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试析关于当前文化市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文化市场 法制 非法经营 论文摘要:当前文化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力以及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这就严重制约了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针对当前文化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理顺体制,建立政府统一的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加强法制建设等相应治理措施。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活动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的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是8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的一个新兴产业,它已经逐步构成了大文化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逐步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流通和消费领域,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文化市场。目前.文化市场的种类越来越多,社会性越来越强。娱乐市场、演出市场、音像市场、艺术品拍卖市场等呈现出红红火火的发展态势,同时经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市场的带动下,已经成为促进就业的一支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走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繁荣社会文化、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及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文化市场管理中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管理工作的相对滞后,导致一些宣扬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的文化垃圾充斥市场,污染着社会,毒害社会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也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政府虽然加大了监督管理的力度,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许多地方“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使之朝着健康有益、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前文化市场及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总的来看我国的文化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看似繁荣热闹,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体制问题直接制约文化市场的发展 1.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 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现阶段决定了作为文化市场上的经营主体仍然可能属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但是,作为管理主体则必须是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否则容易造成职贵交叉、政出多门、互相扯皮推诱,造成管理混乱。我国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体制的层次制即从纵向上分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只是管辖范围不同和职能不同即从横向设立平行的若干部门,各司其职,这样纵横交错结合的管理体制由于各部门从各自的工作角度出发存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表现出一方面工作重复,另一方面又存在漏洞的不协调状况。在一些省区,音像市场除公安、工商等协管外,由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家在主管。其结果是:谁都在管,实际是谁也不管。而清查时,要么各自查各自批的摊档,要么你查我的,我就查你,结果谁也不管。在管理上,只是由工商部门发一个营业执照,却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负贵日常的稽查管理。这样,至少已造成了以下几种不好的结果:(1)审批条件不规范;(2)管理力度不平衡;(3)管理有时重叠,有时出现真空地带; (4)管理部门或相互竞争,或相互扯皮,让经营者有空子可钻。 2.文化市场行政机制落后 长期以来,文化事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统领下依靠国家财政支撑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许多问题凸显出来,一时难于解决。在“老、少、边”地区尤其尸重。总起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文化事业单位人员,尤其是市场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二是由于机构体制不顺,文管部门执法地位不高。在部门内,文化管理只是文化行政管理职能的一小部分,在部门外,与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相比,文化部门不是专门的执法部门执法上有相当大的阻力,执法人员常常是无所适从。 3.当前片面实行总量调控政策及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农村文化市场形式单一,使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缓慢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其拥有的文化经营单位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当前农村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广播电视然后是传统的纸牌、麻将、棋类和庙会灯会等节庆活动。新兴文化娱乐方式如网吧、歌舞演出供应不足。农村文化生活严重落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另外,从2000年以来,文化市场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国务院、文化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总量调控政策及片面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客观上也限制了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合理的方式不能解决市场需求,必然会导致非法经营。尤为重要的是,农村文化市场是后于城市文化市场兴起的,对总量及规模的过多过高设限,实际上是在控制农村文化经营单位数量的增长,无形中剥夺了农民享受正常文化生活的权利。农村文化市场经营者无证照现象较为突出。农村的资金和人才缺乏,地域广大,居住分散二农民收入不高,农村市场相对狭小;农村文化经营单位经营者大多素质不高,守法经营意识淡薄,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农村文化单位非法经营现象突出.影响农村文化市场的良性发展。 (二)法制问题是制约文化市场发展的瓶颈 文化市场的非法经营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根去原因在“无法可依”、“执法不尸”、“违法不究”。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加强法规建设以克服文化市场在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加强市场稽查队伍建设更是迫在眉睫。总的来说,当前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立法工作严重滞后 目前,我国文化市场管理的立法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国家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文化市场管理法,国务院在这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尚不系统,这给文化市场的依法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政策界限难以把握,有的法规文件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规定,由于其内容不够具体,致使执法把握尺度不准操作性不强。以娱乐市场的游戏机和游艺机为例,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现行法规并不明确,这既给操作单位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更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2,文化市场稽查队伍的作风建设、廉政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稽查队伍作风,是稽查队伍综合能力的集中表现,是履行文化市场监管职能的基础,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的兴衰成败。当前,由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诱惑的因素增多了,由于处于改革时期,许多方面的制度诸如:廉政建设制度、干部队伍管理制度等还不够规范和完善,因此出现了一是知法犯法,出于某些利益驱动,主管人员、执法人员明知故犯;二是以权代法,某些地方单位的文化活动越过文化管理部门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而该部门既不经中央部门审批,又不尊重地方文化部门就鹰自审批同意.这种权大于法的情况还大量存在。三是极个别执法人员、管理人员贪赃枉法,经不起金钱诱惑囿于人情置法规于不顾,造成了文化市场管理混乱的现象。四是执法人员本身私心重,怕得罪人,害怕树敌和遭受打击报复,因此不能做到执法必尸二这些问题的存在,尸重影响到文化部门在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有法不依、执法不尸的现象比较严重。 3.依法行政能力有待提高,执法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有的稽查人员对有关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掌握的不深、不透,对新颁布实施的法规不熟,甚至有的还沿用旧的法规。执法程序不严格,稽查人员不王动亮证,执法文书不规范,处罚随意性大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没有实行管理与稽查分离、检查与处理分离、罚没与保管分离、办理与收费分离。尸重影响到正规化管理和规范化办案。 二、改进当前文化市场管理的建议和措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如何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繁荣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为了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监督管理,更好地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理顺管理体制,明晰行政管理机构职责,各方密切配合 1.明确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吏文化、公安、消防、环保、工商等部门对文化市场能够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指导,进一步规范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行为。对文化市场来说,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的主要是政府的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其中文化 部门是主管部门。这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早就明确了的职能界定,也是多年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实践所形成的职能配置格局。因此,做好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是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履行的重要职贾,也是不可推卸的重要贾任。面对目前体制造成的抢管和不管或漏管现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建立统一的“大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将文化娱乐市场、书刊音像市场,体育娱乐市场、旅游市场、文物市场等纳入一体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 2.提高认识,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 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继续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制度。主管部门要对文化市场实行宏观调控,运用法规约束、市场调节、行政审批和舆论引导等多种手段,对文化市场总量进行控制;要继续发挥文化经营行业协会的作用,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实现对文化市场的多层次管理,保证文化市场与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相同步,实现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3.健全文化市场的管理机制 一加大从源头上的预防和管理,抓源截流,从制作音像制品,出版非法书刊的“地下工厂”抓起,坚持突出重点,集中打击。从源头遏制“制黄点气加强对运输环节的检查工作,严把流入关在文化市场管理上,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文化市场稽查队伍,建立文化市场目标管理贵任制。加强管理手段,完善配套措施。由突出性检查转变为经常性管,由“消防式”管理转变为预防性管理,从而从组织上、队伍上和措施上保证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真正把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公安机关和工商等执法单位对文化市场负有重要的管理贵任,按其各自的业务分工,加大对文化市场的检查、监督工作,齐抓共管,共同做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发展与建设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必须下大力气,认真抓好文化市场管理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需要建立一支懂政策、作风好、敢于坚持原则、办事公道的管理队伍。 4.积极关注农村文化市场,统筹城乡文化市场发展 (1)放宽政策,优化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环境 农村文化市场起步艰难,开发建设的任务很重,必须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作保证,改善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环境,争取相关部门对相关费用的减、缓、免,尽量减轻农村经营者的经济压力,允许新办项目有一定的试办期和允许农忙季节歇业,在此期间免收规费税金。定期开办农村文化市场管理骨干和经营者培训班,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管理、经营水平,更好的服务于农村文化市场。 (2)突出个性,开发地方特色的文化市场 农村文化市场不单是文化消费市场,农村更是传统文 化的源头,因此发展农村文化市场不应一味效仿城市的格 局,而应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农村地方人文资源,抓好三个重点,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文化市场:一是开发利用古迹文化,民间传说,历代名人农家旅游资源,寻求文物旅游市场与地方经济建设的最佳结合;二是让民间艺人、能工巧匠和民俗文化活动登上文化市场的大雅之堂;三是注重发现和培育具有继承创新特色的农民文化活动形式。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市场的个性品味.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农村专业文化市场。 (二)加强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为监督管理提供法律保障 1.加强文化立法是搞好文化市场管理的关键 目前音像市场、书刊市场、娱乐市场、演出市场的违法行为都不同程度存在,高价获利、缺乏社会责任与道德感的丑恶现象蔓延滋长,违法侵权在科技、出版业屡见不鲜,文物盔卖走私十分严重。要从根本上治理这些丑恶现象和违法行为,就要从依法治文的要求出发,充分认识文化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做好文化市场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特别是尽出台《文化市场管理法》,用法律的形式规范文化市场经营行为。做到依法管理,有章可循。为人民群众依法享有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利,促进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为打击文化市场中的犯罪行为和抑制文化市场中不良现象提供法律武器。 2.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建设,是繁荣、发展文化市场的根本保证。以坚持执政为民为宗旨,狠抓文化市场管理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一是要抓好执法人员的宗旨教育,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增强其法律意识、业务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二是要严格执法,廉洁行政。严格执行文化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严厉查处违法经营活动,公正执法,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三是要正确处理好软环境建设与严格执法的关系。软环境建设就是为经济建设创造宽松环境,要处理好“一放就活,一管就死”的问题,依法行政,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四是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加大社会监督力度,营造全民支持和关心文化市场建设的氛围,力争达到市场繁荣,人民满意。 3.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 根据文化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加强文化执法队伍和执法机构的建设。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必须把好进人关,对执法人员的挑选应通过公开招聘、择优录取的方式,要注重吸收文化领域中各方面的代表加入文化市场执法队,适当增加参与文化市场执法的机构编制,要对执法人员实行上岗前的系统的法律培训,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执法实绩的考核制度,以保证文化执法队伍的质量。文化管理部门和公安、工商等部门要密切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采取强有力的整治措施,严格管理,从各个方面堵塞漏洞,对违法者的制裁不能以罚代法。 总之,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就要努力把市场繁荣和市场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繁荣是根本,管理是保障。要积极消除阻碍文化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大力推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处理好监督管理和文化市场发展的关系,做到标本兼治。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限,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舆论等多种手段,对文化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逐步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监管为辅助,多种监管途径们方法相结合的文化市场监督管理新机制,进一步完善以法治文的文化市场监督管理新体系。在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工作的同时,还应进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坚决打击娱乐场所的违法经营行为,不断充实知识,增强职业敏感性,及时捕捉市场动向,用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管理好文化娱乐市场。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地、不间断地打击和取缔丑恶有害的东西,保障文化市场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繁荣发展。 文化市场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论加强和改进文化市场管理的有效途径 摘要:本文分析了如何加强和改进市场管理和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主要是要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理顺管理体制,实行归口管理,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 关键词:文化市场;市场环境 文化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 经济 形态,一经出现就给文化管理部门提出了如何“管”的问题,文化市场兴起壮大的二十年,也是文化市场管理不断完善成熟的二十年,但在实践中,由于“文化市场”的概念界定和分类,在纯理论和纯部门问题上的模糊,直接影响到了相关 法律 的制定和行政管理权的行使。于是,如何客观完整地认识和界定文化市场,制定相关法律并最终明确其行政管理职责的归属,实现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成为长期困绕文化市场 发展 的突出问题。 一、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是法制管理,作为进入文化市场的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自合法利益的保障,最终有赖于相关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强市场理论研究,实行法治是文化市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文化市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近年来,文化市场立法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基本上结束了多年来文化市场管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 历史 。但是,从整体上看,仍然存在文化市场理论研究、文化市场立法滞后于文化市场发展等问题。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健全立法体系,加快立法,尤其是高层次立法是当前文化市场立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文化市场大法应尽快出台,现有文化市场的各项管理法规要通过不断修订完善,使其效力层次更高,界定更加准确,更具有操作性的基础上,颁布与之相配套的各项实施细则。逐步实现政策引导、法规制约、法律保障,这样一种综合管理机制,扭转在文化市场治理、整顿中缺少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的被动局面,使文化市场管理人员真正做到守土有责、有法可依。一部法律只能有一个执法主体,相关法律的制定同时就是行政管理主体的确定,文化市场大法的出台要求具有法律赋予的具体明确的职责范围的执法主体。这一执法主体地位的确立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应表现在具体明确的职责权限的确立及同协管部门的关系协调上,在这一点上,笔者从多年来的工作实践中体会到《营业演出管理条例》做得比较好,尤其在职责权限的确立及相关主管与协管部门关系上,都值得在以后相关法律制定上予以借鉴。 二、理顺管理体制,实行归口管理。 文化市场的繁荣要有管理来配合和保证,文化市场管不好,很大程度上与管理体制有关。当前的文化市场缺乏统一、有效、规范化的管理格局。管理体制交叉,管理主体多元化,政出多门,多头审批,就难以做好统一的宏观管理。笔者认为,实现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使整个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从理顺管理体制入手,建立起管理主体一元化、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管理新局面,实现管理格局上的规范化。在文化市场大法没有出台之前,在现有文化立法和管理体制基础上,按照“按职论权、各有所司”的原则,弄清协管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关系,分清各自的职责,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进行管理,并主动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做到守土有责,形成文化全面管,公安重点管,工商配合管的管理模式,是当前文化市场的有效格局。这一有效格局,集中体现在现行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但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暂时的。作为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文化部门却没有足够力量取缔市场中的非法经营行为。从大文化市场的高度出发,按照统一政策、归口管理的要求,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加强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文化市场管理主体地位和作用,确立其有效权威,继续为最终实现统一的市场统一管理局面创造条件。 三、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 制定法律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法律制定的再多再好不去认真执行,等于是一纸空文。因此,为确保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形态,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要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文化稽查队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执法队伍,从执法检查、立案取证、处罚决定到处罚的执行,应是一个整体,文化市场的独立执法工作对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其一,文化市场管理力量不足。由于编制、经费等原因,文化市场执法工作都是将确权管理与行政执法检查集中起来,形成了“一班人马,两种职能”的局面。其二,相配套 交通 、通讯工具和管理检测设备缺乏,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尤其管理费停止征收后,其束缚工作开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这种状况要加以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通过我们扎实的管理工作实践。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法律才有保障,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争取文化执法应有的地位,并最终用法律予以确认,为文化市场稽查队编制定性,尽快建立起一支素质高、反应快的稽查队伍。以优良的廉政勤政作风和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平、文化素质和文化管理专业技能,加强管理的权威性、执法的公正性、办理公务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同时配备相应的专业检测设备及交通工具,以促进管理工作的经常化、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对文化市场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行政执法的效果和质量。 四、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 自由的 历史 是信奉程序保障的历史,程序是实体 法律 得以正确实施的法律,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力,没有事先公布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现已公布的《文化部文化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与之相配套的文化市场专用执法文书,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有效保证了执法行为的公正和严肃性,推进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为相应的监督提供强有力的依据。所以,严格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按程序执法,是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需要。为此,应本着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稽查工作制度,以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同时,建立 科学 的管理机制,严格按程序执法,积极发挥执法监督机构的作用,有效保证文化市场法规的实施质量,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依法保护经营业户的合法权益。 五、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 现代 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应用越来越迅速。在文化市场领域,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更加是势不可挡,为文化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给管理带来挑战与压力的同时,也为革新监管手段创造了新的机遇。这就需要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要将事前审批改为事中和事后监管,要将文化市场稽查定位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面向相关文化领域的前瞻性大文化市场。这种改革无疑是对文化市场稽查工作的挑战。文化市场走综合执法之路,一统形式不可逆转。在相关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行使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文物、版权等部门的执法职能。综合执法机构可取以上各部门之执法职能作为政府组成系列,单独设置。一些地方的试点实践证明,在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不但有效解决了当前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职权交叉、多头执法、效率低下、干扰执法和执法扰民等问题,而且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市场的特殊属性和执法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节约了执法成本,减少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和矛盾。有利于促进文化市场健康 发展 ,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有效改革措施。 此外,文化市场更适合垂直管理。根治文化市场顽疾,彻底扫除文化市场的丑恶现象,一要打破错误“解放思想”指导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二要扭转现有执法队伍薄弱,执法力量不足的不力局面。实现文化市场的垂直管理,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尤其是地市和县区执法力量的整合,既能弥补执法力量不足的缺陷,又能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执法后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体系,既是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和推动文化繁荣的时代要求。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方针,围绕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以现有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为基础,加快推进执法人员和执法机制的结构优化,逐步推动在文化领域内建立配置科学、运转协调、责权统一、诚信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文化市场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浅谈文化市场管理的功能与方法 摘 要:文化的健康 发展 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使文化健康发展就需要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文章首先分析了文化市场管理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又对文化市场管理方法稍作探讨。 关键词:文化市场;管理;功能;方法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文化与发展”这一重要主题,并强调将文化问题列为未来10年中全球发展的首要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向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文化市场是从市场 经济 的角度、以交易为焦点看待文化与市场经济一体化得出的概念,而近年来出现频率颇高的文化产业是从产业经济学、以生产为焦点看待文化作为生产得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化市场更多的是聚焦在文化流通环节。 1文化市场管理的功能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交流与人们文化需求增加而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广州兴起文化市场,经过30年的发展,文化市场成为经济发展中非常活跃的板块。传统的文化传播形式在新的传播媒体代替下,对文化的交流方式促进很大,改变很大,音像、手机、互联网等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为人们精神文化的索取提供了更为快捷、便利的途径。随着科技的进步,文化的传播方式更为日新月异,文化市场将更加繁荣。这就给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文化市场管理的作用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维持功能。这是文化市场管理的首要功能,即文化管理人员通过其行政行为,在社会中建立起合理的、能够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生活规范以及道德标准,作为人民的生活准则。以维持正常的文化市场秩序,维持全社会和谐的文化市场人际关系,使得文化市场中人人都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遵守国家的文化市场的 法律 和规章制度,建立起和谐、互助、互爱的新型文化市场人际关系,使得人人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市场法制观念,联合其他部门共同为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做出努力。具体而言,文化市场管理的维持功能是管理文化市场,积极研究上级文化管理部门制定的文化市场的政策、法规并监督实施;管理文化娱乐市场、音像市场、文艺演出市场、美术市场、文艺培训市场等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文化产品及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管理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放映;负责音像制品的进口管理;指导文化市场稽查工作。 ②管制功能。文化市场管理的对象是文化市场中的个人和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具有双重性,既有自我性,又有社会性。他们各自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开展活动,因此具有自我性,同时,他们又要和社会发生必然的联系,因此又具有社会性。而他们的自我性和社会性之间必然会有所矛盾和冲突,从而造成个人之间、个人—社会团体之间、团体之间、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不协调。对于这些矛盾、冲突以及不协调的现象,如果置之不理,不加管制,任其发展下去,则势必危及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为此,就必须以公正的态度,站在超然的立场上,采取必要的行政行为做适当的管制,使矛盾与冲突趋于缓和。具体而言,各级文化局的管制功能主要有:依法对文化经营活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维护市场秩序;对文化市场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章行为依法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文化市场业务管理部门做出决定;建立文化经营单位市场行为档案,对其进行日常考核;具体执行文化市场业务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做出的处理决定。 ③裁判功能。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在发生各种联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争执、纠纷,在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时,其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充当裁判者的角色,来判断谁是谁非,能够充当这个角色的职能是第三者,即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和有关规定,按照一定的程序,裁判有争议的事件。这种裁判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在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权力机关未予以撤销之前,当事人必须服从,不得抗拒,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所以,在文化市场管理中,各级文化局就承担了裁判的角色。 ④ 发展 功能。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化局,负有管理文化市场的重任,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有效地履行其行政职责。在实施行政行为、管理文化市场的实际活动中,文化局能够把握住文化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势,也能够发现文化市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还能够检验文化管理机关的应变能力、行政决策的正误和行政行为的优劣,还能够发现工作体制和工作结构中存在的缺陷、工作方法上的优劣以及行政人员的素质如何,从而调整工作体制、完善行政决策,改善行政行为和工作方法、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促进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自身的基本和完善,最终促进文化市场的进步与发展。具体而言,发展功能有:促进优势产业发展,成立文化 艺术 培训行业协会;加强调研工作,参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音像市场的宣传 教育 ,引导市场发展方向;开展培训,提高文化市场从业人员素质等。 2文化市场管理的方法 文化市场管理方法系是指一定的文化市场管理组织或个人,为了完成文化行政任务而在开展工作时普遍采取的措施、办法或手段。文化市场管理方法不同于 哲学 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行政经验,它被认为是达成文化市场管理目标的途径,是文化市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桥梁,对于顺利实现文化市场管理职能有着重要作用。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发展文化市场管理方法渐趋复杂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文化市场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试析关于当前文化市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文化市场 法制 非法经营 论文摘要:当前文化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力以及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这就严重制约了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针对当前文化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理顺体制,建立政府统一的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加强法制建设等相应治理措施。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活动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的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是8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的一个新兴产业,它已经逐步构成了大文化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逐步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流通和消费领域,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文化市场。目前.文化市场的种类越来越多,社会性越来越强。娱乐市场、演出市场、音像市场、艺术品拍卖市场等呈现出红红火火的发展态势,同时经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市场的带动下,已经成为促进就业的一支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走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繁荣社会文化、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及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文化市场管理中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管理工作的相对滞后,导致一些宣扬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的文化垃圾充斥市场,污染着社会,毒害社会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也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政府虽然加大了监督管理的力度,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许多地方“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使之朝着健康有益、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前文化市场及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总的来看我国的文化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看似繁荣热闹,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体制问题直接制约文化市场的发展 1.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 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现阶段决定了作为文化市场上的经营主体仍然可能属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但是,作为管理主体则必须是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否则容易造成职贵交叉、政出多门、互相扯皮推诱,造成管理混乱。我国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体制的层次制即从纵向上分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只是管辖范围不同和职能不同即从横向设立平行的若干部门,各司其职,这样纵横交错结合的管理体制由于各部门从各自的工作角度出发存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表现出一方面工作重复,另一方面又存在漏洞的不协调状况。在一些省区,音像市场除公安、工商等协管外,由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家在主管。其结果是:谁都在管,实际是谁也不管。而清查时,要么各自查各自批的摊档,要么你查我的,我就查你,结果谁也不管。在管理上,只是由工商部门发一个营业执照,却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负贵日常的稽查管理。这样,至少已造成了以下几种不好的结果:(1)审批条件不规范;(2)管理力度不平衡;(3)管理有时重叠,有时出现真空地带; (4)管理部门或相互竞争,或相互扯皮,让经营者有空子可钻。 2.文化市场行政机制落后 长期以来,文化事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统领下依靠国家财政支撑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许多问题凸显出来,一时难于解决。在“老、少、边”地区尤其尸重。总起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文化事业单位人员,尤其是市场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二是由于机构体制不顺,文管部门执法地位不高。在部门内,文化管理只是文化行政管理职能的一小部分,在部门外,与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相比,文化部门不是专门的执法部门执法上有相当大的阻力,执法人员常常是无所适从。 3.当前片面实行总量调控政策及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农村文化市场形式单一,使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缓慢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其拥有的文化经营单位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当前农村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广播电视然后是传统的纸牌、麻将、棋类和庙会灯会等节庆活动。新兴文化娱乐方式如网吧、歌舞演出供应不足。农村文化生活严重落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另外,从2000年以来,文化市场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国务院、文化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总量调控政策及片面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客观上也限制了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合理的方式不能解决市场需求,必然会导致非法经营。尤为重要的是,农村文化市场是后于城市文化市场兴起的,对总量及规模的过多过高设限,实际上是在控制农村文化经营单位数量的增长,无形中剥夺了农民享受正常文化生活的权利。农村文化市场经营者无证照现象较为突出。农村的资金和人才缺乏,地域广大,居住分散二农民收入不高,农村市场相对狭小;农村文化经营单位经营者大多素质不高,守法经营意识淡薄,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农村文化单位非法经营现象突出.影响农村文化市场的良性发展。 (二)法制问题是制约文化市场发展的瓶颈 文化市场的非法经营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根去原因在“无法可依”、“执法不尸”、“违法不究”。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加强法规建设以克服文化市场在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加强市场稽查队伍建设更是迫在眉睫。总的来说,当前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立法工作严重滞后 目前,我国文化市场管理的立法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国家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文化市场管理法,国务院在这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尚不系统,这给文化市场的依法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政策界限难以把握,有的法规文件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规定,由于其内容不够具体,致使执法把握尺度不准操作性不强。以娱乐市场的游戏机和游艺机为例,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现行法规并不明确,这既给操作单位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更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2,文化市场稽查队伍的作风建设、廉政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稽查队伍作风,是稽查队伍综合能力的集中表现,是履行文化市场监管职能的基础,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的兴衰成败。当前,由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诱惑的因素增多了,由于处于改革时期,许多方面的制度诸如:廉政建设制度、干部队伍管理制度等还不够规范和完善,因此出现了一是知法犯法,出于某些利益驱动,主管人员、执法人员明知故犯;二是以权代法,某些地方单位的文化活动越过文化管理部门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而该部门既不经中央部门审批,又不尊重地方文化部门就鹰自审批同意.这种权大于法的情况还大量存在。三是极个别执法人员、管理人员贪赃枉法,经不起金钱诱惑囿于人情置法规于不顾,造成了文化市场管理混乱的现象。四是执法人员本身私心重,怕得罪人,害怕树敌和遭受打击报复,因此不能做到执法必尸二这些问题的存在,尸重影响到文化部门在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有法不依、执法不尸的现象比较严重。 3.依法行政能力有待提高,执法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有的稽查人员对有关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掌握的不深、不透,对新颁布实施的法规不熟,甚至有的还沿用旧的法规。执法程序不严格,稽查人员不王动亮证,执法文书不规范,处罚随意性大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没有实行管理与稽查分离、检查与处理分离、罚没与保管分离、办理与收费分离。尸重影响到正规化管理和规范化办案。 二、改进当前文化市场管理的建议和措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如何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繁荣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为了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监督管理,更好地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理顺管理体制,明晰行政管理机构职责,各方密切配合 1.明确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吏文化、公安、消防、环保、工商等部门对文化市场能够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指导,进一步规范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行为。对文化市场来说,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的主要是政府的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其中文化 部门是主管部门。这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早就明确了的职能界定,也是多年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实践所形成的职能配置格局。因此,做好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是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履行的重要职贾,也是不可推卸的重要贾任。面对目前体制造成的抢管和不管或漏管现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建立统一的“大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将文化娱乐市场、书刊音像市场,体育娱乐市场、旅游市场、文物市场等纳入一体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 2.提高认识,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 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继续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制度。主管部门要对文化市场实行宏观调控,运用法规约束、市场调节、行政审批和舆论引导等多种手段,对文化市场总量进行控制;要继续发挥文化经营行业协会的作用,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实现对文化市场的多层次管理,保证文化市场与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相同步,实现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3.健全文化市场的管理机制 一加大从源头上的预防和管理,抓源截流,从制作音像制品,出版非法书刊的“地下工厂”抓起,坚持突出重点,集中打击。从源头遏制“制黄点气加强对运输环节的检查工作,严把流入关在文化市场管理上,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文化市场稽查队伍,建立文化市场目标管理贵任制。加强管理手段,完善配套措施。由突出性检查转变为经常性管,由“消防式”管理转变为预防性管理,从而从组织上、队伍上和措施上保证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真正把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公安机关和工商等执法单位对文化市场负有重要的管理贵任,按其各自的业务分工,加大对文化市场的检查、监督工作,齐抓共管,共同做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发展与建设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必须下大力气,认真抓好文化市场管理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需要建立一支懂政策、作风好、敢于坚持原则、办事公道的管理队伍。 4.积极关注农村文化市场,统筹城乡文化市场发展 (1)放宽政策,优化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环境 农村文化市场起步艰难,开发建设的任务很重,必须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作保证,改善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环境,争取相关部门对相关费用的减、缓、免,尽量减轻农村经营者的经济压力,允许新办项目有一定的试办期和允许农忙季节歇业,在此期间免收规费税金。定期开办农村文化市场管理骨干和经营者培训班,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管理、经营水平,更好的服务于农村文化市场。 (2)突出个性,开发地方特色的文化市场 农村文化市场不单是文化消费市场,农村更是传统文 化的源头,因此发展农村文化市场不应一味效仿城市的格 局,而应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农村地方人文资源,抓好三个重点,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文化市场:一是开发利用古迹文化,民间传说,历代名人农家旅游资源,寻求文物旅游市场与地方经济建设的最佳结合;二是让民间艺人、能工巧匠和民俗文化活动登上文化市场的大雅之堂;三是注重发现和培育具有继承创新特色的农民文化活动形式。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市场的个性品味.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农村专业文化市场。 (二)加强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为监督管理提供法律保障 1.加强文化立法是搞好文化市场管理的关键 目前音像市场、书刊市场、娱乐市场、演出市场的违法行为都不同程度存在,高价获利、缺乏社会责任与道德感的丑恶现象蔓延滋长,违法侵权在科技、出版业屡见不鲜,文物盔卖走私十分严重。要从根本上治理这些丑恶现象和违法行为,就要从依法治文的要求出发,充分认识文化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做好文化市场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特别是尽出台《文化市场管理法》,用法律的形式规范文化市场经营行为。做到依法管理,有章可循。为人民群众依法享有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利,促进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为打击文化市场中的犯罪行为和抑制文化市场中不良现象提供法律武器。 2.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建设,是繁荣、发展文化市场的根本保证。以坚持执政为民为宗旨,狠抓文化市场管理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一是要抓好执法人员的宗旨教育,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增强其法律意识、业务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二是要严格执法,廉洁行政。严格执行文化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严厉查处违法经营活动,公正执法,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三是要正确处理好软环境建设与严格执法的关系。软环境建设就是为经济建设创造宽松环境,要处理好“一放就活,一管就死”的问题,依法行政,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四是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加大社会监督力度,营造全民支持和关心文化市场建设的氛围,力争达到市场繁荣,人民满意。 3.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 根据文化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加强文化执法队伍和执法机构的建设。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必须把好进人关,对执法人员的挑选应通过公开招聘、择优录取的方式,要注重吸收文化领域中各方面的代表加入文化市场执法队,适当增加参与文化市场执法的机构编制,要对执法人员实行上岗前的系统的法律培训,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执法实绩的考核制度,以保证文化执法队伍的质量。文化管理部门和公安、工商等部门要密切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采取强有力的整治措施,严格管理,从各个方面堵塞漏洞,对违法者的制裁不能以罚代法。 总之,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就要努力把市场繁荣和市场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繁荣是根本,管理是保障。要积极消除阻碍文化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大力推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处理好监督管理和文化市场发展的关系,做到标本兼治。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限,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舆论等多种手段,对文化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逐步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监管为辅助,多种监管途径们方法相结合的文化市场监督管理新机制,进一步完善以法治文的文化市场监督管理新体系。在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工作的同时,还应进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坚决打击娱乐场所的违法经营行为,不断充实知识,增强职业敏感性,及时捕捉市场动向,用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管理好文化娱乐市场。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地、不间断地打击和取缔丑恶有害的东西,保障文化市场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繁荣发展。 文化市场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论加强和改进文化市场管理的有效途径 摘要:本文分析了如何加强和改进市场管理和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主要是要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理顺管理体制,实行归口管理,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 关键词:文化市场;市场环境 文化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 经济 形态,一经出现就给文化管理部门提出了如何“管”的问题,文化市场兴起壮大的二十年,也是文化市场管理不断完善成熟的二十年,但在实践中,由于“文化市场”的概念界定和分类,在纯理论和纯部门问题上的模糊,直接影响到了相关 法律 的制定和行政管理权的行使。于是,如何客观完整地认识和界定文化市场,制定相关法律并最终明确其行政管理职责的归属,实现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成为长期困绕文化市场 发展 的突出问题。 一、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是法制管理,作为进入文化市场的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自合法利益的保障,最终有赖于相关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强市场理论研究,实行法治是文化市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文化市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近年来,文化市场立法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基本上结束了多年来文化市场管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 历史 。但是,从整体上看,仍然存在文化市场理论研究、文化市场立法滞后于文化市场发展等问题。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健全立法体系,加快立法,尤其是高层次立法是当前文化市场立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文化市场大法应尽快出台,现有文化市场的各项管理法规要通过不断修订完善,使其效力层次更高,界定更加准确,更具有操作性的基础上,颁布与之相配套的各项实施细则。逐步实现政策引导、法规制约、法律保障,这样一种综合管理机制,扭转在文化市场治理、整顿中缺少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的被动局面,使文化市场管理人员真正做到守土有责、有法可依。一部法律只能有一个执法主体,相关法律的制定同时就是行政管理主体的确定,文化市场大法的出台要求具有法律赋予的具体明确的职责范围的执法主体。这一执法主体地位的确立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应表现在具体明确的职责权限的确立及同协管部门的关系协调上,在这一点上,笔者从多年来的工作实践中体会到《营业演出管理条例》做得比较好,尤其在职责权限的确立及相关主管与协管部门关系上,都值得在以后相关法律制定上予以借鉴。 二、理顺管理体制,实行归口管理。 文化市场的繁荣要有管理来配合和保证,文化市场管不好,很大程度上与管理体制有关。当前的文化市场缺乏统一、有效、规范化的管理格局。管理体制交叉,管理主体多元化,政出多门,多头审批,就难以做好统一的宏观管理。笔者认为,实现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使整个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从理顺管理体制入手,建立起管理主体一元化、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管理新局面,实现管理格局上的规范化。在文化市场大法没有出台之前,在现有文化立法和管理体制基础上,按照“按职论权、各有所司”的原则,弄清协管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关系,分清各自的职责,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进行管理,并主动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做到守土有责,形成文化全面管,公安重点管,工商配合管的管理模式,是当前文化市场的有效格局。这一有效格局,集中体现在现行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但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暂时的。作为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文化部门却没有足够力量取缔市场中的非法经营行为。从大文化市场的高度出发,按照统一政策、归口管理的要求,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加强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文化市场管理主体地位和作用,确立其有效权威,继续为最终实现统一的市场统一管理局面创造条件。 三、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 制定法律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法律制定的再多再好不去认真执行,等于是一纸空文。因此,为确保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形态,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要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文化稽查队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执法队伍,从执法检查、立案取证、处罚决定到处罚的执行,应是一个整体,文化市场的独立执法工作对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其一,文化市场管理力量不足。由于编制、经费等原因,文化市场执法工作都是将确权管理与行政执法检查集中起来,形成了“一班人马,两种职能”的局面。其二,相配套 交通 、通讯工具和管理检测设备缺乏,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尤其管理费停止征收后,其束缚工作开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这种状况要加以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通过我们扎实的管理工作实践。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法律才有保障,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争取文化执法应有的地位,并最终用法律予以确认,为文化市场稽查队编制定性,尽快建立起一支素质高、反应快的稽查队伍。以优良的廉政勤政作风和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平、文化素质和文化管理专业技能,加强管理的权威性、执法的公正性、办理公务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同时配备相应的专业检测设备及交通工具,以促进管理工作的经常化、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对文化市场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行政执法的效果和质量。 四、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 自由的 历史 是信奉程序保障的历史,程序是实体 法律 得以正确实施的法律,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力,没有事先公布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现已公布的《文化部文化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与之相配套的文化市场专用执法文书,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有效保证了执法行为的公正和严肃性,推进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为相应的监督提供强有力的依据。所以,严格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按程序执法,是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需要。为此,应本着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稽查工作制度,以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同时,建立 科学 的管理机制,严格按程序执法,积极发挥执法监督机构的作用,有效保证文化市场法规的实施质量,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依法保护经营业户的合法权益。 五、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 现代 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应用越来越迅速。在文化市场领域,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更加是势不可挡,为文化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给管理带来挑战与压力的同时,也为革新监管手段创造了新的机遇。这就需要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要将事前审批改为事中和事后监管,要将文化市场稽查定位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面向相关文化领域的前瞻性大文化市场。这种改革无疑是对文化市场稽查工作的挑战。文化市场走综合执法之路,一统形式不可逆转。在相关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行使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文物、版权等部门的执法职能。综合执法机构可取以上各部门之执法职能作为政府组成系列,单独设置。一些地方的试点实践证明,在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不但有效解决了当前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职权交叉、多头执法、效率低下、干扰执法和执法扰民等问题,而且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市场的特殊属性和执法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节约了执法成本,减少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和矛盾。有利于促进文化市场健康 发展 ,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有效改革措施。 此外,文化市场更适合垂直管理。根治文化市场顽疾,彻底扫除文化市场的丑恶现象,一要打破错误“解放思想”指导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二要扭转现有执法队伍薄弱,执法力量不足的不力局面。实现文化市场的垂直管理,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尤其是地市和县区执法力量的整合,既能弥补执法力量不足的缺陷,又能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执法后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体系,既是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和推动文化繁荣的时代要求。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方针,围绕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以现有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为基础,加快推进执法人员和执法机制的结构优化,逐步推动在文化领域内建立配置科学、运转协调、责权统一、诚信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管理科论文:工科类专业管理科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设计合理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是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管理能力素养是对工科专业人才的时代要求。通过分析燕山大学工科专业“管理科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从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管理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的角度出发,重新确定了课程的教学内容。采用包括案例教学在内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改善了教学效果,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工程教育;管理科学基础;教学改革;网络技术 工科大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知识结构?这是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之一。陈辉[1]认为,工科大学生应具有专业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数理化知识、哲学、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学、计算机、外语、管理等知识,而且认为现在的工科大学生在哲学、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学、计算机、外语、管理等方面知识很弱。仲伟合提出大学生应培养4种能力[2]: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 我国在1998年12月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持力度”[3]。刘春英[4]认为创业知识是为了顺利地完成创业所需要知道的事实型与经验型信息,如企业运作和市场开发知识、商业基础知识、创业行业背景、专业技术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识和对国家政策和经济形势的认识等等;刘明[5]基于创业教育设计了相应的课程体系,该体系不仅包含第一课堂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科技人文教育,还包含第二课堂的校外创业家、企业家、风投人员等为主体的创业讲座、论坛等;张艳瑾[6]提出应积极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学形式,改变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式的教师讲授模式,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2005年,CDIO工程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在短短十年内,对中国工程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和运行(operate)。CDIO的创新贡献是通过对工程师工作的分析,把工程师所需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分解整理成为CDIO教学大纲(CDIO专业培养标准)[7]。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及CDIO的素质要求,工科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管理知识”。在燕山大学,“管理科学基础”这一课程已开设了30年,仅2014~2015学年,就有20个大专业、64个专业方向的112个班开设该课程,这也是列入工科学生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唯一一门管理类课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适应CDIO的要求,对该门课程进行了改革探索。 1传统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课程内容不合理 多年来一直将“管理科学基础”定位为工科学生的管理知识扫盲课,因此,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包含了从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等几乎工商管理专业所有的主干课程,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是从职能管理者角度来安排,没有很好地考虑工科学生就业后从事的岗位特点,再加上课程学时的限制(目前是32学时,以后将缩短到16学时)及学生对该课程的不重视(因为是非专业课程),造成教师讲课无法深入、学生听课积极性不高的局面。 1.2教学方式单一 由于课程内容多、学时少,传统课程教学仍是理论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在听,没有时间主动地去思考,更难以参与其中。除了课堂教学外,任课教师在课堂外与学生没有沟通渠道,无法将更多的管理资讯与学生共享。 2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为了改进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依托燕山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创业导向的管理科学基础案例教学改革”,对该课程进行了改革。 2.1合理确定教学内容 通过对各工科专业负责人与学生的调查,确定了教学内容调整的指导原则,即贯彻CDIO与OBE教学理念,以提高学生就业与创业能力为目标,充分考虑工科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特点,提升学生的管理能力。删除了战略管理、物流管理,增加了企业创建、管理学基础知识、项目管理与工程经济,在人力资源管理部分侧重讲解非人力资源经理所做的工作,在市场营销中增加工业品营销的内容。调整后的课程内容及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如表1所示。 表1管理科学基础课程内容及培养目标 序号章名具体包含的内容培养目标1企业与创业概论企业与企业家精神,企业类型,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企业创立过程使学生思考一个优秀企业家应具有的精神,清楚经营一个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了解创办一个企业的程序2管理基本原理决策的过程与方法,计划的制定过程,组织管理,领导方式,激励方法,有效控制培养学生的基本管理素养,即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为自己所带领的团队确定目标,如何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如何保证目标的实现3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分析,人力资源招聘,绩效考核,培训与开发,薪酬管理一方面,使学生清楚在未来职场中作为一个非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工作分析、人力资源规划、人员招聘、绩效考核、培训、薪酬管理中的职责。另一方面,使学生掌握一些作为求职者的面试技巧4生产运作管理新产品开发的组织管理,生产计划管理,现场管理使学生掌握作为一个技术经理如何组织新产品开发,熟悉企业日常的生产计划编制、现场管理的方法5企业营销管理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分析的方法,市场细分及目标市场确定,市场营销组合策略使学生掌握环境分析的方法,清楚未来创业时适宜进入的行业,掌握工业品营销的特点及工业品营销的各种策略6项目管理与工程经济项目的特点,项目管理的内容与方法,筹资决策,项目投资决策,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使学生掌握项目的进度控制方法,掌握不同筹资方式的特点,掌握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管理科论文:以ERP为主线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多专业融合路径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如何将相关专业进行融合已成为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分析现有学科课题体系与培养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以ERP为主线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多专业融合路线图,并以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 专业融合 路径 安徽工业大学 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体系及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及其体系研究;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分析;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设置;交叉特征、创新轨迹及演化分析研究等,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和科研成果。然而,成果大多集中于课程建设与课程体系的设计,缺乏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对各相关学科进行融合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等方面的探讨。本文立足于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之间互补性强,工管交叉融合的特点,以ERP为主线对学院的工业工程,物流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进行融合,最终实现以信息化为基础,以专业技能培养为核心,以相关学科为辅助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并形成规范的、多学科融合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从而改变目前学生知识面窄、专业知识单一、缺乏实践能力的现状。 一、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科建设基本情况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成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较早的院校之一。学院拥有工业工程、物流工程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本科专业,以及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物流工程和工业工程两个专业硕士点。近年来,学院以扎实的科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充分利用安徽工业大学的综合资源和良好声誉,突出学院在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工程等方面的专业特色,实现了在人才培养质量上的创新和突破,培育了能够满足安徽及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大批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人才。 本文结合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目前的专业设置情况,绘制了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体系图,如右图1。 二、现有教学体系及培养计划中存在的弊端 安徽工业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个融合了工业工程、物流工程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的交叉学科,各学科专业知识需要高度融合、知识结构需要符合科学比例才能培养出有专业特色的创新人才。但目前三个专业各自为政,在培养方案设置、课程体系设置、师资共享机制等方面还有很大欠缺,影响了学科专业建设水平的提升。在人才培养方案设置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导致专业课程体系封闭,各专业间存在壁垒;在课程体系设置中没有很好把握各学科专业知识在交叉学科专业知识中所占的比重,没有形成科学的知识结构,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创新能力和知识更新能力;在师资共享机制方面不健全,学院按照系别管理师资的方式与专业要求相冲突,使教师固化在某一个系,阻止了师资有效的流动和调配,多数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只承担一至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无法满足交叉学科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此外,配套教材、实践环节、学生培养模式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三、以ERP为主线融合不同专业的课程体系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是指对企业所拥有的人、财、物、信息、时间和空间等资源进行综合平衡和优化管理,协调企业各管理部门,围绕市场导向开展业务活动,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ERP不仅是一个软件系统,更是将企业资源进行集成管理的思想。借助于ERP,可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目前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物流工程三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有效融合。 四、结论 鉴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属于多专业交叉融合学科,本文立足于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通过ERP对各学科进行有效融合,力图实现以专业为核心、以学科为基础、以相关学科为辅助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形成规范的多学科整合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并形成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的“通识+专才”的人才培养模式,使毕业生不仅精通本专业方向,掌握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手段和方法,同时能够进行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通识工业工程,物流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知识技术,能在所从事领域将各专业知识融会使用。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浅谈医院管理科制度体系 随着医学的发展,实验室管理也是近几年来检验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执行《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ISO 15189、GB/T 22576)还是《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共同的目标是在医学实验室全面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质量管理[1]。这标志着中国检验医学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检验医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通过了ISO 15189实验室认可,但是对于基层医院实验室无论从硬件和软件要达到如此要求显得有些困难[2]。笔者以为,检验目的是在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为临床或患者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报告。医院核心制度是从病人入院到出院的全程管理,同样检验核心制度是从采集标本到发出报告的全程管理。对于基层医院的实验室虽达不到ISO 15189实验室认可的要求,至少应建立并执行基本的检验核心制度,达到“写我所做的,做我所写的”。 1生物安全制度 生物安全制度的执行可以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实验室应对进入工作岗位的每一名工作人员进行生物工程安全培训,内容包括个人防护、消毒管理、废物处理、职业暴露紧急处理方案等,并签订实验室工作自愿书,定期对在岗人员进行强化训练。 2标本管理制度 检验科的工作主体就是每一个标本,所以一个合格的标本是整个检验工作的前提。一个不合格的标本,即使再准确的仪器、技术再高的检验人员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所以对临床采集标本的培训、标本验收、标本分离、保存等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标本是一个好的检验产品的"原材料"。 3质量管理制度 质量是检验的生命,从每一个检验系统的校准到每一个检验项目的室内质控,都要进行科学、认真的完成,而不是流于形式,应付检查。一个准确的检验系统是一个准确检验结果的必备条件。 4危急报告制度 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检验危急报告项目和报告范围。在检验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发现一些危急病人生命的检验指标,每一个检验工作者都应有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随时报告检验过程中发现的危急值,保证临床治疗。 5与临床沟通制度 检验质量的反馈,需要临床医生的配合与沟通。检验科每天要发出许多项目的报告单,发生误差的概率再小也在所难免,报告发出后,结果是否与临床相符,只能通过临床医生的反馈才能知道,如果医生发现某项检测结果与临床相差太远,可通知检验科进行复查,并给予复查证实后的可靠结果。如有错误,立即纠正。如复查结果仍与原结果一样,与临床预期相差太大,可能是病情又有新的变化,这一反馈机制必须要由临床医师及时与检验科配合、沟通,才能保证临床诊断的效果。为此检验人员应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出发与临床医师多沟通交流,临床医师也应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后检验医学的发展方向是检验人员不仅要会检测技术,还要会分析结果,对临床或病人要提供咨询服务。 6报告管理制度 检验报告应该遵循《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的要求,做到完整、准确、及时。切忌涂改、伪造检验报告。对于报告复核过程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不能涂抹,而应该将错误的内容用横线删除,保留字迹清晰可辨,再将正确的内容书写在旁边。内容上,检验报告的描述应该力求科学、客观、严谨,最好注明"仅对所检测的标本负责"。对于所检测的结果都要逐一认真核对、登记,以便在报告单发生丢失时,能及时给予补报。 检验科在实验室管理上有其特殊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管实验室大小,只有靠规范化的实验室管理、制度的落实,依靠优秀的检验质量和忠诚的热情服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提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快"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只有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先导的思想认识,正确处理质量、速度和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将临床检验质量保证工作落到实处。 管理科论文:管理科学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范围探究 摘要:本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内容: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管理科学学科的结构以及管理科学的发展重点范围分析,通过对三部分内容的重点阐述,明确指出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服务的。 关键字:管理科学 结构 发展 1管理科学的基本概念 管理科学,指的是对人类的各项社会以及各领域的管理活动的规律以及方法进行组织、控制甚至协调的综合性科学。真正意义上来说,管理科学并不只是一门学科,更是现代软科学或者交叉科学当中的学科群,是各种管理学科的总称。 管理,其实是一项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组织、 控制和调节的行为与过程。 2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 对于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的划分,不同的依据,就会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撰写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就将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划分为三大类别,分别是:基础理论性学科、技术方法性学科以及实际应用性学科;而将管理科学产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作为划分依据的话,管理科学又可以被划分为三大基础和三大层次,分别又是:以数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为基础,以管理基础、智能管理和战略管理为层次。数学是管理科学当中数量分析方法的基础,最为经常性使用的是统计学、组合数学、数学规划、随机过程、模糊数学等等;经济学是管理科学体系当中各种各样决策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最为经常性利用到的则是:理论经济学,主要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等;心理学则是用于研究人人们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表现的科学,在管理科学体系当中,主要是用来研究人际关系并且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的主要依据,最为经常性使用的有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等;对于三大层次而言,管理基础是管理科学体系当中,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共性的基础性理论以及基本性的技术,主要囊括了管理数学、管理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管理会计学、管理组织学以及管理史等等学科;职能管理则是把管理基础和特定的管理职能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像计划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管理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战略管理,指的是战略的制定以及相应的实施,一方面,它以管理基础和职能管理作为根本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它还包含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 3管理科学的发展重点范围分析 就现在整个管理科学发展的大方向上来看,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传统性质上以运筹学为代表的定量性质的管理科学和信息技术以及行为科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利用相对而言复杂、科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的各组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寻找组织发展以及进化的动因和规律,从而使管理组织更加适应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绩效。由此可见管理科学就管理基础和方法上的发展重点范围是: 不确定型决策理论和方法方面: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决策的过程当中,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伴随着决策而生的风险性也越来越高。就不确定型的决策问题而言,人类更多的还是依靠现行状况下所掌握的客观事实以及经验来进行决策,其中也不乏存在依据主观的判断力甚至是主观性推理进行的。由此可见,发展数据挖掘以及知识挖掘等技术,不断地对决策支持系统以及知识管理系统进行设计更新和技术性实施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注重对于人类的判断以及推理过程的研究,做到启发式的学习,以达到自主性学习的终极效果。这一过程中,对于非理性因素以及非制度性因素对于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尤为重要。 群决策理论和方法方面:由于有些决策所带来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会带有一定的延展性,所以,使得群决策不仅需要依靠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同的知识甚至经验的人类组合形成相应的群体来进行辅助性决策,而且需要和与决策影响可能会产生关联的,参与到决策,这就要求有发展性两类群决策理论进行支持:协同决策:参与决策的决策者们的目标一致,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只是由于个体间的知识以及经验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意见,通过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就可以逐步求同存异,从而达到最优决策;这就对如何把分散性的意见集中起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达到集体的最优的决策。妥协决策:参与决策的决策者的目标并不一致,并且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每一个参与决策的个体都能够接受的决策。这就对如何运用合作对策理论找出妥协点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在整个的群决策过程当中,还应该要考虑每一决策参与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以及各自在决策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从而有效防止权威效应以及从众心理造成的最优决策点的漂移。 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方面:在决策过程当中,为了得到相对满意的决策结果,一方面,需要依据运筹学等一系列的定量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兼顾信息以及人的行为等定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 宏观性质与微观行为方面:由于复杂科学对于传统性质的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使得经济不再是市场稳定、供求均衡导致的结果,而是由各个相互作用的个体在不稳定的状况下不断调整得到的全新的关系:每一个体根据自身对于未来的预测以及除本身以外的个体的反应采取一定的行为措施,从而不断地进行学习和适应,从而最终导致了新的经济结构和模式的出现,使得经济的机构、行为以及技术得到不断地更新和重组。 