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结合多种教学方法来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进行分别阐述，对于高职中国近现代史实践教学新模式进行努力探索。多年来，各大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各类不同形式与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实践教学活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已经有众多教育工作者从实践教学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感悟和体会，本文将结合这些内容来进行经验方面的总结，并且根据其中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分析阐述，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 一、教学现状与局限性 （一）学生特点 首先，我校为师范类高职院校，招收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一类是高中起点三年制高职学生，相对而言后一类的学生知识基础会稍微扎实一点，其次，受到学生整体学习基础的影响，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学习内容在上课过程中要将基本史实以及理论知识都串讲一遍，学生才可以理解，但是课程安排学时有限，所以教师往往无法做到对知识点进行面面俱到的讲解[1]。最后，学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热情与兴趣较低，更多的学生关心的是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而不会认为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能够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收入，这对于主力学科是理工专业的高职院校也是更为突出的问题[2]。 （二）课程现状 首先，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结往往是非常薄弱的，在课程安排学时少、内容多且学生缺乏学习上的积极主动性的状态下，教师不仅只能在课堂上讲解基础知识，并且还容易会出现无法在学时内完成所有内容教学的情况。其次，在教学方法与方式上依旧采取以往的填鸭式教学，在讲解完历史史实过后以教材为中心，着重梳理考点内容，三句话不离考试，使得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以考试分数论英雄。一般来说，本来基础就薄弱的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也通常难以尽如人意。最后，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高职院校教师普遍较为年轻且缺乏高职称教师，教学上不仅采用大班授课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在所有教师都将个人时间花费在给学生备课、上课以及批改作业与实践时，基本也就难以拥有自己的时间来进行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学术研究与探讨就更无从谈起了，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实践教学难以实现突破的瓶颈之一。 （三）局限性 首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思辨以及实践能力的内容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能够帮助学生真正地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以及方法去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教师自身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实践模式的目标缺乏信息的认知，导致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过程中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监督监控措施以及有效性评价，导致实践教学往往难以得到良好成效。其次，在缺少精心设计的实践教学模式下，由于课时安排较少且经费有限，一部分教师出于维护学生出行安全的考虑，没有开展课后实践教学活动，而是要求学生自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以报告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成果检验，又或者是通过枯燥的学术报告、课堂讨论以及空有其表的校园活动来进行实践教学。由于教学设计的单一与机械化，使得教师无法将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内容做好有效指导，也大大打击了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最后，现存的实践教学机制存在不健全、陈旧以及低效的缺点，其对于教学主体的不合理约束以及欠缺激励和教学成效评估机制，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实践教学模式的组织实施权力完全下放给任课教师，针对实施结果也只是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讨论与分析，也不会以实践成果来对教师的教学成效、学生的学习成效来进行考核，无法得到师生一致的充分重视。 二、实践探索 （一）实地参观考察 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项要素就是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针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为直接的实践教学方式就是由教师带领学生们直接亲临现场，感受爱国主义革命的良好氛围[3]。为了充分发挥实地参观考察活动的作用，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按照教学计划来组织学生到各大抗日战役、英烈纪念馆进行参观，在现场直接感受英烈的往昔风范，针对近现代史的相关内容进行现场教育，使得学生能够生动地感受到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与革命先驱们所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在现场直击英雄先烈的丰功伟绩，充分感受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与人格力量。 （二）阅读历史材料 仅仅只是教材上的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内容，并不能帮助学生充分了解一百七十多年硝烟纷飞、繁乱冗杂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貌，越往深挖掘就会发现更多的内涵，在集聚变革且博大精深的近现代史面前，需要教师在课堂之上启发学生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的兴趣，在课外实践过程中自发地针对历史史实进行积极的了解[4]。课堂上，或许教师并不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过程进行事无巨细的展示，实际上要想将中国近现代史学通透，就需要学生通过大量的课外阅读来进行补充，教师则可以在其中起到指导作用，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推荐优秀的历史文献与名著，分析其中的重点部分，帮助学生能够进行有目的的阅读。此外，在教学研讨过程中，也可以紧贴当前经济与社会形势来讲解教学内容，在经过教研组的反复研讨与论证之后为学生确立可选择的指导性书目和篇目总纲，合理安排相应的阅读任务，要求学生在阅读过后写下自己的读后感，分享自己对于历史内容的见解与认知，更进一步地深化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理论，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 （三）运用现代信息手段 大部分时候如果只是依靠课堂上的口头讲解，并不能帮助学生对于历史时间具备更为全面的认识，往往需要通过一些历史科教片与资料片来进行辅助理解，教师在课堂当中穿插这一类视频的播放，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生动地了解到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虽然现代的演绎可能并不能完全还原过去的事，但是通过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向学生播放影音资源，使得原本难以理解的生硬文字描述以影像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显然是对教学效果提升十分有利的。例如在对中国近现代史当中有关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就可以安排学生观看电影《长征》，又或者是针对反侵略斗争内容来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可以安排学生观看科教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帮助学生了解那段充满屈辱的近现代历史。而观看过后不能够不了了之，而是应当安排学生对内容进行赏析，并且针对学生所写的内容进行仔细批阅，根据文章表现适当的增减学分[5]。甚至还可以安排优秀学生聚集到一起，专门拍摄以历史题材为主体的微电影，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相关的微电影制作的教学材料，从历史题材延伸而出的故事框架则可以由学生来进行自我构建，要求是尽可能多样化的展现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风貌，让学生尽情地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并且提升学生对于近现代史的学习兴趣。 （四）主题实践教学 针对相应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堂讨论和课外辩论，围绕近现代史上存在分歧的内容进行辩证讨论有利于学生对于历史内容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倘若能够在课堂上塑造出激烈辩论的氛围，将会极大的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帮助学生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积极主动地分析与解决[6]。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当我们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的利害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可以要求学生针对其中的消极作用和进步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和讨论，其中进步作用的体现主要在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使中国出现了全新的阶级，也就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当时殖民主义势力的掘墓人。在学生对此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过程中，往往会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挖掘出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史实，此时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所阐述的观点和依据来进行评判，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端正学生的历史理论基础。又或者是针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行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就可以中日近现代史发生战役的异同点对比来进行讲解，并且针对其中所采用的战略与方法以及最终的战争解决做好相应总结，要求学生能够在系统概念当中梳理出关键点，并且针对自身对于相关问题的见解进行充分表达，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还可以由历史事件折射到现实生活，帮助学生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从历史发展中习得经验与教训，从历史内容当中找寻人生真谛，从而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且还能够间接提升和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锻炼逻辑思维和口才。 三、结语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于模式的探索突破可以从每一次的主题活动设计入手，在教师与学生相互配合的过程中确保师生参与的积极性与热情。使得学生能够针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在正确的历史观与人生价值观的指导下保证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知识能够得到良好的自我消化。 参考文献 [1]唐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化”改革中实践教学的价值分析[J].求知导刊,2015,24:66-67. [2]刘娴.浅谈内蒙古高职院校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04:180. [3]白艳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探索与实践[J].经济师,2015,11:266-268. [4]林新军,王德国,毕于建.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开展实践教学的认识与体会[J].大学教育,2017,09:62-66. [5]王洪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探析—关于德州学院“纲要”课教学现状的调研报告[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06:81-83. [6]王静.文化自信时代再谈高职院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必要性[J].教育教学论坛,2018,06:247-248. 作者:李庆洪 单位: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

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篇1 汉字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并非僵硬的符号，而是富有生气的精灵，学好文化对于小学生民族情感培养、发展前景拓宽等大有裨益。所以说，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教师，要尽快开发一类高效率的指导模式，引导更多学生主动学习汉字文化并提升学习实效。 一、开展汉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渗透汉字文化因素，进而创设出更加轻松、生动、欢快的教学环境，可以激发学生长期深入性学习汉字的兴趣。尤其是一些低年级小学生，他们普遍识字数量不多，经常在书写中出现错别字，无法快速熟练掌握后续的生字，基于此，教师就需要透过表意内涵层面来为小学生拆解汉字的结构要素，令他们逐步理解之后再正确识别和书写，从而避免在今后书写中再次出现错别字；同时还可使小学生积累丰富的汉字文化精髓，令他们不断拓宽个人的视野和思维范畴，增加国学文化修养，从而更好地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一）纠正错别字，加快教学进度并提升教学成效 小学生书写中出现错别字的原因众多，可以依次细化为认知心理、学习习惯、汉字积累数量、思维特征等等。而透过文化层面来逐步解读各类汉字的形体结构，则能够加深学生的理解和感知印象，使其在日后书写时减少错误。例如在学习“即”和“既”这两个形近字时，大部分小学生会出现混淆状况，教师须预先向他们阐明这两个字属于会意字：“既”左边是一类装事物的器皿，右边是背对器皿跪坐的人，寓意已经吃完或者是吃饱了，随后引申出终结、已经的意思；而“即”左边亦是放置事物的器皿，右边则是朝向器皿跪坐的人，原来意思是准备就食，后来引申出接近与靠近等含义。在如此生动形象的解析作用下，小学生理解和记忆起来就更加方便、快捷、准确了，能够在日后书写时明确地进行区分。 （二）强化思维训练，丰富学生的思维 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注重凭借直观和感性的符号去描述抽象的事物。汉字的雏形是象形文字，是凭借画成其物的方式来描述眼前看到的种种表象和感觉，随着人们的感悟愈来愈多，象形文字在表达上也变得更加抽象化和类型化，即主张取关键性特征并展示出相关的形态。为了更好地细分相同事物中的细小结构，人们还利用批量化的义符与声符组合成全新的形声字。就好像是“枝”“根”“标”等等，各自属于树的某个部位，都用木字旁，记录和区分的时候加上别的字符和标音；而“玩”“完”“顽”则都是以“元”声为基础，之后再配合义符来区分。在逐步积累这一系列形声字过后，学生的思维内涵会同步变得更加丰富，能够结合实际进行探讨验证，为今后他们的思维和视野拓宽奠定基础。 （三）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感，加大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汉字的基础性要素包含字义、字音、字形三类，字义涉及的内容繁多，诸如各地的风土民情、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文化要素都是学好字音和字形的基础，缺少这些，就等于放弃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没有真正达到学习汉字的目的，无法做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四）强化学生学好汉字的自信心和爱国情感 汉字作为一类意音文字，对于一系列主客观思想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容纳了世间、社会当中的种种细小事物，记录了我国不同阶段的历史境遇，反映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复杂的情感。汉字文化教育可以令学生透过汉字感受到更多的形象、趣味和生动性因素。希望今后教师能够在课堂中有侧重地传播汉字文化，确保讲授得法，借此激发小学生对汉字文化更强的研究兴趣，培育他们爱国和爱汉字的主观情感，令他们快速、准确、完整地掌握一系列汉字书写技巧，从而稳固其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 （五）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对汉字学习的热忱 汉字和中华民族审美思想有着天然联系，汉字现在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大且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的特点使其能够和书法相互融合。换个角度来说，汉字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从书法艺术要求层面来看，书法又侧面推动了汉字发展。其实，汉字就是一种艺术，虽然汉字教学和书法教学迥异，但在汉字教学阶段内让学生感受到汉字之美，在进行汉字书写的过程中，最大限度根据书法美学规律进行写作十分重要。书法用笔分为中锋、侧锋和出锋等，均以单纯点画而成就字体变化，从而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相关形象。现代汉字的基本笔画包含了横、竖、撇、点、折、提、捺、钩。书法结体亦被称为间架和布白，书法家一般都是按照本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来创作的，对汉字结构进行一定的疏密、虚实等处理，让观赏者从中获取审美享受，产生共鸣。以唐代书法为典型，唐真书尤为发达，真书字体的结构用法十分严谨，这和当前汉字书写时所表现的严整、对称等形式十分契合。小学语文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使学生认真感悟汉字形体之美，学生便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定的审美能力，从而爱上汉字书写、爱上汉字文化、爱上语文［1］。 二、当前我国小学语文汉字教学中存在的弊端 （一）教学方法不够新颖 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习惯于机械式地向学生描述各类汉字的写法，却没有同步渗透相关的文化内容，学生还是需要依靠死记硬背的方法来积累汉字，一直放置不管，则会徒增学生的学习压力，不利于整个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深入展开与健康发展。 （二）教师的汉字文化素养不高 想要更高效率和高水平地组织小学语文汉字教学，就必须要求教师先拥有较高的汉字文化素养和深厚的书法功力，但是，纵观如今各个小学的语文教师，他们的汉字文化素养基本上都未能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还有一些小学语文教师过分关注个人的主观情感与意识，在汉字解析环节中存在对某些字意或是字形的曲解，对学生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如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在“辞”字的讲解环节中，设置了字谜游戏，给学生提示“辛苦了舌头”，尽管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却不利于他们正确地解读有关汉字的含义和背后相关的历史。 （三）和提倡的三维教学目标产生冲突 新课程标准倡导在小学语文汉字教学中落实三维教学目标，即在均衡学生汉字书写技能锻炼和文化历史知识理解的前提下，引导学生严格规范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丰富他们的汉字文化并树立起完善的情感。可现实中，一些小学语文教师严重忽略了汉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过程，没有适时地纠正学生在汉字文化学习方面的情感态度。 三、今后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做好汉字文化教育工作的方法 传统识字教育主要是语文教师将识字方法传授给学生一方，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尚未拥有主动学习意识，教师也没有注重汉字文化教育，单纯重视他们到底学习了多少汉字，而不在乎学生们是否掌握了其中的汉字文化。传统教学方法根据汉字特点来进行教学，比如在“肚”“肝”“脏”等汉字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求学生去找汉字的共性，然后罗列出具备同样特点的汉字，识字效率确实有所提升，但是文化教育却被搁置不管，所以小学语文教师务必要重视汉字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日渐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 （一）加大汉字文化的融入力度 指导教师应积极深入地在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要素，着重引导学生明白何为汉字。教师可以考虑借助多媒体设备来播放有关视频或是呈现生动的图文内容，令学生知道汉字拥有将近4500年的文明发展史，即便是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亦可以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构建起完善的文字体系。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钟鼎文、大小篆、隶书和行书、楷书和草书等诸多变化过程，形态结构也由传统的繁体转变到现代的简体，符号性特征变得愈来愈强，这也证明了汉字拥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汉字是世界少有的艺术品文字，汉字书写就是艺术创作的行为过程。基于此，教师需要凭借生动有趣的多媒体课件来为学生演示汉字不同阶段的蜕变细节，令学生及时了解楷书、行书、草书各自独特的艺术价值。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播放有关影视剧片段或是演示图文等，令学生知道王羲之、颜真卿、管道升等知名书法家的传奇故事，调动学生的汉字学习意识。 （二）提升教师的汉字文化素养 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理当定期参与校内外的进修和培训活动，着重锻炼自身的汉字书写能力并丰富自身的汉字文化素养，长期坚持下去，能为今后开发更加科学有效的汉字教学方式，确保学生快速掌握一系列书写技巧并落实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命等奠定基础［3］。 （三）想方设法增强汉字教学的趣味性 小学生对新奇事物有着较强的好奇和探索心理，教师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征，及时透过文化乐趣，凭借多元化的演示手法和实践活动等，来激发学生长期学习汉字的兴趣，令他们在循序渐进中获得进步，并在教师人性化的激励引导下纠正个人的情感态度。在此期间，教师须重点向学生阐述汉字独特的表意性特征。如教师在进行象形字教学时，应该先向学生阐明“山”“田”“井”“羊”等字的形体特征和代指事物；又如在进行“本”“刃”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揭露这类字义和字形有着缜密关联；再如进行“休”“炎”“森”等会意字教学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基于这些字特殊的组成部分来理解字义；还有就是进行“洞”“铜”“筒”等形声字教学时，教师应该解释这些字的语音声旁相同或是相近，字义则和形旁紧密关联，随后总结出汉字通常不直接表示读音，而是精准阐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4］。另外，教师应在对课后生字进行深入解析的过程中加强师生、同学间的互动，教会小学生独立区分汉字。例如，教师可以预先以4个学生为单位，将全班成员划分为多个小组，之后鼓励他们结合已学内容和课后复习成果来列举一系列的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之后由教师依照他们的互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辅助单个学生快速纠正理解中的误差，对表现优异的个体进行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之后教师再将汉字、书画教学相结合，在讲解完《墨梅》《竹石》等题画诗之后，为学生布置作画题诗的作业，并鼓励他们在下节课中分享自己的作品，并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摆放在书画专栏之中，如此即可不断增加汉字教学的文化价值，拓展学生的艺术天赋［5］。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持续增加对小学生的汉字文化教学力度，有助于强化他们的汉语语言基础，完善他们的国学文化素养。基于此，教师在开展小学语文汉字教学活动期间，应该借助多媒体等生动化演示方式来吸引学生注意力，配合贴合实际的情境和适当难度、深度的提问等，来强化学生长期学习汉字文化的动力并提升他们的理解能力，久而久之，令小学生熟练书写课内外一系列汉字，自觉承担起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 作者:牟宪君 单位:长春市九台区沐石河镇中心学校 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篇2 一、汉字文化教育与传统识字教育的区别 传统的识字教育就是老师单纯地将识字的一些方法来教给学生，把学生当作识字的机器，而没有去注意汉字的文化教育，只注重课堂上学生学了多少字而不是学了多少文化，传统的方法是按照汉字特点进行教学，例如“肚、肝、脏”老师在讲述时，让学生自己去找到汉字共有的特点并再找出其他有类似特点的字，注重了学生的课堂识字效率，却忘记了文化的教育，而汉字文化的教育是要老师教会学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么写，例如“肚”字，它为什么会这么写，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二、如何进行学生的汉字文化教育 1.识字时讲述清楚汉字的构造 我国的汉字大部分是从古代沿用至今的，每一个汉字都表达了一种意思和一种传统的文化，例如“安”字，老师在教授的时候，可以去告诉学生，这个字是怎么得来的，安是平安、安宁的意思，那么安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安”字的部首是一个宝盖，在古代象征着一座房子，一个庇护的场所，底下的女字，代表的是房子里面的人，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经常会有一些野兽出没，人们只有在家才是安全的，所以这个字就是由宝盖和女字组成，同时学生可以联想到“家”字，大家都知道宝盖代表了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家，“家”字的下半部分是猪的意思，在房子里养猪，这说明这是一个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小团体，这就是“家”字的构造。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汉字所包含的含义去跟学生讲出来，对于培养学生的汉字文化和学习汉字、探究汉字的兴趣远比只注重趣味教学和识字数量的课堂效果要好得多。 2.在识字时，讲述汉字背后的故事 老师在教授汉字时，可以把汉字背后的故事以及所蕴涵的意思去讲述给学生，这样学生对于汉字的理解才能够更加完整有效。例如“章”字，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章是由立和早组合而来的，其实不然，“章”字在古代有乐章的意思，“章”字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音”是音乐乐曲的意思，这个学生都明白，那么“十”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古代“十”为万物之终，“音”和“十”合起来就是把乐曲完整地演奏一遍，这就是“章”字的来历，把这个来历讲述给学生，对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教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例如“妻”字，老师可以找到“妻”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让学生看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跪拜的女子，这是因为古代的妻子都是通过抢得来的，演变到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字，上半部分特别像战争时用的钝器，下半部分是一个“女”字，代表了性别，通过战争抢来的女的当作妻子，这就是“妻”字的来历，这对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和识字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三、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1.汉字文化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汉字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以它独特的字音、字形和字义向人们阐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生产的特点，而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想让学生去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汉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起点。而且，教会学生汉字的文化，让学生知道这个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是怎么一点一点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对于学生思维的培养、眼界的扩宽和汉字的认识都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而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只注重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这节课我教了多少汉字，学生认识了多少，而忽略了对于汉字文化的培养，导致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并不够，对于识字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要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汉字文化的教育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2.汉字文化中承载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现在越来越流行中国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热，在我国对外文化的输出与交流中，中国汉字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学习我们的汉字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作为教授学生汉字的语文老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我们的汉字文化发扬光大呢？有什么理由不去带领我们的学生去融入我们的汉字文化中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文化作为交流的基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将我们的汉字文化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时代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在识字教学的过程中，把汉字中所包含的文化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告诉他们汉字的起源和构造，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一定会爱上我们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的。 作者:刘燕 单位:河南省固始县外国语小学 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篇3 汉字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形体和意义不断的完善和变化，依旧不会影响本身所蕴藏的文化，究其根本，仍然能够从汉字中汲取其所含有的文化信息。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汉字都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生活的缩影，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不能局限于汉字的读音和结构的教学，必须把汉字的文化因素融入教学中，深入了解汉字的本源。这促使着语文教师要在汉字教学中建立一套全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和学生学习的效率。 1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汉字作为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不仅要对汉字的结构和读音进行教学，还要对汉字所蕴含的意义进行讲解，这样才能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如果学生仅仅对汉字表面上记忆，就无法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汉字的乐趣和意义，也无法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文字的魅力，不利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2目前小学语文汉字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错误的教学理念 汉字文化教育理念落后，没有进行一定的科学研讨和科学认证，无法对汉字教育实行科学化教育。同时，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学生更多的是达到提升成绩的需求，忽略了对汉字文化的培养，造成学生知道汉字的书写，却不知道汉字的正确用法，导致在汉字的运用上错误连连。 2.2教学内容杂乱无章 没有正确的教学理念引导和完善的可实施的教学方法，导致教师教学的时候内容无序、知识点模糊，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无法清晰理解语文教学的内容和知识点，只能对汉字死记硬背，应付考试。 2.3教学方式和观念陈旧 现在的汉字教学课程中，由于教师看重的仅仅是学生最终的考试成绩，把学生的成绩看作评定教师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汉字文化的熏陶，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汉字理解和运用的指导，致使学生缺乏对文字的运用和理解，无法感受汉字文化的魅力所在。 3汉字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 3.1结合汉字的字形结构，从型到意 汉字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演变，从图形到笔画，从象形到象征，从复杂到简单，汉字作为意音文字，就包含了音、形、义三者相结合的特点。为了更加高效地完成对小学汉字的教学，可以融入汉字结构、形体讲解，例如在“日”“月”“水”“火”等字的教学时，运用象形文字为学生讲解这些字的演变过程，让学生去感受古人的智慧、体会汉字的神奇，以便于增加小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和理解。通过表意属性、造字起源等方面带领学生理解字义，掌握汉字形成和发展规律，使学生对汉字的学习和记忆更加简单。 3.2识字教育与汉字文化相结合 很多中华汉字自身就携带着文化因素，在对这些字的教学时，可以把汉字文化直接渗透进识字教育的教学中去。汉字的本身会存在同一读音不同的汉字，或者同一汉字不同读音表达多重意思，或者还有形相近、字不同的情况。如果不能对汉字更加深入的理解，就会在运用的时候对汉字产生错误理解造成用法错误。比如学生在书写“未”“末”这样读音不一样，但是字形上大同小异，如果没有对字义有很好的理解，很容易在书写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再如最简单的汉字“一”，一个简单的字蕴含着许多的意义，可做最小的原始单位，也有无二的、整体的、初始的等含义，正如老子所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也可以理解为是“道”的本质。因此，需要教师对汉字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才可以在给学生讲解的时候让学生体会汉字的魅力。 3.3进行中国经典文学的阅读理解 每个字都有它由来和意义，每一个汉字都有它的故事，汉字文化教学不只是针对汉字字形字音的讲解，教师应该带领学生走入文学的殿堂，从汉字给人们带来的经典中去体会和理解汉字文化，进而提高学生语文感悟和自我修养。比如带领学生阅读《蝴蝶·豌豆花》中的《春雨》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和雨相关的图片，展示雨露带来的万物复苏，雨后春色满园，让学生体会诗中蕴含的生机勃勃。而后还可以继续讲解雨汉字的由来、演变，这样在提起学生兴趣的同时还能简单、明了地讲解汉字。又如带领学生阅读《春天》这首诗时，可以展示春天来了之后带来的美丽风景，鲜花绿叶，都是春天带来的礼物，这样可以很好的让学生理解“春”字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这样也便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更加清晰明了。 4结束语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明，需要后人的传承与发扬。欲将汉字文化很好的传承下去，就需要身处于语文教育的教师们不断地努力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和对汉字文化的追求，带领学生深入了解汉字文化、感受文学魅力，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质涵养和自我修养，使学生能够轻松简单地学习汉字。 参考文献： [1]张敏.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的文化渗透[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 [2]袁欢.小学识字教学中的文化传承[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5. [3]艾津.小学语文反思性教学[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作者:黄姝诺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当前我国各大博物馆均尝试采用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商业宣传及售卖，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在博物馆文创产品款式与内容的创作与创新方面，大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型不强，且地方博物馆文创产品地方特色较少。 文章通过对新媒体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现状和优劣势的分析，探究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模式，并提出对策与建议。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了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新媒体即指相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兴媒体平台，例如微博、微信、H5等网络传播平台。而随着传播方式的转变，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博物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的一张“活的名片”。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及《国家宝藏》等一系列以宣传我国历史文物为主题的文化类节目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的不断播出，博物馆这一社会公益机构开始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注意力，博物馆的文创产业也随之“水涨船高”，如何进行博物馆文创产业建设宣传工作也成为了各大博物馆的重点研究方向。 1我国大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现状 1.1故宫博物院借力新媒体平台，发展迅速 纵观当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2009年开始文创产品《故宫日历》，直到2014年，随着“朝珠耳机”“皇帝折扇”“花翎伞”等来自故宫博物院文化产品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纷纷出现，才算是迈入了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故宫淘宝”——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更是在一时间掀起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热潮。截至2016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共有9170种，文创产品在2017年的收入已达15亿元①。故宫淘宝店的粉丝数量已达246万人，销量最高的单品月销量也已达到3000笔②。2018年12月12日，故宫淘宝推出了6款口红及2款面膜，作为“一场历史与颜色的告白”向彩妆界进军。一夜爆红的故宫口红在“双十二”当天一上线便已售罄。在故宫上线彩妆商品的第一天，《久等了，故宫原创彩妆》微博文章便得到了3.4万人次的转发量，微信文章阅读人数瞬时突破10万，霸占了大部分人的朋友圈。可见在如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以及我国对于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巨大消费市场。 1.2其他大型博物馆多措并举，加大发展力度 有了故宫博物院发展文创产业的先进经验，全国各地博物馆也开始重视文创产业，并取得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丰硕成果。苏州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等十余家博物馆也已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进行文创产品宣传，并上线文创产品官方网店。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在文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不俗成绩。其设开发的文创产品已达3000余款，其中以国博文物藏品为元素开发的达到600多种，拥有自主设计版权的1800余款。既包括稀世藏品的复制品，如“四羊方尊”茶叶罐、“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音箱等[1]，也包括各类邮品、胶带、手机壳、书签、钥匙链等日常生活用品。湖南省博物馆于2017年重新向大众开放，开放首 便迎来了一万多人次前来参观。接待观众数量的猛增也带来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文化产品以“养生”为主打，兼顾“纪念性”与“实用性”，还推出了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长沙国战南越桌游”。综合对国内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故宫博物院依托于新媒体平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文创产品线上与线下销售相辅相成的成熟经营路线，其将传统文物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生产挂饰、口红、书签等文化创意品，成为了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领头羊”。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逐渐将文创产业提升至博物馆建设的重点位置，在数量、质量、宣传力度以创新程度上都有所进步。 2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分析 市场是衡量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博物馆文创产品除了拥有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之外，还具有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商业性与文化性并存的特征，使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市场分析方面存在一定特殊性。 2.1消费者构成分析 2.1.1线下消费者占比较大。尽管当前新媒体平台发展迅猛、博物馆网上店铺发展迅猛，但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更多的文创产品销售依旧依靠线下实体商店。随着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加深，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成为了游客们的旅游“打卡地点”，游客的增多，也衍生了文创产品线下实体商店的蓬勃发展。2.1.2中青年消费者为主力军。当今，走进博物馆接受文化消费的人群以“70后”为主体，而能够主动购买文创产品的人群则主要集中在“80后”“90后”人群。通过对部分博物馆商店内文创产品的调研以及对顾客的采访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顾客认为博物馆内文化创意产品购物环境较好，但是产品数量较少，受众较窄，更多的文创产品将受众定位在了中青年消费者。“养生枕头”“茶具”“胶带”“手机壳”等多种文创产品均面向中青年。而线上产品更是吸引了较多年轻消费者，出于销售渠道的限制，老年人本就较少使用网络购物。因而在故宫淘宝线上店铺的消费者中，更多的是年轻消费者。年轻消费者接受新事物速度快，网络思维丰富，数据显示，“故宫彩妆”上线后，转发并购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女消费者。 2.2盈利模式分析 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除了线下推出文创产品之外，以新媒体平台为主要阵地，“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正在逐步成熟，从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到宣传营销，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平台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增强文创产品的创意性，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微博、网页等平台推出了文创产品创意比赛，并提供丰厚的采纳费用，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趣味性以及独特性。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销售上，各大博物馆均通过官方微博、淘宝官方店铺以及官网内部商店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文创产品的宣传及销售。根据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收入占比额分析，虽然“互联网+”模式正在发展，但文创产品线下销售占比仍旧较大。以故宫博物院为例，2017年故宫博物院文创部线下收入近1亿元，线上淘宝网店收入近5000万，线下收入占比2/3[2]。但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线上盈利将不断增加。同时随着越来越多人走进博物馆，博物馆文创产品总体盈利也将再创新高。虽然销量讨喜，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盈利形式依旧单一。更多的还是依靠制作折扇、胶带等生活物品进行盈利，国内目前仅故宫博物院设计了线上游戏App“皇帝的一天”，创新了博物馆盈利模式。 2.3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未来市场预期 2.3.1青年消费者人群进一步扩大。随着国学热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博物馆文创产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将被更多青年消费者所喜爱，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消费者参与到文创产品的设计、宣传以及购买当中。2.3.2线上盈利收入占比增大。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消费习惯以及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将会有更多类似于“故宫淘宝”的线上博物馆文创产品店铺以及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线上收入将在文创产品未来市场中有不俗表现。2.3.3文创产品地方特色显著。随着全国各大博物馆对文创产业的重视以及发展，产品竞争压力加大，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各地博物馆结合当地特色，使文创产品的设计更具独特性及创新性，如此才能使整个博物馆文创市场蓬勃、健康发展。 3博物馆文创产品优势分析 3.1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营销方式 近年来，大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除了体现产品的文化属性，也试图使产品更年轻时尚化，因此国内各大博物馆除了线下销售外，也同样与线上平台合作，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销售。其中故宫博物院较具代表性。故宫博物院是最早一批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宣传销售的博物馆，其利用资源开设“故宫淘宝”等网店，销售推广相关故宫历史文创产品。“故宫淘宝”作为线上网店，以故宫博物院为基础，转变传统营销方式，积极运用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并开展跨界合作，陆续推出彩妆等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掀起一波“故宫热”。“故宫淘宝”等系列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商店的良好发展，得益于利用新媒体平台，运用整合营销理念，运用新时代下互联网传播工具针，进行信息传播以及新媒体宣传。博物院整合各类营销传播渠道，积极推广专属品牌，故宫博物院只是开始。 3.2注重消费分层，开发多维产品 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目前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注重消费者分层，分别针对成人及儿童等设计不同的文创产品。如针对儿童的消费需求设计符合博物馆历史人物的卡通形象及图书，部分博物馆推出著名建筑的积木，使儿童增加动手能力的同时学习历史知识；针对学生设计手账胶带、本子、笔等学习用品；对女性游客设计印有古代特色的丝巾；针对收藏家设计知名建筑的邮票、明信片；针对专业人士的历史书籍和专业著作等。2018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彩妆，包括口红、粉底、腮红、眼影等文创产品，引起精美的包装和创新性的宣传更是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热情。多维产品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游客，真正做到了消费分层，扩大营销渠道。 4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局限 4.1发展良莠不齐，产品同质化严重 在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过程中，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知名博物馆因投入资金、人力较多，因此开发程度较深，产品较为多样。但内地其他博物馆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较浅，创意不足，产品大同小异，没有特色。“有些产品只是对文物实体按比例简单复制，有些只是将文物的平面图案或者书画作品上的图案直接印制在丝巾、抱枕、手机壳上，有些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毫无差异，并不能真正体现博物馆特色。”[3]当有博物馆推出有代表性产品后，其余博物馆不能找到馆内颇具特色的文物并再针对其特征制作文化衍生品，只能模仿。如在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系列手账胶带后，其他博物院大多照搬照抄；苏州博物馆产生爆款文创产品秘色莲花曲奇饼干，衍生自苏州博物馆之宝五代的秘色莲花瓷衍生而来，产品Q萌有趣，惹人怜爱，一时间全国其他博物馆纷纷效仿各种花色饼干。盲目模仿创新，使行业内同质化现象严重。 4.2价位两级分化，产业链未成熟 博物馆文创产品以观赏性工艺品起家，虽后来推出实用性小物件，但并未发展成熟。文创产品未形成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在设计、生产、宣传销售等方面出现断节现象。正因如此，不成熟的产业链使文创产品出现两极分化的状态，高端产品如陶瓷套装等，制作精良讲究，但价格远远高于市面其他产品，令人叹为观止，不利于购买与推广。大部分低端产品，如钥匙扣等由流水线制作而成，不具特色无法激起用户的购买欲。而在部分能够吸引顾客眼球的商品上，却又存在质量问题。以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彩妆系列”为例，故宫淘宝推出彩妆产品后不足半月，便通过官方微博了彩妆系列停产公告，原因在于推出的故宫口红在使用感上不能过关，出现了粘杯问题严重、包装塑料等质量问题。因此，当前大多数博物馆缺乏价格适中、品质优良的产品，这也造成了许多博物馆在文化衍生产品销售方面收入惨淡。 4.3产品缺乏精密设计，发展路线单一 国内博物馆现大多采取销售创意纪念品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虽然致力于在纪念品上开发创新，但与国外较成熟的博物馆文化产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相比于美国史密森航天博物馆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手表”等高科技文创产品，国内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虽然略具创意，但设计感、特殊性不足，有待提高。事实上，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可以从多角度出发，不仅是文化衍生产品，也可以是旅游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增进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的方式，例如博物馆可以通过俱乐部、会员制、论坛等多种性形式，增进观众对博物馆的了解程度，呼应互联网大背景，与新媒体平台结合，充分展示博物馆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形成多元的发展路线。 5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建议 5.1具有宏观视角，把握发展方向 具有宏观视角，把握大的发展方向，对消费者充分调查研究，确定哪一类文创产品最受欢迎，加大这一类设计在产品中投入的比重，掌握消费者心理需求，以便于更好掌握市场。 5.2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数字媒体相结合 在互联网大环境下，“走在前列的博物馆应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来丰富文创产品的类型，如梵高艺术博物馆用3D打印技术复制了梵高的著名油画，在纹理和质感上与真迹别无二致。”[4]新时代下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在于设计性、经营模式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博物馆可以通过“文化+科技”的模式，通过3D、4D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充分展示博物馆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 5.3深度挖掘特色，延伸产品特性 不同博物馆在近年来文因地域、历史不同，具有不同馆藏文物，带来差别化效应。文创产品特色化、创意化，应针对不同馆藏的标志性的文物进行开发，深度挖掘产品特征，并适当延伸。除此之外，将博物馆珍贵藏品及文化知识定期存档规整，丰富文化资源，可利用拍照、拓片、复制等技术，在创新中求特色，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5.4增强服务意识，开发完整产业链 发展文创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售后、宣传一条龙服务，形成完整产业链和高效的销售服务团队，以满足消费者需求。重视服务质量，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抓住用户的心理需求，把握文创产品开发销售特性，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产品，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产品，使博物馆文创产品得到更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形成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势。 参考文献： [1]杨晓琳.新常态下博物馆文创授权研究——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经济师，2017（7）：42-43. [2]腾讯网：博物馆文创产品如何突围？[EB/OL].[2018-07-20]. [3]马晶晶.当代博物馆文创产品与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J].吕梁学院学报，2015（8）：59-63. [4]宋峥嵘.对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思考——以河北省为例[J].文物春秋，2017（4）：49-52. 作者:宋云飞 张云笛 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从武术口头传说、武术精神、武术情感、武术思维、武术技术几个方面解读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组成要素，并且认为，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应该从遵循传统武术的本质、转变传统武术的保护理念、提高武术人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方面着手。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展现给予世人的是依附与非依附的区别，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让人们看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通过人来展现。相对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它会不断的变化、甚至消失，而物质文化则会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而产生变质，生命周期更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外乎两种思路，一是采取一定的措施延长其活态性，如培养合适的继承人；二是将其转化为物质性，如目前采取的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的记载。无论何种形式的保护，都需要我们快速的采取措施，减少这种文化遗产的流失。 1传统武术的组成要素 当前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都是沿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定义从广义上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文化，如果从非遗的视角来解读传统武术的组成要素，笔者认为，传统武术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有关武术的口头传说 夸张是中国民间文化对人物塑造的一种模式，拥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是中国农耕文明丰富文化生活的一种现实表达。民间流传的有关武术大师的传说，虽然有很大的传奇色彩，但是展现了普通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层次，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模式。随着国人文化层次的提高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熟悉民间传说的人群年龄的增高，武术口头传说生存空间的范围正面临流失甚至断层。可喜的是，已经有部分学者将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民间的传人进行研究，但是，这些还难以弥补武术口头传说文化面临断层的境遇。 1.2武术精神 武术精神指的是习武之人所展现的一种精神品质，它承载着武术人对中华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传承；是习武之人的一种道德品质的展现，是中华武术区别以其它文化特别是他国体育项目的灵魂所在。武术精神犹如一支魔力棒，指引着习武者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武术精神无论是保家卫国也好还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也好，其终究体现的是一种行为的展现，即在国家危难之际、遇到不公之际，是否敢于亮剑。在当代法律健全的环境中，武术精神所提倡的亮剑不是鼓励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了，有没有亮剑的勇气和信心，特别是在出现道德滑坡及危机的当代社会，更需要武术精神的传承以担负更广的社会责任。 1.3武术情感 武术情感是用武习武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与展现，这种感情包括师父与徒弟的情感，师兄弟之间的情感，同时也包括练武人对武术的情怀。传统武术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资产，这不是一种偶然，是无数的武术家怀着对武术的情怀不断的交流、观察、探索、总结才达到这么大的体系。正是这种情怀促使武术在近代中国百年战乱中依然流传。 1.4武术思维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层次，同时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高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说，传统武术展现给当代人的不仅仅是它的技术层次，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展现。从拳术名称来看，传统类拳术中的象形拳融合了生活中各个方面，将某一动物（如猴拳、螳螂拳、蛇拳等）、某一生活方式（船拳、板凳拳、巾拳等）、某一历史事件（武松脱铐、鲁智深醉打山门拳）通过技术动作记载下来。如果说拳名是表达古代武术家记载历史的一种工具，那么拳术动作名称的命名则体现了中国人至高无上的思维方式，真正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为了更好普及现代武术，很多动作名称进行了统一化，如弓步冲拳、马步架打等等，这样做迎合了武术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同时也失去了武术技击动作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表达。正是因为现代竞技武术失去了这样的特色，才更容易显现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 1.5传统武术套路 传统武术套路是整个传统武术文化体系中的主体，套路失传了也就意味着该拳种的文化体系彻底断层，所代表的精气神也不复存在。在传统武术的原生长环境中，习练者对于技术动作并没有提出严格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对错，多数拳师在造拳过程中依据其实战性来进行，根据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对立来考虑其动作的编排合理性，产生过程遵循着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凭空想象刻意追求。当然，也不排除以功利性为目的进行造拳，刻意追求与其它套路的风格、特点、理念不同之处，以便更加突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造拳过程会诞生一种新的拳种、一种新的传承体系，同样也是对原有拳种一种异化。 2传统武术保护面临的困惑 当前学术界争论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是否对传统武术进行开发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经过开发肯定会失去其原生态，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意义”。追其原因，主要是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我们过多的将传统武术的保护放在了经济层面来考量，认为：能够给当地提高更高的经济效益，能够提高练武人的生活水平，能够有更多的传承人，表明传统武术的保护呈现了好的趋势。武术要想更好的生存，需要探寻产业化的道路来做支撑。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矛盾性与曲折性，传统武术的矛与盾已经显而易见，并且在各方人士的调和下在逐渐的弱化，传统武术的曲折性正得到改善，这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传统武术的保护范围，不要局限于经济层面的考量，避免出现技术体系单飞的局面，而所蕴含的精神、思维、情感同样是我们考量的对象。当前传统武术的普及面发展在历史中处于最好的时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由政府、管理部门、社会机构、传承人组成的保护体系逐渐的成型，并且为传统武术的传承提供了针对性的支持。现在习练武术的人数，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最多的时期，习练武术的人群，是所有体育运动中人群最多的项目，但是，却是欣赏观众比较少的项目。终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过分的追求经济层次价值，降低了精神层次的价值追求。传统武术具有活态性，展现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它的延续代表了传承人的一种情感，它的传承应该将所蕴含的精神、情感、文化、思维等一代代的延续下去，这样其自身才更有生存力，其活态性才会发挥更广的作用。如果将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开发的思路上转为对传统武术的精神层次价值的追求上，相信，其经济价值的提升将会更上一个层次。 ３传统武术保护的再认识 3.1传统武术保护的本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应该遵从其自身的本质属性，而不能脱离其本质属性进行开发。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改变，事物的组织构成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其本质属性不应该刻意的去进行改变，如果破坏事物的本质去进行保护，其保护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意义，我们就无需尊称为遗产，可以光明正大地称其为新生事物。传统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虽然随着时间与环境的改变，其技击价值所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进而衍生出健身、养生、娱乐、表演、经济等价值，但是其新的价值功能的出现则局限于习练人群对其应用的层次，但其技击属性则不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丢失，它代表了一个历史遗传下来的技击文化符号，而不是将这种文化符号在现代潮流中淹没，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保留其本身的技击属性是保存其价值功能的关键所在。 3.2传统武术保护理念的转变 传统武术的保护一般是以静态保护及动态保护来进行，对于动态的保护学术界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论，认为动态保护将会破坏传统武术的本真，如竞技化，市场化。但是，我们需要懂得，传统武术在传承过程中，由于资料的匮乏与遗失，我们很难深刻的理解它的本真所在。传统武术在传承的过程中，其本真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在不断的衍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而我们现在所能够读懂的本真，更多存在于个体的话语权中。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传统武术的保护局限于追求传统武术的传统特性方面，那我们的保护只能局限于不断的争论之中。学者高丙中提出了“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题，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成为公共文化，大致发生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在观念上被大众公认，并且得到公众的自愿参与；一个是在体制上被政府部门正式承认，并且以一定的公共资源加以支持”。如果我们将传统武术的保护理念转移到“公众共享公共文化”的领域，更多的探讨传统武术对社会的意义及生产价值，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路径将会进一步的拓宽。 3.3传统武术的保护应看成是一种人类共享的文化 传统武术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官方统计已有129个拳种，进入21世纪以来，有相关报道新的拳种被发现，拳种数量已经达到131个。在中国古代，由于门派之争及“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承思维的禁锢，很多拳种仅仅在自己的门派弟子中传承，如我们所熟知的武当、华山、峨眉等；也有在自己的族人中传承，如岳家拳、杨家枪、陈氏太极拳等。虽然有着传承的禁锢，但是，其文化特征还是人共享的，其共享的模式是一种纵向的共享，在一定范围内的共享。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独特的传承模式被彻底的打破，确切的说应该是在竞技武术的出现，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并且迅速的占领了庞大的武术市场发展领域，使本来就面对生存危机的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迫使传统武术不得不对自己的传承思路及传承方式进行改变，由此出现了以传统武术为媒介的各种传承机构，如武术学校、传统武术拳馆、培训班、培训机构，传统武术拳师对于收徒弟的数量也不再限制。由此产生了一种现象，传统武术不再是某一门派或者家族独享的文化，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使传统武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性得以彰显。 3.4传承人需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 传统武术的保护，传承人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在更多的情况下，不能依靠“等机遇”来发展自己的体系，关键的是自身的文化觉醒。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与社会以及研究机构能够做到的是帮扶、指导、协调的角色，无论怎样去努力，终究要回到传承人来实践。因为传统武术的体系过于庞大，政府和各界人士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武术拳种完美的挖掘，因此，在外界因素没有到来之际，传承人应该意识到自身承载武术文化体系的传承现状，以及传承思路，以减少传统武术的流失。 4结语 我们现在享受的武术遗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资产，我们现在所创造、创新的武术文化资产，将成为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传统武术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更多的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参与，将当前发展比较好的拳种更好地传承下去，将濒临失传的拳种进行重点性照顾，一步一步地展现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1]覃业银.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与特征[J].求索,2011(11):119-121. [2]王巨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其保护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报刊,2006(05):165-167. [3]金露.游走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和关系[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36-43. [4]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2008(02):77-83. [5]龙先琼.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特征及其保护原则的理论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47-52. 作者:李春龙 马惊涛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思维创新方式浅淡 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改革,学生生活、思想、思维的改变,使传统的教学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教学要求。传统教学方法的弱点也因此越来越突出,甚至扼杀了学生的新思维。探讨新的教学思维,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是新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结合我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高中历史教学思维的问题。 一、新思维方式 传统教学思维一般是从原因到结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定格的思维模式。它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跃性。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很“稳”,但一旦遇到较为复杂的事物、现象,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不知其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做什么呢?该如何消除这种传统思维的弊端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入新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有别于传统思维,那么哪些才算新思维呢?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双向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是以下我要谈的新思维。 1.求异思维。 所谓求异思维,指的是一种非常式的创造思维,其特征是用不同于常规的角度和方法观察、分析客观事物而得出全新形式的思维成果。正如前面所提的,比如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传统方法是从原因到结果,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性、异性。求异思维则突破这种因果关系,在对事物的分析上,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向四面八方去思考,以寻找各种各样解决的方法,提出各方面大胆的设想,以得到光芒四射的智慧。求异思维常常表现为打破框框的、别出心裁的、超乎寻常的思考,因而易产生标新立异的成果。如,童年时代的司马光砸缸救小孩,就是一种求异思维的表现。把这种求异思维引用到历史教学中,就是大胆地引导学生朝其它方向思考。又如,在我们提出问题时,不一定要学生解答为什么会这样,但可以让学生反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跳出了固定的框框,反而会让学生的思维更广阔,更全面。 2.逆向思维。 严格地说,逆向思维也是求异思维的一种分支,这里我们将它单独谈,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在教学思维中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逆向思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反其思路而行。如,教材中讲隋炀帝是怎样的一个暴君,在列举这些暴行时,我们可以反其思路而行,分析这些暴行中客观的、正面的一方面,因为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既然它有负的一面,那肯定也会有正的一面。把这样的思维方式引入到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讲,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新鲜感,更是看问题的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 历史是客观的,而问题才是主观的,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还有很多。教师要引导学生的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又如,为什么既肯定元朝统一中国的积极意义,又赞扬文天祥的抗元斗争精神?后中国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又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有很高层次的开拓求异性,是逆向思维的信息反馈。教师要抓住这个契机,既要给学生以知识方面的答疑,更要给学生这一良好的求异思维苗头以鼓励与进一步引导。教学不只是死板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应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3.双向思维。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同样的一个问题,除了正向逆向之外,同一个方向,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结果。 历史这门人文学科的可知性、过去性强,且层次交迭,意象远,而且只有当教、学过程中思维的辐射与聚合协同共振时才能奏出一曲和谐悦耳的新乐章。双向思维就是要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还要从地理、人文、社会等各方面思考。分析问题也不能只运用一种方法,还要运用更多的方法,从而掌握事物的现象、本质和某些结论的来龙去脉。 我们培养学生的新思维能力主要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让学生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开拓学生的创造思维。以上的思维方式仅仅涉及数学目的,教学方法也要创新。 二、教学思维方法的创新 上面讲的主要是新思维方式,下面主要探讨一下思维方法的创新。 1.裂变创新。 历史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政治、地理学科都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意识,这三个维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历史教学中若以历史学科为主体,聚合其它学科,将达到课堂教学的匠心独运。这就是所谓的裂变,把一个学科问题裂开来,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来说明它。如论证台湾建立起行政机构,行使对其它地区的管辖权时可说明,早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就派将军卫温到夷洲(今台湾);隋朝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琉球(今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元朝时,政府设彭湖巡检司,管辖彭湖和琉球(今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入侵者,收复台湾,台湾进入“明郑”时期;1683年清朝军队入台,台湾又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1685年(清光绪11年)划台湾为单一行省,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割台湾,此后台湾同胞进行了反日斗争,和祖国大陆同胞一起,于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其次,从空间(即地理)来说,根据地质学家分析,台湾岛本来与祖国大陆相连,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地壳运动形成了台湾岛,台湾和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地质情况是一致的,因此,台湾是祖国大陆地形自然延伸的一部分,按国际法院1969年欧洲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例:“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再次,从意识(即政治)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联合国这个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在1971年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益,即使在李登辉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后,美国、日本等政府仍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就这样,从时间、空间、意识三个方面的聚合中,我们证明了一个令世界信服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这样的裂变,不仅使课堂 变得生动,还收到了大大增强学生印象和记忆力的效果。 2.挖掘、转移创新。 这里说的挖掘、转移实际上是指挖掘课本隐性知识、实现知识迁移,以使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任何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之间总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将一个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中,分析出结果后,再转回来,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更清晰的结果。这和成语中所说的“触类旁通”是同样的道理。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一基本史实延伸开去,突破教材中的思维定势,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求异、扩散的创新思维能力。如在讲到中国资本主义产物时,有的学生持否定看法,理由是:内因是决定因素,中国鸦片战争前,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说明商品经济发达,在这样的土壤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在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产生。有的学生持肯定看法,理由是:没有土壤,强行嫁接资本主义并不罕见。这样学生将历史事件放在多角度中审视,新观点、新看法就出现了。 三、如何创新 要做到以上这些,不是只教师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学生的配合。而要让学生配合,就要让学生有主动性和创新欲望。 1.增强学生主动性。 我们大力提倡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主体性教学是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让学生在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中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全面发展。在教学中应科学设立主体教学目标,诱发学生学习心向,引导学生自主活动,发展学生自主能力,发扬教学民主,创造良好的教学心理环境,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2.激发学生创新欲望。 要创新,首先就要有创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断创新的欲望,才能进行有意识、有意义的创新活动,也才有可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历史知识丰富多彩,中国古代的文明辉煌灿烂、世界战争风云变幻,这些学生都充满好奇,通过学习了解,他们会提出种种问题,也许幼稚、也许无意义,但却是他们的一种发现、一种探寻、一种创新。我在实践中注重及时肯定他们的做法,鼓励这种敢于发问、敢于探讨、敢于创新的精神。 3.增强教学的互动性。 教学活动不是个体进行的,不能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问,教师答,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教与学的互动参与性。这些问题不同的教学探讨中都已谈到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细举了。 4.要走出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误区。 一是切莫抛开课本,一味追求高、深、难。 二是切莫忽视非智力因素(如兴趣、爱好、信心、人际关系等)在历史教学中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教学思维和新的教学方式、与时俱进的教学,适应时代的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 高中历史论文:浅析高中历史课堂实施开放性作业理论和实践 课外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补充,教师要以发挥学生自主潜能为出发点精心设计开放性作业,变机械重复为灵活多变,变单一的知识为知、能、创的综合训练,让每个学生在完成开放性探究式作业中学知识、用知识、长才干、学做人,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必要性 作业是一种有目的、有指导、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它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深化,有益于技能、智力和创造才能的发展,是提高学生素质,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系课堂内外的桥梁。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作业往往是为了强化、巩固所学知识,一般是就知识学知识,就技能练技能,比较注重学生的认知,设置是统一规格、统一要求、统一数量、统一答案,设置的问题都是“理想”型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发展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埋没了学生的潜能,阻碍了学生的发展。作业只是成为教师教学流水线中不可缺少的“工序”,学生机械应付,收效甚微,这显然不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开放性作业以开放性问题的设计为切入口,通过大量的情境创设,引导学生“移情”、“神入”于历史环境之中,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实际运用能力;同时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培养学生高尚健康的情操,变过去的单一、被动、封闭的学习为多样、主动、开放的学习,凸现学习过程中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二、高中历史课堂开放性作业的内涵 所谓开放性作业其实是相对于条件完备、结论确定的封闭性的问题而言的。其特征是题目的条件不完备或结论不确切,一般没有现成的确定的答案,要求做题者去假设、猜想、验证,并要求解题者善于联想、敢于创新、具有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能使思维辐射到与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点上。开放性作业的设置,其目的就是要求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讲解,去探索,去创新,发展学生的自主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学生是人,是需要发展的人,教师心中要有人,以人为本,正视人的知识基础、情感个性的特点与差异,尊重人、信任人,努力营造民主、平等、和谐、宽容的教学氛围。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要多一些弹性,少一点灵动,使我们的教学既要放得开,让学生各抒已见,又要收得拢,顺势诱导,从而拓宽教学进程中的人本空间,重视挖掘师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学生成为课堂上学习的主体,问题让他们提,疑点让他们辩,结论让他们得,教师充分放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教学活动的开放搞活,学生素质的发展提高,以人为本,让思想开放。 三、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类型 1.探究型:亲自动手是实现历史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高中生探秘心理强,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供学生们探秘解谜。比如,用汉朝造纸方法试制纸张、选择适当的材料请你动手制作一块雕版、几个泥活字、几个金属活字,各用它们印刷一段文字,找出它们的优缺点,并想想我国印刷技术近年来有什么变化,体会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这些开放性作业在激发了学生探究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动手的实验性。 2.技能型: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技能完成具有个性化的作业。有许多习题,如成语和古文字搜集,擅长绘画的同学可用连环画来表达;擅长书法的同学可做成书法作品;有雕刻技能的同学甚至可将甲骨文直接仿真到“龟壳”上去。有电脑特长的同学可设计历史主题网页、小报、电子画册。这些图文并茂、神情兼备、充满学生技能、智慧,蕴历史于他们丰富多彩的理解和表现手段之中的个性化的练习方式,使学生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有所获。 3.运用型:如我们在学生学习完"百家争鸣"后,就叫学生归纳儒、道、法三家的思想特征,然后我们命了一道题:“以儒家道德教育,法家严格制度,道家自我觉悟的思想观点,对校风建设提出你的看法”。这样就将学生的课本知识引用到学生所熟悉的校园生活中,有很强的现实参与性。针对当前国外一些民族和地区冲突的现状,我们还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搜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以和为贵'的思想和事例,以书信的形式劝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这样又把学生的视野很自然地由课堂引向世界,达到谈古论今、活学活用的目的。 4.思辩型:高中学生一般在15~18岁年龄段之间,正处于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阶段,从心理上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喜欢标新立异,敢于发表个人的见解。这为我们设计思辩式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如设计“岳飞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引出了学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见解。只要学生有创见有新意,言之有理、言之成理,我们就给予赞赏。 5.编演历史剧:很多学生说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因为老师上课是“对着活人讲死人的过去”。怎样才能让历史人物鲜活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我认为编演历史剧是较好的办法。这是一种穿越“时空隧道”式的问题,即利用已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和证据,以第一人称或短剧表演的手法来反映过去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把这类题称为“情境再现”。 6.社会调查型: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激增又速衰,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知识面不断拓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成为他们学习历史的开放的、持续终生的课堂。学生走进社会,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在活动中自主探究、亲身体验、收集资料、分析信息、提炼思维,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不断加强,认识和体验不断深化,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不但形成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掌握用语言等形式表述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从而使历史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摘要】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素质教育;浅议 素质教育有三个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第二是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这种从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承认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工教,同时又弘扬学生主体精神,促使每个学生得以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素质,满足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称之为“素质教育”。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下面,本人结合多年教学实践,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探索和实施素质教育。 1内外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最关键一条是要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从当前教学现状来看,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也是在课堂,要促进素质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必须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在学习活动中及时给予指点和引导,使他们学会学习,真正成为学习主体。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课开始前,用3至5分钟时间,通过轮流办法,每次由一名学生讲故事,并做到:①用自己的语言讲。②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③与上课内容相联系。④具有教育意义。这样做学生积极性很高,他们课外积极查阅资料,认真准备。讲的内容丰富,知识面也很广。教师在关键处起“点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子。龚自珍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主动发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2利用历史教学特点,让学生全面发展 优化教学结构,还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高中历史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它融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里有“金字塔之谜”、“十进位、六十进位、十六进位制”等数学知识、有“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等等。教师在精选教学内容,掌握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拉松长跑由来与当今的奥运会相联系),注意运用模型、幻灯、录像和计算机等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譬如讲到货币的知识;“衡”是称质量,是一种质量标准;文字有小篆、隶书和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以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通过板书字体来比较);“坑儒”和儒家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都可以揭示一下。讲匈奴,可联系王昭君的历史故事和杜甫的诗;讲秦“万里长城”时可以同“明长城”比较,通过数字,来说明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素质教育应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使学生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得到和谐发展。 3教材优势进行思想素质培养 高中阶段是学生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在历史教学中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丰富实在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实效。譬如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束时,可同我国春秋奴隶制没落比,让同学知道中国比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早了近千年,这说明我国是四大文明故国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的个性差异,从思想上,行动上接纳兴趣爱好不同、个性心理品质不同的学生,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素质教育。 4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是:①规范作用;②组织作用;③传授作用;④管理作用;⑤评价作用;⑥育人作用。在课堂教学传授过程中,对于综合的、难以理解的问题,教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古代史有这么几个问题: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是怎样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社会是理想社会吗?金属工具和原始手工业的出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说私有制的产生和氏族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工具”、“个体化”、“私有制”、“贫富分化”和“阶级”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教师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讲清楚人类社会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按照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总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要标志。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主导作用(现在的菜农有的赚钱多有的赚钱少)。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得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那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了原始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消费品。到了牛耕地、铁器和炼钢技术时代,生产力又向前发展了,劳动者生产技术提高了,经验丰富了,使得个体化成为可能,随之私有制产生了,伴随而来的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加剧就出现了阶级。 总之,“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主旋律。要完成这项改革任务,在教师的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还要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的思想、能力共同提高,才能全面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 高中历史论文: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初探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 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 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例如高一世界近现代史下册第一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包括四节内容，这四节前后联系可看作是一个整体：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总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共同促成世界现代史首次革命高潮 ，这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主导，以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的 一次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样讲述，学生就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再如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时要宏观把握三条 线索：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那么以后讲任何一节时都可放入一条线索中去，使学生能更清楚 地把握历史。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 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当然，拓宽是适当地，像教材有 关内容的顺延，史料的补充，理论的深化等等，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就 理论的深化来说，因高考越来越把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作为主要内容，而有些理论性问题又使学生感到高深莫 测，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就应适时地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向学生进行渗 透，使学生有规可循，心中有数，从而提高思维能力。例如：我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引用了赵 尔巽在《清史稿》中的有关论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让学生思考这一观点。然 后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点辅导，即：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它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更 替的质变过程中，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赵尔巽的观点主要错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历史 作用。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 还要注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参加过山东省中学历史优质课评选，也听过很多课。有些课各个问 题平均用力，分不清主次，挖掘不出每个标题的内在联系；有些课则解难释疑，详略得当。例如《“工农武装 割据”的形成》一节，重点讲清概念——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紧密结合，并让学生按本书内容内在联系连线： 附图{图} 这样就把其内在联系讲透了。其难点是中国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因，这就要按的论述，结合 中国当时实际国情，逐条分析讲述，使学生认识更加深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 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 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 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 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 ，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 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 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 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 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 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 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 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 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 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 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 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 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 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 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 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 ，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 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 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 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 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 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 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 ，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 学美，外在美主要指 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矶、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 、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 应该长期不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 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 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 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 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 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例如：在讲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一课后，我是这样 安排的：1.扼要归纳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和危害；2.分别请学生把代表英、俄、德、法、日的虎、 熊、肠、蛙、太阳等符号，插画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示意图”上作为课堂练习；3.再挂出《时局图》烘托出 当时中国的危急局势，激发学生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提出：“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 族危机，怎样才能挽救祖国被人宰割的民族危机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苦苦探索着，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结果怎样？启发学生思考，为讲好后面的新课埋下“伏笔”，这样，有利于学生思维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历史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曾呼吁：“我们要凭借有限 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这是素质教育中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高中历史论文:师资素质下高中历史论文 1.