴校”的领头羊，首先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牢记科研兴校办学理念和策略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课题研究是整个战略的核心，发挥行政的影响带头作用，重视、甚至亲力亲为，组织、指导课题研究工作；专家、学者的理论积累比较深厚，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讲座、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指导，使一线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理论提升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一线教师是开展课题研究的主力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展课题实验的优势，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学到先进前沿的教育理论，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将课题研究落实在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在日常教研活动中，通过学习有关理论，进行实验，更新教学观念，开阔教学视野，创新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色彩思维表达在绘画语言里就像是个开门机，把持着绘画输出方式的导向，怎样以一种规则的表达方式呈现，就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与拓展作为支撑点加以表达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建构是点，拓展是线，导向是点与面的连接方式，科学研究，规范施教，才能够以放松的思维表达方式进行。 关键词：建构；拓展；色彩思维；导向 一、色彩绘画的表达在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在美术专业的色彩绘画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色彩的认知度上尚处于思想被格式化的状态，由于在高考前个体在不同环境的学习背景不同，对于色彩绘画的认知度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其倾向的一面，但大同小异，普遍的绘画方式都是以应对考试的模式而产生的，在上大学后，学生在色彩绘画中仍然会秉承惯有的习性与习惯以自己较为熟知的绘画语言方式进行表达，可以之前的老师以不同进行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以“吃老本”的状态进行绘画，道路不宽，思维越发紧条，随着时间的“催促”，大多部分的学生都会越画越紧，越来越不会表达，其实在这一时期，禁锢的不是手法，而是思维方式，学习以及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思维表达方式的前提了解 之所以在拓展建构色彩表达方式之前来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是因为没有一种成功的表达思维方式是受众于所有人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个体独立并就有新鲜性的，所以创造、创新在学生学习色彩绘画之前是应该了解的。首先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之前先了解下其产生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创造力”的追溯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普遍的认知度上认为英国生理学家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的书本内容中，“创造力研究”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作为某一领域科学的最早文献供给。但也只是作为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广泛认识，而在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中，创造性思维是整套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被运用才会产生其真正的意义，但是真正作为建构研究的时候却是在1945年，韦索默的“结构说”里产生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韦索默的《创造性思维》的专著里，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被确定性的提出，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人们所接纳。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中提出“发散性思维”这一系统概念，吉尔福特对于创造力尤其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调，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其不同的理解程度，1986年，刘奎林的“潜意识推论”在国内提出，刘奎林对于思维科学的理论支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力，论文的“灵感发生论新探”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理论的提出，全文以新姿态在思维创作力方面有所建树。文章对灵感的本质、特征及灵感的诱发等全新词汇做了全面阐释，并以科学的视角加以论证，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效应。在“创造性思维”这一延展性的论调中，若宾的最高级思维模型也是在这一领域加以建构的，美国加州大学，若宾心理学系这一团队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和关系复杂性”的论文。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拓展上还反映在客观存在上，其中对于在人类思维对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所作的反映方面尤其开发性的见解，在社会的认知度对上可理解为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存在所作出的自然状态的呈现。并通过个体的感官，通过感官产生的思维反应，通过思维反应所产生的下一步意识行动，通过思维行动而促进的自我意识分析，其实都在反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思维的活动轨迹，与在文学范畴的阶段性否定又有其相似的地方。 三、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方式的教育 在美术绘画的创作中，思维表达方式的体现透过上述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是经过思维表达方式传达的几个方面的而产生的，在这里引用一部书中荷兰画家梵高的引言，他在讲述在色彩绘画创作中，其产生的自我感悟；“在荷兰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在夕阳的辉映下，这些落叶被染成了深深的棕红色。这种色彩是如此的艳丽，以至你无法想象有哪一种地毯的颜色能与之相比。”在这一阶段中，首先感官带给色彩表达以最直接的反映，“问题是如何能表现出这种神奇的色彩、坚实的土地和巨大的生命力，……我第一次发现黄昏时分竟有如此多彩的光线，画家应在保持夕阳余晖和丰富色彩的同时把握住这些光线。”在感官传达给自我意识后，又一次进行自我意识分析，对于拓展色彩思维导向又提出了其对于思维的再度表达。 美术专业的学生群体在色彩思维表达的拓展上也是如此，找到适合自我意识表达的输出方式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第一步，对于表象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作为建构与拓展色彩思维的表达方式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尝试，并找到传达媒介，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反思与建构当代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人类探求教育与寻求真知的过程漫长而有序，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终随实验心理学的建立逐步迈入教育研究舞台。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新思想的引入，教育研究方法论随之发生着剧烈变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探索现代教育研究的本性与根基问题。科学理性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依旧显得比较贫乏，我国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路急需迈向现代化、民族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 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无锡市作为全国和全省教育先行发达地区，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教育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支持。作为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教育科学研究应着眼全市教育现状，紧跟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紧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通过教育科学研究的机制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规划改革为动力，为无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所谓学术立院，即学场要有书卷气、要有学术味，教科研员要专注于学科和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引领学科和科研的不断发展，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要关注宏观研究、注重中观研究、侧重并精于微观研究，瞄准重大问题、聚焦现实问题、突破急难问题。把研究作为第一属性，并实现由执行教育政策走向丰富地方课程、由关注学科教学走向关注课程发展、由实施“以考代管”走向重视质量监测的转变。指导校本课程开设、校本教研开展、校本师训开发等，以课题带动、培训研修、基地联动、名师助推等策略，丰富教师职业底色、增强教师专业底气。服务学校和教师，引领和促进他们努力打造美妙的新课堂、有效的大课堂、令学生终身难忘的活课堂。 所谓人才强院，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培外引、用培结合、专兼共融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努力造就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政策、了解实际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形成品德高尚、业务精湛、乐于奉献、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教科研员要做到既有硬本领：教书教得好、研究研得深、规律抓得准；又要有软功夫：带领好队伍、组织好活动、协调好关系。要不停地阅读和思考，追问课程与课堂的问题、学术与学科的问题、教育与教学的难题，尝试用专业的眼光与学术的眼界审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现象。 所谓文化兴院，即传承教科研优秀文化，又以理性智慧和感性力量审视教科研工作的使命所在，努力寻找并回归教科研的逻辑起点。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制度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营造事业发展与个人进步同步推进、教育科研质量提升与精神世界丰富并重并进、个体的主动性与集体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学术个性化倾向与教科院集体关怀共生共长的生动局面。提升教科研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目标管理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在驱动，制度执行不是刚性管制而是文化自觉，特色彰显不只是个性张扬还有有序规则。从而真正实现教科研价值取向由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的转变，决策方式由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的转变，组织架构由各自为政到和谐融通的转变，制度设计由上规下循到变中求序的转变。 二、尝试顶层设计 教育科研部门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参谋部、课程改革研究部、校本教研指导部”的职能，把思维的触角伸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课程改革的制高点、教学改革的核心区，举理念先行之旗、务创新先行之实、践素质先行之行，提升区域内课程发展的研究力、课堂改革的指导力，提升区域外教育科研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要加强课程规划与建设，尤其是要以学校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教师团队为主体力量，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环节，尝试全市教育科研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和构建“教学、实验、研究、培训”四位一体、有机融合的教科研新模式和新格局。在教学和实验方面，依托省重点课题建立学科研究课题群，覆盖全市布点实验学校承担子课题，开展“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和“主动参与式课堂有效学与教”等大规模实验，促进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方面，积极探索课题建设的新机制和新途径，重点实施“学校文化促生、教师专业促进、科研共同体促动”三项工程，推进“精品课题”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专业影响力的品牌课题，并培植区域性重大课题或项目，集中精力攻关，从而全面开花、重点结果、争先进位。在培训方面，构建“校本培训、教研培训、集中培训、自主培训、合作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方式，形成教研学互为一体、相互支持的培训体系，特别是注重培训重心的下移，把课改实验的研究场和工作场下移到学校，以及每一个教师的每一节课之中，突出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以教师为研究主体，通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各个学校、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面对的个性化实际问题，又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 三、扭住中心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和建立“基于教师、通过教师、为了教师”的学习和教科研共同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名师名家的引领辐射作用，切实做好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梯级晋升发展规划。全面关注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以教研组为载体，以项目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部门和教科研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学校、教师确立并践行质量立校、管理强校、科研兴校的意识和行为。校长要经营好每一所学校，有了教育思想，才有办学立场；有了教育理想，才有办学追求；有了教育情怀，才有无私奉献；教育思想、教育理想、教育情怀从何而来？课程立场、课堂立意、行走方式从何而来？要靠校长实践体悟、再实践再体悟，还要靠教科研部门的同志与他们碰撞、帮助凝炼，特别要在学校规划、教学管理、学生工作、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校内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这些都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校长有思想、教师有风格、学生有特长、学校有特色的局面。班主任要带好每一个班级，因为班级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所以班主任要千方百计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之家和成长乐园。学科组长要建设好每一个学科组，校本教研、集体备课要做到有主题、有目标、有方法、有积淀，克服闲聊多、跑题多甚至是牢骚多的现象。集体备课既要有典型例题的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教学的选择性，还要有通性通法的训练与指导。力求提高学科活动的研究含量，强调在集体备课基础上的个人二次备课。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积极思考并努力践行有爱心的教育、有温度的德育、有根基的教学，即爱生如子、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审智”、行为规范的“审理”与情感维度的“审美”的并行并重并进。尤其要上好每一节课，因为优质的家常课、常态课才是学生们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要通过集体备课与个人创意，诊断学与教存在的问题，改善学与教行为。还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积极开展“以学定教”项目的研究与实验，促进教学思维和课堂形态的转型。名特优教师要培植好每一个工作室，以研究项目凝聚群体智慧，彰显研究的价值，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努力促使其业务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论坛活动、课例研讨、课题研究等，使工作室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学术团队，形成优秀教师学习、合作、研究、生成的新机制。把工作室建成教师交流思想、反思问题、合作研究和创生智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骨干教师孵化器、青年教师成长加速器的功能。 要在科学认识质量的基础上，实施质量监控与强化过程管理。当前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公平和提升质量。作为区域教育的研究、指导部门，我们理应有自己的质量立场与评估主张。为此，我们应在严格遵守“五严”规定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抽测，不断增强教育质量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对教育教学质量现状和教育发展趋势作出科学评价和预测。特别是改革课堂观察与评价，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位学生，变被动学习、盲目学习、浅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努力提高命题质量，加强对考试的分析，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深度分析，分项给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形成区域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并作为完善教育政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指导学校科学运用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及其管理。 过程管理是增强教育教学内涵的重要保障。我们提倡的学校过程管理是坚持课程立场、强化课程意识，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常规管理，是制度的刚性管理、精致的无缝管理、文化的无痕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小学教学管理应重点围绕学校教学的核心过程组织开展工作，注重规范学科组建设，完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制度，加强对校本研修的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促进广大教师积累经验，提升常态课的教学水平。 立德树人是教育永恒的课题，质量立校是教育不变的命题，转型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难题，做课题、解命题、破难题，都要基于教科研先行。教科研员要专注学习专注阅读，这样才能丰富内涵；要扎根专业扎进课堂，这样才能学术精进；要抬头看路又埋头实干，这样才能择高而立又贴地而行。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发展论文 一、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作者：李敏 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城市经济学论文: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未来趋势 一、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 1.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通常来讲，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城市在实际的生产、成长以及城市乡村融合的发展中经济关系以及规律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学科。在现实工作过程中，实现经济价值已经变为城市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对于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开始从之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研究拓展到了其他的相关领域当中，进而来对城市的相关规律以及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发现。 2.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实际意义进行分析。 现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城市已经成为了社会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构，城市的实际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水平，同时还会决定环境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学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对城市发展规律与生产关系进行探讨，其具体研究的最终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其结果还可以对城市的活力进行有效的评估以及预测。除此之外，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最终结果能够有效揭示城市发展当中的生活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想对环境与生活间的发展，就一定要实行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 二、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领域。 在上个世纪时，城市经济学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点性学科。现阶段，随着城市区域的逐渐增大以及更新的逐渐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范围。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下面具体介绍国际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变为城市化以及生态平衡；第二，城市当中有着逐渐加快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市当中的就业、资源利用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了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方向；第三，竞争力以及发展对比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2.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手段。 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当中，应该有相对比较严谨的手段来进行有效的指导，这样可以有效保证研究的手段以及结果富含可观性以及真实性。通常来讲，能够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手段大体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运用区位分析的研究手段，该方法主要是研究城市经济学当中所包含的微观部分。第二类是在宏观角度对城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手段，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城市当作一个整体。 3.分析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在其研究的所有领域当中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基本国情都非常的符合，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在相对宏观的研究过程中，对城市化的城市圈以及道路的进化问题进行研究，觉得城市的实际发展主要是道路的最终形成，这就导致我国将道路建设作为重点；其次，对城市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果发展出现不均衡的现象会造成城市的不均衡发展。然后，对城市化水平当中的测量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城市当中城市化测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城市当中的常住人口数量。 4.分析城市经济学在实际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很多社会学的相关领域当中，经常会出现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情况，同时这也属于城市经济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极其薄弱，研究的基础基本都是现在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当相关的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运用到城市管理方面时，根本就可以起到充分的推动作用，进而就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并否定了其研究的实际结果。在城市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当中，不合适的经营观念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领域。 通常情况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当中所具有的前瞻性进行追求，能够保证其研究的具体结果富含预测方面的功能，可以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起指导性的作用，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这属于是现阶段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需要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领域。这就需要城市经济学不仅仅要研究宏观以及微观的经济，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城市以及文化发展的机制，对城市、文化以及经济三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发展属于是相互联系的，城市不同就会存在不同的文化，同时还会有不同的经济状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及趋势。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城市的实际发展。 2.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效创新。 对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运用访谈以及调查的方法进行微观方面的研究，同时运用文献分析以及对比的方法进行宏观方面的研究，这样的方法仅仅能够对现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要求进行一定的满足，在之后的研究中，创新相关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具体的创新方法有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点、横向以及纵向的对比、跟踪调查等，这些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结果进行有效的预测。除此之外，城市当中的各个区域实施具有对比性的实验也会变为之后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城市经济性研究的过程当中进行方法的创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具体的研究提供足够的动力。 3.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会有更加广泛的作用范围。 通常来讲，城市的发展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有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的全球化等，快速以及方便的信息方面的交流能够先进化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方法，同时还会增大其研究结果的实际作用范围。在已经实现信息化的今天，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结果会非常快速的被相关的经营者进行接收，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有效的完善，该方法已经变为现在大部分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除此之外，现阶段大部分城市经济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是跨国公司，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经济学研究成功的作用范围，同时，跨国公司利用该结果进行有效的发展，这也属于是其结果作用范围拓展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政府将会对城市经济学进行大力支持。 通常来讲，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的实际发展，因此会让政府对其进行高度重视。在我国，城市经济学属于是二级学科，该学科的地位能够要求城市进行本科以及研究生相关专业的设置，在教育条件足够的城市当中，还能够设置博士后的流动站点。现阶段，城市经济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在逐渐发展，这也就带动了政府对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以及支持力度。 四、结语 总的来讲，在社会科学的实际研究当中，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属于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域，其在研究的方法以及内容上都处于逐渐发展的状态，尽管现在城市经济学当中有着很多的问题，然而，其研究的结果已经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同时还会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而有效指导城市的实际发展。 作者：李枫 单位：北京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一、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动因 （一）城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发展趋势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是介于社会经济学科、城市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存在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观性质、边缘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中的核心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其教学对象一般为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判断和理解能力，但缺少城市实践的社会经验，没有城市发展的概念和有关城市经济的切身体会。在实际教学中，城市经济学应体现其应用性，应面向世界、立足于国内城市发展现实，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和区域特色，达到结合当前中国或区域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实际，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城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以此为衡量标准，目前城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步伐仍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按照城市经济自身的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课程特点，深入系统地进行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2012年3月，通过对经济学专业民汉三个班级、90份《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期待很高，尤其期待对城市经济学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及通过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并以此来提高利用城市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既是完善课程建设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又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发展趋势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三）适应新疆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要 从城市经济学教学实践看，因民、汉学生在实际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同样的教学内容并配合同样的教学方法，民族班学生表现出理论接受比较困难的现象，教师在民、汉班级教学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要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然而，案例教学对民汉班级学生都很有效果，学生对此模式的兴趣也高，在课堂积极思考、积极讨论，教学效果较为明显。