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调查研究报告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害在党。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全会决定，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障，我们党要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必将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充分实现、有力维护和可靠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最广大人民的重要基础。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才能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到实处，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人民群众看社会是否和谐，不仅看党的方针政策是否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更直观的是看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否端正，是否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由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引发的矛盾，必须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来解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党风政风影响和带动社会风气，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和治理，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水平和廉洁从政意识，才能促进全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本身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能够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共中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自觉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去，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我们要正确把握形势，把反腐倡廉工作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要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积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 反腐倡廉必须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解决好这三个“观”的问题，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要摆正主与仆的位置，常存公仆情怀。我们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为自觉行动，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要坚持权与责的统一，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要走出“官本位”误区，强化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领导干部非凡要切记“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要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党员干部要清醒熟悉到自己承担的社会义务，使每个干部都能做到以民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为杂念所扰，不为亲情所困，不为私利所动，让正确的利益观在人们的思想上扎根、实践中闪光、奉献中升华。 要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结合实际，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促进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章，注重党性锻炼，提高道德修养，培养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完善制度，加强监督，规范从政行为，促进党员干部自省、自律，自觉做到明是非、知廉耻、晓荣辱，做一个心地清静、品行端正的人，要为民、亲民、利民、乐于奉献，要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做一个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人。干部队伍清正廉洁、团结向上，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和廉洁从政意识，规范从政行为。 我们要在行为上养成清白清正的习惯。现实生活中，绝对多数的人都痛恨腐败，但面对腐败现象，仍有一部分人在愤怒的同时，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必须从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约束人的不轨举止入手，摒弃那种“臭豆腐”现象。要常怀“畏惧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谨言不会出错，慎行不会跌跤。要强化自我约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常思“贪欲之害”，常观“前车”之鉴，常闻“警世”之言，不做出格之事。要培育廉洁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坚持预防为主，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把清廉、清正、清白的行为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保持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艰苦朴素也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被客观历史事实证实了的规律。我们要淡泊名利重事业，多奉献、少索取，多吃苦、少享受；任何时候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尚的位置，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求一己荣辱进退。只有这样，党风才能澄明，社会才能和谐。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将其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立足长远、着眼现实，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格局。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调查/科学态度/现实意义 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的行为规范，坚持科学态度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牢牢地把握这一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成为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的。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有正确的调查 30年代前期是早期社会调查活动频繁的时期之一，他的许多调查报告和理论总结出自于这一时期，其中，他于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本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唯上和唯书，而不唯实。以为凡是领导讲的、凡是上了书本的都是对的。批评了这种盲目崇拜的迷信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把“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注：《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3、8页。）作为纠正这种本本主义的方法，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的著名口号。第二年，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突出地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 不仅从理论高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前提，而且在他本人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他的行为规范之一。在调查研究活动中，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自以为是，不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不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是他所作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他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儿子的情形时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参加调查会的3个农民来自不同的3个村子，他们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各自村子里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被迫“卖奶子”（即儿子）。有的一家4个儿子，卖出3个，有的一家7个儿子，卖出5个。”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这些卖儿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要恶狠狠地跑来讨债，“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就是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除去自己的疑问，得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他对此还特别敬告读者说：“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从这里我们对在调查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目了然。 正确的调查是取得发言权的前提，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正确调查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会有正确的调查。因为，如果采取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态度，对待调查工作就会表现为先入为主和自以为是，或者是把既定的结论或一般原则强加于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验证主观成见的手段；或者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群众的意见，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以主观主义态度进行社会调查，必然把社会调查引入歧途，将其变成歪曲事实的手段。由此可见，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有正确的调查，有了正确的调查，才会有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所制定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坚持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才有丰富的材料来源 社会调查活动过程是一个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也就是互相影响，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作风态度等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影响。而被调查者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影响到调查者。在社会调查活动中，总是首先以自身热情、谦恭的态度去影响被调查者。他始终把被调查者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一文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写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他在兴国调查中，请来8个农民谈话，开始时，农民很疑惧，不知会把他们怎样，第一天只谈点家常事，脸上也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慢慢他们了解了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这一情节的描述出自于《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开调查会是在农村调查中经常采用的方法，而且他总是采取参入调查的方式，事先拟定调查纲目，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明白“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6—17页。）。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尊群众为师，诚恳地向群众学习，以向群众学习为快事。他眼睛向下的态度，使群众在他的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使他获得了对农民、对农村以至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仅采取了严格的实事求是和谦恭的拜群众为师的态度，而且锲而不舍地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丰富的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批评那种“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注：《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面对社会调查中所搜集的丰富的原始素材，表现了他高超的驾驭能力——透过复杂的现象洞查事物的本质，他的这种驾驭能力是以其科学分析的态度为先决条件。“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注：《选集》第1卷，第99页。）没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在社会调查中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他运用各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材料、总结规律这一方面。这里仅谈谈他使用最多的两种方法： 其一，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正确方法之一。的兴国调查分析了土地斗争中的八个阶级或阶层，了解了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人口成份和剥削状况，弄清了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的贫农中农仅占20％的土地的不合理状况，“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注：《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的寻乌调查分析了地主、富农、贫农。对于地主阶级，从大中小三个阶层来加以分析，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而将小地主又分为三个层次，从其经济地位来分析年有多余的小地主“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和“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两部分小地主则表现了革命的热情。“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在《寻乌调查》中都列举了这类人士的真名实姓。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对于贫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提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1.半自耕农；2.佃农中较好的；3.佃农中更穷的；4.佃农中最穷的。但总的来说贫农是“不够食欠债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正如歌谣里所唱：“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 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从而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严格审慎的阶级分析，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其二，对农村通常采取典型调查，注重由典型推及一般。他形象地把这种调查比喻为“解剖麻雀”。非常善于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在他的寻乌调查、兴国县永丰区调查、兴国的八户农民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比比可见。他调查的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调查寻乌，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注：《农村调查文集》第42页。）调查兴国县的永丰区，是因为“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82页。）。他对兴国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调查，目的并不是为了记一笔流水帐，而是为了弄清“农村的基础概念”。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具体地解剖单个的农民家庭，获得对农村的基本知识，是真正认识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的基础。这些知识，只有到农村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才可得到。没有这些知识，就不知道农民，更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 对偌大的中国农村，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那么深刻的认识，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他在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由个别概括出一般结论，既了解了农村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也弄清了“农村的基础概念”。 的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中国国情，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战术。由于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眼睛向下的科学态度，他实现了这一目的。 四、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党的工作重心、任务和具体条件跟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大胆引进、尝试，其是非得失的标准有三条：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与否的判断，不能以主观好恶，而只能以客观实际为依据。那么，认识这些新的情况，新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在没有调查，没有正确的调查之前，则无权说是道非。因此，在70年前为反对本本主义而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对我们今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去记住在战争年代调查的那些具体材料和结论。但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在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采取的以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和眼睛向下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态度，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群众学习，采取眼睛向下的态度，不耻下问。反之以“钦差大臣”自居，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也一定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由于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调查研究工作中，调查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这并不等于说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所采取的科学分析的态度已经过时。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可以采取矛盾分析、个别和一般分析、现象和本质分析等辩证的分析方法，以求得细致的了解。由于今天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能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和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因此可以较多一些采取便于进行定量分析的抽样调查、普遍调查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比较多的采取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由典型推及一般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了。因为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对于深入了解情况，对客观事物作出定性分析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一些具体规律，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情况，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种情况作出全面、客观的了解，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习和坚持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是我们的调查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大众开展“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现状调查，掌握有关数据和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建议，从而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失独家庭 社会支持 调查研究 所谓“失独家庭”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失去其唯一的支撑点，而致使家庭结构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台前，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鼓励已婚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因此，许多家庭选择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残缺的家庭结构――失独家庭。这类家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暂时性失独家庭（可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独家庭。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5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且没有领养及再生育的家庭。这些失独者因年龄、经济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领养子女，随着他们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然而，这些失独家庭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了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了解情况，以期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 一、数据调查概况 （一）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问卷为1001份，有效率97.5%。调查对象为广西普通大众群体，在性别结构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龄结构上，15岁至25岁的712人，26岁至35岁111人，36岁至45岁67人，46岁至55岁65人，55岁以上46人；学历结构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专科546人，硕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439人，农村人口562人，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情况；第二部分，了解大众对失独家庭开展社会支持的意见与建议。 调查问卷涵盖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数对统计选项进行频数分析的方式（选择频数与有效样本比值）；针对客观题题作分类统计，辅助使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是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可以获取各种资源支持。失独家庭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心理阴霾，得到物质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众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众对失独家庭关注支持的数据和意见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c思考。具体如下： 1.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研究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47.19%的人选择以网络了解失独家庭有关信息，其次为电视（41.38%）、纸质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比较少。可见，普通大众获取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电视、纸质媒介等方式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重要载体。 2.大众对困扰失独家庭因素的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大众认为困扰失独家庭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68.40%的人认为源自心灵的创伤成为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63.10%的人认为是缺乏子女关怀；43.10%的人认为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难以感受社会温暖；34.70%的人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认为是国家政策抚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认为是周围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认为是其他困扰。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失独家庭首先面临的是心理上的冲突，其次是物质生活上的困扰，社会大众认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疏通比在物质生活、社会关注度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的关怀更为重要，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失独家庭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众对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因素的思考。调查显示，普通大众认为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65.67%）、社会关注与支持度不够（52.6%）、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49.15%）、社会各方压力（46.05%）。然而，现今对失独家庭心理救助的机构十分匮乏，且失独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为专业，因此解决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主要因素――及时的心理疏导较为困难。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关注支持度不够、社会压力等也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 （二）大众对失独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具体如下： 1.“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方式。调查显示，有60.24%的人认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者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心理抚慰，尽快走出心理阴霾；仅有15%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2.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大众认为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与失独者权益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法规（64.66%）、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关注与支持（41.24%）、开展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的心理疏导和志愿者服务（40.14%）、其他方式（7.21%）。 调查表明，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针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解决其后顾之忧，使这些失独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从侧面证实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举措力度不够。其他措施，依次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针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多元支持体系、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等。 三、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帮扶和支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大众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多，失独家庭的队伍也逐渐庞大起来，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拓宽大众认识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成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失独家庭有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失独者”许可的前提下要多种多样，采取互联网、新媒体、纸质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大众广泛了解，进而关注参与到对失独家庭的支持帮扶中来。 然而，失独家庭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私密程度很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部分失独者往往不喜欢被公开报道，不愿受到周围人的特殊看待。社会大众虽然想了解与帮助失独家庭，但却很难获得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失独家庭信息库，设立失独家庭社会帮扶站，搭建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采取隐秘的手段对失独家庭进行多对一的支持帮扶。这样既能增加社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了解关注乃至加大帮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护失独者隐私。 （二）深入了解失独家庭的需求状况。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为安全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个人安全、家庭安全、财产安全等；爱和归属需求包含亲情、友情、爱情等精神支撑，人对情感需求往往胜于对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失独家庭存在物质生活帮扶、心理疏导、社会关注认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失独后，物质生活满足不是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缺乏爱的归属；一些主要依赖于子女生存的失独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质生活的满足成为最大的问题，生理的需求远大于社会认可和爱的需求。因此，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获取失独家庭详细信息，了解不同失独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支持。 （三）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1.完善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支持。政府在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理所当然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伴生现象，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失独家庭”；另一方面，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政府也应当给予其支持和帮扶。 调查显示，政府对“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应包含养老金的补贴、提供特殊养老保险、加强就医补助、建立专门服务于失独者的养老院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个群体的，仅有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施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随着失独群体越来越庞大，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逐渐地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这一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对于完善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应从经济、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规定，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实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项制度实施落地生根，解决失独家庭忧虑。 2.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据调查显示，失独家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心灵创伤、社会关注、物质生活上，面对失独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要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 首先，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失独家庭”家园，社区是失独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园。社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失独家庭关怀，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开展各种社区福利活动包含各项保险、精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人性关怀等，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帮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体，感受集体温暖。 其次，发挥亲戚邻里朋辈的作用，这个群体对失独家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与失独家庭接触最多的群体，要发挥其与失独家庭的天然密切联系优势，帮助开导和关怀失独者，使其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最后，整合社会大众资源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支持。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联系，发挥社会大众帮扶支持作用，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物质帮助，使失独家庭尽快融入社会，帮助走出心理阴霾，提高其社会适应力。 3.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学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固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支持对于失独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独家庭交流平台，提高互助的能力。 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心灵创伤是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心理辅导和心理倾诉是失独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关部门要尽快帮助失独家庭建立起与外界的交互联系，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方式，搭建失独家庭群体与外界的联系，使失独家庭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转换心理状态。此外，特别是要搭建“失独家庭”之间长效化的沟通交流渠道，以便开展各种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动。调查研究也显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的父母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失独家庭的无能感、无力感是他们的负面经验所致，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失独家庭与社会脱节，随之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和社会要尽快介入到失独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对失独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让失独家庭开放怀抱、拥抱快乐。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设计 [摘 要] 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离不开社会调查研究这一核心技术能力的提升，目前国内高校研究方法课程面临 “孤立化”、“内部化”和“理论化”的现实挑战，而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趋势下迎接未来机遇。随着实验教学的引入，通过不断促进社会学专业体系的系统性、实验环节的开放性以及实验教学的拓展性，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训环节，从而使研究方法“技术化”，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从大量实验教学设计的经验积累中，总结出坚持科学规划与准确定位两大核心原则是适应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设计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社会学；调查研究；实验教学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建设的卓越成果与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并发。无论是在政府管理还是企业决策中，都迫切需要能对社会事实有本质性认知和创建性决策的人才。同时，信息化时代中信息的冗杂性致使对关键信息的把握成为了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危机的应对还是信息的提取，都共同表明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社会发展对社会调查研究人才的迫切需要，表明了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1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当前国内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地位与现状，明确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课程的孤立化表现、学科的内部化趋势与教学的理论化特点。而改变这一现状的主要途径是凸显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中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1.1 现实挑战：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 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是一门基础性、交叉性学科，目的是教会学生掌握研究社会、认识社会的各种方法，自主开展研究活动。由于发展的差异，国内外呈现出以下几种全然不同的趋势。 1）平台化与孤立化。在国外，该课程已成为各个社会学分支学科自身不断完善与理论对话的发展依托。以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为基础，在系统、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为各社会学分支学科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开展系统研究提供平台。而国内自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社会学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表现在方法论上，更显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仅仅作为一门孤立的分支而存在着，方法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相关性不大，国内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平台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2）通识化与内部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国外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方法，推广到了其他多个社会科学类专业中。在部分发达国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被作为高等院校的通识课程开设。但在国内，社会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中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之间缺少信息互补，以致出现方法课程拥有浓郁的学科理论色彩，这表现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学科内部化趋势，不但制约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学科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影响到各个学科方法论基础的完善。 3）技术化与理论化。在国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充分体现了技能性与操作性，在社会研究中涵盖了抽样技术、社会测量技术、概念操作化技术、问卷设计技术、实地观察与访谈技术、调查组织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等，并且该课程的讲授极为重视行动学习，让学习者在大量的社会实验中不断创新。目前国内在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研究方法课程与学科理论课程的区别，完全采用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主要表现在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以记忆为基础的考核方式、教师的绝对主导性与权威性等方面。长期形成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的惯性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造成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的相互脱节。 1.2 未来机遇：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作为社会学专业核心技能的社会调查研究技术受制于学科的孤立化、内部化、理论化，改变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在于突出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性，即通过实验教学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三结合”：即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因此，提高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就要不断推进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教学理念的转换――从传统课堂讲授到参与式研究性教学。实验教学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教学，实现从信息提供向知识传授转化的教学目标。综合来看，这一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学习的过程系统化；（2）教学方式的转变――从理论走向实践。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3）教学中心的转移――从教师到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从以往的课堂“控制者”转变为“引导者”，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依赖者向主动的学习者、知识的建构者和问题的研究者转变。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主体地位[1]。 2）实验教学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1）实验条件的具备。社会科学的很多分支学科，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性，缺少实验教学的发展依托才不适合于实验教学，但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独具优势。相对于自然科学对精密的仪器设备的要求，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开展对实验教学中仪器设备的要求就较为简单，大多数的实验项目只需要为学生每人配备一台电脑即可。此外，不同的实验项目之间还可以共享实验器材。如进行数据处理实验时，可调用SPSS软件和相应的数据库。进行电话调查实验时，再适时调用或安装电话调查系统；（2）师资条件的具备。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除了需要实验软硬件的支撑，还需要有丰富、优秀的教师资源作保证。有资料显示，社会学者的专业素质大大提高，高等院校的社会学在社会学者人数、科研成果数量以及社会影响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为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高校开展实践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众所周知，实验教学是理工科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科学实验不仅包括理工科的实验，还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实验。但因缺少发展依托，实验教学局限于理工科专业。因此，将实验教学引入社会学专业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中，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 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实验教学设计 思路 近年来，实验教学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核心技术能力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理念的转变，加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支撑，实验教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实施兼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如图1。 2.1 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 体系的系统性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验教学的转向过程中，原有课程体系与实验教学理念之间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现有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问题需要对实验教学进行适应性改进。传统教学模式下，社会调查研究课程中对理论和具体方法与技术内容的教学是分开的，而两者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分开教学往往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这种模式下，学生不能通过理论的指导，对实际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做出正确的选择，类似地，学生对调查方法和技术的掌握也是孤立的，缺少理论的指导，学生很难就实际问题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术，缩小了实践技术能力的操作空间。相反的，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的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按研究程序将课程分为不同的实验项目，各项目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项目内部都体现了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要求和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所有的实验项目又可以连成整体，组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不破坏研究的整体完整性。这种教学安排，在每个实验内部都将理论与技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者相互促进，以达到学生充分掌握每一个实验教学要求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将每一个实验项目串联在一起，再进行反复的操练，理清各实验项目之间的思路关联，最终形成整合的知识体系，达到整体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目标。 2.2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环节的开放性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验教学中给予其充分的自主空间，让学生在切身参与中学习课程的理论、验证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以及挖掘草根经验的价值。这是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要求，也是行动理论的参与式学习的理念。实验教学注重实践过程，强化方法教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让其在切身参与中践行课堂教授的调查研究方法，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从而加深学生对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解，使它真正变成一门技术，更好地为学生所用。 《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上：（1）实验整体框架的构建。框架的内容有课程总教学时数的设置，其中实验时数的比重设计要合理，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实验的教学时数，以占1/3到1/2间为宜；也有实验时机的把握，哪个实验安排在本次理论教学之前？哪个实验安排在全部理论教学结束后进行？教师都要认真全面考虑；还要区分一般实验与重点实验的差别，如“概念操作化”、“抽象社会指标测量表的设计”等可作为一般实验对待，而“社会调查方案设计”、“抽样问卷调查现场实践”等就应作为重点实验来对待；（2）每一个实验的设计思路，主要考虑本实验的实验内容、实验方法或原理、实验实践、实验步骤、实验要求等。 具体来讲，教师（研究者）与学生（被研究者）一起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和发现，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掌握、理解知识。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问题与渴望的结果，教师就此设计方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种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差别的研究范式便于突出开放式实验的特色，促使研究者换位思考，从而使实验教学成为教师与学生平等地共同完成的成长过程。突出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实验自组织和实验环节自主设计上的特别之处。 2.3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教学的拓展性 传统教学由于管理体制与资源约束的双重限制，往往将教师与学生集中在课堂内，而课堂上关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和重复使用的经典案例，使得学生缺少与社会中真实研究对象的互动。对于注重实际的社会学来讲，这种教学形式显然降低了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技术能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实验教学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通过实验仪器，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真实社会研究对象的接触（如电话调查实验），另一方面，有实验仪器参与的教学过程，可避免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只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上的现象。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学总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方法层面的探究只是略通皮毛，难以深入。 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具备的技术性、实践性，与实验教学的要求不谋而合，再加上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和理工科实验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实验课程，它可以为实验教学在社会学专业中的实际开展提供方法论支撑、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社会学调查研究能力提升”的目标，实验教学将整个社会学专业体系综合化、系统化、全面化，借助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这一平台，通过加强实践操作环节，训练学生熟练掌握问卷设计、实地观察、访谈等调查分析技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总而言之，在社会科学中，实验教学不再因缺少发展依托而成为无本之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三个独特优势决定了该课程不但可以进行实验教学的改革，而且能够成为实验教学向社会科学迈进的重要基石。这对于促进实验教学工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的模式探索 实验教学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本质上属于一种创新活动。它从自然科学而来，所强调的是基于科学、客观思维的指导，通过引入实验这种技术手段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或验证性研究，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索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大有裨益。通过对大量以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归纳，当前实验教学研究的趋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问题为驱动的实验教学模式，主要是指于具体存在的教室或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开展的，注重“内部”，强调规范化与标准化的教学流程与形式，从理论知识的层面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教授学生如何解决和分析问题；第二类则是以实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教学模式，不强调实验对象的特定性，也不过分强调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掌握，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外部”，认为广泛的实践活动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与手段，尤其注重以实践能力为主的整体系统框架的构建[2]。 作为开展社会学专业实验教学各方面工作的首要条件――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建设，可以说其教学建设质量与水平对整体教学效果与成果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反映了实验室功能的齐全与否、与社会学学科开展实验教学的需求相符与否。故而，在实验教学设计中必须要做到充分考虑，重点把关，总结为如下两大原则。 3.1 科学规划原则：明确形成实验教学设计的全 局规划 明确社会学实验教学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是确立科学完善的社会学实验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以社会学学科的应用特性为出发点，让学生熟悉与社会学学科相关的各类软硬件操作（如SPSS数据统计分析软件等），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学学科在实际应用与社会生活中的方式方法加以把握，明确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里对社会学专业人才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地观察与研究能力等各项能够服务社会的能力的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工作应相应开展，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工作应继续加强。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出与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中能够形成基本一致的实验教学环境。力争做到让学生可以在这种实验教学环境下真切体会到社会学学科无限接近真实的环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受到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的重要性。 首先，以培养和强化社会调查研究能力为目的的实验教学，其建设的落脚点应该以服从于整体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准。在当前教育教学改革风潮的大背景下，必须以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要求与任务为基石，同时以社会学学科发展趋势为风向标，立足于本专业实际能力，贴近实际地在不同阶段确定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发展与提升的侧重点；其次，在充分满足内部实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实验教学需要加强与人文社科类相关或交叉类专业的资源共享[3]。以相关或交叉类专业实验室资源共享为例，这不仅与加强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能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做到物尽其用。 3.2 准确定位原则：切实发挥实验教学体系的综 合功能 具体来讲，作为实验教学载体的实验室，应该发挥其综合性平台与实践性基地的双重功效。一方面，实验教学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多模块的系统框架，其综合性较强，并不会拘泥于某一个专业或院系的学生进行学习使用。因此，它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社会学学科下设不同专业方向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差异。根据社会学实验教学课程内容的要求，对专业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等采取不同的设置方式，放置于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其规范化与标准化。从低年级至高年级分别提供开放时机，并且以实际情况为准，为其他交叉相关类专业提供准入途径，加强资源共享和利用功效。 另一方面，鉴于实验教学着重于实践性，尤其是以强调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社会学专业来讲，则更为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4]。在此，需以社会学学科实验教学为依托，努力建成全校范围的实践基地。具体而言，如加大对学生独立或团队申报科研立项的扶持力度、拓宽学生（包括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渠道等等，总之，从各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学类专业方向的调查研究项目、实地调研等实践项目，从而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在条件成熟时，还能够将理论研究成果深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不断推广研究成果，开展民意调查、改善政务工作等实际存在的各类问题，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积极服务。 综合来看，以《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的课程教学为中心展开的实验教学活动，既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社会研究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得力措施。因此，构建实用的教学模式，符合教学规律，适应学生实际，通过试验运行取得较好效果，将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阐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探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的改革，讨论教学改革效果。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教学 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等各门学科的基础课程，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本方法和程序、技术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它洞悉社会发展脉搏，了解社会需求，决策社会发展，有极强的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但多年来，该课程的教学未能很好地将理论、实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融合起来，未能将课堂与社会、行业有机结合。基于此，本文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 鉴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并结合学生的身份与学习特点，课程总体设计基于以下教育理念。一是基于工作过程、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再追求学科本身的系统化，而是追求和体现工作过程的完整性、流程化。真正按照具体的职业行动，要求学生按流程实际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掌握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和技能，掌握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如在指导制订调查方案时讲授原则意义；涉及社会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知识时，结合设计方案的实例，适当讲授，以够用为度。二是项目引领，任务驱动式。将企业需要、学院办学需求、学生感兴趣的真实项目引进课程教学，让学生以团队的方式进行项目调查，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行业需求零距离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在行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三是实行课证融通的教学。将统计从业资格考试、调查分析师（初级）考试的内容引入教学内容，并在课余时间进行培训，让学生通过学习课程，就可以直接参加以上两个职业证书的考试，以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基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以及《统计从业资格证》、《初级调查分析师》的考证要求，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对原有教材的结构框架进行解构和重构，以一个社会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来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按社会调查项目实施的流程分为选题阶段―准备阶段―调查阶段―数据分析阶段―总结5个阶段，划分出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选择阶段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用到的理论知识进行教学。每个阶段均注重理论知识的习得与应用、调查技能的掌握和实施、职业能力的培养。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该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特点，决定了在该课程中运用的是基于工作过程、团队合作的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以及案例教学法、探究学习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例如，在访谈大纲的设计与实施教学中，理论部分采取的是学生探究与教师教授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探究，就是课前让4个小组的学生查询“什么是访谈、访谈的类型、访谈的准备、访谈的方法和原则”等内容，并在课堂上汇报，再通过提问、回答、教师补充、视频学习等方式，完成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学生的学习能力、讲演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实践部分则是学生通过讨论，制定了本小组调查项目的访谈提纲，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训练并展示。这里我们模拟的是座谈式的群体访谈形式，一个小组推选访谈主持人访谈嘉宾及其他观众，其他小组和教师共同评价，给予指导。课堂外，各小组成员深入到校园、宿舍、其他院校、社区进行访谈，完成调查任务。又如，在调查员的培训中，结合企业调查员的培训教材、培训内容和方式，结合专业特点创设了“社区工作人员为调查住户对小区环境的意见要求，进行入户调查”、“海飞丝洗发水使用街头拦访调查”、“学生食堂满意度的座谈调查”等情境，对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的语言技巧、动作技巧、观察技巧、处理拒访的技巧的训练。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因此，该课程采取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成绩由过程实践操作成绩和理论考试组成，其中，过程性实践实践成绩占70%，期末综合理论考核成绩占30%。过程性实践操作成绩是根据各个团队提交的工作成果确定的。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确定工作任务所必须呈现的成果，并制定相应的考核量规，使教学更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目标性。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改革已经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2009级、2010级、2011级行政管理专业顺利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课堂内外进行了柳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柳州市人才招聘岗位需求调查、大一新生专业调查、老年人家庭赡养现状调查、两面针产品社会认同感调查等20多项调查。这些调查充分体现了学生结合专业，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视角，洞察社会，关注学院建设，关心大学生自身成长的愿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根据各自的调查项目下企业、到街头、到招聘市场、到其他院校进行实地调查，锻炼了实践应对能力、信息收集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文字写作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提高。同时，学生获得了对社会的真实认识和感悟。这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从社会实践出发，将理论学习和社会现象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行动中拓展和深化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同时，注重调查能力和方法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反思与完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方法性学科，它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社会调查的基础理论，又包括一系列社会调查的操作方法，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我校文法学院于2011年开设了社区治理专业，因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实际应用，所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了解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必须得到加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正是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这些专业学生以后更好地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必须掌握的方法和手段。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促进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更能培养学生的专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如何更好地上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是每一位任课老师需要认真思考、精心准备的。笔者已教授本门课程多年，通过自己多年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反思，对如何完善这门课程有了较深刻的感悟。 一、教学反思 一直以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高校还是按照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重在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机械灌输。