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媒介下的视觉传达设计:浅析多学科\多媒介\跨专业创新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培养 摘要:在时展的进程中,视觉传达设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印刷技术的发明、照相制版技术的进步、电影电视的发展,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兴起等,都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起到了各种推动作用。此外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其传达的内容是用各种艺术形式去表现的,不仅与绘画、雕塑、摄影、电影、电视、文学等艺术门类相关,同时还与社会学、市场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有着科密切联系。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我们急切地需要多学科、多媒介、跨专业的创新视觉传达设计人才。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浅薄的见解。 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 ;多学科;多媒介;跨专业;人才培养 一、在原有理论教学基础上拓宽理论知识 我们现在的大学中,很多专业的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专业为中心设置的一些核心课程。对于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这一边缘性的学科而言,知识范围的宽广、精深可以说直接影响到设计者的设计思路、设计理念,因而我们在学科的课程设置上就应当充分注意这一点,在课程设置上,应做到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人文科学课程应在课程设置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不仅仅只关注到狭隘、有限的跟专业相关的核心课程,同时也要兼顾与此专业相关的其他理论课程的设置,正如何洁教授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所说,在研究视觉造型、美学、传播学的同时,还要研究语言、社会、市场、心理、生理、物理、哲学等诸多学科。我们也可将这些课程作为选修课让同学拓宽眼界,从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当中去汲取养分,为以后从事设计工作奠定厚实的理论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教学并不仅仅只在于向学生灌输多少知识和技能,学生的作业是否完美,更在于给予他们一个关于设计的广阔的哲理空间,帮助他们去探寻最新的问题,从蕴涵丰富哲理的设计教育中受益终生,这也将是我们视觉传达设计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 二、与市场需要相结合 目前,我国的视觉传达设计,仍然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实践的教学环节相对比较薄弱,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因此了解市场的需求对于高校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高校跟企业进行联合教学,一方面,学校便可以通过与企业、市场的密切联系,随时根据市场发展动向及人才需求状况去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另一方面,学校可利用企业资源,聘请一系列社会实践第一线的优秀设计师来学校开设讲,用成功案例诠释设计理论,为设计教学注入新的设计理念;此外,学校应开设实践教学基地,与具有较强实力的广告公司、印刷厂、广播电台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实践的机会;或者在学校建立自己的设计公司,走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道路,使教学面向市场。使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适应不断变化的设计潮流,从而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中流砥柱,为中国视觉传达设计艺术再创新高!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原创力 创新是设计的永恒主题。纵观我国的视觉传达设计教育,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缺少有个性的创新型设计人才。就目前的市场状况而言,推动视觉传达设计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便是如何开发创新型的设计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从整个教育体系角度出发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也就是在上文所谈到的拓宽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与市场相结合的基础上,还要注重这两点的结合,融会贯通,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使学生不断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培养学生逐建立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对创新能力的训练,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其次,树立新的设计理念,勇于批判传统设计思维,突破陈规,进而全面挖掘学生的艺术潜能力。最后,建立新的教学机制。教学机制必须适应社会、经经的发展。良好的办学理念、合理的课程设置、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对促进创新型人才也必然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对于培养视觉传达设计的多学科、多媒介、跨专业创新型人才必须从整个教育体系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内因与外因,努力从深层次挖掘出问题的本质。由于设计行业发展的复杂性,我们应根据市场发展需求,不断更新观念、勇于创新、大胆改革,从而探索出新的设计教育模式。唯有这样,视觉传达设计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浅谈新媒介下的视觉传达设计:新媒介视角下的视觉传达设计 摘 要:在新媒介技术的影响下,视觉传达设计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仅局限在信息内容上了,而是通过多媒体视觉表现,而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媒介形式。与传统视觉传达设计相比,依附于互联网技术的视觉传达模式更具时代感、互动性。基于此,本文将结合视觉传达平面设计内容,深入研究二维码外观形态设计内容。 关键词:新媒介;视觉传达设计;研究与分析 在新媒介环境下,各种艺术形态的视觉传达设计理念不断侵入传统设计格局,从数字技术演变而成的平面设计理念已无法适用于现阶段媒体传播需求。从发展前景上看,信息图像、电子图像、激光图像等视觉传达设计模式的传媒价值更高。 一、新媒介视角下视觉传达设计发展现状分析 与艺术创作不同,视觉传达设计是通过平面修饰信息,改变信息原有的传播表现,突出信息的视觉传播效果,让人们在感知信息互动性能的同时,感受到新媒介艺术在色彩运用上、图像合成上、影像资料编辑上的突出作用。以往,视觉传达设计注重于平面设计与信息赋予,从多元化的语言词汇中找到具有功能性的视觉图像是非常困难的,在新媒体艺术的促进下,视觉传达设计慢慢转变了其设计理念,在平面设计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多功能、个性化、多视角的视觉设计模型。浏览、阅读内容会按照预先设计的信息按次序呈现给观众,在固定编辑体系中展现设计思维能力和平面设计风格。 二、基于二维码外观形态设计研究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特征 在二维空间上,传统设计理念对包装图书的形象设计能力突出,文字编辑、色彩点缀、图形组合等手段都可以突出视觉传达效果。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多种形态,所以设计理念、图像结构、传递效率是影响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内容。平面设计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静态向动态 人们长时间接受静态图像信息会产生一定的审美疲劳,视觉信息在固定框架内所展现出来的感染力被大大削弱,所以在新媒介艺术的促进作用下,平面设计的主体逐渐转变成了动态设计,动态信息在给人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能丰富信息的内涵和意义。虽然二维码外观形态设计所体现的是一种静态视觉设计,但在虚拟环境中,其设计内部隐含的动态元素非常多。人们在虚拟购物环境、沟通平台上使用二维码进行信息验证,其构图的动态可能性非常多。因此,二维码虚拟构图形式对促进静态平面设计向动态平面设计转化具有积极作用。 (二)多元化设计 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使得现阶段视觉传达设计格局更加丰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打破固定界限,让设计师在赋予其良好信息能力的同时,具有高超的传播效果是多元化设计的重要目标。二维码外观形态设计是多元化设计中做成功的案例之一,从科学的角度讲,二维码所代表的信息含义独一无二,信息的准确性非常高。目前很多大型认证服务平台都开始引用二维码识别技术,由此可见,二维码在信息表达上传送的功能性极强。从艺术角度讲,二维码外观形态不易被人们记住,其设计的表象内容并不直观,但是在复杂的乱码条纹中人们能够寻找到不同种类的视觉传播理念 (三)物质性设计向非物质性设计 新媒体环境下,计算机在设计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信息从物质形态向非物质形态的转变,标志着大多数视觉设计手段已经通过计算机来完成,如果但就图形信息的内容价值上来分析,二维码的非物质价值非常高,虚拟设计作品作为一种服务性信息设计内容呈现在大众面前,这种特立独行的设计模式给视觉传达设计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二维码设计还充分利用了平面设计信息的交互功能,改变了传统“填鸭式”信息造成的传播障碍,让人们更加关注于信息传播的形式,而不对信息的视觉效果产生过分的需求。新媒体与网络的联合发展,二维码外观形态设计的信息传播价值、认证价值大大提升,从交互体验上来讲,公众对这种设计模式的认可程度很高。由此可见,计师要将事物变成虚拟的数码编号,可以通过构图版式、线条轮廓、借助数字、色彩和图形技术手法来虚拟现实。 结论:通过上文对视觉传达设计以及二维码外观形态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从传媒艺术角度上分析,二维码设计满足了新媒介环境信息传播的需求,让传媒信息更具真实性、更具准确性。无论是平面设计还是外观形态设计,二维码都能够满足设计师的设计要求,也能满足公众对新媒介信息的需求。综上所述,在新媒介环境下,二维码外观形态平面设计项目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大,具有虚拟特征的视觉传达效果,在当今社会中的研究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浅谈新媒介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媒介物的新发展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探析 摘 要:进入数字化时代,层出不穷的新媒介物,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冲击和影响着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它不仅扩大了视觉传达的设计范畴,而且其更加丰富的表现手段,使视觉传达设计的设计效果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效果。今昔不同往日,视觉传达设计师必须深刻理解新变化以及变化所带来的新要求,才能满足人们的信息接收的新要求。本文着重探讨在媒介物的新发展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一些新变化。 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新媒介;数字化设计 进入数字化时代以来,在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种新的媒介物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交流方式与传播渠道,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甚至是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全方位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也让我们对审美有了更新的要求。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媒介物的新发展,正给我们带来一场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视觉革命,使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视觉传达设计师而言,媒介物的新发展,新技术的应用,使今天的视觉传达设计有了与以往完全没的感受。 一、视觉传达设计的数字化倾向 每一次社会重大技术的出现,都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我们的的视觉传达设计找到不一样的表达手段。在以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推动下,视觉传达设计的思路、理念、方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进,一些借助于新的技术与设计的设计方法大放异彩。这种借助数字技术的视觉传达设计,使其设计效果有了质的飞跃。从整个发展来看,数字化技术设备的应用,提升了视觉传达设计的效果,效果的提升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新的技术设备的青睐,往复循环,快速推动着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对视觉传达设计的整个过程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特别是多媒体设备的加入,使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不再局限于平面的静态的设计效果,而是一种立体的、活动的设计效果。这些动感与个性色彩兼具的设计作品,极大地提升了视觉传达设计的效果,使其更加地直观,也更加具备欣赏性,这无疑是视觉传达设计梦寐以求的。借助数字化技术与多媒体手段,视觉传达设计得以从平面上站起来,向着多维化与多元化发展,它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加上由电脑控制的、更加灵活可变的灯光映衬,无论是标准字、标准色还是标志和图案,都会有着更加丰富的视觉体验。通常,设计师通过对要设计内容的信息化解读,再用鲜明新颖的图表来展示所解读的信息内容,可以让习惯了数字化时代信息解读的读者更加轻易地读懂传递的信息,这不仅增加了阅读的兴趣,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进入到视觉传达设计中,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设计理念与思维方式,它所带来的视觉传达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因为数字技术让各种影像与图像的修改、复制、挪用、合成和传播更加容易,而且越来越丰富的数字技术表现手段,使设计者的所思所想几乎可以完整无缺地表现在作品上。如此一来,视觉传达设计效果如何,会更加取决于设计者的设计创意而不是将创意表现出来的过程,这进一步将视觉传达设计推向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对于信息的接受者,通过数字化信息处理,人们的各个感官都可以从设计作品中得到激发,欣赏视觉传达设计作品的愿望也就会更强烈。 二、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新动力与必然 视觉传达设计要得到不断地发展,必须坚持创新的主题,而在媒介物新发展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有了更大地表现自己想法与创意的空间,可以说,媒介物新发展,成就了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新。对于视觉传达设计师而言,创新要求他们用全新的理念与思路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并在自己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同时结合所学、所积累的知识去将这种想像力变成现实的作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仅要有新思路和更新颖的想像力,而且对设计师使用何种形式进行创作,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材料将想像力变成现实作品,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数字化时代里,各种媒介物的新发展,数字化技术设备手段的应用,恰恰可以很好地满足设计师的各种需求,真正使梦想照进现实。一方面,新的数字化技术应用,新的媒介物的出现,使视觉传达设计师自然而然地会不得不进行创新。创新最难的思路,一般而言,人们更容易受到传统、惯性思维的束缚,使我们的设计思路、语言、程序等各方面难有突破性的好成果。也正是受到习惯的影响,设计师会习惯性的使用老方法老手段,应用自己的经验进行作品设计,创新也就成为难上加难的事情。而媒介物的不断推陈出新,数字化技术设备的层出不穷,使设计师很难“一招鲜、吃遍天”,不得不每天都想方设法去适应新媒介物的要求,去发挥新技术新设备的优势,正是这种一次次的尝试,会更好地将设计师的灵感逐步变成现实,创新也就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视觉传达设计方式的多样化,这也使得设计师有更多的途径可以完成自己的设计梦想。电脑技术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灵巧拼命形象,达到传统的摄影技术人无法表现的超现实效果。不仅如此,电脑与数字化技术可以让设计师在现代平面风格的基础上,将图片、文字、影像等打破、解构,再重新的组装,灵动地运用各种空间,设计出三维、四维等更加多元化的方法,设计出来的作品也更加地具有冲击力。设计作品丰富的内容,可以向人们传达更多的信息,也更加地吸引人们的眼球。在媒介物的新发展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师的创新不仅具有更强的动力,也成为了一种必然,只有这样,设计师的设计作品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吸引人们的注意,成为一幅令人满意的作品。 三、视觉传达设计使媒介整合成为一种常态 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使命就是将信息传达出去,让更多的人从设计作品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而无论是哪种作品的信息传达,都离开媒介。作为承载信息的载体,媒介在整个视觉传达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不知道如何使用媒介的设计师,是设计不出好作品的。进入新时代,媒介物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媒介不断涌现,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视觉传达设计师必须学会整合不同的媒介,从而更好地表现自己的设计作品。在世博会、博鳌论坛等各种重要场合,人们都看到了非常多样的媒介,共同组成了千姿百态的视觉海洋。多媒体展示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通过运有多点触摸、360度全息成像以及空气投影系统等技术,人们可以欣赏各类作品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设计作品中去,真正实现信息接收者与设计师的互动。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在现代媒介的基础上设计自己的作品,设计师不懂得如何去整合这些媒介,设计传达的效果就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视觉传达设计对媒介整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交互设计,这种设计方法因为其可以更好地实现大众群体的互动而得到越来越多视觉传达设计师的青睐。它可以运用有限的媒介推广与投放,实现更加迅捷、更加准确的传达。在视觉传达设计作品中,设计师利用不同的媒介特征对信息加以整合,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传统设计中需要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表达的信息,通过网络进行综合就可以轻易实现。这种一种设计中可以接受多种信息的方式,不仅很好地实现媒介整合,而且通过合理利用各种媒介的优势,提升人与人沟通的质量,实现了视觉传达的质量与效果,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结束语 视觉传达设计归根到底要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与实践,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媒介物的不断推陈出新,让现代的视觉传达设计作品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冲击力也更强。在媒介物的新发展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师必须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学会应用时展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使用更加贴近受众的方式,将自己的创意完整地表达出来,并及时通过媒介的有效整合,将信息传达给受众,进而取得视觉传达的理想结果。
目的,通过对书信文化和艺术设计的分析,从而探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点,思考文化转化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分析家书文化的内涵,提出文化应用于设计的必要性,总结二者的相互关系,为设计提供可能性。结论,文化为里,艺术设计为表。艺术设计是一种文化现象,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是对现实世界的情感把握,也是创作者情感的反映。 一、名词概念 (一)书信 书信一词,最早称为“书”,也称“尺牍”,见于司马迁《史记•仓公传赞》,在《说文解字》里:“牍,书版也。从片。”秦汉时期的简牍长约当时的一尺,故称“尺牍”。1现今,《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释义是“按照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指定的对象看的东西”,这个解释是狭义上的,只要是写给特定的人的文字甚至字符,都可以被认定是广义上的书信。本文指的家书的概念同样是广义上的,包括狭义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书信,也包括情侣间、师生间、朋友间来往的私人信件。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中,出土了两封木牍家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书信实物。2古往今来,书信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写信不同时期、内容、形式、媒介,书信的称谓也有不同。除此之外,书写上也有很多规矩,比如抬头结尾、尊称谦称、提行偏位、启廪致敬、落款署名等。 (二)书信文化 文化在《辞海》中的界定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意识形态。”E.B泰勒在书中指出“就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3这两种定义都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书信文化,内涵丰富:物质层面上,包括书信实物、书写媒介,字体、无实物的书信内容、封装的物品和方式、邮政系统、相关书籍等等;精神层面上,包括书信规范和礼仪,对收信人情真意切的情感,反映的价值观和时代背景,书信发展过程中的故事和典故,还有书信产生的教育和认知功能等等。2因此,当提及书信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关系问题时,更多的是指二者之间的精神层面的关系问题。 二、文化应用于艺术设计的必要性 (一)社会现状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商业文化环境下,人们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使得设计让位经济利益,求新求异,缺乏文化色彩。设计浮于表面,没有文化深度,经不起时间的冲刷,难以给人深层感受。 (二)不同视角下文化植入的必要性 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如果谋求长足的发展,究其根本在于产品本身,而企业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产品文化性的竞争,靠文化俘获消费者,从而形成品牌的忠诚度。对于艺术设计作品本身,需要兼具两方面的属性,一种是外在的审美属性,靠造型语言等实现,满足基本的审美需求;另一种则是内在的精神层面属性,可以借助文化植入实现,赋予艺术设计作品内容,打动观者,引起共鸣。设计需要创建有价值的概念文本,这是设计话语权的核心和本质。确立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立场,需要理解现下的时代文化是什么?4从消费来讲,当今的人们消费的是文化而不单单是产品,是一种能够满座人们精神需求、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对于设计师而言,有文化情怀很重要,方能设计出有文化气蕴的作品,所以,如何使自己的设计具有文化内涵是当代设计师亟待思考的问题,另外,对于文化本身来说,由于缺乏主观的保护,传统文化正在一点点的从历史的车轮中流失殆尽,被人们慢慢遗忘,最终丢失掉一个民族引以为傲的根本。今天的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被即时通讯软件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很少会提笔书写,即使提笔,也忘却了礼仪传统和笔墨间流淌的风骨、态度、价值观念,写来苍白无力,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如何摆正传统文化位置,将文化合理地植入设计之中,使设计带有鲜明特色,却又不会变成“土特产”,成为现代设计师亟待思考的问题。 三、书信文化和艺术设计的关系 (一)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文化与艺术设计相辅相成。首先,文化是艺术设计的土壤,没有文化核心的艺术作品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感受。而艺术设计则是枝叶,需要不断地从文化中汲取营养,且二者互为表里,艺术设计也同时是文化的反映物;同样。好的设计可以使人感受到文化的沉淀。 (二)同为情感、价值观念等的外化 书信文化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家书作为书信文化的核心组成,内容上具有私密性,相对真实地反映写信人的状态,有着更高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礼仪价值。家书的字里行间中可以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包括核心价值观念,传统礼仪,民族风骨、态度、情绪、情感等等。拿抗战时期的家书来说,笔者包括国共双方的将领、战士,海外华侨,平民百姓,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战争的细节,字里行间中流露出更多的是在面对外敌侵略、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全国人民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团结意识,感人至深,令读者为之动容;此外,还有两岸家书中所表现的思乡情怀和认祖归宗的文化传统。1949年后,内战原因国民党军队去往台湾,两岸隔绝几十年,许多人便与大陆亲人相隔两地,思乡念祖之情不言而喻。近40年后才得以回乡探亲,物是人非,令人心生感慨;在一些民国时期的家书中,如胡适、鲁迅等,表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形象,他们有学识、有理想、有报负、有风骨,对现代人具有启示作用;在一些家书中还提到了为官做人之道,曾国藩在家书中主张微观廉洁自守,陶渊明在教育儿子的信中也提到为官者,将“廉”字放在首位,西晋文学家羊祜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恭敬、忠信的重要性。5这些为官做人之道,也是书信文化中留给现代的宝贵财富。以上种种,都是书信文化的精神层面的重要内涵,代表了民族精神的核心,值得保留、继承和发扬,在引起观者共鸣的同时对现代社会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站在艺术设计的角度,艺术的根本是感情的产物,艺术设计作品是创作者精神世界的反映,当人们站在艺术作品前,不单单是在欣赏艺术品本身,也是在跟创作者对话,进而产生共鸣。感知的过程也是价值观传递的过程,传递价值、情绪、情感、态度、个性等等。 (三)书信文化应用于艺术设计的意义 艺术设计的创作者的表达也不是凭空的,需要文化提供灵感,因此感受不同的文化带来的视觉、听觉、心灵冲击,从文化中选取能够引起共鸣的或者具有正向引导作用的价值点,进行设计创造,并将此传递给观者、影响观者,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或者增添他们生活中的仪式感、情感意识等等。让观者在艺术设计作品前能感受到文化熏陶,产生文化联想,进行文化思考,这是设计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这便是文化应用到艺术设计的意义所在。因此,书信文化是源泉,通过艺术设计将书信文化中的价值传递给观者,使得文化以一种更通俗和大众的方式得以保留和发扬。去感染更多的人的内心和生活。 四、总结 现代都市人面临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通过读书来感受传统文化似乎变得“奢侈”,所以从设计中诉说传统文化变得更容易被接纳。书信文化应用于艺术设计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塑造当代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影响一代人,有助于文化自信的生成,将书信文化应用于艺术设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所以书信文化和艺术设计的共同点是,二者都是包含情绪、情感和价值观念等等,区别在于表现语言的不同,前者是文字语言,而后者是造型语言、色彩语言等的集合,因此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书信文化可以赋予艺术设计更多的内涵,而艺术设计也丰富了书信文化的表现形式。进入艺术设计的具体过程,那么对书信文化更详尽的分类分析则会更为详尽,设计的表现也会因不同类型的书信文化更为多样。
科学技术和广播电视行业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当前的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时代,新媒体的产生对于传统广播电视行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在广播电视行业中,播音主持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时期背景下也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必须在新媒体环境中把握机遇,直面挑战,不断提升自己。 一、新媒体时代给播音主持行业带来的新机遇 (一)播音主持行业呈现多样化特征 新媒体的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息息相关,其需要多种媒介的共同辅助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因此,播音主持人在对新媒体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依靠网络信息技术。这也使该行业的工作开展变得更加快捷简便,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在实践中,他们可借助网络获取大量的信息,进一步提高了工作质量。例如,在传统的播音主持中,主持人经常会利用手计次卡和提词器来完成播音工作,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他们可直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完成同样的工作,工作效率更高,趣味性更强。 (二)播音主持内容更加丰富 以往播音主持内容相对较为单一,通常都是以一些资料信息和新闻事件为主,获取这些信息经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但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使得播音主持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观众可在第一时间了解信息的发展态势和方向。通过新媒体技术,播音主持从业者可对相关信息进行快速收集,并可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与粉丝之间的相互交流,从而大幅度提升了播音主持的竞争力。 (三)强化了播音主持从业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实际需求。相比传统媒介,新媒体具有强大优势,它可为播音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提供便捷的平台,提升品牌魅力。目前,还有很多播音主持从业者开设了个人网站和博客,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增添节目趣味性,从而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和自身能力。 二、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从业者面临的挑战 (一)要求播音主持从业者具备更高的专业水平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对播音主持从业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如要求其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优秀、杰出的播音主持从业者,一定要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提升个人的专业素养,更好地满足时展需求。例如,在录制节目时,经常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这要求播音主持从业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心理素养,从而圆满完成主持任务,提升个人主持能力。 (二)要求播音主持从业者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其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借助新媒体技术,人们可以获得更加全面、广泛的新闻资讯。这也为传统的播音主持节目带来一定挑战,削弱了传统播音主持节目的竞争力,播音主持从业者必须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并灵活应用。例如,可通过微博传播相关新闻信息,并在其中融入自己的专业看法和意见。如此可大幅度提升新闻报道的吸引力,获得更加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从业者应对挑战的有效对策 (一)培养个性化主持风格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大众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对于各种节目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主持人的主持风格更是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重视。作为播音主持从业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努力形成个人的主持风格,使社会大众可结合自己的意愿来挑选合适的节目。从某种程度上看,主持风格与节目收视率息息相关,同时也是提升媒体竞争力的关键。所谓的个性化主持风格,主要包括主持人应具备的创新意识、学识修养、形象特征等,如此才能有效地吸引观众,提升节目收视率。 (二)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求播音主持从业者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并将人本关怀理念融入节目制作当中。对于播音节目而言,不管是节目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应严格遵循通俗化、平民化以及大众化的基本原则。要明确社会大众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对象,善于从群众的视角出发,关注他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及时传递百姓心声。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播音主持从业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生命力更加强大并且优势突出。这也要求播音主持从业者要善于借助多媒体技术提升节目质量,丰富个人学识,并要善于抓住机遇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培养个性,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需求,促进广播电视行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本文着眼于茶道思想与影像文化传播的相互作用,探讨了影像文化对于茶道思想的传播路径与艺术展示,指出茶道思想可以提升影像作品的文化性与艺术性,提高传媒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传媒产业则可以丰富茶文化的传播方式与宣传力度,突破地域的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热爱茶文化,实现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茶文化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人们自西周时期便有饮茶的习惯,到唐朝,饮茶已经蔚然成风,社会步入全民饮茶的时代,茶在人们日常起居与待人接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茶道作为一门美学艺术也日渐成型。茶道的系统化发展起始于隋唐,以陆羽所著《茶经》为正式开端,内涵丰富而深刻,具有高度的人文性与艺术性,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水平与科技水平的日益提升,大众媒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海量信息传递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特别是电视、电影、网络等影像文化平台凭借其特有的观感体验优势,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茶道依托其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特点以及高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成为了我国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先行者,在传播过程中,影像文化平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步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全面推广茶文化,展示茶道思想的独特魅力,我国相关文化部门推出了《茶旅天下》《茶叶之路》《茶缘天下》《海峡茶道》《中国茶》等电视纪录片,在电视、网络上全面推广,为人们了解与学习茶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促进了我国茶道思想以及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也推动了我国相关文化产业与经济产业的进步。 1茶道思想在影像文化传播中的体现 中华文化发展之路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瑰丽壮美,为影像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也为茶道纪录片的开发与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茶道思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大众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理应成为大众传媒成长与成才的肥沃土壤,出现在影像文化作品之中,为人们带去一丝清冽甘甜。以《茶旅天下》是为例,它我国第一部与茶相关的文化纪录片,集中展现了我国各个茶区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将茶文化的深厚哲思闪烁于荧屏之上,开创了茶道思想与影像文化有机结合的先河,促进了茶文化的广泛传播,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也促进了茶叶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茶旅天下》的拍摄场景横贯我国三十多个产茶地区,在讲述各地不同茶道思想的同时,还展示了各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茶叶产业的发展情况,人们既能够在观赏美丽茶园、茶山风光的过程中获得视听审美的愉悦,又能够在学习茶道思想、茶艺技巧的过程中获得内心境界的陶冶,让人们感受到茶文化的自然美学性与文化厚重感,对茶拥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茶旅天下》所呈现的茶文化内涵是多种多样的,对茶的生长环境与分布情况、茶的保健效果与药用价值、茶的思想内涵与审美艺术等各个方面均有细致的讲解,还非常难得地提到了与茶相关的人士与典故,可谓茶文化在影像领域的“百科全书”。以《茶旅天下》为代表的影像文化作品不仅追根溯源,展示了茶文化的前世今生,还放眼未来,探寻了茶文化的现实影响和时代意义。就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地域色彩越浓烈,对丰富世界文化百花园的作用也就越显著。中国茶文化是对佛家思想、道家哲学以及儒家礼教的全面融合,蕴含了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中庸之道的永恒追求,为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影像文化来弘扬我国的茶道思想,可以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宣传力度,让各地人民对茶文化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促进茶文化的持续发展。 2影像文化对茶道思想的艺术展示 茶道思想是一种非常完善的文化体系,涉及的文化艺术类型多种多样,包括茶学典籍、茶艺表演、茶具制作、茶景欣赏等,茶景更是多姿多彩,茶园、茶山、茶树、茶叶、茶人都是构成茶景的基本要素,当然,还有古色古香的茶马古道。众所周知,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国,也是茶叶生产与出口大国,欧洲与美洲就是因为茶叶贸易才有了对茶的初印象。古代,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海路运输,另一种则是通过茶马古道进行陆地运输。尽管茶马古道当时只是运输茶叶的路径,但由于路成长、地域广、民族多,在不断的沟通与交往过程中,茶文化在各个地点生根发芽,形成了更多的分支。所以说,茶马古道既是茶文化的载体,又是茶文化的内容,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形式。在茶文化相关的影像作品中,茶马古道基本上都是一个无法跳开的课题,人们在影像中展示茶马古道的蜿蜒曲折、绵绵不尽,让观众感受到茶文化的悠远深厚,通过影音来描绘途径各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让观众体会到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例如,人们以茶待客的场景能够体现出茶文化所崇尚的礼仪与和谐,人们采茶、制茶的欢乐场景则烘托出茶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之乐,人们煎茶、品茶的精湛技巧则彰显出茶文化所强调的自律与适度。因此,影像文化对茶道思想的展示在直观与直白的同时又不失其哲学性与艺术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茶文化。当然,茶文化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的改变以及人文环境的更迭而不断萌发出崭新的内涵,以适应民族与时代的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茶叶产区从宏观来说有江北茶区、江南茶区、华南茶区和西南茶区四大茶区,从微观来说则不计其数,有杭州产区、云南产区、安吉产区、黄山产区、武夷产区、云南产区等,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风情,茶与人们生活的融合方式各不相同,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地区性茶文化。影像作品相比较书籍而言,其最大优势在于对信息的整合能力与集成能力极高,对内容的还原程度和呈现力度都极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尽可能多的内容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这种呈现是极富艺术色彩与情感张力的,观众会被自然而然地带入到那些场景之中,感受茶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共生共存的关系,体会茶道思想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异,惊叹茶文化内容之丰富。同时,中华民族同根,民族文化同源,各地区茶文化在基本思想上趋于一致,观众在影像作品中可以看到各地人民对于茶的喜爱以及对于茶道思想的推崇,看到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看到茶文化在育人与育德方面的实际意义,体会到民族文化对中华儿女的强大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3茶道思想在影像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茶道思想以影像文化为平台进行传播,可以丰富影像文化的内涵,为影像文化营造宛若山水画一般清新淡雅的意境之美,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关注影像作品,推动实现大众传媒的价值,促进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共赢发展。茶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与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和总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宝贵财富。饮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还是一种精神熏陶,茶道思想讲究静与净,认为人们在饮茶时应摒弃杂念、放下浮躁,保持内心的清净与平静,细细品味茶的滋味,参悟人生的道理。茶道思想所要营造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境界,当一个人积淀了一定的学识、养成了较好的德行,便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所以,饮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修养、一种境界提升,通过影像作品来展示真正好茶者的饮茶过程,记录其生活故事与心态转变,可以为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当然,影响作品在传播茶道思想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其意境美的展示,包括现场环境的营造、解说词与背景音乐的配合、茶具的选择与运用、画面的视角等,用较为直观的形式来彰显茶文化的美学色彩,吸引观众的关注与喜爱,加强观众与影像文化的粘合度,促进茶文化与影像产业的综合发展。影像产业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传媒产业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与大众的需求紧密相关的,只有当传媒产业的内容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契合人们的审美,达成信息传递的效果,才能够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把茶文化与影像产业相结合,让传媒作品立足于真实的茶事、茶学、茶艺之上,为作品赋予强烈的真实感与现实性,让作品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解读世界的一面明镜,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扇窗户,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化视角,呈现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底蕴,从而极大地提高影像产业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巩固和提升其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影像作品来传播茶道思想,也可以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路径,让文化传播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在现代生活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通过这些平台上的影像内容来了解实时、学习文化或者休闲娱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传播也开始走向了国际化,它通过互联网渠道与世界各地联通,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时事新闻或历史文化迅速传递到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国家,开启了信息传递无国界的新篇章。我国的茶道思想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单纯的文字传播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那些对传统文化尚未有深入了解的青少年和外国人,他们通过文字无法领略茶文化的深刻内涵,而影像产业的融入恰恰可以打破这个僵局。通过影像产业,茶文化可以快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中国茶文化的意蕴与美感,了解到茶文化的物质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促进中国茶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形态的交流与融合,让茶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总而言之,茶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瑰丽景观,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并进的今天,应当积极运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以影像文化作品为平台,积极地向世界呈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同时,影像产业应以传统文化为坚强后盾,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作用,全面实现影像产业的社会价值,保证我国大众传媒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校美育工作,在全国教育大会中,将学校美育提升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学校美育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一项基础工程,仍然在基础教育中属于弱势地位,同时伴随着认识不足,基础不够,落实不符等突出问题。