然而，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内容因不同教师的科研背景而有较大的差异，教学案例数量还比较有限，在教学实践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改革。 （四）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注重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创新、提高，不仅能进一步完善经济类专业课程建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教学中把中国和新疆城市化演变、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实际内容融入课程，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不仅符合新疆高校的办学理念，而且是新疆当前提高办学层次、为新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储备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二、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教材实践性不够。因现有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体系较完整，利用现有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学生接受存在困难。二是教学内容存在差距。分别针对民、汉学生差别化教学方式，即在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安排上，民族班级授课内容要比汉族班级少，且在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民、汉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三是案例内容较少。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案例数量总体上还比较有限，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四是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科研团队在城市经济学领域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受诸多原因限制这些成果未能及时补充到教学中。 （二）课程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不均衡。目前，城市经济学教学中仅有少部分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大部分章节仍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于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多媒体教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信息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但在实际中，城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重复性较大，信息量不足。三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如鼓励学生以本课程内容为主申报课题，等)、实践教学（如参观，请社会专业人士进课堂等）和实验教学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学生反映的实际情况，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在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应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较好成效。一是提前预做准备。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6~7人，在每一章讲述之前由教师提前针对该章节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给每组学生布置3~4个讲课主题，要求提前查阅资料、数据，做好讲解准备。二是学生授课过程接受大家提问和监督。学生讲解要求板书讲解要点并维持好课堂秩序，每个学生讲解时间控制在15分钟，讲解中和讲解完后要接受学生提问并进行解答，如当时答不出，可以继续查阅资料进行解答，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教师解答。教师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可以观察学生听课状况，及时进行管理。三是教师总结。教师对本章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强调重点和难点，同时通过记录每个学生讲解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作业布置灵活多样。针对教材内容，结合学生查阅和讲解的资料灵活地安排作业，有些章节以小组完成作业为主，有些章节以学生个人完成为主。五是灵活调整考试内容。在所有章节内容讲完后，各小组要针对所讲授重点和难点设置复习题，有些好的复习题被选作考试试题。 四、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一）课堂表现方面 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发现绝大多数民汉学生能对老师布置内容进行提前准备，能在课间主动和老师交流。有些学生授课准备相当充分，能全脱稿熟练讲授内容，数据和例子恰当并能较好解释理论，获得其他学生的认可。有些学生结合教材的内容，发散性讲解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富有创新性，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学2009-3班留学生案例授课在学生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他用计算机将哈萨克斯坦城市化进程画成一张图表，张贴于黑板上给学生讲解，思维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富有吸引力，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根据其他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及时地查阅资料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和汉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解答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很认可，普遍反映“获益匪浅”。从听课来看，绝大多数民汉听课学生上课时注意力明显提高，以前经常出现的课堂说话、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勇于提问、敢于争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学术气氛渐浓。 （二）试卷分析方面 通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改革实践，涉及民汉三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为“优良”。经济学2009~1班和经济学2009~3合班（共71人）平均分为86.93分，及格率为98.59%，90-100分之间人数为41人，所占比重为57.75%，80~89分之间人数为17人，所占比重为23.94%，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9.86%，60~69分之间人数为5人，所占比重为7.04%，60分以下人数为1人，所占比重为1.41%。此外，经济学2008~2班（共33人）平均分为87.45，及格率为100%，90~100分之间人数为16人，所占比重为48.48%，80~89分之间人数为10人，所占比重为30.30%，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21%。 （三）学生评价方面 在学期临近结束时，经济学2009-1班和2009-3班每小组学生代表总结了城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的效果及未来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学生认为教学方式方法新颖，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继续坚持下去。在经济学院教学思想大讨论会议上，学生代表发言肯定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思考和启示 受就业压力、网络文化等因素影响，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针对城市经济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求高、授课对象特殊的实际，授课中采取教师和学生搭配，授课内容既包括教材内容，也包括课外内容，授课方法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和启发式等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提高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胆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促进了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交流，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此次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如在实施过程中和学生平时成绩考核紧密挂钩，加大平时成绩考核比重，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该模式不断完善的同时可为其他应用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者：张艳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产业结构论文 一、选题意义 经济发展是在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实现的，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动调整与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快速发展，经济效益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尽管经过几十年自身的发展和调整，但是，华北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并没有达到合理的状态。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协作程度差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完善华北区产业结构，不但能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而且对统筹全国区域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二、华北区产业结构现状与分布 除北京之外，其余城市第二产业比例均超过50%，说明第二产业在华北区大多数城市占主导位置，而北京具有很高比例的第三产业，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这是因为北京已经逐渐步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而其他几个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所以第二产业占比例相对较高。 依据2012年各省市统计年鉴，选取了各省的重要城市作为样本点，其中第一产业统计指标采用的是粮食生产总量，第二产业采用的是各市规模以上(注:资产总额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第三产业采用的是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作为参考数据，由此笔者根据统计数据里面第一，二三产业在城市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将华北区城市分为“两大类，四大块”，两大类分别是资源型城市与综合服务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农业资源型，矿业资源型，旅游资源型，对应代表分别是上面的周口市，东营市，青岛市;综合服务型城市指的是北京市，具有全面的服务功能与很大的服务范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要或者已经进入平台期，要想继续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将华北区城市分为“两大类，四大块”，两大类分别是资源型城市与综合服务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农业资源型，矿业资源型，旅游资源型，对应代表分别是上面的周口市，东营市，青岛市;综合服务型城市指的是北京市，具有全面的服务功能与很大的服务。社会零售总额是表现国内消费需求的数据，对比两幅图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分布图以及GDP分布图之间存在很大的吻合度，说明了第三产业的附加值较大，是推动城市整体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可以发现，省会城市，交通枢纽，沿海港口的服务范围较大。 三、结语与启示 (如资源分布，区位优越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分布。在华北区中，体现为东营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了工业强市，周口依靠良好的土壤与气候条件成为产粮大市。但是从整个华北区的宏观视角来看，华北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依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链分工不明确，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综合分析各个城市在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上的独特优势，通过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实现区域产业链上的合理分工，使产业结构发展达到最优化。 作者：陈智维 林漉丰 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公务员之家: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城市经济学论文: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摘 要 城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城乡规划中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提出城市建设的对策与建议。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更生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案例教学法 教学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速度趋于稳定，社会对城乡规划人才的要求也有了一些变化，从规划、设计的技术型人才培养向研究、设计咨询的综合型人才培养转变。城市经济学是城乡规划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专业课，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原来是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中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揭示城市经济活动和发展规律，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城乡规划的本质是引导与控制，对城乡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城乡规划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近些年，城市建设也在逐步转型，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应用得越来越多，如对城市发展趋势、用地布局、政策制定等具体问题从经济角度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因此该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学生学习兴趣低，对相关理论知识理解不够，不理解学习经济学理论也是专业知识学习的一部分，对课程重视程度不高等情况。要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一、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各个方面的经济问题，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6部分，即城市宏观经济体系（城市发展理论）、城市劳动力市场（贫穷、收入分配及就业的理论）、城市的房屋市场（居住结构理论）、城市运输市场（交通堵塞、污染调节的理论），以及运输对城市结构的意义、公共服务的提供（供求函数、公共财政及政府干预理论）。课程内容多且相对专业程度较高，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而言理解并掌握其基础理论与知识难度较大。在较少的课时中讲解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与相关概念，容易变成“填鸭式”教学，使课堂枯燥乏味，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较难的理论知识也让学生难以理解和消化，学生易产生厌学情绪，要求授课老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将晦涩的经济理论简明扼要地教授给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学习经济知识比较吃力，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不大感兴趣，以教师讲课为主的授课方式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城市经济学是应用型学科，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运用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来解决城市问题，把抽象的理论和现实中活生生的案例结合起来，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城市经济学相关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必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案例教学法需要学生从实际案例入手，研究案例、分析案例，找出一般规律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法，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法把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结合起来，在案例研究中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能直观地了解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的关系，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最早出现在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最开始应用于法学教育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选择案例，学生自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全班进行讨论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并尝试运用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虽然在我国推广得比较晚，但其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教学目标，因此案例教学法常被应用于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适当采用案例教W法，学生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和专业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等活动，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基本的原理和概念，使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对应用城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一）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城市经济学的课堂上运用案例教学法，主要分为四个环节：首先，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精选案例，该案例应与章节内容结合紧密，能包含知识点，结合社会的热点问题并且难度适中，便于学生对真实、直观的案例进行研究。例如，在介绍城市发展战略时，可以结合近期的武钢搬迁到宜昌的案例让学生讨论武钢为什么会迁出武汉，对武汉和宜昌会产生什么影响，使学生理解梯度理论并了解该理论在城市发展中有普遍性原理。其次，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分析和研究案例，运用章节知识点剖析案例，形成个人观点。第三，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教师和学生都参与其中，相互交流观点。最后，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点评，通过这四个环节，完成一次案例教学。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条件 虽然案例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要很好地应用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经济学和城乡规划知识，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能力，能够使案例教学达到应有的效果；再次，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案例，才能在课堂上及时点评与引导学生的观点，对学生没有关注的部分及时提出问题，指出错误之处，这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其次，在进行课堂讨论前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既需要充足的时间也需要完善的图书资料。案例应提前一周下发给学生，并逐步完善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藏书量和电子资料，便于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保证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第三，课堂讨论可采用多种形式。为避免由于学生人数多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发言的情况，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集中讨论各小组的意见让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也可以采用辩论的形式，通过讨论、辩驳揭露对方的矛盾，使之逐步达到普遍性的认识。 四、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弊端 案例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难度适中与教学内容结合较紧密的案例较少，自编案例又费时费力，同时也受到教师自身学识的限制，编写的案例难与课程很好地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也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增加了工作量，最好能采用团队教学的模式。其次，案例教学法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也依赖学生课前认真准备，在课堂上积极讨论，要求学生有较高的学习自主性。但在实践中，能积极准备并参与讨论的学生较少，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给学生分组的形式，让主观能动性强的学生带领组员共同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谈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摘要：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对城市规划的贡献包括对城市增长和规模的预测，分析城市可能取得的经济资源和消费需求；对具体城市问题的分析和规划调控的对策建议等，最常见的还在于运用投资估算技术评估各类规划方案以帮助政府和投资者决策，此外还包括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保障规划方案的实施等。因此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应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关键词：城市、城市经济、城市规划 一、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的规划建设、有助于我们更合理的看待城市的空间布局。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该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按照编制城乡规划的节段又可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可以说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而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乡规划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土地资源分配及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城乡规划进行统筹安排与解决。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有一系列理论不如其动力机制为：农业发展史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石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等。 城乡规划将遵循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化的一系列研究理论进行相关的统筹规划，达到城乡发展符合经济规律，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发展。 （二）经济中心与中心城市问题的关系 城市规划中城市发展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心辐射式发展，城市群中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辐射周围的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中由经济中心地区向周围辐射发展。 在城市经济学中经济中心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工业生产中心； 2、商品流通中心； 3、交通运输中心； 4、金融中心； 5、信息中心； 6、科学技术中心； 7、文化教育中心。 而城乡规划基于经济中心与城市中心的作用于性质来进行城乡规划的统筹规划。要在格局，交通，建筑等多方面体现经济中心的作用，便于它诸多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领导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 （三）城镇体系的关系 城市，作为物质的生产地，不断输入各种生产资料，输出多种产品；城市又是物质的消费地，每天运进大量生活必需品，运出数以千吨的废弃物。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是昼夜不停的进行着物质，人员，信息和能量等多方面的交换，交换频繁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即城镇体系，而每个节点就是规模不等的城市。 也就是说城镇体系的形成源于经济的交流属于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而城乡规划则应遵循城市经济学对于城镇体系的一系列研究进行城镇体系的有机规划。 城镇体系的特征有： 1、整体性，城镇体系是由城镇，联系通道和联系流，联系区域等多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城镇体系建设规划时一定要着眼整体性的考虑，做到协调统一，全面发展。 2、层次性，城镇体系有大有小，随所在经济区的规模和层级而定；城镇体系内部的城镇有大有小，大的成为体系的核心，小的充当体系的基层。因此在规划城镇体系时应根据规模的大小做相应的规划，使城镇体系的建立具有层次性，无论大小各自发挥效应。 3、重叠性，一个城镇可能成为不同层级城镇体系的成员，并充当不同的角色，因此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做好协调统一，并突出其重要的角色职能。 4、开放性，城镇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是一个开放系统，随时都在和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作为规划应当满足其开放性的需求，交通的规划直至关重要。 5、动态性，城镇体系形成之后并非福鼎不变，而是处于发展演化之中，外界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之发生形态上，规模上和结构上的演变。因此规划时一定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进行规划设计，满足其动态性的特点。 （四）人口经济的关系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之中，而城市人口正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也就是城市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在进行城乡规划时一定注意起到引导人口流动，解决人口的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 （五）城市土地经济的关系 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重要要读，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土地的经济特性变现为： 1、稀缺性：由于土地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再生物，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需求来说，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城市规模越大，则往往供需缺口也越大，大城市商业中心地段之所以“寸土寸金”，正是因为其稀缺性而来。而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分配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其相应的土地性能，达到最高利用率，不要浪费稀缺的土地资源。 2、区位效益性：决定经济活动的不同地理位置，称作区位。在城市，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土地规划利用时应充分利用发挥不同土地的区位效益性，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3、边际产出递减性：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某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超过特定限度后，其边际产出递减性变现在，对土地的使用强度超过一定限度后，收益开始下降。因此，任何过渡开发不仅是对环境的破坏，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 的。因此在利用规划土地时一定要考虑此因素。 （六）城市住宅经济的关系 住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它集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与一体，和食物，衣服，交通工具一起，构成了人们每日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住宅的需求与供给，建设与分配，是国际公认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住宅是城市建筑的主体，住宅建设对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住宅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没有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居住条件，就不会有美好而持久的城市未来。而城市规划与城市住宅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的脚步也越走越快，但是在更新途中住宅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很理想，导致许多经济条件差的人不再拥有住宅，这是一个社会大问题，作为城市规划人员一定要着重考虑如何在城市发展更新，与人们的生活现实水平相协调。 （七）城市环境经济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脚步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热岛效应等环境问题在不断的给我们敲着警钟。环境不仅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与城市经济有着一定的相关性。起初，经济增长增加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资源保障，使得环境得到改善。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环境趋向恶化，但到达一定转折点时有缓和趋势，随着收入的继续增加，环境将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当环境无限污染时，我们的经济必然也无法前行。 作为城市规划，应当在城市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改善已造成的环境污染和避免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使我们的城市，家园逐渐恢复原有的美丽。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它与城市规划学的研究领域互相渗透，研究成果也可以互相借鉴。因此我们应在未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的空间更加合理，城市的功能更加完善，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摘要：本文对城市经济学进行概述，说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并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趋势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城市经济学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公共事业管理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摘 要：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存在着跨学科的向度。