培养专业素质发展意识 教师要想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首先得有发展意识,同时还要具备主动学习的精神。高中历史教师在发展专业素质时,要认识到发展的意识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仅可以促使自我专业素质的提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在专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2.提高专业知识 提高教师专业知识首先要重温大学专业课程,包括经济学、民族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内容,以达到深化专业基础知识的目的。 3.提高教学技能素质 教学技能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特别是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师教学技能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提高教师教学技能素质,首先要形成良好的备课习惯,因为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具体表现。其次,在课堂中高中历史教师还要熟练掌握依据不同教学内容施以不同教授方法,具体包括:启示性的讲授法、交流性的探讨法以及寓教于乐的情感教学法等,以便从总体上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最后,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史实视频、教学辅助工具等,让课堂更加生动,学生更易理解。 4.升华专业精神 (1)教师应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消除职业倦怠感,坚定自己的最初理想,拓宽专业知识面并提升专业化水平。 (2)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人格和发展学生个性,以学生和自身的终身教育为教学目标。 5.重视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是教师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教学能力以及教研能力非常有效的一种学习手段,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的稳固和更新、高等教育中所学专业知识与高中教学实际需要掌握的衔接、丰富的教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中的技能技巧等。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可通过定期组织他们专业更新知识的学习和教学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水平和教学技能;或者组织课程教学比赛激发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和学习的动力。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应以历史学科为切入点,从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层面来探求促进师资素质发展的策略,通过培养自身专业发展意识、提高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教学技能等方式,来改善当前新课改与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促进高中历史教师在师资素质方面的提升。只有在充足的教学实践和不断的自我学习中逐步提高,高中历史教师才能适应新课改标准下的历史教育需要,成为有科学的教育思想、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符合时展的教育者。 高中历史论文:谈高中历史课堂模式教学 内容摘要:教学模式的把握,不仅要知道其结构方式和运行程序,能够“照着做”;而且要掌握其蕴含的教学思想或意向,能充分实现其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各教学要素变换或创造出更合适的新教学模式。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本文拟对我国当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最常见的几种教学模式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括,并逐一展开教学示例,以此使人们对现行的历史教学模式有一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为建构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素材。 关键词:历史 教学 模式 我国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最常见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讲谈——接受式”、“自觉——辅导式 ”和“参与——活动式”。 一、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是在改革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传统历史教学模式是50年代初我国历史教育工作者以苏联的教学模式为基础,融合我国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思想的方式而成的,以“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家庭作业”五个环节为结构程序。它的优点是方便了人们对历史教学活动过程的准确把握,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对历史教学实践的指导也更为明确具体。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在巩固了教师系统地讲述历史知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采用师生谈话的方式展开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自主积极地接受历史知识,教学双方形成了双向的反馈交流,这一改革后的模式,从其特征上看,可称为“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教学模式,以讲述法和谈话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同时采用指导阅读、看图、图示、讨论等法,属于接受学习的教学范畴。由于它方便易行,又能起到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并可采用多种变式,因而是目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模式,尤其适用于初中的历史教学。 二、自学——辅导式 自学——辅导式,又称导学式。它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和教师有的放矢、相机点拨的辅导,使自学和辅导在教学活动中有效地配合的一种教学模式。 错综复杂的教学过程,从理论上可以作这样的剖析:以教师为主体,作用于教材、学生等客体,构成了教的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作用于教材、教师等客体,构成了学的过程;教师、学生均具有主客体双重角色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其职业的特点和年龄、智力及知识水平的优势,理应发挥主导学生学习的作用,即主导作用,主要用于对学生的指导、点拨和引渡上;同理,学生的学习活动也理应接受教师的主导。然而,学习活动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切都有赖于学习主体主动积极地去吸收和消化知识,并构建为自己特有的认知结构。“从宏观上看,人的健康成长过程也必然是受动性递减,主动性递增,直至完全能把握自己,达到‘ 自由王国’的过程,故学生的主动性必须受到重视和珍重。”这样,教的主导性和学的主动性的契合,就构成了“自学——辅导式”的主旋律。显然,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论是支撑该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 自学——辅导式在功能目标上突出强调了学生自学课本知识的能力和习惯的培养,它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明显的效果,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但是,这一模式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和一定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因此,它比较适合于高中的历史教学。此外,它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提出有利于启发学生思考,有利于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问题,而且要善于概括知识的结构,熟谙知识之间的联系,并能作出精要的表达;还要有较强的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要善于和学生交流,并作耐心的辅导。 三、参与——活动式 参与——活动式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新颖、同时也是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学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相信学生。教师扮演的角色不是学生的导师、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学生的朋友、学习知识的顾问。教师的任务是创造促进学生学习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发挥独立性与创造性,鼓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这一模式强调师生的,共同参与和活动。所谓参与,一是指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共同讨论,共同解决问题;二是指师生共同参与包含了教学活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所谓活动,则是指学生的主动活动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自己找资料,定课题,做实验,搞制作,既动脑又动手。它既表现于课堂教学,更表现于课外活动。 历史课外活动的推行,特别是历史“活动课”课型的确立,以及历史情景教学法和情感教学法的实验,为该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及推广创造了条件。 参与——活动式特别适合于地方史和有关专题史的教学。它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学效果明显,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实施中学历史素质教育的较好的教学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运用要求较高,它不仅要有恰当的教学内容,明确的主题思想,还要有教师的精心组织和指导,最好与校、团、队的活动结合起来,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时机进行。 此外,在当前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发现教学模式、范例教学模式和目标教学模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中历史论文:对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下,如何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教师深入领会新课程标准和理念,把握住高中历史新课程的要求和特点,将新课改理念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积极探索高中历史教学的新策略,以适应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关键词:高中历史 课堂教学 课程改革 高中历史教学,是在具体历史课程实施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最优的教学设计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师生和谐共处友好发展的教学活动。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下,需要知识与能力并重、过程和方法齐行、态度和情感端正,全面反思和改革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只有当学生带着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学习观去学习历史,才能真正体现历史教学的价值。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一节历史课上,我们都要追求最高的教学效率,但是我们的课堂不可避免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据目前的历史教学实践来看,很多教师的教学效果是高耗低效,这些主要体现在: 1.准备不充分的课堂引导 过去式是历史学科的一大重要特点,正因为过去的不可再现,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尽可能完整的历史画面。所以,在课堂引导方面,往往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没法在开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如果每一次上课都是同样的开场,没有悬念和趣味性,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慢慢失去学习的信心。 2.课堂教学教师引导不力 尽管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逐步发挥自主学习的作用,加强合作式和开放式学习的推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教师对学生的组织引导不力,致使学生在课堂历史教学中出现学习的困难。因为学生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自主学习习惯,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通过网络或图书馆资料来实现信息搜索。所以信息相对闭塞的学生迫切需要得到教师更多的指导和牵引。 3.无实质效果的课堂提问 学习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引导学生提出有效的问题,并且把握提问的角度和方式,一步一步将学生引入深处。 二、以课堂讨论为中心的历史课堂教学 针对历史新课程下倡导的探究式多样化学习方式,把科学探究和自主学习带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来,是一个新的突破点。通过课堂讨论探究的方式来开拓学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是我们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尝试的方法。 1.充分准备,搞好历史课堂讨论 充分的准备来自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准备,只有课堂的主体双方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得历史课堂教学的成功。所以,教师需要提前告知学术讨论的主题,并对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和目标,让他们及早做好准备,及时参阅资料,以备课题所需。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10人一组的分组方式,每组拟选2-4个发言人,通过代表表达小组观点。也要让每个人都做好发言的准备,根据所定论题精心准备,奠定课堂讨论的基础。 2.精心命题,保证课堂讨论前提 命题是课堂教学的前提,需要围绕知识概念的把握和学生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历史教学的命题尽量以重要历史现象、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为依托,密切结合目前时事前沿的关键热点话题。在命题过程中,要注意命题的一些细节问题。首先是综合性的命题,要通过命题帮助学生疏通教材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以完成知识的衔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要把握历史命题的联系。这里着重指历史学科与语文、政治、地理等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更进一步延伸到与现实生活中相关知识的联系,为学生的创新发展作铺垫。比如从的三年困难时期,联系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更进一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让学生在实际与历史的借鉴中了悟历史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最后要把握多维度的命题,让学生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和反思,去发现其中的规律,逐步培养自主的创造性思维。 3.主体主导,准确定位高效课堂。 在真正实施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是引导者和组织者,要及时打破沉默的局面,适时引导学生发言;当出现激烈争论,要适当引导,使讨论向深层发展,紧扣命题。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勇敢地对历史提出质疑,积极探索前人没有深入的领地,才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作为历史教师,面对学生做出的任何探索,无论有何不妥或是不成熟的想法,都要肯定其思维的新异性,帮助分析不足,走出误区,完成课堂教学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打造出高效的历史课堂。 4.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显示出强大的信息功能,为历史课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在课堂中展现出了新的情景。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来刺激学生和调动学生多种器官,以多种方式和[是专门提供论文和论文的网站,]不同表现手法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生动、有趣地将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面前,让学生充分认识历史现象及其规律以。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加大传输信息量和信息传输的质量,实现课堂的优化组合。实践证明,扬弃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使之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后,课堂教学的容量、教学的直观性、教学手段的灵活多变性等得到了有益的提升,生动活泼的课堂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春意盎然。如讲述有关革命、战争等内容时,放映一些相应的影视资料,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5.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探究性学习 在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改变教育观念至关重要。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历史课堂可以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的爱好,把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师生间的交流,推动了师生的相互合作学习和研究,良好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化的思想。我国的传统教育过多地注重了接受式学习,忽略了探究性学习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使探究性学习如观察、实践、调查、试验在教学中 处于被忽略的地位。针对这一状况,当前历史新课改的一个重点是通过对教学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的调整,帮助学生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在开展有效的接受学习的同时,形成一种对知识进行主动探求,并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主动的学习方式。 总而言之,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以上所谈仅仅是本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一些尝试,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给教育者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课题,因此,如何上好一门课,有待于今后永无止境地探索,逐步充实完善,这样才能真正地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高中历史论文:史学研究新成果要融入高中历史教学 史学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是工作性质和任务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是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重在探索和发现;后者是对中学生进行普及性的历史教育,重在教育和育人。但由于两者都离不开历史,必然会产生相关性:史学研究是历史教学的基础,历史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和推广史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作为中学历史教学最主要依据的教材,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以保证其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下面以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一、吸收新成果,纠正教材中过时的或片面的观点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高中历史教材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无法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依然停留在陈旧、过时或片面的观点上。比如,在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教材沿袭了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毕竟,思想观念的布新远比政治上的除旧艰难得多,攻克传统意识的文化堡垒远比攻克军事堡垒复杂得多。虽然武昌起义一夜成功,清王朝似大厦将倾,各省先后易帜,但是,与民主共和观念对抗的封建专制思想绵延千载,盘根错节,流毒深广。它通过古典律法的实施,儒家经典的传播,传统意识的灌输以及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不仅渗透到统治阶级的脑海中,而且也浸润了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败亡,通常被论者当作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佐证。但是,这两次短命闹剧的匆匆收场,与其说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倒不如归功于部分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政治精英奋起抗争。如果认定辛亥革命就已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和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旗帜岂非是无的放矢?因此,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述可以修正为:“辛亥革命首倡民主共和。从此,民主共和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 这种修正并不损害辛亥革命的光辉彪炳史册,因为首倡民主共和也是极其伟大光荣的。 二、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 当代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问题,沿着科学和宏观方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以至有的研究者提出,对现代化的探讨已日益成为“显学”。但是,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仍然是一种“革命史范式”,与高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严重脱节。由此可见,中学历史教与学都应该关注现代化研究,吸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运用现代化范式改进教与学。比如,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过签订《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按革命史范式提供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但李鸿章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作为洋务派的中坚,他的活动又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按现代化范式提供的标准来评价,他又在1870~18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充当了“主角”。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总理衙门的设置、辛酉政变、洋务运动等等,都可以引导学生从现代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得出新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突破传统历史教学中的思维定势,而且促使学生从新的视角发现教材内容所包含的新因素,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 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学只向学生介绍史学界认识基本一致的观点,基本上不涉及学术之争,理由是避免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与现代教育观念格格不入,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心理学研究表明,高中生思维品质中的独创性和批判性明显增长,他们不满足于书本上或教师提供的现成的结论,喜欢质疑、辩驳、争论和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新教材虽然以“脚注”的形式对史学界在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作了介绍、但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一例,力度明显不足。因此,教师可视情况增加一些教材未涉及的学术争鸣。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新教材采用的是这样的观点,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史学界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欧美和日本有“非革命论”与“排满革命论”,在台湾有“全民革命论”。如果在教学中向学生作适当的介绍,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也利于激发学生学史的兴趣。当然,如果学生基础较好,可引导学生变换角色进行虚拟争鸣。实践证明,适当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启迪学生的求异思维,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式教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模拟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是要把少数学生培养成为科学精英,而是要使所有学生都成为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通过探究教学使学生能动地获取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探究能力。在一些发达国家,探究式教学早已成为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非常强调在学科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教育部颁发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高中历史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强调,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培养主动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发展水平。因此,要实施素质教育,确保课程教材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改变广大教师习以为常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等途径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实践机会,使学生逐渐形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和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让课堂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实践与思考 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开展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需深入探讨。近年来,笔者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积极倡导探究式教学,积极探索有效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对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基本操作模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形成了“质疑──思疑──解疑”反复循环的操作程序。 1.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质疑。 质疑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质疑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而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创造的起跑线。探究教学是以解决问题的形式出现的,有意义的探究教学必须把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巧妙地转化为新颖的问题情境,以激发学生认识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学生也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着手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质疑是开展探究教学的第一步。 高中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水平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比较强。根据这一特点,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选择教学材料,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质疑探究的欲望,鼓励学生对学习材料进行自主质疑,对历史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引导学生寻求新的发现,获得新的认识。 如关于的性质,笔者在教学中跳出教材观点的束缚,设置新的问题情境“有人认为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此你有何看法?”新的问题激发了学生新的探究兴趣,引发了同学们对性质的热烈讨论。为使学生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学完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我们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确立君主立宪制而结束,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保守性,请谈谈你的看法”。问题提出后,同学们围绕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又比如对拿破仑的评价问题,教学中先投映出恩格斯和列宁评价拿破仑的两段话(恩格斯认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而列宁认为拿破仑战争最终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激化学生的认知矛盾,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进而引导学生探讨恩格斯为什么肯定拿破仑而列宁为什么否定拿破仑,正确认识拿破仑战争的双重性,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高中历史教材中可质疑设问的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巧妙地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新的问题学习情景,引导学生对学习材料质疑问难,帮助学生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频频撞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阀,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从而逐渐养成自主质疑的思维品质,最终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2.营造融洽的探究氛围,鼓励学生自由思疑。 探究氛围是指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情感情绪状态,融洽的课堂氛围是开展探究教学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里,学生才能进行自主探索和自由创造。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放手让学生开展自我思考、自由探究的活动,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重视学生的不同见解,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创新求异,使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全过程,通过自身的主体探索和体验来逐渐形成勇于探究、敢于实践的个性品质和独立探究的能力。 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后,老师千万不要马上向学生奉送所谓的真理,教师不仅要答疑解难,而且要引导、鼓励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积极生动地思考问题,让学生自己自由驰骋在探究学习的广阔时空之中。如上述对一些问题的质疑,由于教师营造了和谐宽松的探究氛围,学生在讨论中灵感飞现,新意迭出。有学生认真思考后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不是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性质类似于早期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运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的学生认为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帝党和后党之争,维新派只是帝党向后党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当然,这些看法不一定科学,但这种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品质确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学生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潜能的教学资源宝库,只要我们充分相信学生,高度尊重学生,放手解放学生,我们的课堂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 3.开展多彩的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合作解疑。 学会合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四大教育支柱之一,合作学习也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的研究表明,合作 能有效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激发高度的求异思维,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开展课堂讨论和社会调查,而讨论和调查都是需要通过合作才能顺利进行的探究性学习问题。因此,探究式课堂教学应把课堂讨论作为教学常态,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利用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达到合作解疑的目的。 探究式课堂讨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探究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教学中既可通过对教学内容重难点的善疑巧问、浅处探问、明知故问、无中生有等,组织学生进行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如讨论的性质、洋务运动的作用等;也应结合学生经验和生活实际,对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专场课堂讨论或辩论,如组织“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改革开放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思想解放潮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课堂讨论会,使学生在争辩讨论中明事理、出新意,并养成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学实践表明,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是探究式课堂讨论的主要形式,教学中几乎每堂课都可以开展类似的讨论,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巧设讨论主题,力求每次讨论都有精彩的内容和独到的思考。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讨论方法和技巧,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和表达,学会在讨论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与他人共同分享成功的快乐;在讨论之后,要指导学生学会反思,总结得失,提出新的问题,开展新的探究。开展专题性课堂讨论一定要精心选题周密安排。在开展讨论之前,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学习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主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拟定讨论方案和发言提纲,做好课堂讨论的准备。同时,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特别是探究性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活动,教师还应引导学全向社会各界人士请教,在实际生活中学会交往与合作,使合作从一种学习方式扩展成为学生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历史学习中既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一体的新课程改革目标。 总之,教学方式的转变是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质疑──思疑──解疑”旨在通过转变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最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应该说,这一探索还很不成熟,许多方面尚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里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广大教师的深入探讨。 高中历史论文:走进高中历史教学现场主题一关注"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就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它是我们新课程由理念层面转化为课堂实践层面的重要桥梁。在很大程度上,课堂教学设计决定着课堂教学行为。即:有什么样的教学设计,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表现。因此,新课程的“三维目标”若想真正得以全面落实,就必须从“教学设计”入手。 一般来讲,“教学设计”应当包括教学任务及对象、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和教学评级等基本要素。这里必须明确,我们不能把教学设计仅仅定位于解决知识如何讲授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强调“对学习环境的创设、学习情感的培养、学习方式的指导和学习技术(策略)的关注。”即“教学设计从关注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为什么学、怎么样去学出发,来考虑教师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样去教,直至学生学得怎么样,考察和评价教学行为等方面”。具体来讲,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通常应包括课前分析、实施过程和课后反思等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课前分析。它包括:1教材分析:包括课标的要求,每课教学内容在整个模块中的地位、特点和作用;高中教材内容与初中教材内容的关联等。2是分析学情:包括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状况;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行为等。3确定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方法培养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4确定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5确定教学实施的基本策略:包括教师如何教学生和学生如何学两方面的实施策略的选择。6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用具等。 二是实施过程。指对教学过程与策略方法的设计,即解决目标实现的途径问题。它包括:1设计问题的展开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的情境。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情境的,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探究的、体验的。。。3预设教师和学生在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活动,以利于调整。4设计和准备相关的材料和使用方式。5设计鼓励和引导学生的方式方法等。 三是课后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教学设计方案和教学实施效果,及时作出自我评价;二是根据教学实际,对教学设计方案进行必要及时的修订等。 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根本性追求是为学生的生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和不断超越而奠基,期望他们能够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因此,作为教学设计,就不能在仅仅是考虑如何实现教材知识的简单授受,而更应该强调的是教师对课程标准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对教材内容的有机整合与开发以及对教学实施策略的创造性、自主性的选择与设计。就教学实施层面来看,新课程的上述基本理念所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实现要求,就是直接指向了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两个主体的真正解放。 从教师教学设计的角度而言,课程实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新理念要求,都应当通过教师富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才能得到落实。同时,根据新课程标准编制的的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单元主题的形式呈现教学内容的,拥有比较广阔的延展空间,这也为教师教学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设计的立足点已不再是仅仅着眼于学科知识本位价值,而是一切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素质的发展为本的宗旨上来。教师一切教的行为设计,都必须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这个立足点。概言之,即因学定教。其中,如何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问题,应是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要首先加以关注的。 从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角度而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了其设计和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尝到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的新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教学设计就必须要树立暂新的设计理念,即一定要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切实遵循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突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以学习者的学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设计的落脚点。换言之,我们觉得以下两点至为重要: 一是要务必强调对学生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学习者对实现某项学习目标已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了解和掌握程度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以便为j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安排和教学策略的采用等提供科学的依据。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而只是单纯地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那是不可能指望获得很好的效果的。 二是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生能否发展,学生能否主动发展,学生能否全面发展,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终极追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设计必须是真正站在学生学习的立场上来确定教学目标,选择学习策略,应用教学技术和描绘教学过程的。学习目标不应该是我们强加给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不应该是我们主观上想当然来设定的,学习评价不应是由教师单方面来武断裁决的。这一切都应当是在充分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形成的。即,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应该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教学过程的操作应该是动态发展的,是预设与生成相统一的,而不应该是完全按照教师预定的流程而机械完成的。此外,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不仅要有学习方法和思路的引导,更应当要有对其学习情感的唤醒和调动以及对有助于促进和激励学生良性发展的学习环境的营造。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普通高中新课程在结构上与以往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采取了学习领域+科目+模块的方式,架构起了整个课程体系的框架。即,模块课程取代了过去的线性课程。其中,这里所说的模块,是为了实现明确的教育目标,围绕着某一特定主题,通过整合入学生经验和相关内容而设计的相对完整、独立的学习单元。在新课程方案中,模块是构成科目的基本单位。与我国传统课程相比,模块课程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综合性。与传统课程中的单元结构相比,模块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哟模块都以以一个特定的主题为核心,模块中样,学生在模块课程的学习中所获得就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和单一的技能,而是一种在主题统摄之下的结构化的知识。 2相对的独立性。即模块都是以科目内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并结合学生经验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学习单元。每个模块都有其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特定的主题内容。模块和模块内容之间虽有一定的学科内容上的逻辑联系,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很密切,并不一定都具有必然的序列递进关系,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可以与其他模块、其他学科发生多种可能的关联,从而使统一的课程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及多样化。 3灵活性。传统的高中课程往往以单元的方式来设计,单元与单元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线性关系,学习必须要个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灵活性较差。而新课程所采用的模块方式,由于不同的模块均有着不同的主题,模块之间相对独立,这样,在呈现并列关系的模块中,就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以及教师的实际情况,来灵活选择并决定从哪一模块首先开始教学,甚至若有必要,也可以在模块之间进行跳跃性选择。可见,模块教学使教学组织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4开放性。模块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有的课程内容组织的线性的梯装序列,而是课程内容得以用多开端、多系列、多层级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纵横沟通及相互关联,这就打破了传统课程相对封闭的弊端,它一方面对教师与学生的经验融入课程,沟通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进入课程,实现模块主题的不断更新而提供了前提。 高中历史论文: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焕发新的色彩 摘 要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教师要熟练地驾驭教材,严谨的课堂结构,优美的课堂语言,画龙点睛的小结。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 关键词 熟练地驾驭教材 严谨的课堂结构 优美的课堂语言 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如何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还要注 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 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 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学美,外在美主要指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玑、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应该长期不 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 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让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一句话中,我们不难理解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传统的历史教学倾向于背记历史知识,更多的,我们学会去应该思考历史。因此,我们开展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学不能简单地让学生背诵课本内容,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事件,从而让学生对学习历史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同时从学习历史中明白道理。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素质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是新课程改革下,所提倡的理念之一。 一、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内容 历史是一门很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成长过程影响很大,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实践素质教育,主要从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几个方面去加以培育,把学生培育成文化知识丰富、人文素养较高的人才。 首先,关于人文素质的培育。人文素质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上,所以要加强素质教育,就必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窗口,是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应该要找出好的方法,让学生充分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有明确的“时间”线索的了解。能够对基本知识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并能把历史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历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历史中获得的历史意识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培养正确的社会认识,培养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即所谓“鉴往知来”、“以史为鉴”。这一点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新课改的要求。 其二,关于道德素质的培育。道德素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历史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思想政治素质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振兴中华的教育等。历史教材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人量的材料。尤其是,今天的学生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爱国主义日益隐性化,这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加以引导和培育,而历史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合适的。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我国古代有很多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的科学文化成果、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等,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通过历史上与外敌的抗争等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热情。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 其三,关于心理素质的培育。心理素质包括广泛的兴趣、积极的情趣、奋发的进取心、健康的个性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习的原动力。在历史教学中要尽量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个性,因材施教,培养其奋发的进取心和健康的个性心理。例如,生活坎坷、学习困难的学生,对历史上苦学成名的人物就容易产生“亲近情缘”,有认同感乃至热爱,从而对这类历史人物做出较高的评价。女同学对武则天、秋瑾的事迹记得牢,评价也相对高些等等。把历史人物和重要励志事件等结合班级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培养他们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从而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方法 素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节课,一个问题,都必须时刻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认真备课,找出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发散式思维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①教师必须加强自我素质的修养和提升,转变观念,不搞应试教育,而要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基本依据,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教师是社会发展的先驱,担负着培养未来社会接班人的使命,教师必须自觉地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适应未来的变化并不断地创造未来,这是新课程改革对我们教师的要求,是中国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需要。②教学过程中适时增添史料,适当用央视“百家讲坛”式的解读,增强趣味性,丰富课堂,把学生“拉”入教学中,并且鼓励和引导学生发生思维。③尽量避免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要求学生,而是充分构建民主化教学氛围,让学生参与历史事件的讨论,从而在讨论中学习知识,达到理解记忆的目的。④对可以提高学生素质的知识点上一定要深度挖掘,比如历史典故,历史名人等方面。⑤改进、更新教学手段和技术。素质教育迫切要求我们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改进和更新课堂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影视、电脑等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和技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增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进一步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 总之,素质教育是一个多方面、多视角的教育,需要我们同行不断探索。当然,素质教育的受众是学生,但最关键的是教师,因此,教师的素质十分重要。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教师同仁都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理念、智慧去帮助学生打开启蒙之门。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新课标的三维课堂教学 《课标》要求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即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注生命等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根据近两年实施新课标教学的实践,就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如何进行和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谈谈自己一些体会。 第一, 实行“看、读、说、评与析、导、启”教法,落实“知识与能力”教学目标。 高中历史专题学习中的知识内容主要由具体的历史史实和抽象的历史认识两部分构成,它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具体的历史史实。具体、真实的历史史实是构成历史的基本材料,它是由一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具体活动组成的。因此,这类知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就构成了具体历史史实的基本元素。对这种知识实行“看、读、说、评”教法。 例:在“选修I”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梭伦改革”中的“贵族政治与社会动荡”一目时,为了帮助学生迅速完成记忆目标,教师首先板书关键词:雅典地理、荷马时代、贵族政治、平民暴动,然后请学生自主阅读教材,分别予以简释。这种教学设计的思路是:经过学生这样的一看、一读、一说和教师一点评,学习者对于“雅典城邦兴起”的地理环境、历史时间、政治发展等都有所了解,既能强化记忆又能简化理解,操作简单,效果明显,是一种教少学多的选择。 其次,是基本的历史概念。它是在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对历史史实本质性的认识,掌握某一学习领域中的基本历史概念可以使学生抓住该概念所反映的历史史实的本质,从而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史实。历史概念分为:分类性的历史概念和抽象性历史概念两种。对这部分知识就用“析、导、启”三步教学方法。例如在讲到“资本原始积累”概念时,先通过教师的讲解,阅读历史文献、观看图片或影视录像资料等方法,形成有关的时间印象、空间印象、实物印象等,并了解其内在关系,把握其本质,最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规律。 再次,是基本的历史线索和规律。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现象内部本质性联系的反映,它包含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历史线索和规律是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思维形式,通过对历史史实和历史概念的判断、推理而形成的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如“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掌握历史规律一般有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途径。例:通过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国情下,改革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的规律;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德国的统一、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实例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这样就会把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某种公式的图解,便于学生掌握。 在能力方面,高中历史课标要求完成的能力培养主要包括历史技能和历史认知能力的培养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技能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见的显性技能,也称操作技能,如绘制历史地图、表格等;另一种是在人脑中进行的隐性技能,又称心智技能。在高中历史教学主要培养的是隐性技能,其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历史材料的技能、整理历史知识的技能、编制历史图表的技能和表述历史的技能。包括要求教师善于利用课本的史料,引导学生分析,逐步提高能力。 例,讲到《选修I》“雅典民主政治”中“陶片放逐法”这则材料时,我向学生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实行“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它有何实质性特点?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何借鉴意义?其次,历史认识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高中历史教育的认识能力培养主要有一般性能力和学科性认知能力。在认知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这两种类型的能力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例如:讲“选修I”商鞅变法后进行小结,我给学生这样一道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一特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各有什么反映?其内在联系如何?”这样使学生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好教学的认知能力。 第二,课堂教学要彻实体现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灵、活、巧,落实“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 新课标在教学目标上较以往有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过去没有的“过程与方法”,“过程”指的是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方法”指的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即学法,就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着学法指导。“过程与方法”的确切表述应是:通过什么样的教学过程(如何操作,即程序性知识)来学习什么知识(陈述性知识),让学生学会怎么样的方法(程序性知识)。从认识论看,学习过程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形式,它遵循着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看,学校教育中的学习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信息双向传递过程,其中包括由教师到学生,再由学生到教师间的信息输入—— 储存——加工——提取——反馈两个基本环节。 从老师角度看,学习过程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学生特点,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从学生角度看,学习过程是学生根据自身发展和兴趣领域的需要,在教师的示范、指导和组织下,有步骤地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需要能力的过程。因此,历史学习过程的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历史教学目的与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教学双边活动,使学生在知识、认知和情感方面发生心理变化,并且形成和发展个性的过程。 其次,方法要灵、活、巧。课程观念的更新为历史教学方式的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教师在教学中所充当的角色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即由教学管制者变为教学民主管理者;由文本知识灌输者变为历史学习引领者;由历史知识的“权威者”变为平等的学习合作者。这就要求教师将“传统”的历史学习方法(被动接受学习、无目的的活动学习、解题式学习、死记硬背的被动思维)转变为新课程的历史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主动接受学习、主动开展历史思维),传统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填鸭式灌输,以教师的讲授为主,重在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至于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等,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忽视,在新课标教学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学生自主性探讨的引导。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新课标特点,切实做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生在学中得到好的熏陶与锻炼。 例:人教版教材在每个单元前有“学习建议”一栏,“历史必修I”第五单元的“学习建议”有这样一项:“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观看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外交风云》,也可观看新中国外交五十年成就展,或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相关资料”,这些建议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自感受历史,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探究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适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20世纪50年代,英国思想家波兰尼首次提出知识应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数学公式来表述的,隐性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属于隐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一种内心感受,教师仅靠书本上的形式加以传递是无法实现教学目标的。新课标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表明把隐性知识的教育提到了重要地位。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应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即教育者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学生,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活动来证实言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并积极创造有利于主体参与和体验的机会,让他们在尝试和实践中形成个性化的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涉及到“为人师表”的问题,教师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例:在讲“选修I”的“梭伦改革”中“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这一节内容,梭伦改革由于没有消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面对各种压力,选择了出走,学生了解后,有的笑了,有的说:“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对此,我抓住机会,反问学生:同学们,你认为梭伦的选择可取吗?应如何看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免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应如何对待?有的大学生面对学习上的困难、生活上的挫折、就业的困惑而选择了轻生的做法,是一种怎样的行为?从而引导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困难与挫折,弱者选择逃避,强者选择面对,寻求最佳的方法与途径解决困难和战胜挫折,从而对学生进行健康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 课程目标针对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升华从三个维度提出要求:对个人而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加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树立以人为本、善待生命的人文意识;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对世界和人类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教师在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时,不但要把自己也列入受教育者的行列中,成为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示范者,而且要善于启迪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自觉地走向人类神圣的精神殿堂。 高中历史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要】历史教育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高中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师资力量对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研究相对薄弱,不能真正把新课程理念具体落实到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和完善。本文立足于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现状,深入分析了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发现在创新能力已经日益成为制约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素质教育的使命。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思考 一、引言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历史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高中阶段,正值高中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同时,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 发展和完善。 二、改变传统评价模式 2.1改革考试制度 在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家长、学校、教师乃至全社会都以分数作为评定一个学生发展、一位教师教学水平、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和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唯一指标。考试有着不可避免的指挥棒作用,许多教师眼中"见分不见人",主张"考什么,教什么,评什么,做什么",完全不顾教育的目的和教育规律。学生、教师以及学校则异化为分数的奴隶。当一切都以考试和分数为中心的时候,课程改革就只能在教室外徘徊,而难以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要落实课程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要改革考试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评价观,逐步形成对评价的认识,淡化急功近利思想,杜绝弄虚作假的风气,同时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对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道德教育。 2.2建立新型评价体系 2.2.1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 对学生进行更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改变过去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首先要建立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高中新课程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依据和支持。其次要重视课程评价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要改变纸笔测验是考试的惟一手段,将考试和其它评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评价方法应结合具体的评价内容,体现出科学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避免单一的量化评价方法的现象。例如,让学生对本地区近代以来交通方式的变化进行调查,认识交通进步对当地经济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并撰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可以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试方式上,倡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纸笔考试和其它方式相结合,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目的。历史学习评价应"立足过程,促进发展",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综合运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 2.2.2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 高中历史新课程评价要建立起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与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使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打破惟"学生学业成绩"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的了解和尊重、教学实施与设计以及交流与反思等。一方面以学生全面发展的状况来评价教师工作业绩,另一方面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与需要。这是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基础。其次强调以"自评"的方式促进教师教育教学反思能力的提高,倡导建立教师、学生、家长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体现多渠道信息反馈的教师评价制度。一方面,通过评价主体的扩展,加强对教师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旨在发展教师的自我监控与反思能力,重视教师在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三、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素质 3.1加快教育管理者的理念更新 为了迎接历史新课程改革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国基础教育 主管部门的教育管理者首先应更新教育管理理念,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定位思考,积极确立一切以服从于教育改革、服从于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服从于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评价理念和评价机制,积极探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方案,逐步由现行的以升学率和考试分数作为定学定教的唯一评价机制过渡到以学生素质和教师专业成长的综合提高为目标的多元化教育评价机制。作为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者还应积极推广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有计划地、系统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新的教育理念,争取使新课程理念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形成社会支持、家长参与的改革局面,为新课程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2推动高中历史教师理念更新和素质提高 教师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动力,教师是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目前我国的教师队伍素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职业道德状况不尽如人意,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有离职倾向。一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工作清苦,待遇低,也有的教师对工作不感兴趣;其次,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不合理。教师的知识广度、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现代教育技术水平都未达到应有的能力要求:第三,教师的业务状况堪忧。在实际的教学中,只有少数教师经常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大部分教师不会运用,县镇的农村教师现代教学手段更为薄弱。第四,教师的知识更新不足。有的教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业务学习,特别是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创新思想观念和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教学理论欠佳。 有怎样的历史教师,就有怎样的历史课程。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靠教师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现、去完善。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要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必须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学习掌握新的专业要求与技能,在新课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发展。 总之,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高中历史教育的使命。 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新课程改革 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尤其是家长)做好宣传工作,有计划、持续不断地向全社会及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精神,营造课程改革舆论气氛。在全社会掀起浓厚而又热烈的改革气氛,建立一种社会、家长有效参与课程改革的新机制,大力争取家长与社会的支持。课程管理者和课程改革的发动者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扩大声势,让社会、教师、学生和家长都体会到改革的必须与重要,急迫和不可逆转。为了引导家长感知课程改革,学校可以举办新课程教学活动开放日,把家长请进学校课堂评教评学,印发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制作大型课程改革宣传展板,张贴标语和课程改革歌等,向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的目的意义,课程改革主要内容、课程改革理念、课程改革与家庭教育等内容,使家长了解为什么搞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改什么、家长怎样支持课程改革、参与课程改革等问题,并随着课程改革的实施,通过多种办法和途径,解决家长的疑惑和问题,让课程改革深入民心,产生积极的、广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同社区的沟通,充分利用社区丰富的课程资源开展新课程教学,使学校、社区、家长在新课程改革实验中形成合力。 高中历史论文: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点滴思考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全新的和带有明确指向性的评价理念: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要改变过去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的状况,突出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实现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举、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努力创设一种“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机制。高中新课程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进行,甘肃省也即将进入新一轮改革之中,因此有必要提前去思考高中历史学习评价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 1、全面实施课程标准,深化课程改革,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历史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引领高中历史课教学,完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实现。 2、突显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遵循历史课教学规律,利用历史学科特有的人文教育的素材优势,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提升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在成长中形成符合社会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3、引领课堂教学,推进历史课堂教学改革,贯彻新课程理念,全面落实课堂教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艺术性。 4、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平台,通过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激励和促使教师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学术研究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内容 1、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必须有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1)教学目标要全面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教学目标不全面,实际上反映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的追求不全面,或者对某方面目标的追求有所忽视。 (2)教学目标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规定 教学目标是否合适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符合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改革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其目的是引导历史教学向符合教育科学,符合教学规律,符合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的方向转变。 (3)教学目标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教学目标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活动就好开展,预先设计的教学方案就容易实施。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方案在实施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无法按原定教案进行教学。 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必要的,有教学目标可以规范和修正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教学活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教学活动是双向的,而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由教师单方面来进行的。一旦激活了学习的主体,由我来教你来学,变成了我要学,我要主动探索,主动提问,主动刨根问底。因此,教学目标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调整或重新考虑。关键是这种修改和变化要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高尚的、积极进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2、对教学过程的评价 教学过程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共同完成。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评价应当分开。不然,在强大的教学传统的影响下,很容易用评“教”代替评“学”。 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必须首先评价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是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发展的情境。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指导和调控就应该向有利于每个学生发展的方向来进行。就应该尊重学生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主动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在实践中学习。 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的情境,是启发和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方法。现在,我们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展现和形成,需要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可以使思维活动启动的新情境,需要具备一种开放、进取和无所畏惧的心态。这种心态只有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主动质疑、探索,经常受到鼓励的情况下,才容易形成。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习的主体,是通过教学要实现发展的一方。课堂评价是过程性评价,主要不是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当堂记忆程度。对学生课堂评价的最重要标准应该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可以考虑从三方面来评价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一是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广泛性;二是思考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三是围绕教学问题的交流互动。3、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首先要考虑各项教学目标的达到程度。此外,还要考虑课堂气氛的宽松度、融洽度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因为这是师生共同创造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师生兴奋、进取、积极的精神状态是对学习内容有兴趣,思维活跃的表现。 三、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方法 1、课堂观察法。进行听课活动,包括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观察。对学生学习的观察有五个维度: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情绪状态和生成状态;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观察也有五个维度:组织能力、注意中心、教学机智、教学态度、教学境界。 2、访谈法。对学生、教师的调查访谈是一种有明确评价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3、测验法。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实际,拟出一定的题目,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检测,了解不同层次学生学习所得及教师教学的效果。 4、问卷调查法。依据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设计问卷,了解各教学要素的实施情况及达到程度。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要尽量简明,具有可操作性。 总之,历史素质教育呼唤全面评价,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历史教育评价体系,只有真正实现了对学生的全面评价,才能使历史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高中历史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论文:论高中历史课改与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构建 【论文关 键 词】高中历史课程改革 地方高师院校 历史课程体系 【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构建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开放多元的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要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在构建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时,必须保证能使学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序、框架和规律有基础性认识。因此,可在保证基本教学课时的前提下,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的两门通史教学时间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同时增加系列的专门史课程,即开设中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以及宗教史、文明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等主要专门史课程,凸显历史学科的专业特色,系统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感受和认识。其次,课程体系要纳入其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历史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因此,地方高师院校在构建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时,有必要纳入人文地理学、考古和文博、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内容,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原则,既注重专业学习的科学化,又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一些本专业教师无法开设但对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可通过学校平台,与其他院系协调,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第三,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一是要增加部分与中学历史新课程模块教学内容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如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探索历史的奥秘等。二是要增加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地方史、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第四,课程体系要突出历史专业教育理论与技能课程,强化历史教育专业的师范特色。除传统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外,应增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历史教育学、历史课件制作、史学名着研读、史料分析、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加强历史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历史专业学生所必要的专业教育理论与教育技能。 (三)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与教学 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如何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地方性的高师院校,更是任务艰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很难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覆盖世界史的七个二级学科,但可以逐步朝这一方向努力。高中世界史的比例已接近60%,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走在了地方高师院校的前面,作为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至少应努力适应这一变革,在课程体系上作出调整。具体而言,首先必须保证世界通史系列课程结构,逐步确立和完善外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几门主要的专门史课程,以及与高中新课改直接相关的专题史,如世界改革史、世界文化遗产等课程,其次是建立一些拓展学生视野、适应时展的世界史专题,如世界科技史、世界现代化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国际关系史、恐怖主义研究等课程。此外,可开设周边国家史、亚洲史等课程,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等内容。因此,无论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高中历史课程改 革的需要,地方高师院校都应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对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教学内容等同步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 高中历史论文:谈如何把高中历史融入德育 学校以德智体美劳为标准对学生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教育。长时间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讲究品德教育,但是和学生群体脱离,并不符合实际,教导的思想跟不上社会时代需要的教育内容。面对学校的德育教育,大部分学生都有种懒散、挑剔的反叛心理存在。鉴于这个时期的学生心理属于不成熟阶段,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历史教师应从专业角度上出发,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1什么是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和法律的教育,与德智体美劳有着重要的联动关系,对学生的成长和心理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学生德育教育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培养自身的责任感、道德感,做到明礼诚信、敬业乐群、积极进取。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应遵循与时俱进,继承和创新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知行一致原则;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自我相结合的原则。 2历史中的德育资源 历史的长河总是给人留下许多启示,璀璨、辉煌历史带给每个国民的财富是数之不尽的。在现今德育问题上,我国古典文化留下许多千古名篇,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屈原的《离骚》,给人以心理上的提醒和涤荡,时刻警醒自身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道德,真正做到从内到外的优秀。从我国历史长河分析,伟大的智慧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延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炎黄子孙繁衍生息。 1)历史政治制度。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其政治制度建构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与压迫。在当今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教师应教育学生透过古代的制度来学习、认识现今的生存之道、政治政策和法律制度,清楚地认识到古今社会的不同。在政治上,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认清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分理解国家做出的各项决定,努力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脚步和基本规律;在法律上,应该使学生明白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到遵纪守法,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认清相对应的义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遵守校纪校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萦绕着浓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气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文明古国。通过认知我国古代的文明和了解灿烂的文化,应该使学生认清现今的社会趋势,跟随国家发展的步伐,透过古时的政治制度清楚地认知自身所处的时代,确立自身的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历史杰出人物。我国历史上出现大批量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辉煌,促进我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其中为西藏历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与唐朝的文成公主成婚,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造酒、研磨、纸墨等生产技术,与中原王朝在文化、经济、政治上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这一和亲的举动不仅密切了唐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增进了中原与西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教师应教育学生学习松赞干布在历史上的伟大事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育和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传统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在实际意义上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就是上面提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无论前方的道路是多么的迷茫,中华民族都坚定走过。如今更需要教育学生学习历史杰出人物的爱国精神、高尚品格,坚定热爱祖国的思想,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成自己的任务,让民族精神流传到每个角落,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拼搏。爱国,是每个中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激情,心中坚定的信念。这是一种直入心底的执着,更主要的是内心的尊严散发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和坚持不懈。所以在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要利用这种心理激发学生心里的正义感,对人生观和自我实现价值观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实现历史德育的多样性 社会的进步推动德育的发展,在现今的教育当中应该寓德于史,不断创新寻找新的契合点。 1)道德归类。将历史优秀人物体现出的各种道德修养,在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类,让学生在整理的时候加深印象,形成自己初步的、正确的道德观。 2)日期提示。在我国历史重要节日到来之际,提醒学生温习历史的那一天,加深对历史德育的感受程度,增强对祖国、家乡、自然、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3)影视再现。优秀的历史影视作品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能够生动地展现历史,通过人物和事例反映出古人的道德思想,对学生起到熏陶作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通过影视再现这一有意义的活动,满足学生好奇、好学的心理,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 4)角色体现。通过班级组织活动,模仿历史人物不同方面的道德品质,对学生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5)形象模拟。通过现代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指导学生通过视、听等手段把自己心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真、善、美的道德内涵,将远去的历史变为有形的,巩固加深正面历史人物在心中的印象。 4历史课外活动的培养 1)开展关于历史教育的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最好形式。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对家乡、祖国、人民充满爱的信心,树立远大的理想。 2)利用历史文物、历史名胜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这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的体现。①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讲学,让学生看到祖国的悠久历史、壮丽河山,认识到祖国江山的瑰丽宏伟,增加学生 的爱国情怀。②参观文物展览,由于文物的生动、形象、真实等特点,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③通过各时期的古文物收集,让学生认知不同历史时代的经济、文化,使学生的思想受到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历程,要教育学生在社会发展中透过历史这个表面看到深层的本质,结合历史的各方面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道德修养上的进取性、法律上的自觉性、政治上的客观性、心理上的成熟性,以21世纪复合型人才为标杆,促进学生不断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作用和影响为切入点，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进行教学，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全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１]17（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渠道和方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实践的反思 （一）从教学实践分析 高校思政课教学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因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２]376。