其实,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和基础,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相互的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的组织作用才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性质的推动力。企业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科学研究的大方向。由于我们国家正处于传统性质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重中之重。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讲,实现股权多元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过程。 企业管理重点的制定和实施方面: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金字塔的最高层以及首要任务,就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而言,它有管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两方面的内容。在企业制定管理战略的时候,首先要确定的是企业管理的目标,其次,需要对企业管理的环境和资源进行分析。而在管理的实施过程当中,则需要根据企业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变化情况,适时适量地对管理战略进行微型调整。 企业管理组织的重建和结构调整方面:企业管理组织的重建,指的是对企业的整体流程、组织结构、管理系统等大方向进行根本性质上的重新建设。就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对企业的管理系统重新进行综合性质的集成化,从而达到企业系统的整体优化。以现代组织管理理论为依据,组织结构并不仅仅是依据企业领导的个人威信形成的,这其中组织文化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个体成员之间权力分配的相互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影响力的综合,才最终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妥协。其实,企业的管理组织结构在整体的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是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管理理念的更新而不断进步的。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组织,在相对而言瞬息万变的社会大环境下,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不断的对外部的、准确的、及时性信息进行整合,加以决策,从而迅速做出反应,对企业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调整,从而是自身企业能够适应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管理上的求同存异方面:企业发展的竞争,追溯根源其实就是企业管理的竞争。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企业开始认识到单纯、过度的强调竞争的企业管理思维的定式化缺陷,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不断创新以及长远发展,企业开始了管理上的求同存异之路——实现管理上的战略联盟关系。 公共管理的产生相对而言,微秒至极。它是在西方国家,管理科学被利用于政府管理后的产物,它近似于行政管理,但又高于行政管理,范围更是远远超过行政管理。管理科学和政治科学的完美结合又导致了政策科学的孕育和发展,它主要是用通过管理科学作为方法,改善整体的政策的制定的体制以及相应的过程。就我们国家而言,一般情况之下都是把宏观管理和政策研究放入软科学的范围之内,而在国内外研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的情况之下,就软科学的定义方面,仍然没有办法能够达成共识,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软科学,它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质的学科,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包括了复杂型的社会、经济、技术、科技,同时也包括了组织、计划、控制、协调、交流等等许许多多的方面的问题,然而它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给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甚至是不同的层次的、不同性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的依据。由此可见,软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综上所述,对于软科学的研究应当要针对各个决策参与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所在,从诸如探讨的理论基础、现有的中外经验、整体设计的完整性、实施难易程度的分析等方方面面,对各个决策参与者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4小结: 综上所述,制定管理科学的发展的重点范围的根本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根本上科学、有效性的管理我国的社会发展。通俗而言,就是增加管理系统的有序性。通过对管理科学学科的结构以及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重点范围的分析,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管理科学的不断改革以及完善,最终让我们国家的管理系统以及管理科学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能够达到一个全新的、有序的最佳状态。 管理科论文:我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潜力分析 【摘 要】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是广西财经学院自治区级优势特色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立项建设学科,在学校学科布局、专业建设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在广西具有该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高校较少背景下,分析了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发展现状、研究地位与学科发展契机,最后提出了学科今后的发展潜力和方向。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发展潜力 管理科学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必要的数学、经济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具有扎实的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用先进的管理思想、方法、组织和技术以及数学和计算机模型对运营管理、组织管理和技术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决策和组织实施的高级专门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主要学习数学、计算机、经济学、统计学、运筹学、生产与运营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学、国际金融与贸易等管理基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定量分析、决策、管理沟通和组织实施的能力以及计算机应用的能力,熟练掌握英语。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①掌握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方法;②具有定量分析和计算机应用的基本能力;③具有基本的管理沟通、协同合作和组织实施的工作能力;④熟悉有关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⑤了解管理科学的应用前景;⑥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一、国内外发展现状 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对策理论与模型、知识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研究的主要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理论与技术、供应链管理是当前国外主要的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方面的成果将大量出现;风险管理、预测理论与技术、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管理科学思想与管理理论在国内有较强的应用背景,是国内研究的热点。当前,国内院校建设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有两个显著特点: (1)重点综合类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和财经类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都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及理论应用; (2)重点综合类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偏工程应用,更重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以此为发展重点方向;财经类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偏财经应用,更重视本学科方法在财经领域的应用研究。 二、目前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的地位 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2011年被评为自治区级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在国内、区内同学科中,本学科的优势集中体现在理论应用的领域及其应用的方法、研究领域和地域相结合、研究方向独具特色等方面。学科针对我区学科点在广西新兴、急需研究领域布局的缺失,依托我校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优势,将管理科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应用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实施以产学研协同驱动、项目协同驱动、团队协同驱动、成果协同共享的研究模式开展交叉应用性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其中商贸物流管理方向研究水平居全区前列。学科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三基地一中心”、西江经济带、资源富集区产业发展需要,依托已建成的中国物流学会全国首批“产学研基地”、自治区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协同共建的20余家产学研基地;已经在北部湾经济区商贸物流发展问题、西江经济带系统性融资问题、基于土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深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投资与环境关系问题、综合运用“3S”集成技术(RS/GIS/GPS)实现物流信息化的问题等领域取得了区内领先的研究成果。 三、学科发展的契机 目前,制约广西发展的一大瓶颈是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尤其是缺乏既掌握定量分析工具,又精通经济、管理理论,能够用定量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并解决经济管理活动中实际问题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在一些新兴产业(如物流业与信息服务业等)中,区内只有少数高校设有硕士点,每年培养的人数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布置,结合我校应用性、地方性的办学特色,我校拟建设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设置的5个研究方向(商贸物流管理、资源环境管理、财经智能信息处理、工程造价管理、区域发展理论优化与方法)充分考虑了广西的现状及未来的前进道路,考虑了广西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实际需求,考虑了我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是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党委今后经济建设的切实举措。 四、学科今后的发展潜力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建设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下: 一是强调学科方向与广西经济社会建设实际的相结合。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所设置的4个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和地域性,且都是广西建设与发展中急需的,能够填补广西目前在这些方向上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空白。因此,无论是在学科本身的理论发展还是在学科知识的实践应用上,我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都有着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趋势。 二是强调学科融合和以管理科学方法论研究为导向的学科本质特征。由工商管理系和计算机与信息管理系联合建设,有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作为支撑,在4个研究方向上都强调管理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体现学科的本质特征。 三是在学科发展中,突出学科研究的本质特征,通过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产生一系列的学科新增长点,给我校相关管理学科领域提供新的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与新的管理平台,提供新的应用示范。 五、就业方向 (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方向。适应在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合资类与外向型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关、其它社会经济单位的信息管理部门、综合管理部门、计算中心等相关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营等管理工作。 (2)电子商务专业方向。在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合资类与外向型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关、其它社会经济单位的信息管理部门、营销管理部门、物流管理部门、计算机中心等相关部门从事电子商务系统的建设、运营等管理工作。 (3)工程管理专业方向。工程管理专业就业率进入了前20名。工程管理的对象是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或者桥梁建设、船舶建设。管理的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管理,如工程项目的投资、进度、质量控制及合同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如,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评估、房地产营销、房地产投资与融资、房地产估价;投资与造价管理,如,编制招标、投标文件,评定投标书,编制和审核工程项目估算、概算、预算和决算;国际工程管理,如,国际工程项目招标与投标、合同管理、投资与融资。 (4)工业工程专业方向。培养具备现代工业工程和系统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能在工商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评价和创新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管理科论文:医院感染管理科在预防传染病监控中的作用 【摘要】 目的 探究医院感染管理科在预防传染病监控中所发挥的作用。方法 选取我院从2007年6月到2010年6月肿瘤患者病例80例,随机分为两组,就感染科不监控和认真监控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观察组治疗期间传染病传播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医院感染科;预防传染病监控;作用 现阶段,我国各大肿瘤专科医院出现了注重患者疾病治疗而忽视传染病监控的现象,传染病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性强等特点,一旦让传染病在医院传播开来,后果十分严重[1-2]。我院作为国内专业肿瘤医院,针对这一现象,果断采取措施,加强医院感染科在预防传染病监控功能,取得了显著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80例,男40例,女40例,年龄22-69岁,平均年龄41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于观察组的40例采用感染科监控,具体措施如下。 1.2.1 政策管理 ①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并与我院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合理规范的政策制度,召开会议让各科室进行学习并提出意见,修改后公布要求各科室认真执行[3]。②领导要对于制度的贯彻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并采用奖惩办法,对于执行认真的科室进行物质奖励,并要求其他科室进行学习,对于执行不认真的科室,要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整改意见,要求其尽快改正。③开展大量活动宣传教育,来达到让医护人员充分了解进行传染病预防工作的必要性。具体措施包括组织专题会议进行预防传染病的学习,发放宣传手册供医护人员学习,组织有奖知识问答了解预防传染病措施等。④充分利用网络强大的交流能力,建立监控系统,医院派专人进行负责,对于各科室的预防工作进行监控,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首先向感染科进行报告,由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防止传染病传播[4]。 1.2.2 监测管理 ①工艺监测:传染病患者所使用的医药用品必须符合卫生部规定标准的才能使用,由于传染病护理要求较高,护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避免感染问题的发生。患者平时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也要通过专业化无害方法进行处理,病房要定期进行消毒,防止病菌地滋生[5]。②化学监测:护理人员要定期对于病房的空气,患者所使用的用品和所产生的垃圾进行标本收集,交给专业人员进行化学检验,对于数据认真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报告。③生物监测:对于高压灭菌物品等采用生物方式进行监测。 1.2.3 分类管理 ①根据我院传染病类型进行分类,分为A类、B类、C类、D类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传染病采取不同防治和隔离措施,这样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也有利于传染病的救治工作地展开。②对于患者的病情传染性程度同样进行分类,分为特别严重、严重、一般严重、轻微,对于病情特别严重的患者要及时向卫生部门进行报告,同时严格按照制度进行护理救治。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2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期间传染病传播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传染病是由于各种病原体引起的可以相互传播的一种疾病。同时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性强等特点,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肿瘤专科医院却没有认识到进行传染病专门防治的重要性,对于传染病预防还存在盲区,出现了只注重疾病治疗而忽视传染病传播监控工作的局面。一旦让传染病在医院传播开来,后果十分严重。我院作为国内专业肿瘤医院,针对这一现象,果断采用了利用医院感染科对预防传染病监控的方法,效果显著,取得了以下作用:①管理作用:由于以前职责分工不明确,对于预防传染病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在有专门的感染科部门进行负责,并将预防传染病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抓,管理工作明显变得积极主动,预防工作井然有序,同时使预防传染病的连续性也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②指导作用:感染科可以根据预防制度积极制定措施,对于各科室存在的预防问题提出批评整改建议,同时对于各科室提出的预防上的难题进行分析,制定措施解决问题。对于各科室预防工作定期进行检查[6]。③监督作用:感染科在检查的过程中,实行奖惩制度,对于优秀预防的科室进行物质奖励,极大调动各科室进行预防工作的积极性。④促进作用:设立专门科室进行管理解决了以前权责不明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预防工作地开展。我院同时采用了政策管理、检测管理、分类管理的管理方式来配合感染科进行预防传染病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受到了已经成功治愈的感染病患者的一致好评,也为其他肿瘤专科医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利于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传播工作展开。 管理科论文:Excel电子表格在病案管理科病案库的应用 [摘要]近年来随着医保政策的落实、办理慢病、工伤评残办理病退、保险理赔以及病人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医疗纠纷等等因素使病案的借阅,调用问题上升到新的高度;传统的借阅病案、纠纷病案和工作量统计手工登记计算的模式已难以应付病案使用迅速发展的现状,我院病案管理科于2010年将Excel电子表格应用于病案库,工作中既节省了安装病案借阅管理子系统或病案示踪系统的成本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Excel电子表格;病案管理 病案借阅管理是病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为临床、教学、科研、患者、医疗付费、保险机构、预防保健,司法部门等提供服务的一个窗口,而病案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用病案,发挥病案的有效价值,做好病案借阅工作,是病案管理诸多环节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随着病案使用率的迅速提高,给病案借阅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病案借阅管理工作,既管好病案又充分利用病案资源,对病案管理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传统的借阅病案手工登记的模式已难以应付病案使用迅速发展的现状,我院病案管理科利用现有资源于2010年将Excel电子表格应用在病案库,现将我们的一些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1Excel电子表格在借阅病案中的应用: 1.1.首先在Excel电子表格中输入以下项目,内容有住院号,患者姓名,借阅日期,借阅科室,借阅者,借阅天数和备注信息;备注信息用于输入借阅者的联系方式(科室电话和手机号)。借阅者凭有病案管理科主任签名的借条借阅病案,借条上详细记录着被借阅病案的住院号、患者姓名、借阅科室、借阅人姓名、借阅天数、科室电话和手机号码。病案库工作人员在借出病案后及时将以上信息输入已经制作好的Excel电子表格中并保存。一旦有病案在病案架上无法找到,先在病案管理系统中查此病案是否已经入库,入果已经入库则再打开借阅病案的Excel电子表格中,先选定所有的内容后点击“数据”“筛查”“自动筛选”命令,在单击住院号右侧的下三角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自定义”,在弹出的“自定义自动筛选方式”的对话框中输入需查询的住院号就可迅速查到该病案的去向,并可以通过备注信息中的联系方式马上联系到借阅人。如果病案未被人借阅,这就说明可能是放错位置了,则需在病案架上查找。如果病案被归还则需及时在借阅病案Excel电子表格中删除借阅记录,并在借条上记录归还日期及收案人签名。每天查阅借阅病案Excel电子表格的记录,发现到期未还的病案立刻根据备注信息上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催促借阅者及时归还病案,利用Excel电子表格处理病案,使得一切更加方便。 2Excel电子表格在纠纷病案管理中的应用: 2.1.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行以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医疗纠纷也越来越多,同时也给病案管理科如何管理好纠纷病案提出了新的难题。以往传统的纠纷病案管理模式是将纠纷病案按照年限的先后顺序排列锁到纠纷柜中,随者时间的推移,纠纷病案也越积越多,当社会工作部的人员要来借阅纠纷病案时查找纠纷病案需要很多时间。经常是一个医疗纠纷就有几个年份的病案并存放在不同的纠纷柜里,查找很困难。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首先对所有的纠纷病案进行归纳和整理,根据年份和住院号将纠纷病案依次存放在不同的纠纷柜中,与以往不同的是将同一患者的所有病案存放在同一个纠纷柜里,并将每一个纠纷柜编号。将现有所有纠纷病案信息录入到借阅病案/纠纷病案Excel电子表格中,其中借阅日期,借阅科室和借阅人等栏目空着,而在备注信息栏内录入纠纷病案所存放纠纷柜的号码。其次通过借条和社会工作部借阅病案登记本将所有以前借走未还的纠纷病案,录入到借阅病案/纠纷病案Excel电子表格中。 3Excel电子表格在病案库病案供应工作中的应用 3.1.病案供应在病案管理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病案为医疗、教学、科研服务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病案的供应体现着病案的科学管理和病案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检验病案管理好坏的一个依据1。传统的病案供应工作模式是一接到调案单就开始调病案,由于大多数调案单的病案号都没有排序,而手工排序难度大且不准确,所以大量时间都用于来回摇密集架,既费时又费力。我们可以利用电子表格来处理,先将所有住院号纵向输入Excel电子表格,按“升序”按钮进行排序,将排序后的住院号打印出来再开始调病案。以快、准、好为准则,确保病案供应工作的迅速完成。 4Excel电子表格在病案库工作量统计汇总中的应用 4.1.病案库的工作很繁琐,每天除了大量的出院病案需要上架,还要为临床、教学、科研等部门提供借阅、调阅和复印封存病案的服务,在服务的同时也要做好工作量的统计工作。传统的病案库工作量统计是在工作量登记本上记录每一天的工作,到每月的月底用计算器算出每个月的工作量,到年底算出一年的工作量。到了每个月的月底或每年的年底,就得专门有人抽出时间负责统计月工作总量或年工作总量,既费时又费力,且无法保证完全准确。运用Excel电子表格制作报表、输入数据,方便地制作了月报、年报及动态分析图,成功地解决了日常数据处理的繁琐问题。使病案库工作量的统计信息汇总及分析图文并茂,便于领导了解医院病案借阅、调阅、复印及医疗纠纷等动态信息,便于进行宏观决策。 5结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的病案管理方法已被现代技术取代,而无论安装病案借阅管理子系统软件还是病案示踪系统都需要医院投入一定的资金。我们在工作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于2010年将Excel电子表格应用于病案库借阅病案管理、纠纷病案管理、病案供应工作和工作量统计汇总,在一年多的应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既节省了安装系统软件的费用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管理科论文:论综合性医院医疗设备管理科的规范化管理 【摘要】现代化的医院要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要充分发挥这些设备的综合效益,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管理技术队伍。医疗设备管理科的性质是具备管理与技术双重功能,以管理为主要工作的职能科室,是担负这项任务的重要部门。 【关键词】综合性医院医疗设备管理科 规范化管理 引 言 本文主要研究和探讨现代化大医院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化和现代化;设备器械的购置、使用、管理、维护、建档及报废等程序的管理,以及培养高素质工程人员,为医院的发展做贡献。 一.强化管理意识,健全管理组织 在许多医院中,把医疗器械管理部门作为一般技术科室或后勤科室对待,器械科的人员也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简单供与修的技术工作,形成了你要我买、你坏我修的被动局面。我们认为,要作好医疗器械的管理工作,设备管理部门应当强化管理意识。因为,(1)在医疗设备的运动全过程中,存在着物质运动形态和价值运动形态,医疗器械的管理工作中既有经济管理又有技术管理,是把技术、财务、经济、管理综合在一起对医疗器械进行全面研究的管理学科。(2)在各级医院中,医疗设备总价值所占医院固定资产的比值越来越大,精密程度越来越高,要实现其最佳效益,必须综合各项因素,综合管理,综合协调,才能解决。(3)医疗器械管理科在医院内部与医疗器械的使用科室、财务、审计、医务、科教、护理、后勤等科室之间进行协调。对外,与外贸、保险、运输、海关、厂家、公司、行政主管等部门联系,在医院中参与医院的发展规划、计算机网络管理、建筑设计、科研教学等工作。作好管理工作,既可以充分发挥医疗器械的效益,又能够提高自身在医院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自己的应有价值。医疗器械管理人员必须围绕管理的任务和范围去开展工作。 要进行医疗设备的全过程管理,必须有健全的组织保障。十几年来,我们根据综合性医院医疗器械管理的要求,不断扩大完善组织。1987年建立了资料档案室,成立了计算机室并研制了"医疗器械管理软件"用于医疗器械的管理。1989年创办了卫生材料室,实行了卫生材料成本核算。1994年成立了计量室,当年正式成立医院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建立了医学工程教研室。使各项管理工作不断有新的发展,目前,全科已发展为16人,其中,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人员12人,副主任技师2人,主管技师2人。分为器械仓库、维修组、计量组、资料档案室、计算机室、材料室、医学工程教研室等7个小组,形成了健全的管理组织。 二.坚持突出重点,完善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化是作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制度的管理使工作无空白、无重叠、运转正常,工作有序,任务明确,岗位分工清楚,人人按照各自的职责进行工作,指挥流畅、上下贯通、事情有人管、责任有人但,没有扯皮现象,功过分明,效率提高,效益增加。在医院领导的支持帮助下,在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我们逐步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医疗器械各级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和规章制度,在87年制定《 医疗器械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又针对实践中反映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完善增加了《各级工程技术人员职责》《三类医疗器械管理制度》《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和《教学、实习、培养考核制度》。整理编印了《医院医疗器械人员职责及制度》单行本。计2万余字,包括医疗器械十类人员职责78条,33项218条管理制度。各项制度在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仪器设备的修复率、完好率始终在90%以上;计量仪器强检率年年达到100%,保证了诊断治疗设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保证材料器械的质量。我们建立了《一次性材料三证档案》;《一次性材料进货登记》;重点加强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管理。我们对植入人体,用于生命支持,技术结构复杂,对人体可能具有潜在危险,安全性,有效性必须严格控制的医疗器械、材料作为保障医院医疗质量,维护病人的身心健康的重点来抓。我们与有关职能部门一起,以医院的名义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三类医疗器械产品购置、使用、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学术会期间严禁购置医疗器械的规定》。《 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的管理制度》,《三类医疗仪器,器械购入情况登记表》;《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的使用申请》。明确了三类医疗器械产品范围;对三类医疗器械的购置提出了具体要求;制定了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要求;特别提出,对操作技术要求高,价格贵,危险性大的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使用科室尚未具备使用条件和技术时限制购买,以免使用不当造成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我们坚持突出重点、不断完善的原则;通过材料室发放的金额已经占仓库总金额的56%,逐步达到了卫生材料按照成本收费。 (一)重点发挥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的作用。 95年医院参加三级医院评审后,我们注重实行医疗器械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制定了《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并在设备的管理中从三个方面发挥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的作用:1、突出抓住购前论证的关键环节,坚持每年的设备计划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的论证,根据医院的发展规划确定当年购置项目。对大型设备的选型,管理委员会根据科室的效益分析,器械科的市场调查情况进行论证,确定机型。2、对医疗器械设备使用、管理、保养、维修情况进行监督。分析研究医疗设备使用效益,提出改进措施。3、监督检查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情况,论证医疗器械新产品的临床可行性。管理委员会常设机构在器械科,每季度组织活动一次,活动前把重要的问题列出,提前通知委员作好准备,使每次活动都有较好的效果。我们97年共组织四次医疗设备管理委员会议,论证了1997年部分科室急需的医疗设备;器械科报告了97年加强医疗器械管理的打算;进行96年医疗设备器械使用效益分析;对引进心脏彩色超声诊断仪进行了专题论证。 (二)重点加强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管理。 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是指:诸如植入人体,用于生命支持,技术结构复杂,对人体可能具有潜在危险,安全性,有效性必须严格控制的医疗器械、材料。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医疗器械新产品不断推出,我们发现一些业务科室参加学术活动时未经医院批准,擅自订货或带回试用品。有的设备产品根本没有取得批准生产证件,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致使医疗事故时有发生,如导管断裂、人工骨关节碎裂、心脏瓣膜断裂等等,造成病人很大的痛苦,也给医院带来不良的影响。我们把这类医疗器械产品的监督管理,作为保障医院医疗质量,维护病人的身心健康的重点来抓。我们及时向医院领导提出建议并与有关职能部门一起,依据国家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医疗器械管理办法》和卫生部《关于加强生物医学材料和制品管理的通知》以医院的名义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三类医疗器械产品购置、使用、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学术会期间严禁购置医疗器械的规定》。我们又根据卫生部54号令的要求制定了《 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的管理制度》,建立了《三类医疗仪器三证档案》;《三类医疗仪器,器械购入情况登记表》;《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的使用申请》。明确了三类医疗器械产品范围;对三类医疗器械的购置提出了具体要求;制定了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要求;特别提出,对操作技术要求高,价格贵,危险性大的三类医疗仪器、器械、材料,使用科室尚未具备使用条件和技术时限制购买,以免使用不当造成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由于我们严格制度管理,医院未发生过医疗器械产品质量问题的医疗纠纷。 三.重视使用管理,搞好效益分析 开展医疗设备的使用效益分析,是加强使用管理的有效方法。通过效益分析使医院领导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为医院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另外,可以帮助使用科室综合分析,加强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对医院万元以上的设备进行使用效益分析,并提出提高使用率的建议,对使用率高,效益好的仪器给予优先更新、优先购置,对使用不好的仪器,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每次使用效益分析的情况都要向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汇报。使用效益分析的方法是: (一) 确定使用效益分析的内容。 使用效益分析的内容包括:设备使用情况,人员配置情况、收支情况、工作条件、科研情况等。 (二) 收集统计各项数据。 根据分析的内容要制定调查表,调查表由器械科与使用人员共同填写。根据调查表进行统计、数据汇总、计算使用率。 (三) 将统计数据列表分析。 根据统计的数据进行单机分析,其内容包括:仪器名称、使用科室、启用年限、仪器状态、停用时间、仪器价值、收费标准、检查人次或工作小时、年收入、年纯收入、使用率、科研情况等。同时,还可以按照科室进行分析,内容包括:科室、台数、总价值、年毛收入、应工作小时(检查人次)、实际工作小时(检查人次)、平均使用率、科研情况等。 (四) 根据综合分析写出报告。 分析报告的内容包括:效益分析的基本情况、效益分析的内容、提高效益的建议和意见。 (五) 向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汇报。 四.改革维修制度,提高设备完好率 要提高仪器的完好率,保证仪器的准确可靠,维修的规范管理是十分重要的。维修的传统观念是,只负责保修期以外仪器的维修,大型仪器由厂家巡回维修或医院买保修。这样的观念限制了技术人员水平,也降低了维修人员在医院的地位。我们认为,要保证医院设备充分发挥效益,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们转变观念,适应新的形式,从五个方面改革了维修制度。首先建立了《定期保养制度》明确了三级保养的程序,每年制定万元以上仪器的保养计划,作好预防性维修。第二,实行维修收费的登记方法,加强了维修费用的核算同时增强了维修人员的工作责任心。第三,我们改革了原始分片负责维修的方法:在原划片维修的基础上, 按照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技术职称实行分级负责维修的方法。十万元以上的仪器分工到人,十万元以下的按照科室分工。同时制定了《各级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责》,要求副主任技师重点负责技术、质量、科研、教学、培训、与理论提高工作。主管技师在副主任技师业务指导下进行工作。了解国内外医疗器械技术发展动态,掌握医院精密仪器的维修技术。承担科研、质量控制、教学工作。运用新技术解决下级技术人员提出的复杂问题。技师在上级技师业务指导下进行工作,负责日常医疗仪器维修、保养等工作。这种方法扩大了初级技术人员的维修范围,通过增加维修量提高维修水平。职称高、技术好的人员可以集中保障精密仪器的正常运行。第四,我们成立了医学工程技术指导小组,发挥医学工程的优势,面向临床开展技术服务。举办了医疗设备使用,维护培训班;举办计量管理培训班;创办了“医疗器械快讯”,向业务科室提供最新信息;第五,技术人员参与仪器选型论证,保证购置仪器的质量。 五.实行成本核算,加强日常管理 为了加强医疗器械的成本核算,我们改进了传统的管理方式,1989年在器械科设立了材料室。同时,制定了《材料室工作制度》《材料室人员职责》对直接用于治疗的卫生材料及消耗性器械如:输液器、输血器、心脏起博器、人工关节等,由仓库按批发价加成10%出库给材料室,再由材料室按零售价卖给病人。在医院器械科设立材料室,实行按成本收费,是强化医疗器械收支核算,进行经济管理的新形式。它的优点是:(1)提高了医院的经济效益:通过核算成本,先收费后使用,使医院应当收入的部分收上来,从而杜绝了漏收少收的现象.(2)完善了仓库管理制度:设立材料室,解决了仓库收受处方,发货手续不完备,不符合财务制度的问题。(3)减轻了病房的压力:由于大量的消耗性器械经材料室核算,把护士长从繁杂的管物工作中解放出来,能集中精力抓技术工作,受到护士长的欢迎.(4)方便了病人:材料室除了供应病房治疗用的卫生材料外,还可以供应门诊住院病人要买的其它医疗器械如:血压计,氧气袋,体温表等等。 六.树立服务观念,提高队伍素质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临床服务的思想, 不断提高素质,是做好医疗器械工作的根本。运用现代管理手段,扩大信息交流,加强科室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是努力作好医疗器械规范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卫生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医院改革,转变服务模式和服务观念, 我们科不断进行管理就是服务的教育,树立对业务科室全方位服务,为仪器服务变为为病人服务的观念。我们遵照,我院的通知要求,制定出本科《为业务科室文明服务的十四条规定》,打印并下发了《医疗器械维修分工一览表》,表中列出了维修人员名单及联系电话,以便及时联系。器械仓库为了方便科室,简化工作流程,把定期发货改为工作时间内全天向科室开放,随时供应各种卫生材料和器械;改变盘点不发货的制度。一边盘点一边收货发货,休息时间对帐,使业务科室能够及时领用器械材料;对科室抢救病人所需要的卫生材料和器械,仓库人员直接送到抢救现场,先使用,后办理手续;对批量大.比较重,使用次数少的卫生材料和器械实行到科室验收,直接办理出入库手续受到科室的欢迎。 科室的日常工作作到了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每季度召开一次组长会,研究分析思想情况,检查上季度布置的工作,安排下季度工作.各组每月召开一次业务会,总结上月工作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为了使科室的管理规范化,我们还根据医院的要求制定了《医疗器械科科室岗位责任制管理细则》按照三甲标准提出了14 条工作标准,并制定了检查和奖罚意见。 我们从86年开始与医院计算机室研制了“医疗器械计算机管理软件”实现了计算机单机管理。90年,我们使用卫生部的设备管理软件,把全部的设备输入微机进行管理。97年,我们制定了医疗器械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实施意见,实现全科计算机联网进行医疗器械的计划管理、设备管理、仓库管理、维修管理、计量管理和资料管理。资料档案室配备了计算机、扫描仪;购买业务书、工具书 200 余册,专业杂志 近30 种,近千个厂家的产品资料,大型仪器档案300余份,保存了本科14年的文件资料。计算机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作到数字准确,为科室查询提供方便,为领导及时提供信息。 医学工程教研室,为医学工程教学、实习做好准备。已经为泰山医学院、济南卫校带教培训三批学生。为了提高全科人员的业务水平,我们按照医院"关于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定"每年制订学习培训计划.要求技术人员都要进行专题讲座,撰写业务论文。本科技术人员组织了多次专题讲座,组织了“计算机应用培训”“Z80单板机系统讲座”提高了全体人员的业务水平。多年来共发表交流业务论文70余篇,取得专利 3 项。 多年来,我们坚持对设备进行规范化管理,完善各项制度。在提高设备效益上不断探索新方法,从树立管理意识,健全管理组织;坚持突出重点、完善管理制度;开展使用效益分析,提高设备使用率;改革维修制度,提高仪器完好率;探索经济管理新方法,逐步实现成本核算;强化服务观念,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推行医疗器械的规范化管理。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只有坚持医疗设备的规范化管理,才能做到有计划的引进设备,保证仪器设备的完好率、使用率,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器械科自身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提高在医院的地位。 结 语 在党的十五大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全国医疗卫生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如何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建立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新机制,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加强医院的设备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发挥商务贸易业务特长,参与医院的经营管理。(例如材料室的做法,参与成本核算)。(2)发挥技术特长,开展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与计量工作结合起来)。(3)与业务科室共同研究学科发展的问题,(仪器合作,医疗仪器与计算机的结合问题)。(4)改变传统的维修观念。(维修社会化,买维修合同,专项承包、建立维修站)(5)改变人员结构,提高基本素质。 管理科论文:企业管理科层中的控制权配置 摘要:本文根据控制对象将控制权划分为非人力资产控制权和人力资产控制权,后者等价于决策控制权。研究表明:企业非人力资产配置与管理结构之间具有耦合关系;非人力资产控制权依附于管理科层并被捆绑于岗位上;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决策控制权的配置必然是分散的,任何个人在拥有特定控制权的同时都将获得管理自由裁量权;在管理科层中,让知识与决策控制权相匹配的最优途径是让知识向相应控制权位置移动,而不是让控制权向知识位置移动;控制权具有传递性,某层级的企业成员的控制权随着其层级的增加而递减。 关键词:管理科层;非人力资产控制权;决策控制权 新制度企业理论意识到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在于企业内部靠权威进行资源配置,但在解释企业内部权威时,他们倾向于探讨在企业设立之初的控制权配置。由Grossman、Hart、Moore开创的GHM范式长期主导控制权配置理论研究,然而,该范式存在不少缺陷。首先,控制权配置被视为一种“要么全部拥有、要么全部没有”的0-1配置,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几乎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具有某种控制权;其次,控制权被关联到资产所有权,而在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资产不能主张所有权,但员工仍然拥有控制权;再次,控制权被划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待定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但后者的经验意义则难以把握。尤其是,该范式倾向于在创业企业融资背景下探讨企业家和资本家如何在融资契约中规定各种控制权,这使得GHM范式无法解释企业内部控制权(Rajan和Zingales,1998)。 这便提出一个问题:企业内部究竟如何配置控制权?Rajan和Zingales(1998)提示我们:内部控制权配置与管理科层和资产配置有关。这促使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组织设计理论,然而组织设计理论关注得更多的是决策权及其配置。陈建安和胡蓓(2007)对此类文献曾进行过翔实的介绍。正如他们所指出的,这类文献的缺陷在于将决策权视为单维的概念,即将决策权视为沿着集权和分权连续带逐渐被授予不同的管理层级。但我们仍感疑惑的是:组织设计理论中的决策权及其配置与GHM传统的控制权及其配置之间是什么关系? 上述文献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答案。本文拟作如下探索。第一部分描述企业组织化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科层及其基本性质,这构成我们的分析背景;第二部分对管理科层中的控制权进行解释,将控制权划分为非人力资产控制权和人力资产控制权;第三部分探讨管理科层中非人力资产控制权的配置及其性质;第四部分探讨管理科层中人力资产控制权的配置及其性质;最后是本文结论与经验意义。 一、企业组织化过程与管理科层 我们的分析始于如下经验事实:企业是一个分工合作组织,其使命在于创造和实现顾客价值,而价值的创造和实现需要企业作出一系列的活动。为了完成这些活动,企业家必须对这些活动进行自下到上和自上到下的组织,为这些活动配置相应的非人力资产,再为这些活动配置人力资产,这些人力资产构成企业成员,这些成员利用配置给他们的非人力资产进行劳动,共同完成企业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管理学中,上述过程一般被称为组织化过程(Organizational Process)。 以企业家作为分析起点,以t表示管理层级,T表示管理层级总数量,最低层级为t=T,最高层级为t=0,管理幅度固定为s,则我们可将上述组织化过程更详细的描述如下。 首先,企业家将完成某个产品产量Q所需要的全部基层活动划分为Ⅳ个,再规定工作范围为s1则基层工作数量为LT=N/s1。所有这些工作,按照分工专业化的要求,固定为一系列横向相关的岗位。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每个岗位需要配置某个非人力资产AT,T为最低层级。同时,由于劳动总是由人来完成,因此还得为每个岗位配置一个人专业化负责。这样,完成所有的基层工作一共需要LT个人,所处层级为t=T,将该层级的所有人统称为工人。 接着,企业家引入管理工作和管理者。假设每s个基层工作需要设置一个管理工作,所处层级为t=T-1,数量为LT-1=LT/s。出于分工专业化的要求,这些管理工作也固定化一系列不仅横向相关(表现为管理工作之间的互动)而且纵向相关(表现为管理工作与基层工作的互动)的岗位。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每个岗位也得配置相应的非人力资产AT-1最后还得为每个岗位配置一个人专业化负责。这样,完成所有的基层工作一共需要LT-1个人,这些人通称为基层管理者,或T-1级管理者。 在LT-1个基层管理工作中,每s个工作又需要设置一个更高一级的管理工作,数量为Lt-2=LT-1/s,固定化为LT-2个岗位。每个岗位需要配置非人力资产AT-2,配置一个人专业化负责。这些人通称为t-2级管理者。……。依此类推,直到第1级,此时L1足够小,以至只需要一个管理工作、一个岗位、一个人即可。这个人即被称为企业家,或最高管理者。所处层级为t=0,L0=1。 我们将由基层工作和管理工作所构成的活动分工格局,称为管理结构(Managerial Structure),其变量维度包括基层活动数量Ⅳ、工作范围s1管理幅度s和管理层级数量T。很显然,经过上述组织化过程,管理结构将具有层级的性质,从而也被称为管理科层(Managerial Hierarchy)。企业家处于管理科层的最高层级,工人处于管理科层的最低层级,管理者则处于管理科层最高和最低层级之间。 组织化过程在导致管理结构的层级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企业目标的层级化。我们曾指出企业的使命在于创造和实现顾客价值,这可称为企业目标。为了获得分工专业化的利益,企业家将企业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活动。再让不同的个人来专业化承担这些活动。此时,企业目标被分解到了不同的成员身上,每个人的劳动都旨在完成某个子目标。而企业的所有成员,都通过致力于企业目标的实现来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企业目标是企业所有成员的个人间接目标。在这点上,我们的认识与西蒙完全一致(西蒙,2004)。 对于只有最高层级和最低层级构成的单层管理结构,企业家直接将企业目标分解给工人。但对于具有中间管理层级的多层管理结构,企业家并不直接面对工人,而是面对所直接协调的管理者。企业家首先将 企业目标大致分解到各高层管理者,然后由高层管理者再往下层层分解到各个岗位,直到基层工人。假设管理结构是科学设计的,那么任何一个岗位都与特定的目标相对应,进入该岗位的企业成员的行为都受到这一特定目标的导向。这样,由于管理结构的层级性,企业目标的分解也具有层级性,形成西蒙所谓的目标层级:“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西蒙,2004)。 二、管理科层中的控制权的含义 上述管理科层以及内生的目标层级成为我们探讨控制权配置的背景。但鉴于目前的控制权理论多以企业家与资本家如何设计融资契约作为背景,这和我们上文的背景颇为不同,由此有必要解释一下管理科层中的控制权的含义。 给定上述管理科层,考察任何一个管理部门Mt-1,i,t为层级,i为第i个管理部门,对于隶属于部门Mt-1,i的任意处于t层级的第j个下属St,i,j,St,i,j的一般性的行为已经被他所处的岗位所规定:在St,i,j进入该岗位之前,企业家已经根据企业目标为该岗位规定了某个特定目标,该目标不因St,i,j的变动而变动,但只要St,i,j进入该岗位,则St,i,j的行为将首先受到该岗位所对应的目标的导向,St,i,j根据岗位目标采取行动。然而,正如西蒙(2004)所指出的,一般的讨论“都不太关注采取行动之前的抉择问题,也就是在实际执行之前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但我们现在要问:如果St,i,j完成同一目标的行为有多种备选行动方案,他将如何选择某个具体的行动?这便涉及到西蒙意义上的决策问题。 按照西蒙(2004)理论,决策是这样一个过程:“任何时刻都存在大量可能的备选行动方案,特定个人都会采取其中某一种行动;通过某种过程逐渐缩小备选方案的范围,最终剩下一个实际采纳的方案”,西蒙认为完整的决策过程不仅包括决策制定(Decision Making),还应该包括决策的执行。在此基础上,Fama-Jensen(1983)进一步将决策过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决策建议(suggestion):指方案的提出;(2)决策审批(ratification):对提出的方案进行选择,确定执行的最终方案;(3)决策执行(implementation):对完成审批的方案进行执行;(4)决策监督(monitoring):对决策人的绩效进行度量并实行奖赏。在本文中,我们也将采用Fama-Jensen的划分。 假设St,i,j解决了决策问题,选择了某个具体的行动方案,那么他将进入决策执行阶段,即利用企业配置于其岗位的非人力资产At,i,j进行劳动,完成本职工作。 至此,我们首先将控制定义如下:控制是指对资产的支配行为。其中,资产既包括人力资产也包括非人力资产,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表现为对非人力资产的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而对人力资产的控制则表现为对个人行为的支配。由于个人在行为之前总是先进行决策。根据决策选择行为方案,因此,对个人行为的支配等价于对个人决策过程的支配。 由于行为与权利总是一一对应,一种行为对应一种权利,因此,控制权(Risht of Contr01)可以定义如下:某人控制非人力资产的权利(此处为霍菲尔德意义上的狭义权利即要求权),称为非人力资产控制权,这种定义为Gm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2005) (合称GHM)所采用;以及控制人力资产的权力(即霍菲尔德意义上的权力),称为人力资产控制权,该定义为Fama-Jensen(1983)、Jensen-Meckling(1992)所采用。这里,我们区分控制权中的“权”的两种含义。如果控制的对象是非人力资产,则“权”是指权利;如果控制的对象是人力资产,则“权”是指权力。原因在于,按照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体系,权力是指改变现有契约关系的能力,但人对物的关系无需物承担责任,从而无所谓权力。 按照上述定义,对于非人力资产控制权,能够支配的非人力资产的数量和价值越大,则控制的权利越大;对于人力资产控制权,能够支配的下属(人力资产)的数量越大,或者对下属的决策过程的支配程度越高。则控制的权力越大。 我们的定义避免了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冲突。自GHM以来,控制权经常与所有权相混淆。然而,当我们在管理科层背景下讨论控制权时,所有权成为没有必要的概念。原因在于,对于公司制企业,大部分国家(包括我国)都赋予了公司以独立法人的地位,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类似于自然人。对于公司的所有非人力资产,只有公司可以主张所有权,任何自然人只能占有和使用,此时适用的概念正是我们所定义的非人力资产控制权。 我们的定义也避免了长期以来控制权与决策权的混淆不清。由于对人力资产的支配等价于对决策过程的支配,因此人力资产控制权等价于决策控制权。根据Fama-Jensen(1983)的决策过程,我们所定义的决策控制权将包括:对决策建议的控制权;对决策审批的控制权;对决策执行的控制权;对决策监督的控制权。四者可分别简称为决策的建议权、审批权、执行权、监督权,合称决策权。但Fama-Jensen(1983)将建议权和执行权合称决策管理权,将审批权和监督权通称为决策控制权。应该说这并不全面,因为在决策建议和决策执行问题上也存在控制问题。 由此,对于上述管理科层中的St,i,j他拥有何种控制权呢?根据我们的定义,他对于配置于其岗位的At,i,j拥有非人力资产控制权;对于其他人尤其是他的下属。他可能拥有决策控制权;至于他本身的决策,可能受到其他人尤其是他的上司的控制。 下面,我们将详细的探讨上述定义的控制权在管理科层中是如何配置的。 三、非人力资产控制权配置 先看非人力资产控制权。 我们在第二部分的阐述指出了如下事实:为了完成各个岗位的工作,必须为该岗位配置相应的非人力资产。由于各个岗位构成了层级制的企业管理结构。因此,这点意味着管理结构决定非人力资产的配置。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在斯密(1972)、西尼尔(1977)、萨伊(1982)、杰文斯(1984)均表达了如下意思:企业对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内部配置。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生产工作和分工。马歇尔(1981) 也指出管理工作的数量决定了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数量。科斯(1999)则指出:“雇主在企业行使控制权是协调生产要素的行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要将要素引入管理结构中,包括将它的层级、它的规则和它的管制引人管理结构中。”OqAlchian和Woodward(1987,1988)的研究更明确的表明:企业团队内部所要进行的任务或经济活动,决定与之相适应的资产。威廉姆森(2002)具有与Alchian et.al的相似逻辑,只是他集中于交易活动以及资产的专用性。青木昌彦(2001)将企业的投入-产出过程转化为各种相互关联的活动,不同的活动被分解为不同的任务单元,将不同任务单元的信息加工活动的分工(即知识分工)称为管理结构,则由于不同的任务单元需要不同的资源(人力、物质和资金),管理结构也就决定了这些资产的配置。Antle-Eppen(1985)将所配置的非人力资产超过活动的最优需要的情形为组织闲置(organizational slack),将所配置的非人力资产少于活动的最优需要的情形称为资本配给(capital rationing)。㈣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企业非人力资产配置取决于管理结构的设计,非人力资产与管理结构之间具有耦合关系,配置过渡则意味着资本闲置,配置不足则制约组织的顺利运行。 非人力资产配置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控制权的性质。由于非人力资产总是与相应的岗位相对应,其配置的目的在于完成该岗位所承担的工作,因此,任何企业成员例如St,i,j,必须拥有对配置于该岗位的非人力资产At,i,j以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否则他无法保证工作的完成。这意味着,St,i,j拥有对At,i,j的控制权。 对于稳定且规范运行的企业,非人力资产将被固定在管理结构的各个岗位上,而此时的非人力资产控制权也将被制度化,与该岗位捆绑在一起,不因St,i,j的变动而变动。或者说,对At,i,j的控制权被固化在该岗位上。这样,任何个人,只要占有该岗位,他将拥有该控制权,而一旦他离开,则失去该控制权。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非人力资产控制权依附于管理结构从而具有层级性,并且被捆绑于岗位从而相对独立于个人。 我们曾经在定义控制权时指出GHM通过非人力资产来定义控制权。但有意思的是GHM的逻辑和我们的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企业管理结构决定了非人力资产的配置和控制权;而在GHM看来,则是非人力资产的控制权决定了管理结构。尤其是,GHM的控制权配置强烈的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而我们的控制权则与个人无关。只与所依附的管理结构有关。我们和GHM的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们默认企业家事先已经设计好一个和企业目标相符合的最优的分工专业化结构即管理结构,非人力资产的配置只是为了实现该结构,企业家所招聘的成员只可接受不可改变该结构;而GHM不承认企业家的事先存在,他们允许无数的参与者采取讨价还价的方式来配置控制权,但这点显然忽略了企业内部的层级制,也忽视了自Coase(1937)以来所重视的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威作用。 在下文讨论人力资产控制权之后,我们还将给出非人力资产控制权的可传递性质。 四、人力资产控制权配置 根据我们对控制权的解释,人力资产控制权及其配置其实就是决策控制权及其配置,即决策建议权、审批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配置。如上所述,St,i,j所处的岗位本身对应某种一般目标和工作性质,其行为选择已然受到这种一般目标和工作性质的约束。现在,假设St,i,j要完成某个任务,他为此进行决策。我们分如下三种情形进行讨论。 情形1:如果St,i,j的上司Mt,i,j没有下达特定任务,那么St,i,j所完成的工作便属于由一般目标进行规定的,没有特殊性的“例行公事(Routine)”,此时,St,i,j的相关决策均属于自己的决策范围,在该范围之内,St,i,j拥有完整的决策建议权、审批权和执行权,所作的决策可称为“程序性决策”。St,i,j对决策的执行事实上是一个劳动过程,由此St,i,j必须利用配置于该岗位的非人力资产来完成任务并由此拥有上文所讨论的非人力资产控制权。但是,对St,i,j的决策监督权由Mt,i,j所有。 情形2:如果Mt,i,j下达一个特定任务,但并未规定St,i,j何做,即Mt,i,j实行“不问过程,只求结果”的管理策略,此时St,i,j不仅拥有选择何种行为以完成任务的权利,而且他的选择不需他人的批准,这样,St,i,j其实也同时拥有决策建议权、审批权和执行权,并且由于决策的执行而要求对配置该工作的非人力资产拥有控制权。但对St,i,j的决策监督权仍由Mt,i,j所有。在管理学中,这种决策权安排一般被称为“分权”。 情形3:如果Mt,i,j下达一个特定任务,并命令St,i,j只能选择某种具体的行动,那么此时的St,i,j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的选择权,从而没有决策建议权和审批权,只拥有决策执行权,同样,决策的执行要求St,i,j控制配置于该工作的非人力资产拥有控制权。与此相对应,St,i,j的决策建议权、决策审批权、决策监督权均由其上级管理者Mt,i,j所有,St,i,j的行为由此受到其上级管理者的严格控制。在管理学中,这种决策权安排一般被称为“集权”。 上述三种情形的决策过程适用于任何层级的企业成员。 若t=0,此时St,i,j为企业家,即决策始于企业家。企业家拥有最终决策权,他将向t=1层级的管理者分配任务并监督他们的决策。 若O<t<T,即St,i,j为t层级的管理者,则其决策不仅具有上述三种情形所描述的St,i,j的决策特点,即以下属的身份进行决策,并接受来自Mt-i,i的任务分配和决策监督;而且具有上述Mt-1,t的决策特点,此时他以Mt,i的身份对其下属St+1,i,j进行任务分配和决策监督。 若t=T,即St,i,j为工人,则其决策服从上述三种情形所描述的St,i,j的决策过程。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企业的决策是否可以如同情形3一样,各层级的企业成员均精确的受到某一具体行动方案的指示?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如果情形3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企业的决策过程设计得如同机器的运行一样,使其受到完全的控制,这样便只需企业家进行决策并发号施令,而t>0的任何层级的成员只需执行企业家的决策便可,无需获得决策建议和决策审批的权利。 但答案是否定的。无需证明的是,决策的前提是知识。但根据哈耶克(1989),知识在社会中的分布是分散的,关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分散的为处于不同职位的企业成员所掌握,并且环境总是不同程度的变化的,“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就由此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因此,情形3不可能一直存在。这意味着,即使在最为集权的企业管理结构中,任何成员St,i,j也将有机会同时拥有决策建议权、审批权和执行权,这点与管理层级无关,即任何层级的决策都将允许分权的存在。 这点提示我们,决策权普遍的存在于企业的管理结构中,其配置并非如自GHM以来所一直认为的0-1配置,即要么拥有,要么不拥有,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决策程序以及决策权的分割技术,这点曾为Jensen-Meckling(1992)所强调。从企业范围看,管理结构中的任何成员都面临决策问题并进行决策。而由于管理结构的层级性,各个成员的决策过程将构成西蒙所谓的决策层级系统(西蒙,2004)。 由此,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GHM“待定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的问题。若St,i,j遇到待定状态及相应的待定控制权,他将如何作出反应呢?我们这里引入“规则不禁止即自由”的法经济学原则。由于待定状态事先没有规定,因此St,i,j拥有某种自由行动的权利,我们将其称为“管理自由裁量权(Managerial Discretion)”。由此,St,i,j将首先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判断待定控制权是否属于自己的权限;若St,i,j认为该待定控制权不属于自己的权限,则要么报告给上级管理者Mt-i,i进行决策,要么下达给其下属进行决策(此时t<T)。但若认为该待定权利属于自己的权限,则St,i,j对于该待定状态拥有决策权。因此,待定控制权确实是一种状态依存控制权,其意义也确实如GHM所提出的:对在何种状态下谁拥有控制权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看到,更为重要的不是待定控制权的0-1配置,而是权限的设计与决策程序。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3: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决策控制权的配置必然是分散的,任何个人在拥有特定控制权的同时都将获得管理自由裁量权,即分权是必然存在的,这点与管理层级无关。 尽管我们默认企业成员的决策前提是知识,即知识与决策控制权相匹配。但我们并不能保证这种匹配能够顺利实现,例如如果已经进入岗位的St,i,j并没有相应的知识,此时便会出现知识与决策控制权的不当匹配。这一问题曾经为Jensen-Meckling(1992)所研究。他们认为,要实现知识与决策控制权的匹配,有二途径:途径Ⅰ,知识向决策控制权拥有者的传递;途径Ⅱ,决策控制权向知识拥有者的转让。由于知识的传递成本高于决策控制权的转让成本。因此他们认为经济的匹配途径只能是决策控制权向知识的转移。同时,他们意识到,在企业内部,决策权控制拥有者不能从转让中获取利益。因此途径Ⅱ并不可行。然而,在我们看来,他们忽略了管理科层的性质。管理科层中的决策控制权之所以缺乏流动性,并非源于决策权拥有者缺乏转让的激励。而是因为,在企业家设计完成企业管理科层之后,各个岗位已经相对确定了决策控制权的最优配置,出于企业的稳定和规范运行,这种控制权配置将在长期内保持相对不变,否则控制权的自由流动必将破坏任务的完成。 举例如下:设若岗位1要求决策控制权1和知识1,岗位2要求决策控制权2和知识2,并且决策控制权1被部分捆绑在岗位1上,决策控制权2被部分捆绑在岗位2上;为两个岗位配置的人力资产分别为St,i,1和St,i,2但是St,i,1拥有知识2,而St,i,2拥有知识1,此时知识与决策控制权出现不匹配。如果要求决策控制权向知识转移,则要求我们将控制权1转移给t,i,2控制权2转移给St,i,1,显然,这时,知识、权利和人力资产之间得到了匹配。但是,由于岗位和管理结构相对固定,此时控制权不再与岗位最优匹配。例如擅长做市场营销的员工被安排到会计部门,出于控制权与知识的匹配,该员工被授予市场推广控制权,然而控制权虽然与知识实现了匹配,但该员工所处于的会计岗位却与他的控制权格格不入。 事实上,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要简单得多,只要将St,i,1配置于职位2,将St,i,2配置于职位1,此时我们便实现了管理结构、岗位、决策控制权、知识的完全匹配。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4:给定企业的管理科层和非人力资产配置,让知识与决策控制权相匹配的最优途径是让知识(人力资产)向相应控制权位置移动,而不是让控制权向知识位置移动。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假设决策控制权被部分捆绑在岗位上。现在,我们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在上面给出的三种决策情形中,情形1是一种程序性决策,这种决策在稳定并规范运行的企业中,已经被制度化,此时确实与岗位捆绑在一起,任何进入该岗位的个人都将拥有这些例行决策权。但情形2和3则强烈的受到St,i,j的上司Mt-1,i的行为风格的影响。这点和非人力资产控制权不一样,后者被捆绑在岗位上并相对独立于个人,不管上司Mt-i,i行事如何专断也不能剥夺St,i,j,的这一岗位控制权。由此,有如下命题: 命题5:决策控制权的配置依附于管理结构从而具有层级性,程序性决策权被捆绑于岗位从而与个人相对独立,但非程序性决策权则受到个人的强烈影响。 由于决策控制权的层级性,我们将可获得决策控制权的传递性。考察t层级的任意管理者Mt,i,他能够直接影响其直接管辖的下级管理者Mt+1,i的决策;同样,Mt+1,i能够直接影响其直接管辖的下级管理者Mt+2,i的决策。经过这种传递关系,t层级的管理者Mt,i能够间接影响t+2层级的管理者的决策。一般的,我们有: 命题6(决策控制权的传递性命题):在企业管理科层中,t层级的任意管理者Mt,i可以间接控制隶属于同一纵向决策链的t+j层级的下属的决策,j>0,t+j≤T。 按照我们对决策控制权的解释,可控制的下属越多,决策控制权将越大。因此由命题6,我们可获得如下推论: 推论1:t层级的企业成员的决策控制权随着t的增加而递减。 将命题2与命题6相结合,我们可以获得决策控制权对非人力资产控制权的影响。考察t层级的任意管理者Mt,i他能够直接控制其直接管辖的下级管理者Mt+1,i的决策,并通过控制帆Mt+1,i的决策来间接控制由Mt+1,i直接控制的非人力资产AMt+1,i;同样,Mt+1,i能够直接控制其直接管辖的下级管理者Mt+2,i的决策,并通过控制Mt+2,i的决策来间接控制由Mt+2,i直接控制的非人力资产At+2,i经过这种传递关系,t层级的管理者Mt,i能够间接控制t+2层级的管理者的决策以及由Mt+2,i所直接控制的非人力资产At+2,i。一般的,我们有: 命题7(非人力资产控制权的传递性命题):在企业管理科层中,t层级的任意管理者Mt,i可以间接控制隶属于同一纵向决策链的t+j层级的下属的决策,进而控制由t+j层级的下属所直接控制的非人力资产,j>0,t+j≤T。 按照我们对非人力资产控制权的解释,可控制的非人力资产越多,控制权将越大。因此由命题7。我们也可获得如下推论: 推论2:t层级的企业成员的非人力资产(直接和间接)控制权随着t的增加而递减。 给定上述与管理科层相匹配的决策控制权层级,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个人只要进入企业管理科层,都将由于岗位之间的纵向控制关系而与他人存在控制关系。如果说管理层级的不平等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那么处于企业管理科层中的各成员之间其实是不平等的。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明显不平等的关系恰恰是经过一种貌似自由、平等的市场谈判过程来实现的。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 考虑:层级与t+1层级的成员。我们假设:t层级的成员首先进入企业管理科层,然后根据工作需要招聘t+1层级的下属。在劳动契约的谈判过程中,t层级成员首先开出如下条件:提供t+1层级的成员以某个职位和非人力资产,以及相应的控制权和索取权,但t+1的成员必须完成分配的任务并接受t层级成员的控制;如果t+1层级的成员接受这一条件,则可以进入企业科层;否则,不能进入企业科层。在签约之前,应聘的成员作为自由人,拥有完整的人身权利,不受t层级成员的任何控制,而谈判过程也是自由平等的,任何人可以选择退出。但一旦t+1层级的成员作出承诺,双方签订契约,则t层级的成员便根据契约拥有了对t+1层级的成员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并非因为t层级的成员的天生欲望,实是因为企业的管理科层出于分工专业化的考虑,要求t层级成员必须对t+1层级的成员进行控制,双方的谈判实力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控制,最多只会在其他权利安排上有所调整。当t=0时,上述契约是企业家与第一层级的管理者之间的契约;当t=T-1时,上述契约是基层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当0<t<T-1时,上述契约是中层管理者之间的契约。经过这种层级谈判,企业家完成了人力资产的配置,并实现了实际的控制层级。 五、结论 本文以企业管理科层作为背景,探讨管理科层中控制权的配置。我们根据控制对象将控制权划分为非人力资产控制权和人力资产控制权,后者等价于决策控制权。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非人力资产配置取决于管理结构的设计,非人力资产与管理结构之间具有耦合关系;非人力资产控制权依附于管理结构从而具有层级性,并且被捆绑于岗位从而相对独立于个人;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决策控制权的配置必然是分散的,任何个人在拥有特定控制权的同时都将获得管理自由裁量权,即分权是必然存在的,这点与管理层级无关;给定企业的管理科层和非人力资产配置,让知识与决策控制权相匹配的最优途径是让知识(人力资产)向相应控制权位置移动,而不是让控制权向知识位置移动;决策控制权的配置依附于管理结构从而具有层级性,程序性决策权被捆绑于岗位从而与个人相对独立,但非程序性决策权则受到个人的强烈影响;在企业管理科层中,控制权具有传递性,某层级的企业成员的控制权随着其层级的增加而递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一直假设企业“稳定且规范运行”。这使得上述结论更多的适用于分工明确、权责明确、制度健全、稳定发展的企业。尤其是等级森严的大企业。但对于创业企业。上述结论也具有启发作用。 责任编校:齐 民 管理科论文: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摘 要:文章论述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的发展概况,并结合当前高校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对协调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建设 专业建设 协调发展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的三项基本职能,而高校这三项基本职能需要通过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来实现。反映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标志是学科建设水平,反映一所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高低的则是专业建设水平,学科是“源”,专业是“流”,学科是专业的灵魂,专业是学科的载体,高水平的学科衍生高起点的本科专业,也决定了高水平的本科教学。重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协同发展,以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并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谋求学校发展,形成办学特色和优势的一项重要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具有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基础学科与领域的拓展性、理论研究与应用的结合等区别于其他管理学科的特征,因此,该学科与本科专业的协调发展不但有利于实现学科资源的优化和教育体系的完善,而且还对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起到辅助作用,进而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发展概况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管理科学从定性分析趋向定量化研究,从宏观研究逐步深入到微观研究,使管理科学与工程成为一门实证学科。本学科主要从事管理理论的应用研究,其发展趋势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以多学科知识为支撑,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解决管理中的科学决策及风险研究、管理实践中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管理的绩效研究、管理的战略研究等。 20世纪中期在中国管理学界建立与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到今天该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完善,目前我国有200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根据国家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调整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所属专业是由原工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农学等学科门类调整组合而成,因此目前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本科专业设置与分类情况也比较复杂,学科之间的界定、区分并不十分清晰,经、管、文、理、工等学科门类的院校均开设有本属于管理和工学学科门类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二、学科与本科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我国高校在学科与本科专业建设的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将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割裂开来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建设过程中分别立项、分开论证、分部门管理等,尽管有时也要求共建共享,但由于是各自独立实施,很难实现融合,尤其像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中专业分类复杂的学科,以上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 1.高校管理体制及历史原因。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有的院校虽然根据1998年新的专业目录改变了专业名称,但专业培养目标和内容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专业设置也仍然保留在原来院系中。另外,国家对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往往以一纸文件进行规定,而对于这些高等院校是否具备开设专业的条件以及其培养目标和培养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等关键指标,却缺乏必要的评价和监督机制,即使有监管制度,也是教育行政的监管,而没有体现社会对专业的评价和监督。 2.学科与专业建设成效失衡。学科建设在内容上更加突出科学研究,而专业建设在内容上更加突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在发展过程中有追求自身的发展、专注科学研究而淡化人才培养职能的倾向。学科建设的成效、成果显性较强,自然更容易得到关注和重视,专业建设的成效更多地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具有隐性和滞后性,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上便产生了重学科建设,轻专业建设和将两者区别对待的现象。 以上问题存在于当前大多数学科与专业建设过程中。我们不否认学科建设是站在学科前沿,关注知识的创新和发现,重视高水平的成果,它直接关系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但我们也应看到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是高校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在正视现实中存在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问题的同时,更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坚定实施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策略。 三、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模式探索 笔者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的特点及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当前学科与专业建设中的共性问题,探索该学科与本科专业的协调发展模式。 1.树立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理念。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协协调发展既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保障,也是高校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深化教学改革的基本教学原则,更应是高校的一个基本理念。只有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相支撑、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推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所以,高校必须树立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理念。 2.构建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组织体系。一个具有活力的、能有效促进学科与专业之间相互协调与相互支撑的组织环境,对于学科专业协调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为适应高校学科发展的总目标,促进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这个组织环境应该是“学校―学院(学科群)”组织结构。这种组织以相近学科群和相似专业组织到一个学院,同时以学院为组织实体,对教师和学科群进行统一管理,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率,改变目前条块分割、分散办学的局面,有利于相关学科资源的共享。 3.创建学科专业协调发展制度环境。建立富有激励性的学科专业发展制度,促进正激励,抑制负激励,是激发和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与本科专业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还要创造优越的科研环境和教学环境等,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有效促进学科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动力。 4.加强专业的特色化。专业特色在本质上就是学科特色,专业的特色化可促进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实现专业特色化的主要途径在于专业教师依据一定的学科方向开设相应的本科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跟踪学科前沿动态、发现学科问题、拓展新的学科方向,联合师、生深入开展学科研究,通过教学促进学科研究、科研与教学工作相结合来形成专业的特色基础。此外,通过有特色的专业教学培养专业学生的学科方法、学科思维,达到学科的知识创新,也是专业促进学科知识丰富与发展的途径。 5.完善学科专业协调发展评价机制。自我评估是高校自我调整、自我建设学科和专业的“催化剂”,如果不进行自我评估,学校就不会发现学科的问题。对高校来说,随着知识的创新、市场对人才质量的需求变化、人才队伍的老龄化、人才的流失、学科专业课程基础设施的老化,一个优势的学科专业、一门优秀的课程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弱势的学科专业课程,如果不及时发现,就得不到重点建设和投入,从而赶不上社会经济对学科专业建设的变化与要求,因此要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和完善自我评估的长效机制,使自我评估逐步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存在天然的联系,两者的良性互动可以有效地解决高校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两者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大多数院校提高办学水平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作为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更需要建立促进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相互协同的新模式,进而实现该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目标。 管理科论文:注重学科交叉创新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理论,方法和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后,管理科学得到广泛应用,同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交叉、渗透,产生了种种管理学分支。今天,管理科学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形成了内容广泛、门类齐全的独立学科体系,管理科学已经成为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列的第三类科学。河海大学杜栋教授近年来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和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前瞻性和较高学术水平及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且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著作、教材10余部,50多篇,其中CSSCI和中情所检索期刊论文40余篇。 杜栋,河海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指导教师,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特色专业负责人,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工程学科方向(学术创新团队)带头人,兼统计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计算机模拟分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现场统计研究会理事。 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特色专业负责人,他提出了“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中心”向“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中心”的学科战略转移观点,其总的指导思想是从“技术导向”向“管理导向”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工程方法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已在国内信息管理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信息管理学教程》已经出了第3版,连续印刷12次。其带领的学术创新团队抓住“企业信息化工程”这一契机,发表了有关企业信息化工程的研究文章20余篇,几年前与合作者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去年,他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企业信息化继ERP,CRM之后的第3股浪潮的《协同管理系统》,反映了其在此领域的研究走在国内前列。 作为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工程学科方向带头人,他积极开展六西格玛管理与ISO,BPR、ERP、CRM等的关系与集成研究,这是其近年来开辟的创新研究领域,在《数理统计与管理》等杂志上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目的是努力使企业数据化管理与企业管理信息化融合,使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作为统计学学科带头人,他把统计学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学科专业进行交叉,开展了统计学学科下的统计信息系统学科方向建设,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了全面反映中国国情下统计信息化工作的《统计信息系统》,积极推进统计学学科研究从统计理论和方法向统计技术和手段迈进。 人类总是在不断地与控制问题打交道。然而,从人们对控制问题研究的成果看,迄今为止,对自然科学领域控制问题谈论的较多,而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控制问题则谈论较少,社会科学领域对宏观经济控制问题研究的较多,以至形成了“经济控制论”,而对微观管理控制问题则研究较少。所以,杜栋认为,应努力建立“管理控制学”。为了加快发展“管理控制学”这一交叉学科,他建议,我国管理科学家、企业管理家和控制论专家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以使控制论在管理中的应用真正能结出丰硕果实。这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而他也正朝这个方向不断努力!经过多年各学科交叉的工作积累,和凡事“举一反三”的思考习惯,在已出版的《管理控制论》、《管理控制》基础上,他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关于管理控制的“第三部曲”――《管理控制学》,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的教材。 长期以来,杜栋教授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两手抓。他带领出了一支团结协作和拼搏奉献的学术创新团队和教学团队,在青年教师指导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2007年获得了宝钢优秀教师奖。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一直关注着地方经济发展,并且身为在常高校首批科技创新促进者,是常州市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工程专家。他积极参与常州企业信息化推进工作,积极促进工业工程在常州的开展和应用,尽自己所能为地方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无悔之路! 管理科论文: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不断提高,国内高校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就业技能成为我校建设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为了整合和优化教学资源,提高学校发展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本文结合国内高校的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管)专业建设中的普遍问题,针对我校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的几点方案。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信管;协调发展;学科建设 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概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我国管理学科中发展最早的学科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对科学管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依托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首先发展起来,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已经建立了一支较为成熟的研究队伍。在国内,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风险管理等这些领域是当前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预见它们仍是未来几年的重点研究领域。信管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点专业之一,目前全国有五百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但它又是一个年轻的新专业,其教学内容与课程如何设置,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校信管专业成立于2000年,目前已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近1000人,专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和研究过程。 2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发展中的问题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和信管专业的发展与国内其他高校一样存在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和不足。 2.1 学科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学科方向:现有的四个研究方向,优势特色不明显,缺少优势特色学术方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 ②学科队伍:学科梯队成员职称和学历偏低,硕士生导师人数少,成果水平不高,获奖层次低,没有国家级奖励。 ③科学研究:整体科研水平偏低,缺少国家级课题,横向课题少,科研经费略显不足,发表高水平国家级论文或检索论文数量不多。 ④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研究生招生不景气,招生生源和途径单一,梯队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次数少,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不密切。 2.2 专业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中,师资队伍建设尚不充分,本专业教师职称与学历层次相对较低,本科学历年轻教师较多。在教师队伍方面专业师资队伍的职称等结构尚欠合理,低职称教师数量偏多。由于年轻教师多,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受到了影响。 ②课程建设方面:受师资队伍高职称教师比例低的制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课程建设方面尚处于较低层次。 ③教学和科研研究方面:由于年轻教师较多,忙于教学与学历提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教学、科研项目与成果缺乏。 3如何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方案研究 3.1 学科建设方面要采用目标管理,任务分解到人,激励和考核并用,重在队伍建设。 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创建良好的科研条件,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科对外影响。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的同时,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取得一批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应用并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进一步重视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广泛吸引省内外优秀的专家学者专职或兼职从事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 ①进一步加强学科梯队建设。积极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选送有潜质和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到著名高校进修、培训;鼓励更多的教师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逐步形成适合学科发展,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优化的教学、科研学术群体。 ②积极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队伍成员要跟踪学科前沿,积极申请国家级课题。 ③紧密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求,加强产、学、研结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④加大对学科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和加强学科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为我校讲座教授,进行讲学,共同合作承担科研课题;派出人员去国内外著名学校进修提高。 ⑥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完善学科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学科实践基地,为学科队伍成员和硕士研究生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舞台,使教师更了解经济社会的需求,使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需要。 3.2 专业建设方面。 ①制定新的培养方案,加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在不断的变化,这就要求专业培养方案既要求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也要有其灵活性,要根据发展需要和毕业生动态反馈调整完善培养方案,因此,新的培养模式应侧重考虑综合素质的培养,注重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训练,拓宽基础,扩大口径,同时还应有地域特色。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培养目标,本着重视基础课程,加强主干课程,扩大选修课程,突出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加强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同时开展与各有关课程配套的教学大纲、教材建设工作。 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责任心强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的根本也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是否合理是反映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现有师资队伍看,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还不很合理,还应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学历层次,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引进外校高学历人才调整学缘结构,建成一支结构合理、梯队明显、具有发展潜力的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③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跟随教师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工作,进行毕业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管理科论文:学校管理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分析 摘要当前教师队伍中呈现出的专业化取向趋势已对传统的科层管理取向提出了挑战,因此如何平衡两种取向,探求一种融合性的管理范式,成为学校不可回避的难题。本文将通过对科层制在以效率为本的原则之下强化规章制度、注重分工与专业化等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对比专业取向下以个体发展为原则导向、强调专业知识诉求的要求,对二者的相容性进行探讨,为创设一种兼具双重取向的学校管理新范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校管理;科层取向;专业取向 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是当前学校两种不同的管理价值取向。科层取向以追求效率为原则,旨在促使成员为最大化完成目标做出努力;专业取向强调教师运用专业能力参与学校管理,更多的关注个体发展问题。这两种取向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又存在较大冲突,使当前学校管理陷入一定程度的困境。因此,通过分析两种取向的内涵特征,有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促使学校良性发展。 一、学校管理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的内涵解读 科层制作为当代组织主要的管理制度,应用于学校有利于明确分工、提高效率、规范行为。但随着现代学校文化组织的特殊属性日益彰显,追求效率不应作为唯一的目标追求。以人为本,提高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成为新的要求。单一的科层制取向已经不能满足学校管理工作的需要,专业取向由此产生。1.科层取向的含义及特征学校管理的科层取向是马克思•韦伯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科层制理论在学校中的应用,即以科层体制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作为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1]正如韦恩•k•霍伊所说的,包括学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现代组织都具有明确的劳动分工,遵循等级制度等特征。我国当前学校“金字塔式”的分层等级结构,正是科层制在学校组织中的诠释与表现。