城市经济学的的性质也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作者从了解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入手进而推出了自己对城市经济学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作者简介： 徐佳琦（1991 ―），男，汉族 浙江衢州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经济管理学部0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 摘 要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培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文章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探讨了在课程教学中如何突破创新，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城市规划专业 教学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理论课。该课程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被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列入了八门核心课程之一。①但该课程在当前我国以工科定性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中可以算是冷门课。以我校为例，该课程是专业任选课，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四年制）。我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延续了我校工科教育的传统，十分重视各种设计课与原理课，所以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经济社会意识淡薄。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正由技术性蓝图向公共政策转变。学科属性的转变对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规划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工作，不懂社会经济的规划设计人员将无法适应社会需求。②理论知识是枯燥乏味的，如何上好这门课，一直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1 教学内容框架构建 1.1 针对本专业学生特点增加经济学基础的相关内容 城市规划专业目前在我国是定位为工科，由于目前的这种定位使得各高校在培养方向上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学生经济社会意识的培养。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学科和经济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边缘学科，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城规专业的学生除个别有兴趣的选修过经济学相关课程外，大部分学生缺乏经济学基础。针对这样的状况，笔者在教学内容中专门增加“经济学基础”一章，内容包括：供需理论、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物品等等，这些是理解和掌握后续内容的基础。 1.2 教学内容与注册考试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实施专业人员注册管理的制度，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是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的重要考验，对其个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注册规划师考试有四个科目，《城市规划相关知识》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城市经济学是相关知识的一部分。为了使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就业后的需要，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参考了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基本涵盖了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近几年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会适时作相应变动。 2 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方法探索 2.1 教学内容实用化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而在教学内容的讲解中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将学生密切关注的经济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到城市交通政策时，新加坡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如果把新加坡的经验完全照搬到我国是否适用呢？再比如，讲到城市公共经济一章，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当然也有的做得不太好，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将这些实际问题引入到理论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 很多学生对城市规划专业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感到疑惑。如果在教学中能把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才会信服，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城市规划的本质是引导，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城市规划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在城市规划中也有诸多的应用。如对城市具体问题的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例如针对城市交通拥挤问题，能否通过拓宽马路和修更多的路来解决？如果不能，为什么呢？经济学利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引入，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了。 2.2 组织课堂讨论 大四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对于这种理论课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环节下功夫。所以，笔者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会有针对性地在每一章节给学生布置一个讨论题目。每次讨论题目都会在讨论课前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课后查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思考。如讲到城市住宅这一章时，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当前的热点——国内房地产市场及我国城市住宅的提供问题；讲到城市土地一章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这样的议题看似与书本知识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却能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经济的意识。给学生传达一种观念：规划不是关起门来做设计，规划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如何有效地组织课堂讨论也是笔者在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讨论题目布置下去有些学生觉得事不关己，或是对议题没兴趣，或是以考研考公务员为借口，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笔者做了如下尝试。一是将课堂讨论计入平时成绩，只要发言就能加分。二是分组讨论，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学生在讨论时离题或闲聊其他话题。二是可以激励组与组之间产生观点的碰撞，甚至出现辩论的场面。三是学生在规定时间讨论完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代表如果没有说清楚，其他同学可以补充。 通过在课堂当中增加讨论这一环节后，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兴趣大大增加，课堂气氛也更为活跃。之前上课不太认真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到学习的行列。再则，通过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学生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心。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课堂锻炼，也使得不少同学的表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可谓一举多得。 3 注重综合能力培养——考核方式的改革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导致学生机械地记忆而不能真正理解和活学活用。为此，本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做了些新的尝试。 为督促学生认真对待整个教学过程，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与探索，本课程采用重过程的考核方式。学生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上课出勤（10%）、课堂讨论（20%）和课程论文（70%）。学生的最终成绩能较好地体现其整个过程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为锻炼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本课程在最终的考核方式上改为课程论文。论文不要求学生提出多么新颖的观点，着重锻炼学生书写论文的规范性和阅读归纳能力。课程论文结合课堂讨论的题目，学生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题来写。针对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基本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及写作的规范性。 4 结论 总之，课程安排力图实现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并重，既避免对过多枯燥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也要实现知识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脱胎于工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课程无疑是值得推崇并大力发展的。 当前，正临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也正面临转型，科学、审慎地完成课程设置与安排，对于今后城市规划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城市经济学论文:从城市经济学角度谈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的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都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显现出了它的特别优势，因此保证实现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就是正确认识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化和产业集群是耦合发展的关系，城市必须在分析城市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现状及其相互影响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互动发展模式，最后总结提出了城市化发展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化、影响、对策 正文： 一、概念解析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又称企业集群或者产业簇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邻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或关联机构，它们又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在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它是产业布局中的一种形式，也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二）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又被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程，具体包括了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土地以及地域空间变化。 产业集群对城市化有着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由于产业集聚本身发展的需求，会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所以产业集群得快速成长使得产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和劳动力结构的相互提高，支撑了地方农村快速城镇化。总而言之，产业集群促进、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要素就是是影响人口、劳动力和城市产业结构这几个指标。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星——产业集群化 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由于空间经济结构的重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直接致使城市与区域体系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区域因素为一个地区产业带来的国际竞争优势是无法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石）来解释。如果依照这个理论来分析，那么全球化趋势应该会侵蚀地区所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而地区优势也必将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导致地方区位替代的可能性变大，但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不但没有受到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影响，还逐渐趋于均衡发展，预期的区域替代性不但没有出现，而且区域发展竟呈现出了高度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那些曾因为地方自然禀赋而兴起的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内主体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其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其区域产业竞争活力越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发展较快的的城市区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星宠儿，各种竞争资源源源不断的向这里聚集，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些区域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这些城市区域吸引了各行各业，例如技术领先的新型产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不难发现，存在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定位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二）城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 在当今社会，城市作为世界经济大背景下的区域节点，有赖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各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世界各国及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必然趋势也是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城镇体系，而城镇体系的建立更是有赖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城市化发展。 如今，中国已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重组促使国际劳动分工产生新的进展和变化——生产性服务行业不断的向大都市聚拢，形成世界性大都市；而发展中国家也是把握了其带来的发展机会——即制造业的转移，并凭借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进而促进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产业集群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群可更好的提升城市竞争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专业化发展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地缘关系接近的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企业，会大大降低因企业间物质和信息空间转移费用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并逐渐产生“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产业集群内个人与企业间隐含的经验类知识的传递、扩散与积累也有赖于其地理、文化和组织的不断融合接近。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产业集聚力变强，并不断带动生产要素的集聚，这些都能够进一步得推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增强城镇吸引力和扩张城市规模以及带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有效降低城市化成本 在产业集群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被有效而规律的分离开来，这有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布局合理性，并达到有效共享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目的。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集群内各要素的融合接近，也促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再次降低城市化成本。 拓展城市地理空间 在产业集群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本身会因为城中地价上涨等原因，循序渐进的向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并带动其产业集群的发展，因此无形中加速城市化。而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某些基础的商品性特色企业集群形成后，依赖这些产业形成的进一步深加工的企业集群，也同样起到了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城市内部系统发展演化最基础的动力源是——产业集群，城镇群在区域发展中的分散趋势已逐渐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一定的大都市群体空间模式。因此，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四、二者互动协调发展的对策原则 工业化推进为主 现如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应该被视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手段，以工业化带动和促进城镇化，从而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为避免市群不良发展，甚至形成恶性竞争的后果，例如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因产业同构而引起的激烈竞争，区域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专业化及协作分工。 发挥第三产业在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上的重要作用 就目前城市发展状况来看，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非第三产业莫属，随着生产性及消费性服务的增加，区域政府更要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划优势，并加强城市规划及管理工作，为第三产业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不断提升各方面产业集群构成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行为为发展企业集群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同时鼓励企业行为的自发组织并完善区域的产业文化，宏观把控城市化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发展工业是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因此需根据自身的条件及产业规划目标，培育新的区位优势，优化产业政策环境，鼓励企业之间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关联，以此来加快专业化分工协作，以便形成有效的创新集群，取得集群经济效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然把城市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鼓励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作出了众多先导性尝试，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以往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城市化就是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其中作用较大的则是发展工业产业集群，这样城市化才有基础，诚然，其他服务性产业的集聚发展也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后发展中，政府仍需谨慎承担好宏观调控的角色，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城市经济学论文:基于“城市经济学”的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双语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同时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专业学习和思考，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双语教学在中国高校目前还处于尝试之中，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模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通过实践和理论总结以探索适合各类课程的建设办法。文章以城市规划专业“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为例，分析“城市经济学”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介绍了双语课程建设的实践，并对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建设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双语教学；城市经济学；实践；思考 实施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院校紧跟时展、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要。国家教育部分别在2001年、2004年、2007年发文要求高校开展双语教学。中国的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它要求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但不绝对排除汉语。[1]具体到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课程情况又有差异，笔者基于在省属高校城市经济学课程上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进行探讨。 一、“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1.适应学科发展背景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1965年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导论》的诞生为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引进“城市经济学”的，之后大量翻译国外“城市经济学”的著作，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也就短短三十年左右。基于城市经济学诞生在国外，在国内发展时间短，学科的发展还在不断引进国外理论这一学科背景，开展双语教学有利于学习国外学科发展历程和发展动态。 2.符合双语教学要求 我国本科双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以原创国语言准确地学习该学科的内容，并将所学应用于国内和国外的交流中。[2]“城市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时间短，中文文献中许多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都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使用英语更准确地理解那些原本就译自英文的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这也恰是双语教学的目的。 3.利用英文教材和语言优势 “城市经济学”英文原版教材语言地道、阐述详细生动、案例多，比中文教材有优势，而且要获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最新的学术理论、最新的参考资料等都必须研读一些原文的专著、教材、期刊和杂志等。 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在该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具有比较强的可行性。 二、“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实践 1.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笔者在“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中采用的模式基本属于“过渡模式”。所谓过渡模式，是采用外文原版教材，英语板书，教师交替用英语和汉语讲授，学生的作业、考试用英语出题，部分用中文回答。这种模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专业知识，对教师的要求也低一些，特别适合双语教学初步摸索阶段。实践证明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事求是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综合来讲较好。 2.教材的选定和中英文讲授的比例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郭鸿懋先生认为“一般的理论研究与编著城市经济学教材应有所区别。前者的任务侧重于理论创新，后者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研究成果和提供研究方法”。[3]根据郭鸿懋先生对教材编写的要求，同时考虑学生的专业、英文学习情况以及教材的可获得性，教师选定美国学者阿瑟・奥沙利文第4版英文版的《城市经济学》作为主要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分析问题结合了大量的城市现实，并有自己独到的经济学解释方法，论述深入浅出，而且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英文难度和专业难度同时适合授课对象，不仅具有可获得性，而且能很好地贯彻研究型教学的思想。因此，把这本书作为英文主要参考书目。同时，以吴启焰先生的中文版《城市经济学》为配套参考书目。 根据学生英文学习程度调整中英文讲授的比例。“城市经济学”课程是开设在第六学期，学生此时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英语，而且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英语四级考试，部分学生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初步具备了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因此在上课时英文讲授的比例通常超过50%。为提高教学效果，实行了小班教学的形式上课。 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 此前学生学习过大学英语课程，但是没有开设双语课程，这是学生初次接受双语教学，还是习惯于英语―汉语―英语的心理翻译过程，“城市经济学”是一种抽象思维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学生不可能用英语去思维较抽象的原理。所以在课堂讲授时，采用了中英文结合的方式：相关的图示、图表和较容易理解的部分，以及源自英文的专用术语、概念及对其解释的部分，尽量摘自英文原版教材及文献；而抽象和较难理解的部分，则取自中文教材，并同时提供英文翻译内容，也就是同时采用两种语言。 此外，还通过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来激发学生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比如结合当前城市规划中的城市经济学问题，适当地给学生发放一些难度适中的英文课外阅读材料，安排课后的思考题，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英文简单回答并进行讨论，以活跃课堂氛围、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形式使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中尽量多采用图片的形式，并且在课件中将“城市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等辅以英文注释，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这种直观形象的授课方式，使教师能够较轻松地用英文解释问题，学生也容易理解和深化记忆，并提高了学习积极性。 4.课程资源网络共享 充分把网络资源应用于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中，使网络成为师生共享的资源。利用教学网络平台，免费向学生开放英文版的教学大纲、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各章节重点习题、国内外学者介绍、最新研究进展、中外文参考资料、相关中外专业站点链接、网上教学辅导与讨论区等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引发的思考 1.充分认识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目的，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 国内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有分歧的，笔者认为高校的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应当是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并重的，而且以掌握专业知识为前提，专业课双语教学不是英语教学，不能本末倒置。高校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通过双语教学，学生了解国外的专业体系和专业理论知识，将英语应用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和交流，以专业教学来推动英语水平的提高，并将专业知识用英语来推广和交流。[4]但是基于各高校师资、教材、学生和管理政策等情况各不相同，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比如笔者所在的省属地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能过分强调英语，在保证课堂信息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下，适当使用英语授课，不能盲目追求双语而忽视教学效果。当然在国家重点高校，教师使用英语的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强，而且学生接受双语教学能力也强，就应该更严格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 2.提高教师的英语水平，保证双语课程的开设 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读写与交流，而且还要能用英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可以说运用英语授课的口语水平是判断一个教师能否胜任双语课程教学的标准。[5]但是目前能用英语上专业课的教师还是很少，像笔者这种经过“哑巴英语”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词汇量大、语法好、阅读能力强，但口语差、听力差、写作能力差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双语教学要求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用英语授课的教学水平尤其是口语表达能力，要尽量使用英语口语作为教学语言，用英语讲清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内容并回答学生的提问，这样才能保证双语课程的顺利开设。这就要求加大对一线教师的培训力度，在校内培训的基础上，尽量把优秀教师送到国外高校去进修学习，以提高教师的英语能力。因此，高等学校必须建立提高双语教师英语水平的机制。 3.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双语教学不仅对师资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从事双语课程学习的能力。比如教育部要求双语教学要使用国外原版教材，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生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这就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英语语言使用能力，还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即具有使用英语学习较高专业知识的综合能力。