为了更好地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对原有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出现的一些不合理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原有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空洞僵化、苍白无力、与学生疏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学固化形态，教学过程中老师唱独角戏、唱独白，搞单口相声、满堂灌输。为此，要转变原有的教学模式：1.要从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转变。很多老师因为没有把教材话语转变为教学话语，只能照着教材念，没有融入老师自己的思考，也没有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转变教学话语，因材施教，其结果只能是唱独白。2.要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理论话语具有抽象性，也比较深奥难以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尤其是“90后”“00后”的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一些流行的话语和词汇，而实际上，每年新的一些流行语，很大一部分就出自当代大学生。从他们生活的语境中结合理论的高度和深度进行讲解和教学，不但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缩短老师与学生的“代沟”，也会使思政课真正“活”起来。3.从固化形态话语向动态话语转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随着时代和理论的创新而变化和更新的，不像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几十年可以不用变。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时代和理论的创新变化把新的思想理论不断融入教学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正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动态化体现，在此过程中，教学话语实现了由固化向动态化的转变。4.由灌输独白向平等情感转变。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当作平等的独立个体，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并成为主角，采取有效的交流、互动的“对话式”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性教学，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和习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理论魅力、平等沟通、生活关怀、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方面的转向”[３]，才能有效避免教学过程中的满堂灌、唱独白。同时，也使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使学生的抬头率提高，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活”起来,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教育。 （二）从教材内容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４]125。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地理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稳定、和平、发展。“自然”“大自然”是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和自然规律的总称，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载体的哲学概念。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从教材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追问，引入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首先，立足于教材而源于教材。其次，立足于教材而高于教材。要向学生讲清楚人与自然关系理念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最后，立足于教材而转化于教学。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三）从学生特点分析 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其在中学时期学过人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大多数同学只停留在抽象的认知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掌握。当进入大学阶段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喜欢思辨，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也渴望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高校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思维等特征，引导大学生树立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培养学生以人为本、尊重规律、和谐相处的人文情怀，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1.从学生的认知目标上，高校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熟记并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理解和掌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学生从知识层面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让学生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知002识。2.从学生能力培养目标上，高校通过促进思辨能力、概括能力、协作能力、探究能力、表达能力，让学生能运用唯物史观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科学考量自己的学业、情感和职业，阐释相关社会现象，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3.从实现思政目标上，高校通过强化对唯物史观和“两个结合”的认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使学生与时俱进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助于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环境的创设 教学环境创设的逻辑演进：1.情境导入：通过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引起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关注。2.问题提出：通过切入教材内容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引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3.问题追问：为什么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设置小组任务，探究讨论：人类文明史上诸多文明古国为何消失？思考“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4.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5.教学升华：归纳讨论成果，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质就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6.课堂小结：思维导图展示，作业设置，在升华观点中布置作业，同时强化学生思考和实践。最后，进行教学评价。 （一）情境导入与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关系内涵作用和意义 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2022年11月6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召开。与会各方希望凝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增加气候融资、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在大会开幕式上发布《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今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并造成数十亿的损失。通过观看“恐龙为人类维权”微视频引发思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和影响：1.关乎生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５]161。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一旦离开了大自然，人类就无法生存。但如果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地理环境，会产生生态危机，也可能会导致人类走向灭亡。2.关乎稳定：人类独特生态系统有稳定临界点。当人类的活动能力影响和破坏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系统，突破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导致地球整体升温，冰川两极融化，海平面上升，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为此，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阈而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本质上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3.关乎和平：生态资源会引发大规模冲突战争。地球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大量丰富的资源，在近代经历工业革命后，至今已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到处掠夺生态资源，甚至不惜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与争夺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资源相关，自然资源直接关乎人类的和平与安宁。4.关乎发展：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发展资源。人类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得益于自然提供的大量资源，但人类把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当作免费的资源，当某一区域的资源被消耗完了，造成人类在那一区域无法生存和发展，被迫或主动迁移，该区域的人类文明就此消失。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作用于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如果按照人类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自然地理环境很难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１]50。 （二）问题追问与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文明兴衰进程取向 人与自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兴衰断流的缘由。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曾断流，而其他几支文明皆因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衰落或消失。或许人类曾经在文明兴盛时期，因为自己能征服自然某些区域取得的胜利而沾沾自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６]313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趋向上，原始文明阶段，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奴婢；农业文明阶段：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自然变为人的奴婢，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生态文明阶段：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７]274因此，要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而处理的关键就在于：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应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吃穿住行更放心、更称心、更安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教学升华与教学总结———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领域挑战 当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迅速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对生态安全等造成威胁。威胁着整体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1951—2021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的升温速率为0.26℃/10年。2021年，全国地表年平均最高气温较常年值偏高1.01℃，与2007年并列为1951年以来最高[８]。全球地表温度的上升，几乎所有的陆地地区都正在经历更多炎热的天气和热浪，这会引发更多的高温病，让户外工作更加困难，还容易引起野火燃烧和蔓延，甚至造成森林火灾。气候变化加速了物种的灭绝，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人类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1000倍。在未来几十年内，100万个物种有灭绝的风险。极端天气、害虫入侵和疾病等威胁也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5%[９]。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当代世界生态环境风险凸显，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和应对。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治理，不仅能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展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担当和影响力，而且可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永续发展带来的风险。 三、课堂教学的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需要从理念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课堂教学的创新，不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要让大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念。这样，才能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运用时代鲜活材料，紧跟时代热点，使高校思政课教学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路上：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 在思路上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把思政课程真理性的问题给学生讲清楚、讲明白，用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无鱼可打。由反面典型案例———20世纪发生的世界十大环境公害事件可见一斑，说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遭受的报复和危害；由正面典型案例———河北塞罕坝几代人驰而不息所创造的“绿色奇迹”，让学生理解和深刻领悟人与自然共生的真谛。同时，让学生懂得，我国生态文明是以生态规律为依循、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新形态。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是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是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是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而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因为“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10]363。生态系统是一个系统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构成相依共存、有机关联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生生循环、绵延不息，葆有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 （二）内容上：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引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科学而深入地阐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实现知识性和价值性、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创造性讲授了树立什么样生态文明理念，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让学生明白坚持和发展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的重要意义。高校要通过教学，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实质也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的诱人景象及其宜居宜业宜游特征，不仅会成为当地人民的生态福祉，而且会使游客、人才和投资者偏爱有加，成为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和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的“催化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一种良性相互促进作用，绿水青山在社会生产中持续“为劳动提供材料”，促进金山银山量和质的双重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而这又将回馈、绵延绿水青山的生机，保护和改善自然生产力。 （三）方法和手段上：实现育人性与成才性相统一 高校要通过设计适当的问题进行反思，把教学的内容落到实处，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智慧树APP教学平台、雨课堂学习小组划分、及时反馈等，推动教学活动有效进行。在落实“人与自然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教学中，让学生懂得，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既要有具体举措和政策落实，也要有法律规范和监督执行。同时，要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安全屏障，各种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空间关系得到维持、恢复、优化。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210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和实施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文件，建立了最严格的执行机制，以制度力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体来讲，就是增加碳吸收，减少碳使用，加强碳转换，控制碳排放，最大限度地克制“生存和发展排放”。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设中，要注重处理好四对关系、落实六项举措，即处理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和短期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四对关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六项举措。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作出新部署，进一步理顺环保管理体制，使监管“一杆子插到底”，提出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同时，各地在建立多场所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专项监督长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结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绿色家园的共同期盼。”[12]要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开创美丽中国和建设美丽世界新局面。高校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程，从思路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让高校思政课与时俱进，使高校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２］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３］吴海江.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2014（1）：60-64. ［４］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７］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８］中国气象局.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EB/OL］.（2022-08-10）［2023-02-11］. ［９］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EB/OL］.（2020-03-10）［2023-02-11］. ［10］余玉湖，李景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5）：42-48. 作者:余玉湖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茶文化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形势是，注重技术的培养，忽视文化的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精神层面的建设上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茶文化恰好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所以，以茶文化为代表，在高职院校中引进茶文化，进而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知识，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也是十分必要的。 1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历史非常的悠久，是在人们的饮茶习惯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古代的文人墨客在饮茶过程中，吟诗作对，渐渐的就出现了品茗的茶文化。由于茶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700年前，当时正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茶文化当中也包含了儒家、释家和道家等一些思想流派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对于人们的教化和思想品德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处世哲学，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茶文化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主张“仁义礼智善”、“礼”和“以和为贵”。茶文化当中特别注重礼仪，注重茶礼，在敬茶的过程中，通过敬茶等一系列的茶礼，来体现对长辈和客人的尊重与欢迎。另一方面，茶文化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经过长时间的融合，茶文化已经和我国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茶文化对于今天的高职院校的教育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茶文化在高职院校教育中的作用 2.1茶文化在高职院校教育中的价值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茶文化背后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茶文化当中蕴含的精神内涵，能够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够帮助高职院校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使得高职院校的学生培养民族意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高职院校的教育中引进茶文化，能够使得茶文化发扬光大，能够促进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茶文化能够不断的革新，为茶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2.2茶文化的应用能够促进高职院校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目前，无论是本科院校的学生还是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他们的能力和素质的高低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除了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还要重视对学生素质和价值观的培养。因为，有能力且素质高的人是优秀品，有能力但是素质低的人是危险品。如果一个人拥有强大的能力，但是思想道德素质低下，对社会和国家发展产生的危害会更加严重。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当中蕴含的茶道精神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例如，古代的一些茶客，勤俭节约，刚正不阿，不为利益所蛊惑，这些都可以对当代学生的价值观的树立起到很强的教化作用。 2.3茶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树立人生目标和促进同学之间和谐相处 由于目前社会的发展，很多学生都是独生子女，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和同学相处时，往往会出现矛盾，而茶文化的“以礼待人”可以使得学生在与同学的相处过程中，能够和气待人，减少与同学的矛盾和不愉快，促进学生们的友好相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目前网络的发展和信息的迅速流通，学生接受到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信息的良莠不齐，学生的价值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一些奢靡之风的影响，学生会出现攀比的心理，而茶文化当中的节俭的作风，恰好可以使得学生减少攀比的心理。所以，茶文化的引入，可以使得学生对人生具有新的不同的追求，使得学生树立恰当的人生目标，经过茶文化的洗礼，使得学生不会在现今繁杂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可以保持品格的端正。 3在高职教育中引进茶文化的方法路径 3.1在思想政治课中引入茶文化 茶文化最初是在士大夫阶级流传开来的，在最初的时候就被附上了文化的印记，随着几千年来的发展，茶文化逐渐与人们的生活融合。但是，茶文化中的精神内涵仍然熠熠生辉。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主要是向学生们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等，主要是想提高学生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茶文化的有些内容恰好与思想政治课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在思想政治课中慢慢的渗透茶文化的相关知识，然后介绍茶文化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涵，也是一个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方法，更是一个将茶文化引入高职院校教育中的一个良好途径。 3.2开设专门的茶叶品鉴课并且结合电子商务进行茶叶产业的培训 茶文化是一门看似简单实际蕴含着非常丰富知识和艺术的艺术。在高职院校的茶文化教育中，学校应该大胆创新，开设先例，在学校开设一门和茶艺茶文化专门相关的学科专业。在开设的茶文化专业课中，首先可以先从最基本都是茶叶讲起，可以先让学生学会辨析不同的茶叶，在讲解茶叶知识的同时，也可以讲讲茶叶的内涵。在学生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可以开始教授学生们茶艺相关的技能，使学生在茶艺学习的时候，能够接触到茶文化的礼仪，学会尊敬。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任何时代的教学都必须结合时代的特征。目前的时代，是科技高度发达和互联网广泛普及的时代，而且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慢慢的开始享受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品茶活动。结合这两大特征，学校在进行茶文化和茶艺的相关培训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电子商务，把茶文化和茶产业结合起来。例如，学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茶叶的贸易，可以把自己学习到的茶文化和茶艺的相关知识，通过视频的方式传播到网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这样做，一方面使得学生对茶文化的兴趣逐渐浓厚，能够自主的学习更多茶文化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抓住目前的机会，给未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知识和技能基础。 3.3采用多模态教学，引导学生积极的参加茶文化的学习 茶文化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不仅仅包括茶文化和茶知识的讲授。茶叶的采摘和种植也是茶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茶文化的进入，不一定非要在课堂上进行，我们也可以采用户外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学校选取一片土地，然后让同学们自己种植茶叶，在种茶叶的过程中，学生必须了解不同茶叶的种植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就会自主的进行查找，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想要种植的茶叶，然后，在茶叶的采摘过程中，学生也必须要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学习采摘茶叶的手法。所以，在学校种植茶树，采摘茶叶，让同学们亲身体验，也是在高职教育中引进茶文化的一种途径。 3.4明确茶文化的重要性，培养跨学科的茶文化继承人 在目前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所有产品和知识的更新换代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在高职教育中，引进茶文化的教育也是刻不容缓的。就目前的形式而言，国家中存在的茶艺大师也越来越少，人文化的相关人才非常稀缺。所以，在高职院校中，我们可以使其他学科也和茶文化结合起来，比如高职院校中的纺织或者绘画学科，都可以融合茶文化的相关要素。例如，在绘画时，可以将茶文化当中的图案运用在绘画作品当中，在进行纺织时，可以考究以往的饮茶专用服饰，然后进行学习，纺织专门的饮茶服饰。所以，在高职院校引进茶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有创新意识，让同学们明白茶文化的重要性，然后根据学科特点进行适当结合，培养跨专业的茶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者。 4结语 高职院校缺乏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通过向同学们传授茶文化的相关知识，可以使得同学们更加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茶文化当中蕴含的精神内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塑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目前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茶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高职院校中，开设茶文化的相关课程，也可以使得学生能够抓住这次的商机，能够在未来的就业方面，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摘要］ 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语言是思维的外在体现，而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则体现出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二者之间发挥着相互促进和影响的作用，长期以来，中西方思维方式则存在本质差异，体现在主体与客体、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直率与含蓄等多个方面，对英语翻译和教学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为提升高校英语翻译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良好语言表达能力和英语思维，提升英语翻译水平，需采取以下几点教学改革策略，即：明确思维差异，克服翻译障碍；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习热情；夯实词汇基础，建立同义词网；借助具体案例，培养英语思维；注重日常积累，形成对比习惯，以此探索英语翻译教学新思路。 ［关键词］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英语翻译；教学改革 引言 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中，中西方人民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语言作为思维传递的载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十分明显。在对比和解读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性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语言差异的根源，继而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英语翻译，提高翻译技巧运用能力。 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解读 （一）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反映的过程，通常情况下，是立足于概念表象的基础上，展开综合性的判断、推理、分析等认知活动过程，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产生。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通过特定符号进行情感与意愿表达，继而实现思想交流和人际交往的作用。换言之，语言是人类思维与认知的组织和体现，亦是思维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形、义、音相互组合，在大脑皮层细胞中储存，并正常参与人类的思维活动。由此可见，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语言材料是思维的重要组成，同时思维对语言组织和体现具有支配作用。具体而言，若缺少语言的支撑，思维则难以形成特定的形式，并难以得到证实。相反，若缺少思维的支撑，语言则难以体现出其功能。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功能，且在彼此推动和促进中发展。 （二）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体现 思维作为人类共有，会由于历史、文化、环境、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继而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思维定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主体与客体差异，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中国以人本文化为主，强调以人为中心，在人本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主体思维方式。而西方文化则注重物本文化，强调以客观物体为主体，注重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西方特有的客体思维方式。两种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体现有明显差别，汉语表达中通常将有生命的名词为主语，而英语中则以无生命名词为主语，汉语中主动语态应用较为广泛，而英语中被动语态的运用频率较高。第二，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在英美国家的文化背景下，更强调形式逻辑，汉语民族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更注重辩证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差异，在语言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即形合与意合在英语语言中强调语句、语法的逻辑严谨性，需要准确选择语句之间的连接词。且这些连接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完整表达语句含义的关键。汉语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强调其内在含义的完整表达针对语言的句子形式，并不注重通常会将其中的连接词和关联词省略。第三，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这也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最明显的体现。在英语语言中要含诸多笼统概括的抽象名词，进而用于呈现复杂的情绪，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却难以在汉语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表达方法。在汉语语言中，习惯于运用形象语言将虚无的抽象概念表达和呈现。所以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将抽象化的词汇以形象化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增强译文的生动性和可读性。第四，直率与含蓄，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西方人通常会直接表达内心情感，而中国人则不注重内心感受的直接表达，主要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在英语表达的过程中，通常直接直入主题，将重要信息率先阐述，其次补充其他的次要信息。在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中，通常会先描述事件的背景与环境，在渲染后进入主题，句子的重点大多在后半部分。 二、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英语翻译教学的影响与应用意义 （一）影响 翻译主要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分别为客体主体与工具。而思维是作用于翻译客体与主体的关键，亦是语言转换的基础。所以，在语言翻译与转换的过程中，思维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必然会对语言转换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思维方式差异，才能做到精确的翻译。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对英语翻译产生较大影响。首先，由于思维习惯差异性，学生在词义理解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在一定程度降低翻译的准确性。在英语语言表达中进行形象比喻的语句，与中国传统的成语典故具有较大差别。继而需要翻译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比喻对象进行更换，才能符合汉语的思维习惯，并完整表达原文语句的含义。例如，“ａｓｄｒｕｎｋａｓａｍｏｕｓｅ”，其含义并非“烂醉如鼠”，而是“烂醉如泥”。其次，由于思维风格的差异性，导致语言表达的侧重点不同，对译文质量具有较大影响作用。所以，需要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适当调整原文词序，呈现出符合目的与逻辑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译文。再次，思维中心差异性，语态表达的显著差别，容易在学生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造成译文的错误性。由于中华民族以主体为思维方式，更注重主观感受，对客体现实是否符合逻辑形式的重视度相对降低，这种思维方式和习惯，容易出现语态变化的翻译错误。最后，思维侧重点存在差异性，在语言表达形式方面有较大差别，对英语翻译的流畅度产生影响。由于英美的思维方式中更注重形式逻辑，所以在语言的句式结构中，通常是主从扣接式，在汉语的思维方式中，对形式逻辑并不重视，所以其句式结构为流散铺排式。在进行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因思维方式差异而使句式特点具有较大差别，需要对英语语句的句式结构进行转换，满足汉语的思维逻辑。 （二）意义 高校在开展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将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性融入其中，能够培养学生英语思维和跨文化翻译意识，切实提高学生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为学生未来参与工作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根本教学目标并不是提升英语翻译质量，而是在反复的英语翻译练习活动中，使学生形成英语思维能力。将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融入英语翻译教学，通过英汉思维对比使学生深入认知和解读西方英语文化，继而形成良好的英语思维和跨文化翻译意识。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不断拓宽知识学习视野，使自身具备跨文化翻译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和分析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性，有助于使学生了解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逻辑思维，正确认知两种不同语言的口语表达形式，继而在英语翻译时能够准确进行词语替换，呈现出准确的译文语句，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翻译水平。 三、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背景下英语翻译教学的改革策略 （一）明确思维差异，克服翻译障碍 在英语翻译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为有效克服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障碍，首先，需正确利用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因素，挖掘其目的语的语言特色，深入解读社会文化的背景知识。在此基础上实现信息有效整合，理解语句及文章表达的内在含义，培养学生英语翻译能力。其次，注重了解目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化。历史地理具有很强的时空感，对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刻，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需加强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和了解，达到更为理想化的英语翻译效果。与此同时，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取向，这是理解文化行为的基础和前提。英语教师通过带领学生解读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性，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现象，提高译文翻译质量。此外，解读西方风俗习惯，了解西方的重要节日、特色等，如圣诞节与中国春节相似。最后，正确审视语言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容易出错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高校英语翻译教学过度注重语言形式，却忽视其社会意义与实际场合运用。例如，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通常会以关心对方生活的形式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但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却认为，这是对他人私事的干涉。这样一来，学生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则不会过度解读西方人的语言表达，避免出现不符合思维方式的译文。 （二）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习热情 中西方思维方式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异性，是由于文化历史背景和长期社会生活所导致，在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形成固有的思维模式是很难改变的。在开展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若教师一味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兴趣不断减弱，不利于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提高英语文化和思维的理解能力，难以培育良好的英语思维方式。因此，在英语翻译课堂教学过程中，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播放英文电影和视频片段，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在学生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西方文化生活和生活习惯以及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与中国人存在的差异，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掌握更多英语翻译相关知识，增强学生语言灵活运用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播放“Ｅｌｌａ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英语电影，让学生在观影过程中，了解西方人的见面语以及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与现实文化生活中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进行对比分析，自主探究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性，继而形成良好的思维对照习惯。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英语翻译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和了解西方思维，发掘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性，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视野，形成良好的跨文化思维能力，继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准确运用，提高英语翻译水平。 （三）夯实词汇基础，建立同义词网 具备扎实的英语词汇基础，是翻译的基础和前提，但在英语翻译课教学过程中，缺少充足时间对学生展开系统化词汇教学，而引导学生自主建立词汇系统和同义词网络具有必要性。对此，可以借鉴ＰａｕｌａＪｕｌｌｉａｎ学者提出的词汇产出课理念，将教学氛围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为学生提供中心词，引导学生采集与其相关的词汇，继而形成词汇子集。第二，按照学生所区分的一般语义特征展开词汇的合理分类。第三，让学生根据中心词构建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同义词网络。第四，对目标词的使用语境进行识别和分析，继而寻找与其相匹配的语义。第五，加强新词运用，使学生能够根据联想提供有助于体现目标与语义内容的例句。第六，展开英语词汇的深入研究，并在课堂中展示自身的研究成果。具体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对学生英语翻译过程中，同义词翻译所运用的不同词汇为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其查阅词典和探讨，选择与语境最相符的词汇，继而形成词汇子集。在这样的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能够使学生形成扎实的词汇基础，不断扩充自身的词汇量，并通过英语思维的分析，形成良好思维能力，为学生英语翻译过程中的准确表达奠定坚实基础。 （四）借助具体案例，培养英语思维 由于传统英语翻译教学模式枯燥无趣，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普遍学习兴趣和热情偏低。对此在教学改革时，教师需引入具体案例，通过讲故事的教学方式，充分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和注意力，继而在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比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翻译意识和能力。由于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其语言表达各具特色。中国人的语言表达相对客气和委婉，会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彼此谦让，并使用礼貌用语，例如您请、您先来等。但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通常运用“Ａｆｔｅｒｙｏｕ”表达礼貌，体现出中西方思维在先后方面的差异性。所以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使得英语翻译过程中会出现差异化的语言表达内涵，需要结合具体语句展开分析，才能完整呈现原文的语言含义。例如，针对语句“Ｎｏｗｏ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ｉｒｌｄｅｓｐｉｓｅｓｍｅ，ｔｈｅｗａｙｙｏｕ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ｈｅｒ．”在这一语句中，实质上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原本并不存在贬义含义，但是作者在该语句的含义表达时，却略带讽刺意味。因此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完整地呈现作者的讽刺含义，可以借助口语化的词语，将真实原文含义完整表达。 （五）注重日常积累，形成对比习惯 在日常开展翻译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需指导学生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加强日常知识累积，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继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呈现出良好的英语思维能力，切实提升整体翻译水平。例如，在日常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可让学生准备专门的笔记本，用于日常知识积累，将英语阅读和学习过程中，所发现的英语思维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进行记录，定期查阅和复习，不断促进知识巩固，掌握更多的英语翻译技巧和方法。此外，英语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组织英译汉、汉译英的小活动，引导学生进行多样化翻译训练，考查学生的翻译技巧，使用情况是否能够准确表达英语语句含义，提高翻译教学活动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客观公允地评价，既要肯定学生，又要指出学生需要提升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英语教师还应当以谦虚的态度获取学生的反馈意见，以改善和调整自身的教学设计。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需要时间探索和检验的，在短时间内必然还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既需要教师的主动推进，又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更离不开学校和全社会的有力支持，只有各方共同努力协同推进，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合力，多措并举，才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结合提供助力，达成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作者:官印 陈魏芳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中国人在饮茶的时候讲究心灵的安静，常常配以音乐来陶冶情操，抒发感情，茶与音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特色的文化情趣。二胡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乐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融合。本文就茶文化与二胡音乐之间的融合进行研究分析，促进茶文化与二胡之间的深入融合。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对中国人的思想和修养产生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茶文化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不断融合，尤其是二胡音乐，二胡音乐在与茶文化之间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底蕴，有其特殊的艺术感染效果。在继承和发展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茶文化与二胡文化之间的异同点来分析两种文化，促进两种文化更加深入地进行融合和发展。 1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茶文化的影响 1.1增加茶文化的娱乐性和美感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受到人们的欢迎，能够使人身心得到愉悦和放松。茶文化也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以音乐来营造一种愉悦的氛围，将两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在一起，使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茶文化是一种幽静恬淡的文化，传统音乐是一种热情闲适的文化，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各种不同的音乐，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享受。 1.2为茶文化赋予教育性作用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古代人们生活的显示缩影。当音乐文化与传统茶文化进行融合的过程中，人们不光可以体会到品茶的乐趣，还可以在品茶的过程中开阔眼界，获得身心的享受。音乐本身就具有一种教化的作用，在品茶的过程中欣赏音乐，体会不同时代的音乐文化，二胡的音调本就比较柔和，尤其是在演奏二胡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当然二胡音乐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呈现不同的演奏风格，这种音乐往往与演奏者的心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将自己的心境与情感融入到音乐之中。人们在品茶的时候欣赏音乐，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情感，从茶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音乐，更好的把这两种文化带来的享受。 1.3可以提升茶文化的感染力 在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为人们带来精神的享受。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不同的音乐往往能够带给人们不同的感觉，积极的愉悦的音乐可以放松人们的心情，增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在澎湃激昂的音乐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知能力。悲伤的音乐可以带给人一种心灵的洗礼，使人们珍惜生活。音乐可以提升人们的心智和情感境界，在茶文化的感染下，二者会给人们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感觉，更好地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思考。 1.4可以增进社会幸福感 在茶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融合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恬静的交流和抒发情感的机会，这是民乐艺术与茶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这两者之间的融合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让两个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们更好的交流沟通，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与互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感，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感情，对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们的社会幸福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2茶文化与二胡文化之间的相同点 2.1茶文化与二胡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二胡是我国的重要传统乐器之一，一直以来都与道家思想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胡可以弹奏出各种各样的民族音乐，人们在这些音乐中可以享受到心灵的洗涤。我国传统的道家思想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给人们传递一种道法自然的思想。二胡作为一种传统乐器，可以对大自然中的各种声音进行模仿，模仿蛇虫鸟兽的声音，给人们传递一种空灵自然的感觉，让人们感觉身处于大自然之中，整个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道家强调人们做任何事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二胡的演奏就是这样，必须坚持不断地练习，才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这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 2.2二胡音乐可以为文人墨客提供一种情感的寄托 二胡不光与传统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沟通，还和传统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胡音乐在我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人们思想的熏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一些变化。中国人历来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思想，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还包括人们的审美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又会直接影响到二胡音乐的发展。二胡音乐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会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融入到自身的发展中来，不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文化和“和”文化对传统二胡的演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至今还能在二胡音乐中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感染力，这种人话恰恰是古代文人墨客喜欢抒发的，这些人在政治上受挫之后往往会寄情与物，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茶文化与音乐之中，以此来寻求内心的安慰。 3茶文化与二胡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 3.1茶文化与二胡音乐之间的交流融合 二胡音乐是中国古典音乐中的代表，在音乐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二胡音乐能够很容易的将我们带入到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现代的茶文化讲究茶艺与茶道的融合，在饮茶的过程中往往会融合茶艺文化，茶艺表演者在进行茶艺表演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展示他技艺的高超，更是为了突出茶的特色，为人们饮茶营造出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让人们更好地融入到茶文化的感觉中。二胡乐曲通常以一种轻快的节奏与恬静的茶文化相结合，人们在轻快爽朗的二胡音乐中感受茶的清甜和滋润，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感。人们通过音乐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茶想象成为音乐中的种种美好的意象，让人们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们对生活的信心。 3.2二胡音乐与茶文化共同营造一种优雅恬静的意境 二胡音乐总是带有一种淡淡的凄凉感觉，这种凄凉的乐曲往往最能够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人们在经历了生活的不幸之后，再听二胡音乐往往能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茶也带有一种微微的苦感，茶的这种微微的苦感与二胡音乐相结合在一起，能够传达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凄凉感觉，让人们在安静的环境中对生活进行思考，体味生活的真谛。 3.3二胡音乐与茶文化共同营造一种情感美 在茶艺表演的过程中，一首好的背景音乐往往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艺术效果，是整个茶艺表演的艺术感上升到一个层次。因此在茶艺表演的过程中对背景音乐的选择格外重要，必须结合茶艺的基本特点以及要传达的感情来进行选择，茶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二胡音乐也是一种情感十分丰富的艺术形式，这两种情感丰富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非同寻常的艺术感召力，在这两种文化中无论是茶艺表演者还是品茶者都能够感受到情感的震撼，二者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感受到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从内心深入对茶文化进行理解和渗透。通过合适的背景音乐，茶艺表演者能够更好的对茶艺文化进行展现，传递茶艺文化的艺术魅力，使茶艺文化的精髓得到更好的表现。尽管在这个音乐多元化的时代中各种音乐形式琳琅满目，但是二胡仍旧是最能体现茶艺精神的一种乐器，它的演奏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使得茶艺表演者一种深沉的艺术寄托，人们在品味茶文化的过程中可以置身于一种宁静清爽的文化氛围中，在月色下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品味最醇厚的味道，感受最真挚的情感。 4结语 二胡是我国传统乐器中的重要代表，在乐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二胡文化与茶文化不断进行融合，不仅丰富了二胡音乐的表演形式，还使得茶文化精髓的体现有了一个物质载体，丰富了茶文化的精髓，增强了人们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二胡音乐与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聆听二胡音乐的时候往往能够联想到茶文化，想要品味已被浓茶，在茶中细细体会二胡音乐所传递的情感。在品茶的过程中欣赏二胡音乐，不仅可以增加饮茶的文化韵味，还能够增添茶的清香，让人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使人流连忘返。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元素　认知心理学　现代环境　艺术设计 论文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已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设计界中暂露头角，加深了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如何有效地运用中国的传统元素来做设计，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使之服务于现代人，成为现在设计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笔者持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己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一、认知心理学与现代设计 1.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 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研究的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心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认为凡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都属于认知心理学。而目前西方心理学界通常所指的认知心理学，是指狭义的知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四种系统模式: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在这个系统模式中，记忆系统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记忆是原先的刺激不复存在时所保持的有关刺激、事件、意象、观念等信息的心理机能，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在记忆系统回忆和再认的过程中，存在对于先前的信息和经验重组和创新，因而，这个过程对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设计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2.记忆系统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阿恩海姆在他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一书当中，曾经提出过:“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他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艺术设计一中，我们所得出的新的视觉形象都和我们记忆系统中的经验有关，通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对记忆系统中的经验和信息的视觉形式进行复制和重组。因此，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中的运用，可以这样认为，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把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不同记忆类别的元素信息进行提取、重建或者重组，通过创造性思维将信息编码输出，用产品的形式或者视觉形式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作品中。如何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元素重建或者重组?我们应该首先存储或者理解传统元素，才能更好地驾驭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正确应用。 二、中国元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视觉形态的应用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的，而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物质化，以可视的形态，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最终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其视觉形态的运用。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进行设计，重点在于借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形态来表达某种志趣、情感和思想;或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创新，将传统的设计语言渗透于现代的设计之中，创造出新的视觉形态，使其既有传统元素的形似和神韵，又具有现代设计的意味与形式，唤醒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进而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具体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复制和仿制。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如色彩、造型以及纹样，遵循原有结构上的韵律、节奏和秩序，采用“传统外观，现代结构”或者“现代外观，传统结构”等方式，与现代事物相结a e进行重组和重建。这种方式是对传统文化视觉形态的一种借用，并非机械的照搬，而是要运用现代事物作为载体，做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形象。 由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卢昊悉心设计的中国限量版法拉利599 gtb fiorano跑车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西合璧的最好例子。卢昊用现代创意的手法将中国古典元素—宋代哥窑开片瓷器式的纹理通过手工漆绘形式在车身上。方向盘点火按钮上“启动”和转速表上“零一十”的字样，均采用中国书法篆体。将中国元素和西方现代事物完美结合在一起。 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对元素的提取、转化和抽象再重构，这是当前设计中广泛使用的方式。设计师在丰富的文化传统中去捕捉和发现美的元素，在这些元素中提取适用的材料，使其成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同时对这些提取的元素进行转化和抽象，根据形象的构成，结合现代构成意识对中国传统艺术重构。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去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精华，寻到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再有效的与设计作品相结合，形成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设计作品。1998年建成的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转化处理典型的例子:设计师将古典的“塔型”结构运用到一个现代的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中，没有将中国塔形生硬的放大，但整个建筑的比例是与中国塔形美学比例和力学是相吻合的。建筑师将中国传统的密檐式塔作为设计构思的原点，将密檐式塔的韵律、轮廓线及细部加以高度的概括，使用“高技派”的设计手法，将传统建筑的精神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构造手段表现出来。 3.透过文化元素表象寻求思想根源。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寻求构思源泉，推陈出新。吴良墉先生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群，它是传统文化及建筑思想运用的成功范例。 孔子研究院的园林设计采用的方式是古代的“书院”方式，构思精巧，布局严谨。设计中在建筑的北面堆土以象征坐山，南面堆土以象征案山，同时建筑左面引水成渠以喻青龙，前面的小沂河正对应风水中的“金带环抱”，整个布局体现了传统的文化观，也气和了传统的风水说要求建筑的选址负阴抱阳，前面有案山，背面有坐山的要求。整个设计还运用提炼的传统元素，充分使用隐喻的手法，将多种古代建筑元素作为设计的原型，并按照现代的美学观加以变异，来重新演绎传统。 三、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样，观者欣赏设计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了解认知过程的发生，不管是对于创作还是审美欣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记忆系统中存在的文化背景和经验，是促使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的原因。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充分的激活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思维，我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进行重组和重建，使我们设计出来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又不失现代感，还能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 每一个设计师，既承载着历史也延续着历史。我们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运用到设计中来，方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渊源初探 [摘要] 本文从传统文化现状着眼，分析现代环境艺术创作中的传统文化要素，以及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回归，阐述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现代化，旨在剖析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 [关健词]环境艺术设计 传统文化 文化性 民族性 地域性 文化传统，是历史的投影和积淀，是支持一个民族心理活动的潜流。要科学地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就必须展现其文化品格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世界文化从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洞窟到今天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无不体现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空间的艺术设计需求已经从早期的简单生活，发展到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逐渐形成了单独的学科，一门创造适合人类生活环境的综合性艺术的科学。环境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是通过为人提供适合的生存和生活的场所而实现的人文关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的环境艺术设计所涉及的学科更加广泛，其中主要有建筑学、城市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城市规划学、人体工程学、环境行为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环境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方面学科。 一、现代环境艺术中的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追求“现代”的渴望空前高涨，“赶超”的冲动弥漫于整个社会。一时间，传统的文化和规范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向往科学、丰裕、文明、工业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设计和发展自己的经济，人们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这已从9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危机得到证实。然而国际化和产业化又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在经过徘徊和失落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体，考虑自身的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重新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寻找那久久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都不能够以淡漠历史、忘却传统为代价，“现代化”应该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就总体而言，世界的“全球化”与“本 土化”的双向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走向。 二、设计必须现代化，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发展，要创造 只有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文化才会有生命力，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情、民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创造有文化价值的环境艺术空间，是设计师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尤其是当前的文化多元共存之中，如何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出我们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如何营造体现地方特征及风俗习惯的环境艺术空间，是需要我们付出气力去研究的。而今，我们不仅有外国设计师的经验，而且还有很多实践的机会，这样，我们就会少走弯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创作方法，发展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事业。 三、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展望 环境艺术使用一种设计的艺术语言。中国人历来主张语贵含蓄，如苏东坡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环境艺术要以设计的语言之“境”感人，给人以整体的感觉，既忌标语口号化和过于直观的表达，亦忌艺术语言的泛滥与过分堆砌。这便是传统文化中的“贵不言”所给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启示。 环境艺术所使用的艺术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又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感性语言，此种语言的非确定性特质决定了环境艺术表现的含蓄性与多义性。含蓄的艺术是宽容的艺术，它不那么武断，不那么盛气凌人，仿佛是和观者一同讨论和探讨生活的真谛。引发观者联想和对生活的回味，同时也默默地允许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从而也导致了环境艺术欣赏的多义性。这正如听众对音乐之感受与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创造过程。环境艺术的感受也是如此，对环境艺术的感受依欣赏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种族、经历、信仰、身体状况、社会经历等方面的不同而异。作为信号接受者的人各有其敏感的“频段”，或者说，有各自的“频谱响应特征”。多波段广谱型的人只是少数。环境提供的感官信息则如同电台所发射的某些节目，随不同的针对性而有不同的频段，人们取舍有不同，选取节目的志趣各异，或者感受而引人共鸣的频段各异况且环境艺术所使用的是比电台节目更具模糊性的感觉语言，观者有各自的感受和派生联想。环境艺术以其含蓄性使人产生遐思联想，给人再创造的余地，给每人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含蓄性使对环境艺术的体会达到意味无穷的境地，这是传统的力量所致，诗经有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者也”。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语言含蓄性大义盖与此通。 ?四、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儒、释、道相补充的文化特征。三家均主张人与自然建立密切的关系.儒家重仕途经济，积极进取，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得志，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失意，多归隐田园，浪迹江湖或遁迹山林，深入大化之中，以大自然为其归宿。释教则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自然实体与个人玄想世界相统一。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回顾自然，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庄周梦蝶，分不清自然之蝶和自身所化之蝶，使本体与自然融合。中国人一直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息息相通，这种自然观构成了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及室内设计的基本思想，如中国园林就是一种把自然之美与人工美高度结合起来的环境空间，人工环境与自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在前工业社会，由于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能力的制约，人们被动地、潜意识地改造了自然生存的环境，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存的物质财富，技术力量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增强了人们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的信心，在社会进步的同时，相应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环境日益破坏，人类生存的基础受到了威胁。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预料到的问题:人口恶性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性的淡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到了后工业杜会，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人类的发展历史，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被人们普遍认同，人与环境开始逐步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把自然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这成为人们的理想和目标。在现代中国，亦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然有了前车之鉴，我们能否避免西方国家那样因工业发展给生存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不应再盲目地追从西方，而应正确对待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悉心爱护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走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用艺术设计的方式，创造新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导思想。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元素　认知心理学　现代环境　艺术设计 论文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已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设计界中暂露头角，加深了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如何有效地运用中国的传统元素来做设计，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使之服务于现代人，成为现在设计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笔者持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己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一、认知心理学与现代设计 1.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 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研究的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心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认为凡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都属于认知心理学。而目前西方心理学界通常所指的认知心理学，是指狭义的知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四种系统模式: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在这个系统模式中，记忆系统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记忆是原先的刺激不复存在时所保持的有关刺激、事件、意象、观念等信息的心理机能，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在记忆系统回忆和再认的过程中，存在对于先前的信息和经验重组和创新，因而，这个过程对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设计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2.记忆系统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阿恩海姆在他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一书当中，曾经提出过:“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他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艺术设计一中，我们所得出的新的视觉形象都和我们记忆系统中的经验有关，通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对记忆系统中的经验和信息的视觉形式进行复制和重组。因此，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中的运用，可以这样认为，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把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不同记忆类别的元素信息进行提取、重建或者重组，通过创造性思维将信息编码输出，用产品的形式或者视觉形式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作品中。如何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元素重建或者重组?我们应该首先存储或者理解传统元素，才能更好地驾驭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正确应用。 二、中国元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视觉形态的应用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的，而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物质化，以可视的形态，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最终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其视觉形态的运用。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进行设计，重点在于借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形态来表达某种志趣、情感和思想;或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创新，将传统的设计语言渗透于现代的设计之中，创造出新的视觉形态，使其既有传统元素的形似和神韵，又具有现代设计的意味与形式，唤醒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进而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具体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复制和仿制。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如色彩、造型以及纹样，遵循原有结构上的韵律、节奏和秩序，采用“传统外观，现代结构”或者“现代外观，传统结构”等方式，与现代事物相结a e进行重组和重建。这种方式是对传统文化视觉形态的一种借用，并非机械的照搬，而是要运用现代事物作为载体，做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形象。 由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卢昊悉心设计的中国限量版法拉利599 gtb fiorano跑车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西合璧的最好例子。卢昊用现代创意的手法将中国古典元素—宋代哥窑开片瓷器式的纹理通过手工漆绘形式在车身上。方向盘点火按钮上“启动”和转速表上“零一十”的字样，均采用中国书法篆体。将中国元素和西方现代事物完美结合在一起。 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对元素的提取、转化和抽象再重构，这是当前设计中广泛使用的方式。设计师在丰富的文化传统中去捕捉和发现美的元素，在这些元素中提取适用的材料，使其成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同时对这些提取的元素进行转化和抽象，根据形象的构成，结合现代构成意识对中国传统艺术重构。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去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精华，寻到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再有效的与设计作品相结合，形成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设计作品。1998年建成的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转化处理典型的例子:设计师将古典的“塔型”结构运用到一个现代的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中，没有将中国塔形生硬的放大，但整个建筑的比例是与中国塔形美学比例和力学是相吻合的。建筑师将中国传统的密檐式塔作为设计构思的原点，将密檐式塔的韵律、轮廓线及细部加以高度的概括，使用“高技派”的设计手法，将传统建筑的精神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构造手段表现出来。 3.透过文化元素表象寻求思想根源。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寻求构思源泉，推陈出新。吴良墉先生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群，它是传统文化及建筑思想运用的成功范例。 孔子研究院的园林设计采用的方式是古代的“书院”方式，构思精巧，布局严谨。设计中在建筑的北面堆土以象征坐山，南面堆土以象征案山，同时建筑左面引水成渠以喻青龙，前面的小沂河正对应风水中的“金带环抱”，整个布局体现了传统的文化观，也气和了传统的风水说要求建筑的选址负阴抱阳，前面有案山，背面有坐山的要求。整个设计还运用提炼的传统元素，充分使用隐喻的手法，将多种古代建筑元素作为设计的原型，并按照现代的美学观加以变异，来重新演绎传统。 三、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样，观者欣赏设计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了解认知过程的发生，不管是对于创作还是审美欣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记忆系统中存在的文化背景和经验，是促使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的原因。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充分的激活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思维，我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进行重组和重建，使我们设计出来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又不失现代感，还能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 每一个设计师，既承载着历史也延续着历史。我们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运用到设计中来，方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谈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体现 论文关键词：传统；装饰艺术；现代艺术设计；统一 论文摘要：装饰艺术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并不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内容，而是一个促进其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有效形式。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的同时，需要把我们国家传统的装饰艺术精华融入其中，在设计中追求东西方文化的统一，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一、中国传统装饰艺术 装饰艺术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在它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历代劳动人民和能工巧匠的创造实践和艺术大师的锤炼概括，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它不仅参与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凭其独具特色的东方美对全世界的文化、艺术的演变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我国悠久文化历史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装饰艺术形式，从史前的陶彩、商周的青铜器、战国及秦汉的漆器、汉代的画像砖、魏晋隋唐的石窟、唐宋的陶瓷、元朝的寺观、明代的家具等，歌舞、器乐、漆画、泥塑，蜡染，皮影、绘画、剪纸、木雕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特色及民族特征。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每个时代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大不相同的。作为传统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部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当中，是艺术与生活结合的很好的体现。品类繁多的传统装饰艺术形式主要都是为了装点环境、美化生活空间。 二、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 现代主义设计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崇尚简洁反对装饰，简洁的设计最初确实能够给人以震撼的力量，并且在设计上采用了新材料和新工艺，为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极简的现代主义设计也造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断裂，人文环境中未来拥有的历史感和时间性，被日趋统一化的倾向所冲淡。人们在世界各地到处可以看到相同的面孔，“少即多、少即无”的理念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环境虽然简洁时尚，但是缺少了更多的内涵，更多的时候是外在的形式取代了内在的涵义。至少80年代以前的现代主义环境艺术设计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环境艺术设计所起到的新作用消除了艺术方法的历史性，变革了艺术方法的内涵，使环境设计象工厂中的产品一样被到处“生产”，人类文化的激情被钢筋混凝土所遮蔽，当形式充分体现生活的需要时就不可能再承认价值的永恒标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受到压抑，现代主义设计一的普及化，使地域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许多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人文环境在现代设计中被忽视，使世界环境日益趋同。 三、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体现 20世纪以来，人类对空间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和理解，工业化的发展引起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随着变化在加强，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逐渐形成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改变并重构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思想模式。一般地理解，环境艺术设计是对人类的生活空间进行设计。其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空及心理方面的感受，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等多方面的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是一个促进其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有效形式。随着国外各种新思潮的涌入和渗透，在艺术和设计领域，空间设计曾一味地追求和模仿现代主义时尚的风格的设计形式已发生的翻大覆地的变化，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极简的设计风格既失去了设计师及环境的个性，也丧失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传统装饰艺术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到处可见到传统装饰艺术的表现手法。如很多现代建筑的立柱都会采用建筑材料的原色或者漆绘上丹青彩画来进行装饰，在题材的选择上，则是大多数采自具有吉祥涵义的中国神话，历史故事及动植物纹样、人物或文字等。在自然中寻求秩序美，从规矩中取得自由化，通过实践摸索出许多的空间装饰方法，使装饰艺术形式从二维的形式转化为三维立体空间的表现形式，充分运用环境自身的每一个条件，对原始空间进行调整，以强化整体的装饰效果，使装饰艺术走向空间化、立体化、流动化，使人产生审美联想。 传统装饰艺术在造型的运用上也很注重点、线、面等基本造型要素的关系处理，讲究形式美法则。在具体的表现上，传统的装饰艺术还会通过借物抒情来表达某种观念和寓意，色彩的使用与搭配也隐含着象征性和寓意性，它经历了从繁杂到单纯、由绚烂到淡雅的发展过程。 例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外观设计以及馆内的展示设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国家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表现出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展馆的展示以“寻觅”为主线，带领参观者行走在“东方足迹”、“寻觅之旅”、“‘低碳行动”三个展区，在“寻觅”中发现并感悟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中国馆的外观采用了象征吉祥富贵“中国红”，设计师是从上百种红色材料色样中逐一挑选而出的，由7种红色组合而成。馆体颜色由上至下依次由深至浅，能在白昼不同阳光折射和夜间灯光投射及不同视觉高度等条件下，形成统一的具有沉稳、经典视觉效果的红色。此外，中国馆红板选用金属材料，采用灯芯绒状肌理方案，不仅为中国馆穿上了更具质感的“外衣”，也为原本张扬、跳跃的红色赋予了稳重、大气的印象。新九洲清晏之中，不但浓缩着中国传统园林和现代造景技术，更蕴藏着中华智慧和东方神韵。每一个小洲上都会有代表中华大地上典型地貌的景观布置，就好比在微缩了的神州大地上漫步，它们所展现的悠久文化和丰富景观，也是中国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示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国家馆最核心的是整面墙都将被放大了数百倍的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除国家馆的造型整合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要素外，地区馆的设计也极富中国气韵，借鉴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元素。在地区馆的外墙，设计者采用中国古老的文字一一篆书来作为装饰。“叠篆文字”装饰的地区馆建筑表面，传递着二十四节气的人文地理信息。濒临失传“三斩斧”平均每1厘米宽度要斩7刀，看似简洁的中国馆台阶蕴藏无数奥妙，其共有76级踏步，质量、工艺堪比人民人会堂的大台阶。同时重拾濒临失传的民间绝艺“三斩斧”，块1米见方的石头上，斩斧要达上万刀，整个中国馆大台阶加起来达5400多万刀。中国馆大台阶全部采用花岗石“华夏灰”制作而成，呈现出黑自相间的视觉效果。 总之，在这次的中国馆的设计到展示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又不完全的反古，是4次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既让观者看到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看到了中国的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景，给世界一个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平台。 四、结论 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的同时，需要把我们国家传统的装饰艺术精华融入其中，在设计中追求东西方文化的统一，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而不是不盲目追求西化，能够在现代设计中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装饰的精髓，又让设计作品更具说服力，融会贯通才是我们现代设计师的长远目标。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谈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体现 论文关键词：传统；装饰艺术；现代艺术设计；统一 论文摘要：装饰艺术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并不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内容，而是一个促进其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有效形式。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的同时，需要把我们国家传统的装饰艺术精华融入其中，在设计中追求东西方文化的统一，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一、中国传统装饰艺术 装饰艺术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在它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历代劳动人民和能工巧匠的创造实践和艺术大师的锤炼概括，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它不仅参与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凭其独具特色的东方美对全世界的文化、艺术的演变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我国悠久文化历史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装饰艺术形式，从史前的陶彩、商周的青铜器、战国及秦汉的漆器、汉代的画像砖、魏晋隋唐的石窟、唐宋的陶瓷、元朝的寺观、明代的家具等，歌舞、器乐、漆画、泥塑，蜡染，皮影、绘画、剪纸、木雕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特色及民族特征。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每个时代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大不相同的。作为传统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部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当中，是艺术与生活结合的很好的体现。品类繁多的传统装饰艺术形式主要都是为了装点环境、美化生活空间。 二、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 现代主义设计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崇尚简洁反对装饰，简洁的设计最初确实能够给人以震撼的力量，并且在设计上采用了新材料和新工艺，为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极简的现代主义设计也造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断裂，人文环境中未来拥有的历史感和时间性，被日趋统一化的倾向所冲淡。人们在世界各地到处可以看到相同的面孔，“少即多、少即无”的理念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环境虽然简洁时尚，但是缺少了更多的内涵，更多的时候是外在的形式取代了内在的涵义。至少80年代以前的现代主义环境艺术设计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环境艺术设计所起到的新作用消除了艺术方法的历史性，变革了艺术方法的内涵，使环境设计象工厂中的产品一样被到处“生产”，人类文化的激情被钢筋混凝土所遮蔽，当形式充分体现生活的需要时就不可能再承认价值的永恒标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受到压抑，现代主义设计一的普及化，使地域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许多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人文环境在现代设计中被忽视，使世界环境日益趋同。 三、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体现 20世纪以来，人类对空间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和理解，工业化的发展引起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随着变化在加强，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逐渐形成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改变并重构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思想模式。一般地理解，环境艺术设计是对人类的生活空间进行设计。其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空及心理方面的感受，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等多方面的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是一个促进其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有效形式。