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形象喻示能让批评话语具有艺术性,能够让文学作品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促进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事物的反应和判断是文人进行抽象批评的基础。对文学中的审美接受、理论传播、理论批评来说,弄清开展审美活动前所产生的心理活动,是今后做出对事物的批评和判断的前提。对于任何事物的审美判断都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心理上的特性有关。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将判断和审美如相遇形成一种判断的客观性的导向,还能够形成逻辑上的规范性。这种具体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现象,也区别于一般审美心理学。他是对审美评价并且形成内在心理活动的基础。形成文学批评的基础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文艺传统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而言,对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文学批评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内在规定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都是建立在社会韵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氛围。社会对某位文学家的判断往往会带有一定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导致读者在读该作家的相关作品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思想色彩。在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是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对该作家的心理定式。这种认识虽然是模糊的,但是却会对读者读该作者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知名的作家而言,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内在和外在的评论。对于不知名的作家来说,读者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更大。唐代的士子所盛行的温卷风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这些士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当时文坛巨匠的赏识,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平步青云。即便是一个歌女也能因为某位作家的诗歌而变得声名显赫。这种舆论氛围对文学产品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大作用。谁也不曾想到当下脍炙人口的《登黄鹤楼》,在唐代竟然不被人知道,直到后来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著名的词人酒僧在宋朝时期并不被人所知晓,后来酒僧的出名与欧阳修有重要关系。上述例子都说明声誉对文学接受具有重大影响,这些舆论影响背后都会涉及很多舆论掌门人的影响。群众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绪中服从了声誉对诗人的影响。从积极地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受舆论影响较大的审美风气。这种审美风气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并且还能够为今后的创作积累经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文学舆论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的流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读者以及研究者都需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跳出原来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影响,不应该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影响自己的审美选择,学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养,并且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欣赏者的性情同样会对读者的心理和习惯产生重要影响,文学批评阶段上述情况也会有明显体现,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批评总结产生重要影响。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奇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就充分说明建立在个体性格基础之上的批评结论也并不完全公平,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该文所谈的,虽然性情具有稳定性,但产生后也会受到后天外界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文学作品批评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事情产生的结果,还应该去了解结果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以及不足之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一种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 该文所说的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文中所说的人的名气,而是批评者的人品。批评者的人品和他的伦理道德素质素养具有紧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管是现代的社会评价还是古代的社会评价都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的阅读会受到其个人修养的影响,这种人品必然会对阅读者产生的作品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单一的评价习惯会受到评判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作品作者的人品有定论,这种定论也会轻松地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之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这种情感。若某个文学作品在伦理道德方面让世人存有偏见,必然会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某种心理障碍。这种评价习惯和我国的文化渊源具有重要关系。虽然批评者在做出评价的过程中会受到舆论对该作者评价的影响,这种评价还会和作品的评价进行结合。这种评价习惯深受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重视对自身修养、道德水平方面的提升。但批评习惯一旦形成,读者就很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去进行评价作品,并且会带着这种阅读习惯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作者的道德取向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味并不是一一对等的状态。因此,这种由人而文的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保守性。人们对这种评价方式习以为常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那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好名声的作家的作品长期受到冷落,即便是该作家的作品在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这种不客观的文学评价习惯,会对这些作品自身的价值判断产生错误影响。对于我们当代文人来说在对古代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评价方式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封建时代的文学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弊端。我们在对古人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消除消极、保守的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古代那种主观的评价方式已经对现代人的评价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由人而文的评价习惯更加偏重对人品的测量和评价,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测量和评价。总体来说,由人而文的文学评价方式是一种心理习惯,这种评价结论会形成一种单一、片面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式缺乏对艺术作品自身的特点和属性的重视,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会对古代文学作品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心理习惯体现出辨别源流 出处的思维特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说过: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是一种源于经学的学术研究方法。这是源于我国古代经学非常的发达,一般的文人都有较为高深的经学造诣,并且在求学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经学治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古代文人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种评价方法。古代文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措辞、意向、构思等方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自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文学评价方法。这种评价习惯从众多文学作品评价资料都能够看出。这种源流出处的思维特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会对那些源流出处较高的学者产生较好的评价,他的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那些源流出处相对较低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更容易获得较低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实际上就是在用经学的眼光去评价文学作品,这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习惯的弊端体现在读者更加注重对作品作者修养的夸耀。让文人的个人出身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产生直接的联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文学评价者来说我们应该遵从客观事实,应该用自己客观的评价方式去对古人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接受和理解。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阶段也有区分品第的思维习惯 不管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我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无处不存在等级,等级观念也深入人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文学思想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受限于作为的家庭状况、才学、见识、艺术造诣等方面的影响。在文学作品发展过程中,自然而言的有了文学评价。文学作品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文学评价作品也相应地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我们将其定位为品第思想。对于品第观念的形成,除了和上述关系有一定关系以外,还受到评价者学术背景、宗教信仰、宗经思想等因素的影响。等级因素对评价者的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评价者对品第接受习惯的影响。在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等级观念作为文学评价标准也是因为评价者自身有品第的接受习惯。品第观念对文学评价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不仅确定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硕果累累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个国家文学作品形成文化传统的表现。 5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能形成直观的审美判断 这些文学作品长期接受评价者某种价值观评价的影响,不仅会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还决定了文学作品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示范作用会对文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6结语 尽管形象喻示的思维方式在批评过程中会带有一定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避免其他评价方式所造成的评价方法琐碎和乏味,这种文学评论方式非常的活泼,它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形成多样化的评价体系。我们在继承过去优秀文学评价方法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摒弃过去评价方法的缺陷,才能形成符合民族传统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曹正.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张雪城.文史统一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世贞.唐诗纪实:卷七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杨洋.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特征及其成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王先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思维及其特点探析[J].北方文学,2015(5):65. [6]白岩.心灵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报,2005. 作者:杜晓刚 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作品赏析 《呼啸山庄》,文如其名,充斥着暴风雨怒吼咆哮的声音,这些声音喊出了人物的命运,传递出文章的思想。我国钱青教授曾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呼啸山庄》激荡淋漓的力量,更接近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弥尔顿的史诗。”可见,这部小说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力。小说里面全是狂风暴雨下的荒芜原野、孤立突兀的山庄,有超越生死的爱恋,也有疯狂的复仇,扭曲变态的人性分裂……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将这些意象、场景、思想与人物内心刻画得十分传神,彰显了这部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 一.作品简介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待(emily bronte,1818-1848)。《呼啸山庄》讲解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故事,是一部爱情悲剧。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小时候是一个孤儿,被别人收养长大,但是童年生活悲惨,备受欺凌,就算是他的爱情,也无法守护。后来,备受打击的希思克利夫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便成了有钱人,于是他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复仇;仇恨让他变得人性扭曲,变得人将不人。最终,人间真爱感化了他,他放弃了对下一代的继续复仇,而在神经错乱与极度的忧郁中死去,也代表了他人性的复苏。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在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也十分到位,在希思克利夫的“爱—恨—复仇—醒悟”过程中,表达出最激烈的爱与恨,表达出人类世界中最极致的情感、经历。因此,《呼啸山庄》被誉为英国小说历史上最奇特,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小说。 二.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 《呼啸山庄》的叙事技巧是与众不同、独具匠心的。作者艾米莉并未采取传统平铺直叙式的描述手法;小说没有采取常用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描述,而是通过文中不起眼人物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叙述,采取双重叙事,多视角转换,听者与故事人物的多层次换位的结构,将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引向深入。《呼啸山庄》的这种叙事技巧,被称为是“时空倒错的多角度叙述模式”,极具创造性。 小说的故事从洛克伍德的自叙开始:“1801.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my landlord……”。而到了第四章便是由丁耐莉将故事讲解给洛克伍德听的方式进行,直到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是由洛克伍德再次拜访山庄时开始叙述,“1802.this september i was invited to devastate the moors of a friend in the north, and on my journey to his abode……”最后两章再由丁耐莉叙述,由洛克伍德结尾。文章的结尾采用顺叙描述法,描写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在对凯瑟琳的思念,以及对人生的彻悟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最终解开了扣人心弦的悬念,意蕴深长、发人深思。 独特的叙事技巧,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双重框架,且两层叙述之间衔接得十分紧密,环环相扣。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交流式叙述,让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更自然。“时空倒错”的叙事模式,让小说情节变得波澜起伏、悬念重重,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出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表达了小说的中心思想。 三.别具一格的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是《呼啸山庄》的另一个创新和独特之处。作者艾米莉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把神秘荒凉的原野山庄,狂风暴雨般的自然状况与矛盾复杂的人物内心结合起来,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用形象的事物象征了抽象的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 小说中,四处都是偏远的山庄、荒凉的原野、枯黄的杂草、幽冷的落日、呼啸的狂风暴雨等意象,用以衬托主人公希思克利夫遭遇的命运,落寞的生活,曲折的爱情以及疯狂的复仇。文中用“枝干扭曲、发育不良”的树来象征了复仇状态中希思克利夫的人性扭曲变形,用阳光象征爱情,用火象、雷鸣电闪象征激情等。尤其是在文中的最后,以“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这段话结尾,用温和的天空、起舞的飞蛾、层叠的兰铃丛、呼吸的柔风、平静的大地等意象,勾勒出一副祥和、静谧、温馨的场景,意境优美、意韵深长,更象征了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幡然醒悟,彰显出爱与人性的温暖。 大量的象征手法,使得《呼啸山庄》的细节描述既真实又浪漫,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四.结论 《呼啸山庄》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世佳作。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散发强烈的吸附气息,用它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永恒的文学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广大读者。每读一遍《呼啸山庄》,就感觉内心受到一次强烈的撞击与震撼,不得不被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语句搭配,新颖的爱情视角,别出心裁的艺术风格……所打动,所折服,所感叹!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周珏良(2006)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所说,“艺术存在于时间之内而又超乎时间之外。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孽生新的价值。”是的,《呼啸山庄》作为一部极具文学价格的英语文学作品,必将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品读英语文学作品——《呼啸山庄》,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文学艺术自身的魅力,更能让我国读者感受异国文化,进而提高英语语言的理解、运用等综合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是地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塞,而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通道就包括了西南面的好望角,它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富含黄金和石油。1488年,迪亚斯首次到达好望角后,从此掀开了南非的殖民统治时代。各殖民国的入侵,使得南非一些本土语言成为记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据统计,南非现在的官方语言就有十一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英语。当然,并非只有南非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地理位置同样十分特殊的加勒比地区也遭遇了西方语言的入侵以及本土语言的没落。 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各殖民国的争夺焦点,而殖民者的入侵,造成了本土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使得本土语言一度没落。此外,来自非洲、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大批奴隶的迁入,带来了新的语言,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种族、语言、文化。近代,随着一些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作家的活动,加勒比本土语言又逐渐兴起,并最终立于世界语言之林。那么,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又有何积极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一 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由来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了解,便可窥见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很广的含义,传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不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传统和风格。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色彩,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成都是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这其中有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所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语言的一种独特标志,如中国的语言就是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各种表达方面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的一种语言文化,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鲜明的浓缩体。一般而言,语言文化中包含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语音、语意、语法及语用等层面,这些层面综合体现了一种语言文化的综合面貌。 以语言的词汇来说,不一样的民族的语言中的词汇量、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特色是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如加勒比的早期词汇中是不会有熊猫这种词汇的,因为很显然,在很久以前,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任何词汇的创造与创造者的早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见,语言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有对于国家文化的极大融合,所以加勒比英语文学与其本土语言意识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融合过程。 关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是这样描述的:“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加勒比英语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一种文化语言,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有着一些密切的影响。正因此,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一经发现后,便与南非地区一样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对象。 文化的侵略从发展的开始,这也是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重要策略。而且,语言就是一种手段。正如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所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争夺,欧洲殖民国依旧采用了文化侵略的方式,在这种手段下,作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英语便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原住民口中,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于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加勒比英语诞生了。 随着加勒比英语的诞生,也出现了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这些作家使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并认为只有使用了标准的西方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根据一些早期的加勒比英语作家所说,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背诵欧洲著名的诗歌散文或者阅读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度过的。“人们对英国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这便是对当时加勒比英语文学形式下的加勒比地区文化现状最好的描述。于是,在这些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活动下,形成了早期的加勒比英语文学。 二 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现状 当然,上述描述的只是最初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表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加勒比地区后,在当时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本土语言复苏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一些本土意识,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了对宗主国和本国的浓厚感情,例如:雷德凯姆作品中便描述了他对英国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而另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民族语言不应该是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对本民族进行描述,而应该是使用与他们所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语言,v·s·奈保尔以及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有相关的描述。这种倾向的主要创作表现为,雷德凯姆的创作还混合了英国文学的忠诚和作者本土的大爱情结,这种对于本土文化的尊敬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特点,雷德凯姆的英文中还有一种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了朦胧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中的矛盾性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这之间的断裂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无法被强行输入的特征。如奈保尔写的散文中有一句:“有一位老妇人折了花朵给我,我将这朵花朵点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闻着,茉莉花,茉莉花。”在这里,词语和花之间在“我”的心中是脱节的,他们没法同时存在。作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茉莉花在加勒比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作者觉得非常的生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鸿沟。 这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一些后殖民地作家开始感到困惑,在文学创作中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亦或是选择保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平衡?沃尔科特的诗句便道出了这些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然而,尽管有困惑,但对于民族的热爱还是让他们决定选择本土语言。于是,一些后殖民作家开始探讨如何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建立他们本土语言的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开始关注本土语言,并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如克里奥尔语、卡里普索小调、西印度语等。 三 加勒比本土语言复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本土语言意识开始复苏,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来说,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本土语言、开始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并且不断改进和发扬本土语言,使得本土语言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一席之地。 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复苏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是在加勒比当地的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种植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所以情况比较特殊,发展的语言类型非常综合。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戴比迪认为,“加勒比语言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尽管它是一种方言,但它有着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带给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很大的语用资源,对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20世纪初,许多加勒比地区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克里奥尔语,如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它代表着加勒比本土语言开始复苏。但与此同时,本土语言的复苏也遭遇了一些阻力:一些作家在使用克里奥尔语时表示困惑,如女作家荷洁(merlehodge)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到:“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对于这种困惑,我们将它称为克里奥尔化。 对于克里奥尔化现象,在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之前,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释。布莱斯维特不仅对克里奥尔化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肯定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人。布莱斯维特同时也是当代巴巴多斯诗人的代表,他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便是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创作的。 作为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v·s·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闻到”很浓烈的加勒比味道。如《米格尔大街》小说集使用了大量的西印度的口语,而在《蓝色马车》一书中,奈保尔这样写着:“中国的孩子叫我爸爸,我黑得像块炭,我老婆黑得像沥青,可是,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哦上帝啊,是谁在我的咖啡里放进了牛奶。”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有着明快节奏的、带有加勒比地区比较粗俗和乡村味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卡里普索小调。卡里普索小调在加勒比本土语言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小调源于古巴的“钢鼓爵士乐”。钢鼓是一种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黑人发明的可奏出两个音程的打击乐器,以其铿锵有力、具有表现力和节奏性而被当地人广泛使用。这种小调一直流行于特立尼达,它的形式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在奈保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种小调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幽默感。 从加勒比本土语言到加勒比英语,再到加勒比本土语言,虽然加勒比本土语言一度没落,但它最终战胜了西方语言,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在此过程中,加勒比本土语言吸收了东西方语言中的精华,发展了自身,使之更加深入人心。加勒比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战斗”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对当代全球化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作为历史产物的加勒比语言传统文化既有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对待世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贯的文化方针,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吸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放弃一些与社会现状不符合的不良成分,这样才能够将世界语言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遵循着其是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多元记录而且真实再现的角度去看,对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英语文学和本土英语意识的发展,更要带着文化传承的目光去理解。加勒比种植园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醇厚中和、勤奋勇敢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文作风,这一点不仅仅对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小结 从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勒比本土语言在欧洲语言的入侵过程中曾经没落过,加勒比英语文学一度成为当时最主要最盛行的文学形式。然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后殖民作家的努力下,加勒比本土语言最终走上复苏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语言文化中的一员。而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 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能为读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资料,而且还可以拓宽一个人的灵魂,并给他带来终生的审美愉悦。由此看来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当今有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人却认为文学毫无实用价值,是没有前途的鸡肋。学生们也在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下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考取各式各样的证书上。文学阅读尤其是英语文学阅读受到冷落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大学英语教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1. 认识观念问题 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学习的课堂上文学被拒之门外,英语文学常常被冠以语言晦涩,生词太多与现代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相比过时落伍格格不入之名。外语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等的倾向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事实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非但与大众使用的语言不存在迥异不同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的语言输入。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提炼而成,并未脱离大众也未发生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近乎于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和文化知识宝典。所以,学语言是学文学的必要准备,学文学是学语言的自然延伸。文学语言输入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输入,是不该被英语学习者排斥的。 2.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填鸭式” 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了兴趣,并且不能提高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导致广大学生将学习英语文学视为在做无用功。如今大学英语课的教学模式大都还停留在授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做课后练习、发材料给学生做、核对答案、解疑的程序上。直接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他们,没有引导他们去思考,在这种状况下怎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呢,更何谈培养能力了。即使在分析文学作品中,有些教师还是从中式英语的角度来阅读理解文学作品,仅仅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翻译及分析句子成分上,而不是对文化背景、写作创新技巧及遣词造句方面作进一步的展开。如此一来,在课堂上英语文学的学习必将是枯燥乏味的。而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难怪学生会认为学习英语文学是在做无用功。 3. 师资培养问题 教师在英语文学学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高等院校中,中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学历,但想要他们得心应手地教好英语文学课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虽然他们经历过众多考试的洗礼,身经百战,但教好英语文学课仅仅掌握一些考试技巧是不够的。此外在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也在信息与学术水平上大大制约了他们。想让他们真正洒脱地教好英语文学课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方面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完善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尽可能地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等学习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师资问题上做到双赢。 二. 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1.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也就说明了学习一定要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有兴趣去学习,是学好的根本,英语学习也一样。 激发并保持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记单词学语法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极易对英语学习产生厌倦情绪,从而出现:教师上面讲得汗流浃背,学生下面听得昏昏欲睡这一尴尬局面。将英语文学元素引入外语教学中则能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其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杨周翰曾在《诗歌和语感》一文中提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情感、心理、思想,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中各种活动和生活中各种细节,以至大自然各种现象,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文学的表达方式方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各个作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争妍竟丽。”读者可以在文学阅读中体会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和洒脱,也能身如奇境地感受到那种飘然思不群的浪漫和绮丽。正是这些元素,它们将学生心灵深处的美感引发出来,从而产生共鸣,让他们在文学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 2.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伍铁平教授在《普通语言学概要》中指出:“在传统的伙伴中,和语言最密切的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要用语言创作,通过语言鉴定、评论文学作品也必然涉及到它的语言。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精通它的语言。反之,一种语言的最精彩、最丰富的作用是集中在文学作品里面。文学是使用语言的典范,为学习语言提供最好的榜样,为研究语言提供理想的材料。”通过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学生不仅了解了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常识,文本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也都在阅读活动中重新建构,具体化了。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知识,有利于对令人费解的长难句的理解。同时阅读英语文学作品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运用阅读技巧的机会,既理解作品中具体的事实,也理解抽象的概念;既理解字面的意思,也理解深层的含义,包括作者的态度,意图;在理解某句,某段的含义的同时也理解了全篇的逻辑关系,并据此进行推理和判断。不知不觉中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践活动,扩大了词汇量,锻炼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 英语文学阅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是一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人文素养则在各种素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包括大学生思想素养、文化素养、人格素养、道德素养及大学生为人处世的涵养和做人的境界。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学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强人意的现状。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疏于思考从而导致道德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引入课堂,去丰富大学生的生活体验,陶冶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外语教学中融入英语文学是一条不错的途径。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评价和赏析,有助于学生在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同时造就有思想,有精神,有胸怀,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同时在不断学习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发现历史、感悟历史,发现社会、感悟社会,发现人生,感悟人生。从而在心灵深处建构起一座人文精神的乐园,来抵御不健康的文化侵袭,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提高自身人文素质。 三. 如何将文学阅读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以不同形式从不同渠道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真实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因此就要突破教科书的使用,努力开发英语资源,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更可能多的接触、学习和使用英语。 1. 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阅读的技巧 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水平。因此教师应推荐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供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涉猎广泛,见多识广,胸中自有"丘壑"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指导。例如在阅读中,文章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可能会阻碍阅读速度的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从扩大阅读视距入手,对学生加以训练。即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主题,主要人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冲突。其中主题是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否则将会发生理解的偏差,发生严重错误。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章中力求叙述什么。第二,如何来理解作品的主题。第三,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此外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构成的。在这两者中主要人物是主体。一篇文学作品的所有情节冲突都是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所以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分析主要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包含: 人物本身的内心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简单的语言以生命。学生只要抓住了这三个方面就抓住了一篇文学作品的中心环节,在此前提下再结合阅读教学中的扫读、跳读、意群阅读、长句短读等阅读技巧,加以不懈练习,必能在阅读速度及水平上获得大幅度提高。 2. 课堂中结合课文内容,适当插入英美文学知识,扩展学生视野 大学英语的阅读教材都是精心编排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果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所教授内容主题相关的的作品并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例如在授课中某个单元的主题是围绕文化冲突展开的。如果教师仅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讲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或这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等的定义,这将很难激发学生对此主题的学习兴趣,也很难理解文化冲突的真谛。这时教师可适当地在授课中引入一些有关的族裔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文化的差异性的,分析视角深入独特。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就很具有代表性。如《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和《天堂》等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反映了在白人强势文化压制下美国黑人所处的文化困境,同时对建构美国黑人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坚持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使黑人摆脱历史与文化的包袱,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这些作品为学生提供了典型的文化冲突的案例,类似的补充能有利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化冲突的含义。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将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课堂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学术专才,而是本着“以阅读体验为主,文学知识和文本分析为辅,在学生的阅读实践中实现文学的娱乐和教化功能”这以理念,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切忌将该课程变为灌输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理论课。 四.结束语 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能丰富英语课的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为学生提供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选择适当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鉴赏,这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应用的教材中多是改编自原文或原著的文章,这类文章旨在列举具体语言特征和用法、控制生词数量和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因此与原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研究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用原文或原著更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的接收和掌握,有利于语感的培养。用阅读原著作为目的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可以有效地感受和吸收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此同时还能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增加文化底蕴,这对于语言学习者将来的学习和语言使用都是非常有利的。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研究者认为在各层次的外语教学中应用原著能够向学生展现真实的语境和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输入假设理论(input hypothesis theory)的提出者krashen[1]指出原著更容易理解,因此比改编的简化版具有更大的交际价值。全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instruction)的实行者认为应该让语言学习者接触具有丰富背景信息的材料,以便于他们学会使用功能性语言并看到语言的全貌。cummins[2]的认知文学语言能力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坚持应该通过对文学原著的使用让语言出现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因此将英语文学原著应用于语言课堂上可以带来诸多益处。 1.英文原著的语言有助于学习者对内容的理解 英文原著不仅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词汇应用的范例,富有创造力的语言结构和真实的情境,而且原著具有的语言特点比改编过的文本更利于学习者理解。连贯理论(theories of cohesion)提出,语言使用的连接技巧越多,那么它的连贯性越强,也就越容易理解。文学原著提供了更多自然语言和合理的语言连接方式,使得文学文本较之含有曲解的信息结构的简写本要更好理解。简写本尽管语言简单,但连贯性受到影响,因此不利于语言学习者理解和掌握。willis[3]在强调应用英文原著的必要性时指出,如果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课本里的文章都是理想化的、不真实的文本,那么学习者将处于语言劣势,接收的都是被曲解的语言。有些研究者认为识别和理解诸如连词和其他句际语言应用对于外语学习者的信息处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连接方式对于文本理解的把握十分必要。成功的阅读者能够在只学习了一部分文本后,利用原著中正常的重复来帮助自己重新构建整篇内容。另外,这种自然重复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不熟悉的词语,从而尽量避免由于生词打断对全文的理解。简写本通常是依据可读性公式削减词语和句子的长度、省略句子间的连词来缩短篇幅,这类改变了自然语言重复性的文章使得构建意义的过程更加复杂,因此会比原著更难解读。 研究发现英文原著比简写本包含更多的非正式的动词和小品词,因而原著在展现因果关系时、发展情节和主题方面更胜一筹。此外,原著比简写本应用了更多的非正式连词和否定时间连词,这是由于简写本通常避免使用例如修饰语和逻辑连词等复杂的连接方式来展开和关联情节,而是用像and,or和but这样普通的连词来衔接。连词是文章各部分之间紧密的粘合剂和纽带,如果缺少了这种结合力,文章的思想便很难充分表达、得到加强,并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同时,原著使用了更多的逻辑词汇和if条件句。条件句一直被认为是英语中比较复杂的句法,而这些复杂的逻辑词汇是描述假设情境所必需的语言。简写本中较少出现这类用法,因而文章内容较原著更具体,少了几分抽象,但语篇结构受到了限制。johnson[4]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简写本由于缺少逻辑词汇和连接语,文章的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变得更难理解。 文学原著的词汇类型多种多样,尤其体现在词性的复杂性上,例如原著中会应用到比较副词、动名词、感叹词、情态动词、小品词、过去分词、前置限定词、最高级、wh限定词、wh代词和普通代词等。简写本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名词短语和名词短语修饰成分,所以文章的句型结构比较单一,无法展现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简写本力图用简单结构表达复杂思想,因此每个名词短语都使用了比原著更多的修饰语,每个句子的组成部分都比原著更多,这使句子结构变得很臃肿,本想让语言更容易被接受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更加大了学习者处理信息的负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许多研究证明语言学习者对刻意改编的句子的语法的理解力要远远低于对自然应用状态下的关系从句和时间从句的理解力。 2.英文原著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目前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都愈发凸显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具有高素质的交际能力。教育部新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国际交流需要。”[5]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培养跨文化意识,多接触多了解目的语文化,以期减少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交际失误。许多研究者指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目的语文化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名著,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又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一部好的文学原著是文化的最好体现,它能使读者较好地逾越语言理解障碍。英语文学原著内涵丰富、语境自然,表达地道灵巧,精句妙语令人回味,为学习者提供了广阔、生动和真实的语料,并常常体现着浓郁的本土文化,这些正是英语学习者急需掌握的精髓。阅读题材各异、内容不同的原著,不但可以学习基础语言知识,而且能了解历史和文化,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领略异国风物景象、熟悉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它比普通词语更能反映时代精神且最富表现力。在英语文学原著中,有许多贴近社会和生活且具有文学色彩的语料词库。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学习者能够加深对英语及英语民族思维方式的理解,提高对英语的领悟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在英语教学中使用文学原著,可以更好地展现语言技能,是发展学习者语言使用意识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英语文学原著所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特征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缩影,是帮助学习者获得更多文学和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输入是输出的基础。丰厚的背景知识能全面提高语言学习者的素质,增加有效的输入与输出,为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通过大量阅读原著还可以使他们克服语言僵化,保证交际的得体性、适合性和灵巧性。 3.英文原著有助于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性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活动中主动性的发挥首先有赖于学习者对学习材料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就能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以良好的心态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语文学原著可以有效利用学生对陌生作品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来推动语言学习、增强学习主动性,同时强烈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克服阅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生词、寓意复杂的段落等)。 此外,研读英文原著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了交流平台。当对作品的整体立意和一些细节根据教学目的做出评判、阐释、说明和分析时,教师和学生双方就可以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教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由于作品与读者之间是未定性关系,读者作为作品接受的能动力量,在生成意义的阅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可能实现其价值。正如姚斯[6]提出的,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伊塞尔以“隐在的读者”(即指作者在作品的本义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的概念表明,作品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其不确定性与意义的空白,使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作具体研读时获得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实质上是对作者虚构作品的解码、具化和再创造。学生在阅读原著时不仅受到语言熏陶,而且能锻炼分析和思考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促使学生形成并产生自己对文本的释义,并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如指定学生作专题报告,要求其他学生提问,或阐发自己的不同论点,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研讨场面,使课堂在争论的形式中进行。或者规定每学期学生必须撰写三到四篇小论文,期末一篇学期论文,使学生有机会梳理思考,并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自检,实实在在地拓展知识面,提高写作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模式。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原著和某个简写本之间做一些对比阅读,特别是在谋篇布局和遣词用句上做一些推敲琢磨,就可以大大地激发他们对原著的兴趣,使他们开阔视野,从文学遗产中学习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艺术感染中接受深刻的教育,也有助于他们锤炼语言、增强遣词造句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英国大百科全书》在阐释“文明和文化”时形象地指出:“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可怖。”文字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世界文学名著所具有的力量自然更是无与伦比。讲授英语文学原著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语言材料宝库,它可以帮助学生深化知识、加强语感、开阔视野、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同时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课堂活动,展开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派别,对英语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当今英国剧坛上比较流行的荒诞戏剧。对于存在主义者,他们反对根据人物性格和类型对人及其命运进行描写,他们觉得,人本身就没有先天的本质,只是在一些具体环境中生活,按照其自身的行为创造自我,演绎着其自身的本质。英语存在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主题思想,一个是体现人生和世界的荒诞体验,即“焦虑感”和“恶心”;一个是体现荒诞环境中人的选择自由。 一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在欧美非常流行的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其在文学史中风靡全球、声势最大,其先驱者是丹麦人索伦·克尔凯戈尔。存在主义在一战后流行于德国,二战后在法国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波及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戏剧是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存在主义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意识”决定“存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都主张意识的第一性,否定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都认为那些只有被自己所感觉到的存在才是世界或者事物的本原,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并且此存在跟客观现实总是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出现,其不是一个统一体。比如萨特认为,“存在”即“自我”,任何存在都是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存在都是来自主观性,主观性具有第一性,即客观事物都是由主观意识所决定的。 2 重视“个人”的价值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个人的价值极其重要,其高于任何一切的价值。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永远都是彼此独立、分离的。人是被遗弃到世界上的,社会和客观事物与人总是对头,它们总是威胁到人的“自我”。比如萨特在《禁闭》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总之,存在主义者将被遗弃感、厌恶、失望、孤独、恐惧等看成世界上人的基本感受。对他们来说,人之所以跟动物有区别,主要是由于动物对自己死亡的来临并不知情,也就无所谓恐惧;而人却对自己难免一死甚是了解,从而心存恐惧感。所以,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死亡的过程,这便得出了“存在”最终走向“不存在”的悲观主义。 3 对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艺术作品并不能对现实事物进行反映,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对人心灵冲动的一种揭示,只具有给人感受和“享乐”的能力,让人那些非理性的感觉、感受明确、清晰起来。存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是为了创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用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和哲学思想,而不是对现实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地再现。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一般是对荒谬世界中人们的失望、孤独、恐惧等心理进行描写。 4 认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永恒的荒谬,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一种丑恶行为。在世界上,人生本身就虚无飘渺,其活着并没有任何目的,所有的活动对人来说都是徒劳的。存在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丑恶的现实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对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宣扬,通过“自由”的名义对悲观厌世、虚无缥缈的人生进行了美化。比如加缪的《局外人》(1942)、萨特的《禁闭》(1943)和《恶心》(1938)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一种否定。 5 否定人的先天本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先天性的,他只能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加以存在,必须依靠其单个的个体的行为来创造自我,演绎自我。比如,小说家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提供丰富多样的环境来超越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从而选择其要成为的人的个性。所以,人物的典型化特征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 6 认为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文学艺术创作者都提倡读者、人物、作者的三位一体观。他们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能离开了读者来谈创作,他们的观点都不是先验的,都必须通过读者进行检验,任何作品都必须将人物的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和作者共同去探索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特别对于那些年轻的英语文学作家。 二 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的观点在英语文学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其主要主题模式有以下五类:寻找自我、荒诞与无意义、死亡、孤独和异化、自由选择和责任。 1 英语文学对“自我”的寻求 根据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任何人的本质都必须靠其自身的选择去进行规定,从而,“我是什么”、“我是谁”等这些问题英语文学中便成为了普遍性的思想主题。比如英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哈哈》(詹尼·道森,1961)、《身份证》(莱杰尔·丹尼斯,1955)、《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每况愈下》中,伦姆利读完牛津大学之后,在完全感受到其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为其生活谋取较好的条件,因而决心去比较“罪、苦、贫”的社会底层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社会底层,他更换了很多工作,如夜总会保镖、走私贩、司机、清洁工等,伦姆利就好像贫富世界中 的边沿人,尽管他的人生态度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的地位,但是他对其“自我”问题的寻求总得不到答案,社会和自我的冲突并没有得出胜负,他对“我是什么”答案的寻找是徒劳的,没有任何的解答。 2 英语文学中“无意义、荒诞”的韵意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荒诞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存在都是一种虚无的、荒谬的。存在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进而产生了英国荒诞派戏剧文学。因此,在许多英语文学中都体现出“存在的荒诞”等主题思想。根据其意义,荒诞本指音乐中的不和谐音。在文学和哲学中往往是指人跟自身生产环境的背离和脱节,人并不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存在,也不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存在,人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和理解,他的任何一种行为如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存在性。世界总是以一种陌生的、冷漠的面孔而存在着。对于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往往指出,宇宙都是没有目的的偶然的存在,人存在于世界上都是没有任何先天目的的,是无意义的存在。总之,对于存在主义文学来说,其情节、语言、人物等都是极其荒诞的。如英语诗歌作品中“存在即荒诞”的主题思想。如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在1967年创作的《渥德渥》中的第一句就提出了“我是什么?”的问题,在其后,他回答:“我好象/……胡乱地从虚无中/倒下来”“我似乎被赋予了使用这块地方的/自由那么我是什么?”“但是我将叫什么名字我是第一个吗/我有主人吗……”“……它是什么呢根/根根根”。这后面一句,很明显是对海德格尔“被扔进这个世界”思想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的态度。 3 英语文学中对“死亡”的描写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从而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存在主义文学的另外一个主题思想:“死亡”。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生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总是充满着偶然性,生命总是那么的短暂,文学家们总以悲观的、消极的观点进行看待,于是,死亡便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其文学中提倡“学会死亡”的哲学。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这种荒诞的死亡普遍地存在于许多荒诞戏剧中,如品特的“威胁性喜剧”,在他1957年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一间房子》中,罗斯好不容易才能得到一个闭门不出的安全感。可有一天,一位眼睛看不见的黑人突然地闯了进来,并带着其父亲的信,使得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在她丈夫回家之后又莫名地将此黑人给打死,也使得她的眼睛莫名的失明。又如,在其1960年创作的《升降机》中两个长期待于地下室的刺客,他们通过升降机不时地接受从地面传递的命令及食物。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而突然性地,每人都收到了一个“杀死对方”的命令。以上两部英语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生的可怕性和荒诞性: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人的生死难测…… 4 英语文学中“异化、孤独”的体现 异化、孤独是英语文学中存在主义的又一体现,它体现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异化,如《畸形人》(舍伍德·安德森,1919)、《陌生人》(夏尔·波德莱尔,1864)、《局外人》(阿尔伯特·加缪,1942)等。而这种异化的存在使得人总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因而,在英语文学中总出现一些以“异化、孤独”为主题的作品。如品特1960年所创作的《看房者》,尽管里面凸显了较少的“威胁性”和较大的安全感,但是其中也体现出了“不交际”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作品中所提及的三个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可他们缺乏交流,彼此孤立,各自的言行都不能为其他两个所理解,从而彼此抱怨,生活极不寻常。这部戏剧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人的“孤独”感。 5 英语文学中对“自由选择”的追求 存在主义认为,在荒诞世界里,个人必须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这种选择创造它的自我本质。因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一批“愤怒”的 小说,其主题思想就是倡导“自由的选择”。如《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网下》(艾丽丝·默多克,1954)、《向上爬》(约翰·布莱恩,1957)等等。以上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对政府和权势集团,甚至多数派奉行的规范持反对态度,将它们视为政治、社会的荒谬。最终,他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中,作出了“可怕的自由”的选择,没有上帝为他们指路,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供他们遵循。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存在主义“意识决定存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人生虚无、悲观厌世”、“否定人的先天本质”、“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等观点,其主题思想也主要表现在“自我”的寻求、“无意义、荒诞”、“死亡”、“异化、孤独”、“自由选择”等方面。 英语文学论文:关于对英语文学中隐喻的分析 1前言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隐喻的含义和功能 有学者认为,隐喻可以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隐喻与广义隐喻。第一种指的是人们下意识地用其它的思想内容取代所要表达的抽象、难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指的是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诗学》中把隐喻看作是把将一个事物的名称用到另外一个事物上,其中,这种转移可以是从属到种,也可以是从种到属,同时也可以是属到属之间的转移。在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 3隐喻的派别分类 3.1夸美纽斯的“种子”隐喻 在夸美纽斯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种子”隐喻,指的是“神圣的可教性”,是夸美纽斯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种子”隐喻主要从三方面理解。首先,人是所有造物中最完整、最美好的。其次,他认为“种子”主要包含博学、德行、虔信,只要将这三个“种子”种植在每个人身上,那么人们便会按照道德规律生存下去。他还认为,人类是上天拔掉的树木,其根依然存在,如果上天给这些树木充足的阳光与雨露,那么树木还可以继续生长。其再生的本质是要使人们回到最本真的状态。 3.2洛克的“白板说”隐喻 在洛克时代,有人曾提出了天赋观念,并且受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洛克却反对此观念,他认为能力是上天赋予给人们的,知识是人们后天获得的。他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需要外界事物来加以塑造。经过发展,在白板上印上了痕迹,这便形成了观念,这就是洛克的“白板说”。洛克认为人的能力是上天赋予的,而知识的获得是后天的,因此,后天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儿童来说,天性就像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对于认知者来说,能够随意涂改与塑造。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是好人,但有些人是坏人,还有些人对社会有用,有些人根本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90%都是由他们的认识所决定的。洛克对于认知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在人成长过程中,认知发挥中巨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能力的发挥。 3.3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囚徒”隐喻 柏拉图比较善于运用比喻,他的哲学思想与认知理念都可以借助隐喻来表达。他用隐喻来阐明太阳喻、线段喻与洞喻。其中洞喻具有丰厚的哲学意味,这表明了认知的本质与受过认知的本质。 3.4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隐喻 苏格拉底认为经验是激发先验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它能够清理那些过于模糊的观念,进一步获得比较正确的新知识,所以,谈话法是帮助人们巩固所学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后,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观点,其教学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讽刺。在和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探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第二,产婆术。此步的作用是待发现人们认知有偏差或者直接否定认知的基础上,从而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认知道路。 4研究隐喻的重要意义 4.1丰富和扩大了隐喻的内容 语言学主要是对认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事实上,认真问题和人们的成长与发展又密切的联系。而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两点,即外在身体的变化与人们社会身份的改变,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对人生阅历的积累与价值的实现。人成长和发展的表达方法有很多种,因此,想要正确把握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必须借助文字来表达,然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只局限在事物外在的洞察,并不能正确的描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就不会把握其实质。 4.2能够较好的把握语言学的本质 隐喻的出现,显现出了认知活动的意义与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如果将认知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显现,那么势必会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联系。认知学者面对认知世界,然而,认知世界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完全包含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认知隐喻是人们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语言所具有的生动感与丰厚的文化意蕴,这可以认为是对科学语言的补充。 4.3更加有利于认知理念的研究 隐喻可以看作是语言、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较好的思维方式。对于认知隐喻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对认知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的深刻把握与呈现。通过学者对认知隐喻的探讨,使我们充分对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探索。通过隐喻,让人们对认知的本真赋予了诱人的魅力。 5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从英语文学翻译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虽然the gift of the magi ①是其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曾被收录中学课本,但对于这篇小说的翻译版本,一直存在许多的争论。本文从翻译的功能角度阐释对这篇小说众多翻译版本的个人认识,希望读者能透过这篇小说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新的思考。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著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解读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给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 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读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英语文学论文: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论文关键词:加拿大英语文学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 后殖民主义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学潮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外围”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英语文学出现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从兴起到高潮,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家,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广为流传,兴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语文学精彩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最常见的语言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英语文学作品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的,当我们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时,自然离不开对其语言艺术的赏析和研究。深入的了解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语言文学的内涵,正确地对他们进行赏析,并了解到英语文学真正的精华所在。 关键词:英语;文学;语言艺术 在我们日常对于英语的学习中,往往学习的都是英语的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却很少会对英语文学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更是缺乏了解。但是,对于这些英语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的学习和了解只是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想要对英语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就离不开对英语文学的深入赏析,而对英语文学进行深入赏析,就必须要了解英语文学中的各种语言艺术。文学是一种高于一般语言的表达形式,而文学的出现,正是代表着一种语言的正在处于不断发展,甚至走向成熟的阶段。文学涉及到的不止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融入了对于作品所处背景的深刻把握和分析。和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笔者结合对于英语文学研究的多年经验,在语言艺术研究方面给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对于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涉及的方面非常广,他和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特点,地域背景等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在研究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时,必须要把这些历史背景,地域特点等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研究,二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多种多样,种类繁多,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而这些语言艺术之间,又往往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区别和联系。文学作品的语言自然与普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们为文学作品而服务,自然要彰显文学作品独特的特点,表达出该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或者体现对伟大人物的赞扬,或者表达对历史发展的批判,又或者表现对爱情的赞歌,又或者抒发自己的伤感和不得志。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语言艺术来体现出来。通过对与语言艺术的特点的划分,笔者从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语言艺术的意向性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要关注和喜爱,最主要的是他们来源于生活实际,却又能够超越生活。作者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创设出各种虚构的情景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从来不存在什么可能与不可能,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可能会发生。作者深知能会对生活中的一点儿细微的小事进行夸张或扩大,从而产生戏剧性的效果,通过利用英语的语言艺术对于背景进行描述,对情感进行渲染,塑造出一个个特点鲜明的角色,把是非黑白分隔得非常明显,把自己的褒贬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文学语言的意向性是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英语文学也不例外。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表现为它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他描述的事物有时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或者我们能感受的到,但它却并不真实存在。每一部英语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塑造一个具体的形象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来反映他自己内心的情感特征或者是整个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共性问题,或者是情感追求。在我们的理解中认为,意象是一种类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艺术能够充分的抓住主客体之间的细微联系,能够表现出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和联系。以客观实际来打造文学世界,而又以文学世界来反映客观实际。在英语文学中,作者以意像的手法来表达内在,尤其是在英语诗歌文学中。意象派是存在于1909年至1917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主要是意像主义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他们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埃兹拉•庞德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含含蓄凝练例如,《在地铁站内》仅两行、14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poem)。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初看起来,唯只两行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却不知是诗人偶得的印象在主客观之间反复提炼,苦思一年之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可以说是字字经典。 二、语言艺术的生动性 语言艺术的生动性具体是指通过作者对语言艺术的运用,给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附与独特的生命特征。一个好的文学作者可以使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活跃起来,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堆死板的文字,而是一个可以在脑子中浮现出来的生动的人物,通过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外貌特点,性格特点的描述。使人们看到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让人们在阅读他的文学作品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自己参与其中,在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做着一样的事情的感觉。这便是语言艺术中生动性的最具体的写照。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艺术的生动性,为使读者产生独特的感觉,有利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地狱里的科勒》言中,诗坛中最杰出的几位诗人友—伊兹拉•庞德、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艾略特,试图与他们,特别是艾略特,划清界限。威廉斯倾向于以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坚持实用主义的反理性和反智性倾向。诗歌的形式简洁、节奏口语化、意象生动,并强调视觉效果。威廉斯的名作《一辆红色手推车》。威廉斯的诗歌赋予平凡而朴素的事物以深远的诗意,拓展了诗歌写作题材,并具独特审美意蕴。一直追求为了生动性而生动性。把自己作品的生动性作为最大追求。力求留给作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和想象空间。 三、语言艺术的含蓄性 含蓄性,通俗的来讲就是不把话说的特别明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英语文学中,作者要用少量有限的语言去表达出丰富的,无限的内涵。文学作品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使读者回味无穷。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见解,这样往往比那些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把情节背景人物交代的明明白白的文学作品更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但丁,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我们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他的文章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的批判,而是以含蓄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样反而更能使读者感受深刻。 四、语言艺术的情感性 每一篇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其作者独特的情感。或者是要表达对于社会的批判,或者是要分享自己的悲伤或欢乐,或者灵动煽情,或者寂寞虚无,通过对世间百态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些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层次的东西,主要是靠语言艺术的情感性来体现出来的,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也是体会它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那些情感能够对人们起到激励作用,丰富和强大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语言艺术的情感性,表现的最深刻的便是英文诗歌作品和荒诞派。例如,托马斯格雷作为荒诞派感伤主义先驱,在他的代表作《乡村教堂内的挽歌》,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怀古伤今的文字,可以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一种虚无和空洞的情感境界,再有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这篇小说,它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小镇,文中语言不区分大小写,对标点符号胡乱的进行省略等现象,都在语言艺术上表现了这个小镇的混乱和无助的情感。此外,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雪莱的西风颂等,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非常的平淡的,但是他们通过将情感寄托在这些诗歌中,并且使用语言艺术表达出来,通过富有情感的语言来表现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情感,非常恰当的诠释了文学艺术情感性的特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是使英语文学能够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于英语文学的研究应该将其语言艺术放在首位进行研究。语言文字是我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方式,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英语文学的设计和构思,更好的理解作者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和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语言艺术的意向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往往相互联系,在英语文学中会一起体现出来,而不是单独存在着的。语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而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则更是这样,丰富的语言艺术对于表现英语文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常的重要。学会对于语言艺术的研究分析,在英语文学的研究学习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王雪 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英语教学分析 摘要: 文学不仅是语言文字艺术性的主要体现,还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新形式。它既可以给予读者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丰富感,使其认识到更多的资料和知识,还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价值观,为读者带来美好的心境。文学其实可以是人文学科的一枚枝干,所以,文学素质也可以表现为人才素养,在教育事业中应该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英语老师应该在英语教学时将英语所学的知识内容、自身的情感态度、语言的能力、英语文化理念以及学习的方法策略等贯穿其中,以达到激发学生英语的思维活跃度和提升学生综合英语水平能力的目的。在这几个方面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当中的英语文化理念就是为了可以让学生体会英语文化的魅力和语言上的美好,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可以更好更快的接受英语,并作英语学习的主人,从而在达到教学目标和宗旨要求的同时,使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得到双重提升。此篇文章就针对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对英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 英语文学;英语教学;重要性 引言: 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技能,使其可以全面的掌握并能够灵活的运用,尤其是锻炼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可以使自身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用英语来实现交际,进行与不同国家人员的交流,从而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在如今语言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英语语言基础的稳固、学生各项素质的提升以及交际能力的锻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伴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英语文学也随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引起了人们大范围的关注,各大院校也都应该引起对英语教学的关注,积极开展一些英语文学探讨活动,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水平,对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英语人才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英语文学的概述 英语文学其实与中国文学相类似,只不过就是其各大文学著作的写作文字采用的是英语书写,其作品的主创者不仅是只有英国作家,还可以是美国作家,对于一些美国的文学也可以被列入到英语文学当中,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依照特定的学科来对其进行处理的。英语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古代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等历程,其历史悠久而且拥有充足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当中也不缺乏一些小说或戏剧等内容。 二、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重要性的体现 1.可以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人们常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来源于乐趣,有了乐趣才可以进一步发展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乐趣,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就会愿意去接受,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可以进一步的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对事物、知识的自主认知。所以,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以此来强化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英语文学的内容丰富,且对英语知识所描述的内容形象、生动,富有凝练和文艺的气息,其可当作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关资料或课外读物,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语言具有生活性,一方面它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让学生感知其自身情感,另一方面其语言又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个性文艺,应将其融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让学生体会其中魅力,有助于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吸收和应用。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美的事物经常会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而且都会去追求美、感受美,就要求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向学生展现英语的美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有着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MarkTwain的小说等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其作品中的内容、人物生活背景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从而可以让学生自主的投入到英语文学的研读和学习中,进而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2.锻炼学生英语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方式。在许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都涵盖了许多的英语句式、短语和词汇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对英语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对当中的语句词汇等进行相应的总结,对文学中一些优美的句字要适当摘抄。在此阅读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和英语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鉴赏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且由于英语学习的持续时间较长,所以仍需学生要不断为之努力,使学生对英语文学及知识的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因为许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常很少接触到实际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能将语言灵活的运用到实践当中,使其得不到良好的锻炼。所以就要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学以及相关作品的阅读与鉴赏,从而在理解的过程中使其思维可以得到良好的锻炼。 3.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的交际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交流的工具,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说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还取决于语言,所以说语言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交流方式的学习,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这就要求老师要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把英美等国家的文化渗透给学生,以此来让学生可以对英语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并让其可以充分融入到外国的文化当中感受其中美好,学习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当中对国家的各项习俗、政治等内容也有一定的概述和认知。在语言全球化和时展的今天,语言作为各国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特别是英语,在全球的应用都较为广泛,所以就更要求老师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对语言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可以通过多媒体、对话等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加强,努力达到国际交流水平。 4.有利于学生品德素质和文学素养的提升。一方面,语言具有艺术性,很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其内容丰富多彩、情感鲜明、语言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艺术色彩,就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官和认知,被英语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文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记录着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个事件,学生在学习时就会对英语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的身心素质得以提升。此外,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大都都囊括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和态度,以及一些深入的人生哲理等,这些都会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潜意识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在提升自身语言技能的前提下,也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品德观得到提高。 三、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措施 将合理的教学与学习文学的有效方法相结合,以此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品德教育、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以下就是加强学生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方法。 1.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阅读的完整性。虽然有些英语课本中只是选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部分内容,且内容细腻、精化,但是对于作品的本身却有着较为强大的破坏性,使得作品整体情感及主旨等发生变化。所以,老师就应要求学生利用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并阅读作品的原文,也可通过观看与原著有关的视频或短剧对文章的整体有大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的内心有所触动,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让学生了解到英语文化的特色,感受其中所表现的情感,学会其中对语言运用的方法,文学的写作手法等,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写作能力。 2.学会正确评析作品。学生在通读文章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善于引导学生去对文章进行赏析、评定,可以通过开展文学的鉴赏活动等让学生对自己所观看的文学做一个大体的评析,说说其中文章的美在哪,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等,然后让学生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探讨自己对文学的鉴赏观点。老师也应该在学生讨论时适当的所处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告知学生评析文章要从那几个方向入手,教学学生评析的方法。在学生对一段内容评析完后,老师应该从文学所描述的细节、注入的情感、表现的手法、情节的安排、人物的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对其做出具有专业性的评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全面具体的去鉴赏一篇文章,从而促进学生脑体思维模式的转动,让学生不拘泥于单向思维,从而使学生的鉴赏能力得到提高,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提高。 3.善于写出自身的观后感。通读文章之后,学生内心会受到强力的冲击,有着对作者情感的理解,对内容的感触,所以就要让学生在读完全片后,写出自己的观后感,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锻炼,还可以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与吸收,让学生写作感悟双向发展。此外,有许多的文学当中对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都极富特色,每个作家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也是有所不同,这样学生的大量阅读之后,就会潜意识的收到这些语言的冲击,就会逐渐被感染,积累到大量的语言信息,从而使学生无论是在写作方面,还是在语言的交际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从而在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使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善于讲英语文学渗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用其来开展一些英语文学作品鉴赏或交际活动,让学生的思维和英语的运用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将语言与国家文化相结合并通过英语文学来展现,使之感受文化的魅力与境界,让学生可以更好的产生对英语的乐趣,从而锻炼其自主学习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口语交际能力。所以,就要求老师要正确的认知英语文学,并利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把英语文学渗入到教学中去,从而在提高教学效率同时使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作者:孙懿超 单位:皖西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中西文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摘要] 所谓翻译,主要是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让受众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了解不同语言所表达出的含义。在今天,为了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种翻译活动不可或缺,尤其是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成为了当今译者的重要工作,但是英语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特定民族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中西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必然会面临着很多障碍。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进而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地翻译呢?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中西文化差异;英语文学作品;翻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为了对外来的知识进行传播,翻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管是在延续民族文化方面,还是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翻译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季羡林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其中的水可能会或多或少,但枯竭的现象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其会被不断注入新的水源,而这种注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翻译。中英文学作品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另一方面,文化个性也不容忽视,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就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充分考虑。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影响 艺术感染、文化内涵等很多方面在文学作品翻译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从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人来说,除了应当熟练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外,更应当深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词语的内蕴才能更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具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自古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耕作方式主要是牛耕,因而汉语文化中,与牛相关的词语非常多。而英国主要是以岛国的方式出现,在古代,耕作工具主要是马。这两种动物在两个国家的传统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语言表达上也有较为清晰的体现。比如,在汉语表达中的“吹牛”,用英语表达就是“talkhorse”,汉语中的“力壮如牛”用英语表达就是“asstrongasahorse”。再者,英语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多临近海洋,与海洋经常发生联系,因而在英语表达中,与水有关的词汇较多,例如“ableseaman”这样一个短语翻译为汉语意思为“一级水手”,其中,如果进行直译,很明显,“seaman”是海员的意思,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个词语是指一个海员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将这个短语翻译为“一级水手”较为恰当。相反,在汉语中会出现很多与山川、湖泊有关的习语,这些习语很难在英语中寻找到恰当的翻译,因而意译就是一种较为适当的办法。 2.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民族长期的发展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会给文学语言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和“红糖”在英语中一般被翻译为“blacktea”和“brownsugar”;而“blackcoffee”在进行汉译时,一般翻译成“(不加牛奶和糖的)清咖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在词汇翻译上具有明显的影响,在句子理解中也有所体现,不充分理解英语国家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准确地翻译。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万物合一”,而在西方文化中,人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说,中国对意更为注重,而英语则对形更为强调。中国对群体文化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个人中心的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非常著名的作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就将“Lyceum”这个词翻译为“兰心剧院”,很显然,这是译者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翻译,“兰”在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中国的文化。 3.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在人类的文化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其主要构成部分是民族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等。在中国,佛教、道教和儒教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些具体在我国的汉语语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玉帝”则是从道教文化发展而来,“阎王”则是来源于佛教,除此之外,“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五体投地”等习语也是从佛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但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却没有体现。而在西方,《圣经》这一著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基督教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上帝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表达祝福还是痛苦与愤怒,都可以使用到“god”这样一个词汇。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更是有很多与《圣经》有关的典故,其中,很多典故也发展成为了习语,并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Solomon”“Judah’skiss”等等。总之,《圣经》中的典故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使用非常广泛,只有对其有深刻理解,才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翻译。 二、在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如何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下,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翻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分析。 