(1)以效率为本的原则导向科层制旨在使管理效率最大化,效率观念自本世纪出现以来,是管理科学化的标志。直到现在,效率仍是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种管理系统追求的理想。[2]学校是一个需要综合处理好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以及各机构良性运转的现代系统,以效率为指向,可以保证组织运行的统一性与稳定性。首先,科层制中组织成员只是决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这减少了形成完整决策方案的时间。其次,垂直式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保证了决策的高效率层级下达。(2)注重分工与专业化现代组织要求对成员进行科学分工,让不同的人从事与其专业相吻合的工作。在学校系统中表现为:在教育层级中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阶段,在教育内容上,包括文、理、工等不同的专业分类,同时管理系统中的科研、教学、德育等部门也各司其职。显然,分工与专业化作为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可使管理活动在井然有序的氛围下进行。(3)强化规章制度的约束作用科层体系是由不同规章制度组成的一个规则系统,它有助于等级体系中各种活动的协调。在学校中包括校规、教师管理条例等各个方面。它所具备的约束力,可以控制和维持决策,使组织成员行动保持一致,同时又可作为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矛盾的缓冲物。由于规则是针对职位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制定的,所以它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平等、公平的观念。[3](4)追求理性行为韦伯所强调的科层组织是一个以非人格因素指导各项事宜的组织,他认为排除个人因素越彻底,科层制越完善。这在学校组织中体现为教师只可在学校目标的指导之下做出行为选择,而不能以个人意识来做出自我价值判断。以理性要求来指导决策,从个体角度来看,有利于减少和防止滥用职权。从整体角度来看,有利于在良好而公平的氛围中强化学校的秩序,提高决策的科学有效性。2.专业取向的含义及特征尽管科层制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组织理论,但它实际在文化、艺术、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性组织中的效率导向存在许多问题。[4]于学校而言,首先,盲目的追求效率,会使个体拘泥于做本职工作而忽视组织整体的目标,甚至会导致疲于应付、注重形式的弊病。其次,受制于上级的行政命令与指挥,忽视了教师自身的素养形成和文化积淀,不利于职业健康发展。最后,学校组织的分工始终无法涉及全部工作,因此带来成员责任推诿的现象;而机械的专业化使得员工丧失新鲜感,产生消极怠工的不良情绪。总之,科层制在学校组织中愈发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加之教师专业性增强,实现自治的愿望愈发强烈,使得专业取向应运而生。专业取向所反映的不仅是教师对于自身地位提高和拥有更多工作控制权的渴望,同时也是获得更多权威和权力的需要。专业取向以人的发展作为管理工作的重心,这对科层制提出了一定的挑战。(1)以个体发展为原则导向专业取向反对将高效率的完成目标作为组织最根本的追求,转而认为学校应当关注学生的成长和教师的发展。正如马克•汉森所反复强调的:“将古典理论观点应用于学校会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当它应用于缺乏艺术的模式中时,就会给系统留下巨大的灾难。”科层制作为古典管理理论发挥了一定价值作用,但忽视学校育人这门艺术使其价值大打折扣。专业取向强调个人发展,将教育产品与一般劳动产品进行了区分,认为教育应培养具有个性特征的人,而不是统一标准化的劳动产品。因此,学校树立以个人发展为核心的原则,是符合发展的目标和现实需要的。(2)突出专业知识的自治作用新时期教师在职前阶段的专业知识储备带来的是职后更精准的教学水平和更高的综合素养,以及捍卫其专业权威的诉求彰显。教师群体在现代学校组织中已经不单单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专职人员,而是能基于专业技能或伦理做出判断并进行自我规约的专业人员。一个优秀教师需要从专业实践需求出发,表现出对专业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意识。专业取向正是要捍卫教师的这种专业型权威,遵从专业知识的自治。(3)强调专业人员参与管理专业取向除了强调教师自治之外,还主张教师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学校管理之中。科层制下,学校的管理决策是垂直式的“一个中心”,最高管理层就是决策层,即“金字塔”的顶峰,而其他层级是执行层。这导致决策的制定与执行相分离,以制定者的意愿指导执行者的行为,会出现诸如管理者的方案缺乏实际意义、教师的民主意愿未能在决策中表达等问题。而专业取向认为,要解决一些科层制中的管理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实现管理的“多中心”。强调教师参与管理,既是《教师法》所赋予教师权利的题中之义;又受制于教师专业素养、职业责任感的驱使。 二、科层管理取向与专业管理取向对比分析 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在学校共存的现状说明二者都有合理性,因此我们不能断言哪种取向的价值更高,而是应从管理目标、管理理念、管理手段进行对比分析,才能在学校管理中综合发挥两种取向的优势。1.管理目标的选择两种取向在管理目标上的分歧集中于“效率”和“人的发展”的选择。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利于目标快速落实的同时也会使人沦为工具。专业取向强调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实质上是对科层取向的补充。它所强调的人文关怀,并不是完全摒弃效率观,而是应当学会处理好品性德行、人的发展等文化属性与效率这一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学校的管理工作既要注重效率,也要注重人的发展,致力于打造具有个性特征的多元化主体。2.管理理念的构建科层取向和专业取向在管理理念上主要是“组织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博弈。韦伯强调科层应以“客观、理性”的原则来指导管理活动。这里所说的理性仅指组织理性,而专业取向则侧重于个人理性的实现,即教师和学生个体目标的达成度。但在实际中,教师由于自身理性与组织理性的冲突,在完成自身目标与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相互掣肘,最终影响自身与组织发展,故而解决此障碍离不开管理者和教师共同努力,使管理理念多一些专业理性自治,少一些权威理性控制,让教师更富有进取精神。3.管理手段的权衡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在管理手段上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是通过刚性的规章约束成员的行为还是通过柔性的专业自治实现管理。这对矛盾的存在使组织成员的意愿被束缚在规章的桎梏中,影响了个人目标的实现程度和组织目标的执行力度。由于单一的科层规章过于死板,而专业自治又过于灵活,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法无疑是以科层取向的规章制度作为强制约束力,同时又在专业范畴领域如教学活动、职业规划、自我发展等方面让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集权下的放权,统一下的自主。 三、从冲突到调和———科层权威与专业权威的和谐共存 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尽管存在矛盾冲突,但二者并非完全无法调和。笔者认为两种取向共存必然成为今后学校管理模式的最佳选择,因此就两种取向的和谐共存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双轨权力管理系统调和两种取向首先要求兼顾两种权力体系,只有二者的权威地位都得到满足,才能为学校工作的开展创设和谐安定的环境。在实行双重取向的学校,存在着两个权力体系,一是行政,二是专业。前者利于保证学校系统有序运行,后者利于满足教师自治。建立双规体系,一轨自上而下,实行行政分层管理;一轨自下而上,建立教师专业自治委员会,教师意愿可层层上传。同时,不同学科设立交流小组,涉及到教学、教师发展等问题,可由学科小组进行研讨,实现自我管理。这两种系统既是对科层制权威的维护,同时也可满足教师参与管理的需要,双轨系统协作,互为补充,共管共赢。2.增强规章制度的人文色彩当前学校规章引发的管理死板等问题,追溯根源是指导理念的偏差导致形式化色彩严重,缺乏对教师、学生的关注。在规章制度中增强人文色彩,可以体现学校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教书育人目标。贴近教师实际需要的规章能够增强教师的主动性。人性化的规章所体现出的复杂、灵活性,能有效避免教师“照章办事”,减少抑制学生个性发展的事件发生。3.把握非个人取向的纯粹化程度在管理过程中,“正义、理性”原则的贯穿可使决策者无所偏袒,公正客观。故“纯粹的个人取向”应该在宏观上作为组织成员的价值导向和选择,而在具体事宜中,可适当加入个人积极情感。毕竟教学作为学校的主要活动,是师生知、情、意、行的互动,是各方情感交流与分享的过程。教师若以单纯的“非个人取向”来进行教学与管理,势必会产生冷漠、古板的班级文化,对学生性格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而只有当教师全情投入,把教学当做一件艺术品精心雕琢,而不是一件件按照条例去完成的任务,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育人育才。4.提高行政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教师的管理技能双重取向产生冲突的另一原因是教学与管理的分离,突出表现为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教学经验,而教师又缺乏一定的管理经验。因而,提高行政人员的专业素养,在不破坏科层制行政体系的同时让管理决策者进入到课堂中,切实增强教学感悟,毕竟只有具备教学经验的领导才能理解教师的自治诉求,理解教师与管理者之间产生分歧的来源。此外,通过对教师的系统培训,可有效提高教师管理技能,使他们从宏观层面把握学校管理者做决策的出发点,增强对各项工作合理性的把握。因此,增强两种技能,既有利于行政管理和教师自治,也能促进双方的沟通与理解,为学校领导做出符合教师需要的决策以及教师为管理出谋献计创设条件。笔者认为,探求两种取向的和谐共存势必从理念入手,将两种取向放置在为管理服务的方式层面,建立学校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在此基础上综合二者的优势效力,才能促进学校管理机制的良性运转。 作者:徐宇 陈恩伦 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 管理科论文:试论内容分析方法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趋势研究 论文摘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国内4种管理科学学科权威期刊1998-2007年间的3784篇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探析了国内学者在管理科学领域研究重点的发展变化,归纳了国内近10年管理科学研究的热.最领域,描述了管理科学学科在我国的研究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 内容分析法 文献计量 发展趋势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经营和管理活动客观规律的综合性交叉科学。其学科体系十分庞杂,学科分类标准不一。有些学科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如经济管理学、工商管理学),有些倾向于自然科学(如运筹学),有些侧重于工程技术科学(如系统工程学)。在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1949~1977年的仿苏初创阶段(计划管理),1978~1993年的重建发展阶段(科学管理),以及1994年至今的繁荣创新阶段(管理丛林)三个阶段。面对新世纪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复杂变化,研究管理科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为学科管理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对海量文献的规律性研究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为了克服传统实证研究中采用单一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的偏颇性与局限性,本文将内容分析方法应用于研究中,以探索管理科学学科的发展规律,期望能够为政府、组织和管理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1我国管理科学学科研究现状 我国管理科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主要有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方式。郭菊娥等(2004)在分析国内外管理科学研究热点领域及热点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给出了管理科学研究的应对策略。汪应洛等 (2005,2006)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程管理学科的现状及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指明了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成思危 (2000)指出了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研究发展重点。谭劲松(2006)认为国内管理科学研究存在经济学泛化与管理学弱化的现实,管理学者应坚持和世界接轨,从世界级顶尖期刊中看门道,跟着世界的发展行动。黄奇等(2000)指出国内信息管理学科研究中存在定位不明确、研究手段落后、研究视野狭窄等问题,并推荐了网络信息管理、intemet/intranet应用、社会信息化等研究方向。 关于管理科学学科发展趋势的实证性研究,主要是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张维等(2006)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工商管理学科代码为基础,以最近10年各领域发表文章的关键词检索统计为依据,对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就研究热点的形成、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张维等(2006)还通过专家问卷调查,对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十一五”期间优先资助领域提出了建议。张玲玲等(2006)基于专家调查问卷,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19个研究领域及相关方向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了未来研究发展的若干建议及具体措施。季绍波等hj(2006)通过分析1999-2003年间发表在18种中国代表性学术期刊上的信息系统(is)论文,指出了中国的is研究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刘云忠等-1j(2003)对《管理工程学报)1998-2001年刊载的论文及其作者和引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揭示了近年来我国管理工程的研究及进展。王亮亮等(2007)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国内外管理科学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 综合而言,上述实证研究中的主要特点是.a.单独研究某一个领域的研究多,系统全面研究管理科学整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少.b.研究得到的粗略结论多,得到的精确结论少;c.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的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方法的研究少;d.研究得出的热点问题并不一致;e.最近的研究也是针对2005年以前的学术期刊论文进行的,研究结沦的时效性不高。因此,有必要对管理科学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方案设计 2.1研究方法目前对学科发展趋势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两种。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将数学、统计学和文献学方法相结台,研究科学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的一种定量方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描述与分析方法,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情报分析方法。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都是以文献的量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理论基础、侧重点有所不同。文献计量法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文献的可计量性,可以通过计量对文献对应的学科性质和规律进行分析研究;文献汁量法的基本信息处理单元是篇章,它不分解文献内容,而只关注文献篇章之间的关联,这是造成文献计量法局限性的一个原因。内容分析法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文献的内容特征通过符号群(symbolgroup)体现,可以通过研究符号群的性质和规律对文献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内容分圻的基本信息处理单元是符号群,内容分析法关注信息内容,而人类文化与知识主要是用符号来表达的,故以符号群作为信息处理单元应该说是合理的.综合而言,文献计量法是基于数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的,而内容分析法是基于推理方法的;文献计量法体系发展成熟,但是分析粒度较粗,而内容分析方法则需要更多的人为介入,研究结果容易呈现较强的主观性;因此二者各有优缺点。 针对上述分析,结合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管理科学学科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2.2研究方案中国教育部的管理学体系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图书档案学5个学科组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管理学科体系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及宏观管理与政策3个学科领域组成.其中宏观管理与政策领域包括了教育部的公共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图书档案学3个领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项目分类代码指南.将管理科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3个大类;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分为17个小类,工商管理分为l4个小类,宏观管理与政策分为l4个小类,共3大类45,~-tj,类构成了分析框架,见表l。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项目分类代码相比,本分类框架作了如下调整:a.将信息系统与管理和企业信息管理合并,列在第一大类;b.将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合并,列在第一大类;c.将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合并,列在第三大类。 考虑实际情况,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管理类期刊,对其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作研究。期刊遴选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指定的重要期刊为主,要求期刊是综合性的,并且综合考虑cssci收录的管理类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挑选出4种期刊,即《管理科学学报》、《管理工程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对期刊进行全年检索,年代为1998~2007年,共检索管理学术性论文3784篇(不含会讯、消息、信息等非学术论文,增刊论文亦不计人)。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依据文章的题目、摘要、关键词、引言和结论来推断论文的主题,判断论文所属类目,一篇文章只对应一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 3数据分析与结论 3.1结果信度分析在对论文进行分类的过程中,首先由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独立地阅读每一篇论文的摘要,并判断论文所属类目;然后将两位作者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对有分歧的地方,通过下载并阅读全文,由两位作者共同讨论确定;对少量仍有争议的论文.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后最终确定。为了验证主题内容分析的前后一致性,减少主观随意性影响,按2%的比率从文献中随机抽出75篇,按抽出文献的主题内容分析它们的所属学科,对比前面分析结果,有96.3%的匹配度,认为检索结果是可取的。 3.2论文分布与研究重点领域根据对4种期刊各年度各小类发表文章数的分类汇总统计,得到国内管理学科论文分布的大致情况如表2所示,它们是近10年来国内管理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此外,根据统计数据,在4种期刊中,有部分学科领域近10年的研究论文数量累计不超过10篇,它们是: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卫生管理与政策、财税管理与政策、非营利组织管理、区域发展管理、系统可靠性与管理,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管理科学学科研究的冷点,值得引起政府、组织和学者们的进一步关注。 3.3学科发展趋势分析对学科类目进行发展趋势分析,需要类目中统计的次数达到一定的数量要求。本文规定该类学科论文在10年间统计总数应超过50篇,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20个学科细类。把符合条件的20个学科类目分成从1998~2007年的10组数据,对它们作归一化处理(篇数除以各年度文章总篇数),然后利用excel的折线图作趋势分析,依据发展趋势可把它们分为平稳增长型、陡增长型、稳定型、波动衰退型、显著衰退型和凸对称型,典型趋势如图1~图6所示(横轴为年度,纵轴为发文数量比率)。 平稳增长型的学科表明是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且近期被关注程度较高;陡增长型学科的近期发展比较迅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稳定型学科的发展比较稳定,是在研究年代以前就达到了成熟的;波动衰退型的学科表明其发展趋势是逐渐下降的,前期曾经是研究热点;显著衰退型的学科曾经是研究热点,但近期其发展趋势下降非常明显;凸对称型的学科表明它们在研究年代中的一段时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近期并非热点。20个学科细类的发展趋势分析结果见表3。 3.4研究结论根据本文的统计分析,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a.近10年来,国内管理科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金融工程与金融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战略管理、管理系统工程、企业理论、对策理论与方法、信息技术与管理、运筹与管理、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工业工程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与战略等学科领域。b.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战略管理、企业理论、人力资源管理这4个学科领域长期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发展比较稳定。c.金融工程与金融管理、运筹与管理、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市场营销、知识管理、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创新管理这7个学科的发展趋势良好,总体呈上升趋势。d.管理系统工程、宏观经济管理与战略这2个学科的发展呈下降趋势。e.决策理论与方法、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工程项目管理这3个学科曾经得到过重点关注,但如今已不再是热点。f.研究重点并非一定是研究热点。尽管上述学科是研究重点,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信息技术与管理已显著衰退而不再是热点;工业工程与管理也经历了显著衰退期,不过从统计趋势图上看,近两年的研究又呈上升趋势;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对策理论与方法则是近期的研究热点。g.国内管理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国外存在显著差异,如:运筹与管理、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市场营销、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这些在国外已比较成熟的学科领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外比较重视管理科学的基础研究,而国内在一般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论、管理科学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严重不足;国外的一些研究热点(如知识管理)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4结束语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国内4种管理科学学科权威期刊近10年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探析了国内学者在管理科学领域研究重点的发展变化,归纳了国内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冷点,描述了管理科学学科在我国的研究发展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借鉴、运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时应明确以下方面的问题:a.由于国内期刊发表时问的滞后性较严重,因此本文的统计分析和结论并不能完全符合国内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真实状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b.本文对学术论文的分类方法是一篇论文只能对应一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更为合理的方法是允许一篇论文对应多个小类。c.由于内窑兮昕方法的丰观性较强,本文的研究结论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更多的学者重复该项研究,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管理科论文:关于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不断提高,国内高校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就业技能成为我校建设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为了整合和优化教学资源,提高学校发展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本文结合国内高校的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管)专业建设中的普遍问题,针对我校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协调发展的几点方案。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信管;协调发展;学科建设 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概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我国管理学科中发展最早的学科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对科学管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依托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首先发展起来,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已经建立了一支较为成熟的研究队伍。在国内,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风险管理等这些领域是当前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预见它们仍是未来几年的重点研究领域。信管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点专业之一,目前全国有五百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但它又是~个年轻的新专业,其教学内容与课程如何设置,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校信管专业成立于2000年,目前已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近1000人,专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和研究过程。 2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信管专业发展中的问题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和信管专业的发展与国内其他高校一样存在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和不足。 2.1学科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学科方向:现有的四个研究方向,优势特色不明显,缺少优势特色学术方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 ②学科队伍:学科梯队成员职称和学历偏低,硕士生导师人数少,成果水平不高,获奖层次低,没有国家级奖励。 ③科学研究:整体科研水平偏低,缺少国家级课题,横向课题少,科研经费略显不足,发表高水平国家级论文或检索论文数量不多。 ④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研究生招生不景气,招生生源和途径单一,梯队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次数少,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联密切。 2.2专业建设不足和差距。 ①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中,师资队伍建设尚不充分,本专业教师职称与学历层次相对较低,本科学历年轻教师较多。在教师队伍方面专业师资队伍的职称等结构尚欠合理,低职称教师数量偏多。由于年轻教师多,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受到了影响。 ②课程建设方面:受师资队伍高职称教师比例低的制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课程建设方面尚处于较低层次。 ③教学和科研研究方面:由于年轻教师较多,忙于教学与学历提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教学、科研项目与成果缺乏。 3如何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与本科专业协调发展方案研究 3.1学科建设方面要采用目标管理,任务分解到人,激励和考核并用,重在队伍建设。 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创建良好的科研条件,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科对外影响。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的同时,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取得一批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应用并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进一步重视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广泛吸引省内外优秀的专家学者专职或兼职从事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 ①进一步加强学科梯队建设。积极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选送有潜质和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到著名高校进修、培训;鼓励更多的教师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逐步形成适合学科发展,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优化的教学、科研学术群体。 ②积极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队伍成员要跟踪学科前沿,积极申请国家级课题。 ③紧密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需求,加强产、学、研结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④加大对学科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和加强学科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为我校讲座教授,进行讲学,共同合作承担科研课题:派出人员去国内外著名学校进修提高。 ⑥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完善学科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学科实践基地,为学科队伍成员和硕士研究生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舞台,使教师更了解经济社会的需求,使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需要。 3.2专业建设方面。 ①制定新的培养方案,加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在不断的变化,这就要求专业培养方案既要求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也要有其灵活性,要根据发展需要和毕业生动态反馈调整完善培养方案,因此,新的培养模式应侧重考虑综合素质的培养,注重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训练,拓宽基础,扩大口径,同时还应有地域特色。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培养目标,本着重视基础课程,加强主干课程,扩大选修课程,突出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加强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同时开展与各有关课程配套的教学大纲、教材建设工作。 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责任心强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的根本也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是否合理是反映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现有师资队伍看,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还不很合理,还应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学历层次,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引进外校高学历人才调整学缘结构,建成一支结构合理、梯队明显、具有发展潜力的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③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跟随教师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工作,进行毕业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管理科论文:绿化管理科工作计划 环境绿化是企业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化可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应长期坚持把单位的绿化美化工作当作企业的大事来抓,尽力不断扩大绿化面积、美化环境。弘扬绿色文明,倡导绿色企业文明。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精神,为了贯彻贾治邦在2015年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我胜利油田绿化委员会根据2011年绿化工作优缺点总结,对2015年的绿化管理做了以下安排。 一、加强绿化意识宣传,统一认识“生命在于绿色,希望在于绿色,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工业企业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场所,绿意浓浓的厂区,景观围绕的环境不但会给职工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和归属感,更可以减轻工业污染,有效促进员工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做好宣传是势在必行也是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项目,通过各种手段广泛宣传绿化的意义例如设立宣传牌,宣传窗,张贴绿化宣传标语,形成浓厚的氛围,调动各方力量,动员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单位绿化建设与维护绿化成果,鼓动大家主动的尽植树义务,广泛深入地宣传改善生态环境,弘扬绿色文明的意识,把广大员工的思想统一到优化环境中去,打造绿色企业文化上来,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生态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提倡生态道德,弘扬生态文化,促进我单位企业经营环境的进一步提高。 二、提升新建绿地品质,落实资金用途。 企业的绿化建设作为企业的形象窗口和软实力,因而加强绿化管理,提升新建绿地品质是必要的。多学习其他单位绿化工作的先进经验,对绿化工作自查摸底,要按照高要求高品质设计,高质量高标准施工、高水平高责任养护管理,高效益投资,要紧紧围绕规定的绿地率指标要求,完善工程管理制度,使项目管理制度化,标准化。确定每项工作的必要性,工作量以及投资前期控制,结合成本标准化管理,养护经费,绿地养护管理资金金额,将详细情况与财务部门进行协调沟通,确定了关于24个单位,财务投资了4000万元37个项目的计划早下达,早落实,保证了资金的投入。做好配套的绿地建设工作。及时落实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加强项目设计方案管理,落实好项目负责制度,项目建立制度,跟踪审计管理等制度,规范竣工验收,专业审核和工程结算管理,提高项目质量。听从领导安排,积极做好计划制定前期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三、坚强对已建绿地的养护,维持绿地成效 “三分建,七分管”是对已建成绿地的养护原则,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重视和加强已建成率的养护管理,努力提高绿地养护质量。首先,确定已建成绿地类型,面积和有关定额标准,核定养护经费,根据此来建立相应的已建成绿地养护管理资金投入机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绿地日常养护工作安排,检查和考核力度,及时做好已建成绿补植补栽工作,加强绿地灌溉,施肥,修剪和病虫害防治,绿地防火等各项养护措施,积极响应“贾治邦在2015年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确保各项目及时到位。进一步规范植物的砍、移、伐和绿地占用管理,提高保护绿地的力度。切实提高专业队伍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强化自身专业队伍建设或委托专业队伍管理等方式,大力推行绿地养护工作专业化队伍的管理。同时加强病虫害的防治方案,精心组织,认真落实防止责任,完善机械,大力推广,确保完成防治指标,降低危害,将美国白蛾有虫株率分别控制在0.3‰和1.0‰以内,无公害防治率达95%以上,蛀干害虫有虫株率控制在4‰以内,提高有害生物治理水平。有效保障绿化资源和生态安全。 四、积极繁荣生态文化,建设绿色油田、生态油田 “同建绿色温馨家园共享清澈碧水蓝天”把绿化工作的开展与创建文明单位以及优秀基层队等密切的结合起来,制定切实可行的创建规划和实施方案,精心组织,注重实效,组织好创建园林城市以及国家,山东省和油田绿化先进单位。立足本单位绿化专业队伍建设实际,建立起有效激励机制,强化技能考核力度,引导和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学习管理、知识,技术的行,主动性。开展好实施的《油田矿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程》和《油田矿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质量标准》宣传贯彻工作,组织做好《油田矿区园林植物配置技术规范》和《油田矿区草坪建植与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制订工作,促进绿化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与实际工作需要紧密结合,精心组织,广泛开展绿化管理和技术培训以及绿化技术比赛等活动,做好绿化基本技术和知识的普及,共同打造和培养出一个欣欣向荣的绿色油田,生态油田。为建设生态油田、绿色油田,持续改善职工群众生活环境和质量,推动油田科学和谐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五、不断强化科技创新,绿化队伍建设 立足队伍建设实际,结合岗位特点,津贴要求,坚持加强科学管理,坚持推进科技兴绿,开展多个渠道,多条突进的教育培训,积极组织对外积极组织对外管理经验和学术交流活动,大力开展绿化知识竞赛、岗位练兵等活动,提高专业队伍业务素质。强化先进实用型新成果、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力度,积极鼓励和扶持科技人员进行科研攻关,提高绿化工作的科技含量,增强绿化事业健康发展动力。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强化技能考核力度,引导和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学管理、学知识、学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紧密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精心组织,广泛开展绿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和绿化工技术比赛、岗位练兵等活动,做好绿化基本技术和业务知识普及工作,提升基层绿化工作人员工作技能,提高绿化工作管理人员和绿化专业队伍整体素质。 六、着力夯实发展基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等 为了更好的做好绿化工作,各单位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要改进工作方法,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建立行之有效的定期工作安排、检查考核和奖惩制度,及时解决本单位绿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切实发挥好自身工作职能,促进绿化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不断推进绿化工作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各单位绿化委员会要切实承担起本单位绿化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充分发挥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工作职责,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进一步加强本单位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建设,强化管理职能,以适应加加强绿化工作管理的需要。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开展宣传工作,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和热情,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绿化积极性。要立足本单位实际,创新实现形式,积极组织开展植纪念树、造纪念林和绿地管护、认建、认养等活动,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和实际效果,促进绿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绿化美化是现一个企业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只有努力提高绿化养护管理的水平,才能使园林绿化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希望2015年,我们的环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能有一个更美好的面貌。 管理科论文:组织管理科层制度研究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管理与激励;科层与激励制度化趋势及其批判;非制度化激励的存在及其意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激励制度的设计乃是基于一种组织管理中的理性主义的考虑、激励的制度化为激励工作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减少了管理工作的不可预期性和无序性、激励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组织管理的任务就是寻求有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激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高效地工作就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组织的发展,官僚制(科层化)的倾向开始渗透到组织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组织管理中的激励也往往表现出过度制度化的趋向,从而使激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庆幸的是,组织管理中常常存在着非制度化的激励,这种激励形式可以弥补过度制度化的激励之不足,因此组织管理者应该意识到这种形式激励的存在并在组织管理中灵活有效地加以运用,以达到有效实现组织管理目标的目的。 关键词:组织管理;激励;科层;制度化;非制度激励 一、管理与激励 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成的合作群体,个人总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聚在一起形成组织,而组织一旦形成便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只为其目标而存在,因此如何促使组织中的成员积极地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进而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就成为组织管理的中心问题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管理就是有效地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工作,激励成为组织管理的中心活动之一。在组织管理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激励,比如物质形式的激励手段、精神形式的激励手段等,但无论何种激励它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满足人的需要,从早期的需求层次理论、X理论和Y理论、激励-保健因素理论到后期的ERG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公平理论等无不认为,“激励是去做某事的意愿,并以行为能力满足个人的某些需要为条件”。因此,了解组织成员的需要进而采取有效的手段去满足他从而激发其努力工作的意愿就成为组织管理者的任务之一。组织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需要也表现出众彩纷呈的状态,因此激励的手段与形式也必须表现出因人而异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多种激励制度的存在。 二、科层与激励制度化趋势及其批判 韦伯在讨论组织类型的时候,认为以正规形式的法律以及对于掌权地位的人依据法律所的命令的信任为基础的“合理化——法律化”的组织,是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官僚制,这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合理的”制度,并且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官僚制是一“普遍化”的趋势。官僚制对组织的渗透,就是组织结构的科层化、职务分工的专门化、组织运作的公文化等。这对于组织管理中的激励的影响就是激励的制度化。所谓激励的制度化,是指激励的形式、手段、方法以及激励的条件、情境都以组织的规章制度的形式加以严格的规定,其表现就是出现纷繁复杂的有关激励的规章条文。这种制度化的激励给组织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规范性、稳定性和合理性,组织成员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可预期性,从而调整行为以符合组织的规则。然而当这种激励的制度化倾向过分严重时,其消极的一面就暴露无疑,表现为激励工作的机械化、僵硬化,缺乏灵活性,不能及时地满足组织成员的需要,而且还容易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冷漠感,激励达不到管理者所期望的效果。RalphP.Hummel教授认为官僚制的特征是:(1)在社会层面,官僚制处理的是案例而不是人;(2)在文化层面,官僚制的目的在控制与效率,而不是正义、自由等;(3)在心理层面,官僚制是一新的人格形态,无头脑、无灵魂;(4)在语言方面,官僚制目的在于形塑和告知而不是沟通;(5)在认知层面,官僚制只用有逻辑的方式来思考,而不是依据逻辑和有意义的方式来思考;(6)在政治层面,官僚制是一控制机构渐渐地统治社会、政治和政府。因此他认为官僚制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它“以理性组织化的行动使每个人都遵循由上而下制定的目标和意义,取代了一般的社会互动,以及每个人经由彼此相互界定的意义而行动”。基于这些认识,可知官僚制对组织的渗透使得组织管理中的激励工作充满了理性化的色彩,片面地追求控制与效率,不注重沟通与上下级的互动,注重形式化与程序化。因此对制度化的激励的批判包括从其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单向性和形式化与程序化等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激励制度的设计乃是基于一种组织管理中的理性主义的考虑,它把个人当作一种理性的动物,在管理中他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可计算性,个人的需要有着稳定性并能被管理者所掌握。因此在激励制度的设计中,组织成员只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而存在,他的需要必须服从组织的要求,他的需求被解构成几个独立的存在物,人是由这几个独立的存在物所支撑起来的理性物体,只要给予一定的刺激,就能焕发出工作的积极性,以符合组织发展的需要。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使得制度化的激励仅仅考虑了人的理性的一面而没有顾及到非理性的一面,不可避免的会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种种误差。其次,制度激励往往注重形式化,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组织中形成一系列关于激励的、用规范性语言文字所表述出来的规章、条款,于是关于激励的内容与手段变成了一堆的符号,构成了需要加以解读的文本,对这一文本的正确解读成为将制度化的激励付诸实施的关键。然而不同的管理者由于各种原因及条件的限制,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会产生偏差。同时文本的解读需要联系一定的语境,对于语境的正确把握也决定了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而管理者很可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文本,这样一个结果会导致文本与语境的脱节,管理者倾向于玩弄一些符号游戏,而顾及不到受激励者的真正需要,从而达不到激励的效果。再次,对于制度化激励注重程序化来说,激励手段的运用和激励行为的产生依赖于程序的运作,往往产生时滞性,不能及时满足受激励者的需要,而且过多的程序动作也会使激励产生偏差。同时,其追求效率与精确的结果是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人和事。最后,科层化组织的单向性特征使管理者与成员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管理者无法了解成员的实际需要,其激励行为也就很难做到有的放矢。另外一个方面对官僚制的批评是“……压抑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的现代工业社会组织表现为官僚制形态”。作为僵硬的制度化激励不能对组织中的创新活动给予支持与引导,往往扼杀组织中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所在,没有创新组织很难发展下去,这是需要组织管理者加以关注的一个重要事实。 三、非制度化激励的存在及其意义 激励的制度化为激励工作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减少了管理工作的不可预期性和无序性。同时制度化的激励有着种种的不足,这需要在管理中加以克服。对于制度或规范的设计来说,其内容越具有一般性、越具有普遍性,其适应的范围就越广泛,就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建立在个人的需要之上的激励,由于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灵活的、适应多变情境的形式。因此,在复杂和变化着的组织管理中,作为一种激励制度的设计,不允许过于琐碎,过分细化,只能设计一些原则性、规范性的制度,以指导激励工作开展与进行。于是作为灵活多变的非制度性激励便在组织的管理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不过分依赖于某个规章条款,它没有固定的形式与内容,它完全由管理者视具体的情境和对象作出适当的反应,及时地满足受激励者的需要。它认识到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多变性,并努力地满足这些需要以激发组织成员的动力。与制度化激励注重形式相比,它更注重激励的内容和结果,一旦发现某种激励形式无效或效果不明显,它将灵活地更变为其他的形式,并不断地积累经验。关注于非制度激励的管理者必须挣脱官僚制的束缚,把管理的对象从案例扩大到人和案例并重,他必须注意到管理中所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他不仅要追求效率也要关注成员的心理感受。激励的有效性基于对人的需求的正确认识上,也取决于管理者对成员需求的恰当把握上。在整个管理科学的发展上,对人的全面认识有着一个过程,在泰罗的科学管理时期把人看作是消极被动的、机械的、只有物质方面的需求,因此往往采取控制、惩罚和威胁的“反激励”的手段。在行为科学时期,认识到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还在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人是一个“社会人”,因而从此以后对人的激励采取多种的形式,正激励与反激励、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存。非制度激励注意到人是作为复杂的“社会人”而存在,它注意到决定个人动机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经济的、心理的、文化的等都会给人以压力或动力。因此非制度激励以其灵活而补制度化激励僵硬之不足,以其互动性而补制度化激励单向性之不足,以其注重激励的结果而补制度化激励注重形式和程序之不足,以其及时而补制度化激励迟滞之不足,以其对具体情境的重视而补制度化激励的标准化之不足。 总之,激励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宜“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事而改,并无一成不变的定则可循”,完全要管理者视具体的情境加以灵活的运用,方见奇效。
1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1.1互联网金融征信的现状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征信数据库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录自然人最多的数据库。截至2019年2月末已经为收录的9.9亿自然人以及2600多万户企业与组织建立了信用数据库,但其中有过征信记录的自然人却不到50%(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ww.pbc.gov.cn/)。近年来,央行不仅通过政府建立了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还通过市场化方式辅助数据库的补充与完善。2015年1月央行允许了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8家企业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并成功接入了央行征信系统。目前的征信系统已可以为庞大用户群体建立征信记录、提供信用报告,但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仍存在很多问题。 1.2互联网金融征信面临的问题 1.2.1法律法规不健全,个人权益保障差。由于我国征信业起步较晚,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少,直到2013年才开始执行《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称《条列》)、《征信机构管理办法》来推动社会征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其中有关用户个人的维权机制并不完善,导致个人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条例》当中规定征信机构只能在信息主体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集信息,但很多时候信息主体在没有授权机构的情况下,个人信息也会被采集、贩卖,一旦被非法人员利用将给信息主体带来麻烦。对于这种违规机构,条例中也只是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力度并不大,而且也弥补不了信息主体的损失。另外,用户虽可对机构为其建立的信用报告认为出错的地方提出异议并投诉,但相关部门给予回复的时间较长,信息主体不能及时维权,会对信息主体的工作、生活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1.2.2互联网金融征信数据不全面,信息分析困难。由于很多银行只是将用户提交的个人信息或是发生过的信贷行为进行简单的汇总,并没有利用云计算等技术对用户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使得征信数据不能建立成完整的系统。加之没有统一的征信判断标准,信息造假等现象会严重影响对信息主体的分析,甚至可能出现误差较大的风险。1.2.3互联网金融征信数据难以共享。我国央行征信数据庞大,但却不能利用其特性充分拓展服务范围,究其原因是征信数据共享难。各个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的服务,就产生了不同的信息报告,形成用户的专属信用评级。而这种信用评级信息就成了竞争优势,机构便可以根据用户的信用评级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这就造成了征信发展的信息孤岛,各个机构之间所获信息不共享,只专注于各自领域的研发,将会引起严重的马太效应。有技术资金支持的机构会占领大部分市场,例如:芝麻信用利用云计算技术及各种模型算法对用户信息的5个维度分析,得出用户的综合信用分值,现已被广泛应用。可想而知,芝麻信用就很难愿意与技术落后的机构共享信息了。不仅是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卡拉卡等公司也会在各自服务的领域为用户进行信用评价。虽然它们服务内容不同,但都需采集基本信息,由于征信数据不互通,各自还需重新采集数据、分析测算,这无疑是重复支付成本,多耗费整个社会的资金与时间。机构之间的信息无法相互融通,就不能实现更全方位、高效率的征信。1.2.4大众对互联网金融征信意识薄弱。由于相关征信部门的宣传教育力度不足,大众对互联网金融征信的认知不够,对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意识也较为淡薄,便不知道如何选择借贷机构以及参与征信活动来提高信誉。这就导致了我国虽然基础数据库庞大,但有征信记录的主体占比却不足50%。目前,金融机构的发展良莠不齐,金融机构又与大众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得大众即便有借贷想法或有过借贷行为,也分辨不清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性质,而往往误入歧途。例如“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3·15晚会”所曝光的“714高炮”是指借款期限在7天或14天内的短期高利贷,这类“714高炮”平台通常会以各种理由收取砍头息以及高额逾期费,若逾期未还会遭到“暴力催收”。对于该类平台性质不了解的借款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平台并不能为他们的借贷行为提高信用,反而会陷入利滚利的困境,容易作出错误的选择。不仅如此,该类平台在放贷时还会非法获取用户信息,待用户逾期未还时,对用户的亲朋好友打骚电话进行催收。 2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的建议 2.1加强法律法规监管与完善,维护个人权益 虽然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较晚,但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已经成熟了的征信体制。在美国有关个人征信的法律就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法》等十几部,法律中明确了征信报告应包含反映个人信用的正面信息以及负面信息。为了防止用户隐私被泄露,在《公平信用报告法》中就明确了征信机构的服务范围,对以任何方式获取主体信息进行非法操作的人员都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我国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征信的立法,更需加快对个人权益维护的立法,完善征信业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部门应严厉打击不合规的征信机构,对于非法利用主体信息的机构和人员都予以严惩并曝光,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建立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的长效机制,并且相关部门也可实施对违规征信机构有奖举报的措施。对于信息主体的维权,监管部门、行业自律性组织、征信机构都应建立灵活、畅通的用户投诉渠道。做到在线及时回复异议,并且在短时间内解决信息主体的问题。对常规异议可设置自动回复,用详细、通俗易懂的语言指导用户解决问题,减少时间和人力成本。 2.2应用云计算等技术,提高征信水平 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创新,银行等机构需要搭上互联网金融的便车,推动金融征信的发展,不能只是简单地对用户信息进行汇总罗列。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提高互联网金融征信的水平。其中的云计算,可利用它强大的整合能力,对海量的信用信息进行分布式处理形成数据库,再应用云储存以及虚拟化技术进行分析测算,既提高了信用评级时资源合理配置的效率,又减少了征信的人工成本。另外,我国征信机构数量日益增多,应运用科学、标准化的运算法则或技术对用户进行评级,解决不同机构之间信用评级差异较大的问题。 2.3建立互联网金融征信共享体系 打破信息孤岛,高效整合信用信息数据,建立统一标准化的互联网金融共享体系,实现多家机构的信息共享,相互补充,才能建立更权威的信用评级报告。通过跨领域、跨时间的信用信息整合,为每一位用户提供更科学、精准的信用评级。我国征信业是“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央行征信数据库,但从我国首个批准建立的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实现的良好开局,便可知,市场化信息的互通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共享体系奠定了基础。目前的“百行征信”是被互联网金融协会与芝麻信用、卡拉卡等8家机构发起的,现已有600多家机构接入到“百行征信”。“百行征信”应有区别于央行征信体系,有自己的精准定位,能够对散落在不同地方、不同组织的信息进行整合。 2.4开展互联网金融征信宣传教育 为减少金融机构与信用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开展宣传教育必不可少。利用好各种宣传媒介对互联网金融征信知识、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性质、网贷风险、提高信用的方法以及信用违约后果等几方面为大众提供详细的讲解。通过多种方式的舆情引导,以提高大众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认识,并树立正确的征信观念。多方式普及征信知识,帮助用户能够在互联网金融征信的过程中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助推信息主体提升自身的金融信用水平。可先行选择平均信用水平大致相同的几个地区作为试点,推进不同方式的征信知识普及教育,一段时间之后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测算出不同地区的平均信用水平,然后进行科学比较,最终找到最适合的普及征信知识的方式。 3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前景预期 3.1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应用将多元化 采集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形成用户的信用报告已是互联网金融征信最普遍的应用,充分在征信领域应用云计算、数字创新等技术为大众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服务已是大势所趋。如今,芝麻信用中的评分应用已涉及租物、住宿、通信等多方面。征信已经在社会领域开始应用,比如有些丈母娘选女婿都要看个人征信报告了。这看似惊奇,但在未来,征信的应用很可能涉及婚姻的各个方面,如婚恋网的信息介绍中包含信用评分、婚前财产公证中对征信数据的应用。根据征信的服务特性,它更有可能被广泛地应用到对个人或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对信息主体进行风险分析与风险决策。 3.2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发展 未来可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发展。区块链技术实质上是利用去中心化的特性使整个信息系统中有作用的节点来共同维护数据块的运作,利用其匿名性保护信息的传送,最终完成了信息的点对点传输,又由于其信息不可篡改性,可大大提高信用度与安全性。这一过程恰恰可利用在互联网金融征信当中,尤其是对个人信息的加密。目前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是征信监管的核心内容,单纯的人工、计算机技术已不能适应征信监管的发展。由于区块链技术中可解决交易的信任和安全问题,所以可利用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和授权技术。虽然其系统具有开放性,但是用户身份信息是高度加密的,并且节点之间数据交换是匿名性的,为用户的个人隐私提供了保障,让信息传输更安全。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信息主体的隐私保护以及征信业的防范机制当中,有利于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健康发展。 3.3走向数据互通的信用中国 “百行征信”为我国首家满足互联网金融信息共享需求、个人征信的有效供给实现了良好开端,这是我国征信业实现数据互通的第一步。它将推动着我国征信服务这个轮子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数据资源优势的互通与共享将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力。数据互通的信用中国,让“一切数据皆信用”,看似烦琐、无用的数据,经过整合、分析、计算和挖掘都能生成信用数据(刘新海,丁伟.大数据征信应用与启示——以美国互联网金融公司ZestFinance为例[J].清华金融评论,2014(10))。信息的共享、数据的互通让有征信记录的群体覆盖面更广,让中国征信体系的建设更完备。预期未来可将个人信用数据时时传输到身份证、银行卡等象征个人所有物的证件上,一刷卡便知信用如何,让失信人员寸步难行。数据互通会推动我国征信业有序发展,走向的信用中国。 参考文献 [1]王艳芳,徐盼.征信视角下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北方经济,2017(4). [2]郭庆祥,张颖君.征信信息保护及风险防范探讨[J].征信,2018(11). [3]薛峰.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征信,2018(8). [4]陆宇航.征信业迎来“民间力量”[N].金融时报,2018-04-16. [5]赵娜娜.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征信体系建设问题探讨[J].征信,2017(3). 作者:罗跃 牛国良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简述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 公共治理 合作管理 [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公共管理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中的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最终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向自治自主的网络化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放弃的是部分经济自主权,对于政府而言放弃的是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的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减少机会主义,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是追求一致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利益。 第五,公共管理主体中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论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 摘 要: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机制。西方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很值得借鉴。 关键词:公共管理;政府绩效评估;问题;政策建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协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开始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深化改革政府绩效评估为主要内容,大大缓和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西方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很值得借鉴,可为正处于市场经济上升期的中国政府创新提供一点新思路。 一、西方新公共管理下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点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绩效审计;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大规模发展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规范深化阶段。[1]如果把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政府绩效评估按照新公共管理体制和旧公共行政分类,笔者认为,可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绩效评估看作是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撒切尔夫人的重视以及连续三届执政,使英国成为时间最长、运用最广、技术上最成熟的“评估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任命雷纳斯爵士为效率顾问,并在首相办公室成立效率小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运作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和评审,并拟定提高效率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这就是著名的“雷纳斯评审”。雷纳斯效率评估分析小组的改革方案,以及执行机构对工作结果承担责任,执行结构内部奉行以结果为本,而不是以规则为本等改革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估在英国的开展。也正是因为绩效评估在英国的应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使得绩效评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严重的财政赤字在事实上开始践踏美国政治;政府绩效赤字使公众对政府有效的、有回应力的和高质量的供给服务的能力丧失信心。为了解决国家的这两个赤字问题,美国把绩效管理与评估视为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能否取得成功,能否再造出有效的政府责任机制的决定性条件。基于此,美国先后推出了《国家绩效评估》(1993年)、《戈尔报告》和《1993年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等政府绩效评估措施的纲领性报告。 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下的绩效评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绩效评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2]传统公共行政由于其官僚制特征,评估多注重过程和规则,而且很少衡量结果,也就很少取得效果。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革与完善公共部门内部管理的措施,体现了放松规制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1]英国从1986年开始,对各部门的服务质量和客观社会效果开始重视。如1983年在总计721个指标中,效益性和服务质量评估指标分别是7个和15个;到1989年,在2327个指标中,分别是556个和110个,大大提高了效益和服务质量方面的评估比重,效益指标排第一。1993年美国《国家绩效评估》把政府绩效界定为政府官员对结果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过程负责;其目的在于把公务员从繁文缛节和过度规则中解脱出来,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使他们对结果负责,而不再仅仅对规则负责。 因此,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本,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责任机制:既要放松具体的规则,又要谋求结果的实现;既要增强公务员的自主性,又要保证公务员对顾客(民众)负责;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保证效能。 (二)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机制。[2]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市场化的取向,从而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直接指向政府应具有的职能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必然有重新塑造政府角色和界定其职能的功能。新公共管理强调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这就促成了政府绩效评估以顾客即公众满意为标准,体现了服务和顾客至上的市场化管理理念。因此政府绩效评估强调必须以顾客即公众为中心,以公众的需要为导向。为此,倾听公众的声音,按照顾客的要求提供服务,让公众作出选择的有效方法在实践中得以实行。“回应性国家”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在丹麦等国家开始流行起来。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设立顾客服务标准》的第12862号行政命令,责令联邦政府部门制定顾客服务标准,要求政府部门为顾客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资源和选择服务供给的手段。1994年美国国家绩效评论专门出版了《顾客至上: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标准》。因此,政府绩效评估为改善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关系、加强公众对政府信任、实现“更有回应性、更有责任心和更富有效率”的政府改革目标提供了具体措施。 (三)绩效评估的主体多元化。在评估过程中有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广泛参与,同时由单纯的政府机关内部的评估发展到社会机构进行评估,美国民间机构锡拉旧兹大学坎贝尔研究所自1998年以来与美国《政府管理》杂志合作,每年对各州或者市的政府绩效进行评估,并评估报告,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州政府在对其部门年终业绩进行评估时,也往往请专门的社会评估机构进行参与。另外,不管是民间机构或是政府机构评估时,都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终极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指标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大幅度增长,加拿大等国家还进行大范围的政府顾客满意度调查,将提升公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目标。 (四)政府绩效评估正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特点和趋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绩效评估成为政府机构的法定要求。1993年7月美国颁布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规定,“每个机构应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报告”,财政预算与政府绩效挂构;英国1997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也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最佳绩效评价制度,各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绩效评估工作,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及固定的程序;日本也于2002年出台了《政府政策评价法》。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了绩效评估机构。比如,英国的审计办公室负责中央政府机构的绩效评估,审计委员会负责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审批各部的年度绩效计划,总审计署自主选择项目或活动,独立对政府机构进行绩效评估,并向国会和公众公布评估结果。政府绩效评估规范化,主要表现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规范化、程序规范化和评估结果利用的规范化。 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主要表现在评估技术不断成熟,信息技术、量化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针对不同部门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和方法。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现状及改革建议 我国对于公务员层面的绩效评估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公务员考绩也已趋向普遍化、经常化、规范化。但对于政府层面的绩效评估则还处在初始阶段。政府官员也由于对政绩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认为既然“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政府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做出“着得见、说得上、摸得着”的成绩,比如各种经济指标的改善、修了多长的路等,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当前来说,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 1.政府绩效评估尚不规范。研究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估,可以看到,政府绩效评估大多是在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绩效评估,搞形象、装点门面、玩弄数字。 从评估内容到评估程序等,都不规范,随意性很强。 2.评估主体的确定不合理。政府绩效评估由谁来做,直接影响到政府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权威性。长期的封建文化,使得大多数人相信,只要“包青天”出面,一切包“太平”。这种“人治”的观念也长期以来被政府官员所接受,因为接受这个观念对他们有好处。因此,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上级政府要考察下级政府的政绩,就会派一位“专员”下去,这样会导致政府自己对自己进行绩效评估,因此地方政府的工作导向变成了为满足“专员”满意而不是公众满意。下级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取悦“专员”,而不是用为人民作多少事情作为自己的成绩。自然地,评估中出现不正之风也就在所难免了。 3.政府绩效评估的导向不正确。翻政府绩效评估本应是通过评估发现存在的不足,以提高管理水平,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却是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这样一来,只要某一方面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政府才会采取诸如大检查、专项调查、大评比等方式谋求改正,而对某些隐忧却没有积极地看待处理。 4.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政府绩效评估尚未形成制度。[2]尚未建立和健全遵循国际惯例、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包括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程序等在内)的完整有序并切实可行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原始手工业水平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评估的方法多在定性方面,较少采用定量方法,导致评估结果不够科学,评估自然就不准确。而导致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我国对政府绩效评估,既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也没有建立健全专门的评估机构,政绩评估尚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要不要评估、怎样评估完全是看形式,拍脑袋行事。 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我国的绩效评估不公开、不透明,具有封闭性,缺乏媒体监督,往往会给人神秘感。 因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指标体系、操作程序及技术方法,实现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已经成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不能把政府绩效评估简单地看作是评价政府成绩的工具,而应该是在新的行政管理理念即新公共管理理念支配下的一套科学的管理系统。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和顾客即公众导向,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今天,政府行政管理的理念应是强化绩效意识,强调以结果为本,以达到顾客即公众的满意为目的。 2.应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套指标应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指标设计应把握“4E”即经济(Ee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及公平(Equity)。指标应尽量体现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二是指标设计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准则;既要考核已经表现出来的成绩,又要考核潜力绩效,以体现公平。三是指标设计不能盲目地借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应注意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另外,我国地区间差别较大,指标设计不可能大一统,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绩效指标设计也要体现不同的特点。 3.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英国公务员绩效评估,有专门的评估领导机构组织实施,中央政府实行内设管理机构的模式,与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的领导模式。 英国实施这两种绩效评估制度的实践证明:制度规定要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必须有得力的领导机构去组织实施,否则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就会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目的。同样对于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包括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内部评估是指政府自身的评估,主要包括政府机关的自我评估和专门评估两部分,外部评估指政府机关以外的评估主体的评估,包括政党评估、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评估。 4.通过实践经验来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绩效评估的内在要求,也是绩效评估的规范化要求。在当前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制度,以加强政府绩效评估的效率和持续化,为政府提高绩效提供保证。 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有助于更新行政管理理念。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市陆续开展了目标管理、目标考核的工作,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有些地方政府探索新的行政管理模式的热情很高,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有的是单项措施,很有力度,[1]如很多地方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有些地方全面展开,将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府管理模式贯彻到全年的工作中去,年头定目标,年中进行检查监控,年终进行全面评估比较,并公开评估结果,对各单位各部门进行量化打分比较等。这些做法,理念新,方法系统全面,科学性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要认真总结各地的经验,按照科学的发展观的要求,及时出台统一的政策规定,指导全国全面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关于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及其启示 [论文关键词]新加坡;公共管理理念;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新加坡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这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等,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给目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以有益启示:一是要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二是要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三是要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四是要树立“亲民”理念,努力改善民生。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坚持把政治管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把共同理想与多元文化相结合,把一党独大与争取民众相结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典范。在2009年世界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笔者认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 新加坡经济属于高度发达且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不仅廉洁、高效、勤政、务实,而且创建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投资。几十年来,新加坡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以民生为本,服务人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公共管理理念。 (一)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 新加坡政府素以高效著称。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为建设高效政府,新加坡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进了“外包”理念。“外包”理念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延伸到政府的工作中来的。欧美等国的企业家常把费时、费力、费资本的工作外包给别的企业、别的国家去做,自己只保留创意、设计等最核心的部分。新加坡政府把这一理念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政府通过整合资源,将非核心的工作采取合同外包的方式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如汽车违章的处罚、离境退税的审核等这些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都通过招标而“外包”。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府“外包”部分职能不仅没有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提高了运作效益,有效地杜绝了这些领域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新加坡营商环境开放且清廉。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表营商环境排名报告,新加坡被评为表现最佳的亚太经济体,全球排名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政府树立的“亲商理念”。“亲商理念”是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该理念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应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企业取得比其他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时,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体现。‘‘亲商理念”把政府—企业—公民三者统一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服务、管理等职能,创造各种有利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比如,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使新加坡交通发达、通讯便利、水电供应充足、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完善可靠;拨出廉价工业土地,协助厂家建厂房;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等等。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政府完全“放飞”企业,让企业自由地“单飞”,使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环境的优化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客户到新加坡投资,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协助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拓展海外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 (三)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之一就是人才荟萃。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所实行的是人才主义制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吸引人才是其“人才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人才就尽力去用。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重用人才的制度,主张善用人才、不浪费人才、不践踏人才,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为国效力。李光耀认为,“只要有五位真正肯做事的领导者,十年岁月里,就可能建造出新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精英治国方略,把精英选拔到国家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保证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其次,是人才就尽力去培养。政府拨出巨款投资教育,改革教育制度;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政府和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注重各类企业职工的在职培训,注重培养本地的科技实业精英。再次,是人才就尽力去挖。李光耀曾提出“与私人部门争夺人才”的战略,大幅度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以“高薪抢贤”,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成立了国际人力资源小组,专门负责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到新加坡来工作。 (四)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 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根源不在于其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在于其树立了“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的“亲民”理念。为了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于人民”的措施,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实行议员接待日制度。人民行动党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选区,由国会议员“划片包干”,所有本党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两个晚上的时间用于走访本选区选民和接待上访群众,处理各种事务,为民服务,即使政府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也不例外。 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来“防止形成一个下层社会”。比如,把收入较低的人分散到各个选区居住,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接受帮助的机会;政府实行教育援助政策,使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摆脱贫困。此外,在基层社区还有“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等非营利性福利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三是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把握社区活动的方向。在新加坡,社区内主要有三个组织,即居顾委、社管委和居委会。居顾委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公共福利,根据社区内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维护居民权益;社管委负责社区中心运行并制定从计算机培训到幼儿体育活动的一系列计划;居委会主要负责治安、环卫工作,组织本小区内的活动。三者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社区。 二、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构建高效与有限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 新加坡的“外包理念”告诉我们,政府必须从一些领域抽身而退,不能既“掌舵”又“划桨”,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掌舵”,为“划桨”做好服务工作。因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大部门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可把非核心的工作“外包”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提高行政效能。 首先,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政府要“瘦身”,必须放权于社会和企业,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属于中介组织的职能还给中介,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发育明显不足,运作不规范、不成熟。政府要因势利导,积极扶植和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环境保护组织、咨询机构、慈善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其运作,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完善电子政务,打造透明政府。建立透明政府,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除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外,还要大力实践“电子政务”,切实推行“政府上网”工程,将“市民提申请、政府来审批”的模式转变为“市民有需求、政府来服务”的模式。推行电子政务有助于增加执政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廉政建设,可为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回应带来一场革命。 (二)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人才是第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必须树立“人才强国”理念,重视智力投入,完善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以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行政效能。一要努力做到“用人唯贤”。要从传统的人事行政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做到人尽其才,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给人才以充分发展的空间。二要加大培育人才的力度。新加坡重视员工培训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当前来看,我国应改革教育制度,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干部教育培训上,要创新方式方法及内容,进行境外培训和异地教学,提高培训质量,大量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三是引进外来智力资源。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和经济检讨委员会,请一些国内外专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们也可聘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听取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见,提高政府工作的国际化水平。 (三)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思维,树立“亲商”理念,建立亲商服务体系。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只担负维护市场秩序、优化经济环境之类的职责,让企业自由“飞翔”。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为了吸引外来企业落户,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如建立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健全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建立电子商务和物流平台,搞好征地拆迁工作,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让外来企业引得进、留得住。 二是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在新加坡,公民只要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注册公司,政府所担负的是服务和监管职责,而不是审批职能。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效率低下、存在寻租行为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高效的服务体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具有充分的授权,企业和公民办事只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的一个窗口就可把所有事项办完,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可防止腐败的滋生,大大优化了投资环境。 三是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要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严格整治乱收费行为,使收费透明、公开、合法;相关部门在执行对企业的管理服务职能时,不得推诿扯皮,不得敷衍塞责;在接受企业的申请、咨询及办理正常审批手续时要做到速度快、服务好、效率高,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树立“亲民”理念,为民服务,改善民生 现代国家的一切公共管理都是以公民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点的,政府公共税收的绝大部分用在社会建设上。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人群众的生活仍然比较困难,为此,政府要以“亲民”理念为出发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去。要强化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商品房为主体、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为补充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强以基层为重点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使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另外,近年来,我国因城市拆迁、物业纠纷等造成的社区冲突不断增多。我国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着手建立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积极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提高社区自我管理水平。政府还应重视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加强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在征地、拆迁等方面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建设和谐社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新公共管理”与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 [摘 要]“新公共管理”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为我国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改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经验,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可从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税务机构;内部管理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崛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人们日益对公共部门管理现状的不满,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这场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和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提升政府绩效的改革运动,被理论界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改革大潮。这一运动缘于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滞胀”困境以及西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期间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弊端丛生的反思,是西方行政管理从规制主义向市场主义的再次回归。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 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与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改革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给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改革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经济全球化要求税务机构进行改革。全球化使得各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国际竞争舞台中,与诸多外国公司同台竞争,显然此时企业面对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为此它们就要以市场需求和客户为导向,不断调整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决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目的。同时,企业界发生的剧烈变革对公共部门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政府的角色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竞争“受到劳动力的健康、教育和训练、税收管理的效率和鼓励小企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大多数国家中,这些都是由公共服务提供的。因此,全球化问题为改革行政机构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信息技术的变革也对政府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信息技术使等级制度本身产生变化,日新月异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得信息无需通过传统介质与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机构存储和传送。大量的中间管理层次就可以裁减,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就可以变“扁”变“瘦”。 三、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改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做法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给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政府把税务局看作工商企业,并从它促使纳税人的自愿遵从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税务局的角色也从执行税法、给纳税人提供最少的服务和强制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征收机构转变为把纳税人视为顾客、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服务机构。其目标是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优质纳税服务,促进广大的诚实纳税人自愿缴纳税款。为了实现制定的目标,西方各国大致从组织机构设置、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几个角度改革完善税务组织机构管理。 美国国税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它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以此为导向,美国国税局在组织形式、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组织形式上,国税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国税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税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来对国税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这套绩效平衡评价系统包括组织绩效评价、员工绩效评价、顾客满意度评价、员工满意度评价、部门成果衡量等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系统为实现三大战略目标,即向每一个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向全体纳税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和向税务员工提供高质量工作环境,在把国税局全体员工区分为战略管理层、操作层、一般员工层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分别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佣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大胆改革,从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一站式纳税人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使每个功能部门都能满足经济指标,并减少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新加坡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国家收入局按照企业化经营方式承包税收任务,并同意在承包费内,税务人员的薪酬待遇按照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来确定。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1)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2)把纳税人视为顾客;(3)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 四、新公共管理对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在加入了WTO后,我国的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特别是各国税务机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达到更好地提升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提高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的程度的目的。具体有三点启示。 (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构建扁平化组织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税务组织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这种制度纵向层次过多,横向部门安排不灵活,既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影响整个行政管理的运转,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发展,税务管理网络信息系统的建立,减少了对组织管理层次的过分依赖。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这种结构行政层次减少,管理幅度增宽,组织成员积极性较高;组织内信息畅通,不易失真,决策执行时间短;管理成本降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在征管模式中所强调的“集中征收”、“一级稽查”均体现这一扁平化发展要求。 (二)设计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是税务机构内部管理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结合国家公务员制度,税务机构要在员工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和积极性,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 (三)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人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例如建立纳税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把纳税人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服务绩效的重要标准,并且组织的绩效应同该组织层次的部门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挂钩。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面向信息时代的美国公共管理——私营化与管理伦理 内容提要:私营化是当前美国公共行政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与此同时,快速蔓延的信息技术也给公共管理带来诸多压力。本文正是探索这一大背景中的管理伦理问题。私营化浪潮与网络浪潮几乎同时发生,因此有必要思考公共管理中的基本价值。通过美国的案例和有关学者的评论,作者力图回答两个问题:一、两大浪潮怎样挑战公共管理伦理?二、当前的公共管理者日益陷入私营化与信息时代的迷雾,以往的伦理原则与价值对他们是否有效? 关键词:公共管理、私营化、管理伦理、信息时代、美国 公共部门私营化在今日美国已是风起云涌。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政府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与责任。"为创造一个运作更有效,花费更少的政府"(create a government that works better and costs less,这是美国副总统戈尔的《 国家绩效检讨报告》中的著名标题。),在可能并可行的地方,城市、县、州和联邦政府都已开始与私营组织--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建立新的关系。在一些领域,政府可以完全卸下公共服务的沉重包袱??原先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在另一些领域,政府与私营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共同对公共服务负责成为首选的改革措施。 私营化浪潮--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与信息化浪潮几乎同时席卷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现,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人们都在购买个人电脑,光盘(CD ROMs),争相上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列表服务、聊天室以及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等已成为日常词汇。今天的工作场所--无论是中央控制室、专业办公室还是家庭--都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 未来是如此明显,连原本对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公共与私营的历史区分好象也不再有效,而且当人们进入网络空间被扭曲的时空时,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一样没有意义。然而目前显现的私营与公共、过去与现在的虚拟界限怎样构成对管理伦理的挑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虚拟管理伦理(virtual managerial ethics)的时代?今天的公共管理者,在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的工作环境中,正伸开双臂拥抱私营化,那么以往通行的道德原则、伦理价值还能不能指引他们适应新的时代?未来是不是意味着一些不可见,却是不祥的可能? 私营化与公共管理的道德伦理 我们首先来看私营化如何改变公共管理者的道德面貌。 公共管理伦理部分扎根于二十世纪初席卷全美的进步改革运动(Progressive Reform Movemen),充斥市政府、法院甚至各州首府的丑闻、腐败以及无节制的贪欲迫使改革运动树立一套新的道德准则,它以效率、责任、美德、政党中立(或称无党派,non-partisanship)及公共服务为内容。随着政府模式从市长-议会式向议会-市政经理式的推进,行政格局从分赃体制向公众服务系统的转换,以及政党中立和大规模选举的实现,新的伦理价值观逐步走向制度化。而1914年市政经理联合会(the City Managers Association)及1939年美国公共行政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专业化组织的成立则在精神上坚定地支持并践行着新的伦理准则。也许政府私营化带来的伦理困境唤起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道德关怀。新世纪已揭开序幕,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给太多美好的事物束缚了手脚(Thompson 1993),也就是说,原本进步的改革运动连同官僚制度的繁文缛节创造了一个运作低效、成本高昂的政府。 1992年,奥斯本(Osborne)和盖伯勒(Gabler)响亮地提出了"改革政府"的口号,其回应空前热烈。改革者支持私营化并号召公共管理者以企业家精神带领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他们很少提及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影响。十分遗憾,我们无法从《改革政府》一书的目录中找到丝毫与道德有关的内容。也许奥斯本、盖伯勒及其追随者会说他们只是让管理者在法律框架内尝试不同的管理,而并没有让他们从事非法活动,因而也就不必关心道德的问题。 私营化改革能否把伦理道德减少到最低标准?如果它并非不合法,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可行?如果可行,会不会必然出现道德的低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可能影响。 腐败与公共利益 乔治·弗里德瑞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之精神》(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194)中斩钉截铁地断言,私营化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前景,在贪欲、腐败刚刚得到遏制,政府行政能力受到人们倡扬之时,这一运动很可能又将退回到原来的状况。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难道已没人记得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1969-1973)是为何辞职的吗?弗里德瑞克森的抨击坚定不移(1997:18):"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琳达·德莱恩(Linda deLeon)对私营化、企业化公共管理及道德的看法较为乐观。虽然她承认,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自负、自私、我行我素、旺盛的支配欲以及不择手段--如果在公共部门中得不到合理约束与督察,可能会危及公共领域的道德基础。不过她(1996:496)说:"就其最佳状态而言,公共管理企业化是道德的。"自我服务、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公共企业家们如果取得成功,一定能够把握机会,合理调配资源,开拓创新。当然两者相抵,道德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德莱恩依旧相信,道德的企业化管理是有可能的,并且会得到公共组织的鼓励。 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私营化、政府再造和企业化经营威胁到政府管理的伦理道德,甚至又使腐败与不道德行为沉渣泛起?理论推导也许是困难的。科恩(Cohen)和埃米科(Eimicke)在调查了企业化公共管理的三个案例--加州橙县财政破产案(the Orange County financial bankruptcy case)、加州维萨利亚宾馆合作项目(the hotel partnership project in Visalia California)、印第安纳波利斯废水处理厂私营化项目( the privatization of Indianapolis' wastewater treatement plants)--之后提供了某种证据(1996)。 加州橙县案的进展对伦理以及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突如其来的挑战。该县财务主管罗伯特·西特罗恩( Robert Citron)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用当地的共享基金(pooled funds)进行投资,不想利率陡然上升。随之暴露的财政危机迫使这位财务主管弃职而去,给该县留下破产的残局。维萨利亚宾馆合作案无论成功抑或失败对道德问题的冲击更大。该市动用闲置的城市财产(city owned property)与瑞迪逊连锁宾馆集团(the Radisson hotel chain)合作建造并经营宾馆,使纳税人的钱承受很大的风险,最后的结果是城市被迫收购宾馆,承担债务。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斯蒂芬·格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市长的行动经常津津乐道,早在1990年初,他便在四十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私营化改造,城市废水处理厂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个厂一直是有效率的,市政当局还是决定把该项服务外包出去。结果当地的供水公司以51%的股份与一家法国工厂赢得了合同并取得了重要的财政贷款。在考察这三个案例的基础上,科恩和埃米科归纳了如下结论,公共管理私营化能够在道德上成立,但是小心谨慎和胜任私营化的资格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对美国中部某州的一个都会县与当地商贸促进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开展合作的道德质疑在理查德·K·高尔(Richard K. Ghere,1996)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为繁荣旅游业,吸引会议产业(convention business),该县制定了一套吸引外地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占有当地税收3%的旅馆床位税被用来实施这一战略。根据协议,由商贸促进会提供与该战略相关的服务。不用说,商贸促进会的官员对这项安排非常之满意,自然成为干劲十足的合作者--不过这种干劲也许太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违规事件屡屡发生:能拿到非竞争性授权的商人是因为与促进会的官员有着家族联系,开支报告、围绕会议而进行的商务活动经常弄虚作假,促进会为县领导人支付打高尔夫、外出赴宴甚至出境旅游的费用。高尔没有为我们提供商贸促进会向县政府渗透的更多具体细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高层合作在培育道德风气方面所作甚少。这一案例提示,公共官员原本遵循的道德行为在公共职能私营化的今天已失去往日的功效。无疑,合同是诱导转变的媒介。 总之,私营化运动构成对公共官员,包括管理者的道德挑战。也许弗里德瑞克森的观点(1997:171)是值得称道的:"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介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信息时代公共管理者面临的伦理挑战 为获取和沟通信息而 "上网"引发了一系列挑战,地方、州、联邦各级的大量部门拥有".gov"或".org"的域名。全美市/县管理联合会(ICMA)1995年对地方辖区的调查显示,虽然54.4%的辖区还没有上网(n=580),但毕竟已有近半数(45.6%)在互联网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Moulder and Huffman, 1995)。今天,无数美国的市、县、州行驶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如果这项调新开展,拥有域名的政府数量必定大得令人吃惊。 技术的使用可能对公共部门的社会生活或集团生活造成影响,网络专业技术不但给管理者带来麻烦,而且在理解与改善不合需要,甚至有时是不道德的技术影响方面同样是苍白的。一项电子邮件对公司内部生活负面影响的最新调查显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工作环境越来越缺乏个性化--一是技术本身(因为无须面对面的交往,社会关系变得公开化),二是因为用户或雇员为避免不期而遇的社会事务所做的有意识选择(Markus, 1994:119)。不过信息技术对工作环境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只是负面的,雇员能够而且已经作出选择,决定和谁或不和谁联系。事实上,努力提升组织伦理氛围的管理者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周围,尤其在组织行动的基本知识方面已受到特殊挑战??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组织上网对管理者的挑战表现在如何对与互联网相关的操作和行为进行定义、管理和监督。对于以下操作,如游览万维网网站,下载、收搜索黄色信息,从事营利的性广告与性服务,传播政治言论,张帖或下载有攻击性的涉及种族和性的内容,收集或兜售各种机会,冒名传播电子信息等等,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应尽快出台令人满意的互联网使用政策,全力预防相似事件的大规模扩散。 与此同时,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已成为建设责任政府和创新政府的重要途径,因而必须积极地创造环境,极大地鼓励雇员利用数据库和万维网这些信息宝库开展工作。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在互联网的合理使用和滥用之间找寻平衡点,也许是最关键的伦理问题。 在雇员上网,使用Internet之外,伦理与合法性挑战还来自于政府行为。在线政府及其领导人应发扬并努力提高民主的理念与实践--在保护敏感信息的同时,保障公民获得公共信息。一方面要公布关于犯罪率与艾滋病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要让公众能够获得受害人的姓名与住址。同样的问题是,当县资产评估办公室建立了包含资产价值与地址的查询数据库后,公共服务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它会不会给罪犯运用同样的科技手段找到作案对象提供方便? 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紧巴巴的,这为公共服务私营化创造了土壤,它们在政府主页上出售广告空间,或把商业产品作为市县政府的公共产品,这些做法是否道德,又是否合法?互联网的商业化已成定局,而在政府商业化的道路上美国政府能够并应该走多远?私营化是不是商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呢? 最后,公共官员、市民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电子沟通问题也值得注意。公民与官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原来使用传真,现在则以电子邮件取而代之。而沟通路径一旦换在政府官员之间,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电子化方式的信息浪潮是不是有效地把政府暴露在阳光之下?公共管理者在使用电脑,把重要信息发送给他的同事和上级之前,有没有做到小心谨慎与踏实勤奋。 伦理进程的徘徊与困惑 私营化的迷雾和信息时代扭曲的时空观困扰着今日的公共管理者,本文一开始便提出以往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原则在今天还是否管用的问题。也许上文试着作了回答,但不确定性无疑仍存在。 诚实、正直、仁慈和尊严这些负责任的道德方式过去长期地与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私营化浪潮与信息时代到来之际的今天,它们依然是有效的。不过传统的伦理价值是否充分,回答则很可能是否定的。采取一种更适合二十一世纪现实的伦理观十分必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企业化与信息时代的现实是不该被忽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局部的和全球的工作环境中职员的行动究竟由什么推动。更进一步还应认识到,当个人成为道德主体因而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他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远为活跃与复杂的社会组织环境中。 对于想在迷雾中乘风破浪的公共管理者来说,前面的路在何方?最迫切的问题也许恰恰是思考与实践组织伦理。管理者应该时时刻刻问自己:"在组织中培育一种道德环境,我能够并且应该做什么?"根据特定的案例确立相应的伦理准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这远远不够,另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雇用诚实的员工。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40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话至今仍余音绕耳:"良好道德环境中的诚实之人是政府道德问题的最终答案。" 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又如何判断你在这方面进展成功?回答后者相对容易一些。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应该有更高水平的尊重、信任,组织成员之间拥有良好的公开沟通,在这里,公正、平等、同情和关怀能得到最大的倡扬。最终,这些优良品质能超越工作空间而散布到整个社会之中。 管理者如何在他们的组织中培育一个优良的道德环境?一些建议已经提了出来(例如增加交谈的机会),但真正建立并维持组织道德所需做的自然会更多。至少管理者应尽力把道德自觉注入其组织并以此塑造与其他组织(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的关系。他们还要采取步骤开发与执行伦理原则,提供道德培训,建立道德投诉机制或在年终绩效评估中增加伦理的条款。这些措施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综合的,都可以"作为组织发展的伦理道德"来看待 (Zajac 1997) 。 总而言之,公共官员(选任的也好,非选任的也好)遇到越益复杂的道德挑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经历了200多年的民主实践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美国政府来说,任何这方面的失误都将有损于公众对其的信心与信任。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论“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顾客让渡价值 公众满意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管理的内涵在于其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顾客让渡价值”,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以此满足公众需求,最终实现公众满意的目标。 一、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 胡德认为:“公共管理即‘国家的艺术’,能够松散地被定义为如何设计和管理公共服务的问题,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细微工作”。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的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包括两层内涵: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和公共的参与性。首先,公共管理的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它所代表的是公共的利益。其次,公共管理的职能在于增进社会公平、公正分配社会利益,公共管理者应该体现“公益人”的角色,代表公平正义等规范性的价值追求。另外,公共性还体现为公共管理活动运行的多向度,即公共管理不仅是公共组织行使管理,同时也需要公众及社会其它组织的参与和互动。 “服务性”作为公共管理的另一本质特征,首先来源于管理活动的服务性。政府的各种活动,无论是协商还是强制,都是为实现政府目标,即为完成公民赋予的使命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其次,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的公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公众直接或间接的授权,它是公民权力的特殊转化形式。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为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组织,其职能主要是满足公众需要和实现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公共管理必须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为广大公众的公共利益服务。服务是政府的政府的首要职能,也是公共管理运行的中心要义。 从公共管理的本质出发,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理应通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来满足公众需求、提高公众满意度,同时,还应该通过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来达到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 二、市场营销理念中的“顾客让渡价值” 市场营销理念认为,企业要与消费者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充分了解顾客需求和意见,不断改进包括生产、经营和售后等一系列营销活动,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需求、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顾客让渡价值,是指整体顾客价值与整体顾客成本之间的差额部分。整体顾客价值是顾客从给定产品和期望得到的全部利益,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整体顾客成本则是顾客在购买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货币、时间、体力和精神成本。(如图1) 要提高顾客满意度,为顾客提供更多“让渡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改进产品、服务、人员与形象,提高产品的总价值,以及改善服务与渠道系统,减少顾客购买产品的时间l精神与体力的耗费,从而降低货币和非货币成本。、 三、“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政府管理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和提高。如前所述,政府公共管理应该体现其“公共性”、‘服务性”和“合作共治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借鉴营销学中的“顾客让渡价值”,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把了解和回应公众需求作为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导向,通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终实现不断提高公众满意度的目标。 1.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公众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价值。在我国,传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理念将政府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天然和唯一的主体,政府作为全能型政府负责一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形成了政府垄断的局面,造成效率低下、资源不能合理配置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我国政府将会出现机构膨胀和预算规模扩大的趋势,同时,缺乏竞争机制的公共管理还会造成服务成本上升、政府对公众需求反应迟钝等问题。基于我国市场不够成熟、市场运作仍不够完善和第三部门发展起步晚、力量还较弱小的国情考虑,现阶段对于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改革,可以通过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适度参与、打破政府独家垄断的格局,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体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第三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就可以逐渐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中解放出来,形成公办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为公众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公众不同层次需求的良好局面。 2,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质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政府也应该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统一规范的质量管理、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 结合我国实情,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可通过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和建立公民满意度评价机制两方面来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就是用政策法规的形式,将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程序、时限、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监督,以实现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目的;二是建立包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申述处理标准等在内的公民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公民的满意度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绩效考评的最最终评价标准。 3.加强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沟通互动,缩短满足公众合理需求的回应时间。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互动可以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让政府了解公众希望的服务种类、服务质量以及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最终实现缩短回应公众合理需求时间、降低公众成本、提高公众满意度的目的。 在我国开放性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政策沟通渠道的完善仍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例,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信息公开查询制度、公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广州、上海等地区的区域性信息公开法规也相继出台,但都还处于尝试性起步阶段,全国统一性制度框架仍需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同社会之间良好协调的互动关系也还有待发展推进。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尚未形成,要在还政于民、寻找政府与社会关系平衡点的同时,促进第兰部门的发展、培育多元社会治理主体。 4.构建政府公共部门完整的问责体系,减少公众利益损失。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的职责划分。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二是政府透明,政务公开。问责的保障是公开与知情,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析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企业竞争力 论文摘要: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个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政府公共管理是企业竞争力培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暗,200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化市场上各国或各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展现。因而,如何组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企业及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既源于企业掌握的竞争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同,也受着市场、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理论界在研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决定因素时从未忽略过政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其2001年前使用的8大要素评价体系中还是2001年起使用的4大要素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与效率这一要素始终占有显著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的有关报告也明确强调了政府为企业提供商业环境并影响其竞争力的作用。即便是在主要从产业关系上分析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行为也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及竞争者、机遇并列为6个主要因素。 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0年来,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从实际经验观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例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到技术投入与创造能力,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从深层次上看,政府对市场的基本态度,制约着一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广为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己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了以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为载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建立逐步按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面临着从转型经济下单边的主动的、试点式的开放方式向着市场经济下多边的、有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方式转变的过程。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加快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在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组织和提升当前总体水平尚低的我国企业竞争力,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近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微观企业组织制度与经营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新形势下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从更本质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从“新政府—市场观”看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笔者曾经将其定义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层面: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不分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都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向;二是指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三是指世界市场经济强调目前各国建设的是在开放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而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正是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主流。所谓“新政府—市场观”,是指既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寻求经济全球化下政府调节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政策的新形式,在顺应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它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判断: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可能存在,总体而言,市场机制较之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较好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一认识与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好的问题,都应交由市场去完成;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时应以不扭曲市场机制为前提,并应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观点可用两句简单的英语加以概括:" Market is good but not enough;Government is not everything but a key something" (市场是重要的,但非万能;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但应起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新政府—市场观”是相对于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的。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经济中,由于对要素跨国流动的限制,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小,一国的经济政策给其他国家经济福利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可能被忽略。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在别国的政策和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弥补市场的缺陷,以改进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关系。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带来不可忽略的外部性影响。一国政府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别国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影响,必须考虑政府与世界性市场的关系,必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提高本国(主要是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因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主权国家的政府职能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是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如WTO原则)对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行提出了种种限制;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策略从以往的产业政策转变为开放竞争的策略;由于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教育、运输、安全等均构成一国投资环境的熏摹声面),不少发达国家将政策重点更多地转向社会领域,间接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政府政策的针对范围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布场范围由一国市场扩展到区域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政策范围也相应扩大。三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政府从以往唯一的规则制定者变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行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相关的别国政府政策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是在政策执行方面国际合作日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职能复杂的区域组织与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其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对一国政策的制定而且对其执行构成制约。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种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更加容易,从而也为各国政府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为解决老问题、迎接新挑战,西方各主要国家实行了不少行政改革方案,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其着力点都是力图通过政府改革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立足于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公共管理(特别是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公共管理)应能体现以下变化(毛寿龙等,1998;唐琦玉,2003):(1)重视成本效益关系。政府应改变过去只关心投入而不关心产出的做法,强调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2)强调顾客导向。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有强烈的当事人取向,应以公民的需求为考虑,强调对顾客负责,并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3)强调市场机制,重视选择和竞争。主张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提供公共服务;使民间机构与政府共同生产,提供多种选择机会。(4)授予权能。政府应给予公共管理者以一定的权限来完成任务,必须使公共管理者充分了解其工作目标,同时也包含着对错误的容忍。(5)创新与改革。创新乃是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政府应打破传统结构惯性,活化官员思维,允许公共管理者运用各种创新策略达到管理目标。 三、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际竞争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IMD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提供的报告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容乐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IMD评价体系中,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的指标有68项。我国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价格质量比、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究开发支出、工艺水平、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管理人员对国际商务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均处于排名较后甚至最后的位置,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竟争力水平总体而言还相当低。与此同时,我国己经加入了WTO,我国的企业须直接面对全球市场参与竞争。加入WTO对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机遇的把握有赖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挑战则是直接而现实的。就挑战而言(勾学辉,2001),一是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的放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坎的降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势就更大,并且大多具有丰富的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验。二是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方面差距更大。三是某些支柱产业将面临严重冲击,技术装备工业、运输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90年代以来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进口替代,但基础元器件及工作母机、电子通讯、重化工业等尚未完成进口替代,最易受到进口的冲击。四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机制转换不彻底,企业的组织结构远远不适应新的挑战。 新的形势不仅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我国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提出种种要求(课题组,2001)。一是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三是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参与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四是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四、深化政府公共管理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如前所述,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正在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指导思想主流。特别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新政府—市场观指导下,不仅完成了市场型企业的改革,而且正在进行政府的再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应在深刻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政府—市场观在我国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具体说来,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关系上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政府不应再作为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市场,即便有一些资源需要政府配置,政府也不应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如土地资源的配置宜用拍卖方式,而不应批给:公共建设项目宜用招标方式,而不应审批;政府消费应走向政府采购。二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政府服务于企业的观念和职责应得到明确和强化。政府是公共部门,是服务性组织,是为企业服务的,如果这个关系界定不清楚,企业就难以快速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许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缺乏服务意识,总以管理者自居,喜欢管企业,甚至不正当地干预企业。我们要接受政府是服务性组织的观念,要努力为企业发展与竞争力的形成提供良好服务,搞好企业外部环境建设。相应地,政府对企业的必要管理也必须坚持服务和公平的原则。如应尽量尽快取消审批制度,推广备案制度。三是在项目投资方面,政府须约束对企业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不应与企业竞争投资项目。政府投资应起到对企业投资的导向与弥补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应提供公共产品(如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商务投资应交给企业去做。四是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从控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神秘政府到透明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到善治型政府、从人治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从僵化型政府到学习型政府的转型(唐琦玉,2003)。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培育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或倾向笔者不敢苟同。一种是“政府无为论”,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洗礼中获得的,与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作用不相干。另一种倾向则是将政府职能的不恰当扩大,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存在和对“经营城市”的片面理解与应用等等。笔者认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其中政府的运作效率和公共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既必须在支持企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必须恰当定位,在资源配置中不应挤占企业过多的空间。归根结底,笔者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关键是要正确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与整合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 论文关键词:都市圈经济 政府公共管理 体制创新 论文内容提要: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该文论述了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人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后,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经济的集聚作用下,这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全国平推一盘棋,而是形成若干个都市圈。这个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大都以一个或以上的城市为中心,涵盖周围若干个城市。如南京都市圈就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了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江苏和安徽两省,覆盖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8个城市。参照日本的经验,每个都市圈一般以120公里到15。公里为半径,所覆盖的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圈内GDP约为1000亿美元。 根据预测,我国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将有可能形成20个左右的都市圈,其中包括京津都市圈、大齐(大庆、齐齐哈尔)都市圈、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成渝(成都、重庆)都市圈等。每个都市圈都是由十几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除了这“20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像厦门、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带动作用,可能会形成相应的都市圈。 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0所以,研究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圈经济发展催生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所谓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他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二是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三是区域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区坷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关系。①区坷公共管理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制定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地方实际、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配套的区域性政策体系和与国家大法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地方法规体系;其次是实施区域性整体规划、调节和控制,建立并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当的投资规模和坚实的环境保护基础;再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简单,公共事务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人类历史迈人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全面进人到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市场无界化的高歌猛进。于是,跨国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便大量滋生,并呈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正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所言:“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那种管辖范围应径渭分明,部门之间须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见着过时了。不仅在经典联邦国家,管辖权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模糊,政府间讨论、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长,就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公共生活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可唤做‘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圈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既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争政策的“府际之争”,也存在着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的“府际冲突”。诚然,竞争和冲突既是客观的,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使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的跨界性、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地方竞争问题等等。“特别是在都市圈的建设中,各种跨界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成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最佳生长点。 以上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所能胜任的。我们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湖蓝藻危机就更能清楚地说明这点。在太湖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上海、苏州、无锡、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厂林立,工业发达,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太湖流域的这5个市分属于沪、苏、浙3个省市,在环境治理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由于长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通畅的地方政府沟通、合作机制。所以责任不清,导致各方大肆排放污染物,最终污染物超过了湖体的环境容量,终于导致了跨界的大型污染。 因此,都市圈各政府组织基于本身合作的必要性、意愿和专业需求、财政资源和风险分担,以及追求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会采取有限合作、适当合作或大型合作等方式来从事跨域或跨界合作以满足其实际需求c0这就要求区域政府做到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例如,建立政府间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协商机制,既能纠正“命令机制”僵硬化的弊端,又能弥补“利益机制”局部化的缺点。以灵活多变的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等方式发展合作关系,追求政府间信息分享、关系交换等目的c0实际上已经有都市圈率先进行了尝试:在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中,1992年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于 1997年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2004年“泛珠三角论坛”的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以及区域内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与秘书长协调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举措。 二、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阻力分析 1.行政区域壁垒的客观存在 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各级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地方政府往往首先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利益的突出特点就是排他性,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使区域性的有序竞争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对内开放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法国经济学家庞塞特(Sandro Poncet)经过研究就发现,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省际贸易量呈下降趋势:1987年,省际平均贸易量在GDP总量中占54% ,1992年下降为50% ,1997年下降到38%;中国省际平均贸易量在各省总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1987年为88% ,1992年降为80% ,1997年则降为66%;中国各省平均商品吸收额中,外省生产的商品所占比重1987年为34% ,1992年减为27%,1997年只占20%扩5行政区划壁垒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最大的直接阻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制上的阻力。 2.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由于受到“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的驱使,各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往往热衷于向见效快的行业投资,重复建设情况比较严重。举一个例子: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容易引起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长此以往将损害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地发展。这实际上是源于结构上的阻力。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缺少实质性的整体规划,不能就促进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达成共识的话,这种结构上的阻力仍将顽强地存在。 3.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由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挂钩,地方政府往往以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长三角区域内共有开发区199个。而港口的重复建设更是矛盾重重,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 9公里就有一个。结果是,一方面有的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投资建设新的港口。c长此以往,会造成都市圈之间的恶性过度竞争,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这一切都是源于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嫁的阻力,实际上可归结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阻力。如果在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改革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官员还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地区的全局利益,那么这种阻力也将长期存在。 4.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 宪法》第89条规定: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宪法》和 地方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务。然而,我国法律对涉及的有关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的规定和条例几乎是空白,法律只规定了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对上级机关在跨域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对于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分担等问题,根本都没有涉及。这就容易导致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推诱扯皮、争议不断等情况的出现。国家如果不尽快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解决跨区域合作与治理及其争端处理的法律法规,这种法律制度上的阻力也仍将存在。 5.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够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选择。虽然人们对于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已达成共识,但到底什么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其基本特点和内容有哪些,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传统政府体制有哪些区别,如何做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等,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理论认识的争议,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就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不可避免地构成理论指导的阻力。所以,各地政府提出的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就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因此,在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时有把它简单化的倾向,也有把什么都往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身上靠的倾向。对此,我们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前进、实践又推动理论进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三、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1.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各地政府实际上已成为了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各地方的利益径渭分明,甚至高于一切。如果在都市圈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所引发的公共管理问题又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仍然抱着本位主义,从传统的地方利益观念出发,独善其身的话,必将会造成“双败”、“多败”的结局。所以,要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首要的就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单位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管理的惯性思维,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比如:历史上河流往往被作为天然的地域边界,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边界划分显然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意味着两个独立的辖区就共有的公共品分割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由双方共同承担c实际上谁也不主动或不愿意承担不利的后果。 所以,各地方政府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大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做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2003年以来,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江浙沪三地高层就已经频繁互访,协商共商,对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上海已经明确把“建设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提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联动发展新路子。周边省市也都在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诸侯经济”,“主动接轨”上海。2003年5月,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合并经营,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首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成功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长三角区域政府还规划在未来5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快速交通网,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人“3小时都市圈”。旅游一体化也已经有较好进展。C此外,2003年度还签署了长三角城市中小企业政策互享的文件。 2.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和谐建设,这是体制创新的核心 事实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是广泛而合理地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该将其更加显性化和法律制度化。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以,法律法规是各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政府合作的具体规定非常少,合作往往受到领导个人意志的重要影响,靠地方领导人推动,这就使得合作的人治色彩浓厚,缺乏法制的保障。因此,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f1i皆建设是体制创新的核心。首先,建议国家尽早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使政府间的合作活动走上法制化的道路。还要及时修改其他的相关法律如《环境法》等,对区域治理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区域政府的各项合作活动都有法可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改革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办法,将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列人考核的指标并使其法制化。其次,“由于不同的法律制定主体在具体制定法律时所秉持的立法理念、看待问题的立场、方法以及立法的技术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所以由不同主体制定的法律在内容上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的事例并不鲜见。,嗯为此,都市圈内各行政区的立法主体还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立法的前提下,就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务,如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协调,构建法律的相互认可和法律资源的共享机制,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既符合行政区利益,也符合都市圈经济发展的要求。再次,各行政区司法机关之间也要加强司法协调,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司法协助,通过行政区的司法功能整合,在都市圈内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司法体系,使每个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必要时可考虑设置大区怯院,确保区域经济刊本化的良胜发展。 3.建立跨都市圈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梅,负责日常工作和合作事务的牵头组织,这是体制创新的本质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区域政府的合作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区域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是体制创新的本质。我国可以效仿国际上一些合作组织的做法,设立由相关省区派员共同组成的常设协作机构,并以各种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主要的运作模式。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基本职能:组织协调实施跨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间题;统一规划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还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组织职能。勉口长三角地区就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区域规划与产业协调委员会、重大基础设施开发管理委员会、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机构。 4.加强都市圈政府政策制度的整合,以电子政务为平台,逐步形成政策制度的一体化,这是体制创新的关键 为实现都市圈内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商品市场,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域障碍,实行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对在区域内流通的其他成员及商品,实行同等待遇;建立规范公平的质监认证制度,各方不得有排他性和歧视性规定;改善市场主体准人环境,打破市场主体准人的地区封锁,打破所有制限制,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济成份的经济组织在区域内开展经济合作0各方政府都不要介人企业间的竞争,减少对于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当地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区域环境c0在机制上,可通过制定认可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合作协议、章程等,将区域政府协调结果成果化、法规化,约束各协议方共同遵守。在内容上,侧重于产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环境等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间题。 另外,都市圈政府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都市圈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内网),各政府机构都可以成为系统的节点,使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政府的信息融合度大大增强。同时,建立“都市圈政府联合政务网”(外网),树立对外的整体形象。都市圈可率先在户口管理、人才流动手续办理、车牌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上加快一体化网上办理,形成强大统一的城市一体化品牌。 5.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参与,有效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这是体制创新的动力 虽然政府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公共机构,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却能起到辅助政府的很好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治理已不再是政府的专利,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组织都会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体。都市圈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流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行业协会、民间团体也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所以,都市圈政府要加大对区域性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充分发挥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诸如相关标准的制定、资格认证审查、质量检测等多方面积极开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将除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宏观规划调控和监督执法以外的公共管理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区域市场评估、区域决策咨询、行业管理和社会福利服务等职能应该无条件地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消除资本、资源和人才流动的屏障,提高区域投资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展政府与市场间相对平衡的沟通和对话渠道,加强对公共治理的另一极一一公民社会的培育,使之“逐步与国家达成‘二元结构’:一种既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这种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不但不会削弱都市圈政府的功能,反而会在治理手段和途径方面丰富行政区政府的功能,使其功能张力以更灵活的形式得到广阔延展。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探析 论文关键词:社区公共管理 政府公共管理 社会公共管理 互动机制 论文摘要: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政府在职能上日趋“掌舵”而非“划桨”,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文章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近年来,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迄今我们对社区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体系与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对中国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力求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公共管理就是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王乐夫将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fi同时,他还将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区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王惠岩则根据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认为在理论上公共事务可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f2作者认为二者对公共事务的划分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只是区分的角度不同,前者以管理主体对象进行区分,后者则以管理客体进行区分。社区公共管理是指社区组织凭借社区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在以上对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及区分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把握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含义。 (一)管理主体是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社区组织 一般来讲,社区组织包括政府基层政权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中介组织。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在社区公共管理中发挥着方向性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城市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及其他职能部门。社区自治组织,伴随着社区成员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而出现,是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组织,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中介组织主要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如志愿者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 (二)管理客体是社区中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 并不是所有的社区事务都是社区公共管理的对象,只有其中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才属于社区公共管理的范围。具体而言,包括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与社区内部自生的公共事务。 (三)管理目的是维护社区成员的公共利益,促进社区发展 任何公共管理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公众的公共利益,并确保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分配,社区公共管理也不例外。社区公共管理的目的,在于维护社区的公共利益,更好地组织与社区成员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以达到社区发展的最终目的。 (四)管理基础是社区组织凭借的社区公共权力 社区公共权力是社区公共管理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大致有三种:(1)组织授权的公共权力,如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等,是社区公共权力最重要的来源。(2)社区成员授权的公共权力,它是社区公共权力的源头。社区成员通过选举等民主形式产生业主委员会,使其拥有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3)以经济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它体现在社区内的企业通过提供资金等形式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 (一)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比较 本文所讨论的政府公共管理,是特指政府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对全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并不包括政府的内部事务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相比较,其特征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内容的服务性。政府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多具有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诸如国防、财政、环境保护、基础研究等;而社会公共管理则大多活跃在政府公共管理触及不到的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一定具有非排他性,更多的是一些区域性、分散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政府公共管理相比较而言,社会公共管理更贴近公民的生活需求,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第二,公共管理的非政治权威性。政府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政治权威的作用,波茨曼认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实质就是对政治权威的管理L47。社会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权威的行使,但它是基于利益共同体和自由联合体而产生的权威,一般不具有强制性,更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 第三,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政府公共管理的主体很明确,即国家的代表—政府。而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更趋于多样化,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彼此独立,这是由社区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所决定的。 (二)社区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公共事务组织与管理的唯一组织,政社关系属于“强政府,弱社会”。那时候人们居住在社区,各种利益关系却在单位。可以说,还不存在社区公共管理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区是伴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转向服务而产生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使得社区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社区自治权力的确认和认可,构成了社区公共管理的权力来源。社区中介组织的成长为社区公共管理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与协作、相互制约与监督,共同维持社区的稳定与运转,共同促进社区的协调发展。 1.社区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公共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要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的约束。社区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因此许多国家层面的公共管理事务都要落实到社区。如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弱小群体的利益,计划生育等,通常在社区中执行和实施。这一部分的社区公共管理事务我们可以视之为政府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府或其派出机构是这部分职能的执行主体。当然,在政府管理更多地引人市场竟争、降低管理成本、追求高效率的时代,政府也可以选择将这部分职能外包给适合的社区组织甚至个人来承担。 2.社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公共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公共管理事务中还涉及到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如满足社区公众的需求,发展社区经济,维护社区公共设施等。这部分公共事务是社区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社区公共管理的实质与核心。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自治,即社区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相比较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它更侧重于服务而非单纯管理,更贴近社区居民的日常需要,而且一般不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因此,在理论上,属于王乐夫所说的社会公共管理的范畴,或者说属于王惠岩所说的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3.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 以社区组织(目前多指社区自治组织)为管理主体的社会公共管理,是社区公共管理的核心与实质,也代表着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亦尚未完成,政府在社区公共管理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在社区公共管理活动中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独立部分,而是一个互动整体。只有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使政府与社区组织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监督,才能更好地发挥社区的公共服务、利益代表、管理成员等公共管理职能,促进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活动中,政府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是政府,社会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是社区组织。社区公共管理中政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正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来的。 (一)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协作 从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合作关系看,当双方面对共同的社区及社区公共管理事务时,是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一方面,政府把部分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委托或让渡给社区组织,特别是在“市场不为、政府又不能”的领域内大力扶持这些组织,从而依赖它们在社区内更有效地推行政府的行政决策,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的目的;另一方面,社区组织也要借助于政府的授权或委托,获得实质性的管理权限或政策与财政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赢得社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强调“互惠”与“协作”,共同成为社区公共管理的主体。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政府与社区组织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为增进社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局面,使社区居民成为最大的受益主体。 (二)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监督 政府与社区组织还存在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依法对社区组织进行监督、指导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则作为社区成员的代表对政府及其公共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1.政府对社区组织的制衡 首先,任何组织都会受到“自治”与对组织的“控制”这对矛盾的困扰。对社区组织而言,保持独立性、自治性是它有效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然而独立和自治有时也会成为产生危害的隐患。比如说社区组织可能会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助长狭隘的团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若仅仅靠社区组织内部的章程与规则来防止其滥用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其次,社区组织所代表和维护的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社区组织维护的群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如社区组织不顾社会公共利益的违章搭建现象的存在等。因此,为了防止社区组织公共权力被滥用,狭隘的社区意识或个人意识的滋长,以及出于维护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对社区组织的监督必不可少。当然,政府对社区的监督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要以不损害社区组织的自治性为原则,既要保证政府对社区组织的有效监督,又要保障社区组织得到充分的自由。 2.社区组织对政府的制衡 首先,政府是一国内拥有垄断强制力的组织,其行为的制约因素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来说都要少。目前,人们虽然已对政府权力需要有效监督达成共识,但是,中国除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外,人们强调的社会监督往往更侧重于社会舆论与公民个人的监督。然而社会舆论的局限性、公民个人力量的薄弱性使其又无法完全担负起社会监督的重任。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监督职能,以组织的力量防止公民权益受到各方面的侵害,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社区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中介机构而存在,本质_[是一种民间自治组织,除了依法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外,更应该具有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性,决不应该成为政府的“一条腿”川。再者,我国社区公共管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区组织必须能够代表社区居民监督政府人员的执法活动,才能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并监督政府机关的活动。 社区除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外,还存在着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与市场管理、文化管理、信息管理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进一步深人探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浅论公共管理幅度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管理幅度;政策执行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 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 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四)合理调整乡一级管理幅度 从多年来的经验看,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风险较小、成本较低,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试点可从这个层次着手,如撤并乡镇、撤销街道办事处等。但从长远的发展要求出发,对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的行政建制,不能只停留在调整规模大小、数量多少上,而是要探索根本性的体制创新思路。比如建立乡镇自治体制,虽然这是若干年后的目标,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研究探索向这个目标过渡的具体办法和途径。目前有舆论认为,可以把乡镇建制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硬性工作任务大大减少,乡镇由一级政权组织变成派出机构,既可以减少机构,减少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又有利于最终实现乡镇自治、简化政策执行。但推行这种体制时要吸取过去乡镇体制反复调整的教训,首先必须搞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开,不能一哄而起。而且对乡镇还要分类指导,一些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性中心镇、重点镇应向小城市的体制过渡,否则不利于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在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的同时,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创新,而且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比农村更为迫切可行。 总的来说,交通通讯条件越发达,政府管理工作越宏观,行政管理的层次就可以减少,管理的幅度则可以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交通通讯条件和管理手段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很多省区形成了以省城为中心的数小时省域公路交通圈、以县城为中心的数小时县域公路交通圈。就政府职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不断加强,而微观管理职能则不断减弱,诸如行政审批之类的工作越来越少,这就为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扩大行政管理幅度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变更对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利益关系影响极大,牵涉面很广,大的调整影响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利益,小的调整影响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利益,加之公共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各省区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特别是在减少管理层次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从本省区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推进二级制或三级制。各省区都应该积极研究探索具体的行政区划问题、市县规模调整问题、设市数量和布局问题、乡镇如何向自治目标过渡问题等等。为防止出现反复调整,每一项区划改革都要瞻前顾后、总体考虑、慎之又慎,重大问题更应该进行专题科学论证和合理有序地推进。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公共管理;路径分析;人格化;官僚化;市场化 【论文摘要】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一、问题的由来 “历史表明,人民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我国公共管理范式随时间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异及其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就需要了解我国公共管理的变迁规律。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理论界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模式及其发展路径的分析迄今为止还不够充分,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公共管理的实务还存在一定范围的混乱和低效现象。因此,在理论上澄清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路径,有助于为当前的公共管理实务提供切实的指导并为今后的公共管理的走向定下基调,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二、人格化范式的形成及其表现 所谓人格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指与封闭性的、小群体性的农业文明社会相对应的,以“人情—身份”关系为隐性规则,组织运行建立在特殊主义取向的制度基础之上,缺乏明确的、显性的理性规则,或即使具备一定的明确规则,但在真实的管理过程中由于“熟人社会”的影响力而导致规则失效的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建国前边区经验的作用、动员型命令经济的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安排以及领袖的非凡感召力的作用等因素一时并未完全消除,1949年建国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一时还难以摆脱人治模式。我国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人格化特色,兼有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型”和“传统型”社会的特点。这种人格化特色浓厚的公共管理模式的生成,其原因主要在于: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被忽视,家长制的思维方式与作风存续,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的社会基础存在;排斥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公共管理的人格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万能政府的集权式体制安排,为公共管理的人格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与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相伴随的是大量非理性和低效率的公共管理。主要表现为:机构设置的随意性;人员使用的主观性;规制稀缺;公共管理中的特殊主义取向盛行,血缘、地缘、人情关系时常支配着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向,致使法律、规则因人而异,公共行政缺乏稳定性与普遍性;小团体主义盛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泛滥;领导者独断专行和神秘主义;公共责任不明确,职责一权利一义务关系不明确;公共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现象;等等。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了摆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征程。工业文明社会是“大社会”,对秩序规则的基本要求与农业文明时期的“小社会”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大社会中盛行的行为规则,其目的并不在于为特定的人提供特定且可预见的利益,而是作为那些‘多种目的之工具’而发挥作用的—这种‘多种目的之工具’乃是人们在对某些种类的情形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人们应对某些种类的情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人格型的公共治理模式显然是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 三、官僚化努力及其成就与问题 所谓官僚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指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在新教伦理的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吸收泰罗的科学管理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以法理权威为基础,以科层结构、非人格化、连续性和专业分工为基本特征的稳定、正规化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负责组织、指挥、控制和调节公共事务。在韦伯式的官僚制政府模式中,确立了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单一主体地位。从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大幕拉开到1993年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正式颁布,是我国公共管理逐步走向一条人格化,强调法制、规范、专业化的官僚化的发展路径。在摆脱人格化的无序,寻求官僚化的科学管理进程中,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官僚化努力及其成就主要有: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重视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民主、法治、规范、效能、普遍主义的精神和工作方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轻人情重契约的价值取向和功绩主义的分配原则;按照管理层次与控制幅度、职责权一致的组织原则,努力理顺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实现政府组织部门化和层级化的合理分工;健全和完善法制,强调依法行政,力图把各级行政组织及其各级人员(包括领导者)的职、责、权,以及工作内容、程序、方法,通过立法的手段确定下来,以降低行政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通过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程序缺失;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行政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和司法救济制度,确保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完善行政组织内部的各项日常工作制度,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的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社会现实,倾听公众呼声,力求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尽管在我国的官僚化努力过程之中,明显地促进了制度革新。然而,官僚制本身蕴涵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却不容忽视。“大的官僚机构会产生以下弊端;1.对待不同的需求的反应越来越不加区别;2.向表面的受益者征收越来越高的费用;;3.不能调整供求关系;4.不能防止一种使用形式损害另一种事业形式,公共事业逐渐失效;;5.渐渐易犯错误和失控,直到公共行为迅速成为背离有关公共目标和形象;6.最后,发展到了采用补救措施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而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这些官僚制的病疾在我国公共管理官僚化努力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我国政府由于采用集权的、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僵化、迟钝的特点;将公共管理看成是政府之责的公共治理的单中心取向,导致了在发展官僚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的制度性建设,难以对外界做出及时的反应;官僚制政府由于采用终身雇佣制,缺乏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公务人员的充分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很多公共组织由于不具备排外原则导致竞争意识缺失,管理者对随着公共组织的扩大以及管理费用的增加而产生的规模成本的增加无动于衷,造成了纯粹的经济损失,减少了社会效益,对行政效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顺应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公共管理范式中融人市场主义精神,改造官僚制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革新的新趋向。 四、市场化试验与问题 “市场化或国家的市场化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利用市场标准去配置公共资源,并且利用市场标准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效率;第二,国家的市场化与新公共管理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它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新公共管理是移植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于公共行政的一种管理模式,强调以结果为本;第三,个体可以如在自由市场中一样在不同的服务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所谓市场化公共管理模式,意指在契约精神指引之下,打破官僚制模式下的政府单中心治理的传统模式,而由政府、社会、企业、公民组成一个多中心的互动的协作性的治理结构,重视公共治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广泛采用包括私域治理工具在内的各种手段,共同应对各种公共难题,以确保复杂社会中的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式不是主张政府的企业化,因为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其私人性和私利性,而对于政府而言,公共性和公益性是不能偏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基于市场精神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浪潮席卷全球。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举措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1.重建公共部门,尤其是通过私有化;2.重建并压缩中央服务机构;;3.引人竞争,尤其通过内部市场和将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部门;;4.提高效率,尤其是通过绩效考核和测评。”随着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传人,同时结合我国官僚化进程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逐步推行了以强调弹性、务实为原则,以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的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实验,努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在公共服务领域引人市场机制,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主要做法是: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性质重新进行界分,形成了多元的供给主体,在不扩大政府规模、不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政府按照投标者的竞争和履约行为,将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生产权和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赢利组织等机构转让,完成公共服务提供的“准市场化”,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能力;发展参与式民主,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充分互动,强调对“公众负责的最基本要求是政府部门要把它们的活动向其他人作出解释,并要按照他们的标准说明所做的事情是有理由的”;在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实验进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了行政公开、行政审批、多维度绩效考核、决策听证、服务承诺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发展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公民文化是其核心;在我国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中,公民权利日益得到重视,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努力促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良性发展空间;发展电子政务,促进公共管理的科技化;重视危机管理,提高政府的应变能力。但市场化的公共治理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常有被企业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公共治理的灵魂—公共性,受到忽视。“企业化公共行政的主张,逐渐发展出一套公共服务如何运作的正统或古典的观点。依此观点,管理者,而非政客,处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为公共部门之“至高的善”,或“行政价值链条中的原点”。至于政治因素则被认为应摒除于公共行政之外,因为它只会造成无效率。”市场主义的公共治理模式要求突破官僚规则的限制,给公务人员极大的行动自由,并予以充分的信任。但是,“这个世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假如人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假如天使来统治人们,政府的内外控制都将不要。在建构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此:你首先必须让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而另一方面使其承当起控制自己的义务。”在一个公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官僚制法治精神熏陶和市场机制尚不够健全的社会里,我国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型的建构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存在着官员出于追逐个人或小集团的特定目标而牺牲其自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从而导致对人民主权的伤害。事实上,我国当前广泛存在的以权谋私现象,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对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式保持必要的警惕,时刻提防公共治理完全的企业化,公务人员将自己理解成职业经理人或企业意义上的组织雇员。 五、结论:立足于官僚制理性精神的市场化 自1978年以来,农业经济时代的封闭型小社会已经渐渐远去,中国坚定不移地向开放的工业市场经济迈进,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不断调适。与人格型政府所倚重的“熟人社会式”的公共治理模式不同,官僚制政府突出强调了理性精神的支配性地位以及公共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单中心倾向。而市场型政府则要求在官僚制理性精神的基础之上,打破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治理权的局面,从而组合各种力量共同应对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挑战,提高治理效能。当前西方的管理主义、市场主义的改革取向,有一个深厚的官僚制历程的前期基础。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事实上尚未经受充分的官僚主义的理性熏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建立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范式,才是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合理的选择,改革才有生命力。“法治国家的典型特点就是它将导致司法与行政的官僚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家强制权力适用的官僚化。”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治道变革,关键在于完善我国的官僚制,培育公共理性精神。现代的理性官僚制行政要求公共治理实现从人格性向非人格性的变迁,以情感上的中立性替代情感(伦理)态度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以普遍主义代替特殊主义,以专业化的官员和功能行为取代分散性的、功能未分化的行政行为,以纯粹个人业绩(有时还有资历)为个人升迁依据取代以等级阶层为基础的个人升迁。只有建立法制化的理性管理模式,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得到落实,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弊端。只有如此,才能为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以及多元公共治理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盲目地跟着西方的思路走,必然会问题重重,事倍功半。“对自由的捍卫,必须是以坚守原则为基础的,而且绝不能向权宜之计让步,即使在那种除了已知的有益影响以外无力表明对自由的侵犯所会导致的某种特定且有害的结果的情势下,亦须如此行事。”在法治国家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是可行的。因为,法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相融的。“作为一种公共价值机制,法治国家在根本上倚赖于‘公民美德’的存在,即倚赖于自愿履行自己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义务并公平参与共同利益的实现与保护的公民。”官僚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和市场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在其内在逻辑是协调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公共管理的非人格化、理性、规则的普遍性。两者的区别在于,韦伯式的官僚范式将公共管理完全看成是职业化的官僚之责,因而制度设计的过程之中,采取了将国家—社会(市场)一分为二的取向,导致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单元化。市场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在尊重官僚制理性精神之上,强调融人更多的市场元素,强调公共管理之责并非仅仅属于职业化官僚,而且还包括各类“准官僚式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和自由市场中的竞争者。在官僚制理性精神的支撑之上的市场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取向。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析加强公务员行政能力建设提高基层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论文关键词:会务员 行政能力 基层政府 论文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能力本位的时代。随寿执政能办建设的提由,奋务员的行政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超中之愈也越发盆得重妥。本大力田在对东层政府公务人员行政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塞袖上,制定科学评价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标准,进而提出创遗灵活用人机制;优化基层政府奋务炙考核制度;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多种淘汰机制并举,实晚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吐故汰劣等政策建议。 公务员行政能力是公务员角色意识的彰显,是国一家“吏治”的基础探析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现实的行政能力状况,设计符合地方特色的公务员行政能力模型及相应评价机制,全面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能力,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关系到区域振兴大业的成败,更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此,在对公务员行政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行政能力的现状人手,深人剖析成因,进而探索利创新提升公务员行政能力、提.高基层政府 公共管理水平的路径实属必要 一、公务员行政能力的理性思考 (一)公务员行政能力的实质和特征公务员行政能力是指在现代行政环境中。公务员依法运用公共权力和其它公共资源以科学有效地履行行政职能、治理国家、服务群众、推进社会可持续地发展的专门才干其实质是行政人员依法并创造性地管理公共事务、履行行政职能的能力和职业胜任特 公务员作为政府行政的主体,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运作的方式、水平、质量和效果,并对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公务员能力具有如一方面特征:一是政治性和社会性,公务员的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因而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公务员所代表的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所执行的也是这一阶级的意志,因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又必然带有政治性二是差异性和相对性。公务员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能力素质的差异性必定存在,而这种能力素质差异的存在由于有一定的外在条件的限制,导致这种差异性是相对的三是适应性和创新性突出表现在公务员对现实行政环境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自省性和自我调试、自我改变的适应力、生存力和发展力〕在信息化、全球化等外在环境变化和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内在环境变化中,能够不断变革和完善 行政系统自身.增强行政能力,确保其始终走在发展的最前沿,这是其最}a著的特征四是执行性和严肃性.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贯穿于整个行政过程,具体到每个行政环节和行政活动要把公共意志、需要、动机和政策法律 以及相应的资源条件变成具体的行政活动直接作用于 行政客休并由此产生具体而严肃的现实结果。因此.操作性、执行性、深远影响性和重大严肃性是其在公共生活中最独特的特征 (二)公务员行政能力调整的背景公务员行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行政环境的变化,公务员行政能力也将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首先,公务员行政能力必须适应全球化浪潮的挑战,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众多的挑战,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是对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的挑战人世以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处于与世界隔离的状态,政府机关丁作性质相对简单,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也相对较低,对公务员来讲,只要遵循上级命令照章办事就能成为一个合格公务员,对政策理解和执行能力要求较高随着人世后全球化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影响,特别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对受传统行政文化和行为习惯浸润已久的公务员行为方式和能力要求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应急应变能力等方面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其次,公务员行政能力必须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不同的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是不同的,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必然带来公务员行政能力的适当转换。在计划经济基础七形成的“全能管制型”政府模式要求公务员重过程而轻结果,重执行而轻创新,重管制而轻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只能涵盖市民杜会以外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限政府”职能模式势必要求政府公务员尽决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万顾客导向”和“公民导向” 第只,提高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重大部署,这是我党在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公务员作为我党推向执政岗位第一线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党的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者,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具体实践者所以,全而提升政府公务员的行政能力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公务员能力标准的设置原则和体系框架公务员能力标准的构建,必须根据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本地区特点以及公务员担负的历史重任,不断地对能绩标准内容和结构进行更新和调整,建立一套动态发展的符合要求的能力指标体系具体原则为:1.国际性原则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要洞察世情,注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特别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能力标准体系。我们在指标结构布局的设计上要参照国际上成熟的指标.增强公务员能力标准的国标通用性、可比性。2.现实性原则仁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不能脱离本地区实际,要依据《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的有关规定,根据新形势的新需要,从基层政府担负的行政职能出发充分考虑各种部门、各种岗位适用性,设计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模型的基本内容可行性原则。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不仅要考虑到适应中国国情和地区特点,而且还要考虑到本地公务员队伍的现状,指标设计要考虑操作性,努力向量化方向发展.使每一指标尽可能用可计量的要素反映出来,以保证考核评价结果的准确客观、 由于每一职务所担负的工作责任轻重、难易程度、所需资格条件等因素的不同,所以在能力标准的构建上不能采取大一统的做法必须对公务员进行分类根据国际上一般做法,基层政府公务员能力标准构建的对象划分为三个层次: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办事员、科员);中层行政人员(包括科级公务员、科级公务员);高层行政人员(主要是副处级公务员、处级公务员)职位层次不同,对公务员的能力要求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能力结构依序划分为基本能力、中级能力和高级能力三个层次:一是基本能力,主要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专业技术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知识开发能力;政策把握能力;任务执行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二是中级能力,主要包括权责分配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驾驭冲突的能力;资源运筹能力;绩效管理能力;外部合作能力;内部凝聚能力: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环境应变能力等三是高级能力,主要包括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风险的能力;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作以及总揽全局的能力。 以土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务员能力体系,但在实际中,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往往是交叉渗透、需要灵活运用的一般来说,职位层次越高,越需要具备更高级的能力,以适应高级职位统缆全局、战略规划的要求、 二、对墓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的总体评价及成因剖析 据调查显示.“推公”以来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能力呈现出逐步优化的发展态势,能力素质综合指数提高较快。基本能够适应本地区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笔者分析,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素质能力近年提高较快的原因有三:第一,实行“凡进必考”,吸引了大批精英分子加人到公务员队伍,客观上促进了行政能力的整体提高。自国家推行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以来,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明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著变化一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状况和特殊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机关公务员是本地区人才聚集的职业,公务员对本职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公务员队伍稳定。在一定程度二促进了公务员队伍整体能力的提升,第二,竞争形势益严峻,公务员主观上愿意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以拓展生存空间与竞争实力近年来,全国各基层政府在科处级领导岗位都已基本实行考试考核竞争上岗制度,有些机关还试行年终考核末位淘汰制度、副局级领导干部“一推双考”制度等改革措施,将晋职晋级与竞争性考试和业作能力的压力,也为公务员平等竞争提供了发展平台。凸显公平公正的公务员制度应有的内涵,客观上鼓励公务员提高自身素质能力。第三,加大培训力度,营造学习氛围,从组织上保障公务员能力的提高近年来,各基层政府机关针对自身情况开展了大规模“补课”式的培训活动,效果显著;同时,各培训机构改变了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实行“菜单’,式选课和针对性教学,不仅增强了对公务员参加培训的吸引力,而且从组织上保障了公务员能力的大幅提高。 虽然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公共服务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创新能力等几项关键性能力方面确实还存在明显不足,尚在低水平徘徊分析其成因有三:第一,多“入”少“出口”,公务员新陈代谢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基层政府公务员整体行政能力不高的客观因素。各地方政府在最初推行公务员制度时,一般实行整体过渡的做法,使得公务员队伍进口失之于宽,管理失之于松索质能力参差不齐;冉加上公务员队伍“出口”不畅,新陈代谢阻力较大,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活力和素质能力的提升第二,重“管制”轻“服务”,传统行政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公务员思想意识更新缓慢的主观因素在基层政府,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权力行政”、“全能管制”观念依然影响深远,公务员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方式存在强烈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导致服务意识、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公共服务能力、依法行政能力较为欠缺.第三,重“精神”轻“物质”,激励竟争机制不完善是公务员缺乏进取动力不足的组织制约因素。目前对公务员的激励方式主要是精神鼓励,这是公务员职业的政治性特征决定的,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道德水平。但随着社会各阶层收人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比较利益的倾斜加剧了公务员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不仅挫伤了公务员的积极性,也大大激起了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强烈欲望与此同时,政府系统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竟争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工作尤压力也就无动力,无动力就不出成绩的“平头”局面,这是公务员能力建设动力不足的重要组织根源。 三、加强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公务员队伍建设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民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找准问题,寻求克服这些问题的路径才能科学制定评价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机制 (一〕关创造灵活用人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一,对公务员录用形式进行改革基层政府公务员普遍通过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的形式录用,但对一些专业技术要求高的职务,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很难找到“人适其职”的合格人选,建议可以参照吉林省政府聘任“政府雇员”的形式,以高薪办法向社会招募高级一专业人才进 人政府政府雇员服务政府部门.但不具备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用合同的形式确定 政府机关与高素质或专业技术人才的法律关系。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吸引高级人才投身政府管理,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另、方面,打破了政府用人的终身制同时、这部分人在政府1作与升迁毫不相千,只凭专业技术和知识吃饭。对浓厚的官场文化能起到很好的消解作用、第二,加大公务员队伍内部的流动性,刺激公务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基层政府人事部门可以成立公务员人才中心,本级政府所有公务员都在此登记备案,实行统一管理,形成一个政府内部的“准人才市场,各部门所需人员通过这个“人才中心”合理分配,形成政府一内部的“市场化”用人机制,这样可以在政府内部形成适才适”,最大限度实现公务员阳内部。人才配置最优化”,建立政府内部的横向流动聘用机制第三.创 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实现’.造血”与‘输血”功能并重与吸引优秀人才”同样重要的是‘·留住优秀人才”,特别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决定了“物质留人”的空间不大,所以。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发展留人’‘就显得十分重要建议领导干部竞聘选拔方式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持续满足优秀人才的发展欲望,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选拔使用 (二)关于优化基层政府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政策建 议第,明确考核内容,实行权重考核制度。由于公务员工作很难量化,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往往倾向于宏观而缺少可操作性。建议在考核内容,针对前述公务员能力模型实行权重考核制度,确定各基层政府公务员的核心能力.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于整体能力和素质不合格的公务员,必须停职参加培训,培训后经过考试和试上岗合格者方可评为称职,而年终考核称职者方可晋职晋级第二,在考核权重的把握上.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届中与届末相结合、平时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并尽量对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实行分级分类考评,注重考评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考核内容与目标体系一经确定就要公之于社会,既让公务员了解,以便按要求执行,又要让行政监察部门、人事考评部门和上级领导掌握,以便于监督检;杳,还要让大众知晓以便于社会监督 (三)关于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的政策建议卜第一,在培训方式上,建议采取传统培训方式与现代化、电化培训方式相结合,兼收并蓄传统培训方式应利用集中学习的优势,组织有针对性、导向性明确的学习,特别要将培训重点放置于公务员的人际交流能力和团队作能力的培训上,并增加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团队训练式教学等先进方法.为受训公务员提供集体经验的分享而采用远程式教学等电子化培训则可利用其终端分散的特点,扩大受训者的规模、将培训重点放在提高公务员的知识存量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又可以减少脱产受训带来的工作不便第二,在培训内容匕建议实行需求式教学公务员培训部门应定期进行培训需求的调研,了解培训岗位需求的特点及变化趋势,本着“管用”的原则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分层分类开展具有针对性地培训.培训内容的设置应做到三个适应:一要适应政府工作需求和职务要求;二要适应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现状;三要适应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三.建议实行培训与考核、奖惩、提拔相结合的制度.激发和保持培训的内在动力建立并实施严格的培训机构资格认证制度。并配套实行培训保障机制和培训约束机制。对于没有按时参加培训或培训成绩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予确定等次,并在提拔任用和晋职晋级时适度考虑同时,鼓励和支持公务员参加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以提高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的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 (四)关于实行多种淘汰机制并举,实现墓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吐故汰劣的政策建议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一直存在“只进不出”“出口不畅”等现象,这是导致基层公务员队伍庞大、能力低下的直接原因.目前公务员淘汰机制主要有四种:一是自然淘汰,即公务员因年龄、身体状况等原因流出行政系统,如退休二是自动淘汰,即公务员基于利益比较或兴趣原因而主动要求退出行政系统,如辞职;三是被动淘汰,即行政机关对业绩欠佳、表现不良、不符合公务员职业标准或达不到公务员职位规范要求的人员实施的淘汰行为,如辞退;四是强制淘汰,即因公务员言行严重违反行政系统规则被驱逐出行政系统的形式,如开除。但通过这四种淘汰方式离开公务员队伍的数量极为有限,较难淘汰庸人懒人。因此,建议在继续完善和切实执行上述四种淘汰方式的基础上,同时建立竞争性的淘汰机制 第一,借鉴西方公务员管理经验,实行“末位淘汰机制”。用比较的方法对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排位倒数若干名的公务员实行分流或下岗,淘汰出行政管理系统,这样既能畅通“出口”,又能增强公务员工作的压力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提高自身能力的动力。 第二,参照军队中普遍实行的更新制度,实行年阶退职制喇。把公务员按不同的职级划分为不同的退职年龄,如果达到了本职级的退职年龄而未能晋升到上一级,便必须退职。职级越低退职年龄限度越低类似方法如能成功运用于公务员队伍.将有利于保证公务员队伍合理的年龄结构,控制公务员队伍规模,同时也可以催生公务员的危机感,促使他们持续保持在职压力,进而产生素质更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论新公共管理框架下纳税服务的完善 论文摘要 自2008年我国成立纳税服务司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相应开展了纳税服务工作。但是由于纳税服务的理念上的缺乏以及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不协调导致大部分纳税服务未能起到有效的服务于纳税人的作用。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纳税服务中理念的缺失,成本过高,信息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在新公共管理框架下完善纳税服务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 纳税服务 需求导向 税务机关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在美国提出之后,各个国家开始逐渐重视纳税服务在税收征管中的重要性,纳税服务日渐成为各国税收服务的核心内容。在我国,近年来税务机关在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使我国纳税服务管理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税务系统管理体制上的限制,纳税服务目前仍然还处于基层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形式上的改变,在实质内容上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纳税服务。从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新浪潮,现代管理学中的诸多理论同时也应用于纳税服务。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纳税服务的完善和更新,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纳税行政管理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纳税服务。 一、新公共管理下纳税服务发展的现状 (一)新公共管理的纳税服务理念 1.最小征税成本为中心 新公共管理理的中心思想就是将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管理方法引入到政府管理当中,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成本效益关系,主张将企业精神融入到政府管理中,注重投入产出的相对均衡,强调政策规划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点完全符合亚当·斯密的最小征税成本原则,税收的管理行为会产生两个层面的费用:一个是政府征税的征税成本,一个是纳税人缴税时产生的纳税成本。因此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所缴税费的高低以及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 2.以需求导向为重点 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服务中顾客导向理念,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政府应为组织服务,政府应该树立“顾客至上”的思想,以顾客的需要为政策导向。积极施行公共部门的改革。税务部门作为最基本的公共行政部门,在税法保证的基础上,强化纳税服务,提供纳税人更多的选择权,为纳税人提供最佳的服务。 3.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核心 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导向的治理,重视公共行政体系内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更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引进社会资源,将部分公共服务外包可以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纳税服务不仅仅是税务部门主动提供,也应该引入税务中介,利用税务中介构建税务行政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 (二)新公共管理下纳税服务发展的现状 我国新《征管法》明确提出,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和义务,税务机关必须在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税收救济过程中依法提供相应的纳税服务。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专门成立了纳税服务司,具体负责“税法宣传、纳税咨询、办税服务、权益保护”等事宜。2008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服务新理念,由“管制型”税收向“服务型”税收转变。2009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了全国税务系统纳税服务工作会议,纳税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各级税务部门尤其是基层税务部门依照各自的税源基础,在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具体措施上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纳税服务活动。推行首问责任、全程服务、文明服务、限时服务、一站式服务、承诺服务、提醒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低柜式”服务等多种服务形式,对税收政策、办税流程、纳税定额、收费依据、处罚标准、偷漏税举报渠道等实行了公开,建立了环境舒适的办税服务厅,以及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税收专题辅导等。 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拓展服务手段。如积极推行多元化申报和缴税方式,有针对性地推行直接申报、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委托代征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现代金融支付和结算手段,实现税银企联网的电子缴纳;积极开展和规范12366纳税服务热线建设;积极加强网站建设等。 二、纳税服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纳税服务整体理念,隐性成本高 许多税务部门对纳税服务的认识存在偏差:强调纳税服务只是服务,就不可避免的导致税务部门要求服务效率和服务态度;强调纳税服务隶属于征管,导致纳税服务的重点变成了优化纳税流程,提供便捷、快捷的服务以及流于表面形式的外在性服务;强调纳税服务的独立性,导致纳税服务成为单独科室,纳税服务固定在办税服务厅,无法实现整体的纳税服务要求。 虽然基层税务部门都在积极开展“一站式”、“零距离”、“一窗式”服务,将单一职能岗位转变为全能职能岗位,优化纳税程序,减少纳税人排队时间。但是这种纳税流程缺乏处理突发和复杂业务能力,更加缺乏即时监督的能力,与后台监督缺乏实时联系,与征管职能部门也缺乏有效的协调。一旦出错往往会拖延到次日发现或者月底发现,这时候再进行纠正会极大地增加纳税人的心理遵从成本,也会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心理负担。这样的纳税服务只是落实在窗口一线人员,并没有从整体出发实现纳税服务理念,呈现一种的孤岛效应,服务手段单一,税务部门内部信息共享能力弱,效果并不明显。 (二)纳税需求导向效果不明显,征税成本高 从公共品角度出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是供给导向,由政府主动提供社会成员的公共品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但是从新公共管理角度出发,纳税人不是简单的社会成员定位,按照我国税制的要求,我国是以法人为主体的纳税管理体系,办理缴纳税款的人员是实际参与纳税流程的社会成员,在本质上要求税务行政部门与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但在我国税务机关的思想观念上,把纳税服务更多的定位于服务税收征管工作,没有把纳税服务作为国税工作的核心业务。 在纳税服务推动优化上,往往是税务部门单一方面推动,使从便利管理角度出发,是一种垄断式服务的体现,要求纳税人必须接受,纳税人也无权反对。缺乏和纳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也没有对纳税人的需求进行调查,这导致纳税服务提供的服务内容与纳税人的需求存在实际的偏差。忽视纳税人的合理纳税需求分析,提供的纳税服务于纳税人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削弱了纳税服务的提供能力,甚至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浪费了税务人力与财力资源。 (三)纳税服务观念滞后,信息化成本高 目前,纳税服务的手段有很多银行的管理手段的痕迹,而属于税务部门的创新性服务观念相对要少。目前我国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纳税服务分析系统,对纳税主体缺乏标准化的评级和分类;信息共享能力低,不能对纳税人进行量化判定;调查方法和手段欠缺,对纳税人需求不能有效地反馈,也不能针对纳税人的要求设计新的纳税流程。由于纳税服务对纳税人数据库关联能力弱,导致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纳税服务不能有效掌握纳税人的信息,纳税人的信息变动还需要征管部门逐一核对,影响了纳税服务的有效性。 纳税服务分析能力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不仅要熟练掌握政策法规的变化,还要熟悉征管的业务流程,同时优秀的社会调查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也是保证纳税服务的需求导向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而目前大多数税务部门缺乏这样的专业性人才或者团队,并且税务部门忽视了服务外包的可能性。一味强调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单人完成一个专业团队的工作,造成有些税务部门的政策出台缺乏严谨的可行性检验,出现问题后脱离制度约束盲目修改,极大影响了纳税人对税务部门的信任度,也导致纳税成本过高。 三、完善纳税服务的新公共管理思考 (一)理顺纳税服理念,将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 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部环节,并且预先于税收征管开始纳税人管理,事后对纳税人评价分析。所以应从人力资源,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予以相应的保障,提高纳税服务的水平,减低纳税成本。 首先,要解决纳税服务与税收征管互相独立的问题,需要从创新征管模式入手。从服务一体化角度入手,新的征管模式不仅要将纳税服务融入到征收管理中,还要体现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保证纳税服务有效开展的前提,加强税务干部的专业素养,提升税务干部对税收政策法规的解读能力,强化税务干部对纳税流程的熟练度;优化税务系统人力资源的弹性福利制度,从物质上保证对税务人力资源的激励作用。最后,整合纳税服务部门,引入扁平化管理制度,将纳税服务嵌入到征收管理中,建立税收分析,税源监督,税收评估,税收稽核一体化的服务机制,最终将纳税信息归集到税收征管的决策中心,形成制度化措施后反馈到基层税务工作人员,使得每一位税务干部都成为纳税服务员,在日常征收管理中,为每一位纳税人提供专业化的纳税服务。 (二)确立纳税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 加强对纳税人合理需求的有效表露激励机制,摆脱自上而下的服务提供方式,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放在平等的地位,充分挖掘纳税人的共性和纳税特点。 借鉴客户管理模式,坚持纳税服务维护,要重点掌握纳税人对税务部门征管的反馈,对纳税人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投诉要做到反思优于处罚,总结优于批评。真实了解各服务项目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研究后续措施,改进服务。将纳税人的需求反映在制度提升上,引导纳税人自觉参与纳税服务决策,提高纳税遵从度。在大量的调查基础上,按纳税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分类,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按纳税人的遵从度和信用评估进行分级,有针对性的提供纳税服务;按照纳税人的规模和业务量进行分项,提供模块化的项目服务。 (三)充分发挥税收中介的作用,适当进行服务外包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单体的差异性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不能包办所有的公共服务项目,适时适当的将服务内容下方到社会团体,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职能。因此,推进纳税服务的社会化有利于纳税服务的微观化。 截至2012年6月,我国实有企业达到1308.57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896.07万户,即使是加强信息化程度和自助纳税等便捷手段,每个税务干部都要面对数以几百计的纳税人,完成日常的征管都显得住捉襟见肘,而纳税人亟需的税法政策解读和宣传更是无从谈起。 充分利用社会化力量,将部分纳税服务外包给社会团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纳税服务的社会化。从长远来看,除了更加完善的12366热线信息化服务外,利用纳税服务外包和结合专家级的税务咨询,提供最权威最专业的纳税服务可以更好的解决纳税人对税收政策了解的空白。建立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疑问库,和E-MAIL回复机制,能比电话咨询便于记忆和掌握。 在科学合理界定税务机关职能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为纳税人提供各类纳税服务。重点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税务业,促进其健康发展,使之成为纳税服务社会化体系的主要力量。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 内容摘要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本文以江苏和武汉新近实施的公共管理创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为例,说明了公共管理创新对于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0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江苏省废除了有关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武汉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禁止麻木难的问题。在中央层次,全国人大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这些新的公共管理举措,和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很大的治道变革意义。认真总结与分析这些新举措和新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治道变革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管理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一、江苏省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过去,江苏省人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最近,江苏省废除了这一规定,因为这一规定没有国家法律依据,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没有婚姻证的男女不可以混住。 这一举措受到了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关注。大家一片叫好。认为,这是法治原则的体现。法治原则要求,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省级政府没有权力制定法律性规定实施禁止。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男女同居,只要不涉及货币化的性交易,就不属于违法。更有法学家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公权尊重私权的精神。其实,公权与私权是有明确界限的,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公权不得侵犯私权。男女同居,属于私权的范围,即使国家有法律规定,这样的法律也属于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是需要修改的。 在笔者看来,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利于青年男女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步: 从审批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凡是政府没有明确允许的事情,都属于禁止之列,所有的事情,包括公民个人的私生活,都需要政府的允许,才是合法的,严重的时候,连思想都要与政府想的一致,不允许想政府不让想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凡是政府没有用法律明确禁止的事情,都属于允许之列,公民可以自行行事,即使违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但只要不违反法律,都不受处罚。 从道德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政府往往依据道德原则来治国,认为法律是道德的体现。只要违反道德风俗,就应该严厉禁止,受到严厉处罚。根据这样的治国原则,未婚同居是不道德的,需要禁止,并受到处罚。现在,政府根据法律原则来治国,法律是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私人行为,都是个人的权利,都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道德原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主要依靠个人自己的道德修养、社会舆论等进行约束。 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中国政府的特征是,在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具体事务,都需要中央来决定,即使是一个小区应该收多少物业管理费来进行物业管理,一个村庄应该有多少提留来提供公共服务,都由中央来决定。其结果是,中央管了很多不该管的行政性的具体事务,但是像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利、生命权利和各种各样的基本自由权利,却没有得到中央法律和政策的明确保护,地方政府和单位,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规定加以限制和侵害。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行政高度集权但政治高度分权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出现行政事务虽然高度集权,但由于高层监督负担过重,往往是各地各单位各自为政;由于中央忙于各种各样的行政杂务,反而没有精力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致使各级地方政府、基层政权,以及事业单位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规和规定。江苏省主动根据政治集权的原则,放弃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有利于中国政府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让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交给个人决定和处理;让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事务,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但是,当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等政治性事务的时候,则应该由中央政府亲自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和单位,都不得出台限制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和政策。 这一举措还有公共管理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从尊重政府权力走向尊重公民权利。限制公民权利,实际上都是为了政府权力的运作方便而设定的。就拿这个案例来说,政府规定,禁止,也就是禁止任何货币化的性交易。为了有效实施这一政策,必须鉴别一对男女在从事性活动时是否存在货币交接行为。要证明这一点,有些情况是比较容易鉴别的。比如,有结婚证明的男女,其同居和性行为,就可以被看作是不存在货币性交易,虽然事实上可能存在,但因为有婚姻,其财产属于婚内共同财产,只是从一个兜掏到另外一个兜。这时,结婚证成了性活动不可能存在货币化行为的替代指标,有了结婚证,不需要进一步取证的信息。但是,对于没有结婚证的男女来说,要识别是否存在货币化的性交易,是两情相悦同居还是非法货币化性交易,则需要更多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具有隐秘性,除非当场抓住货币交接,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认定,这对于执法的人员来说,是一个难题。一般来说,对于难以鉴别的事情,政府的天然倾向是全部禁止,因为这样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有效运作,可以减少更多的麻烦。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尊重权力甚于尊重权利的恶果,很容易导致很多冤假错案:有些属于情人约会,有些属于婚前同居,但由于在短时间里很难识别,再加上抓住可以依法处罚5000元,执法部门有很高的收入驱动,就往往屈打成招,本来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因执法权力的介入,变成行为,本来是件十分快乐的事情,最后变成了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关键不是公民是否约束自己,要小心谨慎,而在于政府应该实施治道变革,约束自己,不要为了权力的方便而任意侵害公民的权利。对此,江苏省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二、武汉市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从权力行政走向权利行政,是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变革路径。这一路径也可以表述为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最近武汉市禁止“麻木”的实践,可以说是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之治道变革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大城市交通面貌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武汉市面临的问题是,1989年以来,武汉城市道路上挤满了正三轮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武汉俗称“麻木”,其特点是价格便宜,适应普通百姓交通的需要,但也影响武汉的交通,污染武汉的环境,尤其是严重影响了武汉的城市形象。 由于这一原因,1993年开始,武汉两会出现了多达上百件的解决“麻木”问题的建议、提案和意见。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禁止“麻木”,但14年的整治始终是“治了乱,乱了治”。其中1997年,武汉市政府痛下决心,全城“禁马”。但是,“麻木”司机竭力反对。武汉的交警在政治行动中也经常遭到麻木司机的围攻,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残疾。自然,“禁麻行动”也就屡战屡败。一直到2003年3月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2003年3月底开始,武汉市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经过85天的努力,困扰武汉多年的“麻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为什么过去花了14年时间依然难以得到解决的“麻木”问题,到了现在花了85天就解决了呢?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过去“禁麻”行政的失败,主要在于采取的手段过分依赖强制执行权,没有充分考虑“麻木”司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禁麻”是正确的,但是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如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行政就不得不依赖强制权,通过惩罚的办法“禁麻”。此次“禁麻”成功,关键原因在于武汉市政府充分考虑到了“禁麻”过程中有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利益: 充分考虑禁麻对麻木司机可能造成的损失,由市政府出资,收购麻木。从4月1日开始,首先收购无证“麻木”,在4月份一个月内,一共有16511辆无证“麻木”司机主动交车。然后5月20日武汉市政府“禁麻”通告,收购有证“麻木”,有证“麻木”回收在6天时间全部完成,2232台车辆回收。 充分考虑“麻木”禁止之后“麻木”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市政府一方面鼓励“麻木”司机自我就业,与此同时市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帮助“麻木”司机就业。 在解决“麻木”司机后顾之忧的同时,市政府还充分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改革出租车价格政策,出租车起步价格从7元下降到3元。 这些方法应该并不复杂,但过去的市政府为什么没有想到,而现在的市政府却想到了呢?这与武汉市新一届政府科学决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打好“禁麻”战役,2003年春节刚过就召集工商、城管、民政、残联、公安等部门成立了取缔“麻木”工作班子,他们总结十余年的整治经验和教训,邀请专家科学论证,修改《武汉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若干规定》,出台配套措施,补偿车主利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武汉市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实施民主行政。市民警、社区、民政、残联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一千余个工作组,对全市“麻木”车主逐人逐户上门调查,宣传政策、了解今后的工作愿望等,基本掌握了34870名“麻木”车主的家庭状况、经济收入、详细住址和车辆类型等情况。 这些行动,不仅解决了“麻木”司机的后顾之忧,而且还解决了“麻木”司机心理上的障碍,对“禁麻”政策顺利实施,营造了一个认知共同体,各个方面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在利益上没有冲突对抗的基础。自然,“禁麻”行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胜利。 武汉市政府“禁麻”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改变观念,实施治道变革,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尽可能让利益相关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让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在制定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麻烦,但一旦政策制定出来,各个利益相关方面有了共识,就不会导致大的意见和利益冲突,公共问题就能够得到顺利解决。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都能够这样做,那么可以想象,我们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公共问题,都能够摆脱过去的“治乱循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 三、婚姻登记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 最近若干年,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层出不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治道。在中央层次,这样的变革往往以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出现。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是显然的:从方便管理到方便公民;从加强管理到走向提供服务,体现了服务政府的理念。 在过去,一对年轻人经过热烈的恋爱,终于觉得难分难舍,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想要结婚。但是,烦恼也即刻来临了,他们发现,结婚原来不是想结就结的,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过好多关卡,忍受好多难看的脸,还要交很多不该交的钱,还可能被卡不许结婚: 他们必须到单位去开介绍信,要单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虽然很多人拿着一包要结婚的喜糖给负责开证明盖章的人,就可以如愿以偿,但也有一些人发现,原来单位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有的规定,男方必须到25岁女方必须到23岁才能结婚,有的更规定男女双方的年龄加在一起必须够50岁才可以结婚,否则不给开证明。有的单位则更因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拒绝开介绍信。这使得要结婚的人一波三折。 即使好不容易拿到了单位介绍信,在结婚之前还必须去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体检,并向婚姻登记机构出具其开设的医学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要结婚的人不仅要出一点血,也就是要交体检费,而且其隐私也往往得不到保障,有的医疗保健机构往往干涉隐私,检查与结婚无关的项目,比如对女性的处女膜是否完整也做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公开。有些女性先天处女膜不完整,往往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失去了男友的信任,有的结不成婚,有的即使结婚了也给婚姻带来了阴影,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爱情悲剧。 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这些麻烦其实都是工作单位和医疗机构违法管理、侵害个人婚姻自由权利的结果。因为《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就有权利结婚,这一权利是得到法律保护的,男性一旦到了22岁,女性一旦到了20岁,就有了结婚的权利,任何不正当的干预,都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单位敢于这样做呢?它们也有法律依据,这就是1994年制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持单位介绍信,持单位开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而医疗保健机构之所以能够借此机会,不仅收取高额的各种类型的体检费,而且对不必要的项目进行检查,并公开人的隐私,破坏年轻人的爱情,损人不利己,其原因也在于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有医学证明。 从理论上来说,婚姻登记本来是应该由公共权力机构管理的公共事务,不能随意授予非公共权力机关。一般来说,公共权力机构的行政行为,不仅会得到内部行政监督,如果违法不作为,公民还可以对人民法院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较少。但如果把公共权力交给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那样的群众自治组织管辖,就婚姻登记来说,一方面不必要,在婚姻登记过程中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个人的婚姻状况凭户口本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即使有假,在跳槽换单位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其单位提供的证明也未必完全真实可靠。另一方面,给非公共权力机构以公共权力,反而给其提供了很多违法的机会,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单位就利用这一权力,制定很多土办法,根据本单位控制员工的工作需要,甚至是发泄人际私愤,任意提高结婚的门槛,违法干涉公民的婚姻自由。而对一这样的违法行为,不仅拥有行政监督权力的行政机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其不是行政机关,公民也很难利用行政诉讼途径对其进行监督。即使公民要提出异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结婚权利,也往往因不得不担心自己的饭碗问题而作罢。很多有情人难成眷属,有种种原因,不体谅民意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制造了不少。 2003年10月1日开始,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2003年夏天国务院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令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该条例没有要求结婚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该条例也没有要求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法律没有要求,就等于是取消了。所以,有专家预料,2003年的9月,将是一个缓婚期,很多人将等到10月1日之后再去申请婚姻登记。因为在那天之后,很多复杂的手续都将取消,可以节约很多麻烦,节约很多时间,更可以省一笔资金。最近记者的调查也表明,婚检医疗机构原来每天婚检70多对的现在只有两三对了。对此,媒体都齐声欢呼,结婚将因此而真正变成快乐的事情,政府也因此而得到了发展,从便于管理走向方便公民。这显然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的变化还不仅仅这两项。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变成了《婚姻登记条例》,省去了管理两字。这虽然只是省去了两个字,实际上却是政府职能部门观念的大变化: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为公民登记服务的角色,充分体现服务性政府的理念。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一是,政府给个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过去需要单位来证明的事情改为个人签名声明对自己的状况负责:结婚双方必须签署一份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也就是单身和非近亲声明书。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二是,离婚申请当场发证:原来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必须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才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新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服务性政府理念的表现之三是,对于分散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整理,婚姻登记机关由行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统一负责,不再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涉外婚姻登记由省级政府的民政部门管辖。这就解决了婚姻登记管辖过于分散,在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有些婚姻登记机关利用婚姻登记滥收费的问题,也便于对婚姻登记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地行政监督。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也不是没有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完善: 缺陷之一是,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但另一方面,在条例里又不要求进行婚检,实际上很难执行。对此,民政部有关人员的解释是,因为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确,结果就是在婚姻登记实践中,婚姻登记机关根据婚检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办理登记。结婚需要体检,没有实际作用,却增加了公民的负担。因此,取消了婚姻登记需要体检证明的要求。不过,在技术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在法律上进行实体性的明确规定,但又在程序上不做要求,显然不合逻辑,有损法律的严谨性。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修改规定,建议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公民可以不申请结婚,而不是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另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实际上只是说明了医学上不应当生孩子,因为不适合生孩子而剥夺公民结婚的权利,其实质是想从控制婚姻来实现优生优育的政策目标,虽然政府多了一项管理的工具,却牺牲了公民的权利。这还是管理型的政府,没有真正转变为服务性的政府。 缺陷之二是,《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受胁迫结婚的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但条件是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其实,受胁迫结婚,就是婚姻不自由,应该无条件宣布其无效,至于可能涉及的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则应该另案处理。如果以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为由,承认受胁迫婚姻,只能迫使受胁迫者在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上作出无限制的让步。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胁迫者,牺牲了受胁迫者的婚姻自由权利。这一规定,也只是方便了管理,而没有考虑到受胁迫者的权利。需要进一步改革。 四、行政许可法的治道变革意义 《婚姻登记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婚姻登记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局部的意义。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2004年7月1日实施。这一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来说,则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这一法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也规定了不许设置行政许可的事项;规定行政许可除非由法律规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行政许可必须有时间限制,不得无限期拖延;只有法律和法规才能设置行政许可,部门规章和一般性文件不得设置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一旦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必须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的利益,并且给公民和组织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禁止行政许可转让;严禁资格考试强制培训和购买指定教材等等。 这些内容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因为这些规定,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很多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与政府打交道跑行政审批时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而且也针对性地控制了行政机关设租、企业寻租、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确立了从源头根除腐败的制度基础。可见行政许可法的意义非凡。不过,《行政许可法》的最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其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意义: 使中国政府有限政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的权力有了法律的边界。过去,有关政府权力的法律,一般只是笼统地列举若干类别,说政府负责国防、外交、治安、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而没有具体规定其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权力往往是没有边界的,可大可小,没有标准,在逻辑上就是无限政府,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天气”。《行政许可法》不仅从肯定的角度规定了哪些事项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而且还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四类事项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不仅为公民个人、法人和社会自治等组织,市场经济和中介组织留足了足够的空间,为公民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竞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还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政府的行政权力终于进入了有限政府的境界。 使中国政府的依法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终于开始依法规范自己。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主要强调政府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管治公民行为、规范社会组织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丰富和发展了依法行政内容,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设定、运作需要有法律依据。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要依法规范自己,然后才是依法去管理社会。 使中国政府的民主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时代。过去,民主行政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实际操作中,为人民服务往往变成了高度管制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民主行政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的设立,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必须听证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公开听证,而且费用由政府机关负责,等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民主行政的新内涵。这表明,民主行政不仅是在目的上要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上要让人民参与行政权力的设定和运作,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权力配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间权力配置得到了法律化、清晰化。在现有的宪法和相关组织法规定中,往往只有原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级政府之间有关权力划分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只有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这样原则性的规定。行政许可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立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法规只有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候才可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决定设定行政许可只限在必要的时候,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之外,国务院应当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个部门不能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设定行政许可。在没有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时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法规,急需时省级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一年后若要继续实行,必须提请当地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不得设定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资格、自制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并且禁止为地方保护主义、分裂统一市场设定行政许可。这些规定明确界定了立法机关、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在行政许可设立方面的权力划分,使得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入了法律化、清晰化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务信息公开有了具体的法律要求,而且政府需要根据公民的要求公开信息并作出解释。由于战争年代秘密行政的传统影响,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长期运动性行政的惯性,中国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政务公开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不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所以,往往是上级要求一下,领导重视一下,政务就公开一些,时过境迁,又回到秘密行政的做法。其关键是政务信息公开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也没有法律要求。今年SARS危机时期制定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法律义务以及相关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在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在行政许可领域公开政务信息的义务以及具体做法,并且还必须提供公民要求提供的信息和解释: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式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又把中国政务信息公开推进了一大步。 使中国政府的服务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人民服务进入了制度设计和保障阶段。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施政原则,中南海新华门就写着“为人民服务”,但在具体行政领域,服务原则往往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便民服务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行政机关往往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让公民和企业社会组织疲于奔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服务行政终于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比如,在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阶段,规定行政机关应立即告知申请人为什么不受理,当场告知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其申请材料的错误。在审查与界定阶段,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不能当场作决定则限期作决定;政府一致对待申请者,无论上下级关系、还是不同部门的关系,都是政府内部的事情,申请人只跟一个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不必挨个儿自己跑政府部门。在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时候,政府还必须告知第三方利益相关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当然,行政许可法要到2004年7月1日才正式生效,各级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在未来还需要根据行政许可法在未来的10个月里面全面清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在行政许可法真正生效之前,对其意义的探讨应该说还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要从现在开始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也可以很快实现治道变革,真正成为廉洁、高效、公正、公开、公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为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发展,政府的发展至关重要。江苏和武汉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具体的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在很多具体的层面,促进政府的治道变革。