随着国外各种新思潮的涌入和渗透，在艺术和设计领域，空间设计曾一味地追求和模仿现代主义时尚的风格的设计形式已发生的翻大覆地的变化，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极简的设计风格既失去了设计师及环境的个性，也丧失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传统装饰艺术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到处可见到传统装饰艺术的表现手法。如很多现代建筑的立柱都会采用建筑材料的原色或者漆绘上丹青彩画来进行装饰，在题材的选择上，则是大多数采自具有吉祥涵义的中国神话，历史故事及动植物纹样、人物或文字等。在自然中寻求秩序美，从规矩中取得自由化，通过实践摸索出许多的空间装饰方法，使装饰艺术形式从二维的形式转化为三维立体空间的表现形式，充分运用环境自身的每一个条件，对原始空间进行调整，以强化整体的装饰效果，使装饰艺术走向空间化、立体化、流动化，使人产生审美联想。 传统装饰艺术在造型的运用上也很注重点、线、面等基本造型要素的关系处理，讲究形式美法则。在具体的表现上，传统的装饰艺术还会通过借物抒情来表达某种观念和寓意，色彩的使用与搭配也隐含着象征性和寓意性，它经历了从繁杂到单纯、由绚烂到淡雅的发展过程。 例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外观设计以及馆内的展示设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国家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表现出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展馆的展示以“寻觅”为主线，带领参观者行走在“东方足迹”、“寻觅之旅”、“‘低碳行动”三个展区，在“寻觅”中发现并感悟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中国馆的外观采用了象征吉祥富贵“中国红”，设计师是从上百种红色材料色样中逐一挑选而出的，由7种红色组合而成。馆体颜色由上至下依次由深至浅，能在白昼不同阳光折射和夜间灯光投射及不同视觉高度等条件下，形成统一的具有沉稳、经典视觉效果的红色。此外，中国馆红板选用金属材料，采用灯芯绒状肌理方案，不仅为中国馆穿上了更具质感的“外衣”，也为原本张扬、跳跃的红色赋予了稳重、大气的印象。新九洲清晏之中，不但浓缩着中国传统园林和现代造景技术，更蕴藏着中华智慧和东方神韵。每一个小洲上都会有代表中华大地上典型地貌的景观布置，就好比在微缩了的神州大地上漫步，它们所展现的悠久文化和丰富景观，也是中国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示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国家馆最核心的是整面墙都将被放大了数百倍的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除国家馆的造型整合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要素外，地区馆的设计也极富中国气韵，借鉴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元素。在地区馆的外墙，设计者采用中国古老的文字一一篆书来作为装饰。“叠篆文字”装饰的地区馆建筑表面，传递着二十四节气的人文地理信息。濒临失传“三斩斧”平均每1厘米宽度要斩7刀，看似简洁的中国馆台阶蕴藏无数奥妙，其共有76级踏步，质量、工艺堪比人民人会堂的大台阶。同时重拾濒临失传的民间绝艺“三斩斧”，块1米见方的石头上，斩斧要达上万刀，整个中国馆大台阶加起来达5400多万刀。中国馆大台阶全部采用花岗石“华夏灰”制作而成，呈现出黑自相间的视觉效果。 总之，在这次的中国馆的设计到展示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又不完全的反古，是4次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既让观者看到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看到了中国的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景，给世界一个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平台。 四、结论 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的同时，需要把我们国家传统的装饰艺术精华融入其中，在设计中追求东西方文化的统一，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而不是不盲目追求西化，能够在现代设计中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装饰的精髓，又让设计作品更具说服力，融会贯通才是我们现代设计师的长远目标。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谈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对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的起源、现状及前景的分析，总结出当前人们越来越重视各种绘图软件的应用，而忽略了作为视觉艺术的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更应呈现艺术化、人情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 起源 现状及发展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进步，计算机辅助设计逐渐成为建筑效果图表现的主流。所谓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是指设计师通过计算机技术表现设计意图，最终以图像的方式告知客户，使客户清晰地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和创意，它是一种更为直接、有效的表现方式，通常又被人们称为计算机建筑效果图。 一、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的起源 计算机的发展及应用，使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计算机辅助设计源于计算机图形技术的产生，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构想发端于1950年，但使用计算机绘图的最早记录是在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伊凡·苏泽?兰在美国计算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了名为《画板》的博士论文，从而开始了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历程。他从1950年开始着手开发通过图形技术来处理人与电脑交互对话的操作系统。1963年，这套以电脑主机、显示屏、光电笔和键盘为工具的图形画线系统得到实现。这套图形画线系统开发和引进了许多计算机绘图的基本思想和技术，使用户可以运用电脑画出直线、复杂曲线以及简单的标准部件。 最初cad被解释为“计算机辅助绘图”，由于当时计算机在设计上的作用是替代传统手工绘图的一种新工具，但随着后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cad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扩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像素的产生、80年代三维曲面造型系统的开发等，使电脑绘图从只能用“线”这一基本绘制元素发展到可以用点、面、体进行绘制计算机图形，从而使cad的含义也发展成现在人们比较熟知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这个概念了。1970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首次接纳了计算机绘画作品，这也标志着新的视觉艺术形式的诞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我国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与国外计算机辅助设计发展的轨迹相似，国内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与应用基本上是从各高等院校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以及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在环境艺术设计和创作领域，计算机技术应用的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 二、我国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的现状 计算机作为信息时代重要的技术工具，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在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对环境艺术设计效果的表现是使用手工绘制的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开始在我国建筑业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在建筑设计表现领域以不可逆转的潮流迅速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计算机辅助设计逐渐成为建筑效果表现的主流。起初，设计师主要运用auto cad软件进行施工图的绘制，在方案阶段还以手绘为主。但随着相关专业软硬件的更新和进步，它自身的强大优势得以显示，同时对传统手绘表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随着近十几年来我国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计算机建筑效果表现的类型己经有了很细致的划分，可以分为：计算机建筑效果图、计算机建筑漫游动画和计算机建筑效果虚拟现实。计算机建筑效果图主要是通过3dsmax，lightscape，photoshop等计算机软件制作的静态的效果图。通过计算机三维软件从平面、立面数据中得到透视图，透视点位置及视点角度均可变换，然后再渲染出二维图像，这种方式是目前社会上应用最广泛的。计算机漫游动画是利用3dsmax软件的三维动画功能，在建筑物的室内或室外的设计阶段就能以可视的、动态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建筑物所处的地理环境、建筑物外貌和各种附属设施以及建筑物内部空间的效果，使人们能够在未来的建筑物中漫游，因而成为建筑设计方案及装修效果展示、建筑方案投标、论证、评审的有力工具。 三、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 当前，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比如各种方案的汇报、投标以及招商广告中随处可见，从而出现了大量的绘图软件的教程以及在教学上更加重视计算机绘图软件的教学课程。人们更多的关注计算机技术，想方设法掌握各种绘图软件，在模型、材质、灯光以及各种渲染技法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忽略了最终的效果图的艺术性。计算机辅助设计是科学与艺术以及计算机与艺术设计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计算机辅助设计在视觉艺术创造规律、形式法则和审美方法与传统的艺术设计是相同的。所谓视觉艺术，是通过人的视觉感受而将客观内容纳入主观心灵并予以对象化呈现的艺术形态。一些美学研究者认为，从审美主体的角度来看，艺术离不开创造者和欣赏者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要通过一定的感官和相应的感性物质媒介，前者创造出审美对象，后者达到审美愉悦。所以说，作为视觉艺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作品既要真实的描绘场景，又要使欣赏者达到审美偷悦。不可否认，人们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求新、求异的视觉口味也越来越高。这源于技术的发展、审美的进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和艺术创造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初级阶段，设计师的目标是使效果图具有真实感，能够模拟未来场景的真实效果，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目前的计算机建筑效果图的风格单一，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不断提高的视觉口味。计算机建筑效果图既是表现的技术同时它又是视觉艺术。设计师创造出审美对象，筑物内部空间的效果，使人们能够在未来的建筑物中漫游，因而成为建筑设计方案及装修效果展示、建筑方案投标、论证、评审的有力工具。使用的软件有creator系列三维建模工具及vega场景管理软件。计算机建筑效果虚拟现实技术强调的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采用的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交互方式。它可以实现逼真的、纯三维的场景，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完全由用户自由控制在场景中漫游。作为建筑师可以从多个角度观察建筑方案，所以说虚拟现实技术不仅可以使用于建筑表现，而且也是一种推敲方案的有利手段。vr技术在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将给环境艺术设计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设计师创造出审美对象，要使欣赏者达到审美愉悦而不是审美疲劳。为此，根据目前我国计算机辅助环境艺术的发展情况，未来计算机建筑效果图应呈现艺术化、人情化和多样化趋势。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以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美学观为出发点的环境艺术设计 一、环境的含义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常说和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更是为人类提供各种日常所需的主要手段和控制方法。在当前人们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已成为制约人类发展，影响人们健康的主要手段和措施。在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条文中明确的将环境定位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体，更是对当前各个成分的总概括，其中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各种古代遗物和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城市乡村概念都输与环境体系中。在这些体系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 当前城市体系和乡村体系，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因素和各种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总体。在环境概念中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各个概念和物质需求认识的不断加深，环境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心和重点逐步成为人们建设的前提基础，更是影响当前因素和自然保护的基础前提。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多次探究和研所，就当前社会环境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探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更是一项基本国策， “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是将城市规划路线结合当前环境实际进行研究探索的过程。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规律；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论文联盟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交通……)，人群交流及文化艺术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四、总结 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点，更是人们当前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持续化发展和城市建设技术是当前人们研究的热潮，更是各个生产和施工单位的主要探索方向。随着人们对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美学观认识的不断加深，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逐步的采用当前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统一综合的设计，增加其美感和实用感，成为当前设计的基础前提。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分析与对策 环境 艺术 设计作为同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一起构成国家建设设计人才格局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越来越受到重视， 社会 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逐年加大，这一专业设计人才的培养，成为许多高校办学的热点，如何办好专业，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是 教育 工作者，同时也是业内人士关注和思考的 内容 。本文就哈尔滨 工业 大学建筑学院(原哈尔滨建筑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建设和 发展 ， 分析 阐述进一步办好专业教育工作的思路和观点。 一、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社会需求的再认识 社会需求是办好专业的必要条件和直接动力。在我国"环境艺术"这一名词才出现不长时间，但年轻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及建筑装饰业，似乎越来越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 目前 已成为令人倾心的行业之一。显然， 中国 近些年来的发展，以 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为环境艺术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这种随着社会、经济以及人们对生存环境和 历史 传统认识的改变和新的要求，追求更有意义的人文环境，改善人的空间环境质量，从而提高人的生活品质，成为一个新焦点。在经济和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过程中，环境艺术是体现崭新生存观念、审美情趣，以及积极乐观生活态度的重要标志。 现代 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由于文化生活的普及和生活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所生活的环境空间有了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需求。环境艺术在中国正经历着从对环境的美化处理向对美好环境的创造转化。环境艺术工程建设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市每年竣工的公共建筑约300万平方米，如用作装饰工程费按2000元/平方米 计算 ，工程总量在60亿元左右。北京市的住宅每年竣工面积为600万平方米，约12万户，按每户平均用作装饰工程费2万元，总计约24亿元。如果统计全国用在建筑室内外环境装饰工程上的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正呼唤具有专业水准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去建设。 目前在全国许多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都设置了环境艺术设计所（室），上海市、江苏省、深圳市、大连市等相继设置了环境艺术设计或建筑装饰设计 研究 院，各种大小环境艺术设计工程公司更是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哈尔滨市就有近千家注册的专业装饰公司。国家建设部门也正在进一步规范环境艺术设计和工程建设市场。 据有关部门对目前从事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人员调查，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由建筑学专业转为从事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二是由美术专业转为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三是受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人员担任，但这部分人仅占百分之计二十左右，院校培养的专业设计人员，还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从生源情况看，近些年来报考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一直是报考人数远远多于录取人数，在有些省区甚至接近百里挑一。从生源和就业两个方面看，继续办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在动态发展中完善专业教学体系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开办在我国历史较短，在工科院校中如何办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不断地研究探索， 总结 经验在办学实践中完善教学体系。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涉及建筑和美术两大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新型的边缘学科，如何把握好两者在教学体系中的结合和比重是搞好专业建设的关键，它们不是简单的拼凑，而需要寻找两者内在的结合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好的一个新课题。从哈工大建筑学院的专业建设看，参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策划与教学的人员主要由建筑学专业和美术专业两类学科的教师组成，彼此都在寻找作为围绕建筑展开的内外环境艺术设计，从本专业角度如何相互渗透并实施教学。教学内容的结合，各环节的连接，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等等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体系的焦点。经过多次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需求的调查，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意见反馈，一个相对完整并具有工科院校特点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计划基本形成，课程内容也进行了切合专业实际的改动，在探索中大家逐步达成共识，明确了环境艺术设计即涉及逻辑思维又涉及形象思维，它具有工程性，又具有艺术性，把握好两者的结合是教师教好同时也是学生学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关键。几年来，哈工大建筑学院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总结经验，修正不足，使专业教育不断完善，一个相对完整的专业教学体系基本形成。 三、以建筑学为依托办出专业特色 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环境艺术设计也可作为大建筑学概念的组成部分，都是为人类开拓高品质生活空间的环境 科学 和艺术，同建筑学有许多共同点，也同样具有功能、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体的特质。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华沙宣言》中把建筑学定义为："建筑学是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综合的艺术和科学。"这一定义也同样适合于"环境艺术设计"，只不过在文化内涵上环境艺术更为深入，在形式上更多具有艺术特性。对环境艺术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建筑的内外空间环境展开，所以，以建筑学为依托组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是办好专业的原则。 哈工大建筑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创办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构成了区别于我国艺术院校及其它工科院校开办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特点，以建筑学为依托成为办学的优势。应充分认识社会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状况并把握时机，把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办成面向二十一世纪，具有建筑行业特色和较高专业水准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四、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环节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如何培养我国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和 现代 化建设设计人才，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 教育 观和人才观，只有敢于面对现实，才能跟上 时代 发展 的步伐。当前重要的在于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一切是抓好课程建设的前提条件。 在教学体系、教学 内容 中强调基础知识扎实，专业面宽泛的指导思想。在环境 艺术 设计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改变有些院校只围绕"室内装饰设计"建构课程体系的思路，强调围绕建筑的内、外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及公共艺术设计进行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路，强调围绕建筑的内、外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及公共艺术设计进行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路，充分利用在建筑院校办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优越条件。在基础阶段选择部分建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技术基础课程，同时加进具有本专业要求的基础课程，使学生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在专业 学习 阶段强调以建筑室内空间环境艺术设计为主，以建筑室外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及公共艺术设计为辅的主干课程设置，拓宽专业面。使学生在本 科学 习阶段，掌握较宽泛的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和适应性。在实践环节方面，充分利用短学期实习，有计划有目标地安排社会实践，参观调研，让学生接触社会，接触实践工程，在提高专业认识的同时，提高交流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组织能力，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充分认识设计教育的实质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并将这一指导思想贯彻于课程内容、教学 方法 之中，这也是课程建设追寻的重要目标。"创造"是设计的灵魂。环境艺术设计是创造性地对人的生活环境进行规划和提出方案的思考。设计教育要以人的创造力培养为主线，它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合乎社会发展趋势的、感性和理性协调发展的创造力的培养。在课程建设中如何把这一教育主题与教育重心在实际操作中贯彻与落实，是培养综合设计能力人才的关键，这种综合能力包括了理解能力， 研究 能力，构想能力，表现能力等。作为以行业划分为基础的本科教育，往往是一种静态目标的培养方式，侧重于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创造能力的培养。只有树立正确的设计教育目标，认真对本学科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进行合理优选，才能保证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发展的健康性。 五、把握时机，完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设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初步完成了教学体系的建立，今后的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的工作，下一步专业建设的重点主要是加强内涵建设。 1、 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完善的教学管理和秩序。在教学工作中，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落实与监督等方面的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保证。 2、 发挥、科研、生产作用，带动教学发展 产学研相结合，促进教学的发展已被许多成功经验证实。在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的今天，教育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备受世人瞩目。抓住时机结合专业建立有效的"产学研"机制是进一步推动专业发展的重要一步。 作为以建筑内外环境设计展开的环境艺术设计，涉及到诸多 学科的内容，并形成一个多样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反映了环境和人的关系，结合教学和设计实践，这一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和研究。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 应用 性学科，工程实践对促进教学及专 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教学实践环节将会更有效使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到实际工作中。 3、制定专业建设规划，稳步、健康地发展 办好一个专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制定出不同阶段的建设 规划，确定明确的奋斗目标，使专业建设具有努力的方向和工作动力。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正处在成长阶段，它的发展需要一批热衷 于环境艺术教育事业的教师们去努力工作，同时更需要学校及相关专业的支持和理解。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国家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艺术专业逐渐成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满足国家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将是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培养建设设计人才的重要任务。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独立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三年级专业设计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摘要：根据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的要求，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以下简称”我院”）针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对其专业主干课程进行了系统的设置，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形成了适合地域性较强的独立学院中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体系。通过对该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各门课程的知识，并能够实现具备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满足国家和地区对不同层次的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独立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建构与实践 一、背景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发展到今天，本科、高职、高专、电大等院校中都没置有该专业，20多年的时间里，学生人数激增。然而，这种过快的增长趋势背后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教育体制改革跟不上人才培养目标，导致大批学生设计能力参差不齐，整体水平大不如前。在扩招的大背景下，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应在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课程设置上突显自己的特色，并就自身具备的条件和能力制定出适合培养学生向地域性和区域性发展和服务的专业培养计划。根据教育部(2003)8号文件规定，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应主要面向地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发展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急需的短线专业。我院也正是按照文件中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要求，突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特色，适应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采用了3+1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专业主干课程体系，加强学生的实践应用教学环节，使我院的环境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具有自身特色并具有较强的地方和区域就业实力。 二、专业主干课程体系的建构 对于国内大部分院校中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而言，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是为了设计入门做引导；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是把学生带进专业设计领域；三年级的专业主干课则是加强和拓展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四年级的课程主要训练综合设计、表达和应用能力，为职业设计师奠定扎实的基础。 通过二年级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大部分学生能够初步进入专业学习领域，但是他们对于各门课程的知识掌握相对零散，不能够有机地将各门课程进行联系和交融。我们通过三年级的专业课程体系的建构，使学生尽快了解到各课程之间的联系，并能够运用各门课程的知识形成自身的理论和应用体系。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有效地并在轻松的学习状态中融会贯通各课程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让学生懂得怎么运用这些理论知识于实际工作。 1．课程体系的建构 针对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的要求，以及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我院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三年级课程进行了体系的建构，见表1。这个体系把三年级的专业主干课程和专业技术基础课程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并将各门课程进行有序的交叉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年级的专业主干课程体系主要以景观设计ⅱ、景观设计ⅲ以及园林设计、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为重点教学内容，同时把专业技术基础课程中的建筑装饰构造、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工程概预算及施工管理等课程融入到专业主干课程里面去，加强学生在专业主干设计课程中的的工程技术分析和应用能力。此外，还将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制图基础课程中的auto cad、3d max、photoshop和设计基础课程中的构成设计、表现技法、模型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继续作为三年级专业主干课程的支撑，使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加强专业知识的掌握，并逐步了解综合运用各门课程的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2．实践与应用 以我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三年级上学期的课程来说明体系建构的过程和内容。三年级上学期的专业主干课核心课程是景观设计ⅱ，以这门课程为重点教学内容，贯穿整个学期。景观设计ⅱ的主要设计内容是针对我院的一块空地做规划和景观设计，学习成果以图纸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建构的体系中专业主干课程的设计内容和以往该课程设计内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第一，以往的设计课程总是模拟课题，教师给出原图纸，学生按照任务书的要求进行设计，而课程体系中经过几番教学改革，我们选用的是真实场地进行景观设计，并且场地基地图需要学生运用低年级学过的建筑测量学来进行场地测量，然后绘制出场地基地图，再在图纸上进行设计。第二，在景观设计ⅱ进行课程教学的同时，我们设置了建筑装饰构造和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两门课程进行交叉教学。对于学生在景观设计ⅱ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地面铺装材料和构造，景观设施和小品材料和构造等实际问题时，都要求他们运用建筑装饰构造和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两门课程中所学内容，对上述问题进行市场调查和实地实例分析，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内容将成为解决景观设计中涉及到的材料和构造等方面的问题的支撑材料，并促使学生正确认识材料和构造，确定设计图纸中各种景观要素的材料和构造的选择。 此外，在装饰材料和施工工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进行市场考察和实地实例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后，把对材料和构造的认识应用到景观设计ⅱ的模型设计和制作中去，并在模型设计与制作时，对学生再次强调各类材料的特性、各种胶结材料的选择、细部连接构造、模型制作工艺等，让他们在做模型时体验材料和工艺的知识应用过程。学生从市场考察、材料采购到按照景观设计ⅱ成果图纸进行模型设计与制作的整个过程中，能够较整体地掌握学习的内容。 通过建构环境艺术专业三年级专业主干课程体系，使三年级各门专业主干课程能够有机的联系，并让学生能够具备掌握各门课程的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这样的教学体系能够使学生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中较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并且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我院通过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三年级专业主干课程体系的建构和实践，不仅加强了学生在各门专业课程间的知识融汇和贯通，并且使他们具备了综合运用知识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整个三年级的专业学习过程中，学生也进一步加强了团队之间的合作、交流以及服务能力，促使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较快较好地达到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地适应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谈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教育现状　教学改革措施　实践教学　教学训练框架 【论文摘 要】本文从我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现状及其基础课程的本质特点入手，分析了在专业设置、教学方法上的不足。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课堂改革措施，如在专业基础课上实施新的课堂教学形式，逐步形成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一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现状 环境艺术设计是多种学科知识汇集的一个综合性学科。从广义上讲，环境艺术设计几乎涵盖了当代所有的艺术与设计，是一个艺术设计的综合系统。其专业内容是以建筑的内外空间环境来界定的，可以简单地分为室内设计和景观设计两大部分。从发展来看室内设计相对成熟，所以我国各高校开设环境艺术设计时，通常都偏向室内设计教学方向。 环境艺术设计的对象涉及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的各个领域。自从我国高等院校设立环艺设计专业以来，这个介于科学和艺术边缘的综合性学科在全国各高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其教学模式大多是模仿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学模式。尤其是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不断扩招，学生人数呈倍数增长，毕业的学生也就相应增多了，而就业问题也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二 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模式 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环艺设计的专业基础课通常设置在大一、大二阶段，部分学校在学生进校后将一年级的课程都设置为素描、色彩，用以加强学生的基础专业能力。这是加强本身专业素质不高的学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但是大部分高校的教学方法是“灌输式”教学，缺少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研讨，忽视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另外，在教学中部分教师不注意设计与实践相结合，启发学生自主设计的能力，而单纯地强调完成作业，忽视在完成作业时学生对设计的理解，尤其不能自主地进行设计创作。大部分学生都抱着应付作业的消极态度，而不去对设计本身做太多的研究。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三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1．合理安排基础课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 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不能沿袭传统的美术教育课程体系，要增强学生艺术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建筑形体、比例、空间、结构关系的深刻理解。应设立一些相应的关于环境、建筑、空间设计理论课程的学习，使环艺设计专业基础课程和绘画专业拉开距离。 2．优化教学环节，创新教学环境 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更加注重实践过程的教学，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实际项目的设计，鼓励学生将在外实习的课题项目带到学校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从而在实践中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的设计中，在设计中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课堂上老师在完成教学的过程后，要让学生自己组织讨论完成课堂学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创造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3．注重课程的融合和交叉，增强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系统性 环艺专业基础课程中的单个课程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因此要注重课程的融合和交叉，强调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科学性。像在环艺专业基础课程中，设计素描的教学内容是通过写生手段培养学生观察、塑造形体的能力。要根据学生自身专业的特色来寻找适当的训练方式。可以结合环艺专业的特点多做些配色训练，注意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性和支撑性。根据环艺设计专业的方向决定基础课的内容，与环艺专业设计课程衔接起来，为后续设计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利于提高学生设计的实践能力。 4．建立课堂教学新形式 针对环艺专业课程建设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基础课和专业课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因此要以设计思维的形成和对设计方法的掌握为引领，构建环艺设计基础课程新体系。为进一步明确课程的目的，需要重新结构课程的内容与形式。 （1）教学方略上突出大的课程方向，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弱化单一性：将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合二为一，成为设计基础。主要解决二维空间的问题；强调素描与色彩的共性和统一性，分而不离，区别在于表现因素上的多少。目的主要在于解决画面的结构问题，注意表现的丰富性和学生的特点。 （2）各课程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上进一步明确：①增强课题意识。将课题始终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增强师生双方面在课程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②设计基础。将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注重内容上的延承与变化，避免片面的解决问题没进一步加强点、线、面在语言形式方面的表现力度，突出画面的结构意味；③设计素描。基础中的基础，在设计基础为能迅速进入这种状态提供了先决的形式，使学生能更好地投入到画面的经营之中，点线面、黑白灰、节奏、韵律成为画面主导的形式因素，要让学生充分理解素描的本质含义，避免为形式而形式；④设计色彩。注重色彩因素在画面结构中的意义，要让学生保持设计素描的中心方略，同时将色彩因素贯穿进来，通过在对色彩在色相、明度、饱和度以及色调等方面的训练与运用，解决好色彩在画面结构组织中的构成意义。把所学全面而恰当地运用到课程中；设计色彩还可以通过风景写生的练习，进一步解决好色彩在画面结构组织中的构成意义，注重色彩归纳和主观调整，一切从画面结构出发。 课程顺序的调整和课程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变化，这是在理论推究基础上所进行的教学实践，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学习面貌和学习效果。 四 结束语 环境艺术设计教育是由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设计课程两个部分构成，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基础核心课程，应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让学生明确发展方向，顺利从专业基础课向专业设计课过渡。并引入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生产实践，与理论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浅谈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突出问题 【论文关键词】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应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本文从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实践教学环节、师资队伍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建筑装饰行业突飞猛进，面对行业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新形势下就业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的目标和核心问题。目前，我国的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存在着认识不到位、改革不到位、特色不鲜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双师”型教师队伍、校企联合办学等方面。分析来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脱节，课程体系的高职特色不够突出 我国在现行的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体系，多是照搬或脱胎于本科院校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而高职教育应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材为主要目标，只有确立了与专业人材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教学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当前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大多仍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市场人才需求脱节，教学方式趋于程式化、模式化，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不高。尤其是在实践课程中，学生大多是以模拟项目的训练为主，跟着老师的思路走，缺乏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加强教学的实用性、减少模拟性亟待解决。在教学中应重视对学生们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要从结合实际出发，通过真实的设计实践来完成设计方案，教师再不能照本宣科。此外，除了校内的实践课程外，要积极参与社会上的艺术设计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题与实际生产相结合，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丰富实践经验。 摒弃学科型的本科“压缩饼干”式教学模式，构建出符合我国高职艺术教育规律的全新教学体系，围绕专业核心职业技能的形成合理的安排理论课和实践课，理论教学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是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内容知识老化、教学方法陈旧落后，缺乏科学的多样化教学 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由于现有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条件的原因，大多数高职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依然延用传统教学模式，依然采取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在设计任务的布置上，脱离实际、过于虚拟化，设计案例也过于陈旧，完全与社会需求脱节；在环节测试中，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通过对用人单位及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反馈意见的调查，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专业知识过于松散与陈旧，动手能力偏弱、与人沟通能力不强，往往出现“样样通，样样松”的问题。用人单位也普遍反映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到了企业后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专长，找不到自己发展的方向，缺乏作为一个环境艺术设计师最重要的认识能力与创造能力。 所以，必须明确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前提的教育，人才培养要突出适应职业能力的形成，满足职业岗位的需要，课程也显然不能以学科为本位，而应是以能力为本位的。因此就业导向、能力本位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观的核心内容。转变学科本位的思想，实现高职教育的课程模式向能力本位的转换，在与时俱进和有机整合的观念指导下实现课程开发，对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套科学的符合高职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方法，是设计课程开发的重中之重。 三实践性教学体系有待完善 高职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分别设置了课程设计、专业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它们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完成技能训练的主要途径，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过渡阶段。但大部分实践教学课流于表面形式，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实践课程的任课教师缺少实践经验，依然沿袭传统的教学方式，通常布置一套模拟的设计课题，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完成所有的实践教学。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与社会实践的联系非常密切，社会实践包含很多与实际工作相关的内容，拘泥于课堂常规教学形式，显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这就导致了“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情况。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更侧重于艺术的表现，而不太重视实务性、应用性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毕竟不只是表现图的绘制，它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材料及施工方式以及与其他技术工种的衔接与配合，还要有施工组织设计的实施等。在这样的实际流于形式的实践教学模式下，学生仅凭感性思维对待设计任务，没有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所以设计出来的作品经常犯常识性错误并漏洞百出，在实际操作当中难于实施，到工作岗位后，需要几年时间的实际锻炼才能适应工作需要。 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尽可能让学生明确本课程在实际运用中的作用，明确该课程的设置目的，少走弯路与偏差。课堂作业目的明确，针对性强，每一次作业都有一次新的目的要求，让学生尽量探索不同的设计方法，培养其创新意识。尽可能给学生安排实际工程项目的考察实习活动，让学生了解材料与施工工艺。加强学生的沟通与表达能力，训练学生与工程甲方的谈判技巧。培养学生团队实践合作意识和分工合作理念。建立完善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可以突出培养学生基本实践能力，突显出高职教育的特色。 在具体实践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深入分析各实践课程间的内涵及内在联系，不能把每个阶段具体的实践教学看做是简单的各门课程的累加。可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学习阶段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加强实践课程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有取舍有重点地以能力需要进行整合，以实现实践教学效能的最大化。 四师资队伍结构过于单一，结构有待改善 高职环境艺术设计的教学改革以及能否办出特色，关键是教师，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方法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高职教师大多数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教师岗位上，虽然在理论水平上有一定的造诣，但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也难以培养出符合高职培养目标要求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必须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专业与专业基础课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还要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作为学校，结合我们的设计专业，聘请一定比例的设计师作为兼职教师，一方面可以改善师资的结构，有利于教师成长和建设，另一方面也能灵活的适应设计专业变化的要求。作为专业教师必须转变观念，要充分利用各种实习机会和学习资源锻炼自己，不断更新我们的思维，改革教学方法，多方面的提高自身素质。 综上所述，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应积极改革目前滞后的教育模式，思想要开放，立足本土文化，选择性的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明确培养目标，加大学生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寻求企业参与，改善教学条件，丰富教学模式，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和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环境艺术设计手绘技能课程教学 摘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带动，设计行业也不例外，设计工作表达方式也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电脑软件技术运用到设计行业以来，减轻了繁复的工作量，但也有不少设计师急功近利，减少了设计前期的推敲，大量复制模型，使得设计行业也投入了流水线作业当中，这会减缓设计行业的发展。艺术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而高职院校作为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主要力量，应遵循教学传统，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以及手绘表现能力，这样不仅能够做到促进设计行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学生艺术设计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新模式 一、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手绘技能概述 手绘技能是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做法是将设计内容通过手绘的方式将所描绘事物真实、形象地描述出来，通过手绘方式，设计师能够将其设计意图以及设计理念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在实际的绘画过程当中，手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草图式手绘，这种手绘方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设计师的设计灵感以及表达意图，并将设计师的设计方案快速地进行展现;第二种是效果式手绘，通过这样的手绘形式，设计师能够将其作品的最终设计效果展现出来，并可以加入设计师的设计主题与个性。作为艺术设计专业中环艺设计专业的学生，掌握手绘技能是十分有必要的，不仅能够提高其设计素养，还能够培养艺术设计表现技术，因此，手绘技能是将设计技能与艺术表现、工程技术结合为一体的具有综合性的设计手段。 二、手绘技能对高职学生的意义和作用 手绘技能是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对设计专业学生的设计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不仅能够培养其专业素养，还能够加强对艺术的认知能力。长期以来，手绘技能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都受到教学管理人员的重视，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从素描绘画开始学起，手绘技能则有助于表达其思想意识与思维能力，每一个设计师能够将其设计想法与表达意图清楚地传递出来，良好的手绘技能是功不可没的，与此同时，手绘技能也是判断每一个设计师设计能力强弱的主要依据。对于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而言，手绘技能是培养其艺术设计爱好的一个良好的工具，与此同时，在学习掌握手绘技能之时，还能够确立起未来艺术设计发展的大方向。 三、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手绘技能课程教学现状 在多个高职院校实地调查之后发现，许多学生对于多媒体的依赖性十分强，完成设计作业之时，大部分都选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从而手绘技能受到了忽视。手绘能力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在设计专业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大多数学生在提交艺术作业之时，往往都是选择用电脑设计来诠释自己的艺术思想，却无法用手绘草图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设计思路，结构不清晰，导致了艺术设计创意失去了其本身意义。而电脑设计的方案所花费的时间又远远超过手绘图的设计时间，这就使得设计方案更改周期变长，事倍功半。 四、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手绘技能课程教学新模式 1．重视学生个性。 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到，视觉形象并不是对感性材料的复制，而是对现实感受的再次创作，所创作的作品具有想象性与创新性。在手绘方面，这个理论也是通用的，进行手绘的过程当中，要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去描绘作品，只有对作品赋予生命力才能够使得作品能够表达出作者真正的意图。在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教学过程当中，除了要对学生进行理论教学之外，还要加强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这能够帮助学生塑造其独特的设计风格，除此之外，教师应督促学生在艺术主观感受表达上多加努力，因为每一幅艺术作品都需要展示作者最真实的内心思想。 2．手绘表现与电脑表现相结合。 手绘表现与电脑表现都是设计者向外界传达思维信息的一种方式，电脑表现方式能够表现出事物的真实的样貌，还原度较高，而手绘效果图的运用方式则较为简便，且生成迅速，作品的概括程度也较高。在设计理念角度来看，电脑表现能够将作者的设计作品通过多媒体的技术展示真实的材质的运用与最终的效果，但是耗费的时间较长;而手绘能够快速地体现设计者对于艺术的想法，并能够及时更改，展示设计者的设计才华以及个人艺术素养，所以，将手绘表现与电脑表现进行有效地结合后，能够取长补短，将作品材质的部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呈现，作者的设计理念则由手绘的方式呈现，这样能够使设计者真实的想法完全地展示出来。 3．培养创新思维与提升个人素质。 对于各行各业来说，创造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国的高职院校应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在艺术设计专业，这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在艺术设计专业中，手绘设计图对于立意的要求是十分高的，需要学生对事物的描述有着很强的捕捉能力，能够看到普通人所看不到的事物的特质，因此，良好的创新能力与个人专业素养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大自然中的事物千姿百态，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应从广泛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物所蕴含的美，从而才能够发现事物的另一面与新奇趣，并将所见所感通过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一项具有新意的设计作品。 4．适应社会竞争。 高职院校学生的艺术设计作品最终都是要呈现到实际应用中的，因此，免不了与客户进行沟通以起到改善设计方案的作用。在对设计方案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设计者与客户可能会出现意见分歧，当与客户进行沟通时，设置者应为客户找到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客户也会有不断地提出修改意见的可能性。高职院校的学生应多参与课外实践活动，这样就会适应与客户不断的沟通协调的过程，从而适应社会竞争。 总结 高职院校除了要培养学生的艺术设计技能之外，还要对学生的手绘技能加以重视，以起到塑造艺术综合性人才的作用。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学生具备艺术设计表达的不同能力，这样对提升设计思维以及快速捕捉灵感都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邱玉磊 单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当下环境艺术设计思考 摘要: 本文以“千里之行”中的作品为例，讲述设计与当下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设计能够改善自然、人类生活，设计应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探索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为社会带来的新的可能，关注弱势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再创造。 关键词: 环艺设计;当下;“千里之行”;生态;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弱势群体;传统 “千里之行”中优秀毕业设计作品中不乏围绕社会话题而展开设计的作品，这些作品紧扣当下热点，进行设计表达或提出解决方案。表达了艺术设计毕业生作为新时代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设计服务生活的宗旨。让生活更便利是设计不断努力的方向［1］。环境艺术设计者应该关注社会当下存在的问题，从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中寻找设计的窗口。 1、自然生态 “以自然为本”是设计界提倡的新价值观，但这种观念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难免会遭到误解［2］。工业文明中人们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难保持，人类开始怀恋经济发展前原始田园牧歌的生活。国内大中小城市为提高本地区环境质量及居民对绿色生态的渴望，修建了综合公园、中央公园、植物园等各种类型公园。而该类公园相互模仿，元素互借并无太大新意，难以达到还原绿地本身的效果。当下环境设计需要摆脱传统公园、广场惯用模式，转而采用针对性的植物群落以切实改善本地土壤、净化水质，从根源上解决环境矛盾，而非大量建造矫揉造作的人工景观，强硬地增加景观的“可看性”，实则却是以工业化的手段去掩盖工业化的弊端，相当于为了掩盖谎言而去编造另一个谎言。在此次“千里之行”的展览中，就有这样关注当下生态环境的设计作品，其中对土地、植被的深入研究值得学习。当下的环境设计师应有这样生态的眼光与觉悟，了解当下社会生态的主要矛盾、根本矛盾，以此为出发点，探索解决方案方法。 2、探索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 随着人口增加、城市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之俱来的是资源枯竭、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如何开发新能源、新技术、新结构，防止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性打击，降低危险系数。这是当下环境设计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日本当代著名建筑设计师板茂对纸建筑的研究便是极为成功的范例。任何一个名族地域的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设计师应不断探索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在环境设计领域新的可能性。“千里之行”中“#模块化设计探索#”就是对新的空间资源的一次探索。此外，巧用工业废材、生活废材，变废为宝是一个好的设计思维方向，也是当下社会需要探讨的问题。 3、关注弱势群体 当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改善了绝大多数人生活条件，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任然是当下社会的大矛盾。现代设计已经渐渐跳出了造物的束缚，把重点放在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上，是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在设计当中，设计的作品是要存在于普通用户的生活当中的［3］。例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新农村建设、老年公寓、农民工子弟校园景观等项目，给环境设计师提供了非常大的发挥空间。设计师应该深入诸如此类的社会弱势群体中间，设计符合其生活、行为特征的人居环境。从环境设计的角度，为不同群体而设计，为大众而设计，实现社会公平。“千里之行”的作品展中就有关于农村小学的校园设计方案“#趣落—恩施三元小学建筑景观设计#”该方案立足当地地形地貌特征，因地制宜地进行建筑、场地的合理规划，为农村儿童提供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体现了新一代环境艺术设计者对农村少年儿童的关怀，以及其对设计促进社会公平的切身投入。 4、传统文化的吸收再创造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文化呈现出世界趋同或融合的趋势，又给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国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要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子，必然要注重传统，发展传统。因此，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如何体现中国传统历史文脉，显现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的课题。个性化、传统的、民族的艺术语言是艺术设计作品保持永久魅力的重要因素。然而个性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民族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风格。设计师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去解读传统建筑、园林文化，取其精髓，并结合西方现代的设计理念，创作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现代环境艺术作品。在“千里之行”的作品展中就有学生关注中国古建保护领域，以“#北京古民居改建#”为例，对城墙及周边情况进行调查，提出其资源利用率不高、环境关系围合等问题，继而以再利用为设计目标，并以游人观看方式为线索，采用空间叙事的手法，结合藏于露、隐喻、模块化等方式唤醒人们对于城墙的记忆，从而完成承载物质与精神的改造方案。还有“#空间植入—丽江古城民居改造设计#”希望将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与现代建筑结合，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设计探索，最终得出了新的设计思维方向，形成一个既尊重传统文化又满足活动中心功能要求的新建筑，值得借鉴和学习。经过再设计使传统建筑符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新材料的运用，新的空间格局。总之，环境设计不能也不可能照搬传统，中国环境艺术要探索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提炼成精，并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结合。先是要让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基因融入国民日常生活，然后传播到世界。 除此之外，当下我们的人居环境、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还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值得设计师深入研究。设计早已不再只是狭隘的造型与结构，设计者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设计，思考当下设计思想所面临的转变，来探求什么才是未来设计的价值核心。 作者：邱悦 邱钦灿 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荣昌治安中心校治安中心校 环境艺术设计论文:环境艺术设计精神生态思考 ［摘要］ 随着我国现代国民的基本生存压力的不断增大，其在物质生活欲求与精神生态建设结构之间的矛盾特征呈现了不断凸显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在改善城市国民精神生态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本文针对环境艺术设计与精神生态问题展开了简要论述。 ［关键词］ 环境;艺术设计;精神生态 在现代国人面对较为严重精神生态畛域失衡现象的背景之下，当代生态学领域基本理论的研究触角已经逐步延伸到精神生态的学理层面。精神生态学是以人类个体的精神性存在属性为研究基点，重点关注作为独立生产社会实践主体的人与现实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将这一门全新学科中涉及的具体理论研究内容引入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发展版图中，给我国艺术设计工作者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本文针对环境艺术设计与精神生态问题展开了简要论述。 一、环境艺术设计基本理论分析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分析 1．环境艺术的基本概念界定 环境艺术概念本身具备着极为宽广的内涵指涉，包含“偶发艺术”、“地景艺术”以及“景观艺术”等建筑装饰工程领域的艺术设计工作实务形态。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环境存在和分布的形态各异的建筑物、城市市政建设工程装饰设施、城市路灯或者是商业网点外部分布的内容各异的动态或者是静态广告版，以及人类在基本日常化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接触和展现的服饰搭配、和购物、休闲、运动等基本活动行为，都纳入到环境艺术构成效果的表意元素体系之中。从这种界定研究模式之下，可以真切感知到环境艺术概念在内涵界定以及指涉层次方面的宽广性特征，以及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实际承载的工作任务所具备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2．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基本任务 环境艺术设计的工作目的在于为城市国民基本日常生活，工作任务达成，以及基本社会交际实践活动的顺畅有序开展，构筑和提供具备合情性、合理性、舒适性、美观性以及有效性属性特征的空间性活动场地，从学科门类划分以及学科知识体系构成状态的视角分析，环境艺术设计实践工作实现了对多个具体学科涉及内容的综合性整合与应用。要求建筑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重点关注自身设计创作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对实际自然社会环境的生态性考量特征所造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以做好自然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基点的，具备充分的可持续性，以及延续性发展特征的建筑环境艺术设计观念。 3．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基本实践特征 缘于“环境”概念本身具备着多个方面的学理解析内涵，并且在基于“宏观”学理解析视角，以及“微观”学理解析视角对其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往往会获取彼此截然不同的解析认知结论，直接引致了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在内容对象构成体系层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可以是城市市政建设装饰工程的综合性设计规划，也可能是建筑物室内局部使用结构的指向性功能装饰规划。 (二)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分析 1．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概念界定 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就是要在传统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开展背景之下，实现人类个体生存实践发展，与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客观物质存在对象之间的整体化发展和谐状态，尽可能地减少相互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竞争，以及斗争精神，最大限度地引导和诱发独立化的人类个体之间形成和发挥合作化的实践行为品质。生态性环境艺术的产生以及普及发展，使得传统发展背景之下，自然化人类本性实现稳定顺畅的相互结合，有效改善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形态，以及城市商业文明演进形态给人类所造成的精神扭曲以及桎梏，提升了人类在基本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的幸福感强度。 2．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实践原则 第一，人本性原则。人是开展环境艺术设计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基本主体，所以在开展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原则，通过不断满足人类在物质性和精神性层面的基本需求，助力人类基本生存实践环境优化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人类在应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度”的把握，在有效维护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促进人类生存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善。第二，整体性原则。从“环境”概念基本内涵指涉的丰富性角度出发，客观上要求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在实际开展设计实践工作的过程中，扎实秉持整体性的设计认知理念以及设计工作开展原则，要将实际设计的对象区域内已经存在的一切形式的自然性，以及社会性物品对象表意关照元素，都纳入到实际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形成方案的表意构成元素体系之中，确保实际形成的设计方案，能够切实做好针对对象设计区位的，在自然性、生物性以及社会文化性表意要素之间的和谐稳定，以及整体一致的建设发展目标。 二、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事业的基本支持技术 要切实减缓现代环境工程项目施工作业过程给开放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冲击强度，有效减缓人类社会化生产生活实践行为所引致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因此，节约土地资源，减少能源消耗、节约淡水资源消耗规模，以及做好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处理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现代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版图中重点关注的技术目标，围绕这一技术目标，世界范围内致力于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目标实现的技术工作者，接连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支持技术形态的探索应用活动，以下选取其中部分具备代表性的技术形态展开具体的介绍分析。 (一)能量活性建筑基础技术系统 能量活性建筑基础技术，其基本的技术构成原理就是要在建筑物主体结构的施工作业过程中，完成对上程塑料管技术构件的地下埋入技术处理目标，并通过这一技术操作实施手段，完成对闭式循环系统结构系统的建设工作目标，在循环结构系统中以淡水资源作为热量交换目标的实现介质。能量活性建筑基础技术最早于1980年年初诞生于欧洲，在其产生和发展演化的初始阶断，多被应用于居住性使用功能建筑之中，而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技术发展演进过程之后，这一技术在今天多被应用于商业性或者是工业性建筑实体之中。从技术实现难度角度分析，这一技术的最鲜明优点在于能够在不使用专门钻井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实现对地下热量交换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可以切实依照建筑物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地点所具备的基本土质结构特征，以及建筑工程项目的具体施工要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处理环节，诸如能量活性基础桩、基础墙，以及基础板等建筑工程技术结构的建设处理工作等，这里展现了这一技术形态在具体应用范围层次的灵活性特征，给这一技术在现代生态建筑施工过程中广泛应用创造了充分的实践可能性。 (二)置换式空调设备新风技术系统 建筑物内部安装使用的空调设备主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功能:第一，调节建筑物室内使用空间的温度状态，在冬季完成供暖任务，在夏季完成制冷任务。第二，为建筑物的内部使用空间提供完成过滤除尘环节的新鲜富氧空气。第三，针对建筑物内部使用空间的空气温度以及流通速率实施调节，避免建筑内外可能出现的噪声现象给使用者正常生产生活活动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现阶段，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新一代空调新风技术系统，其基本的技术特点体现在实现了空调设备内部的供暖(或者是制冷)系统与新风系统之间的相互分离。在空调设备实施制冷过程时，需要使用低温水(16℃－20℃)，而在实施供暖过程时，需要使用高温水(25℃－40℃)。源于标准办公室本身具备较低水平的设计荷载参数，直接保证了商业写字楼可以引入并运用置换式空调设备新风技术系统，在持续全面开展新风输送技术指标的背景之下，舍弃交叉混合回风系统导致的空调设备分散布置的空间结构特点，扎实满足办公室空间使用者对温度、湿度等环境状态参数的动态需求特征。 (三)双层架空地面建筑系统 双层架空地面建筑技术系统是现代办公建筑的标准化配置要素，它是在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形态，以及TIA空调技术良好发展条件下衍生的一种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体系。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资料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当代建筑物中建设应用的双层架空地面结构，通常都会将其高度参数的取值范围控制在80mm－300mm，并且在这一建筑结构的内部空间之内，实际可以进行几乎所有类型的现代化办公设备，以及通信技术电缆线路的布置和敷设工作。其地面结构通常由模数600mm×600mm的建筑结构板块构成，并且在初步性的敷设工作完成后，可以随时开展通信电缆线路的检修和增补处理工作。 结语 围绕环境艺术设计与精神生态问题，本文从环境艺术设计基本理论界定，以及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事业的基本支持技术两个角度展开了具体分析，做好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对于我国城市环保建筑建设事业质量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居民精神生态状态的改善，具备重要的现实促进意义。 作者：王静 单位：河北美术学院

本文着眼于茶道思想与影像文化传播的相互作用，探讨了影像文化对于茶道思想的传播路径与艺术展示，指出茶道思想可以提升影像作品的文化性与艺术性，提高传媒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传媒产业则可以丰富茶文化的传播方式与宣传力度，突破地域的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热爱茶文化，实现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茶文化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人们自西周时期便有饮茶的习惯，到唐朝，饮茶已经蔚然成风，社会步入全民饮茶的时代，茶在人们日常起居与待人接物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茶道作为一门美学艺术也日渐成型。茶道的系统化发展起始于隋唐，以陆羽所著《茶经》为正式开端，内涵丰富而深刻，具有高度的人文性与艺术性，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水平与科技水平的日益提升，大众媒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海量信息传递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特别是电视、电影、网络等影像文化平台凭借其特有的观感体验优势，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茶道依托其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特点以及高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成为了我国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先行者，在传播过程中，影像文化平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步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全面推广茶文化，展示茶道思想的独特魅力，我国相关文化部门推出了《茶旅天下》《茶叶之路》《茶缘天下》《海峡茶道》《中国茶》等电视纪录片，在电视、网络上全面推广，为人们了解与学习茶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促进了我国茶道思想以及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也推动了我国相关文化产业与经济产业的进步。 1茶道思想在影像文化传播中的体现 中华文化发展之路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瑰丽壮美，为影像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也为茶道纪录片的开发与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茶道思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大众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理应成为大众传媒成长与成才的肥沃土壤，出现在影像文化作品之中，为人们带去一丝清冽甘甜。以《茶旅天下》是为例，它我国第一部与茶相关的文化纪录片，集中展现了我国各个茶区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将茶文化的深厚哲思闪烁于荧屏之上，开创了茶道思想与影像文化有机结合的先河，促进了茶文化的广泛传播，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也促进了茶叶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茶旅天下》的拍摄场景横贯我国三十多个产茶地区，在讲述各地不同茶道思想的同时，还展示了各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茶叶产业的发展情况，人们既能够在观赏美丽茶园、茶山风光的过程中获得视听审美的愉悦，又能够在学习茶道思想、茶艺技巧的过程中获得内心境界的陶冶，让人们感受到茶文化的自然美学性与文化厚重感，对茶拥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茶旅天下》所呈现的茶文化内涵是多种多样的，对茶的生长环境与分布情况、茶的保健效果与药用价值、茶的思想内涵与审美艺术等各个方面均有细致的讲解，还非常难得地提到了与茶相关的人士与典故，可谓茶文化在影像领域的“百科全书”。以《茶旅天下》为代表的影像文化作品不仅追根溯源，展示了茶文化的前世今生，还放眼未来，探寻了茶文化的现实影响和时代意义。就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地域色彩越浓烈，对丰富世界文化百花园的作用也就越显著。中国茶文化是对佛家思想、道家哲学以及儒家礼教的全面融合，蕴含了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中庸之道的永恒追求，为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影像文化来弘扬我国的茶道思想，可以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宣传力度，让各地人民对茶文化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促进茶文化的持续发展。 2影像文化对茶道思想的艺术展示 茶道思想是一种非常完善的文化体系，涉及的文化艺术类型多种多样，包括茶学典籍、茶艺表演、茶具制作、茶景欣赏等，茶景更是多姿多彩，茶园、茶山、茶树、茶叶、茶人都是构成茶景的基本要素，当然，还有古色古香的茶马古道。众所周知，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国，也是茶叶生产与出口大国，欧洲与美洲就是因为茶叶贸易才有了对茶的初印象。古代，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海路运输，另一种则是通过茶马古道进行陆地运输。尽管茶马古道当时只是运输茶叶的路径，但由于路成长、地域广、民族多，在不断的沟通与交往过程中，茶文化在各个地点生根发芽，形成了更多的分支。所以说，茶马古道既是茶文化的载体，又是茶文化的内容，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形式。在茶文化相关的影像作品中，茶马古道基本上都是一个无法跳开的课题，人们在影像中展示茶马古道的蜿蜒曲折、绵绵不尽，让观众感受到茶文化的悠远深厚，通过影音来描绘途径各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让观众体会到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例如，人们以茶待客的场景能够体现出茶文化所崇尚的礼仪与和谐，人们采茶、制茶的欢乐场景则烘托出茶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之乐，人们煎茶、品茶的精湛技巧则彰显出茶文化所强调的自律与适度。因此，影像文化对茶道思想的展示在直观与直白的同时又不失其哲学性与艺术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茶文化。当然，茶文化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的改变以及人文环境的更迭而不断萌发出崭新的内涵，以适应民族与时代的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茶叶产区从宏观来说有江北茶区、江南茶区、华南茶区和西南茶区四大茶区，从微观来说则不计其数，有杭州产区、云南产区、安吉产区、黄山产区、武夷产区、云南产区等，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风情，茶与人们生活的融合方式各不相同，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地区性茶文化。影像作品相比较书籍而言，其最大优势在于对信息的整合能力与集成能力极高，对内容的还原程度和呈现力度都极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尽可能多的内容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这种呈现是极富艺术色彩与情感张力的，观众会被自然而然地带入到那些场景之中，感受茶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共生共存的关系，体会茶道思想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异，惊叹茶文化内容之丰富。同时，中华民族同根，民族文化同源，各地区茶文化在基本思想上趋于一致，观众在影像作品中可以看到各地人民对于茶的喜爱以及对于茶道思想的推崇，看到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看到茶文化在育人与育德方面的实际意义，体会到民族文化对中华儿女的强大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3茶道思想在影像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茶道思想以影像文化为平台进行传播，可以丰富影像文化的内涵，为影像文化营造宛若山水画一般清新淡雅的意境之美，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关注影像作品，推动实现大众传媒的价值，促进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共赢发展。茶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与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和总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宝贵财富。饮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还是一种精神熏陶，茶道思想讲究静与净，认为人们在饮茶时应摒弃杂念、放下浮躁，保持内心的清净与平静，细细品味茶的滋味，参悟人生的道理。茶道思想所要营造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境界，当一个人积淀了一定的学识、养成了较好的德行，便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所以，饮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修养、一种境界提升，通过影像作品来展示真正好茶者的饮茶过程，记录其生活故事与心态转变，可以为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当然，影响作品在传播茶道思想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其意境美的展示，包括现场环境的营造、解说词与背景音乐的配合、茶具的选择与运用、画面的视角等，用较为直观的形式来彰显茶文化的美学色彩，吸引观众的关注与喜爱，加强观众与影像文化的粘合度，促进茶文化与影像产业的综合发展。影像产业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传媒产业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与大众的需求紧密相关的，只有当传媒产业的内容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契合人们的审美，达成信息传递的效果，才能够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把茶文化与影像产业相结合，让传媒作品立足于真实的茶事、茶学、茶艺之上，为作品赋予强烈的真实感与现实性，让作品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解读世界的一面明镜，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扇窗户，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化视角，呈现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底蕴，从而极大地提高影像产业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巩固和提升其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影像作品来传播茶道思想，也可以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路径，让文化传播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在现代生活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通过这些平台上的影像内容来了解实时、学习文化或者休闲娱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传播也开始走向了国际化，它通过互联网渠道与世界各地联通，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时事新闻或历史文化迅速传递到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国家，开启了信息传递无国界的新篇章。我国的茶道思想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单纯的文字传播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那些对传统文化尚未有深入了解的青少年和外国人，他们通过文字无法领略茶文化的深刻内涵，而影像产业的融入恰恰可以打破这个僵局。通过影像产业，茶文化可以快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中国茶文化的意蕴与美感，了解到茶文化的物质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促进中国茶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形态的交流与融合，让茶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总而言之，茶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瑰丽景观，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并进的今天，应当积极运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以影像文化作品为平台，积极地向世界呈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同时，影像产业应以传统文化为坚强后盾，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作用，全面实现影像产业的社会价值，保证我国大众传媒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传统艺术论文: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植入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传承;创新;服装设计;植入 论文摘要:中国服饰艺术能够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树立本民族品牌,离不开中国历史大背景。“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没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服装是没有根的服装。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了服装设计中需要不断注入的既古老又新鲜的灵感血液。如何认识这一点,并准确的将博大的传统艺术精髓植入到现代服饰中。并有效结合成为整体,是我们将要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被忽略的传统民族艺术也逐渐成为艺术工作者表现形式的主流。对于服装设计教育来说,从上世纪末便提出的“民族的即是国际的’旧号,也从未像今天这般为我们所感同身受。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艺术,如何将传统民族艺术更好地融人服装设计的教学实践中去,也成为高等院校进行服装艺术设计教学所面临的课题之一。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将传统民族艺术与实际应用完美结合,积极吸收新的艺术元素并加以创新是服装设计从业者应认真对待的任务之一。 中国传统服饰的源流追溯起来是一部涣涣长河,其大背景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衣冠中华”谱写了绚烂的服饰宝典。在经历了“西服东渐”的冲击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服饰的文化归属感在国人心目中也表现的愈来愈强烈。 在今天的服装艺术教学与创作中,民族化与时代化之间,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传承与创新之间,它们枝蔓缠绕的关系不禁使得一部分人困惑、矛盾。时代感,是文化最具生命力的品格,无论在哪种文化之中,时代感的强弱都是其文明程度最敏感的标志,服饰文化也不能例外。作为一名服装教育工作者,将传统民族艺术植人服装设计教学实践中,以民族传统为基础,面向时代,以现代服饰设计为目的,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一、注重传统艺术的发掘与借鉴,力求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它们共同构建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奇葩。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本民族文化有着积极的成就,也有着不足之处。我们应该用批判的态度进行选择,有机把握传统艺术文化中的“利”与“弊”,以便于汲取并传承传统艺术中的精华。今天,许多传统艺术面临湮灭的尴尬,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甚至失传。我们今天的学习与继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民族艺术的挽救,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像我国古代的绎丝工艺,由于其工艺精繁、对工人素质要求高,时间花费多,见效慢,其有些技艺在建国后慢慢消失,不过,这种技艺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被很好地保留并传承了下来,现在的日本仍保留着从隋唐时期传人的“本绎丝”及“引金箔腰带”技艺。今天,这项在中国失传的技艺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辗转回到中国。这不由得我们不警醒—不要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败在我们手中。 二、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入形式 我们要做到将传统艺术很好地植人服装设计教育中,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服饰有机结合,它们应成为互为包容、相互协调的统一体。他们之间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对立。我们应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导学生深人了解传统艺术的文化性、地域性,注重传统艺术符号在服装设计中的嫁接与借鉴。摒弃程式化的、流于形式的肤浅模仿,注重挖掘传统艺术精髓中认识传统艺术的文化土壤及历史属性,学会在服装设计的学习中把握和体现传统艺术的文化脉络。在当今的服装设计界,中坚设计力量对此有了很深的体会,并将传统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融人作为开启世界时尚大门的金匙。 其次要重视地域文化,促进服装创新。纵观服装的历史发展,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文明发展的脚步,同时反映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准及人们的审美观念,由于自然条件(种族、地理、气候)、精神状态(风俗习惯、时代精神)、历史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服装文化。其服装以外的艺术形势也强烈的表现出这一特征。 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人形式很多,我们简单总结如下: 1.意境植人方式 我国传统民族艺术讲究意境,尤其以寓意吉祥美满的内容居多,往往通过图案及图案的形式来完成。这是我们祖先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作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完美的将吉祥与图案结合在了一起,代表着传统的民俗民情。 吉祥图案涉猎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风俗、宗教等方面,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内涵与意义,是中国人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乐观的心理反映。如“喜上眉梢”,“竹报平安”,“五福(蝠)临门”等等。“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代表奋进、勇敢、尊贵与威武。这些吉祥图案以其寓意被用于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不论是雕刻还是瓷器装饰,不论是剪纸还是染织,千百年来这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被赋予了生命与灵性,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寄托。如今,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成为了设计师们表现的法宝之一,新锐设计师祁刚为影星高圆圆精心设计的“喜上眉梢”惊艳戛纳,以民族传统吉祥图案传递着特有的中国文化。 2.图案植人方式 中国传统图案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文化从开始就认识并强调纹饰的作用。我国传统图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从变幻无穷、风格各异的传统图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各时代的工艺水平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许多传统图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经久不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服装设计中,将具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图案与现代服装相结合,成为设计师们常用的设计手段,传统图案在服饰中的巧妙植人,成为时尚与古典的重要碰撞形式。 传统图案在植人服装设计中时,要注重图案与服装结合的形式美感,形态与功能的关系、形态与材料以及工艺的关系,这样才能将传统图案与服装完美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完成对服装文化内涵的诊释。 在具体的图案植人时,首先要考虑到地域性、时代性,才能在选题、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把握上做到严谨、准确,有特色;其次要考虑到传统图案的创新,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试验性创作,得到新的启发,获得创新灵感,给古老的艺术注人新的生命与活力。 3.色彩的植人形式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色彩的民族之一,最早确立了自己的色彩结构。形成了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色彩喜好。在传统艺术中,像“青花瓷”、“唐三彩”等以色彩命名的艺术形式比比皆是。传统镀金工艺中的“婆金”、“描金”,妇女妆容中的“花黄”,纺织工艺中的“撒花”等在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古人对色彩的种种喜好,甚至今天国际上以“中国红”这一对红色的命名来显示中国人对这以色彩的偏爱。 三、结语 中国传统艺术植人服装设计的形式还有很多种,这要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体会。曾经我们的设计师在国际上茫然得像个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服装设计从起步发展到今天,在经历过模仿甚至抄袭后,开始了创新,民族的面孔重新回到世界的面前,将中国现代服饰艺术带向国际。他们立足民族特色,汲取传统艺术精髓,让中国服饰艺术重新焕发了新姿。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也将致力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为服饰文化教育的发展不断努力。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社会对艺术设计的需求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内容上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多。尤其在目前的中国,随着国门开放的那一刻起,设计的需求就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中逐渐扩大,相关行业的从业也在不断增多,但真正的精品设计却实在贫乏。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而思考如何走我国艺术设计的创新之路,而不应再继续迷失下去了。而笔者认为在目前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有用的元素将其融入我们的作品中,这是目前提升我国艺术设计层次的一条便捷之路。 关键词:艺术设计传统文化应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在近200多年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几乎停滞不前以至于与整个时代有很大的差距。而由于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艺术设计方面的需求却是空前的。在我们设计发展的初期只能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而中国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大国在各个方面都不甘落后于人,在艺术设计领域尤其需要新的创新和突破,这不仅仅是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传统不是落后和过时,它像流水一样,是民族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同样她的传统文化也是最复杂和深厚的。地域的广博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悠久的历史又促成了其文化的兼容性。这些纷繁、复杂、厚重的传统文化才是我国艺术设计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目前很多文艺工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现状(主要指对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不满意)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儒家”思想,认为正是其造就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和“羊”的精神。