课程教材本身比较厚，知识点也比较多，大部分课时安排的是课堂教学，留给学生完成作业、课外实践、课堂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学生主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这些条条框框，匆忙应付期末考试。通过考试中学生回答问题的状况，笔者发现了较多问题：如对“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的概念与特征经常搞混，张冠李戴，这说明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两种调查方式的根本差异，纯粹依靠机械记忆而产生这种概念混淆的状况；又如对“调查方案的设计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多学生把老师在多媒体课件（PPT）上列出的提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卷面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触和理解做进一步阐述，甚至有些学生连关键点都答不全，这明显是死记硬背的后果，而非自己的亲身感悟，要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外，对于一些没有明确答案而需要自己发挥的题目，如对“你认为在访问调查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的回答，一些学生根本不知如何去答，要么了了几句，要么一片空白。这些都说明，学生通过一学期的课堂学习，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老师浪费了激情和精力，学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学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没有达到良好的“投入——产出比”，不得不说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资源浪费。那么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师课堂讲授的方法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出现了错位和偏差。实际上，社会调查这门课程具有最大、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包含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际受益。 一是社会调查课程本身是对社会现象的调查，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离不开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分析。然而大部分学生对现实的关注度比较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比较肤浅，不够深刻。当然，这与该课程的教学学期安排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作为一门专业入门课和基础方法课，这门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在还没有系统学习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没有培养起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度和思维习惯的前提下，必然会因学生的阅历不够、体验不深刻而造成学生对知识点的机械性记忆，学生不是通过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感触而形成理解性记忆。显然，理解性记忆相比机械性记忆将更加持久、更加牢固、更加深刻，更不容易产生混淆。 二是社会调查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不能只依靠课堂上书本知识的“填鸭式”灌输，必须让学生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掌握理论，运用技巧，发现问题，提高能力。但是在许多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观众；老师在唱独角戏，学生连“龙套”都没得跑。这种学生围着书本转、缺乏实训锻炼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书本、课件上，停留在文字、图片上，不够直观也不够生动，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最终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与运用脱钩，影响大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实践创造性的发挥。 二、完善建议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与特征，也依据自己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众多问题，笔者认为想要强化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技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仍然离不开本门课程的基本特征——“实践性”。 （一）引导学生增加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本门课程是专业基础课和基本方法课，因此课程的安排大都在大学一年级，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由于自己的阅历较浅，缺乏足够的社会学知识，也缺乏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在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思路打不开，视野也比较狭隘。如提问学生“如果让你对白领群体进行调查，你准备调查哪些方面的内容”？许多学生都会回答“工资收入”、“住房”、“消费水平”等，大家的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白领群体的物质层面，对白领群体的“文化水平”、“审美情趣”、“婚姻状况”“人际交往”，乃至“犯罪情况”却鲜有提及，而当老师引导他们说到还有其他研究内容时，学生才会“恍然大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充分说明了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度、了解度还远远不够，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建议本门课程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借助发达的网络信息平台多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新闻焦点和热点，更关注一些时政报道和社会评论，并通过布置课下作业，然后用课堂讨论的形式，让学生搜集社会热点问题展开分析，以期通过这种形式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进而提高学生调查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二）以现实案例充实课堂，避免就“方法”论“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一门具有系统性、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从调查课题的选择到调查方案的设计，再到实际调查的开展实施，进而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最后撰写一份规范的调查报告，每一步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原则，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因而老师在讲授每一个调查方法时必然会有大量知识点的理论性介绍。需要注意的是，老师的课堂讲授不能就“方法”论“方法”，只是单一地介绍方法，还应该以丰富的现实案例生动形象地示范、展示“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理论性知识讲授的枯燥和乏味，又能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每种方法在现实当中是如何运用的，更能对学生将来的亲身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在向学生讲授普遍调查时，可以拿2010年我们国家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案例，向学生介绍整个人口普查过程，并向学生展示人口普查时用到的“长表”、“短表”和“死亡调查表”，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普查所具有的特征、普查的优缺点、普查的适用范围，以及普查时应注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另外，案例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并非只采用文字型案例，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软件向学生播放视频案例。如许多地方电视台都开设了“社会调查”、“焦点关注”、“新闻聚焦”等类似的栏目，实际上每一期栏目都相当于一个“个案调查”或“典型调查”，并且调查中采用的“访谈法”、“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查阅法”等会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示，老师结合视频案例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相应的知识点，教学效果也将大大强化。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在实践中锻炼提升。 以上两个方面都属于理论性教学方法的改革，而要真正增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需要进行实践性教学改革。虽然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但实践性教学更能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开展实践性教学首先可以在课堂上实施，如在讲到调查课题的选择时，可以让学生课下按照理论知识点“课题选择应遵循的标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调查课题，下次上课时让学生上台演讲，其他同学进行评论和提问，在此过程中，学生发现原来课题选择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选题不合适，后续调查过程就无从开展；又如在讲到“访问调查法”时，可以在理论知识讲完后让学生课下准备一个小游戏——“现场模拟访问”，下次上课时在课堂上表演：表演分小组进行，每组设定自己的访谈内容和访谈环境，并安排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等角色，围绕中心议题开展访谈，过程中学生注意采用相关访谈技巧，力求获得最佳访谈效果。 此外，近年来大学校园普遍开展的大学生创新性社会实践活动，不但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操作平台，而且为学生充分锻炼自身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如我校多年来针对在校大学生一直在开展“大学生创新社会实践”、“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但之前项目名额较少，平均每班只有几个同学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大部分同学得不到锻炼。但是从2011年开始，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以便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开拓进取，许多高校都增加了在校大学生实践课程的比重。如我校不但社会实践项目的数量有所增多，即覆盖到全校所有大一同学都要参与，都必须参与，否则将得不到相应的学位分数；更提高了项目质量，即好的项目可以申请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和“北京市大学生创新”的资助。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学生参与社会调研、开展科学实验的机会，学生终于可以把课堂上学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在各种调研中实施运用，并且还能根据不同调研环境创新调研方法，达到较为理想的锻炼效果。 总的来说，既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最大特征是“实践性”，那么教学改革和创新就应该围绕“实践性”展开。重点在于，实践形式是多样的，老师一定要根据讲授的内容不断探索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和运用相转化。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及其现实价值 摘要：是伟大的社会调查研究家，他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丰富的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社会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方法 实事求是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同志十分重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重视以调查研究结果作为制定各项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他在长期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重温同志调查研究思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完善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使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尤其是1910年4月的长沙饥民暴动事件，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突出了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是他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尝试。 随着革命经验的日益丰富和社会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饱经战乱之苦的国家。和党中央为了获得丰富可靠的材料，多次要求各地干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在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并且系统阐述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号召全党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要求各级党委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典型，深入基层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定为全党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二、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把调查研究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径。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时，认为正确的决策只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而“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产生主观主义，陷入空想和盲动。所以，他一生始终重视调查研究。 重视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要为着解决问题去做调查研究。在革命时期，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找到罪恶的社会现象的根源，进而确定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具体方针。在建设时期，调查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指出：“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一方面强调搞调查研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另一方面，认为搞调查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对客观事物作长期动态考察，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为调查研究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科学的调查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基础上。的调查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基础。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把对立统一、阶级分析作为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因此，他能透过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驾驭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二是具体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典型调查法即解剖麻雀，但他强调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不要拘泥于一种方法。除典型调查外，还综合运用了普遍调查即走马观花法、会议调查、蹲点和试点方法，并把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灵活结合。总之，的调查研究理论是丰富的、系统的、完整的，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有利于人们在复杂的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现存的复杂多变的形势，把握社会发展动态和规律，使实事求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有利于与时俱进地制定、落实和反馈各项政策；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使党员干部保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进一步认识党的执政规律，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对各种复杂问题的鉴别力和分析能力，进而提高对各种问题的驾驭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二）有利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做到执政为民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有利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利于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利于倾听群众的呼声，有利于了解国情民意。只有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真正与群众心连心，才能取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方法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做群众工作的过程，才能使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才能使党的执政具有坚强的现实基础和根基，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三）有利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临着各种挑战，有着许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有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如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拆迁问题、腐败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积极认真的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有力法宝。 总之，重温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加强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案例教学法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运用 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思维的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激励着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的改变。教育工作者们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积极的教育方式对于知识的传授的重要意义。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基本上采用“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又以灌输式教学为基本形式。教学范围主要限制在课堂，而课堂中又是教师一言堂，教师课前按教材撰写教案，课中照本宣科，学生抄写笔记，期末进行封闭式考试，学生会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就高。这种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极不理想，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参与机会而失去主动性。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许多有别于传统的创新型教学方法开始在教学中尝试，案例教学法就是其中一种的逐渐成为主流的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主要采用对话式、讨论式和启发式。1870年，朗德尔出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长时，首次将案例引入法学教育，并大力推广，这种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干哈佛大学的法律教学和工商管理硕士等专业教育领域的教学，并成为举世闻名的“哈佛模式” 的一大特色和内涵。 所谓案例教学，是以对案例的分析解决为主线，通过设置教学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教材，掌握原理和方法，形成科学的教育思想观念的一种教学形式。其中，案例是一种以真实情节为背景的，对某一个或几个有意义事件的综合描述，并借助于图表、照片、计算机等辅助手段，使人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的例证。案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针对案例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一种高层次认知学 的目标。简言之，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的一种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实现启发式教学，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它也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和素质教育的现实可行的途径。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更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夹实际问题，最终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案例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的方式，使过去灌输式教学模式的缺点得到克服。 二、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传统教学法通常使用的是固定教科书，教材内容往往比较陈旧，相对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水平严重滞后。而案例教学法中，教师可根据课程的需要动态地设计和调整教学案例，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紧跟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 (2)授课方式。传统教学法中，课堂讲授是教学的重点和中心。案例教学法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对实际案例的讨论和分析，案例成为构成课堂讨论的基础。龙课堂上组织好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中的中心环节。 (3)教师的角色和责任。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和责任是把自己知道的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这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熟悉，能够进行清楚的表述，以使学生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和推动者，需要其引领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4)学生的角色和责任。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大多数学生通常是通过听教师讲授，比较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扮演着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的角色。在这种环境中，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主动者，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再是本本上的教条，而是活的知识以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案例教学法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培养学生实际能力方面，具有传统教学法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正是案例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三 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知道，采用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下面将就案例教学法在本人所讲授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的运用进行实例说明。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主要介绍社会调查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开展一项社会调查项目所需要的程序和方法，为学生从事与调查研究有关的工作奠定基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尽管包含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原理等理论内容，但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应用性和操作性强，与实践联系非常密切。因此，《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非常适合干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而且这些案例可以通过学生参与实践获得。 本人在讲授《社会调杏研究方法》课程后半段，具体的调查方法与技术已经讲授完毕，为了让学生能够对所学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先将班上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然后要求每组同学共同完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方案设计(包括调查方案、抽烟方案和问卷设计)，等各组同学完成完整的调查方案设计以后，各组的调查方案就是我们课堂使用的案例。到第二次上课，要求各组学生派代表上台展示他们这组设计的调查方案。每组演示完了以后，为了引导台的同学对前组同学的调查方案进行分析，本人设计了这样的几个问题：①整个调查方案是否完整?②调查方法的选择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是否合适？③抽样方案是否随机？是否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相符合？④问卷设计中问项和答项是否存在错误?两者形式上是否吻合？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由学生独立思考，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各个方案的优劣，并进行综合。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各方案中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及其应用方法，就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和建议。这样将学习内容寓干问题之中，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寓理论干实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深学生对方法的理解。 另外，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素质。在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选取科研实践中的部分素材组织成案例用于教学，寓枯燥的理论于实践中，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活跃课堂，而且教师也将在与学生的讨论过程中受益，使得教学和科研互相促进，有利于教师素质提高。 四 结语 无可否认，案例教学法任很多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教学中课堂讲授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在一切教学中都要推广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案例教学法并不适合所有的课程，它较适合干那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教师需要根据课程的特点，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研究和编制一个好的案例，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案例可能不适合现实情况的需要。这是阻碍案例法推广和普及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教师就只好对案例进行精简，压缩案例篇幅，减少案例数量，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这种课时不够与耗时太多的矛盾，使得案例教学不可能尽善尽美。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新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根据地理课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的。它参考地理课教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让学生带问题去观察社会现象、直接参与调查研究,以此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社会、学习能力,提高地理思维能力的一种实践活动。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 地理教学 实践 思考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能真正的动起来,一直是教师认真研究的对象和考虑的问题,也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习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是学生的活动,因此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是无法替代学生的学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必须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法就是符合这种教学理念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把在地理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一些心得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社会调查研究法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教学中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可以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获得某研究专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了解明白某一社会现象,并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调查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在社会调查中采用是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等为主、文献法为辅的形式。 二、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研究涉及到四个要素:(1)调查什么?(2)谁去调查?(3)向谁调查?(4)怎样调查?根据这个思路,我整理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提炼出一些容易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知识点,并分成若干个模块,作为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对象。然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步骤开始设计安排学生进行调查。 1.确定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地理教材中内容很多,涉及到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人文知识。我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椒江人,有一部分来自区外的路桥、黄岩、三门、仙居、临海、玉环、温岭等各县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农业地理中的特产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 2.确定谁去调查?向谁调查?调查什么 (1)我把班级学生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划分为9个大组,其中椒江区这个大组因为人多,继续划分为三个小组,共计11组。要求每一组的学生利用周末采访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特产专卖店和农贸市场,了解台州特产的种类、种植条件范围以及销售情况等。要求进行调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学生要调整好心态,本着谦虚请教的态度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遇上来自客观的或人为的阻力,这就需要学生给自己打预防针,保持自信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2)为了让调查顺利进行,学校将给每组的学生开具一张由学校派出进行社会调查的证明,希望相关部门给予方便。 3.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具体设计,解决怎样调查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集中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案,形成初稿。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2)调查内容;(3)调查范围和方法、时间、地点、程序;(4)调查对象;(5)调查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以及安排等。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是为了让每组的学生了解调查的预设,从而解决怎么样调查的问题。具体如:周末几点在哪里集中、调查的具体路线、预计调查的几个人或地点、询问的问题、由谁做记录等等。 4.收集资料 各组在周末实地调查过程中,要求做记录,收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5.分析资料 调查结束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调查过程中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调查心得进行交流,并由一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 6.结论与建议 在周一的课堂教学中,组织每组学生派一位代言人在班级里进行了现场汇报,汇报中学生感慨有加,既阐述了自己的调查经过、得出的结论,又谈了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等,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各组同学一致认可用八个字来小结此次台州特产调查的主题:山珍海味,水果之乡。 7.理论思考与讨论 社会调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所以对于学生们的调查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的社会实践知识迁移到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在调查出来的众多特产中,我们选择了玉环的文旦作为案例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根据调查,学生已经得出玉环文旦的分布范围和种植条件,包括销售区域等知识。我们把相关的知识用投影仪展示: 玉环文旦属柑橘属,是浙江柚类优良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于半岛上的楚门镇、清港镇和龙岩、密溪等乡的滨海涂地和山麓。土壤为黄(红)色酸性砂质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无霜期327天,年降水量1400～1500毫米,分布比较均匀。 种植面积1.67万亩,总产量在3万吨以上。价格大批发最低每公斤3.9元(采摘期仅是2.7元,小批发4.6元),有的要卖到每公斤5.2元。 主要销售区域:当地的企事业、单位、部门(他们习惯大量购买文旦作为礼品,曾经根村果农王志根3500公斤文旦,被县两个部门订购采摘一空)以及个人;浙江省内外的一些主要大中城市,如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销售价格和利润非常高。 文旦具较高的加工价值,加工附加值高,如果肉可加工成不含任何腐剂的纯天然粒粒汁、原汁等系列饮品,果皮可提取柠檬苦素、果胶或制作果脯、果酱。 文旦的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B、C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提问:(1)根据材料,以玉环、文旦为例,说一说影响农业生产有哪些因素? (2)你认为,以后影响玉环文旦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初步讨论,加上学生之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学生很轻松就得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有: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热量、光照和降水)、地形、土壤等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运输和产品消费状况,科学技术因素包括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种植方式和耕作制度、劳动力等。其中市场需求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越来越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它的价值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该农产品的种植发展。 以文旦为例分析完之后,再让学生以涌泉的蜜橘来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学生们经过之前的调查,再加上课内的案例分析,基本上对农业区位因素有了很深的理解,这也达到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研究法运用的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结如下: 1.社会调查研究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社会调查法从组建小组、讨论方案、调查行动,一直到汇报,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积极主动、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自主表达自己的观点、辨析别人的观点,同时取舍、评价,进行知识重组。每位学生都可以从中体验和感受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分享小组成功的喜悦。社会调查法的运用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学生学会了分享和合作、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 2.社会调查研究法符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原则 社会调查的内容取之于地理教材,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相应专题的社会实践调查,再回归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调查研究法是地理课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 地理教育要创新,必须坚持地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调查研究中的参与、体验、收获,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直至写出调查报告;以及地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调查结果的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知识。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地理教育的创新。 四、社会调查法运用要注意的问题 1.调查不宜多 因为调查要实地去操作,还要提前做调查方案的策划,虽然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帮助,但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行,所以调查也不宜多。考虑到学生周末的作业、休息和娱乐,所以可计划每月一次,或一学期两次。 2.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交通、调查时间等),所以调查的内容宜选择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主题,调查范围应在学生居住区域范围,所以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3.需要调查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调查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式”,导致有的学生会为了调查而调查的走过场,所以要进行实时的督促和评价。调查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包括学生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和取得的成果;“量”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访问和调查的数量和完成的内容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个小组和每位学生一定的等级考核评价。评价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中。 五、结束语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研究性学习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它,可以很好结合教材内容,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生动、典型的材料引入课堂,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获得知识,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社会调查中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新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根据地理课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的。它参考地理课教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让学生带问题去观察社会现象、直接参与调查研究,以此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社会、学习能力,提高地理思维能力的一种实践活动。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 地理教学 实践 思考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能真正的动起来,一直是教师认真研究的对象和考虑的问题,也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习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是学生的活动,因此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是无法替代学生的学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必须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法就是符合这种教学理念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把在地理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一些心得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社会调查研究法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教学中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可以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获得某研究专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了解明白某一社会现象,并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调查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在社会调查中采用是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等为主、文献法为辅的形式。 二、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研究涉及到四个要素:(1)调查什么?(2)谁去调查?(3)向谁调查?(4)怎样调查?根据这个思路,我整理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提炼出一些容易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知识点,并分成若干个模块,作为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对象。然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步骤开始设计安排学生进行调查。 1.确定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地理教材中内容很多,涉及到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人文知识。我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椒江人,有一部分来自区外的路桥、黄岩、三门、仙居、临海、玉环、温岭等各县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农业地理中的特产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 2.确定谁去调查?向谁调查?调查什么 (1)我把班级学生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划分为9个大组,其中椒江区这个大组因为人多,继续划分为三个小组,共计11组。要求每一组的学生利用周末采访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特产专卖店和农贸市场,了解台州特产的种类、种植条件范围以及销售情况等。要求进行调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学生要调整好心态,本着谦虚请教的态度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遇上来自客观的或人为的阻力,这就需要学生给自己打预防针,保持自信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2)为了让调查顺利进行,学校将给每组的学生开具一张由学校派出进行社会调查的证明,希望相关部门给予方便。 3.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具体设计,解决怎样调查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集中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案,形成初稿。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2)调查内容;(3)调查范围和方法、时间、地点、程序;(4)调查对象;(5)调查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以及安排等。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是为了让每组的学生了解调查的预设,从而解决怎么样调查的问题。具体如:周末几点在哪里集中、调查的具体路线、预计调查的几个人或地点、询问的问题、由谁做记录等等。 4.收集资料 各组在周末实地调查过程中,要求做记录,收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5.分析资料 调查结束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调查过程中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调查心得进行交流,并由一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 6.结论与建议 在周一的课堂教学中,组织每组学生派一位代言人在班级里进行了现场汇报,汇报中学生感慨有加,既阐述了自己的调查经过、得出的结论,又谈了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等,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各组同学一致认可用八个字来小结此次台州特产调查的主题:山珍海味,水果之乡。 7.理论思考与讨论 社会调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所以对于学生们的调查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的社会实践知识迁移到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在调查出来的众多特产中,我们选择了玉环的文旦作为案例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根据调查,学生已经得出玉环文旦的分布范围和种植条件,包括销售区域等知识。我们把相关的知识用投影仪展示: 玉环文旦属柑橘属,是浙江柚类优良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于半岛上的楚门镇、清港镇和龙岩、密溪等乡的滨海涂地和山麓。土壤为黄(红)色酸性砂质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无霜期327天,年降水量1400～1500毫米,分布比较均匀。 种植面积1.67万亩,总产量在3万吨以上。价格大批发最低每公斤3.9元(采摘期仅是2.7元,小批发4.6元),有的要卖到每公斤5.2元。 主要销售区域:当地的企事业、单位、部门(他们习惯大量购买文旦作为礼品,曾经根村果农王志根3500公斤文旦,被县两个部门订购采摘一空)以及个人;浙江省内外的一些主要大中城市,如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销售价格和利润非常高。 文旦具较高的加工价值,加工附加值高,如果肉可加工成不含任何腐剂的纯天然粒粒汁、原汁等系列饮品,果皮可提取柠檬苦素、果胶或制作果脯、果酱。 文旦的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B、C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提问:(1)根据材料,以玉环、文旦为例,说一说影响农业生产有哪些因素? (2)你认为,以后影响玉环文旦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初步讨论,加上学生之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学生很轻松就得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有: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热量、光照和降水)、地形、土壤等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运输和产品消费状况,科学技术因素包括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种植方式和耕作制度、劳动力等。其中市场需求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越来越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它的价值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该农产品的种植发展。 以文旦为例分析完之后,再让学生以涌泉的蜜橘来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学生们经过之前的调查,再加上课内的案例分析,基本上对农业区位因素有了很深的理解,这也达到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研究法运用的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结如下: 1.社会调查研究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社会调查法从组建小组、讨论方案、调查行动,一直到汇报,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积极主动、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自主表达自己的观点、辨析别人的观点,同时取舍、评价,进行知识重组。每位学生都可以从中体验和感受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分享小组成功的喜悦。社会调查法的运用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学生学会了分享和合作、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 2.社会调查研究法符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原则 社会调查的内容取之于地理教材,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相应专题的社会实践调查,再回归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调查研究法是地理课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 地理教育要创新,必须坚持地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调查研究中的参与、体验、收获,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直至写出调查报告;以及地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调查结果的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知识。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地理教育的创新。 四、社会调查法运用要注意的问题 1.调查不宜多 因为调查要实地去操作,还要提前做调查方案的策划,虽然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帮助,但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行,所以调查也不宜多。考虑到学生周末的作业、休息和娱乐,所以可计划每月一次,或一学期两次。 2.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交通、调查时间等),所以调查的内容宜选择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主题,调查范围应在学生居住区域范围,所以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3.需要调查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调查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式”,导致有的学生会为了调查而调查的走过场,所以要进行实时的督促和评价。调查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包括学生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和取得的成果;“量”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访问和调查的数量和完成的内容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个小组和每位学生一定的等级考核评价。评价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中。 五、结束语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研究性学习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它,可以很好结合教材内容,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生动、典型的材料引入课堂,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获得知识,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社会调查中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湖南省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及应对措施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本文为了研究将农业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便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适应机制，对湖南省进行了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和实行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关键词］水旱灾害 农业保险 社会调查 一、引言 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每年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对水旱灾害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而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合理的措施，也成为许多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是工程类和非工程类措施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目前将灾害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防御领域，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水旱灾害领域，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文为了研究将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受水旱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湖南省为例，于2005年10月，对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信息工程学校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以及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他们对气候变化和水旱灾害的影响的认识，以及对参加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调查，分析了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可能性。 本次调查共收到301份调查问卷，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106份、湖南信息工程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96份、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问卷99份。该调查问卷覆盖了不同学历层次，即大学、中专及农民，其中梅溪乡的基本情况是该村大约有2000多人，水田约500多亩，旱田约400多亩，全年除降水对农民生产有些影响外，灾害性天气不多。该调查问卷的覆盖范围基本上能反应湖南农村农民对水旱灾害风险的意识和防灾能力的强弱。 二、气象灾害风险意识调查 近30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较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发生频次不断增加，强度不断加大，给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这次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气候正在经历变化的认识不同学历层次（从大学到农民），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承认全球气候正在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77%、92%和65%，即目前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对地球环境起重大影响的变化。 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充分暴露在自然灾害风险之下的特殊行业，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中国气候趋于不稳定，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由于农业又是受气象灾害危害最大的产业，所以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也日趋加重。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中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和一般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53%和45%），但还是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人相对较多。而对于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比例（分别为80%和65%）较高，即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观点，人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 三、 湖南省水旱灾害预警情况调查 水旱灾害预警服务系统是否健全，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灾害应急管理的一个核心环节，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工作，建立健全预警信息机制，使预警信息能及时、有效传递，为公众提供防灾减灾信息服务，对政府和公众提前采取防御措施、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表1所示，虽然对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水旱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有获取渠道，但农民来对于该信息的获取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这说明对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广大农村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系统还不是很健全，灾害预警的信息机制还不是很完善，需要进一步建设。 四、 水旱灾害损失情况调查 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发生强度没有什么变化的比例分别为44%和50%，而认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增加、发生强度增强的比例分别为36%和33%，但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造成损失逐年增加的比例却为40%，大部分人觉得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强度虽然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其造成的损失却在逐年增加；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农民却呈现相反的调查结果，前者认为近年来该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都有显著逐年增加（增强）的趋势，而后者则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逐年减少的比例较高。但后者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损失逐年增加和逐年减少的比例上却相差不大，分别为30%和42%，35%和37%，33%和37%。也可能是农民对该项调查的内容不是很清楚，分歧相对较大。 对于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的调查，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认为其比重不是很高，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在30%以下的比例较高，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其比重在40%左右的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水旱灾害除了使得当地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之外，还对其他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大的影响。 五、 防灾减灾措施调查 对于灾害发生前是否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三方对于在灾害发生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比例分别为63%、58%和59%，说明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气象灾害给其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大部分人们在灾害发生前能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但只能减轻其影响，大部分灾害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却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如何救助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该地区大部分家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进行灾害救助的，而依靠政府救助和亲朋好友救助的手段来进行灾后救助的比例却很低，说明目前中国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依靠政府救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地大物博，灾害频繁，完全依靠国家救灾是非常有限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灾后恢复工作一直是地方各级政府难以解决的事情。他们虽然对防灾减灾都非常重视，但其经济承受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他们也都非常想探索出一条抗灾救灾的新路。 对于灾害发生后大部分家户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救助，其救助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当年恢复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只能少部分恢复的比例较高，达到50%，一半能恢复的站到50%，全部恢复的只站10%。说明完全依靠人们自力更生进行灾后救助，是相当有限的，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救助，才能减轻气象灾害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在防灾减灾中起到重要作用。 六、 水旱灾害保险意愿调查 中国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农民抵御各种灾害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差。目前中国农村，农民没有适当的风险保障，又不得不直接承担天气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上面的调查得到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自力更生的有限方式来承担灾害风险的，而且大部分农民也只能恢复灾害损失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目前农业气象灾害给广大农民造成的风险不得不自己来承担，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将保险引入气象灾害防御领域，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由国家和政府出资的体系只会使得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因此，迫切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气象灾害领域，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方法包括研究引入保险机制，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有67%和65%的被调查者已经有了利用保险进行灾害补偿的意识，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的被调查者有这样意识的比例占52%，比前两者的比例低，这说明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还没有大学生和大专生强，但调查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目前人们包括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对是否愿意利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的调查，三方调查问卷中分别有81%、75%和68%的被调查者愿意采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补偿，说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将会分担气象灾害给其带来风险，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保险公司的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分散灾害损失负担，使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企业和居民迅速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对灾害受难者来说，根据保险协议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与等待政府部门的救济相比，心灵上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保险公司简捷快速的赔偿能更快地抚平投保者因灾害而造成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灾后不至于束手无策，更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灾后的修复与重建。大部分人担心投保者参加保险后，很多投保者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了保险公司，头脑里没有风险意识，对防灾减灾措施不感兴趣，会影响防灾减灾的总体效果。但从我们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三方被调查者中分别有85%、87%和79%的人在投入保险后，遇到水旱灾害时，事先仍采取防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说明投保者的心理状态比较好，并从心理上并没有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自己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以期减少灾害的损失。 人们意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的方式可以分担灾害损失的风险，并且大部分人愿意采用保险的方式来补偿灾害损失，那么到底人们愿意拿出多少钱作为保费进行灾害保险呢，对此，我们利用假设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愿意投入保险的被调查者中，在假设每亩地纯收入在100元、200元、300元、400元的前提下，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的比例均为最高，在对各结果整理合并后，得出在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进行保险，而被调查的农民却不同，他们有保险意识但不愿意拿出钱作为保费的比例也比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的相应比例要高，说明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在分担灾害损失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真正愿意参加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但有些农民由于保险知识的缺乏而对保险不够充分的信任，导致有些人犹豫不决。 