1.让中西方文化融合及交流得以加强 今天,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正在碰撞与交流中得以共生和融合,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借鉴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英语文学作品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等各方面加强了解,让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增强。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只有充分结合文化氛围和语境,才能够让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得以消除,给读者呈现出一部兼具内涵与灵魂的文学翻译著作。 2.对文化的适应性给予足够重视 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适应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经常会产生很多翻译方面的障碍。进行翻译时,绝不能将文化和语言内容分开考虑,必须将文化适应性作为翻译的重要问题。比如,杨柳作为一种树木种类很常见,一般在春天时焕发生机,因而在中国文化中,其经常被用来形容春光明媚的景象,也因此留下了一些较为优美的诗句;但对于英语国家来说,佩戴杨柳一般是代表对死者的哀悼,例如:“wearthewillow”就表示“服丧戴孝,痛失亲人”这样一种含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必然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含义,这就需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借助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手段。 3.对翻译策略进行恰当运用 在进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时,针对译入语和源语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如何进行恰当地处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具体来说,人们主要提出两种翻译情形:一是主张借助源语为重要导向,进行“异化”翻译;二是主张借助译入语作为主要导向,进行归化翻译,但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策略,在具体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作用也都不容忽视。归化通常是指在进行翻译时,要尽量以译入语为中心进行思考,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尽量对异域风味进行本土化翻译,使得译本符合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困难。通过归化翻译,能够使得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更为通俗易懂。而异化则是指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去尊重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使得译文能够充分体现出异域文化,整个译本与原文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方法。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归化翻译时,要尽量不改变原文,避免文化失真的情况出现,而进行异化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避免产生一些文化错觉,从而出现理解上的错误。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对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要灵活地进行使用,掌握一定的分寸和尺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归化和异化与意译和直译是不同的,前者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是一种策略,而后者只是翻译方法的体现,前者对于后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归化策略来说,比如: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短小诗歌的表达,诗歌中往往有比较明显的押韵,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在翻译中也能够体现出原诗歌的押韵,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适当的押韵可以使得整个诗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也更为生动并且富有音乐感。对于孩子们来说,有节奏感的诗歌能够增强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更容易记住其中的内容。但是要想使得翻译具有韵律和节奏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既需要译者有很强的双语素质,同时也要充分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就异化翻译策略来说,主要是指在西方的文化中所孕育产生的一些独具特色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进行翻译时,通常很难在汉语中找到适当的词语予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三、小结 总之,对文化起源和发展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土壤与载体,其中,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桥梁,对双方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充分诠释,并且做出准确的翻译,就需要对两种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恰当理解,找到适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翻译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针对具体情况,对这两种策略进行恰当运用,能够让译文更为准确,也能够适应更多人的需要,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者:李洁 单位: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特征 与普通的语言不同,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使命特征。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根据作者的思想,构建一个想象中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情境当中,也许能想象到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作者则需要利用一定的英语语言艺术对文学作品里面的情境进行相应的描述。在这种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利用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的情绪进行描写,有时候还需要对主人公的思想进行渲染,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进行塑造,并且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承担起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或者是寄托作者的哀思,并且给读者分享自己的欢笑。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英语文学的意象性特征是最明显的特征。纵观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19世纪当中,说到意象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意象派大师就要数庞德了。对于意象派来说,意象描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塑造一种意象,进而对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行传递,这种思想感情可以是作者的忧思,也可以是作者的喜悦,抑或者是作者的批判。在意象派的诗歌创作当中,意象派诗歌作品主要坚持三个原则: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中的单一的意象原则;其次是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歌的用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简洁的原则;最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需要使诗歌具有音乐感,而不是强烈的韵律感。在这意象派诗歌的三种原则当中,每一个原则都是与语言艺术息息相关的。以庞德的两句诗为例进行分析———人群中出现的鬼影/正如盛开在潮湿漆黑枝丫上的花。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诗人描写的显然是火车站当中人来人往的场景,可是到了诗人那里,这么平淡的场景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树枝上盛开的花朵。诗人通过语言艺术将枯燥的场景描写的异常美丽,给生活赋予意象性特征,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二、英语文学语言的生动性特征 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性也是英语文学的语言特征。生动性具体是指作者通过用语言艺术进行描写,使所描写的画面塑造出具有生命性的特征,使所表达的思想以及画面具有灵动性,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使所要描写的场景就像真实的一样,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描述,具有一种在现场的感觉。在生动性方面的描述中,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就是英国的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就很好地展现了狄更斯语言生动性的一面。如在《雾都孤儿》当中,狄更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成功地为读者勾画出了以下几个生动的主人公,在所有的角色塑造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有着凄苦悲情色彩的孤儿奥利弗以及心肠善良的梅丽太太,除此之外还有窃贼团伙费金。在《雾都孤儿》的具体描写当中,首先,狄更斯通过对各个角色的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各个角色的身份特点。除此之外,狄更斯还通过对《雾都孤儿》里面各个角色的语言进行描写,使各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真实,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主人公,并且通过各个角色的衣着进行描写,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场景进行展示,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并且通过小说中各个角色的语言,传递出作者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思想感情和看法。因此,在英国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运用一定的语言艺术方法,使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再现作者想要描写的社会环境,能够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除此之外,作者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刻画一定的人物,当然作者的刻画可以是衣着方面的描写,也可以是故事人物的语言、情感和心灵的描写,使书中的主人公仿佛就在读者面前,让主人公更加生动形象。最后,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一切语言艺术都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感情,和作者对社会的看法。 三、英语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艺术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读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作者刻画出的画面或者情感,有时读者还会对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作者的感情进行揣摩,并感受作者想要说出的话。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一些观点,而在观点的传递过程当中,作者往往是通过对一定的感情表达来进行的,当然,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不尽相同,可以是一种喜悦的感情,也可以是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亦或是一种对岁月看淡后的恬然和哲理。总而言之,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在文学作品中,不存在没有感情的枯燥描述,因此,对于英语文学作品来说,情感性是英国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托马斯格雷的《乡村教堂内的挽歌》当中,这位伟大的伤感主义诗人很自然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对古代的怀念和淡淡的忧伤感,但是诗人所传递的当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不满情绪,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提到英语诗歌当中的情感性艺术特征,就不得不提英国诗人济慈,在济慈的《夜莺颂》当中,诗人通过语言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诗歌当中,很显然,诗人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夜莺歌声的赞美,更多的是传递着诗人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也许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因此,诗人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艺术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语言艺术可以是一种意象性的特征,也可以是一种生动性的语言特征,抑或者是一种富有感情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都是为作者的感情服务的。 作者:吕程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英语文学论文:初中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教学分析 文学阅读激发兴趣 文学阅读应该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看有趣的中文小说一样,经常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那么,英文阅读也应该有这样的功效。如果真地能读懂、读透阅读材料,那么英语文学阅读应该是能够舒缓学习压力的。它也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情感开发的,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诱发出他们诗意的情感,进而对英语产生爱学的情趣。而现在的英语教学多以应试为主,学生的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他们本来可以快乐的学习,但是却被做不完的功课禁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我们发现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的理智情感没有提升,反而在呈下降趋势。他们的乐趣感和自信心下降得最为严重。文学作品可以传神、达意,又具有哲学、幽默,这些都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也能让他们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尘封的心灵再次被激活。 体验阅读发展语言 语言并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外界的教并不是我们学会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学习语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中国学生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氛围,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就要借助于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语境能够驱动语言能力的习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语文老师也特别强调学生的阅读,只有读得多了,学生才会说、会写。而英语教学也同样如此,读的量越大,接触语境的机会越多,语言重复的几率就越高,看得多了,词汇量就越多,语言能力也会随之增强。通过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拼写知识会发生渐进式的增长。而人的记忆也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文学阅读是情节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习得词汇,增强理解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是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必然选项。 深入阅读培养创新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阅读是掌握各领域知识的主要渠道。阅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许多合理的想象与推测都是从阅读中获取的。在进行文学阅读教学时,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要求学生书面回答。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思考题可以分为必答题和选答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题目,他们会更加感兴趣。另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质疑,谈谈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意性的表达。这种读、写、想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激发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自学与他学相结合 文学体验阅读可以让学生将自学与他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阅读是人自学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了阅读就学会了自学。自学就是要求学生自觉自主地阅读,并尽量学会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学会自我管理,每天投入 30 分钟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每读完一部小说,就认真地去完成书面作业。他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阅读任务和目标,知道读什么、读多少,并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并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还可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并去思考人物事件,这时不要太在乎句式结构和语法知识,让学生读懂意思即可。 阅读与体验相融合 不论学母语还是学英语,都离不开阅读。阅读是大众化、普适性的学习方式。在阅读中学习语言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坚持,如果时间短,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我们的文学体验阅读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切忌浅尝辄止。文学阅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它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阅读融入学生的生活,让阅读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不能脱离自身的经验而单独存在的。文学阅读就是用语言去思维,使用语言的阅读是一种自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学习是最原始的,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必要的。体验学习是让学生亲自去尝试错误,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真实问题情境中,尝试错误,并学会去自我纠正,从而产生语言体验。体验学习也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角色去求知,把文学阅读作为享受智力的快乐,让知识与情感相融。 乐趣与努力相互促 进阅读的乐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学阅读的意义,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并提高考试的成绩。但是英语阅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我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若能顺利渡过艰难时刻,那么苦涩就会变为甘甜,自然地进入乐趣阶段。乐趣与努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在乐学、勤学中大幅度提高英语成绩,并达到成功的理想和目标。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充分调动主动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了学生必须参与学习过程,并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问题中分析、评价,让他们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在经验中获得知识,并逐渐培养出他们乐学、善学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学习能力。而英语属于语言和文学领域,文学体验阅读正顺应了英语的学科特点,它把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去掌控教学资源,并自主地去驾驭学习过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到自己是主人;在阅读中加深记忆和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本文作者:张小芳 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丁集镇初级中学 英语文学论文:论体验英语学习与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一、体验英语学习理念与CBI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将体验式英语学习理念引入CBI英语文学课堂开展教学,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学习、借鉴两种理念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体验英语教学和CBI英语文学教学在学习对象、学习途径以及学习者身份的界定上都实现了有机的契合。 (一)基于内容的学习对象 体验英语学习理念指出,英语学习应该以外语语言系统为目标,以学习内容为基础。认知功能模式的语言观认为,“外语语言系统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概念系统的发展,它必须在和概念系统的互动中发展;而概念系统也就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人际交流所获得的相关经验知识”(程琪龙2009:74)。割裂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是违背外语学习目标的。首先,以诸如词汇、语法等孤立的语言要素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忽略有意义的语言内容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悖于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脱离内容的语言操练不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英语应该成为学习者累积社会知识,进行经验交流的途径,英语学习不应该以单纯语言系统学习为终极目标。外语语言系统的构建需要使用概念内容来激活,让外语自身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所构建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体验交流中提升语言能力,概念系统日臻成熟的同时,外语语言系统也逐步形成。CBI教学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围绕内容实施教学,其理论依据是Krashen(1985)的输入假说。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必要条件是所输入的目标语言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即可理解性输入。“这些陌生的信息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知识、对于习得新知识的期待以及学习者仍具缺憾的语言系统发生互动”(Kasper2000:41),为语言习得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而真实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可以为有效的学习或习得语言提供有意义的语境”(常俊跃等2008:27),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不自然的、无意义的机械操练。由此可见,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都关注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在语言学习对象上二者达成共识,两种理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交互合作的学习途径 Vygotsky(1978)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也为CBI教学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1978:86)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ZPD)”理论指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通过交互合作学习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众多社会文化理论学者将“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深化,着眼于针对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开发,将学习活动界定为分布式的、互动式的、情境式的以及亲身体验式的。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CBI教学,提倡交互合作型的学习途径,诸如合作学习、学徒学习、体验学习以及研究性学习等。体验外语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获得积极心理体验为驱动力和导向特征,以情景、互动、任务/项目、合作学习为主要方法,更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外语教学资源,搭建二语习得的语言生态环境,营造外语学习的人文环境,通过参与、愉悦、共鸣的体验学习机理,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刘援2011:59)。在学习途径方面,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也不谋而合,二者都支持交际语言教学原则,强调教学的重点是过程,重视交际和意义,主张让学习者通过参与有目的交互活动和任务习得语言。 (三)自主完整的学习者 Rogers一向推崇体验学习,他认为体验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需求,“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动机来自学习者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学习的核心是‘意义’,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者全心投入,对学习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ogers1983:20,转引自曾徳琪2003:46)。单纯机械性认知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它遏制了学习者的求知欲和主体自由,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认识知识的同时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内在意蕴,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辛继湘2005:66)。CBI英语文学课程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概论或者文学史课程,它是基于真实文本细读的文学课程,学习者“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王守仁2002:11)。CBI英语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环境,架构起依托文学经典进行人文体验的平台,“课堂中的文学使用是一种能使学习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投入的有效方法,它为学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反应和情感的绝好的机会”(Lazar1993:3,转引自潘章仙2001:35)。CBI英语文学课程为体验英语学习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文素材,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也在体验英语学习模式下实现了有机融合,英语文学课程的学习者在体验学习和内容依托教学理念联合创造的真实/仿真实情境下实现了读者身份的人本回归,彰显了人本主义关怀。 二、基于体验的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以英语戏剧课为例 如何在CBI英语文学课堂上贯彻体验英语学习理念,采用具体步骤实施体验教学呢?笔者以本人讲授的英语戏剧课为例,参照Kolb(1984)构建的体验学习圈,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将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反响。 (一)Kolb体验学习圈 Kolb认为学习应该将重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Kolb将体验学习阐释为一个体验循环过程(如图1),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观察反思(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conceptualization)—行动实验(activeexperimentation)—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如此循环,构建一个自然连贯的学习过程,学习者自动地完成反馈与调整,经历学习过程,在体验中认知。由此可见,体验学习认为“学习应该是由学习者的思维、情感、行为和自我等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石雷山、王灿明2009:50)。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习者创设人性化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体味享受学习过程,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二)CBI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 严格来讲,戏剧文学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它不是停留在对于剧本的阅读和赏析上,而是最终要付诸表演与实践。因此,止于剧本阅读赏析的戏剧教学是不完整的,“戏剧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剧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还应向学生介绍一定的舞台表现手法,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造能力”(金李俪2000:59)。针对CBI英语戏剧课的特点,借鉴Kolb(1984)体验学习循环模式,笔者构建了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的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如图2),学习者循序渐进融入到整个循环体验过程,实现文本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全方位真实交流。笔者选用该课程的剧目之一———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为例,具体介绍该模式的操作流程。文本阅读是整个体验循环的基础。CBI英语戏剧课程的文本阅读是指对于原著文本的细读。 不可否认,原汁原味的真实戏剧语言材料保障了语言输入的质量,满足内容依托语言教学对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要求;但是由于戏剧文学作品属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思维创作,因而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难度,甚至让语言学习者望而生畏。为了适当缓解学习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阅读焦虑,有效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避免学习者断章取义,笔者基于支架理论(scaffolding)在教学的初始阶段设置了导入性介绍和支架性练习。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为例,教师首先可以向学生介绍剧名的由来,即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学生从小故事着手为进一步接触戏剧文本构建心理预期,从而大大降低阅读难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采用适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该剧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帮助学习者自然步入文本阅读体验,提升了阅读效率和质量,为接下来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赏析反思是从认知体验向情感体验的第一步跳跃。教学者可以通过赏析反思环节追踪学习者文本阅读效果,教师可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问答、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思辨性课堂活动,引导学习者结合情感体验发表个人观点见解。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习活动突破了单纯的认知层面,上升到情感高度。当学习者“既用认知的方式也用情感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时,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发生,完整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辛继湘2005:65)。《卖花女》中的Eliza改头换面之后又为什么会发出“What’stobecomeofme?”的呐喊?Eliza和Higgins对于待人之道有着不同的见解,谁的更为可取呢?卖花女的父亲Alfred关于“MiddleClassMorality”的论断是否值得认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引发学习者个体积极反思的同时,也一度激发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点交锋,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人格之间的对话。赏析反思环节的设计还原了语言学习者的读者身份,突破了语言认知体验的情感体验,给传统刻板的语言教学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彰显了语言教学本该具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表演实践是整个体验循环的核心环节。“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Vygotsky1978:76,转引自金李俪2000:60)。戏剧文学的特点赋予这一环节极强的可操作性,戏剧表演实践成为英语戏剧课堂的最大亮点,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笔者选取了《卖花女》剧目中矛盾冲突较明显的若干片段分配给学生进行小组演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熟悉背诵台词,设计准备道具,进行小组彩排,最后在课堂上汇报演出。各小组的表现令人叹服,学生对于剧本台词语气的拿捏、肢体语言的设计、道具的选用以及舞台效果的统筹等都做得非常到位。实践证明,大多学习者都具有较强的表演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通过表演实践,学习者对于文本的了解更加深刻,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更加到位、对于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另外,该体验环节的益处并不止于剧目学习本身,它也助益于学习者舞台表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自主创作是对于学习成果的检验和体验学习的升华。通过系统的戏剧课程学习,学习者对于戏剧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抽象的戏剧概念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创作活动检验所习得的经验知识,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潜力。《卖花女》的结尾比较独特,关于各个人物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以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陈述版的故事结局进行戏剧创作改编,延续该剧的主体风格特点,最终以英语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大结局。教师对于这项自主创作成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检验:一是书面形式的创作剧本,另外是对于创作剧本的表演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只要给学习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创作机会,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展示和提升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四个环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开展,完善了CBI英语戏剧课程的学习体验。体验循环整合了从感知到领悟再到行动的学习过程,涵盖了阅读、听说、写作等多种语言能力训练活动,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合二为一,体验式语言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 三、结语 语言是思考和认知的工具,是文化与思想交流的载体,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习得都应该尊重语言所承载的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性互动交际的功能,回避语言之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语言教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式英语教学和CBI语言教学都是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理念,秉承以人为本、交互合作的原则开展教学,二者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基于体验理念实施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将自由和自主释放归还给学习者,能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和意义,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在贯彻体验理念的CBI英语文学课堂上,学习者可以与文学巨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愉悦的氛围中与师长和同学分享真实的情感体验,依托英语文学课程的平台挖掘自身潜力、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在积累人文经验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人文学科的优势得以凸显,教书“育人”的目标得到真正的落实。 本文作者:李莉莉 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浅析英语文学教学之远程教育 英语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 (一)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我们过去的教学方式只是老师进行单纯乏味的讲解,学生被灌输思想,然而现在采用的模式和过去的老旧方式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采用的远程教育打破了以往的那种单单凭借老师教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更多地注重学生的学习目的,老师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变成了帮助者以及辅助者,而不是以往的那种主导地位。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更加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他们主要依靠媒体等远程方式进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是远程进行,辅导老师不能很好地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就不方便分层次地辅导教学,不能实行有效的监控。 (二)学生方面的现状 由于我们的远程教育针对的学生对象存在很大的差别,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在校生,还有很多参加工作之后的学生,因此很多时候他们面临各种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基础也相对地不太好,没有足够的词汇,特别是文学作品相关的各类修饰手法以及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等没有很好地了解。有部分学生对于远程教育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他们的学习被动,没有计划,盲目进行,而且不能很有效地使用现代的科技软件等。 文学赏析相关课程的学习方法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正确引导学生的老师才是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当今的远程教育模式下,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就成为当前工作的一大重点以及难点。在我们具体的英语文学工作中,就要认真地将各种类型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效的综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以及合作的能力。真正的将引导、自主学习以及合理有效的监控,还有各种有效的评价工作做到实处。下面具体就这几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要将课程导学工作做到精确合理 下面具体讲讲何为导。所谓导,通俗地说就是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要不断地引导他们认识到我们学习的目的以及各类要求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进行简单的作品阅读,这样能有效地树立学生的信心,除去他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日常所建的各类成语以及书报等的标题所引用的修辞等文学手法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就能够将复杂的文学和我们简单的生活进行有效的连接。我们可以重点讲解常用的方式,举例进行,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文学。通过对各类文本的阅读,不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自身的表达能力。我们不可以急躁进行,要慢慢地深化,给学生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于其中面临的难点,我们一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对于此过程中学生面对的各种难题,我们要通过网络以及 QQ或者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解答;设立专门的难题辅导专栏等多种形式来有效地为学生排解遇到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学生学习。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和学习内容相关的网站等,或者是推荐一些由世界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这样他们可以将枯燥的知识转化为更加简单有兴趣的学习方式来进行,更好地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文学的方法。 (二)要不断地改良学习方法 只有掌握了合理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学习,开展各项活动。因此我们的学员可以通过组成自发的学习小组或者是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等各种方式学习,会有很好的帮助。第一,开展自主化的学习。在当今的开放环境下,学生必须要做到很有效的自我管理以及学习发展并及时进行反馈,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确保我们的自主方式的学习能够真正地开展。在具体的导学中,既要做好引导作用,引导他们制订合理的计划,并认真详细地介绍各类教学相关资源的使用方法以及功能等,这样学生就能够自主获得各类相关的信息,对自主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要做到,不断地向学生介绍讲解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各类实用技巧等。像是依据文章的前后文来猜测词义;阅读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很好地掌握文章的结构意图等。我们还可以根据已有的信息来获取文章隐含的意义,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要表述的深层次内涵。这就要求学生们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更好地帮助他们独立学习,并进行积极的信息反馈等活动。第二,开展多形式的小组学习等。具体开展时,学员可以根据老师的指引,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自发组织各类讨论学习小组,对学习的各类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时每一位学员都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学习中面临的各类问题等,大家通过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彼此完善;同时还可以背诵优美的段落,或者分角色扮演,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的氛围里,最终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学习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三)要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 远程开放学习有很强的自主性以及随意性,这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不能连续有效地进行,学习进度以及步伐不能得到保证。因此,依据这种特点,就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相关的各类监督以及控制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第一,对过程的监控。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认真地把如下的工作做好,比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等。可以按学期或者月份或者一周等的时间来具体地实施文学作品欣赏。每天都要做好相应的记录,定期审核所做计划的合理性,不断调整方案,到学期末可以采取验收对照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些工作记录到对学生的评价里去,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可以通过不断地解答疑难问题等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工作做好。第二,对于进度的掌控。老师在做具体工作时,可以以书本为依托,按文学体裁的不同按月上传各种学习任务以及辅导材料等。这样学生的学习就有层次,更加易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还可以实时地进行在线测评,认真地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进度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四)要认真落实好评价工作 我们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类型的评价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以及辅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具体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以及方法、能力等,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展开学习。1.学生的自我评价内容。具体的评价包括评价他们的学习计划能否合理完成,能否真正掌握学习内容等;我们要积极地鼓励学生做好日常的记录工作,这样能帮助他们很好地进行反思,通过不断的反思然后制订更合理的计划。总之做到有效地自我测评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2.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这类评价的内容也很多样,具体地包括对参加小组的次数以及对待学习的态度、平时的表现、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我们要合理发挥学习小组以及网络等高科技来认真及时地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展示。以此来更好地让学员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最终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以及热情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3.授课老师给出的评价。老师的评价内容相对的具体点。主要包括学生对作业是否及时完成、辅导情况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同时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自身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做出最终的合理评价。#p#分页标题#e# 结语 众所周知,老师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不应该强加给学生一些东西,而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手段让学生本身激发出学习的热情,自主地进行各类型的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有效地掌握好知识。当今的英语文学欣赏中引进的远程教学工作就是最好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当代教育教学的特点,通过开展这种新型的教学,学生能够打破以往学习中的被动以及畏惧的心理,对于他们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很有帮助。 本文作者:陆东日 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百色民族分校
2016年,一部名为《锦绣未央》的古装剧引发了一波收视狂潮,这部作品先是在网络上火爆连载,后又被精装出版,再被收购改编为影视剧,但一直深陷抄袭风波中。2017年,包括知名作家温瑞安在内的12位作家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联合起诉《锦绣未央》原作者抄袭,并且得到了余飞等45位编剧的声援和资助。这类网络文学作品抄袭事件频频发生,已引起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也使得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成为焦点。 一、网络文学作品的特征 网络文学作品通常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基础发表的、通过超文本链接等方式来呈现的文学作品。与以往的传统文学作品相比,网络文学作品的特征还是很鲜明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作者身份复杂化 传统文学作品的作者大多是专职作家,他们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和一定的受众基础,如贾平凹、严歌苓、王安忆等。这类作家作品的出版,首先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创作期,待作品完成后,再经过专业编辑的审核,只有审核通过后才有机会将其作品发表在纸质媒介上。若是要出版长篇文学作品则需要申请到一个专门的书号,才能作为纸质书籍推向市场。这种出版模式对作者的要求非常高,往往需要具有扎实的写作功底。网络文学则大不相同,普通人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获得发表资格,在网络上进行写作的人可以是专职作家,也可以是医生、工人、工程师,甚至可以是学生。网络的发展使文学创作的主体多元化,对专业背景的要求较低,不需要受众基础,人人都可以创作,作品的发表不再是一个难以望其项背的梦想和神话。 (二)流通方式多样化 传统文学作品主要是以纸质书籍形式呈现的,经书店等对外流通,交流范围相对狭隘。而网络文学作品的运载方式则更加多样化,读者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以下载到手机等电子终端产品中阅读。这种流通方式不仅具有较大的存储空间,而且能让读者随时随地阅读,使得受众面更大,流通范围更广。 (三)文字发表快捷化 传统文学作品的出版程序繁琐,作品要经过创作、出版、销售等各个环节,且每个环节都需要消耗一段时间。而网络文学作品,作者只需要注册一个网站账号,就可以在平台上发表其作品,然后平均每天更新一到两章的内容,直到作品创作完成。如果网络上读者反响热烈,还有机会出版成纸质书。这种随写随发的模式可以让读者每天都能以阅读到新章节,满足对故事情节的追求。 (四)作者与读者交流紧密化 传统作家在出版作品之后,一般通过开读者座谈会,或者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来与读者探讨作品、互动交流。显然,这种形式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网络文学作品允许读者在文学网站上发表评论,表达自己对人物情节的观点,这种模式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明显高于传统作家。当作者再次登陆网站看到留言后,往往会回复读者,甚至会接受读者建议,从而改变创作思路,对作品进行修改。这种紧密的交流渠道比之传统作家具有很大优势,不仅能鼓励作者的创作热情,还能让更多读者参与到讨论中,大大地缩小了作者与读者者之间的距离。 (五)快餐式的盈利化 网络文学创作最初只是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文学爱好者的情感抒发方式,希望借助网络这个虚拟平台和更多人产生情感共鸣,其形式主要是以网络小说为主,且题材较之传统小说更为宽泛,如仙侠、言情、玄幻、穿越、网游等。但随着网络文学网站运营的成熟以及各个文学网站之间竞争关系的激烈化,于是网络文学成为“快餐文学”的代名词,其文字冗长、情节枝蔓,甚至形成专门的写作套路,难以像传统文学那样形成经典流传之作。而且,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民基数的与日俱增,很多网络文学借助其原本的网络影响力被影视公司收购版权,引发了当下的IP热潮这让网络文学具有了巨大的功利性和盈利化,缺乏传统文学长期积淀的厚重感。 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是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规定,作品指的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显然网络文学凝聚着创作者的智慧,具有独创性,且能以某种形式复制,属于作品无疑,自然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网络著作权作了进一步规定,明确将《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以及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都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围。尽管如此,现实中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侵权成本低 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文学的出版门槛降低,甚至成为个零门槛,这也使得网络文学作品极易被其他用户复制使用,而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人也很难对其作品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即便采取也很容易被他人破解。同时,网络经营者更能轻易盗取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非法牟利,进一步侵犯了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 (二)维权成本高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使网络文学得以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让网络文学作品的权利人的维权成本极高。首先,难以准确锁定具体侵权人,尤其是存在多人侵权的情况下。其次,即使确定了具体的侵权人,固定证据、聘请法律专业人士等都耗费巨大。而且从起诉到一审、二审最后到执行耗时较长,影响权利人正常的生活。 (三)立法不够完备 目前,虽然中国在构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都是从国外借鉴而来,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法。如2006年7月1日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避风港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网络平台逃避责任的挡箭牌。“避风港原则”是指当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网络服务提供商(以下简称ISP)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创建页面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义务,否则就视为侵权。该原则最早源于美国,虽然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仍然无法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甚至被ISP当作“尚方宝剑”,网站服务提供者借此一直推卸责任,导致了作者利益的丧失。对此,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站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站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犯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避风港原则”的不足,此后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红旗标准”。但是,由于法律上对审查删除侵权作品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大多数ISP在收到侵权人的通知后,往往会故意拖延删除时间,以获得更高的点击率和更大的利益。由于法律的不够完备,让“有心人”钻了法律空子,才让网络文学作品的侵权行为愈演愈烈。 三、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保护策略 (一)提升网络技术,规范网络文学网站的运作 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商要加强网络技术保护措施,加大侵权的技术难度和侵权成本,使侵权者知难而退,从而有效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加强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来规范网络文学网站的运作。目前,中国的网络文学网站准入门槛低,尤其是对网络文学网站编辑的要求也不像对专业的纸质媒体编辑的要求那样严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网络文学网站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必须严格审查网站编辑的专业背景,规范管理网站的访问制度,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营造更好的氛围。通过提高网络管理人员的准入门槛,形成一支高素质的网络管理队伍,才能规范网络文学网站的运作,切实有效地防范网络文学的侵权现象。 (二)加强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如果能给予侵权行为强有力的打击,势必能震慑到不法分子。正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即便是法院最终判决侵权人赔偿,但赔偿数额也不高,所以才让侵权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侵犯著作权。当然,构建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维护体系,不仅需要有效的预防措施,还需要做好及时的事后救济。由于诉讼成本太高,加上网络虚拟性这一特殊性,诉讼管辖制度中属地管辖之规定造成诉讼程序异常繁琐,因此,有必要简化司法救济程序,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管理机构,给打击侵权行为提供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 (三)加强立法,构建和谐网络创作空间 界定某部网络文学作品是否侵权,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言比较困难,因为许多ISP利用“避风港原则”打法律的擦边球。因此,弥补“避风港原则”的缺陷,使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合法保护更加有效,显得尤为关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定ISP是否采用“避风港原则”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同法院甚至可能对同一事实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因为法院自行裁定只能参考作品与作家的知名度等因素。 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盗版,杜绝侵权行为,保护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应当使著作权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以防治侵权人钻法律漏洞。依照当前网络文学网站的严峻现状,中国迫切需要出台一部专门的数字出版法,通过法律规定来明确网络文学网站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作者的维权权利和创作义务,使网络文学作品获得专业的法律管理和保护。 参考文献: [1]康建辉,赵萌,宋柏慧.我国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保护问题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14):214-217. [2]胡明.论网络文学的著作权保护问题[J].延边党校学报,2016(1):65-67. [3]沈瑨.试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及其责任[D].南昌:华东交通大学,2012. [4]杜启顺.网络虚拟财产权利救济方式探微———以民事责任体系为论证进路[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4):109-116. 作者:杨雨藩 崔家新 单位:淮海工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 新词语 比喻 借代 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 拳头产品 窗口行业 星火计划 胡子工程 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 ,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 窗口 龙头 新星 拳头 黄牌 气候 余热 婆婆 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 大气候 小气候 新星:网坛新星 影坛新星 诗坛新星 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 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 歌坛 影坛 泳坛 足坛 网坛 ~星:歌星 明星 笑星 舞星 泳星 新星 ~霸:电霸 水霸 车霸 鱼霸 油霸 波霸 声霸 ~~热:武侠热 英语热 中国热 琼瑶热 追星热 足球热 旅游热 ~~族:上班族 追星族 红唇族 推销族 打工族 工薪族 ~~风:吃喝风 麻将风 浮夸风 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 、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 ,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 酒吧网吧 货的 陶吧 残的 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 的哥的姐 廉政廉业 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 “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 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 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 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选题能力的培养 古代文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学科。该课程开设周期为四个学期,学时为288学时,周期与学时数均超过中文专业其他学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近几年铜仁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相关论题的毕业论文撰写数量却只占到每届学生总人数的10%左右,明显低于语言学科中方言学的50%以上。据调查,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地方,他们普遍认为对方言学的相关问题比较熟悉,收集、整理资料较为方便,而古代文学学科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此外,即便学生以古代文学相关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论题,若没有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学生自主确立的题目往往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由此,培养学生的选题兴趣以及选题能力成为培养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首要解决的问题。兴趣固然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性格、积累与学识相关,但毕竟古代文学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中占了两年的时间,学习兴趣在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性学习的习惯。可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前,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增进对所学内容的了解;也可以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后,留下若干思考题,逐渐养成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毕业论文的选题,如在讲述辛弃疾词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辛弃疾词风豪放的原因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学生在课外仍旧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并有意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这便是学生主动对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的一个鲜活例子。另外,鼓励学生将选题的方向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不但论文撰写过程会具有趣味性,还可为活跃当地文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如有的学生就以收集当地史志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明了其变迁发展为选题,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具体选题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选题大小要合适,得量力而行。切忌选择选面太大、问题太深奥、自己把握不准、难以驾驭的论题。例如,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某位古代文人人生经历的触动,以《青楼名妓促生古代文豪》为论题,想要研究古代文豪产生的动因,并将原因归之于青楼名妓的推动,显然过于片面。并且古代文豪何其多,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全面把握。第二,选题须有一定新意。或新题新作,或老题新作,尽可能在观点、材料、研究方法、立论角度之上有所创新。就近几届学生的具体情况看来,他们往往在选题之前没有很好地研究选题资料的综述,不仅论题创新不够,且研究意义缺乏。第三,命题用语要准确、精炼,不能含糊、晦涩、啰嗦。有的学生以《论纳兰词之美》为题,题意就比较含糊了,到底是要谈论纳兰词的情感美、意境美、意象美,还是其他的呢?相应地,命题不清,与之对应的论文主体内容也就不会明确。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 古诗十九首 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发情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二)语言不宜太俗、太白,宜讲究生动形象 语言太过口头化即太俗太白不好,有些学生甚至将日常口语引入论文之中。如“苏轼因其才华卓越,笔走龙蛇,作词时并不完全依照音律的规则‘出牌’。”“出牌”二字就过于口语化,用在句子中致使句子表意也不清晰了。与太俗、太白相对,论文语言应尽可能地生动形象。“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都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在他们的文章中,总是通过他们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做到绘声绘形,使人仿佛亲临其境。”有学生会说他们远非语言大师,但却毕竟是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从头到尾平铺直叙、语言枯燥,就会使读者兴味索然,更谈不上让读者赞赏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了!若在清晰的论证之上再添生动形象的语言,无疑是锦上添花,让论文增色不少。因而在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所谈是古代文学学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几个关键点,以近几年来铜仁学院该学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来看,选题、收集、整理、阅读材料、提纲撰写、科学论证以及规范写作语言的能力都有待培养和提高。教师必须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两学年中,有意识地通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或学年论文的方式刻意对学生就以上各环节能力按上述方法进行培养,学生则必须养成探索性学习习惯,培养问题意识,经常思考、摸索、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不断互动,一定会逐渐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论文撰写的兴趣与能力。 作者:余颖 单位:铜仁学院文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 在高等院校中,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成为其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关。在大多数以学分制为教育模式的院校里,本科论文所占学分比例相当高。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普通的必修课程每学期为四个学分,一学年为八个学分,而毕业论文一项就占了八个学分,相当于一门必修课一整学年的学分总数。这足以体现出其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的重要性。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敏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类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类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加强大学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的探讨 【摘要】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本科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本文分析了论文学术不规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论文学术规范的措施。 【关键词】毕业论文;学术规范;探讨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的“收官之作”。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面检验,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是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必须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学生学术诚信欠缺,论文抄袭现象比较严重,高质量的论文不多,因此,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加强学生论文的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规范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植学术文明;是高校诚信教育、学生能够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有助于学术创新与文化创新。 1 毕业论文学术不规范的原因 1.1 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迫于就业压力, “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是当前大学的普遍现象,学生无暇顾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只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一篇论文了事,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一些时间充裕的同学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毕业论文是非课堂教学环节的学习要求,只是为了凑学分用来拿学位用的,不用投入太多,随便弄一篇就行了。 1.2 指导教师指导不力:一些指导教师不认真指导学生,老师忙于自己的科研、教学,不愿意分出精力做其他事情,而且指导本科生论文只是学院分配的临时性任务,所以不认真指导,对学生论文疏于管理,对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放任不管。一些指导教师本身学术水平不高,没有指导论文的经验,对学术不规范行为认识不是很到位,不能严格要求学生。 1.3 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学生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一些学生在大四还完全不知道毕业论文的写法,不懂论文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和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引用别人的成果。比如像如何写注释,参考文献类型的标识,以及掌握符合规范的学术话语等。一些学生学术规范意识模糊,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认为抄一下没关系,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2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的措施 2.1 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学校要让学生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使学生把已经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的优劣,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质、责任感、使命感和进行综合素质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综合训练,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准备。 2.2 选派高素质的指导教师:高素质的指导教师是大学生写好毕业论文,做好论文学术规范的重要保障。学校应选派学术水平高、职业操守好的老师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论文学术要求来指导学生。为保证质量,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应超出5人。学院要对论文指导教师规范管理,要建立论文指导教师的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和评奖评优、职称评定挂钩。同时应给与论文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待遇。 2.3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教育:现在,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欠缺。事实上,在2009年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就要求“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因此,高校要开设学术规范教育课程,使学生受到专业的学术规范训练 2.4 严格毕业论文管理: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毕业论文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学校制定了很多有关毕业论文的规定,但是对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严格执行,导致了学生论文学术不规范现象突出,论文质量不高。严格的管理是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严格执行论文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学术规范意识深入学生内心。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之鲁迅与周杨 摘要:毫无疑问,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都是泰山压顶一般。更加没有疑问的是,周扬对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影响尤其来得波澜壮阔来得“挪经动骨”,本文就周扬与鲁迅对“现实主义”给予一些浅解。 关键词:鲁迅;周扬;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周扬者,周起应是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死于1989。被中共中央树碑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虽然时间已经跳出了“二十世纪”的范畴,但由于国情特殊,文学又难以彻底剥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子而单独拎来讨论,现在要肆无忌惮大侃特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为时过早。有“保留”或片面的回眸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总还是必要。而“百年中国文学”这个题目又大得吓人,区区短文只能管中窥豹观其一斑了。 从历史到现在,“现实主义”在文艺思潮中基本都是主流中的主流,贵族中的翘楚,这或许是文化基因使然,或许现实主义对现实中国而言是实太必需了,犹如吃饭与睡觉,但中国所潮流涌动的现实主义大都又必需带个双引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汹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文艺大潮里,却又有两大极不和谐又截然对立的支脉在互搏较量。一支是以鲁迅为灵魂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一支是以中国共产党借周杨等为喇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股势力都有近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的壳子,但又各自在前面用不同的词语加以修饰加以限制,都极具中国特色。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打出过“启蒙的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做的所写的最主要的发轫点与落脚点不外乎就“启蒙”两字。而周杨等中共的笔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按其所需飘扬过不尽相同的旗帜,但其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DD“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更是带有双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有些爱调侃的朋友总喜欢叹口气摆摆无所谓的右手来一句:哎,凡是带“有中国特色”五个大方块字的就没啥多少真的特色了。做了一百几十年的“弱国子民”,连带着还被“自我殖民”,也难怪许多人会萌生此种心态。如果从人类学的大视野来说,任何文艺思潮,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称为“现实主义”。因为“人”这个载体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清朝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开宗明义便是“六经皆史也”,或许也正是这个理。种种主义、思潮、派别都是后来者或自我标榜者为了说话写字便捷些而添加上去而已。 这个现实主义最先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一交融后,虽然批判的精神内核没有断裂,但批判的对象却发生了错位。我们最先用来批判的是集权制的“吃人”社会,以达到破除蒙昧的目的。 鲁迅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最先觉者之一,也是最得力之人。《狂人日子》、《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启蒙的现实主义”之经典力作。鲁迅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抗都在启蒙,但他是个清醒的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只是徒劳的反抗,除了反抗除了真正救几个还未病入膏肓的人之外,他确实是“失败”的一生,徒劳的一生。这一点从以他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命运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一些。王实味当年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他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少半块。由此可见此时王实味在中共的地位是如此显著特殊。1942年3月他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本是就事论事,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不平则鸣”而已,离鲁迅式的“偏激”还差十万八千里来着,结果蒙没启到自己却惹来杀身之祸。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便让年仅41岁的王实味残遭砍杀抛尸枯井。建国以后还有胡风事件,胡风可是鲁迅的“嫡系传人”。这案子一牵扯就是几百上千人,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至此之后,有谁还敢再表里如一地继承什么鲁迅精神,什么批判精神。鲁迅自己有句名言:伟人一死便都成了傀儡。他自己正应验了这句话,往鲁迅头上挂了好几个“最”好几个“家”,那现象真可谓壮观,举中国之上下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了。可能有几个人像鲁迅那么在干?马寅初、张志新、加上几个“偷偷摸摸”的顾准之流,恐怕七八亿人挑不出能组成一支足球队的规模。 鲁迅在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异类,他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无所谓断绝不断绝的。时至今日,研究鲁迅的人多,吃饱饭谈鲁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但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的现实主义的人有多少?痞子王朔说过:鲁迅如果活过来,第一个巴掌是要扇那些“吃鲁迅饭”的家伙,第二个巴掌是要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的。 侃完了鲁迅,接着周扬就可以亮相了。四十年代中期至初,对中国“现实主义”走向的影响,谁能比肩周扬?!周扬确实有才,确实够得上党中央“两根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胡乔木)的称号。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老托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中国今天翻译此书恐怕还没人能够着他的下巴。人各有志,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周扬选择的道路是阐释,不停地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文艺理论,并广而宣之。早至三十年代“左翼”,他就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防文学”的争论让他名声大躁影响广及,从此但凡谈及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便再也绕不过“周扬”两个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说来有点黑色幽默,反鲁迅最积极的人居然去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时期的鲁艺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新生代主流作家基本都在那里喝过几天墨水。周扬以后能影响整个中国文艺走向的固然是后面政治势力在起主要作用,但“鲁艺校长”这个头衔的功劳也绝对抹煞不了。 1949年之后,胡风被逮了,郭沫若一如既往做他的喇叭,沈从文曹禺老舍“失语”了,巴金一直想喊却也喊不出什么了……举中国文艺界上下就是只有一种声音,那声音想在的脑子里,吐在周扬的嘴里,写在全中国的白纸上,这景象真壮观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外,还冒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什么都跟革命绑一块儿就对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也“暴露”也“批判”,但他们所要批判暴露的对象只是为他们所要歌颂的立一个对立的靶子而已。春分得意的周扬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艺工作领导者,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鲁迅们只是一介草民,怎么敌得过一个位高权重的“尚书房行走”,何况这“尚书房行走”又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与褒奖。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特征 摘要:从文艺学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西方文学书写中,依托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在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中形成的。其经由中国本土文学写实精神的培育,于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特征,并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有机整合中稳健前行。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十九世纪文学大师的现实主义情结简析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其主要创作手法是再现客观现实,创作原则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本文选取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四位大师的主要文论观点,分析其中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得出时代文学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西方掀起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三股文化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在一系列的论证后打败古典主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着,随着浪漫主义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设想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了解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社会潮流。 一、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司汤达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持浪漫主义立场,但其理论和创作却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步纲领性著作。 司汤达在在《红与黑》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然而读者不应该错怪镜子中的泥塘,而应责备路人未能把水排去,以致路途泥泞难行。”在《阿尔芒斯》中的序言中他又写道:“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码?”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汤达主张文艺应像镜子一样,直面人生的美和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尤其是再现现实中的“泥塘”――揭露那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端。 二、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 巴尔扎克继司汤达之后,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并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臻于成熟。他的文论主要集中于《 前言》中,广泛涉及了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作家理想等根本问题。 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要描绘众多的人物和场面,要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 巴尔扎克的特色是重视细节的真实,以此来突出对自然的客观摹仿。他说:“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认为细节真实是构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了给《人间喜剧》提供大量的真实的经济细节,他常到他所熟悉的公证人或者诉讼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三、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客观的立场,真实地再现生活,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为了使创作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在作品中现实“自我”,提倡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和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文学表现出对生活的镜子般的忠诚。他认为主观的东西越少,描写才越真实,他希望作家具有上帝一般的客观性,保持中立、超离、默然的态度。 他主张作家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他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当我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我口中尝出砒霜味,感到身子中毒,引起两次消化不良,把晚饭全都呕出来。”但他又说:“你可以描写酗酒、爱情、女人或者荣誉,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并未真实地变成醉鬼、情人、丈夫或军人。”福楼拜的“隐性客观说”指出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和联系。 四、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应典型地再现生活 以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百态的精神。托尔斯泰说,如果科学需要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艺术就需要双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托尔斯泰的文论著作《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都较为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典型化理论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托尔斯泰认为,摹仿自然、再现生活不是奴隶式的、消极地照抄,而是要对生活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评判。他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温泉》和《俊友》,认为它们没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用颓废的态度反映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虽然上述各位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各有侧重,但其对于客观现实的重视,对于典型性、普遍性的追求,是他们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主张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关注当时的社会百态,以一种“入乎其内”的方式去创作,即,他们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摹写自然。但是,他们主张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作用,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感情充沛,表达社会人民的共同感想。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浅析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法国作家司汤达不仅通过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也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通过总结《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主要观点、分析《红与黑》等小说的情节,本文力图证明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根植于作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表现的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情感,他的现实主义的受众是“少数幸福的人”。 关键词:司汤达;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 对于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抓住其中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朱光潜 2004: 108)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朱光潜 2004: 106)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法国作家司汤达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观,而他的小说则体现着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现实主义观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司汤达在1823年和1825年撰写的反对伪古典主义戏剧,倡导浪漫主义戏剧的论战小册子的合集。由于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浪漫主义的定义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所以许多现在被认定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为了跟自然主义划清界限都自称浪漫主义者。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讨论的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笑》、第三章《浪漫主义》中,司汤达以喜剧的创作为例写到:“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司汤达 1979: 25)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时,他又表示:“我觉得,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作家不必总想到新闻记者”,“这种(指戏剧――笔者)的成功不可能是有关政党的事,或者是由于对个人的爱戴……”,“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够标准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已经探索到时代精神的趋向了。”(司汤达 1979: 27-28)由此可见,司汤达并不主张将重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政治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因为它们或者有具体民族社会的背景,或者转瞬即逝,对于本文化圈以外的读者或者后世读者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直接描绘外在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也许一时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但很快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价值,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学。 司汤达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应当是人类对世界的反映及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体验,即所谓“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转引自马尔蒂诺 1998: 12)归结起来说,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表现人的精神、情感,而单纯不追求表现社会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固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但这种境遇不止存在于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而是普遍存在、可以被各种文化中的读者理解的;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及具体事件只是司汤达为了更顺畅地编织情节而对更广泛的背景、更多的事件进行的简化、案例化,它们不会使人物的境遇变得特殊离奇到失去代表性。 二、司汤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打破社会背景或时代的隔阂,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指的是完整、包含所有隐秘的人格而非完美(而实际不存在)的人格。“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活动的全部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传奇小说的行动”(李健吾 1997: 8-9)。依照司汤达的传记作者茨威格的话来说:“在他看来,越胆大越好,越隐私就越要拼命加以公开。他特别热衷于提示自己最说不清楚的感受,他要把那些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而潜藏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提示出来。”(茨威格 2000: 92)司汤达的作品犹如强光,让人物及读者心中每一丝隐秘都无处遁形,这一点对于那些不习惯审视自己,只想在阅读时保持自己与书中人物距离的读者是极大的冒犯。 《红与黑》对于连和玛蒂尔德感情纠葛的塑造正能体现司汤达作品的这一艺术特点。作为细致入微的人类心灵解剖员,司汤达把原本可以演绎成郎才女貌故事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冷酷”:这对男女与其说是相恋,不如说是自恋。于连追求玛蒂尔德以捍卫自尊;玛蒂尔德与其说是爱上了于连,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司汤达不追求表现优秀品质,而只是把通过自我反思而挖掘到的人类精神及情感世界和盘托出。司汤达刻画于连的虚伪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谴责他、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正如他设计于连主动选择死亡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把他当成英雄。一切人物及情节设计都是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服务的。 司汤达的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类心灵中最真实、最难言说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读者也要有勇气拿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活动相互印证;同时,读者还要具备能体会、理解他笔下人物复杂情感的敏感性。司汤达将这样的读者称为“the happy few”,他们具有与他不相上下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能力。司汤达把自己的三部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都献给了这批读者,还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献辞中写到“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三、结语 茨威格曾如此评价司汤达的艺术成就:“只有对心潮澎湃的内在精神的刻画方面,他的作品才显示着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茨威格 2000: 147)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是精细且不留情面地探索、描摹人类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或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原因。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 “儿童文学”是高等师范类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一门能够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课程。为了使课程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应有的价值,“儿童文学”应当面向它的培养对象,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改革。 一、准确定位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确立,必须基于课程所隶属专业对人才培养方向和目标的考虑。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应当与小学教育专业对人才的培养方向与目标保持一致,即立足小学教育,培养学生未来的职业素养。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表现为它们的接受对象都是儿童,还表现为新课标颁布及实施以来,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多由儿童文学素养的缺失而引起。例如,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教授认为,语文难教、语文难学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顺应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文化并以此为资源,而是与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根本性冲突”。他认为,“目前的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从优秀、经典的儿童文学那里开发真正的资源,探讨新的语文教材编写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方法”。 基于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密切关系,“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应当定位于对本专业学生小学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培育,具体说,它又可以分为“情感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三个层面。 “儿童文学”课程的情感目标,是指通过“儿童文学”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达成的对“儿童文学”的正确认识和情感态度的目标。“很多没有真正认真、广泛接触过儿童文学的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初始学习儿童文学课程都会把儿童文学视为低级、幼稚只会哄骗无知儿童的‘小儿科’,对儿童文学的学习产生抵触心理”。加之“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文学的研究,很少从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造成学生对“儿童文学”课程认识不足的一个原因。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影响着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态度,也影响着儿童文学课程作用的发挥。因此,树立学生正确的“儿童文学”课程观,使学生对“儿童文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应当是“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儿童文学”课程的知识目标,是指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具体说,“儿童文学”课程,应当使学生了解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儿童文学鉴赏与阅读指导的标准、儿童文学的一般原理、儿童文学常见文体的特征及其类型等基础理论知识。 “儿童文学”课程的能力目标,指学生应当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与鉴赏;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对儿童文学常见文体进行简单的创作;能够结合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对儿童文学进行朗诵、故事讲述及剧本的改编和表演等。 二、科学确定课程内容 1.从学生知识与能力构成的视角,确定课程的内容 一是儿童文学理论知识的板块。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应该包括:儿童文学的特征、范围等一般原理;常见文体的艺术特征、表现手法、代表作家或作品等;儿童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编创原则等。 二是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板块。这部分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能力、批评鉴赏能力以及简单创作的能力。相对于前一板块的理论学习,这部分在学习方式上,更强调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实际能力。 三是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组织与表演的板块。在儿童文学课程内,有许多的文学式样可以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来表现,比如儿童文学的朗诵、儿童故事的讲述、儿童剧本的改编和表演等。通过这些艺术表演,一是加深学生对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二是能够为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提供职业演练。在该部分的学习中,强调学生对儿童文学艺术表演的参与及实际技能的提高。 在这三大板块结构中,为了突出“儿童文学”课程的应用价值以及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儿童文学理论知识板块的内容宜少而精;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板块、儿童文学 摘要:“儿童文学”是高师小学教育专业中文方向的必修课程之一;该学科的教学,要面向专业培养的对象,在课程目标的定位、课程内容的确定、教学方式的选择、教学考评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小学教育;儿童文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35-02 艺术形式组织与表演板块的内容宜占较大比例。 2.按照儿童文学的功能和作用,确立文选内容 (1)注意作品的趣味性 儿童文学的最大特征是富有儿童情趣。因此,作品的选择,要突出儿童的视角及浓郁的儿童情趣。比如,童话诗《绿色的和灰色的》用比拟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狡猾的狐狸想伤害可爱的小兔,结果绿色翠鸟帮助了小白兔,小白兔利用绿色的棕榈脱离了危险,使狐狸一无所获的故事。情节新奇、曲折,语言浅显,韵律鲜明,非常符合儿童的阅读兴趣和心理。 (2)注意作品的知识性 儿童文学以其广阔的题材,表现古今人事、社会和自然风貌,帮助儿童扩大眼界,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小蝌蚪找妈妈》通过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告诉了孩子们青蛙的成长历程;《丽的大兴安岭》、《一封从南极寄来的信》等大量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都具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作用。 (3)注意作品的教育性 儿童时期是儿童学习道德规范、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也是确定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始阶段。在儿童文学中,大量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教育作用。教师精选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供学生学习,使学生充分感受和认识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和功能。比如,经典儿童剧《马兰花》对勤劳、质朴、善良的热情歌颂,对懒惰、虚荣与丑恶的无情鞭挞;《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给孩子们传递的是知恩图报以及不可太过贪婪的做人的道理。 (4)注意作品的审美性 在选文上,教材编写者以及教师都应注意作品的审美功能。比如,民间故事《九色鹿》中美好的情感、《桂林山水》中美丽的自然、郑振铎《燕子》中优美的语言等。儿童文学通过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语言、美的意境,使它的阅读对象受到美的熏陶,得到美的教育。 三、灵活选择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儿童文学的教学必须遵循理论讲授和学生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灵活选用各种适宜的教学方法。 1.组织朗诵会 儿童文学的许多文体,例如儿歌、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等,都适合运用朗诵的方式进行教学。组织朗诵会,不仅会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小学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为他们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育和教学活动,提供技能锻炼的机会和提升的空间。 2.组织故事会 可以运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儿童故事、童话、寓言、儿童科学文艺等的教学。学生对故事的绘声绘色的讲述,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对作品的阅读,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口头表达这一职业能力的提高。 3.儿童戏剧的编排演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经典的儿童戏剧文学进行编排和演出;也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或独立编写儿童剧本,或对现有的其他文体进行适合舞台表演的剧本改编。学生可以自由结组,编写和排练剧本,再在课上进行表演。这种教学方式,无疑能够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样的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精神以及创造能力,更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储备了能力和经验。 4.多媒体及互联网可以成为课程与教学的重要资源 儿童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情趣”和“美质”,而多媒体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则可以充分地帮助体现儿童文学的情趣及美质的特点。比如,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或学生可以利用多媒体,选择与作品内容谐和一致的背景音乐和画面,进行阅读鉴赏或诵读活动。这样,不仅使学生从单一枯燥的文字阅读中生发新的学习兴趣,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传递的思想、情感也会借助视觉和听觉的作用,更加生动或深刻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教学效果,相比单纯地文字阅读,将是事半而功倍。 写作是儿童文学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在学生的写作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帮助或鼓励学生利用互联网,创建博客或写作空间。学生在这样的博客或空间里,发表自己的习作,互评互赏,交流写作心得,共赏写作佳文。这样,每一个学生都有发表的空间,并且既能看到别人的作品,做到取长避短,也能看到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做到扬长避短。 四、建立健全的课程考核与评价体系 儿童文学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标准,应当从课程的培养目标出发,基于学生未来职业素养培育的角度建立。 在评价内容上,能否熟悉并掌握儿童文学的一般理论知识、能否对儿童文学常见文体进行阅读鉴赏以及简单创作、能否很好地对儿童文学进行艺术形式的组织或表演,应该成为该课程评价的主要与核心内容。 在评价方式上,应该更多地考虑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及态度,同时,增加学生自评和互评的环节。做到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定期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改革刍议 摘 要: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存在不确定、不统一、不全面的问题,缺乏与小学文学教育目标的对接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即培养学生的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并呼吁儿童文学课程亟待教材的修订、师资的优化和课时的保证。 关键词:小学教育;儿童文学;课程目标;改革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虽然已有十年左右的历程,但各个学校的任课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大多是参照互联网或自己编撰的,并没有统一的版本。课程目标大多围绕以下几点:使学生掌握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特点,扩大儿童文学的阅读量,提高儿童文学修养,具备分析和鉴赏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初步学会撰写儿童文学评论和创编简单的儿童文学作品。概括来说就是:理论、文体知识、阅读、鉴赏、评论、创编。有的教师因为课时有限没有设置“评论、创编”的目标,也有教师设置了“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文学接受特点,有较强课外阅读指导能力和文学活动组织能力”这样较高层次的目标。整体来说,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设置多而杂,也没有目标的先后阶段和权重之分,更没有具体的教学方法指导与每一条目标相对应,这让任课教师拥有极大主动权的同时也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任课教师又极少是专业出身,多由相近专业教师兼任,基本采取以教材为纲的“一言堂”式纯理论授课,没有从课程目标出发去研究教学环节,更是忽视了阅读指导、评论、创编这些实践环节,再加上课时量不足,极易造成授课简单化,让本该生动多彩的课堂变得沉闷乏味,学生也很难真正领略儿童文学的魅力。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1]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2],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 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3]。 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 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 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 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儿童文学课程小学教育论文 一、确定阅读文本,关注经典作品 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三种类型的文本,作为儿童文学课程建设赖以参照的内在基础和价值基准,作为儿童文学课程教与学的主要媒介对象。一是著名儿童文学大师创作的古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二是最新获得各类儿童文学奖项的现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三是关于儿童文学的最新研究经典学术著作或论文。关注这三类文本,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特殊的敏感性和热情,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儿童文学学习体验,有助于学生形成儿童文学学习能力。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四个要素:爱、美、快乐、苦难。爱是儿童文学的基本母题,也是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儿童文学原本就是爱的产物,是成人对儿童爱的产物。美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也是儿童文学的首要价值;儿童文学就是要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丰富儿童的审美意蕴。快乐是儿童文学的引力,即能够给儿童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让他们沉浸在无拘无束的快乐之中。苦难不仅是成人所要面临的话题,也是儿童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儿童文学中主人公的困难经历会为儿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提供一种经验,有助于他们在苦难面前更健康的成长。无论是哪一个要素,儿童文学集中表达的就是两个主题:一是积极的“阳光”主题,二是积极的“雷雨”主题。所谓的“阳光”主题就是童心、童真、童趣等愉快的享受,而“雷雨”主题就是离别、死亡、人性、存在等生命的教育。无论是“阳光”主题还是“雷雨”主题,对儿童的成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儿童文学最新研究的研究的成果,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儿童文学教育教学和从事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借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技能和研究能力,有利于卓越小学语文教师的培养。 