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篇1 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一种生态经济,以减少碳排放,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公路运输经济是交通运输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路运输经济中以低碳经济理念构建公路低碳运输体系,实现公路运输低碳经济,是实现促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减少公路运输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1]。因此,更需要在低碳经济视角下,深入探讨公路运输经济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针对性措施,为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对策。 一、低碳经济与公路运输经济的相关性 低碳经济可以从多个角度中分析,从能源角度上,人口数量的增长促使能源使用增多,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受到破坏;从生态角度上,人类不合理的生活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也加剧了自然生态的破坏[2]。所以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更需要遵循生态规律,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和谐,从而能够使得生态经济的价值得到提升。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低碳、环保、可持续不断转变的过程,这其中也涉及到多个方面。公路运输经济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产生经济价值,在公路运输中,车辆通行、碳排放、清洁能源使用、公路运输结构,都是影响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的要素。大规模的车辆通行增加车辆碳排放,而清洁能力未得到有效使用,造成排放污染程度的不断加重,公路运输中对运输结构的管理不到位,也一定程度上漠视了公路碳排放的危害。因此,更需要注意到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公路运输经济需要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集约化,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公路碳排放,实现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发展。 二、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现状与不足 公路运输业在近些年来得到繁荣发展,受到城市化进程、美丽乡村建设、城市形象建设等工作的推动,公路建设项目不断增多,公路运输经济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带来的是更高的车辆通行量、更大的公路碳排放污染与更高的能源损耗[3]。可以说,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经济的损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长久之计,需要做好自然生态与国家建设的平衡,实现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因此,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发展公路运输经济,是公路运输业发展的必由之举。但当前,公路运输经济中,对于低碳经济的融合与关注还不高,由此引发了多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低碳经济观念缺乏 公路运输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公路运输经济也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公路建设受到更多重视,公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路运输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的当下,公路运输业在经济需求上也不断提高。这就导致了在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中,逐渐遗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公路运输经济与生态经济逐渐处于失衡状态,公路运输业中碳排放污染逐渐增大,能源损耗逐渐增多,对于发展与推广低碳经济极为不利[4]。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低碳经济视角下,公路运输经济的低碳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多种措施与手段的应用上还缺少普遍性,节能减排的效果并不显著。这也体现出当前在公路运输经济中,低碳经济的观念还未受到重视,低碳经济的落实也缺少规范性、针对性,因此影响了公路运输业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公路运输碳排放技术滞后 碳排放技术是控制、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与低碳运输实现的有效手段。公路运输中伴随大量的碳排放,还需要以碳排放技术的支持控制与减轻碳排放的影响。但当前我国在碳排放技术水平上还较为落后,面对庞大的公路运输业,现有的碳排放技术还难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难以满足公路运输业的发展需求。另外,我国在碳排放技术发展的专业人才上也较为匮乏,这也造成碳排放技术迟迟难以升级,为此,还需要从公路运输经济、低碳经济角度上,优化与完善碳排放技术,为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提升提供有效保障。 (三)公路运输管理模式不健全 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需重视公路运输与低碳环保的平衡性发展,这就需要公路运输管理模式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在公路运输许可范围规定、公路运输结构、公路运输排放标准等角度展开完善的公路运输管理,减少公路运输的碳排放[5]。但当前在公路运输管理模式上还存在较多不足,一方面,公路运输结构还较不完善。以公路运输经济为主的管理理念下对于公路运输结构的规范意识较低,如货物运输在公路运输结构中占比较大,缺少客运运输体系的支持,难以形成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协调。另一方面,公路运输许可范围规定宽泛、公路运输排放标准宽松也影响公路运输的低碳化模式。公路运输许可中相关规定未严格落实,排放标准未落实到公路运输管理中,这都是制约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碳排放超标的运输设施中,未能够实现相应规定的惩处,更造成公路运输管理浮于表面,难以起到较好的管理效果,也影响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三、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探讨 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应能够遵循低碳、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公路运输结构,优化低碳节能技术,为减少公路碳排放、降低环境污染与能源损耗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公路运输经济,其未来发展可以参考以下措施,完善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 (一)加大低碳运输理念宣传 公路运输作为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也是运输量较大、低碳经济影响较大的部分,所以在公路运输中,通过加大低碳运输理念的宣传,能够起到更广泛的宣传效应,使得公路运输主体们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低碳运输的价值与重要性,更规范的选择公路运输方式,自觉推广低碳运输,减少运输资源损耗,强化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策略。低碳运输理念的宣传应从多个角度展开,如交通部门展开低碳运输、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网络媒体展开低碳运输、低碳经济理念的传播,公路两侧广告栏、电子屏的宣传等,以多种方式向大众宣传低碳环保、低碳运输的重要性,给予大众正确的引导,树立大众节能减排、低碳运输的理念,从而提高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水平。 (二)加大低碳技术与清洁能源的利用 公路运输业在环境污染问题中,车辆尾气排放是主要的问题。低碳经济下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应能够有效改善车辆尾气排放问题,减少碳排放与污染,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完善碳排放技术,加大低碳技术的利用,二是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从碳排放技术角度上分析,公路运输业在以低碳视角规划发展策略时,应能够考虑到公路运输经济与碳排放控制的关系,因此需充分利用低碳技术,发展低碳经济,这就需要在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利用中,能够以资源保护为目的,创新技术手段,如在测量发动机的机型上,以新机型的研制改变能源利用方式,转变原有的利用柴油、汽油等能源的理念,开发与利用新能源。或者在发动机上增设自动关机装备,避免发动机空转造成的燃料浪费与尾气排放等,充分利用低碳技术,提高低碳运输水平[6]。另外,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公路运输业,还需要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实现低碳运输目的,因此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中,应宣传与推广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增加清洁能源为主的公路运输设备在公路运输体系中的比例,从而优化公路运输结构,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低碳化。也可加大电能在公路运输业中的利用,以智能化运输体系构建低碳运输角度下的交通网络系统。 (三)优化公路运输管理模式 公路运输管理是实现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手段,低碳经济下的公路运输经济更需要不断完善与优化公路运输管理,建立完善的公路运输体系。例如在公路货运运输体系中,能够协调多个交通运输体系,配合水运、空运或地铁运输等方式,分散货运运输资源,减少货运运输排放。另外,在公路运输管理中,应能够发挥公路运输系统的优势,根据公路运输需求,协调设计不同的运输方案,降低公路运输成本,减少能源损耗。同时,还需要做好公路运输中运输许可、排放标准等的有序管理,将公路运输许可、排放标准落到实处,严格落实惩处制度,对碳排放超标的车辆进行扣留或处罚,提高公路运输管理的整体水平,也为提升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提供良好基础与保障。 四、结语 低碳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生态经济,用于公路运输经济中,是提高公路运输低碳化,提升公路运输低碳经济的主要发展理念。当前在公路运输经济中,对于生态保护、低碳环保的意识还不强烈,造成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生态的失调,这更需要在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中,不断宣传与推广低碳运输,提高公路运输管理水平,加大利用低碳技术与清洁能源,为促进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形成有效的推动力。 作者:宫翊峰 单位:山东省莱西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篇2 相较铁路、水路及航空运输,公路运输最大的特点是具备更大的密度、更广泛的分布以及更强的机动性。因此,公路运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公路运输行业的持续发展,公路运输经济也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如今经济的转型发展也使得公路运输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就要在低碳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低碳环保的运输体系,进行运输工具和运输形式的改变,以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为主要的出发点,控制并改善公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充分考虑运输方式和运输行业的基础建设,在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1低碳经济理论概述 1.1低碳经济的定义 低碳经济主要指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温室气体排出量降到最低。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得以控制,还可以将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对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意义重大。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缓解气候的较大波动,还可以防止恶劣气候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 1.2低碳经济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是从道德层面对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加以约束。这其中包含两方面,即人与道德、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作为新型经济形式之一的低碳经济,必须要以生态文明为前提,在发展过程中时刻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还必须转换思维方式,从控制自然向尊重自然进行转变。简而言之,就是应当尊重自然,并认识到人类生存和自然环境之间应保持和谐、平等的关系,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1]。 2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基于当前全球人口数量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时代背景之下,使得常规能源的过渡使用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加之人类不科学、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常规能源的浪费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常见的危害如废弃污染、水污染、全球变暖等。低碳经济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导。通过制度的创新,技术产业的转型等不同方式,并结合生态学的规律,对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指引,倡导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同时实现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基于本质角度进行分析,低碳经济属于一种生态型经济,要求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基础循环之下,实现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的发展,能在最大程度上充分促使资源利用率的发挥,进而降低于自然环境方面所产生和带来的负面影响作用。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公路运输经济发展首要原则为,能于输入端应用减量化的举措,也就是在生产的源头,充分重视资源的合理应用,能够以最少的原材料实现既定的理想生态目标和消费的目的。由此可以表明,公路运输企业要想达到资源的集约利用,就需要基于生产的源头重视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等方面的工作,重视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等方面的工作开展。 2.1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到最低 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一点对于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言意义重大,这既是节能减排的主要形式之一,又是对大气环境的一种保护。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应加强对公路运输碳排放量的进一步控制,避免矿产资源出现流失,并大大缩减对矿产资源的依赖性,防止其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这对于实现公路运输的节能减排目标意义重大,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低碳经济产业的优势非常多,如能耗比较低、污染比较低等。低碳经济产业作为新型集约型产业,对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非常大。不仅如此,发展低碳经济还对精神文明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公路运输的发展可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也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大大降低了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2.3有效保护自然生态 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将有害气体及物质的排放量降到最低,还可以将能源消耗量降到最低,能有效缓解环境污染,进一步助力可持续目标的实现。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公路运输业也逐渐向低碳经济行业转变,并将目标锁定为节能环保、节约能耗等多方面。这对于整合能源及经济结构而言意义重大,使其更快地靠拢集约型产业,对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 2.4发展低碳经济对公路运输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影响 其一,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这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其对公路运输碳排放量的有效控制有着巨大的作用。低碳经济可以进一步约束公路运输过程中矿产资源的流失,有效制约公路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对促使公路实现节能减排这一目标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其二,节能减排可以缓解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在公路运输开展过程中,之所以会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归根结底是由于矿产资源的消耗量比较大。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对能源加以制约,还可以最大化地运用矿产资源,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2]。综上,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如下:第一,对生存的环境加以保护。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到最低,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与此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是对大气环境的保护。第二,对经济结构加以调整。低碳经济产业大多为新型集约型产业,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及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维护具有关键意义。 3低碳经济背景下公路运输发展存在的不足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片大好的局面,也促进了公路运输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低碳经济的形势下,一系列新能源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应用,各行业也开始着手进行转型。但目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的耗能结构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公路运输行业在持续运行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仍需控制对二氧化碳排放,做好减排低碳工作。为提高节能环保的力度,国家各部门应从政策及法律法规等多个层面扶持、构建低碳化公路运输体系。可以说,目前对于公路运输行业而言,在面临一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3.1公路运输行业需要进一步强化减排观念 2019年在马德里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各国必须加强节能减排系统的深化改造进行了明确,并提出要对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实施全面保护。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高碳经济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这也导致能源矿产存在非常大的消耗,其中消耗最大的就是煤炭。我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量的前列,因此,我国必须要将重点放在减排方面。在减排过程中,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对公路运输碳排放量的相关知识缺乏了解,加上不具备较强的节能减排观念,对给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制约。其次,不具备较高的节能减排意识。基于这一点,相关部门必须就节能减排的相关知识和概念进行大力宣传,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并配合此项工作的实施[3]。 3.2公路运输碳排放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 公路运输过程中本就有着非常大的碳排放量,但由于公路运输中碳排放的技术水平不高,因此无法有效满足节能减排的实际需求。基于此,相关部门必须在科技研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从而助力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我国目前碳排放行业的优秀人才较少,技术型人才更是缺乏,现有人员对碳排放量的认知也不够全面,教育行业与市场的需求无法适应,导致对此类人才的培养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基于此,国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注重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积极探索公路运输碳排放的相关技术,助力公路运输的发展。 3.3公路运输存在十分庞大的能源消耗量 公路交通运输的过程中,运输车辆消耗的石油及天然气较多,这也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首先,这些资源都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对可持续发展较为不利;其次,这一类矿产资源的消耗也是引起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危害比较大。3.4公路运输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工业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交通运输方面的需求也不断上升。但在运输时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尤其会排放出大量的尾气,温室气体的含量比较高,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 4低碳经济背景下公路运输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4.1树立节能减排观念 需要明确的是,发展节能减排并不是将经济发展停滞,公路运输的节能减排要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及增长点。 4.2构建节能减排框架 在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多方面达成共识,协同一致进行节能减排框架的制定和完善。 4.3与发达地区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 上文提到,目前我国交通运输的碳排放技术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由于技术上没有突破,因此,必须要注重和发达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如此,在借鉴和参考优秀技术和相关政策的同时,对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4进行降低公路运输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的建设 我国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款进行约束,并采取强制举措对公路运输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精准的控制和限制。在制造运输车辆的时候,要将重点放在限制碳排放量方面,针对不同燃料的车辆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助力。 4.5进行车辆能源限额系统的积极开发 目前,我国并不存在限额系统,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该系统的运用对控制能源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因此,我国也可以进行车辆能源限额系统的开发,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4.6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并不断完善 建设综合运输体系,主要在于协调公路运输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促使交通运输业实现更好的转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综合运输体系的完善,从而对多种运输方式进行统筹和协调。为进一步满足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必须将综合运输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选择运输方式时要综合考虑距离及货物的类型。 4.7有效统筹且进行科学规划 想要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安全性及有效管理是必须要做到的。从公路运输的安全性来说,关键在于构建安全评价的统一标准。除此之外,还要设立安全评价机制,并结合公路运输的真实状况确定统筹计划,确保所有问题在处理时都有据可依。同时,还需要构建管理体系,为安全评价工作的贯彻落实打下坚实的基础。 4.8合理制定规章制度 实现行业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为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便捷,离不开规章制度的支持和约束。对此,还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及时对工作理念和方式进行革新,促使行业经济与政策的高度融合。完善规章制度后,还需要构建相应的机制,并符合国家政策,顺应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同步提升公路运输行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4.9确保运输调控结果 对于公路运输而言,运输调控是最关键的内容,对此,在此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要整体分析、统一管理,实行有效的措施,为运输调控的效果保驾护航。此外,还要健全并持续完善交通运输的探讨机制。 4.10保证资金支持力度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公路运输行业。相关部门除了要给予足够的资金扶持外,还要结合资金管理体系,科学地运用资金,全面记录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加大监督力度,促使资金的使用效果达到最佳。 5结语 经过阐述可知,公路运输经济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应加大力度研发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采取综合管理措施,促使交通运输管理体制趋于完善,如此才能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作者:申培谦 单位:泗水县交通运输局 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篇3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时期打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路径探究,意义深远。 一、低碳经济视域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路径探索的意义 低碳经济实质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打造的一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打造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传递一种自然生态和环保、绿色、节能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公路运输经济之间也具有紧密的联系,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扩大发展规模,同时,还应当从生态发展的视角,注重生态能源的科学利用,减少对大气造成了污染等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此,加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一方面,紧密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对公路运输系统整体的发展规划进行统筹设计,对相关的资源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化利用进行全面统筹安排,进而有助于不断降低废气污染等排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科学的利用模式,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实现低碳运营和低能耗发展,降低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路径探索,也有助于创新发展理念,结合目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出制约因素,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统筹生态、自然资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等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当前低碳经济视域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面临的困境 目前,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部门也在围绕如何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公路运输行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公路建设项目不断推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效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一些破坏,生态资源损耗也比较大。如果单纯地注重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益,那么将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协同发展。因此说,加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路径探索,既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和创新发展通道,同时也是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在低碳经济运行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路运输系统对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不够重视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公路运输行业发展近年来备受关注,公路运输经济效益的实现,是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随着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公路运输网络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但是目前公路运输部门对低碳经济发展不够关注,没有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视角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和生态管理之间的综合平衡研究,没有认识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低碳经济发展理念淡薄。在公路运输经济低碳化发展探索方面,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的时期,相关部门没有结合实际制定相关的举措,也没有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引进先进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发展观念依然没有落到实处,从而不利于推动公路运输行业实现低碳化可持续发展。 二、管理机制需要不断健全 在低碳经济下想要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的生态效益,就需要结合实际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强化规范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管理工作实现有效运营。但是目前在公路运输管理方面相关的机制不够完善,公路运输结构体系不够健全,在围绕低碳经济下如何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统筹管控等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从而不利于打造多项协同的发展格局。另外,针对公路运输许可范围规定以及公路运输排放标准等方面,也没有充分结合低碳经济下的发展要求,建立健全相关的标准机制,相关的规定不够严格,没有充分适应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相关的控制标准,导致出现很多的违法行为,不利于提高公路运输管理精细化水平,也难以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技术水平需要不断加强 低碳经济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想要更好地融入相关的低碳排放技术等,就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加强技术的创新探索,才能更好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但是目前在碳排放技术应用等方面没有结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不断加强技术的引进和深度开发。另外,在我国低碳排放技术发展等方面,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较少,也没有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多的平台进行交流和学习,没有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环境注重碳排放技术的深度探索与开发应用,从而不利于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持续有效发展。 四、低碳经济视域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发展探究的对策为了进一步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高质量有效发展,优化低碳经济发展环境,建议未来在公路运输经济发展领域从以下层面进行探索研究: (一)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宣传机制 要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结合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实际对目前在公路运输管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研究,探究低碳经济整体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将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到公路运输行业宣传阵地建设过程中,转变思想观念,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了解低碳运输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积极探求公路运输方式合理化模式,引导全员围绕低碳运输以及低碳生态发展模式的打造提出更多的合理化意见,寻求更多特色化创新性的发展机制和发展模式。在开展低碳运输理念宣传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环保部门和交通部门之间应当不断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平台等多方式,多维度开展低碳环保以及低碳运输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从而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实现有序推进。 (二)健全管理机制 要围绕公路运输经济低碳化管理,不断建立健全相关的规范管理体系,要充分结合公路运输整体的发展情况,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此为基础,对照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和新要求,建立健全公路运输规范化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公路运输管理各个方面的标准,尤其是针对能源损耗等方面提高节能控制力度。在公路运输许可以及排放标准等方面结合实际制定多元化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并建立相关的惩处机制,有效处罚违规行为,确保低碳经济理念能够深入落地。此外,公路运输部门围绕低碳经济相关的发展以及运输管理模式方面,还应当加强创新,主动对标国际相关的发展要求进行探索。国家政府还应当结合实际强化宏观调控,优化顶层设计,形成更完善的公路运输行业监管机制,从而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既定的标准打造低碳经济发展格局。 (三)加强技术创新和队伍建设 在公路运输行业低碳运营发展模式打造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的困境,其中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应当加强技术创新,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围绕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体系的打造,不断加强相关技术的深度探索,在利用碳排放技术的攻关以及清洁能源引入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探究,加强国外相关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引进,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及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从资源保护的视角,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加强技术变革。比如加强发动机新机型的测试,充分利用新能源开发发动机相关的系统,从而降低燃气浪费和尾气排放的带来的不良影响,要围绕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在公路运输部门整体监督管理工作中,将清洁能源利用等指标融入到考核评价机制,从而更好地引导公路运输部门加强清洁能源的深度开发应用。另外,还可以加强智能化运输管理体系的建设,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围绕低碳化节能模式的打造建立健全公路运输信息化管理机制,从而更好的加强数据共享,利用相关的数据分析技术总结公路运输低碳化经济模式的运营成效,找出存在的不足和风险,全面进行深度攻关和创新探索。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人才的建设。围绕公路运输体系经济发展模式的打造和发展路径,培养更多的专业化技能人才,引导他们系统地学习相关的理论以及技术,结合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实际,探究更加科学先进的低碳应用技术,从而更好地为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另外,在对公路运输行业相关工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要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引导公路运输部门注重成本管控,对运营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投入产出比等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好地围绕低碳经济模式的运用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精细化管控成效。 结束语 低碳经济下想要不断提高公路运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就需要结合实际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研究和宣传,加强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完善,强化过程管控,优化技术发展模式,提升专业队伍素养,才能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更大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胡真真.关于低碳经济背景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交通科技,2019,42(03):216-217. [2]王惠.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化管理研究[J].商讯,2020(22):137+139. [3]梁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0(14):65-66+69. [4]宫翊峰.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探寻[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06):156-157. 作者:房艳 单位:廊坊市运输管理处