七、小结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其重大影响的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导致了气象灾害越发频繁，对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目前，湖南广大农村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渠道还不健全，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3.该地区大部分农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和政府救助进行灾害救助的，措施单一，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补充。 4.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具备，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反思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建设的多层次、全方位推进为社会调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现行条件下，调查研究失灵、失值、失信、失真等有悖客观真实性原则的现象却严重影响了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申作用的发挥，在此情况下，惟有实现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加强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方能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推动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调查研究；反思 一、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调查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期。社会剧变、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矛盾交织等转型期特有的状况都会使社会中一些深层次问题日渐突出，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这就要求我们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中心，围绕各项体制深层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细致地收集资料、掌握事实，客观认真地分析我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可见，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够发现和获取社会客观事实，探索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解剖和分析事物发展的动因，揭示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制度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只有坚持客观性才不会偏离它。”““”’自迪尔凯姆之后，虽然随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不足及其时代局限性已被一一枚举，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视野或方法，仅从今天人们运用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来看，他所坚持的“客观性”的调查研究的准则，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 在国内，作为和谐社会建设中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承担者，社会调查研究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学术界开始有些犹豫彷徨。展望国际，伴随着社会学研究中心阵地向欧洲的回迁，以社会调查研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在当代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实证主义的大潮中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质疑，能否在实践过程中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已成为对社会调查研究的最严厉的拷问。在这压力下，无视社会调查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所面临的诘难只会导致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歧途岔道上越走越远。因此，结合国内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对社会调查研究本身作出深刻的反思，不仅有利于对这个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尖锐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更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上查找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推动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性思考，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应特别引起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及人员的关注。 1　社会变动加剧与调查研究失灵 转型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剧烈、社会建设所遇问题之复杂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遇到的。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秩序、文化心理等方面变动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的社会事实不断涌现。相比富于变化的社会现象，社会调查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仍然主要是沿用西方社会学界的老路，甚至直接移植其量表来使用，因而显得过于老旧和陈式化，在实践中的适用性也难免受到质疑。同时，社会调查研究的对象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上，调查研究的内容重复化、狭窄化，一些亟需社会调查研究介入的领域仅因为不是热点而备受冷落。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这些所谓的“热点”“冷点”转换很快，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为追随社会热点疲于奔命，但调查研究本身却难以深入下去，甚至草草了事。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本是社会调查研究的传统功用，但现在却出现了失灵状况，颇应引起社会学者们的进一步反思。 2　功利主义盛行与调查研究失值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及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涌人国内，一段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在较大范围内盛行开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调查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社会调查研究往往被人为地当作标签，明为社会调查，实为装饰门面；打着社会调查的旗号，而并未认真去社会调查，结果造成了许多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同时，在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研究人员往往为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任意削减成本，压缩人员培训过程，缩减调查研究步骤，甚至不惜修改数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另外学术机构的机关化、行政化也导致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内容和结果要以上级领导的意向和喜好为指标，而非以事实真相为根据。这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错位使社会调查研究失去了原有的反映社会问题、提供对策思路的价值。 3　方式方法随意与调查结果失信 在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报告中，能精心挑选研究方法并严格按照一定的社会调查研究步骤进行的寥寥可数。就社会调查研究的抽样工作而言，风笑天教授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114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指出，多数学者的研究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问卷的设计大多要么过于粗糙，要么直接借用西方社会学界相关研究所用的问卷，忽视了调查对象的差异性特征。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水平、问题接收能力及理解能力等考虑欠足；调查人员内部对问卷问题方面的理解偏差也不能及时纠正；同时，对调查主体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沟通鸿沟也未作充分准备。而且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在对调查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中，囿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一般都徘徊在较低的统计分析和推论水平之上，对资料仅能简单地堆砌和罗列，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这样的调查研究成果可信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4　社会诚信缺失与调查结果失真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出现特有的秩序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社会诚信度普遍下降的现象。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双方面的诚信度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首先，对于调查人员而言，单调重复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疲惫感一旦遭遇责任感的缺失，便很容易出现为完成任务而偷工减料的现象，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员对于调查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敷衍了事。其次，调查对象一些特定情况下被问及一些特殊的问题时，往往会迫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力而给出违 心的答复，即出现所谓的“社会称许性偏见效应”，直接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利益诉求机制与表达机制不健全的弱势群体，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被问及敏感的、隐私性的问题时往往顾虑重重，不敢或不愿说出真实看法和观点，使得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数据大打折扣。更有相当比例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研究主题和任务，盲目采用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甚至仅仅以此来粉饰自己的论文成果。对于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而言。如何解决调查结果失真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大课题。 三、社会调查研究实现价值回归的对策性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围绕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研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社会学界要重视理论和调查研究，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因此，尽管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研究中以上所举的种种不足，甚至遭受了对其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的严厉质疑，但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过程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真实面目、寻求调查研究的价值回归还是可能实现的。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思考和努力： 1　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 无论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国内出现对西方社会学界的效仿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但转型期国内所涌现的大量不断变化、且具有转型期本土特征的全新的社会现象仅靠借用的理论和模式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的。就当前情况看，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探讨并不少见，但如何把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则是对改进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首先，根据加芬克尔所提倡的“方法的独特适当性”，要在大胆借鉴西方调查研究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内社会现象的个性化特征，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以提高社会调查方法的适用性；其次要善于引进、吸收、融合现代科学方法思想和具有实用性的操作化的技术手段，以提高调查方法的先进性；另外，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实践的同时应该抽出一定的实践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和学习，以早日发展出一套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论来指导具体调研实践。总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应该是个开放性的体系，在发展意义上，要从本土社会独特的特征为出发点，基于不断变革的社会现实，既融合传统和现代方式，又结合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出一条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新道路。 2　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 目前，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与国际上反实证主义浪潮所截然不同的是，以调查研究为主体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仍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正说明了实证主义研究方式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一定的合理性。而当下我国社会调查研究领域存在的某些无序状态在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显”“热”地位的同时，也难免给有序、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带来了定位混乱和规范不足等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针对社会调查研究自身的规范性研究要跟上，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方法的归位工作，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有效的工具系统；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学术机构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时，应遵守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性的要求，加强自律，无论是调查方法的应用，还是调查方法的操作，都能够自觉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本来面目，而非仅把社会调查研究当做一种装饰和幌子。总之，就是要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和规范，更好地发挥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3　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为了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稳定发展，就必须克服调查研究中调研主体出现的主观随意性倾向，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为此，从事调查研究的主体进行相应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强化其责任也是必须的。首先，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必须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角色定位，明确自己在社会事实和问题的描述分析以及对策提出等过程中肩负的重大责任。同时，社会调查研究主体还应把这种责任感贯穿于整个调查研究的全过程，不仅要关注调查结果所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而且要把调查研究的重心定位在有现实理论意义、对社会建设有政策支持性的研究课题上，借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发展。另外，社会调查研究主体还应该明白自己对于推动国内社会学尤其是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义务。实践证明，惟有社会调查研究主体明确自己的角色，实现责任感的回归，方能从主体意义上引导社会调查研究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并使其在社会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高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体系包括两大类：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特点，在教学中主要选择四种方法：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实地调查法。 [关键词]高职教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学方法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推动现代文明和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必须依赖于卓有成效的教学，因此，学习、研究和掌握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就成为高职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所以有必要对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体系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一是理论性教学方法；一是实践性教学方法。理论性教学方法适应理论性教学的要求，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和掌握，强调理论修养和知识创新，包括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演示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等。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性教学应遵循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使学生牢固和坚实地掌握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但同时必须“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这一点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高等职业教学除了理论性教学之外，更要开展实践性教学，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是形成技术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绝不能视其为理论性教学的辅助部分。实践性教学方法要体现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注重实践能力的养成，要求在真实或虚拟的实践中进行学习和锻炼，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术，并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包括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顶岗实习法等。通过这些方式使理论教学、技术训练等有机结合，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既体会到创造的乐趣，又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门方法性学科，具有方法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是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才能掌握的方法性科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高职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专业的必修课，是上述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服务与管理工作必备的方法和手段。传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讲授是从内容方面把它当作社会调查学来讲，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教材厚，学时多，学生围着书本转，背条条款款多，与社会实际结合少；教学方法上，讲授多，实训少，教师唱独角戏多，学生参与少；教学手段上，传统的教学手段用得多，现代化的先进的教学软件和教学手段应用少。这种教学模式远不能适应当今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所以对该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主要灵活运用以下四种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实地调查法。前两种属于理论性教学法，后两种属于实践性教学法。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要密切结合、有机搭配。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要求教师必须把社会调查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教授给学生，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和验证。而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训练职业技能、培养职业能力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要求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的调查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调查实践中去应用，既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学会了对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 一、讲授教学法让学生对于该课程理论有系统的认知 讲授教学法是指教师通过口述、讲解、讲演等形式向学生系统传授知识的教学，属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传授一接受”性的教学方法。运用讲授教学法，教师可以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论证，生动形象地描绘、陈述，启发诱导性地设疑、解惑，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第一，按教学目的确定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深度和广度。结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理论性教学中，应注重调查研究实际操作方法的讲解，这是从事实际调查工作的基础。注重让学生掌握整个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步骤，如怎样确定课题，如何设计调查方案，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对资料进行审核和整理，如何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等这些与实际调查工作紧密联系的问题。这些是该课程讲授的重点和难点内容。通过讲授，让学生对整个社会调查活动开展与运作有系统的认知。 第二，教师的讲授要具有启发性。要善于提出课题，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配合教师的讲授，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探求新知识、掌握新内容。同时在理论教学中，还可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案例讲解法。如讲到社会调查报告撰写这一章时，教师可以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实例，把撰写报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这样即使课堂内容丰富和充实，又能够激发学生自觉思考，避免注入式讲授。 二、讨论教学法是巩固知识、培养学生集体协作精神的平台 讨论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学内容的某个问题，通过积极介入学习中的讨论或辩论活动，从而掌握和巩固知识的教学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以交互的方式，通过共同讨论来解决问题或建立观念，从而获得新知。这种方法能够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对所学知识的思考、讨论之中，既可以在互动中共同学习、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又可以在合作中培养团队精神、写作意识和沟通能力。教师运用此种方法时需要注意：第一，要拟定适当的题目。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的、学生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精心拟定富有启发性的讨论题目。第二，要组织和引导讨论。在实施讨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加强组织和指导，其关键在于“诱”，而核心在于“导”，其宗旨是保证讨论始终围绕中心议题。第三，要做好讨论的总结工作。好的讨论教学要善始善终，因此在讨论结束后，教师要依据中心问题和讨论的情况及时进行点评和总结。 针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很多章节都可以采取讨论教学法。比如教师在讲到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这一章时，可以根据学生的人数将学生每六或七人为一个小组，以组为单位，让每个组的成员根据所选择的课题，通过讨论来确定课题方案，然后派出小组代表向全班汇报，其他小组要对其方案进行讨论和评议。通过讨论教学，各个小组都知道自己所在小组的方案问题所在，而后进行合理地调整和完善。同时，采取分组讨论的方法还可以巩固课本知识，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提高自学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模拟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全真的模拟环境 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为目的导向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这种方法是在 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职业技术的基本原则，掌握职业技术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实践形式，从而养成操作能力时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环境、模拟角色、模拟操作程序等，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模拟教学的场所主要是实训室以及微机室。模拟教学法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社会调查的两个基本过程：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资料收集是社会调查中最复杂、最辛苦，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资料收集的方法包括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等。这些方法的使用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进行系统的讲解，学生也要在实训室进行现场模拟。如根据课堂中所学的访谈法的知识，让学生通过扮演访谈者和被访谈者来模拟整个访谈过程，了解访谈方法的注意事项和程序。同时也让观看模拟的学生指出模拟者的正确和错误的操作，从而掌握访谈法的程序和技巧。 社会调查所需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以后，经过认真的审核和整理，就进入到分析阶段。统计分析是资料分析中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定量分析方法。而目前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是现代调查研究必备的手段，它已经成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精确、方便、高速、灵活的运算工具，在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中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关社会调查统计分析软件是学生掌握的重点。只有掌握了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才能真正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进行数据统计。要求学生利用统计软件，在实训室微机上，对实验项目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模拟计算。熟悉掌握统计资料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分析、单变量的统计推论、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社会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 四、实地调查法让学生进入实地亲临现场体验 实地调查法主要是让学生亲自到实地去做调查，收集资料。考验或检验学生对于该课程的掌握程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到现场做调查包括以下三种方法的使用： 第一，观察法。实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熟悉实地观察法的原则和要求，掌握实地观察法的一般技巧，努力减少实地观察法的误差，从而提高学生运用感官观察的能力、使用观察技术手段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在各个方面做得都比较好的社区作为观察对象，分别安排每组同学对这两个社区进行观察，在观察中学会运用各种观察技术，以组为单位写出观察报告，将报告在全班宣读，由教师和同学共同讲评。 第二，问卷法。实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熟悉问卷调查法的使用，掌握问卷调查的各种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操作是选取1―2个社区或高校作为问卷调查的样本框，各组根据调查方案抽取所需样本，根据每组工作分工实施调查，回收调查问卷，计算出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目前在国内外运用比较广泛，也是学生重点掌握的方法。 第三，访谈法。这种方法是典型调查与个案调查所要采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实地调查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各种访谈技术，要求学生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或者访谈问卷去做调查。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比较大，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控制或驾驭整个访谈现场的能力，同时还要会察言观色。所以通过实地调查，可以锻炼学生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采用以上四种教学方法，可以使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明显发生转变。第一，巩固学生所学的课堂知识，开拓了视野。将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实践环境链接起来，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在实际运用中理解、消化、巩固和丰富在课堂上已学的知识。加强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不仅可以强化所学的知识，而且还可以获得丰富的社会经验。第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如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协作能力、人际交往和表达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以前总是理论灌输较多，实际动手较少，学生上课不够积极。通过教学方法改革，我们本着“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个环节，亲自体验，学生学习的热情自然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1引言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立足“智慧广电”新发展阶段，贯彻推进实施“智慧广电”六大工程建设新发展理念，构建广播电视新发展格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某地球站根据总局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赋能，开展运维管理保障播出安全，建设新时代地球站智慧运维管理系统。地球站运维全部由技术人员人工完成日常值班、设备检修、业务培训和故障处理等工作，本文重点研究日常值班运维管理工作。目前，地球站日常值班是24小时值班模式，主要值班工作任务基本依靠一线值班员眼睛的监测和手的操作完成。 2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如何有效做好日常值班是安全播出运维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地球站安全播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日常值班工作基本由值班员人工来承担。由人来做，不可避免地存在值班员发现问题慢、反应慢、操作慢、判断不精准、失误多、压力大、值夜班、劳动强度大等问题。抓住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可对问题进行归纳并划分为3类：一是动作慢；二是失误多；三是劳动强度大。动作慢和失误多是由人的本身特性决定的，劳动强度大是因没有机械化、智能化造成的。因此，要想解决目前地球站日常值班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用创新给设备和系统技术赋能，由智能值班机器人来代替值班员的日常值班工作，解放值班员。值班员日常值班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制，1天4个班组，1个班组平均6小时，实行六班四倒模式，即连续值班4天休息2天。要想完成值班期间的安全播出保障工作，包括播出安全、信息安全和消防治安安全等，抓住影响“动作慢、失误多和劳动强度大”的主要值班工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值班员的主要值班任务：一是通过眼睛对电视墙电视画面和节目载波频谱进行实时监测；二是手动对设备的主备切换和升降功率等操作。所以，可以将值班员的主要值班任务概括为“两看一操作”，即“看画面看频谱”两看与“切换升降功率”一操作。 3对策措施 3.1应对策略 本智慧运维系统的目标是减少对值班员的依赖，全面提升全流程人工智能化安全播出保障能力。重点是从值班人员的角度出发，思考解决智慧运维系统怎样在第一时间智能准确发现节目异态、怎样在第一时间智能有效操作处理异态，保障播出问题。地球站通过采取相关性原理、组合逻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及技术赋能等技术手段，解决了当前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运行维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完成6个模块技术框架功能，建设了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其实就是智能值班机器人系统，它主要由数字频谱监测、音视频监测、逻辑判断、智能调度、设备网管和大数据等6个子系统组成，其功能原理如图1所示。该智慧运维系统的功能主要是完成信号实时监测、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逻辑判断、指令下达、完成操作等一整套工作任务，各部分各司其职，又相互关联。 （1）数字频谱监测子系统 数字频谱监测子系统是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的一只“眼睛”，主要完成各个节目系统载波频谱的实时监测及采集告警数据工作等任务，并将告警数据实时推送给逻辑判断子系统。 （2）音视频监测子系统 音视频监测子系统是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的另一只“眼睛”，主要完成各个节目系统画面和声音的实时监测及采集告警数据工作等任务，并将告警数据实时推送给逻辑判断子系统。 （3）逻辑判断子系统 逻辑判断子系统是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的“大脑”，是核心，是关键。它实时接收参与逻辑的信息及告警数据，主要按照既定逻辑完成逻辑分析判断，将各类操作指令发送给智能调度子系统。 （4）智能调度子系统 智能调度子系统是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的“心脏”，主要完成统一指挥调度、并行下发各种操作指令等调度功能。 （5）设备网管子系统 设备网管子系统是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的“两只手”，主要完成所有播出设备指标、告警和故障的实时监测和各类自动切换操作。同时，接收智能调度子系统下发的操作指令，并由设备网管子系统完成最终的指令操作等任务。 （6）大数据子系统 大数据子系统是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的“两条腿”，主要完成大数据采集挖掘等工作。它为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提供大量数据生产资料，并通过大数据挖掘，形成新的有效保障安全播出的各类具体算法，支撑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不断完善，不断前行。 3.2解决措施 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通过数字频谱监测子系统和音视频监测子系统两只“眼睛”和设备网管子系统两只“手”，基本完全可以替代值班员的人工实时监测和相关操作。本文重点阐述音视频监测子系统怎样实现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眼睛”的功能。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根据大数据挖掘和相关性原理算法，能定义一个准确的组合告警数据，组合告警规避了许多误告警，提升了“眼睛”判断画面和声音异常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1）数据采集算法 数据采集算法将地球站主备节目源、调制器上行和大小天线接收5个监测点的音视频告警和码流告警数据作为原始采集数据。以地球站上星发射传输中星9号卫星XX转发器户户通10套电视节目为例，当大小天线2个不同监测点分别设置监测1套不同节目，若其中1套或2套不同节目出现音视频报警时，并不能代表该上星节目系统出现异常。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采用相关性算法，将大小天线2个不同监测点分别设置监测3套不同节目的组合告警，当出现该组合6套不同节目同时出现音视频告警时，就可以判定该上星节目系统出现异常。此外，为了解决因音视频监测误告警多导致的值班员对告警不敏感问题，对所有报警根据相关性原理算法进行分类组合处理。根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实际和相关性算法原理，从音视频模拟信号和码流数字信号层面，分别定义了A类、B类和C类报警算法。其中，A类报警（音视频模拟信号层面）算法定义为大小天线2个不同监测点不同节目的组合设置同时出现视频丢失、马赛克等现象，不仅声音告警，同时弹字幕，定义为最严重的异态；B类报警（码流数字信号层面）算法定义为大小天线2个不同监测点不同节目的组合设置同时出现PAT等错误，不仅声音告警，同时弹字幕，定义为最严重的异态；C类报警（含模拟和码流层面）算法定义为所有节目的所有告警（含误告警）全部在后台记录，没有声音告警，也不弹字幕，保证不影响值班员，但可查询、可统计。 （2）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地球站安全播出的实际运行情况，通过智慧运维系统数据库，统计了从2017年9月至2021年9月的A、B、C类告警数据及占比情况和A类告警数据及其分类占比情况。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共产生C类告警260万条，B类告警80万条，A类报警9000条。其中，260万条告警中，真正有效的组合B类告警为80万条，即B类告警占C类告警的比例为30.8%；真正有效的组合A类告警为9000条，即A类告警占C类告警的比例为0.35%，也就是说，A类告警出现概率是1000次出现3.5次。9000条A类告警由系统测试、节目代播和节目中断造成的A类告警组成。其中，系统测试告警8860条，节目代播告警139条，中星9号卫星XX转发器户户通节目调制器输出有载无调节目中断有效告警1次。在9000条A类告警中，系统测试告警占比约98.4%，节目代播告警占比约1.54%，真正影响播出的节目中断有效告警仅占比约0.0111%。从数据可推出260万条告警中，真正影响安全播出的“节目中断”1次有效告警出现的概率是不到1/2600000，概率非常低，大大提升了有效告警的准确度和可靠性。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共产生C类告警6560万条，B类告警2009条，A类告警3975条。其中，6560万条告警中，真正有效的组合B类告警为2009条，即B类告警占C类告警的比例为0.003%；真正有效的组合A类告警为3975条，即A类告警占C类告警的比例为0.006%，也就是说，A类告警出现的概率是1000次中出现0.06次。3975条A类告警由系统测试、节目代播和节目中断造成的A类告警组成。其中，系统测试告警3860条，节目代播告警114条，中星9号卫星XX转发器户户通节目调制器输出有载无调节目中断有效告警1次。在3975条A类告警中，系统测试告警占比约97.1%，节目代播告警占比约2.87%，真正影响播出的节目中断仅占比约0.03%。从数据可推出6560万条告警中，真正影响安全播出的“节目中断”1次有效告警出现的概率是不到1/65600000，概率非常低，大大提升了有效告警的准确度和可靠性。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共产生C类告警1.11213768亿条，B类告警1290条，A类告警2885条。其中，1.11213768亿条告警中，真正有效的组合B类告警为1290条，即B类告警占C类告警的比例为0.0001%；真正有效的组合A类告警为2885条，即A类告警占C类告警的比例约为0.0003%，也就是说，A类告警出现的概率是1000次中出现0.003次。2885条A类告警由系统测试、节目代播和节目中断造成的A类告警组成。其中，系统测试告警2724条，节目代播告警160条，中星9号卫星XX转发器户户通节目调制器输出有载无调节目中断有效告警1次。在2885条A类告警中，系统测试告警占比约94.4%，节目代播告警占比约5.55%，真正影响播出的节目中断有效告警仅占比约0.03%。从数据分析可推出1.11213768亿条告警中，真正影响安全播出的“节目中断”1次有效告警出现的概率约是1/110000000，概率非常低，大大提升了有效告警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4结语 经过长时间运行实践，地球站运维测试验证数据表明采用相关性原理的数据采集算法理论正确有效，大量实验数据证明，该系统已解决了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眼睛”准确稳定有效的问题。长期安全播出运行实践结果证明，当出现真正影响安全播出的“节目中断”1次有效告警时，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自动准确发现中星9号卫星XX转发器户户通“节目中断”的异态，并自动切至备播系统恢复播出，有效保障了播出。综上所述，从实践测试数据和实际保障播出效果来看，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智能准确发现节目异态，并且能够在第一时间智能有效操作处理异态，保障播出。目前，地球站智慧运维系统功能更趋完善，在日常值班运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地球站安全播出保障水平，达到了预期目标。该系统采用相关性原理的数据采集算法理论正确有效，它将音视频告警等系统与播出网管实现逻辑联动，并经过实践证明可行，具备推广意义。 作者:桑波 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呼和浩特地球站

《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证监发〔2020〕40号）的发布启动了我国基础设施REITs的发行试点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办发〔2022〕19号）对推动REITs进一步健康发展提出了更明确要求。目前已有12只公募REITs产品上市试点，实务中对于REITs会计处理存在不同理解。本文结合准则阐述REITs是否合并资产支持证券计划及项目公司基础设施、REITs基础设施是否构成业务、原始权益人基础设施是否出表、REITs募集资金核算、投资者持有REITs份额核算等五方面会计处理问题，以期为相关主体准确进行REITs账务处理提供参考。基础设施REITs是指依照法律法规以公开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并以募集的资金设立基金，通过有关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等相关载体持有基础设施项目，由基金管理人等主动管理运营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大部分基金收益将分配给基金投资者的金融产品。基础设施公募REITs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常见主体有原始权益人、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运营机构（如图1所示）。基础设施REITs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通过将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持有100%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间接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100%股权；二是基金通过以上间接持有方式而享有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三是为获取稳定的现金流，管理人需要主动管理基础设施项目；采取封闭方式运作基础设施REITs，基金可供分配的90%以上需分配给投资者。综上，基础设施REITs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定的安全性及稳定的收益率等特点，发行REITs对于盘活存量资产，对于落实《十四五规划》文件中的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服务实体经济有较大的意义。 一、基础设施公募REITs是否合并资产 专项计划及基础设施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定，结构化主体是指在确定其控制方时没有将表决权或者类似权利作为决定因素而设计的主体，结构化主体通常具有业务范围受限、有具体的明确目的，目的比较单一、股本（如有）不足以支撑其业务活动，必须依靠其次级财务支持通过向投资者发行不同等级的证券（如分级产品）等金融工具，不同等级的证券，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的集中程度也不同等特征。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不区分不同风险等级及不含次级财务支持的产品结构设计，因此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属于结构化主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投资性主体是同时满足该主体是以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为目的从一个或多个投资者处获取资金、该主体的唯一经营目的，是通过资本增值、投资收益或两者兼有而让投资者获得回报、该主体按照公允价值对几乎所有投资的业绩进行评价。REITs除投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外，其余基金资产也只能依法投资于利率债等规定品种，符合拥有一个以上投资，公开募集符合拥有一个以上投资者，根据证监发〔2020〕40号文规定，基础设施公募REITs坚持权益导向，REITs实现权益份额公开上市交易，故基础设施公募REITs也满足结构化主体的定义。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及项目公司都为了实现基础设施公募REITs相关活动提供运行设立的不同主体，类似于通道，符合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故基础设施公募REITs合并报表应将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及项目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基础设施资产合并。 二、基础设施公募REITs基础设施是否构成业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规定，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该组合一般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可以采用集中度测试这种简化判断方法。进行集中度测试时，如果购买方取得的总资产的公允价值几乎相当于其中某一单独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则该组合通过集中度测试，应判断为不构成业务。基础设施不出原始权益人报表时，因为基础设施加工处理过程不满足以下其中任一条件：（1）加工处理过程对组合的产出至关重要，且具备以上加工处理过程所需技能的有组织的员工，基础设施资产通常划转时没有专业员工，导致需要管理人额外聘任专业运营管理机构对基础设施进行管理；（2）该稀缺或者难以取代的加工处理过程对组合产出能力有较为明显贡献。故不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导致基础设施处理过程不是具体实质性过程，故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购基础资产不构成业务。基础设施出原始权益人报表时，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购项目资产或者项目公司股权未来收益法下评估价值，即通常构成“单一实体收购”，此种情况不满足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集中度测试，REITs收购基础资产不构成业务。综上所述，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收购基础设施不构成业务，按照购买资产的方式，项目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以支付的对价为计量基础。 三、原始权益人基础设施是否出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即控制有三要素。评估控权力要素。在判断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时需考虑被投资方设立的目的及被投资方的相关活以及如何对相关活动做出决策。基础设施公募REITs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将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持有100%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间接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100%股权，然后项目公司运营取得收益分配给投资者，从以上基础设施公募REITs设计安排表明表决权不是判断控制权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文件中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权力通常情况下仅为保护性权力，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相关活动由基金合同安排规定，相关活动包括底层资产的运营决策，底层资产的资本性决策，基础资产的项目扩募，项目公司的融资及项目的处置，能够对基金收益产生最大影响的相关活动是底层资产的运营决策。基金指引规定，基金管理人需主动履行制定、执行项目运营策略等职责，故基金管理人应是拥有权力的一方。评估可变回报要素。可变回报是指不固定的回报，该回报可能随被投资方经营绩效而变化。基金管理人通过主动管理基金资产获取固定基金净资产规模的固定回报及运营效率的浮动回报均属于可变回报。评估是否有能力运用权力影响可变回报要素。需要判断基金管理人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根据《基金指引》规定精神，基金管理人或者关联方应当具有不动产行业研究经验及人员，具有履行职责的运营能力。基金管理人作为主要责任人可以自行履行运营管理职责，即使委托外部机构负责制定、执行运营等职责，基金管理人应当派员负责基础设施项目公司财务管理，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因委托外部机构而被免除。此外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持有人也不具有无条件罢免基金管理人的权利，罢免管理人应当经参加基金份额大会的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原始权益人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主要考虑的是直接融资比重，随原始权益人参加战略配售的比例不低于20%，但通常不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故基金管理人享有主导基础设施项目相关活动的现实能力。综上，在原始权益人持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未超过三分之二时，通常基金管理人获取了对底层资产的控制，因此原始权益人实现基础资产“出表”。 四、原始权益人合并报表募集投资者 资金是否属于少数股东权益若原始权益人持有超过三分之二时超过三分之二时，则原始权益人未实现基础设施“出表”，原始权益人再编制合并报表时需要纳入REITs资产、负债，此时原始权益人合并报表上应将募集其他投资者资金在金融负债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不能无条件避免以交付现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的，该合同义务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作为封闭式基金，有固定和基金存续期，该基金存续期通常与底层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利剩余期限相近，因此REITs是有限寿命主体。此外每年基金可供分配的90%以上需分配给投资者，基础设施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1次，也符合会计准则强制付息要求，综上在原始权益人合并基础设施公募REITs情况下，在后续基金存续期内不能避免交付现金的义务，故在其合并报表上需将募集的资金作为金融负债核算。五、投资者持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是否属于股权投资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准则》规定，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一是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二是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三是在次于其他所有类别的工具类别中，发行方对该类别中所有工具都应当在清算时承担按比例份额交付其净资产的同等合同义务。产生上述合同义务的清算确定将会发生并且不受发行方的控制（如发行方本身是有限寿命主体），或者发生与否取决于该工具的持有方。基础设施公募REITs属于有限寿命工具的封闭式基金，且原则上每年都要将可供分配的金额的90%分配给投资者，故上述金融工具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而言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投资者而言也不属于权益工具投资，同时投资者持有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取得的收益产生的现金流量也未满足仅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支付，不能通过现金流量测试。综上所述，投资者持有的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份额应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作者:黄海华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核心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核心，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核心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核心，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分析 摘　要:本文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为基础,以1990～2000年各领域发表文章的关键词检索统计为依据,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的阅读与比较,回顾了20世纪最后十年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和特征,对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重点就热点问题的形成、热点问题内容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它将对我国21世纪初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主体及资助主体活动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比较分析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 领域 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 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 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 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 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 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 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 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 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 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 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 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 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 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 问题 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 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 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 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 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 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 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 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 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 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 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 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 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核心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核心，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关于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不断提高，国内高校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就业技能成为我校建设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为了整合和优化教学资源，提高学校发展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本文结合国内高校的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管)专业建设中的普遍问题，针对我校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的几点方案。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信管；协调发展；学科建设 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概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我国管理学科中发展最早的学科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对科学管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依托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首先发展起来，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已经建立了一支较为成熟的研究队伍。在国内，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风险管理等这些领域是当前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预见它们仍是未来几年的重点研究领域。信管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点专业之一，目前全国有五百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但它又是～个年轻的新专业，其教学内容与课程如何设置，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校信管专业成立于2000年，目前已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近1000人，专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和研究过程。 2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发展中的问题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和信管专业的发展与国内其他高校一样存在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和不足。 2．1学科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学科方向：现有的四个研究方向，优势特色不明显，缺少优势特色学术方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 ②学科队伍：学科梯队成员职称和学历偏低，硕士生导师人数少，成果水平不高，获奖层次低，没有国家级奖励。 ③科学研究：整体科研水平偏低，缺少国家级课题，横向课题少，科研经费略显不足，发表高水平国家级论文或检索论文数量不多。 ④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研究生招生不景气，招生生源和途径单一，梯队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次数少，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联密切。 2．2专业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中，师资队伍建设尚不充分，本专业教师职称与学历层次相对较低，本科学历年轻教师较多。在教师队伍方面专业师资队伍的职称等结构尚欠合理，低职称教师数量偏多。由于年轻教师多，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受到了影响。 ②课程建设方面：受师资队伍高职称教师比例低的制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课程建设方面尚处于较低层次。 ③教学和科研研究方面：由于年轻教师较多，忙于教学与学历提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教学、科研项目与成果缺乏。 3如何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方案研究 3．1学科建设方面要采用目标管理，任务分解到人，激励和考核并用，重在队伍建设。 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创建良好的科研条件，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科对外影响。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的同时，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取得一批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应用并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进一步重视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广泛吸引省内外优秀的专家学者专职或兼职从事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 ①进一步加强学科梯队建设。积极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选送有潜质和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到著名高校进修、培训；鼓励更多的教师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逐步形成适合学科发展，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优化的教学、科研学术群体。 ②积极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队伍成员要跟踪学科前沿，积极申请国家级课题。 ③紧密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求，加强产、学、研结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④加大对学科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和加强学科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为我校讲座教授，进行讲学，共同合作承担科研课题：派出人员去国内外著名学校进修提高。 ⑥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完善学科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学科实践基地，为学科队伍成员和硕士研究生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舞台，使教师更了解经济社会的需求，使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需要。 3．2专业建设方面。 ①制定新的培养方案，加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在不断的变化，这就要求专业培养方案既要求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也要有其灵活性，要根据发展需要和毕业生动态反馈调整完善培养方案，因此，新的培养模式应侧重考虑综合素质的培养，注重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训练，拓宽基础，扩大口径，同时还应有地域特色。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培养目标，本着重视基础课程，加强主干课程，扩大选修课程，突出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加强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同时开展与各有关课程配套的教学大纲、教材建设工作。 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责任心强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的根本也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是否合理是反映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现有师资队伍看，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还不很合理，还应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学历层次，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引进外校高学历人才调整学缘结构，建成一支结构合理、梯队明显、具有发展潜力的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③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跟随教师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工作，进行毕业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关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硼究生论文选题方向与研奔趋势分析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对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优秀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进行检索并统计，根据检索结果对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进行分析，归集出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的方向，并指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研究未来发展趋势。探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方向与研究趋势，有利于了解管理科学于工程专业研究的热点，追溯学科前沿与研究动态，为推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 选题方向 研究趋势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选题方向分析 近年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非常迅速，其中，硕士研究生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基础课和管理类必修课学习后，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志愿可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流工程等领域选择研究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 本文依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该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至2010年11月1日，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87．5万多篇，文献的来源是全国530多家硕士生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本文统计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2010年论文选题的主要方向，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输入榆索控制条件。“发表时间”输人从2000年1月1日一2010年10月l8r：t，“学位单位”输人模糊，“优秀论文级别”输入不限，“作者”及“作者单位”输入模糊。第二步，输入内容榆索条件。“主题词”输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方向，如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等，点击“检索文献”。第三步：按文献分组排序方式选择文献。文献分组点击“学科专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即可。其统计结果如图1： 从图可以看出，物流、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是2000年～2010年管理科学与t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说明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日．