二、分享阅读感受,培养文学素养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认为,“语文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2]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儿童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小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是由儿童文学作品来完成的。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的文学素养直接影响小学生的文学素养。那么,培养职前小学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重要途径是什么呢?当然是阅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教师要借助儿童文学作品独特的语言魅力来提高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品味,加强学生的文学语言感悟,提升学生的文学语言品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应该培养学生阅读经典作品的习惯,在阅读中,汲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精华,使学生形成儿童文学视野,为未来的儿童文学教学储蓄必要的资源,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能够承担起未来小学语文教学领航人的重任。美国著名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说过,“你读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聪明;你越聪明,你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就越长;你学习的时间越长,你获得的文凭就越多、越高;你获得的文凭越多、越高,你工作的时间就越长;你工作的时间越长,你赚的钱就越多。”人类80%的知识是通过阅读获得的。因此,教师要让学生在大学期间阅读大量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教师在精选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之后,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阅读,进而组织学生分享阅读感受,促发学生多元解读,激发学生儿童文学思维,培养学生儿童文学素养。分享阅读只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一种手段,“分享”是途径,核心是“阅读”。“分享”是为了“阅读”,“分享”服务于“阅读”,“分享”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阅读”。所谓学会阅读,就是对阅读产生兴趣,掌握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具备独立阅读能力,能够进行阅读实践。在经典作品的分享阅读中,使学生学会阅读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分享阅读重视的是学生思维的自由飞跃与驰骋,重视的是学生的自愿与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分享中感受儿童文学的爱与美,体悟生命的自由、尊重与理解,体会阅读的快乐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精神目标。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4]。不同的读者由于性别、年龄、爱好等等的不同对同一部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同一文本时,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作家毕淑敏在谈到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的时候说,它给她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8岁时,读到美丽和可爱的人鱼公主,居然变成了大海上的泡沫,感到倒霉和伤感;18岁时,读出了爱情,感受到了美人鱼无私和高尚却不求回报的爱情;28岁时,读出美人鱼早逝的母亲对美人鱼深深的牵挂;48岁时,读出这是一篇美人鱼寻找灵魂的悲壮而凄美的故事……如此看来,个性解读和多元化解读是一种必然。因此,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阅读分享时,要保护学生的个性解读和多元解读。在进行分享阅读活动时,应该减少对学生阅读结果的评判。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阅读结果,并指导学生学会尊重他人的阅读感受。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文本只有一个作者,这个文本也就只能有一个主体解读,围绕这个主体解读,开展个性解读和多元化解读,既围绕一个核心思维,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个性化思维。 三、组织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尊重个性解读 在组织学生自由分享阅读感受时,教师要对学生的阅读感受进行适当的记录,在关键处点拨,引发学生问题的讨论,讨论结束后,由抽签方式选取三个小组进行汇报(一个学生汇报一个学生黑板记录),师生按照汇报情况进行共同解读和不同解读,最后由教师进行整体点评,提出具有深度的个性解读。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就文本进行专题研究。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讨论思维,形成独立讨论行动,提高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在该环节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学会就经典作品的阅读发现问题,有人曾说,“问题就是课题”,有发现问题的眼光,才有科学研究的行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就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在研究讨论中,调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的题目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教师设计的题目,二是学生设计的题目。教师可以根据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作品内容、学生已有水平设计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问题。关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就是围绕写作背景、作者观点、体裁特点、作品主题、艺术特色、文本价值等展开。在这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进行分享阅读感受时,组织来自学生的教学资源,从中筛选设计讨论(或专题研究)问题。在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中,同学们个性解读的碰撞会更加激烈,教师要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的解读结果。在整个研讨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指导调控研讨和评价的角色。教师是整个研讨开展和进行下去的调控者和引导者,同时也是实施研讨评价的主角。在研讨评价中,可以开展教师评价学生、生生互评、学生自评三种评价方式。在教师评价学生中,开展具有“全人教育”特质的发展性评价和动态性评价。一是知识与技能,如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等;二是过程与方法,如研讨中学生的言语表达情况等;三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如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体验、学生研讨的态度等。教师对学生的研讨评价,既要强调学生的自主发展,又要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生生互评”重在文本体味和感悟评价,以“学生学会保持自己观点,尊重他人见解”为精神目标,以“提高学生的评价能力、鉴赏能力”为发展宗旨。“学生自评”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师评价学生和生生互评。这两种评价是学生自评的参照与模板,它们会让学生找到自评的角度和切入点,对发展学生自我评价具有奠基性作用。 四、提升文本价值,加强生命奠基 古人云:“少年之记,如石上之刻;青年之记,如木上之刻;老年之记,如沙上之刻。”可见,儿童时期是孩子们的记忆黄金期,这个时期阅读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更有利于为儿童的成长,为儿童的幸福人生奠基,为儿童的生命成长奠基,帮助儿童打造精致人生。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每一位儿童的人生与生命成长都具有积极的重大意义,她能提升儿童人生与生命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最新研究的经典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为教学媒介,以“学生学会挖掘和提升文本价值,引导儿童生命成长”为教学目标。在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走出经典,提升对文本的认识,结合儿童的生活和成长特点,挖掘文本价值,发挥经典为儿童精彩成长和儿童生命奠基的价值。儿童文学是从儿童视角出发,站在儿童的立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它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心灵,体现儿童的思维,与儿童的精神需要相吻合。挖掘和提升文本价值的基点是“儿童本位”,关键点是找准文本切入点。教师要引导学生找准切入点,以一个或两个切入点为准,不要面面俱到。这个切入点的出发点是文本的特点,服务对象是“儿童”,关注的是儿童的生命成长。由于儿童文学多元化价值和作品多元化解读的存在,一个文本的切入点有时很多,这时要结合文本特点,根据儿童心灵的成长、性情的涵养、人格的完善、文化的建构和能力发展的需要,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所谓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最适合儿童理解文本的切入点,就是最符合儿童个性特点的切入点,就是最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切入点,就是能够为儿童生命成长提供最多价值的切入点,能够展现童真、童趣、让童心飞扬,为儿童生命奠基的切入点。 五、开展多元活动,促进综合发展 随着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的逐渐形成,我国教育界已经普遍认为,儿童文学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综合素养,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更适合开展多元活动,更有利于促进儿童能力的综合发展。儿童文学作品体裁类型丰富,在阅读和学习不同的体裁类型中,可以开展不同的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不同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在儿童诗歌学习中,可以侧重读一读、写一写;在儿童故事学习中,可以开展复述故事、讲故事、画人物像、做拼贴图、写人物或故事概要活动;在儿童小说学习中,可以开展评一评、画一画、改编小说为戏剧;在童话学习中,可以开展学生编、导、演童话活动;在儿童戏剧文学学习中,可以开展把小学课文改编成戏剧剧本的活动,并深入小学指导学生表演;在儿童科学文艺学习中,可以开展相声表演活动等等。儿童文学课程的多元活动应该由教师的设计与参与逐渐过渡到学生自我的设计与参与,让学生就自己每一次阅读的作品,设计实践活动,或以小组为单位设计活动。 六、形成学习成果,构建就业能力 儿童文学是儿童重要的精神给养,它可以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表演能力等显性能力,还可以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等隐性能力。这些能力都是职前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就业能力。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通过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学习与活动,教师要指导学生形成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并组织汇报和展示学习成果活动,构建就业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铺垫。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可以是作品创作,学习论坛,朗诵、讲故事、辩论、创作、表演等各种形式的比赛,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儿童文学活动社团等。这些学习成果既是对学生儿童文学课程学习结果的考核,也是对构建学生就业能力的一种锻炼与培养。它们要充分体现鲜明的儿童文学课程特点、小学教育专业特色和学生个性特质,还要与学生的未来就业紧密相连。 作者:韩庆艳 邱发荣 韩庆龙 单位:北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作者:王欢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文学作品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一、引言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来看,英语科目设置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还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引用是一个提高学生兴趣和语言感知能力的新手段。 文学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蕴含的社会体验,客观真理,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将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通过对语料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然而这样的方法过于沉闷,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文学作品的介入,给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文学作品形式迥异、体裁多样、主题新颖,能使学生在学习应用语言的同时也能提高文学修养。其次,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触。学生通过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其加深自我理解,完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者,英美文学作品想象丰富,立意深刻,给学生新奇之感,使之更感兴趣。与传统教材比较,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而贴切的语言词汇,复杂而严谨的句子结构,可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此同时,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特定语言及其用法。 然而这样的教学素材是否能作为外语教学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不少专家认为,文学用语不同于日常用语,学生对文学素材的学习对语言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好处;其次,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很多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和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向学生展示的尺度;第三,文学语言是复杂独到的,有些作品用语过于晦涩难懂,其不仅使教师备课难度增加,同时复杂的语法结构也使学生如坠云雾。根据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性质和目的的定位,大学英语教育需要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这样的新要求下,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同等重要。杨自检先生也认为,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基础能力过硬,还需要“有较好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基本理论修养”(2004)。只有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着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此,怎样恰当地使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是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笔者大胆的进行如下的探讨。 二、文学材料的选择 前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材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但是面对每周2-4节课时的大学英语课程,英语专业学生尚且不能完成对英美文学的大量阅读;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学生英语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想要完全地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语言输入假说,其认为单纯主张语料输入是不够的,学习者需要“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语言材料太难,对语言习得者都没有意义。因此,在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教师应当尽量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材料。由于学生理解和课程长度的关系,可以尽量选择具有鲜明作家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培根的随笔语言精湛,分析深刻而独到,风格古朴典雅;蒲柏的“英雄双韵体”工整精炼,富有哲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结构巧妙,词汇丰富;华兹华斯的民谣体抒情短诗清新深刻,优美动人;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构思奇巧,篇幅短小而又兼具独特性,适合课堂分析和讨论。同时可以将一些长篇小说节选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 三、教学原则和前提 诚然,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于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不仅要熟悉英美文学,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在文学派别众多,文学史系统复杂,授课对象还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下,教师还应该兼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把复杂的情况简单有序的表达,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加强教师间互助交流,团结协作,才能较好的驾驭这门课程。定期组织课程讨论或者集体备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切磋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 避免讲课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代表作介绍、写作风格、意义及影响这种固定模式着手。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专业英语的英美文学史讲解,而应注重文料本身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使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定式,深入理解原文,才能够促使他们认识新鲜词汇和表达方法,并且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语言教学课堂不是“教师教,学生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无法掌握听、说的要领。教师应该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带着问题阅读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培根说: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以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告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权威,逐渐使学生摆脱长期依赖于专家观点,不敢发表自己见解的态度。 四、英美文学内容导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模式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学生去做。根据Willis提出的模式,任务型教学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前任务、任务环以及后任务,此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内容。同时按照从易到难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列举型任务、整理型任务、比较型任务、解决型任务、分享个人经历型任务以及创新型任务 (Willis,1996)。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群体,教师应该精心设置三个阶段的任务,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选取有效的任务类型。 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程序设计上,前任务阶段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对于即将学习的作品进行简要了解,如作品主题特色,作品阅读,列举或整理相关信息等。接下来可以要求学生在自己整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分别阐述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设计目标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后任务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朗诵或者表演作品,鼓励他们写短诗或者读后感,或者发表补充性评论。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布置任务的目标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挖掘兴趣,寻求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模式要求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开放了一种探究式的课堂,教师不光是任务的“提出者”而不是“安排者”,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更是任务的“陈述者”而不是“总结者”。这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时刻机智应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而且这样的课程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和表现,教师在发挥其引导和组织作用时很难顾及所有学生,所以课程评价最好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即教师自评的同时兼顾学生小组的自评和互评。只有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才能有利于学生互相监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观摩型教学法 对大学英语教学而言,观摩型教学法多意味着引入电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吕丽塔认为,电影不但可以“引导学生从趣味性走到探索严肃文学之路”,而且“在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有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010)。虽然其发表的内容主要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育,但对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程序化教学的沉闷让学生对于英语课堂教学不断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能促进教学效果已经得到了论证。正确合理地使用媒体资源,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多的中长篇小说都有被翻拍的记录,甚至被多次翻拍。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涉及作家做出相应安排。在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的同时,可以列举其他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以供学生研究讨论。由于每个人对于原着的看法不同,因此,每个版本都会有其自己的特色或者改编,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原着,组织学生对此版本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且由于教学时长的限制,组织学生观赏整部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能合理的利用电影素材,课堂上的电影放映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娱乐学生的方式。因此播放内容一定要精炼,体现在两点:其一,所选素材必须要与计划中的讲授内容相关,如简奥斯丁的在《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德比郡迷人的风光,教师可以首先播放电影中表现英国田园风光的片段,给予学生视觉上美好的遐想,然后再过度到小说中细致的描写;其二,对所放映内容要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好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边看边思考,或者记录需要讨论的情景在电影中出现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讨论和回放。有必要甚至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通过论文表达或者集体演绎(如:课堂表演或者学生喜闻乐见的“微电影”)的方法进行再制作。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同时也对其口语能力进行了有关的训练。而学生在观看和制作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乐趣。 与任务教学一样,教师所处的位置仍然不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需要通过耐心的分析和细致的安排,才能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将“观看”电影与“观摩”电影区分开来,通过适时插入影评或者作品研究,让学生抓住课堂重点,引导学生的兴趣从电影转到阅读上来。 3.其他模式 很多大学会定期组织大学英语竞赛或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此进行深化改革,如举办诗歌朗诵、英语话剧、模仿创作等内容。或定期组织学生排演根据名着改编的英文话剧,选出好的剧目在校内进行巡演。或者针对英语名着原文阅读学习,开展与本校英语专业同学开展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模式,英文专业的同学不但能帮助非英语专业的同学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能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在非英语专业同学的身上学到本专业外的技能。在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中,学生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精力去探究和思考,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同样也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五、结论 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今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误区。第一,英美文学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专利。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需要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强英美文学意识,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语言技巧的作用,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才能冲破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使学生能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而能否好好利用英美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不仅受到如学生英语水平,教师教学和文学水平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同时选材和使用方法的合理利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大胆打破陈规,文学作品的取材可以使用经典名着,也可以采用具有独特时代性的作品供学生阅读,要让学生感悟文学,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理解,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和欣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英语课堂成为开启思维、寓教于乐的人文素质课堂 文学作品论文:从古代文学作品看我国体育的发展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4.传抄、印刷、题壁 传抄是印刷的原始方式,印刷出现于宋元,到了明代末年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印刷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学传播形式。在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时,文学作品便通过刻石和碑刻的方式进行,分别以李斯的泰山石刻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代表。 文学作品论文:分析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没落家庭的情感伦理为题材,以男女之间的爱恨交织为创作主线,语言风格独特,修辞运用不拘俗套,这些都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和创作风格。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织的家庭,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高门巨族中,但是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都已经离异,因而张爱玲过着一种孤独而凄凉的生活,这也导致她的文学作品大都表现出那个年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沧桑感。张爱玲的作品以苍凉的艺术氛围,精湛的语言技巧以及奇巧的修辞运用吸引着广大读者。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色彩;语言技巧;艺术特色 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张爱玲以其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后来曹七巧又把这种不幸转嫁到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他们的幸福。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丧失了良知和人性。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等人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识,但是又找不到生活的归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出于对生计的无赖,她们不得不为了谋生费尽心机地为生存而挣扎。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例如其作品《色·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最后易先生还是杀了她。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理想;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极致把握。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 ,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文学作品论文:英美文学作品语义 1、文学作品的特殊性 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体,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去表达一个现象,而是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情景,是以作家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反映社会生活的。阅读英文原作既要阅读其内容,而且还要着力体会原作的感情和意境,所以,了解语境、做好语境分析是文学作品课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具难度的问题之一。《阿拉比》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第三篇,属于乔伊斯的早期作品。笔者发现在教授这篇文章时,发现学生初略阅读之后,对其作为名篇质疑声一片。但在教师借助语境分析后,学生再次上交的短评有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2、语境补充的重要性 对语境的理解,不同语言学家观点各异。Lewis(1981)认为语境就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拥有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对听话人理解说话人说出的具体一句话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Dijk把语境理解为语言环境,即上下文,发生言语行为时的实际情况,文化,社会和政治。(白解红,2000)。意义受语境的制约,同一个词语,同一个句子用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体现不同的意义。语境理论有助于我们有效地赏析复杂的文学作品。钱冠连(1997)指出语境是指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环境有语言上下文和非语言性环境两个大部分组成。前者为语言符号内因素,而后者是语言符号外因素,它可以包括语言之外的显性的,可见的现场,如地点,对象,场合,意外出现的人和物(意外符号)等等,也可以是隐性的,不可见的背景,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历史事件等等。如下图所示:上下文(可见)语言符号内上下语(可听)语境符号显性:地点,对象,场合,意外出现的人和物语言符号外隐性: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历史事件本文所讨论的“语境”都基于此,而不考虑认知是一种语境等看法。 2.1、语言符号内:通过上下文和上下语构建语境利用语言语境补足,就是利用上下文,前后语列信息,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把内部信息的提示线索,扩展成丰富的语用信息。《阿拉比》描写的是一个男孩青春期的爱情幻想曲,他经历了守候、希望到绝望的过程。看上去挺美,最终却是不堪一击。出于青春期的躁动,男孩迷上了曼根的姐姐,喜欢打量着她,Herdressswungasshemovedherbodyandthesoftropeofherhairtossedfromsidetoside.(她的裙子随着身体的移动来回的摇摆着,柔软的发辫也随之左右摆动)。Whenshecameout,myheartleaped.Ikeptherbrownfigurealwaysinmyeye.…Butmybodywaslikeaharpandherwordsandgestureswerelikefingersrunninguponthewires.…(当她出来走到台阶上,我的心就砰砰地跳。我总让她棕褐色的身影保留在我的视线里……但我的身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话语和姿势就像在琴弦上拨弄的手指。)而后,男孩终于和曼根姐姐说上了话,女孩告诉他将有一个阿拉比集市,男孩答应去集市给她捎件礼物。周六晚上,男孩终于等到健忘的叔父回到家才拿到一点钱乘火车去阿拉比集市。到了阿拉比,集市已临近打烊,男孩忽然“发觉自己是受虚荣驱动又受虚荣愚弄的可怜虫;我的双眼中燃烧着痛苦和愤怒。”当语句零碎时,学生们的阅读体验远没有经过引导联系上下文,跟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时间推移和感情的加深而来得更强烈真挚。但如果教师的引导就此为止,而无视一个貌似简单的青春萌动背后的故事,那么世界名篇的魅力也会褪色不少。语境符号外的因素不可小觑。 2.2、语言符号外构建语境广义的语境是指社会文化语境,也就是语言形式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价值观念等等。人们一旦接受了熏陶以后便潜移默化,成为某种内在的东西。由此,文学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浓缩了那个时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有些英语水平相当高深的学者,感到要完全真正地理解作品也并非易事。如果学生不了解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本人的生活背景这个广义语境,赏析无从谈起,兴致也不高。但当教师逐渐构建起爱尔兰当时宗教信仰逐渐世俗化、宗教势力逐渐衰微的现象,普通人在压抑的现实环境中理想幻灭,弥漫在整个爱尔兰的瘫痪气氛,人们的生存困境时,学生从现实世界出发,由自身经历出发,重写一篇《阿拉比》,效果显着提升。 3、结语 借助语境理解英美文学作品一方面赏析了语言本身具有弹性美和意蕴美,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渐窥见巨大文化背景后所蕴藏的广阔天地。这般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对任何一个教师来说,运用和开拓构建语境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它需要我们更广更好地探索并加以利用。 文学作品论文: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分析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 鉴赏能力 语文教学 论文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1 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2 学习文学作品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3 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着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4 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 4.1 着眼整体,鉴赏局部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4.2 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 总结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 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文学作品论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的分类 总结我国古代的诗词,不难看出这些词中运用的意境大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情境交融。其中情境交融又包括情中见景、景中藏情、情景并茂等三个类型。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2)虚实相生。即作品中有虚有实,描写的景象虚实相结合。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3)韵味无穷。这是意境的最高一个级别,也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 2意境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情景交融 情境交融就是作者的情感和画面和眼前的景物相结合,景象勾起作者的思绪,感染作者的情感,而作者因为自己的思绪又联想到景物,两者结合使得情境交融作者的思维会更上一个层次,勾勒一个独立的意念中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1)景中藏情。景中藏情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这样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首景中藏情的送别诗,李白送别好朋友孟浩然感情是十分恋恋不舍的留恋之情,诗词的前两句描写出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三月和黄鹤楼,而后两句则是以帆船的远去和浩瀚的长江为背景渲染出作者送别友人时看着帆船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长江尽头的留恋之情。浩瀚的长江,远去的故人的帆船,远处的天际等相互结合生成一幅意境开阔的送别画面,表达出作者的情思不绝。2)情中见景。情中见景一般都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方式一般是作者因为自身的情感因素而联想到相应的情境,;例如杜秋娘的《金缕衣》中这样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首诗本来是劝解人珍惜时间的,但是作者利用的花开这折枝的比喻来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使得花开折枝的景象明朗的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更加明了。并且作者把这一情感寓于花身上,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才想到了利用花的这个比喻,是作者在怀揣这样的情感时在意境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3)情景并茂。情景并茂是作者把写景和抒情混为一体,把自身的情感和景物的景象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景我相融”的意境高度,使得作者直接景物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通。例如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这样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的景物有“月落”“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还有作者听到的“乌啼”等,这些一个个的单独的景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夜桥枫泊”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凉的意境,也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凄凉。这首诗中,作者把自身的感情寄托于夜晚窗外的种种景物,使得景物也蒙上了作者悲凉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情景并茂。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就已经分出了物我之境,具体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就是说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要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身的情感,这个时候看到的景物,景物就会带上作者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而如果在看景物的时候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景物和景象也就和作者无关,更不存在感情上的交融。那么如果用“有我之境”观察事物就会直抒胸臆地把作者的情感作用于景物上,也是表达情感的直接方式。而无我之境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含蓄,作者的感情都隐藏在景物中。但是人物感情的表达都和借助与景物分不开,因此情境交融是主要的意境特征。 (2)虚实结合 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帮助表达主题,有时候是情境的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实景,即诗人去游园的时候看到了台阶上的苔藓,并且看到了很久没有开的院子小门,觉得这次的游园很扫兴,于是转身要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者虽然没有进到院子里面去,却在墙外看到了一直跃出墙来的红杏枝,这是作者就产生了联想“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很茂盛,要么怎么这支红杏会隔着墙就生长出来了呢?由此可见虽然我没有看到院子里的茂盛景象,但是通过这一支出墙的红杏的就可以推断墙里面的茂盛景象。”这一种把眼前看到的较为惨淡的景象和作者心中由推测虚构的较为繁华的景象是虚实结合的描写,也表达出作者由一开始的游园失望,后来因为对园中的茂盛景象感到欣喜的一个情感变化过程,这中间有一种意境变化到了另外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的变化和作者的自身情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又如贾岛的《剑客》中这样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一首诗的表面意思是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打磨了自己的宝剑,却没有用过一次,今天把这把宝剑拿出来试试,看看谁有不平之事就可以为他打抱不平。这是诗词的表面意思也是作者表述的实景。但是细细读来,作者表达的深层次意思却是自身寒窗苦读十年却没有被重用,如果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重用和认可,就一定会为百姓做好事为百姓打抱不平。这一层意思作者没有在诗词中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作者通过磨砺宝剑的实在情境联想到了自身的命运,使得文章即使没有提及自己寒窗苦读的经历也会联想到这样的意境。这样,可以让读者意味无穷的同时,也会同情作者的命运,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就是虚实结合后产生的另外一种完全升华于纯粹写实的情境所带来的震撼的效果。读者在欣赏的时候也只有读懂了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 (3)韵味无穷 韵味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作者想要表达倒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要靠读者的悟性和领会能力来体会作者的感情去向。而在读者领会这种韵味的时候,又会因为读者的认识和阅历的不同而对这种意蕴产生不尽相同的理解。这种韵味是一种咀嚼不尽的回味无穷的美好感觉,作者即使收住了笔锋但是其心理上的感情还在延续,而相对来说读者即使是读完了文字作品,但是这种文字中蕴含的情调还在心间荡漾,难以戛然而止,因此在情感上和思绪上都会绵延不尽。例如《三国演义》首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着名小说,这一开头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对小说中的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总结。描写出了《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物的斗争,英雄的成败,世事变迁,有得有失,恢弘的气势等,将这一部恢弘巨制用区区几个字概括的淋漓尽致却又巧妙恰当,让人读起来就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各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感受到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吸引力,令人回味无穷,意味犹尽。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韵味无穷的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在意境表现中又有不同的分工,其中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虚实结合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韵味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这几种特征的恰当结合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生命活力和文学的魅力。 3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特征大体来说是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的,这些作品中意境的运用都离不开这几种模式,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总结出了这几个特征对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文学作品论文:谈快速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技巧方法 高考语文试卷中,文学作品阅读一直都是一道必考题,且分值不断提高,已达到25分!对这样一道重要的阅读题,学生的阅读和答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要对材料进行认真的筛选、加工和整合,同时需要具备思维、感悟、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那么,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思路清晰、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呢?怎样才能做到定位准确、方向明确、有的放矢呢?如何才能笔定乾坤、精确答题、有所收获呢? 一、抓题目——我高高在上 我们常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它是明显的;“秧好一半谷,题好一半文”,它居于最上端,实为文章之首,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文章的题目常常先行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或显或隐地暗示了文章的主旨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因此,抓住明显的文题,常可以读题析文,从而快速从总体上把握文章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文章的主旨,透过这双“眼睛”,走进文章灵魂的深处,提高阅读速度和得分率。 例如,2007年安徽卷《乡村的风》。从题目上看,考生可以在第一时间明确本文的写作对象——风,并在此基础上先行一步,从总体上大致把握文章的中心:风是“乡村”的风,而非城市的风。这样一来,“风”便与“乡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考生可以紧接着思考“风”与“乡村”的关系,再联系农村生活生产的实际,可以很容易地考虑到本文的主题极有可能是要表现“风”对“乡村”的重要性,从而把握住作者的写作意图,抓住作品的灵魂,即农村的人、物、事都离不开风,与风息息相关:风给乡村带来生命与活力,给平常之物带来诗意,让我感受到乡村的温情,表达作者对风的喜爱和怀念之情。有了这些认识,再来解答下面的题目就有了主心骨,就能抓住最核心的东西,从而方向明,答题准。 附题目:第一题,“作者为什么说风是乡村的魂”,第三题,“第④段写歪脖子黄栌有什么用意”,第五题,“无形的风在文中被描绘得可见可感。试从修辞手法的角度,从第②段举出一句加以赏析”。 又如:2007年辽宁卷《炉火》。题目“炉火”,能驱散冬日的寒冷,象征着温暖、活力、热情、蓬勃、希望等。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文章的灵魂。再解答下面的第五题,就简单、快速、高效得多了。 附题目: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不是“怀旧”?为什么?(答案:不是。文章有怀旧情绪,但并非全文主旨。文章主旨是艺术地揭示了“炉火”带给人的温暖与活力、希望与勇气,表明了作者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抓关键句——我鹤立鸡群 除文章题目外,正文中有很多关键句子,抓住这些关键句,有助于简单而快速地抓住文章的主旨。这些关键句从表达方式看,多是议论句和抒情句;从在文章中所处位置看,多是段落或全文开头、结尾和中间的句子。因为作品的主 论文题常常在议论和抒情时便明显地表现出来;开头常总领全文,结尾常总结全文,中间常勾连上下文。抓住这些,对于抓住文章的灵魂、把握整体内容意义重大,作用非凡。同时,这些关键句相对其他句子而言,都是比较明显的,有利于视觉快速捕捉。 例如前面所举《乡村的风》一文,文章一开篇便是一个非常吸引目光的句子:“风是乡村的魂。”此句处于文章开头处,且兼具议论性和抒情性。此句特别重要,可以说,抓住此句,就抓住了全文的灵魂。“灵魂”之重要,人尽皆知。无魂则无生命、无精神、无情感、无生活、无生命的灵动、无生活的幸福。而“风”是“乡村”的魂,非言其对乡村之重要而为何?是为议论。对如此重要之物,非爱之惜之思之念之而何为?是为抒情。“风是乡村的魂”,此句实乃文章的魂。抓住了这一显眼的句子,也就抓住了文章的魂,大大提高了整体把握全文核心内容的效率。 又如:2009年安徽卷《董师傅游湖》。文章结尾处四个字单独成句——“他很快乐”。此句是个总结句。既是作者对主人公的描述,又是对主人公的评价。此句要抓,因为根据写作逻辑,上文必然要通过具体内容说明“他很快乐”的原因。抓住这一明显的句子,就很容易抓住文章的灵魂,从而从整体上把握住文章各局部内容的作用——必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即表现“董师傅”“很快乐”的原因。此句一抓,勾连各处,如此,岂能方向不明、思维不清、效率不高呢? 附题目:“文末说‘他很快乐’。请举例说明董师傅快乐的缘由。” 三、抓“复现”信息——我一唱三叹 “复现”信息即反复出现的信息,或为词,或为句,或为某一意思。 某一信息反复出现,乃至贯穿全文,当然是明显的,也必然是作者着意强调的,是所涉范围或大或小的内容的核心。抓住它们,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局部内容或全文内容的灵魂作用极大。 如教材中《蜀道难》一文,由道路之艰险,写到行路之艰难,最后结于世事之凶险,核心是一个“难”字,其间包蕴着李白对现实环境深切的体味。而文中出现三次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谓是对这一核心的非常明晰的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可以通过反复体会,抓住李白这一名篇的灵魂。又如冰心《谈生命》中“我不敢说未来,也不敢信来生”反复出现,意在强调不要寄希望于未来或来生,那么怎么做?当然是把握今生,善待生命,从而表现主题。 例如2005年全国卷Ⅰ《一日的春光》反复出现“我不信了春天”。之所以“不信了”,是因为作者苦苦等待,春天却迟迟不来;越不信,期待、喜爱之情越强烈。这便抓住了主旨。 附题目:“我不信了春天”,作者为什么反复这样说?这样的写法有什么好处? 2005年全国卷Ⅱ《春天的梦》。“梦”代表着理想和希望。她是灵魂的寄托,又是精神的安慰,也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文中多处将“春天”与“梦”联系在一起,凸现了本文期盼春天、渴望变革、呼唤真情的主旨。 附题目:本文的题目是“春天的梦”,文中又多处将“春天”与“梦”联系在一起,请说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再如,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中,老人反复说着担心他所养的几只动物的话,意在强调老人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并在此基础上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及反对战争的主题。 《难忘的一课》中“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句话重复了三次,表现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浓浓的爱国之情。 这些反复出现的信息,可谓显而易见的线索,线索把相关内容串联成了一个整体,使文章条理化、简约化。抓住文章的线索,就能把握文章的核心,抓住了核心,就能大大提高理解文章和解答题目的效率。 四、抓前后内容——我手足情深 这种方法,是从前后文间的关系角度着眼的。前文内容和后文内容,无论差别多大,都是有机的整体,总有着某种联系。而有弱种情形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前后文内容在某一方面或从某个角度看极为相似,属于“同类”;二是前后文内容紧挨在一起,从表面看却差别很大(前后差别很大,自然也容易吸引目光),属于“异类”。阅读时,学生可以抓住这种明显的“同”或“异”,前后勾连,加以聚合。具体操作方法是:前后文内容属于“同类”的,可以化散为整,即把相同的加以概括;前后文内容属于“异类”的,可以化异为同,即把不同的加以联系。在此基础上,抓住“核”“灵魂”就简单得多了。 例如教材中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前文谈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后文谈他作为革命家对人类的贡献,前后勾连,属于“同类”,加以概括,都是谈其对人类的贡献。这其实就是全文核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2011年皖北协作区高三联考中的大阅读《转身 》一文中,作者分别写了四个人(年轻人,小女孩,中年乞丐,老年乞丐)的四个“转身”的画面,这四个画面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是容易吸引读者注意的。四个画面的诸多共同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与他们都是偶遇;都表现着人性的真善美;都“转身”从“我”视线中消失了。对这四个画面加以聚合概括,能够快速准确地提炼出文章的核心,即美好易逝,抓住眼前,倍加珍惜。这样再来解答文后的第三、四两题,就快速准确多了。 这是勾连前后文,化散为整。 同是《转身》一文,文章第四自然段,前面描写秦岭深处的自然环境(尤其细写小河水),后面则转而写一个小女孩——前写景,后写人,可谓差别很大,容易吸引读者目光。如果学生习惯于将前后文不同内容联系在一起分析则不难发现小河水与小女孩有着共同之处,即都有一种自然纯净之美,作者就是要用小河水的自然纯净之美引出小女孩的自然纯净之美。抓住美,基本上也就抓住了这一层次的灵魂,文后第二题第一问的答案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是勾连前后文,化异为同。 五、抓“常情常理”——我四海皆准 这是根据文章的主要写作对象或题材,联系阅读经验,大胆推断文章主题的一种方法。 作品的写作对象或题材,是很明显的。而某种写作对象或题材,常常表现相对特定的主题这可谓是“常情常理”。因其“常”,故为“显”。抓住这些“常情常理”,有时也能快速把握整体内容,抓住文章的主题。 如上文所举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属于战争题材,而这类题材的作品常表现反对战争和揭露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的主题,联系作者海明威反战思想的知识背景,作品的主题是不难快速抓住的。 又如2006年全国卷Ⅱ《绵绵土》。只看题目,一股“故土”之风便扑面而来。由此可以猜测,文章内容极有可能与“故乡”有关。那么,再进一步猜测出表达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的核心主题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上述几种方法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辅助的,运用时综合考虑,可以对理解作进一步的验证,从而增强分析解答的准确性。 文学作品论文:在中美文学作品中对比“美国梦”与“中国梦” 一、“梦”的含义 自18世纪以来,富有激情、饱含理想的美国人都坚信着,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人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获得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或他人的援助。 “中国梦”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的“实力特征”;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超越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以个人成功与人们共同幸福为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追求。早日实现“中国梦”,意义深远。 二、“美国梦”为何破灭 我们首先来探究“美国梦”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梦”就是由于对财富的渴求和追逐而产生的。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沃肖尔指出:“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梦’中不变的成分”。然而,“恰恰是对财富的过度追逐,使‘美国梦’也在变味,逐步丧失了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说早期的美国人还提倡“诚实和勤奋”来致富,可如今则是越来越热衷于寻求“快速致富”。例如,现在美国人最推崇的致富方式是:去拉斯维加斯赌博或买彩票、与大企业打赔偿官司以及参加有奖电视竞赛节目。 通过成功解构“美国梦”的不朽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再来分析,是什么原因使得盖茨比的梦想破灭呢?作者菲茨杰拉德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及“爵士乐时代”的创说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笔下的众多人物为人们剖析了以“财富梦”、“出人头地梦”、“爱情梦”为主体的美国梦在逐渐解体和崩溃。以盖茨比为例,不管他怎样开晚会,更换名字和汽车,他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物,不具备有权有势的家庭为他撑腰,他总是受到攻击和排斥。所以,盖茨比的“美国梦”的破灭是必然的,同时盖茨比悲剧也代表着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悲剧,他们对这种“美国梦”追求所费的代价太大。 如果“美国梦”是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它就不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没有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成功,“人人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梦”永远只是“某些人的梦”而非“所有人的梦”,它对某些人来说是美梦,同时对某些人就是噩梦。于是,美国梦的深层含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自私的梦。 三、“中国梦”如何实现 每个人都有梦,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所以每个人的梦又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贤士顾炎武早就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曾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达一千五百年之久。而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她轰然坍塌。这种苦难呼唤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民族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对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贡献。人民日报文章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文明的进一步演进。中华文明作为几千年连续不断、传承至今的文明现象,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华文明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农耕文明是其主要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先后跨越了农耕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逐步实现了社会变化的质的飞跃,对整个国家以及整个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会使中华文明变得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要求。为实现“中国梦”我们的党和国家人民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创祖国更为光明的复兴前景。 第一、实现“中国梦”坚持立足新起点,不断创造新业绩。现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以团结奋斗、百敌不催的实际行动,努力把“中国梦”变为现实。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中国梦”的曙光就在眼前,但要全面实现,仍须经历艰难漫长的追梦之旅。“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我们既要吸取经验,又要提出新方法、开辟新道路才能不断超越。 第二、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实干、实际行动。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同志也曾讲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同样道理,不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能停留在梦之中。只有将行动、实干摆在第一位,才能为“中国梦”变成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 在影片《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的经历就是成功实现“中国梦”经历的缩影,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对美国既有爱又有恨,而他选择在《中国合伙人》中阐释的,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历飞跃式的变化之后,主人公们为实现梦想勇敢开辟了新道路,留美学派和中国式奋斗青年一代人的奋斗史。这也是为什么影片最后用民族主义的叙事策略将故事情感高潮设定在为三兄弟齐心协力口若悬河地征服美国人,大长民族志气上。学者冯巍说得很对:“艺术作品当然不是理念的传声筒、不是行动的宣言书,但如果能够为打造人们心中的‘中国梦’,激励人们践行‘中国梦’发挥出更强大的正能量,也是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应和了这个新时代的期待与召唤。” 总的来说,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加强学习,深刻领会中国梦,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本质和内涵;认真思考,理清中国梦与个人关系,做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还要脚踏实地,承担起青年人的历史责任,重在行动,不断创新,实现梦想。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融合 我们写出来的文章是用于别人品读的, 只要品读就会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发和精神促进。 不管是任何的作品均脱离不开这种过程。 哲学类文章也好,理论性文章也罢。 尤其是文学艺术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 不仅需要有人来阅读,而且还要达到让人爱看,要吸引人, 甚至令人百读不厌的目的,这是阅读当中的铁律。 那么文学艺术类作品凭借什么优势来吸引人和激发人的兴趣和情感呢? 虽然在品读方面的原因不止一二,最主要的还是依托作品中体现出来的 美, 文学之美美在语言和意境,更深入的去探究它的话,她的美是愉悦心灵的兴奋剂;是激发情感的搅拌机;是审视社会的扫描仪,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就会净化人的心智,让人的品德思想不断发生着改变, 最终实现对阅读者思想精神的渗透和教育,体现出强大的励志功能。 笔者就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对人的品格修养的作用在此做一个探讨。 一、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和道德美 说到美,我们自然会想到很多美的事物和美的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美, 很多人在概念上就会想到文章的艺术性,或叫艺术美方面上来, 有的作者或者评论家会谈起艺术魅力。 而实际上,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美的,不仅仅是我们感知上认知的东西, 其构成因素是很复杂的, 如果我们能够综合看待这种艺术性体现出来的美,笔者认为它至少包括道德美与艺术美两个方面。 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经过认真构思而晚场的作品,读者会在阅读中看到很多故事情节和精彩的细节,对人的塑造更是用大量的故事情节给予展现,而这些故事和人物形象就代表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某种观点或某种感情取向,这就是作家的创作作品时的艺术表现。 经过作者认真思索过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并不是生活中故事的记录,也不是作家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 而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现象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审视之后,经过主题建构。 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的缝缀才完成的整体创造,具有了美学意义的审美功能,正是作家所期待的思想和精神的集中体现。 而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美,很显然与单纯的自然美有着本质的区别, 自然美是外在的美,而文学作品所蕴含着的美则是需要阅读者认真品读和思考才能感受到。 当然这种美也不是单纯的艺术创造的美,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建构了生动而鲜活的故事,塑造了人们可以经常见到而又常常被忽视的人物形象,这种想象不仅是让人感到心动的,而且还能够在人物身上感受到真实和虚伪,阳光和阴暗、高尚和卑微等,从文学作品中,阅读者能够体会到好与坏、善与恶,而这些因素是蕴含在作品中的,不是读者随意能够直接看到的。 正因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文学作品是集中了道德美与艺术美的综合体。 二、文学作品的道德美与艺术美的融合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道德美不是在艺术美本身中所包含的那种广义的道德美, 其是属于文学作品特定内容的道德形态。 当然,具有文学道德和艺术之美的文学作品不是指那些普通的作品,具有这样潜质的作品,均体现在优秀的作品当中。 如果我们给予一部作品的评价是“美的作品”, 就是我们阅读它的人对作品岁体现出来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综合评价。 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 也是判别文学作品是不是具备这两种美的出发点, 道德美与艺术美是文艺作品的整个内容对读者群体的渗透,其传递了怎样的思想,赋予了什么样的精神,给人以怎样的激励,让人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才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 我们应该清楚,并非只有艺术才给人以美感,世界上物质中的一切具有美感因素的事物都能够让人感到美的享受。 花卉是自然界的物质,她能够让人感知到它的美,作为艺术形态常常呈献给人们,让人能够体会到美的愉悦。 实际生活中花卉本身并不是做为艺术品而存在, 它知识作为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美的物质出现人们的面前。 自然界物质的“花”,他的美来自它的生命,当然与它身上的色彩、形状、线条有很大关系,这种有机组合方式的美感, 是有物质的材料组成的,尽管具有艺术的美,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 而我们所讲的道德则是属于精神状态层面的意识, 道德是属于内核潜质的意识, 人们根本就无法看到它美与不美, 而是要通过感知。 分析、思考、判断才能体会到,其与艺术是有截然的区别。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道德美应包括以下三种因素: 即作家描写的对象(例如人或事件) 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阶级的或政治的倾向以及人的感情、精神的美;也包含着作家在描写这些对象时所持的立场、观点或感情、倾向的美, 还包括这些被描写的对象经过艺术表现以后所呈现出来的形态的美。 三、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与艺术美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存在着审美意识,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判断,例如,作家描写的英雄人物、爱国人士、正义战争、劳动人民等等,他们身上均在作家的意识中是具有美德人物, 而作家选取的内容本身就是感人的, 再经过作家一番艺术表现以后,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美感力量就得到了增强。 在有些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本身看上去并不美的, 有的由于作家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描写对象就呈现出来丑的事物, 如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董卓、 秦桧、 容嬷嬷等;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南霸天、刘文彩、假洋鬼子、等等, 从这些人代表的阶级倾向和内在的品质来说, 他们代表了罪恶和丑陋,对于这样的丑,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的方式揭示他们内心深处的丑道德, 这是作家思想中竭力鞭挞和批判的对象,尽管是体现了他们的丑儿嘴脸,但是就文学作品而言道德美的倾向更加明显。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能力所在。 同时,因为创作者在艺术刻画中,符合生活的真实, 同时也属于具有美感因素的艺术典型, 让读者从反面去欣赏人物的形象,那么这样的人物就具有道德美教育的艺术对象了。 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立场上缺少道德倾向,就会混淆美丑的概念,将富有道德美的人或事塑造成丑的, 将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塑造成美的, 那么作品根本没有道德美的倾向。从艺术表现形式看, 创作者如果对于具有道德美的描写对象在进行艺术描写上表现的不够充分,那些具有道德美的事物就无法让人感到是美的, 相对的那些具有道德丑的人或事件,如果艺术典型化不足,没有完全对他们丑的实质给予揭露, 很自然会影响到作品道德美揭示程度。由此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中, 让人能够感受到美的不仅仅是艺术美,同时还包括了道德美。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缺失了哪一种美,那么作品是不成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谈到文学作品的美, 习惯性地联想到艺术美, 忽略了艺术的道德美。 在道德素养的形成中,文学作品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管是哪位作家,无论是哪部作品,都需要接受伦理和道德的检验。 文学作品论文: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论文关键词: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 道德 人文主义 神 论文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 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 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 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 、人文终极的图式。 一、 引 言 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的发现,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人是神的奴仆而言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 的大幅度提升。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服从上帝、信仰彼岸世界的安宁幸福,而且在于人本身是世间的上帝,勇于追求此岸世界的美好和谐 。 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针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邪说,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了解自然和研究科学;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仁慈、博爱 ,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 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该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是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享受现世节制的 自然之爱,同时 以上帝 之爱的合理性消弭利欲滋生的邪恶,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高峰。“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 状态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其戏剧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他所具有的包 容性、前 瞻性使其成为文艺复兴的总结性人物,至今为止无人可以比拟。 基督式的上帝之爱守护古希腊式的自然之爱是莎士比亚不变的创作主题,虽然传承了世俗人本传统的文化内质,但是超世俗的理性指引着世俗的情感,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二、基督爱的力量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他热情地讴歌爱情,肯定人自然欲望之合理性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对禁欲主义,这与前期人文主义相似。不同的是,他笔下 的爱情并非一 味的放纵、疯狂 、粗野,而是奔放又节制 ,激情又不失理智。莎士比亚指出,情欲是贪婪的——你容易变得嫉妒和专制。他主张用人的理性来约束原始欲望不让泛滥的本能毁灭自己。文艺复兴时期人固然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压制 ,但是却又陷入 自我情欲 冲动的牢笼 ,这是 他较早期人文主义先进成熟的地方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有表现 ,是他从始至终 的思想。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 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 。这 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 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她们年轻美丽、温柔多情 、乐观 ,敢于而且善于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斗争到底。如《无 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思漂亮、聪慧、泼辣,好为人抱不平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有勇有谋;《辛 白林》中的伊摩琴美丽善 良、爱憎分 明,为了爱情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为情人的死去而殉身等。 莎士 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 日益深人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 文化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开始摆脱 禁欲 主义,追求 自由和恋爱的权利。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执著、勇敢机智地与各种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出莎士 比亚对封建制度的残酷 黑暗及 对人性禁锢的批判 ,表现了人文主义歌颂 自由爱情 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社会人生主张,和新兴 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这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即鼓吹“人类之爱”,认 为爱情拥有融化仇恨 的力量。这是因为处于人问“伊甸园”世界中的人们 由于接受人性理智的指引而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并且做到以宽厚和仁爱去消解怨愤。因此,美总能战胜邪恶是早期莎士比亚依据基督式仁慈的自信而产生的乐观。 “爱”是莎士 比亚戏剧的出发点 ,是莎士 比亚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 。莎士比亚的喜剧直接歌颂爱,他的悲剧也以爱为出发点,几乎莎剧中一切难题都可以用爱去解释。在这一时期,莎士比亚虽对其爱的理想充满乐观情绪,但他并不回避现实社会中在爱和善的对立面还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 ,这股势力时时在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 ,莎士比亚的喜剧在歌颂爱的同时又揭露邪恶者。《无事生非》中的唐 ·约翰和波拉契奥 ,专事造谣生事,阴谋破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欲和嫉妒使他丧失人性,竞欲以屠刀置人于死地,并且毫无宽容怜悯之心,成为一个“恶魔”。莎士比亚认为,对于邪恶不仁的现象,应用爱的力量去消弭。他的喜剧证 明,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人类之爱一定能普遍实施 ,邪恶者在爱的感召下,有可能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奥列佛篡夺权位 ,残害手足。但弗莱德里克在军队攻打隐居在森林里的公爵途中,经过一位修道士的开导,终于悔过 ,决定放弃非分之位 ,痛改前非。而在奥列佛生命危急之时,他 的弟弟奥兰多不念旧仇,舍身相救,致使奥列佛幡然悔悟,哥俩和好。即使对于顽 固作恶的,莎士比亚也不放弃爱的感化。在莎士比亚看来 ,基督正是爱 和善的化身。因此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发现了人性。 三、英明的理想君主——亨利五世 在莎士 比亚早期历史剧 的典 范《亨利 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社会历史背景被设定为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亨利四世首先凭借老练阴险的政治手腕实现了他勃勃的政治野心,登上了王位的宝座;然后利用他过人 的政治才能平息了大贵族叛乱,使国家安定统一。亨利四世为了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狡诈、冷酷、奸猾甚至于残暴,这在权 力纷争时代为了国家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却不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并寄予希望的理性君主。亨利五世的人物形象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精心塑造了亨利五世这个回头浪子式理想君主的形象。剧中的亨利五世要比历史上的亨利五世高大完美得多。他出身皇室贵族,明事理,有胆略,有超人的军事才能,有不凡的政治胸怀,能文能武,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将才,作者几乎把能够给予一个理想君主的品德 ,统统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样一位英明君主,在没登上王位之前,竟 是一个 “自贬身价,结交匪类”“放浪形骸”的浪子,只是在一个“光荣的 日子”到来时 ,他才一反往 常突变成非凡人物。在 即位后他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忠心国事,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 ,成为英 国历史上有名 的明君。为什么莎士 比亚要安排这样一个奇异 的转变过程来表现理想中的君主形象?人物史专家和学者们是这样解答的:“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2 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描写了亨利五世为太子时在下层社会厮混 ,与流氓为伍,即位后改邪归正,成为英明的理想君主。” 又说:“这两个剧本体现了作者的人文 主义思想,认为道德改善可 以产生开明国王 ,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类 似的说法,都认为作者塑造亨利五世这个人物 ,是为了说明一条道理:只要君主进行道德改善,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 明君主。但是,从作 品的人物纠葛、戏剧冲突、剧情发展的始末来看,亨利五世这个人物所显示出的思想深度已大大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 ,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改善 的君主形象。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评判是因为他认为以恶制恶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只有依据基督式 的上帝博爱才可以消除邪恶,清除污浊,创设人类世界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虽然仁慈与爱这些善 的力量的取胜过程不像早期喜剧中那样轻而易举,但用神圣的爱去化解恶使得作恶者弃恶从善是他自始至终的信念 。 四、活力主义者——福斯塔夫 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 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 ,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 ,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亨利四世》中,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 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 目无法纪、胆大妄 为的亡命之徒。他寡廉鲜耻,恣情纵欲,酗酒狎妓;他贪财贪吃,欺诈行贿;他出乖露丑,作恶多端。而在另一出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充当了主角。这回,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戏谑又饱含深情地赐给读者一个这样的福斯塔夫 :坚定忠实的个人 主义和享 乐主义者 ,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 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 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由此,他已经从观念到实践都在自觉地尊奉内在的生命。他的宣言是明确的,在人多的地方还更加响亮 :“一个人在自己本分 内忙活可不是罪过。”一种压倒一切的内在性此时正用鲜活的、具体 回归的生命之身来证 明生命这一庄严主题。他礼赞生命,热爱 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 然而,值得探究的是 ,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兵痞 ,本当令人憎厌 ,但相反 ,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 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 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 的昂扬精神。他是个伟大的活力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活力 主义,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充满自信的个性上。为了充分地自我表达,他宁愿把世人的毁誉当成是享受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扬。福斯塔夫 的求变意识 已经觉醒,他的机灵秉性使他不再受惑。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文艺复兴的新风必然也吹拂着他。因此 ,在他 的鲜明个性中,也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新气息。如他老而不衰,精力充沛,而且有着不知忧愁的乐天性格,这些都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 主义两相对立 ;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 五、道德高尚的上帝子民——哈姆雷特 早期 的戏剧反映莎士 比亚理想的“人”,但当他亲眼目睹高贵的仁爱被污浊的邪恶大肆践踏的残酷事实后 ,他曾经创造的美德世界变得虚幻而遥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随之黯淡。这促使其悲剧创作的繁荣。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f-I》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的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 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 。他的悲剧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到蹂躏的惨剧,那是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于是他笔下出现了与当初美好世界相反的局面: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 ”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 回天。奥赛 罗正直淳朴 ,相信人而又疾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 、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 ,丧失理智 ,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 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磨难 。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 ,性格 中有善和美的一面 ,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 ,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 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理想的君主只能以魂灵的方式 出现并倾诉悲怨 ,而具有宽仁人性 的哈姆 雷特也在恶人 当道 的宫廷 中挣扎烦恼 ;现实的君主要么像麦克白般被自己的贪欲吞噬天良,沦为政治奴隶 ,要么像李尔王一样丧失理智,居功 自傲 ,流落民间。“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是恶欲大行其道的生动写照。莎士比亚的人文理想几近破灭。“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这样被赋予高贵理性的“了不起的杰作”,也沦为恶欲冲动的动物性占上风的人。即使是哈姆雷特这种作者心 中理想的、具有神性的上帝的子民,也只能发出世界变成“一堆污浊瘴气的集合 ”的悲叹。道德高尚的哈姆雷特悲痛欲绝,而在果 断杀死继父 ,了却父亲遗愿,尽了身为人子 的责任后,他内心又变得更 加沉重 ,因为 自己成为新 的暴力不公的制造者。惩 罚罪行 的暴力违 背他 内心 的反省和谐。由此可见 ,理性 的呼唤在那个时代精神 的熏蒸下显得微弱苍 白。“重重 的疑虑使我们全变成 了懦夫 ,决心 的炽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 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 。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因为变化是上帝 的产物。而 当仆人成为主人 时,他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但同时 ,这骄傲与信心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一种可怕的虚弱感。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看到了人 自身的堕落与恶欲的放纵并且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他才对博爱这种基督式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更加依恋,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道德感化成为基本主题 ,悲剧中人的神性在 道义上取得胜利到创作晚期真正变成现实,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哈姆雷特认为原本的人是行为上的天神 ,因为是上帝 的造物而分有上帝的神性,有高贵的理性 ,这也是莎士比亚关于“人”的一种理想对人存在意义 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共通之处 ,都体现出对人的超验存在意义——超越现世存在的永恒意义的追求。但是,在对超验性的理解上,它们之 间有着本质 的不 同。基督教是神学本体论 ,即先验地设定超验上帝 的存在 ,将人 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 自由意志之下 ,所 以它 的超验性其实是对人 的自由意志的遏止。而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 的是宇宙本体论,它的超验性来 自于主体的理性作用 ,来 自于苦难的净化和对现世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体现为人性升华后所达成的精神超越,以及人在对 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人既是自然欲望的人,又具有趋善本性用理智抑制贪欲 ,用上帝 之爱去感化并战胜邪恶是他的人文图谱,因此他笔下 的人物与基督教的理性型人有着血缘关系,其成就非前期人文主义所能比拟。这也决定了他从世俗关照神圣,主张以神性规约人性。实现人 的超拔,使人成为人间 的上帝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反思,他自身也成为无人企及的文化巨人。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中反讽的言语行为理论阐释——试析《傲慢与偏见》为例 [论文摘要]以《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可以发现,该作品的主旨即为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小说人物所实施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分为五类,均对推动故事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还证明了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与“普通语言”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一样,均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到阐释,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著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殊不知正是她这次不辞劳苦的奔走为两位默默相恋的青年及时地“穿针引线”,促成了他们的美满结合。这真是对咖苔琳夫人弄巧成拙的极大讽刺。 通过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傲慢与偏见》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既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评论的可行性,也使读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小说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语境中展示人物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动态性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文学作品论文:浅析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 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的网络原创文学和网络文学网站近几年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电子阅读成为阅读的新形式,但随之而来的诸多侵权问题却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棘手问题。网络文学产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保护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与探讨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内涵,归纳总结了网络文学侵权行为,并就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的方式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网络文学作品 著作权 著作权保护 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中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增加4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比2012年底增长了12.0%。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拿着智能手机阅读小说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在平时也更倾向于使用电子书阅读,简便可携带的电子书的确方便了我们的阅读,但大量的复制传播,使得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难度系数增大,因此,探究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进一步保护网络文学作品,显得格外重要。 一、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概念与特征 要讨论“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我们首先要讨论“网络文学作品”,根据通说,网络文学作品是以计算机及互联网为媒介而存在和传播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有以下几种主要形态表现:一是使用电脑创作,初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文字性作品;二是初次发表在传统载体上而后经数字化编辑上传至网络的原创文学作品;三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交互作用制作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包括借助某款特定的软件机械生成的“机器之作”。初次发表在传统载体上而后经数字化编辑上传至网络的原创文学作品,虽然因为发表于网络上而具有许多首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作品的特征,但是由于其初次发表在纸质载体上因而具有传统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其网络特征只是表面性,本质上仍然是传统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网络文学作品,故而本文所讨论的网络文学作品,是指初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文字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可以是发表在各大文学网站,也可以是发表在BBS等论坛上可供网友跟帖回复相互互动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创作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相较于现有的传统文学作品著作权,对于直接以电子形式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包括法定的署名权、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较为重要的一点。与传统著作权相比,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特征更为繁复。一是其著作权归属难以确定。由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作品与媒介之间联系的日益削弱,多层传播导致难以确定源头,传播过程中也会加入传播者自己的删减增补,因而归属更加复杂化。二是著作权的专有性特征大大削弱,网络中传播变的异常简单,一个复制粘贴,一个转发即可传播,那么著作权人根本无法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不合理。三是著作权的地域性特点消失。网络传播超越时空,由于网络是跨国界传播,每一个国家的作品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被其他国家的网民取得,网络著作权不似传统的著作权由一定的地域性,因而其保护难度更加增大。 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主体与客体 著作权的主体是依法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要保护网络著作权,首先应当明确其主体确定,即著作权的归属。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即著作权采自动获得原则,对于这项原则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因而采用同样的原则。著作权的取得来源于主体的创作行为,但主体的资格、权利内容却是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的主体包括中国作者、著作权的继受人和外国人等。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在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下,绝大多数的网络文学作品的署名均为网名,即使署名,其真实性也很难确定,因此网络文学作品很难明确著作权的主体。由于难以确定著作权的主体,因而著作权人在主张权利时很难得到确认。著作权的客体,即网络文学著作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对著作权客体的表述为“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了9类作品形式,第5条规定了一些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形式。传统著作权客体有三个特点,一作品是思想或情感的表达,二作品具有独创性,三作品具有可复制性。而网络文学作品的客体是以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表现的以电子化形式存在的,以互联网为媒介存在的作品。本文所指的网络文学作品是以数字化形式,以网络为载体进行创作、传播的作品。尤其是以文字形式发表在网络的可复制的原创作品,包括发表在大型网络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网的作品,包括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的作品。在相当多博客,尤其是个人的博客中,多数记载着有博客作者直接创作的博文作品作,主要表现为文字、照片及其组合,个人的博客创作内容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均为其个人的独创性作品。但不少博客中还包括转载内容,是其他人著作权的客体,因而不属于其著作权客体。有一种观点是个人发表于博客等免费写作平台,由于其免费性,并且也是经过博主个人的注册,相当于放弃著作权,因而可以随意转载。也有人认为,博客等网络服务提供商虽然表面上提供免费的写作和发表平台,但因为博客内容的新颖性和原创性,提升了网站的点击率,网络服务提供商也从中获取了利益,因此,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并不能视为放弃著作权。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等同于放弃文章著作权,没有明确的声明,不能任意剥夺著作权,根据著作权自动取得的原则,当博文发表到网站上,博主则享有著作权。 三、侵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鉴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学作品的传播非常快捷易行,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更容易遭到侵犯。方便的下载,也造成了方便的盗版,网络文学作品的盗版现象非常的普遍。《201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指出,全国约有53万家文学盗版网站,每年盗版市场规模约为5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因而进一步保护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说而言,网络著作权侵权可分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定免责事由,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著作权法》第10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享受的17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第47-48条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视为侵权。根据《网络著作权解释》(2006)第4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该条文意在民法中“共同侵权”可以理解为“间接侵权”。直接侵权的表现形式较为明确,比如未经网络小说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出版其小说,或抄袭剽窃其内容,或发表在网站上供人付费下载,这些都直接侵犯了网络文学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可以归类为直接侵权。总结来说,直接侵权行为,是一种直接非法形式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权利或妨碍他们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侵权人的行为直接涉及作品。在网络技术时代,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责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转变,并以连带责任的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独立责任。网络为他人侵权行为负责的规则,是著作权法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民事侵权责任的基本分析原则。间接侵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但是其帮助、教唆他人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或与他人侵犯著作权的直接侵权由某种特点的关系。在网络文学著作权的间接侵权中,主要是指网络提供商对第三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供的帮助与支持,比如提供空间平台,或者进行扩散传播。当然,网络提供商也有直接侵权行为,比如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将其享有著作权的小说发在网上,供人付费下载等。在间接侵权中,美国最高法学在著名的“索尼案”中指出:“版权法中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示语言,但并不排除让一些自身没有涉入侵权活动的当事人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承担代位侵权责任,几乎存在于著作权法的所有范围中;而帮助侵权的定义更是一个宽泛的问题,即确认在某些情形中让某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是公正的。”因为间接侵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代位侵权与帮助侵权。间接侵权的主体主要是网络服务商,为了更好的使文章更广泛的传播,不局限网络文学的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入了“避风港”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在这里笔者就不一一赘述。 文学作品论文: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操控” 摘 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尊重和认可,而其体现出的三大特性彰显了在文学翻译中,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融入到译入语文化中,译者对译作的“操控”满足了译入语文化的需要。葛浩文作为一个拿中文读、用英文写的美国汉学家,在从事莫言作品翻译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特有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精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仅对英语的应用驾轻就熟,且熟知英美文化之道,基本上做到了游刃有余地传情达意——既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又满足了译入语读者的语言和文化需求。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选择了葛浩文译的三部莫言作品阐释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操控”路径。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葛浩文 莫言 文学作品翻译 操控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因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国的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外在形态,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分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它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同时能动性发挥还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因此,主体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它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体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且任何译入语方的翻译都面向自身的文学、文化。 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而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自然也是翻译艺术的成熟境界。我想,“从心所欲”就是得模糊处不妨模糊,得自由时不妨自由,但是不能超越正确的范围,这就是“不逾矩”。 二、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年出生于美国的长滩,美国著名的翻译家,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翻译作品包括萧红、陈若曦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因而,夏志清教授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曾经回应别人,为什么自己笔头功夫好却没有从事写作而从事翻译的原因时,回答道:“我喜欢拿中文读,用英文写。我喜欢这其中那种挑战,那种似是而非,那种不确定。我喜欢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免不了的折中——那股费琢磨劲儿。”他认为,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就是在这种琢磨中,他从事了三十多年英文小说的翻译,而其中有20年的时间是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正如莫言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所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 是葛浩文的英文翻译使莫言的作品为西方人所了解、所认可,然而,也正是因为翻译莫言 作品,葛浩文步向了自己翻译事业的高峰。葛浩文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喜欢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其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 德国波昂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直言,葛浩文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起到了两种作用:第一,他是很好的译者,他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是概括大概的意思。这样,他避免了长篇小说的诸多毛病。因此,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另外,无论葛浩文去任何地方,都公开推广莫言。 三、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译莫言作品中的“操控” 1.葛浩文的翻译观 葛浩文在选择作品的时候通常在乎两个条件:一是喜欢,二是适合翻译。在葛浩文的眼里,翻译不应当有什么技巧,也不应当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他说:“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所以,在一般翻译过程中他会选择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以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而在一字一句逐步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文军教授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做了如下四点归纳:(1)对原文和译入语的忠实; (2)翻译即背叛;(3)翻译是重写;(4)跨文化交际活动。他认为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知,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和“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 2.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作为母语是英语的美国人葛浩文在翻译选材时,就会对所选文本的内容和文化的可接受度进行遴选,同时,因为受到本国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及对译入语读者需求的满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动;同时,他非常清楚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想读什么,然后有效地将这些信息翻译过去,传达给译入语读者。 基于译者的民族性,葛浩文对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相当精通,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加之其教育、文化背景,使他在翻译的时候能尽可能地让译入语读者和源语读者接受到同样的信息,而针对其研究领域,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题材、文体、内容等方面都会有很细致的选择。 3.葛浩文译莫言作品时主体性对文本的“操控” 自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阐述了翻译始终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控以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对翻译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且收获颇丰,但此处的“操控”主要是突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材、内容、布局和策略选择中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葛浩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你翻译文本时,拿走了原来的语言,换成了你自己的。虽然这不是一种强暴,但我始终是夺走了原作并做了一些很糟糕的阐释。这是能让人人都阅读到文本的唯一方法。翻译者一直都在抱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说‘对不起’”。 从1988年至今,葛浩文翻译了莫言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共翻译了莫言的九部作品。之所以喜欢译莫言的作品,在葛浩文看来,译者下笔要同时考量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其中寻求平衡,受到的限制比作家多,而莫言对翻译的态度开放,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说,他在翻译莫言的作品中,寻求到了译者和作者的平衡,寻找到了作为译者的拓展空间。 《红高粱家族》(以下简称《红》)的翻译开创了葛浩文中译英翻译旅程的新篇章,是其翻译走向高峰的标志。因为《红》是莫言第一部一译介到美国就进入商业运作流程的小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及潜在市场的考虑,对文本进行了相应的变异,加之译者在读原文之前的固有观念、认知水平以及他不同于汉语的语言背景、政治观念、审美情趣、伦理价值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者在翻译时对文化的误读。虽然会使得译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相互包容,丰富译入语文化的题材和各 种技巧,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传播和交际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而对《天堂蒜薹之歌》的翻译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可以充分论证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体现出的译者主体能动性。当时莫言乃是一无名作家,据说一听到有外国人要翻译他的作品,开心得不得了。但葛浩文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最终说服莫言修改,使得小说的英文版本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 《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获奖颇丰的一部作品,因为其本身是根据中国民间的传说创作出来的关于世间生死轮回的反复,小说中的聚焦人物共经历了六度轮回,采用了“历史—家族”的叙事模式,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而译者通过调适、置换、改编和对等四种曲径翻译的转述模式将其呈现给译入语读者, 使其更能与译入语文化的意象相匹配,准确、形象且生动地表达源语的言外之意。 因为翻译了诸多的作品,此处只探讨了三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阐述了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为了使译作在译入语读者中有更高的可接受度,实现更行之有效的传播与交流体现出的对译作的“操控”。 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就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诉诸读者以感情和想象,其鉴赏者侧重于艺术真实和审美创造的判断。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译者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均有所了解,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过程、内容、方法及策略进行适当的“操控”,以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实现源语文化的有效沟通和传播。 文学作品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一、引言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来看,英语科目设置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还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引用是一个提高学生兴趣和语言感知能力的新手段。 文学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蕴含的社会体验,客观真理,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将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通过对语料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然而这样的方法过于沉闷,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文学作品的介入,给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文学作品形式迥异、体裁多样、主题新颖,能使学生在学习应用语言的同时也能提高文学修养。其次,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触。学生通过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其加深自我理解,完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者,英美文学作品想象丰富,立意深刻,给学生新奇之感,使之更感兴趣。与传统教材比较,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而贴切的语言词汇,复杂而严谨的句子结构,可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此同时,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特定语言及其用法。 然而这样的教学素材是否能作为外语教学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不少专家认为,文学用语不同于日常用语,学生对文学素材的学习对语言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好处;其次,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很多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和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向学生展示的尺度;第三,文学语言是复杂独到的,有些作品用语过于晦涩难懂,其不仅使教师备课难度增加,同时复杂的语法结构也使学生如坠云雾。根据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性质和目的的定位,大学英语教育需要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这样的新要求下,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同等重要。杨自检先生也认为,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基础能力过硬,还需要“有较好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基本理论修养”(2004)。只有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此,怎样恰当地使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是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笔者大胆的进行如下的探讨。 