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那无疑是在学生获取知识时多了一个障碍，使其无法顺利进行学习，从而违背了双语教学的初衷。因此，高等学校必须要继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学生以视、听、说为代表的英语综合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比如为培养学生的英语水平，可考虑在一、二年级实施英语分级教学，根据学生的英语基础，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为学生在三、四年级进行双语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为保证学生在不同阶段、不同年级进行双语教学的衔接性，可考虑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后续英语选修课程，使学生在校四年的英语学习不间断。 4.加强教材的建设力度，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教育部对双语课程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使用原版外语教材，因为原版教材可以使师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和专业知识，因此教材成为双语教学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有些课程找不到原版教材，或原版教材不适合学生的双语学习，而且由于原版教材在版权、引进经费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再加上配套教参及辅导资料的开发滞后等原因，使得双语教材成为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瓶颈。[6]加强教材的建设包括：学校可以在教材建设上划拨专项资金，解决外语版教材经费问题；至于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可以考虑在双语教学过程中配以中文教材作为参考，并结合国内的特殊制度背景，对教材的结构体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还可以考虑编写出版双语教材，编写时邀请外籍专家参加，参考或选用国外教材的部分内容，做到语言地道，篇幅适当，符合我国学生的认识能力；还可以借鉴日本双语教学的教材建设，采取“把母语教材译成外语教材”。这种教材最大优势是，既能避免学科损伤，又能满足教学要求。总之，加大教材建设力度，通过引进教材、编写教材、翻译教材使课程设置的结构科学合理，有助于学生前后知识学习的衔接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5.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双语教学的积极性 由于双语教学授课教师在备课和授课工作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比非双语教学产生的工作强度大、资料取得难等，教师一般不愿意开设和讲授双语课程。而且如果学校考核体系将双语教师等同其他教师进行无区别考核，就会挫伤双语教学授课教师的积极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教师开设双语课程的积极性。学校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计算教师工作量时，可以适当考虑提高双语教学课程工作量计算的系数，笔者所在学校是2.0，吸引力不强，可以考虑定为3.0；二是在技术职务聘任时，学校可采取倾斜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任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三是学校每年进行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时拨出一定的立项指标和经费，推进双语课程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四是学校教学质量考评要区别双语课程和非双语课程，建立双语教学课程考评标准。同时，要加强双语教学课程开设资格审查和教学环节督导工作，以保证双语教学的授课质量。 6.营建语言的学习环境，创造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从双语教学实践经验可知，双语教学的语言环境是双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7]但是国内缺少英语环境，特别是笔者所在的省属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很少，家庭成员之间用英语交流的可能性更不大，这种不够理想的社会英语环境影响了英语学习活动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校营建浓郁的语言学习环境，逐步让英语成为校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际的手段。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定时播放英语节目，组织学生收听英语广播、收看英语影视节目；购买和引进英语学习软件，通过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在校园网上为学生学习英语、查阅资料提供平台；以双语形式组织课外兴趣活动，比如英语故事会、朗诵会、演讲比赛、英语文艺演出、英语文化节等活动，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总之，语言环境的创建需要多管齐下，使学生在校内拥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保证提供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四、结束语 通过在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践，笔者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以及作业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双语教学。笔者还对中国高校双语教学从推行的政策、师资情况、学生能力、教材建设、激励措施以及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高校双语教学还处于初级试验阶段，为达到“能够使学生用外文思想并和母语随意切换”的目标，高校要加大双语教学改革创新力度，教师要逐步提高双语教学的水平，真正达到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 城市经济学论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昆明)的若干建议 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云南财贸学院主办，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和《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承办的2005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9～30日在昆明召开。参会代表就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会上专家们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建议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 目前许多地方存在单纯以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的倾向，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并进而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甚至采取硬性摊派或任务包干的办法，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专家们建议应尽快抓紧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以指导实践。 二、建议抓紧研究目前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正在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建议抓紧研究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目前我国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由三个部门分头管理，国土资源部主管国土规划、国家发改委主管区域规划、建设部主管城市规划，各种规划之间缺乏协调，规划内容重复、规划空间重叠甚至各种规划之间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四、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切实有效的制度 目前中国普遍存在城市化的流动化和两栖化现象。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许多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同时还出现局部性“民工荒”。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制度和体制设置了障碍，农民进城的门槛过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民进程、促进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的制度措施，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改革现有征地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的形式安置失地农民，但补偿标准太低。而补偿标准与土地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农民成了城市化的“无私贡献者”。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农民征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国家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建议改革土地转用制度，缩小政府征地范围，探索集体土地流转新形式，如由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交易，政府通过征收土地使用税调控土地利用；改征地补偿为征地赔偿，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健全农民集体土地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方法等。让农民成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 六、建议开展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 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七、建议探索县管市体制 目前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范围内，一些建制镇、乡镇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镇、乡政府所在地人口、经济规模超过了县政府所在地，达到了设置市建制的条件。建议在这些地区试行县管市体制。

经济管理学论文: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思考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快，整体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运用，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该学科的稳定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基于此，本文就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展开论述。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因素;发展态势 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使用，注重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确保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效率。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应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应用状况，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思考，从而制定出相关的发展举措，扩大该学科的实际应用范围。 一、确定发展方向，注重农业结构调整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中存在着农业人口多、经营方式落后、机械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着良好农业形态的形成。同时，农业经济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缩小与国际间的距离。这些内容体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这种矛盾。因此，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中需要确定具体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为先导，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相关要求，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农产品可靠性，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及有效的调整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确定农业发展方向后，应给予更多的人力资源及先进技术支持，制定出完善的问题处理方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突出农业管理特色，实现农业生产多样化 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作用下，可以为农业经济活动开展给予专业指导，丰富其理论依据，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有效结合。因此，需要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正确认识，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如何更好地实现农业、农村、农民间的相互依存，将农业推向集约化、城市化、现代化，使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 三、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保持良好的农业技术水平 促进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应确保专业团队综合素质良好性，在加强他们基本素质培养的同时也需要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满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通过他们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确保农业技术水平良好性，为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概况，可知其学术队伍组成包括这些方面：一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接受传统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二是改革开放后接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教育理论的学者；三是当前形势下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针对这些不同的学者，在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向他们阐述实际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 四、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也需要注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市场需求变化，给农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确保现代农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性，增强农业供给质量可靠性；对农业的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等进行必要的优化，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重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注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需要突出农业经济管理中绿色优质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更多的绿色优质产品推向市场，提升这些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潜在价值，为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提供保障，逐渐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理念，扩大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际影响范围。 五、结束语 重视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提高该学科的实际利用效率，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增强农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确保农业经济管理能够达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的同时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未来农业经济生产计划实施中，应提高对其管理学科发展的正确认识，并在相关措施的支持下加快其发展速度。 作者:谢淑红 单位:北京市双河农场财务部 经济管理学论文:林业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 1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有所加重。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引导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得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问题得到了各方人员的关注与重视。从各行业对能源的需求上来看，林产品以及木材的需求量逐年增加，林业生态建设以及林业产业发展将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从管理层面、社会层面、生态层面、环境层面、政策层面，以及理论层面等多个角度入手，在满足社会各行业领域对林产品以及木材需求的同时，与国家生态安全对林业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吻合，从而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中，必须将优势学科充分凸显出来，使本学科建设能够体现世界范围内相关专业的前沿成果与水平。同时，在学科研究中，需要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实际需求相契合，使本学科能够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相关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2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目标 传统的林业发展强调实现林业生态的平衡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林业发展则将重心放在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存之上，这一改变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中客观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得以发展的基本框架。在这一理念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目标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需要以我国现阶段的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在管理学理论以及经济学知识的引导下，将国内外有关林业经济的研究成果以及前沿水平吸收起来，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同时面向本专业学科研究服务。二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必须全面结合信息化技术与计算机系统，构建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为核心的数据库中心，为林业经济管理科研活动以及理论研究提供真实、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持，促进林业经济管理研究科学性水平的提高。三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重视现代化计算机技术以及先进数学工具的综合应用，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自传统的定性分析转变为定量分析，同时将分析模式自规范性转变为实证性模式，从而为现代经济管理学科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四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研究发展中必须鼓励并支持研究人员深入林业产业发展的基层，通过基层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本学科研究人员掌握林业生产部门当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将生产需求与科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为林业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五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重视与国外林业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在结合我国发展动态与趋势的前提下，吸收国外有关林业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成果，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内容更加完善。 3结语 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林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现代林业建设为林业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之下，研究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根源，找准本学科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已成为构建新时期林业经济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本文围绕林业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问题展开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重视与关注。 作者：梁邁 单位：桐梓县新站镇林业站 经济管理学论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论文 1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必然趋势 1.1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 现代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实现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在我国的一、二、三次产业中，农业是最薄弱的环节。只有加强农业这个薄弱环节，才能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保证国民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地向前推进；只有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只有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实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将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农村工业化。农作物有各自的生长时间，生长的环境也不同，利用现代化技术，将农作物的“时间差”、“空间差”进行科学搭配和组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逐步形成高产高效优质的生产模式。集约化、工厂化生产为基础，建设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环境，将种植业、养殖业、环境绿化及商贸、观光旅游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产业链，倡导“都市农业”。 1.2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招生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在专业设置上从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向大经济管理类专业扩展，学科发展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农业院校扩大到综合院校。从承担各种科学研究任务和学科创新任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服务的对象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和传统的弱势产业，课题来源少，经费支持水平低，因此服务的力度和水平也低。从教学科研条件和基础设施改善看，虽然本学科和其它学科一样，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常常被看成是软学科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与其它学科的差距日益拉大。因此一定要加快发展，要抓学科建设和创新。在市场经济下，学科设置应当面向市场，人才的培养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加强学科建设，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要有自己本学科的特色，又要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内容。各种评估和财政的支持更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哪个学科通过了国家的评估，就会获得国家的资金的支持，在同行业之间，学术地位和学科优势是参与竞争的法宝。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1.3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创新依赖于人才的培养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实际应用，微观管理与农业教育等具体工作。因此，农业基础知识和经济理论的学习是所有学习的基础，农业技术的学习是学以致用的根本。“三农”问题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实际工作当中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学生只有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实践和农业科学研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培养。培养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在课程设置上要注重文理渗透，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强化综合化和通俗化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不断进行专业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构建适应时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2结束语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农业的产业化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大有用武之地。因此，为适应时展要求和促进现代农林经济发展，必须抓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创新。 作者：王晓丽 单位：长春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论文:经济管理学科中心创建途径 一、对经济管理学科实验室建设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与管理学科高等教育一直沿用“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搞教学,“一支笔,一张纸”搞科研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与经济管理学科面对的国际大趋势和国内大环境是不相符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必须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要求,具有综合能力强和富有创新欲望的基本素质。仅靠传统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通过专业实验室建设,以信息技术为平台,专业化软件为工具,为经济管理专业教育融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思维,解决经济管理学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证明,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不仅仅是普通的计算机机房和网络中心,更是学院各专业理论与实践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科学研究和信息化人才培养的基地。实验室应具备面向学院各专业提供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各种环境和条件。 归纳起来,建设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有以下5个目的:(1)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源于人的创造力,而创造力需要创新教育来开发,离不开实践活动,只有源于实践又转化到实践中的创新活动才有意义,专业实验室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条件。(2)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理论知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通过动手实验,能比较熟练的分析、处理本专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3)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企业的能力。通过专业实验,让学生掌握应用一种或几种本专业领域的通用软件,熟悉经济领域的生产、财务、行政或者人事、档案、物资等方面的管理工作。(4)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能力。通过参加教学实验,使用已知的理论和技术学会从实验中获取新知识、探求和学习新的技术。(5)有利于专业的发展。经济管理的相关专业均存在提高信息化程度的问题,新的课程建设需要设计与专业紧密结合的实验。 二、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室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中心,是在原管理学院管理综合实验室和原财经学院文科实验室的基础上于2005年初在经济管理学院组建成立。 1.现有实验室硬件环境 有服务器:4台,保护服务器:4台,51英寸背投:2台,电脑:152台,交换机:5台,空调、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脑桌和耗材等辅助设备若干。 2.现有实验室软件环境 Windows操作系统。应用软件:Premiere6.5、Acrobat5.0、Photoshop7.0.1、ACDSee5.0、CorelDRAW10、FlashSaver、Authorware6.5、DreamweaverMX2004、FireworksMX2004、FlashMX2004、VisualBasic6.0、VisualC++6.0、Freehandmxa、MediaPlayerClassic、Office2003、SQLServer2000、Visio2002、VisualInterDev6.0、Msnmessenger6.0、Realoneplayer、Ul-traEdit9.2+、奥派、诺思、用友、TMT、Java等。 3.实验室运行情况 已开设电子商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诺思物流信息管理、会计电算化、网络营销、证券与期货投资操作实务、单证制作与报关等20余门课。有实验室管理人员6人。 4.实验室建设和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校经济管理实验室建设与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同类实验室相比,起步晚投资不足。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实验于2002年建成,我校管理综合实验室2000年建成,电子商务实验室2004年建成投入使用。硬件和软件投资严重不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实验中心被列入211工程建设项目,经费投入上千万,而我校文科综合实验室建成投资60余万元,整个西科大经济管理实验室建设经费投入不足两百万元。尤其是专业软件投资不足。例如教师在上《企业生产与运作管理》时,在讲到物料需求计划(MRP)、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由于没有相应的软件做模拟实验,学生很难理解。教师在上《证券投资分析》时,没有证券分析软件和证券交易模拟系统让学生做实验,很难达到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标。此外,实验室人员配备不足,教师对部分软件使用不熟练。 三、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中心实验室功能设计 在专业实验室建设的类型和定位上,科研型、教学科研型和开发应用型是几种主要的类型。我校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建设宜定位在教学科研型。立足点放在“面向教学”和“提供科研支援”上,努力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条件,既面向本科教育,又面向研究生教育,同时为教师科研提供条件和服务。为满足我校经济管理不同专业的需求,来划分相应的专业功能实验室。 