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物流管碑研究方向中，循环经济与绿色物流的发展、以信息技术构建传统物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系、物流系统优化的工具化与工程化、物流金融的合作与创新是研究热点。在项目管理研究方向中，供应商和项目外包管理项目成为焦点，高级管理层更加接受项目管理和项目群管理的价值，在金融危机之后要追求项目的项目组合管理得到重视。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向中，心理契约与员丁绩效、组织公平感与组织绩效是研究热点。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趋势分析 根据以上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选题向的分析，可以看出： 1、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 由于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变革，管理科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等方向。信息技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研究包括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管理等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在信息的管理、传递和处理中的应用，相关的软件和设备及其相互作用等方向。当今世界，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信息技术和知识资奉的发展，不仅丰富了管理科学的研究内容，也给管理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2、管理科学与一f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产与流通的变革而产生了如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服务管理等研究领域与-向。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学者在营销与运作的整体优化、多渠道供应链管理、综合物流等方向已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并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热点。 3、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知识经济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作为一种新的资源的观念已经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知识管理成为最为关注的话题。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企业必须不断获得新知识，并利用知识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知识管理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知识管理包括几个方面工作：建立知识库；促进员工的知识交流；建立尊重知识的内部环境；把知识作为资产来管理等。在未来几年知识管理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知识本身的特征；知识管理效益的定量分析；新知识产生知识在企业间的传播机制；个体知识与组织知识的相互作用关系。 4、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越来越侧重系统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探索管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复杂系统管理理论基础包括：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线性到非线性非线性理论，其中的非线性理论涉及到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动力学以及分形理论；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时间的可逆性到不可逆性；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从复杂系统到复杂网络；从硬系统到软系统方法，这里主要指的是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方法；从单元系统到系统集成。例如，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从组织内部的各组元间以及组织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组织发展和进化的动因和规律，以使组织能适应社会、经济及技术的迅速发展。 5、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低碳管理方面发展 随着新型电能、智能交通、公共交通更多的投入，居民的日用出行等成本会随之增加，低碳产品意味着制造业低碳制造、农业低碳种植等也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低碳成本增加终会作用在消费者身上。这说明受低碳经济的影响，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将会选择低碳管理作为研究方向。通过研究，运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综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迅速，研究热点不断涌现，现今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物流、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同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研究热点和趋势与专业设置有待进一步协调，科研与实践的结合还很薄弱，社会效益有待研究等。此外，基于主题词榆索对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优秀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分析尚存在一定的局限，特别是针对特定的研究领域，选用不同的主题词会现不同的论文数量，统计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管理科学与工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剖析 [摘 要]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一门具有极强实践性的学科，其在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除去进行理论知识的培养外，还需要与社会经济相适应和协调。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和措施，来达到对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综合素质 一、改革背景 现如今，人才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我国国家如今也在实施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可以说人才的培养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作为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能力，培养出大量的创新型人才。现阶段，我们国家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普及，然而，在教育特色和人才特点上仍不具备鲜明的特点，并不符合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发展战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程中，需要明确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针对社会的服务需求来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树立自身的特色来发展教育。作为省部共建的地方性大学，其服务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因而，大学就应当以发展地区经济，服务地方社会为己任。面对全球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高等教育也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如何才能够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可以说，人才的培养对于国家的战略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具备较强实践性的学科，其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上具备着较高的需求，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管理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后备人才。在新形势的发展需求下，该专业不能够满足过去仅仅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还需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自身经济管理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计算机技术以及数理能力等进行提升和扩展。 二、研究现状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其自身具有着独特的学科特色和研究价值，为此，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和研究机构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针对其人才培养和学科的长远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 林敏、熊向阳（2008）认为，工程造价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技术学科，其学生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以及包括对于学生动手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因此，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育课程体系之后，需要对学生的动手操作以及创造能力进行剖析和具体的实践，来丰富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具体的实践能力。他们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的应用型本科工程造价管理专业所处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能够有效的提升当前学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实践操作来解决其在实践能力中所存在的不足。 三、“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案 1.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教学进度同科研进度的相互统一，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同时对教师的能力进行提升，扩展教师的能力，丰富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优秀的教师资源从而教育出更多优秀学生。在提升教师能力的过程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素养，使得学生的教育能够立足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基础上，加强丰富社会经营和实践。 2.教学质量是高职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而教师则是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首要因素。教师需要切实关注由于入学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学生成绩差异，并结合教学实际制定更为科学的教学计划。首先，教师需要积极转变教学理念，从多元成才角度对学生进行培养，对学生成才抱有信心，尤其是注重精英技能人才的培养，其次，在课程设计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针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重点培养。再次，高校要进一步密切校企合作，充分发掘企业在学科教学中的资源优势，在课程设计中结合企业人才需求，实现学科与企业的良好合作，积极引导学生参与企业实践，而企业有经验工作人员可也以到高校进行讲解。 3.学校需要针对学生能力不同、特长不同制定更为灵活的课程规划，教育者需要客观认识到不同入学方式下学生的优势和不足，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客观认识到自身不足并加以改正。在教师引导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将全面贯彻成才教育理念，为社会输送更多专业素质过硬、综合素质良好的优秀人才。 4.同时在开展教育的过程中要切实认识到不同学生之间所存在的学习成绩差异，并根据教学实际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优化，增加课程体系的灵活性，丰富教学内容，在成绩评价、专业能力评估中不断创新，从而使人才培养机制更为完善。教学模式的改革需要与未来的社会发展改革方向一致，突出应用型人才特点，深化素质教育理念，增加实践类课程，以此突出教学特色，形成“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生分类发展、错位竞争的新形式，使人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教学方面注重因材施教，尤其以分类培养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在生源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进一步创新教育模式，塑造优秀教育的品牌效应。 5.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能力和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能够加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开展和举办一定的活动来丰富学生的活动，例如学术讲座以及社团活动等，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和实践来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多渠道的扩充来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不断提高,国内高校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就业技能成为我校建设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为了整合和优化教学资源,提高学校发展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本文结合国内高校的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管)专业建设中的普遍问题,针对我校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的几点方案。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信管;协调发展;学科建设 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概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我国管理学科中发展最早的学科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对科学管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依托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首先发展起来,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已经建立了一支较为成熟的研究队伍。在国内,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风险管理等这些领域是当前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预见它们仍是未来几年的重点研究领域。信管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点专业之一,目前全国有五百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但它又是一个年轻的新专业,其教学内容与课程如何设置,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校信管专业成立于2000年,目前已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近1000人,专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和研究过程。 2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发展中的问题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和信管专业的发展与国内其他高校一样存在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和不足。 2.1 学科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学科方向:现有的四个研究方向,优势特色不明显,缺少优势特色学术方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 ②学科队伍:学科梯队成员职称和学历偏低,硕士生导师人数少,成果水平不高,获奖层次低,没有国家级奖励。 ③科学研究:整体科研水平偏低,缺少国家级课题,横向课题少,科研经费略显不足,发表高水平国家级论文或检索论文数量不多。 ④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研究生招生不景气,招生生源和途径单一,梯队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次数少,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不密切。 2.2 专业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中,师资队伍建设尚不充分,本专业教师职称与学历层次相对较低,本科学历年轻教师较多。在教师队伍方面专业师资队伍的职称等结构尚欠合理,低职称教师数量偏多。由于年轻教师多,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受到了影响。 ②课程建设方面:受师资队伍高职称教师比例低的制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课程建设方面尚处于较低层次。 ③教学和科研研究方面:由于年轻教师较多,忙于教学与学历提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教学、科研项目与成果缺乏。 3如何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方案研究 3.1 学科建设方面要采用目标管理,任务分解到人,激励和考核并用,重在队伍建设。 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创建良好的科研条件,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科对外影响。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的同时,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取得一批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应用并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进一步重视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广泛吸引省内外优秀的专家学者专职或兼职从事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 ①进一步加强学科梯队建设。积极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选送有潜质和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到著名高校进修、培训;鼓励更多的教师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逐步形成适合学科发展,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优化的教学、科研学术群体。 ②积极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队伍成员要跟踪学科前沿,积极申请国家级课题。 ③紧密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求,加强产、学、研结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④加大对学科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和加强学科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为我校讲座教授,进行讲学,共同合作承担科研课题;派出人员去国内外著名学校进修提高。 ⑥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完善学科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学科实践基地,为学科队伍成员和硕士研究生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舞台,使教师更了解经济社会的需求,使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需要。 3.2 专业建设方面。 ①制定新的培养方案,加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在不断的变化,这就要求专业培养方案既要求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也要有其灵活性,要根据发展需要和毕业生动态反馈调整完善培养方案,因此,新的培养模式应侧重考虑综合素质的培养,注重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训练,拓宽基础,扩大口径,同时还应有地域特色。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培养目标,本着重视基础课程,加强主干课程,扩大选修课程,突出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加强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同时开展与各有关课程配套的教学大纲、教材建设工作。 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责任心强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的根本也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是否合理是反映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现有师资队伍看,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还不很合理,还应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学历层次,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引进外校高学历人才调整学缘结构,建成一支结构合理、梯队明显、具有发展潜力的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③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跟随教师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工作,进行毕业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面向BI A3.0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 摘 要： 管理类研究生的分析能力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分类和非线性预测与决策问题的解决能力。本文研究了管理类研究生支持向量机预测与决策实验教学的设计、实验课题的选择，并讨论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关键词： BI A3.0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研究生培养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商务智能与分析（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BI A）与大数据相关的分析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在工业界及学术界变得越来越重要。来自于Bloomberg商业周刊的报道（2011）显示，97%的超过1亿市值的公司使用了商务分析技术。据麦肯锡全球机构预测，到2018年，仅美国一年就会面临14到1万人的深度分析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约有150万数据分析经理的缺口[1]。 “智能”一词自20世纪50年代被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人员提出并沿用至今。而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被企业界和学术界熟知。自2008年大数据的一系列论文在NATURE上发表，大数据分析技术已被应用到从文本、计算机日志、传感器、社交媒体等产生的大量非结构化、体量巨大、类型繁多、价值低密度、要求快速处理的大数据。BI A经历了BI A1.0，BI A2.0和BI A3.0的演进。他们分别对应面向基于关系数据库的结构化数据、基于web的非结构化数据、基于移动及传感器的非结构化大数据。因此，BI A3.0是面向大数据分析的新兴领域。 BI A3.0面向大数据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它涵盖了电子商务及营销智能、电子政务及政治2.0、科学与技术、智慧健康、安全及公共安保等方面。涉及的技术领域包括大数据分析，例如统计学习、序列及暂时挖局、空间挖掘、过程挖掘、网络挖掘、web挖掘、基于列的数据库挖掘、内存数据库、并行数据库、云计算、Hadoop、Mapreduce，文本分析，例如静态NLP信息抽取、主题模型、问答系统、选项挖掘、情绪及影响分析等。除此之外，还包括web分析、网络分析、移动分析等大的技术分析方面。因此，BI A3.0是未来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础和研究热点。 BI A3.0的发展和应用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BI A聚焦于理解、解释、战略并服务于组织。一些学科对BI A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信息管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 然而，目前的课程体系设置相对于商务分析技术及大数据的发展来说较滞后。虽然大部分学校针对学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能力的培养开设了一些BI A课程，例如复杂系统分析与决策、随机过程、应用统计学、矩阵分析、Matlab、现代管理分析技术等。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面向大数据的BI A3.0的研究及应用来说尚有差距，缺乏系统性和前沿性。因此，面向BI A3.0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及急迫性。 1.教学研究的内容及实践内容 围绕如何培养面向大数据及BI A3.0数据分析及研究能力进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借鉴国际国内针对从BI A1.0到BI A3.0的知识体系及技能相关的教学改革，注重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专业内涵。 （1）教学研究的内容 ①对国内和国际当前的面向BI A3.0大数据分析能力培养的知识体系及技能进行梳理。 ②对本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主要的研究方向进行梳理，调研面向BI A3.0大数据分析的具体能力和层次要求。 ③结合国际国内面向BI A3.0的知识及技能体系与本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的研究方向，提出面向BI A3.0的管理类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的具体方案，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教学目的与要求。 （2）实践内容 通过设计与理论相配套的课程实验、研讨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及时追踪研究热点，使得实践环节成为提高研究生BI A3.0创新和研究的推动器，同时也提高学生在实践方面的兴趣和动手能力。 2.教学及实践改革的目标 （1）教学目标。通过建立面向BI A3.0的管理类研究生课程教学体系，使得研究生掌握BI A3.0的基本知识体系、知识网络、基本研究能力，并最终培养研究生掌握面向BI A3.0的创新能力。 （2）实践目标。通过培养学生面向BI A3.0的实践技能，培养研究生面向BI A3.0的实践能力，包括文献检索能力、借助计算机的分析能力、数学建模能力、数据收集能力。 3.课题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围绕面向BI A3.0的管理类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本课题将要解决如下问题： （1）如何划定面向BI A3.0的分析及计算机技能。面向BI A3.0的分析及计算机技能涵盖的面十分广泛，本校管理类研究生所依附的学科方向及研究重点决定了这些技能需有选择地纳入。因此，需要解决具体纳入哪些分析及计算机技能的培养。 （2）如何结合研究方向与BI A3.0的应用。培养面向BI A3.0大数据分析能力的目的是将BI A3.0大数据分析应用到具体的研究方向。物流、市场营销、工程管理、运营管理等方向的研究需要将这些领域的知识和BI A3.0的应用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培养的目的。 4.拟采取的方法 （1）借鉴国内外先进的BI A3.0教学教改经验。对国际和国内BI A3.0相关的教学教改文献进行分析，并参加相关的国际国内会议，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学习。 （2）对本校管理类研究生现状及改革反馈进行调研。通过以往教学实践的总结、专家学者的讨论、课题组集体研究的方式，调研适合本课程体系服务学科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目标、方法与手段。 （3）对企业界进行调研发掘BI A3.0实际应用能力的需求。通过对企业界进行调研，发现潜在的BI A3.0应用方向。通过这些方向的发掘弥补课程体系设置的不足。 自2008年NATURE发表的一系列大数据相关论文，到2012年，美国《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成立“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再到2015年，我国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针对大数据分析的BI A3.0是十分前沿的。本项目将本校管理类研究生数据分析能力培养和BI A3.0发展的大趋势结合起来，具有前沿性、现实性和急迫性。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国内外高校现行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以国内外部分高校为情报源，通过分析国内外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现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逻辑推演方法等从多方面分析国内外各高校现行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劣点、异同点及存在问题，借鉴西方国家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经验，提出适于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1引言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自国内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首次招收从事管理科学研究的硕士研究生以来，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逐步发展与完善，截至2015年，全国设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校已多达289所。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集管理、经济和、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科学交叉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多，但现今社会仍面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质量和数量上的需求不对称的“尴尬”状况，所以，让管理科与工程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经济实践相一致变得刻不容缓。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部分高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期望进一步揭示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2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划分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为了实现管理目标，综合应用工程技术科学、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和行为科学、工程方法及社会科学知识，结合信息技术，对人员、物资、设备、技术、能源和信息等组成的各种系统进行设计、评价、决策、改进、实施和控制，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此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体系划分在国内外略有不同，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3国内外典型高校现行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对比 3.1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的比较 通过查阅国内外高校官网资料及相关文献，整理综合得出表1所示的国内外典型高校现行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对比，通过分析我们知道，近年来，国内外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均趋向于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根据学校综合实力或院校特色的不同，致力于培养全面或专业人才，课程特征总体都贴近现实，考虑到社会需求，注重社会实践，但国内高校仍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影子；在考核方式上，国外高校较之国内高校更加多元化，国内高校对学生考试成绩较为看重。故国内高校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上，课程设置和考核方式仍有很大完善和发展空间。 3.2国内一般院校与“985”、“211"高校的比较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各高校官网信息，综合分析得出表2所示的国内一般院校与“985”、“211”高校关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比较，“985”、“211”高校在经费投入、教学设备、学术交流等方面较普通高校有着较大优势，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对普通高校起着引领的作用。“985”、“211”高校放眼于国外高校，积极学习国外优秀经验，为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做出积极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3国内重点综合类大学与同层次财经类高校的比较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设的专业类可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国内一般偏理工类大学多把管理科学与工程划为工科，对于财经类院校或偏管理类一般把管理科学与工程划为管理学门类。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国内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学科培养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1）重点综合类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更注重编程技术的教学，偏工程应用，重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以此为发展重点方向；（2）财经类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更注重管理类知识的教学，偏财经应用。此外，根据各个学校的特色会略有不同。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更注重农林信息的教学，偏农林信息应用。 4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中存在问题分析 4.1学科范围广，但不深入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涉及管、农、工、理等多门学科的交叉学科，交叉性的学科特征导致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概念及其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像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情况，外加教学时间的限制，导致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出现“范围广，不精”的误区。 4.2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偏离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迅猛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人才社会需求对其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通过我国部分高校现行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大多数学校与企业缺乏一定的交流与沟通。社会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人才的需求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而我国高校在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实践中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导致学校教学与实践需求脱节，以致人才市场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人才“供需”不等，增加了学生就业的难度。 4.3教学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平台建设起步较国外晚，由于教学经费及师资、学术交流上的限制，导致大多数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学设备不齐全，或存在功能单一、运行封闭、低效性等诸多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4.4教学模式单一 通过与国外高校对比，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学课程较国外高校更为看重传授理论知识，教学模式较单一，不能很好地践行实施“多元化”目标，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缺乏一定力度。而国外高校大多比较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并且通过设置实践课时和课外实践课题，让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和运用课堂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4.5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认知度、认可度不高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涉及管理与计算机技术的交叉学科，即该学科学生既学习管理类知识，又学习计算机技术。这是一个学科优势，然而，却也形成了一个“误导”疑惑，不同的高校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的专业根据学校侧重点不同设置在不同的学院，有的设置在管理学院，有的设置在信息学院，还有的设置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故导致大家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认识存在一个普遍的困惑，到底它是属于管理还是属于技术呢？再者，企业招聘时，也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产生了疑惑，有的企业甚至没听说过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可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在社会上很低，很不利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5关于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 5.1科学定位，明确培养目标 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的定位应以社会需求为基准，结合发展环境，科学定位，加强学生对实践能力与理论知识的结合。故建议各高校加强管理科学与工程下所属专业特色，打造不同的专业特色，有利于促进学科的知识创新与科学定位。例如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可以医学信息系统或企业信息管理等为特色，培养具备管理与专业知识的实践性人才。同时，各高校应努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并要求其阅读一定数量的相关课外专业书籍，增加学生专业知识的宽度和深度。 5.2与时俱进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起步慢，使得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其研究问题和研究背景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都在不断变化与发展。因此，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对称问题也需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故建议各高校积极与社会企业、业内专家及其他高校交流学习，多举办一些学术交流会或实训讲座，把握最新研究进展，用最新的知识与技术来进行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与应用，不断完善本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校方，要想拓展学生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视野，就得不断学习世界先进技术与经验，引进新思想、新理念。 5.3加大教学平台建设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知识涉及计算机技术，因此很多课程要求我们实际上机操作，并要求设置一定时间的实践课时，因此加大教学平台建设，保障教学设备与教学质量至关重要。故建议如下：（1）作为校方，学校须得积极鼓励教师利用假期到国外高校进修，或参加相关培训课程并为其提供一定补助；再者，鼓励教师在不影响本职工作时，继续进修博士学位或者积极参与实践项目。（2）作为学院或者相关负责人，须得积极争取政府和学校资金，建立管理科学与工程教学实验室，像沙盘模拟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等，为学生提供高质的教师资源和优质的教学设备。 5.4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网络信息一体化，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现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教学要求，故建议各高校可以通过积极发展MOOC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优化教学模式。实现网络化教学与课堂式教学相结合，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网上共享教学资源，还可以节省老师的备课时间，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甚至，还通过MOOC网络资源实现学生在宿舍也可以上课。其次，建议各高校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构建校内平台与校外企业合作的实践教学平台，加强实践，同时不断跟进企业对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的需求，进而培养出企业优秀的管理人才。最后，不断加强师资建设，通过企业调研丰富教学经验，充实教学内容。 5.5脚踏实地，注重宣传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科学体系不断完善，培养出来众多优秀的管理人才，但现今国内高校普遍上存在一些共有的问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国内知名度不算高，最近几年就业竞争激烈，但政府和各大高校对外交流时，积极宣传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正确阐述该学科下各专业的定位和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公众和各企业提供正确的视听，尽量消除之前的“误导”疑惑。同时，也建议各高校积极设立该学科相关比赛，通过比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还可以打开一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6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全球化，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将有很大的需求，但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现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仍存在一定欠缺之处，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较不明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略有偏离、教学平台建设有待加强、教学模式较单一等方面，不论在外部环境还是各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设置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管理科学与工程毕业论文: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研究 摘 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重要；我们将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阐述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功能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变生产面貌和人的生活条件以及精神面貌等方面，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令人信服地为客观实践所证明。“科学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句名言已成为人们所日益能够接受的真理。我们看到人类如何跨入浩瀚的宇宙，又如何探索微观世界的奥妙，创造宝贵的人造物质，改变大自然的雄伟创举和成百倍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一切都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浅谈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及对策:某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心理压力现状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心 理压力现状，为更好地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整 群抽取某大学2 681名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SCL-90量表和研究生压力问卷进行测试。结果 研究生心理卫生问题的检出率为5.15%，其中博士生的心理卫生问题检 出率（7.96%）高于硕士生（4.74%），女生心理卫生问题的检出率（3.38%）低于男生（5.9 8%）。研究生主要的心理卫生问题为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抑郁症状。心理压力主要为 就业压力，其次是成就压力、学业压力和经济压力，身心健康的压力最小。结论 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心理压力主要为就业压力和成就压力。 【关键词】 精神卫生；压力；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逐年扩招，在校研究生人数迅速增加，其心理卫生问题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研究生作为我国学历教育的最高层，肩负着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多方面的期 待，承受着来自学业、就业、婚恋、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和消解，必将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1-4］。本研究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及其心理压力状况进行分析，以期对研究生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起到实际指导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06年6月，整群抽取某大学研究生院2 900名研究生进行心理 测试,资料完整者2 681名，其中男生1 824名，女生857名；硕士研究生2 342名，博士研究 生339名。 1.2 方法 1.2.1 SCL-90量表［5］ 用于评价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采用1～ 5级评分。任一因子得分≥3分即判定为有心理卫生问题。 1.2.2 研究生压力问卷 采用华南师范大学郑希付等［6］编制的研 究生压力问卷。该问卷是在参考有关成人心理压力、青少年心理压力和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研 究基础上，结合实际编制而成。问卷分为A和B两部分。问卷A是一般情况调查，分为自身情 况、家庭情况和学校情况3个部分，共13个问题。问卷B则由52个项目组成，包括来自学业、 就业、经济、爱情婚姻、人际关系、身心健康、成就需要等7个方面的压力。B问卷采用李克 特5点法记分，5=压力很大，4=压力较小，3=有些压力，2=有点压力，1=没有压力。该问卷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5］。 1.2.3 测试过程 以班为单位，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解释指导语，指导被 试认真填写。 1.2.4 统计方法 包括χ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 析等。 2 结果 2.1 SCL-90测试结果 共检出有心理问题的研究生138名，检出率为5.15%(1 38/2 681)，其中硕士研究生检出111名，检出率为4.74%（111/2 342）；博士研究生检出27 名，检出率为7.96%（27/3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09，P=0.012) 。男生心理卫生问题检出率为5.98%(109/1 824)，女生为3.38%(29/857)，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8.023，P=0.005)。 在9个因子中, 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症状3个因子出现的频率最高，分别为25.94% ，18.43%和14.33%；精神病性、躯体症状、恐怖症状出现的频率最低，分别为4.78%，3.0 7%和2.05%。 2.2 心理压力状况 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主要为就业压力（2.96±0.77），其 次依次为成就压力(2.41±0.58)、学业压力(2.38±0.50)和经济压力(2.36±0.61)，身心健 康的压力最小(2.04±0.67)；各种心理压力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28，P =0.003)。多重比较S-N-K法表明，学业压力与经济压力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除此之 外，所有压力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由表1可知，来自地区、家庭经济情况、是否适 应学校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等主观环境因素、是否适应学校所在地的气候等客观环 境因素以及本科所就读大学的档次对研究生的7种压力均能产生影响。 2.3 心理压力与心理问题之间的相关分析 以有无心理问题作为因变量，以 7种压力作为自变量，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拟合方程，变量进入方程的标准为a=0.1，剔除 标准为a=0.11，最终得到回归方程为y=-0.291+0.041x1+0.056x2+0.061x3，其 中x4为学业压力，x2为人际关系压力，x3为身心健康。见表2。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研究生心理卫生问题检出率为5.15%（138/2 681），博士生的心理卫生问题 发生率显著高于硕士生，可能与博士生的学业压力及身心健康压力较大有关。 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主要为就业压力，其次依次为成就压力、学业压力和经济压力，身心健康 的压力最小，与禹玉兰等［6］的调查结果相同。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主要受来自地区 、家庭经济情况、是否适应学校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等主观环境因素以及是否适应 学校所在地的气候等客观环境因素、本科所就读大学的档次等方面的影响，特区及贫困地区 的学生、家庭经济很富裕及非常贫穷的学生、不适应学校所在地生活及环境的学生、本科就 读于大学档次较低的学生所受的压力较大，应成为关注的重点对象。 浅谈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及对策: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研究生是社会上受到高层次教育的知识群体，是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近年来，研究生群体中因心理压力过大而发生跳楼、割腕等自杀行为的事件不在少数。通过对研究生心理压力状况的测量发现，研究生群体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来自学业、经济、就业、社会、家庭和人际交往等多重压力，同时进一步分析研究生心理压力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研究生； 心理压力； 原因； 对策 一、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研究的对象为FZ大学2010级在校研究生，我们采用SCL-90作为测量工具，同时采用网上作答的形式对在校研究生的心理状况进行整体测试。该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等十个因子，能较全面地反应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SCL-90的10个因子，各因子分的大小是评定被试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因子分共分5级，数值越大问题越严重。一般认为只要有一个因子的得分超过2.5分，则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我们将参加心理调查的1419名2010级研究生的SCL-90各项因子平均值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来，FZ大学2010级研究生的SCL-90各项因子平均值（除强迫症状、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略高于常模外）均低于中国常模。但是，研究生在强迫、人际关系、焦虑和抑郁等方面的均值都较高，说明在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研究生的心理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将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甚至其中部分研究生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强迫、人际关系以及焦虑、抑郁等任何心理问题的产生都与一个人的情绪、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息息相关，当前研究生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背负着家庭责任，在紧张的校园生活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断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得自己面对种种情况更加茫然无措，缺乏自信。研究生群体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研究生作为具有较高学历、智力、文化和自尊心的群体，在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的同时，还承受着来自学业、就业和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心理压力，存在着学业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多重矛盾。[1] 二、研究生心理压力诱因分析 据调查研究表明，研究生群体中存在部分研究生因心理压力过大、不适应等各类心理问题。究其根源是时代的变革对研究生这样的高知识教育背景的群体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冲击。研究生个体对自身的期望值与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使得他们在面对未来的事业和前途时倍感忧虑。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当压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变成心理负担，心理负担如果得不到有效排解，就会产生心理问题。在实际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学业科研压力 社会节奏的加快使得研究生承受许多压力，如学习科研压力、不容易、论文写作创新难以及文字写作功底差等。就目前全国研究生教育管理来看，多数高校在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中都对研究生在校期间应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级别等做了明确的规定。研究生入学以后不得不紧张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尤其目前研究生教育多数是两年或者三年制，多数研究生都期望通过研究生学习生涯为自己将来择业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与本科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学习内容加深使得学习方式发生变化，一部分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以后，发现现实与自己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连续的扩招并没有与高校的软硬件设施配备相协调，导师所带研究生数量大大增加的同时自身的教学、科研任务又十分繁重。研究生不得不面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局面，对研究生而言，自身的学术基础十分薄弱，基本上没有单独做科研的能力，没有导师的细致指导进行科研和创新很难达到自身所期望的发展目标。再者，多数研究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期间，缺乏文字写作方面的有效锻炼，使得研究生在面对培养方案中关于的篇数和级别的要求时“不知所措”，产生严重的学业压力。最后，研究生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缺乏经济来源长期在校外做兼职，学习时间安排不合理，影响到学业，这也是造成研究生学业压力繁重的主要原因。 2.生活经济压力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生源也呈现日趋复杂化的发展趋势。报考人员不仅涵盖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也包含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自筹经费生和单位委托培养生等类型的研究生。考生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社会背景、年龄结构以及思想状况不尽相同。研究生在学习阶段，思想日趋成熟，大家都十分渴望独立。入学后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在一起上课，应届研究生在和其他已经工作的在职研究生无意识的比较中，容易产生失落感、自卑感和经济上的压迫感。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高昂的学费造成了部分研究生及其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多的学生不满足于现状，想要到名牌高校读研究生，以便毕业后有更好的发展前途。但中国目前名牌高校多数是坐落于消费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这无形中也加大了研究生的生活费用支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研究生因此变得十分苦恼。高校给予研究生每月的生活补助已无法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开销，而针对研究生群体的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企业的爱心助学金、勤工助学名额等都比较少，他们就不得不采取外出兼职的形式来赚取生活费。兼职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锻炼研究生的意志，增强其社会实践能力，但是更多的会耽误学习时间，如若研究生不善于把握时间的话，势必影响学习并导致学业压力，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恶性循环。 3.人际交往和婚恋压力 研究生学习生活以个体为主，尤其是工科学生以实验为主，面对最多的是实验设备、仪器和书刊，一般缺少群体性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宿舍到食堂再到实验室的模式。部分研究生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实验当中，很少顾及人际交往，造成交往障碍。部分院校存在重本科生教育管理，轻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问题，研究生教育管理较本科生更为放松，致使部分研究生过分的自由化和个性化。同时高校针对研究生的集体性活动普遍较少，导致研究生的课余生活十分单调。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生在人际交往中难免出现关系紧张，不能够和同学、导师进行良好交流和沟通等现象。长此以往，人际交往会变得更加封闭，性格逐渐变得冷漠、孤僻，人际交往压力逐日呈现。人际关系的不如意，往往又牵涉到研究生的感情生活当中。在读研究生的年龄普遍偏大，多数处于未婚状态，恋爱也是该年龄阶段所特有的心理特点，对于异性与情感的渴望在所难免，但因课业繁重、人际交往封闭等原因，与异性交流的机会很少，尤其是在工科类学校，男女比例不协调，这对于没有男女朋友或是未婚的大龄男女青年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另外，部分处于恋爱中的研究生由于感情受挫，突发感情变故等个人感情问题，造成对异性的排斥心理，自卑多疑，形成人际交往中的戒备和敌视性的心理挫败感，反过来加重了人际交往的压力，形成影响研究生心理安定的一个恶性循环。研究中发现，在研究生因为恋爱分手产生心理问题时，如果是男方提出分手，女方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更有甚者出现自杀等事件；如果是女方提出分手，男方容易产生暴力心理，对女方造成暴力伤害等事件。 4.社会家庭压力 以往研究生群体在人们眼中是佼佼者，在社会观念中研究生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如今状况却发生了变化，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发展。2012年，FZ大学保送研究生中有6人由于找到了比较好的就业单位，要求放弃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而且这是一个使研究生招生部门感到头疼的普遍现象。研究生扩招使得社会整体人才趋于饱和，原本的优越感不再凸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招聘单位也不再单纯以研究生在校的学习成绩状况为招聘准绳，而是寻求德才兼备、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兼俱的全面、全新型人才。研究生对自己的高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反差，研究生与同龄人相比，没有经济收入，尤其与以往本科阶段已经工作的同学相比，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思想压力。家庭环境会对研究生个人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虽说研究生长期在校生活，远离家庭生活环境，但是研究生的衣、食、住、行等，都是源于家庭的支持。研究生群体中，部分学生家庭条件困难，有的甚至是单亲家庭或是家庭关系极度不和睦，这都会对研究生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另外，突发性的家庭变故对研究生的心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造成研究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这种心理压力极有可能会波及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等其他方面，甚至有些研究生因此而产生轻生的念头。世俗社会给予研究生过高的期望，各类家庭的父母也给予研究生过高期望，同样造成研究生过重的心理压力。传统家庭的父母希望研究生能够通过高学历的教育，进入成功的阶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贫困家庭的家长将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与希望，寄托在研究生的身上。研究生本人在内心深处同样也希望自己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出人头地，实现家族的愿望，这样的社会与家庭现实，使得他们在面对未来的事业和前途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5.就业择业压力 研究生一直被视作社会精英，社会的发展给研究生就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使得研究生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冲突。从目前就业形势看，研究生招生工作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高端人才需求并没有随之增长，二者矛盾日益加剧，研究生就业压力随之产生。“毕业意味着失业”也成为研究生毕业担心的重要问题。巨大的就业压力使研究生看清自己不再是天之骄子，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紧张的学习生活节奏使得研究生群体中部分学生不免产生焦虑、烦躁和抑郁等心理困惑和心理压力。当代的研究生作为具有较高智力和文化素养的知识群体，有着不同于一般的青年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研究生有着更高的抱负和理想追求。但是，在面对毕业以后将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比如婚姻、家庭、房子、车子等现实问题，研究生群体感到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矛盾很多，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很纠结，不少研究生在择业时选择现实而放弃理想，更多研究生倾向于大城市的高薪职位，而不愿意到国家所倡导的到中西部地区和能够建功立业的基层工作。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一方面研究生不愿意到基层去，另一方面研究生在大城市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另外，在因就业心理问题而自杀的事件中，女研究生所占比例较高，女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引起的心理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女研究生在择业的过程中会面临较多的困境，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不愿意招女生，加之因工作的劳动强度大等其他一些原因，总体上导致女研究生的就业质量低于男研究生，因此，女研究生的就业心理压力不断增加。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研究生群体不得不背负更大的就业和择业心理压力。 三、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对策研究 1.加强宣传教育 强化研究生的心理素质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要想缓解研究生的心理压力，首先就要从研究生自身着手。研究生要不断加强身体和心理素质的训练，强化自己内心的适应能力和抗挫折力，不断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培养自己坚强的意志，在面对学习、经济、情感和就业等压力时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高校各级学院组织可以充分发挥研究生会和研究生党支部以及内部社团的作用，积极引导研究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高校可以依据不同年级研究生的实际情况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和论坛，甚至可以通过广播、报刊以及实践活动等具体形式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不仅仅只将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局限在高校的心理健康活动月。通过这些活动，强化研究生的心理互动，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研究生对自己坦诚相待，从而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关键在于让自己拥有正确的人生定位，改变自己的某些负性思维方式和判断力，使自己能够在遇到各种心理压力及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时，进行初步的自我诊断和自我调节，同时懂得在自身无法调节的情况下如何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 2.依托研究生活动平台搞好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研究生各部门要不断提高对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工作的重视程度。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面对新事物，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时，平时生活中的痛苦会得到宣泄和释放，从而减轻心理压力。[2]校园文化，是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平台。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如：运动、旅游、散步或是与朋友聊天都是宣泄压力很好的方式。高校要致力于打造集教育、科技、体育、娱乐于一体的以研究生为主体的综合互动平台，烘托快乐、健康的校园文化。尤其是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各类寓教于乐，形式多样的业余活动，丰富研究生的课余生活，充分调动研究生活动的参与性与积极性，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氛围，让研究生真正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将不良的负面情绪和长期压抑的心情在活动中得到缓解。同时可以在校内开展心理拓展和素质拓展等活动来锻炼研究生个体的心理素质，增进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相互了解，提高研究生与人交流的能力。活动是平台，效果是目的。最终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措施达到缓解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提高研究生的耐挫力、抗压力的目的。校园环境以及校训、校风对研究生而言同样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一所高校的校风，对一个研究生成长以及今后的发展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高校要致力于校风的建设，创设积极乐观、宽松愉悦的校园文化环境，无形中会帮助研究生形成坚毅的品格和乐观的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生因各种原因产生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困惑。 浅谈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及对策:我国当代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和对策分析 【摘 要】随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生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生存在心理压力的情况普遍存在，这对社会和研究生群体的发展都造成了一定危害。文章从就业、学习、经济、情感四方面阐述了我国当代研究生心理压力的来源，应从社会、培养单位和研究生自身入手，缓解研究生的心理压力。 【关键词】研究生；心理压力；心理健康 研究生作为我国的高水平的人才，对我国当今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当前整个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需求和层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也体现研究生心态的变化上。近年来，我国研究生由于较大心理压力出现自卑、抑郁等不健康的心理，所导致的诸如投毒、自杀等极端恶劣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不仅扰乱了研究生正常的学习生活，更是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一、我国当代研究生心理压力基本情况 研究生作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拥有较高学历和智商，他们青春、有创造力，但同时不成熟、敏感。