二、文学材料的选择 前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材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但是面对每周2-4节课时的大学英语课程,英语专业学生尚且不能完成对英美文学的大量阅读;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学生英语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想要完全地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语言输入假说,其认为单纯主张语料输入是不够的,学习者需要“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语言材料太难,对语言习得者都没有意义。因此,在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教师应当尽量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材料。由于学生理解和课程长度的关系,可以尽量选择具有鲜明作家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培根的随笔语言精湛,分析深刻而独到,风格古朴典雅;蒲柏的“英雄双韵体”工整精炼,富有哲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结构巧妙,词汇丰富;华兹华斯的民谣体抒情短诗清新深刻,优美动人;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构思奇巧,篇幅短小而又兼具独特性,适合课堂分析和讨论。同时可以将一些长篇小说节选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 三、教学原则和前提 诚然,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于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不仅要熟悉英美文学,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在文学派别众多,文学史系统复杂,授课对象还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下,教师还应该兼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把复杂的情况简单有序的表达,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加强教师间互助交流,团结协作,才能较好的驾驭这门课程。定期组织课程讨论或者集体备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切磋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 避免讲课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代表作介绍、写作风格、意 义及影响这种固定模式着手。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专业英语的英美文学史讲解,而应注重文料本身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使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定式,深入理解原文,才能够促使他们认识新鲜词汇和表达方法,并且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语言教学课堂不是“教师教,学生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无法掌握听、说的要领。教师应该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带着问题阅读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培根说: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以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告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权威,逐渐使学生摆脱长期依赖于专家观点,不敢发表自己见解的态度。 四、英美文学内容导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模式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学生去做。根据willis提出的模式,任务型教学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前任务、任务环以及后任务,此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内容。同时按照从易到难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列举型任务、整理型任务、比较型任务、解决型任务、分享个人经历型任务以及创新型任务(willis,1996)。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群体,教师应该精心设置三个阶段的任务,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选取有效的任务类型。 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程序设计上,前任务阶段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对于即将学习的作品进行简要了解,如作品主题特色,作品阅读,列举或整理相关信息等。接下来可以要求学生在自己整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分别阐述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设计目标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后任务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朗诵或者表演作品,鼓励他们写短诗或者读后感,或者发表补充性评论。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布置任务的目标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挖掘兴趣,寻求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模式要求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开放了一种探究式的课堂,教师不光是任务的“提出者”而不是“安排者”,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更是任务的“陈述者”而不是“总结者”。这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时刻机智应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而且这样的课程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和表现,教师在发挥其引导和组织作用时很难顾及所有学生,所以课程评价最好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即教师自评的同时兼顾学生小组的自评和互评。只有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才能有利于学生互相监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观摩型教学法 对大学英语教学而言,观摩型教学法多意味着引入电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吕丽塔认为,电影不但可以“引导学生从趣味性走到探索严肃文学之路”,而且“在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有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010)。虽然其发表的内容主要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育,但对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程序化教学的沉闷让学生对于英语课堂教学不断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能促进教学效果已经得到了论证。正确合理地使用媒体资源,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多的中长篇小说都有被翻拍的记录,甚至被多次翻拍。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涉及作家做出相应安排。在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的同时,可以列举其他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以供学生研究讨论。由于每个人对于原著的看法不同,因此,每个版本都会有其自己的特色或者改编,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原著,组织学生对此版本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且由于教学时长的限制,组织学生观赏整部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能合理的利用电影素材,课堂上的电影放映很容 易就会成为一种娱乐学生的方式。因此播放内容一定要精炼,体现在两点:其一,所选素材必须要与计划中的讲授内容相关,如简奥斯丁的在《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德比郡迷人的风光,教师可以首先播放电影中表现英国田园风光的片段,给予学生视觉上美好的遐想,然后再过度到小说中细致的描写;其二,对所放映内容要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好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边看边思考,或者记录需要讨论的情景在电影中出现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讨论和回放。有必要甚至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通过论文表达或者集体演绎(如:课堂表演或者学生喜闻乐见的“微电影”)的方法进行再制作。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同时也对其口语能力进行了有关的训练。而学生在观看和制作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乐趣。 与任务教学一样,教师所处的位置仍然不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需要通过耐心的分析和细致的安排,才能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将“观看”电影与“观摩”电影区分开来,通过适时插入影评或者作品研究,让学生抓住课堂重点,引导学生的兴趣从电影转到阅读上来。 3.其他模式 很多大学会定期组织大学英语竞赛或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此进行深化改革,如举办诗歌朗诵、英语话剧、模仿创作等内容。或定期组织学生排演根据名著改编的英文话剧,选出好的剧目在校内进行巡演。或者针对英语名著原文阅读学习,开展与本校英语专业同学开展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模式,英文专业的同学不但能帮助非英语专业的同学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能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在非英语专业同学的身上学到本专业外的技能。在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中,学生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精力去探究和思考,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同样也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五、结论 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今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误区。第一,英美文学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专利。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需要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强英美文学意识,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语言技巧的作用,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才能冲破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使学生能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而能否好好利用英美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不仅受到如学生英语水平,教师教学和文学水平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同时选材和使用方法的合理利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大胆打破陈规,文学作品的取材可以使用经典名著,也可以采用具有独特时代性的作品供学生阅读,要让学生感悟文学,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理解,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和欣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英语课堂成为开启思维、寓教于乐的人文素质课堂。 文学作品论文:英美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技巧与文学魅力 一 引言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大量内容、形式丰富的典故。这些典故来源广泛:历史故事、市井轶闻、神话传说、文学作品……这些典故被总结成了简介有力的成语、俗语、歇后语,并派生出诸多灵活多变的表达技巧。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富有活力,是汉语文学中一抹鲜亮的色彩。而英美文学中,也有着堪与汉语典故相比拟的璀璨的典故文化。 典故用字简洁、意义深远,翻译时既要保证意义不变,又要将其语言魅力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译文读者,难度不可谓不大。正如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言:“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就是联想意义。”也正因此,许多技巧运用得当、效果传神的翻译作品才具有独立的文学魅力。 二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 英语的发展历史并不像汉语那样自成体系,从古英语发展到现代英语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英语对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的过程。因此,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非常广泛,且丰富多样性。《英语典故的起源与发展》中将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归结为如下几类: 1 《圣经》与宗教文化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来源以宗教典故最为独特。《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整个西方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英美等国家,《圣经》可谓妇孺皆知,它的身影广泛地投射在英美文学的方方面面。《圣经》长于以人喻义、以事喻理,创造了大量在西方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甚至是脸谱化的形象。例如家喻户晓的奸险小人犹大,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等。 2 历史 同汉语文化与二十四史的紧密结合一样,欧美文化业牢牢地扎根于他们的历史。自古至今,历史的道标标注出了无数著名的历史事件,它们被人们所熟知,并用简洁的词汇表达出来,成为广泛沿用的成语。 以国人较为熟悉的滑铁卢为例,这场战役使本来战神般的拿破仑几乎失去了一切,于是人们将整件事用简单的“滑铁卢”三个字概括,用以形容彻底的惨败。 3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话故事源远流长,对英语的表达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英语中有大量的典故取材于此。潘多拉的盒子、伊阿宋的金羊毛,俱是如雷贯耳。 4 童话和寓言故事 童话和寓言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十分独特,它是众多英美文学家的启蒙作品,然而其深意又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文学作品。童话和寓言故事取材于人民的生活,又被人们在生活中口耳相传,它的流传度之广泛难以估量,也对英美语言习惯带了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丑小鸭、灰姑娘、龟兔赛跑等故事几乎成为全世界对于某一类事物的通用标签。 5 文学艺术作品 文学作品借用各种源自其他方面的典故,也在同时创造大量新的典故。英美文学中对文学作品典故的引用方式最为灵活,既有用单词指代也有对原文的整段摘录,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化用。在引用与被引用的循环中,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被无数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6 日常生活 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的,人们的实际生活是这个社会组成中最丰富多彩也最富生机的一环。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英美文学带来了大量全新的典故。 总之,这些出处各不相同的典故,在被兼收、融合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英美文化的烙印,使之富有不可磨灭的民族色彩。而典故的翻译,则是要在使读者懂得作者所表达的文字内容的同时,感受到这些典故所传达的隐性的、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三 英美文学中典故的翻译技巧及其文学魅力 英语和汉语的典故有着诸多相近之处,在其取材来源、表达手法、组织结构等方面均有体现。然而,这些典故同时各自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因各自的历史发展、生活习惯、风俗人情等众多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因而翻译时要兼顾其原词含义和表达技巧等方面,力求完整展现作者用典的本意。为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典故,常常需要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而在这些翻译技巧的转换中,也有着令人折服的文学魅力。 《论典故的翻译技巧》一文中,曾将英文中典故的翻译技巧大致归结为这样几类:套用本土典故、直译、直译加注释、意译。下面,笔者就这几种具体的翻译技巧谈谈不同翻译技巧的运用是如何表现英美文学的文学魅力的。 1 套用本土典故的魅力 《圣经》中曾言“日光之下无新事”,此言对于语言文学同样适用。英美文学中所广泛使用的典故,常常能在汉语言文化中找到相近的例子。典故的直接替代是对英美文学中典故翻译最好的方法,既能保留原意,又方便本土的读者理解,而且能加深认同感。 例如,英语中有个词组:better to reign in a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直译应译为“宁肯在地狱里做统治者,也不在天堂受奴役”,语出自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这句话在英语中已成固定句式,然而这个句型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翻译成中文将破坏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因此我们在翻译时常常用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代替它: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典故出自《战国策》,其词义与原句相去不远,而胜在对于本土读者更为亲切熟悉,且本身来源于生活,不含有什么特殊色彩,可以准确地表达相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时可直接用以替换掉弥尔顿的句子,使译文不失本意却更加朗朗上口,正是信、达、雅魅力之所在。 再如,英文中的burn one’s boats直译为“烧毁船只”。该词语出自历史事件,原意是指古罗马时期,凯撒大军乘船征战,渡河后烧毁船只,用以向士兵表明死战到底的决心。无独有偶,它与中国的历史上的“破釜沉舟”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翻译时,将这个短语套用“破釜沉舟”来翻译,可以完美地表达它本来的意思,同时以本国的历史唤起本土读者的共鸣,使文学作品的魅力一目了然。 直接套用汉语中的典故是英美文学翻译过程中最有魅力的技巧了,它不但起到了传达作者原意的作用,更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方式。通过这样的翻译,我们可以了解到欧美文学中有着大量跟中文相通的词汇,它们或许出处不同、表达方式迥异,但却讲着某些相同的道理。这些富有默契的文化内涵超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隔阂,描述的是所有人共同有过的念头,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这,也正是文学交流的魅力之所在。 2 直译的魅力 典故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它们通常可以侧面反映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整体人格。直译在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译文的表现力。 文化的传播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互相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明。在信息化的现代,英美文学中那些最富有代表性的典故,即便对于足不出国门的本土读者而言,也是耳熟能详了。如伊甸园的禁果、苦命的有情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些被我们广泛知晓的典故,直译足矣。 典故的直译建立在“被人熟知”的基础上。当这些典故出现在文中时,即便是对英美文学并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能心领神会,它不需要解释和注明,却能用最简洁的词汇表达丰富的含义,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原汁原味的英美文学。这正是直译的魅力之所在。 例如,二战时期美国《华盛顿日报》曾有一篇著名的时评,称日本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表明对其野心和威胁的认知。汉语中“狼子野心”“如鲠在喉”等词皆有相似的含义,然而都不能准确地形容出原文那种“巨大而邪恶的威胁近在眼前”的紧迫感,在翻译成中文时,便不妨直译。“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词所包含的深意,读者一望便知。 直译是传达作者思想的最有效翻译方式,也是最能原汁原味地展现英美文学作品独特的气质的翻译方式,不同于移植于本土的典故,它对原文的保留使得作者的行文风格、思想倾向都能完整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 直译对于文化的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英美文学作品译文中直译的典故,间接地向本土读者介绍了大量英美典故的意义和用法,如此读者们也将学着用类似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文化的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例如,现在我们常用的“乌托邦”“伊甸园”等词的普及,皆是得益于英美文学作品的直译。由此,汉语的丰富度也得到了提高。 直译的魅力,尽在于此。也正因如此,直译虽然技巧简单,却被翻译界经久不衰地反复使用。 3 直译加注释的魅力 直译虽有诸多好处,却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并非所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都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耳熟能详,有时直译的文学效果虽佳,却不得不考虑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程度。 而此时,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就显得必不可少了。直译加注释不仅能保留原文的味道,也为不了解背景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详尽的解释,读者在阅读这类翻译的时候,往往需要仔细阅读注释的内容,了解原文词汇的内涵,进而回到原文中去,再细细体会这个词所表达的深意。其过程虽然不像直译和套用现成典故那样简明,但却平添了几分英美文化背景的氛围,使阅读过程更加富有趣味性。 例如,《圣经》谋杀自己兄弟的罪人该隐,虽为基督教徒所熟知,然而在国内的普及度并不算高。而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复仇女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说担心他背叛了你吗?你们可是至亲兄弟。”“是啊,可是那弟弟的名字叫该隐。” 显然没有太好的词语可以将“该隐”一词的内涵准确地表达出来,此时直译加注释就成了最妥善的方式。读者即便没有读过《圣经》,在通过注释了解到典故的原意之后,也不难体会说这话的人对于被兄弟背叛的痛苦和无奈。 直译加注释虽然繁琐,然而却是最直接的传达手段。它能使读者最准确地体会原文的情绪、态度和风格,同时也加深读者对作品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说,直译加注释是最能展现英美文学中典故运用的文学魅力的翻译方式。 4 意译的魅力 如果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那么意译无疑是其中最“不信”的方式。意译舍弃了典故本身,而只保留了其喻意本身。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有些典故很难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到贴切的对应物,此时只有意译才能解决这种文化“水土不服”的尴尬。 例如,英语文化中“龙”这个形象与中国传统的龙大相径庭,它常常被描绘成凶恶的喷火蜥蜴的形象,用以形容恐怖的事物。在《哈利·波特》中,曾有人形容穆迪的脾气“like a dragon(像一条龙)”,直译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汉语中也没有什么典故可以完美地替代这个形象,那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其意译为“他性情暴躁”。 意译是翻译技巧中的万金油,它的技巧性不强,表达效果也较原文大打折扣,然而却能解决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因为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排异”现象,为译文读者提供更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时使译文的语言更加富有张力。这便是意译的魅力之所在。 三 小结 翻译是这样一种再创作过程:它要求译者亲身深入原作者精神世界和外国文化背景,深刻理解作品本身,同时感受一部作品所深深扎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将它们用本国的语言再现出来。这个过程需要译者对双方文化背景的高度理解,对原文的深入解读,和对本国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惟其如此,才能合理运用各种技巧,将文章以最佳的角度呈现给读者。正如台湾学者冯明惠所言:“一个好的翻译是一个文学作品的转生”。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代表了不逊于汉语典故的璀璨文明。把典故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如同将粮食酿成美酒的过程。对典故的翻译,在技巧运用得当时,常常会成为点睛之笔。对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的翻译技巧有着其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文学魅力,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探讨。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浅谈 摘要: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表征以及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内涵;意义 当前,地域性风格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经过多种实例论证,仍旧缺少对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历史、人文环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 一、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 当前,不同的教材,对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阐释,造成了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视野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判断或者区分地域性风格。因此,当我们站在闯入者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地域性风格时,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作家是很难把握本地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认知及其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游客,当他走入一个地方,带走的只能是一些影像资料,却无法带这个充满浓厚地域的大地。一位著名的民间刊物创刊人曾经指出:“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而当我们站在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区分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和出本地性作家主体。 通常情况下,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会根据本地区人们所独有的文化底蕴、思维习惯以及心理认知和地方习俗等方面,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性情感和心理意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而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其意蕴更加突显,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区域性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人看来,文学作品中所突显的地域性风格不仅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在作家与作品的具体文化环境中。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区域性,才激励作家去创作,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本地的特色文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二、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表征 对于处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同一作家来讲,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性也不尽相同。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类学家或者是民俗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进而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在观察过程 中,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成分切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就是将其转化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以表达,但是这种切合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会形成的。以作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区域性文学风格唤醒作家内心沉睡着的区域性文化。比如:沈从的《边城》,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的浓厚的区域性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作者与当地文化的洽融性,与都市文化的排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地域距离,最终被转化为地域文化,并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因此,基于作家自身所处的地域性文化,其不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诗人站在湘江边上作了一首,那么就说诗人的作语品具有湘江文化特色,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性文学风格。其实不然,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其所呈现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经过调查发现以及记录,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在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作家创作气质与个性成就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人类的长期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过程中,文化逐渐被转化了一种区域性无意识地进入人们的内心,并且通过生命个体的心理、语言以及行为来传递。因此,本地文化的发扬者、发扬者才是创作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主体。 三、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通过文化寻找其根源的过程,是作家建立其价值的根本所在。若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讲,文学的区域性风格也可以是建构和参与文化多元格局的指引方向。在当今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已经融入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当中,并且成为了经济性和政治性的产品,为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一个国情事实。基于以上前提下,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就必然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域性文学风格使文学作品具有明确的审视本地特色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括认知命名、思维方式、地域风貌、习俗信仰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品的文本内提供了判断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性审视性,呈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双向审视,促使作家作品的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作家将其认知转化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体验以及感官体验,最终将区域性文化特征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如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其次,区域性文学风格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地方方言色彩。在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中,地方方言色彩的突显,提升了作品的高度识别性。比如韩少功的作品。还有,就是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作品具有了较高的价值和普遍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在 ,文学价值能引导地方性民众较强的凝聚性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形成深远的意义。 四、总结 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作者简介:贾超胜(1990年8月)男 赫哲族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2年6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之我见 摘 要 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作为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反馈却不容乐观。着眼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结合当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探索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谈一下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尝试。 关键词 文学概论;合作式教学;教学模式 1 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多数高校文学概论课堂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为主要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垄断了整个课堂的话语权,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失语”,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状态,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做笔记,或者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教师只是一味地满堂灌,讲授的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以致学生难以消化。课堂缺乏系统训练,课程内容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脱节,忽视了实践性和实用性,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导向的作用,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文学概论课程考试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现行的高校学生考核机制普遍是以期末笔试为主,无法真正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高等教育本应是探讨研究型的教育,课堂上更应该提倡学术上的争鸣,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合作性的学习,但是多数大学教师还是缺乏相应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致学生难以产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2 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合作式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有效时间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发挥师生间的合作精神,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并使之转化为应用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活动本来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课堂应该是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紧密结合。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小组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为教学双边互动为主,变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培养能力型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文学概论课程具体的教学中以理论带文本,以文本促理论,这样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也容易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学概论的教学也便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教师将教材内容“问题化”,变成一个个项目或者任务进行课堂教学,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追问,梳理教材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学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尝试部分章节由学生组成独立的研讨小组,讨论交流后写出学习报告,并将成果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交流。这样改传统的教师一人上讲台为学生多人上讲台,将单向教学与多人合作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最后由任课教师对当堂课的研讨进行点评,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 2)在学生学法指导上,倡导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合作式学习的学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在文学概论课堂上重视作品解析,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逻辑、文化思想、学术价值等深层次内容进行提升和概括,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互相帮助、发挥合作精神,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和各种学习任务。 如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指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让学生在“无我”“有我”交替的阅读中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首先意识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疑惑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驱使学生去积极思维、大胆假设,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研究问题,小心求证,以至于最终去独立解决问题。 3)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强化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规定的学时内或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文学论题研讨、中外文学名著赏读、优秀影视作品欣赏、作家评论家访谈、大学生辩论赛、科研立项活动及影评协会等社团的活动,课堂上开设学生阅读经典、写读书笔记、演讲、文学创作、自办刊物等实践环节。在教学方式上多方位地追求师生互动,让学生以主体姿态参与教学,开展主动而积极的学习活动,科学有效地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每3个教学单元布置一次主题讨论或写一篇论文,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并且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以此作为教学常规活动贯穿到文学概论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教师单向灌输走向师生双向交流,促进学生的合作性学习、研讨性学习和自主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4)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现今普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大型文艺学学术会议的录像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播放,让学生在熟悉基本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并且开拓视野,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教师结合学生实际以及古今中外文艺实践,在准确讲解文学概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利用新型网络课堂教学环境、网上课程论坛与电子邮件、微博等辅助的教学条件,将学科前沿的新动态引入课堂。实现课内教学向课外教学的无限延伸,学生可凭借网络经常与教师对话、探讨,实现教与学的全程互动交流。 5)建立科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评价系统。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表明,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因此,突出对行动过程的态度、行为的考核,对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探索很有意义。利用团队考核评价的方法,结合民主性自评、互评、教师考核与学生考核相结合等方法,挑战原课程考核的终结性评价,以形成性考核为主,取得良好效果。如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由过去的以闭卷笔试为主,改为开卷笔答与撰写论文、写作业等相结合的方式,此外还有口试、答辩等考核方式,使考核结果更趋科学、合理。 3 实践效果 首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合作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人生观、审美观的熏陶和培养。教学中结合既定教学目标安排相应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写”等技巧,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让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熟悉本专业的业务能力要求,自觉在专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其次,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外延。过去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专业性虽然很强,但缺少“文化”的因素,视点比较狭窄。现在有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支撑,将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内容置身于宏大的文化视野之下,学生对于文学艺术诸问题,可以作出多视角的理解。 最后,能够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过去文学概论教学知识一味地由教师讲、学生背,课堂乏味,长此以往,教师讲课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随之降低,没有发挥教师备课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调动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领域。尝试合作式教学模式后,文学概论课程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批评能力,课堂教学氛围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彼此思维碰撞,激发灵感。 当然,文学概论课程改革途径很多,这里只是一管之见,唯望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文学概论论文: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概论教学 摘要: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在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对知识脉络、文学作品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的讲授,是传统教学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文章由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入手,从理论基础、教学准备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文学概论;教学;跨学科思路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思路的兴起,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无法脱离跨学科的思路来进行。特别是当代在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之下,文艺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跨越学科界限所展开的学术探讨,已成为依照传统的学科内部概念和历史脉络所进行理论探讨的有益补充。而作为文艺理论再生产过程的相关科目的大学教学活动,也需要不断实践跨学科的教学思路。大学本科的文艺理论课程,最常见的是以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其次还有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大学教师在讲授此类课程的过程中,如果自觉地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思路,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学习环境,对实现大学文科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以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一、文艺概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面对文学和非文学专业有不尽相同的教学目的。针对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是通过系统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一般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评论水平,从而为学习其它文学和艺术相关科目奠定基础。而针对非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则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能够尝试利用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来面对文学现象。如上教学目的的设定使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差别之中明确文学学科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在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建立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延伸,也是展开跨学科思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通常由文艺学学科专业教师主讲,是文艺学专业理论在大学本科知识架构中的初步介绍。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看,文艺学理论的生产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进步,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跨越学科边界的互通和互动为当代文艺学创造了理论革新的基础。可以说,文艺学本身即是一门在不同学科理论知识的“越界性”中不断进步的学科。跨过学科的边界之后,理论研究者遇到的是“他者”,也是自身主体性的证明。这种不拘泥于现有知识结构和概念,在理论视野的开拓中不断显现的越界性也是文艺学知识创新性的来源。于是,作为现有的文艺学学科框架在教学中的显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无法脱离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越界对话。对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框架而言,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而与之相配合的知识革新的方式,一方面是不同学科知识在互相补充与印证中新的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不同学科知识、视野与方法之间的交融。 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应用、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中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之中。按照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知结构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认知活动中转换外界刺激和生理、心理反应的中间结构,也是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相应地,这一过程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处于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感知结构的变化。就这一教学相长中认知结构的变化方式而言,“非中心化”是变化过程的必然趋向。所谓的“非中心化”是指感知结构在变化中离开原来的感知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趋向,它在知识领域导致了破除旧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定势并进行革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非中心化”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文艺理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准备 1.授课对象。按照文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划分,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在针对文学专业本科生和非文学专业本科生时需要做出目标和内容的调整。但面对在现代社会中被电视、电影、电脑和卡通长期刺激的大学教育对象,文学理论类本科课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所遭遇的问题是颇为类似的:较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讲授具有一定理论性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因为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接受又具有一定的刺激,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从跨学科的角度提供多元观念和方法观照下的理论与案例探讨,可以成为本科文艺理论教学工作的一个革新点。 2.案例选择。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根据授课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合的案例,作为课堂讲授的文艺理论知识分析的对象。同时,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也需要设定相应的阐释方法和角度。如任课教师可针对电影学和电视学的学科特点,引导影视专业本科生分析《观美国影戏记》这一兼有游记和影评特征的散文作品,能够借助美学方法探讨这一文本所描绘的中国现代观影者的视觉体验。再如针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引导其分析《暗恋桃花源》剧本的后设性及其与《桃花源记》等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文本性关联,进而引出对戏剧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征候的探讨。这同时也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其授课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与目标,并做好相应的案例准备。 3.教材和参考书方面。新式教学思路与新式教材密不可分。在当下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常用教材和参考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自觉地由跨学科的思路来分析某些文学案例,为跨学科思路的文学概论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美学学者迈克尔・莱恩在《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以多重分析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尝试。这种多重解读是利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同一部作品。这些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面,在思路上大多是借用了现代哲学思想的不同思路来进入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而挖掘新的意义或实践新的解读方式。与其说这些文本解读和分析的方法是文艺学的产用方法,不如说它们是多重学科知识和视角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产物。此外,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推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结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4.多媒体的准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解决了文学理论相关课程较单纯地依靠口头讲授、板书和概念推介的基本模式,能够以图文并茂、声光结合的方式向学生推介与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声音和文字之间的配合就成为由跨学科思路阐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必要辅助手段。如,用图示展示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早期划分和后期划分,并以其阐释文学创作现象。又如,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一首外文诗歌的译文和原文,并借助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对其进行对照解释和分析。这不仅能够省出将原文进行板书抄写的时间,而且能比较容易地请学生以朗诵的方式来参与和互动。 三、案例分析 曹禺的作品《雷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学作品案例,它既能够兼容于文学概论这一文艺学教研室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这一由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的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无法忽略的案例,同时又因戏剧艺术的舞台实践特征和不同的电影版本改编而可作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戏剧学和电影学相关课程重点讲授和分析的案例,分别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吸收和本土化、住宅经验、戏剧的时代性、戏剧文本的电影改编等问题。《雷雨》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成为开展跨学科思路的授课实践的良好基础。 1.跨学科探讨的问题。文学概论教学过程首先要明确问题意识,而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用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讲授《雷雨》通常涉及到的文学理论主题有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方面,它们分别关联到文学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传播学等。由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解释《雷雨》作品的方式,是实践跨学科思路教学的关键。教师可在教案中预先设定诸如“《雷雨》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呈现”、“《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价值”、“《雷雨》中医学论述中隐含的权力话语”之类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以深入文本探讨问题。在不同学科知识的观照中,《雷雨》成为可由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经典文本,实践着文艺学教学思路的越界性。 2.跨学科的讲授目的。在跨学科的教学思路中讲授《雷雨》,解释其文化内涵并进行启发式的思路和方法引导。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来说,阐释《雷雨》等经典文学作品并获得教案中罗列的结论的过程并不是文学理论类课程的最终目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呈现了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不像哲学一样通常以逻辑判断的方式来描述意义,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暗示和隐喻着与人和世界有关的意义的存在。大学教师在讲授中所解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背景或语境,其次是它们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的提示价值。就《雷雨》而言,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价值可以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矛盾、资本家家庭的历史面貌及其男权中心性等方面,阶级话语和男权话语提供了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作品在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则可以有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和个体居室经验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作品的感觉冲击力与心理深度;作品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供了其与古希腊悲剧在相关性中展现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上,作品又在哲学层面提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展开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也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提示,使《雷雨》成为一种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存在。在此,文学概论教学的目的在“理论习得”和“视角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增添“文化传承”和“交流对话”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3.跨学科的讲授方法。对《雷雨》的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而在阐释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方法之间的互通性一方面印证了《雷雨》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提示了不同,源于不同学科的阐释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讲授这一作品的过程中,教师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荣格的原型论述、海德格尔《诗与思》中的诗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等源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或视角都纳入阐释《雷雨》的背景。这些背景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有关阶级、资本和社会关系论述的必要补充。也即,思考《雷雨》作品的宏观文化背景中,不仅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西式教育和东方家长思维,以及资本主义矿业发展中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狂躁,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空想,朴素的因果报应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类型的对话与碰撞。而《雷雨》作品诞生之后的文学史评价的演变,也可以使教师能够从文艺学角度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不同时代的文艺标准问题,再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纳入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当中去。 面对教学过程中戏剧文本的阐释问题,授课者需要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也重视启发性和趣味性。所谓的启发性,是指讲授学生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无法获得的文本意义,这有赖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系统和方法之间的互通性的同时,将这种互通性应用到对作品的解释中去,并举一反三获取用以阐释其它文本的可能的框架。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由《雷雨》文本中的场景描述和台词设计中解读各个角色有关周家住宅的感觉、经验和记忆。文学作品呈现人的存在,而人对住宅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心理映射,因而住宅感觉同时也是剧中人存在方式的文学表达。而趣味性的来源则可来自作品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如在剧本的基础上展开对不同剧场版的布景的比较,或者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这一过程将因为有《雷雨》国语电影版、粤语电影版和当代改编版的存在而能够引发大学本科学生的兴趣。这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成为作品的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证明。 四、结语 本文对文艺理论教学的跨学科思路的探讨,并非是在寻找大学文科基础课教学中能够放之四海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提示大学文艺学教师尝试利用所有同文学有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教学思路的融会贯通中引导大学本科生更好地主动学习文艺理论知识,使教学过程在案例和文学理论知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中交融,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真正成为大学生群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与许多大学课程一样,倡导系统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具体地说,便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通过理性思维训练进行学术道德熏陶,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理论教学中所贯穿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实际上是让学生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确立人文之心,这两者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门从事社会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完善自身素质,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透过文学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课程讲授当中,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就算活出了意义,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你就帮她去实现,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懂得提炼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我们看到,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观文学之人生,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认真阅读作品,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经过独立思考,严谨的思维,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达到对他人的理解,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够悲天悯人,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性,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能够增长人生智慧,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剖析人性的弱点,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无论结果好坏,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摘要]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转变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动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包括阅读理论文本的理解归纳能力、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理论著作选读、课堂辩论会、学生助讲等方法,结合全面有效的考核机制,以达到使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是自主学习能力,但却无法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去自觉养成,尤其是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时间大多是在大一和大二,学生大都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这种理论性强的专业课程更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决定了文学概论课堂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任务,而这种能力就是“授人以渔”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使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应由目标决定内容取舍 内容摘要: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 目标 内容 文学概论课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理论课程,诸如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基础。它不但要引导学生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一定的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建立起基本的文学观,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奠定理论基础,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习惯,并提高他们在文学创作、欣赏及评论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更有特殊要求。文学概论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再者,文学概论课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是同时开设之外,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都没有开,因此,具有较强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色彩的文学概论课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阅历简单,而且文学阅读量小、文学知识储备有限、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大一新生,它的可接受性就受到了来自接受主体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童庆炳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以下简称《教程》)。“《教程》是一本很有创意,很有深度、很有影响的教材”, “作者在《教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经重新审视筛选后所作的‘古今对话’与‘现代转换’,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的科学评价及对其合理成分的积极吸纳”,使《教程》颇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但是毋庸讳言,这部面对大一新生的教材,过多、过广、过新、过深的内容,加上艰涩、深奥、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显然都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许多学生听课常常感觉是云山雾罩,似懂非懂,更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看教材,常常听到学生说《教程》“太难了,很多都看不懂”、“好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样一来,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我们在基本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备与自足的情况下,应适当对教材内容作必要调整和压缩,着重介绍和解决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何特点?”、“文学的功能有哪些?”、“各类文体的定义及特征”、“怎样欣赏和评论作品”等学生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只有运用历史的观点,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学生才能形成文学意识,在比较中看待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有限性,从而形成对待文学活动的科学态度,产生对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和责任感。当然,受课时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教授,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注重实用性。至于被删减下来的内容,可以放在高年级,通过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去介绍。 压缩后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反复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功能与形态类别之间的逻辑联系,帮学生建立起体系性的文学观念,同时要注意按照教学目标强化学生对理论的应用意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要从事中学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面对一篇篇类型不同、文体各异、风格多样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要“引导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使其自觉地接受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应试教育的需要,中学语文教师往往将这些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语言材料来加以分析处理,这样就使中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了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教学。即使是将课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分析,也是重视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教师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规约,往往是在复述课文的内容后,再套用一个几乎适用于所有作品的句式,即作品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或表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赞美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例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变色龙》通过刻画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的丑恶形象,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这样,生动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和意味荡然无存。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也是附带地概括说明,如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刻画细腻等,仍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总之,在课堂上,教师成了肢解文学作品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由于中学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学生往往难以受到完备的正当的文学审美教育;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艺术的强劲发展,青少年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原有的感受力、领悟力就在这种长期模式化、机械化的教育中,在大众文化、影像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日益迟钝以至丧失。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要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使中学语文教学不再热衷于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而是真正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作品美妙的艺术世界,对作品进行真切的感受,做出具体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目的,让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真正能够胜任中学的这种人文的而不是工具的语文教学,就需要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但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文体、层次、叙事、抒情、风格等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这样,文学概论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消费与接受”这两编,就成了教学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所用的课时与精力也就相应的要多一些。 文学理论产生于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实践的发现、探索、分析和总结的结果。相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因此,针对当下文学实践和各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教材没有涉及,我们就不予理睬。相反,我们要突破教材的局限,大胆引入补充新的内容,让学生对当下文学的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培养学生关注文学现实的意识和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活动的休闲化、游戏化的目的日益凸显,文学的深度、意义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的纸质的面对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逐渐被铺天盖地的电子网络传媒所带来的视听感官的享受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火爆异常?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络文学有何特征?它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有何异同?等等。我们都要引导学生讨论,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学习了文学理论之后,不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和规律,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文学状况,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知识寻求问题的答案,对新的文学现象做出解释,能够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样的教学,不只是方式的改革,而是真正激活了作为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的文学理论,让其通过有感受力的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实践活动中,既得到检验,又获得新生,而学习主体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向着创造主体成长——这正是文学理论教学的最高目标。 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学概论论文:论影像文化对文学概论教学的作用 【摘 要】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情色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国内文学概论课程在采用双语教学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也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对此,提出解决途径:一是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二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革新双语教学手段。 关键词:文学概论;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就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十几年来,国内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一些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联系紧密的专业课程,非常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例如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等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其中涉及大量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也适合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目前,国内各大高等院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普遍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文学四要素说”为结构依据,围绕文学本体论、作品论、作家论、接受论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优秀成果之外,还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量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概论的日常教学中,如何使用双语教学,以更好地达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进行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高校文学概论课程使用英语的教学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英语专业为依托,在课堂上完全使用英语教学。这种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无法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概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并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原著,但在课堂上直接使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听力上的接受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第二种模式是用PPT课件上的英文内容进行辅助,实际上仍然主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成了对教材的翻译,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如何解决《文学概论》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教学改革课题。 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促进《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 二、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的形式,即便在尝试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院校,文学概论教学采用的也是母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形式。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外语教学的范式,一方面,考虑到师生外语能力以及运用外语熟练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双语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仅仅是教学目的[1];而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的目的则是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学习和训练语言。 在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目前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双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人员构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学归国的“海归”,另一类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批人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主力。双语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和外语听说能力。“海归”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对双语教师的需求。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缺乏外语培训,更缺少国外语言环境的浸泡,其双语教学能力要弱一些。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双语教学师资方面的薄弱,与本专业主要师资力量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纯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极少有外语专业背景,也很少有留学或者国外长期访学的经历,这就导致了外语语言能力的缺陷,在使用外语时,往往是长于阅读理解,短于演讲辩论。外语发音不够清晰、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第二,学生之间外语能力差异较大。在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读写技能发展较为均衡,外语能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听说能力上。一般而言,来自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听说能力稍强一些,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弱一些。在课堂上,由于学生们的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使用外语材料授课就受到很大制约,外语材料使用得多了,听力程度差的同学反应不过来,外语材料用得少了,程度好的同学又吃不饱。 第三,教学设备与教材问题。在高校双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设备发挥着非常便利的辅助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已经实现了普及,但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运用,存在着重购置、轻维护、轻管理的倾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多媒体的管理和维护方面,有些地方就存在问题。在一些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强的教室,周边设备的损耗现象比较严重,常常出现麦克风发不出声、投影仪灯泡烧坏的情况。由于教学楼内众多教室上课时间集中,多媒体控制室工作人员又很少,出现问题之后,一般无法立即解决,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专用教材方面,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双语教学教材。在目前的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是一个大问题。既没有引进国外的优秀教材,国内也没有做出编撰双语教材的尝试。学生依据的往往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概论教材,教师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教学课件来实现双语教学材料的充实。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的尝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文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效果还是大为可期的。 第一,师资力量问题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近一半是外籍教师,他们来自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都来自著名学府,教师以英文授课。由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资源,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新加坡援引国外名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持、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引入外籍教师,以改善国内的教学水准。以我国高校之多,学生数量之巨,外籍教师的引入不可能占据高校教学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借此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带动国内双语教学的水准。 除了积极引进外籍师资之外,还要大力培养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中,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力量的主体。这些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以上的学历,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具有培养和提高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留学、国外访学或者短期语言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双语教学能力。 第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双语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学生在学习双语课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能力。由于语言环境缺乏,高校学生在外语听说读写诸方面的能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一般而言,学生在运用外语时,听说能力要滞后于读写能力。在没有充分预习教学内容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很少有课前进行预习的。学生是否愿意自觉进行课前预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一个好的教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前预习。此外,由于目前双语教材付之阙如,教师还应当给学生提供充实的双语教学材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第三,编撰双语教材,充分利用教学设备,革新双语教学手段。教材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国外的原版教材,二是自编教材。国外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考虑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引进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牵头,自编双语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能够贴近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能力,甚至比直接引进教材更有优势。 在多媒体设备已经普及的条件下,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制作双语教学课件,补充与专业相关的双语资料,提纲挈领,聚焦文学理论知识要点。多媒体教学能够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媒介手段,有利于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互动的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效果[2]。 此外,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双语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公共电子邮箱、飞信、Q群、微博等现代通讯交流手段,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辨难答疑,作为网络双语教学平台的补充。 四、结语 使用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专业能力,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言,双语教学是时代的需要[3]。在双语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课前做足准备,照顾到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实际水平,充分发挥多媒体以及Q群、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就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通过完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双语资源的习惯,丰富学生的专业资源选择,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学生将来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直接投入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文学概论在高效教育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高效教育阶段中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高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的高效文学理论教育模式通常是以突破语言为中心,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高效文学理论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在高效文学概论的教学中更加注重运用科技力量,课堂进入了从语言模式到影像、音频相融合的视觉多媒体模式转变,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吸收更快,信息量获取更大,文学概论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事半功倍。 [关键词]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教学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要注意突出重点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下,高校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打破,教学要求更加紧凑效率以及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因此,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门学科,与原有的教学模式相比,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逐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更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快速的掌握学习方法。文学概论由于文学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与高校中的其他实践性以及趣味性比较强的课程相比,在课程的讲授上比较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特别是传统的语言讲授更加难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文学概论课程中运用有声教学以及画面教学就很重要了,而多媒体教学则可以通过以图文交叉、声频与视频共存的方,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视觉与听觉上冲击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多媒体技术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传递有效的信息与内容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提高传授速度,完善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也就很重要。文学概论与文学欣赏的课程有所区别,学生比较难以发挥主动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文学概论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程时,应当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二、多媒体教学要注重实用能力的提高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对于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综合性大学中的中文系也随之改变了教学目标,主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师在传授文学概论课程中,更加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等实用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完成就业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教学层面上更应该着重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比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小说教学,大学生对于课文通常是通过电影以及语言文字来了解。由于电影作品以动态代替静态语言,用图像代表文字,使得同一题材的两个作品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直观的视觉效果比较文学的作品更加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造成学生的接受心理的偏差,这种心理偏差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于所学的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并且在深层方面的思考能力将会减弱。学生们阅读能力低下,对于文学概论中文章的论点与论据的审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在文学概论的高校多媒体教学中,高校老师们对于多媒体课程中的图文以及音频视频的配合就要求更加高一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更应该合理配置,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单纯依赖于图像,应该面面俱到。这样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就具有更大的考验性与挑战性,在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进行一定的教学改革,将教学范围进行适度调整,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三、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 在多媒体的文学概论的教学模式中,有些教师比较侧重于满足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需求,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大量的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内容制作在教学课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正在淡化教师们的授课艺术水平,降低课堂的艺术欣赏水平,容易造成教师的主体性影响力的缺失。这种过分追求世界和听觉效果的高校课堂,使得教师对知识的传和点拨缺少了注意度,也很容易使教学内容娱乐化,而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简单浅显化。多媒体教学内容通常是授课教师来制作,老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性而进行程式化教学,师生间不能进行很好的情感交流。而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媒体荧幕上,一旦学生们在教学中到问题,对教学内容有所疑问,视觉与听觉以及感觉则会比较容易受到多媒体荧幕的阻碍,自己的想法容易被荧幕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以及图像所干扰,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无沟通无深层思考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多媒体文学概论的高校教学生,教师们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对于所需要接受的内容要有直接的提示和耐心地指引,以及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课程思想与内容。当然,在文学概论的理论学习中,学生也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在课堂中主动参与教师进行的互动教学环节中,通过阅读和与老师的沟通来获取知识储备,达到文学概论所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文学概论论文:关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课程,教师如何更好的进行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第一要重视文学外部研究的教学;第二要要教学过程中对课本进行批判的教学;第三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概论;批判精神;知识构架 文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通过文学概论的学习可以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系统掌握文学的基本概念,帮助他们建立文学学习的能力,所以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文学概论》编写者所说:“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文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指导做人与生活,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每一位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者或者是每一位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而教师的文学理念是在大量阅读文学著作的同时,自觉运用文学概论中的基本原理形成的。这种文学观念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己的感性文学认识中抽象出理性的观点看法,提炼出最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帮助同学搭建文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既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事实同时又要求教师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既然课程的名称是文学概论,那么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门课程最基本概念的阐释即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上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千差万别的答案。《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也。”《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在中国古代,“这个文字包含了若干的含义既有语言文字的象征符号,又包括具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文的含义比较宽泛,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文就偏重于指文章、文辞。但是不管是语言文字礼乐制度还是文章文辞。唯一例外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文学的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有了表达、宣泄的需要,就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本能感受,才能帮助他们搭建稳定的文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文学概论的教师不仅是权威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生进行概念学习的引导者,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觉进行文学的内部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的外部学习。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不言而喻,主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存在。它的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文学的文体分类。同时又包括对文学创作过程、文学阅读消费过程等。这其间包含了许多概念。这些内容一般是文学概论大纲中所包含的内容。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各版本的教材,争议不大,教师需要在明确基本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实例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些繁复的概念,使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但笔者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更能够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思维并且学会如何进行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同时关系到学生的道德情感评价、关系到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形成,甚至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些内容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但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难度,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不容易把握这个度,容易造成边缘内容在课堂的教学中喧宾夺主的情况。第二,各版本的课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争议比较大,而且内容分布不均匀,涵盖面不够广泛,这就需要教师发挥其创造能力,在庞杂的内容中,选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精要的讲解,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要启发同学们在课下进行思考。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相近概念进行区分,帮助学生厘清文学理论概念外延和内涵,弄清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用一个比喻,概念就像是结构中的点,而概念之间的联系就相当于两点中的线,只有点和线的稳固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知识构架。知识构架之间的稳定联系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所提倡的精髓所在。但是这些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之间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各个层次的构成也是由诸多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每一层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同学们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十分必要与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帮助同学们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批判性传授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更关系到学生理性批判思维的建立,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 文学概论论文:面向21世纪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改革构想 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从教学改革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构想,要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文学概论课堂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空间,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概论 教学 改革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文学概论一直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它是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理论基础,也是学生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课程之一,文学概论的教学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面对着高职院校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文学概论这门理论性的课程就很容易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如何把文学理论教学同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起到文学与思想启迪的作用,就成为了文学概论教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略差一些。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要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然,学生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听课,背背概念,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作家与文学家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各种内容和体裁的文字形式,对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照本宣科就显得有些刻板和不合时宜了,学生不愿意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笔者依据对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提出了几点关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改革的方法和方向。 1 有步骤地进行文学理论教学,由浅入深 文学概论课程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比较多,有些理论也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全部死记硬背下来,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意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高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不必教条地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可以先选取一些学生容易理解的理论,比如文学体裁、文学形象等,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实例进行讲解,等学生掌握了之后,再引入比较深奥的部分,比如文学创造和文本接受理论等等。通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学生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排斥和畏难情绪会减少,会觉得文学理论也并不是那么抽象和遥不可及的,学习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并试着去理解文学概念和理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文学概论,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2 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提炼。因此,在进行文学理论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用具体的文学实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学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本身,这样才能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现象和例子,更多的来自于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虽然更为典型,但可能并不是学生们熟知或者感兴趣的。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多新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可能对网络作品或者流行的当代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网络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也并不一定要完全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角之外,教师可以适当选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现象。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他们阅读一些学术前沿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开拓思路,培养科研意识。 3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在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堂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课堂内容和空间的好方法。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利用PPT课件演示,可以省去老师抄板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丰富的图片资料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一些抽象的理论也可以用图表等形式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影音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学理论来分析影视作品等等。总之,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文学概论的教学,会给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课堂气氛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4 注重教学过程和阶段考评,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以往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评价,往往都是以期末考试的考评成绩为准,一张考卷就决定了对学生的最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还是有很多弊端的,学生往往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许多理论和概念只是匆匆背诵一遍,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就全都抛在脑后了,最后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其实,教师可以把测评成绩分散到平时来进行,通过一些课堂小测验或者让学生写读书心得和体会的方式来考评成绩,这样就会督促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还可以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理论,边读书,边思考,教学效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了。 总之,要想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就要广开思路,积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探索 【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教学改革必须引入实践,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品格,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同时课堂教学中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性考试内容。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陶铸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责编 黎 原)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文学概论课对于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文学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转变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品格。具体措施有,就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完善大纲、改革教学方法、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文学概论;模式;转换 “文学概论”是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程,也是重要的学科基础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要培养在中等学校进行汉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能胜任文化、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中文从业人员,就要重视文学概论在课程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文学概论”的教学研究。 一、“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学概论”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需要改进之处。