《婚姻登记条例》和《行政许可法》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需要在积累日常具体公共管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改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出台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度层面,促进治道变革。只有在操作层面与制度层面一起努力,才有可能把新的政府治道变革落实在具体的公共管理上,才有可能稳步推进政府的治道变革,才有可能让新的法律与法规,有现实的可行基础,而不会变成一个写在纸上的文字,没有实际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政府管理职能重构的选择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提出“公共管理”这一国际通用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认识又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这一思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今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思路。本文通过引入传统公共行政与现代公共管理这两个概念,阐明现代公共管理提出的根源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质区别,分析实现这一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探索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途径,提出必须从多层次、宽角度来实现这一历史性飞跃。 【关键词】 传统公共行政 ;现代公共管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公共管理”。这是第一次在党和国家正式的纲领性文件中引入这个国际通用新概念,标志着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分析传统公共行政与现代公共管理的区别,认清实现这一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探索基本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冲击 传统公共行政实质上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官僚制”政府的职能,它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公共事务及公共服务的官僚独占模式,认为政府组织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形式。其二是注重官僚制组织机构的层级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组织运转的效率。应该说,传统公共行政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它的主要功绩在于把公共行政从一般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使公共行政专业化,特别是它注重行政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行政和效率研究,从而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它解决了人民当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稳定、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平、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例如,在信息社会,刻板、僵硬的规章就成为追求效率、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公共需求的最大障碍。同时,由于传统模式下的政府垄断和权力集中,导政公共管理领域效率低下。 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作为对公共行政的冲击,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一时期,许多英国学者都努力通过应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发展,来增强对英国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分析。而在美国,公共管理的出现是对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者不满的产物。认为:进入新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这种官僚化组织显得行动迟缓而且程序烦琐,不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如美国政府于1993年发表了《全国绩效评估》报告,对官僚制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重塑政府”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强调“从人人为遵守规定而负责的体制转变为人人为取得成果而负责的体制”。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之所以面临诸多“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无法有效地回应日益增多的公众需求。而现代公共管理着眼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公共管理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提供私人产品,不干预私人领域的活动;政府负责执行市场经济法律,对市场秩序与市场运行进行平等的监管与公正执法,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现公共政策;除了必要的社会管制和经济管制之外,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不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运行。它的理念包括: 第一,承认公众需求的合理性、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焦点,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注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更应当关注公众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公众的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满足。 第二,诸多的社会问题虽然形式多样而且日趋复杂,但都与公众需求或切身利益相关。如果说公共行政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代公共管理就应该关注“社会问题如何才能通过政府及非政府的途径得到解决”。 第三,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公共管理主体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不是即时性的和功利性的,而应该看作是 “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或者说,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第四,吸收新公共管理强调有效性和结果取向的理念,现代公共管理更加关注这些基本理念,并且强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职能、政府与非政府等多种途径,以及绩效协议制度、市场或准市场的手段,以保证实现有效性和可能性。 二、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大势所趋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加快开放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由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演化,大力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国际环境上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适应全球化时展的需要。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以及解决矛盾与实现利益方式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与结果,具有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全球化是各国政府公共行政面对的新环境,它形成了一种面对和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要保持各国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政策的稳定性,使本土性在全球化的逻辑框架内运行,并意味着各国都要根据这种新关系进行改革,从而使本国公共行政的理念、政府职能和运作方式与之相适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能力已成为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因素,官僚制组织那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僵化的组织结构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政府公共行政正逐步向服务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的目标也由单一地追求行政效率发展到全方位追求社会公平、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公共责任和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 我国目前政府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传统阶段,特别是加入WTO后,由于受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和限制,一些传统的、陈旧的行政方法必须改变,要实现行政方法的科学化,必须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必须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前提;必须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必须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行政方法、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强化服务功能,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强廉政建设,方便投资者、企业、市民办理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因此,我们必须切实转变观念,确立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对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 (二)从国内环境上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这是我国公共管理目前所处的最主要的国内环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政府公共行政方面,长期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指导思想。政府包揽一切,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按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它们自主地做出经济决策,独立性承担经济风险;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宏观调控和提高公共服务。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架构。这种架构不仅体现在政府行政管理内部各种关系之间,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等各种外部关系之间。我们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重新对政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把握公共行政发展的客观规律,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设置政府的职能,重新设计政府的运行机制。 (三)从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理清改革思路、深化行政改革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公共行政部门一直被机构臃肿、队伍庞大、效率低下、财政危机、官员腐败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些问题,建国以后,我国曾进行过多次以精简机构、人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但却始终未逃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90年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行政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由于受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基本上还是处于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框架内进行,局限于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没有真正意义上涉及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国家等关系,以及政府角色、职能、行为规范、效率与质量、绩效评估等更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改革的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直到现在,我国公共行政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不容易冲破。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最大挑战就是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大有越来越高之势;二是有效的监管机制难于形成;三是没有把“游戏规则”的制定当作政府服务的主要内容,避重就轻,搞表面文章或者有了规则不按规则办事。对影响发展的利益结构视而不见,对阻碍发展的体制因素不敢触及甚至不惜拿公家的利益为自己买一分“保险”;四是政府政策的应对措施过于缓慢。 这些问题中有的已成为政府公共行政中的顽症,严重阻碍着行政改革的推进。这些问题是体制所固有的,在旧的体制框架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多,政府的职能也不断分化。每增加一项职能,政府就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或部门来承担。职能越分化,政府的规模越庞大,随之财政预算也不断增加,机构膨胀和财政危机也就成为必然;而且在传统的官僚体制中,由于官员特权的存在和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经不能靠表层触及问题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的深层次来解决。 三、思路与途径:从多层次、宽角度实现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 (一)要在思想观念上突破。要破除政府干预观念,走出“政府万能”、“福利国家”的误区。根据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可得出如下公式:政府能力大小程度=政府能力/政府职能[1]。说明政府能力有限时,减少政府职能,可以提高政府能力的发挥,同时也打破了政府职能越多、包揽的社会事务越多,就越能体现政府能力的说法。因此,政府把精力集中于该管的事上,有利于提高政府能力。 (二)要在管理方式上转变。要从政府统揽一切的管理方式向多中心治理的方式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是政府对社会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的直接管理,而公共管理要求压缩政府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实现经济管理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政府应该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放手让市场与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使:一是积极建立市场规则,完善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尽量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提供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发展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四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建立社会保障机制,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五是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三)要在政府能力上提升。所谓政府能力就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权力和权威,通过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实施自己承担的职能、贯彻自己意志、实施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从目前来说,要提升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不断强化政府权威,强化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权威的政府绝对不可能有效管理好社会,绝不可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强调政府权威不是要强调中央集权专制,也不是要削弱其它职能主体的权力,而是要以规范化、法制化的操作保证公共事务中的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更好地实现。二是要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能力。政策具有特殊功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能力的高低,但由于以前我们决策程序不规范,主观意志较重,导致政策能力低下,进而使政策执行走样、变形。因此,要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能力,必须要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上作相应的制度安排。三是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MPA人员,是有效实施政府公共职能的当务之急。 (四)要在制度规范上完善。实现从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制度的转变,建立政府公共管理制度,一是要加强人大工作立法,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加大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加大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的力度和范围,约束行政立法的范围和数量,并加强对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监督。二是要健全对行政领导与公务员的法律监督,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尽快完善对领导者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领导者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和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细化部门预算,实行绩效预算和零基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政府预算资金的使用实行全过程的监督,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四是要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同时彻底清理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前置式审批,除保留政府必要的经济与社会管制外,各种审批制度均应改为自动登记制,不能改为自动审批制的,要改为专营权拍卖制或经营权招标制,对政府垄断领域要实行市场化改革。五是要建立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如设立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评、建立绩效诱因机制等),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高。 (五)要在途径方法上加强。特别是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努力加速政务信息化步伐,建立电子政府,实行网上办公,利用电脑网络平台公开政府管理信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发展电子政务,从现阶段的状况来看,就是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传统的组织界限,通过建立电子信息处理中心和电子文书传递及其他相关系统,在政府内部网上和因特网上履行政府的职能,使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政府的信息及服务,而政府机关之间及政府与社会之间也是通过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从而构建一种跨越时间、地点、部门的全天候的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思考 摘要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小组讨论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问题研究能力,同时体现了多样性教学方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效果意义,并结合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特色,探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实践应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小组讨论;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①它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为适应社会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必须突出学生对公共问题感知的灵敏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将小组讨论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公共议题选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成果分享、课堂效果评价以及知识延伸等教学环节的设计,实现学生从学科基础课程向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方法迁移,力求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技能,形成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③同时,学生通过讨论让自身能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引入小组讨论法具有必要性,值得推广。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小组讨论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小组讨论法的内涵 目前,依据学生积极性的高低,可以将主动教学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讲授式、主动学习式、协作式、合作式、团队式学习、基于问题式学习、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同学互教式。④其中,小组讨论教学法是主动教学方法中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注重的是“讨论”,能够串联学生间、师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不仅要加强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学习,而且也要以具体案例加深学生对真实政策世界的理解。因此,“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所应用的小组讨论法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在课程教学要求下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围绕评价要素给出最终得分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点讲授之后,指定案例范围,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讨论,在最后的考核中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限制内进行案例汇报。教师并不参与具体讨论分析,但可为学生提供相关帮助及参考意见。学生在最后案例汇报中,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定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汇报,并且按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依据课堂知识点表述案例应用观点。大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是传统小组讨论形式。传统小组讨论是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中,组员委任某一个或几个代表发表自身观点;或全班为一个组,进行全班讨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传统小组讨论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一是教师在讲授知识点之后能够利用小组讨论即时反馈教学效果,扫描教学盲区;二是能够调动课堂气氛,在互动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其缺点一是在小组讨论中,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具体知识点掌握程度,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中主动性强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中经常发言,“发言权”容易集中在少数主动性强的学生手中。二是在小组讨论时,由于只是给出了选题,容易在讨论中出现偏离,甚至出现与主题方向相反的情况,背离教学目标。对比传统小组讨论的优缺点,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注重问题导向的学科特点,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应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两者的结合既可吸收传统小组讨论方式的优点,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社会实验和情景模拟的必要性。 2小组讨论法的设计 小组讨论法基本是按照“理论知识—小组选题—自由讨论—展示与评分”的流程进行,其目的是能够达到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夯实理论基础的教学效果。 2.1理论知识的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教学目标一要系统了解公共政策学的框架和内容体系;二要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及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三要能够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现实中的政策问题。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对理论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需要对现实政策问题进行剖析。 2.2讨论主题——案例选择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恰当并且能够涵盖当前所学的知识点,例如,“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案例的选择基本上应遵循“寻找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学生不仅要横向把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需要纵向把握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小组讨论设计可选取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的案例。当然,不同的案例同时也决定了小组讨论中所需要的知识点与分析方法的侧重点差异。这要求教师在理论的讲授及案例素材的准备中,应注重将理论知识和备选案例的分析点有机结合。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进行精心的、系统性的设计,并深刻意识到教学不仅要使学科知识系统化,更要紧密贴近现实政策世界,始终将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3小组自由讨论小组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要选择和确定组员。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组成小组。另外,小组讨论成员不宜过多或过少。人少,则可能导致讨论不充分,并且在最后小组展示中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充分表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人多,则可能导致组员间意见分歧过大,很难在课后讨论中达成统一意见,无法高效完成任务。根据教学实践,每组人数以4~5人为宜。其次,由于案例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其协调分析,这就要求学生在自由讨论的时候,应透彻分析案例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并应在最后的成果展示中充分表达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最后,小组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案例的熟悉和透彻分析。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应经过集体讨论以便对案例有整体把握和完成角色分工,再经过个人相应角色的材料准备,最后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最终的小组报告。“总—分—总”三个阶段,都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结果和形成小组报告。由于小组自由讨论各个阶段皆是学生的能力体现,教师原则上只提供大致方向及知识点答疑,只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2.4小组展示与评分小组讨论的最后形式可以为辩论或座谈会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小组成员角色扮演的呈现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由于最终的小组报告展示代表了小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综合成绩,学习效果评分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教师对小组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二是对小组内的成员个体表现给予评分;三是小组内成员根据对小组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教师根据排序赋予相应分值。此外,还需要对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的理论学习表现给予评分。因此,最终的学习成绩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小组讨论部分应占总成绩的80%。小组讨论有利于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展示,因而小组成果评价不仅应着重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查,而且也需重视对组织形式、口头表达、随机应变及课件展示等其他能力的评估。在小组汇报阶段,除了汇报小组成员的最终报告,还可以由非小组成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互动增强对案例的理解和强化学习效果。 3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及效果 3.1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共四个班级参与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学生人数101人。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分成20组,每组4~6人。小组成员依据抽签顺序决定最后小组陈述顺序。评分制度采取综合评分方法,即总成绩由小组整体表现分、组员个人分、组员互评分、及课堂表现分综合而成,分别占比重为40%、30%、10%和20%。“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小组报告的教学目标是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案例需要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同时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此次教学实践中共安排了七个案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云南怒江到底该不该开发;二,油价调整背后的利益博弈;三,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四,暴力拆迁何时休;五,如何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六,汽车限购令伤到了谁;七,柴静雾霾调查动了谁的奶酪。 3.2小组讨论法的教学效果参与此次教学实践共计101人,及格率100%。其中,90分以上(优秀)8人,优秀率达7.92%;80~89(良好)39人,良好率达38.61%;70~79(中等)人数43人,中等率达42.57%。教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组讨论法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肯定了小组讨论法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学科探索能力上具有积极作用。 4总结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本文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组讨论法的应用,并非否定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在借鉴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学生的自主性。小组讨论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更加注重与实践的结合,自由选择案例进行自主分析,侧重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法的应用是在大学生教学中一次新的大胆尝试,特别是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会在教学中取得显著成效,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全过程的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动态评价系统构建研究“(2014B13)的部分成果 作者:李世祥 曾旭 马海燕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管的困境分析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的公共政策,由于政府的存在,其内在以及外在的强制性,保证了公共政策实现分配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强制的背后,却隐藏着伦理性。本文以为对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将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渐进式”、“实验式”的中国社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人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在转型中,社会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城乡差距呈现失衡状态,而且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情况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关系普遍民生方面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给未来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和未知因素,给政府更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功能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难题。政府从内心希望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强制性去尽力维系社会旧有格局,另一方面又造出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这种困境使得重新反思公共政策成为了必要。本文就是从伦理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政策 关于政策,官方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解释,即“辞海”解释。政策是这样定义的,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从政策定义可以看得出,公共政策应该涵盖一个国家为维系社会发展而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出台的的政治方略或策略,或各种必要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定义,几十年间,未能达成一个所有人接受的感念。学者有的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的。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标志性人物的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界定了二者各自的过程管理。有的学者是从公共政策的行为特点来界定的,例如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这一定义更加强调政策的行为特征,从广义上说政策就是有目标的计划。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它是由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等组成的。”[3]不可否则,公共政策有其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工具,其自身孕育着强制性和伦理性两种天然属性。 二、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宪政制度的推崇以及人权的日益受重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批评,公共政策的伦理性方面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公共政策在伦理方面蕴含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共性,这种共性着重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而反映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正义论》开篇就明言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公共政策理自然应具备价值取向,这是其内在的要求,具体而言,有如下表现:其一,公共政策交织着其制定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主体均是公共机关或确切的说是政府,而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政府,本身代表着其所处位置或所代表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执政者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其本身也蕴含着普世的价值观。例如公正性,而这一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维系社会基本公正的职能更是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定位于人民服务者,与人民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这一价值含义的体现。其二,公共政策的外在特点也深刻体现其价值取向。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特点,深刻代表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越来越来源于公共意志,越来越体现民主,体现自由,体现公众性。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各种结合,成果就是有价值取向的、符合公众性的理性追求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外在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将其价值观合理、合法的落实于公众,同时公众也能就公共政策的诸多事项与制定者达成价值的统一体,使得公共政策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来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其三,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富含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以维系社会更好发展为其使命,以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为基本职能,其最终的施行效果必然反映着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必然达到到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而这种目的则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价值追求,则说明公共政策的失效,必然催生新的公共政策来代替失效的公共政策,以使公共政策的施行能达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达到追求的价值。 (二)人性精神 公共政策本身蕴含价值取向,同时其也有人性精神。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均是人,都是为民服务的。就公共政策的人性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公共政策需要切实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毋庸置疑,公共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公众需要的一些问题,自然而言牵涉到人的问题,不可避免涉及人性。因此,用于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必然需要具备人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期望,热切希望公共政策的能够反映人们的普遍关切。一项反映人性的、能够切实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公共政策需要具备人性。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公共政策的人性化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为着特定的目的,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经过有价值取向的考量,以寻得最适当的方式和取得最积极、最人性化的施行结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合乎逻辑性。追求较为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思维的推理。由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不一定能反映最优效果。这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只能从现实的境况出发,体现为一种更人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真切感受真实的情况,进而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追求人的发展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的。公共政策有众多目标,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公共政策作为公众切身有关的一种方略,必然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的发展有助于更近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公共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发展,可以说,公共政策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将集中于人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从社会整体出发,进一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然而,公共政策的意义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附有价值选择和人性因素。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探求公共政策的存在和行驶的合理性。 作者:贾远军 单位: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 摘要: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哲学方法主要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这些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诠释禁电的公共政策周期分析 【摘要】“禁电”是当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的一项公共政策,广州即为实施“禁电”政策的城市之一。文章运用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探讨该政策动态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对于把握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禁电”;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 一、广州“禁电”政策概述 2006年11月14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正式对外《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开征求意见,并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自通告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这标志着广州市正式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以下简称“禁电”)。 新闻会上,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广州“禁电”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广州市一直以来都未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及上路行驶。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2004年9月,广州市交警部门通过新闻媒体提醒广大市民,在省有关规定出台之前,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免造成损失。2006年5月1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作出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广州市政府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并委托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为年龄16岁以上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1)公共汽车是目前市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59.1%的受访市民的主要交通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14%为自行车,8.4%为步行,7.6%为摩托车,4.2%为私家车,3.5%为地铁,只有1%为电动自行车。(2)多数市民认为不适于发展电动自行车。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72.8%认为如果禁行会给广州市的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带来好处。(3)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70%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市政府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13.7%表示“无所谓”,明确表示不支持的只有16.3%。(4)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影响不大。分别有58.5%和32.2%的受访市民表示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其生活“没有影响”和“影响不大”,只有5.6%表示“影响较大”。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结合广州市的实际,广州市政府提出了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的意见,并于7月份专题请示广东省政府。省政府于9月底批准同意广州市政府的请示。根据省政府的批复和市政府的决定,广州市公安局起草了《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并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了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于当天对外。[1] 二、以政策周期模式分析广州“禁电”政策的提出 全国各地对“禁电”态度不一。北京先是“禁电”后改为“限电”,上海则没有“禁电”。而作为特大城市之一的广州,其“禁电”政策自然也引起了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用户、厂商、经销商及一些市民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各方的着眼点主要是这项政策涉及的政策取向、路权分配、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决策程序的民主等等问题。而笔者认为对此政策在现阶段运用公共政策的方法来分析,对于把握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任何一项政策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众多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中,笔者选择了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作为具体分析方法。 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也称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式,是从公共政策的动态活动过程的各个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看成一个多环节相互连接的动态运行系统,分析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它对于从整体出发把握各个运行环节在政策运行中的功能,系统检测各环节功能发挥是否正常,检测政策成功或失败时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2]一般认为,从政策过程来看,公共政策包括问题的认定、政策的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一系列动态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2] 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于这一系列动态过程环节中,并且良好的政策效果也在动态的政策过程中产生。一旦政策过程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存在问题则势必影响到政策效果。 考虑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笔者着重从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作重点分析,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也一并提出一些建议。 三、广州“禁电”政策过程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三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利夫因斯顿所指出的:“问题的挖掘重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认定错误问题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远甚于用比较不完美的方案去解决一个认定正确的问题。”[3]因此政策问题的认定不仅是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纵观广州“禁电”政策的发动原因,不难发现,此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一)政策问题的发动欠科学分析 据广州市公安局就“禁电”通告召开新闻会时介绍,广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但从各种报道之中难以发现广州市政府的调研结果,也即广州市政府发动“禁电”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有何科学的指标和数据难以让外界所知晓。因此,在缺乏相应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动“禁电”政策难免令人对广州市政府“禁电”政策的动机产生猜疑并缺乏对公众的说服力。 (二)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和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广州应该优先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但是,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什么?有何具体的衡量依据?代表们是否在掌握一定的电动自行车专业知识及在相关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表意见呢?三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主要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专家学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等,并没有电动自行车的行业代表获邀请参加,显然参加人员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难怪闻讯赶到挤进第三次座谈会的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懂电单车!”[4] (三)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 广州市政府“禁电”通告及公开的信息并未直接指出“禁电”的理由,也没说明为什么“禁电”是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唯一途径,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一是仅仅把三次座谈会及专项民意调查反映的意见作为政策认定的依据,意见的征集面过于狭窄;二是带有很强倾向性地进行意见征集,开始就引导人们往是否“禁电”考虑,致使对“禁电”以外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和“禁止”应该是明显不同的政策选择。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外,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的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广州市公安局就此认为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座谈会与民意调查显示的是绝大部分代表和大部分受访者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而并非“禁止”电动自行车。对“限制”还是“禁止”这样严肃的政策选择居然混淆了基本的概念,可见广州“禁电”政策考量的局限性和倾向性。 (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从动态意义上理解,政策方案建构过程就是政策的规划和制定过程。它具有以解决政策问题为目的、针对未来、技术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其中政治性是指规划活动是一个各方互动的民主政治过程。它要求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然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决策过程的封闭、缺乏民主。《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是“禁电”与否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公开征求意见”与“听证会”有所不同,如何执行?“公开”的范围应有多广?怎样体现代表性?“征求”如何避免倾向性?“意见”如何归纳和取舍?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也因“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问题受到了较多的质疑。 广州市公安局召开的前两次“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又名“征求意见会”,邀请了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城管支队等单位代表,以及包括教师、医生及IT行业员工在内的“市民代表”,就“是否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中不仅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代表,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也不在受邀之列。事后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两次征求意见会进行任何报道。第三次“征求意见会”召开时,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闻讯赶到挤进了“征求意见会”会场,但当局显然并不打算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懂电单车”,主持人就立刻宣布会议结束了。随后,《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赫位置刊登了题为《基本赞成电动自行车禁止上路》的文章,对第三次“征求意见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与会23名代表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在老城区必须坚决禁行电动自行车”,而绝大多数“市民代表”认为,“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广州上路行驶,以保障广大市民的利益。”文章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将尽快提交“有关方案”上报审批,“预计在8月份左右在广州市正式实施”。[4]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在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之前,尤其是还没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政府喉舌的报道显然是给电动自行车的命运定了调:电动自行车很快将会被禁!这与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公开性、民主性不相符,必然引来社会各利益全体事后的反弹,甚至拿起法律作武器对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5] (三)广州“禁电”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政策的决策过程就是政府接受最终通过的方案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包括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政策的行为过程。[6]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政策的合法化还包含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被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过程。因此,政策合法化不仅仅要求政策形式的合法化,更强调政策内容的合理、合法,为公众所接受。 广州“禁电”政策完成了各种法定程序:公开征求意见,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通过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最后对外。在形式合法方面广州“禁电”政策并不存在问题。然而因为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了人们对该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以法律的方式反抗,可见其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不接受的公众不但包括电动自行车行业及电动自行车的拥有者,其实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潜在购买者和驾驶汽车的潜在受影响者(“禁电”以及已有的“禁摩”政策迫使部分人选购汽车,对原来就拥挤的交通造成影响)。正因为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使这些利益相关者没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政策合法化并不能抹杀这些人对政策不接受的事实存在,这对政府的管治是不利的因素。 四、广州“禁电”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建议 如前所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尚难以对其执行和评估作出分析。但因该政策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先天不足,在其执行和评估过程更应适当把握。笔者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提出一些建议。 (一)广州“禁电”政策执行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执行就是指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把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尽管一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只要是一项合法的政策,就应当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的严格执行既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政策成功与否的需要。因此,广州“禁电”政策要严格执行在当前是无容置疑的。广州市公安局考虑到市民妥善处理现有电动自行车需要一定时间,对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进行15天的纠正教育然后再严格按章处罚。这样能给予政策一定的缓冲期,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但鉴于该政策在执行前的不足,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1)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不仅要大力宣传政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宣传政策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有说服力的宣传,提高政策的可接受程度。(2)积极消除政策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考虑到目前郊区公共交通尚未完善,应当合理解决郊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又如对原有的电动自行车或其电池予以回购或补偿,对当地电动自行车企业进行补偿或支持。 (二)广州“禁电”政策评估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行为。它对于检验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和政策执行质量意义深远。广州“禁电”政策既然饱受诟病,更应尽快对此政策进行评估。评估时要有开放的胸襟,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持。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修订政策或就此终结政策。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众在学习,政府也在学习,科学的、民主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愿望,它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学习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或者说这是中华民族都需要补的课,有问题是正常的。广州“禁电”政策只是中国众多公共政策中的一例。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周期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笔者期盼能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处理类似问题时有所参考。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探究关于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要]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北部湾经济区高技能人才就业的特点,分析了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人事政策和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对公共政策评估现状分析及完善思考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政策评估可以实现政策的价值化和民主化,而当前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策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在政策评估中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等。要想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价值和效用应该做到:实施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政策评估对策信息公开 关于政策评估的概念至今学术界未能达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政策评估视为一种分析过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优缺点;也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也包括对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终结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2]。还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政策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鉴定人们所执行的政策在达成其目标上的效果,确认政策实施对于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笔者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其实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进行的综合认定、分析。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3]。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公务员之家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把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并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资料和信息,政策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证政策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对于政策评估组织来说,将有利于其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降低评估成本,有利于评估方法和评估结论的传播,便于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对于公众来说,可以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发表自己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评估的保障。为实现我国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应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评估系统、全面、公正。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为防止决策者随意决策,执行者滥用职权,必须通过制度将评估结论与有关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政策过程的权、责、利相统一,使政策评估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 要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政策评估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求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内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则均须精练。应该说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因此,评估者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的加以选择和运用,必要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个政策价值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利益 对“公共政策”这一概念的定义,戴维·伊斯顿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一书中将其界定为“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它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政策主体同政策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即任何一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而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本文将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即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客体(即公众)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阶段 (一)政策主体 首先,政策制定主体是执行权力的拥有者。要做出有效的利益选择判断,需要充分了解民情民意,需要根据社会国家的现行状况来确定公共利益的选择。因此,在利益表达阶段,政策主体的角色是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的提供者,提供可行的运行环境来保障公共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可行的环境包括相关的制度和沟通平台及监督。 1.可行的制度即公民参与制度化。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把政策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策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轨道。我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从政策的制定上来说,就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各自的渠道来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形式。政策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合理的政策参与秩序。公民的政策参与必须而且能够在制度规范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创建科学合理的政策参与制度规范是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的前提。这就必须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策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使公民的政策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形成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2.电子政务,网上政府的发展,建立了联络政府、民众及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平台。推进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社会化。能够推动政策参与制度和规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价值认知,成为公民政策参与潜移默化的行动准则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公民政策参与由一种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 (二)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即公众。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公众的政策,既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也应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但决不是特殊阶层或少数拥有权力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工具。为了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众需要有效地参与利益表达。 为了进一步拓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政策主体可以完善已有的公民接待日制度、市长公开电话制度、基层意见调研等比较有效的渠道,针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形式注意现象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排除;此外,利益表达主体还可借助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来表达本利益集团对于某些政策的主张,或者透过这些传媒向社会公众灌输有倾向的观点,以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来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网络平台有效地解决了政策客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在网络平台上能够事先公示,以增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公众能够更好地听取意见与建议,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信息的共通共享,及时弥补政策原本的某些缺陷,从而提高政策宣传和传达的效果。 由此可见,政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公共政策出台的公平性奠定基础。 二、利益综合阶段 通过利益表达阶段对公众分散的利益信息的采集,政策主体在利益综合阶段开始进行利益的博弈分析。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主要是就公共政策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博弈分析的。公务员之家 对于国家来说,重视的首先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政策主往往会做出政策做到效率最大化。通过利益的表达,有学者提出,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往往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进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也很多,比如公正性的再分配还其本上是个空白。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此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特别是我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这些学者既作为专家又作为政策客体,都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操作和收入分配措施不力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使得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政策主体——政府作为国家核心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必须借助于公共政策,依据公平价值标准和准则进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重点就在公平。要弥补这些诸多的不公平,根本的途径在于政策主体的公共政策中的取向。因此,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已经将注重公平、强调公平作为优先考虑。 三、利益决定阶段 党的十七大做出的决策,是根据国家现状采取的政策选择。目前从国际上判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因此,十七大报告重点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首次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四、结语 一个和谐的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保证政策的利益取向,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探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才能保证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广泛表达,确保公共政策公平公正。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6.加强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农业科技进步政策 在提高我市农业竞争力方面,农业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入世对我市农业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其次,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更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再次,保护知识产权,对加强我市农业科研力量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改革农业科技机构和服务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农业科技发展运行机制;四是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保障体系。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析论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时代,从、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反共事件”。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分析论文 一、制度制约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却的。而政策与制度一样,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伴始终的。制度、政策都是起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的产生方式、作用并不同。 首先,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目标是理性的,他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理性人。但理性人不等于正确的人,再加上诸如信息不对称、成本损耗等等客观因素,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能实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弥补一些客观因素的负面作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尽可能的实现。但制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在其框架内细化、归类,制定各种政策来辅助实施。这样,政策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了。 其次,个人虽是理性人,但理性并不能弥补他自然性上的缺撼:个人的生命过程及生活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他无法预计生老病死,也无法预计天灾人祸。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合作来减低这种不确定性。而合作使人成为社会人。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更有利于个人在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更有利于人避免一些天灾人祸,并使自己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抗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至于怎样合作,怎样使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怎样应付灾难,则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如何制约、真包含政策呢? 制度,通俗而言,就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更确切的说法,本文采用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思?诺思的定义: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同时,制度又是规则、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制度不外乎是各种具体存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合体。政策作为规划、社会目标、议案、政府决策、计划、项目等多面体的表征词,自然而然不会脱离制度框架,而是从属于制度框架。 由于制度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具体的罗列会使制度显得纷繁芜杂。这种情况并非制度分析家们所愿,因此,制度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而政策与制度的真包含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此。 诺思的分类方法,是把制度区分为宪法秩序、操作规则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三大类。同时,他又指出:这三类并非断然分开,分界线并不明确。 第一类是规范性行为准则。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制度,它们涉及到“文化背景”(拉坦语)与“意识形态”(诺思语)。它们是宪法秩序、操作规则的背景材料和渊源。这一类制度包括社会所处的阶段、文化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它们常常是非明文规定或非条例化规定的,但却使社会上的人们在潜在的国家强制力下潜移默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得到确定。这类制度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变化缓慢,变动不易。 第二类制度是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宪法可以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与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这里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一类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与North)。人们一般称之为立宪规则。这些制度一经设定,非经特殊而谨慎的程序,如集体选择的条件等等;非经特殊的紧急情况,如战争、政变等等,它们不可以变动。当然,这种不可变动并非绝对,只是相对一个长远期而言的。就长远而言,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变动的。 第三类制度是操作规则。这类制度是在宪法秩序的框架中创立的,是宪法秩序的具体安排。它包括法律、法规、社团、合同以及政策等等。制度制约公共政策也主要体现于此。政策作为依宪法秩序而制定的具体安排,它的产生、制定、执行无一不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弗农。拉坦认为: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地调查与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3、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便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将发生方向性错误。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减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正是由于拉坦的这四个宪法秩序的观点,政策作为一种操作规则,必然受制于宪法秩序安排。 由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对政策是制约关系,是真包含关系。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宪法秩序这一类制度首先得得以安排。由于这些“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指导性、宏观性及缺乏可操作性,政策就来执行操作任务。各种政策把宪法秩序具体化,并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章;体现到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则表现为带有经济意味或政治意味的组织、合同、社团等等。而各种政策在制定、执行时又不可逾越“基本规则”的限制,它们在制度框架中“生根发芽”,用具体规则充实整个制度。政策是制度的附生物,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同时,由于制度的指导性及难变动性,有些政策建议虽是可行的、有收益的,但由于制度间的相互牵制,建议不能上升为政策。 我们回到前文的范德海德政策建议上去,查看一下当时的属制度范畴的背景材料:19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泰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体化中的一员。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使泰国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从而引起地价实际上涨;泰国政府采用农业研究和灌溉投资的对策来干预地价上涨;同期,泰国一直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军政机关投资和相关基础设施(如铁路)投资也需增加;另外,当时泰国王室及政府高层官员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在另一Rangsit区,一旦灌溉政策实施,农民会大批从Rangsit区迁往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政府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 从这份背景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泰国当时的制度中的两对矛盾:其一为国家安全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间的矛盾;其二为保护社会中上层人物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清楚地凸显出当时泰国制度框架中的牵制关系。安全要高于部分经济利益,已受益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二者一结合,契合点就是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好政策在制度框架中的牵制作用下被无限期延长。 二、政策影响制度 政策从属于制度,在制度框架中生成与运用。但政策的特性决定了它并非被动的适应制度,它也不仅仅只有利于制度框架的完善,它还会积极或消极地在制度框架内发生量变,最终促使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创新。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政策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 至于政策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由一定的主体作出,同时对一定的客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要求、希望、规定、强制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主体的某种政策”。政策源于人类自身的切身需要,但它产生于人类在解决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在制度形成后或逐渐形成期中的具体操作。较之制度,它更具有行为特征。而政策的确切定义比较难用精确的语言说明。就众多公共政策学家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认为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种观点强调了政策行为的设计和目标功能。但缺乏具体做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认为政策可视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但忽视了政策的创造功能。 其三,以托马斯?戴伊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选择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说法强调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其实践性。但忽略了作为不一定是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做法”。 其四,以詹姆斯?安德森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过程概念,表现在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实证性和动态性。但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策不仅仅是计划和目标,也不等同于价值分配,更不等同于政治行为,同样也非只是操作性和动态过程。政策应当是它们的集合,以上四种观点只不过是政策不同层次的形态表征而已。政策是制度框架中的“砖石”,它是“广义的规划”。这种广义的规划是灵活多变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政策由于其“潜移默化”的特征,使它又成为相对恒定而持久的政府决策。这是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政策的起源密切相联,政策是人与人合作中的一种“契约”,是有关集体成员的一种默契,是要求所有成员在给定的环境中能预测其他成员的行为准则。但这种政策又不等同于法律、法规。虽然法律、法规也近似于一种“契约”,也可以在给定环境下预测他人行为,但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契约将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惩罚。但同时也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许多政策会逐渐上升为法律、法规。惩罚程度会被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与法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甚至可以说法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形态。 很明显,从上面可以看出,政策具有目标特征、行为特征、灵活多变特征、实证特征以及法律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政策是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框架的。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特征。它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细化的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等。在执行过程,要多方考察,看它是否偏离原来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目标特征,原有制度得以强化,制度框架得以完善。也同样是由于很强的目标特征,政策在执行、反馈中也会波及到原先目标,会使政策执行主体意识到目标的欠缺或偏颇。经过一系列程序,使目标有所纠正,进而巩固和完善制度的分目标。 (二)、政策的行为特征是指政策本身是在实践中完善、成型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不是面面俱到、事事料到的。因此政策的最终成形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操作并完成的。但这种行为特征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执行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执行的。因此政策虽有目标,但为了更趋于理性化,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变动目标,甚至影响其他目标,为制度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制度创新。 (三)、政策的灵活多变特征,是相对于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较长期稳定性而言的。由于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它的变动。但同时由于其灵活多变,也就是执行反馈的灵活性,使它更容易促使正处于量变最高点的制度走向质变,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四)、政策的实证特征是指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从发现政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评价各个方案――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所选方案的活动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逻辑性很强,大多数政策相对于制度要求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可以称之为“好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发现问题就可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政策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因素,如素质、信仰以及心理等等,另外加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认识等等的不同,政策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是“坏的政策”。只要这个“坏的政策”实行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严重影响制度安排,不是破坏,便是突变,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 (五)、政策的法律特征是指政策逐步完善,逐步合理,可以上升到法的阶段,成为法律或法规。政策的法律特征在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相当普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为少数人垄断的。这少数人提出的政策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序就可上升为国家法律,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金口玉言”式的立法状态,政策更多的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制度框架的巩固,但同时也使得制度框架变得僵化起来。人们的意愿往往不能实现,而改变起来又不容易,各种制度安排间必然会产生不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用诺曼.尼科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变化正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 我们再回头去看范德海德政策建议。在这项灌溉政策中,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为给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提供灌溉服务,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行为特征则体现在这项政策是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即怎样对付大米出口激增后土地价格的上涨问题;而其动态或实践性则体现于这项政策从开始到论证结束后,范德海德设计方案的出台。