研究生的这些普遍具有的特点加之现在所处的环境易使他们经常会遇到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演变成了心理压力，在心理压力的困扰得不到排解的情况下，轻则会产生抑郁、自卑等不良心理情绪，重则会引发部分研究生做出极端恶劣的行为，由此看来，我国当今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但随研究生的逐年扩招，社会竞争的加快，这使得当今研究生的心理难以得到关怀重视，缺乏正确的引导。 二、我国当代研究生心理压力来源 研究生队伍的逐步扩大，竞争愈发激烈，使得当代研究生不仅没有了老一辈研究生的优越感，而且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当代研究生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就业、学习、经济、情感四个方面。 （一）就业压力。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劳动市场相对饱和，研究生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大不如前，加之研究生“低不成，高不就”的就业心态，这些都给当今研究生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不论是在校或者是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很多都为就业问题苦恼，在家人的殷切期盼和严峻现实面前没有及时调整好心态，造成心理压力。 （二）学习压力。研究生在校期间仍是以学业为重。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更加注重的是一种研究性的、探索性的学习，需要研究生有较好的自主学习能力，除此之外，日常的科学研究贯穿和毕业论文对研究生的要求也愈发提高，研究生的学习成绩不仅影响研究生毕业和就业问题，对培养单位声誉的也关系紧密。由此可见，学习压力是当代研究生的主要压力源之一。 （三）经济压力。研究生在校期间，受到时间、精力和渠道的限制，多数研究生没有实际的经济来源，加之各培养单位开始实行研究生自费培养，个别奖助学金的政策不完善，难以解决研究生的实际问题，此外，研究生大多为成年人，羞于再向父母开口要生活费。经济压力难免会影响到研究生的心理活动，易产生自卑、悲伤易怒、过分猜疑等心理问题。 （四）情感压力。很多研究生在培养的过程中没有了从前大班级的概念，能交流的同学数量十分有限，且研究生的生源较为广泛，很多来自外地的研究生人生地不熟，难以交往到合适的对象，但研究生已经到了可以恋爱结婚的年龄，部分研究生一时出现了角色不清的情况，此外，来自家庭的婚恋压力愈发增大，也可能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此时的研究生面临的将不仅是没有伴侣的压力，还有来自家庭和父母关系紧张的压力，在此种情况下的研究生往往身心俱疲，产生心理压力。 三、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对策 基于以上对我国当今研究生心理压力来源的分析可知，既然造成心理压力的来源多元，就要从多个角度全面地来分析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对策。 （一）社会要对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压力问题引起足够重视。研究生群体是整个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发挥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教育部门应积极完善研究生自费接受教育下的奖助学金制度，给广大在校研究生特别是家庭困难的研究生以经济扶持，缓解研究生的经济压力。此外，在就业政策上，完善研究生的就业环境，健全就业市场，给研究生更好的发展平台，真正发挥研究生作为高素质人才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鼓励支持研究生自主创业，帮助树立研究生群体对就业和创业前景的信心，缓解研究生的心理紧张和焦虑，化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二）培养单位要建立健全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就各个高校而言，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十分有限，且大多向本科生层次倾斜，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关怀不够到位，故首先要建立健全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机制，加强相关师资队伍建设，根据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缓解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压力；第二，研究生在校期间，导师是研究生的主要负责人，除研究生的学习科研方面，对其心理状况也应有较好的观察，平时多与研究生进行学习和日常生活的交流，发现存在较大心理压力的研究生要积极帮助他们缓解压力，放松心情，帮助学生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增强抗挫折能力。 （三）研究生本身要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作为高智商的研究生群体，首先要明白适当心理压力的存在是正常的，掌握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十分重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多去关注社会各方各面的信息，了解当今的就业市场，对自己不仅要有信心，更要有客观公正的评价。遇到困难和挫折要尽量保持良好心态，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家人、老师和同学倾诉，并利用好学校和社会所提供的心理健康辅导资源，使自己从心理压力的阴霾中释放出来，把自己打造成不仅具有高学历和能力，而且心理素质良好、道德高尚的精英人才。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深圳视阙下的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注重高等教育区域与国际合作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在当前追求高等教育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深港经济、文化、教育等整体发展的趋势，深港高等教育（包括继续教育）合作大有可为。然而，合作的成效归结于深港两方面的因素，取决于双方的努力程度。由于深港两地高等教育的不同基础与发展需求，相对而言，深圳对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意愿更强，期望值更高。在深港高等教育合作深化发展的进程中，深圳方面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深圳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特区的实验精神，开拓进取，为双方有效合作寻求最佳的方法与途径。 一、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合作的时代趋向和粤港合作的大背景下，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不断摸索中前行，在初期的合作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一）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政策层面上的推进 两地高等教育合作，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与指引。近年来，涉及支持深港两地高等教育合作的政策在不断增多。2005年9月，深圳市政府分别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2007年5月，深圳市与香港签署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2008年11月，深港两地签署《教育合作协议》，双方拟建立定期交流合作机制，同年底出台《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教育要加大开放合作力度；2009年颁发《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强与港澳和国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合作，引进港澳和国外知名学校来深圳合作办学；2010年4月，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正式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明确表示支持双方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双方同意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规划以高等教育为主的跨界人才培育与知识科技交流区。这些政策协议的制定，从政策层面为深港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合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支撑。 （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 近年来，深港高等教育合作一直在不停地探索与实践，目前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两地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合作。比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金融财务硕士、“emba”硕士等；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培养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与香港大学联合培养金融学硕士。二是两地高校在课题研究、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香港高校依托深圳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开展以科研课题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咨询等为主的校企合作，以及研究生层次以上的继续教育。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落户高新区，建立了独立的产学研基地大楼。目前，香港有6所大学都在深圳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展科研活动。三是合作办学。2009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专责小组，开始探讨在深圳办学，201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学签署了《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协议》。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正在筹建当中，计划于2013年建成招生，首期招生7，000人，最终学校的招生规模将达到1.1万人。 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问题 在深港一体化推动下，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在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进一步实践推进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一）政府层面注重经济区域的合作，轻视教育区域规划与合作 一直以来，深港合作的主线是经贸合作。深港高等教育合作仍处在较低层次，在一些政策协议里，虽然涉及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内容，但仅为合作构想或合作意向协议，深港高等教育合作仍没有详细规划。深港经济合作的步伐要大大快于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步伐。 （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化缺失 近年来，深港两地的高等教育一直有着交流与合作，但这种合作尚处于浅层次，没有具体的合作制度支撑。已有的一些两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协议多是表明合作的意向，缺乏具体的操作性措施。从总体来看，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仍多为自发性、局部性、短期性、非制度化的合作，虽然近年来有制度化合作的趋势，但仍没有完全上升到制度化合作的层面，因此也较难形成综合的、突破性的合作效应。 （三）深港双方高等教育水平不对等 香港的高等教育属世界高水平行列，而深圳高等教育规模和水平不仅无法和经济实力相当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教育强市相抗衡，就是与经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香港高校选择合作院校的层次和期望显然比广东要高。调查发现，香港高校一般首选和欧美高校合作，其次是和内地的一流院校合作，再次才是与广东高校合作。因此，在高等教育不对等而且有其他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竞争下，如何使香港高等教育选择与深圳高等教育合作，深圳高等教育面临诸多挑战。 三、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对策 基于内外因素的考量，深港高等教育合作要取得进一步发展，深圳方面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要能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自身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寻找双方合作的共同点和互通点，扩大高等教育合作的层面，提高合作的质量，深化合作的效果。 （一）制定和优化相关政策，为合作创设条件 两地政府的帮助，统一合理的政策扶持，是两地高等教育实现有效合作的前提之一。只有在两地政府的配合下，才能解决“一国两制”条件下的相关教育问题。为此，政府应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方面，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更大的可能和最大的便利。要突出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香港的特殊性，适当对香港高等教育进入深圳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将香港从参照中外合作条例办理的惯例中分离出来。通过两地政府的协作和沟通，为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创建良好的办学机制，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和实施细则，创造宽松和良好的深港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环境。 （二）积极开拓与推进，为合作创造机会 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深圳也应拿出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激情与干劲，积极和香港高等教育互动与磨合，进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探索与实践。一要积极开拓，努力磨合。深圳应拿出改革开放之初欢迎外资企业新技术、新管理理念的胸襟和谋略，在与香港高校的碰撞与磨合中，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构建深港两地之间的协调机制，深入推进深港高等教育合作规划和衔接。二要充分落实，大力推进。深圳应着力推动深港双方已有的合作项目，将签订的合作协议具体实施。要加大执行的力度，要大胆地去试验，去探索；要主动地去落实，去推进。 （三）主动联络与协调，为合作夯实基础 深圳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的特色和发展需求，主动争取与香港高校的联络和合作。各高校要利用各自的资源和特色，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将已有的合作常态化，稳固化，将两地高等教育校校合作做好，夯实合作基础，起到积极效应，为未来更多的合作提供可能。 （四）做大做强深圳高等教育，为合作增加筹码 为了增加合作筹码，一定要提升自身实力，将深圳高等教育做大做强。一是提升现有高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深圳各高校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和角色，巩固和提高办学能力，形成自身的优势特色，打造深圳特色的高等教育品牌。二是新增高校和科研院所，壮大深圳高等教育规模和整体水平。一方面，要夯实合作平台，增强和扩大现有合作平台或项目的持续效力。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新增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壮大深圳高等教育力量，增加合作筹码，拓展合作平台。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美高等教育研究取向之历史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指向性”，以学科建构为着眼点，偏向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建构；而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则带有显著的“问题偏向性”，以现实问题为着力点，偏向于高等教育领域内具体问题的研究及解决。事实上，将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非截然对立，仅是中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自发形成的两种研究取向而已。它们可以看作是对高等教育不同视角、不同方面的自主研究，并无“科学”与“非科学”之分，而是典型的“和而不同”。 一、问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历史透析 一般而言，美国高等教育通常被当作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更偏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如此的研究取向，并非研究者的主观偏好，而是与西方独特的学科建制历程有关；因此，根植于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下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自然不能例外。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使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无法获得“科学化”的学科身份 严格意义上讲，“学科”是西方语境下的学术用语，它伴随着知识的分化而逐渐形成，是特定于历史时空的形式。[1]在古西方文明初期，一切知识都囊括于哲学母体中。那时，学科仅仅是知识分门别类的代称。文艺复兴后，人之理性得以张扬，人们开始主动寻找知识的真谛。从15世纪起，以揭示自然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家们向着神学发起一系列的科学冲击。在“理性主义”大旗的引领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以实验为主的自然哲学逐渐与哲学母体剥离和分裂。“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意义上的诸学科正式诞生。”[2] 在自然科学学科建制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往那种带有纯粹思辨性质的“形而上”式研究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科学化”研究的出现。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转向牛顿物理学，并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3]例如：斯宾诺莎曾试图用几何学的方法建构他的伦理学体系；而孔德则干脆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称之为“社会物理学”。在这种“科学化”研究的背景下，到19世纪中后期，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也与哲学母体分道扬镳，并取得了相应的学科身份。 从西方学科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始终深刻影响着科学研究的学科建制。而且，对于具体研究而言，只有运用了数学、物理学等具有逻辑或实验性质的研究方法，才会被当时的学者们接纳与认可。显然，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要想获得学科身份，就必须经得起“科学化”的学科标准检验。因此，早在1893年，c·s·霍尔就在美国创办了第一个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项目，并寄希望于用实验、数据来提升本研究的科学性。他强调要“通过广泛调查各国各地的成功失败经验，使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能和其他学科一样，对高等教育工作与成就具有专门的知识”[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参照下，尽管美国高教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既没有让学术同行认可的、坚实的科学理论作为学科支撑，也很难向自然科学那样采用精确量化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故而，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身份始终无法被当时的学术界普遍确认，而相关的研究也只能采用“问题研究”的取向。 （二）战后“范式”学科标准及高教研究的适切性使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很难获得学科身份 1945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在重建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下，自1950年代起，伴随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大批具有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高等教育建构成一个独立的新学科。为此，美国《教育研究与发展》杂志还在1973年出版了高等教育研究专刊，其中明确强调“高等教育是应国家改革需要而‘诞生’的一个‘新学科’”，而c·芬彻甚至宣称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已“在形成中”。 然而，在美国学界看来，高等教育能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有关高等教育的知识积累能够达到学科的标准，二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能够有效地指导具体实践。目前，美国学界普遍认可的学科标准来自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个成熟学科必须至少有一个学术范式；而且，范式化知识体系的根本在于其不容怀疑的知识核心，因为这些核心知识能够防止学者们在基本问题上争论不休，从而把更多精力用于相关研究。可是，尽管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美国同行们依然未能积累起普遍认可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核心知识。正如德雷索和马瑟在总结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状况时描述的那样：“广泛接受的学科标准是一个至少能够被合理地进行某种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使得学者们能够至少定量地说出自己被接受的知识的分界线在哪里；然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文献所提供的多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现象的知识。”[5]另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指导关系也不甚乐观，研究者的理论成果往往不被实践工作者所接纳。大多数实践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不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论文；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少能够让人记住的著作与文章，他们通常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以外的文献更有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有人就曾直接批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醉心于所谓科学定量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行文晦涩、重形式轻实质等弊端，甚至有学者将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指责为“只开花不结果的树”。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阿特巴赫曾做过中肯的辩解，而且批评人们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用性期望过高，对理论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没有给予足够的耐心，等等。但是，即便是他本人，在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没有学科基础，没有学术归属，没有确立自己的方法论，更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因此，“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6]。 由此可见，依据高教研究的适切性，参照库恩“范式”理论的学科标准，并结合西方学科建制的历程来判断，美国高等教育确实只能看作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科身份将很难在短期内被学界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受实用主义的功利倾向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愿意延续既往的“问题研究”取向，毕竟关注具体问题的现实解决远比学科建构要实际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多年来一直沿着这一取向展开相关研究，不仅能够让持有异议的学者普遍接受，而且还产生许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成果；同时，也被证明是一个符合本国研究实际的应然选择。 二、学科建制：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的历史成因 在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作为学科而建构起来，也是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联的。历史地看，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在依附、移植、借鉴、创新基础上的自主发展，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时空。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依附性改造与西方学科体制的全面引进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学术土壤 客观地讲，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近代化，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其间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在制度和理论等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依附、模仿、借鉴与改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变革图存，洋务派极力主张效仿泰西，并设立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京师同文馆，以期求富自强。然甲午战败，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后起的维新派在痛定思痛中深刻反思，并将战败的部分原因归结为教育落后，民智未开，且强烈要求对旧式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在维新派的鼓动下，传统高等教育予以改造。然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毕竟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受当时条件限制，所有的教育形式都不得不模仿西方或日本。例如京师大学堂设立后，不仅学科设置、规章制度仿诸日本，就连房屋样式、学舍间数也悉数模仿日本。这使得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呈现出一定的“依附性”特征，而对西方的学科体制自然也只能是照猫画虎般的模仿。 “五四”运动以后，欧美留学生群体迅速崛起，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敏锐的学术思想、开阔的国际视野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他们不仅带回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而且将欧美大学既有的学科体制也都移植到中国来。“当时的主流似乎在于从‘西潮’和‘古学’的综合中发现‘新知’，而这样一种总的追求与对于‘学以致用’的儒学知识论的反叛相联合，进而促进了追求相对具有学术自主空间的研究机构与知识论范式的运动结合起来，使学科建构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主要诉求。”[7]学者们积极创设新系科、编写新教材，不仅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被不断地整理、翻译、出版，而且具有本国特色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刊物也纷纷创立起来。这些学术努力又进一步加速了对西方学科体制的移植、引进与扩散，造成“西方有中国也有”的学科体制。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始终充满着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此，学者们不仅关注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建构，而且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从未忽略过。例如：在高教理论研究方面，庄泽宣很早就对“高等教育”的概念给予阐释，并在其《教育概论》中专门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章加以论述，且较为详尽地对中西方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孟宪承则针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实践撰写了《大学教育》等专著，并对“高等学校职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等等。在高教译著方面，郑若谷翻译了威尔金斯的《大学教育新论》，谢冰翻译了埃里奥特的《大学之行政》，洪秋雨翻译了《欧美大学生活》，等等。在高教研究期刊方面，1943年中国最早的高教研究刊物——《高等教育季刊》创刊；而且，《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等期刊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平台，并对当时高教研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高教研究人员方面，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萨本栋、郭秉文等一大批学者则在他们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值得认真学习的高等教育理念。由此可以看出，从清末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有关高等教育的基础知识已经开始在学者们的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中逐步积累，只不过因时局动荡、战乱频繁，而无法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而已。因此，尽管当时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但却在其他学科移植、借鉴、制度化的过程中埋下了自己的学科种子。换言之，学科建构的学术土壤已经具备，一旦条件允许，定然会开出具有中国本土芳香的高等教育“学科”之花。 （二）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与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客观现实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定空间 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曲折前进、艰难求索。建国初期，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众多高校被按照理、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的类型加以拆分和调整，既有的学科设置也被分解为专业建设，而且特别强调专业建设要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1955年高校专业设置为例，在国家设置的249种专业中，理工科占152种，而文科仅占25种。显然，此时的学科和专业建设已完全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和行政干预色彩，而与知识分类和学术研究本身无关。因此，尽管厦门大学早在1957年就编写出《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一书，但这本仅能做到普通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与高等教育若干论点与材料糅合的内部发行教材，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仅仅只能看作是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的一次尝试而已。此后，随之而来的种种政治运动和左右不定的教育政策，则使当代高等教育不得不在政治的挤压下曲折发展，学者们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只能偶见于某些零星的探索和论述中，且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与学术自觉性质，而高等教育作为学科构建的工作根本无法全面开展。尤其是“”期间，裁撤全国所有的政法院校、仅保留2所财经院校等荒谬做法，以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科（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彻底抛弃，更使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成为学者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向往；但恰恰是这种违背学术规律的政治盲动为日后的学科建构积淀了学术的动力。 “”结束后，高等教育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那种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国梦想又被唤起，整个高等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关文献显示：仅1978年一年内，国务院就分别于4月和12月先后两次批准恢复、增设普通高校224所。而且，出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以前那些被抛弃的“资产阶级”学科也开始得以恢复和重建。经过浩劫洗礼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现实意义，并迫切要求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给予深入研究。而就在此时，以潘懋元、朱九思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不失时机地大力倡导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并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付诸实践。1978年，潘懋元撰文呼吁“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在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也相继成立了高教研究的专门机构。1981年，厦门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1984年，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正式出版。与此同时，在全国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并确定《中国高教研究》为会刊。在短短的几年内，编写教材专著，培养研究人才，成立研究学会，出版研究刊物等一系列学科建构工作相继完成，这些学术努力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得以确立。 很明显，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客观现实。其实，当时包括高等教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恢复、重建与创建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出于知识认识的本身，其间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色彩和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外部推进。而这一点，从我国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如果站在西方学科建制的立场上，我们似乎很轻易地就可以对这种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学术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科设置的国家诉求层面看，这种基于我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学科建构则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诚如华勒斯坦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毕竟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8]事实上，正是中国这个具有独特文明和特殊历史的“社会容器”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定的学术空间。 三、和而不同：着力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 综上所述，一个时期以来，关于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还是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的争论，实际是中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自主选择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研究取向，二者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本质区别，是典型的“和而不同”。“它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为前提，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各自文化范围之内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规范性，彼此之间不存在‘先进’和‘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现代’与‘传统’之分。”[9]但必须指出，这种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毕竟，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及未来走向的清醒认知。 总之，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被历史性地构建起来，尽管它作为学科的建构还不完善，但它确实地存在了。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应搁置争议，进一步明确学科研究方向，厘定基本概念，创新研究方法，夯实理论体系，扎扎实实地作好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构工作，努力创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之中国学派。这既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更是时代赋予中国高教学人的历史使命。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河南人力资源开发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研究 摘要:人力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河南是人口大省,但并非人才大省,要实现中原崛起,需要各级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而,我们要积极地探索高等教育体制创新,大力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为河南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人力资源 高等教育 教育体制 创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河南要实现从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必须搞好人力资源开发,把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现实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这种优势的转化,关键在教育。我们必须更新教育观念,促进教育体制创新,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高校在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1 人力资源开发的背景和形势 人力资源是指社会所拥有的能为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的人力或劳动力,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经过投资和开发,最终成为人才资源,其开发程度直接关系到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人力资源开发根本上说取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取决于教育的水平及质量状况,谁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并能够有效开发并合理利用,谁就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因而,高等教育创新是人力资源开发之本。 1.1 人才资源竞争日趋激烈 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资源”,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谁拥有发达的教育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抢占了知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就能够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作为最为稀缺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将成为21世纪竞争的焦点。 物质世界的三大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将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创造国民财富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将会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4%到2%。①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智慧”。 1.2 教育创新是人力资源开发之本 高素质的人才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不再以物质资源为核心,而是以人为本,通过教育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潜能,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米勒所言“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有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关键力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人力资源的开发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我省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发展最高的回报和最重要的投资。 当今世界,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因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 1.3 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21世纪将从依赖自然资源和资金资源更多地转向人力资源,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和资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水平和人的文化素质,高等教育是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的生产、转换、传播、普及的中心,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最重要途径,在知识经济大潮中处于中心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追求知识将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带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河南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河南省目前正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国内区域间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人才资源开发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对河南的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河南不仅要面对经济强省的竞争,而且将要直接面对世界经济强手的激烈竞争。目前河南人力资源绝对量大,但相对量却很小,人才资源总量不足,面临着整体素质不高和高端人才流失的现象,人才的结构与分布不够合理,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的创业人才紧缺。河南省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2.1 河南教育还比较落后,人才资源开发水平不高 虽然河南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也明显提升,但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结构不尽合理,教育的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城乡、区域教育以及学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农村教育还很薄弱,教育改革尚需深化,教育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2.2 高素质的劳动力数量不足,人才结构与分布不尽合理 人力资源是指劳动年限在16-64岁的人口,乘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人才资源是指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的总称,是人力资源中较高层次的一部分,是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000多万人,②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河南是人口大省,人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布不均衡,人力竞争力不强,大学生绝对数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才资源总量和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创新人才尤为缺乏,人才结构与实现中原崛起的要求还不相称。因而,必须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配制和有效开发,才能使河南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 2.3 师资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长期以来,高校按传统的思维和相对封闭的模式培养人,学科优势不明显,专业特色不显著。学科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专业数量偏少,分布不太合理,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尚未形成,导致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缺乏,而大批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的人才却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问题较为突出。 2.4 经费投入不足,高校办学困难 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主要通过教育途经。教育要发展,投入是关键,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继续快速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上年有一定提高,已接近3%。但河南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51%,低于全国2.79%的平均水平,全国排名第24位,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的4%有一定的距离,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3898.32元,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居全国第27位。③虽然国拨经费逐年增长,但人均公用经费却逐年下滑,使得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高校的校舍、师资、基础实验条件等教学设施明显滞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3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21世纪是人类依靠知识创新和高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时代,河南省应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原崛起战略,积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和新一轮经济腾飞。 3.1 树立教育优先发展观念,促进人力资源有效开发 2007年8月31日,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对我省而言,一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还要认识到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只有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总量供给更加充足、结构更加合理、服务功能更加健全的终身教育体系,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要确立政府投入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公益性质,着力促进教育公平,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保证对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确立教育投资是基础性和生产性投资的观念,依法保障《教育法》规定的“三个增长”,进一步落实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保持政府投资的主渠道作用,逐步实现各级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三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办学新体制,广辟财源,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事业发展全局,大力营造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人文氛围,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周密、科学、规范的法律保障。 3.2 探索教育体制创新,促进高校协调发展 坚持规模扩张与提高质量并重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优先发展教育实现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统一。第一,要尊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规律,调整高校布局,实现高校市场供应和需求的动态平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和办学效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规模、效益、质量、水平的提高;第二,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注重学科优势互补,改造传统学科专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专业,扶持应用文科和新兴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改变河南教育规模偏小,结构不尽合理的局面,构建优势明显、特色显著的学科专业体系,发挥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第三,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完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灵活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把培养和吸收高层次人才作为战略重点,构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努力提高人才资源开发的效益,加快河南高等教育发展步伐。 3.3 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完善自主办学体制 政府应处理好与高校的关系,以明确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权力与地位,使政府及主管部门能客观、公正地指导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的同时,高等学校要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者结合起来,着力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质量,培养出“适销对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同时,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多层次、多类型办学,为人力资源开发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还要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以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水平。 3.4 开发与利用并举,充分挖掘人才资源 人力资源应当遵循有效利用为重点,坚持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并举的发展思路,注重改善和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实施各项政策,促使现有人力资源调整结构、优化重组、增强激励,从而尽可能地释放其经济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现能人效用最大化,下大力气造就一大批发展各项事业所需的合格人才,克服和缓解当前人力因素而造成的对于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只有积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进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先进企业管理模式和高科技人才,达到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互动开发,注重由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促进河南人力资源开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河南经济在新世纪的长期发展准备充足的后劲。 3.5 在资金筹措上创新,落实高校“四个确保” 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财务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围绕全面建设合格本科院校的目标,坚持举债发展和多渠道筹集资金并重的工作目标,加大多渠道筹资力度,拓宽筹资思路;二要在继续争取银行贷款、上级拨款、社会投资、社会捐助的同时,积极探索老校区置换及综合利用,新校区建设社会化,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办学等增收途径;三要抢抓各种开源机遇,增加学校收入,筹集更多的建设发展资金,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落实高校“四个确保”(即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发展);四要切实做到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开动脑筋,多策并举,加强财务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保证预算的执行;五要做好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工作,建设节约型校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教育事业健康协调稳步发展。 3.6 树立教育终身化的观念,努力办好高等教育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与终身教育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有专家指出,一个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仅占一生中所需知识的10%左右,必须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树立全民和全社会的大教育观,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和后续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构建一套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终身化学习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3.7 树立创新和服务意识,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高校必须树立创新意识、质量意识、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发挥知识传播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市场观念,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树立个性化发展的新观念,努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积极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增强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把工作重心放在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学科和专业上,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大批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支撑。广大教职工要增强为教学服务、为学生服务的意识,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3.8 加大科研投入,促进成果转化 高校应高度重视科研工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目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和创新热情,使学生有更多独立思考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总之,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发展河南高等教育,解决河南人力资源总量供求平衡与质量、结构升级,是实现河南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高校人力资源开发应与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创新机制,探索创新途径,培养和造就大批富有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结构创新研究 一、当前旅游高校教学结构存在的问题 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国际旅游客源地和最大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那时，中国的旅游产业规模将是现在的6倍，同时对旅游人才的需求更是呈几何级数地增加，特别是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和开拓能力的中、高级管理人才极其缺乏。但是，应该担负起培养旅游行业中、高级管理人才主力的旅游高校，却出现了“行业虽好，院校艰难”的现象，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旅游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旅游企业的比例越来越少。据估计，毕业两年后还能留在旅游企业里的大专毕业生大约只有50%，本科生不到20%。旅游专业毕业生在本行业就业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旅游管理教学的职业特色不突出，教学与行业严重脱节，教学结构本身存在着弊端。主要表现在：（1）主体缺失。传统的教学过分强调教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其促进个人发展的价值，学生没有真正被看作学习的主体。（2）重理论轻实践，知能脱节。传统教学一直比较强调学习者对课本知识的掌握水平，反映在学习方法上是重接受，轻探究；重用脑，轻动手；重记忆，轻应用，使得学生应试能力良好，而创造能力所必须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则不足，造成学习与实际脱节，缺乏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3）教师主宰，物式灌注。传统教学模式基本上是四个中心，即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以课堂为中心，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中心，教师讲解以教材为中心。这种单向的知识传输关系，严重地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自主能力的培养。（4）课时比例失调，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表现在：第一，必修课与选修课不协调。必修课所占总课时的比重偏大，而选修课比重偏小。第二，课程体系缺乏整体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僵化，课程门数偏多，且叠加重复，导致总体失衡。第三，公共课程的比例偏大。（5）课程内容重复，难以激发学生兴趣。随着旅游管理学科内容的扩展，所授内容越来越多，教材越编越厚，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生动、活泼、主动地全面发展难于实现。 二、21世纪旅游高校建立新型教学结构模式应有的特点 创新教育与提高教学质量原则。教学结构改革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型教学结构的建立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发展，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不能一概否定，要在分析基础上取消那些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的课程。西方经济学者早己把“创新精神”列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目的。经济腾飞的国家都是因为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见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旅游高校在进行教学结构的调整时，应从形式到内容都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 1.加强教材建设。随着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的旅游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层出不穷，旅游管理学已经成为当今内容更新最快的学科之一。理论的快速发展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给教材的更新增添了压力。新的内容编入教科书之日竟是其理论部分或全部丧失解释能力之时，这种教学内容的滞后必将与实践严重脱节。当前我国旅游管理教育的内容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己成为制约我国旅游管理教育创新的一个“瓶颈”。因此必须加大教材的投入，加速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 2.转变教学观念。这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关键。现行的教育常把传授知识视为“看得见的硬任务”，把培养能力看成是“摸不着的软任务”，而现在的考试制度也有意无意地提倡死记硬背，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不可能具备抓住新问题、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见解的能力，也不可能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更不具备打破旧框框而独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勇气。这与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仅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怎样去思维，怎么去创新。（1）旅游管理教育应突出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强调可操作性和实践能力。（2）知识经济的到来，客观上要求管理者对信息有较强的敏感性，要善于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搜集和整理有用的信息。这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为此必须强调通才教育的重要性。（3）要不断拓展自主研究的新领域，倡导探究型教学。（4）要高度重视旅游管理学中的基础研究，要对旅游管理实践中一些重大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做出全面、深刻的回答。 3.推动教学手段现代化。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具有生动、形象、概括、鲜明的特点，强化了对人的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刺激，给人留下了强烈难忘的印象，把教育学中的“直观教学原则”运用到了极高的程度，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这是传统教学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必须实事求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实践证明是显著的，它可以达到其它手段难以达到的效果，但它又是有局限的，不是一切课程一切教学内容都可以用之有效的手段，因此应从教材内容的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用之。因此，要运用好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必须首先在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上下功夫，准确地把握每堂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课件材料的选取和编辑，必须紧扣教材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要求，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做到精选，选那些最能说明问题、能达到好的效果的声像资料。多媒体只是一种教学手段，教学手段必须为教学目的服务，生动、鲜明的形象是为阐明知识内涵服务的。只有教材钻透了，教学目的和要求把握准了，知识要点十分明确了，制作出来的课件才能正确显示知识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生动的直观形象阐明知识内涵，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教材。 4.转变以传统专业为本位的狭隘教育观。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过分强调专业，使得专业越分越细，虽经多次调整，专业数己由最多时的1039种降到目前的249种，但远多于日本（70多种）和俄罗斯（80多种）。如果旅游管理专业仍囿于传统的“三层楼”结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基础课）安排课程体系，专业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学生的知识面就会过窄，只适宜对口就业而不能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必须淡化专业、淡化学科、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在专业培养目标确定上可实行“9+x”的主辅修、双专业模式，除9门主干课（旅游学概论、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心理学、饭店管理、旅游经济学、旅游社经营管理、旅游市场营销学、导游业务、旅游法教程）为必修课之外，其余课均可自由选修。在教学体系安排上，应加强通识教育，强化基础教学。在课程设置上可采用模块组合，加大选修比例，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5.转变远离社会、自我封闭的教学观。面对新世纪对开放人才的要求和高校旅游管理教育国际化的趋势，高校旅游管理教学必须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1）敞开大学门户，积极争取和欢迎社会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海外学者讲学，积极与企业联姻，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聘请有学术造诣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到校任教，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旅游实践活动。（2）建立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意识，使其具备参与国际竞争、适应职业变换、人才流动的知识结构和应变能力。（3）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课程体系，学校要增加开设国际旅游教育、酒店管理教育等方面的课程，教师在学科专业教学中要注意介绍国外先进的旅游管理理论，在部分课程中逐步实行“双语”教学和采用国外原版教材。 6.以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要建立共同平台。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坚持宽基础、高素质。每个专业至少应设置两块共同的平台课，一块是学校的文科理科大平台课，一块是系里的小平台课，整个学习考核按学分制操作，在一、二年级学完基础课后，三四年级自己选专业。其次要坚持导师制培养。全面配备导师，目的是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即研究性培养，把优秀学生进行强化班训练。三是实行弹性管理：即在一年后选专业，二年后选方向，增加自由度，整个课程体系都要有柔性，更加明确应对市场用人的实用性，实行菜单式的选课。与市场合拍，不要强迫学生学这学那，不要束缚学生，进行多目标选择。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教育质量是高校核心竞争力所在，构建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长效机制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论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和基本功能，从强化质量保障意识、加大教育投入、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提出健全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新途径。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途径 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不仅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人才的培养也随之转入“大规模生产”时期，发展数量与确保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 “质量保障”一词源自英文(qualityassurance)，“高等教育质量保障”(qualityassuranceinhighere-ducaiton)这一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高等教育质量文献中被普遍采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就是在现代质量管理和现代教育评价思想指导下，根据教学质量保证对象和质量保证活动的需要，依据一套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程序，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控制、评估和审核，使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开展的科学研究以及所进行的社会服务等一系列活动持续达到预定的目标，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过程。它是政府的外部保障和学校内部质量控制的有机统一。在外部保证机制上，政府通过建立质量保障平台和外部质量评估，并采取控制、监督和鉴定等措施检查并报告高校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高校质量保障活动的结果和高校对教学质量的关注，向高等教育的有关“利益相关人”提供信任；在内部保证机制上，关注的核心是在高校建立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及对其运转情况进行审查，重点是高校对内部活动质量的监督和管理。 