首先,授课内容较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文学概论》是门理论课,比较抽象,学生有畏难心理,这是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文学概论”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性,通常按照课程逻辑体系(章节)组织课堂内容,设计讲授单元,讲课偏重概念的论证、讲解、阐释,侧重理论讲解的教学安排也使相应案例无法展开,印象式的文本介绍往往达不到设置例证目的。比起文学课程,文学理论以理服人,比以情动人的文学似乎缺少了优势。在教学方式上,文概课主要采取教师精讲的方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传授模式,虽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生实际,使学生很难深入学习下去,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背离了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能使其为其他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建构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概论课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于一体,通常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设计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建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培养目标重视知识传播,侧重培养学生较高的修养,但也明显体现出不足,即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技能训练重视不够,忽略学生的情商培养。在重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前提下,其弊端更为明显。学生情商有待提高,表现为学生缺少对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尊敬和耐心,对文学文本的感受、理解、表达、评判缺少热情。他们在面对文本时,很难用心体会文本内容,更难深入把握文本意蕴,解读流于表面。对于阅读,学生总是兴趣不大,很难做到深度解读。这就是学生的学习现状,是新形式下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中文从业人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要有所更改,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完善人格修养,从深度阅读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欲望。重新制定的文概教学目标即为:强化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对文学的热情,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类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教学大纲,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设定,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的实践品格。在文学性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四大部分中,讲解文学基础理论时,一定要辅之以少而精的案例,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深度阅读文本,提升评介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能力。这需要教师全面准确把握授课内容,厘清教学思路,精心提炼授课的理论点,寻找恰当案例,优化课堂教学,示范性操作运用理论进行文学阅读与评价,使学生感受文学魅力和理论魅力,关注和分析文学热点和文学现象,逐步学习运用理论深度阅读和分析文本,有步骤地提升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理论内容。作为理论性课程,理论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需要教师科学设计理论内容。既要学习基础性、经典性理论,也要注重理论前沿性、新颖性。重视阅读理论原著,强调理解和把握原著是学习文学理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老师可结合教材基本理论点指导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并通过课堂即兴提问或专题讨论等方式及时予以探讨。另外,注重理论的前沿性特点。根据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在课堂教学中补充学术前沿观点和重要理论知识,并结合学生的日常审美经验引导学生分析当前学术热点、难点问题,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转换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构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转变,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教师转变角色,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辅助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独立自主研读文本,培养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两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与对话,真正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其最终掌握方法,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教学方式来体现这种教学模式。(1)启发式。“文学概论”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常常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简括后即按照自己的内容设计进行理论精讲,学生仍是被动接受知识,因此要改进。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如在讲解某个文学理论知识点时,可结合文学活动的热点问题或较为熟悉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通过特定的理论视角介入,启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探索。教师则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虚心倾听学生的各种见解并予以引导评价,然后由学生或老师总结概括,明确概念和理论知识,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注意保证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启发-讨论-总结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对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新智慧。(2)实践式。教师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之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参与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其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作文、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等实践活动入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集中探讨。也可以由W生主持具辩论性的专题讲解,教师扮演评委角色,画龙点睛地阐释概念,说明并解决问题。之后布置新的文本解读、文学评论,再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并在新的实践操作中发现并探索更新的问题。如“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创作部分教学,可首先由学生创作一篇同一题材的小说,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创作过程,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以此理解创作的一般过程。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根据理论内容合理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如课下阅读理论原著、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作业,评价实践作业等。总体而言,课堂内外的读、写、说的训练践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强调研究性、自主性原则,通过自主完成的作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真正激发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这些教学方案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提出了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视觉文化如电影类型片、动漫等的接受热情远远超过纸质媒介,必须抓住学生的这一接受特点,注重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刺激其阅读文学经典和理论原著。 (四)重新制定课程评价机制,采用平时考查与卷面考试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习成绩。学生的学习必须有准确及时的考试来验收反馈。应注重学生日常的课堂表现,激励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突破中文学习期末试卷定乾坤的窘境。但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由教师单方面决定,也要采用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最后综合三方面意见评定成绩。与评价机制配合的措施是建立完备的文学概论课程试题库,把课上讲授和课外延展学习以试题的形式加以储备,将试题库建设成为理论学习的知识储备库。 三、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一节成功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计。教师要根据知识点的难易成度设计教学时数,根据学生的接受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文学概论课开设在低年级,面对的是没有太多理论积累的一二年级大学生。他们是成长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青年,接触文学艺术时使用电子媒介多过纸质媒介,喜欢以画面来感知世界。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的备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下面以文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之一“意境”为例进行讨论。 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是:学习意境理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诗歌等抒情类文学作品。从教学内容来说,则要了解意境的形成历史,理解意境的内涵、分类,把握意境的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是意境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以讨论法为佳。之后老师可以介绍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这也是对特征的再次强化。课程首先可由案例分析入手,结合影视片段感受意境,之后引导学生总结意境的特征,即先把握重点内容,用时30分钟左右。之后介绍意境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历史,再留下课后作业。具体教学环节可以如下步骤进行:(1)欣赏视频《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感受意境的最主要特点:情景交融。学生进行讨论。(2)意境的内涵、特征。延展:岑参《白雪歌松武判官归京》,引导感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3)分类: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辅以图片的诗歌展示,进一步了解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4)课后作业设计:《三国演义》36回,刘备、徐庶送别场面。这个设计注意了多媒体手段的使用,用视频和图片引出内容,并借此理解理论,形式上具有画面感。教学内容设计上,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明晰理要点,并通过诗歌分析强化知识点。课后作业的设计不仅开阔学生阅读视野,又推动学生再次把握理论,完成了理论用于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起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符号 当今社会已进入传媒时代,时代赋予了教育全新的理念,而多媒体教学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文学概论课程是中文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媒体教学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1]。结合传统教学,正确把握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时代背景和符号特征,实现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是一个很紧迫的教学任务,但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都还较少关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持的《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持的《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持的《文学文化学》,虽然在教学中率先运用多媒体,但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符号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对策。本文拟选择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常用的图像、影像和语言等符号,对这类符号的优化展开初步的阐述。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快感。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四、结束语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关键是突破图像与影像等视觉符号的局限,吸取传统教学中的语言符号优点,即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图像符号与影像符号作为辅助与点缀,进行综合创新。除了传授给学生基本和必需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素质和人文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经验分析 摘要:文学概论课程做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本文从教学方法灵活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文学概论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概论;开放;互动;教学经验 一、引言 文学概论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其理论知识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概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的人文思想、美学思想对学生个体人格、审美心理的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学概论课程,理论性强,其理论思想又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对于没有相关理论积淀的学生来说,接受颇为不易。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灵活运用 文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一般多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问答法。讲授法在概念界定,理论阐释方面自有其优势,但是讲授法的主体为教师,学生在整个听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课程的理论性强,术语众多,若没有教师生动的案例分析,精彩的讲解能力,课程就会显得呆板,毫无生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涉及到理论原理介绍,概念界定等基础知识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选择讲授法,讲授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内容。而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相关内容的教学则不妨考虑情境教学法。例如在“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教师可布置学生现场或者课前进行文学创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真实的创作经验来理解“文学创作论”中的“创作动机”、“灵感”、“艺术想象”等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运用相比讲授法,教学效果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一方面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积极高涨,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也很好的融化到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中。而像“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作品论”等内容的教学更需要情境教学法来实现,文学本身是审美的,与其一味依靠教师去讲解文学作品美在何处不如给出学生文本,让他自己去探究美、享受美、分析美。例如,“文学作品论”中“意境”理论的教学,笔者就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来进行授课。课前布置学生为自己认为有意境的作品配乐朗诵,课堂上鼓励大家积极朗诵自己的配乐作品,最后让学生总结这些朗诵作品共同的特征,整堂课学生积极活泼,课堂充满诗情画意,教学效果惊人。除了讲授法、情境教学法,笔者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用到讨论法、辩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实践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往往在教学中是综合而用的。在讲授法为主的课堂教学中,演示法、问答法常常做为辅助教学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课程的凝练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使得课程并不沉闷。而在以情境教学为主的课堂,又穿插讨论法、讲授法,这样能保证了课堂的完整与严谨性。辩论法与实践调查法针对特定章节的教学内容,如“文学活动的当展”的章节,由于学生都有阅读当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学活动的经验,所以针对教学重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组织学生从现代传媒是否利于文学发展的角度展开辩论,学生在辩论准备中查阅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信息又带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更多问题,围绕着这些学生积极展开辩论、讨论,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激活理论 文学概论课程属理论性课程,教授方法不当的话理论流于表面,很难深入人心,如果在教学中与实践脱节,学生对其兴趣可想而知。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时时做到与文学实践相关联。文学概论课程属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章节可设置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来增强文学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文学概论课程无论教材版本,基本都可分为五大版块:文学性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针对这五大版块,笔者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版块都设置了具体的实践活动。“文学性质论”版块,布置学生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收集的方式去了解古今中外对文学的基本观点,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结合教材来对文学性质做出分类性梳理,指导学生结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文坛现状及当时主要的文学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很好的融汇到了文学理论的学习之中,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做到了很好的互动,学生在这一互动中,又培养了良好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时代意义、人文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学发展论”,布置学生搜集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及相关学说,同时引导学生以问卷形式、资料收集等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对这种状况作出讨论。“文学的发展”理论性较强,学生运用文学发展相关的理论来看待当今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介入了文学活动,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一下子彰显出来,学生自然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三部分的教学内容,都基本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作论”“作品论”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文学接受论”,提前布置学生阅读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小说作品,找出优美句段进行品析,再就整部作品结合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做出分析评价。课堂教学环节针对学生共同的分析语段,与形成共识和分歧较大的观点做出讨论与分析。学生在对作品分析、评论过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消化运用,另一方面在讨论分析中很地培养锻炼了理性分析能力,审美鉴赏与判断分析能力得以提升。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变课堂封闭性学习为浸入开放式学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存在样貌也更加多样化,文学活动更加频繁。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现代教学日益走出封闭的模式,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文学概论课程在这强大的新媒体之势下,也须乘势发展,走出传统教学的短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涉及到作家、作品都会利用幻灯片将其资料、信息感性地显现,克服了传统讲授法中语言的流失性,保证学生最大化、准确地汲取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审美鉴赏相关理论时,辅以音乐、图片、视频短片,大大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盛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越来越趋于日常化。文学概论课程上课前的课前任务设置可以依靠网络完成,例如,文学作品鉴赏分析,作家、作品信息,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做到与学生共享,而不必在课堂时间展开赘述。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微信群或个人微信信息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指出与文学概论课程想关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一方面避免无用信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保证了讨论的民主性,微信讨论更具有随意性,也更能见出学生的真实想法,能够更好了解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实际状况,以及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2]。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参与慕课、微课教学。笔者在文学概论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网上收听文学理论、美学、文艺美学方面的慕课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达到对文学概论课程整体认知的提升。除了强调对与文学概论课程相关的问题思考、讨论或学习,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学生观看特定的视频短片、电影、综艺节目,抛出特定问题,让起在娱乐过程中做出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日常行文中培养其理想分析能力。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教师应改变观念,根据课程的性质,针对自己施教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文学欣赏论文:表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论文 关键词:表象 文学创作 文学欣赏 作用 论文摘要: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其独特的特点,创作者根据文学创作 规律 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塑造出丰满、形象各异的文学形象。表象的存在也是读者欣赏的基础,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表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文学创作和欣赏就其过程而言,都是综合了多种因素,诸如作家读者的生活、经验、学识、兴趣、感知、理解等,都是各种因素经过复杂融合的过程。我们无法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要素进行单一、细化、明晰的分割,形成 科学 定理、公式一样的内容。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细小的点出发,来认识它们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或完成文学的创作和欣赏。 什么是表象?表象是保持在记忆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当感知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在脑中再现出来的形象。表象与感知种类一致,可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觉表象等。表象有具象的表象和抽象的表象,它不仅是一个或几个画面,一个或几个形象,还可以是一段故事,一段情节、一种体会、感触甚至可以是一种意境、一种寄托、一种憧憬。表象具有五种形态。第一,个别表象,即是某一个具体、个别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在大脑留下的印记,它具有定性的特点。第二,概括表象,它是指记忆中某一类事物的形象。它比第一种带有概括性,带有类的特点。第三,回忆表象,是指头脑中重新浮现出的过去生活经验的积淀,如,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头脑里可以呈现出小时候玩伴的形象、自己以前住过的房间的布局及各种用品的模样等等。它是再生的表象。第四,想象的表象,是指大脑中未曾记忆过的凭借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内心表象。例如,日本的富土山,即使是没有登过它的人,也能在头脑中浮现出一座巍峨的雪山。第五,不同感官感觉知觉的表象,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通感所获得的不同的表象。 文学创作不像其它科学创造发明,是直接对物质实体的加工、改造,那么,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何物,我们从直接来源上看,就是表象(当然是源于对生活感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象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源,没有表象,文学创作就无以为托,缺少了加工的原料。当然,如此说,也不是有了表象就有了文学创作。表象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源,它也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金开诚就说过“从量上说,文学创作的自觉表象运动贯穿于全过程,无所不在,因此它在整个创作的心理活动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自觉表象运动本身就是反映客观事物、进行 艺术 构思、结出艺术成果的主要手段。rr (1]101文学创作不是一毗而就,它是个过程,这里试从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文学欣赏来分析表象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基源和手段作用。 在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首先是材料(信息)储备,无论作家的材料是来源于自身的直接感知,还是源于间接的文字阅读,他们都终将转化成一种记忆表象,作为材料存储在作家的头脑中,黑格尔说过,艺术家需要“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灵里”,川形成创作的基础。普希金娜的相貌表象存储在托尔斯泰的脑中,几十年后,作家依此创造了安娜的相貌;凡尔纳在书刊中获得的信息表象,成就了他的一百多部(篇)幻想小说。 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数量不可计数,不是每个都转化成了作品,这就要经过艺术发现阶段,也可以说成是,作家对表象的意义的一种发现,周敦颐在莲花身上看出了君子的本色。有了这些,在一定的动机下就可以使作家投人文学创作中,在这个过程中,表象有时可以成为创作的诱因、动机。巴金一次夜里醒来,看到黑暗中湿流流的闪着微光的抹布,在这一表象的触动下(创作时离开了具体事物存留的就是表象了),开始了小说《抹布》的创作。 具备了上述内容后,文学创作进人了构思阶段,开始形成创作的内在意象。“意象对于任何物象的再现,本质上都是主体对记忆痕迹的再现”,〔’〕所以说,构思阶段就是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就是各式各样的自觉表象运动,主要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这常被说成是运用想象(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创作中将形成的形象都非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它已注人了情感、思维的改造。关于构思中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结合实际的 艺术 经验做过生动的描述。歌德在讲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夏绿蒂形象塑造时,就说得极为明确:“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模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夏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l撷采来的。好诊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 . y ) so这是构思中表象自觉运动(分解和综合)的很好诊释。构思过程中,无论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还是表象的深化、异化,都是创作构思 中对表象的加工,正是因对表象的创造,才有了文学形象的胚胎。 内在的构思要借助语言文字外化于笔端,才算完成了作家角度的文学创作。“语言的斟酌是始终联系着作者的表象运动的”,f}lu2 贾岛在创作“僧 敲月下门”一句时,对“敲”的选择到底是“推” 或“敲”,他总在做手势,这不难想象他脑子里正 在进行相应的表象活动。还有,作家根据情感进行 创作,一定要把情感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种意 象。“他自己对于这个情感一定要变成一个站在客位的观赏者,然后才可以得到形式的完美。.. }a)作 家需要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复思考,所描绘形象是否贴切、真实传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一过程是必要有表象的参与。还有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创作手法,如比喻、象征就是各种各样的表象联想。 从狭义上可以说,文学创作就是积累表象—加工表象—创造新表象的过程。 二、表象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完成创作并不等于真正完成了作品,作品需要读者的阅读、欣赏,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表象在创作中是创作的基源、手段,并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在文学欣赏中表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其它 科学 、 哲学 著作的阅读,文学以形象性为主,为更好地欣赏作品,同样需要借助于表象。这里表象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更好阅读、体味的手段使用吧。例如,读一首唐诗,大概只要几十秒,可如果人们真的只用这短暂的时间去读,那就决不能算作欣赏艺术。“只有对诗句进行反复的吟咏和玩味,才能由本身并不具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引起相应的的表象、联想,从而产生丰富的形象感,并领略其中的意境或理趣。a [1)373表象可以加深你对作品意韵的体味,并形成深刻持久的阅读记忆。 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具象性,创作者通过感知觉的注意,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里,使文学形象的创作有了资源;因表象概括性,使表象具有个和类的特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切实符合文学创作 规律 (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内容;表象存储在头脑不是一层不变,可以对它进行加工,这样就使表象成了构思艺术形象的最理想而适当的材料;因表象的间接获得性,使经历有限的创作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象储存,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意义的。 表象的存在是作家创作和读者欣赏的原动力,而情感是写作和欣赏活动的决定因素,一颗麻木不仁的心灵是不会有抒发和阅读的渴望的。表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形象性,既有可储存性又有可塑性,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他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总之,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问题分析 一、英语文学欣赏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能使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的逻辑性,在文学故事的叙述线索中反复揣摩人物的性格,在人物交谈中找出语言背后的知识信息。通过英文语境的植入,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必要的语感。乌申斯基提出的“兴趣学习论”就充分说明了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英语文学欣赏有原著书籍、影视作品等内容,都是通过英语语境的引入,将英语文字转换为形象的故事情节,烘托学生学习英语的氛围,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长期兴趣。现代多媒体技术将英语文学名著以影视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文学欣赏方式多元化,使英语学习具有了形象化氛围,通过标准的美式或英式发音,训练或纠正学生的英文发音,避免了在课堂教学中受到的汉语语境影响。英语文学欣赏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英语教学在环境与方式上的局限性,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英语学习上的瓶颈。另外,英语文学欣赏通过培养学生对语言艺术的兴趣,促使学生长期保持英语文学欣赏的习惯,从一定程度上积累英语成语、俚语以及国外民俗等知识信息。学生在考试或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吻合度高的情景再现,立刻回顾与使用对应的正宗英语表达。尤其是在英文写作上,“触景生情”的英文句式应用将切实提高英文写作表达,随着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优化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英语文学作品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学表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英语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反馈,为读者描述的西方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积累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知识。对于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通过文学作品激发想象力除了有助于英文写作之外,其文学素养也会随之提高。因为英语文学作品总是一段时期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通过高超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描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文风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潜意识。而跨文化背景的历史文化知识熏陶,会使学生在文学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另外,典型人物当中的优秀代表也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对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树立也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作品是集合了历史、民俗风情与语言的艺术表达成果,受汉语环境影响的英语学习,需要营造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纯英文氛围,以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良好语感。同时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跨文化交融,能够使英语教学通过知识性内容的传授,拓宽学生的眼界,学生既学习了英语的表达,更获得了了解国外文化的途径,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的来说,英语文学作为外国语言与艺术的结合,传递了异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是通过纯粹英语环境与氛围的营造,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语感,从而提高学生英语表达应用能力。二是学生通过欣赏英语文学,领略中外文化差异,逐渐加大学生英语知识的积累,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调动学习英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三是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融汇多种文化,可以提高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突破英语学习的瓶颈。 二、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应注意的问题 英语文学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结合方式的多样化及其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将英语文学作品的优美句式放在英文句式学习中,通过英文句式的分解与组合,了解文学作品句式的结构,欣赏文学句式的特殊用法,可以加深学生对英文句式的理解与应用。第二,可以将英语文学段落植入英文阅读理解之中,通过对文学经典桥段的阅读与分析,了解其文学架构手法,为英文写作提供框架思路。第三,可以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阅读,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欣赏文学艺术的价值。换言之,通过英语文学的句式、段落与文学整体的解构,在英语教学之中融入不同层次的英语文学内容,提高英语学习的文学艺术性。但应该注意的是,英语文学欣赏融入英语教学需要一定的步骤,逐渐渗透在英语教学中,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一)控制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 语言学习本身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英语文学对于英语学习来说,是在规范性学习过程中通过营造英语语境、交融国内外文化以及英语语言内容的综合推进,实现英语教学中的词汇、句式等英语学习内容的传授。如果一开始就将英语文学欣赏作为全部的英语教学内容,将大段大段晦涩难懂的内容提供给学生学习,不仅提高了英语教学的难度,也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降低了英语教学的效率。一般而言,文学欣赏在教材中有具体的进度安排,要遵循教材内容的设计,使文学作品不脱离教学目的。所以,应该注意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如在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将文学欣赏有计划地融入英语教学之中,通过教学过程让学生熟悉某部文学著作,并在一定阶段对著作进行全面解析,通过逐步推进学习,实现文学与教学的整体结合。 (二)教学方式与手段的多样化 文学欣赏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书籍的阅读直接感受英语语言的魅力,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对文学名著的形象化再造为英语学习营造出纯粹的英语语境,还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经典桥段的戏剧化表演,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在日常教学中,要将文学作品内容呈现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成为必需。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呈现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引发学生思考。同时,通过文学内容进行语言训练,既改变了纯粹的死记硬背式教学的单调性,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场景的结合,文学是提炼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缩短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学生在理解作品过程中增强人文意识,更便于学生通过语言学习嫁接艺术与生活。 (三)注重发挥教师的教学能动性与创造性 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既是对传统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挑战,也是突破教学瓶颈的途径。对于教师而言,不仅仅是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的知识性引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动性,自身也要注意培养对英语文学的理解力,通过加深对文学内容的理解,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点拨,提高教学效果。而教学模式的改良往往需要教师能动性地创造,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相长。 三、结语 结合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及英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探索英语文学欣赏融入教学过程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以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与应用能力。显然,英语文学欣赏的引入,对于教学来说,是将文学与艺术引入了语言学习,极大地提高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当然,文学欣赏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词汇、句式与语篇结构需要渐进式地引导学习,学生才能逐渐领悟文学艺术的美感,从整体上把握英语文学的价值。实践中,英语文学主要通过语境训练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应用能力,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的语感能够帮助学生对英语文章进行有效地理解与分析,因此,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学习英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作者:宋相瑜 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文学欣赏论文: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革新 一.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现状及症结 1.内容脱节 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然而,现在的教学内容与职业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个性特点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课上教师只是就文本本身进行鉴赏探究,缺少与学生专业特点相关的研究性课题,也缺少吸引学生关注兴趣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热点话题。为此,学生出现了厌学心理,课堂教学效果低下。 2.教法单调 文学欣赏课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教法单一,缺乏灵活性、丰富性与自由性。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知识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课堂缺乏交流、讨论与合作。整个教学过程处于知识输出的单向状态,漠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学生的创新思维、交流合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被抹杀,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改变文学欣赏教学的现状,提高教学效果,应把文学欣赏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置于同等地位,让学生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学习文学欣赏课,有助于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启迪心灵、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审美能力,受益终身。 1.编写校本教材 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从2012年开始,课程组成员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寻找文学欣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佳对接点,进行校本教材的研发,2013年7月课题组编著的《文学鉴赏与解读》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在编写时侧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人文精神为主线,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素材,按主题划分单元,在每个主题单元中形成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鉴赏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自主阅读为拓展,以实践活动为提升,以书目推荐为指南,五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凸显课程特色的课程模式。教材将亲情、友情、爱情、生命、理想、人生等诸多人文主题囊括其中,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生命意识的陶养。在篇目的选择上,还将专业元素融入其中,增加了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张秋生的《妈妈睡了》、金波的《在我和你之间》、齐默尔的《小丑的眼泪》等篇,为学生今后的自我学习与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往往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相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转变观念,改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本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职业素质和能力,激活学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才能的原则,来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如“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把能力目标“溶解”在学生自我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里。如开学初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取成员共同感兴趣的课内外经典幼儿戏剧作品进行合作探究学习,并制作PPT课件,利用课前10分钟,开展读书汇报会。此次活动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又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利用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编、自排、自演经典幼儿戏剧,如《寒号鸟》、《葡萄仙子》、《白雪公主》、《丑小鸭》等,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3.改变教学手段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以其特异文化,让高校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无缝式交流,共同分享各种文化,在没有制约机制和无评价指向的网络浪潮中接触并熟悉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可以说,互联网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为此,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拓展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将“时代的活水”引入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接受和处理信息。教师可以在网上建立QQ群、微博、博客等平台,将课上教学课件、教学素材、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资源共享。 4.注重实践活动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可以发挥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在经典阅读中与文学大师对话,感受别样人生、别样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完善人格、提升能力,如在“至爱亲情”单元中,开展“诗意年华•感恩你我”的诗歌朗诵会;在“以爱之名”单元中,开展“爱的思辨•温暖如棉”的辩论赛;在“感悟生命”单元中,开展“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的演讲比赛;在“理想信念”单元中,开展“青春旋律•有你相伴”的幼儿故事创编活动;在“人性之光”单元中,开展“放飞梦想•演绎你我”的幼儿戏剧编演活动。在多元化的活动体验中,学生更加自信、乐学,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所以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博览群书、加强交流,广泛涉猎各种人文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文化视野。正如布鲁纳所说“:教师不仅是传播者,而且是模范,看不到语文的妙处及其威力的老师,就不见得会促使别人感到这门学科的内在刺激力。”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跨学科的素质与能力,能根据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需求充实自我,这样在教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用“跨界”的方式思考、解决问题。 作者:伊彩霞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文学欣赏课程是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积极研究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注重加强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学欣赏;教学方式;转变;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 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 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 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语文教学中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 摘要:影视艺术是当今主流艺术形式,而电影文学是影视艺术的前身与基础。普通文学作品,多数只能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来欣赏文学的魅力,即“独乐;电影文学作品则可以在阅读文本后“众乐”———共同观看同一部电影。欣赏电影文学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分析能力有所提高,对生活的感悟与情感的理解也会更敏锐。 关键词:电影文学;语文教学;故事;欣赏方法 一、电影文学 (一)电影文学的概念 电影文学是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主要指电影剧本,还包括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 (二)电影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异 (1)作品容量不同电影文学多数是以剧本的形式存在的,剧本则是为故事而生。可以理解为电影文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故事和诗歌散文不同,有其固有的架构,必须包含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故事高潮、故事结尾。相比普通文学形式,电影文学讲求故事性,想要有好故事,就不能用“堆砌”的形式创作,不该有的部分一定要舍去。例如史书作品与改编电影文学作品的区别:前者讲求更全更细的记录,后者讲求改编出有艺术价值的故事。突出故事那就必须要突出主要人物,列出一至两条主线,所以电影文学的容量比其他文学形式小。电影文学的容量精简使得读者、观影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到一个故事完整的情节推进、跌宕起伏。由于电影文学的写作形式,作者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让观者看到什么,做到烘托中心、突出主题的作用。(2)人物塑造普通文学形式,以抒情、悟感为主,电影文学以突出人物来推动情节。人物塑造是电影文学必不可缺的,不论是交待背景、推动情节、提出主题都能在人物形象中体现,所以人物塑造上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好故事它需要丰富的剧情、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冲突感。只有把人物性格和形象塑造得很复杂很立体,才能对读者有具有吸引力。 (三)电影文学的特点 电影剧本运用文字来创造艺术形象,以此反映社会生活。作者本身的艺术品味、人生观念、认知态度就是一种艺术作品,通过剧本的方式创作并记录下来。和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电影文学创作完成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艺术形式的开端,通过电影文学能创作出影视艺术,用视听的方式让阅读者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作品体验。运用独特的视野去欣赏文学,当文学阅读和影视欣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为语文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审美是影视艺术和文学作品教学的共通追求,将电影片段巧妙的引入语文教学,可以使两者很好的融合,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解深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提升。 二、语文教学与电影文学 “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①人教版语文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栏目中设置了“影视文化这一章节”。其中设有对影视艺术的历史、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设有写影评、朗诵对白和分角色表演等实践要求。依据现有的情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语文教学发展中,影视艺术的学习会越来越重要,而电影文学则是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的交叉点。通过对两门艺术的观析、审美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分析能力、审美高度。 (一)对故事的背景预习 故事的背景蕴含极大地信息量,让学生在学习电影文学前进行故事背景的预习,对学生在学习中的分析能力、联想能力、记忆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影视作品既是艺术又是文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首先要有剧本,而剧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小学语文中好多课文就是根据影视作品节选或改编的,观看这些电视电影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还能增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所以对背景有了了解,会对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人物是故事的灵魂,对人物理解得越深、对故事的艺术性体验得越强。 (二)电影文学阅读与排演 阅读和排演两者表面上看没有多大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教学要求的目标上都是指向———利用影视艺术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在观影中受到教育、教学中需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有明确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电影文学的阅读是使学生在文字上对影视艺术的欣赏,而排演是使学生在实践上对影视艺术进行体验。两者看似没有联系,但没有阅读打基础,排演无法顺利进行,而没有排演的电影文学阅读,似乎少了一些趣味与深度。 (三)写作与创作 电影文学结合观影可以在学习后布置影评写作,及时的感悟写作,有利于加深教学效果。让学生即欣赏又写作,将学生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拉近一步。“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视觉阶段而不能深入下去,不能让学生领悟其中的艺术魅力并感受理解最终养成审美判断的能力,即使把它组合到教学过程中,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花边语文”而己。”② 三、结语 电影文学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能从文字上学习,更能通过影视欣赏达到综合学习的目的。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包括背景预习、阅读与排演、影评写作与故事创作等,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才能达到提升审美、训练综合艺术感知力的目的。所以电影文学的鉴赏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作者:杨翠平 文学欣赏论文:国内影视艺术的文学欣赏透析 然而两者又存在着很多差别,首先他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所采取的塑造手段是不相同的,文学作品通过作家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人物性格和生活现实的塑造,而影视艺术则是通过导演和剧组的通力协作,用直观的画面和语言来对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当然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自己的观点。文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而影视艺术的作品则以空间和画面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只能是使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进行思维的想象,所以文学作品具有个人主观的推断性,在读者的心目中语言文字所塑造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读者的思维空间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在影视艺术中是没有作者主观推断性的人物形象的,导演和演员们用直观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另外影视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使用现代媒体的广告效应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迅速及时的传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大面积的传播,让大多数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影视的文化特性。而文学作品却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限制,不能够和影视艺术相比,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印刷、销售等方式进行传播,在时间的限制上面就出现了间隙,进而慢于影视艺术的传播。影视与文学在时间推进上彼此相似,文学才有可能反过来学习影视的表现手法。由于文学与影视同有时间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以它们将继续在互相影响中并肩而行。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影视艺术 现代社会生活脚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期待值在上升,人们往往很难从文学作品中吸收和构建自己的文学欣赏,但是影视艺术的发展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文学的色彩。很多时候影视艺术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艺术,人们可以通过电影院进行文学的熏陶和文学传播。将影视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高雅的文学进行广泛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人们通过自己的欣赏,对于其中的电影艺术进行思考和评述,达到文学性的欣赏。从影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将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改编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编剧和导演对影视题材和文学名著进行选取的过程就是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过程。文学与影视创作通常是影视艺术将过去的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而搬到银幕上来,同时也是我国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我国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可读性,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经典名著为影视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文学欣赏的基础。当受众通过这些电影的传播,可以从中找到文学欣赏的动力,这样不仅仅让影视的受众增多,而且也起到令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的作用,同时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使影视艺术的受众人数增多,这样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在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是影视艺术传播的重要使命,文学作品搬到银幕上的过程就是文学欣赏大众化的过程。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欣赏提高影视艺术的欣赏能力,受众感觉自己在欣赏大众化、娱乐化的影视艺术作品的同时,其实就是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进行电影的观赏。影视艺术是一门集文学、现实生活、理想化的想象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它传达给受众的是生活的艺术和精神领域的上层建筑,而受众应该本着去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欣赏,这样才能够将电影艺术上升到精神需求的高层次发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述评,也是对于影视艺术欣赏的一个新的角度。总之在电影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抛除了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将会使原本活生生的影视艺术空洞化,不能达到原有的传播艺术、提升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段。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是在运用创造性思维挖掘文学作品背后深刻的内涵,使广大观众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心灵感悟及审美享受。 影视艺术应该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 文学对于影视作品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从诗歌那里借鉴了含蓄生动的比喻;从散文那里领略了清淡的风韵;从戏剧那里学到了紧凑顺畅的整体结构和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从小说那里懂得应该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我国的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较多,如在文学经典著作中的王熙凤出场和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被广泛借鉴,成就了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从这些角度来看影视艺术是来源于文学的,文学为影视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和完善。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的重大历史活动都有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丰富多彩而又透穿古今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上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的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节选都可以完成一部影视艺术的创作。文学作品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思想内涵的渗透、故事和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滋养,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用的完美题材。影视艺术的发展是来源于文学作品的,就应该从文学视阈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影视艺术的生命与文学基础是高度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文学性的支撑,电影只会变成空洞的想象,而不能够高雅地进行传播,人们对于影视的需求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欣赏,而是对于故事情节后的人性的思考和哲理的阐述,这才是影视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国的文学作品通过历史经典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故事情节,透过文学作品把人们共同价值的存在内炼提升达到传播的目的。文学的心灵诉求、理性思索、人性关怀精神,提高了影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思想的丰富性及深刻性。影视艺术的发展需要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和发展。结语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在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着不时的改善和发展,同时透过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对于提升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完善,让影视艺术能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长青不老。影视艺术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直观或迅速地通过感官传达着咨询、情感、刺激,使人们能通过视觉、听觉去感受图像画面传导的信息。从受众出发,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创作更加贴近文学作品,让影视艺术不仅能够在场面上打动观众,更能从故事情节和蕴涵的哲理中打动观众,这样的影视艺术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影视艺术,透过文学作品在影视艺术中的渗透和发展,让受众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完成对于影视艺术的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并能在受众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作者:范振坤 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深究文学欣赏课教学形式革新 艺术家萧乾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文学欣赏课本应该调动学生使用自己“银行”的经验去兑现隐藏于“文字”这张“支票”中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但是,传统的文学课程模式多是围绕作品背景、主题归纳与艺术手法等进行探析,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故此,本文拟从文学欣赏的性质与课程构成要素入手,结合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对课程教学模式变革进行新的探讨,以期对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有所裨益。 一、文学欣赏课程的目标特征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是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它以把握形象为起点,而又自始至终离不开形象。”指出了文学欣赏的基本性质是一种“认识活动”,主要是途径“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欧阳友权等主编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欣赏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从而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的一种特殊心理活动。”认为文学欣赏的性质是“一种特殊心理活动,”其过程主要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王先霈、王耀辉主编的《文学欣赏导引》说“文学欣赏实际上是一种读者以自身修养为基础进行的主体实践活动。”“主体实践活动”强调了文学欣赏的个体行为方面。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文学欣赏的性质是读者个体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与欣赏能力,它绝对不是一种出于娱乐目的而进行的文字消遣或观赏,而是需要付出相当努力去理解的“主体实践活动”。 毫无疑问,文学欣赏课程就是教授文学欣赏的一门课,课程的目标一般在于培养欣赏的兴趣与能力。这可从教材的说明中得到印证,如《文学作品欣赏教程》前言说:“本书一方面全面地介绍了中外文学作品的全貌,使大学生对人类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作品欣赏实例分析,因势利导地发现和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兴趣和能力。”该教材强调了课程目标“全面地”介绍“中外文学作品”与发现和培养“兴趣和能力”。《文学基础理论与作品赏析》前言说:“本书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为出发点,旨在通过对有关文学欣赏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具体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不难发现,“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成为其主要追求。这二者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要培养文学审美。《文学欣赏与创作》在绪论中说:“希望读者通过本书有关作品的欣赏,能够提高文学修养,获得精神享受。”其目标似乎更在于文学修养与接受效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基于以上认识,遵照文学欣赏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我们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变革,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注重文学欣赏“主体实践活动”规律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模式。 二、文学欣赏课程的构成要素 传统的文学欣赏论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是“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篇”)。正是由于“知音难”的文学欣赏现实,才需要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与指导。 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认为进行艺术鉴赏涉及到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要素,他用这四个要素建立了一个坐标图式,认为作品居于坐标中间,说“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与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镜与灯》认为鉴赏涉及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方面,通俗一点就是指作家、作品、读者、现实这几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中,作品即欣赏对象成为核心。 当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个体文学欣赏而言。但是,文学欣赏课也必须同样面对“作品”这个文学欣赏的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然而,由于课程教学的构成要素与特殊性,它显然与个体欣赏的“主体实践”有所不同。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中的教师、学生构成了欣赏的双主体,或者说文学欣赏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欣赏活动,它更承载了教学目的或学习要求等诸多具体实践要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材作品、学生构成了文学欣赏课程的关键要素,如何设置这三个要素,则是课程教学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教师,在文学欣赏课程中不再仅是一个个体欣赏者,他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欣赏经验、理论、文本等内容与他的学生分享,并且成为课堂的主导,即他既要自己欣赏文学作品也要担负引导、指导学生共同欣赏所学习的文学作品,进而启发、推动学生去赏析其他推荐或学生自选的文本。《文学欣赏导引》认为进行文学欣赏一般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能力与素养,即“首先是艺术感受力”、“另一种基本能力即艺术推想力”与“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其中,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是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来获得与提高。因此,教师在课程教学构成中要发挥引导作用。 学生,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根据文学欣赏课程的实际,他们已经成为文学欣赏的参与者,在教师引导下参与欣赏并得到“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锻炼,能够初步进行文本欣赏,努力实现“通过语言的阅读,准确把握这个语言组合体(文学文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本语言符号的提示下,调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去感知文本形象,展开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进行形象的再造,从而尽可能完整、清晰地将作品形象、意境‘复现’在自己的意识屏幕上,并对文本意义、意味做出解读。”学生成为课程实现的终极目标。 文本,是指课程教学使用的文学作品,它不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却是文学欣赏教学活动的主要构成,也是教师与学生进行学习或欣赏的共同对象媒介物,在课程教学中充当了一个赏析样品,一个教学案例。因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结构性的能指系统,”它需要教师和学习者一起完成对其“能指”意义的解读。如此,这个充当了案例的“文本”,对于教学双方,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对于教学模式的设置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教师、学生、文本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主要构成要素,只有恰当地发挥各自的课程教学功能,才能够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教学模式的设置,则是合理调配这三个要素的关键所在。 三、教学模式的变革与确立 传统的文学欣赏教学一般是教师代替学生进行文学欣赏,就文学作品进行所谓主题、结构、手法等方面的分析,课程互动一般就是提问与回答问题。其教学模式表现为单一而固定的课时内容、平淡而乏味的教学过程、照本宣科式的授课方法等,这些都必须在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进行变革。 根据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实际,我们将课程定位于文学欣赏与创作并重,设置了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将教学、学生、文本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三位一体的中心是赏析文本,它是欣赏课程模式的关键要素。 据此,我们首先在文本选择上采取了师生选择互助模式,即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内容共同就赏析文本进行选择,重点是选择具有新颖与“可写的”(需要积极思考去进行创造性解读)文本,如郁达夫《水样的春愁》、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林耀德《宠物K》、琦君《髻》、闻一多《发现》、徐志摩《偶然》、郑愁予《错误》、顾城《一代人》与《远和近》、舒婷《惠安女子》、朱定《关连长》、汪曾祺《受戒》、陈启佑《永远的蝴蝶》、郭美玲《有毒物品》、秦俑《我的网恋手记》、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东西《不要问我》、金庸《倚天屠龙记》、都梁《亮剑》等文学作品与《大闹天宫》、《黄飞鸿》、《大话西游》、《霸王别姬》、《十七岁的单车》、《围城》、《情深深雨蒙蒙》、《中国式离婚》等影视作品。教学内容的新颖,使得学习者耳目一新,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侧重文本赏析互动的模式。2010级以后的新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是伴随游戏、影视等媒介长大的一代人,对于声像等媒介与手机信息等具有更独特的认知需求。因此,我们申请了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以教师个人空间为平台,让学生进行注册并登陆教师个人空间,参与课堂赏析活动,发挥欣赏实践的主体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针对学生开设的文学欣赏课程,其欣赏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参与赏析。正如艺术家萧乾所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善读’的艺术即在如何把握着支票的全部价值,并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兑了现。”让学生利用手机通过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参与文本赏析互动,以自我的“经验库”兑现“文字”这个特殊“支票”艺术的“价值”,如此才会形成“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欣赏个性。 第三,为拓展课程空间,我们变革了课程作业与成果展示模式,建立了课后文本创作促进模式。课程教学的延伸可以拓展学习空间,为便于教学与学习,课程建设了专门的课程网站,除常规的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等项目外,在网站上还开设了课程电子媒介栏目,包括网络周报与电子月刊,既可以将学生优秀作业刊载出来作为创作成果,由学生自己进行选稿、组稿、编辑、上网,还提供大量的供学生选择的欣赏文本、课程网站链接、讨论争鸣信息等资料。这样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文学欣赏延展,而且也激发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因为,文学欣赏并非欣赏者的最终目标,由欣赏感悟到写作表达才可使欣赏活动获得延伸与升华。 从传统教学转变为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文学能力的培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定的《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指出:从事职业者应具备的七种能力,包括与人交流、信息处理、数字应用、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创新。其实,文学欣赏与创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等能力水平,而且对于促进“自我学习和创新”意识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实践 【摘要】英语是高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除了基本的词汇、语法等知识外,还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阅读教学。当前高中英语都引入优秀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学的补充,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提高学科素养。对此本文则从科学选择文学作品、采用合理教学方法以及引导学生理解共情等分析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策略,望给予英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相对于以往也逐渐呈现快餐化和碎片化等特点,高中学生也受到影响。对于英语课程而言,其教学主要集中于词汇、语法以及写作中,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认知和生物属性。如果教师仅仅将英语作为工具,那么无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学赏析课对养成深刻语言教育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选择文学作品增强学科核心素养 一般高中英语选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优秀名著,牛津高二英语教材中就针对文学作品设置单独的教学板块,其中包括电影《哈利波特》、狄更斯《远大前程》、歌剧《图兰朵》、彭斯的诗作《红红的玫瑰》,其他教材版本中还收录了马克吐温《百万英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莫泊桑《项链》等。如果仅仅借助教材课文根本无法提高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教师可在学生课外阅读和选修课中并结合学生特点选择相对合理的文学材料。选用课外阅读作品的原则为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和由浅至深的特点学习语言,教师就可根据学生实际英语能力选择和学认知水平相符以及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文学名著,如词汇量在2000~3000的简易英语读物和英汉对照读物。英语文学阅读应放弃传统阅读教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向提高人的素养方向发展。主要因为文学欣赏课的核心为人物特征、故事情节以及优美语言等,往往围绕人物、故事、语言等文学元素的阅读教学和学生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影响学生现实生长,促使学生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在此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文学阅读和其他阅读相比有一定的自主性,理解作品方面也十分个性化,可以说这种自主阅读过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科素养。 二、采用合理教学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也分为多种途径:首先阅读方式;对于短篇文学作品,英语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时间阅读,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方运用20~30min时间阅读作品,或者可以将作品布置成家庭作业。当学生阅读完毕后可要求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大致含义,一方面能增强学生口语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强英语水平。中长篇文学作品可先让学生在英语课堂中概括文章内容,之后再补充相关课文阅读文章作为补充。以《远大前程》一课为例,教师在让学生在教学中概括小说主题和内容,同时安排学生在学校的阅览室中阅读理解小说的简写本。其中小组拼图阅读也是较好的阅读途径,即将阅读作品分为2~4部分,小组学生先自行阅读一部分,之后和小组成员展开交流,最后整体理解作品。虽然这种阅读无法和学生自主阅读方式相比,但在感悟作品方面却更加透彻,对于时间紧和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而言十分有用。其次课堂讨论;理解作品是高中文学欣赏课的重点之一,教师在课堂上可让学生根据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基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尤其对于复杂的阅读问题,可先尝试分组后再让学生解答,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文学欣赏课中普遍倡导学生从审美角度学习文学作品,例如让学生找出文学作品中描写景物和刻画人物以及表达情感的段落,进一步引导学生赏析作品语言。还可让学生运用画画方式刻画作品中关键人物和场面,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作者刻画的人物特点,最终达到品味作品情感目的。 三、引导学生理解共情培养学生文化意识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当前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之一为文化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倡导具有文学视野的英语教育。因为文化和人类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英语教学中泛指所学语言国家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于文学作品阅读而言,此类学习是构建在异域文化基础上,作品中涵盖作者所在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说明作者所处时代等隐藏信息。长时间有规律地阅读文学作品对学生而言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因为有的文化具有隐性特征,例如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只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其内涵。有了隐性文化,自然然而也会有显性文化,例如生活方式、节庆活动、历史文化等。《简爱》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作品,那个时期是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阶段,作品中大量刻画当时环境下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以及女性作为家庭教师的爱情观。除了《简爱》,这个时代也出现过如《大卫*科普菲尔》、《呼啸山庄》等,只能通过英语教师的指导和启发展示其中的隐性文化,学生才能从整体角度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学特征和社会面貌,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是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更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生学习英语心理特征以及文学作品材料,科学指导学生选择和自身英语情况相符的作品,促使学生大量输入阅读信息后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梗概,从而建构属于自身的文本理解体系,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学素质。 作者:李素香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对提高青年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回族文学》2017年第2期 摘要:通过欣赏、品味文学,青年人可以在各方面能够有所提高,特别是对综合素质的重要影响上。通过品读文学,青年人可以在与作者的无形交流中增加自身的文学素养,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都有正确指引作用;在品味文学中,他们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宣泄自己生活中的压力,心灵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学习感人事迹,获得正能量,感悟生活,感悟文学带给他们的积极力量;也可以获得荣誉感,丰富自己的生活,修炼自己的品行,利处很多。 关键词:文学欣赏;青年人;综合素质;重要作用 品味文学,无论古今中外的,在欣赏中青年人均可以读有所思,读有所悟,在品读中可以去深深体味作者在写作文章时的时代背景、时代感情以及作者内心深处流漏出的辛酸苦辣。这些对于青年人来说,益处无疑是巨大的,文学作者把自己一生的阅历,所学等汇编成文学供其欣赏,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是这些文学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文学基础,对于他们的学习乃至生活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他们培养自身的人格、为人处世的方法,稳定他们的品性,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引,同样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心胸得到了开阔,很有益处。 一、感悟生活、明事理 在欣赏文学时,可以较好的了解文学反映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还可以了解某个时期的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可以了解许多现今社会没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欣赏文学的内涵,可以令自己对生活有所感悟,学习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欣赏中成长与进步。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欣赏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兴替,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人物中,去反思自己,好明白自己的得失,然后加以改进。不如《史记》,写了很多的人物传记,有许许多多的王侯将相,他们的成长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只要我们善于“吾日三省吾身”,发扬自身优点改掉自身缺点,这些对于我们的成长益处是颇大的。欣赏《诗经》,可以了解学习的很多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我们学习应该经常的去温习去回味,好可以稳固的掌握知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教育我们对待朋友应该真诚,应该欢迎朋友的到来,好好招待,为人处世道理不言而表。读《二十四史》,青年人可以清楚的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细细品味他们兴衰的缘由,其中很多道理可以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比如有些王朝帝王贪婪好色导致王朝腐败最后失败,教育我们应该勤奋自洁,时刻与贪婪好色保持好距离;为何会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源于帝王勤政爱民,这在我们成长中应该时刻谨记,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应该坦诚相待,互相交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明事理,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三字经》、《读“三言”,长见识,明事理》等很多教育我们明事理的文学作品,只要我们熟读几次,明白其中道理,对于我们的成长好处是一生相伴的,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 二、满足精神需求、愉悦身心 品读文学作品,这其中的乐趣太多,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李白旷达诗句:“大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我们心中压力巨大时,读到这样的旷达的文字,青年人会感悟到生活乐趣其实是固定的,只要我们身心开阔一些,很多压力只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微微一笑,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游离在外的青年们,每逢佳节不在家乡思念家乡时,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千百年来专门是为他们所写一样,读到这样的文字,游子们心理上会得到许多安慰,精神需求的到满足,身心的到愉悦。文学欣赏给人以情绪的激动和感觉的快适,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常年工作在大城市,工作圧力巨大,周末去野外散心,这时候一本《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体验到陶渊明先生当时田园生活是何等的潇洒,然后青年人心中的工作压力会慢慢得到释放,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好景物,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心情愉悦了起来,社会上又多了些笑容少了很多愁眉苦脸。在文学的欣赏中,青年人不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一个个文字是对他们精神的极大迎合,心情在文字品读中得到释放,变得无比愉悦,文学对他们的作用是利处极大。 三、培养坚强意志 欣赏古典文学,体会名言警句,用于青年人生活学习中,好处随处可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教育青年人应该放弃常立志应该立长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国著名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年龄虽大,处境岁危险,仍然在与大鱼的搏斗中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对手,坚强的意志对于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必须时刻的加以保持加以自固。青年人只要记住这许许多多名言警句,用于生活学习中,何愁不在人生道路上绽放色彩,何愁得不到成功。 四、结论 好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在与作者无形交流中,去感悟生活,明事理,培养自身坚强意志,身心总会得到极大安慰,精神总会得到满足,时刻三省吾身,总结自身不足,青年人会有很大收获,成长中会少很多挫折,道路会更加通畅。 作者:王子琦 单位: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汉语言文字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与壮大也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背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不可分离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内含汉字和汉语两个重要分支,整个语言文字系统是我国文学欣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前提。汉语言文字是专属于我国的一种特殊语言和文字形式。 一、汉语言文字的特性 (一)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艺术美感汉语是从单音节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汉语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极易获得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律,而且通过排比对仗产生视觉上的平衡对称和整齐的形态美。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其他文字所难以做到的。 (二)汉语言文字的独特思想性汉语言文字和其他语言存在不同之处:汉语言文字以其丰富的字义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字义延伸广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也可以理解为做了某些好事,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也得到了升华。 二、中国文学欣赏与汉语言文字之间的联系 汉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人和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有人的存在才会有社会,社会才能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能让文字不断的丰富。汉语言文字能够组织成优美的文章,诸多美文又组成了中国文学欣赏。汉语言文字的存在让中国文学欣赏有了存在的基础及发展的源泉。由此而言,汉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起进步。 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影响 (一)使中国文学欣赏成为世界文学欣赏的“奇葩”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言分支还是文字分支都是属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系统。且由于汉语言文字无论是在读音上还是在拼写上,抑或是在结构上都与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着天壤之别。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具有这种特殊的性质,所以以汉语言文字存在为发展根本前提和条件的中国文学欣赏得以产生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构成的文学欣赏,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文学欣赏上的“奇葩”。总之,汉语言文字为我国文学欣赏的绚烂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中国文学欣赏艺术魅力的展现创造良好基础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后,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些语言通过各种类型组成的方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辞藻。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从这些有限的词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意境,这些特性是世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欣赏的这种拥有无限美妙意境和艺术魅力的形成正是源于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若没有这种一个字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学欣赏令人无法不景仰的艺术魅力之存在了。 (三)促进中国文学欣赏实现质的飞跃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后,汉语言文字越来越精炼,形成了很多词汇极少却内涵无限大的词语。比如“牵一发而动全身”“厚积薄发”等。这些词语在中国文学欣赏和使用上,使得文学欣赏内容更具深意,意象更加鲜明突出,且更多时候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又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味。 (四)推动中国文学欣赏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洗礼后,不可避免会在不自觉中彰显着中国的韵味,即便在西方语言介入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甚至是西方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科学化道路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语言文字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处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下,中国语言文字才能够真正发展。而反过来,只有在中国语言文字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欣赏才能够依靠更加成熟的文字实现自身的飞跃。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字是文学欣赏产生的前提,而文学欣赏又是诠释和发展文字的重要媒介,只有两者相辅相依,才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发展。 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所沉淀来的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字。它以其独特的音形字义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文学欣赏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作者:李技 单位: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文学毕业论文:我国教学改革古代文学论文 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 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中国要想发展成文化大国,现阶段急需的是复合型人才。赤峰学院顺应形势,制定了《赤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特征,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的,服务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着手进行教育教学各项改革,将目光投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力求培养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急需的,既具有丰富深厚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除部分研究型高校外,多数院校已经进入向应用型发展的阶段,大学教育正在实现由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的转型。面对社会经济转型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理论性课程表现出诸多与实践性不适应的情况,古代文学如何增强社会适应性,面对社会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促进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全民精神素质,加强传统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是重点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社会适应性,必然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课程改革的可能性 (一)理论指导 目前,国家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刚要和发展规划,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1998)、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和《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等文件内容。本课题组深入研究、领会文件精神,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力争完成此次教学改革。 (二)学科优势 赤峰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过2006—2009年、2009—2013年两个周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是院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也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文学院开设的相关古代文学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辅助课程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基本能够涵盖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这些为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优势 本课程有专职教师1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7人,正高职3人,副高职3人,讲师5人;赤峰学院教学名师1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任课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学院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要积极应学院改革的春风而动,踏踏实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进行改革,以育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 (一)指导思想 以《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注重专业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立足本学科,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宽基础、广交叉、纵向贯通,实现培养理念创新;拓宽自主学习空间、强化专业综合能力,突出培养过程创新;重点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学科定位 本学科定位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为提高民族人文素质、文化传承做贡献;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与创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文化事业的传承人和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社会需求对接,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优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的。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力争做到:学习和探究融会,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意识;专业与职业融通,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把教学、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四项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对此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 四、课程内容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课程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跨度大,作品繁富。现在赤峰学院古代文学课时仅21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并能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课通常由文学史、作品选二大块组成,此外还有辅助拓展教学,就是通过选修课。目前文学院已开设的选修课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多为作品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准备开设诸如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此外,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的,诸如《蒙学三书精读》等,也应考虑开设。 (二)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习效率最大化,首先,在对教学内容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解构,在原有按时间进行四段划分的原则上,把毎段的内容按文体分单元进行重新编排。通过对文学史的讲述来理清古代文学文体的流变、文风的演变、不同文体的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特点,从而能全面而清晰地品读作品、鉴赏作品,乃至学习创作。将文体部分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内容,在文学史的讲述上,突出重点、难点,人物生平之类的内容由学生课下自学,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时间比应在3:7左右。将文学作品部分分为精讲、泛讲、自读内容。对重点内容,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都应执行比较具体而严格的标准,并量化落实,重要内容背诵、作业等来完成,并增加重点内容的授课时间和学习时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为几个步骤:教师导读,课前提出学习要点、参考书目、设置问题;课堂教学中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针对设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可以通过讨论、评点的方式来完成教学,课上给学生留出提问和答疑的时间。 (四)考核方法 采用N+3式。所谓N包括:背诵、名篇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制作、读书报告等,占总成绩的20%。所谓3指:单元阶段测试,占总成绩的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五)试题库、习题库建设 完善试题库,建立客观试题库,占期末考试成绩的30%;建立主观题试题库,精讲、泛讲比例7:3,占总成绩的60%;建立探究拓展试题库,与考研试题接轨,占总成绩10%。 作者:霍雅娟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文学毕业论文:史学联系文学中高中历史论文 一、文史教学法的内涵 什么是史学联系文学的教学方法呢?它就是学术界以现有教学理论为依托,借助文学与史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所重新构建的一套教学理论。它具备文学语言的严谨性、准确性以及形象性的特点,使文字表达内容更加具体,更清晰、更贴切,易于学生理解记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引入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仿若身临其境,历史知识更是深入人心。这样,学生势必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历史教学品质也会因此而有所保障。 二、在我国历史教学中应用文史结合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受古代科举制影响,我国历史教学发展步履维艰,高中历史教学与时展严重脱节,也正因为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内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历史教学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语言生硬呆板,过分严肃,学生个性也因此而受到压制;其次,历史教学模式陈旧而没有新意,现代影视资料信息渗透不足,历史知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文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且学习深度不足;最后,传统教学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师生应试心理,教师一味强调灌输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方面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历史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该方法的应用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不仅使学生建立起了历史学习的自信,爱上了历史学习,而且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现代高中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使用文学史学相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必然。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法的具体应用 (一)在历史教学中融入文学性语言及文学作品 《史记》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对高度的评价,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绝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内容也形象地描绘着历史,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另外文中所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是全面而具体,让学生感觉作者仿佛就在眼前,使历史知识变得更加形象易懂,有助于学生记忆。当然,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们也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使历史事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学生理解更加深刻。人类因为语言而沟通,书本知识也通过恰当的语言描述而变得浅显易懂,所以优秀文学作品的加入给历史教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融入影视作品 传统教学模式受科技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能在“粉笔”、“黑板”和“教科书”的协作下进行,单一而低效。既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又不利于教学水平的发展。但将影视作品适当融入历史教学中,就可以轻松活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珍珠港》、《甲午风云》、《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韵味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三)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融情于景”的教学方法 有人曾说过,青少年之所以遇到了困难,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赤裸裸的教育行动。这足以说明传统历史教学中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取的教学模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必须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学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只有学生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所谓“融情于景”就是将情感教学与情境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国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使其最终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学习历史,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就达到了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总之,文学联系史学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文学作品活化历史、以历史证实文学作品的综合教学途径。它可以丰富我国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历史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学习的认真程度,促进历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升华,同时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另外,由于此方法给历史教学带去了启发,催生了诸如“政史结合”和“地史结合”等的高中历史教学方法。这些由其他科学与历史学科结合的方法都同样达成了历史教学的任务,体现出了历史学科的价值,深化了我国历史教学改革,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快速发展。 作者:葛高亮 单位: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文学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张诒三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现代汉语方向论文写作导引 本科生学位论文应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写作伊始阶段论题的选定方面;规范意识,主要贯穿在确立好写作论题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以上两种意识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但在本科学位论文中却极为稀缺,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有系统加以指导的必要。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文学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认知 摘要:目前对比较文学课程的探讨多限于中文专业,鲜有对其作为英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探讨。力足于教学实践,阐述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必要性和教学存在问题的认知,并从课程定位、学生引导、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讨。 