1.管理信息系统实验室 进行面向企业和政府信息化方面的MIS模拟和MIS分析设计开发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使学生学习掌握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和信息化的管理技术,为企业和政府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并配合国家和地区信息化发展战略进行人才培训、技术咨询和项目开发。 2.统计预测和决策实验室 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构造方面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实验室应具备完整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案设计、图表再现等功能,满足统计分析、预决策等方面的实验和研究的需要,培养学生应用预决策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分析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规律的素质和能力。 3.电子商务实验室 进行电子商务、现代营销技术和现代商业企业管理方面的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提供Internet、EDI技术的商务组织、运作和管理等方面的实验和研究的需要。学生可以在模拟的开放平台上模拟电子商务中的诸多环节,包括B2B和B2C的交易、CA认证、网上结算、物流配送等实际运作过程,并学习掌握和维护网络企业的相关技术,培养学生在全球化的网络环境下从事商贸工作的能力。 4.国际贸易与金融实验室 进行国际贸易模拟实习,如单证制作与报关、对外贸易实务和国际支付与结算的实验教学与科研。进行金融工具、投资项目评估分析以及网络银行方面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满足应用金融工具进行技术分析,实施模拟证券(期货)交易和符合国际标准的项目评估分析等方面的实验及研究的需要。培养学生系统地认识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及金融风险、了解经营管理的理念、掌握金融投资技能和投资技术分析方法,配合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政策开展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的科学研究。 5.会计电算化实验室 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提供基础会计、中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教学实验,具体包括帐务处理、报表处理、财务分析、成本核算的实验等,使学生掌握会计信息管理的实际流程和操作。学生通过对企、事业单位目前使用的财务软件和信息系统的实际动手操作,了解和掌握相关技术,具备今后参加实际工作的能力。上列各专业功能实验室并不分属于学院相应的系或者专业,每个专业在不同的教学实践阶段使用相应的功能实验室,从而在整个教学实践环节组合中使用这些实验室的功能,以达到完成本专业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的目的。例如,会计专业的学生将在电子商务实验室学习Internet和电子交易的知识,在会计电算化实验室实践掌握本专业的大部分理论和技能,在金融(证券)实验室了解网络银行和网上支付的原理和系统。由此,该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完成本专业领域涉及的所有教学实践的学习和训练。 四、我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中心的环境建设 1、实验室的硬件平台建设 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具有其特殊性。虽然不像理工类实验室的设备昂贵、种类繁多、操作管理复杂,但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却要面对不同的专业,适应培养经济管理类各种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并满足学科的科研及教学的需要。因此实验室的硬件环境必须具备较高的水平,要求尽可能采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并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充性,以适应不同专业的业务需求和技术的发展。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硬件平台建设必须集中规划、集中投资和统一布局,合理配置实验室的资源和实验场所。根据我校经济管理设立的会计、金融、经济、外贸、管理等各专业的发展趋势和专业特色,使实验室具有一专多能、灵活使用的功能。能充分满足一般的管理、经济、财经类应用软件的安装运行,以及各专业计算机和信息化课程的基础训练。 2、实验室的软件建设 经济管理专业实验软件配置包含基础平台和专业平台二部分。基础平台对各专业实验室完全相同的,主要安装有Windows操作系统、文字处理系统、中文办公系统、数据库开发工具如PowerBuilder5.0,微软企业级网络及管理平台等。而对于专业平台的软件系统,目前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中所安装的软件千差万别,并无系统性,也缺乏规范。但是可以对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专业软件的基本模块作如下分类:实验室安装的软件基本上可分为实验性、实证性及实践性三个软件模块:实验性软件:将经济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公式通过计算机软件的处理用语言、图形等形式再现。例如微观经济学课程,可以在实验室通过采用MathSoft公司推出的Mathcad这一交互式数值系统用计算机再现需求弹性、供给弹性变化引起的蛛网膜型的连锁变化。学生只要移动鼠标、改变需求曲线弹性或供给曲线弹性,蛛网模型会立即产生连锁变化,使学生了解相关的原理。实证性软件:采用常见的统计分析软件如Excel、TSP、Eviews、SPSS、SAS等进行实证分析。面向社会,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参考的重要手段。例如SPSS,即“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将数据整理、分析过程、结果输出等功能组合于一身,在经济学、管理学、农业、商业、金融等各个领域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践性软件:在经济管理领域使用比较广泛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学习掌握这些软件,有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实践性软件主要有办公类软件如办公自动化系统,管理类软件如MIS、MRP、ERP、CRM、SCM、HRM、KM软件等,业务类软件如财务软件、固定资产管理软件、商业POS/BMIS系统、银行EFT/POS系统、保险业务软件以及进出口贸易软件等。 从对学生实验要求的难易程度,还可以将实验具体分为验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等三种类型。验证性实验要求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课堂教过的内容。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应用指定的已经学过的知识完成对某一个具体应用需求的设计。综合性实验则要求学生灵活应用所学课程的知识内容,解决一个较复杂的实际应用问题。因此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的实验软件建设应该注意到上述对学生实验的难度要求。专业软件平台需要的教学应用软件是至关重要的。应用软件的开发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财力和时间的投入,而实验室的使用却是急迫的。因此,在实验室的建设初期,一般以购买现成的应用软件为主。西南科技大学实行中央、四川省和绵阳市共建,由四川省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中国西部重点建设的14所高校之一。目前,我校经济管理类在校学生近4000人,因此,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从国家、省市政府争取财政专项拨款,争取四川长虹,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等董事单位项目合作经费投入。此外,学校从每年的教学、科研经费中追加对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建设的投入。通过谋求政府、社会和企业的支持,进行专业实验室建设,走与社会、与市场结合的路,把实验教学放在整个教学环节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确立实验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推进实验室建设向纵深发展。 经济管理学论文:当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分析 1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必要性 1．1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是煤炭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全球化和管理现代化，以及煤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将促成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发生深刻的变革。社会的进步，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向经济管理学科的渗透，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认知。根据经济发展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变革，研究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及其运作规律，客观要求建构相应的跨学科的理论体系———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 1．2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自身发展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学科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现代煤炭经济的发展。而现代煤炭经济及其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相关理论的支持，客观上要求建构起以现代经济、现代管理和现代煤炭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及其规律，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1．3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是培养复合型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的要求 现代社会对各类人才的要求逾趋高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也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学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具有综合分析和理论研究的能力，需要有国际经济、国际化经营，以及管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应的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其生命力在于通过学科交叉实现煤炭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为复合型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研究人才的培养提供系统而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及其体系建设提供恒久的智力支持。 2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 2．1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特征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以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及其运作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现代煤炭经济运作管理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期通过实施有效的管理，实现现代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企业效益最大化。其基本特征表现在：（1）跨学科性。这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突出特点，主要指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横跨多门学科，融合多门学科而形成的新型学科。（2）综合创新性。即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彰显出独特的综合创新性，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融合到现代煤炭这一特定的产业中，形成自身学科的特点。（3）相对独立性。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作为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产物，并不是消极被动地依赖于原有的母体学科，而有其自身的体系结构。（4）应用实践性。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分析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活动，探求现代煤炭经济运行、管理与发展的规律。 2．2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现代煤炭经济学与现代煤炭管理学相交叉的一个分支和交叉学科。社会科学在总体上是分别以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以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管理学是以现代社会管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以现代煤炭经济和管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其要素包括煤炭经济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手段、管理目的等。煤炭经济管理的基本内容在于规划和协调煤炭经济的行为，以达到预期的管理目的。 2．3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体系构想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开放的宏大体系，应当涵盖总论、运行论（主体论、客体论、主客体相互作用论）和效能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是本学科的理论基石，包括煤炭经济管理总论和煤炭经济管理现代化。可以涵盖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本体论、发展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即概念、研究对象、性质、体系、意义和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联关系及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趋势等。第二部分运行论则涵盖主体论、客体论和主客体相互作用论。主体论研究管理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作用。客体论研究管理客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主客体相互作用论研究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结合运作进程。第三部分效能论研究煤炭经济效益的考核和煤炭经济管理效益的综合评价。 2．4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研究任务和方法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的运作和发展规律，通过认知和把握煤炭经济管理运作规律，对现代煤炭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现代煤炭企业的效益最大化，促进现代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以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科学抽象法、比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为主要方法。每个层面各有其特点，因此应区分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的、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煤炭经济管理现象的层面，主要是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对相关现象进行分析，对现代煤炭经济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类比和归纳，对煤炭经济现象的数据变化进行对比分析。进入实体层面，研究的方法可以实证分析为主，重点要对现代煤炭经济管理领域内的问题进行解析。而在本质层面，则以定量定性分析为主，找出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总结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活动的规律。也可以综合运用上述各种方法，研究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的一般现象及其运作规律。 3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探索 3．1以人为本，构建学术科研队伍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首先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目前，国内现代煤炭经济管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领域比较分散，在知识的相互贯通、相互融合和相互借鉴方面还有待改进。因此，必须有意识、有步骤、分层次地培养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术科研队伍，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领军人物，是学科建设上水平、出成果的关键所在。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和广博的知识面，还要具有创新精神、健康人格、宽广胸怀和团队意识，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和系统创新能力，以及关注前沿学科的敏锐力和洞察力。要培养和积极引进一批素质好、业务精、能力强和学历高的专业人才，充实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队伍，鼓励和支持青年科研人员获取高学位和高级职称，以稳定学科研究队伍，提高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水平，优化学科队伍的学历层次和学术结构，以期建构起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煤炭经济管理学术研究队伍。 3．2与时俱进，全面完善学科体系 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还可以设置二级学科：现代煤炭产业经济学、现代煤炭经营管理学和现代煤炭贸易经济学。（1）现代煤炭产业经济学主要阐释现代煤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现代煤炭经济基础理论。（2）现代煤炭经营管理学主要阐释现代煤炭经营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从宏观方面研究现代煤炭的产业信息化，产业经营管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推进战略，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分析，现代煤炭特色经济，现代煤炭企业文化等；从微观方面研究现代煤炭项目投资、风险控制、成本控制、生产标准、营销策略、品牌战略、人力开发、科技进步和市场结构等。（3）现代煤炭贸易经济学主要研究现代煤炭贸易学史论，世界现代煤炭营销概论，现代煤炭贸易经营管理，国内现代煤炭贸易，现代煤炭对外贸易和国际煤炭贸易现代化等。 3．3锐意创新，着力培养高端人才 建立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目前，我国的现代煤炭产业仍然面临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现代煤炭生产经营已由单一注重产能向产能和效益并重的方向发展，现代煤炭经济管理显现出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传统煤炭产业与现代煤炭发展矛盾突出，务必要依靠科技进步，重视和加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现代煤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实现我国现代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客观形势要求，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必须紧密关注学科发展方向，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通过立足理论，按照择重、择需、择优的原则，增加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煤炭国际贸易知识和现代煤炭企业管理知识，构筑起经、管、法多学科凝结的学科平台，培养煤炭经济管理现代化高端人才。 3．4加大投入，夯实学科基础建设 学科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建构高水平研究的平台，丰富的图书资料，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渠道等。这是培养学科研究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也是吸纳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能否夯实学科基础建设，乃是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加快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必须多渠道争取科研项目的支持，改善科研设施条件，可以以中国矿业大学为核心，建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基地。必要时可以申报省部级和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为尽快建构起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学科体系助力。 经济管理学论文: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我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对农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进了耕种方式等基础操作，管理模式也在不断进步。为了跟上新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脚步，应该坚定不移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目标，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将农业经济管理与农业教育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结构；农业生产 自古以来农业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支柱，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效化，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工业推动农业发展、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的新型经济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应不断开拓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缩小城乡差距，把农业生产科技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落到实处，以先富带动后富，全面建成现代化、富强文明的中国。近几年来，我国的科研成果不断革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思维源源不断地涌入农业生产中，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背景，所以应不断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方式，推动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 1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现状 1.1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 对于我国目前的农业形式来说，农业的经济管理模式正在从传统的模式，向新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都是通过自己摸索，没有国外规范化的先进管理模式，所以经济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农业经济管理和基本经济之间还没有协调发展。 1.2农业经济管理不受重视 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对农业经济管理了解透彻的人并不多，根本不能真正意识到落实经济化管理的实际意义，导致了许多基层经理管理人员在贯彻落实农业经济管理的时候，不能做到真正的尽心尽力，也无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思想，也不能透彻地学习党和国家提出的相关法律法规。 1.3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与素质较低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农业经济管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要求极高。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许多相关的从业者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在管理过程中也就无法真正起到带头和指导作用[1]。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从而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速度。 1.4经济管理信息化不足 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辅助力量，在生活中的许多地方也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化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又能有效减少工作量，因此需要将信息化和农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时，减轻负担，提升农民收益，为农民共享农业信息提供合适的平台，促使农业快速发展。 2农业经济管理的作用 2.1调整农业结构 我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基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量也比较庞大，这就造成了人均农业资源较少的现象，又不具备完善的管理体制和稳固的生产基础，农产品产出量小，农业生产单位时间长等弊端也开始逐渐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农业的发展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不断引进新型的农业设备，就更加加剧了现代化农业生产与过去的小农思想之间的矛盾，使农业两极分化严重[2]。因此，需要不断的开发新技术，引进新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稳步前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的培养新型技术人才，将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分配到农业生产中，实现农业现代化。 2.2实现农业生产 在全新的农业生产管理理念中，把经济学、管理学注入到农业管理中去，让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不断深入探究改革，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断开拓进取、努力创新。以全新的科学技术理念带动农业经济管理向前发展，促进农业多元化。 2.3促进学科进步发展 21世纪以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一直如影随形，从来都不是单独发展的，想要取得某一领域的重大突破，就必须结合其他的知识一起发展将各种各样的学科融为一体，互相促进互相辅助，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农业经济管理集经济学和管理学二者的优点，既有经济学的缜密，又有管理学的人性化思维，在其后的长期发展中具有极大的优势[3]。应该立足于实践，把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全面推动经济管理一体化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策略 3.1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想要推进农业的高速发展，就需要不断完善农业经济管理的体系，在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要不断努力，将农业经济管理的新模式推上一个新台阶，从而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坚持党和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绿色农业、节能农业的快速进步，完成我国农业生产由过去的小农经济到现在的市场化经济的体制转变。 3.2促进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想要促进农业转型和快速发展，就必须将全新的管理思维应用到农业中去，有关的从业者应该对农业经济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产品的生产、销售到分配的每一个阶段都严格把控，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推进农产品的升级转型和创新发展，让农产品不但是农民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需品。 3.3加强经济管理队伍建设 在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人。想要全面提升农业管理的质量，就必须对从业者进行专业化培训，从而提升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其一，要把有关的从业者培训工作做到实处，增加知识涉猎面，为以后的农业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我国农村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其二，在已入职的员工身上，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对他们的专业素养、责任意识和政治方向的把控进行审查，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淘汰，对于较为优秀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从而激励工作人员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方式已不适用于新时期下的形式，当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主要是促进学科之间相互发展、调整当前的农业结构、注重团队精神，提高科研水平。未来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趋势为以政策研究辅助农业经济研究、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中，逐渐使农业经济管理走向国家化。 作者：张雪莹 单位：沈阳市法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济管理学论文: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快，整体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运用，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该学科的稳定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基于此，本文就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展开论述。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因素；发展态势 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使用，注重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确保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效率。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应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应用状况，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思考，从而制定出相关的发展举措，扩大该学科的实际应用范围。 一、确定发展方向，注重农业结构调整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中存在着农业人口多、经营方式落后、机械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着良好农业形态的形成。同时，农业经济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缩小与国际间的距离。这些内容体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这种矛盾。因此，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中需要确定具体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为先导，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相关要求，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农产品可靠性，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及有效的调整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确定农业发展方向后，应给予更多的人力资源及先进技术支持，制定出完善的问题处理方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突出农业管理特色，实现农业生产多样化 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作用下，可以为农业经济活动开展给予专业指导，丰富其理论依据，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有效结合。