因此,这项灌溉政策建议虽然在1902年到1909年间屡遭否决,但其生命力却很旺盛。各个制度安排间的相互牵制,虽然有暂时的妥协――灌溉建议不被接受。但是,在出现新的制度安排,即二战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亚洲地区民族国家逐渐独立,开始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世界银行也给予相应的支持,这项孕育在旧制度内的政策建议终于被采纳执行,范德海德设计的水利工程也终于得以完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固然不能说灌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制度,但作为一个“好政策”,它确实是在影响着关键性的经济制度的运行的。它开始没有被采纳实施,但在无形中,并没有人否认它的真正价值。 三、政策主体对制度的影响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而政策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而政策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情况下,政策主体对制度起正面影响,他们在维护、巩固和完善既有制度。然而,一旦负面影响出现,由于政策主体的特殊地位,将会对制度产生极大冲击力。本文中主要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依据西奥多?洛伊的类型学,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政策。诺曼?尼科尔森分析,这种类型划分的标准有两个: (1)、强制的程度。 (2)、对个人影响的直接程度(相对于个人选择的环境) 也就是说,个人在运用公共权力对政策进行选择时,他会考虑到这种政策的强制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或限制为多大。这两个标准,决定了政策主体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并非是十分顺从、一心一意的服务于大的制度框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曲解目标,变动执行。其后果就是需要有另外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这种不和谐。 制度变异应运而生。而这种变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二)、制度对政策具有真包含关系,使得政策主体与制度的关系相当微妙:政策主体更类似于制度框架中众多的“建筑工人”,而制度则类似于“建筑工程师”。本来一座大厦的设计、指挥是由建筑工程师来进行的,但由于“制度”在此等于一个盲人工程师,他心中有数,也会有别的工段长给他介绍情况,但还由于看不到真实的大厦进展情况而有些束手无策。而建筑工人则一方面按工程师的设计进行,以免大厦全倾伤及自己,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或偷工,或减料,这种集体选择方式产生了异化。再加上集体选择本身的局限性,如从众、冒险心态等等,从而造成“政策主体”中集体选择相当困难,结果往往是相互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制度内部的不均衡,制度逐渐发生变迁。 (三)、政策对制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使得政策主体在保护原有制度和反对原有制度上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个政策问题产生后,由于其触及到制度框架或制度框架中其他具体制度安排时,政策主体认为有必要介入时,政策问题就会被立案及至制定对策并付诸实施。一般而言,介入的必要性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费用利益计算,其中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取向。但由于制度本身具体条件的约束,首倡政策的主动权一般都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而非一般的看到此项政策优势的普通人手中,所以在一项有利于制度框架稳定和逐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提出来后,由于政策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这项政策建议并不一定能上升为政策并执行。可以说,政策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制度变迁也有很大影响。 (四)、制度框架的庞大,制度安排的繁多,必然使各项具体制度间产生一些“真空”地带。这样,对那些属于精英类政策主体而言,就会看到如何使自己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虽然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政府机构应以追求社会效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的,但作为政策主体的是人。人不可能个个都是高尚的,在一个以维护上层人员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上不公平的政策,也会否决一些貌似与大目标有冲突而事实上很合理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这种现象更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的那样: (1)、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具有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舆论等权力于一身的倾向,这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政府部门迅速膨胀,助长不负责任和办事不求效率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形成政权部门对于经济过程的过多干预,甚至出现政治和军事集团代替经济部门作出经济选择的情形。 (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较多考虑满足社会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实行无偿或低价的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有往往无暇顾及各方面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机会。 (3)、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过于单一化,不允许具有共同体特色的公共部门或公共组织的存在,即使出现了自发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也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保护而遭夭折;共同体为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努力也可能遭到政策主体的反对而失败。 以上谈论的都是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政策主体的正面影响是主流。只是政策主体事实上也是制度创立与选择的主体。一旦负面影响产生,就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波及制度本身。研究其负面影响远比说明正面影响有用的多。在制度创立初期,政策主体会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维护和巩固制度,使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但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一旦制度完全定型,人们就会熟视无睹,他们会寻求一种制度框架中的个人发展。所以政策主体目标异化,政策主体与制度主体(主要指制度的创造、选择者)已经分离,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促使制度变异。 泰国湄南河畔的灌溉建议事实上就是由非政策主体提出、但遭政策主体否决的一项政策建议。政策主体即泰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Rangsit区拥有大量土地,在Rangsit区,政府曾做过大额灌溉投资,兴建Pasak水利工程,同时,该区还是泰国第一座水稻试验站所在地。不言而喻,泰国高层政府官员是原先灌溉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原先的政府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对旨在维护他们上层人员利益的制度的政策是同意并执行的。但到范德海德水利工程建议提出后,这项工程虽然有利于全社会收益,但由于它触动了政策主体的利益,这种干预影响损及政府要员的利益时,这项政策建议就只能是建议,而不能上升为政策。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使得泰国原先的制度已经变迁,政策主体也不在是Rangsit区的收益者,权衡考虑,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政策。 结论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 众多制度分析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以及分类的探讨包含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可忽视。而政策科学的凸现及广泛应用,又使得人们发现:政策从属于制度,但其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政策与制度并非自然生成,而由人类选择决定,所以本文还得出一个结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内容摘要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另外,本文还认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论文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2]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 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分析论文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分析论文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偏误分析论文 1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新会计制度的提出,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目标产生重要影响,指导事业单位展开财务报告管理,同时在提高对研发资金等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务管理质量。同时新会计制度的提出,对事业单位中财务风险管理也进行了调整,帮助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优化管理形式,提高财务风险控制机率,帮助事业单位更准确的掌握财政收支情况。但是新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制度不完善或者风险意识不足等,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升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质量。 一、新会计制度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的优化 优化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积极建立财经制度法律体系,增加相关管理规章制度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同时还要提升财务预算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改善事业单位中立法工作,制定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积极创建良好的正常环境。当然注意不同阶段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采用相对应的管理办法,保证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工作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不断提高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管理法制规范性,加强财政范围之内的法制法规,提高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管理能力,并且树立财政预算管理权威,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提供更多服务。还需要注意多在宣传上下功夫,不断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灌输新会计制度相关知识,帮助他们熟悉会计制度相关内容,保证事业单位所有人员都能够规范预算支出等行为,制造全新的财务管理氛围。积极完善预算编制方法,当前的事业单位中,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对传统预算编制对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工作造成一些禁锢,加上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中,编制方法缺少科学依据在,导致预算编制方法落后。新会计制度下需要地基预算编制方法进行改善,从管理内容上,积极实施零基预算,将财务预算编制中基数法预算进行改善,并且全面应用零基预算,增加预算编制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更好的适应当前的财政环境发展。在此基础上对预算资金进行调整,保证预算资金能够直接拨付到具体的事业单位相关科研项目中,尽量节省资金再分配环节,规避资金拨放中出现擅自挪用资金的现象,提高事业单位财政管理中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且真正落实预算目标。完善财务预算管理考核机制,准确将财务预算管理的考核结果反馈给事业单位各部门,及时发现在财务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发挥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优势,做到扬长避短。 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的优化与完善 新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需要不断在调整财务管理手段,优化财务管理模式,克服原来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与模式中存在的不足,积极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不断提高财务管理质量。结合自身发展情况为基础,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方面必须提高对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视,制定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基础上,对于固定资产的购进以及使用、维护等方面都要进行优化,保证固定资产的所有细节都在财务管理部门控制之内。事业单位提升对这方面的重视,积极从固定资产管理中流入与流出着手,详细记录固定资产使用情况,细化固定资产监督机制,将监督机制划分为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两种,监督步骤从事前、事中、事后,整个过程都在监督范围之内,同时提高固定资产的安全性以及可靠性,及时发现安全问题,解决固定资产安全问题。固定资产会计核算是财务管理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核算,需要对固定资产的入账标准上进行调整,因为新会计制度中对固定资产管理做出明确指示,固定资产管理超出一年以上(不含一年)其单位价值就必须达到规定标准值。结合新会计制度提出的要求,对固定资产账务处理进行完善,尤其是固定资产的改扩建以及自建等,加上固定资产的折旧计提问题,细化其中的折旧细节。积极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方式对固定资产进行核算,相比较之前的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 三、完善财务管理中的评价机制 提高财务管理质量,还需要完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的评价机制。制定规范的财务管理评价机制,定期定量对财务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核算,同时还要制定相关工作执行规范,保证财务评价机制工作执行能够做到有章可循。评价机制完善需要将客观以及主观因素相融合,保证评价考核质量的基础上,及时解决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在新会计制度下不断改革创新,从固定资产到评价机制等,其一能够帮助事业单位提高财务管理质量,其二为事业单位发展提供动力。
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篇1 本文根据对我国现在商业银行正处在一种会计内部控制状态总结归纳出了一些现在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规章制度方面还是人文方面。并且小结出来一些解决措施希望有所帮助。 一、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中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一)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的规章制度上还存在问题 在2007年新的会计准则正式颁布与实施至今为止也已经有6个年头了。但是规在我国商业银行在对于会计内部控制的相关规章制度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新的会计准则在一些业务的要求上做了一定的更改而落后的规定会使得一些操作不能进行或者说是盲目进行这样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因为银行行业的特殊性对待规章制度要求也更加的严谨,虽然当前的会计内部控制规定也在业务监督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控制作用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二商业银行制定的各个规章制度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虽然在针对单个事件时十分有效但是,归纳到一起后有时会出现相互抵触的情况使会计内部控制存在巨大的隐患。 (二)实质的会计内部控制与现在商业银行中的内部控制 会计内部控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的主要作用是:志在管理和约束银行内部所有员工的规章制度止到经理、下到员工。它是一项可以对银行的资金与财产状况进行有效保障、使商业银行当在运营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风险时进行规避、在根源上杜绝会计信息中的错误和弊端来保证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规章制度。但是河能是受到我国在银行行业的一些不良传统影响,使得许多的会计人员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和认知从而使得我国的会计内部控制出现如今的情况,在许多的商业银行领导层认为把有关于会计工作的相关规定和在业务上的规章制度进行良好的汇总就是很好地完成了会计的内部控制工作完全的没有体会到会计内部控制的重要意义。在实际的会计内部控制工作中池只是在做“面子工程”,完全是一种形式段有真正意义上的去完成会计内部控制规章的有关规定从而使商业银行的会计内部控制规定失去大半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的从业人员认真改正的根本性问题。 (三)会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中缺少的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已经完全是信息时代了,计算机的普及已经覆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应用池使银行在处理业务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提高了银行员工的办公效率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i+算机的应用十分的成功,它可以快速而准确的完成业务操作河是如何对操作本身进行一定的监督和控制却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中没有对操作风险设定相应的管理控制系统这就是在会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中缺少的一部分规在我们国家商业银行在计算机管理上的技术问题和其在商业银行中应用的普及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 (四)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组建的缺点和存在的问题 商业银行的会计内部控制其实就是根据银行的相关业务流程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来找出业务操作的风险点并对其加以注意从而使得业务在到达相关的工作人员手中时进行重点检查和控制霍点就在于会计人员的职责分化。所以在商业银行中会根据业务需求在每一个环节进行定人定岗。可是月前因为编制和人员的问题肩一些是因为银行本身的问题会在工作中出现兼岗的现象,这样就使得一些岗位之间的分工情况出现模糊,出现跨岗作业的几率十分高而且,因为人员分工的问题河能还会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这样就造成了财务内部控制规章的无效化。 二、针对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中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更新内部控制的方法提高灵敏性 能够尽早的发现和得知在操作中的风险项,就能把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减少损失,对风险的重视不单单可以体现在平时的操作过程中还可以在计算机系统内通过网络技术加入风险项的检测系统和预警系统,可以在硬件上提高内部控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提高内部控制规章的实施率解决可能出现的隐患 规章制度的制定不应该局限在某一类业务操作上而是对工作进行总结很据在现实的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来制定,这样的规章制度才会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且规章制度在制定后也不要盲目遵守要随着银行行业的发展来进行更新,当然也不能朝令夕改。在规章制度的实施中银行会计要学会灵活运用标准实施切忌机械性的按照一字一句的去执行。但是一定要做到规章制度在工作中的落实不出现空制度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 (三)合理的加强内部的稽查和监督审核制度 把合理的内部稽查和监督审核工作作为保证会计内部控制的最后一道门。不要让审核部门成为一个花架放在那里只是完善公司的组织部门的构成。而是要把这个机关部门运作起来树立其在银行内部的威严性和权威性。稽查部门必须是一个独立体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稽查作用稽查部门要在会计对业务的操作前后及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操作的过程进行监督和审核,审核人员的素质和品德要是在公司内最好的一批,这样才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这也是解决会计内部控制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 三、结束语 人是企业的根本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其他的行业。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办法完整且灵活的制度和人与人之间交流式的沟通审核河以很好地解决在会计内部审核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硬件上的锦上添花就更加完美了。 作者:王网喜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行 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篇2 银行业具有高风险性,为了能够使其风险得以规避,需要商业银行在进行会计内部控制的过程中,使其具备有效性及合理性。而随着当前金融行业的不断变革,商业银行的财务会计工作也日益多样化、现代化及复杂化,致使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方面出现种种问题尚待解决,使财务风险防范工作受到严峻的挑战,以下将对当前商业银行存在的会计内部控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具体的解决措施进行探讨。 一、商业银行存在的会计内部控制问题 1.商业银行会计从业人员对内控工作缺乏理解 以我国银行业相关部门针对银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发布有关制度、政策和方针为依据,内部控制主要指的是商业银行为了使其目标得以实现,对一系列系统、方法及程序进行开发,并对这些系统、方法及程序进行实施,从而可以对风险进行事前预测,并在事中可对风险进行控制,最后通过对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和监督,从而通过动态机制使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的一个全过程。因此,从控制的内容可知,内部控制主要是众多系统、方法和程序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从控制的过程可知,主要是预测于事前,控制于事中,修改和监督为后的一个流程;从控制的表述方面来讲,此过程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动态化。但往往商业银行会计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仅仅理解为内部控制体系,对内部控制的理解一旦出现偏差,便会导致会计内部控制的作用难以发挥,以商业银行会计人员的理解来看,只要对内部控制体系进行构建便可完成此项工作,这便忽视了内部控制作为一个机制,需要在控制的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方法和有效的途径方能够使其有效性得到提升,内部控制工作才会得到完善。 2.过于重视经营效益 商业银行的领导以及会计由于自身的内部控制意识不强,导致商业银行在会计内部控制方面关注较少,仅仅简单的理解为会计内部控制体系建立起来便可,而会计这一职业正式为银行经营业务而进行服务的,且一线员工在银行主要的工作又包含放贷和存款,中间涉及的银行经营效益和自身的业绩便会使商业银行的会计内部控制工作受到影响,有事甚至出现矛盾,当矛盾出现时,这些员工便会以自身的业绩为主,再加上以往并未对会计内部控制工作进行重视,导致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减弱,并使会计内部控制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 3.会计内部控制机制构建缺乏合理性 上述已表明,银行业的会计内部控制应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控制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包含会计内部控制系统的构建、控制机制的实施以及对业务进行全面的分析,并对日常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修正。而从目前来看,商业银行在继续拧会计内部控制的过程中,因涉及的分支机构以及业务事项过于复杂,导致会计内部控制出现了矛盾性和多样性,致使员工很难做到会计内部控制机制的相关要求。甚至还出现一系列内部控制问题被查证回溯,目的旨在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往往还会对全国范围内同意实施的规范、规章和条例进行制定,导致地方个性被忽略,整体执行过于死板,会计内部控制机制缺乏可行性,更为危险的是,商业银行的会计人员对内部控制条例的理解若有出入,则必将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出现。 4.会计的监查工作不到位 目前,个别商业银行在监查会计工作的过程中,其监查的广度及深度有所欠缺,监查的方法和工具也时常失灵,在某些银行业务及其工作人员的监查方面出现很多盲点,此类现象主要体现在过于重视传统业务,致使信息技术业务以及新业务也受到忽略;监查会计业务过程中,只要与要求相符便为合格,对此类业务存在的风险以及合法性置若罔闻;过于注重事后监查,而忽视事前及事中监控。除此之外,商业银行的审计部门与会计监督部门之间欠缺有效的沟通,致使银行会计监查不到位,所出现的漏洞将会导致商业银行的会计内部控制失效。 二、会计内部控制问题的解决对策 因商业银行存在较多的会计内部控制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会产生较为严重的风险,因此,需要采取有效合理的对策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 1.应该加强银行会计人员对会计内部控制的理解 会计内部控制工作具有谨慎性、全面性、独立性和有效性等特征,其谨慎性主要指的是需要对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风险多加防范;全面性指的是会计内部控制需要囊括所有与会计相关的人、部门和业务;独立性指的是会计内部控制的评估以及监督机构应在会计内部控制过程中独立于其他部门,并可向监事会、董事会以及高层领导进行直接报告。作为在银行从业的会计人员必须对以上四个方面加以了解,并对会计内部控制的流程及方法进行掌握,从而提高会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应重视会计内部控制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地位 商业银行管理者应该对会计内部控制在经营业绩衡量以及风险防范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进行全面意识,同时,还应该将会计内部控制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地位提升,使其与控制不良资产以及营销业务的地位持平。当银行各类目标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下,这有这样做才能够保证会计内部控制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使其他重要业务优先处理。因此,应该对会计内部控制加以重视,同时,还应该对银行员工强化继续教育,从而使其风险防范意识加强。 3.健全会计内部控制机制 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及变革,会计内部控制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应该根据会计内部控制内容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实时更新。通过会计内部机制的更新和健全能够使机制更好的应用于商业银行管理之中。并且由于会计内部控制应该具备全面性,银行的业务一般比较广,各种业务在处理时需要通过有效、合理的过程进行解决,而会计内部控制机制便全面的包含了业务事项以及完成业务的运作方式,为了确保会计内部控制机制的健全,可通过银行业务流程计划中所涵盖的具体范围来进行验证,也可以以此计划为标准对会计内部控制机制进行健全。当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得以健全后,还要对此机制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和测试,以确保会计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性。 4.应使会计内部控制的监查力度加强 对会计内部控制工作有效监查的基础在于科学设置各岗位,使各岗位职责及工作内容明确,并对各自的责任和权力进行确认。同时实行岗位问责制,使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各司其职,并在分工前提下紧密合作,相互促进和监督,以免出现违规违法的事件。这是有效实施会计内部控制检查工作的重要前提。若员工在办理业务时出现越权现象,相关监查部门应该对其原因进行追究,同时做出相应的处罚,若存在某些业务必须通过越权方能完成,应该提前向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请示,只有授权之后方可执行。若会计存在错账、产品数量以及收支账目发生变更,或是有较大额度的现金支出时,也应该通过请示,经过批准后方可执行。并且在执行的过程中,监查部门还应该加强监查的力度,杜绝一些违法、违规的事件出现,并通过银行的奖罚制度对这些事件加以约束,从而保证会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商业银行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会计内部控制工作,同时还应该保证会计内部控制工作的有效性。从当前来看,商业银行仍存在较多的会计内部控制问题,例如,银行从业人员意识缺乏、过于重视经营效益、会计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合理、相关的监查工作不到位等,这些虽在银行运营的各方面出现,但都会对会计内部控制工作的有效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已提出相关的应对措施,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来对措施进行制定的,希望能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作者:刘虹 单位: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 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篇3 一、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外部环境冲击商业银行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虽然这些因素为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很多负面作用。具体表现为: (1)政治环境。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商业银行的独立性范围有所扩大,相应的风险也在增大。这是因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所造成的,使得商业银行的一些运行程序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层级呈现非标准化特征,无法系统地从整体上升为政治局面。 (2)法律环境。在我国,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多员化和交易的复杂化,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对银行会计内部控制与核算体系都有所约束。但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很多纠纷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法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有债权划转的纠纷就无任何适合的法律规定,只能通过主管部门调解或自行协商方式解决。 (3)文化环境。由于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商业银行会计工作逐渐落实到个人,这样就使得商业银行人员倾向于采取“理性模式”陷入“嫌贫爱富”的误区,致使信贷资金大量向所谓的优质客户集中,体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但信息的不对称使集体化的理性模式造成信贷资金过于集中,给信贷资金客户带来了巨大的债务压力和隐性信贷风险,大量资金无法收回,形成市场性风险。因此,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谓的优质客户未必更讲信用使得对不良贷款存量的经营缺乏控制和保障。 (4)经济环境。主要是外资银行的冲击,特别是WTO全面开放期到来后,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迫使原本脆弱的商业银行不得不与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同时争夺市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二)财务人员专业素质水平低据了解现阶段很多商业银行的员工,大多数是通过关系渠道纳入的,多数是有关领导的亲戚,朋友,这严重违背了《会计法》规定的原则。因为这种关系的特殊性,严重影响了其聘用专业技能高的人员,并且容易出现不正当交易的行为。另外商业银行对会计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不够重视,致使操作技术水平低下,经常会出现乱用会计科目、随意改变账户对应关系等现象。尤其是《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商业银行内部实施后,仍然有财务人员用旧会计科目进行操作,致使账账不符,出现较大的误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质量。 (三)信息失真,承担信用风险较高商业银行会计信息失真,不仅有损于企业形象,使企业失去发展原动力,而且还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会计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会或多或少倾向于贷款者,致使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6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2827.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的7.53%,与《巴塞尔协议》要求不良贷款的比例5%仍存在相当差距。其二,岗位轮换制度的执行不严格,致使业务办理流程不规范,难以核实信息的失真情况。 (四)成本较高,导致控制无效益在近年来改革与发展新形势的刺激下,商业银行成本核算不得不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或损失。但从目前分析看,商业银行还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投入不计成本,只是从应收利息差额计算收入,轻视成本考核的现象很普遍。浪费不仅表现在所使用的银行卡,纸张账薄、公用设备等服务成本方面,而且对成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预测的能力和水平还很低,进而导致成本的控制得不到进一步的重视,业务量虽大,但收益不高。与西方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成本会计工作在具体运用中行相差甚远,尽管商业银行意识到了成本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基本方向也大致正确,但在内部的成本分摊、经济资本的计算等方面实际上只是较多地运用基本概念和框架模型,还缺乏真正科学计量的基础。 二、解决我国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问题的对策 (一)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与商业银行合作,制定良好的宏观调控政策,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健全立法、加强监督;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推广新观念,新思想,把推动市场化改革放在优先地位,以便实现货币政策的稳定,从而改善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经营状况,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笔者认为:政府在商业银行内加强宏观调控力度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会计信息监督体系,强化监督手段和实施综合柜员制度。因为其一方面严格落实会计档案的整理与保管,保证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会计监督手段,尤其是监督综合柜员对业务的收敛程度,办事效率,从而提高了对工作的认知度,把思想统一到分析、判断上来。 (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和治理需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具体可从成本控制管理、内部监督、人力资源管理三方面考虑。成本控制管理可通过内部信息共享来降低因收集信息而发生的治理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调整劳动时间,削减奖金和管理人员的报酬来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内部监督,可以采取非现场监督和现场监督,非现场监督就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及其相关的检查分析,提出质疑,由各商业银行的领导层做出答复,并对重大事件随时报告;现场监管主要依靠各商业银行总行所聘请的会计师或审计师对银行的某项业务进行专项审计,并将出具的检查报告送交该行负责人。由负责人上报给上级监管机构审核,通过这样提供监督建议来减少商业银行业务风险、基金风险、信托业务风险、又可进行全面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改变传统公司中职工与管理分离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员工的统一从而降低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所产生的代沟,积极推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一自然规律;若内部出现空缺时,可采取先在内部发布公告,告知工作的性质、任职资格、主管的情况、待遇等,使员工有机会表达职位转换的意愿,并通过内部考核和主管推荐等方式考察员工是否适合该岗位,并把优秀人才,骨干力量适当向货币信贷、金融服务等业务部门倾斜,实行待遇留人,行业录用,任免,辞职、辞退以及退休等一系列制度。 (三)强化人才培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所谓的高素质包括合格的政治素质(如确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维护好社会公众利益)、科学的思想素质(如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良好是道德素质(如为人坦诚、坚持城实可信、善于与人合作)、健康的身心素质(如良好的身体状况、坚强的意志、乐观的人生态度)、全面的科学文化素质(如具备金融、会计、税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提高执业人员的素质,建立有效的培训机制至关重要。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项目的增多,执业人员将逐步形成金字塔的结构。这时,采取随机和一对一的模式,效率太低且不利于业务人员博采众长,全面发展。因此,员工培训首先要着眼于目前的工作,通过实际业绩与要求的业绩对比,找出差距,从而提高培训要求;其次是着眼于晋升下一个工作的要求;最后是着眼于组织未来长期的发展要求。要达到这些目的,定期的知识更新和培训对每一个员工都是必不可少的。 (四)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与激励约束机制考核评价是指考评主体对照工作目标或绩效标准,采取科学的方法评价员工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员工的工作履行程度和员工的发展情况,将考核评定结果反馈给员工的过程。考核评价是控制中的重要支撑点,是会计内部控制运行的前提和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督核算准则》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考评体系。其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激励约束体制,对会计人员勤勉激励,不但给予精神方面的支持,而且也给予物质方面的奖励。其通过充分授权不仅使员工体会到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密切关系,而且使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具体做法:一是建立360°绩效考核评价体系。考评者不是单单由直接经理一个人说了算的,而是至少由5个以上来自不同等级的人参与该员工的考评测试,参与考评人员可以是这位员工的同事、经理、内部客户、市场部等人员,从而公司可以获得立体、三维的反馈和评价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信息的反馈更加全面,而且也避免了内部出现“公司政治”。二是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在实施该体系时,经理人员要清楚地辨别出,哪些员工在处理业务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哪些表现最差,根据情况扶持强势的成长,加强对缺乏效率员工的管制。只有这样,公司才能争取“赢”的结局。反之,如果对每一项业务和每一位员工不做区别,随意分配公司的资源,则只能让公司遭受损失。所以,实施这个公平的体系能够提升团队精神,激发人们在工作中尽其所能,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运用长期激励收入手段来激励约束内部人员。如公司里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持有本公司的股权,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等。 (五)全面防范风险,健全风险反馈机制全面防范风险意识需要商业银行全体人员自上而下形成一种良好的专业氛围,通过多种后续教育手段,使风险意识植根于每一位从业人员的心中。健全风险反馈机制,取决于以下方面: (1)健全风险预警系统。根据商业银行的规模、经营情况和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来健全风险预警系统。首先,设计预警指标体系和测算其指标的标准值,以变现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为基础,将资产营运指标作为补充,重点突出变现指标能力,并结合市场情况和金融环境同其他同行进行比较测算,确定宏观因素。其次,计算指标的实际值、估计预警得分和预警度判断,采用内插法计算单位预警指标的得分,用计算综合得分评估会计风险的指数,同时,根据所处的级次判断预警区间,并对照相应的预警区间就可判断出公司的预警度。最后,提出预警报告。对于会计内部控制处于预警区和危机区的公司,应提出专题会计内部控制风险分析报告,指出所处的级次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对原因加以分析,及时纠正,降低会计风险和改善财务状况。 (2)分清责任的相关制度。为了保证会计风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落实,商业银行内部应设立分清责任制度,如:决策型、业务型、客户型三种主要负责人员。其中决策型主要人员是董事会、经理,其任务是决策一些重要项目及其内部的发展预测等;业务开拓型的主要人员是项目经理,其任务是走访一些老客户,了解客户对商业银行所提供的满意程度和潜在的新需求,并从中寻求新的客户建立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体;客户型的主要成员是综合柜员,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服务质量、倾听客户的见解、熟练的业务处理能力等。商业银行内部人员对该制度的实行要以身作则,并且还要有相互牵制或其他制度,以免逾越独立性的操作规定。 (3)业务审核化。目前,商业银行的审核还处于三级审核的阶段,即柜员初审、复核员二审、会计主管三审。在具体审核过程中,因为工作较程序化,大部分依靠工作底稿审核。在此状况下,有必要建立四级审核,其专门控制此风险的发生,如对印签和票据的造假专门控制。这样有利于统一各个人员之间的风险和质量意识,避免会计人员、审核人员在业务繁忙时出现不必要的差错,发挥审核效率的最大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制定审核系统化的内部目标,并利用规范性的操作让员工对此项业务加以重视,这样不但规避了风险,而且也体现了分权思想,使得每个员工在被赋予的权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得跨越自己的权限,并且建立切合实际的追踪调查制度以确保发生的偏差得到纠正或对即将预测到的风险加以适当的控制。 参考文献: [1]赵保卿:《内部会计制度设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张宜霞、舒惠好:《内部控制国际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叶永刚、顾京圃等:《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研究、设计与实施》,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4]唐纳德•范戴•维特:《信用风险模型与巴塞协议》,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徐帮学:《银行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手册》,吉林音像出版社2002年版。 [6]车迎新:《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实施指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 [7]聂明:《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 [8]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 [9]任咏梅:《商业会计信息披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张学高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试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当前,行政事业单位都按要求建立了相对完备的财务内控制度,这是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实现行政事业单位运行规范化的客观要求。但也应看到,财务内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本文作者结合工作实际,浅析了目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问题;对策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对财务内控制度执行的重视程度不够。一项制度能否得到全面执行,社会氛围、领导重视至关重要。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社会事务等方面的任务都比较重,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单位只重视了中心工作的开展,对财务内控制度建设投入力量不足。特别是部分单位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对规范执行财务内控制度引起高度重视,也没有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部署,甚至在个别单位还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一些单位落实财务内控制度仅停留在财务工作人员层面,缺乏系统性的刚性约束机制,或有制度但在执行中打了折扣。 (二)一些单位经费支出审核不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每年都有大量的经费支出,涉及的支出金额比较大,个别单位对经费支出缺乏有效的监控措施。有的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虽然经费支出的审批程序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主要靠财务人员去掌握,分管领导、其他工作人员由于受专业能力、业务联系等因素的影响,监管不力或不到位,对经费支出审批把关不严。如一般公务经费报销程序是经办人填写报销单,分管领导审核、财务审核,最后财务负责人签字报销,看似非常严谨的三级审核报销程序,但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单位就是一个人审核(财务审核),其他审核人不做过多的追问就签字确认,表面上的严格内控实际上是落实很不到位;对单位的一些重要经济活动只有个别领导和项目负责人知道,应该公示的财务支出没有严格落实公示相关制度,财务支出的真实性在个别单位也受到质疑。 (三)管理理念不到位缺乏责任感。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对财务内控制度在理解上存在误区,认为只是一种工作程序,是财务部门的事,将财务内控制度汇编成册挂在墙上,摆在桌上。纪检、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时出现的问题,单位所有人(包括领导)都会说财务人员业务太差、不会变通,财务人员不会给检查部门解释。财务内控要单位一把手来抓,可有些行政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不理解内部控制的意义所在,认为内控制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没有认识到完善、积极、健康、有序的执行内控制度,有宜于一个单位的长足发展。 一些单位的财务人员由非专业人员担任,对财经纪律、财务风险等认识不足,对财务工作自己有时稀里糊涂;个别财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履行职责不到位,财经纪律执行不严格,明知违反财经纪律却也不管不问,等等。 二、对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要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财务内控意识。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财务内控意识,这是全面落实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关键所在。规范的财务内控制度建立后,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体现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进一步强化“第一责任人”意识,加强对财务内控制度及有关规定的学习,从思想上认清利害关系,提高加强财务内控工作的责任意识。要把财务内控制度作为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组织学习,对标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要积极搭建干部职工交流学习的平台,定期组织交流讨论在推进财务内控制度落实中的工作体悟,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是主人。 二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内控体系。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是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项工作健康开展的基础保障。要建立健全财务内控的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财务工作的运行程序、人员职责等,做到一切工作有据可循、照章办事。要结合单位的工作特点和实际,合理设计工作岗位,明确岗位职责,根据职责确定工作人员,绘制更加清晰的财务内控流程,加强对每个环节工作的有效监管,督促正确行使权力,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要加强对财务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督促其对有关数据、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专业化、科学化分析、研究和总结,确保财务工作规范运行。同时,要建立健全财务内控的考核考评体系,强化责任追究,对导致内控失效的责任人要严肃追责问责,使相关人员真正把内控工作抓在手上,责任扛在肩上。 三要加强内外部审计和监督。加强内外部审计,是确保财务内控制度不流于形式的重要措施。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作为单位的独立部门,配备业务熟悉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审计工作;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内部审计相对于外部审计,具有对单位财务控制比较熟悉了解的特殊优势,因此可以准确把握实际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及容易造成损失的失控点,通过经常性、有针对性的审计监督,对确保财务内控制度的规范运行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外部审计更具权威性,要重视外部审计工作,定期邀请独立的审计机关对本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对发现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专门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争取把问题尽早尽快解决。 四要加大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当前,财务知识更新较快,作为落实财务内控制度主体的财务人员,如果不去学习新的财务制度、财务知识,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在鼓励财务人员加强自学的基础上,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外出参加培训,不断更新、补充和拓展知识层面和工作技能,更好地适应财务工作的现实需要,真正担负起严格落实财务内控制度的重任。要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培训,由审计机关对其进行专门的审计业务培训,保证能够熟悉审计工作重点、流程等,持证上岗、严格履职。要加强对财务人员、内审人员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对不合适或达不到工作要求的及时调整交流使用。 三、结语 总之,建立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对于加强财务管理、防止资金风险、强化单位内部管理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要敢于正视,对症下药,结合工作实际努力加以解决,确保这项制度能在推动行政事业单位的规范化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简介:陆 燕(1979-),女,汉族,宁夏彭阳人,大学学历,经济师,工作单位:宁夏环境监测中心站。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内控制度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摘 要:与企业单位相比,行政事业单位对财务管理工作仍缺乏足够的重视,内部控制制度较为薄弱。在新形势下,行政事业单位急需制定完善的内控制度,构建内部审计部门,规范财务管理行为,预防财务风险,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文章主要分析了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内控制度的应用情况,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内控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 应用 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相比,经济业务较为简单,资金量相对较小,因此往往内控意识较为薄弱,在内控制度建设方面存在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制约了单位的发展。不少单位甚至出现各类违法违规问题,严重影响了单位的形象,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从基本属性分析,行政事业单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将国家和社会利益放到首位,并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完善提到日程上来。 一、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内部控制意识 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均是社会发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不少行政事业单位都已开始尝试建立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内控体系。但是从整体角度分析,目前制定内控体系难度比较大,实施的进度较缓慢。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不少管理领导者未清楚认识到单位自身的经济地位,有的认为财务工作与自身无关,是财务人员的事情,长此久往,与财务管理目标背道而驰,无法真正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 (二)缺乏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 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并没有清楚认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对财务管理的目标不清晰,进而无法掌握财务管理的重点。通常而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只局限在存款或者现金管理方面,并没有加强对单位资产的管理[2]。另外,从基本属性分析,行政事业单位作为国家单位,在固定资产方面往往不计提折旧,从而无法对固定资产的新旧进行估算。除此之外,因受到内部环境的影响,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未实现成本的监督与管理,未形成考核评价,在影响性比较大的流动资产方面未加强重视,无法真正满足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 (三)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关系到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有效发展,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所使用的资金都是来自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家拨款之后不会参与到资金管理中。在这种发展背景下,有的行政事业单位领导者与管理者未受到监督与制约,往往会导致公款的违规或不合理使用。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行政事业单位采取管理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体系不健全,未从实际角度出发,没有针对性的制定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还有一点便是行政事业单位并没有针对财务采取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模式,比如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等,长此久往则会导致内部控制制度缺乏约束性。还有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个人利益,会采取做假账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相关的规定与要求,损害单位利益和整体形象。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应用瓤刂贫鹊牟呗 诚如上文所言,内控制度是保证财务管理工作有序发展的基础,且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内控制度往往需要相关人员共同执行。在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的主要目标便是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全面性、真实性,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 (一)制定完善的内控环境 毋庸置疑,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内控制度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在日常管理环节中均有所体现。内控环境是内控制度的外部环境,且是保证内控制度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事业单位需要针对性的营造完善的内控环境,从实质上保证内控制度的顺利实施[3]。与此同时,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制度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是全方位的经济控制内容,离不开行政事业单位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如此才能保证内控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制定有效的奖惩制度,对员工加以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以及参与管理的热情。 (二)制定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度 从概念上分析,不相容岗位主要是指同一个人担任某一项职务会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且又容易掩盖错误的岗位。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行政事业单位在内控制度构建的时候需要清楚明白哪一些岗位不相容,在部门与岗位权限中的要求是什么,要从根本上保证不相容岗位以及职位之间可以相互监督与相互利用,并且还可以形成比较均衡的发展机制。当然,还需要定期轮换重要岗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将轮换岗位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发现,并及时解决,进而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 (三)制定预算控制制度 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预算控制的内容比较多,且往往会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行政事业单位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需要对各个部门之间没有完成的预算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关的措施,从根本上保证行政事业单位中每一项预算的严格制定。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在建立预算控制制度的时候需要做好四点:第一是要进一步确定预算的项目以及程序;第二是要编制预算;第三是要制定预算;第四是要加强对预算的监督与管理,并对预算业绩进行考核。 (四)制定完善的内部审计部门 从本质出发,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执行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便是内部审计部门独立性缺失,从当前的发展趋势分析,我国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并没有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制定完善的内部审计部门,未将监督权充分发挥出来[5]。内部审计部门是监督管理制定的部门,应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根据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情形制定合理内审制度措施,保证监督的独立性以及有效性。内审人员应不断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真正发挥出内审机构的作用,对实现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内控制度的价值发挥应有的作用。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研究思考 摘要:随着新时期的时代跨越,国内财务体制的改革也逐渐深入到新的发展阶层,亟待完善健全的内控制度适应发展所需已成当务之急。但因种种原因所致,各地相应的内控制度建设的成效不一,究其工作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结合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乏力的问题纠结、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机制要素的结构界定、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考三方面,给予不同成层次的研究探讨。 关键词:新时期行政管理;内控制度;研究思考 内控制度作为现代管理的重要基础性理论,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是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逐步产生、逐步发展与逐步完善起来的,并兼具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一种突出强调预防为主的“戒律式”制度,其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通过完善的约束机制规范内部管理与运作的具体行为,防范杜绝错误与舞弊现象的发生,确保管理效果及效率的综合提高。归根结底在于内部会计工作的具体控制,确保准确、高标准的会计信息综合质量,全面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全面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规章制度的严谨性,并贯彻执行而系统制定、实施的系统化控制措施、方法与程序。 一、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乏力的问题纠结 (一)内控意识与财务制度相对薄弱的纠结 纵观国内行政事业单位,有的内控意识相对淡薄,甚至内控观念缺乏,眼高手低。其表现为重视事业发展,而对内部管理轻描淡写,甚至对内控常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认为内控工作是财务部门办的事情,管理上有财政、会计核算部门分工把关,作为负责人也管不清、理不明,所谓内控制度不过是挂起来应付上级或相关部门检查的,孬与好无伤大雅,抱着无所谓态度的大有人在。因此,有的也是制度上墙的面子工程,尚无行之有效的管理而言。而行之有效的管理,首先离不开制度控制的坚实基础,但涉及基础性保证工作的财会管理,某些行政事业单位还仅限于纸上谈兵,做做报表、装装样子乐此不疲,导致财务制度建设相对薄弱,有的单位至今未制定单独的内部财务制度,其管理随意性较为突出。有的问题严重性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再麻木不仁则无可救药。 (二)资产管理与控制制度相形脆弱的纠结 财务部门往往只顾埋头“报表”,不会抬头 “算账”,忙绿于 “核算”与“付款”日常应付,对业务的来龙去脉疏于过问,甚至心存芥蒂不想过问。对单位事项的重大决策、具体过程与最终结果不作了解,也懒于了解。尽管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固定资产的购置相应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对使用中资产的内控管理仍然存在制度的约束。行政事业单位中债权与债务存在一定的隐蔽性,不同于企业能够频繁发生,倘若不经常核对难免问题浮出水面。因此业务发生时,只是会计人员登记在账簿上,合上账簿便视为一成不变的铁定财产,但以后是否发生减值、坏账等问题了解的很少。久而久之,形成了“管物不管账、管账不管物”的陈规定律,资产损失现象较为严重。 (三)预算控制与监督考核刚性同失的纠结 预算控制作为内部控制核心性关键环节,担当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最重要的控制职能,要求部门预算必须有规范严格的运行程序与操作系统与之配套。纵观行政事业单位,虽然大多实行了一定的部门预算应用制度,但所涵盖预算范围较为有限。相形之下,应追加调整预算之外的项目空间较大,弹性较强。而越多项目的追加,客观造成预算愈演愈烈的随意性,本应对等的约束力与权威性就相形见绌。就目前而言,内审机构基本与会计部门在编制上平行,大多依附于行政执行机构,应有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无从谈起。而针对审计内容,能够做出相关组织机构的职能评价鲜有涉及,难以形成应有的工作手段与工作成效,因而导致无法履行资金监督与控制管理职能,导致预算控制形同虚设。而与此同时,行政事业单位“重考核,轻内控”现象较重,内控制度建设与目标考核脱钩的客观性,也最终导致了问题发生的必然性,很值得我们做出深刻的思考。 二、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机制要素的结构界定 内控机制的主体结构是内部控制,有了合理的Y构就能有比较理想的机制。其内部控制结构包括:项目与环境、财会系统和内控流程。 (一)项目与环境的控制针对性 控制项目泛指内控制度的组成基本单位,包括内控系列环节。控制环境泛指影响建立与实施某项属性政策的各种环境因素。具体环境涵盖两方面的针对性:其一,不能将控制环境做无限扩大,必须有针对性地控制与单位的可控范围以内,泛指内控制度则难以操作。其二,单位控制环境受行政影响较大,必须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之下展开工作。 (二)财会系统的操作严谨性 财会系统泛指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系统的业务操作程序与模式。内部会计控制作为内部控制操作的关键组成环节,是内部控制重要的基础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突出特点,在于依据会计信息展开会计工作,具体履行行政事业单位项目活动的规范指导、系统调节与监督约束,并为促进各项工作做出应有的努力,以提高单位工作的行政事业效率与社会综合效率。尽管财会系统具有严谨突出的内控职能,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其主要欠缺在于事前控制能力较弱,受工作性质所限,难以实现工作提前介入,因此,不能将财会制度简单替代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制度。 (三)内控流程的运行规范性 内流程泛指行政管理部门所制定的控制政策方针与管理程序,以运行规范性确保控管的目的。历数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其内控流程的突出特点在于将制约的政策性与严密性置于首位,通常很少把成本效率考虑在内。 三、新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考 ――转变观念,增强领导层“率先垂范”的主体意识。遵照会计法与会计工作规范的要求,作为内控建设第一责任主体的单位负责人,应是转变观念,强化内控工作“率先垂范”的真正领导者,必须对单位财会报告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有担当,对内控制度的实效性与合理性负责任。为达到这样的境界要求,财政部门可组织各单位负责人系统进行相关的学习培训,基层财务部门也要通力协作,打好“边鼓”,吹好“耳旁风”,针对实际工作为领导做好宣传,使单位负责人能够真正确立起内控建设与财会工作第一责任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出良好的控管环境。 ――⒍思路,形成部门间“齐抓共管”的整体机制。通过内部会计控制的健全完善,切实加强重要岗位与薄弱环节的治理与控制,责任细化,形成制度到人、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的整体机制。首先,必须明确规避岗位与职务不相容的问题,内控人员不得兼任他职;必须明确机构与岗位的对应职责权限,形成岗位与职务间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有效制衡机制;作为内部控制核心环节的流程控制,具体方法应进一步明确其合理性与实效性,对各项财务性收支,必须严格遵循规定程序予以审批。 ――统一思想,完善资产类“面面俱到”的综合控制。对资产管理问题必须建立严格授权审批制,各项经济类业务要在授权审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权利、责任与义务明确细化到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未经授权,对资产严格限制直接接触,对各类物资财产严格履行定期盘点制度,盘点结果要及时与会计记录核对,如有不一致必须及时查找原因、落实责任。对债务与债权要及时清理、核对,必须在规定程序下,经严格审批后方可做出坏账损失处置核销。 ――广开渠道,落实预算制“事发未然”的超前介入。要有针对性地拓展部门预算的介入范围,要力将单位全部财务类收支事项囊括其中,并实时对预算做出严格调整,如有可能必须追加程序。预算编制当中要努力实现精预算与零预算,精细核定收支具体额度,精确落实支出的明细用途与方向,对项目资金必须细化到项目各个具体环节。 ――环环相扣,规避审计制“亡羊补牢”的监督困惑。要将内部审计“一审、二带、三推促”的作用予以充分发挥。要全面把控内控的薄弱点与易损失环节,及时通过经常、连续的监督跟踪审计,实时掌握审计中的问题动向,切实做到查一处、处置落实一处,不做“亡羊补牢”,但求“补牢圈羊”。 ――夯实基础,完善内控制“有备无患”的制度规范。各行政事业单位要结合自己部门的实际状况,依据国家已颁布的内控制条款,请财政部门当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切合实际的单位内控制度,全面性的覆盖确保“有备无患”。 ――警钟长鸣,确立预警制“未雨绸缪”的思想境界。实际工作当中,要通过纵向与横向数据对比,及时捕捉问题苗头,未雨绸缪,及时对潜在风险做出预警,将可能的财务风险化解于萌芽之中。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关于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的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以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意义,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措施以及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成效这四个方面为相关在行政单位从事财务管理的人员提供了参考意义。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 内控制度 内控机制 一、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意义 内部控制制度是行政事业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实施管理所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行政事业单位中科学合理的管理系统中无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不同部门单位,因多方面因素的不同,都需要依据不同的实际状况设立所需的内控制度。而内控制度指的是不同层级单位管理中,采用相应的具有控制性影响作用的办法、对策和流程,且加以规范化、合理化以及制度化,从而构成的一套十分严谨控制体制,即为内部控制体系。其内控制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控制方式也是具有多样化的。内控制度依据其控制的范围以及方式,能够大致上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种是内部会计控制,第二种是内部管理控制。内部会计控制主要是应用会计形式和其它与会计相关的办法对财务会计体系实施管理和控制;采取会计外的形式对管理体系实施控制,这就是内部管理的控制。在进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常常会更为关心内部会计控制,所以在通常的情形下,审计学中所指的内控制度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唯有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对管理制度的高效性实施管理审计时,会关乎到内部管理控制。 二、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没有建立内部控制意识,内控环境氛围不够浓厚 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内部控制环境通常包含了管理机构、组织设置、审计机制以及权责分配机制。然而,现在而言,其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都是没有建立内部控制的意识,致使行政事业单位里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内部控制仅仅是财务部门单位的事,没有其他部门的事,其工作任务关键核心也只是财务人员,其余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不需要参入其中的。在行政事业单位中,一些人觉得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来自于财政部门中的预算计划,只需要依据固定的时间申请财政拨款就能够获得经费,接着就能够任意花费这些经费,致使内部发生资金支出难以控制的状况。和企业相较来说,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环境是不够浓厚的,缺乏了对内部控制关键性的认识,内部控制的意识较为没有建立。 (二)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控制执行力不足 许多行政事业部门都还没有系统的建立合理、科学的财务内部控机制,大部分都都是以部门预算来代替内部控制机制。有一些行政事业部门尽管建立财务内部控制,然而是没有严格执行的,而且相较于控制执行中是缺少有效的进行监督和控制,致使内部控制机制形同虚设,这也更加有助于内部人员越权实施相关事情和贪污受贿。在行政事业单位中高效实施标准性和规范的内部控制机制,对财务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需要。财务管理人员的队伍参差不齐,尤其是基层的财务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在工作中是缺少了必要的财务知识以及专业方面的技能,相较于不合理的违规行为是难以进行辨别的,很难实现内部控制机制中的需要,致使内部控制机制力度的不足,内控成效不好。 (三)缺少一定的内部审计以及外部监督体制 尽管许多行政事业单位中设立了内部的审计单位,然而其人员都是由财务人员进行担任的,缺少了专门性以及单独性;相较于内部控制的执行,也是缺少了高效的监管和考评,这样是不利于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也是不利于加强内部控制的作用。 三、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措施 (一)增强内控制度意识,建立较好的内部控制氛围 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需要依据内部控制机制的要求和条件,对本身单位中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有效性、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执行力度的成效担任起主要的责任。所以,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高有关的领导需要加强其内部控制意识,完善部门单位中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定和与各权责相互匹配、健全内部审计体制,改善对于内部控制的片面性认识,建立起全体人员共同参加的观念。确定其基本职能,以职责分工为基础设立内部控制的相关机制。内控机制的设立最为重要的是明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的重要职能、各个单位部门间的分工要求和互相的联系。内部控制机制指的是在各个部门间在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根基上把不同部门变成一个互相存在的总体,可以有效发挥部门之间的职能。作为事业行政单位,在设立内部控制机制的过程中,要确定部门职能基础上,整理不同部门单位之间的资源,简易整理办事过程,设立不同部门间的协调体制,设立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内部控制机制。 (二)建立高效合理的内部控制机制且确保执行力度 因为行政事业单位在经费管理机制上的特别性,例如:收支两条线管理、部门预算、政府采购、会计的集中计算、国库统一账户系统等,需要设立一整套可以满足其特征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内部控制机制为条件,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设立和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是进行内部控制建设的核心关键,合理高效的内控机制可以有效避免潜在问题的产生,防止会计信息的失真,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党组中的事业单位,需要依据职能进行分工,其目标原则和业务程序等,都是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从而堵塞系统中出现的漏洞、违背了规定中的操作、防止财政经费的损失和浪费,有助于行政单位职能的高效性的发挥。 (三)强化财务人员相关培训 内部控制需要财务人员对于财务部门工作中的不同部分实施高效合理的监督和管理。倘若财务管理人员没有较好的专业性素质以及独立性,内部控制就的执行力度就难以实施到位,内部控制的作用效果就无法呈现。所以,行政事业单位需要重视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学习,需要不断要求其更新其专业层面的知识、提升工作技能,做到对内部会计控制的高效性管理和监督,与此同时,需要随时对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免费和有效的培训,将理论知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讲究科学性和实效性,逐渐提升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业务技能以及职业道德层次,符合内部控制机制的需要。 (四)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管、考评相互结合,健全事业单位中的内部控制系统 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在财务管理部门以及其他业务管理部部门以外独立设定内部审计的部门、配备内审人员来确定其拥有较强的单独性,切实展开内部审计工作,不能形同虚设。其财务部门是内部控制工作中的重要部门单位,其审计部门是内部控制工作中的监管组织机构,要充分发挥财务以及审计两个层面上的双重性质和影响作用,强化对事业行政单位中的内部控制制度的组织以及健全,高效监管和考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执行流程的准确性,逐渐完善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系统。 四、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的成效 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的成效分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处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性需要。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状况是非常严重的,不单单影响了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实施,并且阻碍了宏观经济的前进。目前对于会计改革中需要把核心关键放在处理会计信息失真这层面上,加强内部会计控制是确保市场经济顺利运营的必要点。第二,是提升行政运营效率。法定的或给予公共权力的行政事业单位,其主要目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需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使重要环节建立监督机制,简化办事程序,是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职能运行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 最后,是反腐败的重要举措。行政事业单位虽然不是营利单位,但其建设有效的内部控制具有尤为关键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不单单能够规范其部门单位中的管理,还可以推动不同工作之间的顺利展开,维护不同资产间的安全性以及完整性,也能够高效地堵住漏洞,避免腐败现象的产生。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强化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需要从增强内控制度意识,建立较好的内部控制氛围;建立高效合理的内部控制机制且确保执行力度;强化财务人员相关培训以及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管、考评相互结合,健全事业单位中的内部控制系统这四个方面展开,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充分发挥财务内控控制的职能作用,提升财政经费的利用率。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内控制度建设:财务风险管理背景下的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探究 【摘 要】自COSO内部控制框架颁布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条例用于辅助其发展。然而,COSO内部控制框架构建之初,主要为针对企业的发展而设定的,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在是否营利方面与企业单位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因此,我国出台的内部控制相关制度是否在行政事业单位中适用,成为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来探讨一下财务风险管理背景下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该如何发展。 【关键词】财务风险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一、理论概述 为了保证COSO新框架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推广与施行,国家相继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与《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这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已经基本组建完成。《指引》的颁布使得《规范》的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对企业风险的关注方面。有效的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使得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可以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得到更好的贯彻与执行。由于我国的事业单位属于非盈利机构,而基于COSO内控新框架而颁布的《规范》,只是鼓励其他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执行。所以,《规范》及其《指引》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中是否适用,便成为了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财务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 财务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存在着区别,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上来看,风险管理在发展中逐渐产生了取代内部控制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控制范围方面,风险管理控制的范围更大,内部控制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必将受到风险管理发展的影响,不断被细致的划分开来。第二,内部控制的关注点主要在与企业的财务报告方面,而风险管理会在此基础上对非财务报告也进行关注。第三,财务风险管理的出现,使得原内部控制框架中的风险评估中的要素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并创造出了以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与应用管理等四个部分构成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财务风险管理机制开发的较晚,导致了我国的财务风险管理工作始终处在不断探索、谋求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财务风险管理没有必要为了内部控制中存在着的缺陷而放弃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在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将其区分对待,还要注意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促进二者之间的结合。由此可见,财务风险管理工作是以内部控制为依托展开的,内部控制的目标则是通过控制风险来体现自身价值的。所以,要确保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就需要充分的考虑到预算资金财务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并将其作为内部控制的核心构架来看待。 三、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构建的方法 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创造社会公共价值,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在内控建设方面的空间与企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而且其内容也并不简单。而《规范》与《指引》在颁布的时候虽然也可以适用于行政事业单位,但是其内容主要还是针对企业。因此在建设以财务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控体系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优化内控环境,加强风险管理意识 内控意识不仅是内控环境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内控制度健全实施的重要保证。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来说,内部控制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发挥的空间并不充足,很容易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代表。因此,要想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就必须注重其内部软环境的建设。上到机关领导,下到基层员工,都要将增强风险意识,以增加风险管理的凝聚力作为工作中的重点,以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更为有效。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要培养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知识的培训,使风险管理在单位内部形成一种文化,建立良好的氛围。 (2)要明确风险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签订工作责任状,一旦因风险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对单位内部造成了损失,应当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对相关人员施行追加处罚。 (3)为了保证国家公共财产的安全不受损失,应当将行政单位的预算资金风险管理纳入机关目标考核的管理项目中。 2.在内控制度中,设定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目标 明确预算资金风险管理的目标可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执行效率。内部控制的存在可以使预算资金的管理更为科学有效,避免了预算资金发生不必要的浪费与流失。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资金的使用上与企业单位有着本质的区别,行政事业单位是为了追求预算资金的社会效用最大化,而企业更加看重企业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在设计行政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时候,除了要将预算资金的合理性纳入目标以外,还必须要加强对预算资金的管理和国有资产的管理,以免由于疏忽管理造成的损失,而且要注重预算资金的使用绩效,避免资产的闲置与浪费。 四、结论 财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在行政事业单位的日常工作中,虽然存在着许多区别与差异,但是二者是可以相互结合,互为指导的。因此,在工作当中,我们应该以预算资金风险管理为核心,有效的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要建立严格的财务预算控制管理体系,强化内控制度,提高办事效益,要保持财务风险管理的制约性与内部控制的监督性,使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协同,共同发展。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工作人员的内控意识和职业素养,提高单位的整体形象。