关键词: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英语专业;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被定为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高校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1]。大批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对比较文学作为中文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对于外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探讨者甚微。即使有相关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止于探讨将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理念融贯于英语专业教学的研究中,如张喜华博士的《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英语本科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阐述对这一课程在英语专业学习中的必要性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的认知,并探讨相关对策。 一、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必要性 什么是比较文学?尽管世界各国学者对之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都不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2]相关联的学科,具有着跨越民族界限与学科界限的特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对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理论视野和知识领域,调整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思辨能力,发展个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发展迅猛,但英语专业学生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问题:知识面过窄。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把英语学习当作是英语单词和语法的简单记忆,没有把语言当作一门工具去学习和运用。因而,英语专业学生没有宽阔的知识视野,不能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甚至于有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做本科毕业生论文文学方向的选题时,局限于一个人物形象的简单分析,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视角切入。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不能靠几节比较文学的选修课解决问题,但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宏观性的特征,必然会引领学生进入世界文学这个万花齐放的大花园中,去品味世界文学的纷繁复杂似而不似的独特魅力。不仅如此,作为英语专业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的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不仅要求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思辨能力。英语专业本科生思辨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支撑较强思辨能力生成的知识背景,这里指的是“学生知识构成较为单一,人文底蕴较为薄弱,逻辑推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较为欠缺,难以从多个视角思考问题,不易形成批判性思维”[3]。而比较文学采取的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法,“把文学放在各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来加以考察”。无疑,比较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开拓。钱中文先生,曾谈到掌握外语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中的著名学者,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等等,无一不是精通外语的。“比较文学要在英语界有所突破,就得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做准备,来培养一支英语研究队伍参与到比较文学研究中来。”[4]由此可见,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让英语专业学生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问题 诸多一线教师的研究中,认为比较文学作为相对于中文专业其他课程比较年轻的课程,教材版本多,学科问题未定性定位,学科理论性强等,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产生从兴趣到畏惧的心理,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作为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开设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可见一斑。这不仅涉及到学科教材、学生的问题,对老师的教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比较文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针对英语专业本科生选修课程的教材。比较文学学科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大了教学的难度。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展开,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知识储备。但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同于中文专业的学生,前期没有开设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没有这些必备的基础课的学习,完全凭学生平时的课外视野,要很好地展开互动式的比较文学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比较文学作为选修课,学生不可能也很难愿意拿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对该课程的重视度也不够。这就给老师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对教师水平要求甚高,教师不仅要求有中文专业的素养,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以便顺利地开展教学。三、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对策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困难重重,但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突破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开设的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英语专业学生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特色之路,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的问题。 (一)找准课程定位 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因而在授课难度和深度上应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另外,其教学目的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因而,在教学中,这一课程的定位应是重在导入而不是研究。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虽然我们不可能向学生传授全部的学问,却可以在他们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将这个学科专业最根本的东西教给他们,用这些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掌握科学方法。”[5]授学生以鱼,不如授学生以渔。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是让学生对世界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以一种宏观、开阔的视野、思路、观念、方法来欣赏、研究文学,形成比较的意识,从而提高认识水平,提升基本素养。 (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比较文学概论这一课程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教师的引导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学生拘于视野的狭窄,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课程;部分学生纯粹是抱着来混学分的心理来上课。如果教师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学生不重视、上课磨时间的教学局面。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对比较文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介绍,引导学生重视这门新兴的学科;对此门课程的整体课程规划作一安排,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将学习的内容、方式等。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可以例举一系列中西文学中类似的文学现象的例子,比如,相似的“二母争子”,相似的“灰姑娘型的故事”等;也可列举中外文学中的不同现象的例子,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短诗《我心雀跃》和辛弃疾的《丑奴儿》中不同儿童观的表达等。思想工作前行,文学现象前行,学生的观念得以正确树立,兴趣得以激发,这是课程教学展开的重要前提。 (三)慎选课程内容 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庞杂丰富,但英语专业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都十分有限,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谨慎选择。要在有限的选修课课时当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中诸多重大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比较文学理论的枯燥势必又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选择授课的内容和顺序至关重要。针对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点,可以将比较文学中的美国学派作一重点介绍,或可以选用一些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关的英语文章或书介绍给学生阅读;在媒介研究中重点和学生一起探讨翻译研究等,从而使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与学生英语专业的学习相结合。在可比性问题的探讨时,可以置后教学,以便学生在大量的实例及理论中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自然也应灵活多变。这门课程的教学既需要讲授式教学,以引导学生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世界;又需要研讨式教学,带领学生参与到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当中。在此基础上,适时地插入双语教学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完全的双语教学模式,还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学生的知识面无法达到用外语较好理解这门学科的程度。此外,实践式教学可以在学生当中个别引导。部分学生因为对比较文学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可以指导其直接运用到毕业论文的写作当中。比如,英语专业12级学生在上完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后深受启发,毕业论文对《到灯塔去》中绘画特色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可以用关键词的方法来概述理论,同时尽量淡化理论教学,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实例,尤其是与英语文学相关的实例来阐释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挑选有一定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进行课堂研读等。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需要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参与,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学习中得到提高。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核心,教师的自我激励与提升是关键,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作者:夏益群 单位: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与人文素养探讨 摘要:英美文学课程对于英语专业学生知识储备量的增加和人文素养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尝试从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在联系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对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关键词:文学课程;人文素养;途径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则是英语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这不仅是一门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课程,也是修身养性、提高自身文学和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1]。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目标:“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文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促进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2]英美文学课程的教授分为文学知识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赏析两大方面,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教育,学生可以开阔视野,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增进对各国文化的了解,逐渐从欣赏作品中提高个人的文学修养、人文精神。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发现目前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英语专业人文素养欠缺的现状;尝试从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在联系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对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 1英美文学课程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双向互动 “文学是永不枯竭的人文精神资源”,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文学扮演着促进人类思想文明进步的重要角色。文学能够培养个人的人文素养已成为文学教育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通过文学阅读、鉴赏,可以帮助读者领略民族个性、风土民情,挖掘人类思想的本质。同时,具备了一定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更有利于读者理解文学文本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人格等,更能全方位地剖析文本、理解人生,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自身良好修养的形成[3]。笔者在自身十余年英美文学教学的基础上,提出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首先,文学课程能积极推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素养需要人在个体心灵深处进行自我认知、自我解剖、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对外表现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自身素质。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相”,中国也有句古话叫“面由心生”,把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我们不难想到阅读、鉴赏与素养之间的关系。文学课程教授的过程即是学生接受文化、文明熏陶的过程,教师将它们穿插在课程中,自然会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起到积极的作用,避免学生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塑造学生积极的人格特征。美国文学家福克纳著名的短篇小说“ARoseforEmily”的教学过程就可以作为文学教学促进人文素养提升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部小说晦涩难懂,但描法又独特新颖、别具匠心。小说中的女主人公MissEmily代表着南方的旧传统,她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她的悲剧体现在她一生对爱情的追求上,同时,福克纳也恰是通过这样一个悲剧的形象来探讨南方旧制度的没落。然而,大部分学生都无法理解MissEmily对于倾慕对象的残忍做法,即在小说结尾,她在自己布置一新的婚房里将爱人杀死,以便让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的做法。很多学生曾经一度认为Emily是个“变态”、“精神病患者”,不能理解她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通过对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的细腻分析,会发现MissEmily的做法完全符合她个人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酿成这种悲剧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学习这部作品的目的不是让学生们效仿Emily对于爱情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从Emily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能够冷静沉着地面对,而不是一味地压抑自己,最终酿成这样的后果。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教师的积极引导就是必要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树立起了正确的爱情观、生活观,个体的人文素养也逐步得到提高。其次,人文素养的提高反过来促进文学课程的优化。高校文学课程的课堂大部分以教师介绍相关作家、作品及作品选段的欣赏为主。考虑到课程教学的实际,实现通过学生逐一阅读相关文学作品来了解相关作家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大部分的文学课堂都是满堂灌。不然的话,可能完不成教学任务。长期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就会给大部分学生提供少阅读或者不阅读相关文学作品的借口和理由,只有极少数对文学有极大热情和兴趣的学生才会主动阅读相关文学作品,这就给课堂上的文学作品欣赏带来一定的困难。那么,如果学生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文学功底,在课堂上教师就会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在了解作家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层,这样更有利于全面深入地在文学课堂上渗透人文素养教育。 2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人文素养教育 英美文学课程对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人文素养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双向互动也给笔者些许启示。因此,笔者认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势在必行,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必然途径。基于此,笔者提出从文学教师自身不断充电;优化文学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模式及方法;课堂教学与课堂外学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相结合,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四个方面渗透人文素养教育。第一,文学教师自身需不断充电。人们常说“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路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高等院校的文学教师,如果自身没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如何去带领学生走上文学道路?如何用自身的文学气息感染课堂上的学生?如何通过文学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讲她特别喜欢英国文学老师,我问她为什么。她如是答到:“每每英国文学老师在课堂上读莎士比亚的诗,我们全班同学都能被他优美动情的声音所打动;我们看到他读诗时那如痴如醉的神情,就觉得这首诗好美,刹那间就燃起了我们亲自读诗、了解这首诗内容的欲望;上完一个学期的英国文学课,至少我自己觉得有了读诗的激情、身上有了诗的气息、生活有了诗般的浪漫和情调,偶尔也会有写诗和创作的欲望。”听了这个学生的话,笔者特别感动,也深受启发。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这么深远。教师无形中的举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于文学课堂有益无害。如果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不仅不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作为文学课程的教师,应该博览群书,具备扎实的文学基本功,通过自身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把个人的文学修养、在文学作品中汲取的人文素养传递给求知的学生们、渗透于每一节课中[4]。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在谈到文学教授应该具备何种资质时指出的那样:“文学教授要爱文学、文学教授要会文学、文学教授要搞文学、文学教授要有人文气质。”因此,作为高校的文学课教师,应该不断地充实自己,给自己充电,要爱文学、会文学、搞文学,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人文气质,这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第一步。第二,优化文学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模式及方法。在教学模式方面,文学教师可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到文学课堂中来。实际上,在文学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文本的具体分析中来,也可以提出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可有目的地选取接近生活的文学文本在课堂上进行微观分析,从中探讨生活的真谛。文学欣赏的弹性较大,教师可从文本出发,诠释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哲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个体意识和主观意志;可从文本中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出发,引出相关话题的讨论。如在分析GonewiththeWind的小说主题时,可以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出发,与现实生活中女性选择配偶时的标准相联系,做对比,进行分组讨论,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有话可说。关于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小组讨论之后鼓励学生进行单独发言,讲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教师再一一做点评。教师点评环节至关重要,因为个别学生的思想还是挺极端的,所以教师的点评能够对其不正确的爱情观及时进行纠正,不致于以后在感情道路上走歪路。在这样的小组讨论课堂上,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同时将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无形中提高人文素养,促进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第三,课堂教学与课堂外学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课堂内的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能选取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选段与学生一起欣赏,这就容易将学生带入一个误区:教师课堂上不讲的作家作品不是重点,因此没有必要去了解和记忆。笔者在文学课堂的教学中,一贯坚持课堂教学和课堂外学习结合、相互促进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授重点不应是简单文学史实的介绍,这些知识学生可通过自学了解掌握。文学教师课堂教学的重点应放在不同文学时期的文学创作背景知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思潮,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和不同作家、不同文学形式所采用的文学术语等方面,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通过不同形式所折射出的反映人类整体意识、人类永恒追求的能够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及审美情趣的形而上的东西,如:莎翁、雪莱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唯美的爱情观;鲍西亚、斯卡利特、简•爱身上折射出的完美女性的风采等。在课外学习方面笔者有一位学生让人印象深刻。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经常阅读中外名著,热爱英美文学,后来选择了英语专业。她告诉笔者:“文学如同我的生命,没有了文学,我将枯竭。”英美文学选读课本上的作品,她都读过,经常在笔者的课堂上能够给出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观点。因此,笔者一直鼓励学生课外阅读文学作品,权当修身养性。课堂外的阅读和学习能够弥补课堂内知识学习的不足,大部分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作品,这样既不约束学生阅读的作品类型,又开阔学生的视野、增进学生的见识,让学生将自身人文素养的提高溶于习惯之中。因此,只有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才能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5]。第四,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相结合,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之间就存在紧密的关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在长期的阅读中,读者会深刻地受到文学作品中人物生活、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同时,学习跨文化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比如在给学生分享谭恩美的成名作TheJoyLuckClub时,笔者会先让学生了解中美不同的家庭观,在不同的家庭观文化影响下自然就有小说中母女激烈的冲突,再来分析小说中冲突的原因时,就很简单了。当然,小说中关于母女沟通的话题、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话题都是可供学生讨论的。此后,笔者还会引导学生就这些话题谈谈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沟通是否顺利。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积极踊跃发言,有学生谈到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相处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无话不谈。有学生谈到自己小时候与母亲之间有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叛逆期,总是跟母亲对着干,就像小说中的Jingmei一样叛逆。还有学生谈到自己现在还无法与母亲沟通,因为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而无法打开心结。笔者特别重视最后一类学生,会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心理疏导,鼓励其积极与母亲沟通,解决问题。不管哪一类学生,他们在谈及自身与母亲的沟通时,都会谈到未来自己与孩子的沟通,期待能够顺利与自己的子女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话题讨论时能够将作品中的问题影射在自己身上进行讨论,开拓了创造性思维;同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作者:余永锋 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的文学教育论文 一、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的现状 1.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心态和想法的错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及我国大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学生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就业压力导致学生对英语专业的文学教育失去兴趣和积极性,更倾向于学习那些毕业后就业容易,符合市场和企业需求的商务英语及旅游英语等课程。学生这种错误的心态和想法使得英语文学教育备受冷落,逐渐边缘化。 2.英语文学课学习的时间少,内容安排不合理。国内部分院校的英语文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外语院系,普遍是在本科三年级时才开设英语文学课,学习时间也长短不一,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大多数学校每周只开设两节课,这在非重点高校的外语院系表现得尤为严重,甚至一些院校将英语文学教学课程设为无足轻重的选修课。很明显,学生在极少的时间里欣赏学习一定数量的英语文学作品就会变成“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自然就没时间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 3.由于多年学习汉语的缘故,高校英语专业文学学习存在很浓的汉语思维。由于中西语言习惯用语的差异,受汉语常用思维的影响和干扰,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习惯从汉语词汇中寻找和英语所需词汇相同或类似的词语代替,他们并不知真正在概念意义上完全等同的词汇很少。所以,学生学习英语不能只理解和掌握课本语境中出现的意义、用法和搭配,还需不断增加词汇量并且了解其他的常见用法和词语搭配。这样不仅能全面地掌握词汇的用法,而且会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运用,从而排除汉语习惯的干扰和影响。 4.教学方法和模式陈旧,教师水平有限或知识储备不够。由于英语文学课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多掌握文学知识,教师经常一股脑地全灌输给学生,也不管学生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方法太单一、陈旧,时间久了,学生就失去了热情,产生了厌烦情绪。英语文学课的师资力量也跟不上,英语文学的教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复杂的文体结构且内容涉及面广等特点,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需要加强英语文学教学的师资力量建设,要有与之对应的师资力量和一系列硬件设施。 二、高校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中的一些合理化建议 首先,要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英语文学对学生来说不是熟悉的,学习起来有难度,学生难免会有枯燥和厌烦感。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思路,鼓励学生查找有关材料,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他们相互协助弥补个人欠缺之处,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小组之间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除此之外,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互动教学,这样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习英语文学的热情。其次,有效安排英语文学的学习时间和合理调整课程内容。英语文学教学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学习英语文学,并为他们提供条件。在不影响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给学生安排学习英语文学的课时,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将这门课程设立为必修课;学校在英语文学学习的内容上也要精心调整设置,这样有助于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挖掘出作品更深的内涵。 最后,开拓思路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英语文学教师水平或增加知识储备。在当今的教学中,高校不能再用传统的教学形式———教师是“百科全书”,什么都知道。教师要有开放的思路,积极创新出适合当下的教学方法,比如进行互动教学,老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老师与学生之间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学习进步。此外,对于高校英语文学教员,只理解和通晓中国文学和熟悉英美两国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要满足学生学习英语文学的需求,教师还要具备广泛的与文学相关的历史、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要尽可能多涉猎,熟悉其中的一门,当然必须有一门要精通,经常中西对照,充分了解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作者:付卉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浅谈高专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学习焦虑 [摘要]学习焦虑在英关文学学习中对学生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形成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本文介绍了经常表现出的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评价恐惧等三种学习焦虑类型,探讨了高专英语专业英关文学课堂实现低情感障碍教学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学习焦虑;英语专业;低情感障碍教学 一、引言 焦]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情绪,又称之为心理异常。通常来讲,焦虑是指“主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得其自尊心和自信以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不安,带有恐惧感受情绪状态”。在外语教学领域,焦虑被普遍当做是外语课堂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产生的一系列复杂心理现象。许多外语教学研究把焦虑作为一个主要的心理变量用于外语学习情感分析。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学生的外语学习成效与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因此,这就要求在外语课堂教学中“以知识为中心的课堂”必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课堂”,突出强调学习主体的情意、情绪和情感,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将学生在外语课堂上遇到的情感障碍尽量降至最低,即实现低情感教学的主要目标和要求。在外语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要求教师始终将学习主体的情感要求摆在首位,尽量减轻过重的情感负担,以收到教与学的预期效果。 高专英语专业开设的英美文学课是文学艺术欣赏课,作为一门专业理论课,该课程主要是培养英语专业学生英美文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理解,通过阅读分析英美名家名作,使学生了解英美文化,同时培养学生鉴赏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提高文化修养,提高英语综合运用水平。语言与文化、文学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折射镜,文学则是对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在英语教学中适时适量介绍英美文学和文化,对于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及其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效的。 二、英美文学课堂学习焦虑 由于英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枯燥很多学生对于英美文学的学习都缺乏热情,不能积极主动的去学习。表现在上课注意力涣散,思路不能紧跟老师;对于课堂互动特别反感,不愿表现自己;不能有效的整理笔记,上课昏昏欲睡;作业不能认真对待,大部分都是应付差事。 (一)交际畏惧 交际畏惧是指个人与他人的真实或预期交际产生的恐惧或者焦虑,其典型的行为模式为回避或退缩。畏惧症患者在介入他人的会话以及追求社交方面显得更加勉强。专家指出,学习主体在外语学习中的交际畏惧与自我知觉之间呈负相关(而在母语学习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见,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交际畏惧是学生掌握英语的绊脚石。在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口头表述焦虑,即学生由于英语基础知识不扎实,课堂气氛比较紧张、压抑的情况下,对自己缺乏信心,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内容没有把握而引起的忧虑甚至惊慌,从而导致交际困难。往往表现为紧张、惊慌、被动、言谈中断。由于交际畏惧是社交恐怖的一种表现形式,焦虑者对自己的神情举止都非常敏感,唯恐自己出丑、失态。这种忧虑使其异常紧张、口齿不清、行为拘谨,因此而面红耳赤,而这些反馈进一步强化了紧张意识,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外语领会焦虑,即口头交际过程中或师生对流中理解、捕捉对方信息时发生困难而引起的忧虑和紧张。在英美文学课上教师在讲授时需要介绍文学术语以及文学流派,由于学生在此之前很少接触这一类知识,因此会造成他们对听到的文学知识材料无法按照一定的语音语法规则破译出来,而且又不能进行正确的编码,这往往是心理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学生经常听不懂跟不上,自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心理。在课堂学习中便显得恐惧、紧张、烦躁不安,严重时甚至与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产生抵触情绪。 (二)负评价恐惧 负评价恐惧即“对他人的评价有畏惧感,对负评价产生的沮丧心理及担心他人会对自己做出负评价的预期心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或者同学会对其学习行为做出一定的预测性认识和评价,这种结果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期望,它可能对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焦虑的产生会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学习主体的期望与焦虑呈负相关。学生初次接触英美文学,由于阅读量有限,在完成教室布置的读书报告以及课堂提问等任务时,担心教师和同辈会给予否定评价。这种否定评价又会造成学生在课堂上出现退缩性行为,作为心理防御机制进行自我保护,表现出回避、缄默、做白日梦和过分依赖。 (三)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就是带着恐惧心理对待考试过程中表现出的信心不足和成效不够的倾向,学生经常担心考不好,或者不愿意考。由于英美文学考试涉及范围广、跨度大,文学作品分析等主观题居多,很多学生反映在考试准备过程中感受到压力和焦虑,在考试过程中由于过度紧张,看错题或识记下降成为常见的现象。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考试焦虑已经成为他们考试出错及水平提高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英美文学考试中焦虑的原因一是学生对该门课程前期学习重视不够,平时知识积累准备不足,复习不充分。二是有部分学生过去有多次失败经历,在回忆中只注意自己失败的经验,这种往复的回忆加深了焦虑程度,以致于产生更多的负面想法和与该课程不相关的一些思想。在课堂上表现为不能集中精力于教学内容,课后因为没有弄清楚文学知识或作品分析而着急、忧虑,显然,这种考试焦虑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课堂学习焦虑教学法探讨 要克服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焦虑这种典型的情感障碍,需要为学习主体创造一种宽松的语言学习环境,为其树立学习的自信心,降低情感负担是最主要的目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堂教学的关键是实现低情感障碍教学。 (一)皮格马利翁效应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森尔认为教师期望能轻易引起自我实现预言效应。“人们对某种情境的知觉可能改变该情境以适应其知觉。教师根据对某一学生的认识而形成一定的期望,促使学生向着期望的方向发展。”外语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是指教师的关心、激励等因素构成的期望心理,引起的学生思想行为方面的变化和反应。教师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给学生特别热烈的情绪感染 教师首先要对学生学习报以乐观的态度,帮助他们建立学好外语的自信心,通过自己积极主动的情感影响学生,激发他们参与课堂活动和语言实践的积极性。比如在布置文学作品读书报告作业后,有些学生心里没底,打算放弃,这时教师需要以满腔的热情给学生以鼓励:“Come on,you can certainly do it.Why not have a try?”,“Just have a try,I’m sure you can man-age.”又如教师要求学生识记理解文学术语概念,而学生信心不足时,教师要主动鼓励和帮助学生,使用:“Don’t give up!They are pretty easy for you,I’m expecting your answers.”等课堂英语引导学生,注意不要将个人的悲观情绪带入课堂,对学生过多地指责:“You are stupid,it can’t be easier”,”Youfool!”等之类的语言带来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给学生更多的反馈 希望引起教师关注是学生情感要求的一种表现。学生上交的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期待教师要尽早发下来,发下来的作业,学生最关心的是否有批语。批语是来自教师的信息反馈,特别是肯定的批语,往往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动力,激励他们上进。如果作业本发下来学生见到的只是日期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因此,教师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反馈形式及时传递给学生。除了通常的作业等级评定,讲评和表扬外,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也可以运用大量心理暗示。学生犹豫时,便给之以满意的微笑和期待的眼神,使其心领神会。教师的反馈要做到及时,否则就会失去意义。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学习主体的学习特点给以反馈。一般而言,对于基础好、水平高的学生,要提高学习要求,要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文学作品。要进行适当的批评,通过一定挫折教育推动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相反,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要注重加强对英美文学基础知识的讲解,通过鼓励表扬等方式培养他们的兴趣。 (二)心理换位 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以“自我中心”的概念出发指出,“个体认识的发展过程甚至人类的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为打破自我中心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非自我中心化”过程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和情感用来主宰课堂,要平等的关注每一个教学对象,学生对文学的认识都有自己的理解,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来对待学习主体和处理课堂可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要进行心理换位,将自身换到学生的位置上去认识、体验和思考。这就要求教师要学好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学生的认知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学生的认知和心理学发展规律,对具体学生要有具体分析。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建立英美文学课堂学习档案,对学生进行跟踪记录和调查,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多了解学生的需要,理解他们的心情,其目的在于满足学生情感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学习英美文学课程的积极性。 (三)归因训练 在外语教学实践中,运用一定的训练程序,使学生掌握归因技能,改变不适当的归因倾向,使其形成积极而适当的归因倾向,从而引起学习行为积极变化,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和学习成就。研究表明,那些学业成绩不理想做出不适当的归因的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降低自信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而学业归因倾向是后天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韦纳成就归因模式强调“稳定性原因维度和期望的重要性,失败者如果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任务难度等稳定性的原因t期望降低,对未来成就失去信心,并伴着消极的情感,可能减少努力的程度”。与此相反,如果将失败归因于努力等不稳定原因,则学习主体因训练的主要方向要转为关注不稳定性归因,教师在帮助学生进行归因训练的时候,要让学生有学习成功的体验,也有学习失败的经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归因。就高专英美文学教学而言,就是要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中心,采用教师引导、讲授与学生参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分阶段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倾向进行归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例如学生在学期开始刚接触文学课时,一部分学生还抱着“学英语就是考级”的观点,对英美文学课程性质和作用没有理解,导致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完成质量不好等问题出现。为此,教师需要利用课上课下时间对学生的外语学习观进行纠正,强调英语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引导学生重视英美文学课的人文素质教育作用。通过经典的文学作品陶冶和塑造人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 四、结束语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高专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学习焦虑的三种表现形式及学习主体学习过程中发生的心理因素,结合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分析了如何有效进行课堂教学,创造英美文学课堂的低情感教学,以期能对目前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不重视学生情感因素,情感障碍比较突出的现象有所启示。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贵州省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改革刍议 摘要英美文学课对英语专业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贵州属于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门课程在贵州省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现状令人堪忧。本文着重探讨适合贵州省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英美文学课改革,提出开设文学专题选修课作为补充和铺垫,目的在于有效地提高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效果。 1 英美文学课现状 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中,英美文学选读是一门介绍英美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核心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因此,它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起到积极的提升作用。然而,近年来英语专业的市场化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将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向了商务英语,经贸英语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上。加之文学课程学习时间长,不能立竿见影,因而它被实用主义风气和急功近利思想推到了英语专业教学的边缘。此外,传统的单向教学模式,即教师在短时间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进行知识的单向传输和“填”入。“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王学文,2002)成为学生对文学课最深的印象。教师讲,学生听的授课模式,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兴趣。英美文学课的改革要求迫在眉睫。 2 贵州省高校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状况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南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些使贵州的英语教育远远落后于东部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我省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其它省份相比较低,导致这一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规模及水平都受到限制,教育观念也不够先进。如英语书籍的购买、放音设备、多媒体教室备置等都不能满足语言教学的基本需求。教学硬件设施的缺乏使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纯正的英语语音语调,听说的能力得不到有效培养。 (2)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共有49个民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7.9%。少数民族特殊的语言文化背景使其思想保守,排斥异质文化,不重视英语学习,这些使他们对英语产生了盲目排斥和厌学心理。另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时母语、汉语和英语,三语间相互干扰,增加了学生英语理解的难度。因而,少数民族学生自认不如汉族学生,自暴自弃,学好英语的愿望和动机不高。 以贵州民族学院为例,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生人数的60%左右。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贵州边远山区,中学阶段就没有打好基础,进入大学后跟不上教学进度,又面临四、六级考试的压力。因此,他们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心理,进而影响其它科目的学习。 (3)近年高校降低录取分数线扩大招生数量,导致生源质量下降。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其英语高考分数已不完全是录取与否的唯一标准。有的学生甚至是从其它专业调剂到英语专业的。其总体英语语言基础不高,文学功底差,学习意愿和兴趣不强。 3英美文学课的优化方案 针对贵州省大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等诸多问题,应改进目前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选择适合民族地区及偏远山区的教材,增加英语文学原著的藏书量以及增配多媒体教室等。在外语教学实践中,文学课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这种改革还须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和与时俱进。正如Brandes和 Ginnis 所指出:“要在学习中获得有意义的,有相关性的东西,一是靠教什么,二是靠怎么教”(Brandes,1986:12)。 3.1 开设选修课,调整开课时间 在2005年5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英美文学课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时应在280学时左右,历时2学年。然而,在贵州省的各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作为高级课程的英美文学课通常只在大三上学期和下学期开设,课时量在80至140学时之间,远远低于《大纲》要求。因此,增加课时数是必要的,但大三或大四阶段课时数的简单积累并不能完全改变现状。王守仁曾呼吁应该改革《英美文学选读》课“文学史+选读”的教学模式。然而,贵州省大部分高校开设的文学课情况更糟:文学史的传授占课堂时间的80%以上,很少或没有时间讨论作品和分析文本,教师也极少安排课后研读作品。既然贵州大学生英、汉语言功底差,很少真正地阅读文学作品,那就更应让他们尽早接触英美文学作品、了解异国文化、扩大词汇量,丰富语言表达,为高年级阶段更好地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培养文本分析能力,欣赏经典作品打好基础。因而笔者建议大一上学期就开设“英美文学专题作品赏”之类的选修课作为《英美文学选读》课的补充。作品类别应从简单的“儿童文学”到“青少年文学”,进而过渡到难度较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诗歌”等专题。这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在英语技能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培养起信心和继续探索的兴趣。 3.2 优化选材 如何选材,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作品的反应程度。作品内容应与学生自身经历有一定的联系。学生可在作品中找到情感共鸣,以自己的经历来审视作品。若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接触深奥难懂的古典文学等,被学生们形容为“恐龙时代的英语作品”,他们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就会消减,甚至变为排斥和恐惧。因而,选修课的作品应选现当代的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作品为起步,尽量避免因时代和文化差异加大理解难度。青少年文学作品与大学生的年龄、经历、爱好、理解力相近,主题贴近生活,缩小了作品与学生的距离,减少学生阅读时的受挫感。再者,青少年文学作品的语言及用词较成年人文学简单,难易程度适合贵州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助于培养起学生的阅读习惯及真正独立理解作品,进而用英语书写,口头阐述观点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学生的词汇量经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得到扩大,理解力得到提高,并建立起一定的文学概念,为高年级学习理论知识和欣赏经典作品做好铺垫。 与此同时,少而精是英美文学课教学中至关重要的原则,即在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上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名著进行精读。与其囫囵吞枣,不如深入研读几部名著。 3.3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很多年前,教育界就开始呼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但实际中未能完全采用。教师仍是满堂灌,学生则被动地“听”,影响教学效果也消磨学生的积极性。笔者以美国青少年文学为例简要阐述“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 新学期第一次文学课上,教师向学生展示本学期教学任务和计划,让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有大概的了解和规划。教师以少而精的原则列出一两条教学主线。例如,以获奖作家为主线,将1988年至2010年间获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所颁发的玛格瑞特・爱德华终身成就奖得主及获奖作品按年份罗列出来,要求每位学生选择一位感兴趣的作家,并进行研究。教师要求学生以口头演讲的形式完成此任务。演讲学生提前与教师讨论演讲内容,预约演讲日期。并应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用PPT,视频片段,分发讲课提纲等方式完成演讲。演讲学生可自行决定演讲形式,从任何角度介绍作家生平、探讨作品内容。教师对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估,得出分数,作期末考试成绩。这种教学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让学生参与和组织课堂学习,课前认真收集和准备资料。同时“观众”学生也须积极参与演讲学生安排的任务,其“参与度”作为平时成绩记录下来。 教师也可按青少年文学的体裁分类,如幻想小说,科学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等。在介绍某一体裁的代表作品时,关键环节就是教师扮演“书商”,向学生“推销”这些小说,以作品的精彩情节和悬念“诱惑”学生“购买”书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一本喜欢的作品,课后共同阅读讨论并写读书报告。课堂上教师组织每个小组口头介绍作品概要,并提出问题待学生回答和讨论。不足之处教师应立即补充、说明。这种模式不仅使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间互动增加,还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能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文学脉络,掌握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和框架。这种教学更重视学习方法和文学感悟的培养,而不仅是知识的背诵,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来说受益无穷。 3.4 改进考评方式 闭卷考试往往是对英美文学课的考评方式,以一张试卷考查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而非重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运用英语知识的能力。因此应以平时学生完成任务、课堂参与和讨论的情况给学生一个综合评分。此种考评方式下,学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便会认真准备和完成,才能保证教学效果。 3.5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广播、录音、视频、网络等多媒体手段。在学生看了英文原著之后,请他们欣赏据原著所改编的电影进行对比,让他们充分体会文学作品的魅力。同时,听、说、读、写、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强英美文学课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贵州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另设一门英美文学选修课,作为高年级《英美文学选读》这门必修课的补充和铺垫,符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英语水平状况及发展要求。同时教学模式及内容的优化,对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图书馆或资料室也应购买和收藏更多的英文原著,为学生提高更好的硬件支持。 本文属于贵州省教育厅2011年人文社科课题:“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研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的部分成果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强调的是对作品的解读,包括字词和意境的揣摩,情感思想的剖析,以及写作意图和写作手法的理解把握等等。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在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很多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需要读者结合语境和情景进行揣摩分析和理解,准确把握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情感。因此,本文根据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本质出发,分析如何有效强化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内在思想素养。 关键词: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方法 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能有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中西方文化差异,修辞手法的应用,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去体会和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情感思想。所以,加强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不断强化课程教学效果,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作品解读,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素养。 一、加强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解读,提高教学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需要反复斟酌和揣摩其中的核心词汇的用意,只有准确掌握了这些词汇的意思,才能准确掌握整个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写作意图。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并非单一存在的,其含义也并非简单的字面意思,需要联系上下文的语境和情景进行字面意思的深化和拓展,作者在使用时也有其既定的使用意图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所以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作品文字内涵的解读,反复分析和揣摩,准确掌握作者的使用意图。加强对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解读,有利于大学生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深刻体会到作者用词的精妙之处,同时也喜欢上这个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手法,并进行相关文学作品的延伸和拓展。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需要充分加强学生关于文字的解读,让学生掌握科学的解读技巧,真正体会到用词的准确含义,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内涵。 二、把握文学作品中西方文化差异,提高教学效果 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影响大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解读的重要因素。在通常的文学作品赏析中,大学生往往会用固有的中国式思维方式去理解和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情感,文化差异决定了写作方向,英美文学作品中,作者对于人物的素质和故事情节的构造带有西方的典型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情语境下,人物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各有不同,所以,教师在进行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时,需要加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讲解,让学生充分利用西方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对作品内涵和作者思想情感的把握。很多的经典英美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喜欢,是在于它敢于冲破世俗思想的禁锢,展现出常人不敢想以及不敢做的行为方式,是一种思想的突破,这是东方思想行为所不允许的,但是却带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比如以女性形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极大地转变了女性的思想价值观念。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解读,分析当时文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学生更加准确地分析和理解文学作品,不断深化自身的思想素养。 三、掌握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写作风格,提高教学效果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他们都有自己特定的写作风格和擅长的写作手法,或唯美、或浪漫、或幽默、或犀利等等。在赏析文学作品之前,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作者的社会背景、成长环境、生活遭遇以及创造背景等等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风格。掌握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利于读者把握整个文学作品的写作性质,可以有效加强作者的理解分析。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作者写作风格的分析,从而深化文学作品的写作内涵。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繁多,程度深入,需要教师不断健全和完善教学方法,实现以学生思想素养发展为目的的教学目的,让大学生在英美文学作品的陶冶和熏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素养。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浅谈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摘要】新阶段,很多职业学院都将英美文学课程当作英语专业的必修科目,其目的不仅是在于提升学生人文素B,也希望学生能够在阅读学习一些经典英语文本过程中,提升语言感知力、综合学习与应用能力。但是就目前来看,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一直都未取得理想教学效果,不论是授课内容还是方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职业学院 英语专业 英美文学课程 前言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要培养的不仅是学生的英语学习、应用能力,还应注重其英语情感的恰当表达,以及口语交际技巧的运用等诸多方面。而英美文学的课程的开设,对于职业学院英语教学来讲,不仅丰富了授课内容,也注入了一定的文学情调,强调学生要尊重、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理念。 一、积极采用互动教学法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一直都处于教学主导地位,其权威往往都是不可动摇的,可以说是所谓的百科全书,但在此背景下,不仅或让学生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产生强雷的焦虑感,也难以获得理想授课效果。对此,其教师应积极突破传统教学局限,不断加强师生互动交流,而在互动交流中,在拉近师生距离的同时,也能够自然的帮助学生解决在语言认识、运用上存在的各类问题,也能够充分体现出师生的情感互动。同时,还要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全方位挖掘学生英语学习潜力,以此来促进其学习兴趣与自信心的不断提升。 而对于英美文学课程来讲,学生往往都是陌生的,虽然会产生一定好奇心,但学习掌握起来一定会具备相应难度,对此,教师应注重学生学习热情的激发,指导学生利用各种学习工具与渠道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在此基础上大胆发表自身意见与建议,即使学生的意见、回答并不理想,教师也应给予积极鼓励,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正视自身优势与不足,也能够懂得怎样利用和完善。此外,教师还应尽可能多的为学生创造一些互动机会,并将学生合理划分程几个小组,让各小组通过合作学习、互动交流来更好的学习掌握相关知识,从整体上提高其英语综合素养。 二、注重人文素质的渗透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学生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的提升,让其真正懂得怎样做人、做事,而对于英美文学教学来讲也是如此,必须要注重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让学生逐渐懂得对于文学作品的学习、阅读,并非事项娱乐消遣、消磨时光一样简单。文学作为人类发展中的稀有财富,必须要给予充分重视与深入钻研。 对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学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如,一些比较经典的诗词歌赋、散文等,并在学习中真正领悟其中的哲理,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理念。比如:针对“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雪夜停林边》这种漂亮的押韵诗来讲,其中讲到:诗中人赶着马车来到一片树林边上,尽情地欣赏夜色中的树林、白雪,久久不愿离去,但最终却还是不得不离去,因为其还有未走完的人生路,以及未完成的任务。在带领学生学习这首诗歌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怎样正确的看待、判断、抉择人生中的各种使命与诱惑等问题。以此来将知识学习、学做人进行有机整合,也让学生在学习探究中受到一定启发,也促进其人文素养与英语综合学习能力的全面提升,对此,其英语教师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并多为学生推荐一些简单的文学作品,拓展其学习视野。 三、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升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专业素养的高低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影响。且作为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织者与引导者,其专业素养的高低对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专业素养的提升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要想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英美文学知识,促进学生英语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其教师就必须要加强自我知识储备,并在正式开展教学活动之前,尽可能多的积累一些英美文学知识,掌握更新颖、多样化的教学技能,以此来更好的投身于职业学院英语教育事业当中。 四、强化多媒体的辅助教学 多媒体技术凭借自身较大的信息容量,以及较高的运行效率、覆盖面较广等特点,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如此,通过采用这种辅助教学手段,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也能够为学生更生动形象的呈现原本较为枯燥、抽象的英语知识,能够大幅度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帮助学生突破各个学习难点,获得更理想的授课效果。 比如:在讲解比较文学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就可以通过借助网络技术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如,作家的生活经历、相关作品,以及该作品的写作背景等素材,以图文结合、影像播放等形式来更直观的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对不同作家的作品有更直观的对比学习。另外,在授课中,教师可以选择文学作品中比较经典部分的影响资料,在课堂导入环节播放给学生,以此来全面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积极性,也帮助学生更透彻的理解、分析相关文学作品,也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综上所述,在职业学院英语教育体制不断改革背景下,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应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紧紧围绕学生不同阶段的认知发展需求来设计各项教学活动,结合课程自身特点来不断优化授课内容与方式,从整体上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以此来促进学生文学审美能力、英语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也推动职业学院英语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现代教学思路 摘要: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英语作为世界各国交流沟通的通用语言工具,其重要性必须得到清楚的认识。关于英语的教学,主要分为英语的基础性教学和英语的专业性教学。真正地把英语转化为交流工具,大大发挥其时间作用的就是专业英语教学,主要指在大学的英语教学,可见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水平的重要性。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学习专业性英语的水平,益处明显。随着素质化教育的全面推行,新的教育理念与思路不断地推陈出新,有力地促进了当前的教育与教学的质量。因此为了提升专业性英语的教育教学水平,本文探究将现代教学理念思路应用于高校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中。 关键词:英语专业 英美文学 现代 教学思路 一、高校英语专业的特点 高校英语专业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专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旨在培养专业性的英语人才,英语专业和其他专业一样一样有其自己的特点,经过研究分析,校英语专业主要由以下特点: (一)专业课程的丰富性 英语专业存在与绝大多数高校,是一个广泛存在十分重要的专业,英语专业课程的丰富性是英语专业重要的特征之一。英语专业的的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所有相关的英语知识,最大化地加深加大对英语的实践性应用,努力把英语课程进行工具性的转化,所谓进行工具性的转化,就是使英语真正成为沟通交流的工具。这就要求英语专业的学生要学量的知识,这里所指的知识就是英语的语言性知识,这就决定了英语专业课程的丰富性,这是因为英语是一门语言,知识点众多,内容丰富。以上便体现了英语专业课程具有丰富性的特点。 (二)专业需求的广泛性 专业需求的广泛性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英语专业的特点,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在文化、经济、科研等各个领域都要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这就要需要大量的英语人才,所以说高校英语专业具有专业需求的广泛性的特点。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中国的大量企业都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仅此一块,英语专业人才的缺口都是巨大的,具体例如,中国大型建筑企业像中铁、中交等都在海外有很多项目,必然需要大量英语人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英语人才的缺口依然很大。 (三)专业学习的限制性 高校英语专业还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学习具有限制性,这里所说的限制性可以理解为专业学习的难度很大。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英语专业的学习就是要将基础英语工具化,这工具化的过程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英语的工具化过程需要一定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去进行练习,可是这种环境在当前看来,限制性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单单从英语的学习的层面来看,是对学习英语很不利的,这就体现了英语专业学习的限制性的特点。 二、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与特点 (一)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 高校英语专业中的英美文学课程的主要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教授学生英美文学的阅读、赏析、品位等。对于英语专业的学习意义主要有以下亮点,其一,学习英美文学课程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英语知识进行练习,提升语感,从而提升英语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其二,学习英美文学,有利于了解英美文化,了解英美文化的同时养成英美文学的文学意识,这种文学意识对于英语专业的学习十分有利。 (二)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特点 在已经分析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内容与其对英语专业学习意义的基础之上,紧接着分析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特点,经过研究分析,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主要由以下特点。 1.理解层面的抽象性 文学都是具有文化特征的,也就是说文学都是代表着一种文化,学习文学,就是对于其所代表的文化的一种学习。英美文学显然就代表着英美文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对于一些深层面上的东西理解起来显然十分抽象,这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性所导致的,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学生对于英美文化的不了解,因为文学层面上所反映的文化是十分深刻的,所以说这种现象只能减少其影响,并不能消除,这便反映了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理解层面具有抽象性的特点。 2.内容具有广泛性 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首先英美文学是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之下的文学体裁、文学风格等是十分丰富广泛的,另一个方面而言一种文学形式能够形成,其数量规模必定庞大,其发展历程必定漫长。以上这些共同反映了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内容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3.对于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有积极影响 这个特点在上文中有所提及,现在进行具体分析。学生在对英美文W学习的过程中,必然对文学作品中的字句、语言、思想进行分析,主要产生以下三点效果。其一,学习文学作品的过程之中必定对于英语的基础知识有所加强,例如,有些字词的用法、搭配、出现语境等。其二,学习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深层次地理解英美文化,以及英美不同地域之中的风土人情。其三,长期地对英美文学展开学习,必然可以培养良好的英语语感,所谓英语语感,就是在大量阅读练习中所产生的对英语的无意识的反映。以上三点的任意一点都会大大促进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所以说英美文学课程有对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有积极影响的特点。 三、英美文学课程中现代教学思路应用形式 教育教学理念近年来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发展飞速,说到底,其目的还是为了极大地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提升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通过分析高校英语专业的特点以及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内容与特点的基础上,本文继续探究英美文学课程中现代教学思路应用形式,经过研究分析其主要应用形式如下。 (一)教师转变教学思路 老师教学思路的转变十分重要,这是因为,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引导的作用,所谓为了在高校英语专业中应用现代教学思路,老师的教学思路转变就显得十分重要。老师在以往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可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弊端。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言传身教为主,这就使得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差,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老师转变教学思路,就要接触学习新的教育理念,大胆尝试,可以说老师完成教学思路的转变是应用现代教学思路的第一步。 (二)英语新型课程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应用新的课程教学形式可以说现代教学思路的直接体现。新型的课程教学形式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这是因为新型的课程教学形式方法经过,考虑到学生的心理以及认知。其二,学生能够很好地进行知识的掌握,这是因为,新型的课程教学形式能够很好地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自然而然,其对知识的学习速度以及理解程度都大大加深。其三,应用新型的教学形式,能够大大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这就会使学生整体水平大幅提升。新型的课程教学如“翻转课堂”式、“头脑风暴”式等。 (三)学生成绩的综合评判 对学生水平和学习成绩进行综合的评判,应用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去评价学生。传统的教学中,评价学生的唯一指标就是考试成绩,随着新的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普及,这种方式的不合理性已经被广泛的发现。所以在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就要吸取经验,避免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进行综合的评价方式就是对学生在一个周期内的学习过程进行综合的评价,评价的指标可以包括,学生考试成绩、课堂表现、作业质量以及对于课程学习的热情。进行这种综合评价,就能客观合理地反映出学生学习的真实水平。 (四)加大实践性学习 加大实践性的学习对于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十分有意义,也是一种重要的新的现代教学思路的体现。这是因为,任何知识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进行综合的深层次的掌握,英美文学课程也不例外,只有进行大量的实践性的教学才能提升教学质量。英美文学课程实践性的学习,笔者认为体现在对于英美文学的学习感悟中,然后进行自身的转化。例如,赏析英美文学中的诗歌之后,自己也可以进行诗歌的创作,也可以进行不断地推敲和赏析,进行反复的练习,可以大大提升自己对于英美文学的欣赏水平,这便是在英美文学课程中加大实践性练习的措施思路。 (五)学习成果进行不断交流 文学的学习就是对文学作品的不断推敲和赏析,在这种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习文学艺术就是要进行不断交流探讨,这也是一种现代教学思路的体现,因为在讨论和交流之中,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向他人请教自己不清楚的地方,相互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交流,完全可以在线上网络中进行。 (六)视频资源在课程学习中的应用 将新的资源应用到课程教学中,这也符合现代新型的教学思路。视频资源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现在已经相当广泛,通过分析视频资源的特点,笔者认为,视频资源可以很好地应用于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的教学之中。例如,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为了我们加大对于某一文学作品的理解,可以对其影视作品进行赏析。另一方面,视频资源可以提供很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朗读发音[6],这也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 四、结语 本文探究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现代教学思路,首先分析英语专业的特点,在对于英语专业清楚认识的基础上探究英美文学的内容与特点,得出了英美文学对于英语专业课程学习很有益处的结论。结合现代教学思路与理念,探究了其在英美文学课程中的应用形式及特点。总的来说,英语专业对于全球化进程加快有着促进作用,英美文学对于英语学习的益处主要通过在弱化文化限制和增加实践性来实现的,新的教学思路符合当前形式的发展,应当进行大量推广。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新常态下翻转课堂在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教育新常态下,教师应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切实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本文对翻转课堂运用于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的可行性作出分析,并从课前、课中、课后三大教学环节构建出具体教学步骤,旨在寻求该课程教改新出路。 关键词:新常态;翻转课堂;文学课程;教改 一、引言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指出中国经济有其内在规律,发展需要适应新常态。教育是“人学,更应该树立一种新常态意识,体现一种新常态思维。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该是强迫,而是引导;不是灌输,而是浸润;不是施压,而是影响;不是改造,而是改变”[1]。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是高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要求教师不仅向学生传递文学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高其文学素养,提升其思维能力。然而功利主义现行的当下,该课程所传授的知识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此外,传统的授课模式下,以教师梳理文学史,精讲文学作品语言点及讲述作品梗概为主,导致课堂沉闷,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致不高。为了改变文学课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接受的现状,实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较高层次、更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教学改革刻不容缓。为此,本文拟引入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以寻求新常态下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改革的新出路。 二、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由教师创建教学视频,学生在家或课外观看视频讲解,然后再回到课堂中进行师生、生生间面对面的分享、交流学习成果与心得,以实现教学目标为目的的一种教学形态”[2]。翻转课堂翻转了传统课堂,主要有收下四个方面。①教学方式。传统课堂先教后学,教师课上讲授知识,传递信息,学生课后完成作业,内化知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先学后教,“课前完成知识传授,课堂完成知识的内化”。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和探究合作学习,每位同学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学习视频的进度,带着问题和疑问,与教师和同学进行深入探究,课上即实现知识的内化吸收。②教学内容。翻转课堂注重以学定教,从知识的碎片化转变为问题解决的整体化。教师根据学生自学阶段遇到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地组织课堂活动,以问题探究为主线,更有助于学生思维的碰撞,能力的培养。③教师角色。从传统课堂中“知识传授者和课堂管理者”转变为“学习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教师起引导作用,学生是主体,学生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研究者”,翻转课堂有助于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④教学管理。翻转课堂更加注重自主管理,培养学生无论在课前观看视频阶段,还是课上探究讨论阶段,都具备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席卷中国,掀起一股改革热。有学者如郭彭飞对翻转课堂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呼吁学界冷o看待这一新型的教学模式。那么试问英语专业文学课程能否翻转?能否通过翻转,寻求该课程改革的新出路? 三、翻转课堂在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可行性分析 1.学生。英语专业文学课程设置在三年级,高年级学生已具备较扎实的英语基本功,较强的自主意识和自学意识,他们有能力根据自己学习的步调,在课前观看学习教学视频,掌握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深入思考。此外“90后”大学生对信息化、网络化的课程设置更感兴趣,不仅在课堂上,在网络平台上也能够与同学与教师进行有效的交流。 2.教师。大学教师具备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素养,能够全局把握课程内容,也敢于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加之年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强,能够熟练制作课件,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学习使用Camtasia Studio等屏幕录像软件制作精良的微课程,有助于课前视频讲授环节的实施。 3.教学内容。文学课程教学涉及大量陈述性知识,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等,也包括解析一些作品中的语言难点,这些基础信息可以在课前通过微课分模块分点讲授,如此便能够省下课堂上的宝贵时间。课堂上以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开展对作品深入思考、解读和鉴赏,真正实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4.教学环境。信息化时代下,学校教室多媒体设备齐全,学生能通过学校电子阅览室或个人电脑上网,及时获取网络教学资源,师生借助学校快速推进建设的英语在线学习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学习。 (二)具体教学实施步骤 1.课前――知识传递。教师运用微视频等教学方式在课前讲授知识点,设置基础问题检查学生学习视频的成效,继而提出开放式问题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并在网络平台上实现生生、师生的信息反馈和互动交流,让学生在参与课前学习的这一过程中产生一种“沉浸感”和“全程参与感”。具体说来,教师讲授文学史时,课前按历史时期、代表人物,结合影像资源制作生动的课件,配上教师清晰的讲解,录制成一个个十分钟左右短而精的微视频,让学生仿佛看文学历史记录短片,在轻松愉悦的看片的过程中,学习知识。作品鉴赏部分,教师可以选取经典段落,帮助学生解读特别困难的词句,引导学生在基本读懂原著基础上,对一些启发式开放式话题,如作品的主题,创作手法等深入思考。 2.课中――知识内化。翻转课堂两个关键点“第一,课外真正发生了深入的学习;第二,高效利用课堂时间进行学习经验的交流与观点的相互碰撞能够深化学生的认知”[3]。学生在课前掌握基本文学常识并对文学作品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教师利用宝贵的课堂时间组织学生探讨交流,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杜威提出“在做中学”的教育理念,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深化对文学知识的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培养思辨力。①戏剧表演,寓教于乐。如组织学生进行莎剧表演,挑选经典剧幕,引导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体会人物台词、行为、表情,深度解读并塑造出人物性格,还原原著。②专题辩论,培养学生思辨力。如组织学生对《红字》小说中奇林沃思这一人物人性和鬼性这两面展开辩论,找出证据论证人物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课上通过辩论,引导学生辩证地解读小说人物。③中西文学对话,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如组织学生比较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诗歌《在地铁站》和中国元曲家马致远所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找出两者共通之处,即意象的妙用,促进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此外,教师在课堂上还能组织学生进行小说多主题探讨、散文鉴赏和诗歌朗诵等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实现思维的碰撞与交流,内化文学知识,提高文学素养。 3.课后――知识升华。在“先学后教”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完成课前教授和课中内化知识的教学环节,课后可以组织学生总结反思所学内容,以撰写文学评论等形式,在网络学习社区上进行展示交流,学生和教师都参与进课后成果的评价中来,在总结、反馈和评价的过程中,升华文学知识,提高文学鉴赏力,提升思维能力。 四、结语 教育新常态下,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挖掘学生的潜能,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同时鼓励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和合作学习。翻转课堂是网络时代下新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改善目前英语专业文学课堂沉闷,学生思维倦怠的现状。翻转课堂讲究“先学后教”,课前传递知识,课上组织丰富的活动来启迪学生的思想、激发学生创见,让学生“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4]”,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诚然,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英语专业文学课程中真正开展实施并且推广开来,需要多方的配合和努力。学校要完善设施配置,为师生提供多媒体设备及良好的网络交互学习平台;授课教师在提升自身文学素养,夯实课程授课基本功的同时,要提高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开发网络教学资源,组织丰富的线上线下教学活动;学生要有自主学习的意识,自觉自主地学习微视频,在网络社区上与同学和老师互动讨论,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学会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探析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恰当与否同样影响着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老套,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改革后的多媒体教学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活跃气氛,但却转移了文学课教学的根本。如何才能获取二者的平衡,成功地进行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成为教师们应深思的问题。 一、英美文学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能大大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交流的主要手段。优秀的文学作品词汇丰富,语言表达精炼、准确,表达方式灵活,情感色彩浓郁,对学生扩大词汇量、学好语法、加强修辞训练及提高语言运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文学又是艺术的语言,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典雅深邃的特点,是学生学习和模仿的最佳的语言素材;文学语言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易为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英语的“菁华”。 二、学习英美文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英美文学课上所学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经过长时间筛选和众多读者严格检验的艺术珍品。阅读、学习、欣赏这样的作品,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和能力,有利于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英美文学课教师应责无旁贷地挖掘作品中美的因素,让学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 三、学习英美文学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学文学不仅是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更是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有效渠道。文学是人类文化中最璀璨的珍宝,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文学学习。学生可以通过深入学习这些优秀散文和诗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敏感性,以及敏锐感受生活、认知生活的能力。 四、多媒体环境下英美文学教学方法探索 笔者认为文学学习策略必须强调对网络及其他现代教育辅助手段的利用,以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增强文学学习的趣味性,使文学学习变得“有声有色”。为真正在教学中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融为一体,笔者在英美文学教学方法上做了一些尝试。 1.教学内容的筛选 (1)重作品,轻历史,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师有必要详细讲述英美文学发展的历史,各个时期出现的文学名词和文学术语,应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作品上。因为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名家、名篇数不胜数,要在非常有限的课时里多阅读,所以教师必须在课前精心做好课堂教学文本的遴选工作。所选用的文本材料需具备审美的针对性:既能直接表现语言的艺术美,也能间接表现自然美和社会美。审美情趣的提高在网络资源的支持下将变得更加显著。从网上下载的各种相关图片、视频、动画等材料比单纯的语言文字更能刺激学生的想象力和感动他们的内心世界;教师通过讲解分析,和学生一起探讨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对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的审美观,以及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2)重短篇,轻长篇,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为了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并保持这种兴趣的连贯性,应选择有代表性、篇幅短小、语言难度适中、艺术表现力强的作品。当然,并不是完全将长篇排除在外。学生也希望在老师的指导小阅读中有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如傲慢与偏见、简爱等。老师可以选择冲突激烈、表现人物个性和作品主题的部分让学生阅读学习,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阅读、讨论、做角色扮演等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为了更好的表演,学生们需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能领悟作品。 2.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保障学习策略的实现。 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使是“满堂灌”,传递的信息量也很少,而且很呆板,缺少变化,学生很难自始至终保持注意力和兴趣。随着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普及,教师在教学时应尽可能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制作图文并茂的课件。多媒体授课,具有信息量大、课堂气氛活跃、使学生保持兴趣等优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美文学的教学变得不那么“距人以千里之外”。 (1)互动策略。文学学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涉及到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互动,师生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掌握互动策略能帮助学生在作品赏析中发挥认知和审美的主体作用,通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实施互动策略时,计算机网络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师生之间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借助网络进行深刻广泛的交流,包括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分享对某文学作品或作家的看法等。这种自由,不受空间约束,甚至以匿名的交流形式往往使学生尤其是性格内向的学生感到更自在,因而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和学习主动性。 (2)批评策略。文学文本的解读一般没有唯一答案。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掌握一定的批评策略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学欣赏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多了解其他批评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从新的角度或以新的方式来阐释文学文本,从而培养学生的原创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因此,英美文学教育对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是重要的一环。当今,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无以计数的书面资料和音像、影像资料;多媒体授课方式让学生耳目一新,学习兴趣倍增,因此,我们应加强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文学知识的教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综合人文素质。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浅探 摘 要: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除了培养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外,还注意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高校英美文学课程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困境,已不能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根据教学经历,从转变思想,改善课程设置、增加课时和有效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改革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 应用型人才 英美文学课程 困境 建议措施 一、引言 2014年2月26日,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随着政策落地和推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引起了舆论热议。“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学校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学校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育。因此,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不断优化学生的知识,提高能力和素质水平,以培养出知识运用和转化能力强,职场适应面宽,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所以培养出的人才不但应该具有坚实的专业文化基础,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还应拥有健全的人格、一定的人文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启迪与洗礼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无论是理性的启迪还是感性的润泽,它们都让人滋生出一种可歌可叹、可圈可点的冲动与激情”[1]。英美文学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培养学生个人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因此,学校在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不应忽略英美文学等人文学科课程的建设。 二、普通高校英美文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尽管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提到“英美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和基本知识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养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授课内容可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2],明确规定了英美文学课程的地位及功能,但在注重学生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今天,英美文学课程已经沦落到被边缘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和现实原因的。 1.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刺激下,大学生的就业从传统的分配型转向了市场选择型;随着大学的大范围扩招,以往的大学专才或精英的培养模式也逐渐变成了现如今的通才教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出于对未来和职业的考虑,越来越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把目光投向了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更具实用性的课程,完全忽略了英美文学等知识性较强的专业课程。自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随着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变得日渐容易,学生中逐渐出现了严重的浮躁情绪,很少有学生能够沉下心来认真品读那些优秀经典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在阅读之后进行思考,锻炼独立自主的思辨能力。 2.课程设置和学时安排不合理。 按照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英美文学的授课内容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学校能够按照《大纲》的要求开设以上相关课程。作为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相当一部分高校只在大三才开设英美文学课程,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开设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然而,英美文学包含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既包括文化历史背景,又包含作家生平、作品简介及作品主题思想,还蕴含各种文学流派及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常识,要把所有这些都融入到教学中,每周两节课的学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很多文学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整整九十分钟,讲得口干舌燥,不敢浪费一分一秒,希望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教学效果甚微。另外,大部分高校选用的教材多以“文学史+作品选读”的形式为主,这也使教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重视对文学史的梳理,那么一个学期下来,学生所能掌握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史实性常识,对于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接触甚少,不利于提高学生人文修养;着重分析文学作品的选读,那么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的了解只能是一些孤立的、片段式的记忆,缺乏完整性和逻辑性,也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3.教学方式太过传统。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的影响下,大多数教师依然沿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只注重教师的讲解,而学生的参与程度很低。即使有了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辅助,也只是节约了教师的板书时间,把板书内容转移到了屏幕上。在学习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首先从历史背景、作家生平讲起,接着是作品主题、人物性格、艺术特色等。这种教学方式极易使课堂气氛变得沉闷,教师讲得累,学生也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有学者把英美文学课堂概括为“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3]。由于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课堂上灌输的知识,几乎没有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长此以往,就失去了对英美文学的兴趣,认为该课程乏味无用。另外,由于英美文学课程历史跨度大,文学流派众多,教师的备课任务重,加上高校繁重的科研压力,使得教师无暇顾及教学方式的创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为了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实用型外语人才,英美文学课程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1.改变思想,加强学生对英美文学重要性的认识。 大学是什么?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对此,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见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每一项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按大学的理想,这四项任务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4]西方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关于大学理念和功能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争。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红衣主教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在于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5]很明显,纽曼心中的大学不是科研场所,而是教学的场所,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保存文化的殿堂。与纽曼持截然不同观点的是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洪堡,他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知识而非教授知识。”[6]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理念应随之不断发展。克拉克・克尔就认为:“大学应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在强调大学功用的同时,也要加强通识教育,不能忘掉人文的理想。”[7]文学教学就是加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能不像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课程一样具有实用性,也不能对学生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通过学习英美文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和传统,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激发对生活和工作无限的激情、灵感和动力;了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通过对比与思考,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这也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 2.改善课程设置,适当增加学时。 笔者在前面提到过,英美文学课程历史跨度大,文学流派众多,包含内容广,只依靠大三每周两节课的学习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挽救英美文学的边缘性地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学生们获得学习资料的方式和途径增多了,因此可以适当减少传统上需要老师带领进行训练的课程,比如听力、阅读等,只在大一学生刚入学时进行一个学期的指引即可,这样就可以为学生节省进行文学阅读、思考与批评的时间。 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应进行改善。因为英美文学课程的历史跨度大,包含内容广,所以可以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逐渐将英美文学的相关课程渗入到学生的学习中。比如可以在大二开设英美文学史及英美国家概括等背景介绍型的课程,这样不但可以使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历史发展、相关的文化知识有清晰的认识,而且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名著阅读,从而增加学生的词汇量,扩大阅读面。有了大二的阅读基础之后,从大三开始要注重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分析,在这个时候,开设基本的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没有这些文论的支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只能是感性的、个人的、浅显脆弱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有了理论的支撑,能够使学生对作品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3.有效利用多媒体设备,改革教学方式。 为了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在课堂上的被动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鼓励学生参与课堂,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可以先把学生分为若干组,每次都提前布置好下节课的任务,鼓励学生收集尽可能多的背景介绍、作家生平、写作特色等相关知识,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展示自己的时间。这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还可以锻炼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其次,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备。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高校教室中都安装了多媒体设备,这为英美文学等课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教师可以从网络中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筛选、提炼、总结,然后制作成课件。这可以大大节省板书时间,能以一种更直观、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兴趣。另外,由于很多名著作品都改编成了电影,教师也可以找出适当的时间给学生播放改编的电影。比如在学习西奥多・德莱赛的《嘉莉妹妹》时,分析完小说中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可以让学生欣赏电影版的《嘉莉妹妹》,把原著和电影进行比较。这不但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印象,还可以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可以把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进行比较。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在很多时候都是相通的。教师在授课时,应该注意把这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研究,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比如在学习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时,就可以把这首诗和中国的爱情诗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可以得知,两种文化的爱情诗中都有“海枯石烂”这一表达方式,这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但同时中西方的爱情诗有很大的不同,彭斯在诗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他的爱人,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直接奔放的;而中国的爱情诗却一般比较含蓄内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能够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理解,提高鉴赏能力。 四、结语 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将重点放在了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上,却仍然不能忽略英美文学课程在塑造学生价值观,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巨大作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注重的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新形势下英美文学课程的改革应该提上日程。笔者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们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充分发挥英美文学在人文教育中的作用,为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课兴趣缺失成因及对策分析 英美文学课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主干课和必修课,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可。教育部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其学时数所占比例相当大。