茶叶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策略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加注重商品的视觉效果,主要是由于视觉效果能够反应出商品的性能,同时,还能造成一定的视觉冲击,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视觉效果在商品的流通与包装设计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茶叶销售过程中,积极的进行包装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促进茶文化的发展,还能够有效的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从视觉效果对茶叶的包装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了图案、颜色、形状等方面。 关键词:视觉要素;茶叶包装设计;策略分析 随着茶叶的不断发展,积极的进行茶叶包装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的增强茶产品的视觉效果。所谓的包装设计包括了茶叶的包和装两个方面。主要目的是为了茶叶的运输以及销售;但是,茶叶包装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茶叶包装还存在一定差距;积极进行茶叶包装能够有效的提高茶叶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同时还能促进茶文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 1茶叶包装特点的分析 茶叶的发展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化源远流长,因此,在进行茶叶包装的时候,需要对包装进行设计,保证其具有良好的视觉冲击,促进我国茶叶冲向国外市场;一般来说,茶叶包装包括了茶叶的包和装,所谓的包,指的是具有内含的外表,装指的是便于茶叶运输,因此,包装就是将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结合[1]。另外,对于茶叶的包装,需要有两方面的内容:(1)包装,应该满足茶叶市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进行包装时,应进行市场调查,通过相应的分析,然后在进行茶叶包装的设计,这样才能有效的促进茶叶文化的发展;(2)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茶叶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因此,在实际包装时,除了要具有一定的华丽实用的外表外,还要具有中国茶文化的特色。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保证茶叶销售顺利,同时还能展示我国良好的文化底蕴。 2基于视觉要素的茶叶设计 茶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相当悠久。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茶具有特殊的情感。在进行包装的时候,要从视觉要素出发,积极创新,能够达到良好的销售效果。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 2.1包装的文字设计 在中国文化中,文字具有良好的传达功能,因此,优秀的茶叶包装对于文字的设计非常重视。有的茶叶设计还会采用我国一些传统的字体当做茶叶包装设计的底色。在我国丰富的文化的底蕴中,具有许多有特色的文化,例如:茶、书法、中国画等,因此,在实际的设计中,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化进行结合,就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东西。在茶叶包装设计时,可以将书法运用到茶叶的包装设计中;例如:立顿品牌茶中的一款中国风茶,就巧妙地将中国毛笔字运用到茶叶包装中,十分贴近于中国文化,因此,产品在销售时就会产生一定的亲和感。我国书法文化十分丰富,在茶叶包装设计时,可以从我国书法的多样性中进行选择,同时,还要保证设计独具一格,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包装效果。 2.2包装图像的设计 图案具有良好的视觉冲击,能够直观的展现出商品的特性,所以,在实际设计时,应该积极从包装图案进行设计。例如:我国传统的中国画非常丰富,茶叶包装设计可从中提取元绘画素,积极有效的将茶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消费者的消费心理;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我国茶叶包装多数都采用过中国画作为主要的图案,并且还配有相关的吉祥、富贵等图案的装饰。但这些包装过于单一,不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因此,在实际设计时,我们应该积极的从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中提取绘画元素,再加以创新,即可采用夸张拟人手法进行设计,这样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还能很好的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3包装的色彩搭配 在实际生活中,色彩对人们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影响人们的审美水平,还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据相关的科学调查显示,色彩对于人们的影响远远大于注意力对人们的影响,因此,在茶叶的包装设计中,应该积极进行良好的色彩搭配,才能更好地促进茶叶的销售。目前,我国的茶叶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白茶、黑茶等。在设计包装时可以通过不同色彩的应用,进行茶叶的销售。例如:在进行绿茶包装时,可以采用绿色,这样能够符合茶的特点;在设计时还可以采用多种色彩搭配的方式,这样才能保证其良好的视觉冲击,能够刺激消费者增加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在一些包装设计中,还可以采用一些亮色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同时,在设计中,还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习俗进行相应的色彩设计,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茶叶包装的发展。 2.4包装外形的设计 包装外形的设计对茶叶的包装具有重要意义。通常独具一格的设计能够有效的促进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同时,还能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2]。因此,在设计中,应该根据茶叶自身的特点进行设计,同时还可根据相应的茶文化进行设计。例如:在设计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根据相应的地域文化进行设计。如果要体现出茶叶的厚重感,可以模仿一些相应的茶具,再加上一定的文字或图案,这样就能构成完美的画卷;对于茶叶盒的设计也要体现出一定的趣味性,同时还要具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对于茶叶盒的设计可以采用仿生学,这样能够使茶叶更加贴近自然。另外,在实际设计中,可以根据茶叶的需求,进行透明式的设计。这样,能够更直观的将茶叶的品质展现给消费者,还能起到一定的促销作用。通过上述,想要设计出高质量的茶叶包装,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积极抓住视觉要素对人们的冲击,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保证茶叶包装的合理性,才能有效的促进茶叶的销售。 3茶叶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我国不断发展中,茶叶的品种具有一定的多样,因此,在其包装的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但是,在实际的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3.1在设计中,应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且要造成一定的视觉冲击,才能更好的促进茶叶的销售。 3.2茶叶与包装一定要保证包装和实物质量相符。目前,一些厂家为了追求利益,只注重包装的设计,实际茶叶却不能令人满意。这样容易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误导。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叶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因此,茶叶的包装设计,不仅要注意形式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保证设计的合理性。在实际的设计中,应该将包装的设计和相关的市场营销方式相结合,注重地域的运用,加强视觉要素的应用,把文字、图象、色彩进行科学搭配,突出包装形式统一,包装礼品化,加强茶叶包装设计的现代感,才能保证其不受外来商品的影响,促进我国茶叶的顺利发展。 作者:丁亚祥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园林设计中有关茶叶生态学原理研究 摘要:园林设计不仅要外形美观,还要兼顾实用功效以及带给我们的人文价值,这是一个园林设计所要追求的。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点的一部分,而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茶文化也有着它独特的对风景园林设计的灵感贡献。本文从园林植物茶树作为设计出发点,分析了它作为园林植物的特点用途及地位,并且进一步分析了茶叶生态学搭配和绿化方案,弘扬了中华茶文化,推动了园林设计的发展。 关键词:园林设计;茶叶生态学;搭配;美学 风景园林设计就是在指定区域或某特定选区内,利用艺术设计和其本身地形地貌,加上植被选择,将所选区域变为园林景观的过程,给人们带来审美欣赏。风景园林设计力图在满足各个方面的硬件设计后,能增加设计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赋予它更多地欣赏价值和人文价值,有其特殊的环境含义。所以在我国,园林设计不只是把一块地绿化,更多地是一件设计工程,让社会更美丽,让人民心情更愉悦。而在植被选取上,茶树又是很有传统传承并且植物类型多,花期和设计方面比较轻松的植物,所以在运用上就多了起来。 1茶树作为园林植物所具有的特点 茶树经过变异和人工培育,产生了丰富的品种,形态造型各异,这让茶树作为园林设计植物有了更大的选择价值和观赏价值。而它的特点,也是它入选园林设计植被的原因之一。第一,茶树种类很多,造型各异。茶树是山茶属植物,它不仅有高大的乔木,还有半乔木和灌木,所以在植株类型上也很丰富。在这些不同植株上,分支、叶型和颜色都又是千差万别,造就了茶树的观赏种类繁多。而且茶树的叶片寿命很长,所以常年都是绿绿葱葱,这对观赏园林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举个例子:奇曲种,有些茶树的分支呈“S”型,似一条龙盘旋,可以安排在设计景点中作为中间的压轴植被,再辅以其它矮灌木,是一个极富有中国文化象征的设计。又如佛手种,它的叶片很大,下垂或水平生长,似佛祖的手。这种特征在自然界很少有,所以是人工培育的结果,但是却极有观赏美。第二,茶树花期很长,而且花叶共簇。茶树的花一般六月中开始分化,九月到十月开花,到十二月中才谢,花期多达三个月之久。很多植物的开花期短短一月,在这上面茶树的优势更加明显。茶花洁白,并且枝繁叶茂,将茶树作为园林景观的一员,可以补充冬季园中花稀少的窘迫。而且茶树果实成熟期长,可与花共在枝头很久,与我国文化中的“子孙同堂”有相同意味,更有内涵。所以从这点来讲茶树也很适合风景园林设计的植被。第三,是茶树的分支层次分明,修剪之后的可塑性良好。它的分支结构和芽的轮次很明晰,多年培育的茶树分支就会从疏到密,由粗变细,形成半米左右高的单丛植株,只要稍加修剪就可以变成行道旁的群体绿化带。而且茶树的芽长的很快,不用担心因为修剪导致树木生长不均。因为它长的快才能经常修剪,而经常修剪又对植物生存有促进作用。总之,茶树在造型方面也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是茶树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极强。茶树的适应范围很大,它能在温带生活又不怕严寒,她需要肥沃的土地但是土地贫瘠它也能生长,阴阳对他来说都能生长,土地干旱与否对它影响也不是很大,总之它的良好适应性让它优于很多园林植物如冬青、黄杨等。而且茶树易成活,无论是种子播种还是扦插还是移苗,几年之内就能成型。 2茶树在园林中的地位和用途 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把茶树作为经济作物来种植,并未想到它可以运用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像是这样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也不满足园林设计的宗旨。而现在茶树在风景园林中却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它现在已经是很多园林中必不可少的植被,江南水乡园林中经常用它来装点,行道树也常用它来点缀。近些年,一些茶博物馆和茶园运用茶树作为园林植被,无一不展示着茶树在园林风景中的比重。与其他树木相比,茶树的寿命、造型、花期、抗逆性以及种植方面都是个中翘楚,既能作为陪衬,又能独挑大梁,既能日常观赏,又能凸显文化,绝对是极为重要的园林植物。这些都体现了茶树在园林中的重要地位。茶树的诸多优点让它的用途也多了起来。它不仅可以作为观花植物、观叶植物,也可以被用来作为盆景栽培。观花观叶,可以种植在公园或园林,也可是街边货形道路旁或花坛四周,以草地作为依衬,更显其魅力。可以把种茶园改为观光园,这样在茶树作为经济作物的同时又能让人们观赏,体现它的双重价值。一些小枝的茶树还可以插入花瓶中作为小的观赏植株,尤其在冬天其他植物不开花的情况下。野生茶树有很多是我国保护植物,传承着我国文化。这些茶树都是弘扬茶文化,丰富游园景点和风景园林设计考虑的植被,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茶树在园林中的应用分析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茶树的优点以及它的诸多用途和在植物界乃至园林景观界的地位。对于风景园林设计,它也是不可多得的设计素材。 3.1植物搭配 我国的野生山茶花除了华东山茶花的变种耐寒,其他品种都是温带和热带季风气候的。所以在种植方面会稍微限制土壤条件和光照,但人工培育一段时间后情况会好转不少。所以在进行植物搭配时,要挑选适合山茶树生长的的土壤以及一系列与它相似或互补的植物搭配生长,这样可以在不影响山茶树生长时其他植物也能好好生长。在园林设计中最常见的是把山茶树和杜鹃种植在一起。因为杜鹃花和山茶树对于环境各方面的要求基本一致,所以不会出现生长上的不合。并且杜鹃花的颜色极为丰富,与山茶花相配更显美感,花开更有层次感。而且花期相错,正好可以延长观花时间。还有一类植物和山茶树相配,就是冬青。它是观叶植物,正好和山茶树相补,并且它是半阴植物,在生长上与山茶树也是相补的。 3.2配置方式及绿化应用 风景园林设计的配置方案一般有五种,在这五种的基础中加入茶文化,进行绿化应用,会有别样的设计和配置。首先是庭院绿化。山茶作为庭院绿化植被一直是大家偏爱的,可以追溯到唐代。山茶树形态优美,枝叶翠绿,加上花开颜色有几分禅意,让人们比起大红大紫的其他花卉对山茶的喜爱更多了一分。山茶属的观赏植物颇多,庭院绿化中加入它绝对是点睛之笔。可以单株培育也可大面积种植,栽在堂前或中庭最适。如果要再加入些人文思想,可以配以石头山。用石体的坚韧来衬托山茶的高洁,也是个不错的主题。或用短枝山茶属植物作为围院的“篱笆”,花篱更增加艺术氛围。其次在公园和风景区的公共绿化。用山茶属植物可选用冠形大而形态优美花枝繁茂的种植,如紫袍、十八学士等品种。独株也不会显得单薄,反而在它繁花之季落花缤纷,美不胜收。除了单独种植,还可以和其他树种合种,如玉兰树。用繁花锦簇的山茶和高雅的玉兰相辉映,给景区或公园游客们应接不暇之美感。此外,在公园一些高大乔木之下,可以种植山茶树的灌木,例如微花恋蕊。在乘凉的大树下,花团锦簇也效果很好。公园中一定不缺乏曲径通幽的长廊,在他们之间种些山茶,加些石景,布置成参天大树,小小茶花,落石参差的园林景观。公园中还可以中西结合,在雕塑周围用茶花点缀,凸显西方浪漫。第三是道路绿化。道路两旁的绿化包括正常行驶道路和高速路。可以高速公路两旁种植茶树,但要修建整齐,不要枝叶横生,它的作用只是让司机在开车途中不要太过劳累,有时间休息。而在市区街道就可以将山茶和紫薇一起配置种植,再加上小叶女贞形成道路中间的绿篱,在可以在道路两旁种一些行道树遮阳。层次丰富的植被景观能最大程度延长观赏花期,还可以满足山茶的种植条件。第四是关于厂房和矿区周围的景观设计。因为这些周围有很多污染,而山茶属有很多种类对空气中的这种污染都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有实验证明山茶花的对抗性是最强的,所以在这些地方中茶树最好。除了抵抗能力好,山茶花还能吸收二氧化硫、氯气等有害气体,能净化空气提高空气质量。所以它是最好的种植植物。再加上一些龙柏、梧桐等搭配,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提高空气质量。最后是专业的茶园。这里的山茶花种类很多,而且研究的时间也很长,也是大面积种植的地区。在这里做一个专门的茶树园林,用来设计,种植,是再好不过了。它可以有观赏景观也有科普景观,也可以作为种植研究新品种的基地,还可以作为风景园林设计的实验基地,总之就是创造一个茶园林,供各种人直接体验。山茶园中可以摆放盆景和山茶地被等景观,让人走进园林就有一种置身于自然之中的惬意。 4结语 综上所述,风景园林设计与茶树的设计结合是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传承,也是园林设计的创新和发展。茶树的重要地位在园林设计和经济作物里都有了很好地体现。它不仅体现出了作为经济作物的特点,还将现代园林审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茶树树形美,四季常青,加上花期长,各种优点造就了他的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培育新品种的茶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茶树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风景园林设计的进一步发展也会让我国的茶文化进一步得到推动。虽然茶树在风景园林上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对于园林设计中利用茶树植株的研究还远不能停止。如何更好地规划园林,如何更好地运用新品种带来最大美感和人文价值都还有待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现阶段茶树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已经有了它的一席之地。 作者:李璐 单位:荆楚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我国茶叶广告设计的创新研究 摘要:当今各行业为了取得发展必须做好宣传和服务,通过宣传打造品牌,通过服务建设品牌。茶叶是古代文化的精华,既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又展现了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为让茶文化更好的发展,适应时代的需求,运用新媒体展开宣传是必然趋势。本文从茶广告为着眼点,以新媒体为载体,分析和体会新媒体语境在茶广告的应用。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茶叶广告;创新与研究 茶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瑰宝,自发现茶叶以来,我国茶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儒释道的深刻思想。如今,茶叶在我国有着极广的销售市场和庞大的销量。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参与茶叶生产和贩卖的人数越来愈多,而新媒体的发展也促进了茶叶广告的多元化。如何从新媒体的角度,将新技术运用到茶叶广告的设计中,以提高茶叶的知名度和品牌附加值,是当今茶叶销售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茶企为提高知名度,打造品牌化,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语境,使自身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我们迫切思考的问题。 1新媒体语境为茶广告注入活力 根据世界教科文组织和我国众多院校的研究,一致认为茶是从中国发源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皇帝至百姓、从官宦到三教九流,均对茶叶充满了喜爱,文人墨客在诗句及画作中多次以茶作为描述的对象,这都充分体现了茶叶在我国的重要性。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升,我国茶叶产量也急速提升,大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前三个季度的茶叶产量达到了221.42万吨,比2015年同时期增长4.23%。但茶叶销售数据显示,同时期茶叶消费量仅为142万吨,茶叶对外出口量为40万吨左右。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我国2016年上半年茶叶供大于求。根据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茶园种植面积约为281万公顷,相较于2009年,同比增长34.2%。与茶叶产量的提升及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相适应的是茶企数量也不断增多,例如北京的著名茶叶街马连道,包括我了我国最著名的十家茶企,也包含1000家左右的小企业,这些企业门庭若市,反映了我国茶叶发展的蓬勃生机。石家庄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茶叶中转站,每年新开茶店200家以上,河北省茶叶协会会长曾坦言:“对于北方省会城市来说,石家庄茶城数量已经日渐饱和。”从市场经济学角度可以发现,我国茶叶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茶叶销售模式从传统的散卖到目前以礼盒等为主。如何适应茶市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每一个茶叶企业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说,我国茶叶市场转型以迫在眉睫,新媒体的出现为茶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高校的宣传,为企业增值,增加企业的活力。 2新媒体与茶叶企业广告的结合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新媒体的出现时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第三次科技成果应用于媒体以来,世界的媒体宣传方式不断地进步和发展。1967年,最先将新媒体技术应用于宣传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将新媒体应用于宣传中。所谓新媒体指除、报刊、电视以及广播外的其他媒介,具体指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等。目前的数字技术主要应用于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中,通过此类手段向大众进行宣传。移动技术主要应用于电脑和手机等,客户通过电脑和手机阅读各类新闻,了解市场动态。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自数字技术和移动技术应用以来,截止2016年1月,世界上网人数已突破33亿人,这一数据占到世界总人口的44.2%;根据大数据统计,截止2016年,世界手机用户突破70亿人,虽然这一数据中包含一人拥有多部手机的现象,但是仍反映了新媒体在世界中传播的广泛;2010年是手机变革的一年,此后各类手机APP不断出现,截止2016年,微信下载数量突破22亿人次,微信活跃账户超过7亿人。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新媒体拥有庞大的人群,且传播方式借助各类移动工具,真正实现了媒体与客户的直接联系,促进了媒体与客户的交流和互动。茶广告是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了提高茶叶企业的知名度,实现品牌化,借助广告进行宣传是实现以上目的的有效手段。新媒体形势下,仅仅借助传统媒介进行宣传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茶企加入新媒体的大军,运用恰当的新媒体开展宣传,建立企业与客户的直接联系,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还可以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茶叶企业如何结合新媒体的特点设计出符合自身发展的广告产品、广告创意,已经是十分迫切的发展需要。 3新媒体语境下茶企广告设计建议 3.1广告定位年轻化 新媒体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客户进行分析,制定最符合客户需求的广告内容。根据数据,参与新媒体交互的人群以80后、90后为主,平均年龄为32.5岁,我国网民的哦平均年龄为21.4岁,这组数据反映出我国新媒体客户年龄较大,心理较为成熟。广告学认为,优秀的广告设计首先是广告定位,因此,我国新媒体用户以我国新媒体以80、90后为主,广告设计时要充分调查、参考这一人群的品位,主要用户是以80后为主的。判断广告做的好不好,首先要看他的定位准不准。合理的广告定位可以迅速抢占先机,从而实现产品的大众化。80、90后伴随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成长起来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且自身拥有很强的主观思维,且易接受新事物。为将新媒体运用到茶叶企业的宣传中,就要以这一类人群为主要客户,充分研究这一类人的思维方式和喜好,制定个性化的广告内容,为茶企的发展做出贡献。 3.2广告内容多元化 传统媒介以纸和电视作为载体,广告受版面、播出时间的限制,广告内容则受到广告时长的限制,导致传统的广告内容枯燥和单调,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新媒体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局限,研发者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挥自己的想象,对广告内容进行创造、加工和完善。新媒介引用于广告设计极大的丰富了广告的类别和广告研发的手段,设计广告和加入任何元素,传统媒介运用的元素通常为图片、文字或视频等,多为单一元素占据主导,新媒介则在传统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整合,使广告内容更加丰富。调查新媒体广告内容可以发现,当今的广告设计更加注重情境化,运用合理的情境打造商品的意境,以促进大众的共鸣。新媒体语境下,茶企广告设计要从实际出发,丰富广告的内涵。例如,人们对茶叶的感受往往停留在茶叶成品上,对其中的采摘和制作了解甚少,广告设计者可以借鉴“五粮液”广告的特点,以视频为主,以情境为核心,将采茶和制茶融入其中,这既丰富了大众的感官,又使大众对茶叶制作有了简单的了解,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又如,茶叶广告设计可以引入其他商品设计,运动完喝一杯茶饮,既可以缓解止渴又可以缓解疲劳,为此,设计者可以专门设计一个运动型的广告,最后以茶叶作为结尾点明主题,这样大众观看后可以留下极深的印象。考虑到新媒体用户“年轻化”,广告设计时要体现个性化与多样化,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年轻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茶叶广告在设计时可以已此为突破点,提高茶广告的受众群体。 4结语 当前,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各类企业、人群都随时随地的接收广告或发送广告,可以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处于新媒体广告的包围下。茶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瑰宝,我国茶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儒释道的深刻思想,如何从新媒体的角度,将新技术运用到茶叶广告的设计中,以提高茶叶的知名度和品牌附加值,是当今茶叶销售面临的重要问题。茶广告是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了提高茶叶企业的知名度,实现品牌化,借助广告进行宣传是实现以上目的的有效手段。为此,茶企为提高知名度,打造品牌化,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语境,使自身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我们迫切思考的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一千道一万,但归根结底,在新媒体语境下,茶叶广告的设计必须符合新媒体的特性,符合受众的特性。新媒体形势下,仅仅借助传统媒介进行宣传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茶企加入新媒体的大军,运用恰当的新媒体开展宣传,建立企业与客户的直接联系,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还可以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总之,新媒体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局限,研发者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挥自己的想象,对广告内容进行创造、加工和完善。新媒介引用于广告设计极大的丰富了广告的类别和广告研发的手段,设计广告和加入任何元素,传统媒介运用的元素通常为图片、文字或视频等,多为单一元素占据主导,新媒介则在传统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整合,使广告内容更加丰富。 作者:王培 张晓纪 苗琳 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系 茶叶设计论文:谈民间艺术符号在茶叶包装平面设计应用 摘要:民间艺术是在传统工艺技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民间艺术主要包括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形式以及民族舞蹈等类型,同时也包孕着民间传统文字、图案、造型、色彩等元素。本文以民间艺术符号为切入点,对茶叶包装的平面设计进行了探讨。在概述了民间艺术符号的产生与特征后,并据此对其在茶叶包装中的应用之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民间艺术;茶叶包装;绿色设计 民间艺术符号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精美的剪纸艺术还是精致的壁画工艺,抑或是精湛的雕刻技艺都是对民间艺术符号的不同阐释。从文化角度来说,民间艺术符号是从丰富多彩的民俗中分离出来的,其将大众化的民俗标志简化为不同形式的艺术符号,使其以艺术的形式而长存并在无声中诉说着古老的历史文化。因而,民间艺术符号又是一种信息传达载体,其因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与信息传达功能成为了设计行业的新宠,为茶叶包装设计注入了新鲜血液。 1民间艺术符号概述 1.1民间艺术符号的产生 民间艺术符号是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逐步形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以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生活为原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符号,并且每一符号标志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背景、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文化认知程度。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间艺术符号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民俗艺术符号也有所不同,但却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人类意识文化的产物。 1.2民间艺术符号的特征 1.2.1象征性 民间艺术符号是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渐渐演变而来的,其包含着浓厚的艺术文化因子,每一民间艺术符号都散发出传统文化的魅力之光,也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意蕴。“擎天一柱”、“三足财神”以及“陵道神羊”都是民间艺术符号的典型标志,精致的纹饰与奇特的造型以及精巧的工艺,在民间艺术符号的史书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擎天一柱又叫华表柱,一般立于大型建筑群之前,其周身以云龙纹为底纹,上部插以白色的雕花石板,其顶部则立着龙头神兽,造型宏伟壮观,既象征着皇家权威庄严不可侵犯,又将古代先进的雕刻艺术烘托得淋漓尽致。陵道神羊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吉祥物獬豸为原型而创作的,其是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神兽,独角、龙首、狮尾、牛身,因其善于判断明辨是非而成为了“法”的象征,一般放置于法院门口,陵道神羊的别致造型以及暗含的法制之寓意使其成为了民间艺术符号的标杆。而三足财神则是以少了一条腿的蟾蜍为原型雕刻而成的,其以金色涂满全身,头顶八卦、背披北斗七星,嘴叼两串铜钱的模样呈现在大众眼前,象征着财源滚滚富贵吉祥之意。总而言之,每一民间艺术符号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相应的文化意味,寄寓着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望。 1.2.2民族性 民间艺术符号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其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并且沾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元素的浓厚气息。所以,民间艺术符号的民族性特征也显现出来了。而民间艺术符号也因其独特的东方造型和色彩因子,在世界艺术符号之林中熠熠生辉,备受推崇。中国结、剪纸、泥塑、木偶、竹编以及皮影都是我们民间艺术符号的物质化体现,并打上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同一民间艺术符号在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艺术特征也有所差异,但却都在无形中折射出我们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璀璨光芒。例如,中国结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编织方式,受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其颜色与图案造型都会有所不同,红色、蓝色以及黄色的中国结所寄寓的象征意义却都是大同小异,都预示着吉祥富贵之意,变化多端的编织手法以及精巧别致的图案造型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审美艺术品味。 2民间艺术符号在茶叶包装平面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2.1文字符号 文字是包装设计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语言,而随着文字艺术的发展,文字书法也成为了包装设计中的艺术表达形式。茶叶作为中国的形象代表,其包装设计自然也应该与其气质相符。茶叶包装设计也以文字符号为切入点,结合茶叶的清新朴实之质,利用汉字的空间组合形式、方形结构以及书法艺术对茶叶包装进行了风格化的定位设计。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字符号造型复杂,横撇竖直、方方正正的结构形式,颇具韵味。茶叶包装设计中也引入了民间艺术符号中的文字意象之美,例如,西湖龙井的茶叶包装设计以“龙”字为着手点,将龙纹图案作为茶叶包装的主要背景,并以艺术字体的形式将“西湖龙井”进行放大化展现,从而既凸显了西湖龙井在茶叶中的“霸主”地位,又提升了茶叶包装的品味档次。另外,茶设计师也会利用不同汉字的空间组合形式以及其结构特征,对茶叶包装设计进行整体布局,以凸现茶叶包装设计浓郁的中国特色。 2.2图案纹饰 民间艺术符号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图案纹饰也是其艺术符号的一种。每一历史时期均有其特定的图案纹饰,商周时期的青铜图案、秦汉时期的织锦图案、唐代的唐三彩陶器图案、宋代的缂丝图案、元代的织金锦图案以及明清的景泰蓝图案,虽各有不同,但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艺术符号的典型代表。其中,图案纹饰这一民间艺术符号在茶叶包装中的应用亦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五云山的信阳毛尖其包装以青铜图案中的云纹和几何纹为基本元素,利用意象形变的原理,在包装上描摹出了层层叠障的五朵云,并以遥相守望的姿势将云的舒展之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既烘托出了五云山信阳毛尖的高雅之气,又营造了一种宁静怡人之境。总而言之,图案纹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元素其造型多姿多彩,对于茶叶包装设计而言可谓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2.3水墨元素 水墨元素不同于其他民间艺术符号,一墨一汁,一点一染尽显中国风。而水墨元素也因其所渲染出的深邃意境以及独特的人文魅力而被广泛地应用到现代设计之中。茶叶包装设计对于水墨元素的应用更是数见不鲜,笔墨元素点染下而形成的空灵意境对于淡雅的茶文化而言具有鲜明的衬托作用。例如,福建乌龙茶的包装设计,以浓墨与淡墨渐变的形式泼洒出乌龙茶水浸泡的样子,并以大笔如椽之势勾勒出茶壶的形状,然后又以滴墨的形式将“茶”字行云流水般展现出来,而乌龙茶的隽永之质也被深沉的水墨元素阐释得淋漓尽致。此外,“计白当黑”的水墨元素设计手法在茶叶包装中的应用也是极为普遍的,设计师通常会运用画中留白的手法,将茶文化内涵与文化艺术韵味渗入到交融的水墨中,并以虚实相生的表现方式,将茶叶包装进行留白处理,突出茶叶包装的风格定位,从而使其与水墨元素实现相得益彰的融合。 3民间艺术在茶叶包装平面设计中的展望 3.1深入挖掘民间艺术中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审美文化意识也逐日见长,大众的消费理念从传统的物质消费需求向精神文化需求转变。通俗来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其不仅仅关注产品的实用价值,更多的是其所包蕴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消费者不仅要求茶叶包装能具备保护茶叶的基本功能,同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但是,纵观我国的茶叶包装设计,虽然引入了民间艺术符号这一元素,然而设计师却没有从根本上对茶叶与艺术符号进行文化艺术内涵的深层分析,更没有将茶文化内核融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中,进而导致我国的茶叶包装设计陷入了名不副实的尴尬境地。所以,设计师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应该以茶文化内涵为立足点,根据民间艺术符号的不同特色,将其图案纹饰、书法艺术以及水墨元素渐渐地渗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中,并以不同茶叶的不同人文属性,对艺术符号进行选择性的撷取,使茶文化内涵、艺术符号标志以及茶叶包装设计三者在融合中实现统一。 3.2积极引入现代包装的艺术设计手法 民间艺术符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才形成了灿烂多姿的艺术符号。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传统文化却呈现日渐没落的趋势。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连民间艺术符号的表达形式都不甚明了。所以,茶叶包装设计师应该结合现代艺术设计的手法对茶叶包装中的民间艺术符号进行创新性设计,以此吸引大众的眼球。首先,设计师应该以优秀的包装设计为借鉴,从中汲取先进的设计经验,利用民间艺术符号中的特色因子,对茶叶包装进行个性化设计,使其从琳琅满目的包装中脱颖而出。而后,设计师也应该率先引用时尚潮流元素对茶叶包装进行突破性设计,以当下流行的颜色与材质甚至图案造型为蓝本,将民间艺术符号进行改编应用,从而使茶叶包装设计更加贴近大众的审美需求,进而在无形中促进民间艺术的传播与弘扬。 3.3践行低碳节能理念进行绿色环保设计 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而随着人文主义的觉醒,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触,现代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处方式。于是,低碳节能的环保理念开始盛行,绿色设计也应运而生。因而,设计师在利用民间艺术符号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应该以茶叶包装材料的安全环保属性为出发点,选取能溶解对环境无害的材料,摈弃传统的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同时,设计师也应该以践行适度设计原则,反对过度设计,结合茶叶包装的特色,采撷相应民间艺术符号对包装进行简洁化设计,坚决摒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华设计。另外,设计师也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茶叶包装进行简约设计,使同一茶叶包装适用于不同的茶叶物质形态,进而设计出携带方便、安全环保、便于回收的茶叶包装。 作者:康鑫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中国人利用茶的历史已有四千余年的时间,从一开始将其视为一种能够解毒的药物,到后来将其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茶叶在中国经久不衰,已然成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物品之一,茶文化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民间美术则是我国美术史中的奇葩,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地域的审美价值、社会文化等内涵。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各种创意产品是层出不穷。因此,不妨将民间美术元素融入到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去,以增加产品的艺术性和吸引力,让其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 关键词:民间美术元素;茶叶包装;茶文化;设计运用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已有几千年时间,正如俗话所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叶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之中,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在逐日提升,因此人们在茶文化产品上的消费也就日益增加,特别是种类繁多的茶叶产品,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重要的饮品,更是人们走亲访友的首选礼品。因此,面对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茶产品厂商不妨把我国的传统美术元素融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中,以此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观赏收藏价值,从而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1我国茶叶包装设计现状 我们所说的茶叶包装设计,指的是生产厂商或是外包服务方对零售茶叶商品进行包装的设计活动,既包括茶叶产品的外盒包装设计,也包括茶袋、茶盒或茶桶等最后一层包装设计。茶叶进行包装设计,一方面是为了提升产品的审美价值,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茶叶产品的艺术价值和产品溢价,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产出。通过市场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设计优秀,能够把准消费者口味和心理的茶产品包装,往往会卖的更多、卖的更贵,因为消费者会在无意识中,觉得那些设计精美且有格调的产品比较高档,值得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纵观现在的茶叶包装设计,已经与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不仅在外形包装上更加自由多样,同时在材料选择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除了我们常见的铁盒、纸盒以及塑料袋包装外,还出现了造价不菲、精致细腻的陶瓷包装和名贵木制包装等。同时,在外观内容上,也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绘画、书法甚至是雕刻技艺加了进去,甚至还借用了很多中国名画名字,如《清明上河图》等等。但是也要看到,现在我国茶叶包装设计还存在诸多误区和偏差,首先是不同品牌的茶叶包装相似度很高,这反映出设计者的包装思维比较单一,抄袭和模仿现象比较泛滥,缺乏自己的创意。以绿茶产品为例,现在市面上很多绿茶包装设计都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主打绿色基调,配以青山绿水以及绿茶的特写等,甚至连logo及名称字体都很相似。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各个品牌缺乏足够的辨识度,导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往往只能记住绿茶类产品的包装风格,而对品牌的名称、产品特色、口味等模糊不清,很难出现一个比较出名的具体品牌。而反观世界著名茶叶品牌立顿,其在包装设计上下足功夫,采用了家族式的包装设计和醒目的logo,让消费者能够很快在同类产品中将其辨识出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缺少高水平的包装设计人才,再加上一些生产厂商对设计学的认知能力有限,一味追求视觉上的冲击感,忽略了对产品本身内涵和特色的挖掘及包装。其次,是有的茶叶包装设计过于奢华,失去了茶叶本身的韵味和特点。茶是大自然的产物,生长于幽谷碧水之中,饱经风霜雨露而成,因此茶叶具有高洁、质朴的自然特质,能够让人的内心变得平和且深沉,积极和向上。所以说茶叶包装在设计上应当注重茶叶的自然特质,以朴素大气为其主基调,如此方能跟茶叶的气质相吻合。但是一些厂商为了追逐高利润,将茶叶包装进行奢侈化设计,试图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这在无形中就增加了茶叶包装的成本,有的甚至还要高于茶叶本身的成本。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另外还有可能事与愿违,不仅得不到市场的青睐,还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第三是一些茶叶包装设计和茶叶的风格不搭配,甚至是大相径庭,很容易贻笑大方。我国的茶叶种类丰富,每一种茶叶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底蕴,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上,应当结合不同茶叶的特点,进行与之相匹配的设计。但是从市场实际情况看,一些茶叶包装设计却没有考虑这种风格的搭配问题,如有的本身是红茶,却采用了过于淡雅和素净的包装,无法凸显红茶浓郁醇厚的特点;有的本身是绿茶,但却采用了浓烈的设计元素,让产品变得不伦不类。 2民族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 把民间美术元素融入到茶叶包装设计里面,能够把我国传统的审美取向、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移植到现代的商品包装设计中,进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2.1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艺术价值 民间美术元素的起源在民间,是由我国祖祖辈辈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作中日积月累而创造出来的,不管是这种美术元素的色彩、形状、构图形式又或是在内容上的表达方式,都呈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另外,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且地域辽阔,每一个地区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在民间美术元素上也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如年画、皮影、水墨、壁画、灯笼画、剪纸、刺绣、织锦、木雕等等,都承载着不同地区民间艺术的精华。而将这些美术元素融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中,可以为产品包装增加深厚的艺术价值,让茶文化与民间文化相得益彰,更好地凸显茶叶的特点。另外,这样还可以给茶叶包装设计师们提供充足的设计养分,让他们能够从民间美术元素中汲取灵感和创意,并将民间美术中朴素、精巧的风格运用到茶叶包装之中,从而带给消费者更多美的享受。 2.2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茶叶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商品,它本身就有很好的经济价值。但是现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茶叶的市场竞争也是日趋激烈,对于茶商来讲,就要不断扩大自己的消费人群,并用很好的品牌文化和产品内容来培养出更多的忠实客户。而达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提升产品的溢价,最大限度去展现商品的经济价值。由是言之,将民间美术元素融入到茶叶包装中,可以彰显出厂商和设计者独特的文化品位,并让茶叶品牌呈现出更高的艺术价值,这跟当下很多消费者返璞归真,追求传统文化的心理不谋而合,可以激发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在价值理念上产生共鸣。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并能让商品产生更多的溢价,提升其附加值,让茶叶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高。 3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原则 3.1要能够体现茶叶包装的地方特色 前文说过,我国民间美术元素种类丰富、形态各异,有很广泛的运用空间。但是在其与茶叶包装设计的融入中,设计者应当结合自身茶产品的产地、种类、内涵、品牌价值以及目标群体的心理诉求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去选择最恰当美术元素去展示。一是要根据本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情况,尽量避免在设计中出现与之相背离的设计元素。如我国的苗族同胞不吃牛羊肉,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尽量避开这些元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二是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的茶产区都有着自己的社会人文背景和自然环境特色,像福建产茶区的武夷山景区、浙江西湖龙井茶产区的西湖风光等。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上就要根据自己产品的产地,融入一些地域文化元素。而在融入的时候,也要用当地的民间美术种类去呈现。在这一点上,西湖龙井茶的包装设计值得广大茶商学习借鉴,设计师将代表江南色彩的西湖烟雨朦胧图案,用水墨画的方式印到茶叶包装之上,不仅突出了龙井的产地文化内涵,同时也突出了江南水墨画的特征,可谓相得益彰,十分巧妙。 3.2要注重民间美术元素的图案选择 我国民间美术形态各异,变化莫测,经常会采用一些动物、植物以及自然景色作为绘画元素,同时这样元素也往往有很好的象征意义,如长寿、富贵、高洁、团圆等等。所以,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中,就要结合产品类型以及消费人群的特点,将这样的美术元素融入其中,如此便能为产品增加更多的寓意和祝福,满足消费者的心理诉求。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针对中老年人喜欢的一些茶叶,如老君茶、金骏眉等,可以采用一些仙鹤、高山的美术元素,因为仙鹤象征着长寿,高山象征着稳重和地位。另外针对一些家庭喝的茶叶,可以采用鲤鱼的造型,这喻义着年年有余,是对家庭富足平安的期盼。而针对一些茶礼品包装,则可以大胆地采用一些诸如牡丹的图案,以此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和美好祝福。同时,还要针对不同的节日,选用符合节日内涵的图案和颜色。如中秋节可以推出一些与月亮和历史传说有关的图案,而春节则可以采用一些中国结等圆形图案,在色彩上也要以红色为主基调,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同时也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节日消费心理,提高茶叶的销售量。 3.3要注重民间美术元素与现代设计创意的融合 我们强调要把民间美术元素融入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但是不是说要原封不动地照抄,而是要结合当下消费者的审美观念,进行一些创意设计,使之在保持传统特色和精髓的基础上,更加富有时代感和蓬勃生机。比如说民间美术元素中的牡丹造型,在民间一直是以色彩浓重而被人们熟悉,已经成为传统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的经典符号,一些代表中国文化如传统花袄中普遍都会采用牡丹的元素。但是针对茶叶淡雅的特点以及当前消费者的审美观念,倘若将牡丹元素直接移植过来,恐怕会降低茶叶的识别度,让消费者觉得两者的结合有点不太协调。因此就不妨借用当前流行的“扁平化”设计方式,降低图案的写实程度,增加它的符号化特征,并采用一些流线型设计或者是卡通设计,让它更加活泼而生动。另外还要降低其色彩的浓厚程度,使之颜色变得更加平和且安静,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此便能让民间美术元素更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价值,做到品位与文化的并存和相得益彰。 作者:张莉 郑君玲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民间美术的茶叶包装设计研究 摘要:中国民间美术取材于日常生活,来源于民众。但其以色彩丰富、题材新颖、取材方便等特点,长期以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把民间美术的因素应用于茶业包装设计,对于弘扬茶文化、提高茶叶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研究了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就民间美术因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间美术;因素;茶叶;包装设计 在茶叶产品的销售过程,茶叶的外包装设计不仅是产品品质的代表,同时也是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吸引,提高茶叶产品的外包装水平也就成为提高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茶叶不仅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品,其所代表的茶文化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茶叶外包装设计与我国民间文化相结合是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基本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美术所蕴藏的丰富底蕴和其所具有大众文化特征与茶叶产品的大众消费对象具有十分贴近的契合点。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就成为茶叶包装设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1充分认识中国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 将中国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通过茶叶这种有效载体,实现了我国传统美术文化与茶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不但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同样提高了茶叶的内在品质,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艺术上价值。我国民间美术来源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多样。不管是绘画、雕塑、玩具、服饰、家具器皿、戏具、剪纸、纸扎灯纸、编织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瑰宝。这些都可以为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提供灵感。如果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灵活运用民间美术的艺术手法和理念,并结合实际进行创新,就是对艺术的再创作。这种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一定会为茶叶消费者提供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二是文化上的价值。民间美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食粮,传承包括民间美术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把民间美术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是一种文化上的创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的发展。同时,我国茶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把民间美术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对于向世界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传播和民族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三是经济上的价值。茶叶是一种商品,给茶叶一种新颖、独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又贴合产品特点的包装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茶叶的吸引力。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外包装,设计出高水平的外包装,不但是对茶叶本身品牌和品质的提升,也是吸引消费者,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最直接方法,同样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经济价值。 2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要把握的要素 民间美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许多与地区民俗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地域、风俗上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品类。把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必须充分认识民间美术的这种现实特点,结合实际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把握好地域性这个基础。民间美术与地区密切相关,是一个地区风土人情的突出代表,所以在把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时必须注重地域性。