这一观点在去年最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中得到了较完整的阐述和论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5000年的封建文化曾使中国在300多年前就站在世界之巅(中国在乾隆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整个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但又恰恰是这种最为完善统治制度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农耕文化”被“狼文化”取代,“野蛮人”打败“文明人”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定理,而应该说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在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 “希腊人”赶走“爱琴海人”(特洛伊被希腊人摧毁);“罗马人”取代“希腊人”,“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人”,而最终“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又拱手让给“山姆大叔”,历史从来都是这样,但是谁又能说希腊文明应该抛弃呢?“罗马神话”恰恰是全面抄袭了“希腊神话”,就象“宙斯”和“朱庇特”的关系。就是现在谁会认为英国人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逊于美利坚国。“胜则为王败则寇”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艺术上却恰恰相反。如果将成吉思汗与赵佶在艺术领域上的成就进行比较,宋徽宗虽是亡国之君但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是一代天骄骑着“汗血宝马”都追不上的。任何文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就象殖民地文化的最大好处是当地人的外语(入侵民族的语言)基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样,中国长期的腐化和奢靡的封建社会生活习气恰恰成了滋生民族传统文化的温床。可以概括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其涉及面十分广博,艺术设计工作者应从中吸取相应的文化元素将之融汇贯通加以利用,其实“古为今用”在当今中国艺术设计领域里比“洋为中用”还管用。 二、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直接应用---主要是针对不同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慎重的选取相应的图案或符号,发挥其原有的图形信息。但这种直接使用在使用时应注意使用环境和材质。这种使用实际上最为简单和实用,初学者往往愿意使用但一定要注意在组合上不能是简单的堆砌,而要注意其融合。否则直接罗列和附着会给人一种突兀或牵强附会之感。这方面的成功作品中以大连金石滩的“万福鼎”最为典型。该鼎高5.6米(代表中华56个民族),宽4.8米(代表四面八方),其四面由8888个小福字组成。寓意深远的数字构成与应运而生的吉祥个数,囊括了其能够祈福呈祥的所有含义。 扩展使用---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其实这是一种转化。这需要设计者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和很高的艺术修养。例如中国书法的精髓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最为广泛,汉字书法的构成不外乎章法、线条和结构,同样好的景观作品不外乎追求自然、和谐和超凡脱俗,其布局的合理与正确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设计者可以吸取书法中布局的特点,但其各部分组成和功能模块的架构也是相当的重要,好的作品“随形就势”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尽量减少人工的斧琢痕迹是优秀设计师的追求。让人们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这才是最为出色的作品。 将传统文化中所传达的民族特征、理念与现代设计结合为可视的形态呈现出来,即抽象的继承。这种运用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建筑设计中采用“易经、风水”(有人说是迷信)的理论。建筑风水学的核心就是天地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融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并指导人们的建筑选址乃至营建,其人与自然环境间和谐思想,这也是现代生态建筑学或“环境友好”建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中的90%以上的建筑(高楼大厦)实际上都是过渡产品,公寓楼(水泥楼房)本身的出现就是欧洲国家为解决部分贫困民的居住问题而造出的产品,楼房的弊端在发达国家已经产生,因此英、法等国都已经采取相应行动,恢复庭院式居住方式。目前大部分中国设计者仅将目光注意在建筑新材料在其作品中的应用,简单的变形和多变的色彩就被认为是优秀设计,真是可笑。笔者认为中国设计者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与当前中国的整体国情有很大关系。什么时候建筑方面的最高奖由“鲁班奖”变成了“创意奖”,那么中国在建筑方面的设计可能才会真正得到体现。目前最好的相关作品只能推荐大家看看潘石屹自己的别墅(时尚杂志中有介绍),真正的好作品是和谐与自然,大气却不失精致,通透却不空落。其所有的布置和装饰都是隐合中国的易经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广泛,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特有的元素也是多元化的。现代的艺术设计种类也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传统文化元素在所有设计领域中的应用一一列举出来,以上的论述仅仅是一小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当一个设计师丧失了其民族特性时,她不可能在国际设计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凸现她的本土性和个性化特色才能继续发展。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很好的融入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中国的设计者如果能很好的运用其相应的元素,并给予一定的创新应用,则可以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新的突破,使中国的设计者能够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 传统艺术论文:论波普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1、波普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差异和影响视角 波普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之间影响力有着明显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影响力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是有紧切关联的。西方的文化发展脉络一直兼承着确立颠覆的方式交替进行的。从古西腊、古罗马时期的人性极度释放,其艺术样式均呈现出歌颂人体的美感,人情的真情态为视角,哲学家的思维亦是围绕人是什么,从何而来之类的话题展示,一直发展至这种生存环境破灭,宗教便开始占据主流,人物开始忏悔放纵的罪恶,艺术理所当然的成为人们罪恶心灵慰籍的宗教语境,到宗教禁锢人性到达最高的临界点时,文艺复兴之类的反宗教现象又主导文化艺术发展的话语权……波普艺术的产生亦是人们经历苦难的全人类战争的情形后产生的对苦难恐惧压抑太久后的精神放纵,可以说是人们对工业文明诞生的比冷兵器杀伤力太千万倍的热兵器的排斥,亦可以说是对生命个体在战争中形同草介的消极放纵。总而言之,西方的文化发展脉络是代表时代特征的鲜活血液。波普艺术好或坏的评价暂且不说,但至少无人可以置疑其时代与社会性,它是时代特征的真实记录,安迪沃霍尔等杰出的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流行艺术的代名词与其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和典型提炼是密切相连的。而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却与内陆文明的共识主流相关联。 内陆文明繁衔所倚仗的往往是大江大河,江河能孕养人类,亦可以毁灭生灵,所以人们往往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形成文化主识,凝聚统一的力量,久而久之,国家意志便成为话语权的核心,与国家意志相呼应的文化主体便成为哲学、艺术等文化外化形式的色彩特征。儒家思想主导国家意志的历史由来已久,亦经久不衰,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发展四步曲产生了诸如类假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思想,所以,艺术的发展角度亦形成了技法的把玩到意境的提升再转入逸品要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无为,虚融淡泊,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人修为的超凡入圣,进入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从上述的述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艺术侧重对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批评,而中国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则偏向于个人精神的内省和升华。 社会发展直至今天,地球村和地域文化特征被高速传播的信息所淡化,我们已无法再回归到传统的天圆地方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无为心境中,同时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化艺术样式,并传统而不顾亦是焚琴煮鹤大煞风境的做法,至少传统的可圈可点之处是我们的艺术样式富有地域色彩的必要手段。所以中为体西为用,内外兼修的新文化运动的前辈先驱的提出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的当代艺术提供一条学习舶来文明同时传承传统文明的途径。 2、中体西用、内外兼修的中国当代艺术思维方式 艺术性的主要表现是技巧所形成的美感的完美体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脱离技巧。纸本创作,架上绘画创作,中国传统画论中技巧的高度锤炼和指导都是十分有用的。而且画论中相对玄奥的意境,个人精神内涵的修养可以很好的让我们有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以旁观者的心态来思考和社会现象,使艺术创作更具思维深度。同时这种自省式的修养也能够更好的学习技巧,反作用于画面东方审美情趣的表达。这种内省便是“本体”。对波普艺术的借鉴和学习可以是其影响力背后对社会事件的精确把握和深入解析。而不是照抄安迪?沃霍尔的马蒂莲?梦露来一个的组合。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在这种情形下作用非凡,能影响观者的作品往往是其身边的,时代环境中的物象,用生活中的事物来进行创作,无论是变形金刚,还是魔兽世界,只要能很好的融入创作中都是可行的,这些物象并不意味浅薄。这便是笔者认为的“西为用”。 以东方传统艺术的技巧和思维情趣为本体,以影响空前的波普艺术对时代特征成功把握为用,进而内外兼修于当代艺术创作至少比完全照搬传统,用油画颜色画山水画,抑或完全西化一眼就能看出师出哪位大师门下之类的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得要稳妥得多。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这种选择方式或许算得上中庸之道。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美术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应用 一、现代艺术设计 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艺术设计早已脱离了物品形式,成为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象征,反映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美学风格。现代艺术设计作为美学和文化的综合表达形式,它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各个领域,所以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认识我们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现代艺术设计作为表达社会意识的一种艺术形式,能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现代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容易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且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基本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影响现代艺术设计的对象,还会拓宽艺术设计的方式和构图思维。 二、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 民间美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内涵、强烈的对比色、素材选取、表达形式等。强烈的对比色是民间美术最大的特征,鲜明的色彩对比使得民间美术极具艺术感染力,其独特的视觉效果更使它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师的最爱;文化内涵也是民间美术较为显着的一个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期盼。由于民间美术在表达形式上极具美学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将设计转换成一种语言,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不仅增加了现代艺术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剔除了民间美术中的粗俗部分,使民间美术在提炼之后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拓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一)民间美术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源泉 在大多数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眼中,最好的艺术素材往往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生活作为艺术的一部分,经艺术家的提炼和润色后会充满文艺气息。民间美术来源于民族文化,它是承载民间文化的载体,作为艺术设计的源头,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物质和精神。物质是人们的生活基础,也是民间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精神文明则反映了当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从艺术表达形式的角度分析,民间美术是艺术设计的源头和潮流,民间美术可以让现代艺术设计满足人们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等心理方面的需求。从古至今不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的艺术设计,而每个地方的艺术设计又因风土人情、经济水平等因素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发展,由此可见,艺术设计受民间美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也可以说艺术设计的内容大多来源于民间美术的民族底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艺术设计,尽管它在表达形式和设计内容上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论是高科技产品、工艺品还是包装纸,大大小小的艺术设计中都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这就是民间美术在现代设计中的重要体现。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民间美术作品是我国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重要源头,设计者应当通过吸取民间美术中的精髓部分,设计出属于自己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在促进艺术设计发展的同时,传承我国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 (二)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共通的文化内涵 民间美术和现代艺术设计在色彩的运用、人文精神的体现和图式造型的设计上都存在共同之处,相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民间美术在创造过程中始终以人生理想、原始信仰和生命价值为创作主题,而民间美术作为承载人们生活情感的载体,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美好的愿望。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电子产品也在网络上普及开来,艺术设计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属性被赋予现代气息,作为一种物质产品迅速充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相对于民间美术而言,现代艺术设计对人文精神更为忽视,因而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成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主要目标。随着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广泛运用,现代艺术设计在时间和空间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民间美术蕴含的人文精神则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吸收的精华;其次民间美术的设计主题可以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选材灵感,通过分析民间美术作品主题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品内容都取自当地的物质资源。丰富的资源优势使得民间美术呈现出多彩的形态,随处可见的创作材料和普通的创作工具使得民间美术具备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现代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审美需求,所以生活气息对现代艺术设计尤为重要。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有利于增加现代艺术设计质朴简洁的艺术感染力,人文精神的借鉴不仅拓宽了现代艺术设计的选材范围,还发扬了朴素的自然观,从而达到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文化内涵共通的目的。 (三)民间美术拓展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创造力 通过分析现代艺术设计作品就能发现,民间美术作品对其影响是多方面、多角度的,首先民间美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现代艺术设计源源不断的灵感源头,独特的创作视角和设计方式为现代艺术设计拓展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陕西着名的民间剪纸为例,民间剪纸大多由民间艺人创作,尽管他们能将剪纸创作得栩栩如生,但并不是所有的创作对象他们都见过,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剪纸进行巧妙的构图,从而创造出生动的剪纸形象。由此可见,民间美术在创作和表达上大多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将自身想要表达的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将民间美术运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不仅能培养艺术设计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培养他们发现寻找素材规律的能力,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表现事物,从而达到发散思维提高创造能力的目的。民间美术的创造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想象和选材等方面,构图技巧和设计内涵都是凸显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的重要体现,因而我们应加强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拓展现代艺术设计的创造力。 (四)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借鉴和应用 随着各类现代艺术设计活动的开展,我国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走上了国际道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部分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立足本土,借助传统文化来丰富艺术作品的内涵,尤其是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和传统艺术的借鉴尤为明显。尽管现代艺术的设计元素在不断创新,设计风格也随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不断转变,但民间美术的精髓在现代艺术设计的作品中始终得以保留,如字体设计、海报设计和包装设计,这类艺术设计都是在原有民间美术理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使之被赋予新的含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当属奥运火炬,祥云图案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民间美术和传统文化中都具有深刻的内涵,而设计师在对其翻新后使之成为一件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在向世界人民展示我国民族风格当代性的同时,为现代艺术设计拓展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三、总结 随着现代艺术设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传统的民间美术似乎也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尽管二者在审美和功能上各有千秋,但这并不会促使两者出现在对立面上,民间美术具备的精神内涵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学习的,而现代艺术设计所具备的经济性和高科技性也是民间美术所缺乏的,因而二者存在互补优势。现代艺术设计作为一种集美观、功能、经济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它既能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也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民间美术的实用性、生活性和民族性为现代艺术设计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创作领域,二者的融合在促进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同时传承了中国民族文化,使得中国民间美术得以长久流传。 传统艺术论文:浅论民间传统艺术之剪纸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顾名思义举凡在民间形成、发展并广为流传的各种通俗的传统艺术以及具有民间色彩的技术与艺能都称之为“民间艺术”:例如传统工艺、雕塑、剪刻……等等,都属于民间艺术。而剪纸则是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 一、剪纸的起源 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后来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为现在的剪纸艺术。而现代,大约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适应面广而普遍受欢迎,更因它最适合人们闲暇制作,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而传统艺术进课堂时,更成为连小学生都能熟练掌握并制作的一门学科。 二、剪纸的制作 剪纸不是用机器而是由手工做成的,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剪刀剪和刀剪。剪刀剪是借助于剪刀,剪完后再把几张(一般不超过8张剪纸粘贴起来,最后再用锋利的剪刀对图案进行加工。刀剪则是先把纸张折成数叠,放在由灰和动物脂肪组成的松软的混和体上,然后用小刀慢慢刻划。剪纸艺人一般是竖直握刀,根据一定的模型将纸加工成所要的图案。和剪刀相比,刀剪的一个优势就是一次可以加工成多个剪纸图案。剪纸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各地广为流传,其中又以蔚县剪纸最为着名。蔚县剪纸,有悠久的历史。蔚县剪纸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分刀工七分染”上。刻制时以阴刻为主,兼有阳刻或阴阳结合的方法,使得作品玲珑剔透,层次分明。而我们在教学生制作的时候,则从最简单的“折”、“剪”教起,让孩子们体会制作的乐趣。 三、剪纸的作用 剪纸有很高的装饰装饰作用,可点缀墙壁、门窗、镜子、灯笼等,也可以装饰在包装盒上,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因为剪纸具有它独特的吉祥寓意,人们利用莲花和鱼的谐音剪刻“连年有鱼”,用松树和鹤来剪刻“松鹤延年”,在逢年过节或喜庆典礼的时候,也常常用来装饰在房间或是客厅里,来打扮节日喜庆的气氛。因为它们有很朴实的品质,贴近生活。所以每一件都可以称之为精微的艺术品。他们产生、流传、发展是民族色彩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对于生活中的朴实明朗、火热向上的态度利用艺术的形式很自然的表达出来,记录着人们内心最纯正的、最真挚的、最善良的、最直率的、最热情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人们在通俗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十足韵味的艺术形式,虽没有非常拘谨的框架结构,却是流传最为广泛和突出的艺术类别,是最自然和纯粹的艺术语言。是民族历年发展的、创造的、各类特色艺术文化的集合,是大众智慧的杰作,是值得我们去深究和发扬,去传承去挖掘的重要载体,从剪纸艺术中我体会到了“物以致用”“就地取材”“因材施艺”的魅力,它必然会在民间绽开最美的艺术之花。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 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标志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现代标志设计也就成为各设计院校或设计系所设立的一门重要设计课程。 以笔者从事设计教学的经验来看，在“现代标志设计”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许多教师由于受到西方设计思潮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们在指导学生进行标志设计时，往往习惯首先从源于包豪斯基础教育体系的构成学出发，让学生去尝试作各种各样点、线、面、体的分割与组合，并且在设计完成的最后也大多只是强调标志的形式感和现代性。这样一种忽略了传统图形艺术的教学，导致学生在处理标志造形时也只是狭隘地从简化的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形的角度来着手进行设计，这样设计的标志虽然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会比较强，但多了也就让人感觉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因此，针对这一弊端，笔者想就“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我国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这一问题略陈己见，以期共同探讨。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将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教学中，这是引导学生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让学生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学会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他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而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沿用： 一、“形” 的提取与衍生 “形”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图一）；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车形文字等。 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的教学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首先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再让学生将这种立足在传统图形原形上，而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糅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棣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至“方胜”，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同样，首都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将传统图形与现代构成表现技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范例。首都精神文明标志的基本元素为“天坛祈年殿”和“心”形。“天坛祈年殿”象征首都，“心”形体现精神文明的抽象含义。设计师李林运用现代构成中“图底转换”的手法将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标志的顶部进行了形式美的处理，使“心”形凹处与“天坛祈年殿”顶部接合得自然而流畅，这样不仅使得标志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又直观的表达，并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表现效果。 二、“意”的沿用与延伸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多么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形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意义。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生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延伸出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等许多美好象征意义来。 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教学相结合，这不仅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去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还要求教师能够带领学生一起去探求和挖掘蕴涵在它们背后的“意”。因为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的心存向往，这正如司徒虹所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传统图形 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沿用在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 如，中国传统图形——“盘长”，在民间它常结合 “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流传的吉祥之气。 所以，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共识的传统图形“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这也是现代标志设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靳棣强先生为荣华饼家设计的标志，同样也是沿用传统图形吉祥寓意的一个很好范例。创业于1950年的香港荣华饼家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的基本元素是方饼、牡丹花和明月。在标志中，“方饼”这一元素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牡丹花”与“明月”都是传统图形，并且牡丹花给人雍容华贵的感觉，与明月一起也就有了花好月圆的吉祥意味。荣华二字是书法，这很重要，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实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荣华饼家的"荣华"笔画有很多不规则的弧线，但很有特点，象牡丹花的花瓣。牡丹花图案通过修改、强化、重新造型，没有改变。金色的花，蓝色的饼，很中国，很传统，很吉祥，也很现代。 三、 势”的把握与承传 “势”通常指图形所蕴涵的气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和气氛，“势”能传达整个图形的精神。在传统图形“势”这一点上，特别要提到的还是中国的国粹——书法。书法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而得到启示，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大篆粗犷有力，写实豪放；小篆均圆柔婉，结构严谨；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气脉相通；草书飞动流转，风驰电掣。书法不仅有结构，更有笔势。结构仅仅是书法运笔的依据，而书法个性形态的形成还是靠其“笔不到而意到”的笔“势”。 把握与承传传统图形的“势”，并最终将其融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是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结合的一个难点。对于传统图形艺术中“形”与“意”的沿用，学生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掌握，但这种沿用只能说是对传统图形艺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在研究传统图形时能够摆脱其物化表面而深入到它们精神领域的内部。因为只有在深入领悟了传统图形的艺术精华之后，再在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现代标志。 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籍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Long Island Aquarium是一个现代的水族用品公司，该公司的司标是由香港的设计师蔡永耀为其设计。因为是水族公司，所以标志的基本形便考虑为“鱼”的造型；又因为该企业是香港一家现代型企业，所以设计师便采用了公司名的首写字母“L”。“L”是运用中国书法中草书的技法书写而成，笔势所到之处，加上两点，便成了两条生动活泼，游戏水中的鱼。这样一种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代表性。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中的“势”。中国邮政的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最后，将现代标志的设计与传统图形艺术相结合，教师还应该告戒学生，应用传统图形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 第一、在传统图形艺术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因为，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成长和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以，它有着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带出来的印记。因此，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些传统图形也存在有迷信、落后的糟粕成分。要将传统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之中，就应该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让其具有民族性、现实性的一面得以弘扬光大。 第二、学生在使用经典的传统图形时如果不求甚解、依样画葫芦，只搬用一点民间或原始符号，就开始进行肤浅的形式美和现代美的组装，那么设计的标志将难免落入俗套。所以，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把握好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并让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在他们的设计中自然的流露出来。 转载自：博兴二中艺体部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戏曲是世界范围内完整保存下来的三大戏剧文化体系之一,它是包含着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武术、表演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艺术。在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和乡村社会格局中,传统戏曲所积淀的是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整体文化精神。保留了传统戏曲程式精髓、文化内涵、思想意韵,得到观众普遍认可,并在时间或空间上广为流传的改编、新编、移植的剧种、剧目亦都属于传统戏曲的范畴。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过程,也是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过程。本文所谓的传播,是指广义上的传统戏曲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的扩张,在开放的艺术交流、艺术借鉴、受众参与的影响下传统戏曲程式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市场和科学技术因素在传统戏曲革新中的辅助功能。 一、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审美内涵 中国传统戏曲根脉久远、绵延悠长,上下几千年的筋络穿起了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传统戏曲作为浸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灿烂文化的活化石,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传统戏曲自身的发展,经历了生存的坎坷和艺术的蜕变。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传统戏曲具备了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传承、沿革和发展中,传统戏曲一直活跃在文化阵地的最前沿,而且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国的传统戏曲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地演化、借鉴、丰满。与诗词、舞蹈、音乐的结合,使传统戏曲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多种元素相互交叉协调发展进步的特点,呈现出综合艺术的特质。《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是古人对传统审美的认知,是对综合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初步概述。现代的欧阳予倩则更明确地说:“中国戏是歌(唱工)、舞(身段和武工)、表演(做工)、道白四者同时具备而又结合得很好的特殊的戏剧艺术形式。”[1](P19) 可见,传统戏曲的综合性特征是其审美内涵的首要因素。传统戏曲的综合审美性的表现可概括为角色行当化、内容多元化、表演歌舞化、舞台虚拟化四个方面的特点,它们全面展示出传统戏曲的魅力。传统戏曲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角色行当化是和异彩纷呈的流派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在传播中迎合了不同审美群体的需求。以京剧为例,行当分四:生、旦、净、丑。在这四大行当中又分为很多细小的行当,如: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老生、小生、武生、铜锤花、架子花、文丑、武丑等。从地域上来讲,有在北京扎根以正统自居的京派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其他各地京剧艺人的海派之分,京、海两派各有千秋、人材辈出。北方出现了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等;南方则出现了“麒麟童”、“盖叫天”等表演艺术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京派和海派的各自特色已经出现了多方面的融合,在丰富了京剧的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使京剧的发展更具潜力。京剧的流派之多、之全、之广,可谓异彩纷呈、繁花似锦,而其它地方剧种亦有类似的情况,在这里不多赘述。传统戏曲在内容表现上多种多样,人伦道德和历史文化知识教育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忠、孝、仁、义、礼、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下,关于“忠孝节义悌”的各类传统戏曲剧目数不胜数,核心的儒家文化内涵在传统戏曲的传播过程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价值观。观众通过看戏加深了对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理解和接受,学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一定程度上传统戏曲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反过来这种文化接受氛围的形成和审美模式的出现,使传统戏曲可以在一定的规律之下不断发展、创新,不因改朝换代或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消亡,进而能趋利避害,发挥宣教的特长,成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欣然接受的文化形态。 在表演上,传统戏曲的伴奏和唱词基本上保持着对应的关系,因为戏文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诗歌的韵律特点,一般的情况下比较规整,不但体现内容美,也能体现节奏美。但同时板腔体的多种体式,有时又不是词曲一一对应的,比如有时紧拉慢唱、字稀腔长,有时反之,营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例如《玉堂春》(《三堂会审》一折)中,西皮慢板“鸨儿买奴七岁整”,字疏腔密,一方面唱出苏三此时诉说的悲凉的心情,一方面表现京剧的音乐伴奏的节奏美。接下来的流水“那一日梳妆来照镜”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美在其中。不同的板式有不同的伴奏与戏文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审美传播,这种标准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其实就音律来讲,因为其集成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精髓,并融入了传统民歌和曲艺,增加了其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也拓展了传统戏曲艺术表现的音乐空间。传统戏曲的念白,虽然有时是无伴奏的,但也体现着音乐内在的美。原则上有以下的对应关系:伴奏音符的多少、音阶的高低和唱词字数的多少、字音的高低相对应;伴奏拍式的长短、拍数的多少和句法的长短、句数的多少相对应。唱词内在的韵律美和节奏美是内在固定的,这样即使在念白时无伴奏,观众在欣赏时还是可以体悟到音乐的节奏美。把无形的音乐融入到欣赏中去,在欣赏的同时也是观众对传统戏曲审美的认知过程。即使观众不明白其中的理论关系,仍可以感悟到其中的美,这便是传统戏曲深刻审美的映照。 传统戏曲艺术是对生活的浓缩反映。就像摄影的布光、绘画的构图、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步伐、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传统戏曲艺术用高度精炼、集中、诗化的歌、舞、念白、人物动作等手段表现生活。传统戏曲的伴奏乐器是中国民乐中使用的乐器,传统戏曲的语言共通着诗词歌赋规范,传统戏曲的精神内核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对传统戏曲的历史性的梳理,审美内涵的把握,自身综合特点的认知,可以发现传统戏曲的生存动力是强大的,而且完全具备继续发展繁荣下去的潜质。要发扬光大传统戏曲,我们要做的是去发掘传统戏曲的美,传播传统戏曲的继承精神,巩固固有的体系程式,改善其不足,从内核上保持其审美特性。 二、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和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髓,从民间艺术中获取给养,在成长中吸收了剪纸、皮影、面塑等民俗艺术的造型、色彩、制式等元素;又从民间口头文学、曲艺和地域文化中借鉴优秀历史故事和传说来丰富自己的剧目。在发展过程中,戏曲又与多元的民间文化相结合,借助民间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同时,观众的参与和培养,发展着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戏曲传播重要的保证,是传统戏曲生命的不竭动力。康熙年间有北方民谣说:“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烟密,比不上武强一南关。每天唱上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其中“千台戏”指的就是戏曲年画。年画艺人受到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把自己亲身所感受到的戏曲故事、戏曲舞台、戏曲人物,塑造在他们的木版年画作品的创作中,使传统戏曲舞台上的形象得以长留在人们的心中,使戏曲艺术的传播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实现。戏曲年画以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成就最高。桃花坞戏曲年画内容以徽戏为主;杨柳青戏曲年画的内容前期为昆曲、京腔剧种的演出剧目,如《盗仙草》、《辛安驿》等,后期大多反映的是梆子和皮黄戏的内容。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桃花坞后期戏曲年画面向看戏较少的农村购买者,随时需用文字对画面进行解说;而杨柳青戏曲年画在极其熟悉戏剧情节的京、津民众面前,常常省略这些。这正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使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传播方式方法,追求不同的传播效果典型实例。戏曲界有句老话:“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传 统戏曲始终把三国故事当作重要的题材来源,不同的剧种,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三国戏曲作品。《三国演义》的绝大部分情节都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得以再现。《群英会》是其中最为精彩生动的篇章,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赴东吴与周瑜共同筹划联合抗击曹操大计,二人相互斗智,其中包括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打黄盖等情节。20世纪60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把京剧《群英会》拍摄成彩色影片,遂成为千古绝唱的艺术经典。选取《群英会》进行拍摄,一方面是烽火连天的战场、数十万人的拼杀、犬牙交错的矛盾冲突,刘备、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行当、唱段丰富齐全,能全面展示京剧的水准;另一方面,北京京剧院云集了谭富英、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裘盛戎、萧长华等名角儿,增强了票房的号召力。这样既传播了京剧艺术,又取得了经济上的回报。 传统戏曲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娱乐活动,逢年过节和喜庆的日子演戏是乡村的传统习惯,各地的民俗庙会和普通的婚丧嫁娶都会有戏曲参与。到农村找观众,参与到民间戏曲的氛围中,为广大农民朋友创作喜爱的作品,为平民百姓服务是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的戏曲是淳朴的、善良的、世俗的,寻找民间传统戏曲艺术形式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是扩大民间戏曲市场的必要实践,需要自身的探索。例如获得了广泛好评的新编古装传统闽剧《红豆缘》就是根据民间传统戏《城下夫妻》改编再创作的,它定位于戏曲舞台的最原始状态,精神价值和舞台魅力回归于传统戏曲本体,把一个感慨世态炎凉、嫌贫爱富的传统老故事,改编成为一出充满平民生活气息和呼唤人间真情的作品,取得了成功。城市戏曲庙会作为新的戏曲传播形式,也为戏曲的演出和推广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上海嘉定南翔古镇首届南翔戏曲庙会是很好的例子:戏曲庙会上演出了京剧、越剧、沪剧等剧种,邀请名家登台献艺,戏曲票友也得以粉墨登场,一展风采,过足了戏瘾。戏曲庙会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意,搭建了业余戏曲爱好者登台献艺的平台,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参与,沟通了演员与百姓的情感,传播了传统民族文化,展现了百姓精神生活与节日娱乐的和谐氛围。将来类似的创新肯定会层出不穷,促进民间戏曲和舞台戏曲形式的交流,最终服务于传统戏曲的继承、发展、传播,促成传统戏曲的革新。 没有观众的传统戏曲,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传统戏曲诞生数百年来,经历了迅速扩张和长时期的辉煌,戏曲观众的钟爱、支持和参与在这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今传统戏曲进入了相对低潮的阶段,有些剧种和剧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一些流派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例如俏丽中带刚劲,大方中见洒脱,豪爽遒健的“尚派”,尚小云先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武生风格融入旦角大胆创新,在《汉明妃》(《昭君出塞》)、《失子惊疯》等戏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他为了艺术更是散尽家财创办“荣春社”科班,弟子遍布全国。时过境迁,今天大师博大精深的艺术居然面临失传的窘境。这里面尚先生后来移居西安是一个原因,尚派本来就难学也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观众,首要层面的因素是尚派在与梅、程、荀的竞演中,忽视观众群的开发,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流派的发展上,慢慢地对尚派缺乏兴趣,对其关注度也随之而降,形成了互动中的恶性循环,观众急剧减少。加之,传统戏曲市场不景气,整体观众数量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各流派面临的生存压力都很大,尚派的处境就更加窘迫。没有观众捧场,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动力,要振兴尚派首要的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拓展观众群;振兴京剧亦是如此。 观众的参与渗透于戏曲的策划、创作、表演等每一个环节,观众从欣赏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是有独到之处的,可以弥补创作人员和演员的主观创作的不足。现在观众参与的方式虽然较过去有所增多,但是观众的欣赏关注点被其他娱乐形式分化,加之有的戏曲团体和演员本身缺乏交流意识,戏曲观众的真正参与的比重较过去反而少了。振兴传统戏曲必须培养观众,让那些热心观众能广泛参与。巩固中老年人的观众群,重视青少年观众的培养,激发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戏曲的兴趣与情趣,成为在新世纪振兴传统戏曲、培养观众的重点。京剧进入小学课堂是一个培养观众的契机,让孩子们了解京剧艺术,在审美上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与启发,帮助孩子们建立对传统戏曲艺术的认同感。循序渐进、积极引导,观众群一定会慢慢地扩大充实起来。现在举办的各种票友大赛上出现的戏曲小明星,让我们看到了观众回涌的苗头,也看到了传统戏曲振兴的希望。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的先后到来,使传统戏曲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传媒手段的不断更新,技术的不断进步,联系的不断紧密,使得传统戏曲在传播和接受上更加迅速,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整个传播环境促成了传统戏曲新的发展机遇。 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进步贯穿在人类社会生成发展的进程之中,是人类文化创造和积累的产物,并直接参与到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中去,启蒙大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特别是传媒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不断地提升和丰富,使受众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就中国传统戏曲而言,传媒的发展有利有弊,总起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时展进步,新的科技手段和新的理念让传统戏曲得到了有效传播,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在传统的搭台演出之外,广播、电视、茶楼、网络等传播方式正在成为传统戏曲传播的主要途径。观众在电视前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名家名段,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欣赏自己喜爱的传统戏曲,戏曲网站、博客、邮件、QQ群等成为广大戏曲爱好者的联系交流渠道。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受众对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激增,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流行文化相比,由于网络受众群体的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原因,传统戏曲相对处于劣势。这就要求传统戏曲要努力适应网络传播的要求,最终促进传统戏曲的革新。层出不穷的传媒技术的出现,使传统戏曲的传播得到了保障和更加广阔的空间,为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戏曲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步入良性循环,就有了生命力,戏曲亦然。要在继承传统与借鉴吸收的前提下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行新的综合,以达到传统戏曲艺术永葆青春的总体要求。在传统戏曲的不断的继承实践中,各种有利因素集聚形成合力,共同促成自身艺术上和外部环境上的平衡,以达到发展的目的,是保持传统戏曲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在保持良性循环的同时,还要加强这种良性循环下的创新发展。 三、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保护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面对挑战,把艺术、技术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勇于改革创新,突破体制的束缚,解放演员和观众,成为其继承发展的必然的选择。传统戏曲萎靡的根源在于缺乏浓厚的现代意味,在创作上缺乏对现代生活的有力展示和表现,而舞台艺术又没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审美特性,所以当今的戏曲作品未能产生出震撼人心的审美效应。市场竞争环境下,传统戏曲需要不断地去探索新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艺术上需要大胆地革旧布新,开辟传统戏曲新的表演阵地,为观众打造新的审美情调,传统戏曲改革势在必行。市场手段能促进和引导传统戏曲的革新,但是创新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其中政府应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旗手发挥重要作用,包括理念上的更新、政策上的支持、财政上的资金投入等,都对于戏曲的发展至关重要。 传统戏曲的不景气首要原因是体制的弊病,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戏班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国营剧团体制所代替。缺乏“主角制”的创作观念和制度使国营剧团缺乏创作的生机。在突破体制的实践中,有很多形式和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张火丁工作室就比较有代表性。为了摆脱体制的限制,让演员有一个更好的展示艺术的平台,中国国家京剧院为张火丁筹备组建了张火丁工作室,选取了国家京剧院最好的配角演员为她配戏,并为 她量身订制演出剧目,组织工作室到全国各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声誉,随着张火丁息演从教,这项工作告一段落。不可否认,这次尝试是实现传统戏曲艺术与商业市场的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在戏曲的发展中,受市场的影响,商业演出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可溯至梅兰芳大师,他先是两次赴日本演出,后来又到美国和苏联演出。特别是赴美演出是那个时代商业演出的巅峰。为了加强商业宣传,演出方提前半年在展演当地媒体上刊登广告展开宣传攻势,出版了介绍中国传统戏曲和梅兰芳的书籍,并赠送带有梅兰芳标志的小礼物;为了适应国际审美需要进行了变革,废除捡场陋规,净化戏曲舞台,剧本力求精练集中,加强演员舞台交流;按照西方的审美习惯,选择西方人能理解的故事和以表情动作为主的剧目。经过以上工作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既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又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马连良的“扶风社”赴港演出就没那么幸运了,演出入不敷出,后来不得不拍摄戏曲电影维持,不过这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可谓因祸得福。这些案例对于现代戏曲的市场运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商业市场的冲击或许是戏曲突破传统走向创新的机遇,近年来的小剧场演出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就拿根据昆曲《烂柯山》、京剧《痴梦》改编的现代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来说,这出戏经过改编,从朱买臣休妻的传统故事和传统道德伦理批判中解脱出来,用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人的生存与婚姻、选择与命运,找到了撞击现代观众心灵的共鸣点。“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存问题是每个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当所嫁之人无法让妻子维持生计的时候,妻子想要寻求新生活是否是属于嫌贫爱富;一介书生无法金榜题名博得功名利禄,甚至让自己的媳妇填不饱肚子,是否说得过去……新颖有趣的话题都吸引了文化修养层次较高的小剧场观众的目光。而将传统京剧置于现代小剧场之中,演出样式上的新颖独特和演员表演的精彩得当、典雅细腻也是一扫小剧场创作粗糙状态的有益尝试。更重要的,它一改传统戏曲的教化功能,而更注重艺术对人生的况味的揣摩。事实证明该剧取得了很好的商业效果,成为一种商业操作的新探索。 进入新世纪,传统戏曲的改革更加任重而道远,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传统经典剧目新排、历史剧新编、剧种间经典剧目的移植改编、实验戏曲等形式很好地实践了改革的初衷,为传统戏曲的振兴开辟了新的道路。传统经典剧目新排是一条改革之路。京剧《大唐贵妃》改动了原来《太真外传》和《贵妃醉酒》的程式结构,用现代人的爱情观演绎出这段古代帝妃间的断肠情史;并且新创了30多段梅派唱段,将“鹊桥仙舞”、“霓裳羽衣舞”搬上了舞台。这种挑战经典的做法曾受到过质疑,但是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大唐贵妃》的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梅派掌门人梅葆玖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梨花颂”唱段更是传唱开来。历史剧新编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新编京剧历史剧《泸水彝山》讲述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编剧以《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故事为素材,参考河南越调《七擒孟获》创作完成。这出戏行当齐整,表现手段丰富,既具备了传统戏曲的所有元素,又有不少诸如蒙太奇、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高科技手段以及真实的流水场景的运用等创新之处,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给人以全新的视觉感受,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取得了实践的成功。地方戏曲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新编晋剧历史剧《傅山进京》把具有民族气节的学界泰斗傅山搬上了舞台,同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剧种间经典剧目的移植改编是另一条改革之路。像京剧改编自地方戏的同名剧目有豫剧《穆桂英挂帅》、川剧《柳荫记》、莆仙戏《春草闯堂》、滇剧《瘦马御史》等,且都成为新的经典作品。豫剧《程婴救孤》是河南省豫剧二团在京剧《搜孤救孤》、《赵氏孤儿》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剧种的特点加入新的艺术理念打造出来的。该剧进京演出大获成功,使濒临倒闭的河南省豫剧二团起死回生。有的地方戏剧团则将视野扩展到世界文学艺术的领域,越剧《马龙将军》就是根据莎士比亚名着《麦克白》改编的。这种国内国外的借鉴,一方面解决了剧本创作的问题,另一方面扩大了艺术上的交流,巩固了传统戏曲阵地。实验戏曲也是一条可行之路。革新,是一切艺术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不断的革新,就没有艺术的生命。推动传统戏曲走向现代化就需要大胆的实践。实验戏曲的尝试争议很大,从效果上来看,由于先锋派戏剧、实验话剧等形式存在,在吸引观众上突破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还在进行,相信找到传统与现代最佳交点的戏曲,最终会在当代观众的心目中树立起新的形象,赢得当代观众的普遍喜爱。 另外,戏曲电影的新突破也是戏曲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台是戏曲的根,但戏曲想要有更多的观众,必须要有新的传播方式,有现代的传播手段,才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特有的片种,上世纪50年代程砚秋的《荒山泪》等剧目的拍摄,使我们能一睹大师的风采。到“”时期样板戏的兴盛催生了样板戏电影,从艺术的角度看,样板戏电影无论从拍摄的技术还是戏曲舞台形式的尝试都是很成功的,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各种戏曲电影出炉,延续了戏曲电影的生命。进入新世纪,戏曲电影的创新尝试还在进行,数字戏曲电影《对花枪》、《白蛇传》、《锁麟囊》等相继问世。数字手段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京剧的传播,也推动了戏曲电影的创新。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传播优势更加突出。例如,《对花枪》保留了京剧的大写意手法,利用数字技术营造背景渲染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演员的唱做更美、更干净利索,不同景别的镜头表现,增强了演员的艺术感染力。今后,要通过当今发达的传媒推广,高科技的影视手段,将更多更好的戏曲剧目呈现在银幕上,让戏迷观众不但只能坐在剧场听戏,还可以在家里欣赏到演员的精彩表演,大力开辟戏曲电影的阵地,为传统戏曲的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戏曲发展过程中,由于全国各地交通不便、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交流有限、方言差别大、各地民俗不同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形成了诸多地域特色明显的地方剧种。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种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区别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体系不应束缚在京剧的范畴之内,而是广义的中国东方戏曲体系,是整个涵盖统一于表演的大的文化集成。被称为“国粹”的京剧的革新需要不断推进,地方戏的革新更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在这方面,目前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四、结论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之所以发展至今,是源自其开放的艺术精神。它敢于借鉴一切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艺术形式,敢于推翻自己、重塑自己,敢于在时代的轮回中做出关键的艺术选择。而这些是在保持其本身艺术价值、审美内涵和服务观众的前提下完成的,它既做到了生存于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又维系了其传播、娱乐、教化、交流的艺术功能,表现出了不竭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这种生命力来自不断的艺术革新。在新时期传统戏曲的革新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的,面向市场则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市场营销策划进行积极的市场运作,以取得票房上丰收。政府的支持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戏曲艺术的革新、传承需要各级政府和文化 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同时需要政府财政上大力的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会迎着新世纪的号角,走出低谷,走向振兴 传统艺术论文: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间文学艺术在研究什么 ——传统知识保护的思路 「摘要当前对三大主题保护的探讨与研究，使人们首先想到了知识产权制度在该领域的延伸 .然而在冷静地分析他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之后，人们可能会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手段。 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是考虑用知识产权法保护传统知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其核心价值在于界定人们因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当人们考虑将该制度延伸到传统知识领域时，不得不 回答后者与知识产权既有客体间是否具有共性的问题。 障碍 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否同质固然应该予以考查。但是，更需要注意到，即使传统知识和既有知识产权客体相同，也不能证明它就应该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受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工具。例如，科学发现一般并不受知识产权保护；所谓“公有领域”之中的智力的成果实际上也不受知识 产权法的保护。 其实，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更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客体而言，众多的概念虽然都各有道理，但都无法准确在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文明成就的界限何在。而这种边界的极度模糊性 必然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 至于主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仅就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议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等。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 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关部门起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应当然地被规定为唯一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具有浓厚国有制色彩的构想是需要 审慎对待的。 作用 我们无意否定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价值。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知识与 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得知识产权法成为传统知识综合保护制度的有 机组成部分。 原则上，传统知识中任何一项可以被特定化，能够确定具体主体的成果，如果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都能够直接地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例如，民间舞蹈可以受到邻接权的保护；传统标记、地理名称可以受到商标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传统医药、工艺可受到商业秘密法的保护；等等。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常常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当地人合法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时，有关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者虽然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其利益在以下方面得到了间接的肯定：文化渊源的确定、完整性的尊重、文化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特定情形下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等等。当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所有人利益的局限性 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实践 事实上，传统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的手段，既需要法律 的调整，也需要政策扶持。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传统 知识的保护问题。例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旅游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 法律制度。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法律对保护传统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97年5月20日颁布 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9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 例》等等。 从性质上来说，上述诸种法律多属于公法，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支配公共资源 ，维护、促进传统知识成就的存续和繁荣。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制定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联合国的专门工作组发表的《保护土著人遗产的原则和方针草案》、2001年11月3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等等。 改造知识产权制度以满足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有着巨大的困难。具有300年历史的知识产权法律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经过不断的修补，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禀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主要手段。就算是把这部机器交给了传统社区或者它的人，往往也很难有效地运转。 我们的结论是，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解决它需要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等手段。 韦之 凌桦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元素　认知心理学　现代环境　艺术设计 论文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已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设计界中暂露头角，加深了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如何有效地运用中国的传统元素来做设计，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使之服务于现代人，成为现在设计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笔者持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己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一、认知心理学与现代设计 1.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 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研究的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心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认为凡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都属于认知心理学。而目前西方心理学界通常所指的认知心理学，是指狭义的知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四种系统模式: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在这个系统模式中，记忆系统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记忆是原先的刺激不复存在时所保持的有关刺激、事件、意象、观念等信息的心理机能，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在记忆系统回忆和再认的过程中，存在对于先前的信息和经验重组和创新，因而，这个过程对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设计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2.记忆系统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阿恩海姆在他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一书当中，曾经提出过:“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他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艺术设计一中，我们所得出的新的视觉形象都和我们记忆系统中的经验有关，通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对记忆系统中的经验和信息的视觉形式进行复制和重组。因此，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中的运用，可以这样认为，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把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不同记忆类别的元素信息进行提取、重建或者重组，通过创造性思维将信息编码输出，用产品的形式或者视觉形式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作品中。如何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元素重建或者重组?我们应该首先存储或者理解传统元素，才能更好地驾驭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正确应用。 二、中国元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视觉形态的应用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的，而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物质化，以可视的形态，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最终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其视觉形态的运用。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进行设计，重点在于借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形态来表达某种志趣、情感和思想;或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创新，将传统的设计语言渗透于现代的设计之中，创造出新的视觉形态，使其既有传统元素的形似和神韵，又具有现代设计的意味与形式，唤醒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进而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具体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复制和仿制。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如色彩、造型以及纹样，遵循原有结构上的韵律、节奏和秩序，采用“传统外观，现代结构”或者“现代外观，传统结构”等方式，与现代事物相结A e进行重组和重建。这种方式是对传统文化视觉形态的一种借用，并非机械的照搬，而是要运用现代事物作为载体，做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形象。 由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卢昊悉心设计的中国限量版法拉利599 GTB Fiorano跑车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西合璧的最好例子。卢昊用现代创意的手法将中国古典元素—宋代哥窑开片瓷器式的纹理通过手工漆绘形式在车身上。方向盘点火按钮上“启动”和转速表上“零一十”的字样，均采用中国书法篆体。将中国元素和西方现代事物完美结合在一起。 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对元素的提取、转化和抽象再重构，这是当前设计中广泛使用的方式。设计师在丰富的文化传统中去捕捉和发现美的元素，在这些元素中提取适用的材料，使其成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同时对这些提取的元素进行转化和抽象，根据形象的构成，结合现代构成意识对中国传统艺术重构。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去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精华，寻到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再有效的与设计作品相结合，形成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设计作品。1998年建成的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转化处理典型的例子:设计师将古典的“塔型”结构运用到一个现代的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中，没有将中国塔形生硬的放大，但整个建筑的比例是与中国塔形美学比例和力学是相吻合的。建筑师将中国传统的密檐式塔作为设计构思的原点，将密檐式塔的韵律、轮廓线及细部加以高度的概括，使用“高技派”的设计手法，将传统建筑的精神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构造手段表现出来。 3.透过文化元素表象寻求思想根源。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寻求构思源泉，推陈出新。吴良墉先生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群，它是传统文化及建筑思想运用的成功范例。 孔子研究院的园林设计采用的方式是古代的“书院”方式，构思精巧，布局严谨。设计中在建筑的北面堆土以象征坐山，南面堆土以象征案山，同时建筑左面引水成渠以喻青龙，前面的小沂河正对应风水中的“金带环抱”，整个布局体现了传统的文化观，也气和了传统的风水说要求建筑的选址负阴抱阳，前面有案山，背面有坐山的要求。整个设计还运用提炼的传统元素，充分使用隐喻的手法，将多种古代建筑元素作为设计的原型，并按照现代的美学观加以变异，来重新演绎传统。 三、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样，观者欣赏设计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了解认知过程的发生，不管是对于创作还是审美欣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记忆系统中存在的文化背景和经验，是促使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的原因。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充分的激活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思维，我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进行重组和重建，使我们设计出来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又不失现代感，还能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 每一个设计师，既承载着历史也延续着历史。我们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运用到设计中来，方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传统艺术论文:试论传统戏曲对于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关键词:传统戏曲　传统音乐　传统文学　传统观念　高等学校艺术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戏曲以其“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与艺术价值，而且还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文章从传统音乐、传统文学、传统观念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传统戏曲在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 艺术是在人类诞生之初便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发展并逐渐形成的，是人类在感知外界事物、表达内心情感、创造表达情感之形式并以此来获得愉悦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精神成果。 将艺术作为一门课程进人教育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早在周代，统治者就将包括“艺”(即“艺术”)在内的“六艺”作为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的必要内容。而到近现代，作为现代教育奠基人之一的蔡元培先生仍将“美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历史的车轮将我们载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党中央更是将“美育”放在了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之上。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工作者来说，笔者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更深知它对于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那么，笔者就从传统戏曲这一点切人，来侄释它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开展高校艺术教育不可取代的价值。 一、保存传统音乐 作为一种集“唱、念、做、打”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戏曲的真正形成较中国其它民间音乐形式要晚。但正由于此，才使它能够广泛吸收各种音乐艺术成果，并且将民间音乐的艺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由于时代的更迭与人们审美趣味的变更，我们今人已经很难再听到早期戏曲形式—元杂剧和南戏的音乐了。但是，作为南戏在发展、衍变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支脉—昆曲与弋阳腔，却依然能让我们聆听到600多年前先人们所欣赏的音乐。那一首首细腻、婉转的（醉扶归）、〔步步娇〕，不正在向我们展示着传统文人的艺术追求与情感表达吗?还有那一阵阵燎亮的锣声，那一段段豪迈的唱腔，不也是在向我们诉说当时平民百姓的娱乐形式与情感宣泄方式吗?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保存下来的戏曲品种带进课堂，展示给学生，使他们得到传统戏曲音乐的熏陶，这也许是传播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较好的途径吧! 其实，上述做法在近现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曲学大师吴梅就应聘去东吴大学堂(今苏州大学)讲授词曲，首先把昆曲教育引进大学课堂，开了戏曲进大学的风气之先。”而在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可以选修赣剧以获得学分，其学习“课程内容包括弋阳腔和赣剧的历史、戏曲基础理论、戏曲表演等。”川而“对已经公演并延续演出的赣剧《牡丹亭》，则“按工种(唱腔、乐队、服装、道具、灯光、音响、化妆、表演等)招收学生，由专业老师传授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苏州大学周秦教授在学校“开设了‘诗词写作与吟唱’选修课，讲授诗词格律和昆腔字格，教学昆唱词曲和曲笛。还有“昆曲艺术”选修课，讲授昆腔发展史和曲律曲论，教唱昆腔南北曲名段，并传授曲笛技艺。”“同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自己的戏曲社团”。 上述不同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于戏曲音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高校艺术教育课堂上的学生能够身临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桥梁与途径。 二、保存传统戏剧文学 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构成的。传统戏剧文学也不例外。说到它，就不能不谈到戏剧文学的体裁样式与题材内容这两个方面。 自古至今，我国都是一个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度。不论是魏晋南北朝之前，以《诗经》、《楚辞》和乐府为代表的古体诗，还是唐代以来，唐诗、宋词和元曲的新体诗，它们所取得的成就都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高度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戏曲正是在这座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开放出来的奇葩。从第一个成熟的戏曲样式—元杂剧，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体裁对于戏曲艺术的滋养。那四句一段的定场诗，那长短参差、错落有致的曲牌形式，都成为戏曲艺术丰富表现力的一个因素。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赏析，就不仅仅是培养高校大学生聆听传统音乐的耳朵，而且还使他们进一步贴近了古人，贴近了古人的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 下面再来探讨一下传统戏曲所表现的内容。 传统戏曲是以我国的古典文学作为其创作的素材来源的。而“作为人文学科文学类的一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到清代，名家辈出，佳作涌现，涉及历史、哲学、艺术、道德、思想、政治—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而且蕴含着先进的文化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民族精神，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汉魏六朝、唐代之时，出现的小戏样式还多是取材于神话传说或日常小事，情节还较为简单、冲突缺乏戏剧性的话，那么元代杂剧和南戏之所以成为成熟的戏曲样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剧本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古典文学，不仅是文学作品，它更多地是在向我们展示人、展示时代、展示社会，当然这里的人是剧作者借以呈现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况的一种途径与媒介，“人”是传达特定时代与社会所具有的人文精神的具体形象。 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嘈的形象、《荆钗记》中不弃糟糠之妻的王十朋形象与《秦香莲》中不认前妻的陈世美，这都是中国传统戏曲塑造的典型形象的代表，以致于到现今还被人们所熟知。其中看似三种不同的人物性格，从而造成了三种不同的婚姻状况，但是其实它们都是中国官僚体制、婚姻模式和普遍信奉的封建道德标准等文化背景的具体产物。 这种类型的戏曲，在令观众欣赏戏曲音乐的同时，还呈现了一幅封建主义社会百姓的生活图。图中的景致不仅形式丰富，而且其中的韵味也耐人回味。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表现的正是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全景图，我们可以使高校大学生在其中一幕幕的悲欢离合中接近历史、感悟传统。 三、保存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此笔者主要从价值观与审美观两方面切入。 1.传统价值观 我国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即自孔子至淮南子的“子学时代”和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的“经学时代”。其中，前者的“百家争鸣”时期历时四百余年，而后者的“独尊儒术”时期则历时二千余年，在时间上的绝对优势已经可以体会到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与巩固的深远影响，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宣传与利用，无数文人对它的进一步引申与深化，以及在其“忠、孝、节、义”的封建礼制观念影响下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封建礼制的顺从与效仿，都使得儒家所宣扬的“德”与封建统治者所渴求的普通民众的“德”在上至宫廷下至)’一大群众的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空前的重视，使得中国历史上具有“德行”之人不仅被封建统治阶级、而且被宗教所大肆利用与宣扬，成为教育与同化民众的楷模。这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内容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这种“高台教化”所要教授给广大人民观众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观念。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关羽可谓是忠和义的统一。他追随刘备兴复汉室，表示与刘备“誓以共死”，始终不渝，既表现出他对蜀先主刘备的忠，又表现出他对“恩若兄弟”的刘备的义。现存最早的关公戏剧本当是关汉卿的《单刀会》和《双赴梦》(此剧同时写张飞)。此后，关公形象则被人们不厌其烦地称颂，相继出现了《关羽显圣》、《千里独行》、《单刀赴会》等等多出表现其英武与忠义的戏曲剧目。 此外，《精忠记》中岳飞对大宋国君的“忠”，《琵琶记》中赵五娘对于公婆的“孝”，《杀狗记》中手足之间的“义”，还有《白兔记》中李三娘的“节”，都可以说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典范之作。它们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久演不衰，不仅仅反映了戏剧文学本身的魅力，更加体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对于“德”的推崇。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等观念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传统价值观念中也不乏爱国、忠义、节操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在我们当代商品经济时代恐怕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通过在高校中开设传统戏曲的赏析课，选择宣扬高尚品格的精品剧目来陶冶学生们的情操、感染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非常必要且有效的手段与途径。 2传统审美观 人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初始阶段，就具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即不可扼制的生命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即把握生命活动的形式冲动。人的任何行为究其根源，都是出自于这两种冲动。中国写性的艺术向来被认为偏向感性的艺术形式。即通过基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对其进行适当的想象与抽象，从而以虚拟的手法，再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存在。这一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例如画家常通过写意手法来借物抒情，戏曲通过写意来纵横时空、塑造典型，而诗歌则通过写意来寄情山水、“造景”喻情。 这里笔者将从戏曲的人物塑造、时空转换、舞台装置三方面来略论传统戏曲艺术对于“写意”手法的具体运用。 首先是人物塑造，其中还包括人物造型与人物性格这两个方面。 戏曲的造型是“写意”的。如关公的红脸，曹操的白脸，青面虎的绿脸，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却能显现性格特征，因为这种“写意”性的脸谱是“实象”的高度提炼与夸张，是现实情况的艺术升华，为戏剧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典型化的作用。 其次是时空转换。戏曲是一种典型的舞台艺术，它主要是借助于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来表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世事变迁。因此，舞台一方面为作家与观众感受世间万象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展示情境的无限性造成了局限。而传统戏曲却通过写意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使观众“一日三秋”、“一日千里”，在时空转换上达到自由与无限。如演员在台上通过打吨、抬头、揉眼、伸腰等动作表示日夜的更替。这些做法都明白无误地向观众展示了剧情的延展，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无限想像的空间，使“情”与“景”的交融在“形”“神”的互补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最后来谈谈舞台装置。舞台装置主要包括表演道具、舞台美术与装饰等。 就道具来说，戏曲的最突出特点莫过于“无马而日行千里，无舟而舟行水上”。这种特殊效果的形成仰仗于舞台道具的巧妙运用。例如川剧《秋江》中硝公仅凭一桨舞蹈便舟行碧波荡漾之中，而京剧《悦来店》十三妹凭马鞭挥动即呈现了她骑马疾行的形象。此外，刀枪剑戟的形象化运用、舞台上幕布的多样性设计等等都为剧情的展开、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感与历史感。 “写意”的手法来源于中国历史上较早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为其特点的深层根源，也是我们能够承中国艺术的关键。中国传统戏曲通过几千年的凝铸与锤炼，已经将这种观念深深地融入到自身的肌体之中。如果我们能通过它来使高校学生感受传统、接近传统、认识传统，那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 “历史像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静的灰烬，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去触摸那个余温。”世界上有很多古老的民族，都会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一民族的气质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都是该民族骄傲与自信的源泉。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它虽然较其二者出现较晚，但是却以其高超的成就与独特的魅力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能够使当代大学生走进这一家园，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是我们高校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笔者就“传统戏曲对于高等师范生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通过赏析传统戏曲的形式，使学生们从传统音乐、传统文学、传统观念这三个方面来走进戏曲、感受传统，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 传统艺术论文:浅谈我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提出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借鉴不能仅停留在表象,应进入到更深层的思想领域;指出设计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于植根传统文化，只有坚持传统的、民族的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关键词: 传统文化；民族设计；当代艺术 一、当代设计需植根传统文化 当今社会, 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国本土艺术设计在世界艺术的发展浪潮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设计文化思潮影响。西方比较成熟的艺术设计理念、理论和经验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设计业的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本土设计界对国学的淡漠、对本民族文化认知的缺乏、甚至对传统文化的抛弃。 科学无国界, 而艺术有国界,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韩美林先生也曾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 就没有趣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所以,设计的民族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国是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当代艺术设计更需要植根传统文化,将传统与现代巧妙地借鉴、融合, 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对设计者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设计者的艺术设计构思、形成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艺术的主体行为者是人，传统文化往往通过对设计者本身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从而影响着艺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设计者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仅仅是设计者应对强势文化全球化的策略，也是其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纵观国内外一些成功的设计作品，不难发现,不只我国，很多国家设计者的作品，虽然设计手法各有不同，但都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其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并维护和保存着这些传统和特色。如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意大利设计、法国设计等等。 （二）传统文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民族的文化特性不仅取决于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 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素材, 无论这文化素材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自己创造的。我国传统文化既包含着视觉图像类的物质形式, 也包含着观念思想类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设计之所以在不同国家会形成迥异的风格和特征, 正是设计对各国文化的一种反映和诠释。可见， 艺术设计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而文化就是一个传承和学习的过程。著名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在于懂得如何将中国千年的文化如中国的水墨画、儒家文化等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中。这种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的手法, 既能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又能加深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虽然当代艺术设计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仍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一方面，艺术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在民间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设计从根本上离不开传统图案的滋养；另一方面，东方人因其文化背景形成了特殊的审美理念，因此当代设计也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同时，我们知道艺术设计通常包含着两种功能:一种是外延功能（即实用价值）；另一种是内涵功能（象征价值）。这两种功能中，内涵功能往往有着长期而浓重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是传统文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无论现代艺术设计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必然对当代设计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视觉形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视觉效果，因此艺术设计比较注重装饰效果，注重“美”的形式，当代艺术设计依然如此。中华文明的悠久、稳定使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及风俗产生的传统工艺美术数不胜数,展现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陶瓷、刺绣、版刻、建筑等，这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在视觉资源方面颇有优势。如人面含鱼的彩陶盆，古色斑斓的青铜器，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数不尽的宋元山水画，还有著名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留下的诗词书画作品，它们无不展示的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和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的火花和精髓正是通过这些艺术作品得以凝冻、积淀下来,至今仍然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沉淀下来的这些珍贵传统资源不仅是中国设计发展的重要条件, 也是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可以对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的视觉形态进行提炼、再造与运用。在当代设计中融入这些传统视觉形态既可以传递文化和历史的信息, 同时又能展现了视觉和心灵的美感。比如香港设计师靳埭强先生为中国银行设计的标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标志取形于中国古代的钱币,同时又融入了汉字“中”的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简洁且现代的企业标志。钱币的形态暗示了银行的行业特征，汉字 “中”鲜明地标识了该企业的地域, 同时赋予了原本严肃生硬的银行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当代艺术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觉形态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装饰层面,更不能仅仅追求美的形式,而应注意传统元素及形式对应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经过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方胜、如意、盘长等传统吉祥图案, 早已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特定的含义和信息传达功能,通过设计师对这些传统符号的深刻理解、联想, 通过准确的表现方式, 很容易在作品中引起受众的共鸣。 （四）传统文化对艺术思维观念的影响 只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美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在设计创作中,思维是一个隐性的层面,不论作为设计者还是受众, 所谓的文化感、美感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相互感应的。我们借鉴传统文化是为了创造新的民族设计形式, 这就需要摆脱美学传统的表象进入深层思想领域去探求, 回到传统文化最根本的观念起点上去。现代艺术设计的真谛在于其传达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是契入灵魂深处的那种意义体验, 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获得精神生命的永恒。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中吸取一些思维与观念的养分, 从中获取灵感, 再运用联想、类比、隐喻等手法生成符号语言, 将传统的文化精髓植根于现代设计的土壤中, 在设计作品中含蓄地营造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蕴, 从而增强作品的深度和情趣。例如北京奥运会奖牌的设计,在金、银、铜牌设计中分别镶入了白玉、青白玉、青玉龙纹造型的玉璧, 外观外形上中国特色浓郁,内涵上,融入了自古以来”以玉比德”、 ”黄金有价玉无价”的价值观和人文观念,用以体现对获胜者的礼赞.再如著名民族艺术家韩美林与香港设计师陈邵华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也是一个经典范例。在作品中,传统文化中中国结、太极人形的形态隐约可辨, 但对这些传统形态又没有直接借用, 而是运用传统的书画艺术手法将它们写意地表现出来, 使作品形象宛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这样的标志既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同时,中国结与太极人形包含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特殊理解, 一切积极的民族情感都被含蓄地包容在了这个小小的会徽里。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几幅画、几行字, 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 一种处事态度。当代设计中,学习传统、把握今天, 用现代设计的语言续写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是设计者追求设计本土化的基本方向。 三、结束语 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无数经典的视觉艺术资源,而且这种艺术资源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思维,为当代设计师提供了设计的观念、方法和线索。