因此，需要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正确认识，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如何更好地实现农业、农村、农民间的相互依存，将农业推向集约化、城市化、现代化，使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 三、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保持良好的农业技术水平 促进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应确保专业团队综合素质良好性，在加强他们基本素质培养的同时也需要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满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通过他们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确保农业技术水平良好性，为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概况，可知其学术队伍组成包括这些方面：一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接受传统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二是改革开放后接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教育理论的学者；三是当前形势下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针对这些不同的学者，在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向他们阐述实际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 四、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也需要注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市场需求变化，给农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确保现代农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性，增强农业供给质量可靠性；对农业的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等进行必要的优化，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重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注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需要突出农业经济管理中绿色优质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更多的绿色优质产品推向市场，提升这些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潜在价值，为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提供保障，逐渐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理念，扩大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际影响范围。 五、结束语 重视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提高该学科的实际利用效率，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增强农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确保农业经济管理能够达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的同时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未来农业经济生产计划实施中，应提高对其管理学科发展的正确认识，并在相关措施的支持下加快其发展速度。 作者：谢淑红 单位：北京市（甘南）双河农场财务部 经济管理学论文:经济管理专业管理学课堂教学分析 摘要：受西方影响，课堂教学已不单单是老师“授”、学生“受”的形式，而是开始以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领域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改革，打破传统教学思维，摒弃传统教学方式弊端，为开展互动教学模式提供优质理论基础与实践环境。 关键词：管理学;课堂教学;互动教学 管理学在所有管理相关课程中属于入门的课程，其中所包含的管理学知识与内容对后续管理学知识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起到指引性和推动性作用。因此，进行管理学教学改革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我们不仅要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更要实现实践教学与互动教学的统一。 1管理学课堂教学现状 管理学学科属于文科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断传授枯燥的理论知识令学生产生枯燥、厌倦、抗拒的心理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将理论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忽视了实践对于学生的思维启发与引导作用。 1.1教学方式与手段单一化 绝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教学提纲设计通常是将教学内容理论进行口授与板书的形式呈现，教师在最初自身学习过程中就是以被动学习为主，最终同样会以这种方式传授给学生，而学生只能以有限的刻板记忆、上课笔记进行记录，长此以往学生就容易形成思维惰性，很难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 1.2重理论轻实践 管理学本身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但通常教师因为职业限制得到的实践经验较少，即使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教学案例也无法完全融会贯通地穿插到理论教学中去。缺乏实际分析及实践考察的纯理论知识更难将其运用至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学生仅凭理论知识的学习也难以培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3成果考核机制单一 中国的教育方式弊端众所周知，“高考热”现象也由来已久，通过卷面考试来检查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情况成为了考核的必要手段，暂且不论卷面考核对知识面考察的局限性，单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而言，卷面考核能否做到真正“公平”，证明考生日常的学习态度还是一个未知数。社会上各种考试培训机构由此诞生，为考生总结传授考试“经验”，让其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卷面考核。 2互动式教学方式的必要性 在普遍意识到传统式教学短板后，互动式教学方法开始兴起，最初的互动式教学只是教师的个人行为，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但随着对教学模式系统性研究的深入，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开始普及。 2.1教学模式的主体转换 互动教学模式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教学模式的主体由教师转换为了学生。互动教学旨在通过启发式教育激发学生自主性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将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举一反三”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接受—思考—反馈”的学习机制中，这一过程的结果并不是终结，学生作为活动主体让教学过程呈现出了可持续性、可建构性、可发展性的特点，完全打破以往传统教学中教师向学生简单灌输的模式。 2.2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传统教学模式下信息基本呈单向、线型传播，而互动教学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实现了信息的互动传播，传播主体双方以教学过程为平台建立了一个可进行知识、情感、精神实时交流和互动的活动机制。 2.3理论与实践并重 管理学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缺一不可，互动教学模式的情景下，教师通过更丰富的教学案例甚至是带领学生亲自参与实践，激发学生产生学习的积极性，相应的，学生强烈的知识汲取反应也能激发教师的教学兴趣与成就感，从而更为投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效果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自是不言而喻。知识的融合和信息流的碰撞更容易生成认知和思维灵性的火花，促使这些知识和信息更快融合和被吸收。教学模式改革中，理论、实践、实验、科研———“四位一体”的教学方式被推崇，其实现了对课堂教学的优化设计，明确了教学的目的和方向，丰富了教学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为管理学课堂质量的提升助益极大。将互动教学模式进一步推广有助于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为知识的传播和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平台、奠定了基础，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助力学生、教师双方能力增长，传统教学方式固然有其优势，但我们更应该运用科学手段和方法打破教育壁垒，让学生更为全面地发展。 作者：彭晓辉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论文: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1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主要特点 1.1工业经济与农产经济之间的变化。先是以最为传统的农业发展促进更为先进的工业发展。为使产业经济能够协调稳定发展，缩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我国需要更为重视农业经济各方面的控制，更加迅速的向前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稳固增长，来使国业经济弥补农业经济带来的损失。日前我国的工业事业正在迅速的进行当中，而且各个城市都能运用工业技术来完成以前农业带给我们的利益，日前我们正处理工业技术的起步阶段。 1.2土地流转模式。我国的经济基本上到了以工业经济促进农业经济、以城市促进农村的发展，正在迅速的发燕尾服中，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事业极为重要的时间。我国人民为了尽快融入到新的发展当中来，在土地流转模式中不断的发现新想法。我国重要人物领导集体建设农村土地“保权分利”;另一人提议集体建设农村土地“转权让利”，更有其它学者从城市中到农村土地出发的观点中，建议城市中包含农村土地集合流转这三种不同的模式。我国有许多学者通过修改意见提出很多为农村保障更多的福利，增快农村与城市土地集体工作，集体生产。谢茹建议从农村土地在使用上可以看出在市场方面最重要的是出让、出种、和拍卖等流转模式，从农村土地在使用上可以看下极市场主要有转让、转包等不同的模式，土地使用权中流转的最常见模式为土地入股和抵押。邓大才提议对不同经济发展的城市与乡村应该实行不同方式的土地流转模式，在经济发达城市非农业种类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地方使用股份合作经营模式、承包土地资本化模式、承包土地证券化模式；在经济条件不好，甚至贫穷的地方使用承包土地反租倒包模式、团体租赁经营模式、托管经营模式。另外，其它学者使农村土地流转划分成分散流转和集中连片流转，出租、转包、转让、拍卖和抵押在包含在前者，后者其中则有经营权股份合作制、“两田制”、“反租倒包”。我们国家经过了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完成城市化的改造，不但使得城市在各方面发燕尾服的更快，而且显得城乡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国家福利，教育上，城乡都显得及为落后。目前我国各城市都提倡以城市扶持农村来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得到稳固向前的发展动向，使得方方面面得到更均衡的发展走向。我国也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策略。城市与农业经济正在以分化结构向统一方向发展，这一发展使得农村的经济以及更方面的生产因素都能在很大程序上的提高，而且在一定因素上使得农村经济管理学科更好的发展,更高效的提升了农业经济各方面的生产之来带来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前进。 2创新农村财务管理 2.1农村在经济上不断的发展，集体在经济上的实力不断扩大。近几年，农村在经济方面不断稳定的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也在不断的完整，经济迅速的发展着，不论是在生产能力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经济整体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农村福利，生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与城市越来越近，不再像原来有着巨大的差距。 2.2因为农村相比来说较为落后，所以在财务方面的管理知识储备还是比较低的，与农村现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不匹配。由于种种原因，农村财务在会计上的管理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经济计划的因素，很大的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给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约束着农村经济发展，几年来，经过研究表明，监督形式和监督办法是我国农村财务管理上最为欠缺的，也是我们急需要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的不断推进，各农村在财务管理方面较弱实行了系统的改革，但是因为各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农村在财务方面的管理上还是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 2.3农村法律意识欠缺，阻碍农村财务制度的进步。农村在集体组织经济中不完整，主要工作很难进行下去，农村产权信息混乱，资产大量向外转移，不管是民法还是其它法律，对农村都是属于经济范畴，不管是属于个人还是集体，都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具体的规章，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在农村极其不受重视，导致财务管理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农村领导法律观念知识不多，不懂得运用规章制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只会空口来决定某一件事情，以为管理就是随意的支配，随意更改，对个人财产及集体财产都没有所属的关系，干部和领导的职能也经常在工作中轻意的任职，这更加把农村财会人员变得不规范。 3集体经济组织得到发展 3.1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善实施。起初较为完善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在实行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欠发达地区通常随着集体土地被收，这些“农村”不再是以前的农村，现在农业经济不再是主要的生产来源，多数学是转变为工商业。所以，在制度的改革中，经济组织的产权由社区股份制变为股份制，把集体变为企业，进行商业化的登记。很大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成变为股份合作制。这其实没有很大的地位在法律上，但在现代农村，是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土地的代表，不仅各组织成员在其中得到了应有的关系，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保障，因此，有些地方由有关部门对股份合作社登记上报，使其得到合法的权益地位。但这其实还是一种不合乎常理、不合法的做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地方已经没有这种行政权力，这种做法也停止办理。 3.2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议。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要从最基本上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壮大，最应该做的就是我们重新建立一套农村经济组织系统。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已是老制度改革的新方向，所以我们应加快运行速度，尽快完善这项任务，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壮大，我们的农村经济才能快速得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农村市场中极为重要的部门，不可缺少的，非常有必要加快发展来控制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中应使各体系得到更稳定的关系发展，专门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立法，构建新制度，新规章。农业经济管理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其中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以及数学、金融学、环境科学等多门学科。在研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进就能把这些学科都包含在内统一进行研究，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时应综合考虑，找出涉及到的重点、难点知识作为重要的部分来研究，在长期的经济管理实践中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从而能更好的在农业经济管理上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是一个繁琐而又复杂的进化。从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出发进行各方面的分析,要想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上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多参考其它学者们的经济研究，并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实践的经验，从而为农业经济管理在发展中得到快速稳固的增长，促进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朴香玉 崔洙男 单位：珲春市农村经济管理站 珲春市板石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经济管理学论文:外贸经营中的经济管理学论文 微观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外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 在外贸实践中碰到的三个案例为例来加以验证，并通过把管理作为手段达成工作目标。 1 运用以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克服企业经营危机 1994 年出口量最大的名牌 MAXAM 牙膏———这个从 1992 年中轻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回归时奄奄一息，经过我司两年精心调理后，逐步恢复元气的外贸支柱品牌，租赁给了合资企业经营，国内外市场一并归他们打理，我司留下的是一年才销售几十万美元的 SPEARMINT 品牌牙膏的市场，出口地区仅为中亚和东非。企业的经营状态随着中华品牌，这个国内销量第一位的品牌牙膏与美加净品牌牙膏一同租赁给合资企业而一落千丈，产能放空，主营业亏损，对销售造成逆向循环的压力，一方面成本的上升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价格上升又进一步加剧需求的不足。当时公司提出的口号是要进行“第二次创业”。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我司认为首先要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造成的成本和费用的大幅上升。从供给需求均衡图可以看出，原需求 D1 向现需求 D2 移动，均衡点由 A 点移向 B 点，AQ1xAP1 －BQ2xBP2 构成了收益减少面积，因而出现了亏损。牙膏产品是快速消费的生活必需品，故总体需求价格弹性不大，但市场是由垄断竞争瓜分区域的，有市场势力的品牌是竞争的利器。品牌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定强度的营销投入和长期的培育。以当时企业的资源在短期内是难以达成的。所以在管理上我司决定第一步通过先开启加工 OEM 的大门。OEM 业务是一种比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走向产能逐渐平衡的有效途径。虽然毛利较低，但需求价格弹性较大且对边际成本和效益的贡献还是不容小觑，也没市场费用。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理性人考虑边际量。通过协商和沟通，取得了各个部门的初步认同。在公司管理层的支持下，经过反复比较与筛选，决定将美国集团消费市场的团购投标业务作为主攻方向。该市场的特点是量大面广，难度系数与当时公司的产能条件比较匹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前期准备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销量每年以两位数的幅度递增，我司的加工能力和水平也逐步跟上了国际水平，同时公司在 OEM 加工领域里的知名度也逐渐上升。到 2002 年，在外贸需求的带动下，公司经过不断的努力提升，通过了英国劳氏 HACCP审核及国际专业审核。成功地成为欧洲某著名超市的制定牙膏供应商，又经过两年的努力提升，通过世界 500 强日化巨头的专业审核，成为世界 500 强之一的牙膏巨头供应商，确立了 STP 服务品牌的概念。 2 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克服品牌危机 2001 年，合资企业在经营 MAXAM 品牌 8 年后，市场不断萎缩，销量大幅下降，面临退市的危机。我公司收回该品牌，外贸市场交给我司国贸部经营。我司经过全面分析发现，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随着成本的不断提高，不顾市场状况连年不断提价，片面追求高毛利，失去了大批的消费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们面临权衡舍去，但是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当一种物品价格下降时，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可以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由于低价格使消费者状况变好而引起的消费变动。替代效应是由于价格变动鼓励更多的消费变得便宜的物品而引起的消费变动。收入效应反应在无差异曲线由低到高的移动上，而替代效应表现为沿着一条无差异曲线而有不同斜率的点的移动上，见图 2。经研究，在管理上我司决定对美加净品牌采用通过技术优化的天然磨擦型牙膏配方替代传统的磷酸氢钙牙膏配方的策略，成本大幅下降。根据进一步的分析，我司得出我们主销市场的主力牙膏规格在 50 克左右。规格价格竞争力大为上升，并且重新对 MAXAM 品牌市场定位，再配以针对性的渠道终端营销措施，一举扭转了 MAXAM 品牌销量直线下降的颓势，慢慢收复了失地，重新绽放出欣欣向荣的光彩。事实上，MAXAM 牙膏品牌的成功复兴再发展壮大，再次验证了 SPEARMINT 牙膏品牌从 1994年到 2001 年在失去 MAXAM 品牌经营权的这段时期，SPEARMINT 牙膏品牌在我营销设计推动和主持下，经过团队的努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现在更强的成功经验。MAXAM 和 SPEARMINT 品牌牙膏从80 万美元左右，发展到迄今为止分别达到 700 多万美元，有近 10 倍的增长，并正在向着单品牌 1000 万美元发展。 3 运用消费者、生产者与市场效率解决外贸发展问题 从 1994 年 ～ 2013 年，我司一直在探索和不断解决如何使国际贸易持续长久的发展，达到上级对外贸每年递增的销售毛利等经济指标。我司认为必须以效率和价值为核心动力作为长期目标，我们知道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总剩余 = 买者的评价 － 卖者的成本决策者通常关心经济结果的效率以及平等。并且，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图 3 市场均衡时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总剩余 － 消费者剩余的总和 － 是供给和需求曲线到均衡数量之间的面积。在消费者剩余方面，我司力求买者对我产品评价最高，我们从产品的性价比、品牌营销和服务入手，提升品牌产品的著名度，以期获得相对的市场势力，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期望和渠道经营的兴趣。管理上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3． 1 重塑品牌产品形象 首先我们对出口产品在各个市场上重新审视定位，对产品进行一系列的改良。提出从配方改进到包装设计的定位建议，使之更符合出口目标市场的定位要求，增加竞争力并以国际日化大牌为追随目标; 构造 MAXAM 价廉物美的产品形象，迎合大众消费层次的需求; 包装设计风格上 MAXAM 以红色为基调，配以白色正楷正体的字形，在大红段与小蓝段之间加上小绿叶圈，适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非洲和东南亚及拉美人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视觉冲击力。SPEARMINT 以白色素雅为主配以红色线框的点缀和品牌文字再加上三片夸张的大绿叶子，受到伊斯兰国家的欢迎。塑造 SPEAR-MINT 特色产品的形象。随着品牌的发展和提升，我司开发了从高端到低端、从普通到特色的各类产品，以满足各个消费层次的需求，并针对不同市场制定了价格策略，将综合毛利的考量作为出口业务的主要考量，其中高端产品毛利率作为主要考量，中档、普通产品毛利绝对额作为主要考量，抵挡产品毛利不作为主要考量，其作用主要是抵挡竞争性假冒产品和竞争性产品对品牌市场掠夺性蚕食。综合毛利目标的实施保证了品牌的投入和可持续发展。另外，在外贸需求的推动下，我公司通过建立国际一流的研发、检测和打样中心;引入国际标准体系，如 HACCP 及 GMPC 等; 引进硬件设备和管理软件。筑巢引凤来打造服务品牌 STP的专业制造平台形象。 3． 2 强化渠道建设 我司对出口牙膏品牌的渠道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重视渠道建设并在对客户的管理上采取A、B、C 分类管理，对销售额占 80% 的 20% 的 A 类客户实施资源重点倾斜，销售跟踪监督和定期检查，B 类客户作为未来升级培育的对象，对 C 类机会性客户作选择性的关注。在法律法规上通过协议，明确供需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比如明确商在当地负有维权打假义务，在媒体和路牌的广告上要作投入，方案需经供方审核，及时定期提供市场信息及库存情况; 供方提供促销品，制定营销计划交予需方执行，在制造国负有维权打假义务; 在销量考核上通过协商制定销售目标，甚至包括激励措施，并对质量按标准的认定作明确的表述。定期或不定期的参加各类出口贸易推介会及电子商务推介会，在维护好传统渠道外，搜索建立新的业务渠道，包括通过第三方中标联合国采购、国外政府机构、医院、军队甚至监狱等团体采购。渠道多样化、市场多元化及产品专业化是我们外销的一大特点，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最近又实施了促销活动的分层化，即针对不同的渠道层次作进一步的细分，对商、小批发商及消费者进行深度分层促销活动，并从培育未来消费群体出发，组织针对培育儿童消费群体的促销活动。在生产者剩余方面，我们是竞争市场上的企业，我司力求卖者的成本最低，除了采取促进生产成本优化的整合措施外，还整合了供应链相关的环节，在管理上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①外贸流程再造 从经济学中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出发，在外贸运行结构上，对外我司建立品牌制，召集了一些销售市场上的客户进行制的招标，选择有经销实力和营销能力的一些大客户作为品牌商，定义为国际销售部，成为我司国贸部的外延部门，通过第三方物流的货代公司进行无缝对接。对内建立品牌经理负责制，将国际贸易部内部划分别为三大块，即国际市场块、O 式业务块及物流兼进口块，从以客户为中心的外贸模式转换到以品牌营销为中心的出口管理模式。每年四季度市场部与商协商提出新年度的市场营销方案和促销商品，并做预算方案，一但确定，交予销售部执行。物流进口块则负责产品的储运单证工作及相关的服务工作。O 式业务块是主要承接客户的 OEM、ODM 及 OPM业务，占销售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的黄金分割线，使资源向自由品牌倾斜，并通过管理层推动，将 O式业务中的一些大客户，比如欧洲著名超市和日化巨头等企业对产品的先进管理经营理念及技术研发能力通过消化吸收，应用到自己的品牌产品的加工和外发加工的保障体系中去，提升整体的加工经营能力，使得品牌产品性价比更高，形象更加丰富多彩，产品组合群日趋成熟与丰满。质保体系越来越完善。 ②打造外贸“梦之队”我司始终认为团队是达成营销目标的发动机，打造好这台发动机是我们的主要职责。1994 年合资分流后国贸部从初建时的 11 人减少到 4 人，团队除负责人外，由两位 60 岁左右的老同志、一位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组成。人才结构已经不适应外贸业务发展的要求。我们先是业务和管理一肩挑。通过长期的业务能力培训和持续不断的人才补充和梯度培育，注重团队合力建设和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组合，将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目前，我们团队除经理以外，还有 1 名副经理负责管理( 相当于团队的领队) ，1 名服务品牌经理和两名产品品牌经理( 相当于团队的中前锋) ，两名物流管理人员( 相当于团队的后卫) 和 1 名主任科员( 相当于团队的助理) ，经理负责外贸经营兼团队的教练。人员精简而高效，承担了公司外贸快速而稳定的连年增长，从 1994 年的 80 多万美金发展到 2012 年的 2750 万美金，2013年已达到 3000 万美金。外贸团队成为有各路明星组成的有常胜业绩的“梦之队”。以经济学理论为导向管理的手段，不断提升决策力和执行力。在积极推进品牌外销市场的同时，将售后服务工作、外贸的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收汇风险等纳入外贸运行的体系中去，应用体系的内外控，贯彻落实到外贸的人控、物控及财控的关键点上，使外贸健康规范有序地持续发展，近 20 年来未发生过一笔坏账。在外贸团队的经营活动中，始终秉承企业的文化精髓，将其演绎为诚信、友好、责任、活力的行动方针。企业文化是品牌的灵魂和精气神，也是品牌的核心最高卖点。我司一直提倡坚持诚信合作，有了一批有实力和价值的渠道经销商，共赢是合作的基础; 坚持友好互利，我们及我们的产品承诺对客户友好、对消费者友好、对环境友好、对社会友好，我们的品牌产品有了良好的生存状态; 坚持责任经营，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了大批对品牌 MAXAM 及 SPEARMINT 有忠诚度的消费群体;坚持活力创新，于是我们有了与时俱进的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全新技术创新的产品引领潜在的消费需求，不断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由于外贸工作业绩突出，公司在 1999 年实施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运用国际营销理论，发展对外贸易》项目成果获得由上海市经委、国税局、财政局和企业家协会联合颁发的上海上海市企业优秀管理成果贰等奖，次年获得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颁发的全国企联系统企业管理研究成果叁等奖。公司和品牌分别被上海市进出口商会评为:①2007 －2009 年度出口名牌企业②2012 年上海市出口排行榜国有企业第 36 位③MAXAM、SPEARMINT 2010 － 2011 年度上海市出口名牌在外贸经营活动的 20 年工作中，我司还经历了外贸环境变化的风风雨雨: 外贸制造成本的大幅上涨，汇率超过 30%的上升，以及退税政策的波动等;天灾人祸，如海地地震、苏丹南北分离、尼日利亚禁运、阿富汗战争等; 技术贸易壁垒如二甘醇事件等;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等。这些负面因素对发展国际贸易造成了干扰与影响。正是由于我司建立了以经济学理论为导向管理为手段的外贸发展机制，有了通过改革改制和创新而不断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品牌的传播和我们外贸团队的努力，广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所接受并潜移默化，我司才能转危为机、有惊无险、克难而安。并在主体市场上，比如: SPEARMINT 在苏丹等国家、MAXAM 在刚果等国家，实施了集约化规模销售目标，成为这些国家数一数二的牙膏大品牌。而 STP 服务品牌则受到世界品牌列强的青睐和关注，为公司的升级转型或成为跨国公司打好了基础。 作者：祖荣 单位：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经济管理学论文:剖析林业建设形势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创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科学的发展及其在林业中的普遍应用，林业发展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林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得到全社会更为深入的认识。这都推动林业进入到现代林业发展阶段。为了建设好现代林业，应推动进入林业领域的生产要素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促使不同要素的利用和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开展理论创新及其对林业实践的指导，培养适合林业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对现代林业建设的含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现代林业建设的特殊性，以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性质和基本属性；并针对现代林业建设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提出的挑战和带来的机遇，提出了推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现代林业建设的含义 早在1996年，著名林业经济学家张建国先生就将现代林业界定为“在现代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用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管理方法经营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林业”［1］。随着林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现代林业的定义又拓展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为前提，实现林业资源、环境和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度统一的林业”［2］。在近10余年中，屡有学者对现代林业进行再定义，有的侧重于现代林业的功能，有的侧重于以生产力水平和发展方式来界定，有的侧重于以生态理念为指导［3］。