这种地域性主要包括民间美术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地域性,茶叶产品产地的地域性,茶叶产品消费市场的地域性,只有这三者实现有机的统一,才能使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文化经济价值。二是坚持创新这一关键。民间美术元素虽然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但其具有明鲜的时代特征。要把这些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并形成吸引力创造出新的价值,必须以民间美术元素为基础,结合茶叶消费者特征和需要进行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间美术元素的活化,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所以说,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创新是关键,也是民间美术元素生命力所在。三是坚持实用性这一落脚点。茶叶的外包装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茶叶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所以在茶叶外包装的设计上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所以在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的表现手法、包装材料的选择上必须与消费的需要相吻合,与茶叶的品质相吻合,在保证实用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和提高。要防止出现过度包装,并消除因此而造成的负面效应。 3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民间美术元素内容丰富,题材新颖,文化内涵深厚。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并结合实际进行创新是一种可行的实践。对于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应当灵活多样,既可以运用其理念、表现手法、色彩,也可以运用和发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有些人文历史故事素材可以成为茶叶包装系列设计的素材。 3.1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形式多样,但其最根本的构成是图形和形状。而且图形和形状变化多样,形态优美。特别是运用一些实物图形来表达一定的涵义,而且这些代表一定涵义的图形经过历展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基本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如牡丹寓意富贵、松鹤代表长寿等等。对于这些图形如果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结合实际进行应用,不但可以使茶叶的包装更为丰富,而且可以表达一定的寓意及祝福。同时,茶叶做为一促高雅的馈赠礼品,如果把这些具有丰富寓意的民间美术的图形与茶叶包装有机结合,定然会使茶叶这种礼品更为充分表达一种祝愿,提高其高雅性。这种与市场需求相切合的商品定然会更具有竞争力,这种有精美包装的茶叶甚至会超脱了茶产品本身的价值,从而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粘合剂。 3.2民间美术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消费者对产品外包装的的第一感应,合适的色彩对于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做为茶叶的外包装设计,必须在色彩的选择上实现合理搭配并突出主色调,从而实现其价值。民间美术色彩运用大胆夸张,而又来源于生活,同时具有深厚的寓意。如在民间美术中红色往往用来表达喜庆的氛围,而绿色又代表淡泊和生机,蓝色代表一种高雅,黄色代表权力和尊崇。同时民间美术又善于综合运用各种色彩,通过合理的搭配,实现视觉上的刺激和感情上的宣泄。这种用色彩来表达一种情感和趋向的民间美术用色理念对茶叶包装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民间美术的有些色彩直接可以运用。这种应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就有成功的典范。如在市场销售的红茶中,红色基本是外包装的主色调,而这种红色代表红茶的特性;绿茶外包装的主色调是绿色,代表了绿茶其淡雅的特性,是用外包装的色彩来体现产品的特性,用色彩表达一种情感。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其实是对用色彩表达情感的实践。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充分借鉴民间美术运用色彩表达情感的方法,通过外包装的设计中色彩的科学运用,实现感情注入。这种结合茶叶产品特点进行的包装设计上的创新,一定会使消费者通过茶叶外包装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觉感受的。同时,激发起内心的情感共鸣,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3.3民间美术素材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间美术内容丰富,有些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这些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许多素材与茶的历史文化有关,有些甚至是某一茶品牌的符号代表。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把这些素材进行收集整理,通过外包装进行表达,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普及,同时也是对某些茶叶产品的深度挖掘。实践中,在许多茶包装设计中,通过文字和图案的方式对这些民间美术中有关与茶有关的人文历史典故或者与茶有关的技艺进行普及,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这些素材也提升了茶叶本身的品质。可以大胆的设想,如果围绕民间美术中某一人文历史典故为素材,设计开发出系列茶叶包装产品,进而形成系列茶叶产品,会形成怎么样的市场效应。 3.4民间美术材料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其作者往往是平民大众。这也就是民间美术在取材上丰富多样又随手可得的原因。如在民间美术中的竹编、草编、秸秆画等材料就来源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材料。但就是这种材料所形成的民间美术作品却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也与目前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相一致。如果在茶包装设计上能够贯彻好民间美术取材的这些理念,对茶包装设计也具有科学的促进价值。如在我国有些地区利用当地的竹、木资源设计开发的茶包装设计,不但可以实现对茶叶产品的有效保存,而且符合环保理念,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也实现了较好的经济价值。当然,在这些材料的运用上,要结合现代消费者的特点,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创新,这样就会更有吸引力。 4结语 民间美术做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其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这种应用必须把握好地域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同时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具有艺术、文化和经济价值,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把民间美术表现手法、民间美术色彩、民间美术的素材、民间美术在材料选取上的理念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实现创新应用,不但会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可以提高茶叶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实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实现,这是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季承 单位: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谈动漫元素融入茶叶广告设计的可行性 摘要:现阶段,广告宣传成为产品营销的重要手段。企业想在同行业的竞争中赢得相对优势,不仅需要在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上做到“先声夺人”,而且在广告设计上也需要凸显独特创意。我国茶叶文明历史悠久,茶叶产品种类繁多,广告设计思路也是层出不穷,。基于此,以茶叶产品广告设计为起点,借助实例研究了动漫元素在产品广告设计上的特色,对动漫元素在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上的推广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这对今后茶叶产品的广告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茶叶产品;广告设计;动漫元素;可行性分析;实例分析 茶叶在我国有几千多年的存在历史,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象征,而动漫作为现代流行于青少年之中的时尚元素,似乎与茶叶这一老古董象征物毫无交集。然而,将动漫作为组成元素融入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中,可以实现传统与流行的密切结合,利用动漫元素的流行趋势,带动茶产业的快步发展,起到宣传促销茶叶产品的效果。 1茶叶生产及广告设计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叶生产起源地,制茶成为我国的特色产业。古人经过不断地尝试钻研、改革创新,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传统,在世界各国内享有盛誉。传统的中国茶文化十分讲究,包括种茶、炒茶、煮茶,甚至茶具、茶艺等,每一环节都极致讲究,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之所在。现阶段,茶叶产品更是丰富多样,广告设计在宣传营销茶叶产品上突显其重要性。 1.1种类繁多的茶叶产品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各异,培育出多种特色茶叶产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中国十大名茶,即西湖龙井(因产自杭州西湖地区的龙井而得名,西湖龙井色泽光润、形似碗钉、香气浓郁、味爽鲜醇。)、洞庭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有花香果味,芽叶细嫩、色泽碧绿、形纤卷曲。康熙皇帝见其形似螺,又在春分到谷雨时采摘,故赐名碧螺春。)、安徽的太平猴魁、黄山毛峰及六安瓜片(都以嫩、香出名)、君山银针、安溪铁观音、凤凰水仙、祁门红茶和信阳毛尖。单单从茶名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茶叶产品的丰富多彩。 1.2茶叶产品广告设计的一般思路 产品广告设计需要一定策略的指导。首先,明确产品的销售对象,因为不同销售群体的消费需求存在差异,在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时,抓住消费对象的购物心理,才能起到广告宣传的效果,例如:针对减肥的女性消费群体,广告设计时要突出茶叶减脂消肥的特点。针对怕生蛀牙的儿童群体,要大力宣传茶叶防蛀防龋的功能;其次,是掌握好茶叶的销售时间,了解市场需求时间,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习惯把茶水当做是消暑饮品。因此,在入夏之前的一段时间是茶叶的热销期,在这段时间做好茶叶产品的广告宣传工作,能够促进产品大销。除此之外,重要佳节时人们总会互赠礼品,这也是茶叶广告插入的好时机;最后,是广告设计的精髓,也就是茶叶本身的特性,广告内容要切实符合茶叶的实际情况,凸显出其独特之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形成品牌的竞争优势。遵循上述设计思路,茶叶产品的畅销局面势在必行。 1.3茶叶产品广告设计 以雅茗轩设计的绿茶广告和铁观音茶叶广告为例,分析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雅茗轩的广告中,设计师利用茶叶及茶水的色泽,真实地描述了绿茶茶叶扁平、芽叶鲜嫩、茶水黄中透绿的特性,借一只被茶香吸引而来的蜻蜓,完美表现出汤水浓香四溢的味道。这样的设计虽未采用什么奇思妙想,却能产生不错的市场反应,原因是设计能够准确地反映出雅茗轩绿茶的真实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设计原则,从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再看铁观音的茶叶广告,广告采用了广袤无垠的沙漠作为设计背景,又以丝绸之路的骆驼运输队为创新点,为原本沉闷单调的沙漠背景带来了一丝活力,与广告上“丝绸之路”的字样相互照应,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从而表现出铁观音茶叶悠久的历史特性,这一创新发挥得恰到好处。 2动漫元素在平面设计上的应用 动漫实际上是指动画和漫画的统称。“动漫”这一名称是中国人的独特叫法,由动画和漫画两者的第一个字组合而成,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近年来,动漫元素逐渐在广告设计上崭露头角,形成新兴产业链———动漫广告产业链,动漫元素作为时尚的象征,以其生动的视觉效果、丰富的情感内容和强烈的表现力,带动广告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广告观赏效果的同时,还拓宽了广告设计的创新领域,使得广告设计保持潮流时尚之风。 2.1动漫元素构成分析 2.1.1文化与创新要素 自古以来,文化与艺术不分家,动漫作为艺术中的后起之秀,自然少不了依附于一定的文化基础。动漫中的文化内涵不是指文化与艺术的简单整合,而是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创新融合。动漫的构成要素中创新是关键组成,它能使观众在原作的基础上,接受新的哲学思想,感受新的文化熏陶。 2.1.2科技与数字要素 动漫是一门具有科学性质的艺术,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科学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提高,使得动漫形象更加生动、画面更加真实、效果更加明显,为观众创造出一个奇妙的世界。同时,数字化生产促进了动漫艺术的高效率产出,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2.1.3符号要素 动漫在发挥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时,经常借助各种符号。其中最常使用的是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符号元素的融入,赋予了动漫更多的艺术色彩,实现动漫效果的自由化发挥,为观众带来惬意和舒适的感觉。 2.2动漫元素在设计中应用实例 动漫可以看做是艺术的自我救赎,在动漫的世界里,人们可以摆脱现实生活的约束,追求心灵上的自由,凭借主观想象,为自己构造出虚拟的快乐,营造出善良、幽默、单纯的动漫环境,充分表达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将动漫元素融入广告设计中,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帮助人民群众实现视觉享受的目标。从文化内涵上看,动漫元素虽然是新时展的产物,其内在的文化储备却是不容小觑的,动漫元素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分支,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大众的艺术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广告设计上使用动漫元素,可以深化广告的文化意境,还能增添广告设计的流行色彩,吸引观众的注意,起到产品广告宣传的作用。例如:2003年伊利推出的一个动漫广告宣传片,广告设计采用了三维动画技术与真实情景相结合的制作方式,借助拟人化的手法,赋予牛灵性。广告中的奶牛如天真的孩子一样,个个身体强壮,在草原学校里转呼啦圈、玩平衡桥,嬉戏玩耍,好不自在,再配上稚嫩的童音,使整个广告显得趣味十足。广告以生动活泼的动漫元素,衬托出伊利牛奶天然和优质的特性。相比之前的广告制作,更易触动观众的心弦,更具有说服力,赢得消费者广泛的关注和信任。 3动漫元素融入茶叶产品广告设计的可行性分析 3.1增添视觉艺术效果 动漫元素形象生动、幽默风趣,借助丰富活泼的符号元素,打破传统茶叶产品广告的枯燥乏味,使观众产生视觉上的艺术美感,激发观众的观赏兴趣,让观众在欣赏广告视频的同时了解到茶叶的信息情况,变被动的广告宣传为主动,不至引起观众的反感情绪。加入动漫元素的茶叶产品广告,显得活泼可爱,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令人回味无穷。这样的广告设计,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广告不再是茶叶产品进行市场营销的经济手段,而是以一个艺术品的姿态呈现在大众面前,可以消除观众对广告宣传的抵触心理,扩大茶叶产品的市场销售规模。 3.2加大产品宣传力度 茶叶产品的动漫广告,加入活泼有趣的动漫形象,借助动漫人物形象的市场响应度,开拓茶叶产品的销售市场。大多数群众被茶叶产品广告设计上的动漫形象吸引而来,新奇的故事情节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很多人停频道切换,认真观赏该茶叶产品的广告。因此,动漫元素融入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中,能够利用动漫销售市场推动茶叶产业的发展,使茶叶产品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大茶叶产品的宣传力度,扩大茶叶产品的认知规模。 3.3实现传统与流行的结合 现代社会是数字化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茶叶广告设计已经不再符合大众的审美和消费心理,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需要一股新鲜势力的加入,动漫元素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动漫作为艺术的新兴产物,含有丰富的时代象征,与茶叶这一古老传统标志的结合,可以为茶叶产品带来一定的时尚感,更加迎合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时尚潮流的心理,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从而更易被广大消费群众所接受,为茶叶产品的市场推销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3.4动漫元素融入茶叶产品广告的创新设计 四川的仙牌灵芝茶设计出这样一个广告:一位美女腾云驾雾,历经艰难,才采得灵芝仙草,带回家中。灵芝仙草化身调皮的小孩,四处乱跑,甚至想往酒缸、炖锅里跑,幸亏被美女及时拦下,这一设计暗示人们,用灵芝仙草来泡酒、熬汤等都不是最佳之举。接着美女从灵芝中提取精炼成仙牌灵芝茶,灵芝茶被儿女用于孝敬父母,对老人和年轻人都十分适用,一家人在喝灵芝茶时烘托出了家庭和睦、温馨舒适的氛围,这时,美女托着一碗灵芝茶和灵芝仔出现在一家人面前,说出“喝仙牌灵芝茶,增强免疫力,全家身体好”的广告词,整个广告设计别出心裁,新颖独特,符合大众需求,对仙牌灵芝茶的市场认知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4结论 将动漫元素融入茶叶产品的广告设计中具有一定的可行价值。两者的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增添茶叶产品广告设计的创意,开拓动漫元素的涉猎领域,实现茶叶广告宣传和动漫设计产业的竞相发展,在今后的茶叶产品广告设计上可以广泛应用。 作者:朱晓莉 单位:郑州科技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茶叶包装的设计思路 摘要:我国的民间美术色彩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其已经成为区分我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显著标志。近年来,民间美术色彩凭借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在现代设计界初露锋芒,并迅速成为了设计界“炙手可热”的“新星”。本文以现代茶叶包装为切入点,在论述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特点后,又简要剖析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应用中的误区,最后从大力渲染茶文化内涵的深刻意义、积极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色彩的调控运用能力、融合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设计元素四个角度对其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应用提出了展望性措施。 关键词:民间美术色彩;现代茶叶包装;象征意义;科学技术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是与民间艺术紧密相连的,是最原始的艺术思想和最绚丽的艺术语言。其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五彩缤纷的色彩反映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希冀,折射出我国劳动人民的善良纯真以及独特的艺术品位。民间美术色彩因其耀眼的艺术光芒,一跃成为现代设计行业的潮流元素新宠,被广泛应用于包装设计之中。民间美术色彩元素能最大限度地展现产品的包装魅力,凸显其精神实质,并逐渐成为一种传播文化的艺术性载体。 1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特点 1.1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美术色彩也各有不同。我国地大物博,地理形态各异,其孕育的文化内涵产生的民间美术色彩也是丰富多姿的。每一种地域文化对当地的美术色彩的形成与发展都会有一种潜移默化地渐染作用,我国各少数民族也都定义了各自的色彩象征意义。例如,白族崇尚白色,视其为美好的象征;哈尼族偏爱黑色,以黑色作为高贵的象征;我们汉族更喜红色,因其蕴含着吉祥安康之意。所以,民间美术色彩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同一颜色在不同的地方寓意也有所不同。 1.2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 象征手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少见,其甚至贯穿着民间美术色彩的始终。所谓美术色彩的象征意义是指,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到某一色彩时所联想到的某一事物或触发的某种感情,简而言之,某一色彩表达某种特定内容,即该色彩为其象征。例如,蓝色象征着自由,红色象征着热情,黑色象征着端庄,每种颜色都有其各自的象征意义,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同时,在民间艺术的熏陶下,美术色彩也趋向多元化发展,其被赋予的人文情感更加浓厚,所象征的文化寓意也日益深刻。 1.3独特的装饰审美效果 民间美术色彩是我国传统装饰文化的重要元素,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传统审美艺术观的基石。民间美术色彩以艳丽的色彩搭配,展现各民族的风情特色。民间美术色彩在装饰上遵循“在巧不在多”的理念,运用简单的颜色营造出最佳的视觉美感,与极简主义的色彩要求相契合。同时,中国美术色彩也经常以色彩组合的形式被应用到装饰中,不同的美术色彩进行混合搭配,造成一种视觉冲击,极大地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总之,无论是民间美术色彩的单色渲染抑或是混色氤氲,都能勾勒出一幅幅韵味十足的色彩效果图。 2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应用中的误区 2.1茶文化意义过于浅显 五彩斑斓的民间美术色彩具有极强地装饰性作用,其对于现代茶叶包装的设计确实能达到美轮美奂的效果。但是,精美别致的外衣却掩藏不住茶叶包装中茶文化内涵的缺失。现代茶叶包装对于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已是司空见惯,浮翠流丹的美术色彩对于茶叶包装而言过于浓墨重彩,艳丽多姿的色彩并没有凸显出茶叶包装中的茶文化内涵,浓妆艳抹中反而丧失了茶叶包装的精神内核———茶文化内涵。而另一方面,设计师过于追崇茶叶包装的色彩意境营造,却没有找到色彩渲染与茶文化烘托间的平衡点,从而导致茶叶包装中的茶文化内涵被埋没。 2.2没有注入科技元素 我国茶叶包装发展历史悠久,其对于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技术也是日臻成熟,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色彩包装运用的理论体系。因此,现代茶叶包装沿袭的仍是传统茶叶包装的设计模式,没有注入新的活力因素,更遑论科技元素的导入应用。茶叶包装在色彩的甄别选择上沿用的是传统的人工肉眼识别,凭主观感觉去感知,没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的颜色识别系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的色彩辨别与选取工作。此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色彩组合与混色构图中,大多设计师,不善于使用计算机的平面设计软件中的色相色度功能,对茶叶包装的整体色彩进行细化润色处理。 2.3美术色彩搭配不当 民间美术色彩蕴含着深奥的审美哲学,其用色和着色颇为讲究,色相、明度和纯度的要求也很高,细微的色度差别就会调和出不同的颜色。我国茶叶包装设计师在运用美术色彩这一元素时,对于色彩的运用颇为浅薄。一方面,设计师在整体的构色过程中,由于其色彩综合知识的缺乏,再加上其不成熟的色彩组合手法,最后只会产生一种粗糙低劣的画面色彩感。另一方面,设计师在进行色彩的挑选工作时,所撷取的色彩象征意义与茶文化寓意不相符合,甚至大相径庭,产生一种沐猴而冠的既视感,使得茶叶包装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2.4时代潮流元素稀薄 琳琅满目的茶叶包装设计,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但若看完市场上的茶叶包装,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记住。一则是茶叶包装设计的识别度不高,没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大部分设计师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处于一种盲目模仿抄袭的境地。例如,绿茶的包装选用绿色来衬托其清新自然之感,然后设计师在进行绿茶包装设计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绿色,最后导致所有的绿茶包装设计出现“远看近看都是绿”的雷同现象,完全没有标识度。二则,茶叶包装设计师缺乏对潮流元素的敏感度,不善于将现代的时尚因子融入到茶叶包装中,使得茶叶包装的设计在色彩调和上略显突兀单调,不能激发大众的时尚消费欲望。 3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展望措施 3.1大力渲染茶文化内涵的深刻意义 目前现代茶叶包装设计陷入了华而不实过度包装的死胡同,大多设计师专注于茶叶包装的精致华美程度,而忽略了作为茶叶包装精髓的茶文化。设计师们被光怪陆离的消费观所引导,沉迷于茶叶包装的外观造型颜色设计,企图用夸张浓烈的民间美术色彩彰显其精妙的设计,殊不知丢失了灵魂的茶叶包装撑不起这样华美的外袍。因此,设计师应该对茶叶包装设计进行重新定位,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探究,将精深奥妙的茶文化内涵深入浅出地运用民间美术色彩阐述出来。同时,设计师也应该找到茶文化意义与美术色彩间的平衡点,通过斑驳的色彩渲染出茶叶包装中茶文化的深刻内涵。 3.2积极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倘若现代茶叶包装想在优胜劣汰的茶叶市场中,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则必须要以科技为先导,善于利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首先,设计师要与时俱进,掌握茶叶包装行业里的所有新资讯新科技,然后第一时间内将相关的科学技术引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之中,利用科技手段分析茶叶的不同属性,并根据分析结果选取与之相吻合的色彩寓意,最后利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进行整体的茶叶包装规划设计。与此同时,设计师也应该主动地走进科学,积极与科学家交流沟通,尽可能地将科技元素应用到茶叶包装的设计每一环节,从而推动茶叶包装的科技化进程,全面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 3.3加强对色彩的调控运用能力 虽然民间美术色彩体系庞杂,内容繁多,但是其对于现代茶叶包装的装饰性作用却不容小觑,其是表现茶叶包装茶文化魅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设计师应该首先从民间美术色彩的理论体系着手,逐一研究色彩元素的文化象征意义,扫清其美术色彩领域的盲点,重筑色彩理论框架,夯实美术色彩知识的基石。其次,设计师要不断加强其对于色彩的运用能力,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要从整体进行构色,不同的茶叶品种所展现的茶叶特色也不一样,其茶叶包装的用色要求也因此有所不同。所以,设计师要因茶制宜,对茶叶包装进行细化的分层设计。 3.4融合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设计元素 只有紧跟时尚才能赢得市场。茶叶包装的设计也应该立足市场,紧随潮流,打破常规,将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潮流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能凸显茶文化内涵又能满足大众时尚口味的茶叶包装设计。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要充分发扬自主创新精神,突破传统的设计模式,敢于以新的色彩构图对茶叶包装进行不同风格的定位设计。例如,一改绿茶包装配绿色,红茶包装配红色的传统,尝试用红色点缀绿茶,用绿色来装饰红茶,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美妙效果。另外,茶叶包装设计师也应该留心关注时尚界的流行元素,不仅将流行色系引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中,而且也将潮流元素融入其中。双管齐下,促进茶叶包装向现代潮流化发展。 4结语 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中的运用,是茶叶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同时也为民间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出路。二者结合,不仅能提升茶叶包装的艺术性,也能促进民间美术艺术的传承与弘扬。但是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已成为阻碍茶叶包装跻身包装行业前列的瓶颈问题,而如何运用民间美术色彩的文化象征寓意与情感意义来展现茶叶包装中的茶文化内涵,是值得设计师深思的问题。 作者:张彬 单位:湖北民院科技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茶文化与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关系 摘要: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层面,而且还蕴藏着深厚的精神文化。正因为如此,使得茶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国茶文化进行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茶文化在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渗透,以此来为日后茶叶包装设计的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茶文化;茶叶包装;艺术设计 近年来,随着我国茶叶包装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茶文化在包装设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在茶文化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也正逐步朝着专业、创新等多方面发展。所以,将茶文化与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有效结合起来至关重要,需要我们对其给予高度重视。 1中国茶文化概述 1.1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主要是以茶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不仅体现了仁、义、礼、德等道德观念,而且还充分展示了自然美和随和美。总的来讲,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即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其中,物态文化是指以茶叶为产品而展开的各类生产活动的总和,可被视为一种行业领域。心态文化是指人们在接触茶叶时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因素,比如说,人们在品茶时追求的意境、茶艺操作时产生的丰富联想等。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茶礼、茶艺和茶德等。而制度文化则指的是一种行为规范,随着我国茶产业的飞速发展,为了确保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可以顺利进行,各阶段的统治者都会制定一系列规范,以此来达到管理和控制的效果。 1.2中国茶文化的特征 中国茶文化的特征具有多个方面,例如,社会性、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地区性以及历史性等。近年来,我国茶文化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宣扬和传播,使得饮茶文化也逐步渗透到各个层次和领域,一直与人们的生活相伴。根据地域和民族习性不同,茶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展现形式也不同,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茶艺和茶礼,给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渗透 中国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渗透除了观念渗透之外,还体现在图案、文字、色彩等多个方面,为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注入了许多时代元素。 2.1茶文化设计元素与现代设计观念的结合 就目前平面包装设计理念来看,为了使产品包装吸引眼球、蕴藏深意,就必须在传统图形元素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进行重组、创新,进而表达某种思想和意境。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若想将茶文化的作用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充分发挥出来,首要任务就是对茶文化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茶文化影响力逐步扩大的今天,设计师在对茶叶包装、画册设计、LOGO设计以及茶叶海报宣传进行设计的时候,会将与茶相关的诗词和书画充分利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添加新的元素,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合理使用茶文化。与此同时,为了使茶叶包装设计更具观赏性,设计师往往会将茶文化中的民族元素与时尚理念结合在一起,不断赋予茶叶包装新的内容,进一步拓展设计内容和形式,使包装设计更具时代特色。总而言之,茶文化设计元素与现代设计观念的有效结合,打破了传统茶叶包装一层不变的模式,赋予了茶叶包装厚重的文化底蕴。 2.2茶文化在图案设计中的渗透 在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图案的应用最为频繁,最常见的图案有茶叶、茶具、茶画以及茶种植等,并在此基础上装饰写意的山水画或侍女图,使整体包装设计生动、形象,具有观赏性,不同风格的图案设计赋予了茶叶包装不同的艺术效果,同时也赐予了茶叶更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茶文化中所融入的生活习俗、民族风情和审美习惯也为现代平面设计注入了新的元素,很多平面设计者在对图形进行构造的时候,会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考虑其中,推出不同风格的包装设计。风格迥异,使茶叶包装可以在没有文字渲染的前提下,向人们呈现出另一种风格的美感,无形中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图案为主元素对茶叶包装进行设计,必须以各种几何曲线和抽象纹样作为表现手法。这样一来,才能够将简约、抽样的设计理念充分传达,推进图形表现手法的更新。 2.3茶文化在文字设计中的渗透 在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文字占据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字大多是与茶相关的诗句,比如说,“扬予江心水,蒙顶山上茶。”、“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这些诗句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包装设计的意境和神韵。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包装设计的古典美和文化特色,很多设计者会将文字设置成不同的字体,比如说,篆书、隶书、草书等,书体的变化与茶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有效融合,能够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更加充分地凸显出来。此外,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部分平面设计者会在茶叶包装中融入泡茶工艺,这种传播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茶文化,让中国茶文化具备了美学的内涵。2.4茶文化在色彩设计中的渗透色彩在信息传递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的色彩可以让人产生不同的感觉和联想。所以,色彩的合理搭配也是平面设计者在设计产品时十分注重的一项内容。目前,市面上茶叶包装的色彩多以绿色为主,绿色,既是茶叶本身的颜色,同时也是大自然的颜色,以绿色为主色的包装设计,可以给人一种清爽舒适的感觉。近来年,在茶文化飞速发展的推动下,茶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也被设计者转换为色彩融入到包装设计中。比如说,红色、黄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和黄色分别代表着喜庆和高贵。因此,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开始以红色和黄色为基调对茶叶包装进行设计,以此来凸显茶叶的尊贵。除此之外,金、银、黑、白也是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常用的颜色,其中,金、银两色代表着华贵、高档;黑、白两色代表着神秘、雅致。每一种色彩的使用都可以赋予茶叶包装不同的视觉效果,从而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感受。可以预见,在茶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色彩被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中,打破传统设计格局,使设计效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3现代茶叶的过度包装 图案、色彩、文字作为当前茶叶包装设计的几个重点要素,三者的合理搭配和使用不仅可以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而且还能够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然而就目前茶叶包装设计的现状来看,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过度包装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3.1茶叶过度包装现象 近年来,茶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大部分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对产品包装进行设计,以此来使产品看上去富丽堂皇、尊贵典雅。但据相关部门调查,这种设计方式虽然提高了产品档次,但却与商品的属性背道而驰,很多市价上千元的产品,茶叶的实际价格也就100-300元。这种过度包装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加剧环境污染,同时对企业的整体形象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之所以会存在过度包装现象,其原因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装设计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约束,加上企业缺少职业道德,从而导致该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是群众消费理念的转变,目前,大多数人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都倾向于通过产品包装判定产品品质,所以,精美的包装往往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这种消费观念却助长了茶叶过度包装的气焰,使茶叶包装市场陷入奢靡浪费的局面。 3.2解决茶叶过度包装的对策 首先,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任何行为的约束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茶叶包装设计也不例外。然而就我国目前此方面的法律法规来看,却仍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导致过度包装现象越演越烈。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根据当前平面设计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消费者需求,构建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倡导绿色、节约的设计理念,促使茶叶包装设计朝着节约化、美观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产品包装的设计效果,进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对行业标准进行制定的时候,应该根据我国茶叶市场的发展现状对茶叶包装设计中涉及到的内容、材料、要素、功能等进行明确规范,以此来制定符合我国茶文化发展的规章制度。其次,要倡导企业树立绿色经营理念,企业是开展产品包装设计的主体,企业的经营理念直接关系着产品包装效果,所以,树立绿色经营理念对企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制定发展战略。在工作中,应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于过度包装的陋习,应加大惩罚力度,反之,对于提高企业形象的产品包装则应给予相应奖励。此外,企业还要通过茶叶包装设计的独特性获取市场竞争力,杜绝出现雷同的情况,包装材料的选择应尽可能绿色环保。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茶文化对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将茶文化有效渗透到茶叶包装设计中,除了可以将中国茶文化推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茶叶和包装设计行业的稳步发展,促使经济、文化向更高一层迈进,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需要对当前茶叶包装过度的现象给予足够重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措施将该问题解决,以此来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美观性。 作者:赵金霞 单位: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茶叶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摘要:传统元素运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帮助我们在茶文化中获得新的启示和认知,茶叶包装设计中的隐喻渗透着茶客的认知、感情和想象。近来关于民族元素与茶叶包装设计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已经白热化。国内很多包装设计师对于视觉艺术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都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与贡献。 关键词:茶叶;包装设计;传统文化;视觉艺术 茶叶包装设计多是茶客与设计师对水光山色、帘子荷叶等美景而欢歌,它有悲秋愁绪,取而代之的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命的热爱之情。茶叶包装设计中体现着文人的书香生活,使得其社会关系单纯,摆脱了封建社会中的庸俗事物。茶叶对大自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一种童心的向往。通过喝茶悟道,茶客和设计师对生命的刹那感悟借助茶水隐晦地表达出来,形成映射关系。 1传统文化对茶叶包装设计的意义 文化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整体,具备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它是由我国历史环境而形成独特的传统观念和价值意义的文化活动圈,精神及价值层面是主要内核。茶文化中体现了对人们生活情怀、田园理想和生命自由的仰慕之情愫,对贬谪失意者飘零之感、离乡之叹和仕途之愁的深切关怀,对游仙修禅、隐居避世的宗教情怀的接受认同等,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塑造;自宋代以来,茶文化所蕴含的隐逸精神、贬谪心态、山水意识是对庐山地域隐逸文化、贬谪文化、山水文化的发掘与传承,体现了位卑忧国、静心修性和展现个体价值的精神意识,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传统的有效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精神表明我国文化“内倾化”、追求“内圣”和精神圆满自足的趋势和转变。可见,茶叶不仅是对传统精神文化作了继承和提升,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的特质与演变,具有文化学意义。文化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将设计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一个民族的特定文化,主要出于转换视觉艺术研究视角的目的,构架了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桥梁,从文化空间特征及其联系的角度,促进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极大的拓展了研究空间。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系统,从本土文化角度研究茶叶包装设计,既有对我国自然景观、物产、风光的发现和挖掘,也是对茶叶中体现的人文思想进行观照、梳理,还要对二者共同构筑的文化系统进行整体、立体的研究。因而,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对于挖掘我国茶文化丰富的文化魅力,增强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与影响力,推进我国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现实与功利意义。 2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视觉艺术视阈下对产品包装设计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现在的茶叶包装设计主要通过分析平面元素,探究茶叶包装设计对不同所产生的不同顾客情感变化及特征。总结出茶关于青春、相思、忧愁和高洁品质等隐喻结构。通过分析茶叶包装设计如何用情感隐喻来抒发高洁、古典和风雅等艺术情操,最终把茶文化视觉艺术的细腻情感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通常的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元素是从“自然现象”、“抽象概念是具体物体”和“无生命物体”三大部分详细地描述了产品包装设计中视觉艺术的用法。还有一些相对全面的设计理念偏重于对茶文化元素的隐喻的认知分析,且内容偏重于产品包装设计的实用性而非艺术效果。这类设计理念虽然成果众多,但是大都不够系统全面。研究多是对单个成功的产品包装进行研究,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分析认识。关于茶叶包装设计对传统文化与视觉艺术的取舍、偏好,以及迥异于顾客的情感映射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赏花与品茶是文人的心头爱好,结合着两种传统文化印象,自然而然地能够成就让顾客满意的茶叶包装设计。品茗赏花,看着花从含苞待放、美艳地盛开再到枯萎凋零,难免想到韶华易逝,容易感叹大好青春太短暂,这与茶客品茶论道后的豪情万丈不同,茶叶包装设计醉得风雅脱俗、楚楚动人,设计元素别有娉婷。“花”与“茶”是产品包装设计中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语料,伴着好花好茶,时光中有欢喜,却也有悲伤、忧郁和孤独。此外,中国文人茶客因关心国家社稷、忧国忧民,这就使得茶叶包装设计常常被主观赋予了时代色彩。传统文化首先给我们呈现了茶叶包装设计对美好事物的单纯欣赏。植物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总是与众不同,不是简单地堆砌典故,而是喜欢通过对事物细致入微地观察而达到创作的真实和生动形象。“风度精神如彦辅”以毛尖的姿态隐喻高洁精神,抒发了设计师对毛尖的喜爱。也有设计师将桂花茶喻丁香对比,“丁香千结苦麄生”此处丁香“花蕾千结”隐喻愁绪的“固结不解”,别具一格。“熏透愁人千里梦”谈到龙井香味的浓郁,其浓香惊醒了茶客的好梦。其形态厚重成结让人压抑,不及茶叶芳香的品格。包装设计中表达了设计师崇尚清高的情怀。茶最初的产生是为了解渴,自陶渊明过着将诗茶结合的生活后,饮茶变成一项高雅活动而备受文人喜爱。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茶文化碰撞出的火花一直都是耀眼的存在。以茶会友、切磋文采或独自畅饮消遣都离不开茶。封建社会的人们受封建礼教约束,所以人们饮茶、创作肆意谈论国事,是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反抗,是追求个性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展现,是对所谓“柔顺”和“美德”等规范的挑衅。这使得我国很早就开始重视茶叶包装设计,依据王仲闻的《茶叶集校注》统计,前任保留下来的茶叶外包装近乎一半都是描写“捧斛别有娉婷”的饮茶风情。此外传统文化中多处出现茶的美称如“琥珀”、“绿蚁”、“扶头”等以及“尊”、“杯”、“盏”等盛茶器具的名称。茶就像人们精神世界的血脉,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茶不煴不火,恰如其分,饮入喉间平常自然却蕴含枨触。气候尚冷,沉香慢慢燃烧着。于是茶客开怀畅饮,希望忘掉忧愁和思念。茶也能使人兴奋,让人血液沸腾,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喝茶可以助兴。在茶叶包装设计的通过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可以给人带来不少愉悦的感受。在铁观音以“无忧无虑”为主题的一款包装设计中,将茶隐喻为“发酵原液”,前者青春活泼、甜蜜美好,后者品尝起来甘甜芬芳令人愉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随着时间流逝,茶从“发酵原液”转为“新酿成茶”。这时茶体辛辣粗糙,色、香、味、格尚未协调,映射着茶叶包装设计此时的“人生百态”。茶能怡情也能伤情,茶能激发情绪,所以古人说“赌书消得泼茶香”。综观历代茶叶包装设计,不管是不同的地域还是不同的时代,通过引入水元素可以隐喻爱情或者描述光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所以古人对水很崇拜。