审计环境随之改变,内部审计工作对象相应改变,内部审计工作重点已由财务审计拓展到增加企业价值的管理审计范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内部审计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在大数据时代同步升级,以适应时展和企业发展的需求,内部审计的工作理念、管理模式、审计方式方法也需要相应地变革,从而实现内部审计价值的有效提升。 一、大数据的定义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拥有多种特性,通常用4V(即Volume、Variety、Value、Velocity)表示,即体量巨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处理速度快。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内部审计的SWOT分析 随着信息的数量和类型增加,大数据为内部审计人员提高业务的效率和效果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但在审计过程中使用大数据也面临许多问题。 (一)S优势 1.内部审计具有本地优势。内部审计扎根企业内部,熟知企业运行情况、财务状况和管理状况,能及时获取真实可靠的企业业务活动信息;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随时掌握企业各项业务的发展动态,实施实时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建议以便采取应对措施。2.内部审计有整改优势。审计署修订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令第11号)提出“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对内部审计发现且已经纠正的问题不再在审计报告中反映”,此条款减轻了管理层对内部审计的顾虑,消除了业务部门对内部审计的抵触,提高了企业对内部审计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W劣势 1.内部审计独立性弱。内部审计,顾名思义是隶属于企业内部,由企业管理层直接领导,与业务部门平级的部门,这种结构设置限制了内部审计业务开展的广度和深度,削弱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2.审计人员素质不高,审计技术方法落后。部分企业管理层对内部审计的定位、认识没有得到更新,在内部审计人员的配置方面不能跟上时代变化,内部审计人员更多地擅长财务收支审计,缺乏计算机审计技术、数据采集及分析技术,管理审计、风险审计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相对薄弱。 (三)O机遇 1.国家体制机遇。2018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的组建标志着国家着力推进审计现代化,维护审计的权威性,提升了审计地位,为审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社会环境机遇。随着全民投资意识、规范意识的逐步提升,社会公众对内部审计职能、作用有了更深入、清晰地认识,对内部审计有了更多地关注与认可。 (四)T挑战 1.内部业务方面。新修订的《规定》对内部审计内容进行了重新定义,增加了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情况审计,发展规划、战略决策、重大措施及年度业务计划执行情况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审计,境外机构、境外资产和境外经济活动审计等职责。这一修订对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2.外部威胁方面。社会审计组织推出了内审外包,并在某些未设置内部审计部门或内部审计能力不足的单位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对内部审计部门的存在性和重要性构成了威胁。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内部审计的变革之路 大数据时代,内部审计迫切需要战略格局和职业担当,需要树立大局意识、统筹意识,抓住机遇,紧跟时代步伐,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大数据时代审计新要求。 (一)工作理念变革方面 以往内部审计工作主要依靠内审人员工作经验及工作敏感度来选取样本进行调查,从而发现问题提出建议,这种审计思维主观性强、工作效率低、风险程度高,无法充分发现和提示问题。只有转变内部审计思维,创新内部审计发展理念,并融入到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和工作任务中,充分运用统计技术、信息手段来实现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从识别单业务风险向全面识别风险转变,把握好非现场时间,利用好数据报警功能,实现审计效率、质量双提升,从而提升审计成果,规避审计风险。 (二)管理模式变革方面 为应对日益严格的管理规定、日益增长的业务量,企业通过不断完善和多样化的管理系统来实现管理的高质高效,如ERP系统、SAP系统、MES系统、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等,数据量可能以TB级计。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子数据,传统的审计模式已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有依靠模式创新,优化审计业务管理模式,形成审计队伍专业化分工合作,突破当前审计瓶颈,拓宽内部审计业务范围,延伸内部审计工作深度,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才能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审计要求。 (三)审计方式方法变革方面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内部审计带来了后发优势,通过计算机审计技术的提升,内部审计人员可以实现数据挖掘、数据提取、数据分析,让大项目审计、全面审计成为可能,实现审计监督的连续性、及时性,使内审人员可以根据分析结果,评估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先审计风险等级高、影响程度大的项目,及时预判和防范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精细化管理,提升内部审计软实力,实现内部审计价值最大化。另外,企业可以根据运营状况,开发适合本企业的审计办公软件,实现审计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对接,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各项参数,使审计软件更加契合企业实际,更能体现风险预警功能,从而及时发现问题,找出风险点,减少审计盲目性,提高审计效率,确保审计质量。 (四)推行内部审计对外开放 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对外开放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内部审计信息公开,以审计结果公示、业务培训、交流会议等多种形式加大内审在企业内部的宣传力度,让管理层、业务部门了解、认识、理解、配合甚至主动推行内部审计,借舆论监督之力,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内部审计业务开展更为顺畅、高效,从而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稳固内部审计在企业中的地位;定期与不定期根据实际情况出具问题清单、针对性地开展业务指导,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服务职能,提升内部审计的被接纳度,同时将内部审计工作好的想法、做法、经验推广出去,树立内部审计良好的职业形象,扩大内部审计影响力,实现内审的增值作用;主动吸取各层级人员对内审工作的需求、建议,选择性地将其纳入内审工作计划,加强与其他部门、人员间的关联、互动,体现出内审工作的及时性、亟需性。 (五)建立协作配合机制 内部审计机构应在干部使用管理,反腐倡廉,资金、资源、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强与纪检监察、人事、财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打破狭隘审计观、项目审计观,打通各部门之间的屏障壁垒,实现部门间互联互通互促,发挥部门间的监督合力。达到拓宽内部审计人员知识面、技能面,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综合素质,拓宽内部审计机构业务面,提升内部审计工作实效。 (六)加大内部审计工作成果运用 内审工作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成果运用,否则内审工作的意义就荡然无存。内部审计人员应及时分析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并寻求解决方法,从而做到不断改善;按照规定将内部审计查出的不属于内部审计职权范围的违反国家规定或有关法律等问题线索和有关事项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完善处理程序,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审计整改机制,实现内部审计工作闭环,将内部审计工作效果落到实处,切实发挥内部审计工作的监督作用;对查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体制机制层面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杜绝问题的重复出现。 参考文献: [1]王若菡.SWOT分析法下的我国内部审计发展启示[J].现代经济信息,2014(24). [2]陈人杰.内部审计环境之SWOT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7(03). [3]吴葵英.大数据对当前审计工作的影响与应对建议解析[J].经贸实践,2016(01). [4]楚磊.浅析大数据对企业审计的影响及对策[N].中国审计报,2016-11-02. 作者:陈启萱 单位: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信息公开及与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关系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信息公开的内涵及对市场定价的影响,接着分析了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与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关系。 关键词 信息分析 经济管理方式 转变 一、信息公开的内涵及对市场定价的影响 (一)信息公开的内涵。 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 (二)信息公开对市场定价的影响。 信息公开对市场定价具有促进作用,增加了公平、提高效率。相反,不公开信息会导致信息不完全问题。其中众所周知的是信息不对称,即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具有更多的有关经济信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人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而信息公开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二、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 (一)对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够。 中国的制度特色决定了其自身在信息公开上面有所保留。有人认为推行政务公开仅仅是为了解决群众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只要群众满意就可以,不管政务公开本身如何搞,这种看法导致实践中对信息公开缺少系统规划和安排;有人把公开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认为信息公开会影响稳定;有人认为信息公开会提高政府运营成本;更有甚者对群众接受信息公开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以目前我国不具备信息公开的条件为由反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 (二)对信息公开活动缺少系统的制度安排。 虽然信息公开活动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地推行,但总体看来仍然停留在政策指导下的实验阶段,缺少系统的制度安排。各地的做法五花八门,在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和形式等诸方面表现出随意性和零散性,各种措施之间不能配套,缺少内在的联系,这些都造成信息公开难以成为稳定的机关工作方式延续下去。 (三)信息公开的主体不够广泛。 纵向看,当前各级政府部门实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对基层机关的注意力比较多,政务公开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乡镇级和县市级的政府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省、部级机关的信息公开的范围没有基层机关广泛。横向看,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限于各级政府机关,党委、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尚未涉及。 三、信息公开与我国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关系 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四部分:制定法律法规并监督执行的职能,制定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政策的职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职能以及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职能。其中其中后两项都要求政府必须培育一个竞争的市场条件。 (一)政府经济管理观念的转变。 政府要从计划经济的观念转为市场经济的观念。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是整个经济的运转中心,是经济总调度,经济的主体,企业只是实现计划的工具,是被动的被政府调度。在信息公开的不断完善和要求之下,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是经济运转的中心,政府要为企业服务,要成为企业的服务者。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信息,公共服务来规范社会。要做到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二)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转变。 政府要从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效能政府转变。之前的政府是无所不能,几乎涉及所有行业。经常出现“管的过多,管的过死;该政府管的没管好,不该政府管的乱插手”现象,解决政府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象。明确划分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是“掌舵”而不是 “划桨”,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是 “公仆”而不是主人。建立有限权力的政府,避免无限权力的政府,建立效能政府,避免全能政府。 (三)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 政府要从注重单一行政管理向注重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管理,要从权力向权威转变。政府要善用综合手段进行管理,协调经济发展。从对经济个体的直接干预和经营转为间接调控,从管理个体转为调控总量,避免政府陷于直接的事务性管理之中,影响政府对整个经济的调控能力。同时,政府还要规范权力的行使, 法行政,割断权力行使与自身利益的联系,维护政府权威。 虽然我国信息公开制度起步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但是我坚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型,体质的不断完善。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各方面完善的市场机制,一个合格的 “仲裁”政府体系。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会计信息与经济管理综述 一、国家的会计信息需求 会计信息为国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认识、管理、调控提供了重要依据。各基层经济单位向国家机关呈递会计信息,国家机关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汇总、分析,就能把握住宏观经济的脉搏。在短期内,对于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问题,国家机关可以直接进行干预,调配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在长期内,国家机关立足于长远发展,依据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拟定方针政策,如产业、投资、信贷等政策,从各个层面引导资源的流向,将闲置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使得经济协调有序的发展,早日实现经济目标。 二、市场的会计信息需求 个人、企业都是市场的参与者,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是市场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都以会计信息为重要依据,通过会计信息的汇集、处理做出经济决策。市场主体对会计信息的认识和处理随着经济、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会计信息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目前,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了全球通用的“商业语言”。随着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会计信息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市场连接的重要媒介。综上所述,会计信息的需求已经从个体性需求转化为社会性、全球性的需求,对个人、企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对国家机关进行宏观调控、拟定政策都至关重要。若是会计信息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市场经济信用将会缺失,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无从谈起;政府宏观调控就会缺乏正确信息的反馈,国家以此制定的政策方针就会有所偏差,偏离实际,使得可行性大大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会导致自身会计漏洞,也会影响其合作的信誉,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就会下降。从长远来看,会计信息失真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从而滋生腐败,引发犯罪。所以,实施规范经济管理的落脚点在于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 三、会计信息的管理 会计信息的管理是为了提供最及时、真实、全面的会计信息,避免会计信息失真。要对会计信息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必须先认识会计信息失真的诱因,然后找出相应的对策,防患于未然。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会计人员的素质低。会计人员通过会计程序提供最原始的会计信息,一方面,由于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差异,对会计要素的判断也会有所差别,这种差别就直接反映在账务处理结果上;另一方面,会计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也因人而异,会计是提供会计信息的基础也是关键的岗位,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不少会计人员都会陷入了会计信息造假的泥潭,使造假手段层出不穷,造假现象也比比皆是。2.会计结构基础建设不完备。有的单位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为减少成本,一味地削减会计人员数量,会计结构设置紊乱,对岗位的职责也没有进行明确的划分,也没有制定和执行规范会计工作的政策法规,会计人员工作随意散漫,账簿登记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这些都很容易导致会计信息失真。3.会计方法变化与会计环境变化不同步。会计方法是随着经济发展沉淀下来的能被整个经济环境容纳,被各个经济主体接受和认可的会计处理工具,每一种会计方法从被提出到被广泛使用都经历了一定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中,会计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旧的会计方法和新的会计环境就会出现不匹配的状况,会计方法不能同步跟踪反映会计环境,这就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完整和偏差,这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原因。4.会计工作社会监督体系不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是政府财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办查账业务、对单位进行会计审计的机构,与单位外部的会计监督有关部门共同构成会计监督的整体。这个会计监督体系中各主体的职能没有明确的划分,这些主体也缺乏外部的约束和监督,这样就很容易监管不力,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还会出具虚假的验证报告,这都严重阻碍会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预防会计信息失真的政策 1.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教育,提升他们的素质。首先,要加大宣传法制观念,从思想上肃清腐败、懒散,要经常组织开展对《会计法》和其他财经法规的学习,提升会计人员的法制意识。其次,对会计人员要经常展开技术培训工作,更新员工的知识库,提升员工的操作技能。最后,要鼓励会计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职业判断能力。会计环境的改变不可避免,会计人员如何应对极速变化的会计环境,如何快速的从中提取有效信息都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质量,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准的判断能力。这种专业会计人员队伍的培养需要系统化、多形式、多层次地展开,全面提升会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培养出一批懂规则、懂控制、懂管理的行业领军人物。2.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无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这个控制体系包含人员素质的控制、职务分离的控制、目标控制等,涵盖业务的方方面面,规范企业内部的各个活动及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内部控制体系越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少。内部控制体系使得每一笔账都有真实凭证做依据,这就有力地防患了财务造假行为,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性。3.建立和完善社会会计监管体系。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会计监管体系,除了科学、合理的自身机制,外部环境很重要。首先应完善地区、部门和国有单位的干部考核制度;然后要加强发票管理,防止发票环节的疏漏。一个完善的社会会计监管体系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公众共同建立和维护。对于政府部门,首先要合理分工,职责明确,然后要加大处罚力度,树立监督权威,最后政府部门要承担好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职责,将重点放在对注册会计师职能的监督,这样就能创建一套高效率、低成本的会计监督运行机制;对于企业、单位,要完善以会计监督制度为基础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状下,以会计委派为契机,构建事中会计监督机制,形成单位自觉、自律、高效的内部会计监督体制;对于公众,政府、企业、单位要鼓励公众发挥监督作用,对群众检举、监督行为予以奖励,促成人人守法局面的建立。 作者:余岫澂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农业经济管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 摘要:针对目前中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现实情况,探讨了把信息技术使用在农业经济管理中,使二者进行结合的效果。通过分析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将农业经济管理发展为信息化管理,保证农业的增收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关键词:信息化;农业经济管理;有效结合 中国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农业是中国的第一产业,农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属于特别主要的支柱,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1978年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业产品的生产率每年都有所提升,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粗放型经济发展为科学的集约型经济。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农业可以更好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农业的信息化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主要构成因素,现在农业经济发展不只是决定在农业的投入方面上,信息技术使用更是影响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率的重要因素。把信息技术使用在农业的经济管理中,将它们进行有效的结合,是现代化农业发展趋势,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 1信息技术在农业管理中的应用 农业信息化指的是从农业的生产到农业产品的销售每个重要的环节都要使用信息技术开展营销。详细的说就是在农业范围里,把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在农业生产中进行使用,将信息技术进行全方位的使用。它可以有效实现和发展农业的决策体系和管理系统的结合,促进农业在生产效率方面的提高,保证科学的管理。我们要注意,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使用不是简单过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应该进行全面的实施信息的管理。详细来看就是要实现农业资源、农业教育、农业技术和农业市场的信息化,必须要把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使用在农业的经济管理每个环节中,才可以实现农业完成现代化的建设。 2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主要作用 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近些年来稳步的提高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在农业的经济管理中使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信息技术对农业的经济管理有很大的作用。 2.1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小康社会有很大帮助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现代化的技术行业在进行持续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保证城乡共同进步和发展是政府所关注的。伴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农业的经济管理中使用信息技术现在已然成为农业发展的趋势,可以提高农村现代技术的水平,推动农村更好的发展。 2.2有力的推动农村经济进行产业化的升级 当下的市场经济开始全面的开放,而信息技术的使用将会把农业经济推到社会制高点。农业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农村经济需要进行产业化的升级才可以适应现在的形势,强化农村间的联系,走农业化经营的道路才是应对之策。 2.3对于培养专业农业人才有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经济管理实现现代化不能缺少科学技术的支持,也不能离开产业的经营。把信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进行使用,可以提高农业知识在传播方面的速度,强化农业地区之间的联系,争取将农业技术进行普及,保证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这样才可以培养出素质高的农业人才。 2.4利于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 中国因为农业的发展历史非常长,而传统的农业在经营和管理方面非常单一,中国的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很弱。将信息技术在农业的经济管理中去使用,主要是利用生物工程的技术等这些措施去转变传统农业的一些问题,逐步把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更好的发展,把农业的发展变为资源的密集型,最后彻底改变以前传统农业的形式,进行新型农业经营方式。2.5可以有效的使农民进行经济效益的增长有关的数据统计显示,一些农业的生产地区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农产品的产量少而发生的经济方面的贫困,真正导致农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农民没有办法正确的掌握有关市场的最新信息,而他们的农产品销售策略也跟不上市场的瞬息万变。因此,必须要保证实现农业经济信息的管理,将现代化的技术进行充分的发挥,一定要坚持市场的主要导向功能,帮助农民掌握市场的信息,做出科学的营销策略,提高他们的收入。 3信息技术和农业经济管理结合遇到的一些问题 其一,农民缺少信息化的意识。农民对信息技术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的农民都是在很偏远的地区居住,他们的教育水平非常有限,农民的思维严重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对新的技术和设备缺少了解,大部分的农民封建思想很大,他们自以为种植经验丰富,不屑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这会严重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二,在资金的投入方面没有达到标准,信息技术就不能进行现实的施行。信息技术的使用其实并不是非常简单的过程,它不但需要农民有基本的知识,还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尽管这些年来政府在农业资金的投入上也在努力的加大,可是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农业把资金用在其他的地方,这就导致农业在信息化的建设方面步履维艰。其三,农业的信息资源缺少必要的整合。中国有的农业地区虽然是按政府的要求进行发展,不过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农业的信息资源非常缺乏。地方一部分的农业网站的信息不但缺乏权威性,还没有做到及时的信息更新,这样不能充分的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作用。其四,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非常缺乏。农业经济管理的趋势是信息化,可是因为信息技术有一些复杂,中国现在拥有优秀技术的专业人员非常缺少。 4农业经济管理和信息技术结合的策略 4.1强化宣传的力度,将农民进行信息技术使用的意识进行提高 农民是农业建设主要的力量,提高农民的思想和意识是发展信息技术和农业经济管理结合的关键因素。所以政府和地方必须要强化宣传的力度,积极的宣传农业信息技术的效果和重要作用。同时农业地区要组织农民培训,请专业人员对广大的农民讲解信息化给大家带来的便利以及对农业生产有效的作用,提高他们的素养,为了下一步的发展进行基础的奠定。 4.2提高资金的投入 农业经济管理和信息技术结合一定不能缺少大量资金注入,中央政府需要制定可行的资金投入方案,结合不同农业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政策的制定,帮助农业地区早日的实现信息化的建设。地区需要把资金的使用用到实处,确保信息技术可以在农业经济管理中顺利的实现。 4.3保证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 信息化设备与技术在进行完善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要确保农业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转变以前传统农业信息比较单一化的不足。 5结语 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农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因为它已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起到了阻碍作用,必须要进行改革。把信息技术使用在农业的经济管理中不但是趋势,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好方法。它可以提高中国的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民在经济方面的增收。政府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大对农民在认识水平方面的培训,等等,这样才可以推动中国农业的繁荣。 作者:董文丽 唐烨 单位:临江市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信息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结合教学 一、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课程中的重要性 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是农学、土化、植保、畜牧、气象、园艺、农教、经管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该门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在本科学生已经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专门研究农业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学习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综合掌握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以便在今后的农业生产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相关内容的讲授中,除了涉及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外,还涉及一些其它课程的知识,例如: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等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其中,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课程中体现出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知识的介绍在农业物流管理和农业信息管理相关知识的讲授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信息日益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资源。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用信息技术装备农业,对于加速改造传统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农业信息化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必然的科学选择,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是信息技术在农村生产、生活和管理等方面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农业科学技术信息化、农业市场流通信息化、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化以及农民生活消费信息化。其中,农业专家系统、精准农业技术和农产品网络营销等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应用比较广泛。 二、信息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课程的整合 由于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农业经济管理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必须要与信息技术整合起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教学方法紧密结合。 (一)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课程内容讲授时,特别是在农业物流管理和农业信息管理知识的介绍时,应适时补充一些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知识。以农业物流管理讲授内容为例,除了介绍与农产品相关的物流知识外,农产品物流管理中所涉及到的信息技术,例如:MRP物料需求计划、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条形码技术、EDI电子数据交换、GPS全球定位系统、POS销售时点信息系统等都应作为重点补充内容给学生予以详细介绍。 (二)信息技术与教学方法紧密结合。鉴于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是一门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研究和阐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及其实践应用的部门经济学和方法论。这一门课程的教学主要是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来完成。理论部分教学内容涉及基础知识的掌握,其教学方法主要通过“教师+粉笔+黑板”的方式或者是“教师+电脑+PPT演示文稿等”的方式去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主要的参与者,教师讲,学生听;而实验部分的教学则可以通过外出实地的实践教学以及校内专业实验室实验教学等方式去实现。 1.理论教学。除了利用传统的“教师+粉笔+黑板”教学方式之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制作PPT演示文稿、Flash动画和视频文件进行农业经济管理课程的理论教学。教师利用信息技术,采用图文声像并茂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多角度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同时,这种大容量性、大信息量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和学生节省了很多的空间和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这种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方式,还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对于课堂上学生不太理解的知识点,他们在课外仍然可以借助计算机和PPT演示文稿等信息技术的方式进行再学习,直至理解。 2.实验教学。利用相关的教学软件、计算机和网络设备来实现对理论教学内容的扩充和升华。例如,学生通过运用农业专家系统的教学软件,设定相关条件和输入自己的要求,通过教学软件系统的分析和计算后得出结果,然后根据相关的结果选择出适合科学指导生产的最佳方案。这种利用信息技术,通过对真实情景的再现和模拟,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应变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信息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整合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信息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课程的整合过程中,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验教学都要充分考虑到学生接受新知识的差异度,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所以,教师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课程中有关信息化知识的讲授时,要特别关注学生对这些新知识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通过与学生的及时互动来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尽可能将复杂的知识以简单的形式讲授给他们,当然,这对于我们教师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所以,作为教师也要不断学习新的信息技术以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 (二)积极利用课外时间。随着计算机价格越来越市民化,很多学生都配有电脑。教师应结合学生的这一特点,积极制作课外多媒体教学软件,或将实验教学软件交给学生,以帮助学生特别是差生来消化在课堂上没有完全消化的知识和方法。 (三)加强教师信息化技术方面的培训。教师教育要以教师专业化为导向,以提高质量水平为中心。教师个体的专业化发展是连续的终身的发展过程,是教师专业化的核心。科研和教学是农业院校教师的主要职责。科研是农业院校培养教师创新能力、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促进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教学可以让教师的科研成果得到进一步传播,而教师在教学中所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学生活跃的思维也有利于教师开创新的知识领域,推进科研工作的开展。农业院校要注重和强化教师的职后教育,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为教师提供终生学习的好机会,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纳入到教育的内容与过程之中。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尤其要加强信息技术的专业培训,培养一支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使教育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通过教育提升农业院校教师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探究农业经济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 摘 要:将信息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相结合,互相促进,使农民能够真正在其中发现商机,不断进行整合分析,加强技术的创新力度,使信息中的有利因素不断呈现出来,将农业经济管理中问题进行改革,使农业生产发展及经营运作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关键词:农业经济,信息技术 加大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力度,不断发现商业运转中的各种发展机会,才能够抢占先机,进行不断投资和销售,使效益达到更好的水平。 一、农业经济管理的新政策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的进步,一些专家分析推测,我国的小规模农业用户,也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的经营方式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将保持现状,产业模式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农业经济的大范围环境将会发生明显的突出的变化。尤其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程度更加深刻,为了满足全球市场的供需,也为了适应当今的知识经济体系,对农业产业的研究和一些农业经济策略的提出将是我国发展的趋势。所以农业经济管理政策是根据我国国情而提出的有效策略,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本措施。 创新农业和土地经营制度。众所周知,我国大部分农业结构是以小规模的农户为主。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理位置有其独特性,所以,在制定农业管理政策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土地经营的管理制度,经过实地考察,分析研究相关法律,可以证实我国在今后的农业管理中仍将以土地经营为主。创新我国的农业制度,关键在政府的决策是否得到合理的改善。但绝不能忽视的是对农业和土地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制定。 “三农”政策的提出。因为我国是农业大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相应的出现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即“三农”问题,它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问题。通过解决人民内需,同时满足对外应求,这是我国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通过一定的政策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调整我国的农业结构,这是国家的重要责任。“三农”政策的提出是农业经济管理中的核心研究问题,以解决有关农业产业的困难,最终确保粮食安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农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一)加强对自身的科学教育力度 现今,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缺乏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致使农村缺乏大量的先进信息技术的人才,导致农业的生产与发展跟不上市场的需要,更发现不了,经济市场中各种有效的商机,使更多的经济效益在身边白白流失了,促使农业发展,不能够得到有效进步。进行信息技术的深化学习,就要从实际情况入手,发现自身的不足,进行基础性的教育学习,熟练掌握对电脑的操作。由于农民多是文化水平较差的,很难领悟信息技术的正常使用细节要求,只能从最基础的东西入手,并且按照自家农业水平的现实状况,不断进行有效的基础性建设。将网络中学习到的先进经验进行实际应用,这是一个较难的环节,虽然农民的动手能力很强,但是其学习能力有限,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应该专业的人士作指导,一步步进行基础性的操作,坚持不懈的努力,达到能够熟练操作。 (二)组建信息技术建设队伍 乡镇组建信息技术模范队伍,对理解力较差或学习有困难的农民进行手把手的教学,通过政府的力量使农民感受到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使农民通过对现场实际教学中,能够发现掌握信息技术的重点,使自己在学习中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根据别人的正确指导,进行相应的实际操作,将更多的经历应用到实际操作中去。同时,信息技术队伍的核心思想还应是,使农民能在灵活掌握对网络等信息技术应用的前提下,还要集合自己的种植经验,进行网上的交流,将自己的农业技术推广到网站上去,给更多的农民提供先进的种植经验和技术指导,同时也能够带动自身种植技术的信心提升,各项细节也会得到不断强化和增进。 (三)加强对农业的信息的分析研究 进行信息技术的使用,就要将农业信息进行系统性的整合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的商机和挑战。最近,大葱价格上扬,一些葱农发现不了其主要原因,通过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发现是中间环节多引发的,这就能帮助葱农趋利避害,发现其中的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再进行实际改革,使农业商机不断进行拓展,将中间环节缩小,不断进行商业变革,将着眼点放在真正能够进行促进销售的改进方法上来。将网络及其它先进技术载体提供的农业信息进行整合,发现先进的种植技术,了解新型的防虫病害的有效方法,使农民更好进行农业运作和病害防御。同时,在各种信息中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不断进行创新实验改革,将最好的农业技术进行实践应用,加大对农业的发展力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农业市场的良好商机,都能够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 三、农业经济管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 (一)发现商机。以上粗略提到过在有效信息中发现商机,下面详细介绍一下:进行信息的有效整合,就是要把信息中最有用的东西提炼出来,进行深加工,然后进行有效的对照分析,比如对区域性的农业发展进行对比,结合当地地形、天气情况,是不是真正能够进行这样的种植,是不是应该将自身的种植技术传授出去。这样进行详细的判断,未雨绸缪,趋吉避害,才能使农民不至于白花钱,白浪费时间。另外,在各种外部信息中发现哪里需要我们的产品,分析这个地方的人们需求和食用习惯,发现他们的市场价格与我们当地的冲突,进行有效选择,分析出价格最低,最适合我们进行销售的地方。还有发现其中的中间环节的复杂性,发现最少中间环节的经营市场,或者直接选取适宜农民直接销售的地点自行经营,把效益不断进行提升。 (二)创新技术实验。进行有效的信息技术渗透,把农业经济管理与其相结合,需要更加创新的技术来进行协调应用。通过对信息的研究,发现在经济事项中的各项存在的问题,其中在经济管理的重要事项中,应该把农民的价格自我调整能力进行不断提升,在信息技术指导下,发现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帮助农民自身不断进行经济管理改革,比如,加强对经济效益的统筹计划,提高商务活动中的经营技巧,使自己能更上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新进的种植技术改革,不断进行创新信息研究,使信息技术能够为自己更好的利用,使经济效益在更加稳定的市场中,进行良好的运作,促进新型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一步步达到最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多方位的信息技术结合。只有政府提供的信息技术还是远远不够的,农民自己应该找到更多的信息传播途径,将多媒体技术进行充分利用,用长远的眼光进行系统性的创新研究,使信息能够通过更多的途径传到农民那里,使农民了解到更多的农业信息,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发现更多的商机和种植技术信息。整合更多的资源,农民之间进行有效合作,使农业经济管理能够更上一个台阶,系统性的建设有效的发展战略,将思想素质建设与信息技术能够不断进行提升,使农民不断增强对经营信息的掌握,多方面细化分析,在进行新一轮的战略部署中,能够打好漂亮的一仗。农业经济管理也应该是多方位发展的,将信息技术进行渗透,把握市场的先进管理经验,帮助农业在进行经营和投资过程中,找到更加有效的方法,减少成本投资,又要使农业经营收入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农民能够抢占先机,不断在市场中渗透多样性的观察手段,将信息渠道不断进行拓宽,将信息技术的力度不但增强壮大,使信息技术真正为农业经济管理做贡献。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现状与发展举措探析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农业经济也带来许多的机遇与挑战,要求农业经济走向产业化、集群化与规模化。然而现阶段农业经济管理在实现信息化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很难使现代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对规范农业经济管理并加强信息化建设。本文主要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意义、信息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举措进行探析。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现状;发展举措 前言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主体,农业经济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管理信息化程度角度,使其发展遇到瓶颈。因此,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现状以及发展举措探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意义分析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实质在于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以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具体体现在信息化市场、资源以及科教等方面,尤其在信息化资源方面是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源的必然途径。现阶段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向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首先为农业经济转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使现代知识型发展模式逐渐取代传统发展模式。其次,农业科研人才的培育。经济管理信息化能够推动知识的快速传播以及农业科技研究的不断进步,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经济管理信息化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大程度得益于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农业收入不断升高的基础上,农民更致力于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并投身于农业发展过程中[1]。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分析 (一)缺乏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 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取代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处于关键阶段,如何正确利用信息化将是促进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发展知识型农业的重要手段。然而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化管理并未真正落到实处,许多政府部门在贯彻信息化管理要求时多流于形式,使信息化无法真正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学科与资源。 (二)资源整合能力差 相比工业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在采集农业信息过程中更侧重于以点盖面,收集信息渠道过于单一,使相关的农业信息失去基本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也由此出现了“信息孤岛”现状,导致信息化经济效益逐渐减弱。尤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信息化经济管理缺少相应的规划手段,即使采集到国外一些农业信息,也很难对其充分利用,更无法在农业生产方面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三)落后的基础设施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检验政府职能的必要手段,只有使其自身成为市场服务主体,避免完全依托于经济管理智能,才可正确分析农业经济市场,引导农业经济向信息化方向发展。然而大多地方政府部门在产业化程度、农业现代化程度等方面并不高,使信息化进程极为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力度不足,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缺乏基础保障。 (四)信息化建设队伍水平较低 农信信息化的实现不仅要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还应保障具有高素质的信息化建设团队,以此推动农业现代化生产经营,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目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信息化建设队伍方面所表现的现状不容乐观。许多信息化建设人员并不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很难为农业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而且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体主要为农民,但因大多农民未接受过正规的信息化指导培训,使相关的技术应用水平难以提高[2]。 三、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举措 (一)强化信息化建设意识 作为现代农业主要标志,信息化建设应深入到政府部门以及农民发展意识中。针对农业发展中对信息化建设认识的缺失,要求政府部门应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引导农民投身于信息化建设中,并采取相关的措施培养或鼓励更多技术型人才积极参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中,这样才可使农业经济管理中政府部门、人才以及农民的作业充分发挥出来。 (二)合理规划农业信息资源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资源未实现合理配置,原因在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对此现状需从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立足于信息化发展现状,统一信息标准。政府部门可根据当前农业经济市场以及信息化应用程度,制定相关的信息标准,以此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保障。其次,信息收取渠道的开拓。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要求进行信息的交换与采集,相关部门应构建并拓宽更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信息收集渠道,如农业市场环境中的供需变化或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等。最后,信息资源有效性的检验。许多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并不完全适用于各区域的农业发展,需在正确分析后在可投入使用。 (三)基础设施的完善 信息化建设的完善要求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同时也可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其中,促使先进技术对信息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对更利于农业信息化建设发展的相关设备如计算机等也需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以此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四)人才队伍建设的强化 受有限的信息化知识影响,信息化建设更侧重于采集信息与信息方面,未能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对此现状要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农民群众应快速提高信息化知识水平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体措施首先可进行农民经济信息培训工作,普及信息化知识尤其在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方面。其次在培养农业复合型人才过程中还需注重引进人才,通过信息化系统的开发使信息化建设质量得以提高[3]。 四、结论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途径。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正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并立足于当前发展现状,从基础设施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以及信息资源整合等方面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作者简介:隋殿海(1968C),男,辽宁抚顺人,经济管理专业。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统计信息与医院经济管理 【摘 要】在医疗卫生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医院统计工作不再局限于提供单纯的统计数据,医院统计信息也不仅仅只是医院领导和各级卫生部门看到的统计报表。统计信息作为医院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在医院经济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统计可以为医院成本核算提供全面的资料,为医院要素分配提供准确的数据,为大型设备购置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医院两个效益评价提供依据。我们要不断提高统计工作质量,更好地为医院经济管理服务。 【关键词】医院;统计信息;经济管理;作用 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医院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只是领导、专家凭经验拍脑袋的事了,也不再只是借助几个单纯的经济指标就事论事,而是依赖大量的经济信息数据及由此反映的客观经济现象。统计信息工作作为现代医院管理的工具,重要性逐渐被人们广泛认识和了解,在新形势下医院要强化经济管理,促进自我生存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功能,有效开发和利用统计信息,使其在管理行为中发挥较好的引导作用,以此促进医院经济管理朝着科学的轨道发展。在医疗卫生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医院统计工作不再局限于提供单纯的统计数据,医院统计信息也不仅仅只是医院领导和各级卫生部门看到的统计报表。统计信息作为医院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在医院经济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统计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一)为医院成本核算提供全面的资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管理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遵循生事业自身的发肢规律。在医院经营管理中,有效地控制人、财、物的流动,使其发挥最大效益,是其重要内容.医院成本核算,就是对人、财、物的核算,医院要搞好经营管理就必须加强成本核算。 医院成本核算是以一定的数据资料为基础的,数据资料既有成本费用资料,也有期间工作最、人员、时间等资料,如科室成本核算需要科室人员统计资料,项目成本核算需要一定期间的项目成本资料和项目完成数统计资料,病种成本核算需要统计一定时期单病种费用发生额和单病种完成数等。医院各种成本核算无不依赖医院统计信息资料的提供,在医院成本核算中,统计信息的使用是全方位、多渠道的。 (二)为医院要素分配提供准确的数据 在现代医院管理中,为了充分调动员工参与医院管理的积极性,鼓励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医院必须确立按劳动、技术、风险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改变过去单一按经济指标考核科室和个人业绩的办法。医院临床、医技科室,由于性质、功能不一,或由于不同时期疾病谱变化,单纯依靠经济指标考核科室业绩或作为分配的依据已不尽合理,能客观反映科室劳动强度、风险程度和技术含量的统计信息指杯,如门诊科室诊疗人次、病区入出院人次、科室占用床日:、危重病人数、住院手术人次、科室检查治疗人次、年度新业务新技术开展量等统计指标被广泛运用于医院要素分配中,作为科室和个人工作业绩指标,成为科室和个人分配的重要依据。 (三)为大型设备购置提供可靠的依据 医院设备购置是医院不断提高诊疗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要的手段,同时也是医院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在购置设备前必须了解以几个方面的信息和情况:(1)区域卫生资源情况,即一定区域范围内一设备购置量;(2)区域需求量,即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群对设备的需求量;(3)同级医院同一设备使用情况;(4)设备效益预测。以上每一个方面都需要运用大量的统计信息资料,对设备购置的各种可能进行预测、分析、比较。特别是设备效益预铡,这是设备购置论证最重要的环节,也是运用统计信息资料最多、统计分析判断最复杂的一环,要求统计信息真实、准确,并对信息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处理,效益论证的结果直接影响着设备购置的取舍。 (四)为医院两个效益评价提供依据 医院是国家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事业单位,它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要为目的,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要面临自负盈亏,实现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为保障。通过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以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组合。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数据和几个指标的简单分析,也不是一个方面和几个环节的粗略评价。它是建立在大量统计信息基础上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如反映医疗水平的治疗效果指标;反映医院服务量的门诊诊疗人次、入出院人次、检查治疗人次指标;反映床位、设备利用情况的床位利用率、设备利用率指标,反映病人负担程度的出院者人均费用、出院者人均每天费用指标,反映职工业绩的每一职工工作量、每一医生工作量、职工年创业务收入指标;反映医疗服务质量、医疗管理、后勤管理、人事管理、医院规模等方面的指标都是医院效益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信息作为评价医院效益的重要依据,是统计信息资料运用的较高境界。统计信息翔实、准确,效益评价就会真实、客观;统计信息粗糙、不实,效益评价将会歪曲、失真,其直接后果是影响医院计划和决策,将医院发展带入误区。 二、不断提高统计工作质量,更好地为医院经济管理服务 医院统计工作的目的除了为各级政府提供区域卫生资源信息外,主要是为医院管理服务。医院统计工作者应清醒认识到自身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通过不断提高统计工作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为医院经济管理服务的能力。统计人员具备一定水平的统计专业技能是统计工作质量的保证。统计人员应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积极学习先进的统计方法,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和相关的统计软件,让自己具备快速获得和充分利用、处理统计信息的能力。统计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是不断提高统计工作水平的要求。作为医院统计人员,除了具备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卫生财会知识,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复合型人才,才能在统计工作中游刃有余,全方位地处理各种统计信息,更好地为医院管理提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 统计人员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严格执行《统计法》是保证统计质量的关键。统计人员要严格遵守统计法,爱岗敬业,实事求是,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可靠,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统计人员在工作中要敢于发现问题,揭示问题,主动为医院经济管理出谋划策,为领导决策提供调查研究资料,同时,统计人员也应积极争求和听取领导及相关人员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统计工作,提高统计工作水平,更好地为医院经济管理服务。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信息化的建设,推动医院经济管理的高效与高质 摘要:信息化建设结合时展的特点,给医院经济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医院经济建设的完善与健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信息化建设对医院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能够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更优良的服务,而且能够减少人力、物力等成本,为医院创造更多的效益。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是推动医院经济管理高效运转和高质报务的有力保证,其有利于医院未来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信息化 医院经济管理 高效 高质 医院经济管理是指运用客观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手段,通过计划、组织、实施和监督等行为,对医院的经济活动开展的经济分析和核算。目的是为了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物力、财力、人力等资源,最大限度的减少资源的消耗,节约成本,使医院自身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使医院的服务对象取得更高效、更高质的医疗服务。信息技术作为科学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产物,给医院经济管理带来了新的启发,传统的医院经济管理模式将逐渐被信息化技术给取代。医院经济管理信息化是良好的趋势和结合,其将更好的为患者和需要医院服务的健康人群提供更快、更有效、更完善的服务,确保医院更健全的发展。 一、信息化建设发展与形成 目前在我国,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正处于逐渐完善的阶段。大多数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4]:第一阶段,有独立自主的经济管理系统,也就是财务系统,主要是指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对医院展开的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电子病历及医疗挂号等信息服务的完善和普及,使临床信息逐步信息化,整合医院信息资源;第三阶段,医院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使医疗系统完全信息化,实现数据的共享和资源的合理使用,使信息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传递和交流沟通。 医院信息化系统的建立,是医院经济管理完善的基础,其为医院各方面信息的统筹与保存及传递提供了优质的平台。信息化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强大信息的服务功能有关密不可分的联系,医院经济管理作为医院管理的一部分,其与医院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是医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重点。 二、信息化建设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和意义 信息化建设对医院的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为医院的经济管理提供了更高效便捷和更系统完善的信息服务。医院经济管理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也终将作为医院经济管理前进道路上的重要力量,推动医院经济管理的高效和高质运转。 医院自身的环境及功能决定了其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信息化系统的建立能够减少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负重和避免一些不必要发生的信息误差。由于医院每天都会有大量数据的产生,而庞大的数据体系会让医务工作者长期处理忙碌的工作环境下,因此这也就增加了出错的可能性。而信息化系统的建立由于其系统化的程序能够简化工作,减轻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任务,因而减少了不必要的错误发生。 信息化建设更有利于信息的采集、传递和存储,与传统模式相比,能够保证信息传递过程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并且能够自动整合资源,节省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信息化建设能够为患者和医务工作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其运作的高效性,意味着对医疗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信息化建设推动着医院经济管理的高效和高质运转,增强了医院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医院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路。信息化建设最主要的部分是系统的完善和资源的整合,以及信息的共享和传递。信息化具有快速、便捷、实时等许多优点,医院经济管理只有在信息化建设的推动下,才能更融入社会,实现飞跃式的成长。信息系统作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的产物,其给医院经济管理的经济决策以及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为医院经济建设的完善与健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小结 信息化建设对医院经济管理而言,具有快速、便捷、实时等许多优点,但其也有不足之处,信息系统的瘫痪和信息文件的丢失很可能会给医院的医疗服务造成不良的影响,尤其对于医院经济管理而言,可能会影响医院工作的正常运行[5]。因此,对于信息系统的及时维护和更新,在医院的日常工作中显得非常的重要。并且初期的信息化建设将会有诸多的困难,由于传统方式难以转变,或推行动力的不足都会影响信息化建设在整个医院的生存。但信息化的建设是医院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信息化医院经济管理模式必将引领医院发展,成为医院立足的关键。 信息化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的实效性,其能有效的反馈和传输信息,使医务工作者能够节省劳力及时间等成本,更好的投入到医疗服务过程中去,保持更高效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够确保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提高医院的竞争力,促进医院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提高国家的医疗服务水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整体而言,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是推动医院经济管理高效运转和高质报务的有力保证,其有利于医院未来的发展和进步。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信息公开及与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关系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信息公开的内涵及对市场定价的影响,接着分析了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与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关系。 关键词 信息分析 经济管理方式 转变 一、信息公开的内涵及对市场定价的影响 (一)信息公开的内涵。 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 (二)信息公开对市场定价的影响。 信息公开对市场定价具有促进作用,增加了公平、提高效率。相反,不公开信息会导致信息不完全问题。其中众所周知的是信息不对称,即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具有更多的有关经济信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人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而信息公开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二、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 (一)对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够。 中国的制度特色决定了其自身在信息公开上面有所保留。有人认为推行政务公开仅仅是为了解决群众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只要群众满意就可以,不管政务公开本身如何搞,这种看法导致实践中对信息公开缺少系统规划和安排;有人把公开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认为信息公开会影响稳定;有人认为信息公开会提高政府运营成本;更有甚者对群众接受信息公开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以目前我国不具备信息公开的条件为由反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 (二)对信息公开活动缺少系统的制度安排。 虽然信息公开活动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地推行,但总体看来仍然停留在政策指导下的实验阶段,缺少系统的制度安排。各地的做法五花八门,在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和形式等诸方面表现出随意性和零散性,各种措施之间不能配套,缺少内在的联系,这些都造成信息公开难以成为稳定的机关工作方式延续下去。 (三)信息公开的主体不够广泛。 纵向看,当前各级政府部门实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对基层机关的注意力比较多,政务公开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乡镇级和县市级的政府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省、部级机关的信息公开的范围没有基层机关广泛。横向看,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限于各级政府机关,党委、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尚未涉及。 三、信息公开与我国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关系 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四部分:制定法律法规并监督执行的职能,制定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政策的职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职能以及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职能。其中其中后两项都要求政府必须培育一个竞争的市场条件。 (一)政府经济管理观念的转变。 政府要从计划经济的观念转为市场经济的观念。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是整个经济的运转中心,是经济总调度,经济的主体,企业只是实现计划的工具,是被动的被政府调度。在信息公开的不断完善和要求之下,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是经济运转的中心,政府要为企业服务,要成为企业的服务者。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信息,公共服务来规范社会。要做到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二)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转变。 政府要从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效能政府转变。之前的政府是无所不能,几乎涉及所有行业。经常出现“管的过多,管的过死;该政府管的没管好,不该政府管的乱插手”现象,解决政府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象。明确划分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是 “公仆”而不是主人。建立有限权力的政府,避免无限权力的政府,建立效能政府,避免全能政府。 (三)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 政府要从注重单一行政管理向注重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管理,要从权力向权威转变。政府要善用综合手段进行管理,协调经济发展。从对经济个体的直接干预和经营转为间接调控,从管理个体转为调控总量,避免政府陷于直接的事务性管理之中,影响政府对整个经济的调控能力。同时,政府还要规范权力的行使,依法行政,割断权力行使与自身利益的联系,维护政府权威。 虽然我国信息公开制度起步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但是我坚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型,体质的不断完善。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各方面完善的市场机制,一个合格的 “仲裁”政府体系。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现状与发展举措探析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逐步走向了科技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管理的模式也正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前进。本文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进行了简述,分析了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意义与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相关举措。 [关键词] 农业经济管理 信息化 现状 发展举措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涵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包含了农业科技信息化、农业市场信息化、农业教育信息化、农业资源信息化、农业管理信息化这几个方面。它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的手段,获取各类农业信息与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与管理决策水平,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促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意义 1.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有利于优化我国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当前农业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较良好的格局,但依旧存在着不足,比如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主要依靠农业化学药品来提高产量,质量较低,此外我国农业区域布局不够合理,未能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能够为产业决策提供信息保障,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有利于生产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部门、农业运输部门、农业加工部门等部门的联系与互动,因此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能够有效地解决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上的不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能够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能够改善目前农村市场上经济体制不健全、农业竞争力低、农产品商品率低等问题,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实时准确的价格行情、供求走势、产销信息等,帮助农民把握市场,及时调整,有效规避风险。此外,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还能够有效地改善农业就业结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为农民实现增收。 三、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现状分析 1.资本投入不足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资本不足主要表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逐步走向了科技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管理的模式也正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前进。本文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进行了简述,分析了农业经济信息化发展的意义与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相关举措。 [关键词] 农业经济管理 信息化 现状 发展举措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2-0040-01 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两方面。物质资本方面主要是在财政制度上的投入重点在工业信息化建设上,而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农业本身积累资本的速度较慢,使得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资金不足,抑制了发展,甚至很多十分有创新性的信息化发展想法因缺少资金的支持而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方面主要是缺乏具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过程中不论是软件资源建立,硬件设施完善还是信息化的管理、应用,都需要有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但现今,虽然有学校开设了此方面的相关课程,但农业科技人才的数量还是偏少,并且很多受教育者并不愿意到农村去做此方面的工作。另外,就我国的整体的人员专业素质而言,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也是相对落后的。 2.农村相关设施设备不完善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是需要完备的相关基础设施设备作为后盾的,但目前在农村地区,这种设施设备并不普及,网点覆盖范围较小,农民基本还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获得相关的农业信息。农业活动的开展主要依靠人力和传统的机械设备。信息的传播也往往比较滞后,不能与实际相符,相关信息的使用成本也偏高。 3.科学技术滞后 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为传统的技术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化的发展,但目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方面的人才匮乏,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化发展的需求,从而制约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促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举措 1.加大资金投入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必须要加大资金的投入。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设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专项资金。此外,政府可以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吸引个体私营企业、国内外企业等投资,从而进一步扩大资金的投入。 2.完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设备 政府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设备的投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配备合适的信息化设备供农业生产使用,并加大对信息化设施设备的使用培训,激发相关人员的热情,提升相关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认识。同时,建立符合当地的特色信息平台,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3.加强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是促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加强对信息化机械设备的开发与利用,加强对品种的改良与信息化种植研究,政府加强农业信息技术园的建设,为培育先进信息化项目提供基础设施。 4.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制度是产业发展的保障,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必须完善当前的财政政策,建立相关的财政政策评价体系;完善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建立具体可行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具体有层次的管理体系。不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相关规章制度,结合自身情况,建设科学可行的相关制度。 5.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完善人才引进制度,让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创新性人才愿意走进农村,投身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中去。建立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提高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激发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加强农业信息经济、农业信息管理、农业信息技术等方面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致力于打造一支专业的促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人才队伍。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经济管理中的信息沟通与行为改变 随着企业规模日趋扩大,企业内部之间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为了搞好企业内、外部的各种关系与合作,管理者要运用各种方式,进行不断的、广泛的信息沟通和意见沟通。因此,沟通是协调功能的基础。良好的沟通,对于改变员工的行为,完成工作任务,实现组织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一当个体之间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必须有一种渠道进行交流,也就是沟通。所谓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传达思想、观点或交换信息的过程。实际上,作为社会性的人,总要同他人进行沟通,如果沟通不畅,甚至没有沟通,常常造成员工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和冲突,给工作带来损失。因此,良好顺畅的沟通,是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作为企业的员工最重视在工作中与周围的同事友好相处,良好的人际关系对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能够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一)沟通是协调功能的基础。从企业的组织内部来讲,一个企业或组织要协调全体员工去实现某项目标,必须使每一个员工都了解明确其目标,就需要某种形式的沟通。缺乏沟通,则成了没有方向的目标,其员工也将如一盘散沙。因此,所有的协调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沟通形式中进行的,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就无法协调。所以,沟通首先是协调的基础,通过组织内部的沟通,我们可以了解各部门的生产或工作进度、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各部门员工的士气,以及管理的效能,等等,从而做出如何协调的决定。 (二)沟通是企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增进了解、理解和保持一致的工具。一致性行为,为组织内部的持续稳定提供了前提条件。企业领导者为了动员下级和员工努力工作,要说明方针、政策、任务和要求,以帮助下级和员工理解和明确组织目标;同时领导者还必须善于倾听和沟通下级和员工的意见、要求,通过意见沟通和信息交流来理解与培养员工的感情,改变员工原有的态度,并表现出合作的行为。作为员工要时刻关注企业的发展变化,积极献计献策,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正确的意见,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能够互相理解、支持,并保持一致行为,共同实现组织目标。 (三)沟通是企业组织了解掌握公众需求、建议和深化与其它企业关系的一个有效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市场和广大的消费者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企业决定生产何种产品,完全是根据社会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来进行的。对于产品的规格、性能、质量,又是根据市场信息和广大消费者的意见、要求确定的,而不是盲目的、随意的组织生产。另外,企业组织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关系,也要经常的进行沟通、往来。体验对方企业对本单位的态度和反应,不断增强企业间的了解,密切企业间的关系。如果缺少必要的沟通或沟通渠道不畅,就会使企业之间发生误会、矛盾和纠纷,影响到企业之间的关系与合作,给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因此,沟通是企业组织了解和搜集社会公众的需求和建议,以及深化与其它企业之间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形式。 二沟通是人们在生活中和企业经营中相互发生联系和接触的活动,是解决矛盾分歧,密切员工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式。在沟通过程中,实际的沟通行为和彼此产生的效果是多种多样的,由此所形成的沟通模式和类型也是千差万别的。沟通的种类或方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从企业组织的结构和系统来划分,可分为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又可分为企业组织外部和内部。企业组织外部,如企业组织与其他企业组织的实际往来、商谈、或通过公函、信件等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在企业组织内部,如企业组织决定的传达、各项通知、领导者讲话、定期会议、部属上级报告和企业的组织所举办的各种聚会活动等。正式沟通是企业组织在正确的渠道内进行的。这种渠道决定了规定、要求、信息在一个企业组织内所有部门和所有员工之间流通传播的方向。正式沟通是企业组织进行信息传达和征求建议、意见的一个最基本的形式。非正式沟通,包括所有正式沟通以外的信息传达与意见交流,如同事之间的私下交流,朋友之间议论企业里某人某事,等等。非正式沟通不仅能够表露或反应员工的真实心理动机,同时也能给管理者通过正式沟通而得不到的内外部信息。因此, 现在企业的管理者都很重视非正式沟通,常利用私人聚会及非正式团体的娱乐活动等,从与员工接触中获取各种信息,作为改善管理或拟定决策的参考。 (二)按沟通流动的方向可分为以下三种:下行沟通。即企业组织内最常见的将上级所拟定的组织目的、管理决策等传达至属下各基层。传统的企业组织都偏重于下行沟通。上行沟通,是指员工向管理者报告工作情况、提出建议、意见,表达自己的意愿等。平行沟通。也就是横向沟通,在企业组织内部,同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沟通。 (三)按沟通的方法可分为书面沟通和口头沟通。书面沟通的优点是具有权威性、正确性,不能在传达过程中被歪曲,可永久保留。口头沟通的优点是,有亲切感,可以用表情、语调增加沟通的效果,可以马上获得对方的反应,具有双向沟通的好处。 (四)按沟通的形式可分为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两者之间的地位不变是单向沟通,如作报告、公布决定等,都属于单向沟通。两者之间的地位不断互换则是双向沟通。如双方交谈,协商交换意见等。 上述只是从一般的意义出发,对沟通的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探讨,对沟通的基本方式作了一些大体的描述。从中不难看出,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不外乎是正式与非正式沟通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两大类。正式与非正式沟通的最大特征在于,一种是正式渠道,另一种是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是企业组织获取信息资料,进行沟通的一个主要形式。而非正式渠道又能使管理者得到在正式渠道得不到的信息资料。正式沟通的优点是便于集中和统一,传统信息较快,也有组织性。在一般企事业组织中,主要采用正式沟通的模式。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沟通模式的特征在于,管理者是沟通的中心人物,并起着一种领导、支配和协调作用,汇集和传递各方面信息, 广泛征求员工反馈的各种意见。其优点是,便于员工与领导者进行直接接触和沟通意见,能够调动员工沟通意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管理者搜集信息,掌握员工的建议、意见、意愿的一个较理想的沟通模式。 信息与经济管理论文:公立医院经济管理与信息化建设 经济管理在医院管理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新话题。在公立医院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新形势下,医院的经济管理如何在政策许可范围之内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中赢得长远的发展?回首国内医院财务管理多年走过的路,着眼于目前我国医院人、财、物的管理尚未形成体系,已有的管理体系也都各自处于孤立运行状态的现状,根据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严格预算管理,加强财务监管和运行监督。我个人认为,要作好医院的经济管理,除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和监测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提高财务从业人员的各项素质外,还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尽快建立完善医院总会计师制度 “总会计师”的提法源自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是一个既对国家负责,又对厂长(经理)负责的职位。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我国企业一般都是在“对总经理负责”这一含义上定位总会计师的职责。财政部于1996年6月17日颁发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会字【1996】19号)第九条明确规定:“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业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总会计师。”1998年在财政部、卫生部联合颁发的《医院财务制度》中也要求“符合条件的医院应建立总会计师制度。” 2003年,陕西省财政厅、卫生厅进行财务大检查时要求300张床位、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医疗单位必须设立总会计师。在此前提下,我院当年便建立了总会计师制度。 1. 设立总会计师的必要性 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民生、保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医院的经济管理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从对外树立形象上讲,医院能否为患者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服务,关系到医院生存与发展。从对内运营管理上讲,医院经济日趋广泛、频繁,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在经济核算,组织、调配资金等方面要求逐步提高,这些因素均使得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而许多医院“重投资、轻治理、轻核算”所导致的医院资源配置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低。在经济资源的筹措、投资、融资和经济管理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加快建立医院总会计师制度。尤其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作为自主管理和运行的独立法人,自主调配资金越来越多,更是迫切需要医院总会计师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完善。杭州市的医疗卫生单位为提高医院整体管理水平,促进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实行的“总会计师委派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2. 现行医院总会计师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早有规定,但距今为止,依然有很多医院并未设置总会计师职位,这种情况在大城市的很多三级医院以及地、市和县级医院普遍存在,尽管这些医院中很多医院的国有资产已达到上亿元。其中,主要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以及医院院长对总会计师的职责认知还不到位,认为总会计师所做的工作与会计主管工作类似,因此医院不必设立总会计师。其实,这是对现代医院管理中总会计师工作的误解。我国目前所实行的总会计师体制是参照了发达国家的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首席财务官)模式,是根据我国具体经济环境和体制,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所推行的一种企业管理制度。 国际财务总裁联合会主席康奇塔女士曾介绍说:外国对CFO的知识结构有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财务与会计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而且要有现代企业管理的知识与经验,还要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对于目前各医院的总会计师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经济管理信息化 信息化建设是医院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如今,医院的各项业务已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最早便是围绕收费环节展开,可见,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密不可分。信息化贯穿于医院管理中的各个环节,从最早的会计电算化,到现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HRP实施,从后勤保障到行政管理,从门诊到住院,无一不证明,只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才能与时俱进,使得当前医院的管理工作高效、快捷、安全。据统计,医院管理所需的信息有70%是由财务部门提供的,由此看来,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在医院管理中便显得尤为重要。 1. 融入HRP理念 医院的经济管理目标是不断提高医院经营管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向领导反映以供决策之需。而当今时代,一所医院的财务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医院的经营决策,也决定了医院是否能够适应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HRP(医院资源计划系统)是医院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引入ERP的成功管理思想和技术,整合医院已有信息资源,融合财务流、业务流等信息,创建出的一套支持医院整体运行管理的系统化医院资源管理平台。由于涉及一系列信息化项目的规划、建设和改造,国内外的大公司都看准了这块市场,包括微软、IBM和用友、方正等软硬件服务商已经纷纷大手笔地开始在这一领域的布局。 2.医院财务信息化的基本原则 (1)如同现代的企业信息化管理一样,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首先要树立财务实现信息化管理的核心理念。在确保医院获得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财务的信息化管理可以做到及时反馈信息,尽可能早地发现问题,及早处理问题,以避免更多的经济损失和人、财、物的浪费。 (2)实现医院财务帐务、报表、分析的信息化。医院作为专业机构,业务数据复杂,不同的医院财务管理人员需探索适应各自医院工作特点的财务管理方法和机制。全面高效地建立以财务预算为前提,以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为重点,把发挥现有资产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并渗透到卫生服务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中的各个环节,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卫生资源配置。 (3)财务信息化是实现医院财务、业务集成的管理模式。财务信息化立足财务管理,是从医院业务出发的考虑问题的新的管理模式。财务管理人员要逐步改变过去拖沓冗长的多数以纸质记录为主的工作流程,尽可能的通过信息化实现业务目标。也只有上行下效,管理人员以身作则,才能使信息化在财务部门尽快地得到较为全面、系统的应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医院财务、业务的一体化建设,为医院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财务信息化管理贯通财务与业务之间的流程,要面向业务服务。医院财务管理理论上将向开放化、技术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医院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医疗服务数量与质量变动分析、医疗业务运行分析、医药费用控制分析,收支结余分析等。医院财务分析的主要指标包括:偿债能力分析方面和营运能力分析等。这些都要求医院的财务管理必须围绕医院业务进行。 总之,医院要把握时代节奏,通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及时、准确地反映医院资金流、信息流和物资流,从而改变以前的资金流信息滞后于业务流信息的状况,提高医院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医院决策能力和竞争能力。以上作为医院经济管理工作总结中的一点浅见,希望各位读者朋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