作为当代设计师, 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只有努力顺应时代的步伐,在借鉴国外先进方法的时候,不能漠视本土文化,应使本土设计具备民族性,这样才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市场所接受, 获得更多的认同。 传统艺术论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装饰陈设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 1 细数那些代表中国韵味的“中国风”元素 在一些国际上的装饰与设计会上，“中国风”的唯美、富有的民族特色的特点，往往惊艳全场。中国红、中国结、中国的文字、陶瓷、中国刺绣、中国的古典乐器、中国的旗袍、中国的水墨等实在太多的东西都能表达“中国风”的韵味。这些元素也一直活跃在设计师的灵感里，体现在艺术作品当中。下面我就针对这些有中国传统团文化艺术特色的风格元素的体现与应用。 中国红，一直是中国独有的颜色。一提到某种红色，大家就能立刻对中国产生联想。而中国红运用最广泛的莫过于中国式的“成亲”礼仪中。红红的盖头，喜娘的喜服，即代表了中国特色，有过千年来婚俗的体现，很多的外国人也纷纷效仿中国的传统婚俗所穿的服饰，新颖又具有新意，而红色的中国结一直国人心中的文化瑰宝，就更能代表中国的传统艺术了。 中国的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历史都要悠久。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也在不断地演化，仅仅在字体上就有不下百种。例如，夏、商、周使用文字是甲骨文、金文（篆字）；到了秦朝，以小篆作为通用的字体；汉朝以隶书为主；唐宋之后又出现行书、楷书、狂草等直到现在的简体字，种类真的数不胜数。如果说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那么没有比文字更加适合的了。 陶瓷，中国的英文称为“china”而陶瓷的应为则是小写的“china”。早在东汉时期，陶瓷就已经传到国外，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相互沟通，外国对这种上面有精美花纹的器皿，赞叹不以。于是称中国为瓷器之国。瓷器中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就是“青花瓷”，那种妖娆的造型，别致的花纹，可以说赋予了瓷器生命。 中国刺绣。一提到次就就会想到中国的丝绸。这些都是古代的能工巧匠用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与智慧创造的。中国的苏州，是刺绣之乡，苏绣一直是代表中国去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就是中国风格服装文化的支撑。旗袍是民族服饰，丝绸和刺绣组成的旗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在一次各国首脑剧集中国的峰会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被赠与一件中国风的旗袍，在一奥运会上，颁奖礼仪小姐也是身着旗袍，因此旗袍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一种艺术。 水墨、中国古典乐器都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表现，具有民族的精神。最值得一体的就是在2008年在中国的国际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将中国风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这种世界盛会上不但让古国人民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给内心带来的那种震撼而表示赞叹。水墨画、中国服饰、中国国学、中国古乐、罄、击缶、中国传统的吉祥图腾等一个个目不暇接的精彩展示让观众乃至世界人民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深沉与厚重。 2 中国传统文化在装饰陈设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 2.1 在建筑整体风格的体现与应用上 建筑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与外国的哥特式教堂、清真伊斯兰教一样，中国的传统建筑也具有传统的风格艺术。具有代表特色的北京“四合院”、福建的“客家土楼”、黄土高原“窑洞”、西双版纳的“竹楼”等，最具艺术特的可以算是北京的故宫了，在空间与结构上都十分的细致。运用“中轴线”绕过建筑群左右对立平衡，是故宫的建筑艺术特点。现在的城市高楼耸立，都是现代化的建筑群，不会轻易见到有中国风格特色的建筑。不过在很多城市中还是保存着以往的古典建筑风格，有的形成了“仿古一条街”的建筑群，建筑中也融合了中国的色彩、中国的花纹、装饰中的结构特点，中国文化的图腾。因此，现在在建筑中，真的可以利用一些中国独有的艺术元素作为装饰与点缀，不仅能使建筑看上去独特新颖、而且也具有文化特色，让建筑变得更加具有内涵。 2.2 在馆厅、会场布置上体现的艺术风格 像是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博物馆，在布置与设计上都是具有了自己国家文化的艺术特色。所以中国的博物馆、一些历史文物的展厅布置也是体现了“中国风”的艺术特色。像是内部购置，蕴含了中国的雕刻，中国风格的壁画，蕴含宗教风格的器具摆设，不仅突出了庄严典雅的气度，潇洒飘逸的气韵，还象征着深奥超脱的性灵意境。让人们在参观鉴赏之余还能体会到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历史传承的灵魂所在。 2.3 对家居室内装饰陈设体现与应用 自古代开始，人们对家居室内环境的装饰就十分的注重与考究。现在的装饰风格有很多，欧式的、日式的、韩式的等等，但是都不能与中国传统风格的装饰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对自然采取顺应、亲和的态度，对自然景物非常喜爱。这种淳朴亲切的自然情怀反映在室内空间的处理和陈设设计上，将自然要素尽量组织到内部空间中室内的陈设艺术通过再现、点睛、提炼等表现手法在本质上传递着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可延续的传统。如在室内陈设一些原始情调的饰物，增加自然的意境。在室内添加一些陶瓷制品，可以凸显屋自然、淳朴的感觉，并且能够增加室内的空间感。室内放置一些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可以为室内增添另一种文艺术特色，并且让居室整体都呈现出以中国古韵古风的。书法、水墨一直是室内装饰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行云流水的线条，大气磅礴的字迹笔锋无不透露着屋子主任对待文化艺术的崇尚与追求，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室内装填一些中国特色的画作与墨宝，很有舒适、高雅的感觉，真的更加提升了室内整体气质，散发着独特的艺术内涵。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特色的装饰设计数不胜数，元素也是随处可见，只要能够表达出一种传统传统的文化，那就不难发现与运用。 3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研究与利用的。一开始前面说的那些元素都是很普遍，还有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竹象征高洁孤傲的气韵，中国的茶将清香带向全球各地，中国的文化已经传遍四方，深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代先哲对人居生活环境的思考与探索延续至今。其中蕴涵的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等对室内设计影响深远。现代家居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深化和再创造，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成分与审美思想来指导现代家居室内设计并进行运用，优化建筑信息，使之和谐共生，从而整体、有效地营造一种理想的家居生活艺术环境，具有非常广泛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 艺术 一 解析传统文化 “传统”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传统是已经形成的遗产或文化；也有人说传统是具有民族生活情感的，在民众中不断流传、继承下来的文化。本文认为传统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的、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1 什么叫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对今天和明天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的“彩陶文化”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其彩陶图案丰富多彩，所刻画的动物形态栩栩如生，如鱼纹、鸟纹和蛙纹等，至今在室内设计中仍起着装饰的点睛作用。又如古埃及文化距今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并与建筑关系极为密切，它所建筑的金字塔，至今还令世人叹为观止。而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在室内设计上都喜欢遵循具有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对环境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心理行为的取向，其宗旨是周密考察了自然环境，顺应自然环境，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如中国古代园林布局，无论是北方园林的宏伟、大气，还是江南园林的玲珑、典雅、都强调园林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思想，即“天人合一”。常运用曲折萦回、欲扬先抑、意犹未尽等手法，达到人工园林与环境的惊人吻合，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效果。我国四大名园，即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留园、拙政园，都是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体现。 2 传统文化在室内装饰上的艺术表现 室内设计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标准。传统室内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文意识，其装饰内容和载体大多都有文化的意义，集中表现为重道德、助人伦和敦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室内装饰成为传统艺术隐喻、象征和表达心愿、信仰及审美意趣的主要手段。如我国主要图腾物“龙”和“凤”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装饰元素，具有人格精神，和人共融，为人所用。“龙凤呈祥”是中国传统室内装饰的骨干脉络，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至今我们还有“龙的传人”的说法。凤是原始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并被视为神鸟而予崇拜，它经过形象的逐渐完美演化象征了美好与和平，预示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艺术家们以丰富的装饰语言生动地表现龙凤多姿多彩的艺术风韵，龙凤组合的题材有很多，比如龙飞凤舞、游龙戏凤等。龙凤题材一直在民间室内装饰设计中广泛应用，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托及力量的象征。 二 现代室内设计的含义与内容 现代室内设计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高度集成的产物，它将功能实用性和审美艺术性融为一体，是创造良好室内环境的特殊艺术。室内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空间处理 空间处理是通过调整空间的尺寸和比例，处理好空间的分隔，强调空间的性质，解决空间的对比和统一等的精心设计，赋予空间更具人性化及更为丰富的内涵。如使用不到顶的墙、家具等实体性界面来划分空间，形成一定的视觉范围，又具有开放性。还可以使用栏杆、玻璃、悬垂物等非实体的手段来划分空间，造成空间界面模糊的感觉，使空间更开放。 2 整体装饰效果 整体装饰效果包括室内墙面、地面、屋顶的造型、色彩、材质等构造的设计，是室内空间从造型、色彩、工艺到风格的综合体现。如可利用室内家具、地毯、窗帘等不同装饰材料的质地等通过对地面的高差处理，可实现转换空间、界定功能，让光线、视线、空气在无阻碍中自由融合。 色彩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是室内设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色彩处理既要符合功能性又要能获得审美的效果，通过对色彩的视觉感受，可以产生丰富的联想、象征与寓意。如为了打破单调的六面体空间，可以采用超级平面美术方法不依天花、墙面、地面的界面限定，自由地突出其抽象的彩色构图，模糊了空间原有的构图形式，从而扩展了空间形式，创造空间意境。 3 室内陈设 室内陈设包括家具、橱具、电器、灯具、工艺陈设品、装饰品以及花卉植物等的选择与配置。他们之间的合理搭配对于形成室内环境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工艺品、雕塑、字画、纪念品等的点缀是室内设计中必需的内容，可以起到赏人悦目的作用。 另外，在科技的不断发展下，材料也随之快速更新，生态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生态设计在强调人类遵循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注重自然生态美，欣赏质朴、简洁，以此带给人们持久的精神愉悦。 三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带来了不同感受的改变，这要求室内设计必须与时俱进。但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寓意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富贵吉祥的向往。因此，用现代的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并将其运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使设计在满足实际功能和理性追求的基础上，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特质，又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1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即天人原本一体，物我自然两宜，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自然加以改造，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并将其思想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去，使营造的室内空间在本质上与室外空间环境、自然环境能和谐共生。在现代家居室内设计中，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将室内空间看成是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区环境、室外环境与室内环境等一系列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组合。 在现代的室内空间设计自然一致中，把古建筑中优秀的设计手法结合实际住宅巧加运用，更能体现人本身的内涵。如将中国传统园林的手法引入室内空间的设计，将其融为一体，做到室内空间室外化，让阳光温暖着室内与室外的人们，让人充分感受到外面的美妙景色，再利用光影创造出明亮、宜人、愉快的视觉效果。 对于开放性的空间强调的是空间的延续以及空间的交流。设计时必须考虑到人们在室内与室外所体验到的感觉，从而使空间里的内墙与空间的分隔带有音乐的优美旋律。比如套间住宅的阳台，别墅的赏花露台，以及住宅内部的某些能做成通透的隔墙，通常用透明的玻璃进行隔断，这样的设计简洁而无假饰，室内与室外、空间与空间互为借景，形成视觉上的空间的连续与扩充。 现代室内设计注重人们对空间不同的心理感受。随着人们进门一刻的脚步移动，如由客厅走到卧室，或由卧室走到书房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成功的空间设计是要让人们随着视点的转移体会到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艺术品位。传统建筑空间中弯曲流畅的线条给人造成视觉上的流动感，空间分隔上的隔断、花罩、窗、门让人对于传统空间有无限遐想与希望。因此，现代设计师可以根据传统设计，针对室内空间大小，利用色彩、明暗线条设计出感官上的空间延伸效果以及将室内与室外环境交织相融的效果。 对于封闭性的空间，要尽量利用窗户营造室内空间的某种氛围，使人们通过空间氛围体现出他们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性格差异、不同的教育背景等。古代窗户的形式多种多样，大都取法天然，如梅窗、扇形窗、尺幅窗，等等，而现代的平窗、凸窗、斜窗等虽然在取材用料方面与古代已截然不同，但用意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与自然对话。因此，现代设计师要借鉴传统文化，充分利用窗户把室外的景色纳入室内。 2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色彩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中国传统装饰色彩以白、黄、青、赤、黑五色为主，如绿色象征生命与健康，黄色象征尊贵与华丽等，它是室内设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颜色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但颜色的外延扩大了，而且与事物的形状也建立了某种对应的联系。如在现代设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色彩莫过于红色，它代表的是中国人的热情、热血和鲜明的特性。我国古代木建筑中最高等级的、流传至今的宫殿建筑，就以红、黄二色为主色，它深深影响了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即便是现在，吉庆日子到处张灯结彩，灯是挂的红灯笼，彩结是的红彩绸。居室中的一整面红墙，餐厅中大面积的红桌布、红座椅等仍然是喜庆的象征。 又如金、黄两色在传统装饰中通常搭配使用，体现主人的尊贵感。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人们吸取了传统装饰手法，结合当代技术条件，创造出华贵氛围。例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室内改造工程中，设计主题非常鲜明，即“中国的金色大厅”。这一设计空间定位清晰明朗，风格细致淡雅，充满中国古典意味，天花采用中国古典建筑中的藻井造型，八边石材柱间的梁枋采用传统沥粉贴金的手法，色彩及纹样具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风格，因而被称为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 3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陈设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在中国家具上的印记很深，传统家具民族性特征极强，尤其是明式家具的艺术造诣和文人气质在世界家具史上别具匠心，至今无法超越。我们在书房放置一组典型明清风格家具，往往会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唤起历史情感的回归以及陈年的记忆。 雕刻、匾额、书画、挂屏、文房四宝等陈设都是中国传统人文意识的载体，它们既能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能从内容上起到激励、自勉和警世等作用，有效地围成一种具有传统文化气息的空间。 另外，我们可以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装饰纹样进行移植嫁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传统文化中的几何纹样有水波纹、回纹、冰裂纹、万字纹等，它们在窗花、屏风、隔扇的传统装饰点依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使用，并且还用在了电视背景墙、天花、铺地等装饰的造型中。现代设计师打破了狭窄的传统文化概念，继承其优秀的文化精华，配合新的造型和新空间对传统纹样大胆创新使用，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借鉴传统的创作手法，使传统纹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了新的生命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 结语 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强调要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规划和设计，并巧妙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冲突，以获得和谐的生活环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研究传统文化，应用其美学思想，对现代室内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注：本文系延安大学校级重点扶持学科项目。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下的晋商雕刻艺术研究 摘要：晋商建筑不仅在大的不仅和建筑形象上都具有精湛的建筑艺术，而且其细部装修设计也很丰富。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晋商建筑的木雕艺术、砖雕艺术、石雕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晋商；雕刻；艺术 雕刻是我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之一，其中木雕、转雕、石雕、共称“三雕”。山西雕刻艺术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砖雕主要流派之一，主要集中在晋中一代的民居建筑中，尤其以晋商建筑雕刻为代表，晋商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和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晋商的木雕艺术 木构件是晋商建筑的灵魂。它们不仅构成建筑的骨架，有些部件还构成建筑的装饰物，形成了晋商建筑丰富多彩的内容。乔家大院处处都可以看到木雕艺术作品。如各院的正门上都有木雕人物，而且各不相同。分别为天官赐福、三星高照、和合二仙、招财进宝、麒麟送子、回回献宝等多种形式。柱子雕刻也多种多样，有八骏、有松竹、有葡萄表示漫长久远、有垂瓜象征瓜瓜绵绵、有垂莲象征连生贵子，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其中镂空式雕刻最具艺术性，是将整体构建雕刻出一种主体景物的效果。所雕刻花卉鸟兽皆跃然栏上，生动自然，这种雕发所雕刻出的作品，地与面高差甚大，最大高差可达十厘米左右。大院正厅的“连连有喜”，及门廊的“凤凰戏牡丹”的雕刻就属于这种技法。由于这是由完整的木材雕刻而成，因而又成为“高浮雕”。此外，合叠加式颐名思义，是一种复合组构的木雕形式。做法是先将地纹刻好，然后将片外加工刻成的人物景象再复合叠加嵌镶干底板的地纹上。从而组成各种内容的图案，这种做法的效果，较缕空式别具风味。 二、晋商建筑的砖雕艺术 晋商建筑虽然以木结构为主，但由于气候及观念等原因，建筑的维护结构以及—些结构构件钉大量砖石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功能作用，它们同时还是精美的艺术品。以王家大院为例，王家大院东园小门额枋仿国画长卷图轴雕以松竹梅兰寿石，树林间又雕梅花鹿两只，互相盼顾，颇有情趣；东院大门的额枋，雕以琴棋书画四艺图，周围衬以菊花、牡丹、鼎等浮雕装饰纹图；西院偏门额枋，则在替子二龙头上方，雕以瑞云翩翩，以示乘苍龙青云直上。进入小偏门是私塾，其院门门框用4块青石雕成，上面刻以松、竹、梅、寿石、喜鹊，这一雕刻设计清新，刻制精细，既表现岁寒三友的清气，又体现喜上眉梢的喜气，透视关系也完全按照中国画散点透视手法，显示出其不合比例的合法性。东院内的石雕风景照壁，高2.6米，宽1.82米，被镶嵌在建筑物山墙内，起萧墙的作用，画面用平面阴线雕成，砂粒圆点做底纹，图纹为松、柳、山、水、楼阁，云气浮游于天空，小舟行驶在水中，煞是一片江南景色。建筑就其本体属性来说，融实用坚固与审美为一体，在修建过程中，对间架结构及其布局，除用力学掌握支点、力点、重点外，在造型上还可以体悟到它的美学趣味、价值观念、精神感情等 三、晋商建筑的石雕艺术 晋商建筑的石雕艺术，数丁家大院最为完整，艺术性较高，每个年代的石雕均具特色。例如在丁家大院中，石作构件应用广泛。其中有以下几种：一为柱础，所有建筑杆础，全部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其中，尤以正厅和门廊施用者最为华丽壮观。门砧石这种专门为垫托门框的石质构件，几乎有门即施，但以大门、二门，厢房者雕刻得最好。踏石设在大门、二门和天井内，由于建筑台基皆高出地平面，故设踏石以登堂入室。这种构件不但数量多，而且雕刻细腻华丽。在丁家大院，柱础石内容丰富，样式各异，灯笼形、圆鼓形、六角形、宝瓶型等等，各个院子绝无雷同重复。上面的六角灯笼形柱础石，上下六个层次。各种石雕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四、各种雕刻协调统一，尊重自然 晋商建筑中的雕刻艺术伴随着晋商的生活习俗和其建筑的结构类型，不仅融合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形态，阐释了晋商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而且体现了晋商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者对自然的尊重。如如灵石县王家大院，梁架往往采取“砌上露明”的方式，让梁架暴露在外，展现梁架的结构和木材的本色，又雕梁画栋， 即具有结构功能，又体现出和谐美观。王家大院大门上的门框装饰，其额枋也各有千秋，东院小偏门额枋仿国画长卷图轴雕以松竹梅兰寿石，树林间又雕梅花鹿两只，互相盼顾，颇有情趣。东院大门的额枋，雕以琴棋书画四艺图，周围衬以菊花、牡丹、鼎等浮雕装饰纹图。西院偏门额枋，则在替子二龙头上方，雕以瑞云翩翩，以示乘苍龙青云直上。纵观整个王家大院，所以的主要雕刻品，都是成双成对，追求对称，而不让人感到重复，以体现协调统一统一，给人以完全自然的的感觉。 总之，许多晋商都曾历经艰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这些雕刻精美的建筑，古色古香、突出了传统文化、给研究我国近古的建筑雕刻艺术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剪纸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累所形成的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理念。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创作题材上，而且在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制作技法上也都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剪纸艺术，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剪纸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剪纸艺术品中，就是剪纸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发情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剪纸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剪纸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 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 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 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剪纸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 五行运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五种，即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分类是根据客观上的物质、物体或生命体的所有属性综合起来分类的。 在情感上，以上五类情感也可分属五行，如喜属火，怒属木，忧思属土，悲属金，惊恐属水。下面分别加以阐释： 喜：喜属火。在五行运化理论中火的性质就是向外发散。 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剪纸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比如经典作品《老鼠娶亲》，在创作时样稿几次改变，最终把花轿放在正中间，四周二十个老鼠，不论是放炮的、吹唢呐的，还是送礼的、献花的，都显得喜气洋洋。由于周边不加限制，似乎炮响一直继续，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 怒：怒属木，木性升发，其气机向上。自然界中树木向上长，有向阳、向上的趋向。五行理论中木代表生发力量的性能，标示宇宙万物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古人对怒有“怒发冲冠”的形容。如作品《钟馗捉鬼》中的钟馗，怒发冲冠、眉毛向上，其威严的神态将小鬼震吓得匍匍倒地、瑟瑟发抖。剪纸《包公》也是用一种凛然的气势来剪成的，不仅官帽向上，而且官袍上的火焰也向上，衬托出包公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一身正气。在具体剪的过程中，作品为表达怒的情绪常突出向上的尖锐的直线条。 忧思：忧与思属土。土的属性是集结收敛。同时，还具有土载四行为万物之田，承载受纳的性能。在人体中它主管气机的“气结”，即气体扭缠混绕在一起。因此，在剪纸中，凡扭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线条或结构都是忧思的情感表达。爱情作品《相思鸟》就是用一圈鸟儿头顶上集结的许多缠绕在一起的云彩来表达鸟儿的相思情。而《沧桑岁月》是用许多蔓藤缠绕在两棵大松树上，同时用线条绕出了“沧桑岁月”四个字，体现了对岁月的思考，隐喻作者的思绪延伸到很远很远。凡是线条向内、向中心结集的趋势，均可以表现忧思的情感。如著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的主人公就是半蹲半屈，全身各个关节呈曲状，向中心集结。即使可以不看主人公的面部表情，仅仅从他的姿态就能明白，他正在思索或正处于忧虑状态。 悲：悲属金。在人体的脏器里，肺属金，中医的基础理论中阐述了肺的客观属性是主哭，主一身之气。肺藏魄，即魄力、气慨。金也有服从、顺从、收敛之意。如果悲伤过度，自然就失去了魄力，没有了气概。哭的太甚，也会软弱无力，重则晕倒甚至休克。肺主的是一身之气，悲情过度，一身之气不足，就会正气消耗、咳嗽上逆，气短乏力，伤风自汗，弯腰驼背。所以中医明确提出“悲则气消”。 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 惊恐：惊与恐属水。水向低处流，水具有滋润、顺下、闭藏的特性。 “惊恐”中的“惊”会造成逆乱。传统剪纸《钟馗捉鬼》 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小鬼因为害怕钟馗，跪趴在钟馗的脚下，个个形态惊乱。若要表现剪纸中的小动物受惊，要把小动物所处的环境剪成逆乱的线条。如表现小鸟受惊，只要把小鸟周围的树枝剪成摆动的混乱状态，美丽的小鸟儿就变成了受惊之鸟。 用剪纸表现不同的情感。除了有上述总体造型上的规律外，在剪纸的具体制作上，各种情绪之间的剪法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同剪法剪出来的线条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有区别的。 例如，剪“喜”的感情时，走剪的速度均匀、流畅、光滑、圆润。即使需要跳跃，也如欢乐的小溪一样柔顺，向外自然发散。 “怒”的剪法，直接迅速，笔直向上，拐弯处硬而不流畅，剪出的线条横来直去，干脆利索。 “忧思”的线条，由于是缠绕扭结在一民的，因此剪时最不流畅，很少有一剪子剪到底的线条，其线条多细长、柔软。 如作品《小鹿梅花》中既有表达思虑的线条扭结，又有流畅、圆润之感，所以表现了小鹿正沉浸在一件美好幸福的心境之中。一般地说，表现忧愁的线条要细些；表现思考的线条要粗些。思考中含有愉快情结盟的线条光滑粗大一些；含愤怒情绪的线条粗壮笔直向上；含悲哀情绪的线条则细弱垂下。 “惊”的情感是逆乱，剪此种情感的线条，一般为短小刚硬，互不连接。其中，杂乱、重复、折叠的线条出现频多。一般不用连续对称的图案。 “悲”的情感是消耗正气，软弱无力。走剪时，剪速相对慢，从小向下，越剪线条越细，常常将极细的线条靠在一个参照物上。此线条虽柔弱，但并不中断；虽无力，但不会随风起动。因为“天人合一”论说明，“悲”的环境宜用无力之风、柔弱之水来表示。 “恐”的剪法也是向下，走剪时线条相对有力，好像是哆哆嗦嗦地向下行。在下行中不断地有各种小弯曲，这些小弯曲无规律、不连续、不对称。例如，表现人被吓得两腿发抖，两腿就不能像跳霹雳舞那样有节律、有力度。 值得提出的是，剪纸这门艺术几千年来主要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广大的妇女被禁锢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天地里。旧时的妇女，命运大多数是不幸运的。婚姻靠媒妁之言，婚后伺候公婆，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没有地位，任人摆布，挨打受骂是常事，她们潜藏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在封建伦理和“三从四德”的重重约束下，又不得不屈服，艰难地苦度着岁月。这种悲痛的心情，感受在五行中属金，金（悲）可以滋生水（惊恐），再滋生就是木（怒），就会起来反抗。反抗若无出路，金（悲）可以被火（喜）所相克，用喜庆、快乐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情绪，这也是她们排解不良情绪的一种手段。 正如她们自己所说：一拿起剪刀进入创作，仿佛进了仙境，心里美滋滋的，忘记了一切悲苦、烦闷。所以，她们剪出的喜庆剪纸占绝大多数，如《卖莲》、《农家乐》等。而现代城市女性自由、洒脱、心情愉快，属火（喜），火生土（忧思），也就是火（喜）滋生、助长促进土（忧思），所以，城市女性创作的剪纸自然就多一些忧思的情感，其哲理性、思想性和忧国忧民的成分就更多一些。 用“天人合一”论与“五行”学说来解读人的情感，诠释传统剪纸作品中蕴含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一些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超出朴素直观的范围，毕竟它们产生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分开的时代。因此，从剪纸的长远发展的角度上说，应站在现代最先进的认识水平上，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中去寻找剪纸艺术与感情表达有联系的东西，让剪纸艺术在当代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中外文化论文:论中外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影响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中外文化论文:梁实秋与中外文化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对公益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外文化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中外文化论文:再辟“丝绸之路”书写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论文:谈习语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教学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中外文化论文:程泰宁 融合中外文化的现代建筑大师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中外文化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谈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论文:基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视阈下创新旅游外语教学讨论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引言 在我国的古代文化中，青铜冶炼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青铜器产生于上周时期，楚国的青铜器最为发达，在之后各朝各代中不断完善与改进，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气质和特点，对青铜器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考古工作者能够借助相关技术，详细研究青铜器的纹路、铭文、形状、铸造工艺等，深入探索青铜器的奥秘，促进青铜器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 1青铜器器型、纹饰、铭文等信息的提取 在古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青铜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等。青铜器的整体造型、纹饰、线条、铭文等，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艺术性价值。在信息提取的过程中，现在常用的是数码拍照技术和三维扫描技术等。三维扫描技术将光、机、电等与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在物体外形、色彩、文字、结构的研究中具有关键性应用，通过局部或者整体的扫描，确定文物的表面和立体空间坐标，将实物的相关信息转换成数字信号，在计算机的处理下，将实物数据信息化和规范化，增强对文物信息的了解。科技的进步使三维数字扫描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能够在短时间将文物信息进行提取，大大提升了数据的精确性和完整性，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非接触式扫描系统使用的频率较高，能够在分析数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青铜器的纹理和色彩信息，同时及时提取出高清照片、面积、体积、线图等。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数据的多元化融合与整理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年代的久远，青铜器的很多细化特征逐渐消失，青铜器的保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可以对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分析青铜器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掌握各个时期的变化，完善文物保存的方法，同时不断改善保存环境，增强青铜器保护的针对性与合理性。当前，三维扫描技术在青铜器的检测、评估、修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进步。 2青铜器表面锈蚀特征及成分分析 青铜器表面的锈蚀形貌以及附属性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铜器锈蚀的经过和原理，能够为研究青铜器的成分和制作工艺等提供有益参考。通常情况下，青铜器的锈是分层的，在一层一层的覆盖中，经过长期的物化作用，最终长在青铜器表面，环境和成分的不同是影响锈蚀种类的主要原因。氧化铜、氧化亚铜、孔雀石、蓝铜矿、氧化锡、碳酸岩、氯铜矿等是常见的青铜器锈蚀，在产生之后，这些锈能够相互混合糅杂在一起，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紧紧贴合在青铜器表面。其中，氯铜矿呈粉红状，在处理不及时的情况下，会在短时间内传播和蔓延，造成青铜器表皮的脱落甚至腐烂等，严重影响青铜器的外观和保存。可以使用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分析技术等对锈蚀的微观形貌进行拍摄，分析锈蚀的成因和相关特点。超景深三维视显微镜包含着体视显微镜、工具显微镜和金相显微镜，将三种显微镜的功能和特征融为一体，能够放大显微的倍数，看到更加细微的纹路，增强锈蚀的研究科学性。光学透镜是超景深显微系统的主要特征，能够将观察范围扩大几千倍，借助于光学显微镜，在目镜的透视作用下，对物体进行细致观察，最终使物体的图像在ICD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当青铜物件较小的时候，为提高观察的便捷程度，可以直接在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进行操作，加上内窥镜附件后，能够对各种器型青铜器的锈蚀情况进行分析，根据锈蚀的特点调整放大的倍数。 3青铜器本体合金成分技术分析 青铜器合金成分非常复杂，不同时期的成分会相应变化，经过各种组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讲，青铜指的是铜锡合金，主要元素为铜、锡、铅，这一发现可以使文物资料中关于合金的知识不断丰富，为青铜器成分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在研究青铜器合金成分中，可以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多种元素同步测定，X射线光子及其他微观粒子对待观测物质中的原子进行激发，使刺激特征的其他射线产生，在来回折射的过程中，使物质成分能够被有效检测。采用这种方法对青铜器进行检测，能够减少对青铜器的危害，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精度检测出青铜器的合金组成成分，避免青铜器受到损害。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能够检测出元素周期表中非常靠后的元素，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判断，增强检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4青铜器冶炼和铸造工艺研究 失蜡法和范铸法在古代青铜器铸造中使用的比较广泛，由于铸造流程的特殊性，在采用范铸法铸造的过程中，会有相应的披缝出现在青铜器中，对青铜器的保护和研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加固器物的时候，常常用到加强筋，器底外壁是其主要应用的部位，同时，大量的垫片、支钉置于青铜器的腹部、底部和肩部，对其壁的厚度进行有效控制。当出现错位现象的时候，可以加入铜质垫片进行防范，增强青铜器脱落部位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在研究青铜器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其范线、加强筋、泥质芯撑和铜质垫片的数量、大小、规格、材质、位置、分布等详细信息，把握铸造工艺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在研究青铜器铸造和制作工艺的时候，可以利用X射线成像技术，能够详细探究出青铜器的内在结构，反映出青铜器的铸造、加工、纹路、装饰等具体的工艺信息。使用这种技术，在真空状态下利用高能电辐射，在吸收和散射的过程中，减弱其穿透程度，最终形成透视影像，完成对青铜器的全面检测。X射线成像技术能够在提供文物制作工艺技术信息的基础上，了解青铜器锈蚀下的纹饰和矿化程度，深入了解文物内部的破损程度和修复情况等具体信息，采取焊接、粘接、补配等方式进行修复，详细研究青铜器铸造过程中的步骤和使用材料，从整体到细节都能详细掌握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工艺。 5结语 在研究青铜器的过程中，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文物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仪器的选择应秉承无损和微损的原则，减轻对文物的破坏程度。必须对仪器的优点和缺点等进行详细的了解，遵守相关规范，同时提高测试人员的技术水平，在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和完善研究方法，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对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促进文物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南普恒，潜伟，李延祥，等．羊舌晋侯墓地铜器矿料来源的微量元素分析［J］．中原文物，2017(2)． 作者:杜娟 单位:河南省淅川县文化局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表达了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创新、发展，来自于中国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文化都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地域特点，就如同人们常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深入研究地域文化及其自身的文化特征，挖掘优秀地域文化传统，对地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发展及地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1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打上了地域烙印，在特定区域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地域范围内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与其环境相融合且独具特色、独具特性的文化。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并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造就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不同个性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而且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直接推动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大力弘扬地域文化尤其是其精华部分，深入探讨地域文化的本质，对于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和区域的文化品位，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 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基本职能以外，还承担着保存地方优秀文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这一社会职能。特别是在一些地级市、区公共图书馆不能满足地域文化建设所需文献信息服务的时候，地方高校图书馆更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 2.1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充实显特的基础 地域文化的发展为地方高校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地域文化遗产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文化资源。有的是口耳相传，有的是文字记载，有的是实物遗存。地方高校为了通过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的购置，馆藏文献总量不断增加，文献资源系统全面，学科范围广，形成了学校学科特色为主的丰富的馆藏资源。在此基础上，地方高校图书馆为了实现其为地域文化资源建设这一社会职能，势必要系统全面地收集多载体的地域文献资源，形成其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能够体现本地区地域文化的文献资料，开展特色服务，使其资源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优势。例如地处客家腹地的嘉应学院图书馆就把客家人文资料作为本馆的特色馆藏文献。 2.2地方高校图书馆是促进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 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促进地方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生力军，肩负着沉淀地域文化，传承历史文明的重任。地方高校图书馆依托地域优势，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深入开展最有价值最具紧迫性保护的地域文化特色资源建设，即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化的搜集、整理和开发，正是地域文化在当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丰富图书馆馆藏资源特色，传承和保护地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建设是一种相互联系、互利共生和相互促进的关系。高校图书馆是城市的文化场所，在深化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地域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内涵，搞清楚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以更好地促进文化惠民。 3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地域文化建设的策略 地域文化建设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的系统工程，需要众多部门来共同完成。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地域文化建设方面应采取如下策略： 3.1不断完善地方文献资料室 地方文献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的一大藏书特色，也是其参与和服务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彰显特色。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要重新定位地方文献工作。首先，要配备专门的人才队伍，进行专业的采访、管理和研究，要以多渠道多途径方式进行收集，要把分散在图书馆各个库室的地方文献，不论其何种载体形式，一律统一集中到地方文献资料室，统一编目，统一管理。还要重视校内合作，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学校出版物、校史资料、教学资料等文献资料建立有针对性的合作关系。在地方文献的采访中不但要拓宽地方文献收集的广度，收集各种各类纸质文献、电子出版物、视听资料，还要通过网上下载有关的地方文献信息，拓展地方文献收集的深度。其次，在信息量急剧增长的今天，图书馆之间必须加强交流与合作。只有分工合作，各有侧重，互通有无，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保障所建特色资料的完整性。地方文献资源在图书馆文献资源中往往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因此，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不仅有助于为本校教学、科研及地域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而且有利于将图书馆建设成为本地区的文献信息中心。 3.2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 建设地域文化特色资源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实现社会职能的主要方式。在今天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既包括实体库室的建设，更包括数据库的建设。图书馆之间要分工合作，借助现代化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资源互补收集与利用共享，即加强虚拟文库建设，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实体文库收藏的不足，满足多人同时在线使用，而且还可以提供更便捷的服务，节省读者宝贵时间，同时也使原始资料得到有效保护，扩大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的宣传力度。可见特色资源数据库是图书馆服务读者，参与市场竞争、提高本馆影响力和资源共享的重要保障，也是地域文化特色资源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必须掌握独特性、标准化和规范化、可扩充性、内容丰富的建设原则。建成的数据库应该提供强大的检索功能，不仅检索界面要尽量友好和人性化，而且需要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和检索点供用户选择，具有集史料性、学术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的显著特点。既可以使读者通过题录、摘要、全文、图像、音频、视频等全方位多元化的阅读环境了解本地历史人物、风土人情、风景名胜、文化遗产等，也可以使地域文化研究专家获取地域文化研究信息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掌握学术前沿，把握研究方向。 3.3整合和开发馆藏资源 地方高校图书馆要对馆藏地方文献进行深度开发，从传统文献信息服务向对知识内容的分析、提炼、组织、整合转换，通过编制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专题书目、索引、文摘、题录、评述、动态综述等）来提高文献服务的品位和标准，主动嵌入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的进程中，随时关注师生的需求变化，为师生提供及时便利、实用精准、知识含量高、内容新颖的个性化服务。还可与地方支柱产业联姻，收集、翻译、整理行业资料，为企业办集体借阅证，满足其对技术、信息的需要，主动为地方经济服务。建立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档案，重点掌握专家在研究地域文化方面取得的各种成果及其研究动态。举办各种文化和经济问题研讨会。参与企业文化的研究等。以文化促经济，以文化促效益，树立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以文化品牌的优势树立高校图书馆的形象。 3.4利用多元化渠道加大地域文化宣传 图书馆应利用各种渠道展示地域文化魅力。这样有助于激发人们爱国爱乡热情，增强地区凝聚力。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可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定期推送本地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及研究动态。读者能够在平台上提出自己在学习中的建设性意见，图书馆据此进行服务需求分析。读者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向从事地域文化服务的馆员咨询等，成立如微信讨论组和读书群，为读者提供方便、快速、精准、深入的交互式个性化服务。图书馆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的便利，发挥自身文献信息优势，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放置在图书馆主页醒目位置，攫取读者的眼神，鼓励读者参与其中。图书馆还可邀请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来馆参观、讲学，通过开展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交流，营造地域文化氛围。 4结语 综上所述，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地域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但离不开其核心：一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服务。二是突破传统的服务手段，把宝贵的文献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通过专业人才和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加工后提供给地方，以助地方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殷爱玲.试论公共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途径［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3）：72-75. ［2］郑乐丹.高校图书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以温州瓯越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为例［J］.现代情报，2010，30（7）：56-59. ［3］张鑫.基于地域文化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J］.兰台世界，2016（2）：73-75. ［4］毛倩.高校图书馆与地域文化建设思考：兼谈“镇江文化专题数据库”建设［J］.镇江高专学报，2011，24（1）：66-68. ［5］许苗苗.论公共图书馆在弘扬地域文化中的“有所为”［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6）：21-24. ［6］徐苏.“有为”才能“有位”：论公共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05（2）：22-24. ［7］方向红.图书馆如何为地域文化建设服务——以龙泉市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5（1）：74-75. ［8］张秉军，邢杰，卜洁.高校图书馆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以天津文化艺术特色数据库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6）：46-48. 作者:罗碧文 单位:嘉应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浅析“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摘要:儒家思想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本论文对“信而好古”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介绍和分析,以及“信而好古”形成的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更深刻的了解“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经典教育论文:以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通识教育 【摘要】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关键词】英美经典影片赏析 大学英语教学 通识教育教学改革 学术界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英语课程中电影赏析如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听力口语教学、任务和输出型驱动教学、纯语言知识、情感体验等几个方面体现功用；翻译学视阈中研究英美经典电影的片名、字幕和文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英美经典电影的个案分析；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如：康燕彬《英语电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发表于2010年9月《读与写杂志》；林黉《英文原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发表于2011年5月《楚雄师范学院学报》；胡贞《鉴赏原版英文电影 提升跨文化语用能力》发表于2011年第2期《电影文学》；吴S《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发表于2011年1月《外语电化教学》；殷和素、严启刚《浅谈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关系――兼论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等。 本文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一、学科特点 1.语言水平与教语言水平。除了研究语言专业知识外，教师应该注重教语言水平的提高，通过广泛涉猎各学科书籍提升人文素养，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2.道与术。大学英语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的功用，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并重，将人文素养和英语语言技能培养深度融合。 3.工具性与通识性。大学英语教学赢得学生，靠的是鲜活的语言材料和充沛的情感，既要让学生学习使用语言，也令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4.语和文。重“文”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近年来强调“语”的教学逐渐成为发展方向。在慕课平台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翻转课程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重点训练“语”的听说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必须跟上。 5.英语和母语。英语和母语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难题 1.技术限制。语音室教学环境难以实现全覆盖，普通教室操作听说课受限制影响效果。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教学受限于语言室资源的问题。非商业目的使用欧美经典影片资源以构建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反复利用资源提高语言水平，教师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建构。 2.听说课程。外教人手不足，外教教学难以实现全覆盖。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汁原味的英美经典影片作为网络教学和网络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操作便利，学生在课后自学并做好充分准备，课堂成为情感沟通和语言交流的平台。将“语言输入”为主的课程扭转为“语言输出”为主的课程。 三、英美经典影片赏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结合视觉文化风靡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论证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以跨文化思维方式赏析英美经典电影片段为切入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蕴涵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突破，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提供实施路径。 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的主题和案例系列及人文价值，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提供内容。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系列和主题加以总结，思考其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意义，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指向未来和人类终极命运如《12猴子》、《地球停转日》；对文明冲突和人类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的隐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探索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如《人猿星球》、《X战警》；表达对神经、精神世界未知和混沌的恐惧如《盗梦空间》、《少数派报告》；对宇宙奥义的追问如《2001漫游天空》、与外星生命的合作和对抗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时间、生死等终极问题。又如思考人工智能与智人命运的纠缠，近几年诞生出《机械姬》、《机器纪元》等影片，对智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和反思。《超体》和《星际穿越》等影片，勾勒出科学和思想的边界。 代表美国魂和精神内核的电影，谈殉道者的孤独和伟大：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孤胆英雄的非凡勇气如超人系列《超人》、《蝙蝠侠》等，西部牛仔的浩然正气如《正午》，警匪片对舍生取义的讴歌如《变脸》，政要和名流的底线和良知如《杀死一只知更鸟》、《洛城机密》等。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用理性思维看待人性的弱点并思考宗教和文学对现世的超越。 另外还可以探讨如英美名著及电影，闪耀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光，英美女性文学及电影涉及的爱情和独立问题，英美史诗电影的崇高和美，黑帮片看社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等。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收集包括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类书籍和相关论文、英美经典电影DVD、经典电影鉴赏中英读本、大学通识教育（ELE）英语读本、西方正典中英读本、英文经典名著详注等，从教学实践和理论素养两方面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为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功用提供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来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旨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史哲修养、审美品位和思辨能力，这是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经典教育论文:谈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德育作用 现在，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小公主”，受到家长的溺爱，“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差。许多人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而且电视上各种不健康的镜头，以及各种不健康的书籍，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严重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了许多违法犯罪的现象。所以，认识的肤浅、知识的浅薄、道德的缺失，是现在青少年的通病。这也给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担负着对学生德育的重大责任，面对德育的新问题，我们应清醒认识，认真对待。要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光明日报》发表过评论，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出现断层的危险性，重新建设中国文化，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从小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优美的人格。 一、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它其中关于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内容，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厚的内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很有成效的教育作用：智、仁、勇、忠、孝等，能帮助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思辨的头脑，培植学生的品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诚实守信，勤俭廉正”的道德品质，“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内容在二千多年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像闵子褰“母在一子单，母去二子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都说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不只是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些现代的著名人物小时候也是对儒家经典耳熟能详，深受影响。现在世界“孔子热”的现象表明儒家经典是被世界所接受的，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韩国一直把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德育教育的中心。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 二、具体措施 厚德载物，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典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中一颗明珠，其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然各异，内容五彩斑斓，意蕴含蓄绵长。其中广为传诵的经典文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不可轻视的。早期经典的教育、启蒙、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思维能力、识记能力和文化素质，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都很有益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篇（段）。可见，让学生识记、背诵一定量的古诗文，已是时代对师生的要求。在这个黄金时期，受教育的儿童要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感受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最可行也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对中国较浅易儒家经典的诵记与研读，而且这也是他们将来一生受用不尽的“打根基”的训练。可见，学校此项活动意义深远。 我们开设《论语》校本课程以来，学生由新鲜、好奇到被吸引住，出乎人的意料，更可喜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学业上和为人处世上，不知不觉间就“懂事”了。所以学校把儒家经典教材作为德育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 当然学习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孩子们在儒家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修养、做人准则，从而接受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探讨，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把儒家的道德教育资源与现代社会性的教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使我们的根永远不被忘怀，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得到提高，道德素质也得到提高，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启今日教育 国学经典凝聚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在国学教育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越来越广泛的在各领域中被关注，对这一经典的解读也可谓见仁见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幸重拾起这一经典细细品读，若干年前在书中作的批注，如今看来却又有了别样的见解。惊喜之余，我将《论语》中另有启发的语录进行了简要整理，以学前教师的视角，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 一、“力不同科” 1.“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早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射箭，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放眼今天，便是承认“个体差异性”。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每一个人都是用各自独特的组合方式把各种智力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活动，有的幼儿表现积极，而有的幼儿则表现相对迟缓，同一个问题，有的幼儿能沿着规范的思路回答，而有的幼儿却能另辟蹊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便是差异造成的结果。 2.“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幼儿的个体差异大，承认差异或许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却困难得多。孔子对子路和冉有提出的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有懦弱，要激励他的勇气，而子路武勇过人，需要让他谦逊。孔子几乎完美的实行了因材施教，而在班级授课制的教育中，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观察了解每一个幼儿，在活动中充分注意到幼儿的兴趣爱好的差异，鼓励幼儿发展自己的特长，激发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并给每位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不作统一的要求，不要抹杀学生的个性，在集体教育中体现个别教育。 3.“于从政乎何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成大事的可能。在教育中我们不能给学生盖棺定论，而是要给予每一个孩子肯定，并激发其潜能。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贡和子有能否派他们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治理政事都没有困难。在教育中，我们往往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美好的希望他们按着我们心中的榜样成长，乖巧懂事、踏实上进的孩子被认可，而顽劣古怪、调皮惹事的孩子不被重视，活动中积极表现的孩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迟钝不吭声的孩子往往被冷落，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孩子被表扬，而打破规则的孩子往往被批评，这样的偏执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允许孩子的不同个性，认可他们的不同表现，引导他们发挥所长，像孔子一样信任并支持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信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都会创造出不凡的价值。 二、“既往不咎”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跟他们交谈，而一个互乡的少年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这样回答学生们的疑惑：“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抓住不放。孔子认为无论犯了什么错误，“改之为贵”，我们应当对其“既往不咎”。学前期，是启蒙时期，每个人在懵懂的时候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群孩子，他们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认知并适应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我们不应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看待孩子们的错误，更不该对反复犯错的孩子耿耿于怀。教师应该用更多的耐心去允许每一个孩子犯错，宽容每一个孩子的错误，帮助每一个孩子改正。图书撕坏了，教给他们正确翻阅与修补的方法；积木打翻了，教给他们合理搭建与整理的方法；小伙伴们打架了，教给他们友好交往与和解的方法。让我们笑着接受并忘记孩子们的错误。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时不去启发他。孔子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主张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启发式教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这句话里还隐现着要抓住学生学习关键期的教育观点，在关键期对孩子进行启发教育，孩子能快速掌握学习内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抓住学习关键期，不仅体现在心理学上，如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时多与之交流，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在幼儿日常活动中。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教育契机。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要求该怎么样做而不该怎样做，只要合理便行。教学也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在活动中寻求合理的改变，而不是墨守教案。 2.“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 如何在才能不拘泥于教案，在教学活动中能灵活应变？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备教案，更是要备学生，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不应该固执的将自己的备课笔记作为既定标准，而应该去考察孩子们究竟是什么状态、需要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只有细心的教师才能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才能让每一个活动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活动中，当孩子们想去探索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去操作；当孩子们想歌唱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展示歌喉；当孩子们想挥洒创意时，不妨给他们多一些纸墨去创作。也许你的教学活动因此而打破计划、拖延时间、甚至改变教学目标，但这又有何妨？ 3.“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这是孔子对自己的约束，也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做到的。让我们放低姿态，蹲下身姿，用平视的目光去亲近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为他们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尊重、和谐的成长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推进高职院校大学精神建设、品牌建设和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人文的、和谐的、丰富的、高雅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的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年来，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推出了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颂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文明办又决定从2010年开始共同实施“中华颂经典诵读行动”，要求将“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战略主题贯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将诵读经典打造成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高职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重要人才，在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亲近中国文化，逐渐热爱中华文明，创新传统思想，弘扬民族精神，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开创新局面。 一、经典诵读的内涵 根据各类工具书的注释，“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天经地义的常理常道”。“经者，恒久之圣道，不刑之源教也。”（出自《文心雕龙・宗经》），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阐释。而“典”即典范的意思。因此，文学经典就是承载着关于天地人生永恒规律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本文所谓的经典，就是指文学经典，包括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著作等。“经典诵读”，主要是指背诵或诵读文学经典诗词著作等。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丰厚文化底蕴，启迪品性灵气，全方位地提升各方面素养。 二、经典诵读的特点 （一）经典诵读是一个对话过程 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交流探讨的对话过程，每一部文学经典都呼唤不同的读者的对话与理解，让读者叩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超时空对话过程，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能主动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经典的意义的多次对话，通过反复诵读，读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进行对话，读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得以强化，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提升，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和强大。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经典的意义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经典诵读是一个感悟过程 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和本源的意义，它是旷古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所在。经典诵读具有开放性，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性和先期条件的诵读过程，读者可任意进行多元的理解和透视。面对同样的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个性化的解释。文学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感受、体验进而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它能让人走进一个特定的精神体验世界，感受美好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激发生活的热情，寻找人生的梦想等。 （三）经典诵读是一个建构过程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经典是一个典型的召唤结构。因此，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还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它的特质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它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最高标准和典范，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牵引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后人的师法和实践。经典诵读的终极意义便是建构读者的精神家园，建构自我的灵魂和人格，建构自我的生活与人生。 三、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 （一）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 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未来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经典诵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角度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是从生活角度看可以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经典诵读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高职院校特有的院校精神。高职院校的院校精神建设，其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如果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便会形成共同的风格和气质，这种风格与气质表现便是一种院校精神。诵读经典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构建和谐诗意的人文校园，让经典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在校园里传播，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让每个学生得到同化与塑造。在经典诵读的活动中，学生能感受到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增强，团结协作能力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思索升华，达到“以文化人”的境界，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典诵读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长期坚持诵读寓意深刻、博大精深的经典诗文作品，可以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中华经典文化。高职学生诵读经典可以增强语感，掌握诵读技巧，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深，大大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高职学生领悟经典，可以开启心志，砥砺意志，培养情商，完善人格，培养民族精神，培养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培养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总之，经典诵读可以整体上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操。 （三）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 经典诵读活动的精神成果能够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与道德素质，而其思想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对生活与社会的态度，受过良好的精神文明熏陶的高职院校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技能，而且还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他们勤奋肯干的精神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其自身的技术型人才的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文化积淀、人文底蕴将成为行业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引领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推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品牌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充满人文气息，丰富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罗惜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12004）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经典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为了能够让文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文学经典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分析，并对基础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通识教育视角下高校人文经典课程改革探析 摘要：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应该是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读一流书籍，读原著，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实现灵魂的完善、精神的丰盈。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经典;高校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是指人的受教育全过程中，以人类成员和社会公民身份诉求下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是帮助人发展为“整全的人”的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寻根意识、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鼓励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其目的是使“人”真正“成人”，成就模范公民。“人文经典”则是指人文科学中那些具有持久震撼力或权威性的典籍，是代表人类共通性或普世性诉求的智慧精华。本论文着重分析目前国内高校文学经典课程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目前的高校教育改革提几点浅薄的建议。 一、通识教育与人文经典关系之溯源 西方的人文经典教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英国的纽曼，直至美国的赫钦斯，古典名著教育逐渐被推广到教育实践中去。1929年，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大力推行经典名著教育，所涉范围包括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1984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年中提出以经典名著为线索的核心课程来实施人文教育的理念，该报告指出，人文科学更能触及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要求学生自我发挥，在写作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自由思想，并因此呼吁教育界应该重视人文经典的传承，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 中国也一直保有经典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经典对教育的重要价值。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看来，《诗三百》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它可以激发情志，对观察社会、促进朋友交往、怨刺表达大有裨益，还利于侍奉父母、君王，增加名物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而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其中每次复归传统的抗争，几乎都与对经典的释读有关。到了当代，推崇经典教育的学者更不乏其人。如教育家涂又光认为人文精神在于行，却也离不开人文知识，所以要增进人文知识，就应精读经典;学者黄俊杰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重视教科书，而轻视原典选读，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各学科应着重对经典原文的精读、细读等。在实践层面，国内很多高校围绕通识教育目标进行了课程改革，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为学生呈上精心设计的系列文化大餐。其中“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从文化传统方面，集中以名著精读的形式引导学生与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中西方教育者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经典教育，是因为经典阅读跟通识教育的原旨紧密契合。首先，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哲人先贤思想交流、灵魂对话的过程。经典之所以不可磨灭，是因为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承载了深广的社会场域和丰富的人生境遇，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将经典名著纳入通识教育，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思考或反思式体验，更有助于学生未来的理性判断和科学决策。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和公民职责感的培育，引导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绝大部分人文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格、人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将两者融合，对学生健全自我、完善人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阅读经典作品对传承文化的教育使命一脉相承。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华留存。几乎每本经典都因其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意蕴，促使人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心灵共鸣，其中部分典籍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文明进程，成为人类文学、文化所秉承的本源。因此，重视经典与经典教育，必能使学生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扎根现实又能反思时代，既砥砺了思想，又启迪了智慧，使文化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二、人文经典课程构建现状及其突出问题 对于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性争论却一直持续于中西方教育界。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耐利在严密的调查基础上，认为通识教育课中的经典教育旨在为大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提供基础以便锻炼学生的自主批判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需要侧重较为专一的技能。国内也有反对阅读经典名著的学者，如张寿松教授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要安心修习庞大而艰深的经典名著，是相当枯燥和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定力;他还认为一部经典名著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一个独立体，这是经典名著课程最为致命的缺陷;方展画教授也认为经典名著可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科学反映人类知识的演进，更不符合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因此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的名著作为学校教材，是有悖教育规律的。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通识性人文经典教育，仍然挣扎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进而对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中，人文经典类课程所存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大学教育目标不明确，各学科间壁垒森严 我国传统典籍《大学》开篇便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凝练语句指出“大学”之要义。“大学”之道可视为“大人”之学，其所重在修身，重在推己及人、达己达人，重在道德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近现代，“大学”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概念，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象征，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高等的”教育，以把人培育为带有理性之光的自由人为主要目的;二为高深的研究，以探究知识，促进人类进步为重要使命，处处闪耀人文之光。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思想慢慢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当代大学教育开始被赋予太多的工业社会或个人实用目的，学生的人文精神开始极度匮乏。尤其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显示出浅层化、碎片化、无序化阅读的倾向，前景实在堪忧。这种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及人文经典类课程的大力推广确为应时之需。但根据笔者调查，有近半数的通识教育试点开展情况不顺利，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遭受外界更大阻力。究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因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高校之间人文经典类课程开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二是通识教育难以呈现短期的教育成效与人们的高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识教育和人文经典的课程要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需要较长周期，而现实中追逐立竿见影效果的功利化视角和短视行为，无疑影响了通识教育的价值体现。三是原有学科分类的局限使各学科间壁垒森严，互补通问，客观上成为通识教育发展的障碍。通识教育所关涉的学科较多，势必造成与专业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如果高校对院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加剧院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最终损害通识教育。 （二）课程设置水平良莠不齐，教育理念的整体呈现不足 就目前来看，高校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人文经典课程大都置入选修课程，受传统的专业教育本位思想钳制，很多非专业学生将这类课程视为换取学分的“工具”，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在讲授中也未摆脱工具性思想束缚，陷入原理、概论加通史的固定模式，忽视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事实上，这种讲读经典的方式，其实是对经典的背离。以文学为例，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代的读者，其魅力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永恒描述及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及普世化价值，而目前的文学批评，流派迭出，大多以抽象艰涩的剖析示众，却单单空缺了作品本位的表层阐释。向学生大量灌输批评理论而不引导学生阅读原典的做法，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学生可能还未接触原典就已经沉沦于各种各样的诠释内容中了，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三）教师授课模式囿于传统，考核手段单一僵化 就笔者调查，大部分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师资水平很不乐观，呈现低职称化、低龄化趋势，其中青年教师、讲师比例最高，教授群体参与度相对低。课程设置水平也有待提高，大部分课程个人色彩比较重，不仅缺乏师资梯队的建设规划，也背离了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初衷。在授课方式上，则以“讲座式授课”为主流，以“回答问题”为课堂互动主要形式，这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人数较多的班级，这种个别回答的教学形式，容易使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方面，仍采用“点名”和“考卷”的单一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对人文经典类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人文经典名著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部门的重视。针对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经典类课程的系列问题，笔者仅从高校管理、教师授课及考核标准等角度，提供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达成育人共识 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应不仅仅指基本专业知识的训练，还应包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高校管理层应大范围、大力度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中就渗透进对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视，着重培养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的“通才”学生。应加强院系合作，达成育人共识，既要培养学生“成材”，又要培育学生“成人”。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厘清“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整合全校资源，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并做好顶层设计，在培养方案中科学置入人文经典课程模块，要求教务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转变作风，在启发学生思维上下功夫，鼓励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多读些一流的书籍，多读原著，少读点二流三流的入门、阐释类书籍。 （二）突出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受应试教育培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存在许多问题，如善于寻求标准答案，“解题”能力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却严重缺失等。对此，人文经典类课程的设计和讲授都应尽量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多学科思维的互补与融合，以激发学生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古希腊的“学园”传统以及欧美名校一些通行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模式，都不失借鉴意义。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变原来的输入型学习为输出型学习，变原来的被动学习为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其次，应不遗余力创设灵动课堂，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多频率互动，在课堂活动与经典人文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下，拓展学生视野，鼓励学生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第三，积极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课堂“鲜活”起来。如充分完善助教答疑制度，鼓励学生互评读书报告、开展读书会，创设团队论辩、讨论，鼓励兴趣小组开展特色化的经典推介活动，还可向学生推介学术前沿，鼓励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 （三）注重过程考核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人文经典课程应最大程度地引导学生阅读原典，领悟文本，促进学生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尽量做到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导为主，因而评价方式的革新也是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上，应增加课堂学习自由度，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拓展考试周期，细化分数组成等，甚至创新考核方式，以最大限度引导学生对经典进行有效阅读和深入思考，如浙江大学有名的“三自模式”就是对考核评价模式的有益探索。所谓“三自”，即学生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教师鼓励期中测试中前20%的学生自行出题设计试卷，并做出答案，然后写下出题和做题的体会，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考资格。除了考试方式的改革，在作业布置上也可进行一定的变革，如鼓励一部分学生自己设计作业，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结语 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经典原著能启发学生更多人生哲理与感悟，因此，人文经典教育应该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中之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人文经典课程改革，关键不在于数量是否繁多、门类是否齐全，而在于学生是否做到深入阅读文本、接近原典精神，是否真正启发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完善人格的关键时期，引导学生重读、精读、细读经典，对信仰匮乏时代人们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下古今中外精神通道的架构，具有莫大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读教育经典 做智慧教师 教育经典是千百年来教育大师们的智慧结晶，所阐述的道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行动指南，需要我们好好诵读，潜心其中，广泛摄取。 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来自经典。从我国古代的孔子、朱熹，到近现代的陶行知、叶圣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对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教育经典给予我们教育的灵性，给予我们教育的自信，给予我们教育的激情和热情。深入其中，灵活运用，它能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奥秘，获得新的教育灵感，破解教育的密码，启发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去实践。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经典是教师工作中必须依靠的拐杖。抛弃了经典，就像一个行走需要拐杖的人一样，身体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就会栽跟头、跌倒。虚心学习这些宝贵的教育食粮，广泛汲取其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将会使我们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然而，有些教师不懂得教育经典的重要性，忽视教育经典，疏远经典，抛弃经典。有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教育的环境都大不一样了，教育经典这些老古董，不够鲜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啦。有这种僵化思想的人，说明对教育经典缺乏科学认识，显得十分幼稚、无知和愚蠢。 对教育经典有如此的偏见，说明人们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这很不利于教师的发展。重视经典，重读经典，活用经典，传承经典，让经典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应成为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教育智慧，这要看他读了多少教育经典。一个熟读教育经典的人，他一定睿智，大气，思维活跃，深沉老练。一个没读过教育经典的人，一定浅薄、孤陋寡闻，处理问题随意，而且缺少智慧。做智慧教师，就要让教育经典发挥作用，让经典武装头脑。 自觉走进教育读经典，努力地从经典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十分惬意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优雅的事。当教师忙完工作，静下心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起经典，仔细阅读的时候，该是多么自豪，多么美妙，多么高尚啊！因为这是在和那些先哲大师们进行智慧对话，在近距离地触摸大师的灵魂， 全心沉潜其中，你会被那一句句充满哲思的智慧金言所迷住，从此爱不释手。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怀？那又是怎样的风景？一旦烂熟于心，心领神会，真正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经典有无穷的魅力，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要主动走进经典，自觉捧读，让那浓浓的经典书香伴随我们成长。 我们的成长需要经典，需要经典给予我们智慧，需要经典给予我们力量。这种智慧比什么都宝贵，都有价值！我们要主动放下身价，虚心走进经典，向经典学习，让经典充实我们的大脑，充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从经典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从经典中寻觅走向成功的捷径，从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从经典中寻找全新的教育，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自觉地向大师靠拢，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大师的肩上。如果我们抛弃了教育经典，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教育的迷途，会失去自我发展的方向，可能永远也寻找不到理想的教育。