然而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2002年《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却在减弱”(程爱民 2002:17)。宁波大学的范谊、芮渝萍教授以宁波大学为例做过调查,发现:“文学课程受到冷落,己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范谊 2005:150)。笔者所在学校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一现象。那么,造成学生兴趣缺失原因何在?本文将从教学组织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提出相应对策。 一、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课兴趣缺失的成因 (一)课程组织形式陈旧、课堂教学沉闷不能吸引学生 目前英美文学课对传统教学模式突破不够。传统的教学模式偏重课堂讲授,对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重视不足;学生在课后没有信息扩展,没有相关的实践活动激发学习兴趣。有的学生课外阅读文学作品后缺乏有效的途径与任课教师交流。同时,个别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单一,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不充分,课堂沉闷机械、枯燥乏味,无法吸引学生。此外,教师“满堂灌”的做法也使学生主观能动性受到压抑,逐渐丧失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大部分学生把期末论文或考试当成指挥棒,考试前突击死记硬背课堂笔记和辅导书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缺乏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导致文学价值失败 英美文学课堂任务重、课时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文学史+选读”的模式要求“学生既了解英美文学的发展过程,又能读懂古今经典文本,还要对文学产生持久的热情,这样高的期待难怪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文学兴趣。”(范谊 2005:155)上文学史课时,教师花大量时间介绍历史背景、文学流派等,无暇顾及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分析;而处理作品时只是简单解释意思,浅尝辄止;学生一味被动接受老师的复述,死记硬背大量抽象的作家、作品知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活动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活动不仅是达到理解文本的方式,其本身也是文本的构成方式。因此,读者的活动就成为一切文学价值的源泉,文学的价值也就依赖于阅读过程的价值。阅读过程的缺失直接导致文学价值在文学课堂上的失败,导致了学生的畏惧和厌恶情绪。 缺乏文本细读导致文学教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的缺失。众所周知,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美学意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英美文学课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在细读文学作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美感体验,培养和发展其对美的感受能力。然而由于对文本细读不足,教师无从启迪学生的审美意识,陶冶人生情操的教育功能也就无法实现。这样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对英美文学课兴趣索然。 (三)学生的畏难情绪以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 以上是外因,而内因也导致学生对英美文学课丧失兴趣。首先,学生从一、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转入高年级专业课学习时语言基础准备不充分,而文学课上突然接触到的大量的文学术语,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生词和表达法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畏而退;此外,很多学生在社会上追求实用性的风气影响下越来越“务实”,认为英美文学课不是一门实用技术,在他们将来择业时用不上,因而对一些所谓的“短期、实用”的课程趋之若鹜。 一方面,目前高校中的英美文学课教学中很多方面差强人意,不能吸引学生;另一方面学生出于畏难情绪和文学课“无用论”的影响,造成目前学生总体上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缺失。 二、对策 针对上述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缺乏兴趣的成因,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改革英美文学课的教学组织方式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首要的是改革陈旧的教学组织方式。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此课程可以实行“课堂多媒体教学+课堂实践性教学+课外网络自学+师生交流辅导+讲座、录像”的模式。 1.课堂多媒体教学:课堂教学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它重视多媒体手段在英美文学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使用教学光盘和多媒体辅助课件,向学生多渠道地传输教学信息,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多媒体教学最大的优点就是趣味性强,声音、图片、录像等的利用改变了教师在台上“满堂灌”的现象,避免了单调沉闷的课堂气氛;其次,多媒体课件解决了教师板书的问题,把教师从繁重的讲解中解脱出来,使教师可以安排适当的提问、讨论,把更多的主动性交给学生;此外,多媒体课件便于学生拷贝,节省了学生课上记笔记的麻烦;最后,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直观的讲解,减小了听讲难度,有助于学生克服畏难情绪,从而增强学习积极性。 2.课堂实践性教学:适当的实践性教学可以培养发扬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宜采取课堂讨论和文学小论文的形式。课堂讨论前教师布置讨论题目,学生课下查资料做准备,待课堂上师生讨论交流。而文学小论文的写作使学生在查找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性教学强调学生的实践意识,使其自己发现学习的兴趣点,并在研读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但应该指出,实践性教学不可能代替课堂教学,安排的次数不宜多,应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接受程度而定,否则会适得其反。 3.重视利用网络资源:学生课外网络自学与教师辅导答疑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每次课前教师要求学生自学即将讨论的作家生平及主要作品、相关文学术语等,鼓励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发现问题,拿到课堂上供师生讨论;同时,教师的辅导答疑是在课堂教学之后进行的辨伪解惑和个性培养的必要环节,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英美文学的兴趣。目前有很多文学课开设了课程网站,提供各种文本链接供学生阅读,还有留言板供师生提问、发表见解等,这些现代化媒体手段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4.讲座与录像:聘请知名学者开设英美文学系列讲座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它能拓宽学生视野,浓厚学习氛围。周末播放经典文学影片既可以弥补学生阅读量的不足,又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讲座与录像应与教师的授课相呼应,避免讲座和录像与教学脱节。实践证明,专家讲座与文学影片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细读 正如王守仁教授呼吁的那样,英美文学课要吸引学生,就“应该终结‘文学史+选读’模式”。(王守仁 2002:10)细读作品可以使学生直接感受作品的精妙。比如细读Lamb,可以使学生体会William Blake质朴而富有音乐感的语言,领略其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以及对宇宙和谐的领悟和向往。细读作品首先要吃透语言,同时要分析作品形式的意义。本世纪新批评及叙事学等的崛起,使人们认识到作品形式往往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思想,作品形式仅是作品内容的载体,其本身也具有实际审美价值。此外还要领会作家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的深刻内涵。总而言之,英美文学课应该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对文本进行语言、文体、思想等多方面的阐释,达到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把握文学内涵的目的。 (三)发挥英美文学课的审美功能 英美文学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英美文学教学的支撑点就在于通过作品引导和启发学生挖掘文学作品的美。首先要使学生们感受文学语言的生动形象性、意蕴深刻性和内涵丰富性,使其受到美的感召和熏陶。此外,要引领学生理解作品中歌颂的美好的人类情感;通过阅读作品中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与作者产生共鸣,从心灵深处被打动并震撼,从而被文学的魅力所深深吸引。教师在讲解过程中运用美的语言及情感,提高学生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的能力,使学生对作品反复玩味,对英美文学课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 (四)强调文学课对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作用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Bassnet 1993)。阅读文学作品时,学生亲临语言环境,感受不同场合中不同语言的运用。文学作品中的英语“是学习英语和文体知识的可靠材料”。(陈许 2001:36-37)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英语的精华,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反过来,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调查发现:“语言能力越强,学生对文学课的兴趣越浓”。(白锡汉 2000:68)因此文学课必须使学生认识到英美作家作品中英语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 “本科阶段打下文学阅读和批评的基本功,让学生产生对文学的兴趣,消除他们对文学的敬畏心理,应该是英美文学教学的基本定位和目标。”(范谊 2005:155)这把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教师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方面做足了功课,才有可能实现教学大纲中所提出的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广大英美文学课一线教学教师一直在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上进行探索和创新。本文就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旨在求教于方家,以期共同努力把英美文学课建成一门具有趣味性的课程,使英美文学教学勃发生机。 (作者单位: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 一、文学是人文理想教育的源泉 英国十九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反对在大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大学应以培养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等于一体的自由教育为主旨。因此大学必须加强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文学教学,文学教学的精髓是发扬人文精神,惟有搞好文学教学才称得上踏踏实实地谈人文理想的教育”。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人物介绍和数字年代之类的事实,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体验。大学生应被引入文学世界而不是做外界的观察者。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不成熟。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文学是宝贵财富。英美文学素质是构成提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重要因素。文学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学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了解他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加强文化修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塑造完美人格,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有关文学课程的培养目标中写道: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学生们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奋斗的艰苦历程,也可以领略到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体验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在阅读作品时,学生们仿佛在和那些具有丰富思想的作家们面对面地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经历。在这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得到锤炼和升华。因此,文学对于学生完善自我,提高素质,接受外来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之一。 二、英美文学是英语语言学习的宝库 就语言教与学而言,语言能力通常指词汇、语法、口头及书面表达的能力。但是,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传递信息,获得信息,最终阐释信息。因此,语言具有交际功能。这样,一般所指的语言能力就上升到交际语言能力。Canale 和Swaine (1980)认为交际语言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交际策略能力。Bahman (1996)指出,交际语言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语言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仅包括对语言知识的掌握,而且包括在交际时对所掌握知识的运用;语言的使用不仅受制于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规则,还要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1.通过英美文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是语言最完美最崇高的形式。语言依赖文学展示它的美,文学依赖语言表达它的含义。加强学生对语言结构的意识无疑是教学的最高目的,而文学使学生接触到不同的语言结构或语言知识。波维(Povy,1967)指出文学会提高所有的语言技巧。通过词汇各种各样广泛精巧的运用及各种复杂贴切的用法,使文学扩展了语言知识。为达到语言运用的目的而在教学中加入文学的优势,正如麦克开(Mckay,1982)所说:“文学在论述中展示了语言。在这展示中,环境的特点及角色的关系都被限定,表达某一特定语意和方式的语言溶于一个社会环境中,所以,为什么某个特定形式用在某处是有原因与基础的”。可以看出文学是提高语言用法、意识的理想之源。文学作品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中的思想,感情和事件,学生很容易将这些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所示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并对此产生兴趣。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这种个人相关性和兴趣性,在提高动机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学生可通过作者的眼睛及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来感受语言的不同,对自己的阅读起到推动作用。另外,由于文学包括了各种语言基础和主题,因此,它为学生提供的不仅是学生感兴趣的阅读,而且提供了练习多样阅读策略的机会。通过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学生们熟悉各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各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因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阅读能力。文学对写作能力提高也是重要的。文学是词汇和句法结构使用的范例,它是日常生活语言的一种最优美的表达形式,这一点,许多词典中的典型例子都出自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优秀文学作品在书里语言典范方面的优势。学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通过作者的词汇形式和准确表达来自然地习得这些词汇和句法,这对解决他们写作时不知如何立意,从何处入手,如何选词,如何造句等问题的解决是大有帮助的。此外,通过文学作品,学生还可以获得大量接触非正式语言的机会,而这些生活化非常强的语言,也正是英语学习的难点。综上所述,文学课与语言学习的各项基本技能的训练课有着直接和全面的联系。 2、通过英美文学学习文化、培养英语思维。每个社会集体都有它自己特定的语言,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社会制度、生产方式。语言同复杂丰富的社会、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如果学生只注重词语层面的学习, 就会导致在英语环境中的交流障碍, 许多中国学生可以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但是却不适应场合, 或者外国人根本就听不懂。另一方面, 在阅读英文报刊、英文原著, 或者在看英文原版电影时, 不能真正地理解, 这是因为这些学生缺乏社会习俗、历史背景、人文地理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 理解文化也必须了解语言。”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它反映社会和现实生活,它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思想的结晶,是文化的载体,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永恒的审美价值,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因素。 学习文学作品和了解社会文化的背景,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英语教学中尤为明显。 通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是学习目的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使学生会有更多机会接触语言环境, 同时也加深了对东西文化差异的了解, 他们的英语整体水平也会大大提高。因此, 英美文学课在整个英语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养成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习惯,有助于大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文化。胡文仲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谈到,不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谁也不可能与该国人民进行准确的交流。外语教学中,强调教学的重点在于语言本身是正确的,然而割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忽视文化的教学,单纯的语言教学是不全面的。文化有赖于语言,依附于语言。学习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学习文化,学习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Marganet Ebrooks 认为:“对于文化差异的了解是文学学习中最大的潜在收获,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文化精神的差异,即便对一个与自己时代和地方不同的作品的本语者来说,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这个问题对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人来说无疑会显得更大一些。” 童恩正先生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的区别,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类客体观察和理解的角度往往有所不同。”我们遇到的问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例如,汉语中的“西风”与英语中的west wind,其客体意义相同,而其引申义或喻义则完全不同。汉语中经常有“喝西北风去吧!”,意即西风代表什么都没有,或不受欢迎的风。但是,在英语中的 West wind 是极为温暖而受人欢迎的和风,代表着希望和力量,如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笔下的 “Ode to The West Wind”。汉语中有这层含义的风是“东风”或“南风”。这种差异现象是由于中国和英国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此,如果在学习或阅读时学生不懂这些,那么就无法准确理解作品的含义,欣赏作品的美也就无从谈起了。 3.利用文学作品创造语言环境。学习英语的最理想的方法是亲临语言环境,感受其文化氛围,但现实是不可能我们所有学习外语的人都到目的语国家去。因此,我们的教学缺乏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语言环境。教学只局限于听、说、读、写、译等教材或一些音像制品上。实践证明,在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学习英语环境欠佳的情况下,通过英美文学的学习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满足跨文化教学的需要。英美文学是学生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来源。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把个人的体验和情感参与到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英美文化中去。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比较鉴别,了解中西方文化中的相同处和不同处,做到知已知彼,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敏锐性。在阅读文学作品是,可以使自己融入当时的情境之中,感受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该说什么样的话;对不同的说话对象需要使用不同的语气、语调、和用词;词语和语句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等等。 英美文学是英语学习的一种重要资源。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增加英美文学方面的教学内容,不仅符合素质教育的原则,也体现了英语专业的语言教学目的。英美文学与人文素质、语言、文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随着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社会对英语教学目的和英语人才的培养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坚信英美文学学习将在英语专业学习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学可以培养学生优雅的兴趣和爱好 文学作品除了说教、传承文化等功能之外,还有娱乐的功能,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文学的这一功能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的,文学在起源之初就潜具娱乐功能,是人们在劳动之余,为了打发和消耗剩余的时间和精力才萌发出的人类的一项活动。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就有类似的论述。孔子说:“《诗》可以兴。”“兴”为“感发志意”,激发人的情绪,也包含着审美功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对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有了自觉的认识,如陆机《文赋》说创作是“可乐”之事;萧统《文选序》指出作品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功能。唐至清代,文论家提出了“解闷”、“相慰”、“相娱”、“以文为戏”、“娱耳而悦目”、“快心”、“消愁”等观点,所论范围从诗文扩大及小说戏曲。这种娱乐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个方面:即“自娱”和“娱人”。“自娱”指文学创作对作家来说具有娱乐性的;“娱人”是说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具有娱乐作用。当前,我们身处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物质利益和享受倍受崇拜的时代,人们为娱乐而享受文学,不仅使我们紧张的肌肉放松,增强其生命力,而且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满足了人的娱乐需要,更是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人的文化内涵,使人的生命质量、精神境界和审美品位不断提高。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的大学生稍有不慎就可能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因此,必须加强文学教育,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尽情领略世界文学名著中的精神财富,在课余时间能养成正确的爱好和兴趣。“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对于新一代的大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 英美文学是英语学习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必须加强和重视对于英美文学方面的教学,这不仅符合素质教育的原则,也体现了英语专业的语言教学目的,同时也能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英美文学与人文素质、语言、文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辅相成。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文学课程设置及学科建设的思考 摘 要:要培养具有扎实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运用英语从事研究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文学 课程设置、改造和建设不可忽视。结合笔者所在院校教学特点,目前,应在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增设英美文学导读、英语文体学与文学批评课程。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平衡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文学课程 学科建设 平衡发展 目前,我院英语学科呈现不平衡发展的势态。我院现有的重点学科主要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无论是从教学梯队、师资力量还是从课程设置角度而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发展势头强劲。而文学学科的建设相对薄弱,课程设置有不太合理的现象,并且没有体现文学学科在本科阶段教育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相对单一,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鉴于此,笔者建议我院英语专业增设几门课程:英语文学导读、英语文体学和文学批评,保证文学课程教学的系统性,“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分析问题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等创新能力”(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 一、英美文学导读 文学教研室现有课程为英美文学史及选读,均在三、四年级开设。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下来,发现很有一部分学生会出现对英美文学作品知之甚少甚至毫无了解就开始进入文学史或选读学习的现象。加上同年新开设还有高级英语、修辞学、语言学、词汇学、第二外语等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从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一下子进入到三年级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骤然之间要应付诸多全新的课程,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精力分配上都有些吃力。而之前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如综合英语、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更多地注重对学生语言的基础训练,并且教材内容的选取上也越来越多地注重学生在多样体裁文章的理解与语言能力,与文学本身的相关性并不是十分密切。而低年级学生经常有吃不饱或课下不知看什么书的情况发生,有些老师会给学生开出一些书单供学生课后阅读,但实际情况与老师预期的尚有距离。经过与其他教师的讨论及对学生学习方式及态度的观察,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学生多少有一些惰性,如果老师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学生课后阅读很容易放松;而我院基础课程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都较繁重,除去完成份内的教学任务另行给学生进行学习监督或评估,无论是在精力上还是课时安排上都不太现实;二是即使学生有阅读书目,有时也觉得要看的书实在太多,无从下手,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知识的摄入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性。 另外,英语专业学生在基础阶段的学习任务无论是相对其他专业学生的学习任务还是相对本专业高年级学习任务都是比较轻松的。在基础阶段给学生开设英语文学导读一类的课程,不会带来过度的学习负担或压力,并且可以较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并带领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加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既能综合帮助学生巩固基础阶段语言的学习,又能形成对文学作品基本的感性认识,符合人类对新知识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这样一种基本认知规律。当然基础阶段文学导读课程教学中,要注意文学导读课与高年级文学史及选读课程“内在的系统性”(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也要注意导读课程与基础阶段语言技能课程之间的联系,“正确处理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同上)。这样,既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大学四年学习的连贯性,同时也能体现我院英语专业文学课程设置与教学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加强文学课程与基础课程的关联性,使文学课与基础阶段英语学习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文学学科的系统建设。 二、英语文体学 开好文体学课程,关系到英美文学这类专业知识课程能否达到理想的、最好的效果。开好文体学这门课,一方面,能保证学生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学课上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做到能学以致用,打破抽象的语言学知识与语言实践之间的很难逾越的隔阂,学生不但可以掌握文体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学会文体分析的方法,了解各类文本的基本问题特征,对学生毕业后的教学、翻译等工作以及今后的继续深造会大有裨益(董启明2008,iv)。另一方面,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专业的英语文学分析能力的同时,也是在培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必备的能力和素质,也是人文素质培养、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文学分析能力的养成,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从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积极的人文精神,从而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把专业教育与素质培养真正结合起来(山东农业大学英语文体学精品课程组2006)。 因此,开设英语文体学课程,完好地体现了高校英语教学“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这一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开设英语文体学课程,有利于教师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以科研促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能力,从而促进英语文学学科的建设,使我院语言学与文学学科能够平衡发展 三、文学批评 多年来,我院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课程,但是,缺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课程,许多学生写论文时如何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同时专业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也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 而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开设文学批评课程也符合高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于规定。据笔者了解,国内也有少数高校(清华大学)给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英语文学批评的课程,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现象)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该课程向学生系统介绍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角度以及手段,使学生学习和掌握当今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改善和更新学生的理论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参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训练并提高学生评论文学现象的实际能力,正确分析和评价个中文学现象。 着眼于我院学生目前学习与科研能力来看,尤其是从毕业生论文的撰写来看,很大一部分学生对文学方向很感兴趣,但是,真正能够写出像模像样的文学论文、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学生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学生并不了解专业文学批评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文学史及选读课程是给学生授“鱼”,那么,文学批评之类的课程就是给学生授“渔”。从小处看是学生知识的缺乏,从大处看是我院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比较薄弱。我院的重点学科是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如果要外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能够平衡发展,应加强文学课程的建设和发展。而课程与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指导学生具有基本的科研能力。要培养能从事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求学生不但手中有“鱼”,更能够出海而“渔”。因此,可以“通过教授学生理性的文学批评知识达到扩展学生系统逻辑地进行思维的能力以及认知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逢振 2004,转引自Guerin 2004)。 四、结语 课程设置及学科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开设新课和改造现有课程更是需要专业教师及研究人员认真、统筹考虑,结合各学院教学特点,重点摸索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英语专业文学课程的设置以及修改不仅关系到学生学习的整体性、创新能力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更是英语学科建设平衡发展的重要环节。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与英语专业素质教育 摘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要求的提高,高校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挑战,对英美文学教学进行适时的改革,真正发挥其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已势在必行。本文在英美文学教育意义再认识的前提下,分析英美文学教学的培养目标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结合自身英美文学教学实践,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探索性改革,在加强英美文学专业素质的同时,以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 在过去十多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是英语专业主要支柱课程的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学内容在不少高校英语专业大纲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许多英语专业学生甚至在大学四年没有上过一门文学课。文学似乎已成为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课程表的一件饰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更多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学习热情已转向与市场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有助于就业的实用性课程,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外贸英语、旅游英语等。文学课程受到冷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所有讲授外国文学课的教师都有责任为英美文学课程大声疾呼,强调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要地位,准确把握其培养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英美文学教学走出困境,并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外语人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英美文学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文学教育自古就具有深厚的传统,从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语言功能,到梁启超的“熏、浸、刺、提”的社会功能,再到鲁迅弃医从文,疗治国人的“劣根性”以图国家的振兴,文学可谓渗透到了人类历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重要武器。而对于生产力突飞猛进,物质文明不断前进的现代社会,文学丰富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则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慰籍孤寂的心灵,陶冶高尚的情操,塑造伟大的人格,还可以抵御物质主义侵蚀,防止人的异化与物化,为人类开拓广阔的精神空间和心灵世界,这是文学非功利性的一面,也正对于英语专业学生,乃至于全体大学生,接受系统的英美文学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更加全面了解西方社会与西方人,借鉴西方人文精神的精华,反观本国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丰富自己的母语文化;更进一步深化英语语言的学习,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刻的层次上进行学术、文化、教育、贸易等方面交流,以期达到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和远播中国文化精华的双重目的。 二、改革英美文学教学以推进素质教育 为了摆脱英美文学教学目前的困境,达到英美文学教学的培养目标和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进行自身的改革,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诸方面。 1.转变教学理念。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应改变教学理念,抛弃过去那种认为文学教学就是课文分析、知识灌输和教师“一言堂”的观念。教师应不断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从过去的单纯的灌输知识,转向重点培养学生赏析、思辨和创造的能力;教师应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他们改变应试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学习观念。同时,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成为课堂的主人。只有教师和学生从观念上转变了,才能纲举目张,否则其他问题无从谈起。 按照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英美文学的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作品意义挖掘和实现过程,也是新意义的创造过程。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主张,要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体验和再创造。在英美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重视学生对作品的参与和理解,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共同分享阅读体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感受到文学思考和交流的乐趣,才能开拓他们的视野和思想,才能使他们的分析和审美能力得到不断提高,才能使文学课程为启迪思想、激发创见、开发潜能的人文素质课程。 2.更新教学内容。在实际的英美文学教学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制约英美文学教学效果提高的现象: ⑴长期以来英美文学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注重从思想内容、写作特点与手法对作品进行“八股式”的分析和文学常识的单向灌输,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介绍偏少。学生缺少理论指导,不能科学和深入地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这势必影响学生的分析、思辨和鉴赏能力的提高,以致影响其毕业论文的水平。 ⑵大多数英美文学教材按照年代顺序编排,教学从早期诗歌等古代作品开始,到20世纪初或20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就给教学进程的安排造成两个困难。一方面,早期作品难度较大,要么生词太多,要么篇幅太长,要么背景遥远,教师往往忙于讲解语言难点和讲述故事梗概,缺少对作品的审美解读,也导致了课程进度缓慢,学生觉得索然无味。另一方面,教材对20世纪中叶以后及当代作品、思想和流派的介绍偏少,甚至缺失。加之,受授课学时所限,教师只能浮光掠影地对这一时期进行介绍,对这一思想和流派异彩纷呈的时期了解甚少,学生很少读到更贴近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的作品,从而造成了学生文学史知识的断裂和不完整,这也势必影响到学生整体的文学素养和鉴赏能力的提高。 为此,笔者在英美文学教学实践中做了如下尝试,在教学中产生了明显效果。 ①对于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时期,不占用太多的课时,做轮廓式的介绍。主要以史为纲,明晰其产生和发展背景,明确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各种体裁作品的艺术特点和语言难点为中心,指导和帮助学生课下自学其作品,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②对于20世纪中叶以后的现当代时期,适当增加学时,在强调其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前提下,着重介绍在这一时期涌现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品、文艺思想和批评方法,并列出参考书目,布置数个有代表性研讨题目作为作业,供学生在课下阅读之后思考讨论,并以书面作业的形式上交讨论纪要和心得,一再监督和检查其自学效果。这样既解决了教学进度问题,又弥补了教材的不足,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英美文学的发展史,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鉴赏、思辨和分析能力,经过实践,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 ③为了更好地解决教学进度问题,在授课前与讲授《英语国家概况》课程的教师沟通,了解其教学实施计划和其授课重点,并随时了解学生学习英美两国历史发展背景的具体情况,从而做到根据教学进度,对背景介绍做到有的放矢,减少教师的重复讲解,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3.改革教学模式。教师应把原来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讲解和灌输,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的,启发式的和研讨式的教学模式。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不错的反响。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和讨论,加强师生的互动,使其成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课堂。在教学中加大了文学作品赏析部分的比重,节选了一些对学生具有显著启发和教育意义的经典作品,进行课前预习性阅读,并留出问题供他们思考。对于戏剧片断和诗歌,则要求其在课堂上表演或吟诵,体会其含义和韵味,然后就提出的问题展开课堂讨论,最后再由教师进行总结。开始,有些同学不愿或不敢发言,但随着教师的引导和讨论进入高潮,热烈的课堂气氛和文学自身的魅力逐渐吸引着愈来愈多地学生参与进来,有时大家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课堂俨然成为了辩论课。尽管有些学生的观点还不够成熟,语言表达不够流畅,但在教师的热情鼓励和正确引导下,他们愈来愈喜欢文学了。文学成为学生感悟人生哲理,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的大课堂。 4.改进教学手段。首先,笔者在课下精心制作了英美文学教学课件,利用多媒体资源授课。在课件中适时地加入了图片、图表、音频和视频资料,并根据教学需要,充实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圣经和欧洲文学等辅助性知识,营造了立体式的文学欣赏环境。这样不但增加了授课的直观性、生动性,使其很快进入课堂角色,还便于知识的识记,有助于其学习兴趣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忙于作笔记,学生的注意力更加专一,为其积极思辨和课堂互动提供了条件。同时,每次课都留下相应的思考题,在下次课上进行讨论,并对其发言情况进行记录。另外,每学期撰写不限题目的小论文,以作为平时成绩的参考依据,这样就加强了对其课下自主学习的监控和学习效果的检验。 三、结语 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除了专业素质以外,还应包括道德素质、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英美文学教育可以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为大学生(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实现素质拓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文学素养和文化背景支持,这是别的学科与科目无法取代的优势。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和困境,每一位英美文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有责任肩负起素质教育的重担和使命,不断探索,勇于尝试和创新,勤奋工作,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外语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学生阅读论文:分析中学生语文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 【摘 要】要想切实有效地培养中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单靠课堂那点训练还远不够,还必须重视习惯的培养。教师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因材施教。在进行快速阅读前,教师应将培养能力的目的、方法、要求等告诉学生,使他们心理上有准备。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关键词】视觉运动;阅读目标;阅读方法;阅读能力;阅读习惯 中学生的快速阅读是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日益盛行的读书方法。它不单是指眼睛看过文字的快速,更主要的是理解的快速、想象的快速、记忆的快速。因此,快速阅读法不同于一般的浏览,而是注重读书质量的一种创造性的理解过程。 为了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质量,可以采取比较固定的读书程序,,每次阅读时让学生都遵循这个程序,在脑子里形成“定势”,从而养成读书要讲速度又需求甚解的习惯。只要一看书,就会自然地、习惯地循着下面七项内容去读,这样就能读得快。七项内容是:文章的题目 ; 文章的作者 ; 文章的出处及发表时间 ; 文章的基本内容 ;文章所涉及到的重要事实(或重要词语、句子); 文章的特点或有争议之处;文章的新观点、新思想,以及读后的启示。由于这七项内容包括了一般的浏览,甚至研究问题时所寻找的内容,而且其中不单要有记忆,还需要有思考,选取有用的信息,略过对自己用途不大的内容,所以进行这种能力培养时,在阅读速度提高的同时,理解能力、阅读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1.快速阅读是有规律可循的 所谓快速阅读就是利用视觉运动的规律,通过一定的方法训练,在较短的时间里阅读大量书报资料的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快速阅读这一概念的内涵应有以下几个属性构成,即阅读文学材料的快速性;阅读文学材料的无声性;阅读方法的科学性。 1.1 阅读文学材料的快速性。 要想达到此目的,关键是眼肌能训练,即用特殊方法,使眼肌能灵活自如,达到视角,视幅,视停,视移等视觉最佳状态,使视线如行云流水般地快速阅读,当眼肌能训练适应之后,可采用快速阅读初级方法之一:跳读法。所谓跳读法就是指眼光从一个"字群"跳到另一个"字群"进行识读(字群是由多个单词组成的)这个过程眼球按"凝视--跳跃--凝视"的程序进行连续,不断运动,当跳读练习熟练之后,我们可进行练习扩大视力识读文字的单位面积的训练,这样就能缩短凝视时间,达到快速阅读的目的。 1.2 阅读文字材料的无声性。 上面我们介绍的只是快速阅读的先决条件,速读的关键还在于"无声"训练,在阅读速度上,无声要比有声快,无声阅读只是运用眼和脑两大器官,省去了口的发音和耳朵的监听,因而它的速度要快,快速阅读的信息变换方式为:书面信息- 眼睛扫描信息- 大脑记忆中枢的信息。因此我们应用特殊的方法和手段消除读音和心音,特殊手段就是用自身单声调鼻音,单声调心声或外界背景音乐抵消并消除读音和心音的手段,对特殊顽固的不发音不能阅读的人,还可用一套自创歌曲,边唱边读,最后达到无音。 1.3 阅读方法的科学性。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必须通过直觉,联想,相象,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等一系列思维活动,才能把顺次进入视觉的一连串文字信号转换成概念和思想,完成阅读过程,要完成其过程,必须进行科学阅读,进行科学阅读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自信心:一个人要想在快速阅读上获得成功,首先要有自信心,在快速阅读时,自信心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坚信我们能成功,通过长期苦练就会实现的。 (2)集中注意力:快速阅读的同时还要求快速记忆,这就要求在阅读时,不仅要阅读,而且要记,要理解,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思维活动,没有集中的注意力是很难保证"速读"的完成。 (3)快速理解是快速阅读的催化剂。"理解"就是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获得新的知识经验,并把新的知识经验纳入已有的知识经验系统中。 (4)抓住关键词句。为了提高阅读速度首先应抓住关键词句,因为它是联接上下文的纽带,快速阅读时只注意瞬时关键词,其它便可迎刃而解,通过识别主题句,可以快速,准确地抓住文章中各个段落的主要意思,如果能把每一段落的大意抓住了,那么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也就把握住了,在阅读中识别主题句,并准确理解其意思,可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行文思路,分析文章的内容结构,搞清楚各个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提高阅读的速度和理解的准确性。 (5)快速阅读能促使快速记忆。快速阅读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连续的快速阅读是一种强化活动,强化活动能够巩固和促进快速记忆的成果。以阅读现代记叙文类(童话故事,作文选等)为例,要求硬记的是文题,作者,文中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名人名句等;要求联想记忆的故事情节(事件起因,事件发展,关键情节,高潮情节,事件结局);要求理解记忆的关键词,关键句,中心语,段首语,事件性质,人物命运,作者态度,人称变化,词语概念,文章含义或中心思想等等。总之,快速阅读能促进理解的质量,促进理解的速度,促进快速记忆。 2.让学生明确快速阅读的目标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首先明确目标,做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否则,是很难把事情办成或办好的。同样,我们要能较快、较好地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首先就得让学生明确快速阅读的目标。本文所谈的目标,其外延包含两大方面。 首先是明确主体目标。这是就阅读者主体而言的,要求阅读者主体——学生应该明确自己在阅读方面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即应了解自己懂得快速阅读的哪些知识,不懂得哪些知识,应该在理论上重视弄懂自己不懂的快速阅读的知识(当然,对于这点,教师也应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信息,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有了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实践就成功了一半。其次,要求阅读者主体——学生应明确自己对阅读材料方面的知识知多少。对于自己不懂的,应找机会弄懂,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技能更丰富、更全面。不能扬长避短,而只能是查漏补缺。 其次是明确客体目标,这 是针对阅读材料本身而言的。它包含三个小问题。 第一是明确试题目标。对于学生来讲,虽然他们学习的目标是渴求知识,但直接的现实目标还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及平时的练习题)。而近年来的各种类型的语文试题中,阅读理解题的比重都是很大的,并且,学生答题时都比较被动,盲目性很大,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养成答题前弄清题目要求的习惯,搞清楚试题要求学生回答的是语音知识,或词语理解、或词语运用、或是句子分析等等。尤其是近几年试题中出现了一些较灵活的阅读题型,如词、句、段歧义的分析、辩证等。 第二是明确自我阅读目标。(这主要指学生课外阅读而言)。由于学生学习负担本来就很重。(经有关调查表明,走读学生白天从早自习到下午放学,其中只有下午第四节课才有一部分时间学生能自由支配,晚上在家大都要做一小时的家务,除有时看自以为好看的电视节目外,每晚用于学习的时间至多两小时,住读学生除下午那一课时外,也仅多出晚上的一小时。何况,他们还要利用这点时间来完成课外作业和温习功课),学生每天的课外阅读时间至多有两小时。所以,采用快速阅读来充分利用这可怜的两小时,必须有明确的快速阅读目标。关于总体阅读计划,本文不赘述,只谈单个的一次阅读活动的目标。这就是,指导学生首先速读书前的序言(或出版说明,或内容提要)、书的后记、或刊物的目录、或报纸的各版大标题等,了解其大致结构,揣度其内容框架。筛选出自己要寻求的信息范围,如人物形象、环境的描写,语言的运用艺术或是知识性文字的某个知识点,或是该文章(作品)的写法,或其它科技知识。 第三是明确阅读对象的文体规律性特色。因为对阅读对象的文体规律性特色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阅读的速度。比如,议论文,就要涉及到论点、论据及论证,讲求语言的逻辑性和语言的书面化等,而小说则更多的是讲求塑造成功的典型形象,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而语言方面的要求是更讲求形象性和生活化等。如果我们象阅读小说那样只注重议论文的形象性,那将导致事半功倍。又如,人们发的一封电报,文字简略到几乎不能再简略的几个字或几十个字的程度,但如果是写成一封信,那文字恐怕就会增加到几百字甚至几千字。其实,它所包含的阅读信息量也还是电报那点。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即使是快速阅读这电报,也必须一字一字地“看”在心里,而不能象阅读这信那样“一目十行”,甚至有些句、段根本就不看。对于这个问题,有的还涉及到作者的文风和学风、写作背景等因素。因此,学生只有在阅读前明确阅读材料的文体特色,才能更好地加快阅读的速度,提高阅读的效率。 实践证明,学生在阅读前明确了这些目标,就能更好地减轻阅读负担,从而提高阅读的速度。 3.交给学生快速阅读的方法 使学生明确了快速阅读的目标,还仅仅是具备了速读的一个基本条件,其更重要的,带有关键性的条件乃是懂得快速阅读的方法,并把这一方法较灵活地运用于阅读实践中去。 首先是,使学生明确何谓快速阅读。所谓快速阅读,是指利用视觉运动的规律,通过一定方法的训练,达到变声读为视读,以记忆快、理解快、阅读快为标准进行阅读的科学阅读活动。当前,对于速读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虽然国外对此研究的成果已喜人,但对于汉语来讲,还有它的特殊性,而且还只是刚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没有一套较系统的科学方法。这里只谈点肤浅认识,只根据前文的定义来说明我们在教学中应交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而已。 根据人在阅读时的眼跳规律和“视读野”的特点,人眼在眼停时具有摄取相当多的文字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把摄取到的大量信息及时传递到大脑的能力。因此,人就能够通过一定的快速理解方法,把输入在大脑的信息整理加工,快速记忆掌握所需要的信息。实践证明,传统的声读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文化现实的需要,必须变声读为视读,提高视觉扫描的速度,在不影响理解和记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视读野”,充分调动大脑的积极性,综合左脑得来的信息,并充分利用右脑的图式认识能力,从而提高阅读速度,对于快速阅读的速度,到底以多快为标准,综合诸位专家的测定,我认为,一般中学生以每分钟600—800字的速度阅读,是切实可行的。当然,这个速度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我们要能使学生很好地进行快速阅读,其实际情形又是极为复杂的。我们要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既要针对学生的阅读情形、知识水平和教学实际,也要看阅读材料本身的难易程度等灵活运用。 4.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 快速阅读能力怎么培养呢?除了前文所谈的使学生明确快速阅读的目标,交给快速阅读的方法外,还得进行一些必要的快速阅读课堂训练和快速阅读习惯培养。 4.1 快速阅读课堂训练。按三步训练法进行有计划的系统训练: 4.1.1 提出要求,讲明目标。提出本次训练要达到的目标,训练的题目。开始训练时,可提示该次训练的目标,逐渐地就取消了目标提示。题目由单一逐渐到复杂全面、循序渐进地过渡。最初训练,可只注重字词的注音、注释的运用,这时就可采用“误读”(此指阅读学上讲的,读者根据上、下文按自己的理解诠释的高级阅读方法);然后到训练语、句的诠释、运用、“误读”;再到段、篇的分析;最后是对一些有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进行艺术鉴赏。使学生得到比较系统的、反复的整体训练。 4.1.2 给予材料,规定时间。所给予的材料,既要讲求新颖、规范化,又要注意地道、大众化,还要针对学生实际,循序渐进,由语言通俗化、大众化、内容单一的材料,逐渐加深到形式多样化的、内容复杂的材料。总之,注意材料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选择的材料要讲求知识性,使其通过对该材料的阅读,既培养了快速阅读的能力,更又达到了学习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对于时间的规定,一定要注意科学性。即是说,所给的时间,不能过多,导致达不到快速阅读训练的目的;也不能过少,导致学不到知识、回答不了问题的后果;而应是针对学生实际,以全班中等偏上一些学生的阅读水平为准。一般地讲,要求初中学生每分钟阅读500—600字,要求高中学生每分钟阅读600—700字为标准。同时还要给予适当的思考时间。所有这些,都应在实际运用中灵活处理。 4.1.3 到时检查,纠正评析。规定的时间一到,应立即交卷,严格检查、总结,纠正错误答案。重要的是对典型的错误进行精到的分析,找出其中产生错误的原因。提出补救的办法。而且,检查评析,还要注意兼顾评析上、中、下各等级学生的答案。实践证明,最好是采用现身说教法,即由答案正确的学生介绍自己怎么地进行快速阅读的,把他成功的思路介绍给其他同学;同时,由答案错误的学生谈自己的错误思路,老师纠正;对于根本就没能安时完成的学生,更应让他们谈自己的阅读情况,然后给予正确引导。 4.2 快速阅读习惯的培养。俗话说“习惯成自然”。 只要形成了习惯,要改也难。所以,我们要想切实有效地培养中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单靠课堂那点训 练还远不够,还必须重视习惯的培养。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教师来讲,我们对学生进行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要养成习惯。我认为,除了要求背诵默写的课文和需要逐字逐句进行讲解、研讨的课文外,都应进行快速阅读的训练。即是说,每个单元,可重点讲析、研讨一两篇课文,其他的课文,就可大胆地按照前述的“课堂三步训练法”进行快速阅读训练。既可进行篇与篇的快速比较阅读,也可选择该篇中精彩的片断进行快速阅读。既可口头回答,也可书面回答。二是相对于学生来讲,既要通过课堂训练逐步养成习惯,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生活中的阅读(包括课外阅读)养成快速阅读的习惯。其实,生活中的快速阅读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且是快节奏的生活逼迫人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掌握尽量多的阅读信息。所以,从社会的角度讲,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习惯是可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学生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 在改革实践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于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如果在某个问题上学生的见解有独特精神,而自己的理解属于很一般的看法或是看法片面陈旧的时候,要勇于肯定学生的见解而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在认识到相信学生,激起他们的成就动机面适度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缺乏快速阅读基础和习惯的学生,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教师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因材施教。在进行快速阅读前,教师应将培养能力的目的、方法、要求等告诉学生,使他们心理上有准备。当他们遇到困难时,重在启发点拨,“拨开迷雾,使见端倪”。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中学生阅读论文:指导高中学生阅读物理课本的策略 在中学物理学习中,重视学生读书,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和读书的能力,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是当前物理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改变“教师讲,学生听”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方法。 物理教材是学生获取物理知识的重要的、基本的工具。因为教材体现了物理科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及技能和研究方法,体现了教学大纲中的知识、能力、思想教育等方面的要求。在物理学习的全过程(即课前预习,课内听讲,课外复习、练习、考试、试卷分析与评讲)中,学生都不能离开教科书。同时,学校学习,尤其是课堂学习,在时间、空间、知识范围和深广度、智能培养与训练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科学知识急剧增加,今后将面临很多需要认识、探讨、分析和解决的复杂问题,这就使得学生读书能力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有了读书能力,学生今后可以从工作需要出发,独立、有效地从浩瀚的书本中去寻找和猎取大量必要的知识。只有这样,才算获得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终身受用。就眼前来说,物理概念抽象,规律公式繁复,而高考对学生“双基”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迁移能力要求很高,要求学生会读书,也是解决物理难教难学这一长期困扰广大师生的老问题的重要方法。 在物理学习中,常见学生在阅读时出现“四不”现象。 读不惯:学生开始学物理,由于不了解物理学的特点,常常认为学物理就是背公式,做习题,只要完成了作业就万事大吉,不习惯阅读课本内容。 读不细:阅读时,有的类似看小说、翻连环画,一晃而过,不假思索;有的用朗读语文、外语的方法来读物理,死记硬背,不重视将现象与概念、规律联系起来,阅读之后,收效甚微。 读不懂:一开始阅读物理,由于方法不当,常常现象与概念脱钩,便感到读不懂,产生倦怠情绪,以致觉得物理难学。 读不实:好动好奇是现在的高中学生的特点之一,因此导致注意力不持久,兴趣易转移,使阅读流于形式收不到实效。 针对这些现象,在教学中,认真分析教材和学生实际,因材施教,可采取以下阅读课文的基本程序: (1)首先理清课文的层次和条理。课文大致分几个部分?每一部分想要探讨什么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2)抓住重点,反复琢磨。概念和规律作为第一节内容的重点,要真正理解它们的物理含义和使用条件,有时对一个概念或规律要逐字“咀嚼”。对于重要的地方,可采用眉批和标注的办法,以加强认识,帮助理解。 (3)看完后归纳、总结,形成体系。只有形成了知识体系,才能融会贯通,牢记于心,使知识得到升华。 这一基本程序要与通常用的“三读法”结合起来。 通读:上新课前,要求学生预习,通读新课内容,大致了解知识结构和要点,不忙于解疑答题。阅读中,了解哪些是新内容,对概念和规律要用着重号标出,疑难地方作记号。 细读:要求具体地将现象和概念、规律等联系起来,细致地逐句阅读,弄清其内涵、外延,明确逻辑联系,对抽象难理解处反复多读、多思,并同相关的旧知识联系对比,抓住实质识记,以了解知识的脉络。 精读:做到弄清重点字句,懂得术语含义,能把来源于现象的概念、规律活化,达到见“物”能明其“理”,知“理”能联其“物”,能灵活地将物理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要精读关键字句,以深化对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理解。例如楞次定律是判定感应电流方向的重要规律,其内容是“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其中关键词是“总是”、“阻碍”、“变化”。“总是”指出了楞次定律适用于任何电磁感应现象,“阻碍”不是“阻止”,并说明“原磁通”增大时,感应电流的磁场要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原磁通”减小时,感应电流的磁场要与原磁场方向相同。 课文阅读指导有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答疑性阅读。即带着问题阅读课文,从中解答疑难。一边看书,一边圈画重点句子,一边做笔记。最后大家讨论,解决疑难问题,再整理成笔记。 第二,示范性阅读。对于比较难以看懂的课文,教师给予示范性阅读。如《光子说》一节,可逐段阅读,逐段解释:第一段,经典波动理论在解释光电效应实验规律上遇到的矛盾;第二段,光子说的提出及光子说的内容;第三段,光子说解释了第一、第三个实验规律;第四段,光子说解释第四个实验规律;第五段,光子说解释第二个实验规律,特别对于光电效应方程,如何从能量守恒出发,用自己的语言作出叙述,并将其变形。通过较详细的阅读解释,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课文的能力。 第三,预习性阅读。对于重点课文要抓好预习性阅读,如对《表征交流电机的物理量》、《光的干涉》、《光电效应》等课文,要求学生通过预习阅读,列出提纲。上课时,抽查同学们所列提纲,请几个学生向大家公布自己的提纲。然后,再让大家讨论取得较一致的意见,从而帮助学生在阅读时抓住课文的重点。 第四,复习性阅读。即每章学完之后,全面整理阅读课文,然后编织知识网,做小结。 中学生阅读论文:对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教学论述 1缺乏阅读教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阅读教学与实际生活脱节,是当前阅读教学中非常突出的问题,学生没有相应的社会活动阅历,无法理解经历了长期社会经历的作者所写出的优美文字。阅读教学材料的解读往往只能依靠教师一个人,对学生自己理解与提升不利。造成中专语文阅读教学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原因主要是教学条件的限制以及学生社会阅历的缺乏,从而导致二者脱节。我们看到,无论是阅读课的范文还是阅读理解试卷的题目,其所选取的材料都是文学形式见于实际生活的载体,作者所描述的事物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刻的社会背景,而我们仅仅局限于课堂的阅读教学,显然无法让学生去社会中感受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刻的心理活动,阅读教学的效果十分有限。 2提高中专语文阅读教学效果对策 2.1充分认识阅读教学的重要性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质量是否能够得到提升的关键,是学生文学素养养成的关键,也是教师水平的重要体现,中专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阅读教学的重要性。一方面,教师要充分理解阅读教学,从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上积极实现创新,用更加适合中专生的教学方法保证教学效率,用更加有趣的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另一方面,要认识到阅读教学不仅是课本内容与有限知识的教学,更要认识到阅读教学与人生真谛、真理的重要关系,通过阅读教学将学生引导到对实际生活的感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上来,使学生通过阅读学习,达到强化内引,提升素质的目的。 2.2改变落后的教学观念相对于中专语文其它的教学内容,阅读教学可以让欣赏到更多优美的作品,实在是一件多姿多彩的事情,中专语文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使阅读教学真正成为学生们愿意学、能学好的课堂。用更先进的、学生更喜闻乐见的教学观念开展中专语文阅读教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情景教学。针对阅读量大、内容生涩的现实,在吃透课本的前提下,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表现手段进行辅助教学,营造有利于学生提高效率的教学情境,将取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要用更科学的教学方法,从点到面,逐步突破。任何一篇好的作品,作者都是围绕着其重心与中心而展开写作的,抓住了作者表露出或是隐藏的关键环节,整个阅读将会变得更加轻松和有效。不同的教学内容要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诗歌的朗读、戏剧的主题表演,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通过他们自己的演绎,加深学生对阅读作品的理解与掌握,如此一来,在兴趣的带动下,阅读教学效果将更有保障。 2.3积极拓展教学内容 毫无疑问,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或是教师没有正确地将阅读材料与生活相联系,将会导致中专生进行阅读学习的兴趣缺失,无法保障教学效果。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心灵共鸣的纽带,阅读教学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通过作品与作者心灵、情感的交流,要在阅读中,将自身置身于作者创作的背景中去,从作者的角度去感受作品所讲到的人与事,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通过感受与休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洗礼与升华。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学生能够从生活中,从自己的阅历中找到与优秀作品的共鸣,进而实现优秀的阅读教学。中专语文教师可以用开展开放式教学,将学生纳入到教学计划的制定当中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保障阅读教学。同时,注意多给学生预留一些阅读时间与空间,以培养学生阅读理解思维,使学生的理解能力与解题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实现我们的中专语文阅读教学目的。 3结语 中专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难点与重点,关系到语文教学的整体质量,也关系到学生文学素养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新课改日益推向深入的今天,素质教育要求我们中专语文教师更加重视阅读教学,用更加科学的教学理念,积极拓展教学内容,运用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全面培养学生文学修养,陶冶学生心灵性情,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中学生阅读论文:论促进中学生阅读能力的措施 一、不断提高阅读的基本条件 1.要掌握常用的字、词、句、段、篇的基本知识 每一篇文章都是由字成词、词成句、句成段、段成篇来完成的。有的学生之所以阅读能力差,就是因为掌握的字、词以及词组的量太少,不能准确的理解每一句的意思,就更不用说段的意思了。由此可见学好语文对我们的重要性。中学阶段是学习语文的基础阶段,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以后学习打一个良好的基础,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为以后丰富的阅读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2.了解熟悉基本的科学知识 现在的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现代化社会里要提高阅读能力,必须要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行,面对现代社会全方面人才的要求,不能专攻一门,其他不精也要略懂。 3.懂得运用工具书 对于一些不理解的字、词或以及词组,我们都可以借助一些工具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借助的工具太多了。例如最简单的《新华字典》。 二、始终忠实于原文,抓住主体特征 无论读什么样的文章,回答什么样的题目,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必须要忠实于原文,面对无从下手的问题谨记要去原文中寻找答案。当然,原文中的答案不一定能够直接使用,或许要经过加工、修改才能用,或许要提取主干,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总结答案,才会得出较为完整的答案。同时做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字不离词 在文章中每个字眼的意思要根据原文的意思去翻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同样的字在不同的场合就代表着不同意思,因此,必须要忠实于原文。 2.词不离句 在综合阅读中常常要求解释某个词语在上下文中的作用或含义,这就要求同学们必须综合该句话在文中的意思,表达的含义,再作答,如果仅仅是着重于该词语去作答,得出的答案往往会有所偏颇。 3.句不离段 在做题是要求对某一句进行分析时,不能脱离原文中的段落,要看看该句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作者所寄托的某种情感。 三、多读文学名著,勤于思考 多读书对学生来说绝对是有益无害的,不论是那类的文章,科普文、记叙文等,我们都可以去读,这样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同时对我们提高阅读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多读可以使我们的思维更加严密,解决问题时逻辑性更强。而对于课外读物的阅读,我还是建议要博览,不必精读。这样既可以提高我们读书的效率,又可以开阔胸怀,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四、结语 中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要珍惜把握好那些宝贵的时间,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利用这一段时间多读些书,多继承点人类的宝贵知识财富,多给自己存储些精神食粮。提高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对他们的将来有很大的益处,可以为他们一生奋斗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丰富的阅读生活也会给他们在将来的自学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使他们赢在起跑线上。 作者:朱伟娟 单位:常州市武进区湟里初级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摘要:小学作为教育初级阶段,在学生整个学习生涯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深入,分析当下小学语文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探索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总结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能力;途径 一、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大部分教师依旧崇尚传统教学模式,只负责教学,学生的学习模式就是埋头做笔记。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书是学生自己读懂的,而不是教师讲懂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阅读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现如今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在课堂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尊崇单一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教学方式被称之为灌溉式教学方式,整个课堂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教师耐心讲解,学生埋头做笔记。其次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教师更加注重教学标准,认为不符合答案就是错误的解题思路。然而,世间万物皆有不同,在学生阅读时,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不能单一的肯定某个答案。再者未能做到各科之间相互联系,语文作为一门大学科,无时无刻不运用在生活当中。很多老一辈的教师全然没有注意到这点,只是一昧的解决自己负责的学科。最后年轻的教师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探讨新的教学方式,但因为传统教育的根基太深,老一辈教师的反对,家长对成绩的过分重视,只能让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半途而废。 二、小学语文阅读能力培养 学生是活生生的个体,教学模式应当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不断转换主导作用。培养小学语文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完善当前教学模式的不足。 (一)巧妙设问,营造氛围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先是从识字开始,然后逐步引导学生连字成句,连句成段,最后才可以在朗读文本的时候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实际,将课本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学生对于课本的阅读积极性并不高,从而制约了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升。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若想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要从学生的阅读兴趣开始培养,利用巧妙设问,引起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自行解决问题,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例如,在小学课本《苹果里的五角星》这篇课文,学习到中间部份时,教师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他的新本领是什么呢?(2)他是如何获得这项本领的呢?(3)他是如何切苹果的呢?跟我们平时切苹果的方法一样吗?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课文,以小组的形式让学生进行竞争回答,在课堂快接近尾声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与苹果,实践操作,切出不同形状的苹果,然后要求学生进行观察,看看有什么发现,紧接着让学生思考按照文章中所提供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切出一样形状的苹果。如此一来,通过动手实践,既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又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而使学生体验到阅读的实用性和乐趣。 (二)事先预习,自学存疑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中,预习是重要的环节,是学生接受知识、获取课堂信息的重要步骤。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第一堂课所要教授的知识就是预习,培养学生自主预习的良好学习习惯。预习可以让学生发现疑难问题,带着疑问认真听讲。如此一来,既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和理解能力,又能有效的提高课堂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严要求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需要眼、口、手、脑相结合,同时做好读书笔记。例如,在学习《蚂蚁和蝈蝈》这篇课文时,教师要求学生进行自主预习,找出课文当中的生字,并标注拼音,利用新旧结合,让学生温故而自新。如形声、笔画、加换偏旁的方法巩固学生的记忆力。对于文中生词的意思,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结合上下文进行解答,课后应当让学生用生词进行造句,从而加深记忆。对于重点问题,课堂当中可以进行学生之间讨论,或者师生之间进行讨论解决。例如,在低年级学生学习“蚂蚁”“蝈蝈”各自拼音,教师应当做出示范和领读。 (三)解决质疑,提高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质疑能力也是教学培养的重点目标之一。质疑能力培养的前提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并鼓励学生勇敢提出质疑,团队合作解决质疑,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在高年级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注意区别于低年级教学方法,高年级更应该注重引导,设计矛盾,精心提问,引导学生思维定势,把握整堂课的走向。例如,在《穿山甲问路》这篇课文当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读题质疑,明确本文的学习目标。将整篇课文合成以下几个学习目标:穿山甲是什么?为何要问路?最终问到路了吗?让学生按着要求去阅读课文,找出问题答案。解决完课本问题之后,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再次提问“在我看来路就在脚下”这句话有何意义?从文章中唤起学生的探究热情,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三、结语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对于传统教学模式应当有适当的调整,制定出一套适合于放下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师也应该改变课堂的主导地位,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控制课堂,从而增强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从本文分析总结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想要提高小学语文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就是改善当前的教学模式,从低年级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学习习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疑难问题,提出疑问,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 作者:韩志军 单位:河北省南和县史召学区中心学校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逻辑思维培养 摘要: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似乎从来都未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得到关注,很少有语文教师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专门列为阅读教学的目标,也很少有专家对一堂阅读课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给出评价。这一现状使我怀疑在实际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授人以渔”这一教学目标能否实现。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若不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课程标准中的语文思维的培养也只是狭隘的考试思维。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中学语文;阅读教学;逻辑思维;培养 1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意义 逻辑思维是一种抽象的思维能力,包括分析、概括、推理、评价、判断、解释等等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能够帮助学生更全面的掌握知识,对知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并形成自己的认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中学阶段的教学中应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逻辑思维理性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语文教学在中学阶段的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对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才能够写出优秀的文章,甚至出口成章。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帮助学生提升语文能力,科学灵活运用语文知识的有效手段。 2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途径 2.1关注阅读文本的语言目的: 语文教学中的阅读文本大多是文学作品,在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更关注的是阅读文本中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即语言“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的”,注重的是语文知识的学习,无异于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方式,不能够很好的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在阅读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必须关注阅读文本的语言目的即关注作者“为什么这样说”,通过分析、概括能够把握一类文学体裁的表达方式,以小见大。关注阅读文本的语言目的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语文阅读教学应兼具感性和理性,引导学生理性的多角度看待问题。如在教学《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文章时,一般教师会列出如下的教学目标:第一,了解该演讲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理清文章的思路;第二,反复诵读文本,了解排比、比喻这些修辞手法运用的效果,体会文本科学严谨的语言;第三,把握演讲词的特点并学写演讲词。就教学目标而言,并没什么不妥之处,但是这样的教学目标不利于学生把握演讲词的实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关注语言的目的。如,恩格斯为什么要在马克思墓前讲这些内容?他所讲的内容和他要达到的目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他是怎样有效地运用语言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学生通过思考这些问题,通过认真的研读文本,能够更深刻的理解演讲词,了解受众的需求,通过灵活的科学严谨的语言达到自己演讲的目的。 2.2关注阅读文本的内在逻辑: 文学创造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作者有感于社会生活才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社会生活是客观的,是具有一定的规律的,因此,阅读文本是有一定的逻辑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有抓住文本的内在逻辑,才能够抓住文章的文脉,抓住文章的主题,才能够深入的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准确把握文本的思想感情,并内化为自身修养,逐渐的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关注阅读文本的内在逻辑,就是在阅读教学中从关注文本的语言目的入手,结合文本的体裁,进行深入的阅读。如在教学鲁迅的《祝福》时,在明确文本所属体裁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关注祥林嫂出场的时间以及每次出场的变化,关注变化的地方,思考变化的原因,从中分析祥林嫂死亡的真正原因,思考作者将文本命名为“祝福”的原因。此外,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要将祥林嫂的死安排在鲁镇人们祝福的时候。学生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了解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劣根性,以及整个病态的社会。并引导学生进行今昔时代的对比,在比较中能够更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自己,思考当今社会的相关问题,形成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正确认识。 2.3关注作家创作态度: 传统的阅读教学更过的关注的是对文本写作手法的赏析,但是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更多的关注作家的创作态度,在关注作家创作态度的过程中更加深刻的把握文本内涵,提高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关注作家的创作态度,要理清写作手法的赏析与作家写作态度推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写作手法是对文本某一个写作特点的诠释,写作技巧归根结底是属于“形式”的范畴,“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内容”又是为表达作家的感悟、观点或者态度等等服务的。如《一滴眼泪换一滴水》这篇文章,文本中最感人的是喂水这一场景,但是作者对这一场景的描写并不多,更多的笔墨是对伽西莫多接受刑法时的表现以及周围观刑群众的表情进行描写。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应停留在对写作方法进行分析的层面。而应引导学生继续探究作者突出伽西莫多忍耐力强、力量超常、蠢笨、狂暴等一系列的性格特点的原因。学生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这样写是为了更加突出“水”的影响力,伽西莫多因为艾丝美拉达的水,流出平生以来的第一颗眼泪。作者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表达出自己对人生抽象的独特的见解即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恶的人性可以被美的人性感染。 结语: 总之,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可行的,是有效的,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的语言目的与内在逻辑,关注作者的写作态度,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魏丽娜 单位: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感悟能力培养 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与感悟“牵手”,阅读教学将呈现出另外的风景。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理性“言说”的困难,还能丰润文学的“趣”“味”“气”“韵”,使阅读走向轻松,走向精彩。然而,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学走入了“感悟”的困境,课堂上的“感悟”知识走过场,缺少过程;有些问题本可以迎刃而解,结果却因学生不懂得“悟”而变得困难。如何跳出困境,走出云雾,突出重围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立根培土:找准切入的点———可悟 文章的重点词语、句子、标题、文眼,包括作者重力凸现人物的言行及心理活动的字、词、句,是研读教材领悟文本的切入点。抓住这些词句,能为落实教学目标找到有效途径。而这一个个点往往又是破解全文密码的关健所在,它们或统领全文,或概括内容,或提示中心,或提示内涵,或标明作者意图,或流露作者情感。作为老师,更要找准这一个个点,为学生引路,立根培土,让学生去习得,去感悟体会,把握文本的价值或内涵。教学《军需处长》一文时,学生通读文本后,了解了这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其主旨是赞美军需处长的崇高精神。立足于这样的根,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人物精神的应是人物的语言、神态和内心活动。军需处长死去了,只能通过活的将军来解读。于是,笔者大量培土,让学生读一读文中描写将军的地方,看能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丰富蕴涵。因为先给学生引了路,学生悟出两个“愣”内涵不一样:前一个“愣”可能是气愤、发怒;后一个“愣”则是震惊、震撼。可见,教师要引领学生用敏感的心捕捉文本潜在的信息,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不轻易放过,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对文本潜心涵咏,品味语言艺术,发掘文本核心的价值。 二、理枝舒蔓:接对相关的线———敢悟 教材中总有部分内容因其发生的事件久远,人物所处的环境或角度与现在不尽相同,如果让学生自读自悟出文字背后的东西可能很难起到效果。相反,如果教师充分发挥引导作用,舒枝理蔓,适当链接,为儿童课堂学习知识提供源泉和补给,为他们的感悟插上翅膀,将有助于学生感悟相关材料。教学《徐悲鸿励志学画》中这样一段话“:徐先生,我知道达仰很看重你,但你别以为进了达仰的门就能当画家,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学生读完后完全明白这段话,那个学生由对徐悲鸿的嫉妒产生了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偏见,但就此抛出“因嫉妒徐悲鸿转而歧视他的国家的原因”的问题让学生悟,是不现实的。这时,笔者适度地把当时国内国际情况与文本内容进行对接,学生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在海外的学子,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强大的国家,哪里有个人的人格、地位。 三、固本思源:融合情境的面———能悟 感悟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环节,要让学生的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离不开教师创设典型的场景来融合。在教学《徐悲鸿励志学画》中心段,感悟他学画的“勤奋”时,笔者采用融合情境来激活学生的理解力,让他们可悟,敢悟,能悟。首先提问:课文中哪些语句具体描写徐悲鸿学画?从这些语句中你感悟到了什么?当学生寻章摘句回答出“每逢节假日,徐悲鸿就进馆去临摹”“他画呀,画呀,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后,从学生的表情、朗读上,笔者发现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感受。于是笔者让学生回忆节假日他们常常干什么,接着让学生填空:“每逢节假日,当我们,徐悲鸿就进馆去临摹”,再将填空进行整合,从他们的朗读中,笔者听出学生们真正感悟到了徐悲鸿学习的“勤奋”。学生用同法感悟出“:严寒的早晨,他的双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停下画笔,他画呀画呀,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炎热的夏夜,蚊虫四处叮咬,他也舍不得花时间驱赶,他画呀画呀,常常一画就画一整天。”笔者融合场景诱发学生的主动性,以填空形式训练他们的语言,以朗读的方式强化学生的感受,让学生读得进,悟得出,敢悟会读。 四、传花授粉:激活生活的圈———会悟 学生的生活常识、经历和经验常常是他们进行学习活动、从事实践、展开思维、丰富认识、加深理解、提升感悟、加深体会的源头,是他们的认知原点、思维根基和策动力。教学《最大的麦穗》最后一段时,在激活学生生活经验的同时,在关键环节传花授粉,让学生真品细悟。当学生们一个个说出“最大的追求”是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眼前的一穗”就是指眼前的机遇。只有实实在在抓住当前,才能展望未来。在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和体验之间进行“传花授粉”,学生会感悟出文字背后的人生哲理。 五、结语 总之,只有从学生实际出发,从文本出发,帮他们找找点,连连线,设设面,盘盘圈,巧妙地引导学生感悟,学生才可感悟,敢感悟,能感悟,会感悟,从而真正感悟出生活的真谛、做人的内涵及人生的价值。 作者:徐小玲 单位:淮安 市富士康实验小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高中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一、抓好基础,掌握词汇奠定阅读基础 词汇是语言教学的地基,是感知语言的触角,是实现交际,促进沟通的神经。高中阶段的英语是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延续发展,阅读材料的词汇量与词汇难度明显加大,很多学生都产生了一时无法适应的高原现象。因此,笔者以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妨秉承“狠抓基础,拓展词汇,打好根基”的阅读教学策略,从文本的构成源头入手,丰富学生们的词汇储备量,奠定阅读的基础。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四《Unit1Advertising》这一单元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信息传播的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广告(Advertising)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因此,在教学前,笔者采取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们以“Advertising”这个中心词汇四面拓展,以日常生活中接触过的各种广告为素材,快速地说出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词汇。在学生们苦思冥想过程中,笔者适时地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一些学生们日常常见的广告图片或商标,给出提示,如当教师呈现著名运动品牌安踏的商标时,不少同学立马脱口而出:“keepmoving!”通过这样的词汇互动,能够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觉地关注词汇,夯实学生的词汇基础,为随后的阅读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二、找准关键,逆向推导准确定位内容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较为独立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明确的抽象意识,因此,对他们而言,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审美的体验,更是一个思维漫步之旅。笔者认为,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发展学生英语逻辑思维,引导学生学会抓文本的关键词,以逆向推导的文本阅读思维精准定位本文结构与所需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一《Uni3Lookinggood,feelinggood》时,笔者在引导学生阅读“Dyingtobethin”这篇文本时,引导学生们采取“带着问题抓关键”的阅读策略攻克难关。在阅读前,笔者引导学生以快速横扫的方式,揪出所给问题的关键,如WheredoesAmycomefrom?(圈出关键词Where);WhatkindofpillsdidAmytake?(圈出关键词Where和pills),引导学生养成带着问题、抓着关键找答案的阅读技巧。在教学中,笔者发现,通过由问题再阅读的逆向推导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缩小阅读范围,精准定位阅读内容,提高阅读效率,促进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长足发展。 三、瞻前顾后,精泛结合提高阅读效率 在阅读学习中,瞻前顾后的阅读能够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把握文本,周全有效地考虑问题,提高学生们的阅读效率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引导学生学会将精读与泛读相结合,通过泛读快速地定位文本类型、情感基调以及题末问题;通过精读,细细品味英语文化魅力,寻找细枝末节里的玄机,从而提高英语阅读的有效性,提高阅读课堂的目的性与指向性,让每个学生都能明确阅读目的,采取符合自己阅读习惯的阅读策略。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二《Unit3Amazingpeople》时,笔者在课堂阅读实践活动中,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补充了一则关于BillsGates的阅读材料,通过这则补充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比尔`盖茨为什么被称为“Amazingpeople”。在文本阅读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取瞻前不忘顾后、精读泛读巧妙结合的阅读策略,结合教材中有关BillsGates的简介,泛读找相似,精读破问题,在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回答“Howcanhebecomesorichatsuchayoungage?”这个探究性学习方法。 总之,阅读是高中阶段英语教学中一块“大蛋糕”,如何让这块“蛋糕”新鲜诱人,帮助学生吃到、吃好这块“蛋糕”,是新课程背景下每一位英语教师都应该深入探讨的教学课题。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着力打造与学生们心理相容的阅读氛围,为学生们提供紧跟时代、贴近实际、彰显文化魅力的英语阅读素材,为学生们创设丰富多彩、轻松愉快的阅读实践氛围,让阅读变成愉快的体验而非喘不过气的学习压力。 作者:邱美芝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创新教学 一、鼓励发散,促进创新 发散性思维是创造思维的基础。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主要是引导学生学会从不同的途径、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以求得多种设想、方案和结论,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路,突破单向线性思维的狭隘和保守,以培养思维的广阔性和灵活性品质。在阅读教学中可结合课文让学生说说和课文不同的方法和想法,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如教学《曹冲称象》一文,让学生说说有没有比曹冲更好的称象方法;教学《捞铁牛》一课时,让学生说说有没有比怀丙和尚更好的打捞铁牛的办法;教学《跳水》一课时,让学生想想当船长的孩子爬上桅杆顶端,情况十分危急时,除了船长用开枪的办法命令孩子跳水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救孩子。当然,教师在引导学生发散、想出种种的不同方法之后,还需要再引导学生将他们所想出的众多办法和课文中讲述的办法进行比较、选择,经过讨论,使学生明白课文中的方法是最佳的方法。 二、引导求异,促进创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按常规思维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但有的事情和问题按常规思维却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大胆求异,突破思维定势,从事情或问题的反面(逆向)去想,以取得成效。这就是求异思维或叫逆向思维。求异思维是创造型人才必须具备的思维品质,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这样的课例。如《将相和“完璧归赵”这一故事,蔺相如出使秦国的目的是保护好和氏璧,但他见秦王无诚意换璧时,却以“举璧撞柱”逼迫秦王举行典礼,赢得了将和氏璧送回赵国的时间。由此可见蔺相如的机智勇敢。《司马光砸缸》中司马光的绝顶聪明就在于从反面设想,使水离人,砸缸放水,就了落水的小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教学这类课文时,通过课内的启发延伸至课外,鼓励学生大胆求因,用求异思维解决现实的事情或问题,这有助于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启发想象,促进创新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渗透在小学学习的各个方面,丰富的想象是创新的翅膀,无论是再造想象还是创造想象,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都是十分有益的。小学语文每一篇课文都是很好的想象思维材料,在阅读教学时应充分启发学生想象,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1、增扩续补想象。扩想就是对教材文句内涵作开拓或将课文故事加以扩充。如教学完古诗《暮江吟》后让学生进行扩充想象,写成一篇写景的记叙文;有的课文结尾意犹未尽,十分含蓄,可让学生需想,续写想象作文。如《粜米》、《凡卡》、《穷人》等文教学后,以《粜米之后》、《凡卡寄信之后》《收养孩子之后》为题让学生进行想象说话作文;许多课文中有“空白”之处,教师可以设计问题,让学生想象补充。如《珍贵的教科书》中,指导员在牺牲时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却没有说出来,指导员可能会说什么呢?让学生进行补充想象,通过增扩续补想象,既能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2、画图想象。就是要求学生把自己对课文语言的理解用图画画出来。这一画图的过程既是深入体会课文语言的过程,又是培养想象的过程。如《黄山奇石》一文,对奇石“金鸡叫天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但文中没有插图。为使学生读懂这段文字,并受到美的感染,让学生按课文描绘,用画表现出来。“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子弹琴”这三块奇石仅说了名称,没有作任何描述,为了使学生进一步体会黄山奇石的“奇”,让学生想象这些奇石的样子,并将其画下来。 四、大胆质疑,促进创新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学中,通过鼓励学生大胆质疑问题,教师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学生有哪些地方不明白,难点在什么地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减少无效劳动。对于学生来说,则能够起到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促进主动探索,激活创新思维的作用。 语文阅读教学中处处有疑。在课始可引导进行预习后的质疑,如教学《穷人》时,问学生:“遇上了哪些不理解的问题?”学生提出了问题:“渔夫一家生活很苦,为什么还要收养西蒙的孩子呢?”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如教学《月光曲》时,出示课题后,问学生看了题目想知道什么,学生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月光曲》是谁创作的?是怎样创作的?曲子是怎样的?这样就更好地为理解课文作了铺垫;在教学课文中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性的质疑,如教《记金华的双龙洞》,引导学生提出”溪流声为什么会时时变换调子“这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通过释疑弄清溪流的宽窄缓急变化,弄清溪流和双龙洞的变化,使学生明白“山势”的变化引起了“溪声调子”变化的关系,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在课后引导学生进行延伸性的质疑,如在教学完《鸟的天堂》后,教师引导启发,学生提出了“大榕树为什么会成为‘鸟的天堂’?”通过释疑,既使学生深入体会课文内容,又使学生受到一次保护环境,爱护动植物的教育。 热情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可以开拓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把学生引入问题的天地,让他们各抒己见,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益。 五、教给学法,促进创新 “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是当今世界流行的口号,教学改革发展的共同趋势。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不仅对学生在校学习各门学科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良好品质,使学生终生受益。 小学语文教学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以下几个方面阅读方法的指导:理解词语的方法、理解句子的方法、分段方法段意的概括方法、概括课文中心思想的方法、理解写作特点的方法、朗读方法、默读方法和阅读课外书籍的方法。对小学生进行学法指导要从整体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能力培养目标、教材特点、学生学习的需要进行有机渗透,适时点拨。比如教学生归纳课文主要内容,可采用两种学习方法:(1)认真仔细读课文,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再把各段大意有机合并,整理成一段通顺的话。(2)抓“四要素”句子(就是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俱全的句子。例如《登山》一课,①先看题目,“登山”是“四要素”中的一要素——事情;②通过阅读,找到人物——列宁和巴果茨基,地点是普罗宁,时间是一天早晨;③根据故事情节,归纳一段“四要素”俱全的话。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学到了知识,又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促进了学生自学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培养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育。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图书馆要改变陈旧的管理思想、服务方式,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知识信息等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的阅读行为,分析各个阶段的阅读需要,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他们各个阶段的阅读动机,从而在读者工作中掌握主动,指导课外阅读。 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者的阅读兴趣千差万别,要培养他们好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做到符合读者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动机、阅读兴趣和爱好。 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因素、职业、年龄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求知欲、性格等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阅读的能力。 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要引起兴趣的行为,并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的内在原因。培养读者的阅读动机,首先是通过阅读目的,激发读者的阅读,通过阅读的过程,调节个人的阅读活动,引向一定不变的方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各种“诱因”来引发读者,培养读者阅读动机。中学生尚未正式进入社会,职业尚未定向,知识能力、思想感情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他们的阅读目的只能是为了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做好准备,主要是做好知识能力、行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图书馆就要开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辅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图书展览等来激发学生,把直接、间接主导和辅导的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阅读兴趣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研究问题、探索未知的一种认识倾向和心理素质,是人们对阅读某种出版物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倾向。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是图书馆当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呢?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读者阅读兴趣是有它的广泛性、深刻性、选择性及自觉性。读者阅读兴趣都是由一定的需要而引起的,或是实践的需要而决定,亦受社会政治、经济、社会职业、活动、环境、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而产生的兴趣。而中学生的阅读往往凭兴趣,随意浏览,遇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一定的阅读目的。因此,阅读起来缺乏方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市场“鱼龙混杂”,有些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选择有益身心健康的优秀读物,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特点,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给予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爱好兴趣,提供不同的读物,并提供一些爱好以外的读物,作参考阅读,培养学生的多种阅读兴趣,这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 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不仅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扩大知识兴趣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能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生阅读兴趣亦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分。他们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能够使阅读兴趣持久下去,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培养课外阅读兴趣。首先要做好: 一、学校图书馆应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 现在的课程结构是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组成。除了必修课以外,选修课有知识类(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技能课(家电、电脑)和体、艺类(体育活动和艺术教育)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多种类型。活动课也将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图书馆要为新的课程结构、新的教学内容提供多种学习资料,要按上述教学内容和要求,添置各类课外读物供师生阅读。 二、搞好课外阅读,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能力 中学时期是人生里程的关键阶段。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其年龄、身体、性格、思想、学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跨度较大的变化。学生不但需要在课堂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从课外获得广博知识。其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作品。为此就要开辟学生阅览室,让他们在良好的场所阅读图书、报刊资料,逐渐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三、积极引导,诱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要正确选择课外读物,而中学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需要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在当前浩如烟海“良莠”并存的课外读物中,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思想内容健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书,课内学习有关的读物,谈理想、人生、思想品德修养、介绍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的著作,也要读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文章,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阅读与鉴赏》《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中的优秀文章。还要适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革命领袖、名人、英雄人物的传记《名人传记》《名人录》和一些介绍新知识、新科学、新成果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世界》《求知与探索》《飞碟探索》等,以扩大知识面以及图书展览,进行直观宣传,使一些五颜六色、有趣的封面,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使学生眼馋手痒,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书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和兴趣,使他们逐渐接近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自觉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加深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而有细致的工作。在培养阅读兴趣过程中,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样的,还需要多下点功夫。作为一名中学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师生得到更多的好书,指导学生阅读,培养课外阅读兴趣,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本职工作,使课外阅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和实践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1.倾心阅读(关于读书与人生) 2.音乐之声(关于音乐与人生) 3.学会倾听(关于感悟自然) 4.品读文化雕塑(关于文人与古迹) 5.风景的再造(关于唐诗宋词散文化) 6.最后的家园(关于环保) 7.感受奥运(关于奥运会与体育文化) 8.疯狂足球(关于足球、球星与人生) 9.感受余秋雨 10.语言的艺术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培养 内容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育。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图书馆要改变陈旧的管理思想、服务方式,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知识信息等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的阅读行为,分析各个阶段的阅读需要,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他们各个阶段的阅读动机,从而在读者工作中掌握主动,指导课外阅读。 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者的阅读兴趣千差万别,要培养他们好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做到符合读者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动机、阅读兴趣和爱好。 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因素、职业、年龄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求知欲、性格等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阅读的能力。 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要引起兴趣的行为,并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的内在原因。培养读者的阅读动机,首先是通过阅读目的,激发读者的阅读,通过阅读的过程,调节个人的阅读活动,引向一定不变的方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各种“诱因”来引发读者,培养读者阅读动机。