新时代下如何推进学校美育再上新台阶?成为当前美育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教育部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学校美育工作中[1],作为新理论视角的生态美育,为推进新时代学校美育供了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生态美育的缘起与发展 生态美育是以生态美学作为观念导向发展而来的教育理念。近年来随着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态美学已然成为我国美学界的热点,曾繁仁先生将生态美学定义为:生态美学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人类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2]龚丽娟认为:生态美育是从传统中的生态教育发展而来,既是对传统生态教育创新与发展,又注重人的生态审美价值观[3]。因此,生态美育既包含生态教育的知识层面,又包含审美教育的美学体验,既具有一致性,又有本质区别。从目标上来看,生态美育与生态教育都是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从教育内容上来看,生态教育以生态知识的传输为主,作为一种科普性教育而存在[4],而生态美育则作为美育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态教育的人文延伸,赋予生态教育美的内涵。生态美育作为传统美育与生态教育的融合理念,为新时代的学校美育工作展开提供了和谐发展的美学智慧方案。 二、语文教育中生态美育的特征 (一)生态性 通过语文教学对生态规律的把握和传输,学习生态理论知识,以及认识人与世界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5],体现语文生态美育中的生态性。教育者在实施途径上,要将传统的学校美育拓展到生活中,涵盖语文学习生活。同时生态性,强调的是一种可持续的,立体的美育实施环境。因此,语文教育中的生态美育,不仅存在于语文教材中,同时需要立足于班级之外的教学环境。 (二)形象性 语文教材中有散文,诗词,歌赋等语文素材,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价值,与传统文化价值。文字化的生态美育素材,需要转化为学习者的立体思维。因此,生态美育的形象性需要通过直观的艺术手段进行教学,还原情感体验的真实性,将学生带入情境之中,还原语文教材中的生态美。 (三)情感性 生态美育的情感性体现为,以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将人类置于整个自然系统中,同时倡导和谐,平等,可持续的理念。生态美育的情感性体现在语文文本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学生通过对文本中包含的生态素材学习体会到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进而学共生,产生对自然的敬畏与人类关系的尊重。 (四)实践性 语文生态美育最终要落实在实践中,主体通过情感体验产生共鸣,进行自我审视,以审美化的生存理念改造世界和美化世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因此,语文生态美育不仅要有生态美育的认知,也要具备相应的情感体验内化为学习者生态审美准则,最终落实到个人的实践经验。 三、语文生态美育的实践困境 目前我国教育现状来看,一方面是德智体美劳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思维训练,技术与科学教育等。但是最终的教育结果是否都落实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审美价值观念,还有待商榷。 (一)生态美育难以深入语文课程 首先,传统语文课程是以分科课程作为存在形式,在课程性质上更偏重于语文的传统知识教学[6]。分科课程的界限致使生态美育沦为语文课堂教学之外的存在。其次,作为新发展的生态美育理念,由于很多教师对生态美育的本身不了解的原因,将生态美育的落实引向瓶颈,即使有部分教师注重语文课堂教学内的审美教育,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落实不全的状况。 (二)学生对生态文本兴趣不高 语文教学中的生态文本对于学生来说偏向抽象场景的想象,描述性的生态文本需要高度的想象思维,导致学生的兴趣度并不高[7]。抽象场景的想象,对学生的抽象思维具有高度的要求,同时还需要辅助工具创设环境构建符合生态文本的教学环境。生态审美教育是生态化环境与精神环境和谐统一,因此,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才能够真实感知。 (三)教材缺乏生态美育视角 当下语文教材更多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人看作是自然的创造者,人类的需要为改造世界的出发点,教材中对反映社会问题、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生活危机,社会危机体现较少。[8]生态美育是一种区别于普通美育的特殊审美教育,生态美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语文生态美育的实施路径 (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自觉实施生态美育 首先,教师作为“引导者”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生态美育作为学校美育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教师首先更新自己的理念,依靠教师个人的自觉性与实践性,进行生态美育的实施,同时以生态美育作为教学实施的理念导向,生态美育才能得到应有成效。其次,语文学科中的“生态美育渗透”是当前语文教学中的缺失[9],改变传统美育中“训练导向”的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性的挖掘生态文本中的内在审美元素,深入社会与自然,主动体验,践行生态美。再次,教师要以学科特性为基点,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自然”阶段,忽视对生态美育思想的培育。 (二)在体验中落实生态美育 真实的情景体验是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与手段,创设具有意象的教学情境[10],创设生态美与情境,要通过激发情感,引发想象等多种方式,将学生带入教学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深入理解文本,领会文本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环境的创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联想与想象,提高生态美育效果。另外,创设生态美育情境,还可以借助多媒体资源,生态素材视频配合背景音效,营造教学氛围,突出生态美育的理念,引发学生情感共鸣,从而上升到生态美育价值理念的高度。 (三)教育系统中生态审美理想的确立 建立明确的生态理想,引导我们明确的追求生态审美达到生态审美的高级境界[11]。生态审美理想的确立指导着学生的生态美育实践。生态美育作为学校美育的一部分,应当整体协调,和谐并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生态审美理想的实现提供力量源泉。语文课标提出符合当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求明晰语文教材中的生态素材,语文课堂的生态实践。生态意识是生态实践的前提,要实现生态审美理想,应当将生态美育理念融入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之中。 (四)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生态美育资源 语文教学与生态美与密不可分,当前语文教学多停留在生态美育的理念传授层面,忽视了对学生个体价值观的培养。语文教学需要运用语文教材脚本呈现语文生态美育课堂,以此来塑造学生的生态人文情怀,构建生态美育文化场。[12]当下语文教育中缺少生态意识,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方面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等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开发,积极利用。通过课堂教学整合课内外生态实践,不断开发教材中的育人功能,落实生态美育的“生长点”。[13]同时依托教材,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形成生态美育的行动和体验。同时,在教学设计中将教材内外含有生态美育资源进行放大融合,设计体验性的教学流程。 参考文献 [1]陈宝生.做好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N].光明日报,2019-05-07(15). [2]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1. [3]龚丽娟.从生态教育到生态美育——生态审美者的培养路径[J].社会科学家,2011(7):130-133. [4][12]方焓.生态美育视域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学[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0. [5]秦初生.论生态美育的基本特征[J].教育观察,2018,7(19):130-133. [6][8]刘嘉庆.生态美育视野下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18. [7]李琴.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生态美育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7. [9]吴兆宏.生态美育的构建与学科渗透的实施[J].基础教育研究,2003(9):6-7. [10]刘增爱,付金凤.生态化语文美育情境法探微[J].江苏教育研究,2013(15):18-21. [11]丁永祥.生态审美与生态美育的任务[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1-54. [13]杨金芳,周洁琦.小学生态美育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3(12):48-51. 作者:邓秋蕊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在传统的地质档案管理活动中,其更多停留在传统的档案储存思维之中,无论是管理效率,还是对档案资料的价值利用都缺乏必要创新与完善,从本质上看,这需要充分发挥茶道思想的包容性和创新性,通过引导地质档案管理者形成必要的文化意识和创新精神,进而实现地质档案管理的本质化创新与最大价值应用。 1茶道思想的价值理念内涵认知 茶文化是一种基础性文化,茶道思想是茶文化成熟发展的重要诠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理念和人文意识,都是目前我们对茶道思想进行理解与认知的关键。茶是一种生活,更是精神理念,茶道思想更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于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的具体实施来说,其中所记载的内容信息更是一种精细化的知识内容,因此,想要真正合理有效的利用该档案内容,就必须在充分利用茶道思想理念的前提下,通过创新管理思维,从而实现整个档案管理活动的最佳效果。茶文化是一种以茶和饮茶为基础的文化形式,从饮茶文化出发,通过融入系统化的元素内容,从而构建了系统化、机制化的茶文化体系。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粹,从唐朝形成,到今天世界性茶文化体系的生动构建,茶文化将传统文化的诸多优势元素与茶相结合,茶诗、茶礼、茶道等等,更是成为茶文化的“典范”代表。茶不仅是一种生活饮品,更是一种情感理解与生活习惯的深层次融入。在饮茶习俗成为一种大众生活习俗之后,人们将礼仪、价值思维等多种理念应用其中,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价值和特色的文化机制。茶文化所诠释的是一种绿色健康文化,尤其是在当前大众生活日益注重品质的今天,茶文化的绿色消费理念和健康理念就成为大众关注的重要元素。茶道思想是茶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对茶文化体系形成理性认识的重要元素。因此,茶道思想的人文化和内涵化,都从本质上激发了茶道思想的价值理解与认知。茶道思想是茶文化的核心,其作为一种习惯性文化,完善的文化底蕴是当前我们理解茶文化过程中的关键所在,因此,理解茶道思想时,要注重对茶道思想自身的价值内涵进行全面认知。客观地看,茶道思想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融汇之后,逐渐与各种元素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综合性,体系化的文化思想机制。因此,我们在理解茶道思想时,要站在文化包容、思想诠释的心态视角来看待,无论是对各项元素的客观融入,还是对各种精神理念的集中表现,都是茶道思想自身价值的生动体现。 2当前地质档案管理活动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 在当前我国地质勘探活动成熟发展的今天,地质勘探测绘活动的价值日益成熟。各项活动的具体开展,都需要借助科学化、机制化的地质勘探活动。在具体的地质勘探过程中,形成了系统化的档案资料。该档案资料作为当前地质勘探的基础资源,其对当前地质工作的科学化实施,有着重要的价值作用。但是,结合当前所实施的地质档案管理现状看,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其具体表现为:首先,对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的工作定位理解不足,特别是对该管理活动的价值认知不到位,加上缺乏必要的档案利用机制,从而使得多数从业者未能对做好地质档案管理活动产生必要的兴趣和参与积极性。此外,相关从业者也未能及时结合时代变化学习相应的技能,从而影响了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的实际利用率和管理价值。其次,在地质档案资料保留过程中,电子化利用率相对较低。结合地质档案资料的储存载体和记载形式看,其主要有传统地质档案和电子类地质档案两种形式。但是,大多数地质档案资料的保存时间过长,出现了纸张老化及文字图案模糊不清等现象,从而影响了地质档案信息的保存与应用,结合当前诸多地质档案资料的修复、存储状况看,其未能利用电子化方式对地质档案资料进行及时修补,因此,削弱了很多时间较为久远地质档案资料的利用价值。最后,在目前地质档案资料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缺乏足够重视,一方面是未能对地质档案管理资料的价值形成必要认识,客观地看,在当前地质档案资料管理时,更多只是一种“投资”,并未能形成系统化的价值效益。因此,并未能够完善的档案管理队伍。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当前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办法看,很多单位基于自身权益保护的狭隘思想,推迟整个地质档案汇交进度。 3茶道思想对促进地质档案管理的具体方法 在当前地质勘探活动日益成熟的时代背景下,融入新资源,利用全新的时代形式和资源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的地质档案管理思想中,其将重点放在了客观的“存储”之上,忽略了利用性与创新思维。因此,结合茶道思想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思维看,其正是当前促进地质档案管理活动全面创新的重要补充内容。 3.1立足科学思想———推动地质档案管理活动创新实施 结合茶道思想的精神理念和本质特点看,其中所集中倡导的是科学、客观、真实等系统化思想理念,这正是现阶段地质档案管理活动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思维。结合传统的地质档案管理状况看,其更多使用的是传统纸质思维。所以,无论是地质档案管理效果,还是地质档案信息利用等等,并未能得以实质性发挥。在信息化全面应用的今天,在开展地质档案管理过程中,通过将信息技术与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相融合,特别是使用信息设备对地质档案资料中所具有的信息进行电子化“扫描”、“录入”,从而实施查看地质档案信息资料,并且让地质档案资料不再是简单的“纸质”资料,而是科学的数据信息,使地质档案中所包含的信息内容,实现最大化价值。 3.2融入文化内涵———塑造地质档案管理的文化思维 结合思维创新理念,不难看出茶道思想中所集中诠释的不仅是一种现代思维,更是基于文化传递与价值应用的理念内涵。因此,在当前加强地质档案管理活动时,必须在诠释文化理念的前提下,注重将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从而满足当前地质档案管理过程中所诠释的文化特色。地质档案不仅是一种信息内容,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地质档案管理过程中,合理应用茶道精神,其将发挥重要的管理意识和引导思维。此外,对于地质档案管理活动者本身来说,也要注重结合时代特点,提升和优化自身实践技能,在丰富个人专业知识储备,强化个人技能培养的整体诉求下,融入必要的文化思维,并且从文化价值的理解视角来对地质档案形成深厚认识。 3.3注重创新意识———塑造地质档案管理的新思维 随着当前地质勘探活动不断成熟,如今地质档案资料管理过程中,需要注重融入全新的时代精神和包容思维,从而发挥其价值。地质档案是地质勘探活动的真实性记录,其中诠释和反映了地质勘探活动的全部过程,更是整个地质勘探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在地质档案管理过程中,其中包含了地质文书、地基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于当前地质勘探开展来说,做好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的价值极为突出。茶道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其中不断创新,系统化融入多种理念的结果,因此,立足茶道思想的创新意识,其将为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的创新实施注入“新动力”。比如,在信息化的今天,在地质档案管理方法创新中,要注重发挥信息化优势,及时变革新思维和新理念。 4结语 地质档案是现代地质勘探活动的生动记载,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信息,不仅是我们认知地质勘探活动的基础,同时更是提升地质勘探活动价值的关键。但是,在传统的地质档案管理活动中,其缺乏必要的人文意识和利用思维,从而影响了地质档案的应用价值。因此,随着当前我们对茶道思想的价值理念认知不断成熟,我们看到该思想对地质档案管理活动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因此,合理挖掘茶道思想的价值理念,将为地质档案管理方法的本质化革新提供思想理念上的指引力和驱动力。
茶叶包装论文:民间美术的茶叶包装设计研究 摘要:中国民间美术取材于日常生活,来源于民众。但其以色彩丰富、题材新颖、取材方便等特点,长期以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把民间美术的因素应用于茶业包装设计,对于弘扬茶文化、提高茶叶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研究了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就民间美术因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间美术;因素;茶叶;包装设计 在茶叶产品的销售过程,茶叶的外包装设计不仅是产品品质的代表,同时也是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吸引,提高茶叶产品的外包装水平也就成为提高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茶叶不仅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品,其所代表的茶文化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茶叶外包装设计与我国民间文化相结合是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基本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美术所蕴藏的丰富底蕴和其所具有大众文化特征与茶叶产品的大众消费对象具有十分贴近的契合点。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就成为茶叶包装设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1充分认识中国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 将中国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通过茶叶这种有效载体,实现了我国传统美术文化与茶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不但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同样提高了茶叶的内在品质,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艺术上价值。我国民间美术来源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多样。不管是绘画、雕塑、玩具、服饰、家具器皿、戏具、剪纸、纸扎灯纸、编织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瑰宝。这些都可以为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提供灵感。如果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灵活运用民间美术的艺术手法和理念,并结合实际进行创新,就是对艺术的再创作。这种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一定会为茶叶消费者提供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二是文化上的价值。民间美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食粮,传承包括民间美术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把民间美术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是一种文化上的创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的发展。同时,我国茶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把民间美术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对于向世界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传播和民族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三是经济上的价值。茶叶是一种商品,给茶叶一种新颖、独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又贴合产品特点的包装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茶叶的吸引力。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外包装,设计出高水平的外包装,不但是对茶叶本身品牌和品质的提升,也是吸引消费者,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最直接方法,同样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经济价值。 2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要把握的要素 民间美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许多与地区民俗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地域、风俗上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品类。把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必须充分认识民间美术的这种现实特点,结合实际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把握好地域性这个基础。民间美术与地区密切相关,是一个地区风土人情的突出代表,所以在把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时必须注重地域性。这种地域性主要包括民间美术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地域性,茶叶产品产地的地域性,茶叶产品消费市场的地域性,只有这三者实现有机的统一,才能使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文化经济价值。二是坚持创新这一关键。民间美术元素虽然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但其具有明鲜的时代特征。要把这些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并形成吸引力创造出新的价值,必须以民间美术元素为基础,结合茶叶消费者特征和需要进行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间美术元素的活化,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所以说,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创新是关键,也是民间美术元素生命力所在。三是坚持实用性这一落脚点。茶叶的外包装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茶叶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所以在茶叶外包装的设计上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所以在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的表现手法、包装材料的选择上必须与消费的需要相吻合,与茶叶的品质相吻合,在保证实用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和提高。要防止出现过度包装,并消除因此而造成的负面效应。 3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民间美术元素内容丰富,题材新颖,文化内涵深厚。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并结合实际进行创新是一种可行的实践。对于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应当灵活多样,既可以运用其理念、表现手法、色彩,也可以运用和发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有些人文历史故事素材可以成为茶叶包装系列设计的素材。 3.1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形式多样,但其最根本的构成是图形和形状。而且图形和形状变化多样,形态优美。特别是运用一些实物图形来表达一定的涵义,而且这些代表一定涵义的图形经过历展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基本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如牡丹寓意富贵、松鹤代表长寿等等。对于这些图形如果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结合实际进行应用,不但可以使茶叶的包装更为丰富,而且可以表达一定的寓意及祝福。同时,茶叶做为一促高雅的馈赠礼品,如果把这些具有丰富寓意的民间美术的图形与茶叶包装有机结合,定然会使茶叶这种礼品更为充分表达一种祝愿,提高其高雅性。这种与市场需求相切合的商品定然会更具有竞争力,这种有精美包装的茶叶甚至会超脱了茶产品本身的价值,从而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粘合剂。 3.2民间美术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消费者对产品外包装的的第一感应,合适的色彩对于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做为茶叶的外包装设计,必须在色彩的选择上实现合理搭配并突出主色调,从而实现其价值。民间美术色彩运用大胆夸张,而又来源于生活,同时具有深厚的寓意。如在民间美术中红色往往用来表达喜庆的氛围,而绿色又代表淡泊和生机,蓝色代表一种高雅,黄色代表权力和尊崇。同时民间美术又善于综合运用各种色彩,通过合理的搭配,实现视觉上的刺激和感情上的宣泄。这种用色彩来表达一种情感和趋向的民间美术用色理念对茶叶包装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民间美术的有些色彩直接可以运用。这种应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就有成功的典范。如在市场销售的红茶中,红色基本是外包装的主色调,而这种红色代表红茶的特性;绿茶外包装的主色调是绿色,代表了绿茶其淡雅的特性,是用外包装的色彩来体现产品的特性,用色彩表达一种情感。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其实是对用色彩表达情感的实践。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充分借鉴民间美术运用色彩表达情感的方法,通过外包装的设计中色彩的科学运用,实现感情注入。这种结合茶叶产品特点进行的包装设计上的创新,一定会使消费者通过茶叶外包装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觉感受的。同时,激发起内心的情感共鸣,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3.3民间美术素材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间美术内容丰富,有些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这些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许多素材与茶的历史文化有关,有些甚至是某一茶品牌的符号代表。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把这些素材进行收集整理,通过外包装进行表达,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普及,同时也是对某些茶叶产品的深度挖掘。实践中,在许多茶包装设计中,通过文字和图案的方式对这些民间美术中有关与茶有关的人文历史典故或者与茶有关的技艺进行普及,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这些素材也提升了茶叶本身的品质。可以大胆的设想,如果围绕民间美术中某一人文历史典故为素材,设计开发出系列茶叶包装产品,进而形成系列茶叶产品,会形成怎么样的市场效应。 3.4民间美术材料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其作者往往是平民大众。这也就是民间美术在取材上丰富多样又随手可得的原因。如在民间美术中的竹编、草编、秸秆画等材料就来源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材料。但就是这种材料所形成的民间美术作品却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也与目前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相一致。如果在茶包装设计上能够贯彻好民间美术取材的这些理念,对茶包装设计也具有科学的促进价值。如在我国有些地区利用当地的竹、木资源设计开发的茶包装设计,不但可以实现对茶叶产品的有效保存,而且符合环保理念,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也实现了较好的经济价值。当然,在这些材料的运用上,要结合现代消费者的特点,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创新,这样就会更有吸引力。 4结语 民间美术做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其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这种应用必须把握好地域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同时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具有艺术、文化和经济价值,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把民间美术表现手法、民间美术色彩、民间美术的素材、民间美术在材料选取上的理念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实现创新应用,不但会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可以提高茶叶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实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实现,这是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季承 单位: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上的应用 摘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叶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无论是家庭、商务还是上班一族都离不开茶叶的身影。微媒体时代人们对茶叶的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茶叶的包装设计重要性日益凸显。茶叶的包装设计不仅仅对茶叶起到说明的作用,同时也能传播茶叶自身的茶道文化。设计师有必要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充分考虑包装的美术元素,让更多的人了解茶叶,感受茶叶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微媒体;茶叶包装;美术设计 现代社会生活中,茶叶几乎已经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必需品,同时在一些商务场所和国际会议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茶叶也是必不可少的饮品。随着微媒体时代的到来,茶叶的包装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微媒体背景下茶叶的包装不仅是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关键,同时也是展示茶叶本身魅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1微媒体背景下美术元素对茶叶包装的重要性及要点 微媒体背景下美术元素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美术元素的重要目标、微媒体美术元素的优势和微媒体时代的美术元素策略这三个方面。美术元素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元素对茶叶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多,微媒体背景下美术元素打破了传统的美术文化传播方式,为茶叶包装的设计带来了新的活力。茶叶的包装设计离不开美术元素。我国的茶叶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所以在茶叶包装的设计过程中也应该注重对美术元素的运用。第一,茶叶的包装设计应该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气息。我国的茶叶产品经销国内外,所以在茶叶的包装中体现民族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在茶叶的包装上增加一些水墨画或者传统的刻花图案,都有利于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同时也使中华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第二,茶叶的包装应该具有文化性的特点。消费者在品茶的同时也是在感受文化,所以在茶叶的包装设计中也要加入美术元素,例如,茶叶出产地的风景和名胜古迹,这些都能够使消费者增加对茶叶本身的了解,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第三,要注重包装设计中的造型设计、色彩设计和文字设计。创新包装的造型设计,使茶叶本身能够更好地与包装造型相互协调,强调茶叶包装的色彩设计,运用大胆的色彩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同时注重文字设计的部分,让文字不仅起到对茶叶的说明作用,同时也使茶叶增加了时代感和历史感。 2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构成 2.1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材料选择 我国的茶叶种类十分丰富,按照不同的茶叶种类来划分,微媒体背景下茶叶的包装也多种多样,主要分为软包装、半硬包装和硬包装三个种类。软包装主要是指用塑料食品袋或者纸袋进行包装,而硬包装则是指用一些木盒、竹盒以及玻璃盒等材料包装。根据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们往往会选择不同的产品包装。例如消费者购买茶饮如果是为了送给亲朋好友,那么消费者往往会选择竹盒或者木盒包装的茶叶,因为竹盒和木盒的包装会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雕刻装饰,显得茶叶更具有厚重感和历史感。同样如果是普通的家居用茶,消费者往往会选择金属罐的包装,金属罐的茶叶包装不仅密封性好,而且有利于长期储存,方便在家庭中饮用。针对一些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来说,纸袋包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纸袋包装可以直接将纸袋和茶叶一同泡在水里,这样简单快捷的方式无疑为忙碌的工作人群带来了方便。 2.2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外观设计 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外观设计主要包括茶叶包装的造型设计、茶叶包装的色彩设计和茶叶包装的文字设计这三个方面。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造型设计是指有利于微媒体传播的茶叶包装的外部形态的设计。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茶叶包装主要以袋装、盒装和桶装为主,不仅缺乏创新难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同时也忽略了茶叶的美术元素。所以针对茶叶包装的造型设计还需要更好的创新,同时也不能脱离了包装本身对茶叶的意义,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包装造型,最大程度地保证茶叶的使用价值。提到微媒体背景下茶叶的包装设计,茶叶包装的色彩对媒体传播的视觉冲击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内容,色彩本身就带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合理地将色彩运用到产品的包装设计中,不仅能够提高产品的档次也能够刺激人们的消费。对一些口味清香的茶叶,可以选择淡绿色的包装。对一些带有不同种类的芳香的茶叶可以在颜色的强度上加以区分。同时对于一些带有花香的茶叶,可以在包装上印有相应色彩的花朵和花瓣,从而带给消费者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文字设计也是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字设计不仅能够对茶叶的种类和性能起到说明的作用,同时也能够透过文字来展现茶叶的历史感和厚重感。对我国的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茶叶的品种,可以在文字中讲述茶叶的发展历史,体现出我国茶叶的悠久文化。对一些新型的茶叶品种,在文字说明时可以加入一些时尚元素,讲述茶叶的新型功效,既展示了新型茶叶的时尚趋势,也能够带给消费者一种新的消费选择趋势。 3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设计与美术元素的结合 3.1微媒体背景下民间美术与茶叶包装的结合 民间美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是我国民间艺术的一个主要部分。当然茶叶的包装与民间美术元素也是息息相关的,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微媒体背景下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应用中具有广泛性。虽然不同种类的茶叶的包装不同,但是都巧妙运用了民间美术元素。例如,纸质包装茶叶上的绘画图案,木质包装上的雕刻图案,以及布料包装中的刺绣图案。将民间美术元素应用到茶叶包装当中,不仅能够吸引消费者,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多元的中华文化。其次,微媒体背景下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应用中具有文化性。民间美术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了我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将民间美术元素应用到茶叶包装中,不仅仅体现了民间美术元素所蕴涵的美的价值,也使茶叶更富有文化气息和高雅气质。最后,微媒体背景下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应用中具有审美性。民间美术元素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具有很高的欣赏和审美价值,民间美术元素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如果将其运用到茶叶包装中,将会增加茶叶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3.2微媒体背景下传统包装与美术元素的结合 茶叶的包装设计,不仅仅是要给消费者视觉上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要凸显出茶叶本身所具有的营养价值和功效。将传统包装与美术元素相结合,不仅体现了茶叶的文化魅力,同时也注入了美术元素,不会缺乏现代感和时尚感。品茶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区分好茶和坏茶,更多的是要体会一种茶文化,感受茶的魅力所在,传统包装与美术元素的结合将茶叶的历史感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在欣赏现代艺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茶叶所蕴涵的厚重的美术气息。就茶叶的造型包装来说,将竹器、瓷器这些带有中华传统文化特点的器具应用到茶叶的美术元素中来,既体现了美术元素的美感,也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4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与美术元素的未来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茶叶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加,即使将美术元素与茶叶包装相结合,体现出了茶叶的美感,但微媒体背景下的茶叶的包装设计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微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快递,消费者的审美要求随之提高,但目前茶叶的包装设计缺乏创新,对美术元素的融合度不够,给消费者带来了选择上的障碍,加之相同的包装、不同的价格给人们造成了选择上的困扰。其次,微媒体背景下部分茶叶的外部包装过度融合了美术元素,与实际的茶叶质量存在差距,可谓喧宾夺主,因为随着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高品质的消费,人们开始选择外部包装精美的茶叶,即使价格高一些也无所谓,但是一些不良商家正是看准了消费者的这一心态,将一些劣质茶叶配上一个精美的包装,以较高的茶叶价格出售,因为微媒体背景下,微商、网上销售等方式日渐火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通过包装外观来判断,融入了美术元素的茶叶包装,外观一般会比较吸引消费者,最终给消费者造成了心理上的落差。最后,茶叶本身的特性与包装材质不相符。不同地区所产的茶叶种类不同,适合的生长环境也不同,在考虑茶叶包装的时候,应该最大程度地选择与茶叶本身特性相符合的包装材质,最大限度地保留茶叶的存留价值,不能为了单纯地添加美术元素而忽略了茶叶本身的特性,使得茶叶的保存时间缩短,茶叶营养流失。事实证明,在微媒体背景下茶叶的包装设计当中,不仅仅要考虑美术元素的运用,也要与市场营销相结合。要积极创新微媒体背景下茶叶的包装设计,了解微媒体背景下茶叶本身的特点特征,选择与茶叶本身相符的包装设计,不仅通过茶叶来带给消费者审美感和文化感,也带给消费者茶叶本身的营养价值。微媒体背景下茶叶包装的未来发展中,要考虑茶叶包装材质的多元化选择,根据茶叶的本身特性,选择最合适的包装材质。同时,应该积极创新茶叶的包装设计,将美术元素与茶叶包装相结合,带给消费者美的享受。此外,要准确定位茶叶的营养价值,给消费者带来最准确的选择空间,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挑选到适合自己的茶叶,实现茶叶包装所具有的最大价值。 作者:王伟 刘 亮 单位: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 茶叶包装论文: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茶叶包装的设计思路 摘要:我国的民间美术色彩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其已经成为区分我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显著标志。近年来,民间美术色彩凭借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在现代设计界初露锋芒,并迅速成为了设计界“炙手可热”的“新星”。本文以现代茶叶包装为切入点,在论述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特点后,又简要剖析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应用中的误区,最后从大力渲染茶文化内涵的深刻意义、积极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色彩的调控运用能力、融合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设计元素四个角度对其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应用提出了展望性措施。 关键词:民间美术色彩;现代茶叶包装;象征意义;科学技术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是与民间艺术紧密相连的,是最原始的艺术思想和最绚丽的艺术语言。其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五彩缤纷的色彩反映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希冀,折射出我国劳动人民的善良纯真以及独特的艺术品位。民间美术色彩因其耀眼的艺术光芒,一跃成为现代设计行业的潮流元素新宠,被广泛应用于包装设计之中。民间美术色彩元素能最大限度地展现产品的包装魅力,凸显其精神实质,并逐渐成为一种传播文化的艺术性载体。 1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特点 1.1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美术色彩也各有不同。我国地大物博,地理形态各异,其孕育的文化内涵产生的民间美术色彩也是丰富多姿的。每一种地域文化对当地的美术色彩的形成与发展都会有一种潜移默化地渐染作用,我国各少数民族也都定义了各自的色彩象征意义。例如,白族崇尚白色,视其为美好的象征;哈尼族偏爱黑色,以黑色作为高贵的象征;我们汉族更喜红色,因其蕴含着吉祥安康之意。所以,民间美术色彩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同一颜色在不同的地方寓意也有所不同。 1.2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 象征手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少见,其甚至贯穿着民间美术色彩的始终。所谓美术色彩的象征意义是指,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到某一色彩时所联想到的某一事物或触发的某种感情,简而言之,某一色彩表达某种特定内容,即该色彩为其象征。例如,蓝色象征着自由,红色象征着热情,黑色象征着端庄,每种颜色都有其各自的象征意义,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同时,在民间艺术的熏陶下,美术色彩也趋向多元化发展,其被赋予的人文情感更加浓厚,所象征的文化寓意也日益深刻。 1.3独特的装饰审美效果 民间美术色彩是我国传统装饰文化的重要元素,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传统审美艺术观的基石。民间美术色彩以艳丽的色彩搭配,展现各民族的风情特色。民间美术色彩在装饰上遵循“在巧不在多”的理念,运用简单的颜色营造出最佳的视觉美感,与极简主义的色彩要求相契合。同时,中国美术色彩也经常以色彩组合的形式被应用到装饰中,不同的美术色彩进行混合搭配,造成一种视觉冲击,极大地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总之,无论是民间美术色彩的单色渲染抑或是混色氤氲,都能勾勒出一幅幅韵味十足的色彩效果图。 2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应用中的误区 2.1茶文化意义过于浅显 五彩斑斓的民间美术色彩具有极强地装饰性作用,其对于现代茶叶包装的设计确实能达到美轮美奂的效果。但是,精美别致的外衣却掩藏不住茶叶包装中茶文化内涵的缺失。现代茶叶包装对于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已是司空见惯,浮翠流丹的美术色彩对于茶叶包装而言过于浓墨重彩,艳丽多姿的色彩并没有凸显出茶叶包装中的茶文化内涵,浓妆艳抹中反而丧失了茶叶包装的精神内核———茶文化内涵。而另一方面,设计师过于追崇茶叶包装的色彩意境营造,却没有找到色彩渲染与茶文化烘托间的平衡点,从而导致茶叶包装中的茶文化内涵被埋没。 2.2没有注入科技元素 我国茶叶包装发展历史悠久,其对于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技术也是日臻成熟,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色彩包装运用的理论体系。因此,现代茶叶包装沿袭的仍是传统茶叶包装的设计模式,没有注入新的活力因素,更遑论科技元素的导入应用。茶叶包装在色彩的甄别选择上沿用的是传统的人工肉眼识别,凭主观感觉去感知,没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的颜色识别系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的色彩辨别与选取工作。此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色彩组合与混色构图中,大多设计师,不善于使用计算机的平面设计软件中的色相色度功能,对茶叶包装的整体色彩进行细化润色处理。 2.3美术色彩搭配不当 民间美术色彩蕴含着深奥的审美哲学,其用色和着色颇为讲究,色相、明度和纯度的要求也很高,细微的色度差别就会调和出不同的颜色。我国茶叶包装设计师在运用美术色彩这一元素时,对于色彩的运用颇为浅薄。一方面,设计师在整体的构色过程中,由于其色彩综合知识的缺乏,再加上其不成熟的色彩组合手法,最后只会产生一种粗糙低劣的画面色彩感。另一方面,设计师在进行色彩的挑选工作时,所撷取的色彩象征意义与茶文化寓意不相符合,甚至大相径庭,产生一种沐猴而冠的既视感,使得茶叶包装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2.4时代潮流元素稀薄 琳琅满目的茶叶包装设计,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但若看完市场上的茶叶包装,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记住。一则是茶叶包装设计的识别度不高,没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大部分设计师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处于一种盲目模仿抄袭的境地。例如,绿茶的包装选用绿色来衬托其清新自然之感,然后设计师在进行绿茶包装设计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绿色,最后导致所有的绿茶包装设计出现“远看近看都是绿”的雷同现象,完全没有标识度。