基于上述关于现代林业的界定，并结合林业发展的长期性和不均衡性等特点，笔者将现代林业定义为：随着社会对森林演进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基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广泛采用现代科技保护、生产、经营利用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以显著提升林地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公众的参与以及提升社会公众的森林生态文明认知；并建立科学的林业发展政策保障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追求通过森林多功能利用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林业可持续发展过程。 与传统林业相比较，在现代林业的建设中，物质产出、社会支撑和环境服务等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从而使现代林业具有特殊性［4］，具体表现为林业的功能和地位、林业的经营思想、林业发展的驱动力、林业的发展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林业功能和地位的变化。森林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提供生态服务、解决生态危机、保障木材供给、促进区域发展和减少贫困等方面的功能得到广泛认知，现代林业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林业经营思想的变化。现代林业经营思想以尊重林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为基础，将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主体从资源所有者拓展到社会各层面，促使经营目标更加多元化和社会化、经营手段更加现代化、经营客体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经营利益分配机制更加公平化。 第三，林业发展驱动力的变化。科技发展已成为现代林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成为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森林多功能需求间矛盾的最重要手段，成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进而使得林业科技发展水平已成为现代林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判定标准之一。 第四，现代林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全面进入工业化文明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严峻。同时，森林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开始真正得到认识，林业已从资源、产业等物质形态上升到文化、文明等精神层面。林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对林业认识的发展，都使现代林业的发展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也使现代林业的建设更容易汇集社会资源。 与此同时，现代林业的发展也更需要创建新的社会参与机制，更加注重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实现。当前，现代林业建设在国家决策中已得到体现，并成为调整我国林业工作基本思路的指导思想［6］。基于此，我国将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为目标，促进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属性 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属于管理学门类，是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科学研究领域方面，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以林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相关科学所组成的科学体系，主要涵盖了林业经济、林业管理和林业政策3大领域。其中，林业经济学是林业经济管理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从一般经济理论的角度解释林业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一直被划为林学学科或管理学科，这导致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理论基础、方法体系、知识结构等方面的构建存在不足，影响了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制约了学科服务林业实践的成效。现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其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为经济问题，或是具有经济属性的问题，已经从林业资源配置拓展为林业经济发展规律与问题的探索以及林业发展政策研究，且研究命题多着眼于探寻经济规律。第二，其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源于经济学科的相关科学，如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第三，近年来，一些国家把林业经济研究归类为资源经济学研究的特定领域，从而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定位为应用经济学科的范畴。第四，就我国林业经济管理研究实践而言，主要命题大多属于应用经济学研究领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以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为研究对象或出发点［7］。 综上所述，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定位为应用经济学科，在微观上主要研究林业的市场经济行为、资源在市场价格或价值杠杆作用下的最佳配置问题；在宏观上主要研究林业发展中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以探寻现代林业建设中的经济规律，并指导现代林业建设的顺利推进。由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不仅涵盖科研工作，还涉及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等，所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着眼于培养能运用经济学和林学等基础理论和方法解释林业经济活动现状背后的经济规律并对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指导以提高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推动林业多重功能完好实现的专门人才。因此，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定位为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范畴符合学科规律，也符合国际和我国的林业实践。当前，我国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归于管理门类的农林经济一级学科，主要着眼于学科管理；而在进行具体的学科建设时，应从基于应用经济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构建学科的理论体系。 三、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 正确地认识林业对把握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方向非常重要［7］。建设现代林业不仅拓展了林业经济活动的范畴，也转变了林业经济活动的方式，使林业经济发展的内涵不断深化，进而也推动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 （一）林业经济研究领域的拓展 现代林业经济活动边界的延伸赋予了林业经济研究更广阔的空间。现代林业经济活动已从传统的以木材等森林资源为主的营林和加工制造活动不断拓展至非木材林产品经济、森林生态经济、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生态文明等新领域；相关研究呈现出国际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并深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政府行为的重要领域。这就要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寻求视角选择的创新，实现学科领域的拓展。不仅如此，从价值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角度而言，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特征还体现在森林和林业价值内涵的拓展以及价值实现形式的变化上。当前，森林及林业的价值形态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公益价值上，基于市场的价值实现形式和非市场的价值实现形式成为林业资源配置的双重机制，从而导致林业收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这就要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现代林业利益分配中，从生态补偿、政策性利益倾斜、资源权属及权益的制度性改革和调整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林业经济研究视角的丰富 现代林业经济活动主体和客体的多元化使得林业经济研究的视角更加丰富，并要求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加速融合。现代林业经济活动的主体已从资源的所有者、生产经营者等“经济人”主体，拓展到林业的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和国际行为。在林业发展过程中，林业经济活动主体范围的延伸及性质的多元化使现代林业的发展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社会性，并促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到森林资源的价值属性、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林业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政府和社会在林业发展中的责任等方面。与此同时，现代林业的发展使林业经济活动的客体从森林资源及其他林业生产资料拓展到森林生态系统、林业生产经营活动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层面，并延伸到生态文化产品供给和生态文明发展的层面。林业经济活动客体的拓展和变化，特别是公益性经济活动的增加和政府行为的广泛介入，使林业经济学对林业经济活动规律及问题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从客观上要求林业经济学理论体系应更多地引入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公共管理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社会学与传统林业经济学的交叉和融合进一步加快。 （三）林业经济研究命题的多样化 林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创新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命题更为多样化。林业经济活动传统的组织形式是以生产经营者为主体，以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为基础，诸如国有林业企业（国有森林工业企业）、国有林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体林业经营组织、以林农为主体的私有林经营组织、基于各类承包和股份合作的经营组织等。随着现代林业的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以产权清晰、经营主体明确为特征的林业企业组织形式更加完善，而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林业管理事业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经济活动组织的属性。此外，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林业经济活动中，进一步丰富了林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林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的变化，既体现了社会林业责任体系和利益体系的变化，也必然对林业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及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要求。因此，从林业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必须加强林业管理体制、林业经济活动参与机制的研究，并发展其相关理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对学科本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学科需要寻求理论创新，为在新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对新领域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完善。此外，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拓展对教学、人才培养等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及其保障体系的建设 现代林业的发展和变化势必导致林业经济活动的内涵、形式和过程发生变化，使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更具紧迫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工作应具有侧重点，并通过体系建设为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一）学科建设的重点 为了促使学科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林业建设，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应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加强教学和人才培养 根据林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人才的培养主要为培养研究生奠定基础。因此，要对人才培养目标、方案和模式重新进行确定；在课程体系构建上，应更加注重经济学及方法论知识的传授，并注重学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2．加强理论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注重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林业进行关联和结合，构建起以林业经济学为基础，以林业管理学、林业政策学、森林资源经济学、林区社会学、林业区域经济学、森林生态经济学等为分支的学科理论体系；并积极引入和导入经济学方法在林业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应用性研究案例，为今后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8］。 3．加强实证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结合国家现代林业发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并注意研究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同时，可根据各高等院校的优势和地域特点，形成既各有特色又整体协调的研究格局。 4．加强队伍建设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增加经济学类人才的引入，并加强现有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注重现有学科人才科研和教学能力的培养，以培养一批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有一定影响力的林业经济学家。 5．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层面，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加强与农业经济、生态环境等领域相关学科的交流，寻求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在国际层面，应重视引入国际林业经济前沿理论知识，并与国外同领域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提高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保障体系的建设 在开展上述重点建设的同时，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还应加强现代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就现代教学体系的建设而言，应注重人才培养方法的创新，将教学内容与现代林业建设紧密结合，培养符合现代林业建设需求、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就现代科研体系的建设而言，应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的结合，提高研究人员服务林业实践的能力，并使其通过参与实践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能力［9］。 当前，现代林业的建设步伐不断加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得到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在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建设方面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然而，就林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言，目前只有北京林业大学一所林业高等院校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林业建设的需要。不仅如此，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例如学科分类的问题，可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作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应继续致力于学科建设，推动学科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林业建设。资助项目：国家级和北京市“农林经济管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北京市“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经济管理学论文: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发展的分析 摘 要：现代林业的发展让林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为使得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就需要推动林业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使其组织效率得到提高。因此，在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培养一些高素质的林业人才，对实践理论进行创新和指导，这对我国的林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针对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发展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问题；措施 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我国林业建设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进步的方案策略。为了更好的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利用率的提高。所以，在加大建设林业管理学科，进行创新理论实践指导，加大培养在林业方面的高素质实业人才，都具有重大意义。 1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不但关系到能否为社会经济的而发展提供专业人才，同时也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决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最终也会对我国新时期林业经济的发展目标能否顺利的实现带来影响。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缺乏人才 在市场经济基础下，林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林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森林防火取得重要成绩，进一步开创了林业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在学科领域中，林业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向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变。但是现在因为一些传统原因和遗留问题，以至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并且他们的林业实践能力也很差。在林业领域中，缺乏大量的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没有很大创新，培养模式不够先进，人们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和能力，以至于新时期我国的林业出现了很多问题。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的缺陷性 一个学科的出现，需要研究人员的灵感和创造。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离不开雄厚的理论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而言，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建设就成了无根之水。然而，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也比较低，发展时间也比较短，使得学科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从整体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比较零碎，形不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的体系。而且，由于不同的理论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出的成果难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起来，自然也就形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很多研究者在开展学科研究工作时，基本上是处于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较高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理论研究系统性缺乏造成研究视角狭窄，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很多研究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重复，使得理体系长期得不到完善。 1.3 学科研究方法不够先进 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果。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先进，研究手段越丰富，越可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研究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并不注重与国外先进研究团体进行经验交流，而专注于闭门造车。这不仅导致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长期得不到提升，也造成研究成果缺乏时效性，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比较低。总而言之，学科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研究水平普遍不高，多数研究难于与国际接轨，也落后于国内的其他相关经济管理类学科，一些复杂问题研究难以进行。 2 加快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对策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是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门学科应该需要一个偏重点。完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体系，把重点解决林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学科的主要任务，大力的推动定量分析方法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的使用，从而促进新时期下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 2.1 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各种“硬件”，“软件”建设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是提高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首先，国内林业经济管理部门要协同各高校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的培养提上到学科建设的战略层次上。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科的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相关人才；其次，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革新培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发展速度更是日新月异。故而，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不适合当代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因此要积极革新培养理念，将培养的重点由理论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上来；最后，学科人才还要积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国际先进研究成果，在提高我国研究人才自身素质的同时，增强我国学科学术的综合竞争能力。 2.2 加强科学理论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注重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林业进行关联和结合，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在原有水平上的填平补齐和拾遗补缺，而是以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学科升级和发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技术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发展，呈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学科思想互补、学科边缘拓展、产生横断学科趋势的产物。针对林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加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重点研究方向的研究，加强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林业可持续发展及林业生态建设的管理与政策、森林资源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在林业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2.3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方面，应该加强和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和生态环境等相关学科的交流，以便能够寻求科研合作的机会。在国际方面，应该和国外同领域的人开展学术研究，以便能够引进先进的林业经济管理知识，从而提高我国林业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为了让林业学科有更为健全的组织保障，那么就应该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创新对人才的培养方法，以便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学科稳定、健康、高效发展。为了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应该建设高素质学术团队，重视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选择、学科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符的新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 经济管理学论文: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分析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的上升时期，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也在不断进步，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今，以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所以我们应该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加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始终将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本文将针对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且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发展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的发展基础，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逐渐形成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新形势。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逐渐消除城乡差异，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最终向着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方向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今很多概念都被引入到农业这个学科之中，所以以往的农业经济管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因此在当下如何正确分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并且利用现有条件不断促进其进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1. 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 1.1促进学科之间交叉发展 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应该只是单独依靠某个学科领域，而是应该将多个学科进行融合，之后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为基础，进而实现多个学科之间的互补与融合。但是学科融合不仅仅是学科之间的简单叠加，我们应该从全局把握，将未来经济作为基本的发展点，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实现学科的发展与升级。当前经济与学科之间共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并且以多元化为发展方向，所以在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时，应该做到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将多种学科进行综合探究，使学科之间的交叉形成现实。 1.2调整当前农业结构 就目前来看，我国农业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农业人口数量巨大，然而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外加当前的经营方式又不是十分科学合理，所以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都是相对低效的。当前农业经济的形式正在向着国家化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所以传统农业的管理结构与现代农业的管理结构矛盾突出显现。面临这种形式，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现实状况，以科技为先行导向，在实现农业经济积极管理的同时，还有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加大力度开发农业资源，让生产经营不断走向组织化。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新时期之下对与农业产品的要求，需要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准确把握发展方向，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与技术支持，以便在问题出现之后可以有效快速的解决。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凝练发展方向，调整农业结构，将农业经济发展推向另一个高峰。 1.3注重团队精神，提高科研技术水平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主观贡献，然而每一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都不可能是单独依靠某个人完成的，只有团队成员之间共同协作，才会使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断进步发展。所以当前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我们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建设一支综合水平强大的学术队伍，以此作为技术支撑。就当前情况来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学术队伍的建立除了要依靠国内的科研学者之外，还应该积极鼓励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加入其中，另外还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培养新骨干，不断提高科研技术水平，促进学科发展。 2.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2.1以政策研究辅助农业经济应用研究 当前我国的农业经济中小规模农户经营占大部分，基于这个国情外加我国国土辽阔，并且地域之间差异巨大，所以在农业经济方面的法律政策研究将成为当前的主流，如何制定有效的法制政策对农业经济管理经营实现更为有效的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建设的重中之重。