中学生尚未正式进入社会,职业尚未定向,知识能力、思想感情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他们的阅读目的只能是为了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做好准备,主要是做好知识能力、行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图书馆就要开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辅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图书展览等来激发学生,把直接、间接主导和辅导的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阅读兴趣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研究问题、探索未知的一种认识倾向和心理素质,是人们对阅读某种出版物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倾向。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是图书馆当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呢?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读者阅读兴趣是有它的广泛性、深刻性、选择性及自觉性。读者阅读兴趣都是由一定的需要而引起的,或是实践的需要而决定,亦受社会政治、经济、社会职业、活动、环境、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而产生的兴趣。而中学生的阅读往往凭兴趣,随意浏览,遇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一定的阅读目的。因此,阅读起来缺乏方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市场“鱼龙混杂”,有些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选择有益身心健康的优秀读物,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特点,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给予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爱好兴趣,提供不同的读物,并提供一些爱好以外的读物,作参考阅读,培养学生的多种阅读兴趣,这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 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不仅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扩大知识兴趣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能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生阅读兴趣亦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分。他们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能够使阅读兴趣持久下去,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培养课外阅读兴趣。首先要做好: 一、学校图书馆应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 现在的课程结构是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组成。除了必修课以外,选修课有知识类(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技能课(家电、电脑)和体、艺类(体育活动和艺术教育)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多种类型。活动课也将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图书馆要为新的课程结构、新的教学内容提供多种学习资料,要按上述教学内容和要求,添置各类课外读物供师生阅读。 二、搞好课外阅读,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能力 中学时期是人生里程的关键阶段。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其年龄、身体、性格、思想、学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跨度较大的变化。学生不但需要在课堂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从课外获得广博知识。其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作品。为此就要开辟学生阅览室,让他们在良好的场所阅读图书、报刊资料,逐渐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三、积极引导,诱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要正确选择课外读物,而中学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需要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在当前浩如烟海“良莠”并存的课外读物中,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思想内容健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书,课内学习有关的读物,谈理想、人生、思想品德修养、介绍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的著作,也要读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文章,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阅读与鉴赏》《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中的优秀文章。还要适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革命领袖、名人、英雄人物的传记《名人传记》《名人录》和一些介绍新知识、新科学、新成果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世界》《求知与探索》《飞碟探索》等,以扩大知识面以及图书展览,进行直观宣传,使一些五颜六色、有趣的封面,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使学生眼馋手痒,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书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和兴趣,使他们逐渐接近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自觉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加深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而有细致的工作。在培养阅读兴趣过程中,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样的,还需要多下点功夫。作为一名中学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师生得到更多的好书,指导学生阅读,培养课外阅读兴趣,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本职工作,使课外阅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摘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新课程改革对物理教学提出的要求。文章结合教学实践,分析探讨初中物理教学中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策略。 【关键词】阅读;能力;技能;情境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要学会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会正确阅读教科书,学会归纳所学的知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鉴别各种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分析探讨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1.创设情境,提升学生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应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为此,教师应该创设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情境,如运用教材中的导图、章首语、插图等创设问题情境。现在初中物理教科书的每一章节都有导图、章首语和插图,形象生动,充满了人文气息,符合广大初中生的阅读习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巧妙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如在教学《声现象》(初中物理人教版八年级上第一章)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观看教材中海豚发声的图片,让学生通过图片分析为什么人听不到海豚之间交流的声音,从而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2.培养学生自主阅读习惯 习惯,就是为了完成某一类型行动的需要,多次重复某一行为(或方式)使得动作趋向于自动化、稳固的行为习性。为了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应该注意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习惯。在物理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习惯,教师可以提供导学案,引导学生预习下一节课要学习的内容。通过预习,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成就感和学习兴趣。为了提高预习效果,教师在新课开始之前,应该根据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精心设计导学案,为学生提供阅读提纲和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教材。在问题的设计上,教师应该注意问题的概括性、启发性、针对性,形式上可以采用问答式、填空式、计算式等。在课堂教学前,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如通过与学生交流、沟通,了解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学生对导学案中的习题的解答情况,分析学生对有关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在教学《摩擦力》时,教师可以这样为学生拟定预习提纲:①摩擦力是什么?滑动摩擦力又是什么?②在实验过程中,为什么要突出木块是在木板上做匀速运动?为什么要通过弹簧测力计拉木板,并读出弹簧测力计的读数?③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有哪些?通过预习提纲,引导学生阅读教材,自主探索问题的答案,这样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3.多方实践,提高阅读技能 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提高阅读技巧。在实际阅读过程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抓关键词,增强阅读效果。例如,在讲述“阿基米德定律”的时候,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抓住“浮力的大小”“浸”“排开”等字词。其中,“浸”是原理发生的条件,“排开液体应承受的重力”“浮力的大小”是理解把握阿基米德定律的关键。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分析理解,学生对“阿基米德定律”的内涵就有了深刻的理解,运用定律时就不容易出错。教师还应该教会学生分析语句结构。当学生阅读到结构比较复杂的长句时,可以分析句子的主、谓、宾和定、状、补。最后,教师还应该指导学生学会归纳总结。通过某一章节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结合课本内容,列出本章的知识结构,并通过知识结构表,对学习的知识进行纵横对比、前后联系,使零碎的知识条理化. 作者:梁清源 单位:北流市石窝镇初级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摘要:在初中历史日常教学中,教师如何指导学生有效阅读,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结合笔者日常教学中的一些做法,介绍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指导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培养学生终身阅读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阅读能力;培养 一、引言 教育部颁布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版)》中,对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总体设计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从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和人文素养出发,遵循历史教育规律,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使学生掌握中外历史基础知识,初步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提高历史学习能力,逐步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并提高正确认识现实的能力,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学生这些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良好的阅读能力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在日常历史教学中,要不断加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积极转变思维,认识到历史学习必须加强学生对史料阅读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不断渗透。2001年修订后的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编排有序、图文并茂、重难点突出,需要学生自主阅读的信息量非常大。第一,课前提示(导入框),放在每课最前面的方框内,以生动形象的历史故事、诗歌、文物、图画等形式呈现,便于把师生带入正文的学习;第二,正文,也就是课文,是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既帮助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线索,又补充大量史料,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第三,穿插许多图表和注解,形象直观地再现历史情境,便于学生感知;第四,利用黑体字(即竖排字)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增强了历史知识的真实性;第五,设置了许多课内动脑筋和课后活动探究题,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潜能;第六,课后附设诸多自由阅读卡,扩展与课本有关的历史知识。这样的教材安排,增强了课本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对学生而言,是比较符合口味的,对教师而言,可以把课本作为培养学生历史阅读能力的范本。 二、教师对学生阅读的指导 1.对照课文子目,阅读课前提示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每课前面都有课前提示(导入框),主要概述本课主要内容和帮助教师引入正文学习。教师要指导学生对照课本子目阅读课前提示,明确本课主要内容,并在出示学习目标时,突出“重点、难点目标”,点明三维目标时,突出“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教师要经常给学生强调贯串整个初中历史课本的主线: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以历史事件为纲,从而使学生在阅读时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分清主次,把握重点,突破难点。 2.大字和小字相结合阅读 大小字结合,小字多于大字,内容富有弹性,是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的一大特点。大字言简意赅,但结论性比较强,学生不易理解。小字则是对大字的补充,尤其是课后附设的自由阅读卡,多姿多彩,既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能帮助学生拓展历史知识。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把大字和小字结合起来阅读,加深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结论的理解。例如,学习七年级历史下册《明清经济的发展与“闭关锁国”》一课中“‘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这一部分内容时,涉及到经济术语,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明朝小说《醒世恒言》里描写的施复夫妇发家致富的故事,了解当时一些小手工者发展成为早期资本家,一些小的家庭作坊变为大型手工工场的过程,就不难理解课本出现的“机户“机工”“机房”三个历史概念和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3.文字和图表相结合阅读 图表文并茂,以图表佐证文字或直接叙史或充实文字等是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的又一大特点。学生喜欢看图,但往往肤于浅表,抓不住图中反映的问题,或者仅仅看图,而忽视文字阅读。教师要指导学生把看图和阅读文字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学习九年级历史下册第三课《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课中“凡尔赛体系”这一目内容时,对“凡尔赛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西亚、非洲的统治的新秩序”这一结论,学生在空间概念上是难以理解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两幅地图,通过对比,就能从空间看出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战前后势力范围发生的变化,从而就弄明白了“凡尔赛体系”确立的统治新秩序。 4.讲练结合阅读黑体字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几乎每课中都有黑体字(竖排字)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既增强了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也是学生平时考试或中考历史材料分析题的重要素材。因此,教师在平时教学中,不仅要指导学生阅读这些黑体字,还要详细讲解,帮助学生弄清意思。同时,要根据文献资料,设置一定问题,加强训练,提高学生阅读和解决中考历史材料分析题的能力。 5.整理课堂笔记 学生整理课堂笔记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整理、归纳概括的过程。教师应以规范的板书和醒目的提纲进行示范,指导学生领会知识要点,建立知识体系。学生在整理课堂笔记时,教师指导学生既要记住知识点,也要记住重点、难点和疑点,而且要简明扼要抓住关键“字”“词”“句”。这样,学生既归纳整理了课堂笔记,也提高了识记效果和阅读能力。 三、结束语 初中学生具有爱看图、爱发问、爱动手等特点,教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尽量为他们创造自我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阅读。同时,教师要抓住初中学生的阅读心理,精心设计阅读模式,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加强对他们的阅读指导,让他们逐渐掌握阅读的方法,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为他们以后的历史学习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作者:陈庚 中学生阅读论文:高中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 高中英语教学目标对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都有要求。但就中国的英语学习环境来说,学生的英语能力主要是通过“读”来获得,“读”即我们常见的英语阅读。高中英语阅读的教学要求主要包括单词的掌握、语法的理解以及文章结构、主旨和背景的领会。笔者就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做出一些总结和分析,希望能与大家分享、探讨。 一、目前高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总结,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是教师的教学模式问题。过去的英语教学多通过“朗读翻译练习”的途径进行,容易形成“灌输式”教学,从而导致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能把握英语阅读的要领以及影响教学质量。另外一方面,学生对英语阅读的兴趣、语言学习能力、个人性格特点对英语阅读教学至关重要,然而,教师往往为完成教学任务而忽视学生的学习角色及其特点。 二、提高英语阅读教学质量的策略 笔者针对目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问题,结合自身经验和思考,提出以下教学策略。 (一)采取“学生先理解,老师再讲解”策略 为使学生更深层次地理解文章,老师可先让学生自我阅读,利用已有知识背景诠释文章,在学生已把握文章大意后,老师进行讲解。在加深学生对文章印象的同时,激发了学生对文章的兴趣,从而保证了教学的顺利有效开展。例如,在学习高中英语文章《HowtoImproveYourStudyHabits》时,老师可先与学生开展关于文章题目含义的互动,发散学生思维。在学生形成“StudyHabits”的思考模式的基础上,规定在15分钟内完成阅读。另外,可利用5分钟让学生自由讨论以及分享文章中提到的“StudyHabits”。最后,进行逐句讲解、翻译,让学生充分参与。 (二)授予阅读基本技能,让学生自主完成细读环节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语法是沟通词汇和文章的桥梁。因此,要高效率地完成英语阅读,必须在扩大学生词汇量的基础上完善语法知识的教学。另外,学生在进行英语阅读时,存在许多阅读技巧方面的缺陷,老师应该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及时发现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在学习高中英语文章《Sailingtheoceans》时,老师可首先通过直接介绍法、猜词法、形象法或多媒体展现法向学生介绍本文涉及的新词。如“voyage、deposit、exploration”等,保证学生能完全把握新词汇的含义和用法。其次,老师需先通篇把握文章包含的语法点,根据其难度、重要程度分层,并在课堂上轻重有序地介绍和强调。如《Sailingtheoceans》一文中,关键语法点为谓语,主要要求学生把握谓语的分类和应用。老师可以文中句子为例,提炼出使用谓语的一般方法,并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引申造句,从而构建学生关于谓语知识的框架,以独立完成文章其他部分的细读。 (三)口头重述文章,提升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有效的英语阅读不仅在于对词、句等细节的理解,全文的把握和顿悟也很重要。因此,老师可在完成词、句以及语法的细读教学环节后,设置课堂活动,如使学生用英语重新叙述课文内容、对课文进行创意延伸等。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英语阅读深层次的理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符合新课程教学宗旨。例如,在学习《JourneydowntheMeKong》一文时,可在学生完成基础学习任务后,设置分享活动环节。首先,令学生用两句话复述全文,复述的侧重点可根据学生理解的角度不同而不同;另外,可让学生回忆旅行经验,以《JourneyDownTheMeKong》为模板,结合自身情况叙述旅游经历,如“JourneyDownTheYellowRiver”等。 三、结束语 英语阅读能力需要长期培养。因此,教师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多采取科学、有效、适宜的策略,培养学生正确的阅读思维模式,从而提高阅读速度和质量。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与时俱进,向学生呈现与当代科技、经济、文化等有关的英语阅读素材,扩大学生的阅读面,为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奠定基础。总而言之,新课程视野下的英语阅读教学应集效率、质量、创新为一体,培养学生符合时代要求的英语运用能力。 作者:李瑞 单位:通辽市奈曼旗实验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学生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一)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教学手段 初中语文阅读其实是教师与学生就文章进行交流,阅读是交流的媒介。但是由于师生之间存在年龄、认知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师生之间的阅读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当中,教师应当了解学生认知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切实贯彻初中语文阅读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以下介绍几点教学原则:第一,抓住文章中心思想的原则。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师可选取教材中一些经典的并且容易理解的文章来作为案例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阅读的信心,也为了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二,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课内知识和课外的生活实际,将一些处事方法、思想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多关注生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品质和素养。第三,理解文章整体结构和首尾呼应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文章结构的分析,注意文章开头和结尾的呼应,注意文中过渡句和过渡段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高阅读效果。 (二)以教学目的为准则,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 语文课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学科,语文课具有综合性和联系其他学科的特点,因此学好语文课对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起到了基础的作用,因而合适的、良好的教学内容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为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仔细研究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从学生的视角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教学内容。教师只有深入教材理解和把握,体现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从而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总而言之,教师要充分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才能逐渐地提高学生的思想,实现教学目的。 (三)教师要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提高学生注意力 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有利于明确教学目的,避免课堂上出现没头没尾的现象。在安排教学顺序时,应当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发展趋势,坚持符合学生认知事物的原则,突出教学重点,从而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的兴趣,提高效率。 (四)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感情进行阅读 情感是事物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手段,也是初中阅读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语文教师既是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文章作者情感的疏导者,每一篇文章都会蕴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学生只有理解了作者的情感,才能真正达到阅读教学的要求,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 (五)掌握语文阅读教学的手段和方法 1.增强语文课堂气氛,激发初中生对语文阅读的兴趣 语文阅读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共同交流的过程,因此教师必须平等看待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语文教师,才能制造良好的语文课堂气氛。在课堂上,教师要认真地帮助初中生融入作者的世界里,感知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建立一个合理而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有意识地发表感想,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2.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素质 在进行课文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生僻字词,这时教师不应该帮助学生认识生僻字词,而应教导学生要自觉使用语文工具书和相关文章资料进行查询,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此外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地完成课堂任务,提高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二、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出发,不断地更新现有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以及真正从文本出发进行阅读教学,以此有效地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让学生真正对阅读学习充满兴趣,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作者:徐平 单位: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初级中学
艺术学毕业论文: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形势分析 摘 要:高校扩招,这一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的教育计划出台。高校招生人数随之逐渐达到高峰,这直接影响到当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艺术专业招生,随着艺术生的普及,高校更是大力扩招艺术专业学生。家长们本着艺术生易就业的说法,纷纷让孩子报考艺术专业,然而事实上因为毕业人数的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于是导致了就业率普遍偏低。种种现象的出现表明,艺术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关键词:高校扩招;艺术教育;艺术生;就业形势 前言 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多高校持续扩大招生规模。 此次研究这个课题,主要就是,作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明年也即将面临就业选择,而自己了解的又少之又少,因此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高中时的艺考和高考,再到大学时我所专攻的艺术学设计专业的课程,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类活动,以及进行外出写生、艺术展览、参加服装演出等一系列社会类艺术实践活动,一路走来,在这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多是在实践活动中所提高的能力,同时个人阅历也变得更加丰富。 对于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这个选题或许我更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识,我同样也是伴随着高校扩招这一股趋势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的,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对于我们这几代大学生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一政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通常,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以相对低的文化要求进入同等大学,而我,也选择了通过艺术学习,考入理想的大学。当年的我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如今的毕业之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艺术生的就业形势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第一章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 1.1高校扩招计划过于急切,就业形势的弊端逐步显露 “高校扩招”,这个另所有人都十分敏感的词汇,也有着大学扩招或是大学生扩招等等称呼。高校的这一举动最初源自于199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这一教育计划的出台主要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这一高校扩招计划向全社会的一公布,对于还在没日没夜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再振奋人心不过的好消息了,犹如他们理想的大学已经向他们开启了绿灯,他们似乎感觉到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等待他们的将是令所有人向往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扩大普通高校本科及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自1999年起至今,各大高校的扩招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举例子来说,2001年统计数据得出各级各类高校统招生与艺术生的总人数达到115万人,接下来的一年就已达到145万人比前一年又增长了30万人,再到2003年竟然疯狂增长到了212万人这一巨大的学生数量。很显然以这样的高增长速度,我国高校扩招在2004年不可避免的迎来第二个就业高峰,达到280万人之多,这可是比以往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这样大规模毕业总数是在这4年中比以往翻了一翻还要多[2]。一个个惊人的数据就这样持续增长了9年,直到2008年后,我国教育部才逐渐意识到1999年开始的扩招计划的确过于急躁,并开始不断调节全国各省市的高校扩招比例,一年后的毕业生人数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与优化。 因2008年教育部将扩招比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之后,许多本科及专科类院校针对艺术生的招收态度也变得尤为慎重,因为扩招力度调整以后,绝大多数的院校都积极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举例来说像增加教师工作时间来缓解教师人员短缺的问题;课堂形式更多的变成了以上大课为主、设置更多的班级、压缩课时、延长课堂上的时间,还有全天排课等方式来安排扩大招生后对学生的教学工作;以增开更多自习室、加强课后辅导课外作业等形式作为保证教学效果的辅助手段之一;还以增设高级的扩音和投影设备、增设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等新形势的手段来提高和强化教学质量。不过这些都是针对扩招带来直接问题的即时性应对措施,比如像艺术学专业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未来的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等环节还会面临较大困难与压力。如果是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扩招不但可以扩大居民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优化我国的人才结构,但是有多少人曾想过在持续扩招的背后将是怎样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压力呢?“大学毕业生为求职给人下跪”;“大学生毕业后回家种地”;“当代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跳楼自杀”;“大学生因就业压力大而精神崩溃”。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新闻虽不能简单地和大学扩招划等号,但难道说扩招后对就业没有影响吗?扩招的确让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扩招会给高校的教育质量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也备受教育界的关注。 1.2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关系到到就业困难的问题 高校是扩招了,基础教育却荒芜了。在基础教育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生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降低招生质量的方式从而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划,这也间接造成了当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评价不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就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的水平差不多。就是这样,生源质量差导致毕业生质量不高,毕业生质量不高导致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导致高校声誉下降,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大学生,而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才是更加需要注重的方面,教育资源的应用不是建设多少所名牌大学,而是尽可能的将有限资源中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实高校扩招这一计划自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就出现在了扩大的幅度与用意。许多高校提出教育与科研并重的发展思路,提高对教师的要求,对于新进教师,大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者高级职称。然而一些老教授们思想已经陈旧僵化,依旧在照搬照抄西方早期的部分理论思想与研究成果,与中国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常常接受这些没有价值的教育并不能帮助学生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间处理各种实际问题能力,往往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对学生在工作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严重不利,也不利于毕业生在单位里提升自己的收入分配地位。高校应该是创新之源,但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重视短平快,一些为学术献身精神的教师却得不到承认,以至于被迫辞职,相反一些善于经营学术的鸡鸣狗盗之辈则是荣誉加身如果目前我国高校在招生的人数、类别、及收费标准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权时,就如同企业对自身的产品开发规模时丢失了选择权,这一企业也就不可能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如同学校难以真正引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长期以往,高校不但不能为民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在基础理论上也不能有所创新,从而影响了民族发展的潜力。 现如今,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的就业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现状之下,本科大学生的月收入工资水平也是在不断的下降,根据目前急剧的状态可以判断,很快就会和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相齐平了。能够拥有一份好工作是当前许许多多在校大学生读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第二章 扩招后的艺术学专业为高校所带来的影响 2.1艺术学专业的开设已趋于普遍化,学科设置亟待完善 从1999年高校扩招实施开始像当前如此大规模的开设艺术学专业的课程教育来说,其实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此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论证和大规模测算。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可知,全国开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大大小小、数目众多,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艺术专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山东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较低的河南省招生数量却名列前茅,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市招生人数却趋于中游,以此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地区面对招生规模有着不一样的计划与态度。近年来随着不断扩大的高校扩招规模,我国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在内的等许多偏远地区的省市都已经开设了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从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大量需求来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现连专攻畜牧业、专攻政法类的院校也都在纷纷开设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时,这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要还是真正出于社会需要。 带着这些种种疑惑让我想起在近日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节目中,其中一位选手在自报家门时提到一点,自己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然而说到自己是属于传播系的时候,这不禁让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出两位导师对当前国内各大盲目增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表示非常不理解,这一小小的细节也的确非常值得我,作为综合类大学里一名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去提出同样的质疑。冯小刚导师十分幽默的反问道:“中国的大学真是太有意思了!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传播系了?”而在一旁的张国立戏谑道:“不应该是传播系,应该是播种系吧?”这也能够看出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都对当下中国综合性大学不断增设艺术类专业的学科和课程都十分的困惑,这两位导师对于各行各业发展所持的严谨态度和看法同样也需要我们深思。 实际上,在采访前武汉大学校长时他也曾表示说:“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面对目前国内大学不断增设专业的情况,他认为:“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性的名校,照样没有囊括所有专业的[3]”。这也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开展艺术学专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也是需要对这种教育进行科学规划与调整的原因所在。 2.2艺术学专业的不规范性为学校管理带来困扰 众所周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通常是先通过艺术专业的考试,再进行高考,得出最终的成绩后择优录取的,因门槛低、录取率高,被很多学生看成是一种能够升入自己理想大学的捷径,因此与统招生的文化课成绩相比都普遍偏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很多专科院校甚至要求更低,这就使得一些文化课成绩平平的考生,为了能够进入理想中的名牌大学,把自己的学习转向了艺术学习。像这样带有很强目的性的选择,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些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不仅仅对艺术学习毫无兴趣同时又缺乏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为的都是提高艺考时的过关率,不断研究着每年的出题方向,从构图、到色彩搭配,一项项地摸索规律。这种培训谈不上艺术培训,更像是在工厂里的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一个个画风极为类似的艺术生,千千万万名考生中很少能有人真正热爱艺术。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艺考补和四处招生所填满,因此也无法静下心来投入到文化知识学习中去,丧失了一种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在当下,也不难看出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其专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4],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许多高等院校持续大规模招生,这也给该专业负责的教师对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与影响。 由于艺术学专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比较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的自由发展,学生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过于情绪化,遇事不够冷静,再加上独生子女们普遍有着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烈等性格特点,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性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家庭状况比较不错,这些家长在平时对子女也更是溺爱有加。日积月累下来从而导致某些学生的自我意识过强,以及对集体主义观念的缺失,生活、学习行为自由散漫,有着我行我素的一贯作风,上课经常迟到,对教师的管理也是不愿服从等多方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大多配置电脑,但不少学生利用电脑通宵玩游戏,上网聊天,既给舍友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给自己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在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后,对艺术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艺术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然而部分又不认真、也不是本着踏实、勤劳、刻苦的学习态度,上课听不懂便成为了他们经常逃课还有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借口之一。虽说学艺的学生一般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但这种重视也只是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声乐、器乐等这些专业性的艺术课程和文艺演出。设计专业的学生则过分依赖于电脑绘画、制图等等,而对自己本专业理论性的学习普遍轻视,理论课上不认真听讲,做自已的事情,作业不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以及迟到早退等现象实属常见,久而久之弊端慢慢暴露,不仅理论功底差、知识不系统,在艺术作品中也缺乏灵感与独到的创造性。 除此之外,大多数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经常要参加很多社团以及社会性质的艺术类展、艺术实践活动等等,因此占用了大量课内外的时间,有时甚至在课堂学习期间也要进行艺术类活动,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艺术专业学生的文化课课程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我亲身的经历我非常理解在高考前考生们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专业考试,在进入大学之后,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大又花费了量的时间进行外出写生、艺术考察、参加演出等一系列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个人阅历也会更加丰富,但由于对某些学科和领域涉及的不够深入,求新求异意识和自我意识又比普通统招生更强,时常又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在当下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非常容易受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干扰,从而极大地了影响这些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对善恶美丑判断,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 2.3艺术生走进综合类大学,教育教学面临挑战 2011年,艺术学专业成功被批准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的第13个门类[5],通过不断对艺术学专业领域内课程的规范化与系统化,我国艺术学专业领域也必将迎会来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一专业领域在既保持较快成长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各个功能与格局配置的合理、得当?如何推动艺术学专业教育?俨然已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最热门的教育话题之一,作为普通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艺术学专业学生,许多大学和院校纷纷相继增设和开办了招收艺术学专业,并且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更多高校持续大规模扩招的趋势,在我国1080所本科院校中已经有近600多所院校设立了艺术学的相关专业[6]。随着非艺术类专业院校中艺术类学生的不断出现,给曾经那些作风传统、学风严谨的各类高校增添了不少新的活力与生机,再次基础上,高校也对原来相对单调、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都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与挑战。例如某高校在扩招前,每年招收艺术学专业学生近100人左右,然而在扩招政策实行后,该高校每年至少招收300至500人[7]。 近年由于招生人数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增加,必然会导致其管理上的疏漏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新问题。所以说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艺术学专业学生的特点,探索出一种更加适合于艺术学专业学生自身特点的教育体系与管理方法,这样既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可以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以及身体、心理健康等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 3.1艺术学专业领域人才过剩,行业秩序失衡 据报道,在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上指出,音乐学专业和美术学专业已很明显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两门专业[8], 这两门专业看起来似乎很高雅也很时尚,然而失业率却是最高的,供过于求正是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的陷于瓶颈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说是社会对这两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的限制有关。动画专业在红牌警告的专业中排在了首位,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动画的专业的确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在潜力当中也蕴藏着极大地功利性和盲目性,由此看来这不仅仅给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带来深层次的隐患,而且也是近年来整个艺术学专业急速扩张的一个缩影。我,作为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我就以服装设计的基础教育来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得到,对优秀的服装设计人才及设计团队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设计人才等方面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渐尖锐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计算,当前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一千五百多所,七千多个专业和四十多万名学生,现在我以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制来计算,高校扩招后的近几年中全国学习与艺术类设计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最少超出一百五十多万人[9]。 高等教育虽然需提供了合格且必要的劳动力及就业人口的基础教育,但是对于学生更加深入的教育模式当中却隐含着令人担忧的价值导向,例如以技术操作为主要课程内容的某些艺术类专业,这会使得该专业的学生很难真正具备绘制、设计一些产品的能力,同时因课程的局限性更无法了解社会和市场,无法展开今后在事业的发展上个人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一门真正的设计学专业教育是具备可以为将来发展指明方向的能力的,最现实的角度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依然不是一种只与现实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人才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市场经验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需要具备创造力、引导力以及丰富的想象。然而对于一批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讲,需要经历这一系列复杂而又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当今社会,半年多的艺考集训加上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化、趋同化的教育模式,想要达到那种理想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看来,国家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学习艺术类设计学专业教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与国民经济规模也是息息相关,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扩大的专业领域。毕竟设计行业也并不是一个人数越多等同于贡献率越大的行业,如果在另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说,设计者的人力资源过剩甚至泛滥,反而会加剧设计行业内部竞争的秩序,严重的说还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走下坡路以及出现低质倾向,这也是上面报道中所提到过的我国动画行业对当下动画专业性教育盲目发展深感忧虑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全球的设计专业的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专业毕业人数,美国约为130.8人,英国约为218.2人,日本约为219.3人,挪威最低,仅为37.2人等等。中国,虽然有着庞大的人口总基数,但是以此来计算后得到的这一数字应该为340人左右,虽然说不算太高,但也已经远远超过美、英、日这样顶尖的设计国家了[10]。 3.2艺术人才结构配比不合理,市场用人机制混乱 在社会言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人认为,这几年中国高校扩招政策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败笔。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之时,中国高校扩招的弊端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每年不断创出新高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对当前的就业市场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如此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困扰和问题。 令人头疼的就业问题也是大学生毕业后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当年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的他们,如今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也许直到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才会真正明白,有大学上并不等于有了一份好工作,更不等于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了。于是,有人便开始怀疑接受大学知识的教育毫无用处,利用上大学的时间外出打工和应聘才更有意义,而且上大学的成本高,付出却没有回报。抵触知识、抵触大学教育、抵触高等教育的言论铺天盖地,大部分都是由于就业困难、就业压力大而不断引起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引起的间接后果之一,各大高校如果继续这样盲目的扩大招生规模,必定会对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高校扩招还造成了学历贬值,高学历等于高学费高消费的不良后果。无论高校是否具有培养出高素质大学生的能力,或是不清楚该专业与市场的需求是否相互匹配,如果还在盲目的进行高校扩招,必定会造成当前社会学历上的攀比。为了高学历才去学习的不正常现象,十几年的扩招政策实行造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断贬值,专科生的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屡屡出现,就业上的职位也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高学历人才,曾经一个专科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现在反而转变成了应聘者必须是研究生才有资格应聘。也因为社会的供求定律,即这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下,供给者也只能不断抬高标准、降低价格,应聘者也是屡屡碰壁,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而且满意的工作。应聘上的这种不合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某些学历的价值,造成了当前市场上用人机制的混乱局面和人才结构配比的严重不合理现象,往大里说,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四章 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劣势与优势 4.1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自由职业者占据主流 每年,伴随着艺考大幕的拉开,艺考难现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会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众多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后都选择了转行做其他工作,甚至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非常大,事实上,选择这种跨专业就业方式的艺术生并非个例。我通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例子分析一下该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日前公布了该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从就业单位的对口情况来看,工作与所学专业完全对口的比例为22.70%;基本对口的比例为61.74%;不对口的比例为15.56%。尤其是以服装表演及服饰设计类专业的就业率偏低的特点较为突出,从专业来看本科22个专业中,表演和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率为87.88%,艺术设计的就业率为76.6%,表演类和服装设计类专业就业面比较窄,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11],不如各种平面设计类的专业就业面那么宽泛,因此会导致就业率会相对偏低一点,到最后很多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离开本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机会太少,社会需求早已远远饱和,入学时供不应求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专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难题。通过我与我们本专业毕业后的学长、学姐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仅有极少数的人选择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转行,有的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有的去应聘,希望能够进入国企单位,大约一半以上的同学把设计与绘画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转行之外,也有不少同学选择相对口的专业继续深造,考研、考博等等,但是统计下来就业率也就大概在百分之30~40左右[12],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新闻和媒体等途径交接到,近几年中国家出台了新的就业政策,未来的就业率或许会比目前要更可观一些。 根据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与非艺术专业学生不同,自由职业更受到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青睐,自由职业也将成为他们毕业后短时期内的就业方向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调查发现,自由职业的状况也显的尤为突出,虽然总体就业率高达96.11%,但国企就业所占的比率为8.87%,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率仅为可怜的6.68%,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进入私企公司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13]。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所学习的专业具有特殊性,与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相比,情感表达也更为丰富,思维积极、活跃,求新求异意识较强等鲜明的个性特点。导致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是就业协议书,有些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虽然已经开始就业了,但并不与用人单位签合同,只要用人单位给找活干,工作完成给相应报酬就可以,有很多艺术生在就业过程中今天这家公司的活干完,其他空闲的时间又可以找别的单位去做工作,具有灵活性很大的优点 [14]。 4.2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因较高的艺术素养,颇受欢迎 难道说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真的就那么难就业、难糊口吗?我们所谓的前途,往往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环境之中。同样,也是有不少新闻报告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启事中都写道,在同等资历与条件下都愿优先考虑从事过艺术专业学习的毕业生。学习艺术不仅可以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门路,还可以有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即使在将来,毕业后不再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更多的单位在把普通大学生与艺术生作对比时还是愿意接受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毕竟他们的审美能力、动手能力、整体素养、以及鉴赏能力等方面都在此之前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仅美术类大学生毕业生就可以消化掉15万人,而且就业方向、就业前景非常好,涵盖了装饰、建筑、报社、出版社、电视台、影视、动漫、网络设计行业和各大企事业单位等。也就是最近几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也纷纷向中国投来招聘公告,提出预订某些艺术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年薪至少都在10万元以上。举例来说,我的同学是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的,今年才大二,已经开始兼职做钢琴老师了,除去每月的开销,还是有比较高的收入的。很显然,这就比非艺术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外打工、做兼职时赚的多很多。 不要去一味的认为学习艺术是无用的,它不仅教给人技能,让人带着技艺去谋生存,而且还影响着周围人的思维模式,让人在做事上更加感性,并且在生活的选择上有一个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审美和要求。作为年轻人学习美术、学习音乐、学习其他类艺术,不仅仅是掌握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艺术的期间或许能够尽早发现自身所蕴藏的艺术天赋,在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中不断挖掘每个人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是为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都会拓展开一片更加深入的发展空间,用音乐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用美术去提升对美的鉴赏与品位。 第五章 针对解决艺术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艺术学毕业生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新世纪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各高校以及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价值所在,艺术学毕业生由于其专业特性的因素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不仅实践能力较强,而且就业面非常广,我们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真正把艺术学毕业生,这一专业资源优势,转变成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然而落到实处却发现,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高校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变的更廉价,其原因还是由当今社会的就业渠道不够畅通造成的,就行形式仅仅为熟人介绍、学校推荐、就业网站招聘、社会和校园招聘会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主要的两条就业渠道仅为招聘会和招聘网站,但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两个渠道最大的弊端,缺少了必要的法律监管求职者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大批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也就不能被满足。再加上某些用人单位不断抬高对求职者的要求,挑剔用人单位在招聘通告中还要求有数年的工作经验,这对于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实在困难,也导致了众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理念存在误区。在当下,大学生对工作的期望值普遍偏高,低工资往往不能对他们形成长期的工作激励,结果必然会导致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在求职时,缺乏技巧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不够自信,回答问题支支吾吾,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展现给面试者。更有甚者在面试时想要蒙混过关,就伪造一些假证书弄虚作假,然而这种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久而久之,用人单位也不再信任大学生了。 第一点,高校应该为艺术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增强艺术生社会实践的能力。许多院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用处并不大,导致许多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和学习。艺术专业的教育通常实践性较强,艺术生的择业方向也要顺应其专业所具有的特点,加大社会实践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岗位,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工作意向自由选择社会实践的内容,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高校在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与实践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联系各级各地的用人单位建立起以学校为主的小型人才招聘会,充分调动起艺术生就业的积极性,拓展艺术生的就业空间,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优化了人才结构。 第二点,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拥有专业设置变更权的高校,确实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学校也能够根据社会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作出调整。但是学校对人才供求信息的掌握不全面,因此难以保证对招生人数的制约,当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配套时,就会形成招生人数增加,就业市场严重饱和的现象。艺术生就业难,也是高校培养艺术人才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的一种现象,只有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的时候,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三点,各类高校应注重把艺术生向多元化方向培养,把发展艺术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放在首位。从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上来看,需求量最大的是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专业性人才。艺术学院的学生在组织文艺汇演和毕业设计演出时,邀请相关企业参加学生的作品展,为艺术生与文化企业之间搭建一条沟通便利的平台。学校在教授本专业的知识与学习技巧的同时,还应该开设一些对发展专业有利的课程,培养相应的组织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拓宽就业思路,着力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掌握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就业人才需求量大的选修课,鼓励同学去报考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只有掌握了各种与就业市场相辅的技能,在当前充满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四点,转变艺术生的就业模式,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随着艺术生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饱和带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促进就业方式多元化的同时,自主创业模式也逐渐占据了主流。国家以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持,就是想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锲机。艺术生相比其他专业具有一定优势,可利用专业特长开展自主创业活动,以创业实现就业。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程,不仅要对传统就业观念的转变,而且需要有一份长效的改革计划。其次,鼓励学生建立创业工作室,学校提供场地支持,并对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企业家、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共同组建创业顾问团队,对创业团队开展各种创业指导和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并推动艺术生创业团队与社会企业团体对接、交流与合作,促进创业项目的蓬勃发展。 第五点,拓展艺术生的就业思路,就业不再受地域环境所限制。许多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都选择了留在其大学所在的城市,他们普遍的认为只有留在大城市才有好的工作机会[15]。例如北京各高校的艺术毕业生基本上都想留在北京,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艺术生就业需求,然而我国除去北上广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较为偏远的西北内陆地区。之所以这些艺术生的就业方向出现明显的地域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地区间差异远远明显于其他国家,在相同行业内做着同样的工作,只因为地域不同,劳动者工资福利差别也不同,再加上我国住房、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对艺术生就业范围选择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就业局面下,只有转变就业观念才能更快的适应社会。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做好就业前充分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扎实的专业性理论知识以及优秀的专业技能的掌握特。毕竟还是那句话俗语说的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结论 高校扩张计划从九九年一路走到今天,背负着肯定的同时也背负着骂声,艺术生的就业之路也整整走了16年,在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以及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的形势下,这显然是个好兆头,越来越多的招聘启事也是更青睐于艺术生,扩招与艺术生就业之间也延伸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我认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方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抛开大形势上的种种顾虑,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拓展开一片个人发展的空间。通过这次对当下艺术生就业形势的分析,让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自己继续调查与研究下去的兴趣。 艺术学毕业论文: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杨晓丽(1982.10-),女,汉族,云南保守人。学历:学士学位,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文秘。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已由原来的“国家统一分配”变为“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机制,从而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广大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音乐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大学就业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012;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音乐系是以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体从事音乐教育、科研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的教体系。截至2012年底,音乐系为立足我市实际,面向云南省广大乡镇、农村,培养了1000多名合格人才。去年和今年都达到了就业率100%。这批学生,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主动适应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要求,使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保持着较平稳的局面。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有国家统一分配向毕业生自主择业转化,保山学院一方面重视就业工作,增加就业部门职能,成立了相应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部门党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给予2012年高校班主任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了做好毕业生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认真抓好深化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每年除了认真组织学生参加供需见面洽谈会,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外,还举办了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拓展渠道和空间。 (二)确保音乐系毕业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力军地位 今年来,我系学生就业走向略有变化:特岗考试及专升本的录取率比以往有所提高。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灵活就业,有部分学生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到基层第一线就业。为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近几年保山学院毕业生就业基本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局面,多数毕业生均已毕业,流向则发生可喜的变化,特岗考取率增加,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一次性落实就业单位的人数比例偏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1、2012年仍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大环境很严峻,很多工作多年的资深老员工都面临失业的危险,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学生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社会经验太少,在择业方面存在“眼高手低、挑三拣四”的心理和行为误区。以至于普遍的岗位不愿去,自己想去的单位又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彷徨、观望之后,就业的相对黄金时期就错过了,最后当自己想通的时候,已经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了。 2、用人单位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不景气,不得不采取裁员或减薪,有些单位甚至利用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以节约成本,往往到了实习期满后又不愿意与大学生签约或以各种理由将大学生辞退,这也是造成了签约难。 3、各高校出于对学生负责而不断动员学生外出实习、就业,毕业班学生因为交差而随便找单位实习,以求能开具实习证明,或是随便敲章应付。当然,这个原因占得比率不多,但不能说绝对没有的。 4、用人单位一般都侧重于招募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对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其需求量是很少的,有些即使是因为大学生实习生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开支,但毕竟少量。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主要是学生在就业时,因急于就业而并未全面分析招聘单位的实际情况、自己对于岗位的要求和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就到单位实习,开具相应的证明。而后,在工作中发现了各种未曾预料到的状况,对工作的满意度的不断丧失,最终离开用人单位。且这过程中的时间跨度太短,以至于未赶上签约就离开了,这就造成了“签约难”,签约率难以与“就业率”持平。 2、表现在缺乏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有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愿望,但自身素质、能力条件不足;渴望成才,又缺乏学习毅力;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又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等。加之窘迫的经济条件所带米的生计压力,造成了毕业生程度不一的心理负担,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承受压力较差、情感脆弱等。 3、学生还存在着就业地点的自我制约,“交通要方便,离家要越近越好,市区不愿往郊区跑,郊区的也不愿往市区找,本省的不愿到外省市寻求机会”,大学生的这种“圈地自限”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冈素。 当然,影响的学生就业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毕业班就业工作中碰到的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 三、进一步做好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提高音乐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现在,国家定期对高等院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将就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以推进高校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因此,保山学院要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加快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统筹考虑招生、就业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逐步明确以就业率来考核、评价、推动和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建立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 (二)建立集体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 1、多做教育工作。只要有机会,就给学生灌输“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给学生泼些冷水,强调社会就业压力之大。同时,也不能把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全部破坏,所以,应该把握分寸和尺度,择机鼓励学生,要求学生学会换角度思考问题,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2、充分利用学生家庭所具有的有利社会关系,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学生多走出去,到其他高校招聘会走走看看,在那里寻求就业机会。 3、将往年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时间提前告诉给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有时间做些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必要准备。强化学生紧迫感,有利于就业工作的有序开展。将学校提供的大量的招聘信息及时告知每位学生,并且鼓励他们多去参加面试,不被录取也没关系,至少可以积累面试经验,发现自己的不足。 4、对于在外实习的学生,充分利用QQ群、飞信、电信等手段,实行跟踪到每位学生的策略。特别是飞信,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能确保与每位学生都可以实时联系,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盯人战术。 5、灵活变换自己的身份,以最有利于工作的角色与学生沟通,可以是老师、姐姐、甚至是朋友,只要把握好一个度,都能有利于工作的进展。当然,其前提是几年来与学生建立的良好互动,有过深层的交流、沟通,具有很浓厚的师生情谊。其实,学生是有人情味的、讲道理的。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毕业班的学生,本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但是因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催促,甚至为了配合班主任的工作而紧盯着用人单位,要求单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书。 (三)针对保山学院自身的特点,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保山学院要抓住开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机遇,把向边疆民族地区各条战线输送合格人才作为毕业生就业一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毕业生转变观念,顾全大局、讲奉献,把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米,积极引导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等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者单位:保山学院艺术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的学汇和再提高的过程。学生将综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完成广告设计专业的整个毕业设计任务。设计作品应符合市场,具有独特构思,甚至是超前的,以展示学习成果。学生在参加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前,必须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即规定的学分),毕业设计(论文)按排在第7、8学期,时间约8周。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和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1.巩固和加深已学过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高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独立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掌握广告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了解我国有关的建设方针和政策,正确使用专业的有关技术规范和规定。 3.学会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广泛地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了解国内外的水平和状况。 4.培养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技术的观点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要求: 1.为综合同学们四年所学知识,设计内容项目较多,一般选择典型性较强、风格鲜明、难度较大、任务较重的题目,这是同学们创作高设计水平的难得机会,因此要求学生认真对待,按时完成设计。毕业设计风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定,设计尺寸统一要求,可手绘,也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效果要求明快、简洁、富有设计内涵,突出自己的想法。由于展览需要,还需进行装裱,装裱材料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制作。 2.毕业设计是学生走向社会发展自己事业的桥梁,因此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学术和先进的设计水平,在辅导过程中随时启发性地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真正把设计做到极致。 3.毕业论文为8000字以上。论文应力求研究计划和方案合理、论点正确、论据可靠、层次清楚、文理通顺、书写工整。 4.毕业设计(论文)文本按规范化要求装订。 二、指导教师 1.由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 2.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0组。每组1-3人。 3.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毕业设计的全过程,并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设计表现作出评价。 4.指导教师应认真负责,树立正确教育思想,认真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做好开题报告,制定毕业设计进度计划,及时检查学生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实际完成情况做好记录。 5.指导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说明书方面的指导,做到论文及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符合科技写作规范。并严格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打印和装订。指导教师要对论文及设计说明书、图纸认真审阅,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学生,要求学生进一步修改,保证毕业设计质量。 三、毕业设计内容 设计题目可以根据四年的学习经历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自定,做成系列招贴形式,也可结合实际项目来做。总体设计要求布局合理,构图富有创造性,色彩搭配符合设计需要,风格不限。 建议辅导方法:指导和观摩相结合,其间多学习国外大师的先进表现方法,使学生了解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加同学门对大师作品的感性认识,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品位。 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一)选题原则 1.毕业设计(论文)应按照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要求,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毕业设计(论文)应当有利于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选题要尽量选取既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又能联系生产和科研实际的题目,提倡“真题真做”。选题也可模拟实际工程。 3.选择课题的份量和难度要适中,使学生能在规定时间经努力可以完成为宜。 4.鼓励一人一题,若多人同做一个课题,每人必须完成个人基本内容,其设计内容及工作量应与小组人数相符。 (二)选题类型 论文参考题目 1.突破传统的传统—平面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 2.谈平面设计中的创意 3.非纸类材质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 4.浅谈对以文字为主题的招贴的视觉感受 5.包装设计的价值观 6.创意思维与图形设计 7.书籍装帧中的文字版式设计探讨 8.汉字标志设计漫谈 9.浅析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10.平面设计中的精神与物质 11.版面设计中的“平面空间” 12.浅谈沟通在文化性广告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评分标准:创意构思(35%)、理论畅述(25%)、文字表达(25%)、答辩表现(15%)。 毕业设计参考选题: 1.酒类包装系列 2.茶叶包装系列 3.饮料、咖啡系列 4.电子产品系列 5.2008北京奥运会招贴系列 6.中、外文学名著装帧设计系列 7.环保海报设计系列 8.和平海报设计系列 9.文化、艺术博览会招贴系列 10.商业广告、艺术摄影系列 11.企业形象识别设计系统设计 12.挂历、台历设计 13.DM手册设计系列 毕业生设计作品要求:整体设计构想有创意、设计实体的制作有整体、系列效果、制作精良。 参考评分标准:设计构思(35%)、设计实体(35%)、制作精良(30%) 五、毕业设计的一般步骤: 本专业毕业设计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选题收集资料、方案比较、设计计算绘图、编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毕业论文可分为三阶段:选题、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提出论点、阐述论据;撰写毕业论文。 六、毕业设计的成果要求: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最后提交毕业(论文)文本,包括图纸及毕业设计文本。除作品要求中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外,其它内容一律体现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一)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封面(详见附表); 2.毕业设计论文的任务书(详见附表); 3.毕业设计(论文)目录; 4.论文摘要; 5.毕业论文及工程设计说明书; 6.参考文献; 7.附录; 以上内容的要求 1.任务书:包括设计(论文)题目、论文主要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论文主要指标及要求、主要参考文献; 2.摘要:一般为400汉字,摘要介绍设计(论文)的研究课题,本人见解和主要结论; 3.目录:按论文章节次序编好页码,设计图纸要有标号; 4.论文或说明书要求论证严格,层次分明,语句通顺,表达确切,字体端正。 5.参考文献按以下格式列出 [序号]作者姓名,期刊、名称、卷号、期数、页码(年份) [序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页码(年份) 6.附录:与论文有关的数据表、计算机程序、鸣谢等。 论文完成后按(一)文本结构的顺序排列好,加以封皮,进行装订。 (二)作品要求 1.设计手册一本 A4规格,16页以上,主要包括封面、封底、目录、设计说明、设计草图、成品效果图等,全硬质封面、封底,并设计版面,彩色打印。版式体现“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字样。 2.展板两张 规格:800mm×1200mm,输出时最低分辨率:300dpi。展板中不少于4张电脑效果图,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副标题自定或指导老师拟定,并设计版面、装裱。 3.毕业生实习鉴定表(详见附表)。 七、毕业设计的组织领导及成果评定 1.本大纲及根据本大纲所制定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是毕业设计工作的具体依据,指导教师必须在毕业设计工作开始前阅读并领会这些文件的含义,学生要认真阅读毕业设计任务书,熟悉资料并明确自己的任务; 2.毕业设计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指导教师应给所指导的学生指定题目,给予必须的原始资料,并下达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启发诱导,全面负责; 3.指导教师应根据毕业设计的内容由有关单位选派,必要时还应指定有关课程的教师作为答疑教师; 4.指导教师的业务领导人应分阶段检查毕业设计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5.毕业答辩 (1)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后,经指导教师评阅,并写出评语和平时成绩,方可进行答辩;毕业设计无成绩或成绩不及格,将根据有关规定,取消毕业答辩资格。未参加毕业答辩或毕业答辩未通过者,将影响该生的本科毕业。 (2)答辩委员会由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5~7人组成,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两人,答辩小组成员备案; (3)答辨分设计情况介绍(10分钟),基本问题(5分钟)和追加问题(5分钟)的答辩。 (4)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分的办法,按百分制评分。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中等艺术学校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艺术教育更应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但目前,全国大多数中等艺术学校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招生持续滑坡,生源素质下降,规模开始萎缩等。在这种形势下,中等艺术教育该如何摆脱困境,快速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乃是强有力的措施。 一、加大思想品德教育力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艺术学校的学生年龄大致在10—18岁之间,正处于半成熟、半幼稚阶段,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闭锁性与开放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学校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严肃校风校纪,并真正贯彻落实到教学、日常活动中去。第二,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成立德育委员会,由副校长主管学生工作,学科设专职支部书记主抓学生管理和德育工作。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志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第三,活跃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气氛,使学生有进取心,教师舒心,家长放心。第四,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遵守纪律的观念、文明的行为习惯、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强化文化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由于中等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学生的文化素质相对薄弱,给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若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第一,要调整课时比例,细心研究教材,精选教学内容。在遵循文化部指导性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的不同,调整文化课程比例。目前,艺术类中专大多采用全日制普通初、高中教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科学地精选、取舍,尽快建立符合自己实际的文化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第二,注重教研,探讨艺术学校文化课教学的方法和途径。组织文化课教师参加“新大纲、新教材”及各种教学改革研讨会,定期到重点中学听课、观摩,积极撰写教改、教研论文,研究艺术类文化课教学如何在课时少等条件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径、新方法。 第三,要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开设各种文化辅导、补习班。对文化课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个别辅导;对入学后文化成绩较差的部分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以小班形式补课,使之尽快达到中等生水平;对参加高考的毕业生开办高考补习班,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升学成绩。三、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人才质量和水平如何,关键在于学习了什么课程,从所学课程中获取怎样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因此,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在课程体系中,根据实用、实效的原则,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专业技能为核心、专业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为专业技能服务的课程体系结构。这就需要适当压缩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加强文化课和专业课,以适应学生升学就业的需要。 第二,加大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大部分艺术学校都是以戏曲专业起家的,可以把戏曲专业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从而积极推进各学科的专业课程改革。戏曲专业课程改革首先要以京剧表演专业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推进素质教育这个中心,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调整部分专业课的设置,遴选规范教材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强化集体备课,博采其他艺术门类之长为京剧教学所用。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教师、教研组、学科和学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认真论证、抓住重点、举一反三、务求实效。积极倡导教学方式改革,使学生从“要学会”向“要会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方式转变,使学生从纷繁的灌输教学中解脱出来,留给学生更多的消化吸收空间,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以京剧表演专业改革的思路为指导,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教研,及时总结,扩大积累,特别是新专业要尽快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 第三,建立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要建立校、科两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学科评价机构由科主任牵头组成,学校评价机构由校学术委员会组成;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对全校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重点评价各学科的专业主课;并把评价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科主任及个人,存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评职、晋级及岗位工资的重要依据;还要逐步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以保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学生全面素质的稳步提高。 四、重视青春期教育指导,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 中等艺术学校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虽然好于中小学和其他中专学生,但继续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教师,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美术、器乐等专业做到保证体育课时、有专职体育教师、有体育设施等,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加强疏导教育,使学生正确对待人生、前途、家庭、社会、荣誉、人际关系等。 综上所述,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摆在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并积极落实的重要工作。只要艺术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就一定能使艺术教育走出困境,快速健康地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艺术学毕业论文:我国抽象艺术学研究论文 一、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一种绝境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理论专著《中国抽象艺术学》的出版。 《中国抽象艺术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抽象艺术理论学术专著。作者许德民,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作为抽象画家,他从半具象、意象画开始,在二十多年前走进抽象,坚持至今。作为诗人,许德民曾是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他从写哲理诗、抒情诗、城市诗、意象纯诗到抽象诗,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绘画和诗歌竟然都在抽象境界中异途同归——从情感型到非情感型到对情感的摒弃,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探索与实践,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崎岖的艺术道路。 近十多年来,许德民除了绘画、写诗,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抽象艺术理论研究。我曾经和他聊过这事,按理说一个画家的本分应该是画好画,少分些心。他说他的理想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画家或好诗人,而是要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艺术家,做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学者型艺术家。一个没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画家是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同样,艺术如果没有学术的总结、归纳和引导,也影响艺术的深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社会成果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说,中国的抽象艺术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各种文本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抽象文化、抽象审美、抽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甚至没有一个专职人员在研究它,这种巨大的文化反差也是他重拾理论的重要原因。他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不画画,或少画画,来做抽象艺术的学问。“我是先行者,使命感和虚荣心都逼着我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社会理念,至今在他身上保存完好,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绝境。 二、看了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画家或美术爱好者,你会全面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知道抽象艺术应该具有完整而严密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它们是原创、审美、精致、中国文化元素、艺术家的素养和资历。其中最重要莫过于原创。原创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更是抽象艺术的灵魂。它的图式、符号、材料、技法、题目、题材应是独创性地运用。就像看到世界上第一幅架上抽象画诞生于一次偶然性的颠覆:康定斯基以“构图”、“即兴”、“抒情”命名的作品,它的陌生化,和“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米歇尔·瑟福)成就了康定斯基抽象艺术之父的地位。譬如,美国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大师波杰克逊·波洛克,因其独特的“滴洒法”创作了《1948五号作品》,并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格成为世界艺术的“标王”。 如果是一个不懂抽象艺术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会知道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会再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抽象画看不懂,或太难懂;是“乱画”,太简单,小孩都会;早过时了,没有标准等等。他会懂得什么叫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该如何审美和理解,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抽象艺术是人人可以进入的艺术,但是要画好抽象画,是十分艰难的。 如果是文化人士或者学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抽象文化的诞生、变化和发展。他会更深刻地理解抽象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意义。“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抽象符号和元素就出现在史前石器和用具上。从七千多年前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就将中国人的审美带入抽象美。”但长期以来,中国抽象文化是“实证”大于言论,史料多,言论少,使得中国抽象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分散在工艺美术、书法、织锦、建筑、庭园设计等各个领域,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美术体系被人认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上,抽象文化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我们虽为中国庞大的抽象文明而骄傲,却又更为长期以来抽象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得到珍惜而惋惜。 三、“抽象诗学”的学术含金量 书中有“抽象诗学”一章,这是许德民近年来研究抽象艺术的最新成果。作为诗人,他始终有着诗人情怀。当他把抽象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自然想到了诗歌。诗歌在美术的各个流派里: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形式,甚至在很多学术流派里,是诗歌影响了绘画。但是,当绘画走到抽象绘画阶段,诗歌失语了。至今一百年,诗歌(文学)拿不出和抽象艺术对应的文学作品。许德民的抽象诗的出现,在理论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使得诗歌在创作和审美的理念上,有了和抽象艺术创作和审美相同的途径和境界。抽象诗(抽象文学)的理论的出现,是许德民此书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章。 四、许德民的若干“原创” 《中国抽象艺术学》纠正了中国抽象艺术是跟西方学、西方走的偏见。 抽象艺术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的原因之一是“抽象”是外来语,一百年前,西方人开创了“架上抽象画”时代。作为20世纪最流行的抽象艺术,西方架上抽象绘画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集体萌发。但是,外来的激发和本土文化的传承是不矛盾的。用外来的观念审视和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发现新的“大陆”,也是顺理成章的。许德民在此书的“中国抽象艺术的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一章里,以图文的形式雄辩地论述了中国抽象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理应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与世界对话,显示了一位中国抽象艺术家的雄心与抱负。许德民认为:抽象艺术是人类的审美艺术,审美是人的天赋,人的天赋怎么可能只属于西方?中国人的抽象审美天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天赋极高,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媲美! 从书中,我们还惊异地发现,作为抽象艺术家的许德民的许多“原创”——他在上海开设的“角度抽象画廊”,是中国第一家抽象艺术的研究和文化推广机构。举办讲座、展览,组织学术论坛,坚持至今已经十年,文化的意义远大于市场的意义。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抽象艺术必须有审美和价值标准,并且建立以原创、唯美、精致、中国文化符号、中国人文精神和画家的知名度等六大标准的价值体系。他创办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本《中国抽象艺术》学术刊物,成为抽象艺术在中国发展和成长的见证。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方法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摘要: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和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现代高科技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摘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摘要: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心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中将目前中国职业片创作和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摘要: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摘要:“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和国际准相接轨”。前期和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影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摘要: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和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和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新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规律,它和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和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新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功能,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摘要: 职业传统的分类摘要:艺术职业片和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和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和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续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实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拟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摘要: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和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聪明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目前状况。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和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练习班和动画设计练习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和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和教学布置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心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索。我们根据自己的特征,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定,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新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时尚性和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征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摘要: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新问题 文化课语文、英语、法律、哲学、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征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征,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把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练习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练习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自然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把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征,电影语言及理论探究。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熟悉。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和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方法摘要: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和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以下特征摘要: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和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学习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目前状况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熟悉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科学性。加上影视理论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熟悉,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和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艺术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实,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和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教育中体现商业性应注重的新问题。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熟悉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规律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和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功能绝不可忽视。目前在中国,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定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定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重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定和选择能力。假如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熟悉,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和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发展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经济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和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毕业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毕业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