我们之所以有时会在教育的实践中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的经典中汲取的营养太少。其实，很多教育困惑、教育错觉以及教育误判，都是因为我们不深入研究经典，远离教育经典所造成的。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我们不是缺少教育的智慧，而是缺少亲近经典，缺少经典的浸润。我们坚信，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教育经典，不断地借鉴经典精华，才能使我们更从容，更自信。 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教育智慧；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进入思想的高原，遭遇实践的瓶颈，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取得教育的突破时，也许这时停下来，认真地读一读经典，你会思路大开，精神振奋。实现教育的飞跃，需要我们熟读经典，好好地亲近经典，让经典润泽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远离了经典，也许我们会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迷茫时，去教育经典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困顿时，从经典里寻找突破问题的办法。经典里有灵丹妙药，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领会贯通，就能为我们所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常常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让人胆战心惊。要想在平日的工作中能从容前行，超越自我，就要不断学习经典，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一句句经典让我们茅塞顿开，一句句经典让我们信心百倍，一句句经典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经典让我们脑子变得更灵活，思维更睿智，行动更敏捷。经典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走向教育的理想之国。经典让我们少一点幼稚，多一点睿智；少一点随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鲁莽，多一点优雅。 相信经典，它一定会给我们一双更明亮的眼睛，一个更聪慧的大脑。经典引领我们向着峻峭的山峰进行诗意的攀登……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渗透与整合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在几经沉浮之后，依然焕发光彩，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公认为当前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教育，作为儿童接触知识世界的启蒙乐园，更是应该秉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用民族文化哺育幼儿成长，培养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格。幼儿教育应该面向国学经典，让国学走进园区，与各类活动教学相结合；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去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等。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教育；活动教学；道德教育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良好传承，将国学经典引入幼儿园教学既符合幼儿园教学的宗旨，也是充分利用国学资源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养幼儿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国学经典具备以下几点优势：它涵盖面广阔，包括语言识字、思想道德教育、常规礼仪和生活常识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其次，语言优美、文字凝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多读来朗朗上口。再次，它立意高远，对于加强幼儿德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极为必要。 一、树立国学经典的教育目标 1.快乐阅读 改变以往的枯燥背诵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在快乐中阅读经典，做到国学经典教育所提倡的“说文解字”“知行合一”。以生动的语言教学方式，让孩子能够轻松掌握大量的国学经典作品。 2.了解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让幼儿熟读国学经典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养成热爱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提高幼儿道德修养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极高，而且常常将自己对道德修养的认识渗透到国学经典中，为后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国学经典的学习，教师要树立这种提高幼儿道德修养的意识，从而使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二、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措施 1.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 国学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中，还能渗透于礼仪、艺术、道德、情感等其他学科教育中。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科教学中的国学经典文化进行渗透。比如，在语言识字教育中，让幼儿诵读经典篇目，从而培养幼儿对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幼儿逐渐积累一些基础性的语言知识。在礼仪教育中，教师可以用古人的礼仪故事来指导幼儿，从小养成谦让讲礼仪的好习惯。以幼儿园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礼仪培训，并且带领孩子们走进社会、走进福利院和养老院等公益场所，与老人孩子进行交流，践行讲文明、讲礼貌的行为准则。其次，还可以在艺术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从小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中国画以及一些古典乐器，并且结合相关的国学故事，激发幼儿学习这些国学艺术的兴趣。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也应该走进幼儿德育教学课堂。通过国学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内容，帮助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幼儿得到情感熏陶，改正生活中和性格上的一些坏毛病，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文化来开展情感教育。比如，向幼儿讲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对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庆祝，开展慰问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给幼儿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即给妈妈一个拥抱或亲吻，向妈妈表演一个节目，说一句关爱的话语等。 2.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渗透国学经典 为了让国学经典全面渗透到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幼儿园的其他娱乐休闲活动，也应该积极渗透国学经典。比如，在清晨幼儿进园时期，可以播放一些和国学有关的音乐，或者童声版的古典诗词朗诵，让幼儿和家长踏着韵味十足的朗诵声而来，使每天的入园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中午进餐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简单的国学经典朗诵活动，让幼儿学会感恩，即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食堂阿姨为自己准备好吃的饭菜等；让幼儿学会基本的餐桌礼仪，长者先幼者后以及懂得谦让等。其次，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专门的国学活动，在活动时间内，组织某一班的幼儿用唱歌、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示本期国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班轮流主持，从而实现班与班的友好交流。 3.在幼儿园环境中渗透国学经典 在幼儿园营造出浓厚的国学环境，将有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学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幼儿园墙上张贴一些国学经典字句，在走廊上挂满极具古典文化气息的灯笼，在每个班级的教室一角设置国学经典书架，以及在幼儿园大厅或门口用LED灯滚动播放国学文字，营造出幼儿园的国学书香气息。让幼儿和家长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等。 总之，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它要求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从细节处做起，从学科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共同渗透国学文化，同时还要从幼儿的学习特点出发，为幼儿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经典教育论文:以国学经典为支点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性探索 [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对高校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论语》等重要著作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时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珍稀资源。在“廉政文化进高校”“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的背景下，回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探讨《论语》中所塑造的“高洁”的“君子”形象，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优质文化资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去，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强化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效能，切实推动当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 摘 要：幼儿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该阶段是幼儿形成基本认知能力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在日常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进了国学经典，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结合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园；整合 某种意义上，幼儿园教育质量决定了个人未来的学习生活质量。幼儿园阶段幼儿的模仿能力与可塑性较强，是幼儿树立良好品行与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国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发展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有效陶冶幼儿的情操、提升幼儿的涵养，从而为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总和。国学囊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丰富幼儿的文化知识储备。现阶段，许多幼儿园提倡幼儿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幼儿徜徉在国学知识的海洋中，自身的文化修养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幼儿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品质 无论是《菜根谭》还是《三字经》，无论是《论语》还是《千字文》，千百年来国学经典都在不断地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导国人不断地完善自己，锻造优秀的人格。幼儿教育对个人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之一是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幼儿形成坚韧不拔的品质，让幼儿在遭遇挫折后依旧能勇敢地爬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国学中有太多经典的语句激励着、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克服苦难、勇敢攀登。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品质。 3.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幼儿阶段学习国学经典，步入社会后便再也不主动学习国学知识，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缺乏继承、发扬传统文学文化的决心与毅力，对国学的热情不高。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是极为必要的，其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发展。为幼儿提供国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更多国学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人，从而实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繁荣的目的。 二、幼儿园教育整合国学经典的原则 1.趣味性原则 应当看到，幼儿的年龄较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具有爱好新鲜、趣味性事物的特点，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要提升教学语言与课程设计的趣味性，采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案，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以及效率。 2.思想性原则 国学教育内容的选材工作极为重要，客观上看，并不是所有国学知识都适合幼儿教学，教师应当选择一些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提升幼儿思想素质的国学教材，进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德。由于幼儿具有善于模仿的特点，教师的行为对幼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为幼儿树立优秀的榜样。 3.参与性原则 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应当严格遵循参与性原则，即让幼儿积极、深入、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中，如此能够集中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充分融入集体学习生活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提问，尽可能地提问到每一个学生，力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融入班集体学习活动中。 4.整合性原则 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幼儿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不易集中，单靠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扩充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当充分遵循整合性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国学知识学习环境，教师应当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国学经典教育整合至学科教学中，整合至环境创设中，整合至家庭教育以及幼儿日常生活活动中。 三、如何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 1.营造浓厚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 国学经典中有大量广为流传的诗词语句，这些语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文化研究价值，幼儿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能够不断地深化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以在幼儿园围墙彩绘经典的诗句与文明礼貌用语、习惯。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在教室墙壁、走廊楼梯等处张贴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国学人物警句，从而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学习环境，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学习了解国学经典知识。 教师应当带头活跃国学经典诵读学习氛围，例如可以在幼儿入园后、活动前带领幼儿诵读有关的国学经典，在此过程中及时帮助幼儿答疑解惑，从而促进幼儿的不断进步。在活动后，离园前，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复习一遍日前所学的国学经典知识，并要求幼儿回家后讲给爸爸妈妈听，遇到不懂之处向父母寻求帮助。 2.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国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突出幼儿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笔者所在幼儿园定期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其中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幼儿在经典故事演绎活动中非常快乐，虽然表演动作稍显稚嫩，但是态度十分认真。以往我园存在一些对国学经典学习兴趣较低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在参加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后对国学的兴趣陡然上升，开始主动地学习国学知识，遇到疑惑也会积极地向相关教师寻求帮助。 3.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不仅要有理论学习阶段，还需具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此才能促使幼儿更好地认知、认同、践行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价值观。笔者所在幼儿园要求幼儿在遇到教师、同伴后主动用礼貌性用语问好，每周必举行升国旗活动，在升旗活动结束后，相关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向幼儿普及爱国教育故事，从而帮助幼儿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应当要求幼儿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吃饭，自己动手穿衣叠被，尊敬父母、孝敬长辈。《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国学代表之作，要求幼儿定期诵读上述经典，积极践行优秀的价值观。家长应当主动地帮助子女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在为子女答疑解惑的过程中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让子女形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优良的学习习惯。 4.组织传统体育活动 当前，许多幼儿不热爱体育锻炼活动，这些幼儿一般身体素质较差、缺乏坚韧的学习毅力。为此，幼儿园借开展国学教育的机会组织一些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结合幼儿生理特点，组织开展了抖空竹、跳绳、风火轮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让幼儿参加传统体育锻炼活动，既能让幼儿感受到传统体育器械的魅力，又能增强其身体素质，为国学经典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新的发展形势下做好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的整合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广大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为幼儿解决国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为幼儿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从而不断地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与道德水平。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在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应用 内容摘要：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如今高职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国学经典教育对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试图找出在国学经典教育重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 关键词：精神文化生活 国学经典教育 价值与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要求旨在引领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所以关注并研究大学生特别是“重技能轻人文”的高职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国学经典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本文浅谈如何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提升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造成了高职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失衡的局面，致使高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充分，素质培养不全面。纵观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在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生活空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对主流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重功利轻理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方面，以网络为依托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表现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道德情感冷漠。为人处事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生活方式方面，呈现出娱乐化、功利化的倾向。加之现代大学生普遍从电脑、手机获取信息，盲目求新求快，对知识的了解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的倾向，缺乏自主和深层次的思考。 二.国学经典教育在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 何谓“国学经典”？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是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内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经典”，《现代汉语》解释为“权威的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1]。“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2]。并提出“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一概念，“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3]。概而言之，国学经典就是本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来的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大学生通过国学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爱国情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诠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沉广博的仁爱。无疑都将给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内化为大学生内在品质。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促使情感智慧的提升。对于国家应“人皆为尧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以国家社会为己任；对待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交往要“言必信，行必果”，从而形成和谐的班级、宿舍关系；对自己要“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不沉迷于网络、恋爱，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坚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观念，摒弃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不正之风。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要“不怨天，不尤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充分运用先哲们的智慧，造就大学生健康人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扭转高职专业人才的“单一性”，纠正“职业至上”的功利性成才观，改变学习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高职学生不能只靠技能独步天下，还要学会与人交往的智慧，驾驭风险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才智。这一切只有通过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从国学经典教育中汲取人生智慧，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思想，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加强渲染具有国学经典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生活动，培养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学生会开设各类读书竞赛、交流学习讨论会，共同分享好的作品。成立与国学、读书有关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等。利用音乐剧、娱乐晚会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中。二是将公共文化课作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阵地，并辅以高水平国学类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三是营造国学经典的在校园环境中育人氛围。如通过立雕塑、挂经典名句的方式，利用校园环境的隐形教育功能，增强校园物化景观的育人作用。四是图书馆应保证同学对国学经典类图书的用书需求。通过氛围营造，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而不只是热衷于英语四六考试，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只知韩国明星，对古代圣贤一无所知。盲目推崇情人节、圣诞节，对中秋节、端午节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 其次，提升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在积极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同时，极易犯教育活动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脱节的错误。尽管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学生的参与度、认可度并不高。所以，应积极探索新形式，注重国学经典资源的选择和设计，调动大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有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将国学经典与新媒体结合，利用新媒体的变化性给予国学经典教育更多的可能。二是将国学经典与“时尚潮流”结合。以流行歌曲唱国学，用动漫演绎国学的方式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三是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意识结合。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时，不简单的照搬经典，要努力寻找与大众文化的联接点，既要有对经典文本的通俗化解读，又要寻找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兴趣爱好对文本进行再创作。 最后，教师要提高国学经典教育意识，提升人文素养。部分高职教师认为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或者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简单的德育教育，以德育来替代人文教育。这种重技能轻人文，重短期各种知识技能的培训，轻长期个人修养提高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给人的身心全面和长效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与国学经典教育缺失有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应重视国学经典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国学素养，丰富精神世界，设计好教学方案，将国学经典教育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国学经典教育得以真正落实。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小学低年段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一、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文件的提出、社会的呼吁以及学校的倡导，“让孩子读点国学经典”的观念渐入人心。目前，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上，而对道家经典教育则很少涉及。这使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道家思想很难被学生接触和了解，也表明目前的经典教育自身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 当前，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开发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恰与道家经典《老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老子》是道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天书”“万经之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易经》《黄帝内经》等一道被视为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对道家经典《老子》的教学开发，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国学涵养，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与记忆力。对小学低年段学生而言，规范个人行为，树立仁爱之心，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的目标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本次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三个维度设计教学目标。从知识与能力维度，本次研究旨在认识老子以及初步了解《老子》的篇章内容。从过程与方法维度，了解“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学会运用想象力，掌握诵读要领；通过口语表达，锻炼叙述能力。从情感与态度维度，帮助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努力做一个内心充满仁德的人。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的重点是让学生利用“阳光爱心诵读法”诵读道家经典教育《老子》，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并且深刻体会《老子》对自己修身、处世、言谈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本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共计10课时，其中9课时为《老子》校本课程教学，1课时为成果展示，每星期进行一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老子》中的“双一章”，《论德》与《观眇》，以及德篇的《得一》《闻道》《反复》等。这样设计教学内容，主要考虑到低年级段学生生理上的特征和学习特点。 本次校本课程研究主要以具有道家传统诵读特色的“阳光爱心诵读法”为主要教学工具。阳光爱心诵读法，是中华传统冥想诵读的一种，强调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结合，这与儒家强调音调韵律的变化为主的吟诵以及现代各种诵读方法在诵读机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阳光爱心诵读法以反映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道家图文符号旋极图为注意力集中的载体，依照“恭熟忘合灵”五个心境调节的次第来深入练习和体悟。与一般的冥想类诵读一样，阳光爱心诵读法在诵读前也强调“三调”。[2]首先是调心，要求心中正气肃穆，平静而专注。第二是调身，全身要放松，端正宁静，虚眉垂帘，面带微笑。第三是调息，即以逆腹式呼吸，使呼吸平稳下来。本法实践的关键，是进入“恭”的状态，即以感恩心与经文作者相感格，以大公心宏愿立志。[3]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可以让孩子在心平气和、聚精会神的观想诵读过程中，逐步产生德慧智的深层效应，增强记忆力，充分享受“阳光爱心诵读法”带来的乐趣和感应。 三、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教学环节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采用情境化、对照化、趣味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内观诵读，按照调心、调身、调息的“三调”步骤营造一种安静、心神宁静、聚精会神的经典诵读氛围。 （一）创设传统文化学习所需要的教育情境 每节课上教师都会播放《老子》相关章节的诵读音频资料，让学生静听三分钟，这就是聆听环节。对刚从课间休息、打闹进入上课学习状态的学生来说，三分钟的聆听模仿，既能使心情迅速平复，又创设出了诵读《老子》的情境。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对于教师讲解的诵读方法，他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孩子的感官，让他们去听、去模仿才会有效。教师也可以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引导学生放松身心，感受心灵和身体的宁静平和，缓解和消除平时的紧张或压抑感。现代社会喧嚣忙碌的城市氛围，与经典文化所要传递和表达的宁静、悠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学生找不到清静自然的身心感觉，那么经典诵读只会停留在动口不动心的状态，难以深入体会经典的博大精深。 （二）引导诵读并进行对照体验 在本次实践中，无论是“三调”体验还是阳光爱心诵读法，都采用对照的方式学习。先让学生自己自由读，再讲阳光爱心诵读法的基本步骤与原理，然后要求学生照法诵读，体会两种读法的不同。低年级学生虽然理解能力较弱，但体验和感受力却极强。亲身感受两次不同的读法后，很多同学都反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诵读，心里会很平静，精神容易集中；而自己自由读，会越读越烦躁，持续时间短。 为了检验这种对照式学习的效果，本次研究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取消了对照式学习环节。结果发现，教师问学生诵读完《老子》身心感受如何时，学生很难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通过本次对照化的诵读体验，学生清楚地感受到应用阳光爱心诵读法的观想诵读方式，自己心境与身体感受都有了改变，对于《老子》的学习也增加了信心。 （三）趣味性诵读作为辅助 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诵读方式，辅助学生学习《老子》。包括：①小组间诵读，然后选一个读得最好的当代表，参加全班比赛；②一人上台诵读，其他同学对其进行评价；③男女生之间诵读比赛，凡诵读好者奖励一枚“爱心”。这些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提高了诵读的质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针对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教师还通过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小传说，比如老子究竟姓什么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领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家经典文化的印象，使传统文化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沉闷。 每节课上教师还设计了简单复述章节内容的环节。老师先讲大概的思想内容，然后让学生复述，这样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言语能力。在课堂的最后还有展示环节，例如手抄报、学习心得展示等，以增强学生自信心。 四、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发现与收获 国学校本课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组合方式，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家庭之间等，它不仅涵盖国学课堂教学，也存在于课外国学学习中。[4]通过将学生与教师、家长紧密联系起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收获。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开始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到国学教育给小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益处。[5] （一）学生反馈 本次研究中，教师设计了“自我监测诵读时间记录表”，让学生每天自己在家记录从心平气和、聚精会神地诵读到读不下，觉得枯燥的时间，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自己诵读的变化。统计显示，全班90%的学生发现，伴随着诵读次数的增加，聚精会神、心平气和的读书时间越来越长，记忆的速度也随之变快。通过每天在家进行课外诵读，有45%的学生体会到，阳光爱心诵读法带给自己内心的安静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积极力量。学生反映，通过多次诵读《老子》，对国学经典越来越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更加热爱读书了。 （二）班主任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班主任通过统计了解到，全班15%的学生课上小动作明显减少、精神集中；20%的学生朗读课文丢字添字现象减少，17%的学生在其他学科成绩提高；25%的学生追跑打闹现象较少；12.5%的学生在写作上得到进步，不嗦、不反复。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拉近了班主任与家长的距离。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变多了，也更加了解每一位家长的思想动态，同时也督促家长课下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监督学生的学习。 （三）家长反馈 本次通过对家长的相关调查显示，全班7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喜欢读书，读书时间也长了，能主动要求看书了；89%的家长认为，孩子更懂事、在家愿意帮助父母做事。 通过学生反馈、班主任反馈以及家长反馈不难发现：观想诵读《老子》对儿童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然，在本次研究中，如何根据低年级段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学习能力创设轻松宁静的课堂情境；如何将语文教材内容与国学经典文化有效衔接，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中国建筑史论文:关于建筑史的思辨 【摘 要】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要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更要强调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性。 【关键词】连续性；主观性；现代主义；流变 在进行建筑史学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习惯了对一段时期内的建筑发展史进行研究，从而归纳总结出一套理论体系这种方式，而在这里我却想从大师的作品及理论中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有关建筑史的思辨并不是简单地指建筑的发展史，而是将通过对已有理论的认知和其延展所得到对应的历史片断和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碰撞，看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这里首先强调对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如果试图客观的描述只能是泛泛而谈，所能达到的深度便值得怀疑了。然而只要深入的分析，彻底的理清头绪，便会渗入自己的观点。与其如此，莫如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所以本文会有大量的大师自述和笔者的主观感受，或许最后也未能得出明确的观点与结论，但这种尝试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从现代主义说起 首先，着重从现代主义建筑说起，现代主义建筑的指导理论在后来被概括为是“功能决定形式”的一种一元论的理论体系。谈到现代主义大家马上会想到他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反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势必要从历史中划出它的起点以验证反叛性的彻底。可是经过查资料进行分析时，便会发现这个起点好像并非始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现代主义建筑的四巨头开始活跃时，而在此之前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否已经给过人们以提示，已预示后来建筑界动荡即将开始。这两个人物便是路斯和贝伦斯，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现代建筑的发起者，他们也属于在此之前的各个流派运动一部分分子。所以说这种反叛并非是完全推倒式的，它也是一个过程，也从古典建筑中吸取了精髓。之所以称它反叛，究其原因可能是它彻底放弃了刻意的装饰以及否定了以前那种形式大于功能的这种设计思维，所以说“功能决定形式”这一说是相对于这种反叛性的特点而言，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建筑史时，不要泛泛了解，而是应从怀疑态度中进行研究，从而理清各种关系。但这些也还仅仅是个开头，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了解当时建筑大家的主观言论进行分析，从而自己获得主观上的感受，再与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对照，或许就会脱离对历史理论那种流于形表的理解。 那这里研究现代主义就从路斯和贝仑斯开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现代建筑的反叛性并不是从某一阶段突然全面推倒式，而是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各种流派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阿道夫.路斯是一个彻底的批判主义者，他在其著作《装饰和罪恶》一书中，坦诚提出了自己反装饰并同装饰决裂的原则立场。他对建筑的形式和材料有这样的认识：“丰富多样的材料和优异的做工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弥补装饰的不足，而应该被认为在丰富感上远远超过装饰。”1910年他设计的维也纳的斯坦纳住宅是他理论认识的一种体现，这座住宅简单朴素，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完全的现代建筑。在这个作品之后，路斯又开始了他的“体积规划”观念的建筑，在那时路斯就已经提出了现在我们还在研究的类型学问题。路斯的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支撑着他大半生的激进的创作，但在晚年时，他却回复到上层资产阶级的国际圈子里，并设计了几座富有华丽装饰的别墅，这多少为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点遗憾。提到贝仑斯，没有人会不认为他是一个绝对重量级的人物，他不仅设计德国电器公司总部涡轮机工厂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同时还直接影响了现代建筑的三位重要奠基人，而实质贝仑斯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新主义者，其在《什么是纪念性艺术》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基本上是保守派的本性。他在他的很多建筑创作中保留了不少的古典主义的装饰，而他在1920年设计的埃格法本公司于法兰克福新基地时，采用了多样的“象征主义”手法令我们或多或少地想起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一些特征。而1925年以后贝仑斯的创作就更接近于“装饰艺术”风格了。从路斯和贝仑斯的身上，会看到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发力，但又觉察到他们对现代主义建筑革新的不彻底性。一般的历史书籍上对这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之前的历史只做简单客观的介绍，所以容易认为路斯和贝仑斯是对古典建筑进行彻底反叛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但实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也可能正是因为对这种追求的模糊状态甚至让他们的一些思想延伸的比现代主义建筑还要深远，这样也会提示我们对模糊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下面该着重谈谈格罗庇乌斯、密斯和柯布西耶这三位现代主义的奠基人了。格罗庇乌斯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革新者，他不仅有着激进的言论，还抨击了他的启蒙老师贝仑斯的保守思想。他在1911年设计的法古斯鞋楦工厂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把现代建筑全部特征表现出来的建筑。这个建筑体现了格罗庇乌斯本人的很多观点，同时是对当时古典主义手法被滥殇使用的一种强烈反叛。他的言论是极为激进的，“建筑，别再欺骗我们自己了，别再用欧洲式的傲慢，吹嘘说我们时代的这些倒霉的建筑物能够改变整个的世界面貌了。我们的全部作品都不过识破片而已。” “我们要最终地推倒误人子弟的学院派教育在艺术与我们所有人之间的那道墙，艺术家要重新成为建造者。”这些言论不仅是他对当时建筑界情况的一种全面否定，也是他日后主持包豪斯的第一个宣言。 “思想只要一调和折衷就会立刻死亡。”他的激进甚至有些极端，但也正是这接近于极端的激进使得他有了坚定的革新信念。后来他所做的包豪斯校舍等一系列作品甚至可以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的标志物。而1938年后他移民到美国，开始了对建筑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格罗庇乌斯的革新信念是坚定的，也是彻底的。但不管格罗庇乌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设计理论的局限性，即所有各种类型建筑一概保持了一种麻木，冰冷和不尽人情的状态。格罗庇乌斯所创作的大量建筑都塑造性的、规整的，但笔者主观的认为这些作品虽很好的表达了格罗庇乌斯的设计理念，但与他早期的设计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轻享有一定的相悖性，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仍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后现代主义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又是不尽情理的，密斯和柯布西耶的晚期创作多少都为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些启示。 密斯是三位大师中理念最为理性和坚定的，他身上体现的是德国人一种超理性的严谨，这表现在他对材料和结构的研究上，玻璃方盒子曾经是他研究的重点，而巴塞罗那德国展示馆无疑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密斯“少即是多”理论思想。一般史书上对密斯的客观介绍往往会引起很多人误解，认为密斯和格罗庇乌斯和勒柯布西耶一样，支持工业化成批生产的做法，其实不然。密斯的唯心主义和他对德国浪漫古典主义的自然亲近感很明显的是他远离新客观派的成批生产手法。他喜欢用玻璃和钢这些新材料来建造极度理性化的新结构的建筑。“对结构我们有一种哲学观念，结构是一种从上到下乃至最微小的细节全部都服从于同一概念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结构。”“我们拒绝一切美学空论，一切教条和一切形式主义，建筑使用空间的词语构思的时代的意志。活着的，变化着的，新的。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只有今天才能产生形式，只有这样的建筑在创造。”这些言论便是体现。“少就是多”的原则不是强调极度简化，而是将构件，空间简化成最精致，最纯净的形式。然而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提醒大家一点不常在意但又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虽然密斯的作品极具现代气质，但其严谨的平面格局和精到的建筑尺度与比例，多少体现出一种古典的气质。由于受贝伦斯和辛克尔的影响，密斯在创作上的至上主义的理智仍不时地体现出倾向于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所以笔者主观认为密斯在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上与另外两位大师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密斯对钢和玻璃这些新材料以及新结构形式探索给了晚期现代主义主义者和高技派以深刻的启示。 虽然格罗庇乌斯和密斯晚年都面临过矛盾阶段，但是他们始终都未动摇自己的信念。而柯布西耶却经历了由极端理性向极度浪漫的转变。一提到年轻时代的柯布，我们就禁不住会想到《走向新建筑》中的豪言壮语。“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存在着一个新的精神，象洪水一般向我们冲来的工业，滚滚流向他的目标，她给我们提供了适合于这个受新精神鼓舞的新时代的工具。”“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柯布西耶早期的追求和格罗庇乌斯是一致的。萨伏伊别墅式国际式的典例之一。而马赛公寓和印度昌迪加尔会议中心则是现代主义建筑中塑性建筑的代表之作，同时也预示着柯布的绝对功能主义设计中开始出现了个人表现主义特征的转折。到了朗香教堂建成时，柯布已经很少发表什么思想言论了，这个隐喻主义式的建筑表明了柯布西耶极大的转变，所以象柯布西耶这样的人物，完全把他划归为现代主义者，我持保留意见。因为隐喻主义的手法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惯用的手法之一，另外柯布西耶的不断的尝试与探索促使他不断的改变，到后期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国际式的那套做法，而开始个性化的创造，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深深的影响了建筑形式的演变。所以要深入地了解一段历史，就应该怀疑先前的学者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归纳总结，因为其极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断章取义的论断。所以刚学建筑史为了了解全面，自然多以客观描述方式传达知识，但是要究其深度时，就必须要有主观性了。 二、历史的一种延续性 在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阶段，既有过渡式的人物路易斯康，也有叛逆性的人物如斯特林，菲利普.约翰逊。康打破了“功能决定形式”这一法则，并在古典格局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被称为跨越了两个时代的杰出人物。而斯特林早期是“粗野主义”的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塑性建筑的追随者，而后来他做的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多种符号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同样菲利普・约翰逊也是用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总部大楼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宣告了自己已由现代主义者转变为了后现在主义者。这些都说明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关联。在当代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其历经变革之后，后人也可能将其简单的归纳为一种表述方式。所以对待历史不仅需要有主观性，还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 再来看一段对现代主义较为经典的论述。“现代主义者将建筑的意义托付给了理性的物理结构。他们‘相信建筑形式本质上就是结构形式，而不论最后怎样加工和装扮这些基本的结构形式。’他们的方法根本是抹去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一切重新开始；但同时也抹去了差异性的结构，抹去了绵延的文化背景，最终抹去了指向建筑平等交流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设计者将创造的纯粹意义纳入‘新建筑’之中。”这时再与之前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段进行一下比较，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断是细节性的，而已有的理论往往是对某一段历史的总体归纳，所以他抹杀了一些能说明细节问题的背景。而我们抛开这些理论对片断进行研究时，就会得到一些细节性的认识，这样反而会让你对已有的总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避免了断章取义。同时也让你对现有的理论提出疑问，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正或补充。 三、结语 所以在研究现代主义的塑性建筑和结构主义建筑等各大类建筑时，同样要注重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对待，查其渊源所在，并进行一定的主观分析，才会得到更多的认识。另外，注重对这种理论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更有价值的可能却会是它的流变。 中国建筑史论文:建筑史和反建筑史 摘要：纵观整个人类的建筑发展史，无论是中国的建筑史还是西方的建筑史，都是一部人类继承和创造的历史。对现代建筑来说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建筑通史的编写一般是按照时间发展过程中对已建成的实体性建筑的类型予以分类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那些只存在于媒介中而没有物理性实体的未建成之建筑鲜有提及，由此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提出“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本文不评论哪种观点的对错，只讨论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各自对现代建筑发展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已建成的建筑还是未建成的建筑，都是整个宏观大建筑史的组成部分，都对现代建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都是对人类有益的，值得同等对待。 关键词：建筑史；反建筑史；矶崎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为例探讨已建成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建筑史 1、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简述 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封建社会是形成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阶段。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从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创造 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活动要求。在奴隶社会里，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建筑。这时，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但前期在技术和艺术上仍未脱离原始状态，后期出现了瓦屋彩绘的豪华宫殿。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1）陕西博物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对古代皇宫建筑的继承和发展。用水泥取代了传统古代的木质结构；处处体现现代与传统相互结合，整个博物馆既具备了传统元素又具时代气息。它的色彩构思更加突破了以往的红墙黄瓦的沉闷格局，反而以白、灰、茶三色为主调，使整个建筑庄严、典雅、宁静，具有雕塑感。 （2）传统符号应用于现代建筑――上海金茂大厦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如上海金贸大厦。上海金贸大厦运用了中国古代密檐塔的传统符号。从第一节的16层开始，每节减少两层，逐步收进到第五节的8层，此后每节减去一层，如春笋般节节收分，最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密檐塔相近的外观造型。对照一下传统密檐塔西安小雁塔的外观造型不难看出其檐部向上层层收分的相似之处。 3、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设计理念。无论是北方的传统建筑还是江南的自然林园，都有许多能体现出古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古代如此，现在也更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保护环境等等，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价值。现代建筑更注重对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 （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 1、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主要建筑思潮简述 （1）19世纪的复古运动 19世纪在欧美出现的建筑上的复古运动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事实上，这场运动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 这场复古运动是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而且在建筑形制上有所创新。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兴起，一直绵延不断的复古建筑才成为现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障碍。 （2）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 工艺美术运动,敌视工业文明，认为机器生产时文化的敌人，热衷于手工艺的效果与自然材料的美。莫里斯的“红屋”是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建筑。新艺术运动主张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的简化装饰，反对历史式样，目的是想解决建筑和工艺品的艺术风格问题。其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室内，外形一般简洁。这种改革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与装饰手法，没能解决建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新技术的结合问题，是在形式上反对传统形式。这两场运动又被称为“新建筑运动”，为现代建筑奠定了形式基础。 （3）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条件和要求的崭新建筑；强调功能主义，用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精神进行设计。这些理论用勒・柯布西埃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在实践中，也这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建筑形式的出现:金属、漆成自色的混凝土和大面积玻璃窗的使用，非对称的、非装饰的立方体形式的采用等。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学派，对其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也无一致的理解。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及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双重译码的设计风格，重现历史文脉，文化内涵及对生活的隐喻。 2、西方近现代建筑思潮对当代建筑的影响 现代主义建筑将继续发展、变化和充实。20世纪最后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建筑思潮有的已销声匿迹(如粗野主义)，有的虽不成气候但仍有出现(典雅主义)，甚至后现代也成了强弩之末。但是相反，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卓越作品仍然不断出现，例如“纽约五人组”的“白色派”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迈耶的作品就是突出代表。 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未建成建筑的定义 1930年以前，建筑通史是忽略未建成的建筑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未建成，建筑史就难以继续了。 在漫长的建筑史中，20世纪是杂志、展览、照片及影像等媒体具有最强大影响的时代。媒体的作用可以使得未建成的建筑具有物理性实体建筑相同的历史作用。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因此宣称未建成是20世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撼动着现实的建筑界，如果没有未建成，就谈不了20世纪的建筑史。 （一）矶崎新的“反建筑史” 矶崎新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观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响重大。矶崎新宣称“反建筑”正视建筑本身，认为唯有“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矶崎新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40多年的建筑事业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即构成了矶崎新的反建筑，他对这些反建筑的述说也组成了其宣称的反建筑史。 1、20世纪60年代――空中城市 矶崎新20世纪60年代的未建成作品是多个空中城市方案和“孵化过程”，它们具有自由连接核心筒的自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的功能和密度，同时过去和未来的废墟景象也同时被重合出来。 2、20世纪70年代――电脑城市 在70年代矶崎新最重要的未建成项目“电脑城市”规划中，计算机辅助设施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城市的范围，设计了一个蕴含着既存的各种机构的解体和再整合过程的城市模型。在这里，计算机网络被全面渗透到城市的各种活动中，这个城市被可以调节气候的穹顶所覆盖，被包容在其中的各种设施都具有可变的内部结构。 矶崎新的这个“电脑城市”是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对现有的建筑形式进行了在编和分解，预见未来城市即是分散型的如便利店般包罗万象，又共存着中央集权式计算机的表象。 3、20世纪80年代――虚体城市 80年代矶崎新的代表作是“东京都新都厅舍”。矶崎新的这个设计方案充斥着柏拉图式立方体或可以解释成“风水”的几何体，并“明知故犯”地拒绝采用超高层，提出一个错综体结构的办公楼和一个体现民主的内庭广场。在此，矶崎新所关心的不是建造什么或今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关心在建造建筑物的时候如何去更改限制建筑设计的任务书，认为不修改任务书就无法建造建筑。 4、20世纪90年代―蜃楼城市。 矶崎新在这个10年的重要未建成作品是在中国的“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以被压缩了的亚洲时空为舞台，前者是反映当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异想；后者探索者信息资本时代网络型都市模式的多种可能性。 （二）媒体时代的反建筑史 媒体时代使得空间和时间概念近乎消逝，而仅存“间”，如在网络中，因网络具有同时性，所以时间为零，而空间则是根本不存在的。矶崎新的未建成是对20实际媒体世界的这种现象的回应，这种回应过程超前而注定成为未建成。矶崎新的未建成建筑编织了一幅20世纪由非时间的事物构成的反建筑史。这种汲取了未建成的建筑史与以往的建筑通史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三）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现存建筑将不复存在。那时，建筑史学家将怎样回顾现在？除少数的实物史料得以传世外，媒体储存的信息将成为依据，当作为原型的实体消失时，建成与未建成之间的差距亦随之缩小。将来的人们，有可能在矶崎新的未建成作品中，发现未来建筑的前兆。 结论 现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恶化,非常有必要学习和传承古代建筑文化，把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纵观整个建筑发展史，不论流派，不论国别，不论古今，均可对现代建筑发展从思想到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未建成建筑则是对传统建筑通史的有益补充和修正，两者共同构成了一部人类建筑发展的宏观历史，对现代建筑具有重要的建筑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应该被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 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核心阅读 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婉言谢绝费正清和其他美国朋友的力劝、邀请，没有赴美讲学、访问和治病。他在回信中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坚持在祖国的土地上，更是坚持在专注的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梁思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终于诞生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建筑史》。 期间，梁思成被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面对着造反派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写下了这样一份“检讨”― ……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 多么虔诚的学者，多么朴实的心地啊！―梁思成的“惭愧”，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梁思成的“愧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想到投笔从戎”。 那是194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费正清由华盛顿来到中国，出任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长。他见到了梁思成夫妇，在他的眼前竟然是这样一副情景―“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使脊椎受伤。然而，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在此之前，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曾来信邀请梁思成前去访问和讲学；在此之后，费正清和不少美国的朋友也都力劝梁思成夫妇前去工作和治疗。―他回信了，但他在信中却这样写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在“检讨书”中一再为“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而深感“愧疚”的梁思成！他是文人，他不会打仗；但他在另一个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梁思成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1924年梁思成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克雷教授的学生。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先后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同年9月，为了继续深造，他又前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此时的国内，对于建筑学竟然一无所知，不仅愚昧地将其视为“匠作之事”，而且面对着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珍贵著作《营造法式》，更是无人能够读懂；此时的国外，这一学科却被频频热衷，不少日本学者开始觊觎中国，并将研究的方向转向了中国的古代建筑。梁思成着急了―他发问：“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何独独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他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为此他决定提前回国：“美国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必须回到国内去搜集，两年后交出博士论文！”就这样，梁思成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民不聊生的中国，加入了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 该社的创始人名叫朱启钤，既不懂得中国的建筑历史，也不懂得外国的建筑学说，只是一个曾经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官员，奉命负责修缮过北京的皇宫及其周围的古建筑。但是自从他见到了那部“天书”般的《营造法式》之后，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当即拍板，以“营造”二字来命名自己所创立的学社―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所出现的第一家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 就冲着这一点，梁思成去了。他被任命为法式部的主任，具体的任务是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北京地区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和鉴定。从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是梁思成为撰写中国建筑史而进行准备的阶段―第一，他以古建筑为实物，拜老木匠为老师，逐步弄懂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种术语；第二，他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教科书式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二书，以方便更多的爱好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后来，梁思成曾这样解释这一“基础工程”的重要性：“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对北京地区清代宫室的调查告一段落，他向朱启钤建议：走出京城，于全国范围内广泛寻找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于是，从1932年的4月到1937年的7月，整整五年的时间，梁思成远离都市，远离喧嚣，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荒郊野外，一处处地寻找，一处处地调查，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全部献给了古老的建筑艺术与文化― 1932年4月，考察河北蓟县之辽代木构建筑独乐寺。 1932年6月，考察河北宝坻县之辽代建筑广济寺三大士殿。 1933年3月，考察河北正定县之隆兴寺及其他宋辽时期的古建筑。 1933年9月，前赴山西，调查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同月，前往应县，测绘兴建于1056年的木塔，并调查浑源县的悬空寺。 1933年11月，赴河北赵县，考察建筑于隋朝大业年间的石桥安济桥。 1934年8月，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起，二赴山西，于晋中地区调查与勘测了13个县的古代建筑。 1934年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赴杭州商议六和塔的修缮计划，并借此前往宣平等六县调查，发现江南地区同样有保存完好的元代木构建筑。 1935年2月，赴山东曲阜，勘察孔庙建筑，并作修葺计划。 1935年9月，亲赴河南，考察安阳地区的古建筑，其天宁寺雷音殿修建于辽金时期。 1935年9月，南下江苏，考察苏州的古代建筑及园林。 1936年5月，二赴河南，考察龙门石窟及开封的宋代建筑。 1936年6月，再赴山东，考察历城、泰安等11县的古建筑，其神通寺四门塔修建于隋大业七年。 1936年10月，三赴山西，亲自测绘前一次所发现的古代建筑。 1936年11月，前赴陕西，考察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古建筑。 1937年6月，二赴陕西，应邀为西安小雁塔制定维修计划，为碑林工程做设计方案。 1937年6月，第四次赴山西，测绘宋代建筑雨花宫，并于五台山中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 据统计，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所到的县市达137个，其中考察殿堂1823座，测绘建筑206组，完成图稿1898张……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的许多建筑，如佛光寺、独乐寺、应县塔、大同华严寺、正定隆兴寺等等，均是首次被认识、被鉴定，它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和艺术界中。梁思成无愧为国内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开辟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然而，这五年间的野外考察，其艰辛与困难也非一般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能想象与忍受的。 比如说，测绘工作中的危险―他的学生这样回忆道：“应县木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 再比如说，考察工作中的艰苦―他的助手这样回忆道：“佛光寺的‘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使我们无法找到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 又比如说，野外生活中的困难―梁思成本人回忆道：“我们简直就在泥泞里开汽车，有许多地方泥浆一直浸没车的踏脚板，又有些地方车身竟斜到与地面成45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直同蜗牛一样。”这里说的是交通上的不便。“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砂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这里说的是居住上的尴尬。 然而，五年来的野外调查，留给梁思成的却只有快乐和欣慰。他将自己融入了这些古代的建筑之中，融入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之中。无怪乎新中国建立后，针对着北京的旧城改造，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但当年他则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梁思成的美好设想与宏伟计划。但是，没能阻止梁思成的坚持与劳作，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血淋淋的战火彻底击碎了梁思成美好的设想与宏伟的计划，他不得不中止了野外的考察与测绘工作。 其实，梁思成之所以马不停蹄与分秒必争，也正是为了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展开竞赛―他明白，一旦开了火，这些历史的瑰宝将会永远地葬身于炮火之中。早自1933年起，华北局势就呈现出了严重的动荡与不安：3月，日军攻占热河、承德及长城各口；4月，进攻秦皇岛；5月，占密云，抵香河；8月，占领多伦……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成正在河北省正定县考察与测绘宋代建筑隆兴寺，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回到寺里，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 不幸的是，战争最终还是赶在了他的前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梁思成一行正在山西代县，正在为他们终于发现了唐代的建筑佛光寺而欢呼雀跃。由于交通的闭塞，他们直到12日―亦即骑着骡子来到县城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林徽因立即给8岁的女儿写信：“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是的，“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这不仅是林徽因的态度，也是梁思成的立场。 北平城里，宋哲元的部队将战壕一直挖到了梁思成的寓所前，颇有一番拼死守城的决心与架式。梁思成见状亦摩拳擦掌，发誓“与城共存亡”。他将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及其家人一起请到自己的宅院内居住，并储存下大量的罐头，以备长期坚守。不曾想，没过几天中国军队竟悄然撤走，古都北平陷入敌手。 儿子梁从诫回忆说：“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是的，“中国营造学社”毕竟属于民办机构，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时局，国民政府的态度只能是“弃之不顾”了。 为此，梁思成所做出的第一个牺牲，便是北平的“家”。―这个位于东城根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被圈内人士称之为“太太的客厅”的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有名的“文艺沙龙”。女儿梁再冰描述道：“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然而，为了不做亡国奴，1937年的9月5日，梁思成忍痛抛弃了它，抛弃了小院中的一切，还有那部名贵的雪佛莱轿车，带领全家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这次的跋涉前后长达三月余。第一站是天津，其目的是为了将营造学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许多珍贵的照片和重要的资料，寄存在一家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以防丢失，更防落入日本人手中。第二站是长沙，其目的是为了同陆续来到这里的西南联大的朋友们会合，并作短期的休整。第三站是昆明，也是此行的终点站。梁再冰回忆道：“父亲和母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首先去昆明的，同路没有熟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带着一家老小这样走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的确，这段原本只需要十天的路程，竟足足走了将近六个星期。一是因为山路崎岖难行，二是因为汽车屡屡抛锚―当年即有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为此一个个的乘客或是呕吐不止，如同害了一场大病；或是被抛在了荒山野岭，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袭击……林徽因曾这样描述她们一家所乘坐的那部汽车：“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但是在梁再冰幼小的心中，却深深地为父母的表现感到骄傲―“在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和妈妈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旅行中应付自如，十分‘专业’。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着的；到小饭馆吃饭时准备好一小铁盒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过去他们到农村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梁思成所准备做出的第二个牺牲，便是他与妻子的“健康”。―林徽因早年患过肺结核，而肺结核不宜劳累，不宜颠簸，这些梁思成都是知道的。果然，当汽车行至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发起了高烧，连续数日不退。当年只有5岁的梁从诫回忆说：“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风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至于梁思成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病号？年轻时的那场车祸，不仅使他的左腿骨折，而且使他的脊椎严重受伤。离开北平前，医生诊断他为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之设计了一件铁马甲，穿在衬衣里以支撑背脊骨。但这时的他，却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岳母，下有年幼的子女，中间还有生病的妻子―为此他只能咬紧牙关，挑起这副足以将他压垮的重担。果然，刚到昆明他就倒下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因病情的恶化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软椅上。 这样的“牺牲”，对于梁思成来说同样是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数十年后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 梁思成率领全家所准备做出的第三个牺牲，便是宝贵的“生命”了。―数千公里的路程，不仅有山川的险阻，更有敌机的轰炸，每个人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那是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长沙休整的梁思成一家，终于遭到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威胁。梁再冰回忆道：“由于事先没有警报，父亲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飞机，用手遮额跑到阳台上去看，直到炸弹在他眼前落地起火，才跑入房中抱起了我，母亲抱起了弟弟，并搀扶着外婆下楼。这时门窗已震垮，到处是玻璃碎片。我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第二批炸弹落下，墙上砖头向外飞出，抱着弟弟的妈妈被震下几个梯级，落到天井中。等我们跑到大街上时，日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下，父亲这时估计我们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但这炸弹竟没有爆炸。” 如此的惊吓，是很难不让神经受到刺激的。后来重病在床的林徽因便连连出现这样的幻觉：敌机始终在头上盘旋，“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使我起鸡皮疙瘩，使我感到恶心”。梁思成没有留下心灵的记录，但是在梁再冰的脑海里，却有着这样的一幕久久不能忘怀―“在长沙，三叔和许多伯伯们都常到我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大家快要分手时，就同声高唱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一丝不苟打拍子的样子，至今仍是一簇燃烧在我心中的火焰。” 中国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诞生了！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中的古代建筑了 梁思成的一家，直至1938年的1月才总算是平安抵达了昆明。然而与后来的七年半的艰苦生活相比，这四个月的颠簸只能算是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序幕”。―逃难不是目的，逃难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实的一切却让梁思成痛苦不堪：战争除了让你必须做出“已有准备”的牺牲外，它更让你必须做出“没有准备”的牺牲―这便是一个人的“事业”！一个立志要为自己民族的建筑史做出贡献的学者的“事业”！ 那是刚到昆明不久，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为他们的学校设计新的校舍。梁思成兴高采烈地动手了，一稿，二稿，三稿，四稿……不曾想稿稿都被推翻了！不为别的：经费短缺！于是乎高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当他把最后一稿的图纸拿出来时，校方再次尴尬地通知他：建筑物的屋顶，除图书馆用青瓦、部分办公室用铁皮外，一律以茅草覆盖；木料和砖头的用量再削减一半，土坯墙改为黏土打垒。梁思成火了：“茅草房谁不会盖？何必要我来设计！”梅贻琦抱歉地拉住他的手：“等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请你来建筑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的眼泪流了下来。 堂堂的建筑大师没有了用武之地，梁思成只得在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自己“设计”了三间住宅。那年费正清看过之后赞不绝口：“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房后则是桉树丛中的漂亮小花园。”梁思成则苦笑不已：不曾想这三间干打垒的平房，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第一幢“寓所”，也是他于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作品”！ 不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都陆续来到昆明。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梁思成上下奔波，往返努力，终于将中国营造学社恢复了起来，将停顿了一年的工作也恢复了起来。―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那项尚未完成的古建普查工作：当年大家曾寻访过华北和华东地区，如今何不利用这一机会将西南地区也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支小分队很快便成立起来了。从1939年的9月到1940年的2月，他们的足迹遍及了川康地区的36个县，对于带有地方特点的古建、汉阙、崖墓及摩崖石刻等等，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绘，弥补了原有资料中的不足。 西南地区不同于北方平原，一是山峦重叠，森林茂密，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动辄迷失方向，成为了巨大的威胁；二是蚊虫猖獗，疟疾横行，不管到哪里都得背着帐子，带着奎宁；至于跳蚤，更是多得惊人―每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端来一大盆水，然后站在其中，用力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便漂起一层跳蚤的尸体…… 然而，就连这样的工作也没能继续进行下去，就连这样的艰苦也没能继续尝受下去。―那是调查工作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同仁们也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突然决定迁往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名叫李庄的镇子中；原因无他，昆明的空袭太频繁，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营造学社本与史语所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两个单位竟被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炮火，敌人的炮火，几乎摧毁了昆明所有高校的图书资料；唯有史语所，由于先期已安然疏散出了13万册的善本书籍，因此他们大大地为西南联大和其他的学术机构缓解了燃眉之急。梁思成及其营造学社也同样如此，他们不仅一直借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而且更长期地借用史语所的技术工具。因此史语所的搬迁，将严重地影响到了营造学社的工作，为了手中未竟的事业，他们只能继续“捆绑”下去。 那是1940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及其史语所终于“开拔”了，向着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迁移了。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河口。战国时期此处为人的聚居地，秦孝文王时归属于秦国的蜀郡。人们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迁徙的队伍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先是坐卡车，后是乘轮船，最后则不得不登上狭小的用桨划行的木舟…… 如今这座江边的小镇，由于当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以及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的纷纷迁入，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遗址；而梁思成的“故居”与营造学社的旧址也修葺一新，变成供人们参观与学习的纪念馆。然而，当年的情景却远远没有今天这么闪亮：潮湿的空气，氤氲的雾霭，不仅牢牢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充满郁闷与窒息，而且更噩梦般地缠绕住中国营造学社的手脚，使其举步维艰―先是经费屡屡得不到落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不得不四处化缘，八方乞讨，最终竟连工资也发不出了；继而则是从天津传来噩耗，由于大水，寄存在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柜中的资料与图片全部被淹，数年来的心血付之东流；最后则是学社中的两名骨干人员辞职他就，这不啻于断了梁思成的左膀右臂。 那天梁思成失声痛哭了―经济上的拮据，他咬着牙忍受下来了；但是资料的被毁和人员的离去，则意味着他的事业面临着灭顶之灾！……很快，梁思成的一家也陷入了绝境：林徽因已是卧床不起，结核菌开始由肺部转移到了肾脏；梁思成同样是宿疾加剧，脊椎的病变使得他的头“重”得无法抬起，骨瘦如柴的身体只剩下了九十几斤。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写道：“……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们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其实，远在美国的费慰梅早已从他使用的信纸上发现了问题―“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但是费慰梅还有许多不知：他们家中值钱的东西几乎全都送进了当铺，儿子脚上穿的是用稻草编的鞋子，全家口中“吃”的是梁思成用钢笔和手表换来的食物…… 为了抗战，梁思成牺牲了北京的家，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牺牲了孩子们的成长；但是唯有一点他不能牺牲―这就是事业，一名建筑学家终生追求的事业！那是1942年的春天，10岁的梁从诫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寒峭的春天―“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绘画桌，摊开了他们的资料，决心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母亲多年的宿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劈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又有谁能想到，这部让梁思成整整期盼了十七个年头的《中国建筑史》，这部从1927年起就不断地为它做着各种准备―搜集文献资料、进行实物勘测、研究《营造法式》、探寻演变规律―的《中国建筑史》，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诞生了！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诞生了！ 那是1944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了，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的古代建筑了！这部权威性的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得到了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们的一致称颂。或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或曰“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且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 那天费正清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部著作的诞生过程。他感慨地说道：“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作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啊，作为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他能够讲述中国的历史，他能够讲述中国的文化，但他却讲述不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能够如此的含辛茹苦，如此的奋不顾身。 ―这就是梁思成，曾经在检讨中愧疚自己“没有想到投笔从戎”的梁思成，曾经说过“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的梁思成！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38岁，他立下的誓言就是：“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编辑：刘顺发）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文章主要是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的建筑史，既横向地同西方建筑史作比较，突显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的独特性，再纵向地剖析中国建筑史一路走来的历史演变及其过程中演变出来的辉煌；并结合自身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浅薄的见识，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建筑史；故宫；中国风。 中华文化悠悠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体现在文化、政治、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影响，更是深根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传统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变程序却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未因受外来影响以致激起复杂变化者。即在世界东西方各大建筑派系中，相比较起来，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直贯系统。 纵观世界建筑中的各大流派，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演变，或多或少都会掺杂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在其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经常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是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放眼中国建筑历史的长河，其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传分布及其广阔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多重要的中国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的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致极高的程度。尤为令人惊奇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非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叠出变化；更是曾经多次强盛的外族或是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可中国在建筑方面的纯粹却能如此泰然，却是令人叹为惊奇！ 尽管中国建筑已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这即是中国风体现在建筑上的一大特征，且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内敛谦逊的特有品质。就结构上而言，中国独有的“架构制”与别种的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拱制”，或西欧最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依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种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扉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之前，室内已有极充分的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体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说到中国建筑的特征，绝避免不了的是中国建筑中所独有的一门“学问”――风水。风水之于中华文化，无愧于最大特色之一，也是独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特色，中国建筑尤与风水息息相关。 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中，没有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学依然在中国建筑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相对落后的农村盛行，在大城市里也屡屡备受关注；几乎每个房地产商的产业都与风水息息相关，无处不体现着风水对建筑的重要影响，这一切也足以有力证明了风水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建筑上的中国风的另一大方面更体现在其屋顶部分；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斗拱”部分。斗拱作为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的重量渐次集中下来直到柱的上面，使得屋顶上的重量集中承载在柱子上，使得建筑稳固的同时；精益求精的古代工匠们更是在其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赋予了它新的“使命”――装饰作用。至宋以来，斗拱便变化得越趋复杂，较以前简单的结构更赋予了外观装饰的作用，雕龙画凤、色彩斑斓的斗拱相应出现在了皇宫贵族的宫殿上，将宫殿的房檐装饰的美轮美奂，使得简洁大气的中国建筑更增添了几分鲜艳的色彩，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屋顶作为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自古以来，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其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且因解决雨水与日光的切要问题，在屋顶的基础上更扩张出了屋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却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导致阻碍阳光，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的问题也因之发生。智慧的中华人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了飞檐，且用双层瓦檐，使檐稍翻上去，微成曲线，便巧妙的解决了问题。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大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着极其自然而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他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谈及中国建筑史，不得不提及的便是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故宫，作为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宅邸”，自它开始修建开始，便注定了它将成为中国建筑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作为故宫最主体的建筑，是巍然崛起的三座金碧辉煌的大宫殿，它们是整个故宫的重心，同时也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作为序幕的布局，在三大殿前面还有两段铺垫。第一段，由天安门，经端门到午门，两旁长列的“千步廊”是个严肃的开端。第二段在午门与太和门之间的小广场，更是一个美丽的前奏。这里一道弧形的金水河，和河上五道汉白玉桥，在黄瓦红墙的气氛中，北望太和门的雄劲，这个环境适当地给三殿做了心理准备。 三殿中，太和殿最大，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木构大殿。横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外有廊柱一列，全个殿内外立着八十四根大柱。殿顶是重檐的“庑殿式”，瓦顶，全部用金黄色的琉璃瓦，光泽灿烂，同蓝色天空相辉映。底下彩画的横额和斗拱，朱漆柱，金锁窗，同白石阶基也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个殿建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已有三百五十五岁，然而它的结构却依然整严完好如初。内部渗金盘龙柱和上部梁枋藻井上的彩画虽然有所剥落，却依然可以从上面看出岁月流过曾经留下的美丽，愈显的其华美动人。 中和殿在工字基台的中心，平面为正方形，宋元工字殿当中的“柱廊”竟蜕变而成了今天的亭子形的方殿。屋顶是单檐“攒尖顶”，上端用渗金圆顶为结束。此殿是清初顺治三年的原物，比太和殿再早五十余年。 保和殿立于工字型殿基的北端，东西阔九间，每间尺度又都小于太和殿，上面是“歇山顶”殿顶，它是明万历的“建极殿”原物，未经破坏或重修的。至今上面柱上还留有“建极殿”的标识。它是三殿中年寿最长的。已经有三百三十七年的历史了。 三大殿中的两殿。一前一后，中间夹着略为低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格局，是中国传统建筑美的特点。欲领略故宫的金碧辉煌与雄伟壮观，单单依据文字去想象和再现它的雄姿是远远不够的，唯有亲身去感受，用双手去抚摸，才能真切的感受中国建筑史上的史诗巨作所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上述的微薄见解甚是不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历史中的一粟，且希望能在此与读者们分享我个人对中国建筑历史的一些自我的了解与理解。 中国建筑史论文:术设计专业中外建筑史课程教学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艺术设计专业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中外建筑史这门课为例，从之前的必修课转变为选修课，从原先的64学时缩减到了56学时，教学对象也从原先的小班上课转变为合班上大课。因此，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形成更加有效合理的教学模式，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中外建筑史 教学改革 艺术设计专业 中外建筑史课程是专门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的、基础性的科目。笔者深深感受到这门课的特殊性以及它对建筑学之外艺术设计专业的意义，因此在平常教学中尝试着做了一些改变，希望尽量不使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感觉乏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善教学效果。并且，对这门课的特殊性也作了一些探讨，使其更合理，更有针对性。 一 课时量、课程性质和授课内容的特殊性 1.课程设置 中外建筑史课程从最早开课时的64学时转变为了现在的56学时，授课教材主要为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和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学生可选择自行查阅《中国建筑史》图说和《外国建筑史》图说。同时，课程由最初的必修课转变为选修课。 2.存在的问题 中外建筑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课时量少和授课内容多之间的矛盾。同建筑学专业的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相比较而言，中外建筑史课要在相同或者更少的学时中完成对这两本书的讲授。本质上，课程的重要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为了适应高校学分制改革，课程变为了选修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使学生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降低了对这门课重要性的认识，间接影响授课效果。 3.教学尝试和探讨 教学内容采取拓宽知识面，降低内容深度，使学生对中外建筑历史发展有一个总体认识的方法。以中国建筑史这一部分内容为例，笔者的直观感受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侧重点非常明显，除了中国建筑近现代史这部分内容不讲以外，中国古代建筑这部分内容也有很多不讲授。如第二章“城市建设”、第六章“园林与风景建设”和第七章“建筑意匠”等。还有一些内容，如“绪论”和“发展概况”讲授的时间也比较少。但相应的知识点讲授的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深度。如讲到木构架这部分内容，会要求学生识别多种细部构件，甚至是斗栱中不同部位斗的不同称呼，以强化学生的认识深度。 笔者在刚开始给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讲授中外建筑史这门课的时候，遵循给建筑学专业学生上课的大体思路。但通过和学生课下交流以及一些教学反馈，发现效果很不理想。相同的内容，由于课时量是建筑学专业的一半，所以授课内容不可能讲得很深。另外，由于很多章节没有讲授，所以学生在这门课结束后对建筑史似乎只有一个片段性的理解，缺少对古代建筑整体发展的一个宏观性的认识。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开始对中外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逐步做出一些调整。以中国建筑史这一部分为例，考虑到课时量和课程重点的要求，中国近现代建筑这一部分内容依然不讲授。但是，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部分内容调整为每一章都适当地讲授。