二则,茶叶包装设计师缺乏对潮流元素的敏感度,不善于将现代的时尚因子融入到茶叶包装中,使得茶叶包装的设计在色彩调和上略显突兀单调,不能激发大众的时尚消费欲望。 3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展望措施 3.1大力渲染茶文化内涵的深刻意义 目前现代茶叶包装设计陷入了华而不实过度包装的死胡同,大多设计师专注于茶叶包装的精致华美程度,而忽略了作为茶叶包装精髓的茶文化。设计师们被光怪陆离的消费观所引导,沉迷于茶叶包装的外观造型颜色设计,企图用夸张浓烈的民间美术色彩彰显其精妙的设计,殊不知丢失了灵魂的茶叶包装撑不起这样华美的外袍。因此,设计师应该对茶叶包装设计进行重新定位,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探究,将精深奥妙的茶文化内涵深入浅出地运用民间美术色彩阐述出来。同时,设计师也应该找到茶文化意义与美术色彩间的平衡点,通过斑驳的色彩渲染出茶叶包装中茶文化的深刻内涵。 3.2积极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倘若现代茶叶包装想在优胜劣汰的茶叶市场中,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则必须要以科技为先导,善于利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首先,设计师要与时俱进,掌握茶叶包装行业里的所有新资讯新科技,然后第一时间内将相关的科学技术引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之中,利用科技手段分析茶叶的不同属性,并根据分析结果选取与之相吻合的色彩寓意,最后利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进行整体的茶叶包装规划设计。与此同时,设计师也应该主动地走进科学,积极与科学家交流沟通,尽可能地将科技元素应用到茶叶包装的设计每一环节,从而推动茶叶包装的科技化进程,全面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 3.3加强对色彩的调控运用能力 虽然民间美术色彩体系庞杂,内容繁多,但是其对于现代茶叶包装的装饰性作用却不容小觑,其是表现茶叶包装茶文化魅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设计师应该首先从民间美术色彩的理论体系着手,逐一研究色彩元素的文化象征意义,扫清其美术色彩领域的盲点,重筑色彩理论框架,夯实美术色彩知识的基石。其次,设计师要不断加强其对于色彩的运用能力,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要从整体进行构色,不同的茶叶品种所展现的茶叶特色也不一样,其茶叶包装的用色要求也因此有所不同。所以,设计师要因茶制宜,对茶叶包装进行细化的分层设计。 3.4融合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设计元素 只有紧跟时尚才能赢得市场。茶叶包装的设计也应该立足市场,紧随潮流,打破常规,将民间美术色彩与现代潮流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能凸显茶文化内涵又能满足大众时尚口味的茶叶包装设计。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要充分发扬自主创新精神,突破传统的设计模式,敢于以新的色彩构图对茶叶包装进行不同风格的定位设计。例如,一改绿茶包装配绿色,红茶包装配红色的传统,尝试用红色点缀绿茶,用绿色来装饰红茶,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美妙效果。另外,茶叶包装设计师也应该留心关注时尚界的流行元素,不仅将流行色系引入到茶叶包装设计中,而且也将潮流元素融入其中。双管齐下,促进茶叶包装向现代潮流化发展。 4结语 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茶叶包装中的运用,是茶叶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同时也为民间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出路。二者结合,不仅能提升茶叶包装的艺术性,也能促进民间美术艺术的传承与弘扬。但是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已成为阻碍茶叶包装跻身包装行业前列的瓶颈问题,而如何运用民间美术色彩的文化象征寓意与情感意义来展现茶叶包装中的茶文化内涵,是值得设计师深思的问题。 作者:张彬 单位:湖北民院科技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茶文化与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关系 摘要: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层面,而且还蕴藏着深厚的精神文化。正因为如此,使得茶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国茶文化进行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茶文化在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渗透,以此来为日后茶叶包装设计的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茶文化;茶叶包装;艺术设计 近年来,随着我国茶叶包装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茶文化在包装设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在茶文化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也正逐步朝着专业、创新等多方面发展。所以,将茶文化与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有效结合起来至关重要,需要我们对其给予高度重视。 1中国茶文化概述 1.1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主要是以茶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不仅体现了仁、义、礼、德等道德观念,而且还充分展示了自然美和随和美。总的来讲,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即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其中,物态文化是指以茶叶为产品而展开的各类生产活动的总和,可被视为一种行业领域。心态文化是指人们在接触茶叶时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因素,比如说,人们在品茶时追求的意境、茶艺操作时产生的丰富联想等。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茶礼、茶艺和茶德等。而制度文化则指的是一种行为规范,随着我国茶产业的飞速发展,为了确保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可以顺利进行,各阶段的统治者都会制定一系列规范,以此来达到管理和控制的效果。 1.2中国茶文化的特征 中国茶文化的特征具有多个方面,例如,社会性、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地区性以及历史性等。近年来,我国茶文化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宣扬和传播,使得饮茶文化也逐步渗透到各个层次和领域,一直与人们的生活相伴。根据地域和民族习性不同,茶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展现形式也不同,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茶艺和茶礼,给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渗透 中国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渗透除了观念渗透之外,还体现在图案、文字、色彩等多个方面,为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注入了许多时代元素。 2.1茶文化设计元素与现代设计观念的结合 就目前平面包装设计理念来看,为了使产品包装吸引眼球、蕴藏深意,就必须在传统图形元素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进行重组、创新,进而表达某种思想和意境。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若想将茶文化的作用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充分发挥出来,首要任务就是对茶文化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茶文化影响力逐步扩大的今天,设计师在对茶叶包装、画册设计、LOGO设计以及茶叶海报宣传进行设计的时候,会将与茶相关的诗词和书画充分利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添加新的元素,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合理使用茶文化。与此同时,为了使茶叶包装设计更具观赏性,设计师往往会将茶文化中的民族元素与时尚理念结合在一起,不断赋予茶叶包装新的内容,进一步拓展设计内容和形式,使包装设计更具时代特色。总而言之,茶文化设计元素与现代设计观念的有效结合,打破了传统茶叶包装一层不变的模式,赋予了茶叶包装厚重的文化底蕴。 2.2茶文化在图案设计中的渗透 在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图案的应用最为频繁,最常见的图案有茶叶、茶具、茶画以及茶种植等,并在此基础上装饰写意的山水画或侍女图,使整体包装设计生动、形象,具有观赏性,不同风格的图案设计赋予了茶叶包装不同的艺术效果,同时也赐予了茶叶更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茶文化中所融入的生活习俗、民族风情和审美习惯也为现代平面设计注入了新的元素,很多平面设计者在对图形进行构造的时候,会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考虑其中,推出不同风格的包装设计。风格迥异,使茶叶包装可以在没有文字渲染的前提下,向人们呈现出另一种风格的美感,无形中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图案为主元素对茶叶包装进行设计,必须以各种几何曲线和抽象纹样作为表现手法。这样一来,才能够将简约、抽样的设计理念充分传达,推进图形表现手法的更新。 2.3茶文化在文字设计中的渗透 在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文字占据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字大多是与茶相关的诗句,比如说,“扬予江心水,蒙顶山上茶。”、“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这些诗句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包装设计的意境和神韵。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包装设计的古典美和文化特色,很多设计者会将文字设置成不同的字体,比如说,篆书、隶书、草书等,书体的变化与茶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有效融合,能够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更加充分地凸显出来。此外,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部分平面设计者会在茶叶包装中融入泡茶工艺,这种传播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茶文化,让中国茶文化具备了美学的内涵。2.4茶文化在色彩设计中的渗透色彩在信息传递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的色彩可以让人产生不同的感觉和联想。所以,色彩的合理搭配也是平面设计者在设计产品时十分注重的一项内容。目前,市面上茶叶包装的色彩多以绿色为主,绿色,既是茶叶本身的颜色,同时也是大自然的颜色,以绿色为主色的包装设计,可以给人一种清爽舒适的感觉。近来年,在茶文化飞速发展的推动下,茶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也被设计者转换为色彩融入到包装设计中。比如说,红色、黄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和黄色分别代表着喜庆和高贵。因此,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开始以红色和黄色为基调对茶叶包装进行设计,以此来凸显茶叶的尊贵。除此之外,金、银、黑、白也是当前茶叶包装设计中常用的颜色,其中,金、银两色代表着华贵、高档;黑、白两色代表着神秘、雅致。每一种色彩的使用都可以赋予茶叶包装不同的视觉效果,从而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感受。可以预见,在茶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色彩被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中,打破传统设计格局,使设计效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3现代茶叶的过度包装 图案、色彩、文字作为当前茶叶包装设计的几个重点要素,三者的合理搭配和使用不仅可以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而且还能够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然而就目前茶叶包装设计的现状来看,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过度包装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3.1茶叶过度包装现象 近年来,茶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大部分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对产品包装进行设计,以此来使产品看上去富丽堂皇、尊贵典雅。但据相关部门调查,这种设计方式虽然提高了产品档次,但却与商品的属性背道而驰,很多市价上千元的产品,茶叶的实际价格也就100-300元。这种过度包装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加剧环境污染,同时对企业的整体形象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之所以会存在过度包装现象,其原因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装设计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约束,加上企业缺少职业道德,从而导致该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是群众消费理念的转变,目前,大多数人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都倾向于通过产品包装判定产品品质,所以,精美的包装往往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这种消费观念却助长了茶叶过度包装的气焰,使茶叶包装市场陷入奢靡浪费的局面。 3.2解决茶叶过度包装的对策 首先,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任何行为的约束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茶叶包装设计也不例外。然而就我国目前此方面的法律法规来看,却仍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导致过度包装现象越演越烈。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根据当前平面设计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消费者需求,构建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倡导绿色、节约的设计理念,促使茶叶包装设计朝着节约化、美观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产品包装的设计效果,进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对行业标准进行制定的时候,应该根据我国茶叶市场的发展现状对茶叶包装设计中涉及到的内容、材料、要素、功能等进行明确规范,以此来制定符合我国茶文化发展的规章制度。其次,要倡导企业树立绿色经营理念,企业是开展产品包装设计的主体,企业的经营理念直接关系着产品包装效果,所以,树立绿色经营理念对企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制定发展战略。在工作中,应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于过度包装的陋习,应加大惩罚力度,反之,对于提高企业形象的产品包装则应给予相应奖励。此外,企业还要通过茶叶包装设计的独特性获取市场竞争力,杜绝出现雷同的情况,包装材料的选择应尽可能绿色环保。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茶文化对现代茶叶包装艺术设计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将茶文化有效渗透到茶叶包装设计中,除了可以将中国茶文化推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茶叶和包装设计行业的稳步发展,促使经济、文化向更高一层迈进,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需要对当前茶叶包装过度的现象给予足够重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措施将该问题解决,以此来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美观性。 作者:赵金霞 单位: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茶叶包装论文:民国时期茶叶包装与广告促销 摘要: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了不同的茶文化特色。民国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茶叶的出口量大增,而且全国各地的茶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拓宽茶叶销路,茶叶包装及广告成为最有效的商业促销手段之一。本文以民国时期浙江杭州几大茶庄为例,对其茶叶包装和广告特征进行分析介绍,以期对民国时期的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民国时期;茶叶包装;广告促销 我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茶文化特色。江浙一带是茶叶的重要产区,也是名茶的聚集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湖龙井茶,享誉中外。龙井茶最早出现在唐宋时期,明代已声名鹊起,到了清代,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成为众茶之首。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逐渐频繁,中国茶叶也作为商品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的沟通桥梁。在清代时,欧美国家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多,使中国茶叶的生产销售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龙井茶作为名茶之首,不仅成为每年的贡茶进贡宫里外,其它的都作为商品进行流通。民国时期,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已经逐渐形成规模,茶叶销售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各个茶庄为了争夺业务,不仅以销售龙井茶等名茶为主,同时辅以其它茶类,不仅茶叶种类丰富,而且销售方式也十分灵活。龙井茶按照不同的产地被商家分为狮、龙、云、虎四个字号,其中的狮字号的茶叶最为珍贵。每年到了春茶上市的时候,各地的茶商都云集浙江杭州采购新茶。由于杭州城内的茶庄数量众多,主要以经营龙井茶为主,再辅以其它茶类。茶庄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使茶叶获得更好的销路,许多茶庄都采取了各种积极有效的商业促销手段,其中茶叶包装和广告成为最佳的销售推广渠道。商品流通与广告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广告宣传对商品流通有着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我国很早就有广告,但是形式单一简洁,一般只在商品上面简单地标明产地和产品特征即可,没有更多的内容介绍,在我国一些传统的陶器制品上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标记,仅对商品的产地和用途简单介绍。除了工艺制品外,一些门牌、招牌、酒店广告形式也是主要的商品销售方式。在鸦片战争以后,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与我国的民族商业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广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报纸、杂志等形式出现的广告成为新的商业宣传模式。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关于茶文化资料的研究与文物征集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茶叶博物馆中,有一类重要的纸质文物,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对后人研究茶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其中收藏的关于民国时期茶叶的包装广告,对人们了解民国时期杭州龙井茶的经营销售有着重要作用。 1同大元茶庄茶叶价目表 民国时期,在杭州一些茶庄中,有一种微微泛黄的广告纸,上面印刷着茶庄经营的茶叶类型及价目。杭州的同大元茶庄是当时较具代表性的茶庄之一,从茶庄的广告纸上可以看到,该茶庄位于杭州市西湖仁和路口。广告纸上还附有内容介绍:“所销售的茶叶选自当地的狮峰茶品,并以春风前、明前、雨前茶为主,如杭白黄菊、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品……希顾客明察无任荣幸。”作为民国时期众多茶庄中的一家,同大元茶庄的经营业务也有所不同,主要以茶叶零售为主,先期主要经营内销茶,发展到后期也经营少量的外销茶。茶庄与茶号、茶行经营的业务有所不同,其中,茶号的主要业务是从茶农处收购毛茶然后进行精加工后运销;茶行的主要业务是代替茶号买卖茶叶,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茶栈的主要业务是向茶号贷放茶款,并介绍茶号销售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一般的茶栈都设在上海、广州等口岸城市。茶庄的主要业务是经营本地的龙井茶,杭州的同大元茶庄分为总部和两个分部,规模较大。在茶庄销售的龙井茶又有严格的分级,龙井茶以产区划分为狮、龙、云、虎,其中最优的为狮峰野茶、狮峰春前、狮字龙井、龙字龙井、云字龙井、虎字龙井等多个等级,而同大元茶庄当时销售最好的为狮峰野茶、狮峰春前。除了龙井外,茶庄还经营其它茶类,例如红茶、香茶以及一些茶食品。 2吴元大茶庄“多子”商标包装纸 在浙江的吴元大茶庄的商标包装纸中,印有身着民国旗袍的女子和六个身穿肚兜的可爱娃娃,图案下标有“多子”商标。虽然包装纸采用的是白纸套红印刷,但是图案却颇有深意,多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题材之一,有着吉祥如意的寓意,茶庄以此作为图案,是希望茶庄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同时又别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在图案两边印有文字,主要内容是介绍该茶庄所经营的茶叶种类,以及茶庄的发展历史,内容中这样写道:“盖茶之为物,清超五味美,普洱松萝不一其种,欲思止渴消烦……今特新增多子图,内仿记记,以杜僭冒而广招徕……”从包装纸上可以得知吴元大茶庄位于杭州望江门直街石库门内。吴元大茶庄是当时杭州内十分出名的老字号茶庄,所经营的茶叶物美价廉,品种丰富。由于民国时期的茶商多而杂,茶叶也有较多假冒商品,为了树立自己的品牌,提升茶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吴元大茶庄通过“多子”商标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不仅彰显自己茶庄的经营品质,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宣传作用,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较高知名度。 3方福泰茶庄包装纸 方福泰茶庄的包装纸同样是白纸套红印刷品,上面的图案是一身穿民国旗袍的端庄女子在茶园采茶,这一图案是茶庄的主人自己设计绘画的,图案旁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茶庄经营的茶叶种类,有各省市名茶、龙井、碧螺春等,内容中还写道:“……货真价实,遐迩弛名,并杜假冒,特加福字商标。”包装纸上还印有茶庄的地址与电话。方福泰茶庄位于河坊街与中山中路交叉处,这里曾经汇集了杭州城里最著名的商铺,例如孔凤春香粉店、状元馆面店、宓大昌烟店等,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由于方福泰经营业务较广,诚信无欺,因此,销售业绩十分喜人,还曾在这里建起了三层小洋房,颇为气派。 4乾泰茶庄广告纸 乾泰茶庄的广告纸独具特色,上面印有双旗商标,内容介绍也十分详细,例如写有“茶之为物,自古推重,诗人逸客每以煎茶寄与宾朋,雅集犹为席上嘉珍……浙省龙井芽茶著名海外,经通各省……久为各界欢迎,诚恐以伪乱真,当不以余言为欺也。”在内容下方还标有茶庄的具体位置及联系电话。乾泰茶庄的业务不仅仅以茶叶销售为主,而且在当时的西湖狮子峰之阳等地还有千亩茶园,主要种植龙井茶。由此,茶庄以自产自销的方式销售龙井茶,茶庄经营十分顺利,利润也较丰厚。茶庄丰富的利润也吸引了其它行业的商人,例如曾经以经营棉布而得名的高义泰老板,也加入到茶园种植中来,在当地购买了千亩茶园,开办茶场,种植加工龙井茶。 5吴元兴茶庄包装纸 吴元兴茶庄与吴元大茶庄的位置相近,都在杭州城内望江门直街石库门内,所用的广告包装纸也为白纸套红印刷品,广告中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了茶庄的位置,以及所售茶叶的种类。由此可见,当时在望江门一带茶庄经营十分红火,许多茶庄在此落户,由此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吴元兴茶庄主要以经营龙井绿茶为主,但是同时也销售西湖藕粉等食品,经营种类较多,由此可见,当时茶庄经营的范围较广,内容十分丰富,也是茶庄生意兴隆的原因之一。从以上几家茶庄的广告包装介绍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一些较大型的茶庄主要以纸质广告为主,从图案内容到文字内容,大多以介绍茶庄历史及茶叶销售种类为主,并附有茶庄地址和联系电话。除了茶叶包装纸外,茶叶广告语也是民国时期运用最多的茶叶销售手段之一。浙江的方仁大龙井茶庄曾推出了一种“三前摘翠”的茶叶包装盒,此包装盒是由杂木制作而成,形状呈四方形,有抽拉式门,门上有铜制提梁方便推拉,包装盒上印有茶庄的名字,整个包装盒精致高档。在当时的茶叶店里,使用最多的广告语即“三前摘翠”。所谓“三前摘翠”是指社前、明前、雨前茶,其中的社前是指春社前,社日原本是指古代祭祀土神的日子,分为春社和秋社两祭,采茶的社前是指春社前,是指在立春之后四十五天左右的时间;明前是指清明之前;雨前是指谷雨前。由于茶树在经历了头一年的休养生息,体内聚焦了大量的养份,在春天之时,发出的春芽更能够茁壮成长,不仅芽叶更壮,色泽也更绿,是最适宜采茶的季节。除了“三前摘翠”的茶叶包装盒,“吐绿含英”也是龙井茶的包装盒之一,形状同样呈现四方形,有抽拉式门,内里可以放置两罐茶叶,此种包装盒是由杭州的永泰茶庄推出。通过不同的茶叶包装盒可以获知茶叶的出处,也使茶叶的包装更丰富,提升茶叶的档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中国茶文化也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民国时期是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关于龙井茶包装及广告语的介绍与应用,不仅使我们对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传统茶文化的表现形式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透过那微微泛黄的纸质包装纸和精质的茶叶包装盒,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民国时期的茶文化仿佛与我们相隔并不遥远。在珍贵的历史文物中,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作者:张群力 刘立玲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设计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摘要:传统元素运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帮助我们在茶文化中获得新的启示和认知,茶叶包装设计中的隐喻渗透着茶客的认知、感情和想象。近来关于民族元素与茶叶包装设计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已经白热化。国内很多包装设计师对于视觉艺术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都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与贡献。 关键词:茶叶;包装设计;传统文化;视觉艺术 茶叶包装设计多是茶客与设计师对水光山色、帘子荷叶等美景而欢歌,它有悲秋愁绪,取而代之的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命的热爱之情。茶叶包装设计中体现着文人的书香生活,使得其社会关系单纯,摆脱了封建社会中的庸俗事物。茶叶对大自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一种童心的向往。通过喝茶悟道,茶客和设计师对生命的刹那感悟借助茶水隐晦地表达出来,形成映射关系。 1传统文化对茶叶包装设计的意义 文化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整体,具备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它是由我国历史环境而形成独特的传统观念和价值意义的文化活动圈,精神及价值层面是主要内核。茶文化中体现了对人们生活情怀、田园理想和生命自由的仰慕之情愫,对贬谪失意者飘零之感、离乡之叹和仕途之愁的深切关怀,对游仙修禅、隐居避世的宗教情怀的接受认同等,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塑造;自宋代以来,茶文化所蕴含的隐逸精神、贬谪心态、山水意识是对庐山地域隐逸文化、贬谪文化、山水文化的发掘与传承,体现了位卑忧国、静心修性和展现个体价值的精神意识,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传统的有效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精神表明我国文化“内倾化”、追求“内圣”和精神圆满自足的趋势和转变。可见,茶叶不仅是对传统精神文化作了继承和提升,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的特质与演变,具有文化学意义。文化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将设计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一个民族的特定文化,主要出于转换视觉艺术研究视角的目的,构架了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桥梁,从文化空间特征及其联系的角度,促进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极大的拓展了研究空间。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系统,从本土文化角度研究茶叶包装设计,既有对我国自然景观、物产、风光的发现和挖掘,也是对茶叶中体现的人文思想进行观照、梳理,还要对二者共同构筑的文化系统进行整体、立体的研究。因而,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对于挖掘我国茶文化丰富的文化魅力,增强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与影响力,推进我国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现实与功利意义。 2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视觉艺术视阈下对产品包装设计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现在的茶叶包装设计主要通过分析平面元素,探究茶叶包装设计对不同所产生的不同顾客情感变化及特征。总结出茶关于青春、相思、忧愁和高洁品质等隐喻结构。通过分析茶叶包装设计如何用情感隐喻来抒发高洁、古典和风雅等艺术情操,最终把茶文化视觉艺术的细腻情感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通常的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元素是从“自然现象”、“抽象概念是具体物体”和“无生命物体”三大部分详细地描述了产品包装设计中视觉艺术的用法。还有一些相对全面的设计理念偏重于对茶文化元素的隐喻的认知分析,且内容偏重于产品包装设计的实用性而非艺术效果。这类设计理念虽然成果众多,但是大都不够系统全面。研究多是对单个成功的产品包装进行研究,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分析认识。关于茶叶包装设计对传统文化与视觉艺术的取舍、偏好,以及迥异于顾客的情感映射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赏花与品茶是文人的心头爱好,结合着两种传统文化印象,自然而然地能够成就让顾客满意的茶叶包装设计。品茗赏花,看着花从含苞待放、美艳地盛开再到枯萎凋零,难免想到韶华易逝,容易感叹大好青春太短暂,这与茶客品茶论道后的豪情万丈不同,茶叶包装设计醉得风雅脱俗、楚楚动人,设计元素别有娉婷。“花”与“茶”是产品包装设计中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语料,伴着好花好茶,时光中有欢喜,却也有悲伤、忧郁和孤独。此外,中国文人茶客因关心国家社稷、忧国忧民,这就使得茶叶包装设计常常被主观赋予了时代色彩。传统文化首先给我们呈现了茶叶包装设计对美好事物的单纯欣赏。植物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总是与众不同,不是简单地堆砌典故,而是喜欢通过对事物细致入微地观察而达到创作的真实和生动形象。“风度精神如彦辅”以毛尖的姿态隐喻高洁精神,抒发了设计师对毛尖的喜爱。也有设计师将桂花茶喻丁香对比,“丁香千结苦麄生”此处丁香“花蕾千结”隐喻愁绪的“固结不解”,别具一格。“熏透愁人千里梦”谈到龙井香味的浓郁,其浓香惊醒了茶客的好梦。其形态厚重成结让人压抑,不及茶叶芳香的品格。包装设计中表达了设计师崇尚清高的情怀。茶最初的产生是为了解渴,自陶渊明过着将诗茶结合的生活后,饮茶变成一项高雅活动而备受文人喜爱。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茶文化碰撞出的火花一直都是耀眼的存在。以茶会友、切磋文采或独自畅饮消遣都离不开茶。封建社会的人们受封建礼教约束,所以人们饮茶、创作肆意谈论国事,是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反抗,是追求个性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展现,是对所谓“柔顺”和“美德”等规范的挑衅。这使得我国很早就开始重视茶叶包装设计,依据王仲闻的《茶叶集校注》统计,前任保留下来的茶叶外包装近乎一半都是描写“捧斛别有娉婷”的饮茶风情。此外传统文化中多处出现茶的美称如“琥珀”、“绿蚁”、“扶头”等以及“尊”、“杯”、“盏”等盛茶器具的名称。茶就像人们精神世界的血脉,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茶不煴不火,恰如其分,饮入喉间平常自然却蕴含枨触。气候尚冷,沉香慢慢燃烧着。于是茶客开怀畅饮,希望忘掉忧愁和思念。茶也能使人兴奋,让人血液沸腾,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喝茶可以助兴。在茶叶包装设计的通过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可以给人带来不少愉悦的感受。在铁观音以“无忧无虑”为主题的一款包装设计中,将茶隐喻为“发酵原液”,前者青春活泼、甜蜜美好,后者品尝起来甘甜芬芳令人愉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随着时间流逝,茶从“发酵原液”转为“新酿成茶”。这时茶体辛辣粗糙,色、香、味、格尚未协调,映射着茶叶包装设计此时的“人生百态”。茶能怡情也能伤情,茶能激发情绪,所以古人说“赌书消得泼茶香”。综观历代茶叶包装设计,不管是不同的地域还是不同的时代,通过引入水元素可以隐喻爱情或者描述光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所以古人对水很崇拜。如创生神话女娲造人中人是水和泥做的,再如《管子》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室也。”古人认为天地都是水衍生的,所以水就是生命。后来男女多在水边相会的社会风气影响,以及水绵延不绝的物质特征,水与爱情、相思之情的映射逐渐在人们的认知机制中形成。这种认知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如《诗经》中许多作品中水内化为情思,隐喻着怅惘的相思。这点可以通过分析金骏眉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视觉艺术“水是相思”窥得一二。天气对人心情的影响非常大,它能让人担忧、惆怅、烦闷,也能让人舒畅、开朗、豁达。这点可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体现,深夜饮茶往往会却“残茶不消浓睡”,可见心中积闷之厚。“试问野人家”时问着多情而答者意淡,表现出设计师害怕面对荒郊野叟,却又迫切想知道结局的矛盾心理。红茶包装中曾应用了一句“绿肥红瘦”,藏无数曲折,设计师在自问自答中感叹茶叶难得,同时又暗含对时光匆匆的惋惜,炼字甚精。表层意义上,设计师借“绿肥红瘦”隐喻容颜易老,含蓄地表达了人们普遍的情感。但透过现象更深入地理解,包装设计也体现出了劝人以茶,无需过多担忧年青春易逝,而应该如喝茶一般细细品味余下人生。如有设计师在茶叶包装中写道:“拚了尽烛,不管黄昏”,认为应该珍惜花好月圆的美好时光,珍惜与茶客一起通宵达旦、饮茶赏花的欢乐。抒发人应在有限的生命中,学会享受美好年华的乐趣。这些意象,都是对我们宣传传统文化和视觉艺术的良好传承。设计师也可以通过借助唐诗宋词来加深茶叶包装设计的高雅,如滇红包装中运用《玉楼春•红酥肯放》中的“小酌”一词表达品茶时的悠然;《醉花阴》中思念友人借茶抒发离愁别绪而“把茶黄昏”;《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病茶”;《念奴娇•萧条庭院》中宿醉无人陪,只能借“扶头茶”消磨孤寂的光阴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传统文化意象。有人说,生活如那陈年老茶,蕴含了浓郁的味道却隐而不发,种种忧思一旦倾泻出来却似那陈茶般韵味深远。对人生无奈的至情倾诉,国愁、乡愁和情愁伴着茶香弥漫着悲怆沉郁的氛围让人忧伤。如碧螺春茶叶包装运用《菩萨蛮》中“忘了除非茗”表达对现实处境的烦忧无奈怀念着祖国,凝重的乡愁致使最后“茶未消”等等。茶叶包装设计中体现着不同人的人生轨迹,见证了茶客的自信乐观与幸福欢乐,也承载了人们的相思、悲凉和风雅情谊。不同的设计理念映射不同时期的人生阶段,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美。 3结语 本文以传统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主要从茶叶包装设计的传统元素、艺术特色和与作品对比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以聆听茶叶包装设计的元素文化内涵。在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茶叶包装设计,拓展茶叶包装设计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进一步验证了传统文化对我国艺术设计的阐释力。因笔者能力有限,本文的研究存在着许多不足,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作者:张可 单位: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设计色彩心理研究 摘要:我国是传统的茶叶大国,无论是茶叶产品的体系化,还是整个茶叶产品的内涵都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人们对茶叶产品有着成熟的感情。但是随着互联网电商模式不断成熟,如今茶叶产品在市场营销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效果,就需要充分注重包装设计活动的系统化开展。本文拟从色彩心理的相关内涵认知入手,结合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中存具体问题和不足,根据消费者对茶叶产品包装的相关要求,从而探究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色彩心理的具体应用思路。 关键词:茶叶产业;包装设计;色彩搭配;心理内涵;整体性 心理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其实际上是对人具体行为的支配力。而对于茶叶产品来说,虽然人们对茶叶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度,设计者不能选择合适的色彩,就会影响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具体开展效果。结合当前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状况看,想要实现最佳设计效果,就必须注重对当前包装设计方式进行创新和完善,通过有效融入设计理念,从而实现最佳设计效果。 1色彩心理的相关内涵认知 色彩心理无疑是当前人们在对心理学进行成熟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体理论内容。在这一心理学研究观点过程中,其认为人的心理与色彩颜色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选择不同的颜色,实际上从深层次上看,这与其心理特点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在充分了解人们自身心理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分析人们心理特点与各种颜色选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对整个心理色彩恰当应用之间有着重要关联。色彩心理,是一种情感,客观上说更是一种基于色彩的心理因素。因此,色彩心理应用活动,也就是说通过有效应用色彩,以及灵活搭配色彩元素,从而能够让人们在充分看到色彩的外在表现同时,联想到情感背后所具有的客观内涵,进而实现观赏视觉与内涵理念认知的实际性转化。因此,色彩情感是当前整个设计活动开展过程的客观要求,想要取得良好的设计效果,必须将色彩元素的有效结合应用其中,从而实现理想的情感启迪效果。色彩是一种可以直接观赏的元素,良好的色彩展现,不仅能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其中所具有的色彩元素,同时也能通过色彩的内涵与外在展现,使得人们即使不打开整个产品的外在包装,通过有效合理应用色彩元素,从而实现对整个产品的有效认知。对于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来说,合理应用色彩元素,感知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内涵,从而实现整个情感心理的准确运用。这也能够为商品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和内涵丰富诠释提供有效帮助,进而实现色彩心理的最佳效果。通过完善准确认知色彩心理,并且将其与整个设计活动相结合,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整个设计活动中所传递出来的具体内涵和心理要素,从而服务整个产品内涵的有效展现。当然,不仅如此,将色彩心理有效融入到整个产品设计活动中,将为产品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提供有效帮助。色彩心理实际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也就是说选择人们所能感受和理解到的情感色彩,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对整个色彩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能够充分满足整个设计活动的具体需要。 2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中存具体问题和不足 客观的说,当前多数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抄袭现象,多数茶叶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必要投入,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与产品的外在展现之间有着较大差距。由于茶叶产品缺乏外在设计与内涵融入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就使得整个茶叶产品很难实现理想的营销效果。所以,在当前市场发展背景下,创新设计理念,优化元素应用,必然能够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展现效果,同时其更是茶叶产品价值内涵的有效诠释,所以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的状况直接影响到茶叶产品的内涵和市场认知度。但是结合当前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状况看,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为:缺乏对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价值的准确认知,当前多数茶叶生产者认为影响整个茶叶产品的市场认知度的基础和关键在于产品的品质,因此未能认识到茶叶产品设计对整个茶叶产品的价值影响,因此缺乏对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重视度。不仅如此,当前整个包装设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缺乏对消费者自身需要的系统化融入,特别是未能将消费者自身所期待的生态理念融入到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活动中。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其还存在未能将生态消费理念融入其中的问题和不足,随着当前生态绿色理念日益成熟,如今想要实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理想效果,就必须注重选择合适的色彩元素和情感理念系统化融入其中,通过充分注重对设计活动的创新完善,从而为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实现理想的效果。比如在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来说,产品的外在包装色彩能够给人们直接理解和认知,但是当前在整个设计活动中,多数消费者并没有认识到色彩情感所给与人们认知的相关效用。当前其在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并未将时代元素融入其中。在当前整个时展过程中,元素融入应用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和表现,比如在开展产品包装设计活动时,需要将科技元素和时念融入到茶叶产品包装设计中。但是从目前茶叶产品的具体包装设计活动开展效果看,开展过程中未能予以有效创新,因此不管是设计理念,还是设计展现效果,都显得单一,特别是创新色彩不足。 3消费者对茶叶产品包装的相关要求 对于整个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来说,想要实现理想效果,其不仅需要充分注重选择合适的设计材质,尤其是要认识到当前茶叶产品在生产与营销过程中,必须创新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思路。合适的材质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其中所具有的内涵,同时还能便于整个茶叶产品的运输。材质在选择过程中,还要充分注重选择健康绿色生态的元素,通过合理选择,从而提升茶叶产品的理想效果。当然,在当前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还要将其与消费者自身的需要与之相融合,针对当前人们对产品的文化内涵有着较高期待,因此当前在开展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时,将文化内涵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过程中。融入文化要素和内涵将大大提升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的视觉观赏效果,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整个茶叶产品中所具有的价值理念。在互联网电商模式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茶叶产品想要实现理想的经营效果,就必须将茶叶产品营销与这一时代要求系统化结合起来,特别是随着当前消费者日益认可和应用互联网电商这一模式,茶叶产品想要实现理想的市场占有率,就必须从电商模式建设的客观需要入手,通过创新互联网电商模式的具体理念,从而实现整个茶叶产品的最佳营销效果。实际上,互联网电商模式不仅影响的是整个茶叶产品的营销过程,其同时也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购买行为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以往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可以直接挑选和查看茶叶产品外,当前消费者通过选择互联网选择茶叶时,其只能通过图片展现和视频宣传来感知和选择产品。因此,良好的茶叶包装设计不仅能够有效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也能让人们更能全面了解和认知到该茶叶产品。 4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色彩心理的具体应用思路 对于茶叶产品来说,影响其整体价值的元素,不仅是茶叶产品自身的品质内涵,同时还与其产品外在包装设计之间有着重要关联。相对于品质上的提升外,在互联网电商经济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外在形式和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因此茶叶产品想要充分满足市场需要,就需要注重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工作的有效开展。当然,在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不仅是色彩包装对整个设计活动有着重要影响,茶叶产品包装设计者自身的具体应用心理也直接关系到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的具体效果。因此如何才能将色彩心理与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相结合,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要在细化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和所在地区特点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细化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的特点,从而实现茶叶产品包装的理想设计效果。其次,要注重融入文化内涵,从而赋予茶叶产品应有的底蕴,当然不同的色彩心理也表现出不同的情感理念,比如青铜色所给与人们的就是厚重的传统文化,而绿色也能让人们感受到完善的生态文化。通过融入文化理念,也大大提升了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的理想效果。最后,在进行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还要从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出发,结合包装设计的个性化需要,通过融入包装设计活动的应用趋势,从而赋予茶叶产品包装设计相应人性化内涵,当然想要实现茶叶厂包装设计与具体消费活动的情感互动,就需要选择合理的色彩,不同色彩所给与人们的情感理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欢快色彩,其更能激发人们的认知度。 5结语 我国作为传统的茶叶大国,不管是整个茶叶产品体系内的具体产品种类,还是茶叶产品在整个茶叶消费市场上都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地位和具体影响。