在当今高等教育界，教育质量保障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质量保障已成为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的制度体系。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功能 教学质量管理是通过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开展教学质量保证活动来实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决定了该体系具有鉴定、监督、导向、激励等多种功能，从而对高等教育起到保障作用，其主要功能如下。 (一)鉴定功能 高等教育管理者根据质量保障体系确立的标准与目标，对教育质量进行评鉴，判断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的最低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帮助教育者分析教育过程的得与失，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有的放矢地改进工作，起到鉴定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否达标的作用。 (二)监督调控功能 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校通过实施质量保障体系，了解学校执行教育方针政策、资源配置、日常教学情况、毕业生就业率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等状况，对整个质量保障过程进行及时调控。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自我监控，检查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风学风状况及教学效果等，监督各项教学工作按预定计划进行，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 (三)导向性功能 该体系使学校及时了解社会对高等教育结构的需求、期望以及基本评价，发现自身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存在的优点与不足，引导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行为走向规范。依靠质量政策、质量文化等对全体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依靠质量目标、质量标准、质量制度等对教职员工的质量工作进行约束和规范，引导他们调整自己的质量行为，推动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激励功能． 高等学校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自身作出正确的评估，增强质量意识和效益意识，增强对学生、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感，激励高等学校不断进取，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做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高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把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调动和激发全体人员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途径 大众化教育给高等院校办学造成巨大压力，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生源质量降低，教学软硬件条件远远跟不上，教学管理滞后，强调办学规模而专业设置雷同化、职业化等种种问题。目前的现状迫切需要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强化质量保障意识，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监控体系 高等院校要加强质量意识教育，使广大师生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本着对社会和教育消费者负责的精神，通过引导、激励等机制，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使质量文化思想成为学校生存和发展的中心价值思想。高校作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部主体，要建立完善的校、院、系三级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包括规章制度、评估考核项目及指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具有专门评价知识的教学质量管理队伍，分别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状况等涉及教育质量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与评估。根据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建立科学的高校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对毕业生质量进行监控和科学评价，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一所高校教学水平的主要指标，用市场来检验高等教育质量。 (二)利用多种渠道，确保高等教育充足的经费来源 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不少高校办学经费紧张，高校要对现有资源合理配置，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努力探索自主办学、自我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在遵循国家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和教育股份制，把学校办成一个对外能够适应与满足社会及个体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对内充满竞争与合作、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俱佳的健康的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试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使社会上各种闲散资金投向教育行业。鼓励和引导学校与企业、社会合作办学，积极寻求社会各界对学校的支持，并把捐资集资与培养学生结合起来，使那些为高校筹集资金的单位能够优先选择急需的专业人才，这样既可以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又可以解决学校经费不足和毕业生就业分配供需脱节的问题。 (三)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重视教学创新 根据市场发展对未来人才的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课程的设置要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普通教育，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公共基础和学科基础，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与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以“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业人才及应用型人才”为方针，培养学科交叉、知识综合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优化课程体系，改革单一的学科型课程模式，精选教学内容，突出实践特色，将最必要、最先进、最有效的课程内容提供给学生。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教学课件、网络课程资料等先进手段。更多地关注课程与学科专业的评价，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评价，教学过程的监控，这些是构成、保障教学创新的基本环节。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 教师是教学和科研的主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保证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积极引进高学历层次人才，鼓励和支持中青年教师有计划地以各种形式攻读博士、博士后；支持教师到国内外高水平的大学进修、合作研究或参加培训；以学科建设为切入点，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骨干，打造“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激发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和教学的热情，引导教师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完善人事分配制度，建立公平竞争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推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定期考核、择优上岗，合理设置高、中、初级教师职务岗位。加强教学信息的交流，通过观摩教学、聘请优秀教师开设讲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以及教学课件资源共享等形式，使教师能充分汲取各家之长，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竞争与激励中发挥创新能力。 (五)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对教学进行及时评价 良好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质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学生、学校职能部门、用人单位、家长都可作为评价主体参与到教学质量的评价和反馈活动中来，形成对教学质量的多角度的审视，以保证教学质量评价的客观合理性。建立多渠道的、畅通的信息反馈系统，除了采取课堂测评、教学检查、专家听课、问卷调查等直接方式外，还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教学信息反馈网站或教学评价专用信箱等，使教学质量信息以客观、迅捷的方式得以上传下达。多样化的信息反馈渠道使教师更好地了解自己教学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影响教学质量的诸多要素，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建立专任教师档案，记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反映其教学质量的各方面信息。对在教学评价中某方面成绩突出者以及评价成果优异者，给予嘉奖或与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挂钩，激励教师自觉而努力地提高教学质量。 (六)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加强学风建设 学生是教育质量的载体，改善对学生的管理，把学生的心理、知识能力结构等状况作为教学的逻辑起点，把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完善人格作为教学的逻辑终点。强化师生之间的知识、情感、人格等方面的互动来激发学生的活力，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针对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实际，加强校风、学风和校纪校规教育，使学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达到有机结合。开展格调高雅、丰富多彩的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并充分利用选修课、第二课堂扩展学生学习的领域，营造健康、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强化人文环境。如开展教授系列讲座，组织优秀学生学习经验交流会，举办各种学习竞赛和科技作品展，开展文化艺术与社会实践等活动。把学生在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入奖励范围，譬如学生的创造发明、发表的科研论文和作品，都应赋予一定的奖励，从而设置多元的学习目标，引导、激励学生。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具有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公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在机会上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匮乏，在过程上体现在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与思想教育的薄弱，在结果上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上。为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公平在继续加大政策倾斜，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资本投入，完善高校的课程设置，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公平 一、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决策，并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未来的思想指南。而且，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的重要基础”，报告中更将教育列在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之首，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指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以55个少数民族学生为教育对象所实施的高等教育。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具有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公平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公平，影响教育的整体公平。教育公平作为和谐社会六大特征之一“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均衡器,是促进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别、改变社会分层的重要手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提高很快，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虽然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人才的匮乏，自然资源难以得到开发和利用，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作为培养少数民族高等人才的重要方式，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大趋势下，更应该加大力度关注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一）在教育机会获取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第一，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匮乏，学生在基础教育中获得的知识相对较少，综合素质的培养相对较低。在竞争激烈的选拔性高考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先天不足”。第二，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在生产理论，获得文化资本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儿童时期获得的家庭文化资本；另一种是后天学习获得的文化资本”。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家庭是人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再生产场所。少数民族考生大多集中在以农牧业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的居民有很大差距，少数民族考生在家庭场所接触并获得的文化资本甚少。在文化资本占有不均衡的前提下，少数民族考生获取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必然处于弱势。第三，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对于生活在自治区、州等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家庭的经济实力受到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然而家庭的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少数民族学生获取高等教育机会。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试论高等教育质量及其评估研究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质童是高等教育的核心，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培养的人到底怎么样。因此，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教学质童标准，应该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教学质量标准;教学质量评估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只有坚持学校的教育质量，才能解决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质量概念 什么是高等教育的质量？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12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个命题作为我们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逻辑起点，那就应该认真研究高等教育的功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高等教育质量最终应体现在其培养对象的质量上。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总书记所说的核心，就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间题。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是培养什么人，这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怎样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这是高等教育过程管理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出来的人到底怎么样？这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为保证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培养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社会教育事业越发展，培养出来的合格人才就越多，就越能促使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既需要少数精英式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开创性科学研究的需要，也需要有许多在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能够引领社会职业发展的高级人才，更需要千千万万个能够适合社会各个劳动岗位要求的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显然，培养这些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人才，需要由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学校教育来承担。 虽然社会对人才有多方面的层次和结构要求，从而使人才质量有了多方面的内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抽象出对所有教育活动(当然包括高等教育活动在内)普遍适用的人才质量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项指标:就业率指标、“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指标和社会主义新人指标。 1.就业率指标 就业率指标体现的是教育活动是否符合社会人才需要的“有用性”或者“适用性”方面的质量要求。它反映的是社会在人才需求量方面的要求。就高等教育质量而言，首先应该体现在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结构能否满足他们未来职业岗位的基本要求。在人才市场化条件下，最直观的标准就是高校毕业生是否有尽可能高的就业率。就业率高，说明这个学校毕业生的素质结构基本上适合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就业率比较低，说明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虽然其中可能有很多个体性的原因(如个体由于对就业区域、专业、报酬、环境、婚姻、家庭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而未能就业)，但是从根本上说，它间接地反映出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有些甚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2.社会主义新人指标 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除了应该能够满足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还应该是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它反映的是社会人才需求质的方面的要求。只有培养出具有这种精神风貌的人，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一个有德少才的人，虽然不能为社会发展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绝对不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而一个有才缺德的人，却很有可能利用他的才能，做出危害社会的恶事来。因此，高等教育显然应该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使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也学会如何做人，学会怎样在社会上与他人合作。 3.“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指标 这个指标体现的是高等教育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对人才结构性方面的需要。它反映的是社会人才需求和高等教育活动之间是否具有对应性。由于社会职业需求和高等教育活动都具有专业性的特点，而高等教育活动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使得高等教育对社会人才需求信息的反映，总是滞后一个“周期”，因此，在人才供求方面，总是会产生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方面，社会需要的人才，高等教育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毕业生供应;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大量供应社会职业岗位不太紧缺的毕业生—从而产生比较高的待业率。 过去我们在讲“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个问题时，更多的是“责备”社会为什么没有为大学毕业生“准备”更多的、适合他们所学专业的职业岗位。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最无情的。只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去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而决不可能让市场来适应高等教育活动。因此，高等教育必须根据市场的人才结构性需求信息，及时调整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尽可能准确地预测一个教育周期后的人才结构性需求。显然，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品牌”的高等学校，才能够真正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个指标的要求。 二、高等学校的质量标准概念 《12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对高等学校的质量标准做出了原则性的结论，指出:“应建立独立的国家机构和确定国际公认的可比较的质量标准。但对学校、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应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种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理解，《宣言》中所说“高等学校质量标准”这一概念，应该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就多样性而言，就是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之间的区别，不应该用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所有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同的高等学校，由于占有的社会教育资源不同、学校所在地社会环境不同和生源质量不同，因而客观上并不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各个学校的毕业生质量，客观上存在着层次差别。这种层次差别，就如同土地资源客观上存在着肥沃和贫府的差别一样。土地资源肥沃和贫疥的差别，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标准来进行调节。与此类似，不同的高等学校，由于其不可控制的原因而造成的质量差别，属于“系统”误差—用系统论的科学术语来说，就是不同层次高等学校之间存在着不可比较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也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教育质量标准来进行调节。 不同高校由于“系统”误差而引起的教育质量差别，显然不具有可比性。如果我们把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这些“系统”误差充分加以考虑，就应该根据这些客观条件的差异，把所有的高等学校科学地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对于处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来说，它们的教育质量是不可比的;而对于处于同一层次的高等学校来说，它们之间的教育质量则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高等教育区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这两大类是非常正确的。对于这两大类高等学校，显然不应该用统一的教育质量标准来进行衡量。即使是划人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之间，或者划入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之间，也仍然具有不可比的“系统”误差。 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把普通高等学校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综合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这四种门类，正是充分考虑到在普通高等教育类别中，不同学校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系统”误差。显然，对不同门类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不同类别、不同门类的高等学校之间，不应该有统一的质量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学校占有的社会教育资源不同(这种情况往往是由历史的原因、政策的原因或者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并不是高等学校主观努力所能扭转的)，所以用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有失公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对人才的规格、类型、层次等方面的需求并不是统一的，有着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当然要有不同的质量标准。12世纪是学习化社会的世纪，个体对学习需求的多样性、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等新情况的出现，也决定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必须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并不否定处于同一类别、同一类型、同一层次的高等学校，应该有基本相同、或者完全相同的教育教学质量评定标准。今天的体育比赛，之所以要区分不同性别、不同级别的比赛，正是对标准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有机结合的最好佐证。 就“高等学校质量标准”的统一性而言，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所有高等学校都适用的“高等学校质量标准”，即上文谈到的对所有教育活动普遍适用的人才质量的基本要求;二是对处于同一层次的高等学校才适用的“高等学校质量标准”，即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且必须由独立的国家机构确定，或者是国际公认的。因为我们把普通高等学校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已经把影响培养对象质量的“系统”误差排除了，所以能够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各个学校主观努力程度上的差别了。它包括学校教育理念的差别、管理水平的差距、教学过程的差别、学习风气的差异、校园文化的差异等。这些主观因素都可能导致不同学校的毕业生在质量上的差别。 我们认为，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比较，主要是对各个高等学校主观因素的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对影响各个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客观因素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对影响各个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观因素进行比较，对发挥各个学校的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使所有的学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贯彻素质教育方针。 如果我们对“高等学校质量标准”的概念，做出上述“多样性和统一性有机结合”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就要求每一所学校的管理者，都要客观分析学校的办学优势和劣势，从而使学校能够处于和其他学校可以进行质量比较的同一个层次上。这也就是高等学校的“定位”问题。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与学校的定位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应该有与其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质量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高等学校，都有可能办成非常优秀的学校。 三、高等学校质量评估 对所有的高等学校进行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这是政府教育部门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公众对高等学校教育质量期望的需要—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 1.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童评佑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高等教育确实有很大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极大地刺激了高等学校的发展。可是，由于发展过于迅速，政府主管部门宏观调控乏力，高等学校发展极不平衡—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盲目兴办高等学校的情况;一些连基本的教育教学条件都不具备的地区，也赶潮流挂牌成立各式各样的高等学校;一些私人或者私人投资机构，则把办大学当作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所谓的大学，或者由于办学理念不正确，或者由于地方政府资金投人不足，或者由于资金投人渠道单一，或者由于资金管理不善，或者由于资金利用效率不高，或者由于师资力量严重匾乏.或者由于教师队伍素质不高，或者由于实验条件差、缺乏必要的实习场地，或者由于生源的枯竭……，学校挂牌不久，就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这样的高等学校，其教育教学质量怎么能得到保证呢， 正因为有这些不合格的学校存在，所以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甚至是难以挽回的影响。为了保证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维护高等教育应有的声誉，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成长，有必要对所有高等学校进行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或责令限期改正，或投人必要的力量加以扶持，或进行资源整合和重组，或撤销登记。 2.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佑的复杂性 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复杂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应该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因此，社会的职业岗位越来越多，不同的社会职业岗位对人才的质量又有其特殊的要求，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想用统一的评估标准，或者少数几个评估标准来衡量所有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但在理论上不科学，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可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评估的标准间题。我们在谈到高等学校质量标准的概念时指出，质量标准应该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当我们对不同的学校进行教育教学质量比较时，得出的是不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相对比较值。可是当我们对所有的学校进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时，需要得到的却是任何一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绝对比较值。为此，作为评估绝对参照系的评估标准是否科学、正确，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得到的评估结论是否正确。 实践表明，我们对高等学校质量的评估，还缺乏一套多样性和统一性有机结合的完整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目前教育部所颁布的评估标准，主要强调统一性的质量标准，缺乏对不同类型、不同门类、不同类别学校多样性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体系。这样，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有些被评估学校为了“达到”教育部规定的评估标准，不遗余力地举债“烧钱”，更有甚者，在师资力量、图书资料等方面，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来欺骗评估组。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教育部组织的对各个高等学校的质量评估，很可能事与愿违。为此，如何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的现状，制定合理的、科学的、有区别的、多样性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 3.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童评枯的可操作性 高等学校质量评估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像现在这样搞评估，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如果教育部不改变目前的评估指标体系，其结果必然是弊大于利!因为目前的质量评估标准，并不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评估，应该是学校经常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组织的突击性检查!要让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成为学校经常性的工作，就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取消目前由教育部派出评估组的办法，而改为由学校内部评估和学校外部评估两个不同的层面，即高等学校内部评估层面和外部评估层面。 高等学校内部评估层面，是指由高等学校主要领导主持，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的专家、教授组成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机构，对该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估。为了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质量的内部评估，高等学校应该做好思想教育和落实相应的组织机构。从思想教育方面来说，要求学校的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对学校领导负责，检查落实本单位、本部门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过程中应该做到、应该做好的各项工作;要求每个任课教员，都严格把好每门课程、每个环节的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个中心进行。 从落实相应的组织机构方面来说，学校应该成立专门的学科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或者课程评估小组，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职责范围内的教育教学内容进行学校内部的质量评估，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由于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影响的范围比较小，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因此，它应该成为学校常规性的工作。可是由于学校内部的质量评估缺乏足够的权威性，通过内部评估而发现的问题，也不容易被学校、系部的领导和相关教师接受或重视，纠正的力度必然比较弱，从而使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受到“内部人约束”的困扰。 为了弥补学校“内部人约束”的缺憾，还必须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外的评估。而外部评估又可以分为由地区或者部门教育机构牵头的质量评估和由社会中介机构实施的质量评估两种类型。 由地区或部门教育机构牵头的质量评估，可以由地区或部门教育机构的有关领导，组织同一地区，或者同一类型高等学校领导和专家，组成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依据事先公示的、经过实际调研而形成的、科学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定期对本地区或者本部门所有的高等学校，逐个进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和验收。这种评估的权威性比较大，又关系到学校的荣誉，甚至会影响某些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学校领导必然都十分重视。这有利于对评估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这种评估方式虽然类似现在的评估方式，但由于是地区或部门的教育机构牵头，规模相对小一些，波动面也会小一些。 由社会中介机构实施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在我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由于高等学校的教育活动面对的是社会职业岗位和人才市场，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某些社会中介机构，完全有能力介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工作。例如通过社会职业中介机构，可以非常客观地得出高等学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和多次就业率的数据;通过行业专业评估委员会，可以对照行业需要的人才质量标准，对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通过各种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可以对高等学校的“双证书”教育教学内容进行评估;通过项目投资人和各级科学技术奖励组织，可以对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估。 通过这种多层面和多头评估的制度设计，就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评估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通过制度化、科学化、公示化的评估，可以促使学校有效地进行整改。高等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努力，必然会提升学校的社会形象，改善社会对高等学校的心理预期。学校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就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基本条件。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全球化趋势下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的出现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国间相互分工与合作逐渐加强。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不断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层面和领域，高等教育也包含其中。正如皮特·斯科特所说，“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加大，在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的同时，推动着各国高等教育的政策调整和快速发展。”①在诸多高等教育问题中，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正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受到各国的重视，并纷纷从公共政策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我国最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而国家和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制定是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因此，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深入研究全球化趋势下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台湾学者李隆生等曾总结其他学者的观点并认为，全球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管理主义”对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渗透。前者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将高等教育市场化，本着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提高公共政策设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经济效益；后者则强调将企业管理的理念、原则和做法引进公共部门的管理，并注重公共政策的效益、效能、 节约和问责性。对于高等教育公平而言，公共政策导向是其根本，并直接决定高校及相关机构的行为。而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主张对高等教育政策的渗透忽略了大学的传统意义，改变了公共政策的导向，反而更专注于利益的追逐，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产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公共政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作为高等教育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很大程度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目前，公共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又日益呈现模仿其他领域的全球化模式的发展趋势，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入学、录取政策 高校的入学、录取问题是高等教育公平的起点问题，这一问题早已被纳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视野中。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各国都致力于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来促进大学的入学、录取的公平性。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典型的措施就是高校扩招。然而，尽管我国的大众化教育时代已经来临，但在入学机会、录取问题上的公平等仍面临严峻挑战。从公共政策层面来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1.高考分数定额录取政策存在问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招生录取政策来看，“世界上的配额制大多偏向弱势群体，只有中国的高考反其道而行之，公然照顾强势群体——特大城市考生，而中西部及东北广大地区的青年人成为高考招生不公平的牺牲品。”②因此，高校录取的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同时城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北京、上海的分数线远低于其他城市。这种地域上的不公平愈演愈烈。 2.高校招生自主权不断扩大导致录取上的不公平。国家重点大学在本地招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省市。“清华大学迄今为止二十多年间，投放于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总和，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70%。”③ 3.一些特殊政策是导致高校录取不公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为社会上及两会热议的特殊政策就是保送、加分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已经违背了其制定的初衷，成为有权、有钱阶层把玩的工具，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根本无法触及。这就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最终造成社会结构的断裂，那些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身现状的想法无法得以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的不公平直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二）资金政策 高等教育的资金、经费问题是令世界各国都头痛又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高等教育管理费用的支出日益增加、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对高等教育到底是公共产品等争议的讨论，诸多因素导致高等教育在资金方面捉襟见肘。由于资金政策问题而显现出来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也备受各国关注。 1.从高校收费政策来看，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减少。有数据显示，“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④如此沉重的负担对弱势群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种收费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贫困学生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锐减。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份关于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研究报告指出，近七成的家长表示目前的学费太贵及不能负担，很多家长担心因无法负担学费而导致子女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社会的分层直接影响了学生在高等教育上的分层，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报考的学校及专业大都倾向收费相对较低的大学及冷门专业，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则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最终，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两极分化，对教育不公平与社会不公平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2.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政策也是产生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一个因素。世界银行在《1994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发达国家为5.7%，中等国家为4.4%，世界平均水平为3.6%，低收入国家为22.65。”而我国教育投入则长期落后于国际教育投入平均水平。⑤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还存在失衡问题。这个失衡首先表现在地域上的失衡。有调查显示，“直辖市和发达地区与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教育投入的差距正在加大。教育投入不仅没有缩小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差距。”⑥另外，对不同级别的高校的投入差异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不公平。我国先后提出建设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一批高校，并把资源有意识地向这些高校倾斜。这种投入政策的失衡一方面为争创一流高校积累的资本，但一方面也造成了高校间差距的人为拉大，资源配置的不对等，师资力量配比的不协调，进而引发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时的隐性“就业歧视”现象的普遍存在。 （三）评估及质量保证 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对高等教育尤为重要。“教育质量政策，所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问题。主要是解决教育质量标准及如何处理好学校教学与德育、管理等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⑦总的来说，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主要根据各种绩效指标来制定。这些指标由高校的硬件、软件设施以及学生毕业和就业情况等方面组成。硬件设施主要包括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备，是否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软件设施主要指高校的师资力量，学术科研成就等；学生毕业和就业情况主要用来描述学生的专业能力是否能满足某一职业或社会的需求，进而评估该高校的教学及科研质量。这些评估结果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以及负责给各高校予以财政支持的相关机构作出决策的有利依据。也就是说，那些硬件、软件设施先进、完善，毕业率、就业率高的高校更有可能受到国家及相关机构的财政支持，更有机会同世界其他高校展开交流和学习。从世界范围来看，做法也是类似的。可能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性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 二、影响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全球化趋势下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入学、资金、质量保证三方面。通观这些公共政策方面的变化，集中体现出一种倾向，即不再单纯地把高等教育视为公共产品，高校同生产产品的企业没什么差别。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影响甚深。 任何理论的兴趣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迎合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凯恩斯主义却随着全球化及资源短缺时代的到来而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及时出现了。概括来说，新自由主义主要有五方面的主张：“市场规则导向；删减社会福利公益支出；支持松绑；私有化；消除公共财政及社区合作概念。”⑧围绕这五方面，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再把高等教育视为由国家及政府提供的一种福利，高等教育的接受者是个人，获得的利益也归个人，因此，不应该由公共财政来承担花费的成本。同时，在市场化导向下，高校同其他企业一样，也提供产品和服务，学生即是消费者也是被“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学校要提供适合学生的知识，并把学生转化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此外，市场是充满竞争性的，因而高校也要引入竞争机制，引入评估机制，通过对师资力量、教师科研、教学等方面的评估体现效率、质量的差异性。通过高校私有化，通过“松绑”来获得“企业地位”，比如美国公立大学的私有化浪潮，其目的就是脱离州政府的管理，提高学位和获取更多的自由以满足经费等资源的短缺。然而，高等教育的过度市场化，将高等教育完全等同于其他企业，必将带来高等教育上的不公平。 （一）过度市场化会导致高校逐利行为加剧，引发不公平 随着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对高校财政经费支持的减少，高校不得不自己寻找资金来源，主要的方式是公立大学私立化，增加私立、民办高校，增加学费及大学的自由性是主要的目的。这种做法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入学率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问题的加剧。bob birrell等学者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他们高校的入学率受其家庭财政资源情况影响。这说明单纯的扩招并未完全改善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问题，反而学费的增加则会大大降低贫困家庭学生的入学率。 （二）过度市场化而忽视政府协调作用，引发不公平 政府，尤其是对于市场、社会公平、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政策的制定，在塑造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作用非常显著。因而，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也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公平以及社会公平问题。事实也证明了政府对于高校过度市场化的不干预，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学者james曾引用courturie的观点来阐述这个问题，上述提到的奉行新自由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新西兰，就是因为引入市场机制，而政府不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而导致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倒闭，对来自国家贫困地区招生数量的减少，以及根据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而出现的初级、次级体系的分层。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而是教育体系的瓦解，社会公平体系的崩溃。 （三）过度市场化会带来盲目性，资源的浪费，引发不公平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资格认证考试在高校的泛滥。学生频繁选择这种考试，是为了给成功就业增加砝码，是“替代利益”的典型代表。而社会上这种考试的泛滥则是利益所驱使的，成为了政府、部门的逐利的工具，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社会的非良性竞争趋势使学生考取各种资格认证，想通过较多的“替代利益”换取更大的社会、经济利益；政府、部分的逐利性更加剧这种现象的出现。考取证书的费用基本均过千元，贫困学生根本无法负担，这不仅扰乱了正常市场运作秩序，更加带来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也加重了贫困学生就业的难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市场化，高等教育领域当然可以有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及市场化中追求的公平竞争、有效性等观点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但是市场化的过度强调，将高校完全视为其他生产企业一样，这种观点及做法势必带来和加剧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已经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直接影响这一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话语背景下，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及其公共政策的全球性趋势，分析这一趋势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积极解决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则显得极为重要。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过剩”、各高校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民办高等教育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民办高校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切入点，深入论证了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大众化法人治理内部管理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一、引言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圆了千万学子的大学梦，缓解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与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身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民众对教育质量和个性化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将更加理性。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逐年减少，生源数量逐渐下滑，高等教育资源呈现“过剩”态势，民办高等教育在与公办院校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形下，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二、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策略 （一）加强外部环境建设 1.完善民办高等教育立法。我国关于民办教育的立法不够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只作了原则性规定。例如，立法中关于“合理回报”、“同等法律地位”等提法过于笼统，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民办高校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体现，影响了出资人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因此，首先要将民办高校的产权关系在法律上得到确定。投资者是讲效益和回报的，任何投资中资本增值或寻利倾向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关于民办高校财产权的归属问题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保障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生效，因此要尽快建立产权关系清晰、资产归属明确、权利义务相互一致的产权制度，这样既能保障出资者的合法收益，又能保障学校的独立办学权益。其次，经费来源单一是当前困扰诸多民办院校发展和壮大的瓶颈。稳定可靠的办学经费保障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国家层面上应尽快出台社会捐赠的配套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使民办高校有更多的办学经费来源，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民办高校发展的资金问题。 2.落实扶持政策。当前国家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很多扶持政策没有落实。首先，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力度。民办高校基本靠自身滚动或企业注入资本发展起来的，办学经费相对不足，专业设置多集中在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文科类专业，办学特色难以形成，竞争力明显不足。同时，我国民办高校因为有着明显的盈利特征，加上运作不规范，很难得到社会的公益性捐助。因此，政府应按教学设备专项投入、项目资助、生均拨款等方式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力度，从而改善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增强办学实力。其次，将“民办高校教师享受公办高校教师同等待遇”落到实处，逐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待遇和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目前可由政府负担教师的基本工资，民办高校负担教师的绩效工资，确保民办高校教师的收入在职时不低于公办高校教师，退休后与公办高校教师的待遇相同。最后，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民办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应按生均方式进行科研经费的专项投入，促使民办高校教学和研究并重，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提升学校内涵建设的高度和深度，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扶持民办高校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3.建立促进人才流动的长效机制。多数民办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学源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都不不合理，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匮乏。年轻教师和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占专任教师的多数，兼课教师比例过高，很难保障教学质量和形成办学特色。另外，学校缺乏年富力强的管理层，管理队伍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也亟待提高。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统筹配置高教师资，建立教师在民办与公办高校之间流动的长效机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到民办高校任教。 4.加大监管力度。一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高校重审批轻监管，致使部分民办高校违规办学、虚假宣传、生源恶性竞争，近年来群体性不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对于尚没有形成良好品牌效应的民办高校更是雪上加霜。为此，教育行政部门要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对加强对民办高校管理工作的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党建联络员制度、教育督导专员制度，明确工作职责，提高对校务工作的参与度，建立董事会重大决议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指导、规范学校的各项办学行为，预防各类不良事件的发生。 其次，规范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当前民办高校的不规范行为主要集中在招生、宣传、收费、学籍等主要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出台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为保证毕业生的质量，严格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的管理和颁发制度；对于违规办学行为实行重罚，重塑民办高校的良好形象，消除社会上对民办高校的偏见，提升自身形象，赢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第三，加大资产、财务管理的监管力度，学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要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一是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要求，加强对民办高校办学条件的实时监测；二是切实保证民办高校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为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资金保障；三是防止举办者抽逃、占有、使用、处置或者以其他方式挪用其投入学校的资产。 第四，规范民办高校的变更、终止程序。在生源数量下滑的情况下，部分民办高校破产不可避免，而相应的法规不健全、程序不规范，必定会导致赢利达不到预期的民办高校“被倒闭”，这些学校利用政府划拨的公用事业用地投身房地产，以赚取更大的利润。因此，建立民办高校终止的规范程序显得尤为迫切。 第五，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体系。定期对民办高校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在对高校进行分类评估的基础上，对民办高校的评估还需增加两项指标，一是对投资体制、管理体制的评估，促进学校规范管理和运作；二是对财务管理的评估，保障办学经费，避免弄虚作假现象。同时还要注重保护民办学校的办学特色，这是决定一所学校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加强民办高校自身建设 1.建立健全法人制度。民办高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靠自身滚动发展起来的，投资者也是办学者，通常由董事长担任校长。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涌现了大批民办教育家，但普遍存在着“家族式”管理的印记，是典型的“人治”，缺乏监督与制衡机制，难以保障教育的公益性和持续发展。另一类是由投资者举办，校长由董事会聘任。由于关注视角的不同，校长和董事长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一些董事长只追求利益，有早投入早回报、急功近利的思想，对学校长远投入不够，有短视行为；而校长只有业务管理权，没有财权和人权，导致管理过程中的执行力严重不够，其直接后果是校长的频繁更迭，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 首先，通过制定董事会章程和学校章程，明确界定董事会和校长的责权，确立董事会在学校“举办者”的领导者地位和校长在学校“管理者”的地位。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以融资、硬件建设和发展相关产业为工作重点，对学校工作实行宏观控制，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但不干预学校的具体事务，以保证校长能按教育教学规律办学。校长是董事会决策的执行者，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赋予人事权和财权，责权统一才能政令畅通。同时实行经费的预算和审计，在预算范围内，各分管校长有经费的支配权限，这样就能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决策权和执行权进行适度分离，消除“财务一支笔”的种种弊端，有效化解学校经营管理中公益性和寻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学校内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其次，坚持正副校长分工负责制。学院的教学、科研、人事、招生、就业、财务等学校事务均需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以确保校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防止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从制度上将正副校长的职权范围加以明确界定，既能调动各校长的积极性又能落实责任制，实现责权的有效制衡。 第三，实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两权分立。构建具有民主性、学术性的内部管理机制，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和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促进民办高校运营管理的民主参与度，保障学术权力，充分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2.加强院级班子领导能力建设。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高层管理队伍，部分是公办院校退休的管理者，更有很大部分是高校出资者的家族成员，缺乏对于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规律的深入了解；部分领导者的学习能力、协调沟通能力欠缺，有着各自为政的打工心态，缺少主人翁责任感，近年来，因为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民办高校陷入生存危局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更为理性。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校领导的基本能力要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是提高校领导的素质，必须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思想解放，能够倡导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二是转变现代大学的管理理念，尊重教育规律，提高管理水平和治校能力，擅于经营大学；三是提高校领导的领导能力，增强对学校战略规划、资源整合和科学决策的能力，把学院的发展重心放到内涵建设上来，把工作重点放到强化办学特色、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上来，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真正把教学质量当作学校发展的生命线。 3.强化内部管理。民办院校很多制度成为摆设、流于形式。要想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起精干高效、运营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挖掘自身在管理上的潜力，实现办学的高效益、高效率。 首先，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完善管理制度，按章办事，规范运作，坚持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强化民主监督、增强学校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落实制度管理，避免“人治”现象，提高执行力和管理效率。 其次，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高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工作，主体是教师，只有重视教师，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学校的发展才有希望。一是搭建教师实现自我的平台，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和进行科学研究的环境。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培养教师的归属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二是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理解教师，尊重教师，服务于教师，使他们有稳定感、安全感、自豪感，激发他们的事业心、使命感。 第三，实行岗位责任制。一是规划人力资源，合理设置机构，科学设立岗位，不养闲人；二是建立亲属回避制度。董事会及各级领导不安排亲戚朋友进学校，决策机构组成人员、人事和财务管理部门负责人更要实行亲属回避制度。三是实行真正的岗位聘任制，责权利相统一。公开、公平、公正地竞聘岗位，使能者有其位，庸者无其岗。明确岗位职责与权利，逐级问责，确保责任到人，人人忠于职守，下级服从上级。 第四，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提拔任用干部不仅要求学历、资历、能力，更要注重综合素质和思想品质，要规范选拔程序，严格按部门意见、人事考察、分管校长意见、校长办公会研究的任用程序，校级领导成员对拟提拔人员实行一票否决制。