如创生神话女娲造人中人是水和泥做的,再如《管子》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室也。”古人认为天地都是水衍生的,所以水就是生命。后来男女多在水边相会的社会风气影响,以及水绵延不绝的物质特征,水与爱情、相思之情的映射逐渐在人们的认知机制中形成。这种认知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如《诗经》中许多作品中水内化为情思,隐喻着怅惘的相思。这点可以通过分析金骏眉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视觉艺术“水是相思”窥得一二。天气对人心情的影响非常大,它能让人担忧、惆怅、烦闷,也能让人舒畅、开朗、豁达。这点可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体现,深夜饮茶往往会却“残茶不消浓睡”,可见心中积闷之厚。“试问野人家”时问着多情而答者意淡,表现出设计师害怕面对荒郊野叟,却又迫切想知道结局的矛盾心理。红茶包装中曾应用了一句“绿肥红瘦”,藏无数曲折,设计师在自问自答中感叹茶叶难得,同时又暗含对时光匆匆的惋惜,炼字甚精。表层意义上,设计师借“绿肥红瘦”隐喻容颜易老,含蓄地表达了人们普遍的情感。但透过现象更深入地理解,包装设计也体现出了劝人以茶,无需过多担忧年青春易逝,而应该如喝茶一般细细品味余下人生。如有设计师在茶叶包装中写道:“拚了尽烛,不管黄昏”,认为应该珍惜花好月圆的美好时光,珍惜与茶客一起通宵达旦、饮茶赏花的欢乐。抒发人应在有限的生命中,学会享受美好年华的乐趣。这些意象,都是对我们宣传传统文化和视觉艺术的良好传承。设计师也可以通过借助唐诗宋词来加深茶叶包装设计的高雅,如滇红包装中运用《玉楼春•红酥肯放》中的“小酌”一词表达品茶时的悠然;《醉花阴》中思念友人借茶抒发离愁别绪而“把茶黄昏”;《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病茶”;《念奴娇•萧条庭院》中宿醉无人陪,只能借“扶头茶”消磨孤寂的光阴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传统文化意象。有人说,生活如那陈年老茶,蕴含了浓郁的味道却隐而不发,种种忧思一旦倾泻出来却似那陈茶般韵味深远。对人生无奈的至情倾诉,国愁、乡愁和情愁伴着茶香弥漫着悲怆沉郁的氛围让人忧伤。如碧螺春茶叶包装运用《菩萨蛮》中“忘了除非茗”表达对现实处境的烦忧无奈怀念着祖国,凝重的乡愁致使最后“茶未消”等等。茶叶包装设计中体现着不同人的人生轨迹,见证了茶客的自信乐观与幸福欢乐,也承载了人们的相思、悲凉和风雅情谊。不同的设计理念映射不同时期的人生阶段,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美。 3结语 本文以传统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主要从茶叶包装设计的传统元素、艺术特色和与作品对比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以聆听茶叶包装设计的元素文化内涵。在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茶叶包装设计,拓展茶叶包装设计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进一步验证了传统文化对我国艺术设计的阐释力。因笔者能力有限,本文的研究存在着许多不足,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作者:张可 单位: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色彩心理研究 摘要:我国是传统的茶叶大国,无论是茶叶产品的体系化,还是整个茶叶产品的内涵都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人们对茶叶产品有着成熟的感情。但是随着互联网电商模式不断成熟,如今茶叶产品在市场营销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效果,就需要充分注重包装设计活动的系统化开展。本文拟从色彩心理的相关内涵认知入手,结合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中存具体问题和不足,根据消费者对茶叶产品包装的相关要求,从而探究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色彩心理的具体应用思路。 关键词:茶叶产业;包装设计;色彩搭配;心理内涵;整体性 心理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其实际上是对人具体行为的支配力。而对于茶叶产品来说,虽然人们对茶叶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度,设计者不能选择合适的色彩,就会影响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具体开展效果。结合当前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状况看,想要实现最佳设计效果,就必须注重对当前包装设计方式进行创新和完善,通过有效融入设计理念,从而实现最佳设计效果。 1色彩心理的相关内涵认知 色彩心理无疑是当前人们在对心理学进行成熟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体理论内容。在这一心理学研究观点过程中,其认为人的心理与色彩颜色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选择不同的颜色,实际上从深层次上看,这与其心理特点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在充分了解人们自身心理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分析人们心理特点与各种颜色选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对整个心理色彩恰当应用之间有着重要关联。色彩心理,是一种情感,客观上说更是一种基于色彩的心理因素。因此,色彩心理应用活动,也就是说通过有效应用色彩,以及灵活搭配色彩元素,从而能够让人们在充分看到色彩的外在表现同时,联想到情感背后所具有的客观内涵,进而实现观赏视觉与内涵理念认知的实际性转化。因此,色彩情感是当前整个设计活动开展过程的客观要求,想要取得良好的设计效果,必须将色彩元素的有效结合应用其中,从而实现理想的情感启迪效果。色彩是一种可以直接观赏的元素,良好的色彩展现,不仅能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其中所具有的色彩元素,同时也能通过色彩的内涵与外在展现,使得人们即使不打开整个产品的外在包装,通过有效合理应用色彩元素,从而实现对整个产品的有效认知。对于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来说,合理应用色彩元素,感知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内涵,从而实现整个情感心理的准确运用。这也能够为商品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和内涵丰富诠释提供有效帮助,进而实现色彩心理的最佳效果。通过完善准确认知色彩心理,并且将其与整个设计活动相结合,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整个设计活动中所传递出来的具体内涵和心理要素,从而服务整个产品内涵的有效展现。当然,不仅如此,将色彩心理有效融入到整个产品设计活动中,将为产品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提供有效帮助。色彩心理实际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也就是说选择人们所能感受和理解到的情感色彩,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对整个色彩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能够充分满足整个设计活动的具体需要。 2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中存具体问题和不足 客观的说,当前多数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抄袭现象,多数茶叶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必要投入,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与产品的外在展现之间有着较大差距。由于茶叶产品缺乏外在设计与内涵融入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就使得整个茶叶产品很难实现理想的营销效果。所以,在当前市场发展背景下,创新设计理念,优化元素应用,必然能够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展现效果,同时其更是茶叶产品价值内涵的有效诠释,所以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的状况直接影响到茶叶产品的内涵和市场认知度。但是结合当前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状况看,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为:缺乏对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价值的准确认知,当前多数茶叶生产者认为影响整个茶叶产品的市场认知度的基础和关键在于产品的品质,因此未能认识到茶叶产品设计对整个茶叶产品的价值影响,因此缺乏对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重视度。不仅如此,当前整个包装设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缺乏对消费者自身需要的系统化融入,特别是未能将消费者自身所期待的生态理念融入到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活动中。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其还存在未能将生态消费理念融入其中的问题和不足,随着当前生态绿色理念日益成熟,如今想要实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理想效果,就必须注重选择合适的色彩元素和情感理念系统化融入其中,通过充分注重对设计活动的创新完善,从而为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实现理想的效果。比如在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来说,产品的外在包装色彩能够给人们直接理解和认知,但是当前在整个设计活动中,多数消费者并没有认识到色彩情感所给与人们认知的相关效用。当前其在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并未将时代元素融入其中。在当前整个时展过程中,元素融入应用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和表现,比如在开展产品包装设计活动时,需要将科技元素和时念融入到茶叶产品包装设计中。但是从目前茶叶产品的具体包装设计活动开展效果看,开展过程中未能予以有效创新,因此不管是设计理念,还是设计展现效果,都显得单一,特别是创新色彩不足。 3消费者对茶叶产品包装的相关要求 对于整个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来说,想要实现理想效果,其不仅需要充分注重选择合适的设计材质,尤其是要认识到当前茶叶产品在生产与营销过程中,必须创新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思路。合适的材质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其中所具有的内涵,同时还能便于整个茶叶产品的运输。材质在选择过程中,还要充分注重选择健康绿色生态的元素,通过合理选择,从而提升茶叶产品的理想效果。当然,在当前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还要将其与消费者自身的需要与之相融合,针对当前人们对产品的文化内涵有着较高期待,因此当前在开展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时,将文化内涵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过程中。融入文化要素和内涵将大大提升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的视觉观赏效果,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整个茶叶产品中所具有的价值理念。在互联网电商模式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茶叶产品想要实现理想的经营效果,就必须将茶叶产品营销与这一时代要求系统化结合起来,特别是随着当前消费者日益认可和应用互联网电商这一模式,茶叶产品想要实现理想的市场占有率,就必须从电商模式建设的客观需要入手,通过创新互联网电商模式的具体理念,从而实现整个茶叶产品的最佳营销效果。实际上,互联网电商模式不仅影响的是整个茶叶产品的营销过程,其同时也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购买行为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以往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可以直接挑选和查看茶叶产品外,当前消费者通过选择互联网选择茶叶时,其只能通过图片展现和视频宣传来感知和选择产品。因此,良好的茶叶包装设计不仅能够有效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也能让人们更能全面了解和认知到该茶叶产品。 4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色彩心理的具体应用思路 对于茶叶产品来说,影响其整体价值的元素,不仅是茶叶产品自身的品质内涵,同时还与其产品外在包装设计之间有着重要关联。相对于品质上的提升外,在互联网电商经济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外在形式和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因此茶叶产品想要充分满足市场需要,就需要注重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工作的有效开展。当然,在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不仅是色彩包装对整个设计活动有着重要影响,茶叶产品包装设计者自身的具体应用心理也直接关系到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的具体效果。因此如何才能将色彩心理与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相结合,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要在细化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和所在地区特点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细化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的特点,从而实现茶叶产品包装的理想设计效果。其次,要注重融入文化内涵,从而赋予茶叶产品应有的底蕴,当然不同的色彩心理也表现出不同的情感理念,比如青铜色所给与人们的就是厚重的传统文化,而绿色也能让人们感受到完善的生态文化。通过融入文化理念,也大大提升了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的理想效果。最后,在进行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还要从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出发,结合包装设计的个性化需要,通过融入包装设计活动的应用趋势,从而赋予茶叶产品包装设计相应人性化内涵,当然想要实现茶叶厂包装设计与具体消费活动的情感互动,就需要选择合理的色彩,不同色彩所给与人们的情感理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欢快色彩,其更能激发人们的认知度。 5结语 我国作为传统的茶叶大国,不管是整个茶叶产品体系内的具体产品种类,还是茶叶产品在整个茶叶消费市场上都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地位和具体影响。通过将色彩心理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激发消费者自身的购买欲望,同时也是当前茶叶产业创新发展,优化升级适应时代的必然要求。茶叶包装心理元素的有效应用,能够实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最佳效果,进而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当然,优化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思路,实际上也是整个茶叶产业创新发展的客观表现。 作者:刘建岭 单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工部 茶叶设计论文: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的应用 摘要:作为茶叶广告设计的重要内容,视觉表现元素的合理运用对于提高茶叶广告设计效果,满足茶叶消费者审美需求和消费心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茶叶广告设计者要充分利用文字、图案、色彩等视觉表现元素,以新的设计原则、表现手法等提高我国茶叶广告的艺术表现力及产品宣传效果,提升我国茶叶产品的市场品牌价值。 关键词:茶叶广告;视觉;消费者;表现力 作为茶叶发源地,我国种茶、产茶、饮茶的历史悠久,在四千余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诞生了西湖龙井、信阳毛尖、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等众多名茶,而且近些年茶叶产业更是成为我国农业经济重要产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我国茶叶产业由于受到传统“酒香不怕巷子深”观念的影响,往往在茶叶产品营销中忽视产品广告设计的作用,尤其没有根据时展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字、色彩、图案等视觉表现元素应用的茶叶产品广告设计中,不但无法满足现代茶叶消费者对茶叶产品的审美需求和消费心理,更导致我国很多茶叶产品广告宣传力及市场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基于此,本文以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应用为切入点,探究如何提高我国茶叶广告设计效果,为我国茶叶产品广告设计提供有益启示。 1视觉表现内涵及其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作用 视觉表现也被称为视觉传达设计,就是指以对文字、图形、色彩等视觉元素为载体,为大众传播感情或信息的活动。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中能增强广告设计的视觉冲击力,让茶叶消费者对茶叶广告产生强烈的视觉共鸣,对于广告宣传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视角表现的内涵及其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1视觉表现的构成要素 视觉表现通俗的说就是对不同视觉元素进行有机组合,以提升广告设计说服力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首先,图形表现元素。图形简单的说就是图画和形态,包括图像、图片和图表等,在广告设计中图形表现元素主要有具象图形和抽象图形构成,其中具象图形就是自然形态的图形,而抽象图形就是对具象图形概括或提炼后形成的形象。其次,文字表现元素。在广告设计中文字表现元素主要分为文本文字和图形文字,其中文本文字主要是对产品的具体介绍,而图形文字主要指美术字,用来提高视觉元素的感染力。最后,色彩表现元素。色彩元素是图形与文字表现的补充,而且是其他视觉表现元素的背景,对于凸显广告主题、意境具有重要的作用。 1.2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作用 首先,视觉表现能提高茶叶广告艺术表现力。茶叶广告设计题材丰富,其表现形式和茶叶种类、茶叶技术进行完美融合,容易提升茶叶广告设计的感染力。同时,茶叶图案、文字或色彩等元素不但可以有效传递茶叶产品信息,同时还能影响茶叶消费者对茶叶品牌形象的认同。通过茶叶相关图形、文字与色彩等元素的优化组合,能让茶叶广告达到形神兼备的宣传效果,从而激发茶叶广告受众审美情感。其次,视觉表现可以提升茶叶广告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视觉表现设计能让茶叶广告摆脱图形、文字和色彩随意叠加的传统设计模式,实现茶叶产品信息的合理布局,让茶叶广告在形式上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通过对众多视觉表现元素多维度优化组合,简化茶叶广告受众视觉接受流程,在带来较强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也提升茶叶产品广告信息的有效传播能力。另外,视觉表现设计能提高茶叶广告信息传递准确性。茶叶广告设计中通过文字、图形与色彩等视觉表现元素的综合运用,可以利用简单明了的广告形象与色彩引导茶叶消费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茶叶产品信息上,从而形成对茶叶产品广告信息准确认知,同时视觉表现元素的合理搭配避免了因随机罗列而导致的认知困难,不仅提高了茶叶广告信息的表述能力,而且有助于培养茶叶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提升茶叶产品市场占有率。 2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应用误区 我国茶叶产业由于受到传统“重生产、轻宣传”观念的影响,对茶叶广告设计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茶叶相关视觉元素在选择和设计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即无法满足现代茶叶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消费心理,也无法发挥视觉表现对茶叶广告设计及茶叶产品品牌宣传的作用。具体来说我国茶叶广告设计视觉表现的应用误区表现为:首先,茶叶广告设计中视觉表现同质化。当前很多国内茶叶企业在茶叶广告设计过程中对视觉元素的选择缺乏个性,都将绿色作为广告设计的主流视觉表现元素,甚至抄袭其他茶叶广告中视觉元素,广告设计没有以自身茶叶产品特性为基础,视觉表现仅仅停留在广告外在形象上,广告的外在表现与产品内在价值或属性无法结合在一起,导致茶叶广告设计缺乏个性,视觉元素平庸,无法让茶叶广告为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其次,视觉元素使用不均衡。当前很多茶叶企业在广告设计过程中,对图形、图像视觉元素过于依赖,而对文字表现元素则较为抵触,同时在色彩的选择上过于单调,经常以绿色为主,导致茶叶广告设计中视觉表现失衡,不仅造成茶叶广告图形元素繁杂罗列,而且导致观众对茶叶产品缺乏足够认知,茶叶广告艺术价值较低,无法吸引茶叶消费者关注。最后,茶叶广告设计中视觉表现的风格单一。当前我国茶叶广告设计中视觉表现的风格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大部分广告大量采用古朴传统风格视觉元素,而另外一部分广告则过分追求视觉表现的现代风格,导致茶叶广告视觉元素选择面较窄,同时也无法为茶叶广告受众者带来新的视觉冲击,影响了茶叶广告的宣传效果及产品营销效果。 3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作为融合了我国传统茶文化和现代广告设计艺术的新型设计理念,茶叶广告视觉表现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因此,我国茶叶企业和广告设计者必须立足茶叶产品特性和茶叶产品宣传目的,以新的广告设计原则、视觉表现手法、视觉元素组合方式提高茶叶广告视觉冲击力和信息传播效果。具体来说,其应用措施主要包括: 3.1树立茶叶广告视觉表现原则 要想最大程度实现茶叶广告的视觉冲击力、文化内涵,茶叶广告设计者在利用视觉元素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视觉元素整体性原则。和谐统一的视觉表现效果是衡量茶叶广告设计的重要标准,因此,在茶叶广告设计中必须要注重茶叶相关文字、图形和色彩元素的综合利用,避免因某一元素过度依赖或视觉元素碎片化,为茶叶广告受众者增加认知困难。茶叶广告设计者必须要根据茶叶产品属性及营销目的,让各类视觉元素围绕广告主题,加速茶叶消费者对广告的快速接受及理解。其次,视觉表现与内涵统一性原则。统一既是指视觉表现的外在和茶叶产品、广告风格的统一,视觉表现要注重茶叶广告艺术表现手法、茶叶属性、设计风格,既要保证茶叶广告艺术风格的个性,同时也要保证广告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避免过渡注重外在视觉元素导致的华而不实,也要避免过度强调内涵而导致的晦涩难懂。最后,视觉表现个性化与人性化原则。茶叶广告设计的视觉表现要针对茶叶消费者定位,如年龄、收入、职业等选择合适视觉元素,满足消费者对茶叶广告的不同需求,彰显茶叶产品广告的适用性,同时,在茶叶产品特性和视觉元素支撑下,茶叶广告设计要具备独特的艺术风格,无论是传统元素还是现代元素都必须提高茶叶产品的辨识度,避免同质化倾向。 3.2创新茶叶广告设计的视觉表现手法 新颖的视觉表现手法能增强茶叶广告主题,让茶叶产品信息得到充分表现,并且让茶叶消费者对产品的感受度、兴趣度得到提升,具体来说茶叶广告设计中视觉表现手法主要包括:首先,茶叶视觉元素的展示法。展示法是茶叶广告视觉表现最常用手法,主要包括直接展示与间接展示。广告设计者可采用直接展示手法将茶叶产品置于广告主要位置,着力刻画、渲染茶叶产品形态、功效、质感,给予茶叶消费者真实感,同时也可采用间接展示法,以色彩、图案等视觉元素渲染茶文化情境,突出茶叶个性和魅力,增加广告的艺术性。其次,对比法和比喻法。茶叶广告设计者可采用冲突性的视觉元素,通过对比性元素对茶叶产品色泽、形状、文化底蕴等进行对比、对照,强化茶叶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广告设计者可以在视觉表现中采用以物喻茶及以茶喻人等比喻手法,凸显茶叶产品特点,实现茶叶广告含蓄婉转艺术效果,增加其艺术感染力。除此之外,茶叶广告设计者还可以采用夸张法、变戏法、互动、重复、名人效应等手法,将文字、图案、色彩等视觉元素尽可能的艺术化的结合在一起,提高茶叶广告的表现形式,丰富其艺术表现风格。 3.3注重茶叶视觉表现元素的组合形式 茶叶相关文字、图形、色彩等视觉表现元素的合理搭配组合,不仅让视觉元素成为茶叶广告更具艺术表现力的语言,而且也能让茶叶消费者更快、跟便捷地了解茶叶产品。一方面茶叶设计者必须协调统一视觉元素的关系。所谓协调统一的组合方式,就是将茶叶广告中茶相关文字、色彩和图案等元素做出统一设计和规划,实现广告界面视觉语言的统一协调,为消费者带来强烈的整体视觉冲击。设计者必须要协调文字、色彩和图案在广告设计中的主从关系,同时也要保证视觉元素变化的一致,如茶叶绿色背景要与茶叶相关字体颜色、图案、线条保持一致,避免造成色彩的单调或不协调。另一方面,设计者要将传统元素和现代视觉元素组合使用。茶叶广告设计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茶文化底蕴,将茶文化与具象图形、艺术字、冷暖色调等元素密切结合,实现传统茶文化与现代审美元素的结合,既满足现代消费性审美需求,同时满足我国社会对传统茶文化的心理需求。 4结语 随着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广告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而视觉表现在茶叶广告设计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因此,无论是我国茶叶企业还是茶叶广告设计者必须根据视觉表现的特点,正视当前广告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以新的设计原则、设计手法及视觉元素组合方式,切实提升茶叶广告设计效果,提高我国茶叶产品市场品牌价值。 作者:国迪 单位:淮阴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文字和色彩的运用 【摘要】茶叶包装设计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茶叶包装设计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本文通过对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文字和色彩应用进行分析,以期对茶叶包装设计的审美价值有所了解,同时对茶叶包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更清晰的认知。 【关键词】:茶叶包装;文字;色彩 茶叶包装设计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茶叶包装设计不仅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对茶叶有一定的保护储存、传递信息等功能,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茶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与延伸。茶叶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饮品,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饮茶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与享受,因此,茶成为人们寄托思想情感的媒介,尤其在古代,文人更将茶作为创作的源泉,各种以茶为题的书画作品应运而生,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茶文化内涵,随着茶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茶文化的审美价值也越来越高。茶叶包装设计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茶叶种类繁多,不同茶类有不同的茶性特点,茶叶包装设计不仅能够向人们传达更丰富的茶叶信息,引起人们的关注,使他们对茶叶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知,进而实现茶叶的销售,提升茶叶品牌知名度,而且茶叶包装设计还被赋予了深厚的思想内涵,茶叶包装设计以茶文化为基础,以直观的视觉体验传达出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体验,使人们获得情感的共鸣。茶叶包装设计是集文化与经济于一体的文化形态,既能够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也能够为茶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可以说,茶叶包装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是通过不同元素的融合,体现出文化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元素是文字和色彩,通过对这两个元素的介绍,对茶叶包装设计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文字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文字是茶叶包装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元素。中国的汉字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字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演变和进化,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艺术瑰宝。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独特的文字表现形式。书法被称为流动的语言,可见,书法虽然是静止的文字,但却传达出丰富的语言特色。中国书法字体较多,不同字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特色,因此,文字在设计中运用的范围也较广。在茶叶我装设计中,文字是必备的元素之一。在一些优秀的茶叶包装设计中,都十分重视文字的运用,对于字体、字形的把握十分谨慎。茶叶是一种特殊商品,茶叶包装设计和文字同样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将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两种文化内容结合在一起,进一步突出了茶叶包装的文化特性。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文字内容主要包括茶叶名称、茶叶企业名称、茶叶说明资料介绍和广告文字等。其中茶叶品牌和名称一般出现在茶叶包装的主要位置,而且表现形式十分规范,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这样的文字安排主要是想体现茶叶品牌的规范化,给人以积极健康的形象体验,茶叶名称所运用的文字也可以进行适当的修饰,使文字更具特点而又不失质朴典雅之气。茶叶企业的名称一般放在茶叶包装的侧面或者背面,字体也十分规范,一般没有过多装饰。茶叶的说明资料即茶叶的用途、注意事项等,都安排在茶叶包装的背后,字体主要以印刷体为主,内容也较为简单。虽然茶叶资料介绍较为简单,但包含的内容信息却十分丰富,不仅向消费者介绍了茶叶的用途,同时也是茶性特点的直观体现。广告文字是对茶产品的宣传推广的文字,这也是茶叶包装设计中最为灵活的内容,无论是字体还是位置都十分多元化,以体现茶叶的品质和特点为主,目的是促进茶叶的销售。广告文字虽然使用范围较为广泛,但并不是茶叶包装设计中必需的元素,是茶叶包装设计的辅助与补充。 文字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主要是以印刷体出现的,由于印刷体文字清晰持久,因此广泛在各种茶叶包装中应用广泛。汉字的字体种类较多,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主要以宋体、黑体、综艺体为主,不同的茶叶包装根据其风格特点选用不同的印刷体,从茶叶包装上的文字几乎就能够了解茶叶是哪一种类,这也增添了茶叶包装的代表特点,使茶叶种类更加容易区分记忆。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还有一些文字运用了装饰性字体,相比传统字体,装饰性字体形式更加丰富,更能够形象地体现出茶叶的风格特点,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装饰字体主要是从字体的结构、笔画、外形等方面进行组合变化,使字体更加灵动活泼,丰富了茶叶包装的整体视觉效果。但是要注意一点,无论装饰字体怎么变化,前提是以体现茶叶的基本特点为主,能够准确清晰地传达出茶叶的相关信息,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茶叶内容,对茶叶品牌有更清晰的记忆。尤其是书法的文字运用,由于书法字体较多,变化较复杂,一些字体很难辩认,因此,在运用书法时要充分体现其可读性,即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如果运用的书法字体较难识别,则应当进行适当调整,以保证字体的可识别性和茶叶特点,同时也与茶叶包装的整体风格相协调节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茶叶品牌和茶叶名称的字体要统一。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的文字不仅要体现茶叶消息和茶性特点,同时也要满足市场发展需要。如果茶叶包装针对的是国内市场,可以根据中国人的汉字使用习惯进行设计,以满足国人对茶叶包装的需求。如果茶叶包装针对的是国外市场,那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文字不仅要有汉字,也要有相应的外文说明。英语是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对于英语的运用也注意区别字体和大小写,以保证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英语能够运用得当,既传达出正确的文字信息,同时也提升了茶叶品质,促进了茶叶的销售,提升了茶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我国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得也十分广泛,由于色彩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变化,因此色彩对于茶叶包装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合理的色彩搭配能够提升茶叶包装的品质,促进人们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和购买。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不同的色彩运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色彩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与茶叶的品种、档次都有密切关系,同时色彩的运用也要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喜爱,以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我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茶叶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红茶、绿茶、黑茶、白茶等,不同茶类具有不同的功效和特点,也体现了不同的茶文化内涵。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要根据不同的茶叶选取相应的色彩,以突出茶叶特点。例如,绿色、蓝色等色彩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与绿茶的茶性特点相符;红色给人以温暖热烈的感觉,与红茶的茶性特点相符。由此,茶叶种类与茶叶包装中的色彩运用有着密切关系,只有使用恰当的色彩搭配,才能更生动形象地展现茶叶的特点,突出茶叶包装设计的艺术特色。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色彩要注意,色彩与茶叶包装物相呼应,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要注意明暗、深浅的合理搭配。首先,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要与茶叶包装物相呼应。 人们通过茶叶包装色彩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茶叶信息,不仅对茶叶外观色彩有所了解,同时能够联想到茶叶包装内的产品形态。在当前茶叶市场中,茶叶包装色彩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在众多的茶叶中,人们通常被茶叶包装色彩所吸引,进而实现进一步的购买行为。但是,目前市场上许多茶叶的包装色彩趋于雷同,由于没有特别之处,因此无法单从色彩上区分茶叶种类,消费者很难从茶包装色彩中联想到茶产品形态,对于茶叶品牌来说,无法实现有效推广,也无法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其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色彩的变化也是十分丰富的,丰富的色彩能够提升茶叶包装的关注度,但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色彩搭配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深浅的色彩搭配运用得最炎广泛,通过同一色彩的深浅搭配,使整体效果更加协调,提升了茶叶包装的整体艺术品位和视觉效果。例如绿茶包装中常见的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色彩搭配,给人以清新雅致的感觉,充分体现了绿茶的特点。消费者在看到这样的色彩搭配时首先会想到绿茶,使绿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色彩的深浅对比对茶叶包装设计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色彩的合理运用对茶叶品牌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对茶叶的推广和销售也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作用。同一色彩的深浅、明暗对比,能够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丰富茶叶包装的艺术效果,给人以丰富的视觉体验和精神体验。例如以浅色为底色,以深色为主题图案,这种色彩的深浅对比,能够衬托出茶文化的厚重之感,再配以各种简单的装饰,增添了茶叶包装设计整体的审美意境,给人以舒适典雅的感觉,提升了茶叶包装的艺术魅力。总之,色彩是茶叶包装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合理的色彩搭配运用能够提升茶叶包装的整体效果和产品品质。茶叶包装设计者要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全面分析,以消费者需求为目标,不断地调整运用色彩搭配,使其更符合市场的多元化发展需求,使茶叶包装设计更有利于茶叶品牌的推广,促进茶叶宣传销售和茶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彭淇琦 茶叶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方法 摘要:茶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茶叶包装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好的茶叶包装不仅能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在无形中也提高了茶叶的档次。为了让茶叶包装更为精美,我国茶企业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美学与茶叶包装的关系上,本文将基于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特征,对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艺术设计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究,以期能对我国茶产业日后的发展贡献出绵薄之力。 关键词:美学视角;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方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加深,我国的茶叶搭乘全球化的顺风车走遍了世界各地,开始成为西方各国会客厅的常驻者。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茶叶包装最初主要注重实用,对外观的要求极低。但由于茶叶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攀升,茶企业不得不对包装进行艺术加工。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对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艺术设计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析,提出了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具体方法。 1相关概念概述 美学与人类的审美密切相关,可以说审美就是美学的核心内容。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就是在人的审美的基础上,用艺术加工的手段去迎合各类人群的审美。现今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但在某些方面依旧不如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对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的内涵没有更为细致深刻的理解。 1.1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现状 最初的茶叶包装,更为注重其实用性,仅以纸张包裹即可,随着全球化大浪潮的席卷,这种简陋包装方式已逐渐被摒弃,在茶叶包装的材质方面有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同一种茶叶为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甚至有纸盒装,铁盒装,礼盒装等各式各样的包装[1]。此外,在茶叶包装的配色和图案方面也较之前精美了很多,最常见的就是以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画元素和书法中的各种字体,这些精美的茶叶包装给茶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更为广阔的市场,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各类消费者的审美,具有了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就此止步,而是为茶叶包装更高的艺术性迈出了第一步。 1.2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内涵 自从认识到茶叶包装的重要性以后,就开启了茶叶包装改革的大门,一次又一次对茶叶包装的改进使中国的茶叶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一度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美学的流行使茶叶包装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茶叶包装的内涵,和其内在的艺术性。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指的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依据茶叶的性质对茶叶包装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茶叶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此外,茶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同样也承载的中国的文化,因此,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也拥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即在进行包装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文化,将中国的文化和茶叶包装进行完美的结合,使茶叶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一种承载着文化的艺术品[2]。 2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特征 茶叶包装自茶叶走进世界市场以来,就在不停地发展和进步中。茶叶包装的改进使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一隅之地,将美学与茶叶包装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方法将对茶叶的市场扩大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艺术设计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以简约为美,以传统为美,以文化为美,只有对这些特征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真正让茶叶包装成为一种艺术。 2.1以简约为美 “简约”并不意味着简陋。最初那种以纸包裹,辅以麻绳的包装方式谓之“简陋”,而非“简约”。在茶叶包装发展伊始,茶叶包装运用色彩繁杂,将多种内容堆砌与茶叶的包装上,这样的包装给人以繁重的感觉[3]。近几年来,简约被美学普遍接受,形成了一种以简约为美的社会氛围,简约追求的是以最简单的一些元素去诠释复杂的东西。对茶叶包装的简约,并不意味着简单和简陋,而是更高程度地追求精简的美。 2.2以传统为美 中国历来有“茶之故乡”的美称,茶叶自出现到如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给茶叶打上了中国传统的印记,因此,茶叶不单单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一种传统,其更是和中国的瓷器一同被当做中国传统的最高形式。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已不仅仅是为了茶叶的实用和好看而设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表现出中国的传统内容。我国茶叶的包装,在色彩的运用上,多以绿色为主,图案的选择上多以中国古老的神兽和如意图案为主,我国茶叶包装大同小异,没有很好地和各种茶叶的传统特色和地域性相结合。此外,中国的茶道有“清”“静”“雅”三部分内容,这是在茶叶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内涵,代表着茶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茶叶的包装也应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诠释,力求把茶叶最传统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在包装上[4]。 2.3以文化为美 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茶叶自神农时代就已有记载,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千年而不衰,并由茶叶为核心发展起来一门独立的文化形式———茶文化。茶文化为茶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其加入了文化的内涵。从现代审美的角度出发,拥有文化底蕴的物质就是最美的,把茶叶的包装作为茶文化的有效载体,不仅能大力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更能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瑰丽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中国文化的魅丽。中国的水墨画、中国的毛笔字、中国的传统图形等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这些元素充分的运用于茶叶的包装中,将会使中国的茶叶获得更多世界人民的喜爱。 3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方法 茶叶包装是茶叶进行信息传输的媒介,对茶叶市场扩大和文化输出的作用已是不言而喻。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设计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实用和有效的有三种,第一,以茶叶为基础进行原创设计;第二,以地域为特征进行艺术加工;第三,以文化为内涵进行文化包装。 3.1以茶叶为基础进行原创设计 茶叶发展至此,其包装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纵观整个茶叶市场,茶叶包装的色彩单一,多以绿色为主,选用绿色虽能体现出茶叶清新淡雅的特性,但茶叶包装单纯的选用绿色很难以将各种茶叶的特性表现出来[5]。另外,大部分的茶叶包装均采用长方体的铁盒或纸盒装,形状较为简单统一,这样的茶叶包装仅仅是以吉祥的寓意为特征,但忘却了茶叶包装的主题内容———茶叶。粗略估计,中国有几千种茶叶,每种茶叶都有其不同于其他茶叶的特征,想要表现出茶叶的一些特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美学视角下,紧紧结合茶叶的特性进行包装的原创设计。譬如安化的黑茶,是六大茶系之一,其泡出的茶乌黑油润。由于其黑茶的特性,在茶叶包装的设计中,采用了黑白相间的设计方案,牢牢的抓住了黑茶的特性,更是加入了清清白白做人的寓意,把中国文化中的清白二字体现的淋漓尽致。 3.2以地域为特征进行艺术加工 中国的茶叶多种多样,拥有几千种种类,每一种茶叶都分布于中国的不同地区,地域的不同造就了它们不同的特性。茶叶产地的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有的甚至依托于茶产地和地区文化形成了茶文化旅游区,这说明了茶叶的地域性对茶叶本身有着巨大的影响。茶叶的地域性囊括了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形式,在茶叶包装中加入地域性的元素,毫无疑问是给茶叶打上了区域文化的符号。譬如西湖的龙井茶,盛产与杭州西湖,是绿茶中较为有名的品种,在龙井的包装设计中,主要以翠绿色为基调,背景辅以西湖断桥的形象,这二者正是对茶叶特性和地域性的完美诠释。在美学的视角下,有特色的物质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艺术形式[6]。茶叶包装以地域性为特征进行艺术加工不仅仅是给茶叶包装的原创设计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更是为茶叶市场的扩大和文化的传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3.3以文化为内涵进行文化包装 文化,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由此可见,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民族精神生生不息。茶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文化的一种物质,其包装对我国优秀文化弘扬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茶叶的包装上凸显文化的内容,首先可以将中国优秀的文化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充分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其次,把茶叶打造成有文化内涵的一种商品;同时,也更符合现今社会文化为美的社会势态。