通过将色彩心理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激发消费者自身的购买欲望,同时也是当前茶叶产业创新发展,优化升级适应时代的必然要求。茶叶包装心理元素的有效应用,能够实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最佳效果,进而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当然,优化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思路,实际上也是整个茶叶产业创新发展的客观表现。 作者:刘建岭 单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工部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设计文字和色彩的运用 【摘要】茶叶包装设计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茶叶包装设计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本文通过对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文字和色彩应用进行分析,以期对茶叶包装设计的审美价值有所了解,同时对茶叶包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更清晰的认知。 【关键词】:茶叶包装;文字;色彩 茶叶包装设计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茶叶包装设计不仅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对茶叶有一定的保护储存、传递信息等功能,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茶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与延伸。茶叶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饮品,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饮茶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与享受,因此,茶成为人们寄托思想情感的媒介,尤其在古代,文人更将茶作为创作的源泉,各种以茶为题的书画作品应运而生,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茶文化内涵,随着茶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茶文化的审美价值也越来越高。茶叶包装设计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茶叶种类繁多,不同茶类有不同的茶性特点,茶叶包装设计不仅能够向人们传达更丰富的茶叶信息,引起人们的关注,使他们对茶叶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知,进而实现茶叶的销售,提升茶叶品牌知名度,而且茶叶包装设计还被赋予了深厚的思想内涵,茶叶包装设计以茶文化为基础,以直观的视觉体验传达出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体验,使人们获得情感的共鸣。茶叶包装设计是集文化与经济于一体的文化形态,既能够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也能够为茶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可以说,茶叶包装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是通过不同元素的融合,体现出文化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元素是文字和色彩,通过对这两个元素的介绍,对茶叶包装设计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文字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文字是茶叶包装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元素。中国的汉字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字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演变和进化,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艺术瑰宝。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独特的文字表现形式。书法被称为流动的语言,可见,书法虽然是静止的文字,但却传达出丰富的语言特色。中国书法字体较多,不同字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特色,因此,文字在设计中运用的范围也较广。在茶叶我装设计中,文字是必备的元素之一。在一些优秀的茶叶包装设计中,都十分重视文字的运用,对于字体、字形的把握十分谨慎。茶叶是一种特殊商品,茶叶包装设计和文字同样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将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两种文化内容结合在一起,进一步突出了茶叶包装的文化特性。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文字内容主要包括茶叶名称、茶叶企业名称、茶叶说明资料介绍和广告文字等。其中茶叶品牌和名称一般出现在茶叶包装的主要位置,而且表现形式十分规范,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这样的文字安排主要是想体现茶叶品牌的规范化,给人以积极健康的形象体验,茶叶名称所运用的文字也可以进行适当的修饰,使文字更具特点而又不失质朴典雅之气。茶叶企业的名称一般放在茶叶包装的侧面或者背面,字体也十分规范,一般没有过多装饰。茶叶的说明资料即茶叶的用途、注意事项等,都安排在茶叶包装的背后,字体主要以印刷体为主,内容也较为简单。虽然茶叶资料介绍较为简单,但包含的内容信息却十分丰富,不仅向消费者介绍了茶叶的用途,同时也是茶性特点的直观体现。广告文字是对茶产品的宣传推广的文字,这也是茶叶包装设计中最为灵活的内容,无论是字体还是位置都十分多元化,以体现茶叶的品质和特点为主,目的是促进茶叶的销售。广告文字虽然使用范围较为广泛,但并不是茶叶包装设计中必需的元素,是茶叶包装设计的辅助与补充。 文字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主要是以印刷体出现的,由于印刷体文字清晰持久,因此广泛在各种茶叶包装中应用广泛。汉字的字体种类较多,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主要以宋体、黑体、综艺体为主,不同的茶叶包装根据其风格特点选用不同的印刷体,从茶叶包装上的文字几乎就能够了解茶叶是哪一种类,这也增添了茶叶包装的代表特点,使茶叶种类更加容易区分记忆。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还有一些文字运用了装饰性字体,相比传统字体,装饰性字体形式更加丰富,更能够形象地体现出茶叶的风格特点,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装饰字体主要是从字体的结构、笔画、外形等方面进行组合变化,使字体更加灵动活泼,丰富了茶叶包装的整体视觉效果。但是要注意一点,无论装饰字体怎么变化,前提是以体现茶叶的基本特点为主,能够准确清晰地传达出茶叶的相关信息,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茶叶内容,对茶叶品牌有更清晰的记忆。尤其是书法的文字运用,由于书法字体较多,变化较复杂,一些字体很难辩认,因此,在运用书法时要充分体现其可读性,即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如果运用的书法字体较难识别,则应当进行适当调整,以保证字体的可识别性和茶叶特点,同时也与茶叶包装的整体风格相协调节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茶叶品牌和茶叶名称的字体要统一。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的文字不仅要体现茶叶消息和茶性特点,同时也要满足市场发展需要。如果茶叶包装针对的是国内市场,可以根据中国人的汉字使用习惯进行设计,以满足国人对茶叶包装的需求。如果茶叶包装针对的是国外市场,那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文字不仅要有汉字,也要有相应的外文说明。英语是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对于英语的运用也注意区别字体和大小写,以保证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英语能够运用得当,既传达出正确的文字信息,同时也提升了茶叶品质,促进了茶叶的销售,提升了茶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我国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得也十分广泛,由于色彩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变化,因此色彩对于茶叶包装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合理的色彩搭配能够提升茶叶包装的品质,促进人们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和购买。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不同的色彩运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色彩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与茶叶的品种、档次都有密切关系,同时色彩的运用也要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喜爱,以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我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茶叶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红茶、绿茶、黑茶、白茶等,不同茶类具有不同的功效和特点,也体现了不同的茶文化内涵。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要根据不同的茶叶选取相应的色彩,以突出茶叶特点。例如,绿色、蓝色等色彩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与绿茶的茶性特点相符;红色给人以温暖热烈的感觉,与红茶的茶性特点相符。由此,茶叶种类与茶叶包装中的色彩运用有着密切关系,只有使用恰当的色彩搭配,才能更生动形象地展现茶叶的特点,突出茶叶包装设计的艺术特色。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色彩要注意,色彩与茶叶包装物相呼应,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要注意明暗、深浅的合理搭配。首先,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要与茶叶包装物相呼应。 人们通过茶叶包装色彩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茶叶信息,不仅对茶叶外观色彩有所了解,同时能够联想到茶叶包装内的产品形态。在当前茶叶市场中,茶叶包装色彩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在众多的茶叶中,人们通常被茶叶包装色彩所吸引,进而实现进一步的购买行为。但是,目前市场上许多茶叶的包装色彩趋于雷同,由于没有特别之处,因此无法单从色彩上区分茶叶种类,消费者很难从茶包装色彩中联想到茶产品形态,对于茶叶品牌来说,无法实现有效推广,也无法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其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色彩的变化也是十分丰富的,丰富的色彩能够提升茶叶包装的关注度,但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色彩搭配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深浅的色彩搭配运用得最炎广泛,通过同一色彩的深浅搭配,使整体效果更加协调,提升了茶叶包装的整体艺术品位和视觉效果。例如绿茶包装中常见的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色彩搭配,给人以清新雅致的感觉,充分体现了绿茶的特点。消费者在看到这样的色彩搭配时首先会想到绿茶,使绿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色彩的深浅对比对茶叶包装设计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色彩的合理运用对茶叶品牌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对茶叶的推广和销售也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作用。同一色彩的深浅、明暗对比,能够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丰富茶叶包装的艺术效果,给人以丰富的视觉体验和精神体验。例如以浅色为底色,以深色为主题图案,这种色彩的深浅对比,能够衬托出茶文化的厚重之感,再配以各种简单的装饰,增添了茶叶包装设计整体的审美意境,给人以舒适典雅的感觉,提升了茶叶包装的艺术魅力。总之,色彩是茶叶包装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合理的色彩搭配运用能够提升茶叶包装的整体效果和产品品质。茶叶包装设计者要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全面分析,以消费者需求为目标,不断地调整运用色彩搭配,使其更符合市场的多元化发展需求,使茶叶包装设计更有利于茶叶品牌的推广,促进茶叶宣传销售和茶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彭淇琦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方法 摘要:茶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茶叶包装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好的茶叶包装不仅能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在无形中也提高了茶叶的档次。为了让茶叶包装更为精美,我国茶企业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美学与茶叶包装的关系上,本文将基于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特征,对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艺术设计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究,以期能对我国茶产业日后的发展贡献出绵薄之力。 关键词:美学视角;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方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加深,我国的茶叶搭乘全球化的顺风车走遍了世界各地,开始成为西方各国会客厅的常驻者。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茶叶包装最初主要注重实用,对外观的要求极低。但由于茶叶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攀升,茶企业不得不对包装进行艺术加工。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对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艺术设计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析,提出了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具体方法。 1相关概念概述 美学与人类的审美密切相关,可以说审美就是美学的核心内容。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就是在人的审美的基础上,用艺术加工的手段去迎合各类人群的审美。现今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但在某些方面依旧不如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对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的内涵没有更为细致深刻的理解。 1.1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现状 最初的茶叶包装,更为注重其实用性,仅以纸张包裹即可,随着全球化大浪潮的席卷,这种简陋包装方式已逐渐被摒弃,在茶叶包装的材质方面有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同一种茶叶为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甚至有纸盒装,铁盒装,礼盒装等各式各样的包装[1]。此外,在茶叶包装的配色和图案方面也较之前精美了很多,最常见的就是以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画元素和书法中的各种字体,这些精美的茶叶包装给茶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更为广阔的市场,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各类消费者的审美,具有了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就此止步,而是为茶叶包装更高的艺术性迈出了第一步。 1.2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内涵 自从认识到茶叶包装的重要性以后,就开启了茶叶包装改革的大门,一次又一次对茶叶包装的改进使中国的茶叶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一度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美学的流行使茶叶包装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茶叶包装的内涵,和其内在的艺术性。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指的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依据茶叶的性质对茶叶包装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茶叶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此外,茶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同样也承载的中国的文化,因此,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也拥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即在进行包装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文化,将中国的文化和茶叶包装进行完美的结合,使茶叶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一种承载着文化的艺术品[2]。 2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的特征 茶叶包装自茶叶走进世界市场以来,就在不停地发展和进步中。茶叶包装的改进使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一隅之地,将美学与茶叶包装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方法将对茶叶的市场扩大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艺术设计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以简约为美,以传统为美,以文化为美,只有对这些特征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真正让茶叶包装成为一种艺术。 2.1以简约为美 “简约”并不意味着简陋。最初那种以纸包裹,辅以麻绳的包装方式谓之“简陋”,而非“简约”。在茶叶包装发展伊始,茶叶包装运用色彩繁杂,将多种内容堆砌与茶叶的包装上,这样的包装给人以繁重的感觉[3]。近几年来,简约被美学普遍接受,形成了一种以简约为美的社会氛围,简约追求的是以最简单的一些元素去诠释复杂的东西。对茶叶包装的简约,并不意味着简单和简陋,而是更高程度地追求精简的美。 2.2以传统为美 中国历来有“茶之故乡”的美称,茶叶自出现到如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给茶叶打上了中国传统的印记,因此,茶叶不单单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一种传统,其更是和中国的瓷器一同被当做中国传统的最高形式。美学视角下的茶叶包装,已不仅仅是为了茶叶的实用和好看而设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表现出中国的传统内容。我国茶叶的包装,在色彩的运用上,多以绿色为主,图案的选择上多以中国古老的神兽和如意图案为主,我国茶叶包装大同小异,没有很好地和各种茶叶的传统特色和地域性相结合。此外,中国的茶道有“清”“静”“雅”三部分内容,这是在茶叶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内涵,代表着茶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茶叶的包装也应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诠释,力求把茶叶最传统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在包装上[4]。 2.3以文化为美 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茶叶自神农时代就已有记载,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千年而不衰,并由茶叶为核心发展起来一门独立的文化形式———茶文化。茶文化为茶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其加入了文化的内涵。从现代审美的角度出发,拥有文化底蕴的物质就是最美的,把茶叶的包装作为茶文化的有效载体,不仅能大力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更能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瑰丽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中国文化的魅丽。中国的水墨画、中国的毛笔字、中国的传统图形等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这些元素充分的运用于茶叶的包装中,将会使中国的茶叶获得更多世界人民的喜爱。 3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艺术设计方法 茶叶包装是茶叶进行信息传输的媒介,对茶叶市场扩大和文化输出的作用已是不言而喻。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设计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实用和有效的有三种,第一,以茶叶为基础进行原创设计;第二,以地域为特征进行艺术加工;第三,以文化为内涵进行文化包装。 3.1以茶叶为基础进行原创设计 茶叶发展至此,其包装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纵观整个茶叶市场,茶叶包装的色彩单一,多以绿色为主,选用绿色虽能体现出茶叶清新淡雅的特性,但茶叶包装单纯的选用绿色很难以将各种茶叶的特性表现出来[5]。另外,大部分的茶叶包装均采用长方体的铁盒或纸盒装,形状较为简单统一,这样的茶叶包装仅仅是以吉祥的寓意为特征,但忘却了茶叶包装的主题内容———茶叶。粗略估计,中国有几千种茶叶,每种茶叶都有其不同于其他茶叶的特征,想要表现出茶叶的一些特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美学视角下,紧紧结合茶叶的特性进行包装的原创设计。譬如安化的黑茶,是六大茶系之一,其泡出的茶乌黑油润。由于其黑茶的特性,在茶叶包装的设计中,采用了黑白相间的设计方案,牢牢的抓住了黑茶的特性,更是加入了清清白白做人的寓意,把中国文化中的清白二字体现的淋漓尽致。 3.2以地域为特征进行艺术加工 中国的茶叶多种多样,拥有几千种种类,每一种茶叶都分布于中国的不同地区,地域的不同造就了它们不同的特性。茶叶产地的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有的甚至依托于茶产地和地区文化形成了茶文化旅游区,这说明了茶叶的地域性对茶叶本身有着巨大的影响。茶叶的地域性囊括了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形式,在茶叶包装中加入地域性的元素,毫无疑问是给茶叶打上了区域文化的符号。譬如西湖的龙井茶,盛产与杭州西湖,是绿茶中较为有名的品种,在龙井的包装设计中,主要以翠绿色为基调,背景辅以西湖断桥的形象,这二者正是对茶叶特性和地域性的完美诠释。在美学的视角下,有特色的物质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艺术形式[6]。茶叶包装以地域性为特征进行艺术加工不仅仅是给茶叶包装的原创设计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更是为茶叶市场的扩大和文化的传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3.3以文化为内涵进行文化包装 文化,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由此可见,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民族精神生生不息。茶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文化的一种物质,其包装对我国优秀文化弘扬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茶叶的包装上凸显文化的内容,首先可以将中国优秀的文化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充分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其次,把茶叶打造成有文化内涵的一种商品;同时,也更符合现今社会文化为美的社会势态。中国的文化形式多种多样,把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画,中国书法,中国图腾等内容用于茶叶的包装均是对茶叶的文化包装,但前提是要在地域性和茶叶特性的基础上进行包装设计。如信阳毛尖包装上运用的隶书,西湖龙井包装上运用的西湖的水墨画等都是文化与茶叶包装的完美结合。 4结语 全球化的进程,给茶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生命力,美学视角下茶叶包装的设计就是给茶叶注入新的力量的过程,在美学的指导下,在茶叶包装中加入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和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大大增加了我国茶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和其文化传播的能力。 作者:何培伟 单位:商丘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设计的艺术特色与发展趋势 摘要:中国茶叶历史悠久,品茶一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茶文化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融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当代茶叶包装的主要形式、茶叶包装的艺术特色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对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进行了分析,并对一些新的发展潮流进行了思考,期待能设计出更多环保、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感的茶叶包装。 关键词:茶叶;包装设计;茶文化;艺术特色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首,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喜爱品茶,而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据说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是从神农时代开始的,距今已有4700多年了。从古至今,茶叶包装不断发展变化着。现代的茶叶包装不仅要解决茶叶的保护与存储,适宜商品的流通,还要增加茶叶的附加价值,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茶叶的包装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茶叶包装的特色及其今后的发展趋势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1现代茶叶包装主要形式 在广阔的中国地域出产着丰富多样的茶叶种类,主要有绿茶、黄茶、白茶、青茶、红茶、黑茶六大茶系。神农至唐代以前由于考古证据不足或者没有注重保存,关于茶叶包装的资料较少。唐代陶瓷业兴盛,开始使用陶瓷瓶贮存茶叶。唐代赵璘《因话录•徵》就有“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之记载。“喜温燥而恶冷湿,喜清凉而恶蒸郁,宜清独而忌香臭。”是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提出的对茶叶保存和储藏的要求。古代的茶叶包装主要只是起到存放茶叶的作用,真正意义的茶叶包装设计还是民国和近现代的成就[1]。现代茶叶包装针对不同种类茶叶所需要的不同存放条件,不同消费人群的风格喜好,使用不同形式的包装。一般的茶叶包装主要有以下类型: 1.1纸袋包装 纸袋包装又称为袋泡茶,它小巧,在出行时便于携带,适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基本的茶叶种类都可以使用这种包装形式,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 1.2塑料复合薄膜袋包装 塑料复合薄膜袋包装不易破损、重量轻、成本便宜,它的密封性好,适于茶叶的防潮保香,利于设计师对包装的色彩、图案、文字等设计的发挥,更能吸引顾客、促进销售。 1.3金属罐包装 金属罐包装作为最为常见的一种茶叶礼盒包装,它在外观上比复合薄膜包装袋更加美观、精致,但包装颜色的选择性没有前者大,而且成本较高,包装的重量也大大高于商品本身,这会增加一定的运输费用,精致的金属罐通常用来包装高档茶叶。 1.4纸盒包装 纸盒包装是用白板纸、灰板纸等经印刷后成型,它轻便、不易破损,主要有方形和圆筒形,它的形式简洁大方,印刷性也较好。1.5塑料盒包装塑料包装盒美观、轻便,包装盒的形状可由设计师设计发挥的空间也较大,陈列展示效果好,但它的密封性不到位,不能很好地为茶叶防潮保香,所以在茶叶包装中多用作外包装,再在包装内用复合薄膜塑料袋封装。 2茶叶包装的艺术特色 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不仅具有保护与存放茶叶的功能,还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为消费者带来更高的审美享受,提升了商品销售时的附加价值,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2.1茶叶包装设计的三大元素 2.1.1图形设计中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为茶叶包装的图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首先,汉字书法就是一种茶叶包装的常用装饰图形。书法之美是中国独有的,不仅可以传达文字信息,还具有很强的艺术装饰效果。比如由陈幼坚设计的“竹叶青”品牌下的《论道》系列茶叶包装(图1),它不同于一般包装,没有浮华绚烂的图案与外观,而是简单直接地将文字做为包装盒的主要图形,在金属的材质上使用工艺将字体凸起,显示出设计者特殊的文化品位,带来一种古朴、有韵味的感觉,浓浓的中国风就蕴藏在商品之中。其次,在茶叶包装中常用国画为主体图形,国画是我国经典的传统美术,意境高深悠远,正与茶叶的气质相吻合,作为茶叶包装的主体图形非常适宜[2]。第三,许多茶叶包装运用中国的传统装饰纹样、吉祥图案、少数民族装饰图案以及民间剪纸来做包装上的装饰元素,实现茶叶包装与民族气息融合,使包装更具民族风情与传统韵味[3]。2.1.2色彩设计茶叶包装中首先能吸引人的目光的就是它的色彩,同时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能标示出茶叶的不同类型,也能显现出茶叶的不同风格。由于许多茶叶是绿色,而且茶叶的生长环境在青山绿水之中,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很多都采用绿色。其他常见的颜色还有红黄、绿蓝、金银、灰白、紫橙棕褐等色彩搭配。红黄色有热情、温暖的感受,适合表现红茶和黄茶;绿蓝有健康、高雅、清凉等特点,适合表现绿茶、保健茶和花茶;金银有华丽、尊贵、大气等特点,适合表现乌龙茶和白茶;灰白有清洁、雅致的气质,适合表现白茶和花茶;紫橙有高贵、华丽、庄严的特点,适合表现保健茶和乌龙茶;棕褐有古朴、庄重的感觉,适合表现黑茶和乌龙茶。近年的包装设计中的色彩常将崇尚平淡自然、朴素写意传统色彩与简洁明快现代色彩相融合,产生了既具有中国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的效果,各种独特的色彩组合满足了消费者不断发展变化的审美心理[4]。2.1.3文字设计现代茶叶包装中的文字,不仅仅停留在以字面意义传递商品有关的信息,它本身也成为一种视觉图形,构成特殊的趣味。在字体上,茶叶比较适合用比较稳重的字体,比如宋体、黑体、楷体,或对这些字体进行适当地设计。茶叶包装还常利用书法字体来体现茶文化丰厚的底蕴,除了使用书法字体,还可以在书法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局部的变化,比如把文字的某个笔画替换成合适的图形,但要注意文字的可读性。在陈幼坚的《论道》系列的茶叶包装中包装盒的顶面凸起的字体部分使用了较普通宋体笔画更为纤细的字体,正面的“论道”二字使用了书法字体,“竹叶青”的品牌名使用了整体被拉长的宋体周围还分布着文字竖向排列的语句。这样文字与文字群的组合形成了点、线、面的视觉要素。整个包装的留白、疏密以及结构都恰到好处。 2.2茶叶包装的文化性 首先茶叶包装体现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各地域都适合种植不同品种的茶叶,如杭州出产西湖龙井,福建出产铁观音,云南则出产普洱茶等等。这些茶叶包装的设计中就常常能展现出茶叶产地的文化特色。比如,产于安徽黄山的茶叶的包装上,就可以见到许多与黄山有关的素材,黄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常以照片或者书画的形式出现在茶叶包装上,如图2的“山水诗”茶叶包装将黄山风景以国画的形式展现在包装上,显现出黄山茶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在消费者品茶的同时,引导消费者根据茶叶包装产生美好的联想,仿佛置身黄山之中,领略到黄山的自然风光。设计中体现的地域文化因素,除了优美的地方风光,还可以是浓郁的民俗风貌,独特的地方神话传说等。让人从包装设计中传达的信息辨识出茶叶的品种与产地,还能让消费者通过这件小小的商品了解到生产地的风俗文化[5]。其次,茶叶包装的文化性还体现在各种茶不同风味带来的不同文化气质。每种茶叶都有着不同的口感,给人以不同的文化感受。绿茶清新淡雅,它的包装就传递清新爽口的感受;红茶浓郁醇厚,它的包装就带来高贵华丽的感觉;花茶芳香怡人,它的包装就给人柔和优雅的气质。不同种类茶叶这些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包装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3茶叶包装设计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3.1过度包装现象和雷同现象 茶叶包装,它的首要作用就是保护和存放茶叶,所以设计茶叶包装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其结构与材料是否合适存放这种茶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包装技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有的消费者在选择茶叶作为礼品时,盲目地追求外观的奢华。有的设计者为了迎合这种需求,或者为了提高商品的价格追求经济利益,在设计茶叶包装时出现了过分包装的情况。这脱离了包装本身主要是为了解决保护与存放的作用,盲目地追求表面的高档华丽的装饰,将包装做成了浮夸的工艺品,使茶叶偏离了茶叶本身高深淡雅的属性。在整个茶叶包装行业中,一旦市场上出现了某个销量很好的产品,就会产生跟风的情况,茶叶包装互相模仿,就造成了设计雷同的现象。这样盲目的跟风,没有自主的创新,容易导致整个行业的停滞不前。 3.2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3.2.1绿色设计目前在整个设计领域都兴起绿色设计,茶叶这种生长在青山绿水自然环境中的绿色饮品,其包装设计更不例外。在设计茶叶包装时要时刻注意体现“绿色”意识,注重环保。比如在材料的选择上,在保证包装防潮、保香性能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或者能够重复利用的材料。另外一点就是要在材料的使用上注意节省耗材。在许多过度包装的设计中,常有的情况就是一层又一层繁琐的包装,或者是给份量并不多的茶叶配上很大的礼品盒,这都是对包装材料的浪费。如今保护环境刻不容缓,我们设计师必须尽自己的努力在每一个设计细节都注意绿色设计的理念,推动绿色包装继续发展,把保护环境的观念渗透到消费者的心中。3.2.2个性化设计工业化大生产的环境下,茶叶包装的趋同越来越严重。而消费者的经济能力提高了,在商品的选择上往往追求个性,如今私人订制非常热门,我们对茶叶包装的设计也需要针对不同市场进行特殊订制。对市场定位进行细分,在大众市场,寻求性别化设计;在国内市场,寻求地域个性化设计;在国际市场,寻求民族个性化设计。性别化是指在包装风格上的性别化倾向,主要指的是女性消费市场。以往我们印象中爱饮茶的以中老年男性居多,而现在女性也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茶叶消费群体,茶叶生产商也开始发展一些针对女性消费者的产品,比如保健纤体茶、美容花茶等,茶叶的包装设计也随之产生符合女性审美的新风格,主要的特点就是色彩清新亮丽,结构细腻优美,材料自然有亲和感。比如纸质、玻璃和木材。如图3的“凤凰花茶”包装设计,使用玻璃瓶身搭配木质瓶盖,材质与色彩上显得纯净自然,包装整体的形状线条优美柔和。这样的设计更符合女性的审美需求,能吸引更多女性消费者。地域个性化就是结合各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去树立本地特色茶叶产品包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利用本地自然材料来设计制作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包装,这样不仅更为环保,还能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比如四川地区的茶叶就常采用竹筒来做茶叶的包装,充分利用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材料,既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有精美性和人文气息,还可重复利用,十分环保。地域个性化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将本地的自然风光或人文背景体现在茶叶包装上。比如西湖龙井茶就可以在包装上再现杭州西湖的美景或者西湖的神话传说,让消费者品茶时引发有益的联想。民族个性化主要是将自己民族的民族品格和民族情感在设计中体现出来。茶承载着数千年厚重而又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积淀,这决定了茶叶的包装具有民族性特色。不仅可以运用传统的民族图案,而且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传统中国文化用现代设计手法表现出来,使包装具有民族性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感,焕发出更迷人的光彩。3.2.3品牌化设计中国名茶种类繁多,像龙井、普洱、铁观音等等虽知名度很高,但由于茶叶商家缺乏品牌意识,没有形成知名茶叶品牌,与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无法相提并论。这样即使产品质量再好,也不能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能引导消费者下一次的购买,茶叶包装设计急需品牌化的变革。在设计时,总体上要统一品牌风格与传统,对于品牌内某一系列或某一产品的包装,在统一的风格上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让消费者可以轻松地靠平常所产生对某一品牌风格的印象,来找到这一品牌的某一个商品,又能容易地区分同一品牌内的不同产品,同时也又一次强化了消费者对这一品牌产品的印象。 4结语 茶叶是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典型产品,而茶文化更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融入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而现代包装设计行业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新想法不断涌现,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设计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感的茶叶包装,增强我国茶叶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将我国的茶叶推向国际市场,也是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汪思颖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摄影艺术对茶叶包装设计的应用 摘要:从古至今,茶叶的包装设计必不可少。所谓“一流的产品,离不开一流的包装”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好的茶叶包装设计不但可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还可以提高茶叶的档次和价值。 关键词:茶叶包装;摄影艺术;设计 在各种商品包装中,摄影艺术已经被广泛运用。通过商品包装上色彩绚丽的照片,可以形象逼真地再现商品的真实样子,这是摄影包装最大的优势之一。可以使人们对包装内的商品形态一目了然,还可以增强商品的附加值,以及在货架当中的感染力,在同类商品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目前,摄影包装已逐渐成为茶叶包装上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主要从摄影艺术在茶叶包装的效果以及在不同种类茶叶包装中的应用来进行探讨。 1摄影包装能增强消费者对茶叶整体品质的直观认知 我国地大物博,茶叶历史悠久,产区辽阔。因各茶区自然条件不同、茶树品种繁多,同时,人们通过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实践,不断总结创造,发明了多种加工制作工艺,从不发酵到半发酵,再到全发酵,逐步形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六大茶类:绿茶、红茶、青茶、黑茶、白茶、黄茶。每一种茶叶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从刚采摘下的茶芽,到茶叶成品的形态,再到冲泡好的茶汤和香气,以及残茶的叶底,都有着很大的差别。除香气和滋味无法用摄影手段表达外,茶叶的其他品质都可以通过摄影艺术来进行充分的表现。茶叶作为商品的属性来说,有一个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包装,不仅能够在视觉感官上提升茶叶的档次,其商业价值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优秀的包装图案设计,不但能使商品变得形象化、生动有趣,还可以提升消费者眼中的好感度。不过,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现在有些包装上的图案略显陈旧、繁琐、缺少个性。商品属性不强,也缺乏时代感。茶叶包装应该给人有文化、有内涵、超凡脱俗的感觉,这和茶的文化属性相符,但传统不是复古,更不是照搬。同时,茶叶包装的民族性的图案也需要进一步的突破,应赋予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茶人的精神和茶叶的神韵,也应随着包装的突破和改进体现出来。具体到茶叶包装上,摄影艺术的应用比其他商品更为丰富,内容可以是茶叶的色彩和造型、产地的自然风光,产地的风土人情,可以是典雅古朴的茶具,也可以是冲泡后的茶汤色泽,通过精心布局的彩色照片,在包装面上就可使消费者直观了解到各种茶叶的风采。在茶叶商品包装中还必须考虑到摄影艺术与茶叶包装材料、结构之间的贴合度,以及包装造型设计和印刷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从当前茶叶包装市场来看,纸袋包装、塑料包装、铁盒、硬纸盒包装等,都适合采用摄影包装。 2不同种类茶叶的摄影艺术要有不同侧重点 因各种茶叶的品质不同,通过摄影来表达的侧重点也不同,具体如下:2.1绿茶绿茶在中国茶典上占有显赫位置,采取茶树的新叶或芽,不用经过发酵,直接通过杀青、揉捻造型、烘干等工艺制作出来的一类茶品。其成品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最大程度保存了鲜茶的绿色基调。所以在绿茶包装的摄影作品选择上,要以绿色为主要色调,摄影内容也以茶芽和茶汤为主,构图要简单明了,在视觉上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2.2红茶红茶属全发酵茶,以茶树的新梢为主要原料,经萎凋、揉捻(切)、发酵、干燥等一系列工艺精心制做而成的茶品。因其冲泡后的茶汤和叶底,色泽醇厚暗红而得名。所以,针对红茶的摄影作品中,多以关注茶汤的颜色为主。所运用的茶具,也多以白色瓷器或玻璃器皿为主,白色能反衬茶汤的颜色,玻璃茶具能让人欣赏到茶汤的透明度和品质。一幅好的红茶摄影作品,能将红茶浓郁、高雅的品质表达得淋漓尽致。2.3青茶青茶又称乌龙茶,为半发酵茶,市场上品种繁多,是中国几大茶类中除绿茶外流传和普及率较高的茶叶品类,如我们常见的铁观音等。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繁琐,包括采摘、萎凋、做青、炒青、揉捻、烘焙等工序。具备茶条卷曲,叶底肥壮圆结,手感沉重匀整,色泽砂绿等特点。在乌龙茶的摄影作品中,多以体现以上特点为主。选取的拍摄主体相对比较多,可以突出茶叶颗粒的饱满和色泽,也可以突出茶汤的清澈与宁静,叶底的肥厚与品质。2.4黑茶黑茶在我国茶叶种类上,历史较为悠久。无论是广为消费者认知的普洱茶,还是最近几年才被市场推崇的安化黑茶,其特点都离不开质朴与醇厚。由于茶叶的特殊加工方式,成品形状也多为饼、坨、砖、柱。其包装特点也是根据黑茶独有的特性,采用的多为毛纸、竹篓等传统方式。在此类茶叶上,摄影艺术目前在包装上的运用比较少见,即便有,也大多为茶叶原产地的摄影,突出了茶叶特有的生长环境。2.5白茶在采摘茶叶新芽后,只经过杀青,不必揉捻,再经过晾晒,或者以文火干燥后,所制成的茶即为白茶。白茶白毫显露,成品茶的外观呈白色,故名白茶。最近几年逐渐被广大消费者认知和接受。在白茶的摄影中,自然要照顾到白茶的白色银毫、绿妆素裹、芽头肥壮等特性,让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出商品的特点,从而调动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2.6黄茶黄茶是我国特产。其按鲜叶老嫩,又可分为小茶和大茶。其品质特点是“黄叶黄汤”。所以,黄茶的摄影技巧和表现力,和绿茶大体相同,主要表现在茶叶的形状和茶汤上,茶具也最好选择可以透光性好的玻璃茶具。这样的摄影作品才可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加工工艺的不断创新,茶叶的分类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很多新出现的茶叶品种,已经很难用6类茶叶来简单界定,但万变不离其宗,茶叶品质的外在表现只能通过原茶的形状、成品茶的外观,茶汤的颜色和透明度来体现。只要掌握了每种茶叶的习性与特点,就能够通过摄影艺术的方式和手段,将茶叶的习性、品质、特点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 3茶叶摄影作品和茶叶包装相结合的途径 摄影艺术是一种通过光影手段来展示事物本身特性的表现手段。而茶叶包装则是为在流通过程中为保护茶叶,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的技术方法所用的容器、材料和辅助物等的一种技术手段。茶叶包装既可以保持茶叶的固有品质,又可以增添茶叶的商品价值。在包装上突出每种茶叶的特色,是茶叶包装最根本的宗旨。通过色彩、图案和文字独具匠心地运用,可使茶叶包装变得会说话,抓人眼球,从而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宣传效果。摄影艺术和茶叶包装的结合,并非是将茶叶摄影作品简单粗暴地印刷在包装上。如果运用得不恰当,反而会弄巧成拙,非但不能对茶叶的销售、消费者的认知起到好的效果,还可能会给茶叶的生产厂家、经销商、茶叶的品牌带来负面的影响。 3.1色彩的搭配运用要和谐 具体每一幅摄影作品,都有自己的主色调,尤其是茶叶,其主色调更是相当明显。所以具体到茶叶包装上,用色要慎重,要力求少而精,简洁明快。要么清新淡雅,要么华丽动人,要么质朴自然。设计要讲究色彩和整体风格的统一,不能用色过多,以免失去商品的主色调。当一个茶叶包装设计案例确定后,就要根据摄影作品的主色调,并综合考虑到该种茶叶的特性,设计出适合该茶品的包装主色调。 3.2文字的搭配要简洁合理 一幅好的摄影作品,单凭视觉上的表现,往往不能将所要表达的内涵完全体现出来。如果搭配上合理恰当的文字注释,摄影作品的张力和表现力会得到成倍扩大。如何将茶叶的特点,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并和摄影作品进行完美的搭配,是每一位设计师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名山、名水,孕育出了名茶、名人、名胜。我国不仅茶品种类繁多,饮茶习俗也有着很大差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以及区域经济的差异,各地茶文化差异大,很难统一。但无论是那种茶,其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都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茶叶包装中,与摄影作品相互呼应的文字内容一定要简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即可,要惜字如金,而忌面面俱到。 4小结 茶叶市场不断发展变化,茶包装行业也在积极寻求转型与变革,“平民化”的包装越来越成为市场新宠,牛皮纸、特种纸和竹材等逐渐成为当下茶叶包装的流行趋势。正因纸质包装的大量应用,更为摄影艺术在茶叶包装上的应用提供了舞台,只要用心,总能为一款茶叶的包装,设计出一种品茶如同品名画的意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商品的表现,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享受。 作者:胡巍萍 单位:山西传媒学院制作系 茶叶包装论文: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的运用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发展与创新过程中,逐渐由物质文化逐步转型为精神文化。现代茶叶包装作为茶文化的特殊载体,不但涉及到茶叶包装相关功能,而且将茶文化表现的淋漓尽致。基于此,本文基于茶文化,对中国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展开系统研究和探析。 关键词:茶文化;茶叶包装设计;研究和探析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茶叶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茶叶包装设计要求不断提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茶叶包装设计工艺水平,直接决定着茶叶产品的市场销售水平。同时,茶叶包装设计与茶叶生产加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密切相关。基于此,相关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有效融入茶文化,不但可以满足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基础需求,而且有利于提高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水平。因此,通过研究基于茶文化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显得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茶文化的含义和分类 由于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具备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础特征,集自然、社会、人文、茶叶为一体的文化体系。