最后，要避免人事任免过程中的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等非正常现象，营造健康、积极、公平的竞争氛围和人事任免机制。 第五，建立科学规范的绩效考核体系。绩效考核的战略目标是面向未来，提高教职员工的绩效。一是行政系列应与教师系列分开，采用不同的考核指标和标准，指标必须明确，标准尽可能量化，可操作性强，考核结果能够反映教职工的真实情况；二是考核中及时与被考核对象沟通，指出其优缺点，帮助其成长；三是规范考核程序，不走过场，不搞形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杜绝暗箱操作；四是考核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坚决予以辞退。 第六，实行校院（系）两级管理。大多数的院（系）级教学单位有责无权，对于专任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在聘用、考核、辞退等方面没有人事建议权，缺乏经费、办事程序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积极性。因此，推行校院（系）两级管理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提高办学积极性和办学效益，增强办学活力；有利于管理的优化，促进宏观管理和中观管理的确立与实施。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目前，由于很多政策层面的问题，民办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存在诸多困难。要想实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迫在眉睫。 首先，学校要制定人才战略规划。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及专业布局，确定师资需求层次和数量，概算离职率，及时补充并确定补充途径，避免盲目扩充。 其次，统筹引进高层次人才。一是根据学科建设需要，重点引进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二是在引进人才过程中，坚决杜绝人情风、关系网，避免日后的拉帮结派和为以后的改革创新埋下隐患；三是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科研条件，坚持“事业吸引人、感情留住人”的原则，做到人尽其才。 第三，科学设计教师培养体系。很多民办高校缺乏人才培养意识，重引进轻培养，不关心教师的专业成长。要建立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开展灵活多样的培养培训工作，提高教师素质，使其感受到学校对自己的重视，从而产生对学校的归属感，特别是对事业心强、有发展后劲的中青年教师，更应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为个人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稳定师资队伍，提升教学水平。 5.强化办学特色。质量、效益和特色是办学者追求的共同目标，特色出竞争力，质量是生命力，未来的教育竞争必将是特色的竞争和质量的竞争。特色就是优势所在、竞争力所在，有特色的高校才能被社会认可，才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首先，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选择独立的办学方向，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以公办高校的“弱项”为突破口，将其变为自身的“强项”，办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取得竞争的成功。 其次，构建“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瞄准人才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二是实行学分制，全面推进个性化培养。提倡启发式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和实践过程，鼓励学生追逐兴趣爱好，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三是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围绕成人成才教育，激发学生潜能，提升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具有职业迁移能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民办高校必须适应社会需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为国家、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一是开展有特色的科研，突显人才高地的优势；二是直接为区域经济服务，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合格人才，赢得社会对学校的支持；三是把服务社会的理念融入课堂和专业，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意识行为当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四是开展志愿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五是全方位参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开展辅助教育培训、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培训服务。 三、结束语 由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在法律法规的保障、机制的完善、管理的规范等方面与国外民办高等教育还有很大差距，民办高校要加强自律、提升内涵，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指导，加大扶持力度，提升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可度，确保民办高等教育步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通过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使我国的民办高校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试论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 高等教育　公平　效率 [论文摘要] 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面临着诸如国际化与本土化、继承与创新等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是最迫切、最亟待解决的难题,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热点。本文对有关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并对处理二者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平与效率是高等教育追求的两大目标,是教育史上永恒的话题。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一直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两难抉择。笔者基于“中国知网”五种数据库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谈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面。 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的回顾 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 1.基于理论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对立说。此意见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交替关系,其对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需求冲突。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水平,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必然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当前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平与效率就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二是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冲突。一定时期,政府和社会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投入是有限的。按照公平的一般原则,应不分类型、层次、地区地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间平均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以使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能平等地占有高等教育资源。但这样资源配置,又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因得不到必要的重点支持而失去快速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而水平较低的高等教育机构却因“公平”而得到长期“保护”。按照效率一般原则,在资源配置上应加大向优质教育机构的政策倾斜,但这又进一步拉大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获得资源能力的差距,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 二是统一说。此意见认为,效率和公平在本质上是统一一致的。效率提高有助于机会增加从而促进公平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当人们亲身感受到公平后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关心他人互相帮助,从而会产生巨大的效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不断提高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三是分立说。此意见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追求公平并不必然牺牲效率,追求效率也并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原因多由人们认识上的误区造成。高等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并非一对矛盾,其一,讨论层面不同。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主要是在社会学层面上谈,而高等教育效率主要是在经济学层面上谈;其二,影响因素来源不一。影响高等教育效率因素主要来自高校内部,而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则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外部。 笔者认为,在理解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时不应简单视为对立关系,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1)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方向与目的。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同时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高等教育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为高等教育效率提高指明了方向,也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 (2)高等教育效率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手段。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念导致教育由政府垄断供给,而财政不足必然出现教育供求资源配置失衡。从“教育服务产品”来看,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一个人接受教育必然排斥他人接受教育。 2.基于实践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从实践角度即实践中如何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一些学者指出,在教育资源有限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矛盾是存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对改革与发展问题一般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加快改革与发展步伐。“优先”也应当“适度”,首先,要“兼顾”而不是不顾,效率优先要兼顾公平。其次,要根据进程及时调整政策。政策调整不仅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而且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上公平。 第二,公平优先论。一些学者认为,无论从实施《教育法》依法办教育角度出发,还是基于社会公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发展这一教育的基本目标,实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公平应始终是我们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论。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政策导向正确调节有利,就能够使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产生共生效应,达到二者兼顾目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得以共生,存在着三个主要基本条件:一是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二是政府成为促进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助推装置;三是高等学校自我规范成为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的重要条件。 第四,分层认识论。有的学者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不同层面上分别对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进行探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整体教育事业为背景,将高等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事业中,探讨有限资源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等之间的分配问题。即高等教育应该占有多少资源是公平的,是符合整个教育事业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在宏观层面上,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为背景,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内而言,所指问题主要涉及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利用和配置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需求,才符合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效率与公平”在中观层面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不再涉及教育资源配置,而是具体到高校的管理教学过程。在微观层面“公平优先”是应该的选择,而效率是兼顾还是同时达到高效有赖于学校具体改革方法和管理以及教学技术。 上述观点可看到,对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追求的是高层次公平和效率,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只要公平不要效率都不是社会主义。当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为实现公平而置效率于不顾或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都是不可行的,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我们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政策。 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中的不足 通过对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文献总结,笔者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一些不足: 1.实证研究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探讨多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若不知道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现状,提出的观点又怎能有说服力?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理论探讨需要以实证研究为依托,这样提出的观点才经得起推敲。 2.研究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特点 探讨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需要从高等教育中具体问题出发,而且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 3.高等教育效率研究不足 在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中,关注公平问题较多,而对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关注研究不够,要重视研究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有着巨大需求,对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功能有着强烈呼唤。加强效率研究用有限教育资源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创造更多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研究过分偏向经济学视角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相互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颇多,原因是大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最重要原因,还是对公平和效率两个术语内涵的不同理解甚至是误读,笼统地谈公平和效率不可能有个确定的内涵。高等教育公平应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同样其效率也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因此,只有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对公平和效率进行考察,才能澄清两者关系不能偏废其一。 5.把握二者关系时过分强调绝对性 高等教育公平只能是一种相对公平,但多数研究对二者都侧重于绝对性,因此导致二者完全对立。事实上,因为高等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公共教育资源,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一种弱相关关系。 三、总结 目前,在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不论是探讨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本身,还是探讨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现状,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处理二者关系时,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我们更应重视统一的方面力求缓和矛盾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不是简单对立关系,二者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状态,我们应用联系、发展、辩证观点来分析认识二者关系,并把这种复杂关系作为制定教育政策制度的合理性支柱和现实基础,同时,从影响二者诸多因素出发动员社会各届多角度、多途径促进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实现。 2.与经济领域不同,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有其自身特殊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面向每一个儿童,教育机会应是一种“赠予性机会”,义务教育演变成追求效率的阶段是完全背离义务教育宗旨。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应坚持公平第一的价值标准。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机会是要靠个体自身努力和能力争取来竞争性机会,也就是说,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至少应并重,这样才能保证教育事业健康、有序、高效、和谐发展。 3.义务教育效率对高等教育效率影响不容忽视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尤其是基础性、普通性和理论性教育,具有周期长特点社会功能具有明显迟效性。办教育绝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是不符合教育社会功能的特点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义务教育的效率就没有高等教育的效率,也没有整个教育的效率。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制度作基础。我国在处理二者关系时,要结合实际,特别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前提下,我们要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山西高等教育教学服务质量实证研究 提要高校教学服务质量是高校教学服务特性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是高校学生在接触教学服务的真实瞬间对于服务水平的感知。高校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价包括高校教学设施、高校教职员工、高校教学管理和高校教学实践四个维度、17个指标。我们使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到山西省的几所高校做了调查，用spss17.0软件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最后根据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关键词：山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服务 一、研究的问题 教学工作是高校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由高校最终的根本使命所决定的。教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有了教学基础，才能进而发展科研与服务，并不断促进这两大功能的培养和发挥。 然而，近年来在山西省高校中出现了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高校之间层次相同，面对的政策环境、师资状况、硬件条件等客观因素不相上下，但是在教学质量上却存在较大的悬殊。高校教育教学服务质量问题会影响高校输出的人才的质量，进而影响科教兴国的战略，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因此，本文将学校管理、师资、学生认知和教学硬件设施作为因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山西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服务质量进行调查研究。 二、调研设计 1、调查问卷的设计。高校教学服务质量是高校教学服务特性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是高校学生在接触教学服务的真实瞬间对于服务水平的感知。它是一个多维概念，也就是说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包括多个要素的感知。在进行深入的文献研究之后，我们提出了研究初案，经过调查后最终定稿。在问卷中设计了17个问题，直接测量了高校教学整体服务质量。问卷采用了李科特尺度法，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 2、调查对象。高校扩招政策推行后，山西的高校招生人数迅速扩大，高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教学场地、实验室及其他设施没有按照相应的比例进行增长；教师教学工作量增大，教师的科研和进修相应减少；大班集中授课，师生交流减少；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和社会需求的不对等。一系列的因素影响着山西高校教学服务的质量。已知山西省主要代表高校为老八所，因此我们调查的对象主要在这几所学校里展开。我们通过分层抽样，一所211学校（太原理工大学），两所综合性大学（山西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一所文科性大学（山西财经大学）。 3、调查方法。2010年6月，通过随机抽样将调查问卷发放给4所高校的在校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每所高校50份问卷，平均回收率为99%。 三、数据分析 1、因子分析。本研究用spss17.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样本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kaiser给出了一个kmo的标准：0.9 2、建立教学质量评估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设置factor analysis的scores选项的regression（回归因子得分），根据回归算法计算出来以上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因子得分函数模型： f1=0.081x1+0.079x2+0.138x3-0.044x4+0.013x5+…+0.078x16-0.092x17f2=0.012x1+0.014x2-0.129x3+0.265x4+0.160x5+…+0.023x16+0.0335x17f3=-0.019x1+0.005x2-0.007x3-0.004x4-0.018x5+…-0.049x16-0.132x17 注：xi表示17个因子（评价指标）对应的期望值。 将对应的均值分别代入以上函数模型中，可以得到： f1=2.42 f2=2.64 f3=3.99 本次调查采用了李克特五分制的尺度法：5分为a，4分为b，3分为c，2分为d，1分为e。a代表非常好，b代表比较好，c代表一般，d代表比较差，e代表非常差。 第一个因子（即f1）得分为2.42，表示q3、q13、q14等指标比较差。 第二个因子（即f2）得分为2.64，表示q10、q12、q17等指标比较差。 第三个因子（即f3）得分为3.99，表示q11、q15等指标比较好。 四、教学服务质量研究结论提升策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发现十多年来的高等教育教学服务质量具有以下特点： 1、重科研，轻教学。政府主导教学工作评估和本科教学质量建设工作中，其给予权威评估结论往往依据学校的科研成果，其中教师职称的评定也往往依据教师的科研成果。久而久之，学校形成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工作作风。课堂教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教学研究的盲区，以致于最后形成了“大学教师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的教学”的说法。 2、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建设外发型。高校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估和建设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高校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估和建设应内外部力量相结合，相互作用，但是在教学质量建设中，中央和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却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此以来，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估和建设行动往往只是行政命令驱动的结果。高校教师以及广大学生缺乏评估和改善教学服务质量的主动行为和自觉意识。 3、“教、学”脱节。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呈现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教学服务的接受者。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和学生是直接关系教学服务质量的最核心的因素。但是，自扩招以来，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比率的降低导致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减少，从而影响了双方在教与学之间的互动性，最终影响教学服务的质量。 4、一对多教学质量评估。这里的“一”是指一个山西省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多”则指山西省各大高校。教育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各高校进行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的评估工作，而山西省内各大高校之间缺乏自身教学服务质量建设的沟通与交流。 5、基础教育设施不完善。在扩招政策执行的十年中，教育体制改变，学校缺乏经费，导致基础硬件设施落后，更新速度不能满足教学活动日益增长的需求。 6、“理论联系实际”效果不佳。教学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学生的学以致用情况。在学校，学生学以致用的主要途径在于实践活动（学校实践和企业实践）。但是，实际调查结果表明实践环节不突出，有待完善。 五、教学服务提升策略 针对山西省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教学服务质量提升策略： 1、了解学生学习期望和需求。通过不定期的问卷调查和构建网络互动平台（如学校论坛），了解学生求知需求及期望；时刻关注学生抱怨，找出原因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消除抱怨。 2、加强学生实践环节的实施。实践环节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补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校需要重视学生的实践环节，学校不仅要鼓励学生自己寻找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学校也要搭建实践活动的桥梁，通过建立自己的实践基地，建立各学科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实践创造有利的条件。 3、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教学活动是提高教学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教育的重要制度。同时，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把学生参与教授科研项目作为教学的一个环节来抓，使学生参与到理论联系实践的活动当中。 4、完善教学服务质量保障机制。单纯行政化的教育质量评价手段不能体现企业和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我们需要将“外发型”的教育质量评估转型为“内发型”的教学服务质量建设，使学生、教师、企业以及社会成为教学服务质量评估与建设的主角。我们要使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在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建设中共同作用，优势补充，使内外部考核相结合。 同时，山西省各高校联合成立高校教学服务质量保障机构，机构人员由各高校教师担任，督促各校教学服务质量建设及其相关的交流合作。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浅谈社会分层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社会分层　高等教育　公平 【论文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与人在社会财富占有量和占有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一定差异，社会分层现象日益明显，从而影响了教育公平。本文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等方面论述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阶层分化尤为明显，各阶层在资源占有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显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对子女的教育需求和看法也就不同，造成子女在教育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并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公平，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的内涵 社会分层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家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或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理论。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是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1]。最早提出社会分层观点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了三重标准的分层方法，即财富、威望、权力“三位一体”学说，并把它们分别作为经济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不论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有了分层也就意味着社会是存在不平等的，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分层就是制度化了的社会不平等体系。[2] 教育公平是与社会公平的观念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理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教育公平应包括以下内涵：（1）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展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这两个基本要素，这里主要是指教育机会均等。即指能力相同的人，不论其种族、性别等都有相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2）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紧密联系，它是指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不论其家庭背景、个人出身，都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3）教育公平与国家制度、政策安排相关，是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原则。（4）教育公平与特定的时代相关，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是一个由追求低层次的机会公平向追求高层次的结果公平演进的历史进程。具体到本文研究的高等教育公平，应是指高等教育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所调整的是社会成员在获取高等教育产品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利益关系，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二、社会分层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影响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主要指的是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是高等教育公平最基本、最明显的标志。目前我国在任何人都拥有上大学权利的同时，因为各个阶层间巨大的差异，造成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并不均等，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与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趋于保守、盲目，在选择学校类型时，他们重点考虑的是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的高校。而富有阶层的兴趣已不在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他们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他们追求的是教育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及校园学习、生活中。但是，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及下一个阶段。农村贫困考生受到经济、文化、社会资源上的缺乏，往往倾向于报考一所录取机会大的学校，所谓的院校、专业选择反而是其次的，在他们看来，无所谓兴趣爱好，只要有学上就行。有调查显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专业实际录取是不均等的，农村考生人读排名在前的专业只为一般专业，城镇考生人读的前五名专业均为社会热门专业，而且入读这些热门专业的城镇学生平均分数要低于农村考生，各个专业城镇学生录取人数、百分比均高于农村考生。[3] （三）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学业成就公平的影响 起点的不公平影响到过程的不公平，进而是结果（学业成就）的不公平。毕业时用人单位的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管理、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面。农村学生正是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又受到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择业时自然处于劣势。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可以更为成功地把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转换为高的职业地位。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中的地位差异。 三、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对策 （一）实现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对策 一是建立以教育公平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程序，把国家关于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针政策、制度措施、实现目标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逐步建立健全一种以公平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细化高等教育公平的内容，增强高等教育公平的可操作性。二是均衡配置初、中等教育阶段的资源。贯彻教育均衡化的方针，对中小学实行公平的财政政策，制订科学合理的学校评估指标体系，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在资源配置上向农村学校倾斜，努力缩小学校差距，以帮助落后学校尽快改善教育条件。三是对弱势群体探索进行“中学后教育的早期干预”项目。美国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实施这一项目。[4]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在学生儿童、少年时就培养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和抱负，使家庭尽力为孩子进入大学作好学业、心理等方面的准备；高等学校为学生和家长全面提供有关大学专业、课程、资助、就业等等的咨询，强化目标学生的升学力。 （二）实现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对策 一是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我国教育财政投入长期在3%左右徘徊，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也没有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4%的目标。[5]政府作为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者，应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建立教育经费正常增长机制。二是不断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为提出资助需求的学生建立其家庭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把有限的资助真正给予最困难的学生；加大学生资助的力度，使“奖、助、贷、勤、补、减”满足大多数贫困生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贷款额，延长贷款还款年限，畅通贷款渠道。三是采取宽松的学籍管理制度。高校学籍管理应该增强灵活性，弹性管理，给学生跨系、跨校选课的自由和转专业、转系、转校以及延期入学、中途休学打工挣钱的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方便和帮助。 （三）实现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对策 一是积极提供就业帮助。政府应该积极制定促进贫困生就业和劳动权益保障的法规和优惠政策，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提高贫困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就业能力，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贫困学生降低求职成本，做好就业推荐。二是完善就业保障的法律制度。政府应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在全社会营造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就业环境，避免和杜绝就业歧视。三是构建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政府和高校可以积极探索不同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阶段、系统间的衔接和沟通，构建开放式、富有弹性的终身教育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灵活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需求。 教育的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把子女的成才、家庭的幸福、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子女的教育上。那些贫困的家庭，更是竭尽全力，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贫穷的命运、困苦的境遇。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只有正视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保障高等教育公平、公正，才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关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探析 论文摘要： 厘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前提，是获得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科学结论的保障。目前，学界对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但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基础、原则等基本问题仍然认识模糊。从本质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方法的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同一问题运用两门以上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一定要有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和高等教育学之外两门以上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基础。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必须遵循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现象与规律相结合、方法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教育学研究方法 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迫切需要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现代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近年来，学界对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但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基础、原则等基本问题仍然认识模糊。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在相关的两本代表性著作——伯顿•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与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均找不到相应的定义。伯顿•克拉克教授和潘懋元教授分别组织专家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系统科学、文化学等角度对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展开分散研究，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成书，所得成果是一个多质性的结论，尚未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对方法论认识的含混不清阻碍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进程，妨碍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科学结论的获得。推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快速发展，厘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原则等基本问题必要且迫切。 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 伯顿•克拉克认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在探索高等教育复杂现实的过程中，求助于若干关系相近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潘懋元教授也认为，从某一门学科的观点考察高等教育，只能看到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多门学科观点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比较分析，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然而，开展多学科研究，首先必须弄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内涵。正如韦伯所言：“对概念的入门性讨论尽管难免会显得抽象，并因而给人以远离现实之感，但却几乎是不能省略的。” 就本质而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指高等教育研究者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问题与现象、改革与发展、完善与趋势的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包括以下3方面的内涵： （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而不是其他学科或领域，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仅是研究高等教育的方法凭借。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目的是为了从新的视角、维度来考察、分析和认识高等教育，认清问题和现象的来龙去脉，逼近高等教育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弊端和困惑。 （二）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方法的研究 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承袭并光大了教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了凸显高等教育特色的调查、实验、访问、演绎等方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不再是运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开展的研究，而是运用与其不同的别的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异己学科的方法论烙印，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三）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同一问题运用两门以上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 中国古语曰：一人为单，二人为从，三人为众。按照汉语习惯，两个以上才能称“多”。既然是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那么涉及的学科至少应在两门以上。如果仅仅运用一门异己学科的理论分析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单一学科视域的观照研究，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如果运用两门异己学科理论分析同一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不同学科视域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如果运用两门异己学科理论分析不同的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不同学科视域的高等教育观点展示，更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应是针对高等教育的同一问题，运用3门及以上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专门研究。 二、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基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内部在职人员和在读学生队伍的日益壮大，高等教育外部熟知和关注高等 教育发展的公众也日益增多。然而，无论内部学者还是外部人士，并非每个人都能开展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既要懂得高等教育，又要通晓所运用的学科。 （一）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 高等教育学以“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为逻辑起点，是关于高等教育目的、原则、规律、途径、专业、课程、教学、科研、教师、学生等方面的系统化学问，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必须具备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只有掌握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知识，研究者才能明晰高等教育专业和专业教育的内涵、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选择，才能把握大学生的特点和教师的作用、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才能认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否则，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就会在高等教育“教与学”的基本论述上飘忽不定，犯下低级可笑的错误，影响正确研究结论的推导。 （二） 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 哲学是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等基本问题的系统思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是关于高等教育本质、渊源和发展的学识与理论，是对高等教育本真和走向的追问与剖析。研究者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应懂得高等教育，具有较为深厚的高等教育哲学修养，能够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作深入思考。哲学使人智慧而深邃，对高等教育哲学的把握程度决定着研究者的思考方向，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前景。然而，与国外相比，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仅有百余年历史，高等教育哲学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学者和管理者还较少，具备良好高等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学者和管理者更少。以大学校长为例，我国高校领导的学科背景相对单一，且多为理工科。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等2002年对我国高校校长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大学校长中理工科出身的高达65%。由于大多缺乏人文社科教育，没有进行过专门的高等教育理论学习，我国高校领导普遍存在着高等教育哲学素养不足的缺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治理大学的思维、眼光和行为。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亦是如此，只有主动加强高等教育哲学修养，才能弥补这一学识缺憾。 （三） 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基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所以，研究者在懂得高等教育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研究工具——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这种“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不仅仅指学习和了解一种理论及方法的内容与应用，而且包括学习和了解这一理论及方法产生的背景与渊源、跟其他理论及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地位与作用、自身的优势与存在的局限等。只有“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研究工具，研究者才能准确运用这一工具，既不夸大其辞，艰涩隐晦，也不贬低其功，蜻蜓点水，而做到收发有度，恰到好处。不同学者从单个或者多个学科观点出发分别对高等教育进行的研究为后期的集体研究和整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研究目的在于应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分析解读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人很难对自己学科专业之外的其他及其以上学科理论和方法有较为深透的把握，这就增加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难度。如果研究者对学科理论和方法“只知皮毛”就运用其开展研究，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这也正是当前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深化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亟须加强兼修和稳固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三、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原则 每门学科、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视野，衍生出内在的逻辑和机理，形成一定的思维习惯和判断定式。在多学科共同研究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用学科的特长和偏见势必杂糅相陈，良莠并见。因此，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需要遵循内外一致、互促共进的系列原则。 （一） 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的原则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研究者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观察与透视，是学者站在局外对局内情况的?望与评点。这种局外观察既有居高临下、旁观者清的优势，也可能存在不明内里、妄言乱语的偏颇。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的确需要从社会大系统发展的视角来审视高等教育的问题和走向。然而，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又具有自身个体的特殊性，在产生、形成和成长过程中造就了自我特质，这种特质需要遵从、维护、适应和推动，否则，高等教育的生命力将会被逐渐扼杀。从科学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出发，研究者必须遵循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的原则。研究中，研究者既要从异己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出发考察高等教育的现象与问题，又要遵循高等教育的特质，从高等教育自身的积淀、生存、瓶颈和突破出发，审慎思考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发展方向和解决之道。 （二） 现象与规律相结合的原则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一般都有较广的知识面，深谙多门学科，但在精深程度上往往钻研不够。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研究者大多是就现象论现象，就问题论问题，很难深入其里。由于只看到局部和表象，研究者极容易按照所用学科的思维习惯和定势对现象下结论、判趋势，从而陷入与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相悖的泥潭。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要遵循现象与规律相结合的原则。高等教育规律有很多，通常可以将其分为外适规律、个适规律和内适规律3类。外适规律是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个适规律是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内适规律则是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自身文化、结构、功能、要素等的发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规律，将高等教育现象与高等教育规律有机结合，才能确保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三） 方法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 大凡研究方法都有相应的理论基础，是理论指导下的方法，有较为详细的理论阐释和说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对异己学科方法的运用，但一定要与该方法产生及发展的理论相结合。如果研究者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仅仅运用异己学科方法进行分析，根本不考虑或较少联系这种方法的系统理论，那么，他就不能将这种方法发挥到极致，只会获得干巴巴的结论，而不知结论获得的所以然，甚至会误用方法，张冠李戴，推演出错误结论。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中，研究者只有将方法与理论相结合，才能真正明白这种方法的优劣长短，才能选择适切的方法分析相应的现象和问题，才能在应用方法中糅合理论加以剖析，使方法达到科学化。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浅析基于ISO90O0认证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质量认证　is09000标准 论文摘要：质量认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的目标、程序，合理建构质量认证体系的基本维度，对建立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质量认证：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iso9000作为指导性文件，规定了质量管理、质量体系、质量控制和质量保障等有关质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指导外部质量保证和内部质量管理两种不同环境的质量体系的运行。与传统的质量控制制度相比，iso9000的优势在于它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预防上，深入探索了质量要求的实现途径．把达成质量标准的各道工序要求都制成了初步的规章制度。is09000认证既是组织的隐性资产，更是组织的声誉象征。 (一)实施is09000认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规模和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的两大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到2010年，我国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口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当规模迅速扩大时，质量往往成为次优目标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出现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换取规模发展的现象。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评估、评价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但质量监控、保障和管理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主体缺应有的动力机制、评估权力体制失衡、评估标准和方法科学性不强等．都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iso认证技术可以促进高等教育主体更新质量规定、树立质量意识、营造质量文化，促进教育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改善和绩效的提高。 (二)实施is09000认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iso90o0认证技术对高校的管理将会带来三大突破。一是思想观念的突破，高等教育的职责在于面向学生、家长以及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二是管理模式的突破。国际通用的is09000所需树立的管理模式特点强调将管理视为过程控制。依靠严格的管理制度监控整个管理过程，杜绝中间任何环节出现不规范行为，从而确保高等教育产品的质量。三是评估标准的突破。iso9000认证详细、全面、定量的指标标准体系．为高等教育改革和高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个评价标准，成为衡量改革成败和创新成效的一个基本尺度。iso9000认证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理念支撑、方法基础和评价标准，是顺利完成改革的必要条件。 (三)实施is09000认证。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 质量标准是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建立，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系统，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国门的提速器。目前，我国已经有1o余所学校通过了iso9000认证。在高等教育领域，大连海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走在前面]。我国高等教育走进国际市场，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应该立足本土文化，着力在认证机构的独立性、认证标准的多元性、认证关系的协调性等方面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规范体系。 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主要目标 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在追求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和教育服务信誉的同时。必须考虑教育服务购买者和消费者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需要考虑培养对象、办学定位、师资水平、政府导向、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程度不同，基本国情不同，教育宗旨和制度不同，在教育质量认证目标上也是有差别的。 美国学者威廉·赛尔顿在《质量认证：高等教育标准之争》中概括了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5项功能；即刺激大学及专业进行自我鉴定，加强规划；通过专家评估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其质量标准；建立自主和自愿基础上的自我监督机制：帮助学校和专业提高资源意识和顾客意识；通过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合格的毕业生以保护公众利益。欧洲大学联盟将其认证目标概括为：建立共同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即大学自治、教育作为社会财富、研究是学习的基础。等等；通过共同接受一定的准则来实现欧洲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相互兼容．以巩固高等教育在知识社会中的作用，使高等教育不断革新和推广；通过欧洲高等教育领域的不断融合以及研究网络的不断凝聚，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对欧洲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可见．欧洲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不仅有追求质量改善、促进欧洲高教一体化的目的，还隐含着传播欧洲高等教育文化的重任。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程以及全面参与的管理，达到追求卓越、持续改进和顾客满意的目的，具体可以作如下分解：一是将质量的持续性改善作为目标，拟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标准，与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相衔接；二是培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优化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软环境；三是推进我国高等学校之间的学分互换以及与国外高等学校的学分转换：四是宣传先进办学经验，促进国际高等教育交流。 三、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运作程序 计划决策。计划决策主要是找出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制定改进的目标，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措施和方法。具体可分为四个步骤：(1)分析现状，找出教育服务的质量问题。可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访问得到的信息。应用统计计算的方法和技术来了解质量问题：也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与设立的参照物的对比，寻找自己的质量差距和不足等。另外。也可以用较为通用的swot分析法，即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2)分析产生教育质量问题的原因。(3)找出影响教育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4)针对主要原因，制定改革措施和计划。计划要具体、切实可行并能预测其效果。计划和措施的拟定要明确5个w(why，where，what，who，when)和1个h(how)。 组织实施。基于is09000标准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通过预先制定工作流程、执行程序、工作规范和质量标准，要求教职工严格按照规程和规章执行，确保计划的正确实施，实施中如发现新的问题或新情况．应该及时修改计划。 督促检查。根据所制定的质量改进计划，检查质量标准执行的进度和实际执行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一般来说，可以先制定教育质量检查和审核计划，再确定检查程序。在进行督促检查时，要注意切实防止检查督导工作流于形式，避免检查督导过程中的虚化趋向，要做好各方面的调查，记录有价值的信息。 评估处理。评估处理主要是检查和评估质量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其有效性，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总结经验，巩固成绩。二是把遗留的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根据检查结果．对未解决的问题找出原因，转入下一个运作程序之中．作为下一个循环计划制定的资料和依据。 质量管理是沿着“计划决策一组织实施一督促检查一评价处理”这一轨迹而进行的．四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周期。质量改进是持续的，不问断的，任何质量的改进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总有或多或少的遗留问题。因此，一个管理周期结束。另一个周期继之开始。但后一个管理周期不是前一个周期的简单更替，而是对以前周期的发展，其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管理周期继承了以前诸管理周期的积极成果，又力图解决前一个周期遗留的问题，并且在新的周期中有所创新，管理效果也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标准体系 is09000认证技术引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按照“质量标准一质量指标一质量评估一质量保证”的程序审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新思路。实施iso9000认证，充分发挥其质量管理的功效，必须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的质量标准体系。 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首先要求形成多样化的质量标准，要求教育质量保障途径的选择、手段的采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等要综合考虑高等教育规律、学术规范、社会需求以及学生自身的多样化要求等因素．要考虑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层次。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时，要在质量标准的全面性和特殊性、标准的弹性和刚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和权衡。质量标准必须有一定的覆盖面，基本的指标必须齐全，但如果一味追求全面而忽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要求，就无法形成特色．无法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必将淹没在国际强势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标准体系之中。质量标准如果只重视弹性．就可能使质量认证标准随意性加大：而标准刚性太强．又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目标的多样性。 构建合理的质量标准体系可以从三方面人手：一是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稳定的同时，能够适应不同类型学校教学质量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质量标准、质量评估体系与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关系。教育质量分类或者说分层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从高等教育的特点来看．美国的“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法，是可以从中借鉴分类思路的一种方法。另外，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办学层次、教学科研平台、行政隶属关系等角度都可以对质量分类进行探讨。二是按学科确立质量标准，并据此进行学科的质量保障活动。这种最具有可操作性、最容易见到效果的标准将范围局限在一个学科范围内，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和针对性，但单纯将一个学校作为整体来排名是不够恰当的。三是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来明确学习年限、课程设置、论文工作、实习安排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占比重等，对各种类型人才从质量标准化方面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点，保证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人员通过学习，其知识水平和应用知识的能力都能得到实际提高。 