中国的文化形式多种多样,把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画,中国书法,中国图腾等内容用于茶叶的包装均是对茶叶的文化包装,但前提是要在地域性和茶叶特性的基础上进行包装设计。如信阳毛尖包装上运用的隶书,西湖龙井包装上运用的西湖的水墨画等都是文化与茶叶包装的完美结合。 4结语 全球化的进程,给茶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生命力,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设计就是给茶叶注入新的力量的过程,在美学的指导下,在茶叶包装中加入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和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大大增加了我国茶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和其文化传播的能力。 作者:何培伟 单位:商丘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 茶叶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的艺术特色与发展趋势 摘要:中国茶叶历史悠久,品茶一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茶文化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融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当代茶叶包装的主要形式、茶叶包装的艺术特色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对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进行了分析,并对一些新的发展潮流进行了思考,期待能设计出更多环保、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感的茶叶包装。 关键词:茶叶;包装设计;茶文化;艺术特色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首,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喜爱品茶,而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据说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是从神农时代开始的,距今已有4700多年了。从古至今,茶叶包装不断发展变化着。现代的茶叶包装不仅要解决茶叶的保护与存储,适宜商品的流通,还要增加茶叶的附加价值,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茶叶的包装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茶叶包装的特色及其今后的发展趋势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1现代茶叶包装主要形式 在广阔的中国地域出产着丰富多样的茶叶种类,主要有绿茶、黄茶、白茶、青茶、红茶、黑茶六大茶系。神农至唐代以前由于考古证据不足或者没有注重保存,关于茶叶包装的资料较少。唐代陶瓷业兴盛,开始使用陶瓷瓶贮存茶叶。唐代赵璘《因话录•徵》就有“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之记载。“喜温燥而恶冷湿,喜清凉而恶蒸郁,宜清独而忌香臭。”是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提出的对茶叶保存和储藏的要求。古代的茶叶包装主要只是起到存放茶叶的作用,真正意义的茶叶包装设计还是民国和近现代的成就[1]。现代茶叶包装针对不同种类茶叶所需要的不同存放条件,不同消费人群的风格喜好,使用不同形式的包装。一般的茶叶包装主要有以下类型: 1.1纸袋包装 纸袋包装又称为袋泡茶,它小巧,在出行时便于携带,适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基本的茶叶种类都可以使用这种包装形式,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 1.2塑料复合薄膜袋包装 塑料复合薄膜袋包装不易破损、重量轻、成本便宜,它的密封性好,适于茶叶的防潮保香,利于设计师对包装的色彩、图案、文字等设计的发挥,更能吸引顾客、促进销售。 1.3金属罐包装 金属罐包装作为最为常见的一种茶叶礼盒包装,它在外观上比复合薄膜包装袋更加美观、精致,但包装颜色的选择性没有前者大,而且成本较高,包装的重量也大大高于商品本身,这会增加一定的运输费用,精致的金属罐通常用来包装高档茶叶。 1.4纸盒包装 纸盒包装是用白板纸、灰板纸等经印刷后成型,它轻便、不易破损,主要有方形和圆筒形,它的形式简洁大方,印刷性也较好。1.5塑料盒包装塑料包装盒美观、轻便,包装盒的形状可由设计师设计发挥的空间也较大,陈列展示效果好,但它的密封性不到位,不能很好地为茶叶防潮保香,所以在茶叶包装中多用作外包装,再在包装内用复合薄膜塑料袋封装。 2茶叶包装的艺术特色 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不仅具有保护与存放茶叶的功能,还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为消费者带来更高的审美享受,提升了商品销售时的附加价值,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2.1茶叶包装设计的三大元素 2.1.1图形设计中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为茶叶包装的图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首先,汉字书法就是一种茶叶包装的常用装饰图形。书法之美是中国独有的,不仅可以传达文字信息,还具有很强的艺术装饰效果。比如由陈幼坚设计的“竹叶青”品牌下的《论道》系列茶叶包装(图1),它不同于一般包装,没有浮华绚烂的图案与外观,而是简单直接地将文字做为包装盒的主要图形,在金属的材质上使用工艺将字体凸起,显示出设计者特殊的文化品位,带来一种古朴、有韵味的感觉,浓浓的中国风就蕴藏在商品之中。其次,在茶叶包装中常用国画为主体图形,国画是我国经典的传统美术,意境高深悠远,正与茶叶的气质相吻合,作为茶叶包装的主体图形非常适宜[2]。第三,许多茶叶包装运用中国的传统装饰纹样、吉祥图案、少数民族装饰图案以及民间剪纸来做包装上的装饰元素,实现茶叶包装与民族气息融合,使包装更具民族风情与传统韵味[3]。2.1.2色彩设计茶叶包装中首先能吸引人的目光的就是它的色彩,同时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能标示出茶叶的不同类型,也能显现出茶叶的不同风格。由于许多茶叶是绿色,而且茶叶的生长环境在青山绿水之中,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很多都采用绿色。其他常见的颜色还有红黄、绿蓝、金银、灰白、紫橙棕褐等色彩搭配。红黄色有热情、温暖的感受,适合表现红茶和黄茶;绿蓝有健康、高雅、清凉等特点,适合表现绿茶、保健茶和花茶;金银有华丽、尊贵、大气等特点,适合表现乌龙茶和白茶;灰白有清洁、雅致的气质,适合表现白茶和花茶;紫橙有高贵、华丽、庄严的特点,适合表现保健茶和乌龙茶;棕褐有古朴、庄重的感觉,适合表现黑茶和乌龙茶。近年的包装设计中的色彩常将崇尚平淡自然、朴素写意传统色彩与简洁明快现代色彩相融合,产生了既具有中国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的效果,各种独特的色彩组合满足了消费者不断发展变化的审美心理[4]。2.1.3文字设计现代茶叶包装中的文字,不仅仅停留在以字面意义传递商品有关的信息,它本身也成为一种视觉图形,构成特殊的趣味。在字体上,茶叶比较适合用比较稳重的字体,比如宋体、黑体、楷体,或对这些字体进行适当地设计。茶叶包装还常利用书法字体来体现茶文化丰厚的底蕴,除了使用书法字体,还可以在书法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局部的变化,比如把文字的某个笔画替换成合适的图形,但要注意文字的可读性。在陈幼坚的《论道》系列的茶叶包装中包装盒的顶面凸起的字体部分使用了较普通宋体笔画更为纤细的字体,正面的“论道”二字使用了书法字体,“竹叶青”的品牌名使用了整体被拉长的宋体周围还分布着文字竖向排列的语句。这样文字与文字群的组合形成了点、线、面的视觉要素。整个包装的留白、疏密以及结构都恰到好处。 2.2茶叶包装的文化性 首先茶叶包装体现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各地域都适合种植不同品种的茶叶,如杭州出产西湖龙井,福建出产铁观音,云南则出产普洱茶等等。这些茶叶包装的设计中就常常能展现出茶叶产地的文化特色。比如,产于安徽黄山的茶叶的包装上,就可以见到许多与黄山有关的素材,黄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常以照片或者书画的形式出现在茶叶包装上,如图2的“山水诗”茶叶包装将黄山风景以国画的形式展现在包装上,显现出黄山茶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在消费者品茶的同时,引导消费者根据茶叶包装产生美好的联想,仿佛置身黄山之中,领略到黄山的自然风光。设计中体现的地域文化因素,除了优美的地方风光,还可以是浓郁的民俗风貌,独特的地方神话传说等。让人从包装设计中传达的信息辨识出茶叶的品种与产地,还能让消费者通过这件小小的商品了解到生产地的风俗文化[5]。其次,茶叶包装的文化性还体现在各种茶不同风味带来的不同文化气质。每种茶叶都有着不同的口感,给人以不同的文化感受。绿茶清新淡雅,它的包装就传递清新爽口的感受;红茶浓郁醇厚,它的包装就带来高贵华丽的感觉;花茶芳香怡人,它的包装就给人柔和优雅的气质。不同种类茶叶这些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包装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3茶叶包装设计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3.1过度包装现象和雷同现象 茶叶包装,它的首要作用就是保护和存放茶叶,所以设计茶叶包装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其结构与材料是否合适存放这种茶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包装技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有的消费者在选择茶叶作为礼品时,盲目地追求外观的奢华。有的设计者为了迎合这种需求,或者为了提高商品的价格追求经济利益,在设计茶叶包装时出现了过分包装的情况。这脱离了包装本身主要是为了解决保护与存放的作用,盲目地追求表面的高档华丽的装饰,将包装做成了浮夸的工艺品,使茶叶偏离了茶叶本身高深淡雅的属性。在整个茶叶包装行业中,一旦市场上出现了某个销量很好的产品,就会产生跟风的情况,茶叶包装互相模仿,就造成了设计雷同的现象。这样盲目的跟风,没有自主的创新,容易导致整个行业的停滞不前。 3.2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3.2.1绿色设计目前在整个设计领域都兴起绿色设计,茶叶这种生长在青山绿水自然环境中的绿色饮品,其包装设计更不例外。在设计茶叶包装时要时刻注意体现“绿色”意识,注重环保。比如在材料的选择上,在保证包装防潮、保香性能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或者能够重复利用的材料。另外一点就是要在材料的使用上注意节省耗材。在许多过度包装的设计中,常有的情况就是一层又一层繁琐的包装,或者是给份量并不多的茶叶配上很大的礼品盒,这都是对包装材料的浪费。如今保护环境刻不容缓,我们设计师必须尽自己的努力在每一个设计细节都注意绿色设计的理念,推动绿色包装继续发展,把保护环境的观念渗透到消费者的心中。3.2.2个性化设计工业化大生产的环境下,茶叶包装的趋同越来越严重。而消费者的经济能力提高了,在商品的选择上往往追求个性,如今私人订制非常热门,我们对茶叶包装的设计也需要针对不同市场进行特殊订制。对市场定位进行细分,在大众市场,寻求性别化设计;在国内市场,寻求地域个性化设计;在国际市场,寻求民族个性化设计。性别化是指在包装风格上的性别化倾向,主要指的是女性消费市场。以往我们印象中爱饮茶的以中老年男性居多,而现在女性也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茶叶消费群体,茶叶生产商也开始发展一些针对女性消费者的产品,比如保健纤体茶、美容花茶等,茶叶的包装设计也随之产生符合女性审美的新风格,主要的特点就是色彩清新亮丽,结构细腻优美,材料自然有亲和感。比如纸质、玻璃和木材。如图3的“凤凰花茶”包装设计,使用玻璃瓶身搭配木质瓶盖,材质与色彩上显得纯净自然,包装整体的形状线条优美柔和。这样的设计更符合女性的审美需求,能吸引更多女性消费者。地域个性化就是结合各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去树立本地特色茶叶产品包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利用本地自然材料来设计制作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包装,这样不仅更为环保,还能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比如四川地区的茶叶就常采用竹筒来做茶叶的包装,充分利用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材料,既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有精美性和人文气息,还可重复利用,十分环保。地域个性化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将本地的自然风光或人文背景体现在茶叶包装上。比如西湖龙井茶就可以在包装上再现杭州西湖的美景或者西湖的神话传说,让消费者品茶时引发有益的联想。民族个性化主要是将自己民族的民族品格和民族情感在设计中体现出来。茶承载着数千年厚重而又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积淀,这决定了茶叶的包装具有民族性特色。不仅可以运用传统的民族图案,而且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传统中国文化用现代设计手法表现出来,使包装具有民族性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感,焕发出更迷人的光彩。3.2.3品牌化设计中国名茶种类繁多,像龙井、普洱、铁观音等等虽知名度很高,但由于茶叶商家缺乏品牌意识,没有形成知名茶叶品牌,与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无法相提并论。这样即使产品质量再好,也不能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能引导消费者下一次的购买,茶叶包装设计急需品牌化的变革。在设计时,总体上要统一品牌风格与传统,对于品牌内某一系列或某一产品的包装,在统一的风格上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让消费者可以轻松地靠平常所产生对某一品牌风格的印象,来找到这一品牌的某一个商品,又能容易地区分同一品牌内的不同产品,同时也又一次强化了消费者对这一品牌产品的印象。 4结语 茶叶是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典型产品,而茶文化更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融入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而现代包装设计行业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新想法不断涌现,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设计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感的茶叶包装,增强我国茶叶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将我国的茶叶推向国际市场,也是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汪思颖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摘要: 虽然我国经济环境快速发展,但国内国际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大,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面对较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风险,将影响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集团企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应客观分析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识别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预警,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和规避风险。近年来智能化、信息化不断延伸,人们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快速变化,企业应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结合企业实际运营情况,打造专业且有竞争力的财务管理团队,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机制,确保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展。本文客观论述了财务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程序及方法,从财务管理视角下,对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资金管理能力、财务预算管理能力、投融资管理能力、财务战略管理能力等几方面,提出了提升财务风险防范能力措施,并以财务管理视角下,对集团财务风险管理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不断优化财务管理流程,确保财务风险管控的有效实施,促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 关键词: 集团企业;财务管理;财务风险;防范策略 引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向各行各业渗透,我国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逐步转变。随着智能移动终端普及,我国企业发展运作模式和经营管理手段不断创新,市场竞争形势加剧,经营管理、投资管理、融资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因此,企业应充分了解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充分认识财务风险,提高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为企业把控好风险、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一、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1.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外部财务风险分析 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外部风险包括政治环境、市场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居民收入增长稳中有升,房价趋于稳定,人们消费趋于理性,注重产品个性化和体验感。技术环境上越来越多借助人工智能、移动支付技术,越来越迎合年轻客户群体的消费方式。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程度不断迭代升级,企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不能顺应市场经济及社会环境变化,企业就难以建立可持续的核心竞争能力,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公司长期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收入。 2.财务管理视角集团内部财务风险分析 集团企业运营过程中,企业应对企业运营能力和投资能力进行高质量分析与评价,包括净资产收益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销售增长率、毛利率、资产负债率等重要指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及本企业自身的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如果财务指标出现异常,应及时找准问题根源,洞察财务数据背后的业务实质。筹资是企业运营环节出现资金短期或者投资需求时,通过筹资活动从而实现扩大经营规模的目的,筹资有资金成本,如果企业预期收益未能达到要求,将会影响企业效益,引发筹资风险。企业筹资包括所有者投入和债务融资两种,如果筹资结构不合理、不科学,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集团企业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是决定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经营发展的关键因素,应注重企业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分析,如果企业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较强,表明企业当前筹资风险较小。投资是指企业以当前的运营能力对未来经营活动的投入,投资收益和风险损失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资产报酬率直接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是企业资产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资产报酬率低于行业平均值,表明企业运营资产获利能力较差。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资本运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如果该指标低于行业平均值,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不足。企业成长能力包括销售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但销售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如果持续下降,表明企业发展存在一定下行风险。判断企业营运能力应注重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重要指标的分析与评价,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资金回收能力越强,坏账损失小,存货周转速度越快,表明企业现金流就越好,企业变现能力越强。如果企业投资、盈利及发展能力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表明缺乏竞争力,企业发展有下滑趋势的风险。 3.财务管理视角集团整体财务风险管理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的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管理制度,执行高效率的企业营运管理,优化资本结构,合理地使用资金,做好投资与融资的合理安排,并制定风险识别、分析与应对管理机制,提高员工风险意识等。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部门应通过对集团企业整体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进行分析与评价,充分识别外部环境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与风险,充分认识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补足劣势,发挥优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与风险管理能力。 二、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提升财务风险防范能力措施 1.提高资金管理能力的措施 营运资金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应健全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财务管理视角下,第一,企业应合理平衡资金的使用,避免资金被违规占用或者不合理的使用、低效的占用等,保障资金安全。第二,优化营运资金流程。为了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水平,应做好资金预算管理,加强对重大资金使用的审批、提高银行账户的集团化管理水平等。资金预算编制与审批环节应注重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平衡好短期业务发展需要与长期发展的关系,保障日常经营活动健康、高效地运行。资金预算包括年预算、季度预算以及月度预算,应根据公司短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的需要进行合理编制和执行,严格做好资金预算控制。营运资金管理应健全资金预算管理制度,规范资金预算编制与审核要求,提高营运资金预算管理控制,防范资金缺口风险。同时,企业应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合理安排经营资金与投资资金,合理使用财务杠杆,控制资金风险。企业在资金管理实施过程中应做好预算偏差分析,合理调整。 2.提高全面预算管理能力的措施 企业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而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对编制、审核、执行、调整、监督与考核及激励等活动应进行全流程管理。企业应设置预算管理委员会,企业管理层应根据内部外环境、集团自身的资源、资金与能力负责制定战略发展目标,由集团预算管理委员会对下属各分子公司全面预算进行审核,协调和解决企业全面预算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资源与资金的匹配。企业管理层应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全面预算执行情况,实现对全面预算的全方位分析、评价与考核。 3.提高财务经营管理能力的措施 企业应完善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提高管理层及各层级员工风险防范与管理意识,居安思危,要以企业战略视角去看财务管理,以财务战略视角去看企业战略,提升财务风险管理应对能力。企业管理者应客观分析企业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充分识别风险,让风险管理常态化。同时,企业应合理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确保企业资产负债率保持合理区间,有效降低企业偿债风险。促进企业资金利用率最大化,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企业营运能力的提升,还应制定合理的销售政策和回款政策,加大应收款项的回收;提升存货管理能力,提高存货周转率,降低存货资金占用,减少存货积压风险;应加强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拓宽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优化管理模式,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在常态化风险管控过程中,在投资方面,应平衡风险与收益、短期与长期的,制定风险管理机制。对重要事项和重要投资,建立健全的管理和决策机制。 4.提高投融资管理能力的措施 (1)融资管理 高质量的融资管理不仅可以满足企业日常资金需求及投资资金需求,而且合理资本的结构有助于抵御风险,发挥财务杠杆作用,降低资本成本实现财务目标。对于集团企业而言,在选用融资方式的过程中,应全面、客观分析企业负债情况以及当前的融资环境,而后选择出最为适合企业自身的筹融资方式。伴随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集团化企业应紧紧抓住当前的政策优势,以规避风险为必要前提,积极探索筹融资管理的新方法与新形势,从而为企业自身的稳定性、持久性赢得更具优势的条件,确保自身能够高效地贯彻企业发展战略。首先,完善资金与融资管理体系。为在最大限度上提高集团化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防范资金风险,提高集团化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制定满足于真实需求的资金集中管理形式。其次,加强集团企业的筹融资管理质量,就要积极完善筹融资管理的相关制度,有利于确保集团化企业筹融资管理各项业务的良好执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操作风险。最后,集团化企业还需在当前的融资环境之中紧紧抓住政策机遇,争取银行优惠贷款以及融资利率,这样不但能够降低还本付息的压力,也有利于提升资金的流动性,最终达成降本增效的重要目标。 (2)投资管理 第一,企业投资管理主要是风险防控和投资活动有效性,确保资金收益达到预期水平,报表中真实披露投资活动。第二,投资管理内部控制优化设计。投资决策、执行与处置应遵循投资活动审批、方案编制、执行以及投资处置环节。其中投资重要活动包括做好项目遴选、立项审核、尽职调查、可行性分析等,确保项目预期收益率。投资活动面临一定的风险,因此,应针对各环节优化进行优化,并对各流程风险关键点进行重点把控,提高投资活动的安全性,改善投资业务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决策的质量。第三,在投资过程中应形成成熟的投资方案,一般由投资部与财务部共同对投资方案的具体内容做出明确说明,包括投资方式、内容、时间、金额以及投资收益率等,投资方案直接影响投资项目收益水平。针对投资方案中各流程易发生的风险点应充分揭示,并提出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第四,投资方案执行环节优化。投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应加强风险控制,规范设计流程,定期分析被投资单位财务状况,完善项目记录,提高投资效益最大化,发挥财务控制作用。第五,投资处置优化设计,企业应全程追踪投资活动,针对执行环节与企业经营路线不符情况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干预,可通过建立投资评估机制,组织攻速业务部门对预期收益率进行排评估,并出具报告,规范投资处置流程,实现投资管理环节风险管控有效性。 5.提高财务战略管理能力的措施 企业应确定战略发展规划,确保企业各部门运营目标与企业战略发展规划保持同向,当企业确定好发展战略以后,应客观分析政策变化、社会发展形势、市场经营导向等,避免与企业战略目标相冲突,确保战略发展目标与全面预算进行准确衔接。各部门应对战略发展目标进行分解,落实到各岗位、各人员,使员工与企业间发展建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确保员工个人目标、岗位目标、部门目标及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具有可操作性,体现出企业的发展战略优势。企业战略目标应落实到年度、季度、月度,一旦企业战略目标与实际出现差异应及时分析问题原因,并提出针对性措施加以完善,并对市场情况进行预测,科学规避潜在风险。 三、财务管理视角下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的保障措施 1.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发展应提高管理层重视,制定有效制度保障,根据集团披露的风险制度,设立部门、审计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等多道防线,明确各层面风险管控职责。风险管理制度应细致全面,确保涵盖各岗位员工,确保对员工行为具有约束性。企业应定期对员工制度培训,提高员工风险管控意识,调动部门人员主动性。企业应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财务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财务管理人员应及时向企业管理层汇报,确保风险控制在事前。 2.健全的财务风险管理控制制度 企业应构建符合自身运营的财务风险控制制度,明确风险控制目标,根据风险可接受程度,对风险定性识别。企业应采取定量、定性结合方式,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与评价,并做出科学、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企业及各部门应结合自身运营现状制定风险控制方案,明确公司可承受范围,分析当前潜在风险制定可行性方案。企业应成立财务风险控制部门,建立科学风险管理流程,提高管理团队和员工的管理能力和经验,从而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使企业愿景的直接体现,企业只有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愿景、战略、经营理念和行为准则植入员工内心,树立企业精神为核心的理念,提高员工团队协作能力。企业通过组织员工学习,各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实施责任追究,一旦触碰企业制度底线应严肃处理,对表现优秀的员工应给予相应的激励,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让制度成为企业文化的载体。企业管理应以人为本,倡导亲情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整体战略的实现。企业文化是长期战略,应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根据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变化灵活调整,做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 4.构建现代化财务管理流程 传统财务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当前信息化、智能化市场需求,随着市场发展形势变化,企业财务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应不断升级,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应坚持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明确企业战略目标,树立风险意识,认清市场经济活动基础,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点,在运营各环节增强风险意识,并对潜在风险进行详细评估,做好风险防范措施,促进企业资金回报率。企业应调动员工职能作用,构建激励机制,创新思维,激发员工主动学习意识,促进企业整体财务管理水平提升。 5.加大员工投入,强化员工能力 企业侧重对部门建立规章制度,缺乏对员工个人层面的培训教育。因此,企业应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支出,提高品牌竞争力。企业应以员工为社会宣传窗口,应定期开展培训教育,提高员工综合素质,间接提升品牌形象。员工业务能力提升,才能扩大企业销售业绩,促进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正向影响。 四、结束语 市场经营形势瞬息万变,传统财务管理模式难以全面认知企业财务风险,企业经营过程中蕴涵的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如果不能果断识别并排除,对企业生存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客观分析了当前企业运营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现状,针对当前外部市场竞争、内部运营等环节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制约企业发展的风险点,提出了健全财务风险控制制度的保障措施,帮助企业控制潜在风险点,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迪.基于财务风险视域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转型创新[J].中国商论,2022(04):131-134. [2]刘玲.新时期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内控制度建设及财务风险规避[J].中国市场,2022(06):139-140. [3]冯嘉琪.探究以财务风险防控为核心的企业财务管理策略[J].质量与市场,2021(23):90-92. [4]封敏.企业财务管理风险防范措施研究[J].商讯,2021(28):23-25. 作者:杨修串 单位:盛世纪股权投资(平潭)有限公司
新媒体下新闻传播篇1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的传播界限,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便捷、高效,无疑是对传统信息传播模式的突破。在新媒体时代下,对新闻传播行业来说,如何顺应发展趋势、科学利用新媒体技术提升信息传播的质量,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新媒体的涵义 新媒体的实质是依托于电子信息技术而产生的一种以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内容多元性、互动性等为特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人们接收信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材料,而是通过网络等途径自发获取,从而有效解决了信息传播滞后、途径单一等弊端。 二、新媒体的优越性 1.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在表现形式上,相较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具有形式上的丰富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吸引受众,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新媒体还能够实现音效上的立体感,优化受众的体验;利用新媒体技术还能够将本不存在的事物“可视化”,即实现对虚拟技术的应用。如在近些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不少吉祥物以虚拟的方式出镜与观众互动。 2.信息内容的丰富性。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播空间的限制。无论地理距离有多远,各地的信息资讯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汇总,从而方便了用户对所需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新媒体突破了信息传递时间上的滞后性。用户可以通过新媒体即时了解最新热点,从而实现了信息获取的时效性。 三、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 1.时效性强。从传统媒介的角度来说,过去的报纸等纸质资料有印刷、寄送等时间成本,广播、电视等也少有直播的形式。因此,当人们获取到信息时,可能距事发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新闻信息的价值也随之削弱。而新媒体的特质之一便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快,人们只需连接网络,便可即时获取各种资讯,了解各方面的实时动向。这既实现了信息的高效率传播,彰显了在硬件上的进步,又是对观众的期待心理的满足,体现了科技发展对人性的关怀。 2.互动性强。过去,受众大多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缺乏发声的机会。这样的新闻传播模式无法使用户感受到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用户获取新闻的积极性下降,进而不利于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这里的互动性指的是新闻不再只是向受众单方面输出信息,受众也可以对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 3.形式多样化。这里的形式多样化一方面指的是新闻呈现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指的是媒介平台选择的多样化。在传统模式中,信息的呈现形式可能只限于文字、静态的图片、语音广播等,且通常情况下各类形式不能实现有效结合。而在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信息除了通过文字、图片外,还能以动图、有声文字、录播、直播等方式进行传播,视频也不一定是对实景的录制,也可能是以动画的形式呈现。新闻传播者通过各类平台发布形式多样化的新闻供用户选择。面对丰富的新闻传播形式,受众认知新闻的积极性将显著提高。 四、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机制创新的探究 1.完善新媒体的数据功能。新媒体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访问全球数据库,因而能够丰富新闻传播的内容。因此,若希望提升新闻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完善新媒体的数据功能是重要途径之一。 2.实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因此各行各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业来说,逐渐实现以受众的需求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是行业发展的趋势,也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创新发展的空间。新媒体技术虽然极大地丰富了新闻的种类与内容,缩短了人们获取新闻的时间,但对于用户来说,随之而来的还有信息过载的弊端。用户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很难对有效信息实现快速定位,进而增加了信息获取的时间成本,这与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初衷背道而驰。 3.开发利用自媒体功能。自媒体俨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群众常以短视频等方式记录生活片段,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新闻传播也同样可以利用这种大众潮流实现创新发展。例如,在每日的《新闻联播》之后,央视新闻常通过社交平台推出“主播说联播”的短视频,反响不错,社会效果极佳。 4.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从人员的角度来说,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无疑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行业应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及管理力度。一方面,通过定期培训,使从业人员充分熟悉并掌握新媒体的运作方式,进而熟练地将新媒体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中;另一方面,媒体单位应给予工作人员充分的创新空间,如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等途径增强员工的创新热情,推动新闻传播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 本文对新闻信息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探索新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机制的创新途径进行了简要介绍,旨在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思路,以实现对新媒体的合理、充分运用。 作者:丁添霞 单位: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新媒体下新闻传播篇2 在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的路径变得多元化,新闻内容提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信息传播速度更加便捷,这些无形中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整体效率,多样化的新闻传播方式给受众带来更多选择的机会。 1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的主要特点 1.1新闻传播方式多元化 传统新闻信息传播路径主要有报纸、电视和广播等,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给新闻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化的手段和路径。移动终端的普及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更多途径,可以利用移动终端、新闻客户端等载体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使新闻的传播变得多元化。 1.2新闻传播内容更丰富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不仅给受众带来了丰富的时事热点等内容,也可以为新闻内容的展现形式提供路径,如新闻内容可以利用视频和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传播,使新闻内容的呈现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这不仅丰富了新闻内容,还缓解了传统新闻阅读带来的视觉障碍[1]。1.3新闻传播的范围更广泛在新媒体视域下,受众可以对其他媒体所发布的新闻内容进行转发和评论。随着越来越多的受众参与到新闻热点、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新闻的传播范围也不断地扩大,信息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受众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资源。随着新闻传播媒介和载体的不断増加,新闻的传播范围也逐渐变得更加广泛[2]。 2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所面临的问题 2.1新闻价值降低 随着新媒体不断发展,受众逐渐成为新闻内容的发布者和制作者,导致信息的传播出现了参差不齐的声音,有消极的、积极的、负面的、正面的等等。由于信息的传播速度较快,新闻制作单位难以在短时间内对大量信息进行系统性的把关,导致新闻内容信息不够全面,给新闻制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和挑战[3]。不仅如此,在新闻发布的评论区也出现了不同的场景,有不符合现实生活状况的,也有与新闻内容相对立的,甚至还会出现不符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言论,这导致新闻的价值直线下降,而新媒体的参与也逐渐成为一些人散播不当情绪的载体,严重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判断。 2.2侵权现象 现阶段,新闻传播虽然在新媒体背景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很多侵权情况。如用户在使用微信“摇一摇”时,就可以获取周边用户的信息,这对于被摇中用户来说,属于一种侵犯权限行为;微信支付作为一种交易软件,需要用户绑定银行卡和身份证等信息才能使用,这样微信支付平台管理后台就会留存用户个人的相关关键信息。如果该支付平台出现“被攻击”等情况时,那么用户的个人信息将会被泄露。 2.3新闻信息泛滥 新媒体视域下,普通用户成为“新闻发布者”,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经过严格的新闻审核程序,且内容的真实性难以保证、制作手段低下,导致新媒体中出现虚假新闻。同时传播的内容十分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真实新闻信息的获取。 3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的有效策略 3.1做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信息传播须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机融合。新闻制作单位在媒体融合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解决好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在保证新闻信息量完整的同时,加快新闻传播的整体速度,提高新闻传播的时效性。二是要解决好传统媒体传播效率。传统媒体由于传播局限性比较大,新闻传播的整体效率较低,新闻制作单位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增加新闻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从根本上提高新闻的传播效率。三是结合传统媒体具有的权威性和真实性等特点,利用平台资源,打造媒体的真实价值和黏性。如传统新闻栏目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开设专属账号,通过内容的权威性在新媒体平台上树立形象,发布每期新闻内容。这既保证了账号的真实性,又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新闻内容的传播。 3.2国家出台相关法律制度 新媒体的使用,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新媒体的监督监管。如用户利用新媒体制作和传播谣言,发布危害社会和谐和安全的言行,对新闻内容过度解读等问题。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网络监管部门是难以得到解决,需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加以约束和治理。相关部门在制订政策时,要把知识产权作为重点,通过新闻发布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新闻发布者所发表的新闻内容予以版权保护,防止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传播或者使用不当、不合规平台窃取新闻内容等。建立和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保证新媒体健康发展,为新闻传播营造一个良好的传播环境。 3.3提高用户的防范意识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融人,利用新媒体诈骗的事件越来越多。为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用户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好自身财产和权益保护。首先,用户利用网络获取新闻信息时,要注意浏览的网站或者网页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对用户自身的信息是否有保护功能。同时,用户可以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等的学习力度,通过学习加强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对浏览的网站进行科学辨认,避免不必要事件的发生。其次,学会甄别新媒体资源提供的各种信息,不要轻易地泄露个人重要信息,避免诈骗事件的发生。最后,用户可以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或者是防护诈骗信息的应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诈骗事件的发生。如我国新出台的“国家反诈骗中心”APP,该软件可以对用户的信息安全进行保障,也可以对用户手机接收的信息进行辨认,可以起到警示和监督的作用。 3.4提供便利的新闻资讯平台 手机已经成为受众浏览新闻内容的主要载体之一。在进行新闻传播时,新闻发布者可以通过受众所处的地点,推送当地的新闻内容,让受众可以更好地了解所处地区的新闻事件,还可以通过用户浏览不同类型新闻的阅读次数和时长,给用户推荐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此外,相关部门可以利用新媒体资源建立新的新闻资讯平台,给受众带来更多新闻浏览的途径,从而提高新闻的传播效率和质量[3]。例如,《新闻联播》《新闻早班车》《新闻晨报》等入驻微信公众平台,新闻节目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实现快速的传播,这样不仅达到新闻信息传播的目的,还在一定程度上给受众带来阅读视听的便捷通道。 4结束语 新媒体视域下的新闻传播方式与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两者间都存在着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要做好新闻的传播工作必须要做好两者之间的融合。新闻内容信息要充分结合新媒体下新闻传播的特点,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制定科学合理的新闻传播策略,使内容更加贴近受众生活,促进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磊 单位:临沂市兰山区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下新闻传播篇3 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水平得到提升,进一步强化了媒体信息交互功能,新媒体能够充分地从用户需求出发,为用户筛选有用信息,实现海量网络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这对电视新闻传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电视新闻所具备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自身权威性的优势,使得电视新闻难以被完全取代。