关于茶文化含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广义层面的茶文化,部分学者认为,茶文化作为历史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集中统一体,主要基于物质层面,客观反映精神层面;二是狭义层面的茶文化,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茶文化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而变化,主要集中在人类精神文明层面,是精神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茶文化按照文化形态,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心态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四是行为文化。 二、茶文化与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历程 中国茶文化起源于唐代时期,主要以南方地区为主,在南北方文化交流和沟通过程中,茶文化逐渐被广为流传,成为唐代主要传统文化。陆羽通过撰写《茶经》,具体描述了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柳宗元等人在吟诗作赋的时候,非常喜好品茶,并且对茶叶的种植和加工颇有研究,茶文化逐渐普及全国各地。然而,唐代时期人们对茶叶的存储问题研究并不透彻,在茶叶包装过程中,通常以纸包为主。宋朝时期,国人的品茶艺术更高,茶叶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一种普通农作物,在茶叶包装设计方面,宋代人通过对唐代人的茶叶包装设计工艺进行进一步改进,采取模压方式,包装设计出朝廷专用贡茶,被称之为“龙团凤饼”,进一步提升了茶叶包装设计工艺水平。进入元朝以后,茶文化更加成熟,人们品茶习惯得以变化,并不喜欢加入相关香料,而以清淡典雅为主。明朝时期,人们在品茶过程中,将茶叶置于沸水之中,也就是所谓的泡茶,泡茶的品茶习惯迄今为止依然被沿用,并得以广泛宣传和普及,逐渐名扬四海,成为一种国际饮茶习惯。 三、基于茶文化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 1.茶文化理论运用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 平面包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通常对传统文化中的现实事物进行改进、创新,以此来达到预期的艺术设计目的。同时,通过运用传统设计理念,能够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文化创新能力,达到现代平面包装设计的预期目标。传统茶文化为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提供了创新思维理念,传达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积极效应。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要想寻找突破点,必须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运用茶文化,通过提炼茶文化之中的艺术文化精髓,来提升茶叶包装设计的整体质感。随着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其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茶叶包装设计工作人员在广告设计、包装设计、游戏设计、海报设计、装潢设计、宣传设计、LOGO设计等方面,需要通过融入茶文化及其相关创新元素,来增强设计人员的设计水平,强化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提升产品设计的整体质感和美感。由于茶文化具备独特的韵味和意境,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通过信息化手段和方法,有效融入茶文化,则能够彻底解决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韵味和意境问题,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设计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民族与时尚元素的统一综合。随着中国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在时代背景下,中国茶文化与时俱进,其内容和类型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导致茶叶包装设计理念得以改进和优化,通过将传统元素与流行、时尚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传统美、自然美与现代美设计理念的相统一。 2.茶文化运用于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中 对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而言,图案设计显得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茶叶包装设计的关联性和多样性,同时与茶叶产品的销量、效益直接挂钩。长期以来,中国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图案设计主要集中在字画、诗词、民俗、茶树等方面,茶叶包装图案设计素材十分丰富,表现模式较为多元化,对平面设计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和优化。通过对诗词、民俗、字画图案的设计,能够充分提升平面设计的整体特性,进而达到自然与文化协调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随处可见与茶文化有关的歌曲、诗词、书画、舞蹈、建筑等艺术作品,可谓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运用传统的茶文化,充分提升了现代茶叶包装图案设计的自然、人文等基础特性。中国传统茶文化具备一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现代茶叶包装图案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通过有效运用茶文化,一方面能够体现出茶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且有利于提高审美理念,将茶文化中的各种图案有效融入到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中,进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案,给人一种多元化的造型和艺术形态。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图案设计一方面运用于茶具、外包装等设计过程中,而且被运用于各种与茶叶有关的书画作品、工艺作品中,使得图案设计方法更为丰富,艺术收藏价值更高。我国茶叶包装设计人员在图案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茶文化艺术形态,结合本地经济状况、民俗文化、地域特征,设计而出的茶文化图案风格迥异,完全符合大众审美观念,紧密结合时展特征和流行、时尚元素,通过点、线、面相结合得方法,完整体现出茶文化多元化的图案艺术特点。 3.茶文化运用于茶叶包装色彩设计中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指出:“色彩作为美感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看出,色彩对于人们情感的传递来讲,其意义深远而重大。通过在人类主观情感中融入色彩元素,不但能够传达出真实的情感色彩,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审美观念,丰富人们的美感意识。在现代茶叶包装色彩设计过程中,通过运用茶文化设计思想和审美理念,能够充分提升色彩的美感,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茶叶包装设计品牌力。现阶段,我国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所采取的色彩设计方法主要根据茶叶的品种、性质、级别、环境,以及人们的品茶习惯、所用茶具等进行设计,色彩以红色、黑色、褐色、绿色和黄色为主。研究表明,我国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色彩设计主要以绿色为主,主要是因为茶树所生长的环境以及自然成色为绿色,给人一种清新、自然、和谐、融洽的感觉。因此,绿色自然成为现代茶叶包装色彩设计的主体色调。将绿色与黄色、绿色、紫色、红色、黑色、白色等色调有机融合在一起,能够塑造出意境深远、悠然自然和宁静典雅的自然环境,可以充分体现出茶文化的色彩情感,有利于平面设计色彩的有效运用和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成效的提高。通常情况下,茶文化之中的各类色彩均象征着不同文化主体,其中:红色象征着喜庆,黄色象征着权威。因此,红色、黄色作为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主要色调,人们对其依赖程度较高,用来呈现事物的尊贵性与喜庆性。 4.茶文化运用于茶叶包装文字设计中 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文字设计非常关键,作为茶叶包装设计的基础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茶文化中的文字设计主要涉及到诗词歌赋、区域民俗、茶品特性等方面,文字起到阐述和说明的作用。文字作为茶文化的基础构成部分,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通过融入文字元素,一方面有利于茶文化的发扬和传颂;另一方面有利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成效的提升。通常情况下,茶文化中的文字设计方法主要涉及到与茶叶有关的事件、诗词、典故等内容,融入民俗文化,能够从本质上体现出茶叶产品的基础属性。因此,文字设计对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而言,是对传统茶文化的一种客观、形象表述,是中华民族艺术文化博大精深的真实体现,有利于茶文化内涵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总而言之,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有效运用茶文化,不但能够对茶文化进行弘扬和传颂,而且有利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将传统茶文化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有机关联起来,是对传统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茶文化的有效运用,对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工作而言,其潜在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将是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基于茶文化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研究,显得意义十足,将是国内外学术界所长期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 作者:刘中美 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图案设计数字化表现的实现 摘要: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更多的便是人们的艺术设计方式,这种改变也带来了人们相应艺术审美改变。可以说数字化技术将艺术设计进行了新时代的提升,在现代的设计过程之中,数字化设计技术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方向,本文针对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之中创意数字化表现的实现进行了分析,希望带来相关帮助。 关键词:茶叶包装图案;设计;创意数字化表现 随着现代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各种设计用软件大行其道,帮助设计技术完成了本质的变化。一些软件的使用提升了设计过程的技术手段,例如CAD、Photoshop等,实现了数字语言的交互和人机交互等。当然在现代数字化设计过程仍然不是设计过程之中的全部,如何保证文化和设计高度统一,成了现代设计人员需要思考的方向,在这里进行茶叶包装的设计创意数字化表现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帮助这项理念进行实现。 1茶叶包装设计图案创意表现基本概念 图案主要是来源于自然,但是在实际案例之中表现,却又高于自然,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对于自然的讴歌赞美。落实到茶叶包装的图案设计之中,应该实用、经济并且美观,结合市场情况和工艺水平,完成图案设计。茶叶包装图案作为自然美的一种载体,需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同样应该保证在实际之中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茶叶包装图案不能脱离社会,充分遵从社会需求。相关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之中,应该将这些要求结合在设计之中,并且将自身对于设计的理解融入其中,将创意进行完整的展现,这才是茶叶包装的整体设计。通常在设计过程之中,设计人员需要满足客户要求,设计过程中会进行相关效果图的公布,保证客户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相应的设计图案,并且及时提出自身要求。茶叶包装图案设计是包装设计之中的重要内容,无论包装之中使用什么元素,都应该在图案之中有所体现,这也是需要相关设计人员进行有效思考的方向。所谓创意,这就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解放思维,一方面注意对于生活之中各种元素的总结,将多元素进行总结融汇,便能形成自我的创新能力。落实于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之中,如何实现茶叶包装设计创意数字化?良好的创新能力便是重要内容,通过良好的创新能力,将现代各种元素融入到茶叶这个传统产品包装,形成共鸣才是最好的创新模式,也可以在新时期,帮助茶叶焕发新的生命。 2数字化表现的意义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使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的艺术生活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艺术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之中,已经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设计艺术已经逐渐转换成为了数字化艺术,不仅仅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更应该是新血液的吸收。数字化艺术设计是指利用数字平台下的各类软件进行相应的艺术设计形式。在这种大形势下,导致相关设计具备了自身的社会性,也导致了相应的社会审美进行了自我改进,当然,数字化带来的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也属于此列。社会审美发生了变化,这就表示茶叶包装不仅要体现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更应该加入一些现代精神,这也是设计人员需要进行思考的方向。茶叶包装图案设计数字化表现使得相应的艺术水平得到了突破,丰富了艺术表演手法。同样在茶叶包装的设计过程中,不仅仅要遵循传统的茶叶文化,同样也应该赋予新时期的生命意义,这就离不开数字设计技术的支持。 利用数字设计技术进行相关设计,设计人员不仅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相应的设计过程,同样可以进行以打印作为主要形式的小规模生产。而且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先进性,可以有效的帮助设计人员对于生产现场进行控制。通过数字化设计技术,很好的改进了设计过程较为漫长的问题。茶叶包装设计图案更为直接而且形象地表现了设计创意,也更好地帮助现代设计人员进行提升。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使用,现代数字相关软件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表现了设计人员的奇思妙想,并且很快的将设计理念转换成为了相应的产品。针对于一些特定地区的特定茶叶,数字化技术同样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茶叶市场之中,这种传统产品本身有着自身的文化传承,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更应该进行数字化的设计,使茶叶包装新颖有趣,很好的促进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且有效的赋予了茶叶包装个性化和生产批量小的特点,所以说在进行茶叶包装图案设计过程之中,数字化设计技术有着无与伦比的相关作用。 3茶叶包装图案设计创意数字化表现的实现相关策略 在茶叶包装图案设计创意数字表现的实现过程之中,首先便应该对于相关设计软件有所认识。前文提到过,现代数字化设计的主要体现为CAD设计软件等,设计人员通过CAD软件进行初期的图案制作,保证图案较为合理,然后进行下一步进程。从设计人员的使用过程而言,CAD软件在近些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完善,针对于茶叶包装设计这一领域之中尤为如此。落实于茶叶包装设计之中,因为我国属于茶叶生产大国,所以相关的软件设计逐渐成为了产业化模式,也就是说通过CAD进行相关的设计,已经成为了现代设计人员的基本思路,同时这种基本思路也帮助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进行了有效的自我提升。伴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改善,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之中的CAD应用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利用计算机数字化设计技术来进行现代的茶叶包装设计,数字化矢量软件最为便捷的方面便是快捷,而且操作较为简单,可以任意的调整图形形象而不影响图形的精确度,而且计算机的运行速度较快,这就使得设计所需要的时间不间断的缩短。数字化绘图软件之中,制图非常精确而且形象。在进行茶叶包装图案设计过程中,需要对于图案设计基础知识了解较为准确,并且可以根据茶叶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相关设计。可以先从茶叶包装上的单个图案开始设计,然后通过设计元素来进行相关的图案设计。可以利用数字设计进行初步设计,然后进行填色预览,这也就方便了设计人员在进行相应的操作与进展。在进行单一元素的重复使用之中,传统方案需要进行多次重复作业,但是在数字化软件中,往往是设计人员动用一个功能便可以完成。所以现代数字化设计软件的应用代表了先进技术,想要真正达成茶叶包装图案设计创意数字化表现的实现,便缺少不了相应数字化设计软件的使用。 这样可以将一些现代化元素进行更好的融入,将茶叶的大环境放置在整体构图思维之中,都可以提前进行设计图的展现。在进行具体茶叶包装图案设计案例中,想要充分表现数字化,首先应该对设计单位的具体要求,要成熟于心,然后是相关设计人员的设计思路,在茶叶包装之中,应该体现传统茶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茶叶包装向消费者表达一种购买意愿,而且将设计人员对于茶叶文化的理解融入其中,在作品中全部展现。实际设计过程之中,往往应用了较多的软件,这些软件很好的帮助相关图形进行了使用过程,并且很好地确定了茶叶包装的主色调等,例如黑茶应该使用黑色、红茶红色等,每一种色彩都有着自身的表现能力,更应该进行准确衡量,如何在对于茶叶进行准确表述的过程中,同样还能进行独具匠心的设计创意。数字化软件可以实现了信息的交换,在设计过程中,一共是三方,三方的共同信息都会在设计作品之中得到体现,这些都离不开良好的沟通,数字化设计模式便是沟通最好的渠道。茶叶包装设计想要真正的实现自身的数字化,离不开数字软件的使用,也离不开设计人员的努力。在这里,探讨了,茶叶包装图案设计创意数字化表现的实现,想要真正的促进实现,设计软件和设计人员两个元素缺一不可,希望我国的设计人员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提升,帮助现代茶叶设计能够有较大的提升。 4总结 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茶叶包装设计水平?这是每一个设计人员都应经进行思考的问题,本文针对茶叶包装图案设计创意数字化的实现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帮助相关从业人员建立相关思考,成功进行有效的自我提升,帮助现代茶叶包装进一步提高。 作者:杨明彦 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设计浅思 1闽南茶叶包装的文化体现 (1)图形方面的体现。闽南传统图案可以提高茶叶包装的文化品位,闽南建筑的屋角上有很多华丽的装饰图案,它们体现了闽南文化的特点,可以从中抽离出典型的图案做抽象变形。传统图案赋予了包装丰富的内涵,华丽的雕花,优雅的转角,饱和的色彩等应用在茶叶包装上,除了能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效果外,同时可含蓄地点明是闽南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茶。闽南地区的建筑可谓独树一帜,土楼是当地一种古老的建筑类型,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造型独特,体现了儒家思想下大家族共同生活的理想,是闽南建筑的瑰宝。土楼特征明显而且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将其外形进行提炼,作为图形设计应用在茶叶包装上可以起到独特的审美效果。(2)色彩方面的体现。受众的审美与其生活成长的周遭环境、文化的熏陶、宗教的感染等都有着很大的联系,任何一种心理模式都承载着一种文化,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来说,其色彩文化美学与其文化思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色彩反映了不同民族美术的习俗和审美观念,所以,把握住包装设计中的色彩,亦即抓住了消费者的情感。茶叶包装的色彩设计中,有的颜色给人华丽的感觉,有的给人一种古朴、稳重的感觉,有的则使人感到清新、秀美……不同的颜色搭配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闽南茶叶包装的颜色设计应根据闽南茶的特点来定,闽南人喜欢喝乌龙茶,因为乌龙茶是介于不发酵茶(绿茶)与全发酵茶(红茶)之间的一类茶叶,它外形色泽青褐。乌龙茶经冲泡后,叶片上有红有绿,汤色黄红,口味醇厚。而乌龙茶茶中最负盛名的是安溪铁观音,铁观音如青橄榄,可根据它们的代表颜色作为包装的颜色,这样消费者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甚至不用阅读包装上的信息就能知道这是闽南的哪一种茶,甚至可以做成系列包装,由浅至深,由深至浅,富有节奏韵律感。(3)文字方面的体现。文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功用视觉符号,它以清晰、明确地记录传达着人类的思想、文化、历史、科学技术等。文字设计是包装设计中重要的设计要素之一,是传达信息最直接的方式。许多包装设计中可以没有图形,但绝不会没有文字,甚至有的完全靠文字支持构图的美感。闽南语是我国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来源于古汉语,是一种汉语方言,发音和普通话有着很大的区别,现广泛应用于台湾、福建等我国的东南地区。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中原华夏先祖在多次大迁徙中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很完整地保留了汉、唐、魏、晋及五代时代的古代中原河洛汉音,也就是那时的中原标准音。我们可以将这种带有历史文化的语言应用在茶叶包装上进行推广应用,对于本地人来讲有着浓浓的亲切感;对于外地人来讲具有别样的风土人情,富有情趣。在推动当地茶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地区的语言文化,对于我国这个多民族多区域风俗的国家来讲,能更好地促进地区文化的推广与交流。 2小结 闽南茶叶的包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应该更多地融入现代科学技术,使包装不仅具有审美实用价值,更具有现代文明的智慧,不仅是解决眼前的包装问题,更要考虑到包装丢弃后的回收问题。有的包装制作精美,成本较高,如果喝完茶就被丢弃,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造成了无形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资源的浪费,可考虑它做完盛放茶叶之后的作用。例如,可以摆放在书架上装饰房间;可以盛放一些杂物;甚至可以变成玩具等。有的包装是便携的,制作没有花很大的工夫,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用毕即弃,这时就要考虑它的回收利用价值,就要采用可降解材料作为它主要的包装材料,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闽南地区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闽南茶叶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不断创新闽南地区茶叶包装不仅可以宣传当地文化,还可以促进两岸茶文化的交流,拉近两岸地区人民的感情,推动两岸经济的发展。研究发展闽南茶叶包装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又能和现代科技很好融合的道路至关重要,继承发扬闽南文化的同时也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 作者:李静 单位:福州大学 设计艺术学 茶叶包装论文:茶叶包装中色彩设计理念刍议 1塑造品牌价值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品牌消费观念进一步扩大,各种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竞争中如何更好地释放品牌效应,是备受企业关注的问题。每一类别的商品在消费者印象中都有固定的“概念色”、“固定色”和“象征色”,人们凭借着色彩对商品进行判断。在设计时不能违背商品的形象色,否则就会影响商品的销售。在产品包装设计中,企业都是以自己的色彩识别元素进行设计,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企业形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识别度,以使不同种类的产品包装具备共同的识别特征,从而实现品牌价值。例如系列化包装策略,它不仅强化了品牌,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还有利于产品的开发和拓展,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度和名牌产品的观念。 2茶叶包装中的色彩心理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色彩具有主观感情和客观感情,不同的色彩带给我们的视觉感受不同。有的色彩给人以压抑、犹豫的感受,有的色彩给人清新、自然的感受,有的色彩给人古朴、高雅的感受,有的色彩使人感到活泼、欢快等。不同的色彩搭配,产生的不同视觉效果,对人的情绪影响也不尽相同。例如,人长时间处在红色环境中,脉搏就会加快,情绪激动;而处在绿色、蓝色环境中,脉搏减缓,情绪显得平静、稳定[2]。因此,设计师要在了解茶叶特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色彩语言的魅力,合理地选择和搭配色彩。既要传递出茶叶商品本身的特性,又要赋予其审美价值,达到功能与形式的内在统一,在两者有机融合的条件下,将商品内容与销售策略巧妙地以色彩展示出来[2]。目前市场上茶叶品种繁多,设计时应以人们对色彩心理为参考依据,针对不同的茶叶品种进行选色。如红茶汤色红艳,口感醇和,应选用暖色调;花茶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嫩匀柔软,应选用冷调与暖调搭配色———黄绿;白茶及市场上的女士茶滋味醇和,应选清淡柔和的色调等等。 3六安瓜片茶叶包装中的色彩设计理念 3.1体现六安瓜片茶叶的特征 由于茶叶包装的色彩设计受其属性的制约,因此在用色时就要考虑到茶叶的品种、档次、价格、适宜场合等,茶叶的品种不同,包装的形式、风格、色彩定位也应有所区别。如靳埭强设计的车仔茶叶系列包装,分别以不同的底色作装饰来衬托突出车仔品牌,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茶叶品种,很好地展示了不同茶叶品种的特性。六安瓜片是绿茶中唯一只采叶的片茶,色泽宝绿,香馥浓烈,滋味醇厚,是天然优质的绿色饮品。因此设计时应选用冷色调为佳,绿色或蓝绿色,这种色调不仅能很好地诠释产品,使消费者对产品有更好的理解和认知,还会让人有清新鲜爽之感。据心理学家研究认为,绿色对平衡人的心理安静和修养有着积极的作用,能帮助人们摆脱烦躁而进入渴望中的和谐境界。它作为瓜片包装中的首选,更能彰显瓜片的绿色、环保,给人一种安静和清新的感觉。当消费者看到包装后,就会对商品的可靠质量产生心理共鸣。 3.2体现地域特点 茶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饮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茶叶品种多样,产地不同,其文化渊源也就不同,相应的茶叶在品质上就形成了显著的地方性特色[3]。因此,在销售市场上,茶叶的包装色彩设计也应体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例如在茶叶的包装上,印制充满浓郁民族地方风情的图片色彩,介绍茶叶的渊源、习俗、趣闻的文字等,使消费者眼能看到、心能感受到,觉得品茶就是在品文化、品亲情,由此而产生广阔的联想。六安瓜片是我国十大名茶之一,驰名古今中外,主产于大别山北麓地区,高山环抱,云雾缭绕,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优质的绿色饮品。因此设计师在设计包装时应注意突出地方特色,以区别市场上繁多的同类商品。如借助地方文化的特色,用隐喻的图形色彩增加包装的感染力;或者采用代表性大别山的景点作为色彩设计素材,在保持其文化底蕴的同时融入时代的内涵,不仅体现了地域性,发挥了色彩的记忆功能,又能让消费者欣然接受。 3.3吸引消费者视线 色彩是茶叶包装中最直接、最快捷的视觉传达手段,它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能诱导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欲望。有经验的设计师会利用色彩这一独特效应,针对茶叶商品的属性,在其包装上设计出市场上能迅速抓住消费者视线的个性化色彩,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如龙井、碧螺春茶的包装设计,设计师在构图、风格上采用了相同形式,以不同的色彩区分茶的种类,整体统一,色调鲜亮饱满,摆放在货架上具有良好的陈列效果,易于识别记忆。六安瓜片茶叶由于加工工艺、采摘时间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档次,不同价格,设计师在为包装选择和搭配色彩时应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可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视觉要素,掌握好商品的品位、特质与微妙的内在因素,处理好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关系;或者采用系列化包装强化设计的整体性,突出商品的特征。这种个性鲜明、协调统一的视觉效果具有先声夺人的作用,很容易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有利于产品的开发和拓展。 4结论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设计语言,在六安瓜片包装中所表达的含义深刻而广泛。在进行茶叶包装色彩运用时不仅要考虑到色彩的属性、特点,还要充分挖掘本土的优秀文化,在此基础上加以传承、创新,体现出六安瓜片茶的文化底蕴。塑造产品品牌、强化产品个性、促进产品销售,体现包装的价值效应。 作者:付万云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会计管理篇1 对于发展中的企业来说,会计工作为关键工作内容,直接关乎企业经济是否稳定以及企业未来经营是否顺利。目前阶段,大多企业在管理会计方面存在一些不足,财务管理及会计工作常常出现“分离”问题,两个计算系统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导致具体数据缺少关联性,难以有效共享相关数据及信息,阻碍会计工作进程。为此,企业内部应加强财务管理力度,加剧高效措施,协调财务工作及管理会计关系,促进二者长短互补,为企业持续发展积蓄能量。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概述 (一)财务会计概念 在企业经营与发展时,财务会计为核心经济管理活动,具有核算及监督特定时期内企业资金运作情况的职能,可为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及投资人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促使其进一步了解企业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 (二)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即“内部会计”,其主要职能在于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效率与质量,通过应用会计手段,分析研究企业管理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可靠建议,为企业后期经营活动带来有效依据。 (三)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练习 二者本是“一本同源”,在计算机技术并不发达的时期,会计主要承担烦琐的查账、记账、算账工作,很少有余力负责管理工作。财务会计属于对外管理活动,参照会计规章制度,针对企业经营时的财务情况以及经营成果加以核算,严格监督企业具体运营状况,为企业提供经营策略。管理会计属于对内管理活动,以企业具体管理要求为核心依据,通过应用会计手段,展开预测,适当调节运营计划,掌控经济活动。为此,企业会计及管理会计在职能上是互补的关系,在目标、信息材料及基本操作方法上趋于一致。尤其是在日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里,财务会计从烦琐的算账、记账中得以解放,将更多精力用来负责其他管理工作,实现了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的融合,加强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理由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必然性 融合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具有一定必然性。主要如下所示: 1.财务会计以及管理会计的融合,极其契合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企业财务管理结果、要求。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市场针对企业经济管理活动效率及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不存在简单的逻辑基础。若单独依靠财务会计或者管理会计,则难以达到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要求。 2.融合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可切实减少企业管理成本,提高资源应用效率。众所周知,企业资源具有有限性特点,耗费越多的财力、人力、物力,在直接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应用到的资源就越来越少。融合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将两个部门变为一个部门,可避免重复浪费资源现象的出现,进一步优化管理结构,减少管理成本,增强资源应用效率,优化配置企业资源。 3.融合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是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综合素养的必要途径,将二者融合,更利于具体人员深入交流与学习,不断完善专业拓展,充实知识结构,为企业培养更多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 (二)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融合可行性 有关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下面这三点:二者的融合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会计主要是为管理而服务的。在信息系统论不断发展背景下,会计被视为企业范围内的信息系统,可以提供具体信息,为决策“行方便”。而决策本身也属于构成管理活动的要素,所以在企业内部推动会计工作,融合管理会计,可切实形成经济信息系统。两者的融合具有技术基础,通过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切实反映分析对象的同一性,确保相关资料具有共享性,应用具体分析结果,为决策人员带来便利。二者的融合具有人才基础,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的教学内容,在高校相关专业教学时,就有不同程度的融合,未来高校可培养更多会计人才及管理人才,形成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确保相关人才具有会计专业理论知识及管理专业经验。 三、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创新发展的必要意义 (一)融合创新的必要来自企业内外部需求 对于大多的企业来说,会计体系在财务会计中占据关键地位。管理会计是新生会计分支,即使被现如今的经济社会所需求,但是具体执行下来,依旧存在浅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有机融合与创新发展各种各样的问题。财务会计通常会为利益相关人员提供财务信息,管理会计可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提供决策信息。会计本身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企业经营人员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知识基础及经验,这样才能推动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得以创新与融合。 (二)融合创新的必要来自内部结构 于企业财务会计来说,在编制利润表时,需要结合当期营业成本以及期间费用数据,但是无论是月末存在的半成品、库存品,或者是废品,仅依靠简单的记账凭证,均无法得到真实数据。 (三)融合创新的必要来自科学应用资源 企业通常希望高效应用资源提高附加价值,将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加以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重复工作,充分发挥两种会计工作优势。立足人力资源角度,以最低人力成本获得最大管理效益。另一方面,实现二者的融合,可形成综合报告,帮助管理者高效决策,分析资源投入在哪一环节能取得更多效益,进而助力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利润。 (四)融合创新的必要来自联系紧密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源头、本质以及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特点,都以帮助企业管理人员实现效益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资金运营环境下得以实行,工作范围及工作区间具有一定交集,这些交集令二者间的差异相互弥补。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二者加以融合,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可从根源处提高企业内部控制与管理水平。 四、企业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融合现状分析 (一)规范性标准间差异 参照会计准则,发现管理会计以及财务会计在规范方面具有一定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者的有效融合。针对财务会计来说,以外部人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且这些人员与企业间具有一定利益关系,并且国家为了切实监管信息真实性,颁布了相关政策及法律。但是,管理会计却以企业内部管控为核心工作内容,管理会计工作的关键,在于为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致力帮助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结合现有状况来看,我国并未形成完整的管理会计制度,但是凭借长期经验,足以发现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在内容及工作要求上具有显著差别。 (二)信息欠缺共享性 对企业会计来讲,以报表为主要表达形式。在报表中,可切实凸显企业多种经济活动,展示国家针对财务会计的具体要求,并且涵盖了报表格式和操作流程。相比来看,管理会计要求则并不严格,结合具体现状,工作人员针对报表形式做出适当调整,具有一定灵活性,且风格多元化。为此,两者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性,无论是主体,或者精细核算方面,财务会计均无法追上管理财务步伐,最终形成了“各自为营”的局面。目前,针对工作成果来看,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难以实施共享,不能有效整合系统信息,导致二者针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值越来越低,影响企业稳定运行及健康发展。 (三)未曾协调两者工作人员素养 众所周知,会计人员工作素养直接关乎未来企业发展状态。因此,针对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进行融合式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结合企业现状,财务人员无论是资历,或者是综合能力,均未达到企业的具体标准。如果促进二者融合,通过最佳方式,均可提高财务会计人员及管理会计人员综合能力。但是,由于部分管理人员并未充分认知财务会计人员及管理会计人员在认知方面的差异,缺少完善的工作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融合优势,凸显融合弱点,不利于增强资源共享效果。 五、企业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融合创新的策略分析 (一)高效应用计算机技术 在企业推进会计工作时,充分融入计算机技术,可促使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高效获取信息。通过数据技术及信息技术,促进信息共享使会计信息变得更加透明,并令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信息融合效率有所提升。为企业财务部门顺利落实工作奠定基础。通过应用通信技术及在线数据采集技术,可保障数据采集工作、传输工作有效落实,进而满足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对数据信息的高效性要求及时性要求。同时,通过应用在线管理和远程控制手段,可为企业财务管理营造开放式系统、完整性系统,为企业信息用户提供全面的财务报告,切实反映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经营情况,为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做好前期铺垫。 (二)有关业务部门紧密配合 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数据源及需求间具有一定不同。会计凭证数据要得到财务部数据的支持,并且还要获得基础部门数据,组建完善的操作流程图及健全管理体系,安排专业人员负责管理,以保障业务工作落在实处,为及时采集信息、输入信息提供优良基础,令整个业务流程更稳定、更高效。为此,企业领导人员应注重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合力把握人际关系,提高辨别力、洞察力,如若出现突发事故,应及时给出反应。通过营造轻松愉快的内部组织环境及和谐人际关系,可有效结合企业合作需求,保障各部门成员良性沟通,在科学规章制度及完善的章程作用下,让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效率逐日提升。 (三)精细设计财务工作内容 企业应针对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目录清单加以创建与整理,参照管理会计具体需要,分类与编码各项目录清单,保障管理系统及数据库足够完善,并采集及合并处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基础数据,促进各数据兼容在分类栏目以及统计信息代码时添加原有会计科目,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可靠支持,并最大程度避免出现应用中重复筛选的问题。通过使用信息增设方法,有效记录企业管理会计发展时需要应用的各种信息,并把会计凭证输入界面变为“多窗口”。为此,会计凭证输入人员既可以是财会人员,也可以由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负责,不断提高企业工作效率。此外,应注重结合企业具体发展需求,设置管理会计账簿以及会计账簿格式,形成最终会计凭证。 (四)会计工作理念须推陈出新 立足新时代新形势,企业会计职能有所改变,这就要求企业财会人员针对会计工作产生全新认知,摒弃传统的、单调的会计信息处理方式,高度重视会计管理职能。与此同时,要关注企业会计工作创新情况,展现企业财务价值及作用,为企业持续发展增添动力,改变传统财务管理理念,要求会计人员不断学习会计知识,丰富会计管理经验,以完善的知识系统,为企业会计决策工作带来知识。通过丰富的财务知识,为企业领导人员提供数据支持,进而提高企业整体决策水准,实现融合与创新发展企业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的美好愿景。 (五)在会计工作中融入信息化 随着信息化科技不断发展,其在会计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了。将信息化应用在会计管理中,已成为常见方式。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经济竞争性越来越激烈了,原本应用于财务结算、登记账簿等简单的会计职能,以不利于企业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下占据发展先机。会计职能应侧重于促进企业进行高效的经济活动,切实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状况,了解企业资金运转状况、生产运营情况,令上层领导者及时了解企业实际经济态势,便于管理会计针对企业经济发展进行正确分析与判断,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促进财务会计、管理会计间的信息高效传递,令二者的资源能迅速共享。信息化在企业会计工作中的应用,可令企业针对会计的管理进行创新设计,为企业上层领导阶层了解各类经济信息带来支持。为此,企业应注重建设财务信息化平台,积极购进智能化设备及智能办公软件,并针对企业内部财务人员及管理会计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令其逐步提高自身知识层次及技能层次,促使其从一般财务会计人员及管理人员向管理会计人才升级,进而提高整体财务工作效率,增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融合的可能性。 (六)树立会计融合发展观念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计是企业管理时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经济交易以及经济事项交流时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应得到企业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然而,如今经济迅速发展,相关会计知识也出现了一定变化,习惯于应用传统会计知识的前辈不计其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会计经济工作的落实。在全新的发展背景下,所有财务会计人员及管理会计人员,应不断解放思想,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应打破漫长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的障碍问题,从条条框框中获得解放,用辩证法眼光看待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结合实际问题,提升整体创新水准,推动会计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会计人员均应不断更新自身知识体系,完善会计知识结构,以确保自己能跟随时代发展脚步。在企业具体管理会计工作落实时,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完善会计观念,主动提升业务水准,加强会计相关素养,端正会计工作态度。除此之外,会计工作者应及时关注国家具体部门有关的经济体制以及调整的政策,以确保自身会计知识能与政府政策相互呼应,进而高效推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发展。 (七)通过循序渐进方式促进二者融合 参照具体概念,财务会计更关注日常生活,可为企业外部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更侧重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受市场因素影响,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的融合存在着一定难题,比如管理会计系统并不完善,欠缺管理会计人才,均会为二者的融合制造一定困难。所以,就需要结合企业单位具体经济情况,从全局角度出发,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之中,企业财务人员万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坚持事物循序渐进发展的规律,在循序渐进中促进二者融合与发展。企业领导人员要合理安排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工作细节,做好每一环节的准备工作,坚持统筹安排会计计划。 (八)全新设计财务资料格式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所应用到的财务资料来源具有一致性特点,但是二者在操作时,又有一定的差别。财务资料格式缺少统一性,会增加二者的融合难度。因此,就要针对目前的财务资料格式加以调整与重新设计,财务资料格式设计要关注下面三点。首先,要注重分类编码,针对原始会计信息做出分类,并设置编码,以便切实提升会计信息处理效率,防止出现重复筛选问题。其次,设计备用信息栏,严格记录非货币信息。此外,结合实际需求设置财务会计账簿、管理会计账簿。关于财务资料格式的统一,并不要求报表统一、二者账簿统一,仅需要会计凭证的设计符合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对信息的实际要求即可。 六、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给很多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势,企业若想收获更可观的经济效益,则应选择创新型发展战略,转变企业内部发展模式,以便能进一步适应市场发展形势。如今,促进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有效融合,已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要选择。因此,企业应针对管理会计及财务会计融合内容加以研究,探索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为二者的融合开辟新道路。 作者:胡琴文 单位:中国 水 利 水 电 第 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水电公司 会计管理篇2 众所周知,对于我国社会企业而言,在日常运营和管理过程中,通过科学方式,针对内部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制度以及执行方案进行有效完善和健全,不仅可以科学反映出该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同时也能针对企业中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全程监督与控制,从而帮助企业加强对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和掌握,进而针对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同样也能起到相应的督促作用,推动企业的高层领导要秉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基础管理理念,不断学习并吸收先进的会计管理和发展知识,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传统思想、传统理念给日常工作带来弊端和影响。