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后扩招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摘要：在历经10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后，计划生育与人口转型的双重作用使中国高考生源持续下降，而出国留学热、国外高校抢滩、大学生就业难、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等因素进一步加到了高校生源危机，导致教育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后扩招时代的悄然来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大批高校招生不足甚至破产，大量银行呆、坏账出现，大量教职工失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得当，充分利用生源危机给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回归学术本位.引入竞争机制.我们就能够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质量，使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后扩招　中国高等教育　生源危机　财务危机　机遇 一、中国高校的后扩招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在经历了近12年的大学扩招以后，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高校的后扩招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虽然，绝大部分地方高校由于财务或规模经济方面的考虑依然存在着强烈的扩招冲动，但外部环境的改变已经使中国高等教育不得不逐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近几年各地方高校愈演愈烈的生源争夺战与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困难是其初步表现。客观外部环境的改变使中国高校扩招不得不走近尾声而进入后扩招时代，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清醒认识后扩招时代的必然性，我们才能摆脱扩招思维定势，在尽力化解后扩招带来的各种挑战，充分抓住后扩招产生的大量机遇的基础上，使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首先，后扩招时代的来临是计划生育与中国人口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育观念改变导致的人口转型使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各级学校的生源持续萎缩，最终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的生源供给。据资料显示，全国小学入学人数在1995年达到2532万人的峰值后就开始出现下降，1998年后开始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2005年，小学入学人数下降至1672万，随后基本稳定在1700万，此时适龄人口总数还不及1994～1996年波峰状态的70％(见表1)。根据教育年限推断，1998年小学入学人数的大幅下降意味着11年后(7岁～18岁)高考报名人数开始大幅下降。而事实上也是如此，2009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大幅下降，接下来2010、2011年高考生源继续下降。根据逻辑推理，小学入学人数大幅下降从1998年～2006年共8年，可以推断中国高考人数持续下降也应该有8年(2009～2017)，高校的生源危机可能还会持续6年。鉴于中国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8.5％，义务教育阶段直升，高中毛入学率已经达到79.2％，考虑到中学后教育分流会进一步加剧，高考报考率提高空间不大，我们基本可以预测，2017年中国高考学生与最高峰2008年之比也应接近70％左右，2008年中国高考人数为1050万，那么2017年中国高考学生可能在730万左右。2010年中国普通高校(不计民办)招生总数已经达到657万，比2009年增长4.4％左右，按照这种速度增长，即使按照100％的录取率(这基本不可能)，高校学位从总体上供过于求很快就会到来。 其次，国外高校的教育分流也造成国内高校生源的进一步萎缩，使后扩招时代提前到来。虽然，通过高等教育，国内在校大学生和博士生的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分别为2979万和24.63万)，然而，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只会使生源质量、教师整体素质大幅下滑，教育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并带来严重的高校债务压力，其必然结果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下滑。而高校官本位的长期存在，高校长期的垄断与卖方市场地位也使国内高校缺乏改革动力，进一步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质量差距。在近些年权威的世界高校排名中，大陆没有一所高校进入前100强，即使是北大、清华也有被港台高校二流化的趋势。国内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导致大量学子以脚投票，到发达国家寻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且这种潮流愈演愈烈，愈来愈低龄化，近几年出国留学人数更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随着发达国家高校生源、财务危机的加剧，其对中国生源的争夺将更为主动，并可能像纽约大学一样主动在大陆开设分校，抢夺内地生源，使生源争夺白热化。 再次，高弃考率与高辍学率也是后扩招时代来临的主要原因。由于高校脱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吸收能力，加之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学生起薪的不断降低与昂贵的大学收费使 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不断降低，导致越来越多的高中生放弃高考，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进入投资收益率相对比较高的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剧高校生源危机。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和低投资收益率还导致越来越多的准大学生主动放弃高校学习机会，以前这种情况只在一些独立学院、二本院校出现，但现在即使是武汉大学这样内地排名前10的高校也出现了数量不小的弃读学生。即使是在校生，也由于以上原因，每年放弃学业、中途辍学的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使高校生源危机日益严重，导致学生与高校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 正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内地人口结构转型以及高校大扩招后遗症的综合作用使中国高校的后扩招时代提前到来，它将对既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后扩招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挑战 高等教育领域与所有其他行业一样，保持垄断和卖方市场地位对于供给方是有利的，垄断的破除和卖方市场地位的逆转会对供给方造成很大损失。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开放，国外高校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外、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登陆建立分校，内地高校的高等教育垄断地位正逐渐被打破，而过度扩张和生源持续减少导致的生源危机进一步逆转了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使买方市场出现，导致内地高校处于严重不利的博弈地位。不仅如此，大扩招时代留下的严重后遗症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教育竞争的加剧而恶化，可能会对一些高校造成致命打击。 1.生源危机。后扩招时代最明显、最大的冲击就是大学继续扩招与生源持续减少产生的生源危机。当然，不同档次高校面临的生源危机程度存在着差别，从当前来看，首先受冲击的是一些三本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廊坊大学城的衰落、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的倒闭、上海经贸学院的破产只是冰山一角，高考生源拐点才刚刚开始。一些高职高专院校虽然没有倒闭，但已经处于生源严重不足的境地，随着生源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这些高校极有可能倒闭；一些二本院校由于升格时间不长，师资力量薄弱，品牌效应比较差，招生也日益困难。2010年山东省本科二批第二志愿投档结束后，有45所院校的文科专业、47所院校的理科专业出现了“零投档”，估计今后这种情况将更为普遍。即使像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有些专业也遭遇弃读，某些专业的弃读率还比较高。可以预见，随着高考生源的继续下降，生源危机将进一步恶化，将会有更多的高校面临倒闭、停招的命运，大量教师将下岗、转岗，大量教育资源将被闲置、浪费，一些依赖于高校师生消费的社区将衰落，大量银行贷款可能难以收回变成呆账、死账，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酿成激烈的社会冲突。 2.财务危机。在高等教育中，由于政府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各高校的财务压力非常大，而各地豪华大学城，各大学豪华新校区的建设进一步加重了高校的资金压力。为了缓解财务危机，各高校一方面通过不断提高学生学费，扩大招生数量增加学校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向银行大量贷款弥补建设资金缺口。由于缺乏硬预算约束，很多高校过度融资，深陷债务泥潭，即使像吉林大学、南昌大学这样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也难以幸免。然而，高校债务风险的不断增大已经引起银行警惕，很多高校被列入贷款黑名单，通过银行继续融资的路基本断绝。学费的增长也受到学生承受力的限制、政府的管制，现在基本保持稳定，唯一可行的是不断扩大招生数量，提高学费总收入。从统计资料上看，地方普通高校由于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学校财务对学费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学费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例由1997年的18.6％一路上升到2005年的40.6％。如果扩招停止甚至出现招生数量的大幅下降.对学费收入的严重依赖必然导致一些地方高校爆发严重的财务危机，日常运转困难，更不要说还银行的利息、本金。因此，对于很大部分的地方高校来说，生源危机引发的财务危机可能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将导致人才流失，工资拖欠，基础设施老化，教学质量下降，生源进一步的萎缩，最终使这些高校陷入恶性循环直至倒闭。 3.教育质量危机。由于高校的扩招冲动与高考生源数量下降的相互作用，高考录取率可能会持续上升。鉴于当前中国高考录取比例已经接近70％，生源总量还将持续下降多年，理论上未来中国的高考录取率可能达到100％，但考虑到大学文凭的急剧贬值，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弃考率和弃学率的进一步上升，高考录取率应该达不到100％。但可以肯定的是，高考分数线会进一步大副下降，在理论上甚至可以降到o分，大量不符合要求的生源进入高校必然从总体上进一步降低高等教育质量，而生源减少导致很多高校财务危机的持续恶化，教师福利待遇的降低，又导致大量优秀 教师的离职，教师整体素质的下降，财务危机也使教学设施难以得到维护，图书更新困难，教学、实验器材短缺，也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使生源危机进一步加重，并形成恶性循环。 4.办学成本提高。由于高等教育领域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供给超过需求，为招到足够数量的学生，很多高校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吸引、招揽新生，并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留住学生，这些都增加了办学成本。而生源的减少也导致大量同定资产闲置，教育设施的浪费。一些专业的学生过少使教学的规模经济效应消失，教育设备利用不充分。教师过剩也导致教师转岗、安置费大增，教师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也提高了办学成本，降低了办学效率。 三、后扩招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然而，后扩招时代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只要制定有效措施化解这些挑战，并充分利用生源减少带来的机遇打破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推动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和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减少由高等教育造成的高等教育过度超前发展而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浪费，我们就能使中国高等教育回归正轨，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层次看，政府应该利用高校生源危机进一步推进高校体制改革，打破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通过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实现高校之间、高校教师之间的优胜劣汰，使长期以来阻力重重的高校课程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人事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专业结构调整、岗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制落到实处。只有激发高校之间的竞争，我们才能够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高校真正的市场化变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专业的消失，一些教育质量低下、办学成本过高的高校倒闭，一些不适应社会需要、专业技能较差、不称职的高校教职工的解聘。但这是必要的阵痛，我们不应该以社会和谐为由压制变革，阻止资源的优胜劣汰、优化配置，错失高等教育变革的良机，因为只有变革才能够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效率，实现高等教育的凤凰涅??。当然，对于那些因为系部被撤、学校倒闭、竞争失利而被解聘的教师，我们应提供必要帮助，一些教师可以通过再培训重新进入教师队伍，一些可以转到乡村中小学充实乡村教师队伍，更多的可能需要培训转岗。 政府也有必要重新定位的职能，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半公共品性质和社会功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虽然，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化越来越明显，各种性质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是保证教育更符合社会需要的保证，但是鉴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教育半公共品性质以及教育在维护机会均等、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方面的重大作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合理干预就显得极有必要。由于高等教育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该提供合理的奖学金、贫困生补助、教育贷款来保证贫困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由于教育可以促进内生性增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根据高校创新能力的不同而对高校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对于研究型大学，政府应该全额拨款，以保证这些高校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培养精英人才。对于教育研究型大学，政府提供一半教育经费，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方产业需求对这些大学实行一定补贴。对于纯教学型大学以及职业技术学院，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政府只提供30％的教育经费，其他的靠学费、社会服务、捐款来自己补充，允许不同学校存在学费差异，鼓励他们之间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对大学的分类政府应该制定严格的标准，并每隔五年重新评定，各种类型大学的地位可以变动，以激发高校的竞争意识。由于学科性质不同，市场化的能力不同，对于一些关系到国家长期发展的长线专业，政府有必要通过资金补贴进行扶持，以保证这些专业充足的人才供应。由于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导致中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悬殊、高等教育结构严重不合理，这也要求政府高教投资向落后地区、职业教育倾斜，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层次结构更为合理。 从微观层面看，各高校作为竞争主体，要想在严峻的生源竞争中幸存下来，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根据美国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管理思想，有三种比较成功的战略，它们分别是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虽然，高校与企业之间在性质、生产过程、培养目标、最终产品方面差异很大，但两者也有很多共同点，如讲究投资收益率、产品质量、品牌等，因此，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对于高校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不同高校来说，由于所处学术地位不同，竞争对象不同，因此，选择的战略就会有很大差别。对于大部分“985”高校来说，由于属于 国家重点投资高校，政府拨款、科研经费比较充裕，大部分处于区域经济中心，教育质量比较高，基本不受生源危机影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国际竞争力下降。这些高校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而全，导致资源分散，优势学科不明显，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规模扩张已经不重要，关键是进一步提升传统优势学科，并在新兴学科领域获得优势地位。鉴于大部分“985”高校经过合并，优势学科比较分散，学科之间专业壁垒森严，学科渗透困难，聚合效应难以形成，因此，对于它们来说需要必要的收缩，把一些非优势学科、离优势学科比较远的学科放弃或分离，集中资源，依托原有优势学科建立学科集群，形成聚合效应，提高国际竞争力。在这一点上，美国重点高校与香港科技大学就是榜样。对于一般“211”高校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大而全导致资源分散，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优势学科难以形成或支持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可能象“985”高校一样拥有充足的资源建立优势学科群，但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在某些学科获得一定的国内知名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瘦身是当前急务，需要集中有限资源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优势学科。对于其他高校，由于资源有限，基础较差，选择专一化战略比较合适，通过某一个学科，或在某一个专业的突破，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这些高校由于政府拨款少，是扩招的主力，也是瘦身的主要对象，对于一些缺乏吸引力的院系，应该大胆撤并，集中精力于强势学科、专业以及相关学科。在这个方面，南京审计学院、徐州医学院做得不错。还有一些高校可以凸显地方特色，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优势，如西藏的藏医学院、丽江的旅游学院等等。对于其他既没有优势学科，也没有品牌效应的绝大部分高校来说，成本领先优势也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在绝大部分高校陷入财务危机的情况下，那些管理严格、教学成本比较低的高校就有可能坚持下来，并吸引人才，使自身获得发展。 因此，后扩招时代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他将通过无情的生源竞争与财务压力使高校自身不断改革，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激烈竞争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把发展过度的高等教育重新拉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最终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率与质量，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研究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财政研究论文:浅谈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摘 要】现阶段，财政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了解财政收入及支出、制定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还能够保证财政工作顺利进行。文章将对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财政研究；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应用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财政研究论文: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摘要：地方财政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地方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对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的特色与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府际财政关系；财政结构：财政研究 一、引言 地方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具体包括省（直辖市）级、市（地区）级、县（市）级和乡（镇）级四级，保持地方财政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按照“放权一让利一分权”的路径逐渐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在分配关系上实现了规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还是有一定的遗留问题，比如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彻底落实。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考察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也能提供某种理论延伸的契机。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所缺，需要系统、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本文将根据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检索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有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考察分析来展现这一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论文来源需要作以下两点说明：（1）不可否认，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超过3000家，发表地方财政研究的论文很多，CNKI来源期刊是其中一小部分，但CNKI来源期刊无疑是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覆盖每一个学科与空间，目前是作为考察与评价我国学术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其有效性是明显的；（2）CNKI收录的文献来源包括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每一类型文献都有自身特点，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因此本文数据检索与统计的基础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然，少部分符合此条件的期刊没有进入中国知网，但由于本文并不对某一特定期刊进行统计分析，而是较长时段的总体情况考察，因此对结果的影响差异可以忽略。 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概况 从CNKI中选取1994-2013年这20年有关地方财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考察的目的，首先将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这些关键词在每年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考察了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最热”关键词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方财政研究重点的变迁。表1就是从CNKI的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在各年份出现频率较高的13个关键词，关键词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在当年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选出来的13个关键词按照相近性或相关性进行分类，根据每一类中各关键词主要涵括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块”研究，以便我们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全面性，本文对所选取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1）去掉了一些虽然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过于宽泛或者针对性不够明确的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这样做更容易抓住关键词所反映主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合并了含义大致相同的关键词，比如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入“地方财政支出”，将“物业税”划人“财产税”统一用“财产税”进行统计，“地方财政困难”和“地方财政困境”虽然一直出现但是频次不那么高，所以统一划入“地方财政风险”进行统计；（3）每年度选取标引次数最高的13个关键词，对于频率相同者，选取和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关联性较大的进行统计；（4）有些板块的研究与板块中具体关键词重复，如地方财政收入板块与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相同，这表现出总体与具体的差别。 表1反映了1994-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了当年研究的“最热点”，也为大致掌握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方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对1994-2013年间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财政研究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收支活动。与此相关反映在表1中就是有些关键词虽然不是每年都以最高频出现，但始终排在前列，只是排序稍有变动，如“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多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篇章，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关键词在前几年几乎未出现过，但是在后几年突然变成了高频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与此相反，有的关键词在前几年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在减少，比如“农村税费改革”，这显示出了地方财政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时效性。20年间，“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各占据了5年的最高频关键词，“地方财政风险”变动的幅度与其他关键词相比显得较大。总体上来看，各关键词在每年出现的频数基本都在增加，表明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三、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板块结构 在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进行粗略的分布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聚类分析，同时也从一定角度对关键词分布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根据表1中所列地方财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将20年间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划分为以下四个板块：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运行，每一板块下再划分细的分支研究方向。以下就是将表1中所列关键词对应到上述四个板块中进行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1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②、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表1所列的文献标引关键词中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财产税。考虑到部分关键词间的关联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图1中“地方财政收入”词频变化的总趋势为先下降再上升，1994--1999年基本处于下降阶段，1999---2003年较平稳，2004--2012年上升速度很快，词频从14增加到了125.9年间增加了近8倍，到2013年又略微有下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这也是1999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首超50%。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研究迅速上升的原因，撇开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这一事实不说，对财政收入的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重要性在地方财政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使其管理更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保证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和支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系统，对地方税这一新出现的概念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趋势，随着改革的推移，地税系统逐渐完善，对地方税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标引次数也随之略有下降。2005年之后，对地方税的研究开始处于平稳状态，但这并不绝对代表着对地方税的研究在减少，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其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细化到对地方税具体税种的研究，对地方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财产税。从图3中可以看到对财产税的研究从分税制开始时就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趋热，2011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真正开始被研究是在2004年。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属于财产税），对应在图3中表现为2009年到2010年财产税这一关键词的标引次数陡然上升，一年内增加了63%，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再进一步细分，对财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业税，也就是后来的房产税上，2011年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改革，可以说多年探讨开征可行性的研究初步有了结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房产税在全国开征有了可行性，只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再去探讨可行性的意义就不再那么显著，对房产税的研究就逐渐开始下降，因而财产税的研究标引次数也就开始下降。 我国现阶段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很多国家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土地、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和收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④，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地方税种体系，培植较为广泛和稳定的地方税税源就显得很有必要，同时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整合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开征的可行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2 地方财政支出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教、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直接显示着地方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支出的范围、结构、规模和监管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板块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 在进行标引关键词统计时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人了“地方财政支出”，事实上地方财政支出研究的分支很多，但在数据统计时发现只有“结构”这一分支标引次数靠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图4中不难发现，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从1994年到2005年间变化并不太大，这是因为我国对财政的传统研究以收入为主，随着近年来要求以支出规模为主进行预算的改革意见的提出，对支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再结合我国政府在出现变化的年份中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比较明显了。中央政府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试点，这些举措都使地方政府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也迫使地方财政为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增加了支出。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惠农政策一直在提出，但是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力度依然不够，而对基础建设的支出又过高，支出结构需大力进行调整，所以伴随着支出结构的调整，要着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优化支出结构，新农保和农村税费改革就涉及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 新农保的全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将对农民缴费给予补贴，并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农民自缴保费的筹资模式，由政府对农民投保进行补贴，而这项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否到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在财力方面存在差别因而面对的财政压力也不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到了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筹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新农保良好运行和顺利推进的一个阻碍因素⑤。我们从图4中已经发现在提出新农保试点改革的当年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有明显上升，可见地方财政支出对新农保这一政策落实的重要性，虽然新农保本身的研究稍显滞后，但是也明显的反映出了研究的政策导向性。 同样作为惠农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和新农保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最初于2000年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因此在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引关键词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整个发展趋势呈倒V型。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该有的各项支出就无法到位，比如乡镇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无法偿还已有债务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实力。 无论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还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税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公共财政”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的，归总到一点就是要对我国的整个财政体制不断进行优化，亦即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3 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多次变迁，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说起，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点：财权、事权、财力，只有这三个要素分配的均衡和谐才能使每一级政府都正常运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图7显示了对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两个比较密集的时期。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省以下财政关系怎样理顺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而是由各省自行处理省级以下政府财力的划分，但事实上省以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分税制，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明确合理地划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方式虽然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但却使得县乡政府出现负债，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责的履行，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虽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与发力。另一个研究集中期是2008年至2009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政府了2000亿元地方债，我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再加上地方政府之前以各种名义举借的债务，不得不考虑此时发债可能引起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对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财税制度。本着“朝前看”的指导思想，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迈进，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即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的，使其更具有竞争性，促进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⑦。在分税制的实施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优势方面。比如它使得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趋于稳定，直接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按照税种划分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系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税收流失。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中所有问题的，分税制也如此。在实施的后期，分税制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所谓分税只分到了省一级，省以下税收收入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事权、财力具有不确定性，在“非对称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方，县乡政府负债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分税制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方向转向了由分税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后面的图11中可以看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的后期上升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协调力度加大是促进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尝试，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因此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重要区别⑧。在分税制之前的财政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让利和放权来进行，但是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分税制引出的财政分权，是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构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这一次分权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引出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图9中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在2007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央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财政分权这一改革措施引出的一些在制度设计之初未考虑到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在分权的初期是没有显现的，但由于分税制和地方激励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随着分权的运行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财政体制更加规范健全，但是也引发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种种问题，比如地方财政风险、土地财政等。 4 地方财政运行 财政体制改革至今，主要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第二次是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改革目标，试图按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模式建立财政为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并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对于体制层面的宏观研究已慢慢淡出研究的重点领域，从以下几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了由这一制度运行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财政等等。 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债务风险、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等，风险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引起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即政府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从纵向来看，因为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中省市一级财政风险相对较小，而县乡一级政府普遍有财政困难的现象：从横向来看，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问题就相对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集中在2003年前后，结合国家的财税政策来看，2002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重担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基层的县乡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收入困境，政府运转不灵。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因此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自然就上升了。另外，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在2011年前后又有小幅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视起来了。 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造成地方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却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债务来源相对于省市级政府来说更为复杂，这与现行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都不无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分成制，更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又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甚至不到位都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从图11中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标引关键词从2009年的41个增加到2011年的109个，两年间这种成倍的显著变化反映了学界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统计署2010年的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2009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2010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严格控制地方信贷规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在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伴随着控制债务规模的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下降。 税负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税制的优化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同时税收政策又是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其他年份比较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上文分析到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年左右膨胀到了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这种负债的形成除了与财政体制有关外，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无关系。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铁公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项目，虽然这确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大幅增值，但是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负担，这就不难理解对地方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在2010年都呈上升趋势，作为二者结合造成的后果，“土地财政”引人关注。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土地财政，这一现象是伴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有偿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出现的，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普遍存在性和存在的规模不容小觑。在图1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对土地财政的研究是在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要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力的增加，而地方税收收入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现有的“招拍挂”制度下，地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着上涨，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的模式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脆弱，经济结构失衡，耕地流失严重，引起民生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改变，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的涨跌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的趋势。 四、总结性评述：特点与趋势 以上就是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分布与聚类分析，所选取的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当今地方财政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些关键词在20年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大致可以观察到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变迁特点，并且可预测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财政研究与时下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联系密切，注重时效性和贴近现实性，偏向于政策导向型。从上文的图表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各关键词峰值出现的年份往往都是在某项与之相关政策出台的同期，可以说财税政策的变化引领着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依然会左右地方财政研究的走向，即地方财政的研究依然会是政策导向型。财政本身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或多或少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会随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过去20年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去切人理解各种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则因人而异。 其次，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实证研究较少。某些财税政策在出台的初期公众对其比较陌生并且在当时有意义，因而可能规范研究多一些，但随着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该政策不再如出台初期那样符合实际情况，此时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地方财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会偏向于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从关键词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对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研究相比1994年前后纯粹的财政理论研究要更加突出。比如，地方财政研究主要围绕分税制来展开，对于分税制制度本身的研究已渐渐淡出，相反，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分税制的继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其实际影响的研究以及如何去补救负面的影响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也再次体现出地方财政研究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第三，地方财政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并存，微观层面的研究日渐凸显，即更偏向于研究大框架下的小分支。在关键词的统计和选取过程中发现宏观层面的词数量非常多，虽然宏观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如今中观、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可能更高一些。中央出台的财税政策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研究再从宏观层面去进行，就显得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尤其是地方财政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应该选取较小的主题切入，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问题，从学术角度验证具体财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改进意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过程，这样有利于中央各项财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政策的落实和完善提供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 第四，地方财政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也涉及政治学领域，“财”和“政”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财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推进，以及地方财政贴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特点，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还会出现新的领域。近年来“土地财政”研究的兴起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联系密切，在进行研究时地方政府学是不可回避的理论支撑，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也不是问题。 通过对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从大多数已有文献综述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近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地方财政收入板块的分析发现，对财政收入的研究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研究只是在引起收入变化的具体税种方面有上升趋势，研究方向需要聚焦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上来，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公开透明、收支管理更加规范化；对地方财政支出板块的研究发现，与地方财政收入研究呈下降趋势相反。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地方政府普遍负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财政体制改革板块的分析发现，财政体制研究是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在一项宏观政策颁布的当年和前后一两年对该政策的研究一定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注意紧跟宏观政策的变化，多做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运行板块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续效应，并适时地提出了科学评估的合理化建议。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 要：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引起中国经济体制剧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财税体制。公共财政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学术界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共财政的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共财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财政研究论文:土地财政研究: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形成了靠卖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大规模城市经营，形成的财政缺口进一步靠卖地来弥补的地方财政恶性循环，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土地财政作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广为诟病。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税制度不合理。二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三是政府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引起的，但各方面因素却应有主次之分。土地财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应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入手分析问题的内因，并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来解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 一、土地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现状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所占比重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国水平达40%，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0%。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36.60%，创下历史新高。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由此可见，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 首先，引发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推高房价地价，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引发资本大量流向该行业，同时房价的居高不下对其他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其次，土地财政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土地为保障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土地利用率极低，盲目横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城市的规划扩张中，大量的拆迁引发不和谐因素，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二、土地财政原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1.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假定。根据布坎南的理论，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首先应具有“政府人”的特质，该特质要求地方政府完全代表该地区人民和社会的总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由具有“经济人”特质的官员组成的机构，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 2.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行为模式下多重利益权衡。地方政府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利益：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宏观利益。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中观利益。再次，地方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微观利益。 3.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 “经济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分解的偏误。地方政府过多地注重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忽视地方利益，在政府双重角色的权衡中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经济人”的角色。具体到土地财政当中：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地赚取收入，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后续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对城市的经营中，进一步推高房价地价，赚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和相关税费收入。 （二）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产生原因 1.激励机制不合理――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并非一种完善的激励机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及权重划分上，往往片面强调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干部，不能反映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实际利益。例如，只看重GDP、财政收入之类数量指标，轻视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运行成本等指标，导致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优化。 2.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预算约束制度和行政问责制。第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土地财政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本应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土地财政的失控发展则表明预算约束严重不足，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法定性破坏严重。一方面，各级政府预算不具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一方面，执法主体、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可操作性致使部分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法，且无法追究他们违反预算约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权责对等意味着首长具有一等的决策权，这就容易造成寻租行为和决策失误。在土地管理中，政府决策失误或失败现象随处可见，但少有官员为此而被问责。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不足：一是行政问责主体局限。行政问责的主体目前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在上、下级存在连带责任关系时是无效的。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在各级政府中也都相似，上级政府基本不会就此类错误追究下级政府责任。二是行政问责范围局限。目前行政问责仅局限于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失职事件，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不良影响但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行为还没有纳入问责范围。而土地财政问题中的决策失误、短期工程，其危害性在近期一般不能表现出来。三是行政问责程序局限。行政问责启动程序上，目前还局限于党政机关，很少由人大、法院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政府综合型绩效考核系统 西方国家在绩效考核方面起步较早，已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虽还处于雏形阶段，但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已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和山东烟台的服务承诺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基于比较适合于我国推行的服务承诺制，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的参考意见： 1.完善立法。中央应完善绩效考核方面的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同时中央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本部门实际，在法制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明确公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享受的权利与服务，拓展绩效考核的深度。 2. 加大服务承诺的公开化。首先，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服务公众，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开。其次，应该将服务承诺的标准、投诉程序、违约责任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使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在各个部门的承诺到期日，部门应当做出相应的总结并将其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上一工作年度服务承诺的兑现情况。 3.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使承诺的兑现考核明晰。例如香港屋宇署为加强对服务承诺的监督，将客户服务经理的姓名写在办公地点的总接待处，并公布监察机构名单，承诺每年将服务情况的检查结果与已定标准互相对比， 接受监督。参照这些经验，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内部对比考核以及外部公众实时监督反馈的形式建立考核机制，确保服务承诺的有效兑现。 （二）完善土地相关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 1.确保土地收支预算管理的刚性。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随意变动或超收、超支。另外，可考虑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 2.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安全性及科学性。对于土地出让专项基金，应严格按照《国办10号文》的规定，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应与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土地专项基金的使用要科学化，明确各项用途的支出比例，确保惠及民生的项目资金到位。 （三）完善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完善的问责制度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比较松散，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宪法规定的政治问责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规定而难以发挥效力。所以，要构建系统的问责制度，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将政府官员在决策和日常政务当中失职的情形详细列举出来，对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固定下来，便于实施。 2.扩展问责制度的调整范围。我国的政府官员问责制主要处理政府主要官员违风党纪或影响较大的行为，调整范围过小。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应只用接近于法律底线的准绳约束其行为。所以，应加大问责制度调整的范围，将政府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效果也纳入问责范围，对于决策失误、行为示范应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具体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将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基金预算的违反，以及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当中的项目决策失误、低效浪费的面子工程都纳入问责制度调整范围。 3.扩大问责制度的主体范围。我国问责制度的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是一种内部问责，缺乏来自社会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的问责途径，责任的判定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结果，而是由上级主观认定，很难实现客观公正。所以，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客观的问责机制，必须扩大其问责主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财政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及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示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财政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尽管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等五个方面,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仍然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国民党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