对电视新闻传播而言,新媒体时代到来虽然对其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发展契机。比如,5G技术的合理运用不仅可以加速媒体融合,也能让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多元,有效助力实现用户与创作主体平等对话。因此,电视新闻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充分了解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呈现出的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闻传播新路径。 1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新特点 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信息获取渠道更加广泛,不仅表现在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广泛,也表现为采编人员获取信息渠道广泛。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不断升级,信号接收能力更强、更稳定,画质更加清晰,各种新型智能设备层出不穷。从受众的角度来说,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喜好选择观看的设备,更能选择观看的途径,还能将自己喜欢的新闻资讯进行转发分享,对新闻信息进行二次传播,不再受到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从采编人员的角度来说,其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极大变化,过去需要亲自前往现场采集信息,但在新的网络环境中,采编人员通过网络就能够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其二,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传统电视新闻传播从搜集信息到发布信息,再到获得受众回馈,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导致新闻时效性不足。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可以通过直播、现场连线等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递给受众,时效性得到极大提升。其三,具有极强的互动性。新媒体背景下,互动形式多样,不仅可以文字评论互动,还能通过直播的形式进行现场互动,受众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极大增强了受众的黏性。另外,在新媒体背景下,为了强化新闻传播的效果,各个传统媒体也会交叉使用不同媒介,提升新闻主体与受众的互动性,积极进行转型。由此可见,相比于传统的渠道,网络平台信息丰富、覆盖范围广,更具有影响力,电视新闻行业必须充分地认识到网络平台的巨大优势,并积极地寻找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促进电视新闻行业获得更多受众支持。 2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2.1传播理念陈旧,难以满足需求 新媒体诞生以前,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在传媒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日益多元,电视新闻的地位逐渐弱化,部分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人员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思想观念较为落后。新媒体背景下,各媒体间融合进程日益加快,各种新兴媒体技术层出不穷,而这些新兴媒体技术为新媒体的新闻传播贡献了强大的助力,鉴于此,电视新闻需要进行转型升级。但是部分传统媒体工作人员未能及时转变自身理念,缺乏对新兴媒体技术的重视,对于新兴媒体技术的运用能力较弱,难以充分发挥相关设备和软件效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程。 2.2传播环节复杂,时效性弱 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生产与播出的流程来看,从最初采集信息到整理素材,再到正式上线播出,所涉及的环节相对比较复杂,耗时较长,新闻时效性不足。在新媒体背景下,受众可以选择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也可参与新闻信息传播,传播时所采用的工具十分多样且便捷简单,如仅靠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转发分享,可以确保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信息的快速传播,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时效性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目前,部分新闻媒体虽然加强了对“两微一端”与一些短视频软件的利用,但传播渠道多样化导致电视新闻受众大量分流,受众收看新闻节目的渠道变得更加复杂,电视新闻传播的效力也因此受到影响。此外,新闻传播不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变得更为自由,受众甚至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分享信息,而电视新闻由于互动性较弱,媒介竞争力不强。 3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优化策略 电视媒体要想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不仅要注意提升节目内容质量,还要积极地和新媒体进行合作,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增强自身的传播力,以得到更多受众支持。 3.1优化内容生产,提高节目质量 过去媒体技术不发达,新媒体平台数量不足,电视新闻是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受众。随着新兴媒体快速发展,新媒体上的新闻资讯信息趋于多元化,节目更加新颖有趣,新兴媒体平台的竞争实力也因此不断增强,明显更得受众喜爱。电视新闻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流量,必须要严格把控节目制作,提高节目质量,坚持生产优质的新闻内容,真正走进观众内心。为不断促进电视新闻传播的发展,电视媒体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着手改进:首先,优化电视新闻选题。在新媒体背景下,单一、空洞、脱离群众的内容很难获得受众的关注,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收看与自身诉求密切相关的电视节目。因此,电视新闻工作者必须优化选题,题材要去低俗化,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要有效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选取契合群众需求的内容进行报道。新闻工作者可以深入社会基层,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民众的诉求,从民众视角出发,挑选民众真正感兴趣的素材,确保选题贴近民众的心理。并且,选题还应该注重题材的新鲜性和典型性,新鲜性是指新鲜的人和物、新发生的事件、新鲜的报道角度等;典型性是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报道达到以小见大的宣传目的。其次,做好电视新闻策划工作。在电视新闻生产制作流程当中,新闻策划是制作优质新闻节目的关键环节。要做好新闻策划工作,不仅要做好市场分析,确定宣传目标范围和人群,还需要合理策划出符合宣传目标的新闻点。在具体策划过程中,需要深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充分掌握事件相关信息,然后对新闻信息进行提炼,找准切入点,合理地选择新闻报道的方式,由点带面地对事件展开针对性、差异化的报道。此外,还需要强化对生产环节的合理规划,包括摄像、采访、文本、镜头运用等,从而为后续的新闻生产环节提供可靠的指导。再次,深挖报道内涵。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事件发生后,会在极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媒体进行报道,但是由于注重时效性,新媒体处理信息的方式通常比较粗糙。电视媒体工作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制作电视新闻节目时,要注意从不同角度展示事件,借助新媒体生动的表现形式深化节目内容。比如,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推出的新闻节目《双城记》虽然每期仅有十多分钟,却通过多种形式向观众呈现丰富的信息,具体包括动画、数据分析、现场连线等,让观众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极大地增强了新闻节目的影响力。最后,打造新闻节目品牌。新媒体发展为电视新闻创新提供了极大的助力,电视新闻节目数量不断增多,除央视新闻之外,各个地方台也纷纷推出专属的新闻节目,如安徽卫视的《新安星空》;四川卫视的《黄金30分》;云南卫视的《清风云南》等。值得注意的是,电视新闻工作者必须借力新媒体技术,打造高品质新闻节目,提高新闻节目品牌的影响力,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当中脱颖而出。以东方卫视的新闻节目《午间30分》为例,无论是背景布置、节目呈现方式,还是外景拍摄,都大量运用了最新的媒体技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充分体现了青春、活力的节目品牌理念,令广大受众眼前一亮。 3.2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 直播是新闻报道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的环境下,电视新闻可以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为4K多路直播提供足够的支持,让4K拍摄的方式更加灵活,助力实现高效生产4K超清内容,从而真正构建高度清晰的多视角场景。比如,2019年“两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采用新媒体技术增强新闻播报的能力,提高新闻数据传输的效率,为受众提供了更好的延时体验,使得视频回传、新闻直播报道的效果显著提升。具体来看,央视新闻将新闻报道与VR技术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新闻报道的方式,新闻直播也因此变得更加流畅。新媒体技术的合理运用不仅为优化报道质量提供了可能,也能有效强化重大报道的时效性。电视媒体可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合理运用新媒体技术及时传输高清视频,有效解决时延问题。由于新媒体迅速激增,电视新闻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日益突出,电视新闻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机会,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创新传播形式。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加速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技术也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于新闻传播而言,恰当地运用AI技术能够有效助力新闻节目内容生产与形式的创新,显著增强节目对受众的影响力,最大限度提升新闻传播的效果。因此,电视新闻可以通过对AI技术的利用简化新闻生产的过程,促进人机交互的实现,为新闻智能化做好充分准备。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获取大量的媒体信息素材,按照模板要求完成后续的数据分析、整理等工作,实现音频合成、数据可视化生成以及视频的剪辑等操作,缩减信息采集的时间,有效助力新闻内容的制作和生产。 3.3强化互动性建设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虽然对电视新闻传播造成一定压力,但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于电视新闻而言,互动性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难题,而新媒体在互动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因此,电视媒体要想适应新的传媒环境,应抓住机遇,积极寻求与新媒体融合的途径,强化互动性建设,提升与受众的互动力度。首先,建设具有互动功能的平台,受众才能拥有与媒体进行互动的渠道,具体可以通过建立门户网站、开设官方微博、研发手机软件等方式,与受众进行交流。除了通过电视发布信息,还可以加强与其他新兴媒体渠道的合作强化与受众的互动,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其次,电视新闻的内容也要强化互动性建设,让受众观看之后有想要表达的欲望。具体而言,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可以合理加入受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和热议观点,也可以采用提出问题、设置悬念等方法,引导、鼓励受众积极参与互动。再次,电视媒体还可以充分运用自身资源,推出多种新的活动,如扫码参与或者现场连线等,及时回答受众提出的各种疑问,从而赢得受众的支持。借助不同的平台,受众可以表达自己对于新闻信息的观感,节目组也可以获取受众反馈的信息,并根据受众的需求不断改进优化节目,为其提供感兴趣的新闻内容,增强新闻传播的主动性。 3.4科学发展短视频路线 从媒体发展的趋势来看,短视频是电视新闻未来发展的方向。短视频制作简单,传播高效,内容个性,受到群众的喜爱。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受众基数大,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传统媒体与短视频的融合对于突破当前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短视频路线是大势所趋,短视频新闻的制作低成本高效率,并且有着极高的时效性。借助短视频的制作方式和传播形式,优化传统电视新闻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够实现“短”“精”“快”的传播目标,进一步提高传播效率。可以说,短视频的发展给电视媒体带来了诸多机遇,电视媒体应正视这一现状,积极参与转型。短视频的完播率、转发、评论、点赞等相关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电视媒体可以将内容进行提炼之后通过短视频进行传播,借助短视频平台获取受众反馈数据,进而精准地调整优化新闻制作。此外,在针对一些重大新闻报道时,还可以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新闻直播,以记者现场直播的形式进行报道,有效强化受众的体验。需要注意的是,电视新闻在发展短视频路线的过程中,应重视新闻短视频同质化问题,不能单纯以流量为目的进行新闻生产,导致电视新闻出现粗制滥造、同质化、标题党、虚假新闻等问题,必须要坚持打造精品内容,走自身特色路线,坚持传统媒体应有的内容深度和广度,有效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进而在收获流量的同时构建自身品牌。 4结语 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成功地突破了时空方面的限制,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与途径也因此改变。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对电视媒体的生存造成一定的威胁,许多受众被新的渠道分流,电视媒体发展处处受限。在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视媒体需要不断地变革自身,为受众带来更新颖的体验。同时,电视媒体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权威性,积极地和网络媒体进行融合,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为受众提供更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杨玮玮.“互联网+”背景下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规制路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5):251-252. [2]张娜.融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发展优势[J].中国有线电视,2020(10):1204-1205. [3]许国栋.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的传播策划[J].数字通信世界,2020(3):156. [4]冯涛.受众视角下电视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探讨[J].新闻传播,2019(19):74-75. [5]连锦.媒介融合语境下的电视新闻传播方法研究[J].电视技术,2019(15/16):60-61. [6]王冠华.基于三网融合的电视新闻传播模式研究[J].中国传媒科技,2018(8):31-32. 作者:边冠峰 单位:合肥广播电视台
[摘要] 大学生双创教育是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大学生双创能力的提升,不但需要专门的双创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更需要扎实的通识教育基础。然而,从通识教育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高校双创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教育理念、教学师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加强双创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双创教育质量。 [关键词] 通识教育;双创教育;深度融合;人才培养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从这一时间起,双创教育被誉为“第三本教育护照”逐渐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我国更加重视大学生双创教育,教育部先后启动了“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大学生双创计划训练”等项目。在双创教育发端与勃兴的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1998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从此通识教育得到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重视。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复旦大学在全国较早全面实施通识教育。之后,国内高校纷纷仿效,通识教育已成为大多数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是通识教育与双创教育共同的培养目标 (一)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本身即是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儒家及诸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在西方则溯至希腊的自由教育,它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在中国教育史上,先秦时期,中国创立“辟雍”“泮宫”等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及私学,形成以中华“元典”为载体,以官学、私学为媒介的通识教育传统;儒家的“通识”教育观,以培养“君子”人格为目标,注重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通才。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文化的“自由教育”传统,是当今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源头。公元前8世纪问世的《荷马史诗》,成为欧美通识课程的最早经典。“自由教育”一词,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为后世所继承,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具体含义。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还是西方历史上的自由教育,由于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虽然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解释,但是均具有朴素的通识教育观,均是理性的文化批判产物,它们构成了当今东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产生于理性化、专业分化,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举,《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是从理念到实践系统论述美国通识教育的经典文献。该书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于培养年轻人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可见,培养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核心培养目标。在我国,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是一个英译舶来词。通识教育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后,相关研究人员从性质、目的、内容等层面对它通识教育做出了阐释和说明。通过历史知识的教育,让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现代社会现象;通过研读文学作品,让学生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通过自然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学会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生活世界。可见,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认可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培养大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思辨能力。 (二)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双创教育的核心 关于双创的培养目标,长期从事双创教育研究的雷家骕教授认为:“从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关系看,二者的目标取向是一致的,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认为:“双创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转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可以说,双创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一诊断在教育界达成了共识。创新能力的核心是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是认识主体的一种独立怀疑精神、自觉反思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的集合体,是大学生双创能力的内在驱动力。但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是基于智慧的理性思维。马克思指出:“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即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批判对理性的依赖性,主张批判是理性与激情相统一的创造过程。因此,大学生双创教育的实质也是通过培养大学生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生较好地实现创新与创业。 二、通识教育视角下的我国大学生双创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大学生双创教育现状 已形成良好的双创外部环境。国家和政府高度关注双创教育,从1998年清华大学成功举办第一次大学生双创计划大赛至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双创教育的相关政策。主要文件有2002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双创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教办〔2010〕3号)、2012年出台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厅〔2012〕4号)、201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一起出台的《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人社部发〔2014〕38号)等,开启了我国政府支持双创教育的时代,为双创教育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了保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2015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双创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强化双创实践等,为双创提供指导意见和建议。创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特征,经历了由实践摸索到理论总结,最后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引导推动的过程。已形成三种双创教育模式。1998年至今,我国双创教育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双创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三种双创教育模式。第一种模式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双创教育为代表,提倡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结合起来进行双创教育,主要强调提高大学生双创教育意识和完善大学生双创知识构建,以提高大学生双创的综合能力。第二种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浙江大学为典型代表,提倡双创知识、技能培养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此类模式认为双创基本素养的提升是帮助学生发展个人能力迅速成长的良好途径,并通过与社会实践结合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在社会中站稳脚步。第三种模式在既强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又为学生提供创业资金和技术服务,这种模式提倡学生在实战环节中学习并培养双创基本素质,此模式以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 (二)大学生双创教育存在的问题 1.双创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而非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 当前,许多高校将双创教育视为是对现有专业教育的延伸与补充,将双创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和专业实践教学之中,强化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的融合,拓宽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发展潜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缺乏通识教育的双创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多只能称得上“工匠”或“生意人”,难以发展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因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着本质的差别,专业教育强调技术或技能,而通识教育首先看重的人,重在人的自我完善。人的自我完善是通过不断的理性的自我批判而实现。双创通识教育不但需要专门的双创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更需要扎实的通识教育基础。大学生通过学习双创领域大家感兴趣的、共同的文化知识及思维习惯,掌握双创的历史规律,形成自己对双创的独特性理解,养成双创应有的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破除仅接受专业教育造成的狭隘视野,以更宽广的视野面对双创过程中的各种难题。 2.速成式、就业式和精英式的双创教育观与通识教育观相悖 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功利性双创教育观念,一方面认为双创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的教育,把双创教育当成是企业家速成教育,忽略了双创教育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双创精神和双创意识以及能力培养,忽略了双创教育对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认为双创教育是就业教育,把双创教育视为提高学生就业机会、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教育,把双创教育等同于就业教育,忽视了双创教育的教育意义。在这种速成式、就业式的双创教育观指引下,很多高校将双创课程设置在大学后半段特别是集中在大四时段,与通识教育要求在大学整个阶段都要开展相关教育的理念不符。同时,在就业式的双创教育观指引下,很多高校更注重就业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双创能力的培养,而就业能力强并不必然双创能力强。此外,很多教育管理者认为双创教育是针对少数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与指导,是针对有创业意向的同学开展的,不能真正理解双创对人才素质培养价值,不能将双创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大学生对双创教育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大多数学生认为双创教育应针对有意创业的学生进行,主要对他们进行创业项目、创业流程、创业注意事项等教育。这种精英式双创教育观必然摈弃通识教育观对全体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不高。 3.具有实际经验能运用理性批判思维指导双创教育的师资队伍缺乏 教师是教育的三要素之一,对教育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文献了解,国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较为完备,主要由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教师、成功人士、创业家、政府官员等组成,他们熟悉创业的整个流程,参与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了解企业成长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能运用理性的批判思维指导双创教育。在国内,高校双创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目前,高校双创的组成人员多由一些学术专家、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就业部门指导教师等组成,鲜有具有创业经历教师和创业成功人士参与。这部分人一般都参加过创业教育的相关培训,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实践经验较为缺乏,所以在开展双创教育过程中既不能生动贴近讲述创业的流程、操作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也没有较强的说服力来引导学生双创。很多担任创业课程或创业培训的教师仍习惯于理论教学,照本宣科,采用“灌输式”“说教式”教学方式,片面讲解双创的理论知识,对于双创实践较少甚至不讲授。这种双创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创新思维缺乏,创新能力不强,不能充分发挥双创教育对我国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4.双创教育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创新不足 大学精神的创造性体现在大学的各个方面。然而目前的大学双创教育不能贯彻通识教育蕴含的创新思维,在教学模式上缺乏创新,认识不到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对双创教育的重要性。双创教育既包括理论教育,也必须含有实践活动,是一种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教育形态。当前,我国高校双创教育停留在片面的知识传授上,双创教育的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不成熟。一方面表现在未将双创教育与高校的项目研究相结合,高校双创教育仅停留在双创理论教学上,成为无源之水,致使高校学生双创成功率不高。另一方面,高校双创教育没有稳定的实践教学平台,学校缺乏与企业联系与合作,导致在双创教育过程中缺乏企业对学生双创进行指导,学生也不能直接进入企业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双创教育成业无本之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双创教育只是引入了一些课程,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双创竞赛活动以及个别学生进行了一些自发双创,存在严重的实践瓶颈,导致双创教育发展受阻。 三、通识教育对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的路径探索 (一)好理念:以通识教育理念开展大学生双创教育 双创教育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具体要求,是以培养学生“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的创新教育。双创教育是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进取精神、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等素养综合性人才;双创教育是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三全育人”的一种素质教育。高校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与引导,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双创素养。一方面,通过通识教育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等。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善于用理性的批判思维去思考双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满足未来双创的需要,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识教育正是通过非正规教育形式让全面提升自己,让学生在丰富的教育形式中学习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双创素养。另一方面,通过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大背景下,双创失败将成为常态,因此,大学生抗压能力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在大学除专业教育外,还应加强学生的双创通识教育,通过研读双创成功和失败经典案例,提高学生抗压能力。 (二)好老师:打造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 师资队伍是大学双创教育的关键,直接影响双创教育的开展。双创教育的特点决定了教师既要有丰富的双创教育理论知识,又要具有一定的创业实践经验,才能学会运用理性的批判思维去解决遇到的难题。双创教师应积极开展双创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参加双创教育培训,加强教学经验交流,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把双创教育融入通识教育中,提高双创教育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同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特别是校友资源,聘请社会上的双创成功人士担任兼职双创教师,在学校为学生开设双创课程、讲座、培训等,并为专职双创教师进行培训,为专职教师搭建实训平台,从而构建理论与实践、专职和兼职互补的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队伍。高校只有具备充足的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才能够从通识教育的视角开展双创教育,才能够从大一开始即给予全体学生贯穿整个大学阶段的双创教育。 (三)好课程:加强双创教育课程改革 双创课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学科课程、活动课程以及社会实践。目前,我国双创教育以活动课程为主,主要有比赛、竞赛、社团活动等,对学生的双创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进行双创教育过程中学科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较为零散,未能对学生双创进行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学科课程、活动课程还是社会实践均不应局限于知识的灌输,还应包括品格的塑造,强调理性的批判思维的熏陶和养成等,最终实现“全人教育”的目标。首先,利用学科课程,加强学生的双创教育。双创教育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需要从跨学科通识教育的视角进行课程体系的设计。双创教育的课程体系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合理安排双创相关课程,让学生在不同年级有针对性的学习双创相关知识。大一进行双创课程体验教育,让学生初步了解双创的内涵,提高双创意识;大二进行加速双创课程教学,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创业的全过程,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大三进行双创过程的具体教学如企业融资、创业计划、家庭管理机制、风险资本和增值资本等,让学生深入理解企业的运作;大四对学生进行双创的实操训练教学如公司创业、创业实战案例研究、创业者营销、战略及结构等,让学生了解创业动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将双创的理念有效融入专业教学体系之中,使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融入专业教学中,这样有利于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提高双创能力。其次,继续将活动课程作为双创教育的重要阵地。活动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学生普遍热衷于活动课程,在大学生双创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继续依托现已开展的“互联网+”“挑战杯”等大学生双创竞赛、各种创业计划大赛、职业规划设计大赛等品牌活动,开展创业之星评选、创业训练营等双创活动,扩大各类创业活动的参与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竞赛活动,丰富大学生的双创体验,提高学生双创意识及能力。再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双创实践教学。双创教育的实践教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让学生走出去,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实践。通过见习、实习等方式让学生深入社会、企业,全面了解企业的运作及程序,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为以年的创业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请企业成功人士走进学校,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双创教育。学校可以邀请成功校友、成功企业家到学校为学生举办讲座,让学生了解成功人士的创业经历、创业过程,以及创业的困难,让学生对创业过程中需要的创新个性品质、创业核心能力有一定的了解。 (四)好模式:加强双创产学研合作模式探索 双创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高校应将双创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机融合,并带动企业,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双创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一是加强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一方面将高校双创教育与科研项目结合,提高创业的科技水平以及成功率,另一方面将双创教育与企业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在高校双创教育中的作用,提供技术层面的指导以及场地、资金方面的支持。二是积极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对于学校和企业,大学科技园建设是一种互动互利式的关系。一方面企业从大学科技园得到最新的科研成果,从而使企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学校得到企业支持,科研项目能更快更好完成,双创教育也能在企业的指导下更好地开展。高校可以和企业签订长期的合作计划,不仅能鼓励学校内部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而且还为企业提供不同等级和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帮助传播最新科研成果以及培养高等技术型人才,同时企业通过大量成功与失败案例作为教案,贯穿着谋略、技巧与方法,从操作层面为学生双创教育提供指导,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连接高校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三是建立产学研网络平台。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学研网络平台对于双创产学研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产学研信息发布,使合作双方能及时了解信息。其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在线项目洽谈和对接,并对产学研合作项目进行跟踪、协调、推动等,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开展。最后,通过平台,利用文字或视频发布科技成果、企业技术难题与需求、科研最新进展等,为技术需求方、成果提供方在线获取信息,促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总之,网络平台有效改善产学研合作中信息不对称、流通不畅等问题,对于产学研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企业以及高校应共同建立产学研网络平台,采取有效的运作机制,健全网络平台的功能,从而使产学研合作网络平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李小霞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篇1 教学质量的提升是高校教育实践的生命线,也是高校教育创新的永恒主题。思政教育作为高校重要教育内容,自身具备的教育教学功能,为大学生全面性发展提供支撑。新时代下,高校既要重视思政教育的开展,也需关注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以新的教学理念及方法,优化当前思政教育结构模式与体系,发挥思政教育的育人、人文教学特性,从大学生思想、心理、情感层面给予其发展、成长良好的引领,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彰显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实践的价值。因此,新时代下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是必要的,进而增强高校人才培养的成果。 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现状 (一)教学育人性不足 从当前高校思政教育质量提升现状来看,存在教学育人性不足的问题。因部分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观念陈旧,还是以传统教育理念为导向开展思政教育活动,未能凸显育人性在其中的价值,影响到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实施,也阻碍了思政教育质量的提升。新时代下,思政教育的育人性理应得到凸显,以思政教育为导向,贯彻落实到大学生发展全过程,给予大学生全面性的引领与教育,包含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美育教育、德育教育等,使大学生从多维度、多视角掌握思政教育的内涵,促进思政教育信息的内化,从而成为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支撑。 (二)教学方法单一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进入新的教学格局中,例如翻转课堂、情境教学等教学方法的运用,优化传统思政教育的教学结构模式,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实施有效性。但从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现状看[1],部分教师所运用的教学方法单一,影响到思政教育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有效性的实施。教学方法固化,思政教育活动开展与传递的知识内容固化,使大学生对思政教育信息学习缺乏主动性,被动学习思政内容,影响到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质量的提升。 (三)教师思政教育能力有待提升 新时代下,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思维的涌现对教师教育教学提出新的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教育教学能力,也应具有人文素养,以此开展育人性的思政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大学生对思政学科内容掌握与内化。但从当前思政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来看,存在部分教师思政教育综合能力不足的问题,影响到高校思政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 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价值 (一)提升思政教育地位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实践,可进一步增强思政教育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高校贯彻我党政策方针,提升思政教育教学的重视度,将思政教育贯彻落实到高校教育、大学生发展的多个层面,构建系统性的思政教育体系,给予大学生发展全方位的引领,增强思政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思政教育在高校所有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教师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及学习关注度,一同践行思政教育,以思政教育的教学为基点,提升教师综合素养及大学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针对当前思政教育的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升思政教育的地位,需要对当前思政教育进行优化,以此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例如,实现思政教育内容、思政教育方法、思政教育模式的优化[2],优化思政教育体系,使思政教育实施满足大学生发展需要,从而真正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实践的成果。 (二)增强大学生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形成一定的冲击,尤其多元文化视域下,部分大学生存在思想偏移、政治素养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问题,亟须思政教育提升教学质量,以思政教育为引领,给予大学生全面性的教育,从而纠正大学生错误思想,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良好的政治素养。同时,思政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弥补专业教育人文性缺失的问题,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专业课程体系中,协同开展育人机制,从而增强大学生专业核心素养及核心竞争力。 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方法 (一)提升思政教育的育人性 新时代下,教育育人思维的提出,凸显思政教育教学的育人性,使教师既重视思政教育教学的育人性,也在思政教育教学中实施育人教育,以思政教育教学助力于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达到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实践的良好模式。基于此,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应推助思政教育向育人路径迈进,发挥思政教育教学的育人功能,加强大学生思想、情感层面的引领,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在思政教育教学的育人性具体实施中,树立教育教学服务理念,本着一切为大学生着想的原则,不断地丰富、创新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赋予思政教育教学的育人性,以此教育人、引领人,使大学生从中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内容。例如,针对大学生道德品质不高,教师以思政教育教学为导向,融入道德品质的思政内容,为大学生提供思政教育教学实践平台,使大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既掌握道德品质理论,也进行道德品质实践,内化成为大学生的个人品质,从而凸显思政教育教学的育人作用。 (二)提升思政教育的覆盖性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实施,提升其教育教学的覆盖性,响应我党思想政策,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渗透到大学生发展全过程,做到不仅思政教育教学平台中传递思政学内容,其他教育载体也传递思政教育内容,包含党建工作、校园文化、教学管理、专业教育、团学活动,实现思政教育教学与多内容融合,在多内容载体中开展独具一格的思政教育教学活动,从而促进大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尤其在课程思政及三全育人视域下,为思政教育教学覆盖性的提升提供支撑,践行课程思政、三全育人思想,以思政教育学科内容构建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机制,从而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实践质量。 (三)提升思政教育的网络性 首先,树立教育信息化思维,重视把现代化技术运用到思政学科教育教学体系中,使思政教育教学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进行创新。例如,思政学与信息技术融合,使知识以微课形式呈现,图文并茂的微课内容,既吸引大学生视线,也增强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大学生通过观看微课快速掌握知识要点。其次,重视网络思政教育教学平台的构建,依据思政学科教育教学的特点,构建理论、实践、实验的自主学习平台与空间,大学生融入其中,可进行针对性的学科学习。例如,根据思政学科教育教学特性,打造思政学资源库,涵盖思政理论、党史内容、文化内容、社会新闻等资源,丰富大学生知识体系,使大学生课余时间涉猎更多思政学内容。最后,高校思政教育教学网络性,需做到网络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融合,以网络教育的特性,打破传统教育教学的束缚,开展人机交互的思政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从而达到思政教育教学实践的良好模式。 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对策 (一)树立新的教学观念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实践,应从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层面出发。通过思政教育的教学观念转变,循序渐进地创新及改变其他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实现思政教育的教学模式优化目的。首先,高校要进一步提升思政教育的重视度,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地位,引领教师与大学生认识到思政教育的教学关键性,以此促进师生主动融入思政教育的教学环节中。例如,高校以课程思政理念为导向,立足于教师与大学生专业授课及学习层面,引领大学生认识到思政教育与其专业教学及学习之间的关联性,以此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开展实践思政教育的内容,为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支撑。其次,树立人本化的思政教育的教学观念,加强人本化思维理念的分析,明确新课程教学的要素,以大学生为思政教育的主体,教师为思政教育的教学组织者、开展者,从而为大学生开展针对性的思政教育的教学活动,大学生融入其中,获取相关的思政教育信息及其他学科内容要素,增强思政教育的教学实践的有效性。最后,明确思政教育的教学目标,以思政教育的育人、人文特性为基点,分别明确思政教育的教学多元目标,包含政治素养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我党发展史的理解及内涵情况)、理论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讲话内容的掌握情况)、能力目标(创新能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实践能力等)、素养目标(道德品质、美育素养、艺术思维、想象能力、合作能力、交际能力等),以此使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融入思政教育体系中,通过具体的理论、实践参与,获取其中的多元能力、实现理论目标。 (二)构建教学实践机制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实践,应构建相关的教学实践机制,以此为基点,为教师、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学、学习提供保障,使教师与大学生根据教学实践机制开展有效性的教学、学习、实践等活动,从而促进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的提升。首先,以一体化教学为导向,设计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活动,做到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融合,在此层面中,构建思政教育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实践机制,为教师设计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实施提供支撑,使教师参照教学实践机制,根据大学生实际情况,开展良好的思政教育的教学活动。其次,以课程思政为导向,针对思政教育的教学模式融入专业课程体系中,构建相关的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机制,以此机制为导向,引领教师根据专业课程信息融入、挖掘专业中的思政要素,做到思政信息与专业内容一同呈现给大学生,从而使大学生在具体的课程思政学习中对其内涵具有深入的了解。最后,以网络化的教学思维为导向,构建思政教育与网络教育融合的教学实践机制,为网络思政教育的教学实践及学习实践提供支撑,使教师与大学生根据此机制与流程,提升自身信息素养,更好地运用现代化技术,开展网络思政教育活动、网络思政教育交流活动等,从而提升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实施的优质性。 (三)丰富教学内容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应重视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丰富,拓宽大学生思政学视野,使大学生更好学习思政学科内容。首先,在思政教育的教学实施中,内容的教育也重视文化信息的融入,做到依据思政教材内容,传递相关的文化内容。例如,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以红色文化、礼仪文化等内容,重视爱国主义精神、诚实守信内容的渗透,满足大学生实际发展需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及诚实守信品质,使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并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内容,在文化的洗礼下成为新时代的优秀青年。其次,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与生活内容融合,依据生活实际、大学生生活需要,促进挖掘生活中的思政素材,结合教材内容传递给大学生,让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真谛明晰,从而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成果。最后,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与社会信息融合,根据大学生专业、就业、创业的实际需要,融入工作岗位信息、社会案例现象、市场信息,开展探究性教学活动,引领大学生从思政视角探究与分析社会内容,帮助大学生认知社会及了解社会,从而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四)创新教学方法 新时代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应以实施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为主导,重视教学方法的创新,为大学生提供自主、开放的思政教育教学平台,使大学生融入其中,从中获取多元的思政内容,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大学生政治信仰。例如,运用翻转课堂教学,以线上教学的优势,促进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融合,开展混合式的思政教育教学活动,使大学生在此教学中循序渐进地掌握及实践思政学内容,做到在线上教学中掌握思政理论,在课堂教学中实践理论、分析理论、探究理论,增强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能力,在课后教学中巩固思政学内容与实践技能,从而培养大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五)提升教师思政教育综合能力 新时代下,思政教师教育教学综合能力提升,不仅重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也要重视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使教师更好地为大学生开展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同时也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提升思政教育教学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教师应不断地提升终身教育教学能力,包含网络教学能力、线下教学能力、混合式教育教学能力等;另一方面,教师应具有人文素养,在思政教育教学活动中融入与渗透这些内容,增强思政教育教学实施的针对性、育人性。例如,正确的政治信仰、忠实于党、师德师风、理想信念、交际素养等,以此与大学生构建良好关系,从思政学维度,为大学生全面性发展助力,从而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实践的成果与质量[2]。 五、结语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应以思政教育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为导向,立足于当前思政教育的教学实施现状,重视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优化思政教育的教学结构体系,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育人、人文特性,培养大学生核心素养,达到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目的。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中,可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载体及师资力量的创新、优化中出发,完善思政教育的教学体系,从而以思政教育为引领,不断增强大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彰显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价值性。 作者:周茂江 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篇2 实践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重任,能够把青年大学生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关键在于不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不断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价值意义 探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有效进路应该对其价值意义进行审视。当前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工作,对加强和改进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促进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发展、对完善整个高校育人体系等,具有非常凸显的价值意义。首先,实践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构成,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脱节,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枯燥的理论课堂使青年大学生失去耐性,未经自身理解的理论经验难以发挥效用。实践能力养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无疑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必然要求。其次,实践育人是大学生良好思想政治品德形成的重要环节,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有利于促进良好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通过实践育人和实践锻炼可以增强大学生社会经验,深化对客观实际的认识,提高学生认识思想水平,成为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再次,实践育人是整个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内容,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有利于提高整个高校育人和教育教学水平。高校育人体系包括课程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等,其中实践育人是整个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高校育人体系的根本是更好服务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因而,提升整个高校的育人和教育教学水平,就应该将充分认识到实践育人是整个高校育人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坚持目的性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必须目的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坚持目的性原则决定育人工作发展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运行目标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任务,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其次,要坚持主动性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主动性原则是实践活动要遵循的基本准则,实践教学本质是以具体实践情境驱动学生认知发展,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善于创设民主宽松的活动情境,激发不同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在合作探究不断克服自己的思想矛盾。实践育人开展需要教师的指导帮助,需要教师主导方向,教师是把握正确方向的指引者,教师对学生的认知规律探究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开发学生思维具有重要影响。育人活动开展中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恰当实践,教师主导作用贯穿于育人活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是利用教师主导作用,要求充分发掘人的积极性,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成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重视人的主体性确认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志,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中坚持主动性原则非常必要,实践育人模式中主动性原则是强调学生自主自动,主动参与各种活动。正确的政治立场,良好的道德修养内化必须通过个体实践活动达到。再次,要坚持实效性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必须组织好各种实践活动,注重实际效果。世界上各种事物相互联系,必须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系统是若干要素构成,系统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的总和,系统论观点要求在处理问题时应自觉坚持系统分析方法,从关涉的要素中全面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是系统工程,是涉及课内外开放复杂系统,实现实践育人中为提高实效性,教育者应使各方面力量得到整合优化发挥最大效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需要进行品德结构,内外部教育力量资源整合。需要高校全体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大学生品德培养中往往以掌握道德条令衡量品德素养,人为割裂品德结构,缺少对过程的关注。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路径探寻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工作不仅要明确其价值意义和基本原则,还应该探寻有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路径。第一,革新实践育人教学理念。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开展好实践教学,需要教师依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遵循学生成长的特有规律,才能按照一定的教学流程来设计具有层次性的教学内容,为此针对不同时期教育教学发展的不同,教师需要调整以往的教学理念,比如树立整体性教学理念、过程性教学理念等,以此保证学生在参与相应的教学实践活动时,能够学习到不同深度的思想政治知识。第二,加强实践育人队伍建设。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价值,离不开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因此,高校加强实践育人队伍建设,需要打造出超高教学水平和教学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从而才能发挥出教师队伍对教育教学发展的影响作用。针对实践育人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应当渗透到教育实践的各个环节中,并以层层递进的教学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综合素质,才能落实实践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此实践育人的队伍建设需要具备一定育人能力与水平的教师担当,并在加强对导师队伍的选拔时,则需要以专业需求为重要基础,选择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实践经验的教师,以此才能引导学生更加有效融入社会中。第三,健全实践育人保障机制。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实践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以及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良好转变,都离不开实践育人工作的良性运行,并在健全的实践育人保障机制下,需要高校持之以恒的教学支持,为此高校经费管理方面的支出建立在学生实践活动经费、教学实践经费等,从而保证实践育人活动的有效实施,才能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与意识。在育人平台上的整体设计中,需要依据实践教学为主要载体,实现校园文化、团体文化、志愿服务等实践平台的建设,才能完善整个实践育人运行机制的合理性、系统性,以此强化学生的实践学习能力,促使学生能够能在完整性的实践教学体制内,为学生实践学习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建立实践育人激励机制。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实践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既需要体现出积极合理的评价制度,又需要细化评价的重要指标,以此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实践育人的考核标准,并在突出实践育人的特殊性时,应当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结构特点,从而制定出不同侧重方面的考核指标:大一学生重点考核实践育人活动的普遍性,吸引所有学生都能参与到实践活动中,高质量完成相应的实践活动任务;大二学生着重考核实践育人活动的真实性,防止实践活动内容过于虚假且流于形式的现象发生;大三学生主要考核实践育人活动的针对性,基本原则就是体现出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针对所学专业的基础知识与职业素养为中心,深入针对性的、探究性的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大四学生由于面临毕业择业问题,学习专注度分散得比较严重,为此硬性考核的基本理念已经不适合学生实际情况,为此开展就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作者:刘晨 单位: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篇3 思想政治话语是用来描述思想政治内容的符号系统,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交流使用的符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包括内容体系、传播体系、表达体系、保障体系、评估体系五部分内容,是教育者进行理论传导、价值观塑造等使用的符号系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和吸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话语资源,再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直接依据,建构起能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培育合格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话语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达到目的和发挥作用,就应该与时俱进,建构具有时代特性的话语体系,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内涵,在表达传播上凸显时代特色. 一、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背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应该具有时代性.面对新时代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需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必须不断更新和发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着不同的发展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应该根据具体的使命,决定话语内涵与形式.新时代的新成就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新内容和新表达.在经济建设、深化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成就显著,2021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提出的减贫目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新时代的新矛盾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创造了新机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只追求物质文化满足,还有了更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此,我国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的矛盾不仅推动国家发展,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尤其是面对人民群众精神层次的更高追求,在多种思潮趁机而入的情况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坚定有力地明辨是非.新时代的新问题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新挑战.国内的腐败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国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化”“西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建构符合时代特点的有效话语体系.新时代的新使命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拥有了新内涵.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需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基于时代背景、统一思想认识,将对国家各种战略政策的实施缘由传达给受教育者,使之不仅理解与接受各种政策,还明白各项决策的依据. (二)思政教育发展的需要 新时代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思政教育发展的需求.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教育重点和教育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将“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目标.1952年,我国思政教育必修课在原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增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放在首位.到了改革开放阶段,我国教育更加科学化和体系化,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全面创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遵循学生发展规律,积极解决学科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建立起具有时代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以提升教育效果,推动学科发展与时俱进. 二、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面临的困境及其致因 (一)存在的现实问题 学生主体空场.一般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应具说明与感化作用,让受教育者产生认同.但在现实中,很多学生不仅不听教师讲解,而且不相信教师讲解的内容.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网络上真假难辨的信息,也不相信专业教师的表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讲、学生听的话语传播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时下,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传统话语方式滞后性明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教师“在场”而学生“空场”的现象,教育活动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话语泛意识形态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严肃性,一些教师形成了使用政治性很强的话语开展教育的习惯.对于学生来说,这些话语枯燥单一,无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这就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被贴上“意识形态”标签.新时代,学生注意力被越来越丰富的各种话语形式所吸引,泛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缺乏吸引力.此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大多基于课堂理论学习,学生很少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制约了学生真正认识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新媒体语境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发起了挑战.新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传递与接收信息的重要载体工具,促使话语主客体、话语媒介、话语场域等发生了变化,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媒体语境下,凭借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话语主体有虚拟化趋势.在这种虚拟环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更为平等,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新媒体话语客体有图像化和符号化的特点,人们喜欢用表情包代表各种表达,用“点赞”表示支持.在话语媒介上,传统的电视、广播、报刊等的媒介作用逐渐被弱化,微信、微博等成为主要媒介.这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新媒体应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场域看,新媒体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话语空间延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虚拟场域更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这必然要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发生变革,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 (二)面临困境的原因 主体与主导关系尚未彻底理清.一些教育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和严肃性,学生只能作为客体接受教师讲授.这就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变为管控,学生显得十分被动.这种认识与做法违背教育规律,不符合新时代学生自主性较强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不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具有综合性,其载体十分丰富,如教育基地、红色文化资源等.但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要是文本话语,缺乏实践话语.新媒体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新媒体使话语体系更加复杂化,西方敌对势力开始使用新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鼓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宣传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企图削弱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新媒体的出现,还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主体转移问题.原本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主导和引领地位,其话语表达具有权威性,但新媒体的出现削弱了教育者的话语权,学生更倾向于信任网络话语.这些都表明,新时代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势在必行. 三、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多维联动机制 (一)建立组织领导与引领保障机制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领导机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要面对社会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任务,话语体系建构者必须对此加以重视.高校可在院校两级党政领导中开设思政课,以引起人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扩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可通过对典型模范的宣传,促进正确价值观传播,让受教育者真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收到立德树人的功效.建立起完善保障机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保障建构工作持续运行.应针对当前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工作,出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政策,增强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应建立培育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能力、传播能力、实践能力;应建立考核机制,将话语体系使用水平和创新纳入高校考核工作,激发教育者不断提升自己的话语输出水平. (二)强化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机制 建构舆论监督机制.这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健康的舆论环境.当前,新媒体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思潮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牢牢把握主流舆论阵地,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舆论引导机制,提升舆情研判水平,提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能力.完善舆情联动应对机制,通过多种方式,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营造良好氛围.建构社会协同机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多方参与,这就需要建立起快速有效的社会协同机制.协同包括两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协同.社会各参与主体在思想上统一,将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作为己任,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二是实践层面的协同.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偏向文本话语,缺少实践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效果.对此,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需要突出实践性.学生要走向基层、乡镇,进行社会实践,培养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精神.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话语的作用,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共建学生实践平台.建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过程中,高校应考虑吸引公众参与.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宣传、宣传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深植公众头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具有仪式感的活动,增强公众参与性,如我国每天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庄严肃穆的氛围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性、学术性强,不便于被大众所记忆,很难引发共鸣,而类似升旗仪式的仪式话语较为生动,能够直接传达教育内容. (三)完善高校主导与融合育人机制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主体和应用主体,在话语体系建构中起主导作用.高校作用发挥,可从课程设置、教师培育两方面入手.优化课程设置,建立全科育人机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全员性教育,其教学体系应涵盖思政课程育人、课程思政育人、实践课程育人三方面.思政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主要表达途径,承担着传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用的职能,为高校人才培育树立正确价值观提供保障.高校应根据时代发展,丰富思政课程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学科支撑平台.新时代的发展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课程思政方式,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范围,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辐射各学科,达到立德树人目的.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通过举办课程思政教学观摩活动,鼓励教师以学科特点为切入点,积极参与示范教学.教师结合学科特点,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将学科知识与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充分融合起来.敢于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束缚,实现教学设计和特色教学突破,建构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具有顽强生命力、强烈感染力和强大凝聚力的话语体系.近年来,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逐渐向课程思政转变.专业课程育人元素的深度挖掘,离不开学校与广大教师的努力.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润物无声的全方位育人教育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多维联动机制实现融会贯通、运行灵活、切实管用,为“育人为体、德育为先”的思政教育格局形成奠定了基础.强化教师培育,健全队伍建设机制.教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主导者,同时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和使用者.因此,必须提高教师思想政治水平.一方面,提高思想水平,将正确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传播给学生;另一方面,增强探索规律能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性进行研究,提升教育科学化水平.高校应该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持续培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促使其投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工作.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组织实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奖赛,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的同时,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话语的本质是思想,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则是话语.知识、思想、真理的传播和育人使命的担负,都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言传身教来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型向多维型的机制转变,让思想引领作用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全过程,对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建构影响深远.建构多维联动机制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和运转的重要驱动力,能够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挥应有作用.在坚持党的领导总原则下,引领保障机制、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机制能够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高校主导与融合育人机制突出高校主导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多维联动机制建构并非一成不变,需要紧跟时代发展进行调整,以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与新需求. 参考文献: [1]陈亚男.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话语体系的创新[J].西部素质教育,2020(2). [2]高姗姗.新时代思政教育转变话语体系是关键[J].中国商人,2021(6). [3]李发立.问题意识导向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探析[J].大学,2021(20). [4]李广华,沙林斌.基于辅导员工作视角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需话语体系研究[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7). 作者:高文天 商淑琦 郑林秋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浅谈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 企业理财战略管理是当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之一,确定正确可行的财务管理目标是成功经营企业的关键。随着国际经济——体化形势的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竞争形式更趋多样复杂。因此,为能很快地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笔者认为,确定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型财务管理目标是首要任务。 一、财务管理要适应新经济形势的要求 21世纪管理日趋现代化、国际化,企业为了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的要求,不仅需要合理规划和运用自身的各项资源,还必将与自身经营活动相关的如客户、供应商、分销商等经营资源结合起来,以此来监控经营成本,资金流向,准确反馈信息,提高企业对市场反映的灵活性,全方位掌握市场。为此,企业必须开始重新组织管理机构,改进管理模式。因此,财务管理必须站在为企业长远战略目标服务的高度组织和开展活动。 1.传统财务管理已经不能满足战略管理的需要 战略型财务管理要求对全球市场信息快速反馈,而传统的财务管理事后收集和反映会计信息已不能适应市场信息的快速反馈,战略财务管理要求重视外部环境和各方资源,而传统的财务管理只以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主体,只对其资金流程进行管理,不能超越主体,不能以企业在降低各类经营成本和缩短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寻找平衡点来研究外部环境,忽视环境的战略关联。战略财务管理要求企业适应市场竞争,而传统的财务管理重点是资金流程管理。在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衡量竞争优势的指标除了财务指标之外还有大量非财务指标。如产品质量、生产弹性、顾客满意度、从接受订单到交付使用的时间等,传统的财务管理没法提供。因此,为了适应企业战略管理,必须对传统财务管理进行相应的改革,那么,开展战略型财务管理活动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2.战略型财务管理的特征 战略财务管理立足于企业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条件,充分汲取战略管理的基本思想,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与传统财务管理相比,战略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是:(1)全局性:传统财务管理活动受旧有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过多着眼于企业日常财务工作,事务性较强,很少关注带有全局性的财务管理活动,战略财务管理由于面临理财环境复杂多变,因此,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它既重视有形资产的管理,更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既重视非人力资产的管理,更重视人力资产的管理,而且同时注重现有的活动和将来可能的活动,并且可以提供诸如质量、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等极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2)外向性:现代企业经营的实质,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解决企业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经营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传统财务管理基本上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活动,很少研究外部环境,因而适应能力差。相反战略财务管理把企业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观察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及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可能带来的机会与威胁,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应变性,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3)长期性:传统财务管理多数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理财目标,短期化特征较为明显,缺乏战略意识,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适应性较差,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取得长期竞争优势。战略财务管理以战略管理为导向,要求财务决策者树立战略意识,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理财活动,制定财务管理发展的长远目标,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资源配置和预警功能,以增强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 二、目前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争论较多的几种观点 企业管理目标是指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是一项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协调企业同各方面财务关系的管理活动。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既要体现财务活动的客观规律又要适应客观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方式的要求,具有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并注重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协调统一。目前对财务管理目标争论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企业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该观点认为,企业要想在市场中求得生存,除了以收抵支,到期偿债以外,还必须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在发展中求得生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能够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如现金净流量、投资决策和筹资结构等。若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追求目标,则会存在下列弊端: (1)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这是西方学者在对一些破产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在企业面临破产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往往热衷于通过负债来获得杠杆利益,这是以增大企业风险为代价的,结果由于举债过多,最终陷入财务危机。(2)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易引发企业的短期行为。这是因为用利润的多少考核管理人员和职工的业绩会使企业管理者只顾眼前利益,人为作高当期利润,其结果是导致企业长远发展后劲不足。(3)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会使企业重投入,轻产出,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配置。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而成本利润率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但二者不可同时兼得。因此,这一理财目标会使企业管理者在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时,不断地增加投入,而不考虑供求关系,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2.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种观点将理财的最终目标看成是为股东增加财富。而股东的财富一般表现为拥有企业股票的数量与股票价格的乘积。在股票数量一定时,股东财富就与股票价格成正比。由此可见,股东财富最大化实质上可以看作股票价格最高化,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股票价格的升降除受企业盈利的影响外,同时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最主要的优点在于它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但是,这种观点还存在下列缺陷: (1)强调股东利益,而对企业其他关系主体的利益重视不够,不利于处理好现代企业财务活动中产生的各种财务关系。(2)无论是在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成熟的西方,还是在刚起步的中国,在全部企业中上市公司仍然只占少数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显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3)股票价格真正能反映投资者的财富是建立在完善的金融资本市场基础之上,而目前股票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现金净流量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目标和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主要反映了企业 获利能力的高低,并未反映企业现实支付能力的强弱。