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详细论述背景,针对现代经济发展形势下的社会企业进行详细分析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管理会计在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必要性、应用现状以及实践应用方案”展开综合论述。 一、目前,将管理会计有效应用于社会企业发展中的必要性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优化,近些年来我国对社会企业科学实施并设置了相应的“精细化”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制度,提出了更为全面且严格的要求。因此,为了能够确保我国经济市场中的企业,在日常财务管理工作执行期间,要将管理和监督制度进行革新和优化,以满足经济市场以及企业内部的实际发展需求,并同时依照相应的规章条令,将管理会计有效应用其中。这是因为: (一)管理会计的有效融入和渗透,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之所以要将管理会计与企业的日常财务管理工作相融,是因为管理会计采用的是较为特殊的管理手段,来针对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进行管理和规划,促使整个管理效能得到充足发展和提升。此外,管理会计的体系制度,无论是对于推动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体系建设还是完善财务管理系统而言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不仅能够更好地调动并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能逐渐加强企业高层领导对日常财务管理和监督工作的整体重视度,从而给予企业财务管理部门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二)管理会计的有效应用和发展,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日常运营管理成本 财务管理工作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和企业的整体运营以及管理质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实现工作活动的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做的便是确保所有的员工乃至高层领导者都要形成正确的管理价值观,并塑造相应经营理念。管理会计活动在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有效应用和拓展过程,通过科学方式帮助员工培育了先进且与时代相符的管理会计思想以及相关企业经营理念,在原有的管理体系制度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规范和设计工作,并同时依照员工的实际发展要求,构建起完整的员工激励机制,以先进管理理念为纽带,实现了企业经营管理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塑造。并将“人文价值精神、时间成本观念、风险管理和控制观念”等内容有效融入其中,最终目的是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针对日常运营和管理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实现企业财务资源管理效益的不断提升与增强。 (三)管理会计的拓展和延伸,有利于帮助企业针对市场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 管理会计的拓展和延伸应用过程,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而展开的。管理会计中的监控和预测职能,通常情况下都是将现代经营与管理决策方案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相融合视为根本依据,从而在掌握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条件及相关定律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并将所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和归纳,最终借助这些数据信息资料,针对企业在未来发展与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相关成本损耗和资金动态情况展开针对性地推测和分析,借此来保障现行管理和经营决策方针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四)管理会计的提出与落实,是企业完成绩效考核与评价工作的重要前提保障 管理会计正式提出与有效落实,其作用影响最为显著的便是帮助企业内部的各个责任部门进行绩效实况的考核与评价工作,并同时对责任企业的财务预算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在分析和研究过程中,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的归属责任进行明确,从而依照责任主体和问题详细情况来实施相应的绩效奖惩制度。此外,还要对企业内部各个不同部门利益分配关系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及时纠正和处理,以确保各部门经营和管理责任能够在奖惩制度下得到充分落实和发展。在此期间,管理会计通过科学且合理的方式,将企业的战略管理目标以及部门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并借助“奖惩激励、监督管理、约束企业员工”等执行方式,来实现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与绩效考核管理活动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在管理会计的全力推动下,真正意义上实现企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发展。 二、现代化经济发展形势下,管理会计在我国社会企业中的应用现状 (一)基础理论发展与研究过程相对滞后 根据实际调查显示,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管理会计发展和应用活动虽然在社会经济体系的推动下得到了进步和提升,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基础理论和实践理念的相关研究还是不足,欠缺实践操作部分的填充和优化。从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角度来说,管理会计工作职能的有效应用过程,通常情况下还是集中在企业的发展上,同时围绕着企业的经营以及财务管理活动而展开,尚未在企业中得到大范围推广。因此,这也就导致了我国对管理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行业中,所研究的进度和效果皆不同。尽管近些年来,为了紧随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有不少的社会企业,也逐渐针对管理会计的实践操作经验进行了积累,但是由于行业本身理论体系研究过程的滞后和缺失,无法真正满足当代社会所提出的全新发展要求,因而很多情况下所开展的研究活动基本半途而废。此外,由于我国企业和其他单位,对待管理会计在“项目服务、管理手段、运营方式、财务数据”等内容上的处理态度不同,导致企业在应用管理会计职能期间,出现了滞后性,致使企业的学习和研究动力不足,不足以支撑研究工作的创新性突破。 (二)管理会计工作的建设和应用方式较为单一 在具体的应用和实践过程中,我国有不少的社会企业,在内部财务会计工作执行期间,仍然坚持采用以往传统的“记账”落后方式,部门员工乃至高层领导者对管理会计应用工作的整体重视度并不高,甚至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偏见和误差,习惯性地认为管理会计的存在多余又无用。例如,部分企业很多时候都是采用不定期的方式,来针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具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指导,借此来改进并优化会计管理的具体执行模式。而这种“不固定、被动”的改进策略,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效益,倘若长期进行,势必会阻碍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合理建设与应用,最终导致管理会计工作无法有序开展。 (三)整个应用过程缺乏专业化的高质量组织人才队伍 管理会计工作职能在社会企业中的有效构建和全面应用,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专业化的会计人才组织队伍来支撑。而由于管理会计在我国会计工作体系中的建设和应用时间较短,同时缺少必要的实践操作支撑,整个应用过程尚未形成完整且成熟的应用规律。外加上,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市场中人才资源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与管理会计相关的专业化人才组织队伍并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与企业运营和管理模式相符的管理会计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此外,与经济市场中的其他领域行业相比,企业在专业化管理会计人才资源选择和利用过程中的运行机制,显得更加“僵硬、固化”。由于企业财务工作人员的“自我学习和提升意识不强、自主创新观念尚未形成”等影响因素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管理会计职能的应用和未来长效发展。(四)应用过程缺少完善且科学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在我国,部分企业由于“发展规模较小、基础信息建设较差、会计岗位员工的基础管理意识较弱以及会计工作执行方式电算化起步较晚”等问题存在。导致目前企业所开展的财务会计管理活动中,尚未依照实际发展需求,制订与运营和管理理念相符的“统一化、完整化”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进而致使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发展进度缓慢,财务数据信息的统计以及分析工作效率低下,员工之间无法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共有。正因如此,在很多不知情的情况下,社会企业所执行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中,由于缺少了财务信息系统的科学引导,所制定出的决策和引导方针始终存在着一定偏差,与事先所预计的最终结果不符。 三、现代化经济发展形势下,优化管理会计在我国社会企业应用过程中的对策和建议 (一)重投入,加强对管理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的分析和研究 与国内相比,由于国外针对管理会计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起步较早,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活动,已经逐渐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应用体系,可以作为权威内容让企业作为参考。而对于我国而言,虽然没有像国外一样,针对管理会计的研究那么深入,但是却可以在全面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目前所开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进行不断提升和强化,从而更好、更快地增进管理会计在企业发展中的整体应用进度,以便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例如,一方面企业在日常运营和管理活动中,理当依照实际发展需求,逐渐加大对管理会计基础理论和实践策略的研究分析力度,通过“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必要因素的支持和保障,来为管理会计在社会企业中的科学建设以及有效应用提供完整的基础理论根据,从而为推动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企业内部高层领导者管理意识的形成与培养,同样也是整个应用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因此,对于企业内部的高层领导者而言,为了能够全面深化对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在企业决策制定和设置过程中,理当不断提高对管理会计应用的整体重视度,同时还要加大管理会计应用价值文化的宣传力度,在战略发展目标的推动下,营造浓厚氛围助力管理会计职能得到长久发展。 (二)强体系,科学构建相应的企业内部管理控制体系 倘若想实现管理会计在我国社会企业中的科学建设与有效应用,在依照企业实际运营和管理需求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且高效的财务控制体系是其中的必要执行基础。因此,在日常运营和管理活动正式开展期间,企业不仅要加强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整体重视度,同时也要将其视为实现管理会计在企业中有效应用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具体而言:首先,我国经济市场中的企业,理当从内部的财务管理和控制环境开始入手,通过科学且合理的方式建立起职责分工机制,并设置相应的公平奖惩制度,借此确保企业的财务会计员工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能够各司其职,将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进行充分发挥。其次,要构建与企业战略发展政策相符的可行性监督和考核管理系统,通过定期针对内部控制体系进行自我评价与判定的方式,来将内部控制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反馈,从而进一步明确岗位工作职责,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财务内控管理制度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三)育人才,全面提高企业内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我国社会企业若是想将管理会计有效应用其中,并取得相应的实质性效果,这整个执行和应用过程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会计岗位人才组织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息息相关,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因此,为了实现企业运营效益的不断提升,针对内部管理会计专业人才组织队伍进行建设和拓展势在必行。而对于企业如何有效加强专业人才的队伍组织建设工作,其中最为有效且合理的方式便是采用“培训学习”常态化方案,依照企业内部人才资源实际所需,来定期展开相应的会计岗位业务能力培训学习活动,并同时逐渐加大培训和教育工作的整体实践力度。通过“集中化训练、专家主题讲座、专题课程讲解、实践操作训练”等方式,在将先进的管理会计理念以及科学实践方案有效融入其中的同时,将具体的管理会计工作执行流程与内容交托给企业会计工作者,借此帮助员工进一步提高并强化业务工作能力。此外,企业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还应该从企业自身的专业化人才需求角度出发,来建立起与企业财务管理岗位相对应的人才招聘体系,通过“社会人才市场招聘、校园直招”等方式,积极探索并挖掘具有“专业职业素养、综合能力突出、品行端正、发展潜力较大”的专业人才,从企业的源头角度彻底解决人才稀缺的问题,并提高企业现有财会人才组织队伍的综合职业素养。 (四)提效能,针对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不断完善与建设 构建先进且完整的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系统,不仅能够为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发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行动技术保障,同时也是维护企业管理会计工作长效稳定开展的重要前行基础。具体来说,作为当代企业审时度势、从政策角度去掌握市场经济的未来信息化发展趋势,是推动财务会计和日常管理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行条件,同时也是将管理会计有效应用其中的首要执行任务。因此,社会企业在日常运营和管理过程中,理当积极借助自动化办公技术,并通过合理方式科学构建起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管理会计相关的“内部控制、财务预算控制、信息化管理体系”等工具与财务信息系统相融,从而帮助企业财务会计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管理会计工作的整体执行效率,真正意义上将会计信息化发展落到实处。综上所述,实现管理会计在社会企业发展与应用中的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依照经济市场需求,构建起完整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同时也能为企业不同岗位部门之间的各项业务有序开展,提供“高品质、高效能、便捷性”的信息化服务,最终推动企业管理会计朝着高品质方向不断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经济发展形势下,对于我国各地区中的社会企业而言,倘若想切实通过科学方式针对企业内部的财务成本管理效率进行不断提升和增强,就必须从财务部门角度出发,以会计岗位成员为核心,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加大企业管理会计活动的“探究、分析、应用以及推广”整体力度,从而借助高质量的专业化会计管理人才,积极组织并执行相应的管理会计工作,最终实现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红杰 单位:德州职业 技术学院 会计管理篇3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我国检测产业也面临重新洗牌。有些省份率先进行了试点。其中的一些省份改革思路,就是以区县为单位,相近职能事业单位进行整合,几家带有检测性质和色彩的事业单位合为一家。减少相近检测机构数量,核销了编制,整合了检测资源;另外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检测单位改制成为了企业,建立了适应检测行业特点的现代化企业机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检测业务面,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经济效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检测产业的这次变革当中,为了更好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契机,特别需要提升检测产业的管理方式和内部治理机构。其中,管理会计在检测产业变革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管理会计的战略构建、管理会计的管理营运分析、管理会计的成本主体转变、内外因素准备、成本管控体系建设等视角,阐明新的形势下,转变管理会计管理思路,重塑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多维度提升检验检测单位的成本管控水平,最终实现检测单位整体战略目标。 一、全球检测产业市场发展综述 全球检验检测市场主要分布如下几个行业,零售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工业产品领域。从检验检测实施主体分析:政府举办和工业企业内部检测占比约六成,其他市场份额被第三方检测公司瓜分。从发展态势,第三方检测市场份额每年逐步增长。整体检验检测市场需求旺盛。 二、我国检测产业发展概述 当前,我国共有检验检测机构4.9余万家(截至2020年末),营收规模近3600亿元,是世界范围最具潜力的检验检测市场,这得益于我国是全球最大制造大国背景。国家层面上,检验检测机构为主体的国家级检测院以科学试验和检验检测认证为举办目的,同时以科学研究性为主。同时存在一些检测认证大型集团公司,检测服务主要对象是对外贸易的出口产品;检测认证省级层面依托政府举办的检测机构,成立了专业检测中心或科学研究院,检测能力和专业性强,但检测单位分散,没有形成集群效益;在地方层面,也就是区县级层面上,检测项目单一,检测队伍力量薄弱,甚至跟不上地方特色的产品上市质检的节奏。 三、管理会计在检测产业管理中的定位及现状 检测行业直观的业务成果就是符合当时环境下的真实检测数据,以此来指导和应用生产、生活领域。管理会计通过自己内部核算和管理,来提升检测单位的内部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和提升整体的检测业务对外服务水平。在检测产品的某些领域,管理会计在检测行业的成本管控方面,仍停留在零基预算模式的成本控制,没有结合检测作业下的标准成本法控制成本支出;管理会计在检测行业的战略构建方面,只建立了短期和合同管理模式的目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规划;管理会计在检测行业的经营分析方面,仍然是以传统财务指标和人力考核指标进行指导分析,其他视角下的分析是空白;管理会计在检测行业的主体仍然停留在检测单位个体上,在检测项目和检测单位自身部门没有充分展开。 四、管理会计中的决策主体转变 由于检测行业实施检测项目主体不同,决定其管理会计实施主体既可以是检测单位整体;也可以是内部的管理部门;还可以是列为重点检测的项目本身。管理会计的决策主体以检测业务不同进行转变,更能产生很好的精细化成本决策。管理会计主体转变考虑其他因素:必须结合各种检测业务开展情况,在检测个体单位自身的战略管理、预算管控、成本实施、绩效考核、风险管控等等。 五、管理会计转变的内外部因素准备 外部因素包括整体检测市场环境因素、有关检测产业法律法规法律环境因素、整体检测产品发展趋势等。内部因素包括:检测产业人员的管理理念与管理会计核心意识的结合情况、检测产业个体内部完善的内部组织管理会计集成体系、适合检测业务行业发展的管理会计报告、检测业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信息化系统。六、多视角营运指标分析管理会计转变当前,检测产业面临一个经营环境较为复杂,后续营收能力不确定性等风险。常规的营运分析基础上,更需要多视角营运目标分析,进而让决策者清楚,哪些是具有发展潜力前景的检测业务项目、哪些是长期具有潜力的检测合作伙伴、哪些是更为有效业务拓宽的渠道、哪些是最为合适的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等等。以此来提高检测产业个体的营运管理水平,最终实现其自身的战略目标。第一,多视角可选择范围。可以从检测服务区域、检测部门、送检客户、检测服务、送检渠道等方面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那些盈利,那些亏损,建立数据模型,通过比对分析,推导出企业成本集约化的科学管理方法。第二,多视角的信息化环境。通过检测单位自身信息化支撑系统与会计软件的深度融合。通过分析,把主要的资源成本倾斜热点的检测业务。融合系统出具的数据更具有说服力。维度越多,数据支撑性越好。第三,多视角的内部管理环境。通过分析,逐步优化内部的组织构架,逐步重建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构建扁平化的检测受理流程,消除和减少冗余的组织构架。 七、检测产业管理会计转变中的成本管控体系 检测产业中个体的成本水平决定将来其在检测市场地位的强弱,控制检测成本、节约其个体的自身费用能耗,对于检测产业整体来说,意义非凡,决定其到底能走多远。从检测水平(检测报告)来说,应将检测技术与成本能耗和经济成果有效融合。 1.中远期规划目标约束检测成本 通过检测业务,形成检测报告,进而获得检测收入。同样也需要考虑具有竞争力的对外价格。将成本总括进检测业务整个过程。将消耗费用定位于每个检测环节、每个检测步骤。所以要将总计成本落实进每个检测环节,乃至细节。 2.检测业务规范与标准成本法 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工业品的制造遵循标准化方向,检测业务的操作同样,也要进行成本标准化的推行。每一个检测业务操作都要按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执行。管理会计中的标准成本法,核心思想是以标准成本记录,然后与反映产品的成本形成整个过程,还有最终结果,从而用以实际对成本的控制。一个是工业操作,一个是管理执行。检测产业中的成本管控必须在整个检测业务过程中,严格执行检测规范,在规范指引下,通过标准成本法,计算出具体检测环节成本,以严格控制单位标准成本,进而把控整体的检测业务成本。 3.成本预想 检测个体在检测市场竞争,其核心力是检测业务的产品力。严格意义上,检测成本决定其竞争力。降低成本是其瓜分市场蛋糕重要手段。预想检测业务发展持续力,必须拓展自身业务和检测软实力和硬实力。预想人才和仪器的投资,都要纳入其战略定位提前预想设计。通过预想,演练今后竞争的场景,以此,储备足够的人才,储备新的检测生产操作线,储备潜在检测用户的渠道资源。预想法律等内外风险,以此建立考虑预警机制的成本体系。 八、战略愿景定位下的管理会计转变 1.财政支持模式下的战略愿景与管理会计转变 (1)应逐步取消财政全额模式的财政支持模式,建立新型财政差额体系,因地制宜确定国家和检测中心或院的差额配比原则,条件好的区县50%财政补助以内甚至可以降低至20%;条件差的欠发达地区至少保证70%以上财政支持力度。释放改革活力,激发检测单位个体内在活力。进一步规范使用国家强检系统后,国家和地方财政抓好检测项目业务底数,更要充分保障财政支撑能力,坚决避免地方行政单位占用和挪用强制检测财政资金。财政支持下的检测行业个体战略愿景应立足和强化强检业务,强化其内控的管理体系,努力提升检验检测业务水平,逐步开拓其他检测业务领域,打造一支面向局部区域、业务过硬的检测队伍。 (2)管理会计成本精细化。有检测业务必然产生收入与成本支出,需要有更为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会计管控收入与支出。检测业务需要考虑人工成本因素;需要考虑器材消耗与维护成本因素;需要考虑试剂、药品等低值易耗品成本等等因素。目前财政保障下的事业单位逐步实现财政一体化的管理模式,此种模式基本实现了人、财、物的成本管理与核算。对于检测类事业单位,急需与生产方面检测业务衔接与融合,更需要贯通。需要在财政一体化中嵌入一个数据模块,可以参考区块链的数据结构,使检测业务项目与费用发生同步,并产生数据。这样更能科学准确地核算。对今后工作指导更加便利,从容面对突发和剧增的检测业务。 2.企业法人模式下的愿景与管理会计转变 在成熟条件下,检测中心或院初步具有市场主体地位,财务核算上应积极采用企业会计独立核算,并向上市公司看齐,如检测收入的市场化,保证强检公益服务外,企业模式的收入应向公众开放和透明,积极寻求收入业务领域向当地工业、农业、服务业拓展。支出也应遵循配比原则,配比有效收入,减少不必要费用支出。 (1)事业单位转企的会计准备。第一,对本单位资产全方位清理和清查,清理往来款。如出现清理困难情况,如有必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安排下,成立存续单位。由存续单位承担往来债权债务,这样,转企的检测公司更能轻装上阵,专心投入新的生产经营当中。第二,全面盘活固定资产。继续发挥功效的固定资产确立好残存价值,转入新的公司体量。对长久闲置,和待报废资产,通过财政正常手续报废,处理难度大的,可以通过拍卖等第三方合作方式变卖,产生收益上交当地财政。第三,所有者权利确权。通过清理清查,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当地政府根据法律法规和改革文件精神,通过确权后,以政府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给新公司所有者权利为准,当时时点的所有者权益为新检测公司所有者权益。 (2)新检测公司的会计核算的转变。第一,新公司会计核算将采用适宜市场经济发展的权责发生制,每笔会计业务是借贷记账法核算,科目记账回归到了借贷记账法本色的形态,即借贷的关系更加纯粹。今后的工作,摒弃原有的收付实现制。第二,月报、季报、年报将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代替原有的事业单位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明细报表等财务报表。报表阅读和分析,以经济效益为核心,通过息税前利润、单位人工成本、利息保障倍数、长期资本负债率、现金流量债务比等财务指标分析,科学指引新检测公司经营工作。 (3)检验检测内部治理管理模式的转变。第一,以往会计核算模式,根据前一年成本费用发生情况,上报下一年成本费用。新的检测公司预算会以检测业务项目为中心,保障民生的强检,通过国家受理平台业务取数,国家或地方财政给予财政支持;新检测公司将充分发掘和开拓当地业务市场,对业务增长迅猛,经济效益前景好的检测项目,将下大力气发展。并在成本方面给予倾斜。对前景不确定性大的,将逐步取消。第二,软件管理模式转变。原来单一会计核算软件将被集会计核算、内控管理、检测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物料管理、生产调配的ERP取代,每一个业务发生,都会产生数据点对点的管控和跟踪。真正实现了会计核算与生产经营管理的融合管控。第三,人员岗位转变。新检测公司管理下的员工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具体,员工的工作量和工作结果从新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充分体现,一人可以兼任数个岗位,会计可以考取注册检测师证,可以参与检测业务,如能力提升,更可以参加省级或国家实验室的工作,充分体现多劳多得。每名员工将不满足一手活、一个岗位。充分激发每名员工的能力潜能。 (4)检验检测合作模式的战略模式构建。第一,新的检测公司建立后,应迅速提升新检测公司的检测业务水平,积极投身当地工农业务的经济建设上,以检带动测,以测拓展检,横向方面,检测业务面需要拓展;纵向方面,检测业务更需要高水平的提升。积极组建区域性检测单位联盟。如,区县范围检测公司与省会范围检测公司联盟,产能过剩的检测公司与产能不足的检测公司联盟或合作。通过联盟与合作,弥补自身短板,利用对方长项拓展自身业务,并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迅速提升自己检测业务能力。第二,与国家实验室的合作。国家实验室检测能力毋庸置疑,检测数据公信力在社会上得到充分认可,在检测公司成立后,应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检测实验,对经济效益好,当地工农业有帮助和前景的项目,在得到国家实验室认可和合作前提下,在检测公司当地成立国家实验室的下分实验项目,在国家实验室指导下,充分操作检测实验,实验得到第一手实验数据与国家实验室比对认可。以此提升自己检测能力水平。 (5)检验检测自身业务渠道战略构建。目前,我国强检平台中计量器具、目录中的感应仪器的强制检定的经费保障由国家财政列支。未来新检测公司在这部分是可以获得稳定收益。说明这部分收入可以保证检测队伍的人员基本开支。但是,为了新检验检测公司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蓝海战略,必须寻求新的检验检测业务增长点。(第一,电商商品检验检测渠道构建。电商商品已经充斥整个流通市场,实体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电商产品的生产渠道多元。除工厂生产的产品外,甚至还有小作坊式家庭工厂生产的产品。部分产品存在质量隐患。这给检测公司提供了巨大商机。新检验检测公司应根据国家质量安全体系指导商家质量管控,通过检验检测和技术咨询等手段,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成为市场认可的产品。第二,二手车检验检测渠道构建。二手车的检验大部分市场被二手车平台垄断,检测费用高,其成本被转嫁给买家。部分平台的检测数据存在造假嫌疑,消费者的申诉维权举步维艰。新型检验检测公司应积极参与二手车的检验检测市场竞争,可以现场检测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依靠自己的人才优势、仪器优势,抢占二手车检验检测市场。第三,农产品质量检测渠道构建。目前,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市场存在真空地带,在某些地区,农民创立了粮食品牌和深加工基地,粮食制品的等级品质急需第三方检验鉴定。检验检测公司可以通过自身业务检验检测,出具粮食等农作物检测报告。第四,环境检验检测渠道构建。老百姓对自己生活品质有很大需要,尤其是新房装修后,需要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检验检测公司可以通过自己的仪器对室内房间进行检测,排除污染源。 九、结语 管理会计在企事业内部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检验检测行业而言,通过加强管理会计的一系列化管理,重塑检测单位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构建,结合自身的检测能力,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进一步融合检测业务和会计管理平台,分析和指引检测业务科学有效发展,从而进一步降低检测业务成本,有效管控检测业务风险。通过一系列的管控会计转变,进而提升检测行业的内部治理能力。 作者:丑大鹏 单位:洮南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洮南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
本文就高校语文教育中创业教育渗透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并对创业教育在高校语文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予以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高校语文教育中渗透创业教育的有效途径,将为我国高校语文教学中创业教育的渗透提供实践参考。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有力支撑,高等院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为各行业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就一定层面上而言,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行业未来发展的高度。而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多,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开始有所上扬。在这一背景下,高校的创业教育开始被提升了日程。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能力和素养的支点成为高校教育的共识。实践证明,大学生创业不仅可以减轻社会生的就业压力,而且能够为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高校的语文教育本身具有与创业教育的契合点,能够在实现对大学生人生和人性关注的同时,实现对其文化素养的提升和精神追求的生活。 一、高校语文教育中创业教育渗透的必要性 就创业教育的内涵而言,是指能够通过系统而专业的理念和能力的输出,使人才具有一定的事业开拓能力,并通过创业这一途径,将自身的社会价值最大化。高校语文教学与创业教育之间存在着一些必然关联。首先,高校的语文教育中的德育内容可以帮助高校学子形成自身良好的职业道德。语文作为人文性极强的学科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利用汉文化中的思想可对大学生展开潜移默化的熏陶,使大学生能够主动的接纳并吸收职业道德的内涵。良好的职业道德将成为其未来创业中最宝贵的基石。其次,语文教育的技能可以帮助高校学子建立优秀的职业能力。创业意味着市场开拓及产品推出,在这一过程中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文案能力将成为高校学子未来创业过程中市场开拓和产品推出的利器,有助于高效地获得客户和市场的认可。再次,高校的语文教育中的独特思想性是其成为创业教育的前沿。创业是新时期赋予青年学子的使命担当。高校语文教学的工作者需因时而进,站在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接班人和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的高度,紧密贴合创业教育的时代要求,在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路下植入创业教育的内容和思想。高校语文教学的改变,将不仅仅是其在内容呈现层面上得到优化,更能够促成高校语文改革中,学生本位理念的得到践行,提升创业教育的时代要求下的高校语文教育实效。 二、创业教育在高校语文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渗透意识淡薄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多停留在课堂教育和创业技术比赛的层面。部分高校教师未能充分的认识到在语文教学工作中渗透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多将这一意识的传播归结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教育的范畴。未能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地谋求创业意识与语文教学的融合。其语文教学中的创业教育只是片段化地出现在语文课堂的思想交流过程中,忽视了核心创新精神的培养,使创业教育在高校语文教学成为了形而上的教育。 (二)教材内容缺乏 很多高校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未能将创业教育有效植入语文教学的直接原因为高校并未能形成完备的创业教育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创业教育被游离在课程内容之外,成为了教师意识与学生意识间的交流,未能通过案例的援引等形式完成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指导。同时,在高校的语文教育过程中,因教师自身对创业教育理解的偏差,对创业者材料的选取和解读不够到位,进而致使高校语文中创业教育的水平停留在一个相对平庸的档次。 (三)创业实践缺失 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在支持大学生创业中给予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成为高校学子创业的坚强的“亲友团”,高校学子创业成功的案例显著增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创业的新高潮。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一“亲友团”中,高校多是由高校技术型教师和研究型教师的融入,而高校语文教师的占比十分微小。这导致高校语文教师在学生创业教育中的“话语权”被剥夺,仅仅沦为一个思想的鼓动者。 三、高校语文教育中渗透创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学生的创业意识 高校语文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应主动地转变观念,融入到推动学生创业浪潮中,成为学生创业的道德约束者和精神指引者。在大学语文教育中逐步加大对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使学生能够认知并理解时代背景下创业所给自己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更为宏伟的历史文化视角,为学生的创业注入精神的动力,这将在极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创业需求和创业动机。进而使大学生群体之中,不敢创业的萌生创业意识,敢于创业的人坚定创业思想。同时也可将往届成功创业的学生典范邀请到语文教学的课堂中来,让他们讲述创业的过程,从而激发学生们的自信心。 (二)开发语文创业的教材 高校应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尝试建立系统且完善创业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为高校语文教育的创业教学提供基础的参考。而高校的语文课程教师更应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以服务于学生的未来发展为初心,主动地发现教材、挖掘教材、编校教材,从而使自身在语文课程的教育之中,言之有物。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尤其是在素质教育、学习做人的方面留下了诸多的良作,这些传统著作将在高校语文老师的重新解读下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同时,高校语文教师需要在课堂上不断创造机会,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到互动中来,将自己所发现的创业故事引入到课堂之中来,通过他人的事例,来讲解如何在遇到就业难、被辞退等问题时,不屈不挠的寻找其他道路。 (三)引入创业实践的内容 高校的语文教育中应将应用文教学与专业技能一同培养,不但要突出语文教学的感染力与影响力,而且也要注重专业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得高校学子获得未来创业中的基本能力。如可在实践教学中,设计商业谈判、面试、推销等情景模式,并完成整个流程,提高学生的创业兴趣。当前,多数高校的创业实践仍是以社团活动或职业体验为主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高校的语文教师要主动地走向学生创业的队伍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帮助学生分析需求及趋势,找到自身产品的短板与优势,并依托自身的专业能力学生的市场拓展出谋划策,逐步成为团队有力的支持者,提升自身在学生创业中的“话语权”,让每一个学子真正的实现亲其师信其道。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在高校的课程中最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精神的良性塑造。而学生的创业能力和素养的提升是一个相对系统而漫长的过程,高校语文教师应在课堂植入创业教育理念同时,通过多效的课堂手段,达成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创业意识教育的有效渗透。在这一进程中,还应明晰的是:市场是高校语文中创新教育的智慧源泉和实践对象,高校语文教师在实际的创业元素的教学情境中,要以市场化为策略,以学生创业能力意识为基点,避免多而不精或情境构建不切合教学实际的问题,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提高创业情境探讨中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求知欲,并为高校学子的未来创业实践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李苗青,刘露宏,递春.创业过程中各类文体应用情况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16):104-105. [2][3]孙普.中职语文教学渗透创业教育探究[J].中学课程辅导(江苏教师),2014(10):3-4. [4]王芳.高职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创业教育的思考[J].中国高新区,2018(22):79. [5]刘英艳.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创业教育[J].文教资料,2018(33):40-41. [6]吴伟奇.高职语文教学中开展创业创新教育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17(16):68-69. [7]王高科.双创教育视野下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研究[J].文学教育(中),2018. 作者:海波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1引言 从实际情况予以分析,当下网络新媒体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微信、qq等互联网信息软件也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教育视角内,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成为网络时代重要的教学形式,依靠于网络平台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立体化、直观化的教学资源。针对于机械制图而言,这一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而基于中职学生来说,其本身知识结构不完善,基础知识不扎实,这也导致其难以高效、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针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而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较强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探究出新型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和优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环境下,下文从多个视角出发,对新媒体环境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模式展开分析和探究,以供参考。 2新媒体环境下的中职生特点 2.1熟练掌握新媒体使用方法 如今的中职学生,对于互联网技术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可以熟练使用微信、贴吧、微博等新媒体。他们喜欢在不同的论坛上、在不同的直播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熟练掌握了新媒体使用方法。 2.2鉴别筛选能力有待提高 学生对在互联网上所查询到的信息,往往都是粗略地看一遍,并没有太深的领悟,也没有筛选的能力。甚至有些网络信息中的错误内容,也无法及时地被发现,导致理解混乱,甚至会产生误导,鉴别筛选能力有待提高。 2.3学习能力不是很理想 一般来说,学生在中考失利的情况下进入职高学习,在悲观情绪下,学习松懈、精神倦怠较为明显。在面对大量的网络知识时,知识准备相对不足,缺失良好学习习惯,许多中职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渐渐地对学习少了些激情。不少学生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多呈消极、浮躁、焦虑、紧张、忧郁、自我否定等状态,这些不良情绪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进程。机械制图这门课程主要讲解图纸的标准及画法,知识点较多、要求较多,而且必须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教学,内容比较乏味,更加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2.4学生学习兴趣不足 兴趣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永恒动力之源,对人类的行动和态度起着引导和激励的效果。经过调研,本文认为目前在机械绘图的教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生缺乏对学习的热情。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学习机械绘图基本知识、掌握技能和参加机械绘图的过程中,没有积极的探究兴趣。在此背景下,老师的教学活动难以进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是什么让同学们对机械绘图没有太大的热情呢?这与机械绘图专业对立体几何能力、三维立体辨别能力、运算能力等基本技能的高需求密不可分。中职学生不可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自己的基本数学、几何技能进行机械绘图教学。这就造成了学生在机械绘图上遇到的问题。另外,为了保证自己的学业,学生必须要在平时的教学中,完成老师交代的图纸和机械方面的知识。这使得机械绘图专业的学习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复杂,从而使学生在面对沉重的学业负担时,出现被动的学习心态。 3新媒体时代教学存在的问题 3.1教师的新媒体教学手段掌握不够熟练 由于老师平日的工作负荷较大,在日常教学中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对新媒体的学习投入不足,对新媒体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没有能够深刻地领会新媒体的深层思想,这就造成了新媒体教学器材的使用不够充分,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 3.2新媒体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手段结合不够紧密 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在开课前进行充分的预习、录像、图片等准备工作,这样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所以许多老师都不太情愿地使用新媒体技术,哪怕是使用也是表面工作。新媒体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不高,新媒体与传统的教育没有很好的融合,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混合教学,这对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自由发展是不利的。许多情况下,由于一些同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老师投入的精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影响了教师对新知识的探索。 4新媒体时代机械制图教学改进方向 4.1教师要进一步加强业务知识学习 在新媒体时代,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局限于教学与学习,师生关系更为民主化。在新媒体时代,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平台进行教学,而不能像以往那样高高在上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和学生交流。通过新媒体,使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不够,将会在这一环节中暴露,从而影响到教师的权威,从而影响到后续的教学。因此,老师必须持续地学习新知识的使用。 4.2教师讲课时要严谨 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新闻工作者。老师在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一不小心就会被人传到网络上,原本以为没有任何问题的言论,在网络上却会被人无限放大。这对教师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老师不但要有专业的知识,还要懂得国家的政策,懂得有关的法规,经常关心国家的事情,尊重民族风俗,弘扬传统美德。 4.3教师进一步深化新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机械绘图是一门枯燥的学科,作为老师,要想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新媒体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吸引力,教师要在闲暇之余认真地学习新媒体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微信、论坛的作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4.4把企业引入课堂 机械制图是一种与工业产品紧密相连的专业。如果只是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使很难真正了解其中原理。通过互联网获得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理论知识,学生很难真正掌握。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实际制造中去,亲身体验产品的制造,从而更好地了解机器零件的制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中职学校不能把同学送到工厂里,所以老师可以利用新媒体介,把实现制作好的录像,发到网上,让同学们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有能力的中职学校还可以邀请到企业的工程师在教学平台上进行交流,并进行现场解答,把企业引入课堂教学,真正做到理实一体化教学,做到学有所用! 5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策略 5.1激发学习兴趣 新媒体在中职机械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可利用新媒体环境将抽象的机械专业知识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从而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的应用,还可节省出大量的板书时间,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教师不再忙碌于板书可以以更加丰富、生动的语言、肢体动作讲解相关知识点,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对机械知识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机械课程教学中,教学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例如,在讲解某些复杂的机械零件的装配过程时,由于机械零部件种类繁多,若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一一讲述其中每个零部件的功能与装配方法,仅讲解就需要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学生记忆起来也比较繁琐,极易混淆。