其次，三农问题一直都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内容，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长时期应用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城乡之间存在隔离，所以如何有效制定农业经济政策辅助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三农问题是重点内容。 2.2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 随着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内容，无论是在哪个方面的发展，都应该将环境保护的概念引入其中。农业本身就是将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将自然保护性与生活的舒适性都涵盖其中，农业在环保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其他产业都不可取代的。 2.3农业经济管理将走向国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形式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农业经济管理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各国之间农业产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并且农业产品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在进行农产品交易时都非常谨慎。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所以更加应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将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推向世界化。以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知识资本是农业生产管理的基本要素，在不断的应用中，知识不断积累，为农业经济管理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多，对其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更多的方法将会被引进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不断促进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3. 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于新时期下的形式，当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主要是促进学科之间相互发展、调整当前的农业结构、注重团队精神，提高科研水平。未来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趋势为以政策研究辅助农业经济研究、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逐渐农业经济管理将走向国家化。 经济管理学论文:对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趋势探析 摘要：在当前现代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一方面应当明确发展的原则和理念，另外一方面还应当结合当前的基本现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妥善的解决，以更好的实现相关学科的新发展。文章将针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详细的分析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发展现状，同时对发展的建议和基本对策等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相关学科的现代化发展，使得学科的建设可以呈现出崭新的姿态。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分析；发展趋势；发展对策 引言 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之后，我国的林业经济已经逐步的成为了社会经济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对于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目前的状况加以分析，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历程之中还存在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解决，而如果不能够妥善解决则必将对相关学科的建设带来重重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时间不算长，学科整体建设的水准也相当有限，所以在发展历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在今后，应当在充分的了解了学科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可行的措施，尽快的提升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水准。 一、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现状及问题分析 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问题较多，首先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够切实的满足社会建设的需求，学科的理念以及管理的思想，也都存在有重大的缺陷性。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科学的研究方式相当匮乏，现有的研究方式较为落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历程之中还存在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解决。所以在今后要想真正意义上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应当从上述几个层面着手进行系统化的改进。 1.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建设水准不能够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就当前的趋势加以分析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水准已经逐渐的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求，相关理念较为滞后，所以应当及时的实现对思想方式和研究过程的创新，以更好的相应时代的号召，更好的实现相关学科的健全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林业建设呈现出了相当迅猛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却出现了相当显著的滞后情况，其相关学科的建设不少层面依然属于流于形式的工作方式，对于深层次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工作不到位，科学性的思想建设较为落后，不能够很好的符合当前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另外，在实践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对于科学的定位以及学科的研究领域等范围相当模糊，没有及时的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系统化的研究理论体系，进而使得学科之间的相关发展关系存在有重大的问题。上述问题长期存在必然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出现落后的情况，所以在今后还应当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和改进。更好的促进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进入至一个全新的阶段和全新的轨道之中。 2.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的缺陷性 一个学科的出现，需要研究人员的灵感和创造。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离不开雄厚的理论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而言，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建设就成了无根之水。然而，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也比较低，发展时间也比较短，使得学科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从整体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比较零碎，形不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的体系。而且，由于不同的理论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出的成果难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起来，自然也就形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很多研究者在开展学科研究工作时，基本上是处于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较高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理论研究系统性缺乏造成研究视角狭窄，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很多研究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重复，使得理论体系长期得不到完善。 3.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研究方式较为滞后 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果。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先进，研究手段越丰富，越可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研究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并不注重与国外先进研究团体进行经验交流，而专注于闭门造车。这不仅导致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研究水平普遍不高，落后于国内的其他相关经济管理类学科，一些复杂问题研究难以进行。 二、建议及对策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基本的现状和存在额问题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可以明确工作开展过程之中应当重点关注的环节，下文将针对实践之中的主要对策和发展的建议等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工作的改进，实现相关理念的革新。 1.不断强化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实践之中应当全面的建设出科学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基质，不断的加强人才队伍综合素质的建设。在实践当中应当加强研究队伍的发展，将重要的力量集中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只有通过上述的方式才能够切实的实现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队伍素质的不断增强，进而使得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轨道之中。此外，还应当使得学科的理论研究水准进入至一个新的层次，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相关途径，使得学科之内的师资队伍水准发展可以得到整体性的增强。诸如在实践之中可以充分的结合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的青年专家人才，重点的培养一批学术拔尖人员，同时应当使得行业之内具有影响力的人员作为整个队伍的带头人、引导者，建立起完善的激励机制，尽快的提升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水准。最终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队伍的建设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得工作的开展可以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姿态。 2.建立起科学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机制 在实践之中还应当不断的实现对人才培养机制的健全，这一点相当关键。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在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之中不仅应当加强对硬件层面的重视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软件的建设。在实践当中应当不断的强调科学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且重点的增强学科的研究发展水准。各个级别的管理部门应当充分的结合当前发展现状建立起并且协调好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的培养提升至一个战略发展的高度之中。 同时，还应当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全面实现对理念的革新，在世界范围之内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其发展的速度较快，所以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当前学科的发展需求。故在实践之中应当积极的实现对培养理念的革新，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之中，加强人才与国际上的广泛交流，尽快的提升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水准。最终使得人才的建设可以充分的吸纳国际的先进研究成果，在很好的增强人才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还可以使得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 3.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应突出重点和难点 最后还应当在实践的学科研究过程之中突出重点和难点，这一点同样是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之中应当全面遵循的理念和核心的思想原则。由于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可谓是相当的迅速，所以需要及时的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使得管理水准的发展可以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之中。所以，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之下各个学科的研究机构还应当及时的掌握并且了解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和难点，以更好的提升综合发展水准。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的重点以及热点发展领域，应当及时的加强生态环境政策和相关管理措施的建设，应当在充分的了解了学科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通过区域性的科学发展，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之中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理念等可以在实践之中得到广泛的使用。 此外还应当重点的强调森林资源的经济理论以及当前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重点的加强对热点问题的研究，加强对森林资源的核算，使得学科的发展以及相关项目的开展可以全面的纳入至当前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之中，更好的实现对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措施的维持，使得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更好的符合当前生态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观念，综合性的提升对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森林资源经济理念在其中的影响。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思想观念的建设意义重大，所以还应当从当前学科之中存在的问题着手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进行整改，最终不断的实现行业的发展，为今后环境资源的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束语 总的来讲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之后，我国的林业经济已经逐步的成为了社会经济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对于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的意义。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现状和实践之中应当整改的问题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工作的开展方式以及核心的理念等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旨在以此为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相关学科的新发展，使得我国现代化林业经济的建设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改良和创新。 经济管理学论文:从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就业现状谈该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摘 要： 本文对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及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而进行思考，并建议学院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强化毕业生个体素质。 关键词： 经济管理 毕业生 现状 就业指导 经管学院作为宁夏大学的大院之一，其毕业生人数也常年居于其他各院之前列，为了更好地做好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特此对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与总结，对该院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1.经济管理学院概况及毕业生就业情况 1.1经济管理学院概况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系、农林经济管理系4个系；有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农林经济管理、电子商务7个本科专业；有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工商管理（MBA）3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所、农业系统工程研究所3个研究所；区域经济学为自治区重点学科，市场营销学为自治区重点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财务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广告理论与实务为区级精品课程，会计专业为区级优势特色专业。学院已建成先进的教学设施系统，包括多媒体网络教室、会计模拟实验室、ERP实验室、电子阅览室、MBA学术报告厅、MBA多功能教室、MBA案例讨论室等。2012年学院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共1451人，硕士研究生62人。 1.2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与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共有本科毕业生306名（包括新华学院访学学生），其中男生101名，约占毕业生数的33.01%；女生205名，约占毕业生数的66.99%；外省生源36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1.76%；少数民族学生138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45.10%；回族学生123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40.20%。山区学生54名，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9.8%。本届毕业生共有7个专业，包括会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学及农业经济管理。 1.2.1调查与统计方法 调查与统计工作从2011年10月开始。每年10、11、12月和来年3、4月是就业单位招聘和毕业生择业的高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是通过班级统一登记的方式获知已有就业意向或单位的毕业生情况，另一方面通过用人单位在学院招聘公告，进行企业宣讲和举办招聘会后学院通过与用人单位保持长期良好的关系而获知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应聘结果，或根据学院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情况了解毕业生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意愿和最终与该单位签约的情况。毕业之际，通过毕业生办理报到证情况统计毕业生就业；毕业生离校之后，借助先前班级干部与班级同学保持联系的优势，统计完善毕业生就业情况。 1.2.2调查结果 1.2.3结果分析 截止2012年8月31日，经济管理学院2012届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基本呈现一个可喜的局面，毕业生基本都有一个可选择的单位实现就业。部分同学由于未能按期毕业，考研升学，备考公务员考试或主观上不急于就业等原因处于等待就业的状态。其中会计专业中18名男生中除升学的同学外其余全部就业。但是毕业前后几个月签订三方协议的学生数量不多或是签订协议后毁约的学生也大有人在。绝大多数学生在毕业之际都处于一种试探就业或是边就业边观望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系列企事业单位、银行单位招考后，毕业生又面临重新择业。 2.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学院每年都安排学院、学校等相关部门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老师给三、四年级的学生做国家有关就业创业方面新政策解读、职场礼仪、简历制作和求职技巧等方面的专题讲座；通过求职简历封皮大赛和面试模拟大赛引导学生制作个性化简历，学会收集、管理和使用就业信息，强化职业生涯理念和提高求职技能。针对一年级学生，从适应大学生活的角度，帮助学生认识专业的特点和将来适应的职业，着重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通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和相关主题演讲等活动，让他们掌握职业生涯的一般理论和概念，了解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具备的素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初步规划。学院与百瑞源、银河证券等公司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针对二三年级学生，长期开展企业模拟运营大赛和股票模拟大赛，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各种职业特征，并根据自身特点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深化和完善，进行自我完善和个性塑造，培养和发展创业意识，让大学生对自我能力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 3.思考与建议 3.1完善经济管理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 学院要紧紧围绕构建“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这一中心任务，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根本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第一，加强全程化就业指导、全方位求职服务，开展全方位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就要把就业指导贯穿整个大学教学过程，利用就业指导课、专题讲座、校报、网站等多种形式介绍和宣传国家有关就业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学院应充分利用本院教师资源相伴大学生就业征程，全程随时解决大学生就业困惑；第二，积极主动开展就业基地建设，有效地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遇，学院应积极主动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并把他们请到学院，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一个良好的“双向选择”的服务平台；第三，建立高效信息化就业服务体系，学院应加强就业网络的维护和改进，增强和就业信息网站及人才市场信息网站的对接功能，增设网上服务项目，以毕业生就业工作信息化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专业化；第四，加强高素质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学院要加强重视建立一支精干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队伍，扭转只顾“生成”而不顾“销售”的观念，成立院级就业指导中心、专人负责，帮助学校提升就业指导工作的层次；第五，加强毕业生跟踪调查和就业市场调查，形成反馈机制，完善教学培养计划和模式。学院应加强对在工作岗位上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跟踪调查及时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对本院毕业生的意见和要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提高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 3.2强化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体素质 大学毕业生在当前就业市场中的激烈竞争，事实上正是大学毕业生个体之间的能力与素质的较量。在这种环境下，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新形势，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与就业素质的全面提高，及时更新就业观念，把握就业的主动权，拓宽自身知识面，力争做到全面发展，为使自己今后在就业时能够适应市场、适应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3.2.1改变大学生择业观念，帮助大学生克服择业不良心理 根据大学生择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鼓励毕业生将现实的社会需求同自我需要相结合，对就业期望值不要给予过高估计。要让学生学会规划自己人生的职业生涯，在当前获得一个理想职业的时机还不成熟时，应采取先就业、后择业的办法，增加工作经验，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正当的职业流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鼓励个人拼搏，努力满足自身价值，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要帮助大学生树立自主创业和终身学习的观念。 第三，帮助毕业生克服自负攀比或是自卑逃避心理。指导大学生正确对待挫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在求职择业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因此而自卑。 第四，鼓励大学生树立到基层、去农村就业的观念。从当前的现实和发展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一方面不能只靠城市生源，另一方面不能仅在城市就业。 3.2.2注重塑造大学生职业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培养大学生言行素质和敬业精神 从每一名大学生步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要求他们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全面规划，确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以经营的态度，展开自己的大学生活。鼓励大学生广泛地参与社团和集体活动，加强对自己职业意识的培养和职业精神的塑造；重视对自身思想道德的培养，具体说来，就是从点滴做起，从细处着眼，时刻注意对自己言行素质的培养，并在集体和组织生活中，加强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在待人接物时，注意诚信态度；在课业科研和社团活动中，多参与竞争，等等，培养自己立足于社会的基本品格。 3.2.3全面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一是培养大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包括认识能力、综合能力和学习策略，要加强学习自我控制能力，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二是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包括表达理解能力、人际融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培养大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包括协调关系的能力和善于用人的能力，注重组织管理知识的学习，鼓励大学生努力争做学生干部，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不断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综合考虑自己的性格，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形成良好的专业素质，并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尽可能多地汲取和积累丰富的知识，强化能力素质培养。四是鼓励指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增强职业适应能力。加强对经管类大学生团队意识的培育，使学生在调查实践、体验式教学、模拟实践等教学环节中学会沟通、学会合作，成为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GMC大赛和ERP沙盘实验为依托，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将GMC和ERP沙盘实验加入课程设计、实习环节，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提高学生在实践方面的素质与实践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经济管理学论文:论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生转型，国家农业经济也随之发生转型，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适应转型期的农业发展需要，农业经济的结构和环境发生改变和调整，农业经济的管理方法在快速发生改变，并且产生新的特征，给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就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根据转型期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提出了一些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方法。 关键词：转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技术不断发展，经济转型，以便适应现在社会的高要求和人们工作生活的高需要。经济的转型也对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的机遇。人们开始对转型期的经济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以寻求适合现代经济发展需求和特点的农业经济的管理办法，学科的发展趋势。 1 转型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 1.1 工农的性质改变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 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 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 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 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 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 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 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 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 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一个比较广的学科，里面主要包含了2个学科：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还包含了其他很多不同的学科。这些不能分离开来，要整体性研究，就要加强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合力解决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不断增强思考能力，去增强实践经验。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发生转型，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有了新的要求。现在，在一些高等职业与高等专业的学校设置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这就为实现学科之间的互补和融合，增强其中的联系，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水平，推动其发展，增强教学质量。 作者简介：郑晓杰（1972-）女，汉族，山东东明人，山东省菏泽市渔沃街道办事处，研究方向：农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