一个利润额和每股收益很高,并且资产总额非常庞大的企业,可能在短期内会因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而导致破产。反而一个负债累累,常年亏损的企业,只要能筹集到资金,按时偿还到期债务,也能继续生存下去。这是因为企业有充足的现金净流量的缘故,所以现金净流量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但是,现金是一种非盈利性资产,当企业持有现金净流量过大,表明资产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若以现金净流量最大化为目标,可能会使企业管理人员不顾风险地去筹集更多的资金,造成资源的浪费。 4.企业价值最大化 该观点认为企业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体。股东和各相关利益者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必然要进行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必然使股东效益与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效益之和达到最大值。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即企业价值最大化在概念上给人们的印象比较抽象;计量上存在困难;不能直接反映出微观企业为了盈利这个生存的动因。所以,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佳选择不太合适。 三、财务管理目标的新思考 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从“利润最大化”到“股东财富最大化”,再到“企业价值最大化”,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但他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只考虑了相关财务指标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而忽略了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利润最大化侧重于经营者利益,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则侧重于所有者或股东利益,而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常需要,并且都带有工业经济时代的特征,即以耗费大量自然资源求得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今已是一个市场日益法制化、规范化,并且经济一体化趋势渐强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已成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不再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资源,而是科学技术。很显然,从事知识创新、传播和运用的知识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源将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而企业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个体,其资本也不仅仅局限于财务资本。相反,企业是一个多种关系的集合体,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将转变为知识资本。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就是正确“组织财务活动”,妥善“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如果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势必要影响到相关主体的利益,从而不能理顺各项财务关系,最终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财务管理目标。况且,同西方普遍认同的股东财富最大化一样,以上所分析的各种不同观点的共同缺点,在于只考虑到企业自身和股东个人的利益。那么,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形势面前,能否从更为广泛,长远的角度来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财务管理目标呢?笔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该是各项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效用最大化。 1.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资本虽然仍是企业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但知识资本在整个社会进程中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一是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其他资源无法超过的;二是知识性生产要素具有非磨损性、可重复性、共享性、增值性等特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项资源。可见如何充分有效合理地利用和配置知识资本是财务管理不可回避的问题。 2.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得生存与发展,财务管理面临许多挑战。在资本运作方面,不仅要关注财务资本的取得、运用和资本收益分配等问题,更重要地是要关注知识资本:如在知识资本的取得上,财务管理要关注从什么渠道用什么方式取得知识资本;在知识资本的运用上,财务管理要关注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如何结合使用,如何有效配置企业的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提高知识资本的利用效率;在知识资本收益分配上,财务管理要关注知识资本如何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从这个意义上看,知识资本构成了财务管理的内容,而其利用效率则成为财务管理所追求的目标。 3.随着新经济形势的到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经营基础,即拥有一定的财务资本,同时,财务管理的战略趋势要求将知识资本纳入其中,并树立“人本化”理财理念。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必须创新。 传统财务的基本要素是财务资本,财务管理就是关于财务资本的运作。包括财务资本的取得、运用和收益的分配等,但知识资本的出现使得企业的价值不再体现在企业规模的大小上,更不体现在传统财务理论坚持的“流通在外的债券和流通在外的普通股与市价之和”上,而是体现在拥有知识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上。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基本要素面临着从财务资本向知识资本的扩展。在现代企业理财中,人们已普遍意识到筹资有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投资有投资风险,但对知识经济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风险及怎样去衡量和防范风险却意识淡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诸多因素会让企业面临更多风险:(1)由于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速度将会大大加快,若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选择利用内部和外部信息,即会加大企业的决策风险;(2)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要求企业及其员工要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否则必然进一步加大企业的风险;(3)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这不仅加大了存货风险,而且加大了产品设计开发风险;(4)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性以及“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运用,使得货币风险进一步加剧;(5)风险投资倍受企业青睐,它们将大量资金投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无形资产上,使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及危机使企业更好地追求创新与发展,就成为财务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4.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共享资本收益。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了企业资本结构,知识资本的地位将大大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权者的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的财务要求,更要考虑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所以,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建立多元的财务目标主体,充分协调好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财务关系,是财务管理追求的目标之一。 5.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特别是在日趋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对知识资本的管理要求重视并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才能最终达到资本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高素质的管理者应具有理性思维、创新能力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此,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能力,敏锐地处理接受信息能力,创新科学理财方法的能力。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从事财务与会计工作的人员大多数出自各高等院校,财务人员素质虽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但他们普遍缺乏战略眼光,很难将自己的财务工作主动地融入企业管理系统中去。在实践中很容易使财会部门脱离企业的其他职能部门。而新的知识经济形势要求企业应该是“学习型的企业”,上下协调,共同努力才能使企业长久地发 展,因此,从这方面看,企业对知识资本的管理首先要提高财务人员素质,树立其财务管理战略观。面对未来经济形势,现代企业价值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调动人才这一最积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潜力,形成人文管理环境。而财务管理观念的变化与新技能的获得并不是同步进行的,人才是最关键的资源,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刻不容缓。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及产品都将发生很大变化,财务管理将在比如金融风险管理、保险管理、税金管理等方面增添新的内容。同时,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国际化,给财务管理较大的选择面。加入WTO后,国内企业面临的理财环境更复杂,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知识面上,将无法适应新环境下的理财工作。因此,财务人员必须拓展知识和技能,其内容应包括国际理财专业知识、计算机、外语水平、国际经济法知识、税收筹划能力等方面,最重要的是提高公司财务人员适应新的财务环境能力。任何一家公司财务人员只有提高自身整体素质,才能适应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才能实现知识资本效用最大化。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一个理财目标。但笔者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理财目标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是企业的义务,其性质并不属于企业理财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财务管理活动的进行是与企业特征、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密切联系的。因此,充分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重视知识资本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和对企业成功经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顺应形势以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效用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将是首选。 浅谈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职能的构建研究 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核心。随着互联网金融等现代金融模式的推进,我们越来越需要运用现代财务理论指导企业财务的实际运行。通过全面分析研究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治理结构特征发现,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集团公司的财务资金发散性等突出问题。因此,需要依据财务功能拓展的要求,全面构建企业财务部门的战略功能,借以实现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一、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功能的拓展分析 (一)传统财务资金管理功能的限制影响 传统的资金控制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企业,特别是大型集团公司对公司资金的实际管理需要,主要反映在:(1)企业资金日常调度管理同银行的电子运行系统没有实现同步对接,致使集团公司资金管理的集中控制效应大大降低;(2)传统企业资金管理的手工操作及其运算模式,明显降低了财务资金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3)部分大型集团公司内部,没有形成有效的专业监控,很多下属企业自行支配资金,造成集团公司集中控制效应低下;(4)集团公司的所属企业内部之间,其资金盈缺失衡无法进行互补,致使整体资金短缺及其外源融资成本过高等。 (二)业绩考评数据真实性受到影响 作为国际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生产经营中每天都可能发生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这就导致了企业集团对下属分支机构业绩数据真实性的考评困难,体现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反映:一是财务风险分布的全面性与业绩考评中选择对象随意性的矛盾,可能导致重要的财务风险点被忽视,业绩考评不能反映财务资金业务的重点与关键点,极大地降低非现场业绩考评系统的有效性;二是公司业务不断发展与业绩考评的人力资源局限性形成的矛盾,导致更需要突出业绩考评的针对性,因此应该通过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自动化功能进行同步检测,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手工操作的财务管理考评模式。 (三)资金管理功能的拓展 伴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电子数字签名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在企业集团中设立依托企业集团、服务于企业集团的资金结算系统,通过汇集分散于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资金,实施集中化管理,随时掌握控制遍布全球的分支公司的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动态状况。这样,现代企业的财务部门在确立了战略管理功能的基础上,将对传统财务管理的功能进行极大的拓展,这些功能主要包括: 1.柜台结算功能。集团公司要在区域中心设立结算系统,形成一个柜台结算的子系统。 2.远程服务功能。区域中心的结算系统能够为企业提供远程客户服务,方便企业网上委托结算、查询资金存款状况,保证资金交易的安全,成为一个财务资金的远程客户服务子系统。 3.网上银行功能。区域结算中心可以初步实现银企互联,可以有效验证银行系统和公司结算中心信息系统之间的电子数据,并减少结算中心日常操作压力,形成一个网上银行管理的子系统。 4.实时监控功能。通过集团内部网络系统将集团资金数据集中管理,各区域的结算分中心工作人员可以将其所在区域的经营业务数据远程录入总部结算中心的服务器中,强化集团对下属企业资金有效性的实时监控。 5.标准代码与运维管理功能。可以建立集团内部结算中心系统标准代码体系,为今后各类业务数据的统计和定量分析奠定基础。建立包含身份认证、入侵检测、加密传输等内容的安全体系,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制度,保障系统运行的安全。 财务管理通过由传统的分散管理转变到集中管理,资金的管理由分散式经营转换成集中控制模式,实现了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功能,财务资金管理功能实现了拓展,可以有效降低企业集团资金的闲置率,减少外源融资成本及其相关财务费用,并通过实时有力的资金监控全面地规避主账户风险。 二、战略型财务管理部门的构架与运行 尽管企业就战略型财务职能部门以及“不断增加的财务战略需求”这―论题研究了十多年,但是大多数公司承认,它们虽然希望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决策支持和管理上,但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被用在了交易处理上。有些财务组织在转型为战略业务合作伙伴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从整体成本的角度分析,战略管理研究有了三个重要结论,即:规模较大的公司财务成本相对较低;营运收入大致相当的公司在成本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大的差异在于财务组织架构(例如:是否有共享服务以及财务集中化水平)和IT组织架构(自动化水平或系统化整合的程度)的不同。因此,依据现代财务的发展理论,构建战略型财务资金集中管理组织构架,是实现财务部门战略管理目标的基本需要。 (一)战略型财务功能所反映的企业管理组织架构及其运行效率 现代企业集团通过战略财务职能的实施,构建总分结算模式组织,将财务资金管理在集团内部分层控制,实现数据集中监控,银行与企业双向直接联动,以及身份安全认证,构建了以总部为中心,区域为副中心的总分结算模式(如图1所示),充分显示了积极的财务战略管理作用。为了适应战略型财务职能的发展趋势,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曾经针对超过130个财务组织的绩效进行了评估,以此作为其开放标准对标协作(OSBC)研究的内容。 1.充分发挥共享服务的作用 现代企业必须充分重视应用共享服务,在管理得当的状况下,共享服务可改善流程效果,同时有助于降低成本。根据OSBC研究的结果,绩效最差的公司往往没有在任何职能部门实施共享服务,因此财务职能部门成本花掉了企业营业收入的最大一部分。比如,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本着提高成本效率的初衷采用了共享服务,该公用事业公司服务于一大片市区,当地情况复杂多变且人口分散。共享服务中心的客户按各自收益的比例支付费用。绩效测量标准的制定则以全国其他地区的公用事业共享服务结果为基础。灵活的薪资共享服务系统帮助公司对流程进行了优化,并且大幅降低了周期时间。业务单位能够更快地找出问题,并在执行工资单之前进行处理。该公用事业公司又继续与同行业其他公司进行对比,以找出可供改进之处并减少重复劳动。除了在这些改进中体现成本效率之外,共享服务还带来了意外收获,即薪资职能部门的员工能够承担具有长远影响的其他职责。随着承担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多,财务部门得以提供全新的员工激励措施,并逐步降低了过去居高不下的员工流失率。 2.全面提升财务职能部门的战略功能 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未来IT将会更多地参与职能部门的财务管理活动,增强财务部门的战略职能。企业要为此投入许多时间进行管理,同时要求对非战略性运营流程加大自动化力度,解放人力以进行数据采集工作。 (二)战略型财务机构的运行方式 第一步:每天核对银行账户并汇总现金,决定每天借入或投资的最终数额,加强控制以提高准确性。整合全球供应商付款与银行付款系统,客户收据被记录在总分类账中,公司可以对全球账户的所有信息进行每日核对。 第二步:公司CFO将国外分公司的系统整合进入主系统,这一策略确保他能看到世界各地分公司运营时的现金管理状态。 第三步:实施直通式处理流程,避免在处理不同国家的不同付款时因出错而支付高昂代价。降低了该公司核对其运营的多种货币的付款和收入的难度。 第四步:将所有外汇和商品对冲协议输入系统,让公司不必通过第三方处理就能自行核对,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淘汰所有衍生物协议结算中的人工处理流程。这种在全球性的消费品公司的四步法,创建了成功的战略型财务职能部门,并产生直接的结果:全球所有分公司的财务数据完全透明,现金成为了企业品牌战役成功与否的晴雨表,销售显示了品牌的力量,产生的现金让企业得以在新的地区和产品领域开展品牌建设活动。 三、财务部门的战略型管理目标的实现方式 (一)重视网络科技的力量,提升实现财务战略目标的技术可靠性 我们在审视自己的财务职能部门和强化其战略作用的过程中,领悟到流程简化的重要性之后,还必须重视网络科技的力量,它能帮助我们处理非常复杂的业务内容,让我们实现财务职能部门的战略目标。在财务职能部门使用检查清单,随时可获取正确的信息,参考不同变量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应用互联网金融系统理论,优化全球战略与特定运营的财务规划流程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生态系统在与外部力量(资源、环境等)不断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中,内部生态因子通过不断分化、调整、变异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物种。在金融生态系统内,互联网金融是一个生态因子,与传统金融形成竞合态势,如何准确定位、不断汲取营养提升自身的生态维度,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进行真正的系统化整合才能有助于实现战略型财务管理部门目标:制定战略构思、目标沟通和评估标准的闭环管理流程;使用内部和外部对标来监控关键战略成功要素的绩效。 (三)提升财务绩效的真实性,实施非现场与现场相结合财务业绩考评模式 传统的业绩考评方法由于缺乏系统性,特别是针对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考评的复杂化,容易形成工作效率低下与考评周期较长,考评质量与考评时效性都难以保证的情况。因此,需要跟据企业集团的特殊环境,制定统一的业绩数据真实性操作规程,通过非现场考评与现场考评相结合确保财务业绩考评的真实性。 业绩真实性非现场考评是根据绩效考核方案的要求,对被考评的分支机构报送的会计报表及财务资料进行核对分析,从中发现异常情况的一种考评方式;而业绩真实性现场考评则主要是根据非现场考评所列问题事项清单,有针对性的选择重点单位、重点内容、重点项目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与会计凭证及相关资料,进行核实与调查取证,形成考评报告并落实问责机制。业绩真实性非现场考评的主要方法是:全面核对被考评分支机构会计报表及财务资料的真实性,收集计算相应的绩效考核指标数据,对比所有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制度要求与指标体系标准,分析分支机构绩效数据的合理性,确保现场考评的针对性。 财务业绩非现场考评与现场考评相结合的意义在于:一是非现场考评按财务绩效的固有范围,对会计资料进行全面、综合地考评分析,避免单一的现场考评内容上的随机性和片面性问题;二是通过非现场考评从总体上突出财务收支业绩指标与常规控制标准相背离的问题,进而突出现场考评的重点,避免单一现场考评的盲目性,让现场考评有的放矢;三是通过非现场考评明确考评重点,现场考核只需按非现场考评列出的问题事项清单,对重点内容、重点项目与重点单位进行考评,可减轻单一现场考评对每个单位、每项内容都面面俱到的大量不必要劳动,从而提高业绩考评工作效率,保证考评质量。目前,随着会计业务处理电子科技含量的逐新提高,绝大多数企业已基本实现了会计核算电子化,而业绩考评仍然是传统的手工操作。有鉴于此,需要根据财务业绩考评的固有特点,将业绩考评工作中的数据汇总、绩效比对、对比分析等能用计算机处理的考评内容和事项,设计开发相应的电脑程序,由计算机形成相应的考评资料,减少大量繁锁的数据核对与指标计算工作,减少繁琐的编制表格工作量,并增强考评数据精确度,大大提高财务管理业绩考评的工作效率及质量。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浅谈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初探 摘要:战略型财务管理是近年来企业财务管理新兴的内容和发展趋势之一,是对传统企业财务管理手段囿于企业经营本身而与发展战略相脱节的重大突破。本文将对战略型财务管理的涵义、特点、内容等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企业实施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对策措施,以资借鉴。 关键词:战略型财务管理 目标 内容 实施 一、战略财务管理概述 (一)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内涵及意义 战略型财务管理是以战略思维和视角来看待和处理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将企业的财务管理上升到集团战略发展的高度,依据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在充分吸收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制定企业的战略财务目标,并综合运用各种财务手段调集企业资源以完成这一战略财务目标的实现。随着企业进入信息化时代,急剧膨胀的财务信息和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使得企业在应用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治理企业财务活动时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多数时候企业并未将财务管理提升至应有地位,无法站在企业战略全局的角度去规划和处理企业的理财活动,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企业财务管理需求。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出现,填补了企业战略管理与财务管理之间的空缺,将财务管理以战略视角呈现在企业管理者面前,提供更为宏大和全面的视野,有助于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作出最有利于自身的财务抉择。 (二)战略型财务管理与传统财务管理的区别 1、战略财务管理从企业战略角度出发,目标更为长远 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下,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更多关注于企业如何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即企业成本费用的最小化与经营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围绕这一目标通过预算、计划、控制、风险管理等多种手段去辅助实现这一财务目标。然而,在战略型财务管理模式下,企业的财务目标由企业财务管理活动本身转向更为宏高的层次,从企业的战略角度出发,研究如何通过财务管理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进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2、战略财务管理以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为目的,更为关注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 以往的财务管理以一种内视的角度给予企业内部财务活动更多的视野和关注,内部财务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预测是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的主要管理活动。净现值、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等成为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频率使用较高的词汇,显现出传统财务管理对内活动的熟稔,然而侧面却流露出对外部环境和非财务活动的漠不关心和淡化。战略财务管理则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更为审慎和详细考察企业的外部生态环境,关注和审视企业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率等非财务指标,以更为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和解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因如此,战略型财务管理在剖析企业财务活动时,相较于传统财务管理对净现值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微观经济分析的看重,将更多的精力赋予了SWOT、PEST等宏观管理分析,显现出二者因视角思维差异而反映在分析工具选择上的不同。 二、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的目标及内容 (一)战略型财务管理的目标 财务目标是现代企业管理面临的一个恒定问题,目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易被接受和流行的是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四种说法。而战略型财务管理所处的企业战略角度,在思考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时,会有意识的弱化企业传统以利润为先的狭隘视角,而将企业利润、相关利益人利益和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融于一体,更多关注企业这个社会生命体在社会管理结构中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也就是企业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二)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实施内容 1、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顾名思义,是通过预算控制手段全面对企业生产运营支出、成本费用管理等进行分析和预测,优化资源配置,服务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全面预算管理,即是战略管理与财务管理融合下的优秀管理实践,通过预算控制等财务手段,从企业战略发展的高度和视野去分配和调度企业财务资源,服从企业生产经营大局,最终实现企业长期健康经营的发展目标。 2、战略财务风险管理 如今的企业生态环境里充满了诸如竞争对手、客户需求、技术、管理、成本、政策等未知的变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极大的风险。战略型财务管理追求的是企业的长远发展,对企业生态环境中风险因素的识别与管理,是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必备内容。战略型财务风险管理要求企业必须依据战略目标,建立风险识别与管理系统,加强对企业周围风险因素的评估分析,部署风险追踪与应急处理机制,将风险纳入可控水平,减少对企业战略目标的负面影响。 3、战略融投资管理 融资与投资是企业重要的理财活动,也是资本追逐利润与实现自我扩张的必然要求。战略型财务管理模式下的融投资管理,其关键是明确战略导向作为贯穿于企业融投资活动的主线,将企业的理财活动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之中,避免盲目冲动、不切实际、不计后果的融投资活动。企业在融投资过程中,应做好战略规划与风险控制,依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和现实环境选择合适的融投资策略。 4、战略营运资金管理 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运营、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但是,流动性资金过多将降低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无法发挥出资本的自我增值效应。确保企业正常运营下流动资金的管理与平衡,是战略营运资金管理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战略营运资金管理须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着重加强对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等的管理,科学平衡资本收益性与流动性的关系。 三、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实施策略 (一)树立战略型财务管理理念 如何实现企业从传统财务管理向战略型财务管理的转变,首当其冲的是明确企业对战略型财务管理的认识和理解,树立战略型财务管理理念,自上而下营造出一种革新财务管理模式、建立战略型财务管理的管理氛围。树立战略型财务管理理念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财理念,树立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理财理念,重视风险管理、信息化、知识化等在企业理财活动中的应用和管理,加强企业领导者和员工的权变观念,以战略思维应对企业财务管理环境中的风险变量与管理问题。同时,企业应注重浇注共同的企业价值观念,以价值模式指导员工的财务行为。 (二)搭建战略财务管理平台 企业在实施战略型财务管理时,应搭建统一的战略财务管理平台,将企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统一到财务管理平台,实现对企业资源的有效调配和优化。企业应该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构建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企业整体财务的运营监控、分析预测、决策等。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应实现与企业战略系统的对接与融合,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导向,全面控制和管理企业的财务活动。财务管理平台应具备一定的开放性,能够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促进企业知识资本的积累与有效应用。 (三)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完善预警分析 推进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的进程中,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确保这一实施过程平稳有序的重要保障。对战略型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必须高配,以确保财务管理能够融入企业战略组织层面。同时,企业应强化财务集中管理,在内部推行建立统一的会计政策和制度,加强对内部各部门的财务绩效考核;对于子公司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加强对子公司的财务控制。另外,应健全财务预警分析制度,加强对财务风险的评估与预判,及时做好预警处理。完善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审计监督,构建多重防线。 (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人力资源是衔接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从构想到实践的主要力量。企业在建设战略型财务管理的人力资源过程中,应突出对核心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一般性人力资源与核心人力资源区分开,集中精力挖掘、吸收和培养核心人力资源。同时,在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做好配套保障工作,通过期权奖励、配给干股、奖金制度等财务手段提高核心人力资源的粘性和依赖,将核心人力资源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捆绑。 四、结论 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如何确保财务管理顺应企业战略发展需求、推动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型财务管理于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企业应增强对战略型财务管理的认识,健全组织机构,完善财务管理机制,努力推动战略型财务管理战略在企业的管理实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数字化正改变着我们的教学,图片、视频等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多媒体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已成为教师课堂教学设计的应然要求。反观当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多媒体运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教师更多地趋向于图方便、赶时髦,满足于对学生的“感官刺激”,停留于对知识的“简单呈现”,热衷于对程序的“快乐游走”,忽视了语言咀嚼,淡化了思维培养,忘却了互动对话……诸如这些种种问题让语文课堂失去了原有的“语文味”。基于现状,从“本色语文”出发,探索多媒体与语文教学的有效融合,正是应对时代挑战、促进教法革新、实现语文归真的需要。 一、多媒体融合本色语文教学的概念内涵 “本色”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本来面貌”“原有的性质或品质”。何谓“本色语文”?杨再隋教授指出,语文课就是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课,是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是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实践课,是引导学生提高语文综合素养的课。[1]黄厚江先生认为,“本色语文”的内涵主要有三层:一是“语文本原”,立足母语教育的基本任务,明确语文课程的基本定位;二是“语文本真”,探寻母语教学的基本规律,实践体现母语基本特点的语文教育;三是“语文本位”,体现语文学科基本特点,实现语文课程的基本价值。这三个层面的内涵阐释基本是围绕学科任务、学科规律、学科价值展开的。[2]为此,“本色语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做语文应该做的事,让课堂教学保有语文的本来面貌、原有品质,散发出浓浓的“语文味”。多媒体融合本色语文教学,其实就是要以语文学习为核心,以多媒体技术为介质,直观展示教学资料和信息,将更多有效的学习资源融入课程内容,凸显课堂之本,彰显语文之色,在真实、本味的教学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多媒体融合本色语文教学的课堂特征 “融合”是一种艺术,需要教师遵循教学规律,对学习资源进行精心选用、创造处理,实现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高效运用。其课堂特征如下: 1.学生在“场”,教学立场重“本”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是本色语文课堂的“基点”。教师讲授的精彩不是真的精彩,学生的正向成长才是真的精彩;单纯的知识习得不是教学的全部,多元的体验表达才是教学的实质。运用多媒体融合语文教学,一切教学设计都应顺应学生的兴趣、能力、学习路径,创设真切的教学情境,选择适切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自主自觉地学习。 2.教师在“位”,目标所向重“真” 教师是语文学习的引导,是本色语文课堂的“视点”。多媒体融合语文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有效引导,厘清师者的原有站位。课前预设要立于“生本”,猜学生所需,想学生所难;敞师者胸怀,听学生声音;对话分享要位于“其中”,以教师之思唤学生之维,以教师之智启学生之慧。 3.语用在“轨”,学习历程重“活” 运用是语文学习的初心,是本色语文课堂的“力点”。语文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要深悉学生语言学习特点,关注语言学习体验,找准语用教学核心,强化语言文字训练。在常态化的语言实践中,增强语言积累,丰富读写体验,促进所学语言的内化,实现阅读能力、表达能力的同发展、双提升。 4.生活在“线”,课堂习得重“实” 生活是语文学习的源泉,是本色语文课堂的“原点”。学习语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教学要基于教材、融入生活,将教学活动置于多媒体营造的与生活场景相符的情境之中,引导学生联系已有的生活经历,于生活中展开语文学习,在语文中获得生活体验,提高学习兴趣,拓宽学习视野,搭建互动平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多媒体融合本色语文教学的模式构建 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运用,可以从教学时段、教学环节、教学课型三个方面入手,以相应的教学模式达成深度融合,助力学生实现趣中学、悟中得。 1.统整“三时段”,全视角进行融合 一节语文课如果以教学时段为依据,可划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多媒体融合语文教学应立足课堂全视角,紧扣这三个时段,促进师生之间的联动教学,具体见图1。 (1)用于课前,助“备”与“预”共长。多媒体在语文教学的课前运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的前期准备上。从“备”来看,传统的纸笔备课方式,需要耗费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受其自身知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效果低微且很难实现共享。建立多媒体备课资源库,可以帮助教师通过网络检索、信息查找等方式,搜集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快速地进行导学案编写、课件设计、微课制作、作业设计等教学准备。就“预”而言,微课、导学案在教学前的积极运用,使学生预习不再是单纯地读读课文、圈圈字词、写写词义,也不再受到时空的障碍,以在线方式相互连接,学生在家也能得到老师“面对面”的指导,从而进行有效的前置性学习。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应用,“翻转”了语文课堂,师生在课前准备中得以共同成长。 (2)用于课中,促“教”与“学”交互。课堂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统一体,对语文学习来说,二者不可或缺。运用多媒体进行语文教学,应坚持以学定教、以教促学,重视师生交流,进行互动式教学,促进教与学方式的改变。教师要准确把握学情,针对学生学习需求合理运用多媒体,提出适切的学习任务,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丰富优化学习资源,引导学生主动进行实践探索,与同学、教师展开对话与交流,轻松理解教材的重点和难点知识,完成自主学习思维的构建。在多媒体的支撑下,语文课堂学习从“单一”走向“立体”,师生角色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良好的互动效应。 (3)用于课后,使“固”与“拓”同步。课后学习一直是语文教学的“薄弱点”,以往只是用作业练习予以替代。多媒体融合语文课后学习,在关注“学会”的同时注重了“会学”,对所学知识进行重新建构。作业在呈现方式上,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紧扣学习内容设计适量的书面练习,进行听、说、读、写等能力训练,并及时对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在常态化的学习积累中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与此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优势,开展形式多样、趣味性强的语文实践活动,拓宽语文学习渠道,线上展示学习成果,实现学生全面又个性的发展。 2.贯连“三环节”,全流程进行融合 “教、学、评”是教学推进的重要环节,也是课堂建构的重要因素。构建“教学评三位一体”的语文课堂生态,需要教师发挥多媒体技术导教、导学、导评的作用,引导师生深度行走,让学习在真实情境中有效发生(见图2)。 (1)为“教”给予支持,让教师教得生动。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促使教师自觉学习,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改变课堂教学手段、方式,推动自身专业成长。课堂上,教师要把学生放在教学首位,积极运用多媒体对教材进行深度处理,有效整合课程资源,创建丰富的学习情境,直观形象地呈现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课堂表现力和感染力大大提高,师生互动更为便捷、频繁,切实做到因材施教,达到最优化的语文教学效果。 (2)为“学”搭建支架,让学生学得主动。学生的学是语文教学的落脚点。多媒体的介入,直观的音、画等直接作用于学生感官,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就有了,主动阅读、积极思考也就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语文学习变得有意思、真快乐。在多媒体技术的助力下,学生沉浸式接触教材,理解文本内容,体会人物情感,与作者心心相通、情感共鸣;又适度超越文本,进行拓展性学习,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得到满足。置身于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学生的言语思维也变得具象起来,轻松地掌握了学习重难点,自主学习能力也更强。 (3)为“评”提供支撑,让课堂评得灵动。教学评价是语文教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应用,较好地解决了常态课堂评价的单一、滞后问题,课堂上及时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点对点”地进行学习评价,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学习建议,评价的精准性、实用性也大大增强。同时,多媒体对于学生的自我评价、生生互评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利用直观的视频示范、标准明示,组织学生对标反思、点评,不断完善学习评价方式,学生的参与热度和语文素养得到提高,教学评价的参与面更广、作用力更强。 3.浸透“三课型”,全模块进行融合 语文课有着不同的课型,识字课、阅读课、表达课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三类。教好语文课,要在关注课型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多校化的多媒体运用策略,丰富教学形式,生成课堂精彩(见图3)。 (1)识字课上呈现规律,传承汉字文化。识字与写字是低段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统编语文教材单独设置了识字课,识字量也比较大,要求学生牢固识记字形、准确认读字音、掌握正确写法。在调查中发现,低段学生识记基础不够扎实,理解能力有所欠缺,要达到这些要求存在一定的难度。多媒体技术使识字教学化繁为简、变枯燥为有趣,生动的视听资源能多感官刺激学生,抓住学生的识字注意力,直观渗透识字方法,在主动识字中体验到识字的快乐。考虑到汉字是文化的积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教师要遵从汉字的字理,制作课件或微课将汉字文化带入课堂,直观展示汉字演变历程,形象解构汉字组成,了解造字本义,感受汉字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运用多媒体设计以摘果子、过山车、猜灯谜等为主题的识字游戏,在场景式的闯关活动中巩固识字成果,精准掌握学生的识字情况,再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逐步提高识字效率。对于汉字的书写指导,在日常观课中发现,多数教师的范写不够规范、书写过程较为空泛,多媒体的动态书写能够弥补这一不足,全面演示汉字的字音、笔画、笔顺,学生通过观察便能掌握关键笔画、间架结构、笔顺规则,此时再辅之以教师的讲解,帮助学生发现汉字书写的规律,学生写起字来就会更加规范、美观。 (2)阅读课上展现过程,咀嚼语言内涵。多媒体环境下的阅读教学,可以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清晰展现阅读过程,在对话中咀嚼语言文字,习得阅读方法,获得真切体验,提升阅读素养。一是铺设快乐阅读。课前组织学生网络查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料,教学中依托这些资料创建具体的学习情境,让文字会说话、成画面,寓教于乐中促进学生自主阅读,深层次理解文本内容。二是引发思辨阅读。有效的阅读一定要触及学生的思维,教师采用生动的多媒体教学,深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力,多角度理解阅读文本内容,继而促进自主学习的优化。三是增强互动阅读。在学生个性化阅读的基础上,教师可紧扣难点问题引导交流分享,运用多媒体技术适时呈现学生的阅读体悟,交流理解上的困惑,教学过程也在师生积极互动中得以优化。四是拓展张力阅读。围绕语文要素,多媒体链接相应的文本素材,对教材内容进行再构,展开积极的广度阅读,学生的阅读视野变得宽广,阅读方法在读中不断内化,阅读教学也更具价值。 (3)表达课上重现场景,生成言语智慧。语文表达课包含口语交际、习作、综合性学习等内容。在日常表达课上,我们发现有的学生语言干巴巴的、缺少鲜活感,其原因就在于教师没有关注他们的表达需求,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替代学生学习。多媒体在表达课上的融合运用,可从动机、情境、表述、思维四个方面介入,对学生表达进行有效指引,用“真场景”唤醒“真体验”,以“真体验”生发“真智慧”。一是在兴趣激发中乐表达。利用多媒体再现故事性、生活性的场景,教学之初就把学生带入交际、写作、探究内容之中,激发学生乐于表达的意愿,发自内心地想表达。二是在情境创设中会表达。表达是在特定环境里进行的言语行动,表达课的教学需要这种“特定情境”,否则如空中楼阁一般。这就要求教师指导表达时,将教材设置的一些情景用视频方式呈现,创设与生活实际相符的交际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经历言语生成的过程,生发真实的情感。三是学法指导中善表达。表述需要一定的技巧,教师要从其语用本质出发,摒弃一贯的说教、灌输方式,运用多媒体技术呈现实例,让学生“亲身经历”,在自我实践中悟得方法并加以内化。四是在思维激活中显个性。表达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一种思想表达、思维创造的过程,为避免“千人一面”,可适时运用多媒体启迪学生的思维,从不同视角对问题进行思考,即时反馈表达信息,引发不同感受与体验的碰撞。这样学生的语言才会“生长”,能力才能提高,最终实现“言思共赢”,写出来的文章才富有个性。[3]综上所述,多媒体在语文课堂上的融合运用,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为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主体,观照语文核心素养的根植,用“动态”眼光审视多媒体技术促进教学的平衡度,不断提高融合的适切性与达成度,彰显语文课堂原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杨再隋.语文本色和本色语文[J].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06(1):10-13. [2]陈荣龙.本色语文:不是本质界定而是理念界定[J].教学与管理(中学版),2018(4):40-42. [3]秦斌.运用多媒体构建小学习作教学高效课堂[J].实验教学与仪器,2020(7/8):92-94. 作者:秦斌 单位:池州市东至县教育体育局教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