而借助多媒体技术,教师便可通过图片或短视频,直观展示机器设备的外部机构与内部零件的构成情况,并分别展示各个零部件的功能与装配方法,从而有效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操作机器设备零部件的装配过程。这样,在课堂时间内就能够完成机械设备的拆装讲解与模拟演示,从而有助于学生及时消化、理解机械理论知识,使得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有效锻炼。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学习自然更有动力。 5.2引导自主探究 机械专业作为中职院校的重点专业,在培养机械人才、推动国家工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媒体环境快速发展的今天,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也更趋向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操作逐渐被各种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所取代。中职机械课程教学也要紧随机械产业发展趋势,更新教学技术,创新教学手段,让学生接触到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掌握更加前沿的机械制造知识,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与自主探究动力。例如,将新媒体引人机械课程教学,能够通过多媒体设备直观展示机械设备的架构,全方位呈现机械模型的具体分析。学生在全面了解机械设备架构设计的基础上,会逐渐产生对机械设备的进一步探索欲望,从而在欲望驱动下,开展对机械模型构造原理的探究活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先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向学生推送相关教学课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预习,确保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能够紧跟教师教学思路,巩固课前预习所学知识,解决课前预习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展开对机械课程知识的拓展探究,从而有效促进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提升。 5.3突破重点难点 传统中职机械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的概念抽象、直观性不足模型不够等一系列弊端,容易导致学生在机械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感性认知度不强,进而影响机械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对此,教师可充分发挥新媒体环境的应用优势,汇总机械课程知识的重点与难点,将其制作成微课、PPT、电子教案的多种形式的教学课件,改善传统教学手段的单调性,充分发散学生的感性思维,帮助学生突破机械制图知识学习的重难点。例如,教师可利用inventor软件将相贯线的形成过程以动作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看到相贯线的变化过程。学生通过观看动画演示,结合教材内容更加透彻地理解相贯线的形成过程。 6新媒体时代带给中职机械制图的教学意义 6.1借助于新媒体技术,优化教学衔接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中职机械制图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还没有有效地融入于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往往是结合新媒体技术来整合和优化微课设计,没有系统性地反馈和整理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导致其实施的效果也呈现极大的盲目性。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教师需要清晰地认识到多元化的教学环境上,将多媒体技术合理地应用于中职机械制度各个教学过程中,合理地把控各个教学过程之间的衔接性,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学习机械制图知识,以此来进一步整合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学习有效性。 6.2依托新媒体技术,把控学生学习进度 基于新媒体环境下,教师需要巧妙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来为学生整合、归档相应的机械制图知识,借助于先进的网络设备为学生演示和整合相应的课程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学生的实际学习具有针对性。与此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多媒体设备来复习和整合机械制图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以机械制图为载体,优化分配相应的网络资源。与此同时,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于新媒体技术来细化讲解相关教学内容,为学生开展直观性、立体性的知识教育,以此来进一步发散学生的学习有效性。最后,教师还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来及时地跟踪和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把控学生的学习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学习有效性。 6.3借助于网络技术,丰富教学实践内容 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可以运用先进的互联网设备来学习课程内容,加深对课程知识的了解。而教师也可以借助先进的网络设备来整理和完善自身的教学体系,丰富教学实践内容。针对于中职机械制图而言,其教学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学生对基础绘图知识的掌握,还需要引导学生去深入到实践中去,鼓励学生去系统性学习和整合相应的知识,并且结合学生的疑惑点来加以细化讲解,以此来推进课堂教学成效进一步提升。在开展机械制图实践教学过程中,将新媒体技术合理地引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也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对机械制图的学习性,促使学生能够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实践学习过程中,从而在完善学生知识架构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帮助学生整合和完善知识点,有助于推进学生学习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此外,新媒体技术的合理利用也会极大程度上发散学生的学习思维,调动学生学习有效性,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内化知识点,使得学生能够及时地解决和理解课堂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强化对知识点的学习和掌握,助力课堂教学实效性的进一步提升。 7结语 总之,中职院校是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是我国教育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技术在中职机械制图中的应用,能够推进中职机械专业教学体系科学化、素质化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职机械教学专业改革进程。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新媒体技术在中职机械的应用还处于初级的起步时期,新的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在实践中也逐步涌现出来。新媒体环境下,机械制度设计中融入了更为生动具体的教学资源,在完善学生知识架构,优化学生技术能力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桂小华.新媒体环境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模式探究[J].内燃机与配件,2021(01):238-239. [2]谢文婷.新媒体环境下中职机械制图教学模式探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0(31):82-83. [3]刘大鹏,柳鹏飞.微课在中职机械制图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农机使用与维修,2020(08):105. 作者:朱菊花 单位:张家港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研究篇1 一、引言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数据信息多节点运行提供联动载体,以适应不同网络场景的运用,为社会发展提供稳步助力。伴随着计算机网络在不同行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利用网络处理日常事务已经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信息网络环境为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催生出严重的安全问题,极易令计算机用户内部数据信息产生丢失或损毁的严重风险。针对此类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的管控政策,对计算机网络环境进行技术及管理层面的约束,打造出安全、稳定的网络运行环境,为用户上网操作保驾护航。在此,针对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及防范策略进行探讨,仅供参考。 二、落实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安全防范策略的重要性 当前,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深刻影响着大家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它通过网络体系为人们创造出一个虚拟化的交流空间,且不同应用载体,利用网络环境也可实现数据信息的双向式、反馈式传输,真正达到数据与人们之间的互动。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讲,计算机呈现出优势与劣势并存的境况,优势是通过数据网络能达到大体量数据信息的同质化传输,提供更加优质的数据服务。劣势方面则是指数据信息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安全问题。如果用户未能进行及时整改的话,将造成内部数据的损坏,甚至是网络系统的崩溃,令内部数据造成损毁。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策略的建设及落实,是保证网络传输环境稳定运行的基础所在。从技术及管理两方面,实现对不同数据类型及模式的整改及控制,保证网络传输环境的安全性,为人们营造出一个可靠性的上网空间,降低各类隐患问题的产生概率。对于此,深度探讨安全防护技术及其具体应用,是推动绿色网络发展的基础所在。 三、计算机网络信息体系面临的安全问题 (一)客观因素所造成的物理性损伤 计算机设备作为一个多结构的组成机构,部件呈现出的精密性特征,加大了系统在运行期间的脆弱性。从计算机设备的实际应用角度而言,外界环境对于设备驱动所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其包含硬件设备、软件设施以及各类线路装置等。例如,电源线、显示屏、接口线、主机箱以及各类硬件设施等,均需要通过外设,实现对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的组装处理。在此过程中,如果设备存在外力因素所造成的损毁问题,极易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除此之外,外界环境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也将对整个计算机系统产生损害,例如,火灾、水灾、地震导致的通讯线路断裂,或者是计算机环境遭到破坏,引发终端设备失效的问题,将产生一系列的物理影响。此类物理影响的触发具有瞬时性特点,甚至是在部分危害发生的同时,设备及整个通讯系统将面临瘫痪问题,无法做出实时性的调整,产生网络操作受限的问题,影响范围面较大,对用户及企业造成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人为操作不当引发的安全问题 用户作为计算机设备运行的主要驱动器,通过用户对各项指令下达,使得系统才可以完成自动化的运行,这也使得用户所具备的操作能力直接与网络安全性相挂钩。如果用户在网络环境中进行操作时,自身对于信息网络安全意识存在严重的匮乏性,极易产生误操作,导致数据系统漏洞问题。一方面,由于部分用户对访问网络环境产生一种猎奇心态,在受到不良网站的蛊惑或者是误操作进入非法网站,将造成木马病毒的侵袭。当病毒植入到计算机设备之中,拉低计算机设备的使用性能,令内部数据面临着被盗窃的风险。另一方面,用户自身的防范意识较低,在部分软件登录中密码的设定只是单纯以数字进行排列,整个密码的简易形式,将为不法人员提供一个窃取途径。除此之外,用户在实际操作期间未能对外界环境进行关注,极易造成密码丢失的风险。 (三)技术漏洞带来的安全问题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来临,数据网络在运行过程中需对大体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多节点、同步化的处理,此类运行模式将加大网络系统的运营负担。技术应用方面的硬性规定,对于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提出更高的基准,需针对海量数据进行检测处理,同时也应针对各类技术应用模式进行规范,以确保在大体量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实现分类管控,增强数据处理的协同性。但是从现有的技术应用角度而言,不同应用程序的技术承接需求以及各类软件升级过程中所产生的漏洞问题,逐渐加大网络运行环境的安全管理难度。尽管大多数计算机软件可为用户提供更新提醒,但是互联网病毒侵袭以及黑客攻击的更新频率远高于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软件的更新频率。在此期间,极易产生因为更新时间差而造成的安全影响问题,此类技术方面的漏洞将造成数据信息的丢失。除此之外,从共享性、开源性的网络运行环境来讲,IP协议规范基准相对完善,但是在多场景运行模式下,数据传输对于IP协议的定向化诉求将加大网络固有程序的运行压力。例如,远程操控以及权限访问之中,如果IP协议中共享数据机制存在隐患问题时,极易被黑客人员进行窃取,通过远程访问控制进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并对数据信息进行篡改,加大网络运行的安全风险。 (四)不完善的网络大环境监管体系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计算机网络终端业务涉及各个行业,通过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保证文字信息、图片信息、影音频信息,按照用户的指令操作完成定向化的驱动,此类数据传输模式有效地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为人们提供更为全面的数据化服务。但是从网络安全所产生的各类隐患问题来讲,大规模的数据损失以及网络瘫痪问题,也将对企业及个人造成一定的威胁。产生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技术层面的漏洞,还包含网络管理制度的缺失问题。因为在大环境的数据运行之中,多结构化的数据信息传输期间所产生的复杂运行模式,造成数据监管无法起到全面约束的效用,监管缺失以及空白区问题的产生,对各类无序性的数据信息产生监管力度不足的现象。例如,不法人员在攻击网络窃取信息时,追踪溯源难度大,无法定位到个人,进而产生监管层面的缺失现象。 四、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安全防范策略 (一)物理层面的安全防范策略 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物理层面的防护,主要是从硬件方面避免计算机设备及其系统在运行时产生的物理损伤,降低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损毁概率,提高网络运行环境的可靠性。首先,为计算机设备运行模式搭建网络物理环境,针对可能出现的损伤问题进行一体防护处理,例如,通信线路以及外界环境之间所产生的潮湿、高温等问题,避免计算机设备运行期间内部高精度组件受到环境因素而产生的失效现象。除此之外,针对网络通信线路进行一体化设计,采取多通道、多节点关联的形式,保证数据信息传输的完整性。考虑到电子元件运行期间可能产生的电磁干扰问题,应对大功率的设施或者是密度较高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中,对电源线以及各类信号线采取滤波防护设定,降低电磁耦合问题的产生概率,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考虑到系统运行期间可能造成的数据瞬时损毁问题,应设定出与物理服务器相对接的虚拟云端服务器,做好定时更新频率调整,保证数据信息的产生可以及时传输到云端环境,即使物理服务器遭受不可修复的损伤,也可以在云端环境中及时调配各类数据,保证各类工作以及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二)帮助用户树立规范的操作意识 对于用户来讲,操作能力以及操作认知度是影响计算机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增强数据传输功能稳定性以及计算机网络系统被攻击风险的防护能力,应提高计算机用户的操作意识,令用户了解到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坏,并针对自身操作行为进行改正。例如,在密码设定中,不再是单纯的以数字排列组合,而是通过字母、数字及符号多重组合,提高密码安全等级。在浏览网页时,针对部分来源不明的信息先进行病毒查证处理,如果存在安全风险时,不得擅自打开网页,保证计算机内部网络运行的安全性。在涉及各类密码验证时,也应及时进行管制处理,防止互联网复杂运行模式下数据信息的丢失问题。 (三)大力推广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的应用 1.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技术是目前计算机内部网络防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到内网与外网阻隔与过滤的效果,保证系统在运行期间不会产生病毒侵袭以及黑客攻击的问题。原有的防火墙技术体系,包括过滤防火墙、状态检测防火墙以及电路层网关防火墙。伴随着不同网络结构的优化及更新,防火墙技术应用模式,也呈现出一定的优势与劣势。这就需要整个技术体系在完善期间应具备实时更新的特点,满足不同场景的安全防护诉求。目前防火墙技术体系包括AAA、防扫描、,防攻击、包擦洗与协议正常化、防欺骗等技术,通过多模式的技术体系可以弥补传统防火墙体系运行时存在的漏洞。例如,AAA技术的应用弥补ipv4系统中身份识别缺陷的问题;应用防扫描技术可以通过iss、sss、nmap等完成对计算机系统的全盘扫描,通过数据信息比对,防止计算机网络中的恶意攻击问题;防攻击技术针对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恶意数据进行识别并阻断,防止攻击入侵以及病毒蔓延的问题;防欺诈技术则为MAC提供一个访问控制权限,保证系统运行期间规避和IP协议之间的区别问题,令数据在传输以及内网过滤期间,增强网络的安全防护等级。 2.入侵检测技术 计算机网络系统运行中入侵检测技术的应用与实现,是以检测系统为载体,对各类攻击行为进行检测处理,其核心驱动为入侵检测性能与安全防护等级之间的关联模式,即为通过入侵检测体系,增强计算机网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例如,基于规则匹配的专家系统入侵检测技术,如图1所示。此类技术是利用特定的组成条件,对数据信息传输中的规则形式进行有序性的解锁,其不仅可以作用于知识库之中,同时也可以对已经形成的规则数据库完成数据检测与评估,判定此类数据是否存在攻击行为,进而进行监管与防护的效果。 3.数据加密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的应用是针对不同数据类型实现终端、节点以及链路方面的加密,保证数据在传输期间不会产生丢失问题,或者说即便是被不法人员所窃取,如果不具备相对应的解密条件,不法人员所得到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乱码数据。例如,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数字签名、报文鉴别等加密技术,均可以作为当前计算机网络运行下的一个驱动体。通过技术的管控与实现,增加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加密属性,规避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丢失问题。从工作原理来讲,数据加密可以看成是采用数字方法对原有的数据信息进行组织与建构,此类加密只有接收端与发送端才可以进行识别,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损毁或被篡改问题,提高信息检索效率。 (四)建立审计体系,实现全过程化的网络监管 从计算机网络运行环境来讲,法律监管所产生的空白区,将加大网络安全问题的产生频率。针对整个网络场景设定出立体化、多维化的安全审计体系,并结合法律规范制度,全面开展净网工作。一方面,对计算机用户进行身份认证,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成对各类用户信息的采集与识别。这样在任何操作模式下,用户信息以及用户各类操作行为将形成一个直接捆绑的模式,一旦出现违法问题,则可以及时定位,对信息进行溯源处理,找到违法者。通过身份认证还可与职能部门进行联动,通过网络备案,增加网络监管的实效性。另一方面,针对数据信息大体量以及与经济行为相关联的网络体系,设定专项的审计流程,例如,军事、金融、卫生等领域中,一旦产生数据泄密问题,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此,国家安全部门应结合网络应用场景,设定出多维度的审计制度,并结合法律法规完成对每一位计算机用户的跟踪管理,一旦出现数据传输异常问题,则可以通过不同数据流向完成衔接式的监控,将数据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设优良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必须做好技术安全与管理安全并行,发挥全域化管控优势,创造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为我国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姚本坤 单位: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研究篇2 0引言 计算机技术是指通过利用计算机从而实现大批量数据信息的快速计算与精准计算。由于计算机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计算机技术往往被用于网络信息处理等领域中。但随着万维网的普及,网络犯罪的频率也在逐步提升,因而计算机技术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应用也引发了人们的重视。本文探讨网络信息处理与安全、计算机应用。 1网络信息处理与计算机应用 网络信息处理技术特征。网络信息处理技术是指通过利用网络技术,从而实现对各类信息数据的在线处理,如数据信息的在线收集、即时加工以及网络信息传播与数据信息的云存储等。与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比,网络信息处理技术最本质的特征便是实现了数据信息传输与数据信息处理的同步操作。其次,为了满足网络信息处理过程中信息传输与信息处理的同步性,网络技术的设计人员便需要构建大量的数据处理与数据传输协议,从而便于数据信息的网络化处理。网络信息处理技术的优势。网络信息处理技术与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相比,其不仅在数据处理效率方面具有显著的提升,同时,还可以有效提升数据处理的准确度。此外,由于网络信息处理技术主要是依据云计算以及云存储等相关技术所实现的,因此用户在利用网络信息处理技术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处理时便可以打破地域以及客户端对用户的限制,进而随时随地的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并且,网络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也可以有效降低无效数据对用户存储设备的占用,从而方便用户对大批量数据信息的处理。最后,由于网络信息处理技术还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的自动获取,因此这也极大程度方便数据处理人员对各类数据信息的获取。 2计算机的网络信息处理功能 信息功能。在当前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首先包括有信息功能,信息功能是指在经过网络信息处理后其信息本身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加直观的体现。众所周知,在大数据时代中庞大的数据信息在为用户带来诸多价值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信息冗余。同时,网络中的诈骗信息以及虚假信息等也严重影响到了用户对各类事物的态度。而通过利用网络信息处理技术便可以对虚假信息及无效信息与重复信息进行过滤,从而便于用户对其所需信息的查找。此外,通过利用网络信息处理技术还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的快速传播,进而提升数据信息的价值及其利用效率。信息采集功能。在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也包括有信息采集功能,信息采集功能是指以论坛中的留言板以及网络调查问卷等方式所实现的相关数据采集。此类信息采集与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相比不仅覆盖范围更远,同时覆盖人数也更多。庞大的信息量既可以方便相关企业对用户的喜好以及社会现状等信息进行分析,同时更可以实现对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革,进而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网络信息采集在采集效率以及信息质量方面也远超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这是由于通过利用网络信息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多地域、多用户相关信息的同时采集,并且网络信息采集还可以实现针对性的信息采集,进而便于企业进行相关决策。信息管理功能。在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也包括有信息管理功能。信息管理功能的主要作用是依据计算机技术从而实现对企业员工信息、业务信息的动态管理。与传统的人工信息管理方式相比网络信息管理方式不仅具有更高的信息管理效率,同时其还可以实现多领域不同信息的同步管理。此外,在人工信息管理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出现重要信息丢失等问题,但在网络信息管理中由于其各类数据信息不仅可以存储在企业本地数据库中,同时更可以存储在云空间中。这便有效避免了此类问题的出现。信息检索功能。在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还具有信息检索功能。信息检索功能是指用户可以利用网络搜索引擎对其所需的数据信息进行查找,从而提升用户对其所需信息的获取效率。此外,通过利用信息检索功能也可以实现对不相关信息的筛查,从而实现对指定信息的准确查找。信息传输功能。在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也具备信息传输功能。信息传输功能是指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实现数据信息的远距离传输与不同地域、不同用户之间的数据交互。例如,网络邮箱便是利用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的信息传输功能所实现的。随着近几年间云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当前既可以通过云存储实现对大批量数据信息的云端存储,同时更可以利用多种终端设备从云存储设备中对其所需数据进行访问或下载。这一技术的应用不仅方便了用户的工作与学习,同时也促进了数据共享的实现。信息存储功能。在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也具有信息存储功能。其信息存储功能主要是指通过利用网络云存储设备从而实现对各类数据的云端存储。通过利用云数据库对相关数据进行存储不仅有利于数据信息的分享,同时更可以便于用户随时随地的调取与下载。将数据信息存储在云端数据库中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检索质量与检索效率的提升,从而为用户查找相关信息提供一定的便利。综合应用功能。网络信息处理功能中也包含有网络信息处理技术的综合应用功能。综合应用功能主要是指基于网络信息处理技术所设计与开发的诸多系统软件与大型网站页面。众所周知,在大数据时代下许多企业均在企业中建立了各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在此类系统中不仅具有数据上传与下载功能,同时更具有信息检索、信息管理以及信息交互等多种功能。此类信息处理系统的使用既提升了企业各类数据信息的管理效率,同时也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并且,在一些大型网站中也通过利用网络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了数据管理以及数据交互等功能,从而为用户的使用提供了便利。 3网络安全与计算机应用 网络加密技术。随着网络犯罪数量的逐步增多,计算机技术现今也被广泛应用在网络安全等领域中。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应用便是网络加密技术的实现。网络加密技术是指通过利用书学算法,从而将用户所发送的原有数据进行重写编写,进而实现对数据信息安全性的保障。在应用网络加密技术的过程中,发送方所发出的明文首先会使用密钥进行加密处理,此时密钥也会通过数字信封的形式发送至接收方。当接收方受到密文后其便可以利用密钥进行解密,从而获取信息内容。身份验证技术。此外,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也进一步加强了身份验证技术的普及。最初的身份验证技术便是通过账号、密码所实现的,但由于无论是账号或密码均存在信息泄露或数据丢失等风险。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强身份认证的安全性,诸多互联网企业又逐步推出了指纹认证、面部识别认证以及虹膜认证等身份验证技术。此类身份认证技术的加强不仅有效保障了用户信息的安全性,同时更为网络环境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4结语 计算机技术不仅可以应用在网络信息处理等领域中,同时可以应用在网络安全领域之中。在网络信息处理领域中,通过应用计算机技术不仅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的快速采集、数据信息的高效管理,同时更可以实现依据用户需求对相关信息的检索等功能。而在网络安全领域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的加密、解密处理以及对用户身份信息验证的加强。相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对大宗数据的处理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而这将会对企业数据信息的管理以及网络环境安全性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张成挺 王文娟 叶志晖 单位: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研究篇3 0引言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会促使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同时还会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行为以及生活习惯。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在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能够为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提供渠道,从这一内容来看,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工作的研究,也就显得非常具有必要性。本文接下来将会首先分析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因为这是前提因素。 1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 根据有关人员的研究可知,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受到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方面。 (1)计算机病毒的攻击。针对计算机网络来讲,具有非常强的开放性特点,不会受到地域、空间以及时间的限制,这对于计算机病毒的侵入能够提供有利条件。病毒不仅仅能够将自身有效的隐藏在计算机软件、存储器等多个空间和媒介中,并且也能够为后期对计算机的侵害带来很大的便利。除此之外,计算机病毒也就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以及迫害性,不仅仅能够对计算机后期的运行,同时对计算机当中存储的数据,也能够带来较大的危害,其主要的传播途径还能够分为硬盘、光盘以及软件。 (2)黑客对计算机的攻击。在当前大数据的背景下,黑客对计算机展开攻击,是非常常见的网络安全问题。黑客攻击主要指的是一种以人为为主的恶意行为,它能够对计算机服务器以及计算机主机造成较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当中,可以划分为被动以及主动两种形式。被动上的攻击,主要是在半路展开拦截或者解决传输的计算机信息内容,这样一种攻击的模式,虽然并不会对整个计算机造成危害,但是却直接影响了计算机的安全以及网络安全。主动攻击则拥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对这一目标展开计划性的攻击,造成目标物信息的丢失。此外,黑客攻击还会直接影响计算机网络的整体运行速度,甚至还会导致计算机运行出现明显瘫痪。 (3)对计算机信息展开盗取的影响因素。在人们运用计算机的过程中,常常都会发现诸多垃圾信息出现,这也就说明每一位在运用计算机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较多的问题。诸多垃圾信息通过邮件的模式,以及新闻娱乐的模式来展开传播。诸多的不法分子通过信息中的某些漏洞,从而对一些相对重要的用户信息展开盗取,或者是对一些具有危害性的信息展开深层次的传播。还需要注意的是,垃圾信息不仅仅会对使用人员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并且还会对计算机网络信息,以及运行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有些网络工程师为了操作方便、快捷,经常为服务器节点设置相同的密码,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从这些方面的内容展开分析得知,对计算机展开盗取的影响因素,需要引起专业人员的重视。 2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增强对计算机网络的管理控制。对计算机网络使用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当中,受到威胁最为重要的原因,仍然还是网络管理工作人员的疏忽、操作不当等原因。这样也就导致整个计算机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安全性在计算机运行中难以得到保障,进而降低操作人员的安全性。正是因为这样,为了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计算机网络运行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对于计算机工作人员来讲,应当要切实的增强计算机信息安全环节上的管理,从而使得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得到提升。除此之外,在针对计算机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人员,应当不断地提升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工作规范性,促使广大工作人员有效的认识到网络维护的必要性,当他们的工作安全意识得到加强之后,那么计算机网络的维护与管控力度都能够得到加强。从这些角度展开分析,能够了解到增强对计算机网络的管理控制力度,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增强对计算机安全系统的运用。在目前大数据大发展的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渐渐受到了使用者的关注,为了进一步的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大大提升计算机使用的稳定性,那么必定会更深层次的提升计算机安全系统设置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讲,需要构建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部门,对有关规范展开设定,建设起全面维护机制。除此之外,专业的技术管理工作人员,还需要通过计算机安全防护软件,来对整个计算机展开定期的维护与管理,提升计算机使用的安全性。有关人员需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们需要对计算的运用更为普遍,如此不仅为人们带来很大方便,也同样会造成极多的困境。因此,在日常生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就应当持续不断的加强安全系统的设置与应用,尽可能避免不良因素所带来的危害问题。注重计算机数据加密技术的运用。计算机数据加密技术,主要是通过解密技术以及加密技术这两个方面组合形成,在多数情况之下,还需要通过对计算机加密技术,来对整个计算机网络信息中的信息数据安全性予以把握,根据前时期所设定好的有关规则,来对相关计算机信息安全展开加密处理。然而对解密技术来讲,那么也就应当依据密文的有关规则面对信息展开反向的还原。从目前情况来看,相比较于成熟以及比较完善的加密技术,来对计算机当中较为重要的信息展开不断加密,借助这样的模式,来对计算机信息安全展开更为深层次的加强。注重计算机数据加密技术的运用研究,才能使得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得到实现。提升计算机用户的综合能力。个人用户需要定时定期的学习一些有关于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基础知识,确保自身具有大数据技术基础应用能力,规范自身的应用行为,确保每一位个人用户的综合能力,能够有效地支撑起预防一些计算机网络信息完全不利影响因素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专业人员还需要切实的完善培训机制,使得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要点,计算机网络信息的有关保护原则,以及计算机网络信息防护技术等内容得到构建,当这些内容得到保障之后,那么能够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得到持续化的提升,并且满足各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工作的要求。根据本段内容的分析描述,也就能够了解到,大数据视角下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提升,需要注重计算机用户综合能力培养工作,进而才能使得计算机用户的综合能力得到实现。因此,有关人员需要对此予以高度化的重视,以此来实现计算机信息安全提升的根本目标。 3结语 本文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首先分析了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其次分析了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提升的措施。根据相关内容的分析,大数据视角下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探索,是目前计算机网络研究工作,应当切实注重的内容,只有确保这些内容得到实现,那么最终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目标才能得到实现。相信随着有关人员持续化的提升与把握,最终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广泛性以及水平都能够得到增强与提升,满足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基英.大数据视角下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与防护策略研究[J].智慧中国,2020(10):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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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治理最大化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当今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或政府,加上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个实体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实现社会或国家的综合治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发展是相互有条件的,两者都不可或缺。2013年,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四个全面”整体战略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国家治理作用。如果使用得当,必将促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审计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为实现其社会发展目标相互协调的过程就是国家治理,这个目标包括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实现社会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让国家有法可依、依法而治,让国家的发展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具体个人或是党派的影响,由此动摇国家根基,变成国家风险。因此,既要赋予国家能力,同时又要让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建立一个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合法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提高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国家和执政党的执政水平。逐步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好合作,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国效益。最终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充分理解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为改革和完善国家体制提供了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原有的制度框架和特征必须构成当今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当初中国从革命而来,因革命而生,但是如今的发展需要我们创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发展。影响国家治理的有三个重要因素: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我国擅长政府能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方面较为不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不足努力改善。因此,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最终与民主和法治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国家治理状况依然偏向于政府主导型,而人们和社会团体等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现代化进程有待加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的意义 目前,世界审计制度模式一般分为立法审计模式,司法审计模式和独立审计模式。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基础。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审计制度截然不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以服务政府决策为核心,审计的对象较为宽泛。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成立较晚,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够成熟,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参与和干涉。审计对象主要是公有制经济,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特征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国家审计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或主要地位,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二是我国国家审计的内容偏向于合规性检查。虽然相较于简单的真实性审计来说有所发展,但是,与较为发达的绩效审计阶段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起审计署的五年规划中就提出发展绩效审计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些地方审计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绩效审计,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项目比例仍然很低。中国审计的对象不仅是部门或单位,而且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的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和评估领导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处理的责任,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平衡整体发展。 二、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是由国家治理的需要产生的。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治权力的所有权与实际使用权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作为第三方介入,以其相对独立性、审计技术和方法的专业性、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等,使国家审计成为政府问责机制中最具有工具性的监督机制,也是国家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国家审计更多是作为人民对于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呼声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工具来制约监督政府、管理者,而对于问责制,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表现。国家审计能够以较为独立的方式制约和平衡权力,以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并为国家治理层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用以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国家治理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和目标 国家审计从最初的查处弊端纠正错误到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与安全,再到反腐败的一把利刃、深化改革的有力臂膀,经过了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作为“免疫系统”,国家审计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宏观环境中发挥作用。它必须服从国家治理的大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和体现。因此,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家审计也应当紧跟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化,不断跟进调整工作内容,扩展监督范围,进而完善国家审计职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1.有利于监督和控制权力的使用,促进民主和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管理和服务,必定限制一些人过于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国家审计从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角度而言,由于其特有的独立性,能够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提供多层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审计证据,它是功率限制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国家审计监督机制,管理层依法监督和推进各国工作,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促进政策的实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是主要领导者,拥有领导权和决策权。施行国家审计,利用国家审计的结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问题进行分析及决策,对社会公务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措施,鼓励国家及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出台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社会经济有效运行。3.有利于加强反腐倡廉,降低治理风险。作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国家审计能够强化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监督,能够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持续运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自从总书记主席任职以来,一直强调腐败问题是关乎国家兴亡与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审计机关充分发挥其揭示功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整治力度,揭露重大乱纪行为,调查处理重大违法案件,全面覆盖审计方法,惩治腐败,降低国家治理风险。4.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根本利益。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基础,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的互动和相互融合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作为一个内生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审计必然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关键部门相联系。这也决定了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审计制度体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是反腐倡廉的基本需求,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5.有利于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建设。改革是国家治理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才能保持经济的有序运作。国家经济和社会处于健康稳定状态,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审计机关围绕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建立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有利于维护民生,提高政府信誉。政府的信誉是对公众政府绩效的总体评价,反映了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这对国际治理至关重要。如果一国政府公信力低下甚至没有公信力,民众不会愿意配合政府行动,政府出台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的参与可以加强对相关政府部门和领导的公共受托人责任的实施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以及对政府相关财政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众公示审计结果,使社会公众,也就是国家权力真正的拥有者能够对政府行为有所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审计非常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信誉的提高,人民愿意与政府合作,提高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的落实,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达到善治的终极目标。7.有利于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的最初目标只是对政府部门和其他行政单位的财务和财务余额进行合规审查,即财务收入和支出审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由此,国家审计逐渐发展为对受托责任人的经济效益性进行审查的功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绩效审计和责任人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果。从宏观角度看,加强审计监督有助于政府及其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日渐低下,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很多领导干部并不重视环境的保护,有些高污染企业因为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为了通过政绩考核甚至暗地采取保护主义。通过对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的审计,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就能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促进绿色发展,切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三、研究结论 总之,中国目前的治理状况仍然不理想,需要国家和人民的合作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审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制约权力运用、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加强反腐倡廉、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深化改革、维护民生、提高工作效率,最终实现国家的新时代新面貌。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的体制建设仍然有待加强,但是,国家审计将在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上持续迈进,将与国家治理取得共同进步,最终完善国家审计体系建设,实现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迈步走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王家新,裵育,郑石桥,和秀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15. [5]陈骏,昊青川.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审计治理功能[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22-27. [6]张可新.政府审计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性思考[J].中国审计,2009,(8):42-44. [7]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J].审计研究,2008,(5):229-32 [8]李厚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职能定位分析[J].审计研究简报,2011,(10):17-19. [9]戚振东,尹平.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一个理论框架[J].学海,2015,(6):107-112. [10]毛雨培.浅谈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J].经营管理者,2017,(30):27. [11]孙婷.政府审计治理功能研究[D]. 作者:田润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篇1 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一种生态经济,以减少碳排放,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公路运输经济是交通运输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路运输经济中以低碳经济理念构建公路低碳运输体系,实现公路运输低碳经济,是实现促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减少公路运输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1]。因此,更需要在低碳经济视角下,深入探讨公路运输经济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针对性措施,为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对策。 一、低碳经济与公路运输经济的相关性 低碳经济可以从多个角度中分析,从能源角度上,人口数量的增长促使能源使用增多,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受到破坏;从生态角度上,人类不合理的生活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也加剧了自然生态的破坏[2]。所以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更需要遵循生态规律,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和谐,从而能够使得生态经济的价值得到提升。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低碳、环保、可持续不断转变的过程,这其中也涉及到多个方面。公路运输经济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产生经济价值,在公路运输中,车辆通行、碳排放、清洁能源使用、公路运输结构,都是影响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的要素。大规模的车辆通行增加车辆碳排放,而清洁能力未得到有效使用,造成排放污染程度的不断加重,公路运输中对运输结构的管理不到位,也一定程度上漠视了公路碳排放的危害。因此,更需要注意到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公路运输经济需要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集约化,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公路碳排放,实现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发展。 二、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现状与不足 公路运输业在近些年来得到繁荣发展,受到城市化进程、美丽乡村建设、城市形象建设等工作的推动,公路建设项目不断增多,公路运输经济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带来的是更高的车辆通行量、更大的公路碳排放污染与更高的能源损耗[3]。可以说,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经济的损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长久之计,需要做好自然生态与国家建设的平衡,实现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因此,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发展公路运输经济,是公路运输业发展的必由之举。但当前,公路运输经济中,对于低碳经济的融合与关注还不高,由此引发了多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低碳经济观念缺乏 公路运输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公路运输经济也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公路建设受到更多重视,公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路运输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的当下,公路运输业在经济需求上也不断提高。这就导致了在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中,逐渐遗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公路运输经济与生态经济逐渐处于失衡状态,公路运输业中碳排放污染逐渐增大,能源损耗逐渐增多,对于发展与推广低碳经济极为不利[4]。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低碳经济视角下,公路运输经济的低碳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多种措施与手段的应用上还缺少普遍性,节能减排的效果并不显著。这也体现出当前在公路运输经济中,低碳经济的观念还未受到重视,低碳经济的落实也缺少规范性、针对性,因此影响了公路运输业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公路运输碳排放技术滞后 碳排放技术是控制、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与低碳运输实现的有效手段。公路运输中伴随大量的碳排放,还需要以碳排放技术的支持控制与减轻碳排放的影响。但当前我国在碳排放技术水平上还较为落后,面对庞大的公路运输业,现有的碳排放技术还难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难以满足公路运输业的发展需求。另外,我国在碳排放技术发展的专业人才上也较为匮乏,这也造成碳排放技术迟迟难以升级,为此,还需要从公路运输经济、低碳经济角度上,优化与完善碳排放技术,为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提升提供有效保障。 (三)公路运输管理模式不健全 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需重视公路运输与低碳环保的平衡性发展,这就需要公路运输管理模式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在公路运输许可范围规定、公路运输结构、公路运输排放标准等角度展开完善的公路运输管理,减少公路运输的碳排放[5]。但当前在公路运输管理模式上还存在较多不足,一方面,公路运输结构还较不完善。以公路运输经济为主的管理理念下对于公路运输结构的规范意识较低,如货物运输在公路运输结构中占比较大,缺少客运运输体系的支持,难以形成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协调。另一方面,公路运输许可范围规定宽泛、公路运输排放标准宽松也影响公路运输的低碳化模式。公路运输许可中相关规定未严格落实,排放标准未落实到公路运输管理中,这都是制约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碳排放超标的运输设施中,未能够实现相应规定的惩处,更造成公路运输管理浮于表面,难以起到较好的管理效果,也影响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三、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探讨 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应能够遵循低碳、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公路运输结构,优化低碳节能技术,为减少公路碳排放、降低环境污染与能源损耗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公路运输经济,其未来发展可以参考以下措施,完善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 (一)加大低碳运输理念宣传 公路运输作为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也是运输量较大、低碳经济影响较大的部分,所以在公路运输中,通过加大低碳运输理念的宣传,能够起到更广泛的宣传效应,使得公路运输主体们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低碳运输的价值与重要性,更规范的选择公路运输方式,自觉推广低碳运输,减少运输资源损耗,强化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策略。低碳运输理念的宣传应从多个角度展开,如交通部门展开低碳运输、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网络媒体展开低碳运输、低碳经济理念的传播,公路两侧广告栏、电子屏的宣传等,以多种方式向大众宣传低碳环保、低碳运输的重要性,给予大众正确的引导,树立大众节能减排、低碳运输的理念,从而提高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水平。 (二)加大低碳技术与清洁能源的利用 公路运输业在环境污染问题中,车辆尾气排放是主要的问题。低碳经济下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应能够有效改善车辆尾气排放问题,减少碳排放与污染,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完善碳排放技术,加大低碳技术的利用,二是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从碳排放技术角度上分析,公路运输业在以低碳视角规划发展策略时,应能够考虑到公路运输经济与碳排放控制的关系,因此需充分利用低碳技术,发展低碳经济,这就需要在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利用中,能够以资源保护为目的,创新技术手段,如在测量发动机的机型上,以新机型的研制改变能源利用方式,转变原有的利用柴油、汽油等能源的理念,开发与利用新能源。或者在发动机上增设自动关机装备,避免发动机空转造成的燃料浪费与尾气排放等,充分利用低碳技术,提高低碳运输水平[6]。另外,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公路运输业,还需要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实现低碳运输目的,因此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中,应宣传与推广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增加清洁能源为主的公路运输设备在公路运输体系中的比例,从而优化公路运输结构,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低碳化。也可加大电能在公路运输业中的利用,以智能化运输体系构建低碳运输角度下的交通网络系统。 (三)优化公路运输管理模式 公路运输管理是实现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手段,低碳经济下的公路运输经济更需要不断完善与优化公路运输管理,建立完善的公路运输体系。例如在公路货运运输体系中,能够协调多个交通运输体系,配合水运、空运或地铁运输等方式,分散货运运输资源,减少货运运输排放。另外,在公路运输管理中,应能够发挥公路运输系统的优势,根据公路运输需求,协调设计不同的运输方案,降低公路运输成本,减少能源损耗。同时,还需要做好公路运输中运输许可、排放标准等的有序管理,将公路运输许可、排放标准落到实处,严格落实惩处制度,对碳排放超标的车辆进行扣留或处罚,提高公路运输管理的整体水平,也为提升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经济提供良好基础与保障。 四、结语 低碳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生态经济,用于公路运输经济中,是提高公路运输低碳化,提升公路运输低碳经济的主要发展理念。当前在公路运输经济中,对于生态保护、低碳环保的意识还不强烈,造成公路运输经济与低碳、生态的失调,这更需要在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中,不断宣传与推广低碳运输,提高公路运输管理水平,加大利用低碳技术与清洁能源,为促进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形成有效的推动力。 作者:宫翊峰 单位:山东省莱西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篇2 相较铁路、水路及航空运输,公路运输最大的特点是具备更大的密度、更广泛的分布以及更强的机动性。因此,公路运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公路运输行业的持续发展,公路运输经济也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如今经济的转型发展也使得公路运输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就要在低碳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低碳环保的运输体系,进行运输工具和运输形式的改变,以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为主要的出发点,控制并改善公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充分考虑运输方式和运输行业的基础建设,在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1低碳经济理论概述 1.1低碳经济的定义 低碳经济主要指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温室气体排出量降到最低。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得以控制,还可以将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对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意义重大。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缓解气候的较大波动,还可以防止恶劣气候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 1.2低碳经济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是从道德层面对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加以约束。这其中包含两方面,即人与道德、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作为新型经济形式之一的低碳经济,必须要以生态文明为前提,在发展过程中时刻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还必须转换思维方式,从控制自然向尊重自然进行转变。简而言之,就是应当尊重自然,并认识到人类生存和自然环境之间应保持和谐、平等的关系,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1]。 2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基于当前全球人口数量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时代背景之下,使得常规能源的过渡使用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加之人类不科学、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常规能源的浪费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常见的危害如废弃污染、水污染、全球变暖等。低碳经济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导。通过制度的创新,技术产业的转型等不同方式,并结合生态学的规律,对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指引,倡导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同时实现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基于本质角度进行分析,低碳经济属于一种生态型经济,要求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基础循环之下,实现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的发展,能在最大程度上充分促使资源利用率的发挥,进而降低于自然环境方面所产生和带来的负面影响作用。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公路运输经济发展首要原则为,能于输入端应用减量化的举措,也就是在生产的源头,充分重视资源的合理应用,能够以最少的原材料实现既定的理想生态目标和消费的目的。由此可以表明,公路运输企业要想达到资源的集约利用,就需要基于生产的源头重视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等方面的工作,重视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等方面的工作开展。 2.1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到最低 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一点对于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言意义重大,这既是节能减排的主要形式之一,又是对大气环境的一种保护。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应加强对公路运输碳排放量的进一步控制,避免矿产资源出现流失,并大大缩减对矿产资源的依赖性,防止其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这对于实现公路运输的节能减排目标意义重大,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低碳经济产业的优势非常多,如能耗比较低、污染比较低等。低碳经济产业作为新型集约型产业,对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非常大。不仅如此,发展低碳经济还对精神文明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公路运输的发展可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也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大大降低了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2.3有效保护自然生态 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将有害气体及物质的排放量降到最低,还可以将能源消耗量降到最低,能有效缓解环境污染,进一步助力可持续目标的实现。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公路运输业也逐渐向低碳经济行业转变,并将目标锁定为节能环保、节约能耗等多方面。这对于整合能源及经济结构而言意义重大,使其更快地靠拢集约型产业,对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 2.4发展低碳经济对公路运输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影响 其一,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这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其对公路运输碳排放量的有效控制有着巨大的作用。低碳经济可以进一步约束公路运输过程中矿产资源的流失,有效制约公路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对促使公路实现节能减排这一目标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其二,节能减排可以缓解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在公路运输开展过程中,之所以会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归根结底是由于矿产资源的消耗量比较大。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对能源加以制约,还可以最大化地运用矿产资源,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2]。综上,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如下:第一,对生存的环境加以保护。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到最低,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与此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是对大气环境的保护。第二,对经济结构加以调整。低碳经济产业大多为新型集约型产业,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及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维护具有关键意义。 3低碳经济背景下公路运输发展存在的不足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片大好的局面,也促进了公路运输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低碳经济的形势下,一系列新能源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应用,各行业也开始着手进行转型。但目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的耗能结构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公路运输行业在持续运行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仍需控制对二氧化碳排放,做好减排低碳工作。为提高节能环保的力度,国家各部门应从政策及法律法规等多个层面扶持、构建低碳化公路运输体系。可以说,目前对于公路运输行业而言,在面临一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3.1公路运输行业需要进一步强化减排观念 2019年在马德里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各国必须加强节能减排系统的深化改造进行了明确,并提出要对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实施全面保护。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高碳经济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这也导致能源矿产存在非常大的消耗,其中消耗最大的就是煤炭。我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量的前列,因此,我国必须要将重点放在减排方面。在减排过程中,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对公路运输碳排放量的相关知识缺乏了解,加上不具备较强的节能减排观念,对给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制约。其次,不具备较高的节能减排意识。基于这一点,相关部门必须就节能减排的相关知识和概念进行大力宣传,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并配合此项工作的实施[3]。 3.2公路运输碳排放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 公路运输过程中本就有着非常大的碳排放量,但由于公路运输中碳排放的技术水平不高,因此无法有效满足节能减排的实际需求。基于此,相关部门必须在科技研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从而助力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我国目前碳排放行业的优秀人才较少,技术型人才更是缺乏,现有人员对碳排放量的认知也不够全面,教育行业与市场的需求无法适应,导致对此类人才的培养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基于此,国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注重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积极探索公路运输碳排放的相关技术,助力公路运输的发展。 3.3公路运输存在十分庞大的能源消耗量 公路交通运输的过程中,运输车辆消耗的石油及天然气较多,这也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首先,这些资源都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对可持续发展较为不利;其次,这一类矿产资源的消耗也是引起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危害比较大。3.4公路运输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工业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交通运输方面的需求也不断上升。但在运输时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尤其会排放出大量的尾气,温室气体的含量比较高,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 4低碳经济背景下公路运输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4.1树立节能减排观念 需要明确的是,发展节能减排并不是将经济发展停滞,公路运输的节能减排要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及增长点。 4.2构建节能减排框架 在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多方面达成共识,协同一致进行节能减排框架的制定和完善。 4.3与发达地区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 上文提到,目前我国交通运输的碳排放技术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由于技术上没有突破,因此,必须要注重和发达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如此,在借鉴和参考优秀技术和相关政策的同时,对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4进行降低公路运输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的建设 我国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款进行约束,并采取强制举措对公路运输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精准的控制和限制。在制造运输车辆的时候,要将重点放在限制碳排放量方面,针对不同燃料的车辆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助力。 4.5进行车辆能源限额系统的积极开发 目前,我国并不存在限额系统,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该系统的运用对控制能源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因此,我国也可以进行车辆能源限额系统的开发,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4.6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并不断完善 建设综合运输体系,主要在于协调公路运输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促使交通运输业实现更好的转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综合运输体系的完善,从而对多种运输方式进行统筹和协调。为进一步满足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必须将综合运输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选择运输方式时要综合考虑距离及货物的类型。 4.7有效统筹且进行科学规划 想要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安全性及有效管理是必须要做到的。从公路运输的安全性来说,关键在于构建安全评价的统一标准。除此之外,还要设立安全评价机制,并结合公路运输的真实状况确定统筹计划,确保所有问题在处理时都有据可依。同时,还需要构建管理体系,为安全评价工作的贯彻落实打下坚实的基础。 4.8合理制定规章制度 实现行业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为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便捷,离不开规章制度的支持和约束。对此,还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及时对工作理念和方式进行革新,促使行业经济与政策的高度融合。完善规章制度后,还需要构建相应的机制,并符合国家政策,顺应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同步提升公路运输行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4.9确保运输调控结果 对于公路运输而言,运输调控是最关键的内容,对此,在此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要整体分析、统一管理,实行有效的措施,为运输调控的效果保驾护航。此外,还要健全并持续完善交通运输的探讨机制。 4.10保证资金支持力度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公路运输行业。相关部门除了要给予足够的资金扶持外,还要结合资金管理体系,科学地运用资金,全面记录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加大监督力度,促使资金的使用效果达到最佳。 5结语 经过阐述可知,公路运输经济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应加大力度研发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采取综合管理措施,促使交通运输管理体制趋于完善,如此才能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作者:申培谦 单位:泗水县交通运输局 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篇3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时期打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路径探究,意义深远。 一、低碳经济视域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路径探索的意义 低碳经济实质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打造的一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打造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传递一种自然生态和环保、绿色、节能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公路运输经济之间也具有紧密的联系,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扩大发展规模,同时,还应当从生态发展的视角,注重生态能源的科学利用,减少对大气造成了污染等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此,加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一方面,紧密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对公路运输系统整体的发展规划进行统筹设计,对相关的资源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化利用进行全面统筹安排,进而有助于不断降低废气污染等排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科学的利用模式,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实现低碳运营和低能耗发展,降低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路径探索,也有助于创新发展理念,结合目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出制约因素,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统筹生态、自然资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等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当前低碳经济视域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面临的困境 目前,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部门也在围绕如何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公路运输行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公路建设项目不断推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效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一些破坏,生态资源损耗也比较大。如果单纯地注重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益,那么将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协同发展。因此说,加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路径探索,既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和创新发展通道,同时也是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在低碳经济运行模式下,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路运输系统对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不够重视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公路运输行业发展近年来备受关注,公路运输经济效益的实现,是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随着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公路运输网络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但是目前公路运输部门对低碳经济发展不够关注,没有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视角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和生态管理之间的综合平衡研究,没有认识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低碳经济发展理念淡薄。在公路运输经济低碳化发展探索方面,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的时期,相关部门没有结合实际制定相关的举措,也没有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引进先进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发展观念依然没有落到实处,从而不利于推动公路运输行业实现低碳化可持续发展。 二、管理机制需要不断健全 在低碳经济下想要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的生态效益,就需要结合实际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强化规范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管理工作实现有效运营。但是目前在公路运输管理方面相关的机制不够完善,公路运输结构体系不够健全,在围绕低碳经济下如何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统筹管控等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从而不利于打造多项协同的发展格局。另外,针对公路运输许可范围规定以及公路运输排放标准等方面,也没有充分结合低碳经济下的发展要求,建立健全相关的标准机制,相关的规定不够严格,没有充分适应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相关的控制标准,导致出现很多的违法行为,不利于提高公路运输管理精细化水平,也难以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技术水平需要不断加强 低碳经济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想要更好地融入相关的低碳排放技术等,就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加强技术的创新探索,才能更好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但是目前在碳排放技术应用等方面没有结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不断加强技术的引进和深度开发。另外,在我国低碳排放技术发展等方面,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较少,也没有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多的平台进行交流和学习,没有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环境注重碳排放技术的深度探索与开发应用,从而不利于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持续有效发展。 四、低碳经济视域下加强公路运输经济发展探究的对策为了进一步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高质量有效发展,优化低碳经济发展环境,建议未来在公路运输经济发展领域从以下层面进行探索研究: (一)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宣传机制 要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结合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实际对目前在公路运输管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研究,探究低碳经济整体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将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到公路运输行业宣传阵地建设过程中,转变思想观念,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了解低碳运输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积极探求公路运输方式合理化模式,引导全员围绕低碳运输以及低碳生态发展模式的打造提出更多的合理化意见,寻求更多特色化创新性的发展机制和发展模式。在开展低碳运输理念宣传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环保部门和交通部门之间应当不断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平台等多方式,多维度开展低碳环保以及低碳运输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从而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低碳化发展实现有序推进。 (二)健全管理机制 要围绕公路运输经济低碳化管理,不断建立健全相关的规范管理体系,要充分结合公路运输整体的发展情况,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此为基础,对照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和新要求,建立健全公路运输规范化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公路运输管理各个方面的标准,尤其是针对能源损耗等方面提高节能控制力度。在公路运输许可以及排放标准等方面结合实际制定多元化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并建立相关的惩处机制,有效处罚违规行为,确保低碳经济理念能够深入落地。此外,公路运输部门围绕低碳经济相关的发展以及运输管理模式方面,还应当加强创新,主动对标国际相关的发展要求进行探索。国家政府还应当结合实际强化宏观调控,优化顶层设计,形成更完善的公路运输行业监管机制,从而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既定的标准打造低碳经济发展格局。 (三)加强技术创新和队伍建设 在公路运输行业低碳运营发展模式打造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的困境,其中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应当加强技术创新,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围绕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体系的打造,不断加强相关技术的深度探索,在利用碳排放技术的攻关以及清洁能源引入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探究,加强国外相关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引进,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及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从资源保护的视角,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加强技术变革。比如加强发动机新机型的测试,充分利用新能源开发发动机相关的系统,从而降低燃气浪费和尾气排放的带来的不良影响,要围绕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在公路运输部门整体监督管理工作中,将清洁能源利用等指标融入到考核评价机制,从而更好地引导公路运输部门加强清洁能源的深度开发应用。另外,还可以加强智能化运输管理体系的建设,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围绕低碳化节能模式的打造建立健全公路运输信息化管理机制,从而更好的加强数据共享,利用相关的数据分析技术总结公路运输低碳化经济模式的运营成效,找出存在的不足和风险,全面进行深度攻关和创新探索。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人才的建设。围绕公路运输体系经济发展模式的打造和发展路径,培养更多的专业化技能人才,引导他们系统地学习相关的理论以及技术,结合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实际,探究更加科学先进的低碳应用技术,从而更好地为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另外,在对公路运输行业相关工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要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引导公路运输部门注重成本管控,对运营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投入产出比等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好地围绕低碳经济模式的运用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精细化管控成效。 结束语 低碳经济下想要不断提高公路运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就需要结合实际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研究和宣传,加强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完善,强化过程管控,优化技术发展模式,提升专业队伍素养,才能更好地推动公路运输经济,实现更大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胡真真.关于低碳经济背景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交通科技,2019,42(03):216-217. [2]王惠.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化管理研究[J].商讯,2020(22):137+139. [3]梁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0(14):65-66+69. [4]宫翊峰.低碳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的未来发展探寻[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06):156-157. 作者:房艳 单位:廊坊市运输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