并且，讲授的重点也做了一些调整。对于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一些细部构件称呼和特别细致的做法不再作特别深入的讲授，相应地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古代建筑发展概况”这两章作为重点来讲授，“园林与风景建设”和“建筑意匠”这两章也各分配了1学时，目的是希望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相对全面的认识。 4.效果反馈 通过对授课内容的调整，大部分学生不再对中外建筑史课存在内容上的困惑，不再只是纠结于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某个构件称呼或外国古代建筑史中某个建筑的形制，而是能够总体把握中外古代建筑的整体发展脉络。由于授课内容的调整，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能够区分出自己专业在建筑史的学习上和建筑学专业的差别。 二 授课对象的特殊性 1.课程设置 中外建筑史课由最初的分别面向不同专业授课转变为多专业同时授课。课程安排也从最初的二合班的小规模授课转变为四合班的大规模授课。 2.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人数变化带来的影响。最初二合班授课的时候，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教室也较小，学生距离老师较近，互动性比较强，甚至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教师几乎可以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转变为四合班之后，教室变大，学生与教师的距离拉大，每一个学生的一点小动作积累起来就会对课堂纪律产生较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第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通过美术高考进入大学，文化课基础相对弱一点，但思维很活跃，思考问题趋向于感性，学生个性相对较强，课堂纪律性较弱。 3.教学尝试和探讨 第一，寻找兴趣点。作为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式，寻找兴趣点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外建筑史作为专业基础课，在寻找兴趣点上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这门课兴趣点的寻找应当围绕课程内容本身展开。笔者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课程内容的调整和完善，总结了一些和课程内容相关的兴趣点，可以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在讲到北京故宫这部分内容时，提到了天安门前的华表。备课时通过查资料，笔者得知华表的来历。因此，会告诉学生华表是来自于很久远的战国时期的秦国，和商鞅变法有关，还和现代词语“诽谤”有关。再如讲到客家土楼的墙体做法时，笔者会提到工大旧主楼竹筋混凝土的楼板。类似的兴趣点还有很多，在学生上课产生疲劳感时，可以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2）兴趣点的度要把握好。兴趣点不能作为讲课重点，只能作为调节课堂氛围的手段。兴趣点的采用既要使学生感到这门课并不沉闷，又不能使课堂气氛过于活跃松散，以至于影响教学质量。 第二，结合其他的课程。笔者在辅导专业设计时发现，学生曾经在设计小区会所的时候以北京四合院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因此，在中外建筑史讲到这一部分时，可让大家回忆思考一下当初这位同学的方案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存在什么问题，是否可以设计得更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加深学生对这门课以及相关课程的理解程度。 另外，可以和这门课相结合的还有学生的认识实习。由于笔者参加工作以来带过很多次实习，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提到一些和实习相关的内容。如讲到陵墓实例中的明孝陵时，就会提醒学生注意它的特点，因为在学生实习的时候要参观明孝陵。还有苏州园林，讲课的时候要提醒学生注意明清建筑的特点，尤其是江南私家园林，讲到山墙会让学生回忆一下安徽的马头墙。 4.效果反馈 在授课过程中，寻找兴趣点和结合相关课程这两种教学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教室大、人数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且通过结合相关课程可以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感到与自身相关，削弱了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三 结束语 高校的教学改革使许多课程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对每一位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几年来通过对艺术设计专业中外建筑史课程的调整，深深体会到了高校课程必须结合本校本专业的具体发展状况出发，适时地改变教学方法和内容，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建筑史论文:建筑史课程教学思路探讨 摘要：文章探讨了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定位，分析了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体系，提出了建筑体验教学、自助式教学与多元化教学等新方法，对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特色应用型人才；建筑体验教学；自助式教学 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单一化、整齐化走向多样化、特色化，创建特色名校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要趋势。2011年和2012年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厅分别下发了《关于山东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特色名校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通知》。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创办于2006年，受办学历史及学校在学科建设、师资类型、生源层次、办学传统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应用型人才成为学院求生存、谋发展的关键。建筑史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有效促进了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一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定位 （一） 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特色应用型人才是在应用型人才基础上，在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方面不追求高而全，而是根据学校和专业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以及地方和区域的专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定位，集中有限的教学资源，使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突破，在省内具有领先优势，在国内具有较好影响，从而形成特色和品牌。 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具有四大特点：（一）是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知识，具备系统、扎实的知识结构，与岗位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二）是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执业能力，毕业生以突出的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和能够解决实际建筑问题为特点。（三）是具有突出的职业适应能力，毕业生从业适应期短，能较好地满足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是要有积极创新的思维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二）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定位 作为一所典型的地方普通高校，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办学定位是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立足聊城，辐射鲁西北，积极为聊城市和鲁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 二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体系 （一）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 建筑学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既有扎实的职业工作能力，同时又具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和较强的艺术想象力与创作力的专业人才。作为建筑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 结合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定为: 注重学生的人文意识和文化底蕴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建筑史观和建筑史方法论、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富有创新意识，能将历史传统与设计实践结合，主动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应用型建筑设计专业人才。 （二）建筑史课程的教学体系 为了培养特色应用型建筑人才，建筑史课程应重点培养学生在基础知识、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三个方面的能力，主要分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主体。在课程的理论教学中, 不仅要建设课程硬件设施(如多媒体、图书等资料), 更主要的是对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在实践教学中针对学生自身的特点制订实践指导书, 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建筑学专业绘图室、CAD实验室、模型实验室等实践教学设施,为建筑史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为了满足实践教学，学院还与校外几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搭建了牢固的实践教学基地平台。 三建筑史课程改革 （一）教学内容 建筑史教学的主干由两部分组成，即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后者又以19世纪为界限，分为上下部分。调整各个部分的课时，适当增加学生们关注的当代建筑部分。在以往的教学中，只对每个时期的建筑类型、建筑发展进行概要的介绍，而对具体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社会背景、人文习惯、宗教文化等没有深入介绍，这一授课方式使得建筑历史平面化和静态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讲述重点时期的建筑类型时，仔细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文化、宗教信仰，使学生能够对当时的建筑发展有个较全面的理解。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了解自身感兴趣的建筑发展时期，主动学习和查阅资料，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 1、 多元化教学手段 建筑史不单是对历史建筑和建筑历程的介绍，还要考虑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采用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如利用多媒体、建筑模型等。在讲述某时期的建筑时候，可以介绍与建筑相关的故事背景，或当地的人文文化，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传统教学手段不易表达的内容可利用模型，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模型，既可以是实物制作的，有条件也可以使用多媒体来完成。在讲授建筑史上的若干重要构件、重要典型建筑比如斗拱、柱式、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时，就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2、建筑体验教学 由于对书本上的建筑缺乏直观的感性认识会造成学生产生许多疑惑。笔者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充分吸收广大前辈学者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将中国建筑实例（特别是位于当地）引人建筑史教学。如讲解中国古代建筑史时组织大家参观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和山东聊城光岳楼，这样有利于学生更直观的接受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熏陶，激发他们学习和研究建筑史的热情。在讲解现当代建筑时，组织学生到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苏州等地体验参观,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记忆。 3、自助式教学 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适当地采用自助式教学。如在讲解现代建筑大师和当代建筑思潮时，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选择一位大师或一种思潮共同收集资料、整理，最后由一位同学上台讲授。学生讲授之后，再由教师对其进行补充、修正。这种课堂角色的转换，一方便给了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理论分析水平及建筑素养。 （三） 教学评价 1、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包含学生自己的评价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通过一个学期或一年的学习，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它对个人以后工作或学习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学生自己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通过学生课堂表现、课下交流、考试等形式表现出来。 2、对教师的评价 包含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每年学校和学院会组织教学比赛，评出教学新星。通过教学活动，一方面考核教师上课态度和效果，同时也增强了个人的教学水平。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是通过教学评价系统进行的，每学期末学生到学校统一管理的教学评价系统进行本学期任课教师的网上评价，最后的评价结果会反映在教师年终津贴核算上。这些活动刺激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重视，提高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四、结语 特色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学院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建筑史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进行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培养了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与沟通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职业素养，有效促进了建筑学专业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析包豪斯校舍在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摘要：包豪斯校舍是包豪斯从魏玛迁到德绍后建成的校舍，它是现代主义建筑早期代表作之一，70年代作为建筑文物保护下来。设计人是包豪斯设计学院院长W.格罗皮乌斯。校舍的设计体现了格罗皮乌斯提倡的重视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等原则。它的设计布局、构图手法和建筑处理技巧等在以后的现代派建筑中被广泛运用。 关键字：包豪斯；建筑；里程碑 1926年在德国德绍建成的一座建筑工艺学校新校舍。该校校长、德国建筑师W.格罗皮乌斯设计。设计者在这个作品中完全排斥了复古主义的设计思想，开创性地运用了一整套现代建筑设计手法，把实用功能、材料、结构和建筑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座校舍标志了现代建筑的成熟，被认为是现代建筑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范作品。 1、包豪斯校舍简介 校舍总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主要由3部分用房组成：教学楼、生活用房和学生宿舍组成，此外还有附属职业学校，整个平面如三叶风车，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格局。 设计者首先从各用房的使用功能出发来安排各部分的关系，同时综合解决建筑的艺术形象问题。它与复古主义的设计程序──先预定一个传统的建筑形象（一般总是对称的），然后再在其中安排房间，完全不同，被称为“由内而外”的设计方法。 设计者也排斥了复古主义常用的石头建筑的外貌，从钢材、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等新材料以及框架结构等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出发，取消了挑檐、古典列柱、石刻和线脚，采用了简洁的平屋顶、大片玻璃窗和抹灰墙面，同时细致地设计了诸如条窗、雨罩、挑台和窗格的比例造型，使建筑显现出清新、明洁、朴素的现代风格。设计者强调建筑本身的体形美和材料的本色美以及各座建筑之间高低、体量、方向和虚实的对比，空间形象生动多样，也显示了各单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室内设计注意与建筑外型取得谐调。 2、包豪斯的风格 校舍的形体和空间布局自由，按功能分区，又按使用关系而相互连接。它是一个多方向、多立面、多体量、多轴线、多入口的建筑物。为了使基地不被建筑隔断，公共活动部分和行政办公用房底层透空，可通行车辆、行人。 按各部分不同的功能选择不同的结构形式，赋予不同的形象。实验工厂是一大通间，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悬挑楼板。外墙采用成片的、贯通三层的玻璃幕墙，既利于采光，也显示出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外形。教室楼也是框架结构，由于间距不大，构造比较轻巧。水平的带形窗和白墙相间是它的外形特征。宿舍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板和承重砖墙的混合结构；墙面较多，窗较小，各房间外面有各自的小阳台，形成了宁静和互不干扰的居住气氛。食堂兼礼堂是集体使用的大空间，外形开朗。屋顶全是平顶，为空心楼板上设保温层，铺油毡和预制沥青板构成，人们可以在屋顶上面活动。全部铸铁落水管隐藏在墙内，外形整洁。[1] 在造型上采取不对称构图和对比统一的手法。一个个没有任何装饰的立方体，由于体量组合得当，大小长短和前后高低错落有致，实墙和透明的玻璃虚实相衬，白粉墙和深色窗框黑白分明，垂直向的墙面或窗和水平向带形窗、阳台、雨篷比例适度，显得生动活泼。 3、包豪斯的思想 包豪斯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可以从包豪斯宣言中得到体现。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今天，他们各自孤立地生存着，只有通过自觉，并和所有工艺技师共同奋斗，才能得以自救。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幢建筑是各种美感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灌注入建筑的精神，以免迷失流落为‘沙龙艺术。 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采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干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相之矗立在云霄高处，变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2] 4、包豪斯在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可以说德绍包豪斯校舍的建立，是格罗皮乌斯个人设计思想的充分展现，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和建设的时候不仅仅要重视建筑的基本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还要积极的关注艺术和技术，使得两者互相统一让她们在建筑中能够有机的彰显出来。包豪斯这个建筑通过对校舍建筑的创新，引入了更加合理的构图、结构布局、现代建材、进行装饰的简化等，建筑产品的标准化、工业化以及规模化的生产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包豪斯尽情地体现着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本身质感的优美和力度，并让世人看到了影响整个20 世纪建筑直线条的明朗和新材料的庄重，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美。与其说包豪斯是由格罗皮乌斯一手设计的一座建筑，亲手创办的一所艺术设计学校，不如说它是一种影响全球设计教育思想的代名词。 可以说包豪斯校舍不仅是对现代建筑设计思想进行的一次较完整的系统的实践和创作，而且与此同时现代建筑设计的大门也得到了开启。从长远的思想影响来看，包豪斯校舍及其设计流派，是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一种观念和基础。所以，从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包豪斯校舍称作为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建筑史论文: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建筑史教学的改革 摘要：建筑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研究门类，除了它的专业性特征以外，也具有历史学研究的普通性特征，因此我们就要按照一般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建筑史，来探索建筑史教学改革的途径。本文主要探讨了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和措施。 关键词：全球史观 建筑史 教学改革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建筑史论文:基于历史文化的外国建筑史教学 摘要：本文结合外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现状，指出外国建筑史教学中容易忽视历史文化背景介绍的问题，重申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是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建筑“灵魂”的关键，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外国建筑史；历史文化；教学方法 外国建筑史是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是引导学生认识、了解国外建筑的重要课程。历年教材基本采用按风格分阶段介绍的方式，以各国纪念性建筑为主要类型，以欧洲建筑为主干。章节以案例形式展开，围绕着四个“W”进行，即这是什么(What)，在什么时候(When)，在哪里(Where)，什么原因(Why)[ 卢永毅. 同济外国建筑史教学历程——访罗小未教授[J]. 时代建筑，2004（6）]，其中以What（即每一建筑案例的三度空间形式）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教材编排方式奠定了外建史教学的基础，使外建史的教学停留在有关静态“类型”和静态形态学认知的阶段，使整个建筑历史变为一种风格目录，那些优秀纪念性建筑被消解成各种不同的符号——平面、立面、柱子、檐口、山花、装饰、拱券……，被现象化成一套套没有时间的母题，学生们可以把这些符号和片段当成一种外衣来装扮他们的设计作品，但这种没有深刻理解形式叙述背后意涵和原因的借用，即便在公众中间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联想，但作品本身依然是没有灵魂的拼贴。 当然，现行的外建史考虑了历史对建筑认知模式发展的影响，在每章节前有围绕着Why展开的历史简介，然而这种背景介绍主要聚焦于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关于宽泛，缺乏针对性。而真正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对那些隐藏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建筑的平面、立面、装饰后面的深刻语意的历史文化诠释，是展现建筑与社会文化间互动的历史。如从原始时期一直到近代工业革命，纪念性建筑的类型大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它们更多的是与宗教变化、思想信仰变化、仪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一种将信仰体验有形化、仪式化、叙述性表达的艺术。当时设计者试图让所有接近和走进建筑的人（无论是传道者、君王，还是信徒、民众）都寻找到“被感知到”的体验。这些体验进一步转化成表意性结构，这些结构就是那种被历代居民所理解、传承的，拥有灵魂的建筑模式。当然这些模式也反映了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是怎样认识他们工作，并怎样将他们的工作理性化的。因此，不涉及宗教信仰变化、仪式变化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历史都难以使学生理解形式背后更深的内在，无法使学生触摸到影响那些国家居民灵魂的 “活”的力量。 因此，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此前的建筑以信仰类纪念性建筑为主），笔者更注意对各种文化世界图景、以及宗教信仰图景的介绍。因为当时的设计者想要为民众的信仰体验提供某种结构，使居民可以从中“阅读”出某种意象性，即在建筑中表述影响设计者和体验者的世界图景或宗教信仰图景，而这些影响着建筑平面、立面、装饰等的宗教信仰或世界图景才是建筑关键。 例如南亚和东南亚的古代建筑设计者将他们的精力与创作一直放在对曼荼罗图形或宇宙图示的表现上，因为在他们看来 “曼荼罗”就是“含藏宇宙本体”者，这种世界图景源于古印度的太阳崇拜和生殖崇拜，后分别由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等继承[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0]。所以，曼荼罗成为东南亚建筑学的中心主题，而不太重视建筑结构的创新，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印度教建筑的平面都是在“曼荼罗”信仰的影响下生成的。所以在介绍印度、东南亚建筑之前，曼荼罗成为重点介绍的背景知识。 首先要介绍曼荼罗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所含的世界图景，然后介绍这样的世界图景对建筑的影响。如同心结构的曼荼罗有方、圆、方圆几种形式，其中圆代表运动、因果、时间（图1）。在印度，运动和时间都是不明确的，因此圆是阴性的象征，代表地球，象征世俗世界[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8]。在佛教的传统中正好倒过来，圆成为天球的象征，正方形成为地球的象征，因此在佛教的象征性建筑中经常使用圆形，如桑奇大窣堵坡（图2）。正方形曼荼罗是明确、不变之意。一个正方形尽管它的尺寸可大可小，但其轮廓总是一样的，它不像三角形，其轮廓可以改变。因此，正方形曼荼罗成为印度建筑首选的形式，它象征着次序、不含糊的形式、男性、天球和绝对，象征神灵世界[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8]。正方形在印度被认为是阳性的图形，印度教的圣殿或胎室通常是正方形的轮廓。在南亚、东南亚遗存的佛教、印度教寺庙中，一般使用方形曼荼罗作为其平面设计的依据，通常是一个大方格图形，其中以交叉网格线划分出许多小方格。这种在中心方格周围安排小方格的图式代表神灵的世界，是同心宇宙组织结构图案的反映。最典型的是64 格分划的曼杜卡曼荼罗（Manduka Mandala）（图3）与81格分划的帕拉马萨伊卡曼荼罗（Paramashayika Mandala）（图4）。这两种曼荼罗都是印度教教义的反应，印度教既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也是一神崇拜的宗教，他们主张“我主创诸天”，即我主（梵天、湿婆、毗湿奴）就是一切其他天神，由中央的梵天大神及围绕其周围的诸神表示。反映在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印度教建筑中就是不仅突出胎室或主塔殿，而且将主神所创的“诸天”通过门、附属小室或其他附属塔殿展现，这些附属小室或塔殿供奉的次要神像，呈几何形式规则的围绕着中央的塔殿，形象地反映了“我主创诸天”的印度教教义，如以曼杜卡曼荼罗为平面的吴哥巴肯山殿（Phnom Bakheng）（图5），以及以帕拉马萨伊卡曼荼罗为平面的吴哥巴扬寺（图6）。 在介绍完曼荼罗图式及其曼荼罗对南亚、东南亚传统宗教建筑的影响后，笔者在课堂设计上进一步介绍了印度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的设计作品博帕尔议会大厦（VIDHAN BHAVAN）和斋普尔博物馆，解读曼荼罗图式及其南亚传统建筑对于南亚现代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加深学生对查尔斯.柯里亚作品的理解。 做为一个完整的教学环节，对建筑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尝试将课堂的理解融入到实践之中，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所学内容。首先，让学生通过VRML( V irtual Reality Mode ling Language，即虚拟环境)模拟建筑及其历史环境，使他们身临其境感受当时的空间环境，并要求学生模拟仪式过程，分析仪式对建筑布局、空间塑造的影响。其次，设置开放、互动的讨论环节，让学生提前分组准备不同风格建筑的背景资料（包括社会、宗教、经济、技术、建筑师等），以ppt或视频动画的形式在课堂展示、分析这些背景对建筑的影响，然后教师总结、阐述关键，并进一步提出更深入地问题以备学生课后思考。再次，注重相同类型建筑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对比，如将基督教堂与中国寺庙对比，将印度的印度教建筑与东南亚的佛教建筑对比，将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对比等等，在比较中体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何导致相同类型的建筑在形制上所产生的巨大差异。 总之，因为这些优秀的历史建筑不仅是为遮风避雨而造，更是为心灵而造。所以，为了让学生读懂建筑中不同层次的表达，在教学上就要像剥洋葱一样楔入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或世界图景，让学生关注建筑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间的互动，让他们不仅仅记得风格、符号，而且理解形制背后那些“活”的灵魂；不仅仅将这些建筑看做空间视觉艺术的中心，而且认识到一切建筑形制都生长自一种习俗和信仰体系，认识到所有优秀建筑作品都因与文化间的互动而源远流长。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中国建筑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丰富多彩。 【关键词】：建筑史；文化；特色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以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继续的，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然因历朝之更替，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因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 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极缺乏。殷周战国以来城郭宫室陵墓遗址虽已有多处确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焉。 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字，以蔽风雨"。此固为后世之推测然其所说穴居之习，固无疑义，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带居民，穴居仍极普遍。宫室与穴居可以同时并存，未必前后相替也。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 －公元220年) 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发育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其在汉代，未央宫前殿，"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文献可稽。川康诸阙亦有下以阶基承托，阶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画像石中，厅堂及阙下亦多有阶基，亦用矮柱以承阶面，柱与柱之间刻水平横线，殆以表示砖缝。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极通行。 柱及础 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间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杀急。柱之高者，其高仅及柱下径之三点三六倍，短者仅一点四倍。柱上或施斗拱，或仅施大斗，柱下之础石多方形，雕琢均极粗鲁。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为径之三点一四倍，上下同径无收杀。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出土汉墓砖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础之圆柱或八角柱，殆即此类柱之砖制者；但较为修长，其高可及径之五六倍。画像石中所见柱，难以判其为方为圆，柱下之础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将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汉代若果有此法，虽可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后代无用此法者。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 －590年) 虽在当时政治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仍极为澎湃。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艺术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Greece Buddhist)之种种圆和生动之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兹择要叙述如下： 石 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无建筑式样之镌凿，盖因敦煌石质不宜于雕刻也。云冈，天龙山，响堂山，均富于建筑趣味，龙门则稍逊。前三者皆于窟室前凿为前廊；廊有两柱，天龙、响堂并将柱额斗拱忠实雕成，模仿当时木构形状，窟内壁面，则云冈、龙门皆满布龛像，不留空隙，呈现杂乱无章之状，不若天龙、响堂之素净。由建筑图案观点着眼，齐代诸窟之作者似较魏窟作者之建筑意识为强也。 殿 关于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第11图)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第17图)。殿均以柱构成，云冈浮雕且有斗拱，石柱小殿则仅在柱上施斗。殿屋顶四注。殿宇其它各部当于下文分别论之。 塔 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曰"窣堵坡"(Stupa)，义译为坟，冢，灵庙。其在印度大多为半圆球形冢，而上立刹者。及其传至中国，于汉末三国时代，"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于中国原有之重楼之上，遂产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国内虽已无此实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云冈塔洞中之塔柱(第11图)及壁上浮雕及敦煌壁画中所见皆此类也。云冈窟壁及天龙山浮雕所见尚有单层塔，塔身一面设龛或辟门者，其实物即神通寺四门塔，为后世多数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岳寺塔之出现，颇突如其来，其肇源颇耐人寻味，然后世单层多檐塔，实以此塔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开元天宝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为国内孤例，或可谓为多层之始型也。 四、隋、唐时期(公元590 －906年) 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 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 －1280年) 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至于塔幢，为数尤夥。作风手法，特征显著，规例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自五代、宋以后实物存者渐多，依其结构，可分为木构、砖石塔幢及其它三类分别叙述之。就年代言，辽与北宋约略同时，金则略当南宋而短，故所举各例，但以年代为序，不分南北畛域也。但就地方特征言，则凡边疆地带去文化中心愈远则其所受文化新兴影响愈迟。当宋之世，虽在战争中屡败于辽、金，而在文化上则辽、金节节俯首于汉族。文物艺术之动向，唯宋是瞻。自实物观之，同时代之遗物，凡边陲所见胥保存前期特征较多焉 六、元、明、清时期(公元1280 －1912年) 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都市宫殿之规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至明清之交，始有西藏样式之输入外，更由耶稣会士，输入西洋样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之刊行，则为清官式建筑之准绳。最后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屋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 七、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以后) 民国初年，建筑活动颇为沉滞。迨欧美建筑续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师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近二十年来，建筑师始渐回顾及中国固有之建筑，遂有采其式样以营建近代新建筑者。自此而后，建筑师对于其设计样式均有其地域或时代式样之自觉，不若以前之惟传统是遵。今后之中国建筑，亦将如今后世界各处之建筑，将减少其绝对之地方性。然因传统，背景，民族气质等等元素之不同，亦将自成一家，但其形成，则尚有所待耳。 中国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中国建筑史论文: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体会与探索 摘要：为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学习并掌握近现代时期外国建筑的发展背景与主要脉络，从5个方面对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提出探索和提议，指出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应加强与社会背景、艺术史、古代建筑史的联系，注重史论与理论的平行教学，强调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逐渐建立自己的建筑观。 关键词：建筑史；教学；建筑观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是建筑学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建筑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相对于外国古代建筑史，该课程具有知识点琐碎、理论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点。随着图文资料的增加与网络信息的传递，学生能够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国外最新的建筑动态，他们对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与接受力超过了部分教师。然而，大部分学生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比较片段化、图像化，对一些建筑现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统的认识，这些图像与知识在学生的头脑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他们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图像或流派的层面上，对其相关背景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观[1]。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我们逐渐了解和接触到更多史学家与理论学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学中，首先，不仅要使学生明确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现象与背景，还要拓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建筑现象；其次，强调对建筑师或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论学者的分析方法，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最后，通过对建筑大师观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时代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并逐渐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观点。 一、注重与社会背景的联系 外国近现展与其社会背景的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近现代（modern）”的划分也正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分界点。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大发展。工业革命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与变革。在启蒙运动“重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建筑领域19世纪出现了功能理性主义与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从劳吉埃长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们的建筑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建筑学的影响，并以此解释现代建筑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使学生能够打破单纯建筑现象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建筑的发展。 二、注重与艺术史的联系 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史本身的专门性，旨在发现建筑史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外国建筑史教学应更加关注其与艺术史的联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开始就与艺术密不可分。他们最初将建筑、绘画和雕塑三门艺术归于“美的艺术”。这种观点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学者的肯定并传承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门艺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观念[2]。 而现代建筑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创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德国包豪斯学校，所聘请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纳吉等当时西方绘画、雕刻和工艺设计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锋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对包豪斯的早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开设的基础课也为包豪斯设计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学美术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绘画创作，并以此作为建筑灵感的源泉[3]。 三、注重与古代建筑史的联系 相对于19世纪末之前的外国古代建筑，学生们对多变、新奇、创新的近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但在近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中，绝不能与古代建筑史隔离，在某些层面二者有清晰而复杂的联系。如：许多学生常常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部雷的“纸上建筑”所震撼。实际上，部雷与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皮拉内西的雕版画影响。而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建筑废墟的描绘与再创作对部雷等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罗马精髓及“宏伟壮丽的”建筑在18世纪再一次呈现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现代”时期的教学中，许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会多次出现在后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如矶崎新的“筑波广场”与米开朗琪罗的“卡比多广场”之间的关联；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反复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这种知识点的联系与相互比较中，学生既能重新回顾古代建筑史的知识点，又能增强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兴趣。 四、注重历史与理论的平行教学 传统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的线性发展，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也有一条明确的线索，比如现代建筑的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后经历了“新艺术”、现代主义的演进，在建筑四大师手中得到最大发展，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体现了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更替形式的论述在许多建筑史的参考书中都有表述。这种线性发展的观点来自佩夫斯纳（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许多教材与参考书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史线性发展的方式。与佩夫斯纳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这种线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在二战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把现代建筑的发展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人文进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论形式。其中，包括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奥纳多·本涅沃罗（Leonardo Benevolo）、美国的科林·罗（Colin Rowe）等[4]几位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对建筑史论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建筑史的讲解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建筑现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较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种建筑史方法论，多元地解释建筑史，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必要的学者，并推荐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著作。如赛维的《建筑的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视角看待并批判现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观。 五、注重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 密斯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须讲解的内容。巴塞罗那展馆在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动空间及水平与垂直的板片元素的运用，但不去了解这座建筑的真实结构，包括隐藏在板片式墙体中的轻钢支撑，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创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何创造了墙体与柱在彼此分离中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将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结合讲解，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罗那展馆的精髓所在[5]。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关注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见，外国建筑史不应该仅是建筑风格形式的演变史。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曾指出，加强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正是超越风格演变史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学生将建筑简单地等同于风格和形式。 讲解好建筑史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既要求教师讲得好，又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外国建筑史相关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非常必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推荐的参考书籍，挑选自己喜爱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图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资料、阅读文献到完成作业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点，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变化。 目前，学生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努力在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尝试和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观历史课程在设计学科中的尴尬地位。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新探索 摘要： 针对目前中国建筑学专业本科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评述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该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进行的、激发课程教学“活力”的初步探索。通过对该课程在教学资料“活化”、教学方法优化、课群关系“联动”、考核机制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分析，总结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经验，以期抛砖引玉，探讨切实提高教育实效的途径。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 一、课程教学现状 建筑历史是人们了解建筑与建筑学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建筑历史是建筑学的一门主干理论课[1]，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建筑历史知识与理论修养，使学生在掌握建筑历史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设计和分析研究能力，为进一步的理论学习和建筑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建筑史在建筑学专业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从目前多数院校普遍教学情况看，中国建筑史课程仍以传统的“听课、讲课”教学模式为主。这样的教学收效不佳，学生的主动性难以充分调动， 难以 从真正意义上激发求知欲望和兴趣，教学效果也必然受到影响。学生上课做方案、背单词、睡觉，“开小差”，的现象屡见不解。一方面表明学生对建筑历史课主观认识偏颇、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更为深刻地显示出课程本身在教学组织和授课方式上客观地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二、 激发“活力”的教改尝试 东北大学自恢复开办5年制建筑学专业以来，始终以在实际教学中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锻炼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为出发点，积极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教育实效。中国建筑史课程自开设以来，更是针对目前本科建筑史教学普遍存在的“沉闷”现状，不断探索激发课程“活力”的有效方法，从教学资料、教学方式、课群关系、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 （一）“活化”教学资料 中国建筑史的教学内容具有时代跨度大，建筑类型丰富，知识内容繁杂等特点。传统的通史化教育尽管逻辑清晰，结构谨严，有明确的导向性，但是其鸿篇巨制的诠释性架构体系过于机械、僵硬、形式化。正因如此，统编的建筑历史教材往往使建筑系学生错觉地认为，掌握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建筑物代表、建筑师及其设计思想是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针对上述情况，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课程教学中灵活运用教学资料，取消了固定单一的教科书，教学以专业教师教案为纲，在统编教材基础上结合不同授课阶段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参考书内容除建筑史范畴，还涉及历史、文学、思想、艺术等相关综合领域，以鼓励学生拓展思路、广采博收，学生则可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时间安排阅读。 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时代丰富的媒体信息，多渠道搜集电视、网络等有益的教育资源。如CCTV纪录频道播出的《故宫》《颐和园》等纪录片，《探索与发现》栏目涉及的历史建筑等内容。多种媒介的信息补充，使学生能够“生动直观”地感悟专业知识，系统地了解建筑发展的历史。另外，校外教学资源的利用也是教学资源扩展的一个直接、有效的补充手段。授课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利用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建筑资源， 结合课程进度采取参观考察的方式，实地体验、近距离接触宫殿、寺庙、陵墓等古建筑，教师结合实物进行现场讲解（图1）。这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增强了学生对建筑实体的感性认识，也使得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充满活力。 （二）优化教学方法 针对中国建筑史本科教学内容多而课时相对少的问题，学校采取厘清内容主次，把握难点重点，讲“点”串“线”地灵活教学安排，同时部分教学内容采取以问题为主导的“讨论式”教学方式。 中国建筑史基础理论部分，教师在授课时作整体性介绍分析，在课程讲授前把相关章节必须掌握和了解的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的主动思考。建筑类型评述部分，改变传统的“听讲课”教学方式，采取“讨论会”形式，根据教学内容，选取部分内容为专题，以问题为主导，安排学生课下研习、课上汇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例如：在中国传统民居部分，根据知识点及内容特征分若干专题，教师提前将相关书籍、网站向学生推介，布置学生在课下做功课，课上进行分组汇报（图2）。在汇报过程中，可随机提问，互评讨论，教师也可现场指导，最后进行总结点评。这种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切体会到了“教”与“学”的乐趣，更能激发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合作与竞争中不知不觉提升了学习表现，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充分。 （三）“联动”相关课程群 为有效实现课程价值，学校还非常重视中国建筑史课程同其他主干课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系统性，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相关课程群的有效联动。 建筑史的教学除了为学生建立完整的建筑发展认知之外，还能为其他课程，特别是建筑设计的学习提供辅助和引导性作用[3]。学校中国建筑史教学特别注重与中、高年级建筑设计课程的历史建筑保护改造设计专题结合。例如：三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设置《沈阳老北站建筑保护及改造设计》题目（图3），引导学生将对历史建筑的研究分析与设计实践相结合，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实地测绘，实现建筑历史学习与建筑设计无缝对接，把学生对设计课的兴趣直接嫁接到建筑历史的学习中来，使中国建筑史与建筑设计课程有效联动，使设计专题成为建筑历史学习的有机延伸。从而引导学生探索各种建筑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而培养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建构科学的建筑观。 同时，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还着力推动与实践教学之间的配合与互动，将课程教学有机融合于建筑调研实习、建筑测绘实习、素描与色彩实习等实践环节。学生能够借助相关课程的学习机会，以体验、考察的方式加深对建筑历史知识的理解（图4）。 （四）开放考核机制 建立开放、合理的课程信息评价体系，并结合教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和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调整，是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采用综合的考核评定方式，即学生课程成绩由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与平时成绩两部分按比例综合构成。平时成绩的考核除了包括学生个人作业、分组作业完成情况，还包括学生课堂表现 。期末试题中加大分析和论述题目分值，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建筑史观的考查，而不仅仅是对统编教材中知识点的机械掌握。同时，尽量均衡两部分考核内容的分值比例，以期鼓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注重知识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 除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贯穿学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价反馈。在课程开始前、教学过程中和课程结束后都设置问卷调查。问卷内容设计采用客观选项与主观建议相结合的模式，为消除学生不必要的心理顾虑，采取匿名方式收集学生对课程实施的反馈意见，鼓励学生讲真话，保证信息收集的原真性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三、 正在提升的教育实效 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开课几年来，以灵活性、主动性、参与性、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教学设置，调动了学生对建筑史学习强烈的兴趣，也激发出了课程应有的活力。课程教学在尝试与探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效，2012年学院对首届建筑学本科毕业班课程教学效果调查评价，中国建筑史课程获得了第一名；同时毕业班的24名学生中，2名学生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学生在课程调查问卷中表示：“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很累、也很轻松，课堂上轻松的学习氛围和课下有趣的动手、动眼、动脑一系列实践活动令人愉快”“上课后知道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这无形中的压力让我知道，想把这门课学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借学生所言，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刚刚起步，为切实提高教育实效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尝试和调整，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付出更多努力。

标志设计论文:从银行标志看残缺美在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各大银行的标志残缺美的运用分析最终得到在标志设计中合理的残缺的运用具有突出主体,引发想象,留存记忆的作用的结论。 关键词:标志设计;残缺;残缺美 1关于残缺美 残缺是一种现象,是事物表象的破坏,是心理完形的解体或秩序的颠倒,世间万物极少完美,现实往往美中不足。残缺美则是一种理论,是残缺的表象在认识上的升华。残缺美的表现形式又可以概括为形残与意残。前者主要是从形体上或者色彩上表现出来,而后者主要通过视知觉作用于心理。研究表明,残缺可以使人心理的平衡坐标失衡,形成冲突,引发生理、心理的强烈反应,增强人的记忆程度。在标志设计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原理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 2从银行标志看残缺美在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标志设计不仅是实用物的设计,也是一种图形 艺术 的设计。由于其对识别性、传播性与可记忆性要求十分苛刻,其设计难度比之其它任何图形艺术设计都要大得多。优秀的标志设计不仅要遵循标志设计的艺术 规律 ,更要有高度的整体美感、最佳的视觉表现效果。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设计过程中不可忽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视觉冲击力。视觉冲击力越强,引起关注的程度就会越高,记忆指数也会上升。实践证明,残缺的形象更容易引起视觉的注意,有极强的速度、力量以及突出的凝聚点,如果合理应用,残缺能够有效增强视觉的关注、更扩大联想的空间、更突出事物的本质。 2.2轮廓残缺,重在意合 正形由三个钱币构成,外形出现一点分离,但正是这一点分离的残缺赋予整个标志更多灵动的美,打破了整个完形的压迫与闷的感觉。 3小结 设计中的残缺是与完形相对的,对残缺的恰当运用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不完整反而给人们以新的视觉感受,更能突出(下转150页)(上接149页)事物的本质部分,激发了受者的审美紧张和视觉欲望,使得他们产生更大的联想空间。在标志设计中残缺引起的反差可以有效增强记忆指数。残缺之美,美于残缺。当然并不是有残缺即为美,只有合理的残缺的运用才具有突出主体,引发想象,留存记忆的作用。 标志设计论文:标志设计与数学美学的“姻缘” 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标志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了丰富的内涵,蕴涵着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能够超越语言文字的表达效果,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诸多方面。标志艺术作为一种具有特定传达功能的图形艺术,追求高度的概括和浓缩,即从客观事物的具象中提炼出抽象的视觉形象,这一点同科学中诸多学科的抽象都有着重要的关联。“数”是内在的规律,“形”是外在的现象。科学学科中的美通过视觉化就成为图形的美,这是标志中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笔者认为,数学美学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千年等待不再孤独”,数学美学为标志设计艺术提供了一种客观尺度,借助它可以衡量和把握标志的形式,达到主观感知的美。 数学美学与标志设计艺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在数理和外在形式美的联系。自然科学的数理语言,揭示着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美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包含着合乎自然界的规律性。可以说艺术语言中的形式美,是天然地和理学中的美相互融合着的。形式美的法则诸如比例、均衡,对称等概念就来自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原则。 一、“千年狐”——数学美学的“美貌” 1.数学之美,美在对称,和谐; 2.数学之美,美在简化,明快; 3.数学美,美在雅致,统一; 4.数学之美,美在奇异,突变。 古希腊哲学中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关注到艺术中的科学数理美的问题,其基本哲学命题是:“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这个学派把数的关系运用到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上,认为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细微的差别往往造成极大的错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数理关系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影响了很多的设计领域。 柏拉图在形式美方面采用和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他把形式美的本质看作秩序、比例、和谐。他说,“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和绘画的美,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绘制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形状的美不像别的事物是相对的,而是按照它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美的。” 这些著名的美学观点揭示了形式美和科学数学美的密切关系,启发人们从数的角度去发现和创造“绝对美”的形式。16世纪德国著名画家丢勒,把它的艺术才华和几何知识结合在一起,将罗马字母的构造系统化、标准化。字母的形式美是精确计算的结果。 现代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的设计作品中随处可见由几何模数构架结构所组成的建筑形体。科学与艺术的根本原理可以互相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工业化时代产生以后,由于机器生产以及批量化产品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人们也开始接受一种新的审美取向了。 二、标志设计与数学美学原则的“邂逅” 好的标志设计视觉形象要求简练、美观、含义准确、容易辨认和记忆、具有独特性,能更体现责任感、荣誉感和优越感。而数学美学的对称,和谐;简化,明快;奇异,突变给标志设计带来了源头活水。“数学美学邂逅设计不再孤独,他们能跳一支舞……你看衣袂飘飘衣袂飘飘……” (一)对比与和谐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美学思想也是以“和谐”为核心的。设计之美在于数的和谐,实际上也就是说,设计之美在于形式,在于比例、对称、和谐等形式美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表明,标志设计的美取决于数学的规律,取决于尺度、比例与秩序,标志设计的和谐正是这种原则的恰当体现。例如,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就是一条重要的美学规律。大量的研究表明,许多标志设计作品的高潮恰恰就出现在黄金分割点左右,即设计作品全长的约3/4处(0.618处),这是自毕达哥拉斯发现“黄金分割率”之后人们长期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所致,符合人的审美习惯。 关于音乐中的“和谐”之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也即,音乐是由相互对立的因素构成的,音乐的高低长短又受到数的控制,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和谐动听的音乐。“音乐的谐和反映了宇宙的谐和,因此能使人心谐和。”其实,优秀的标志设计就是凝固的音乐。 对比是设计标志图形的基本造型技巧。把两个明显对立的要素放在同一空间达到相辅相成的效应,这是矛盾统一,对比统一,异中求同,在强烈反差中获得鲜明形象性。在标志图形设计中,充分运用零维空间到三维空间—点线面大小、方向、重心、色彩、肌理、明暗等,将其差别程度较强的部分组织在一起,加以对比,互相衬托,定会获得满意的效果。然而与对比有血缘关系的近亲首推“调和”,对比与调和是标志图形装饰美的基本技巧。在经营位置上、空间处理上、色彩配置上都要求变化,在变化中体现多样统一。 (二)对称与均衡 对称是构成形式美的基本法则之一,是生物体结构的一种规律性的表现方式。在标志设计中对称式可分为: 1.反射对称,只有一个对称轴,如镜面、河面所反射之物象。即我们常说的:(1)水平对称,如澳门会计工会标志、我国国家免检产品标志;(2)垂直对称,如中国银行标志、中国农业银行标志、中国工商银行标志;(3)倾斜对称,如北大方正集团标志。 2.辐射对称,即具有三个以上的对称轴的对称,各对称轴以同等角度,从中心点向四周呈辐射状态,而同时各对称轴上的单元之中心的间距相等。如澳门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标志。 3.旋转对称,是由中心点通过半径作一条旋转轴线至圆周,当某单元随旋转轴线转成一角度,立即与所旋转方向相邻的单元重合。如北京展示会社标志。这些标志都是雅致而统一的,是数学原则应用于标志设计的例子。 对称标志给人的感觉是有秩序、庄重、整齐和谐之美。任何不规则的图形若用对称表现手法来处理,都能达到理想效果。对称方法简单实用,在设计中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益。虽然对称是最美的均衡形式,但对称形式也有其不足之处,这就是过于完善,而有呆板和沉闷的感觉。所以,在标志设计中好多标志造型都是运用非对称的均衡式。 均衡是两种要素的相互关系所显示的感觉内容由一支点支持,并获得力学上的平衡。均衡即均齐与平衡的结合含义,“衡”指度量衡中称东西轻重的秤,所以均衡原指衡器、天平秤两端相等的量,是动力、重心两者矛盾统一所产生的形态。均衡可分为力的均衡和量的均衡,不论力或量的均衡,都是造型元素不同形色在视觉上的心理平衡。量的均衡意味着标志图形中心左右两侧量的覆盖面相似或趋于相等。若图形为黑色,则左右两侧黑色覆盖面应大致相等。力的均衡是图形内虚型的内在潜力与实行的外力相互处于均衡或近似于均衡之中,有时量的均衡与力的均衡也可融为一体相互结合,只要在视觉心理上能获得均衡感就可以了。 (三)节奏与韵律 按照数学美的规律来设计标志,是理性和感性共同工作的过程,设计师用理智精心推敲着图形的形式、大小、位置、比例、结构关系,达到一种数理的和谐;删繁就简,深入本质,达到数理的简洁;努力寻求独特的图形构造,达到数理的奇异。同时,不断地用感性的目光去审视图形,把握美感的火候。 节奏也称律动,即同一单元连续重复所产生的运动感。譬如一个物体,使它反复地出现,连续地排列在空间中,虽然作为一个单位的形象,不能引人入胜,受人注目,但由于将一系列同样形象连续起来,便可表现出有秩序的空间造型。如纺织品的花边、纹样等,到处可以看到构成节奏的因素与场景,同一形象的反复出现,如果没有变化的形象组合,没有奇特突变的排列构成方法,也会派生出单调乏味感,视觉冲击力不强,不能引人注目。一旦稍加组合表现和构成设计,那么静态动态,单纯复杂,细腻粗狂,有方向和多方位等,节奏的诸多单元就似万花筒般多种多样完全不同,丰富多彩了,至于背景的衬托自然也起影响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在组合排列上下工夫,在构成变化上出点子,诞生出变幻莫测的新的形式节奏。如美国韦恩·亨特·约翰·福利斯所设计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标志:六个伞形重复出现意味着园林里栽培的树苗整整齐齐的节奏感,犹如汽笛声,犹如列车与铁轨撞击的声响。 在标志设计中,数学美学原则下的形式美感是创造标志艺术性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也是衡量估计一个标志优劣的艺术标准之一。因此标志设计必须特别讲究数学美学原则,以起到感染人的作用,达到它的创作目的。以上几种标志设计形式法则,只是数学美学规律中的一粟。视觉形式纷繁众多,有的形式相互穿插,兼收并蓄,故要灵活地运用、借鉴。 三、结语 标志设计与数学美学的结合可谓天配姻缘,设计能作比翼鸟,规律就如连理枝。正如福楼拜曾预言的那样,“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汇合。” 标志设计论文:标志设计中的对称与均衡美 【摘 要】在标志艺术的视觉表现中，均衡是作品整体的一种稳定、和谐的视觉感受，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视觉需求。对称与均衡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中，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一种有规律的组合美。对称与均衡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保持了图形的平衡关系,则保持了视觉及心理感受上的平衡,平衡给人以平衡安定、庄重完整的感觉,对称形式则能获得绝对的平衡,也能为画面带来调和的效果。 【关键词】对称与均衡；标志设计；视觉感受；形式美 标志对一个企业具有毋庸质疑的作用，设计一个标志，既要体现现代感，又要把握中国特色，同时还要给人以视觉美感，这就离不开对形式美法则的把握与应用。标志设计的形式美规则中主要有：对称与均衡、秩序与变化、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等，设计者在创作过程中都遵循着这些形式美的规则。其中对称与均衡原则的应用在标志艺术的视觉表现中，能使作品整体呈现一种稳定、和谐的视觉感受，这种视觉感受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视觉需求。 对称与均衡是存在于大自然与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有规律的组合美。对称与均衡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保持了图形的平衡关系,则保持了视觉及心理感受上的平衡,平衡给人以平衡安定、庄重完整的感觉,对称形式则能获得绝对的平衡,也能为画面带来调和的效果。如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这三个银行的标志设计，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标志设计的平衡与对称的原理。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志别，寓意深刻，两边对称，体现银行与客户之间平等互信的依存关系。再如，日本海洋国际博览会标志，用抽象的从大道小的椭圆形与线的链接，点，醒目集中，线，延伸流动，点线共构的标志图形，一般都具有明显的流动感，体现了运动中的均衡感。 览会标志 标志中视觉感受平衡的实现主要是依靠画面重心和动态方向的把握。重心和方向是一幅设计作品实现平衡的重要因素。重力的把握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大小、远近、多少、虚实、疏密、明暗、繁简、色彩等。 1.同一事物在其它因素均衡的情况下，事物越大，其重量感越大；事物越小，其重量感越小；事物越近，其重量感越大；事物越远，其重量感越小。 把握好图像的大小、远近效果，是把握标志视觉平衡的一个有效措施。如图（3）这个标志，采用anti的开头小写字母a为整体设计元素，由大大小小不等的圆点构成，但圆点的排列并不是无规律的，为使标志稳定，图下方的大圆点居多，上方的小圆点居多，这样呈现头轻脚重的画面，整个字母a稳稳的站立，使人的视觉感受更加沉稳，并且呈现由近及远的流动感。 再看图4这个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志，采用中心发射的均衡构图方式，图形由大向小螺旋式的均衡渐变，形成一个圆形外框。大小的均衡组合，重心的把握，使图形把握了平衡，在视觉上产生由近到远的强烈的运动感与光照感。 2.同一事物在其它因素均衡的情况下，多的比少的在视觉感受上要重；实的比虚的在视觉感受上要重；密集的比疏散的在视觉感受上要重；繁的在视觉感受上要比简的轻。 如图5商业美术a m公司的标志，左侧的图案是实虚结合的圆形面图像，单看这个圆形图案，它右侧明显轻于左侧，这样就形成左重右轻的视觉效果。设计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巧妙，将a m文字及公司名称作为标志的一部分，放置于虚实图案右侧与实虚面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就很好的均衡了标志整体的轻重关系，虽然左右两侧分别是图案与文字，没有丝毫的对称关系，但仍然达到了平稳的视觉感受。这里的a m文字已经不仅仅是文字的表现，它已经作为一种图像成为整个标志图案的一部分。 线面的实虚、疏密可以使图形产生正负面得效果，如图6这个标志，以线的粗细长短变化来构成，利用左右对称的方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六边形；内部长短变化线的排列形成正负线条的组合，最终形成企业名称的开头字母“a”的三角形纹样，排除了实重虚轻的弊端；线条的排列在保持均衡稳定的同时，它的移动、错位、均能展现强烈的运动感和空间感。 3.方向在画面中也影响着平衡，方向往往是通过运动来表现的，它依靠人的视觉及心理感受来实现平衡。 比如在图7画面中的物体运动方向是向左下方运动，那我们不会把它放到画面的中心，而会把它放到偏向中心的右上方，这样通过视觉感 官到它向左运动的方向动力，这样我们会感觉到画面的平衡。例如这个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标志，用横线穿透的圆形而形成的强烈的光晕效果，在视觉上给人一种电波流动感和速度感。顺时针方向运动是人们的视觉习惯，动感的效果将面积不均匀的图形，在人的眼中融合为均衡的画面。一方面突出了“服务全球”的经营理念，表明是国际性的大型企业，同时又形象地表达了企业的服务内涵。 另外，画面中物体处于不同的位置也会产生感官上的动态错视。例如，当一圆点置于白纸的上方会给人以向上漂浮的感觉；当圆点置于白纸下方则给人以沉重、稳定的感觉。人们的日常视觉经验会使人产生很多的视错觉。生活中，人们习惯看书读报从左上方开始阅读，在右下方结束，因而当圆点体置于白纸左侧会使人感觉圆点向右移的动势；圆点置于白纸右侧则会使人感觉运动的停止。 在标志的整体设计的基础能力中，对称与均衡的把握决定视觉上平衡，均衡的形态设计使人产生视觉与心理上的完美、调和、和谐之感。 结语：标志综合与浓缩了一个企业的形象、特征、信誉、文化，一个设计成功的标志在社会传播过程中，要建立起消费大众对企业的良好印象和信赖关系。均衡一直存在于人们生活中，保持图形的平衡关系，则保持了视觉及心理感受上的平衡，平衡给人平衡安定、庄重完整的感觉。时代向前发展，社会意志不断演变，潮流不断更新，环境不断变化，设计文化业随之不断推进，标志作为设计文化的一个层面，它的设计风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风貌，然而它始终遵循着均衡的美学原则。 标志设计论文:对古今标志设计的初探 【摘 要】标志设计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见，它的信息传达能力非常强，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标志远远超过文字的表达能力，其影响更是大于文字，并且能够快速的让人们记忆，对标志设计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在当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前提下，对于每个市场主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试图通过本文稿揭开标志设计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标志设计 现代设计的应用 设计的创新 一标志设计的概念 标志，是表明事物特征的记号。它以单纯、显著、易识别的物象、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言，除表示什么，代替什么之外，还具有表达意义、情感和指令行动等作用。英文俗称为：logo（标志） 二标志设计的表现形式 （一）标志设计对形的识别。标志设计须有独特个性的体现，容易被公众认识和记忆，并且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相对而言，如果如设计的标志与过往似曾相似，没有独特的一面，只是了了而已，那一定不会使人留意。我国的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人类文化诞生之前，人们无从表达，先民们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如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中的人面鱼纹，生活在西安半坡的氏族以渔猎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久而久之，人面鱼纹就成了半坡氏族的主图腾，它以太阳与鱼复合为人面祖先像，以双鱼作双耳，以鱼尾作人面唇须与头徵，相辅相成，同时具有“黑白”的双关效果。标志设计中“形”的提取和应用。“形”是图形所表现出的物象的结构，是物象的精华所在。中国传统图形就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长河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图形主要重视形的完整性和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成结构上多遵循整齐和对称的骨式。如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而我们现在的构成课程中所表现的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然后再从中提取结构原素再进行重组，在不断的分解、提取、转化和重构中设计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二）标志设计的原创性体现。设计贵乎具有原创的意念与造型，标志设计也如此。标志是“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原创的标志要能在公众心中留个良好的持久的印象，必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看似无却似有，独特而富有韵味，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得到好评。 标志设计中的 “创新”和“意”的沿用和延伸，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多么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形后面，往往代表了这个时代对这个图形的所赋予的新的血液和涵意。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在扩展，所以最初只是源生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宗教的信仰而滋生的，历经沧桑，进而延伸出期盼的美好象征意义来。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尺设计相结合，可以引导我们新一代的设计者去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也能够从中挖掘出深藏在这些图形背后的“意”。在西方，他们以秩序、和谐、比例、平衡为美的最高标准与理想，他们艺术理论是“模仿自然”，描绘的是大自然的写实体现。我们中国虽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言说，但在艺术表达上却凌驾于“单纯模仿自然”的艺术手法之上，描绘的是大自然的写意体现。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表现才能使中国艺术一枝独秀。 （三）标志设计的时代性表现。标志设计不能与当今时代脱节，让人产生陈旧落后的印象。与时俱进是当今这个时代的口号，在设计中更要体现，现在企业的标志，当然要具有现代感；富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企业， 继往开来，启导潮流。 把握标志设计的“变量思维”，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作为狭义的个人思维，具有与生命行长的长时间性和对不同生空间的探索性；作为广义的人类社会的思维活动，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永恒性与对所有涉及空间的适用性。作为思维的主体，标志在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中也是可变的。不同的时代，使某一具体的标志设计有着不同的指涉物；使不同的标志设计指涉同一事物。河南安阳出土的大量象形文字，称为甲骨文，这是我国可考的最早文字之一。这些文字是用来记录占卜的，也就是记录 事件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数千年后的今天，那些标志在考古工作者眼中它还保留着原有的特性以外，在绝大多数的人心目中，它们只是一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已经在为几千年那个时代的象征。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变化，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赋予事物以新的含义，事物也都在不断的变化着代表它的符号来适应它新的含义。2002年流行的流氓兔造型，它以独特的造型设计征服了广大观众。在当时，这个标志已成为代表“时尚”的众多符号之一。如今受到它的启发，许多商家利用创造形象标志来推广产品，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传达给公众，使用这样的产品。 结束语：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悠长，传统的艺术设计中并非所有内容都是好的其中的糟粕和精华并存，我们在使用这些经典的传统图形时要不求甚解，不能肤浅的形式美和现代美，就把一些原始设计和现代造型重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注重把握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所在，那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很自然的在自己的设计中表露出来，要将传统图形艺术运用在当今的标志设计之中，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独一无二的。 标志设计论文:数字媒体境遇下的标志形象多维设计探究 摘要：数字媒体境遇下，标志形象多维设计主要表现有三维立体形象标志、多重丰富的动态gif图形标志以及集合文字、图形、影像、声效等全方位凸显企业文化形象的动态标志演绎。 关键词：数字媒体；标志；多维在传统设计遭遇数字媒体时代新境遇后，设计和设计师都在这技艺思潮与媒体技术中不断革新。标志设计作为视觉设计界的传统设计项目，有着独特的视觉魅力和浓缩象征信息传达的功能，更是在这个时代浪潮中弄潮儿。每年之中，设计师不断拓展更新其内在的设计含义和多维的形象推广。各大设计网站一年一推标志形象设计的新潮流和新趋势，以供设计人员在设计中把握标志设计及推广的时代命脉。这也使得标志的设计表现在构成维度、造型形态、色彩质感上更加富有表现力，呈现出新的视觉设计语言。本文从平面设计师的角度，来探究标志形象在数字媒体境遇下的多维设计与推广的几种形式表现。 1数字媒体时代新型标志设计解析 在保留传统标志形象传达的各项功能基础上，人们在感官上对标志的要求愈来愈多样化。设计之中最热兴的多媒体、新媒体行业给人们的感官生活提升了无限品质，整个世界都在动，整个人的神经感官思维也都在随之跳跃，3d、4d甚至5d超越各维度的电影视觉、听觉、触觉的感受，人性本之互动能量的加入要求现代设计应该动起来。这也意味着以传统静态图形来传达的标志设计应该接受新时代、新技术、新意识的挑战。那么，标志设计除了“新”之外，最为关键的就在于需要“多维度”的视觉形态来满足人们多元化的视、听、触觉感官享受。这是数字媒体境遇下的标志形象多维设计推广的市场走向之趋，传达企业文化之需，是未来企业形象设计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设计机构未来提供的设计服务重点。 2数字媒体时代标志的设计构造 2.1数字媒体时代标志设计的功能定位 标志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精神象征载体和物质功利载体。一个优秀的标志代表着一个见解、一个战略性定位、一套明确的价值观、一个独特的声音。标志是由意义去创造图形，用图形去传达意义。赋予标志以引人注目的魅力，受人欢迎的品质，意义得到人们的肯定与认同，标志的功能得以发挥。这既是标志的功能意义，同时也是标志设计理念构造的出发点。数字媒体时代的标志设计的意义和功能性有着更多的变化，因而在设计功能定位上也有着与以往标志设计功能有着进阶的拓展。 （1）受众的视觉特点与动态识别功能。标志设计必须具有能够与其他产品相区别的视觉特征，因为建立标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良好的印象。为了吸引人们的视线，标志的设计总蕴含了美好的愿望、生动的形象以区别于其他产品。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的视觉感官趋于“多重复杂化”，对于平面二维静态的标志早已经无限重复阅读，加之市场设计之风不正，各类型标志之间相似性增多，很难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标志所蕴含的信息直截了当的令受众产生瞬间记忆与即刻好感。动态标志的信息识别功能传达比静态标志更容易侵入人的视觉感官。这就意味着，形体统一、形式多变、空间层次、色彩绚丽、多维演变的标志能够在短时间内，冲破复杂繁多的图形信息，实现标志信息快捷传达，吸引受众的目光，达到标志识别功能的快速记忆。 （2）语义丰富媒体与多样传播功能。标志的传播功能主要集中在形象信息的传达和理解上，它更多地指向标志形象信息传播的性质和传播环节的认知。通过媒介的传播，标志形象信息才能被人们所接收。不同媒介的特质决定了感知标志形象信息的方式和形象信息传播的策略，它直接影响着形象信息是否能有效到达目标消费人群。时代的更新也伴随着新词汇新语义的多彩丰富。在数字媒体时代，图形图像与语义词汇、发音发声相结合，超越了单纯符号化的信息媒体传播方式，让受众在阅图、听声、触碰、再识别符号等多重媒介信息传播下，完成对标志的多维感官信息接收，这样既传达了新的语义语汇信息，也表现了新的信息视觉形式。 2.2数字媒体时代标志设计元素的形式转变 （1）点和线的律动趋势与方向感。点、线是组成标志图形的最基础元素，在数字媒体时代仍然如此，只是在表达与表现上，设计形式有了相对的变化。点、线在人的视觉感官中都可以是有性格和情调的。大小不同的点依循一定的结构关系，可以使标志图形结构呈现流动感，而且会产生前后空间的视觉距离知 觉，可以产生扩张与推进的运动感。当然，在点的设计形式上都加入了能够满足现代人视觉集中感官的光感因素，使在点的形态标志超越了以往的2.5维设计，跨越进了三维度大关。 线在视觉艺术里是有长度、宽度比例的，线具有方向、形状、质地、面积、空间及结构的特性，这些都是在数字媒体时代标志设计中，使线变得具有迅捷、敏感、虚实、空间的基础特点。线本身是没有三维空间效果的，但是，通过线的组合，线的形态关系向我们传达了光影明暗、虚实强弱、疏密宽窄、前后递进、穿插前行等空间的视觉效果。点、线的这些通过软件技法表现出的新呈设计形式都是为标志的多维推广演化的动态呈现做了形式转变。 （2）面与空间的光影与深度。面形既有长度和宽度，又有深度，甚至还会有不同光影的体积空间效果，面与空间结合的三维、甚至超越三维的标志形象设计这正是数字媒体时代标志形象多维设计的重点。以往的标志设计对面的形态使用单独仅限于二维画面的组织，通过面的几何、有机形态来表现类似刚毅、冷峻、严谨、简洁、稳重、安定等等视觉特征和形式意味。而在空间的表达上也只是采用诸如以不同的透视变化而形成的空间感、因不同的方向变化而形成的空间感等设计技术。数字媒体时代标志形象多维设计中对面的使用结合了光影、空间的视觉效果与视觉意向。软件技能的提升，更加方便了这样的设计。此类设计主要表现在因不同光影、幻影变化而形成的空间感。光影的虚幻在原来的标志设计中使用并不多，现在加入了光影虚幻元素，甚至给人增添了标志的时间维度上的视觉印象。当然，还有因不同的虚实变化而形成的空间感，因不同的放射、渐变变化而形成空间感，这些都是标志多维形象设计的新出形式。 3标志形象多维设计与表现 3.1三维立体造型的标志 三维立体造型的标志是不同于二维形态的标志以及二维维度上创造的假立体三维标志。三维立体标志是具有长、宽、高三种度量的，是以一种立体物质形态出现的标志。它可以应用于商品的外形上，也可以应用于商品的外包装、容器或其他地方。三维立体标志一般的形态表现形式具有以下三种面貌要素：（1）透视体面。三维立体标志形体在画面上的表现，首先要有空间透视感，这通过线的粗细、面的纵深转折变化，构建标志立体化的基本形体层面。无论是方体还是圆体，都会表现出穿越画面的速度感和纵深感。（2）材质纹理。就如用3d软件建模般，材质和纹理的添加，会使三维立体标志具备生命力，会使标志具备触感、动感，来实现三维标志满足人们多种感官欣赏设计的需求。（3）光影渐变。三维立体标志处于三维空间中，那么必然就会产生明暗调子：黑白灰的明度渐变。通过明暗的自然对比、阴影的虚幻表现，使三维标志形体增加视觉冲击力，更加真实。当然，三维立体标志在实际过程中的应用必然会通过纸张、印刷透叠、凹凸印、材质组合等形式，表现全面，使一个三维立体标志具备视觉、触觉等功能，给人的感官带来全新体验。而现实市场中，品牌企业们也纷纷迎合时代科技的发展趋势，更新自己品牌核心价值，不断推出更具冲击力、更加符合人们视觉感官的新标志形式。如众所周知的苹果标志，最具更新换代的是其半透明、泛着金属光泽的银色三维立体标志，体现了公司精湛的科技。而后为了配合iphone创新触摸屏技术，推出玻璃质感的立体标志，带来一种全新的用户体验设计。而在2013年3月推出的标志，保留了基本的立体形态上，加入了彩色的晕染渐变，使标志更具质感和艺术气息，当然这是苹果新产品选用了更为惊艳的高分辨率视网膜屏的催动。 3.2多维效果延伸的标志 标志在从平面到三维立体标志转化后，再一个层面的进阶表现就是为满足市场需求，使标志形态进行视觉动态演绎，使标志形象在现实使用中更加多样化、丰富化。标志多维效果的延伸主要表现在gif标志图形多重设计和标志形象宣传视频演绎，而这两者又存在前后进阶关系。 （1）gif标志图形多重设计。传统的标志设计除了标志的主图形设计之外，一般辅以两到三组辅助图形予以配合实际应用，企业形象设计系统中也是如此。而近年来的标志设计中，随着传播媒体、人的感官需求及市场应用的多样化，标志设计开拓应用了逐帧动画的形式，也就是gif的文件形式来诠释标志的变化。这种形式设计主要是基于标志主体图形形态明确不变或保持识别性的前提下，进而进行构成 素、材质肌理、色彩琉璃等形式的变化来展现标志的多重视觉美感，进而推广企业文化。此类标志在网络媒体、移动媒介、掌上媒介中极好使用。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由创意大师 peter saville为lacoste（鳄鱼）品牌的成立80周年庆设计的gif标志多重表现。该设计利用涂鸦的元素，以点和线的交错进行设计，设计了多个不同形式的标志图形。其中，有的更动细节、有的改变风格、有的全然抽象，重新诠释了经典的鳄鱼标识。颠覆的同时，保留经典的神韵和特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lacoste（鳄鱼）品牌。 （2）标志形象宣传视频演绎。gif标志图形多重设计拓展了标志多维媒体的传播展示方式。以各式标志图形为基础，展现的是一种视觉的感官欣赏。而标志形象宣传视频的演绎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二维设计软件与影视媒体制作软件（after effec、digtal fuion、3d等）多维动态传播的结合，将文字、图形、声音、色彩、影像、动画、声效等融为一体，通过虚拟世界交互式地形成视觉、听觉、甚至触觉、嗅觉的设计图像，更加完整地诠释了以标志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其主要设计要素有图形、文字、声音、运动等，形式多元，信息量充足，通过时间、空间、声音多方位地讲二维标志不能完全诠释表达的设计理念和企业文化进一步地表现出来，这是数字媒体境遇下标志多维形象传播的最完整形式，是视、听、触等感官的集合体现。其一般的画面展现程序是：标志图形、标志图形来源的呈现、标志图形与色彩所代表的含义、图形扩展与延伸、宣传口号、回到标志图形，如2012年欧洲杯的官方标志形象宣传片，以插图形式的标志出发，以传统特色花纹组成的足球标志图形的为主导线，依次展现出“统一”“竞争”“热情”主旨，再通过绘画的形式展现出竞赛的场馆图形，渐变式添加色彩，最后展现出本届比赛的“共同创造历史”的口号。从片头完整的标志图形开始串联整个动态展示的是标志图形中的特色花纹的不断生长，让观者随着花卉的蔓延伸展来领略整个标志所蕴含的文化与意义。 标志设计论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摘 要] 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都融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设计师准确地把握了这些元素的深刻内涵，并将它和现代的设计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准确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使我国的现代标志与传统文化更好的结合、继承。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标志设计 设计方法 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们要有新的概念，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联想到落后。事实上，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早已经把那些落后的糟粕淘汰；被保留下来的，对今天和明天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那的确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中国在其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 “夕阳文化”，只能当作是古董或是文物珍藏起来，对于这种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传统思想、传统图案都是它浩瀚江海中的一支涓涓细流。而正是这支永不枯竭的细流至今依然浇灌和渗透在许多的现代艺术领域之中，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相信大家对标志并不陌生，在经济信息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无论是用于公众和社会活动的公用标志，还是用于商业性质的商标或是有关专利的专用标志，都可谓是无处不在。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标志是平面设计的一种，是具有相当视觉美感的一种艺术造型，但它同时也是实用美术，它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创造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近年来标志成为了ci策划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个产品的名称，更是商品制造商的代言人和企业形象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标志属于现代设计的范畴。可是现代设计是不是就等于要将传统摒弃、淘汰甚至与之隔绝，又或是束之高阁？当然不是。我们从近年来一些脍炙人口且深入民心的标志设计的佳作中不难看到设计者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互相结合，互相融为一体的。 早在穴居和渔猎为生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就“仰则观以天文，俯则察以地理”，对宇宙和生命意识进行了思索。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等各流派都纷纷阐释他们对世界、人生、伦理道法的见解，经时代的淘洗和积淀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石。最具代表性的“太极图”，其形式和理念就常常为设计师们所借鉴，如深圳主体公园“水上乐园”的标志就是以“太极图”为基础设计的，并在“太极图”框架里加入了上下翻卷、生生不息的水纹造型，体现出“水上乐园”中主题“水”的形态千变万化的特点。它在强调动感、和谐的形式美的同时，蕴涵着变化统一、收放自如的哲学理念，传递着道家学说的“动静观”和“时空观”。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沟通的媒介。标志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将创意视觉化、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根据设计意象对图形进行挑选、变换、组合，将图形进行有机的关联、编码，使之形成特定的符号系统。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来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标志设计的意味。 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商界的代表，其标志体现中国特色。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颇具中国风格。 原中国电信的标志也很有代表性，是以“中”字及中国传统图案的回文作为基础，经发展变化而成的三维立体空间图案，寓意为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象征中国电信时时畅通，无处不达，形象的表达了中国电信的特点：科技、现代、传递、速度、发展。该图案装饰效果强烈，并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感，可以说是将传统文化运用得极具现代感的经典之作。 原北京王府饭店的标志也是此类设计的佼佼者。王府饭店地处北京王府井，是一家五星级饭店，此地原是清朝皇室官宦的居住地，饭店的建筑外形具有中国传统古典风格，所以该标志采用几何图形构成，以中国“方胜盘长”吉祥图案为基本形，经变化成垂直和水平直线构成上下左右对称的正方形，有秩序的经纬穿插，表现出王府饭店的规范管理、优秀服务的含义。在细节处理上，作者在四角处的线条有意断开，意在描绘“井”字，暗示饭店位置，同时“井”字寓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意。图形中间的“王”，既是王府饭店的第一字，又代表饭店在同行中的王者地位。在标志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是将本土文化自我延续，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地推动作用，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从申办奥运会中所设计的申办会徽，到正式的奥运会徽，都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特色，受到全世界的一致称赞。正式的标志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它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传达和代表了三层含义：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汉字印章作为标识主体图案表现形式，选用中国传统颜色———红色作为主题图案基准色，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代表着民族与国家，代表着喜庆与祥和。二是作品主体部分又似“京”字，又似舞动的“人”张开双臂，充分反映了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传递着友好、真诚与热情。三是作品中巧妙地幻化成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人形，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强调了以运动员为主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充满动感与活力。这个标志把中国文化和奥运会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 标志是品牌形象的象征符号，浓缩着企业和团体的特征、信誉和文化。代表着品牌的价值。优秀的标志不仅仅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且，由于在消费者心目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本身也具有了不菲的身价。如凤凰卫视的标志，经专业机构评估价值达到了228.32亿元。因此，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实力的竞争，实际上也是品牌之间的竞争。 标志设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吸收、运用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面对国外各种思潮的冲击，完全背离传统是不可取的，对西方设计形式盲目接受、生搬硬套，简单的挪用复制或拼凑那将会丧失本民族文化的底线和个性。中国造型艺术多讲求哲学。儒、释、道三家交融互补的文化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和艺术创作，尊儒者追求入世，重写实；而坎坷之士则言佛，超脱尘世，艺术创造具有主动外拓意味，轻执着，重通脱，轻理性，重感性的“天人合一”的“自足”世界，不求形似求神似，追求抽象的意蕴，“顿悟”、“渐修”突破焦点透视和固定光源的明暗造型之法，创造了散点透视和线描塑造形象。而西方艺术以人为表现主题，强调再现、求真，吸收科学成就来塑造真实的艺术形象，强调人对客观自然主宰的地位。中西文化的精神沿着各自不同轨迹不断地延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设计，如鱼得水，须臾不可离开。 标志设计论文:浅谈企业标志设计的误区 [摘要] 标志设计是现代企业塑造形象、推销产品的重要手段，企业标志在设计过程中存在的误区，导致企业标志不能发挥作用，直接影响了企业形象的建立和产品的销售。 [关键词] 企业标志设计误区 标志从最早的符契、图腾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标志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到如今，标志已经成为企业、公司、团体,以及个人的精神和地位的象征，借以展示其价值观念和独特形象。面对如此繁多的标志，其中不乏有知名的品牌，并可称之为标志设计中的典范，但是更多的标志却让人似曾相识、形象模糊、不知所云。通过长时间的分析研究表明，在标志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的一些误区。 一、标志概念模糊，将标志等同于一般标识 标志是用一种特殊的文字或者图形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以简洁精炼的形象传达特定的含义和信息，以便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一种特定的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语言，应该具备几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要有识别性，利用新颖独特的形象从众多的标志中区分开来，吸引人群的注意力，加深其印象，以便得到社会公众的识别和认可；二是要有象征性，标志必须要能象征企业的精神理念，反映出企业的特定形象和精神面貌。在标志中挖掘每一个图形的象征意义，通过具体的形象来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使象征的特殊信息与标志图形产生关联，从而达到传递信息、塑造形象、沟通交流、接受认可的目的；三是要具备高度的审美性，审美性是标志提高魅力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人们在初次接触标志时的选择性，独特优美的标志能吸引注意力，同时还能使之产生兴趣，拉拢与标志所属企业之间的距离，标志的审美性表现在三个方面：易识别的简洁之美、图形的造型之美、意和形的巧妙结合之美。 标志与标识有着明显的区别，《辞海》中也特别指出标识只是标志的一部分意义，相当于记号，并不需要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而是一种具体的标志物。正是因为一些设计师将两者等同起来，造成了标志没有了象征意义，不能有效地传达出企业特定的信息，因此可断定为误区之一。 二、企业把标志当成一种时髦和消费，造成标志粗制滥造，意义全无 很多的中小企业，在决定作标志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核心思想，只是觉得“人有我也有”，把标志的设计当成一种消费，一种时髦，并没有意识到标志的作用及其重大意义，又或者知道标志的价值却又不知道标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也正是由于企业盲目的设计标志，造成标志设计时一些设计师粗制滥造，交货收钱，你简单我也快速，完全不顾此标志对企业产生的影响，诸如此类标志，有还不如没有。这种标志设计乃误区之二。 三、标志设计程序不科学、不严谨 科学的设计程序是标志成功的保证，标志设计的程序没有一个绝对的顺序和方法，通常经过以下的几个阶段:1.调查研究阶段，成立标志设计小组，通过对企业做全方位的调查研究，获得企业的相关信息，作为标志设计创意的出发点，做到有的放矢。2.设计构思阶段，在这个阶段将收集的所有材料和信息经行整理和归纳，形成核心的精神理念，找出创意的突破口。3.草图设计阶段，把创意点子根据标志的特征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概括和表现，形成若干设计草图。4.形成正稿阶段，经过设计小组从若干草图中选出最佳的方案，深化设计并进行标准化制作形成正稿。5.应用反馈阶段，将设计的标志应用于企业的各个环境，并进行调查，收集反馈信息，并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调整。在这五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非常重要，重此轻彼，都会造成设计的失败，但在设计过程中，又往往对调查研究阶段重视不够，调查程序不科学，调查方位不全面，造成收集的资料不够翔实，企业核心思想提炼不够准确，设计定位偏离企业的核心思想，在以后的设计过程中在高明的设计师也不能设计出优秀的标志。这种情形，当属误区之三。 四、标志雷同，识别性差 这应该是属于设计方法上的误区，很多的设计师在设计标志之前，参考大量的资料，在资料中寻找与标志设计相符合的图形，而后没有对图形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因此造成了很多标志形象相似，缺少独特性，更有甚者干脆抄袭相类似的标志，改头换面、似是而非。正确的设计方法是凭借设计师的经验和积累，通过创意性的艺术处理将企业的核心思想转化成有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然后将这些图形符号进行筛选，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图形符号，经过加工处理后，并进行排列组合最后形成标志。 五、片面追求标新立异，标志的组合混乱 标志新颖独特，本是标志的一大特点，但是有些标志只强调标志的新奇怪异，而忽略标志本身所象征的含义，以为只要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就完成了任务，其实者只是起到了注目性的作用，成功的标志还必须赋予图形象征意义，来传达出特定的信息，使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不仅如此，标志的怪异还造成标志与标准字的排列组合的局限，比如只能横排，或者竖排，这就造成了标志使用的局限性，为了满足不同环境使用的需要，有些标志和标准字随意组合，这不利于塑造企业统一的形象，同时还会造成公众对企业管理的怀疑，破坏企业的形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应该算是误区之五。 六、标志色彩选择不当，不能反映出企业的行业特征和具体形象 标志的色彩通常被作为企业的形象色，它必需体现出企业的理念和形象在感觉上的诉求。色彩具有一定的含义和情感上的象征特征，不同的色彩能给人不同的联想，如红色象征太阳和火焰，蓝色象征大海和蓝天等。在确定标准色的时候，利用色彩的知觉感受所产生联想来表现企业的精神和形象，比如红色象征太阳和火焰，可以用来表现企业的欣欣向荣和蓬勃生机，同时也象征了企业人热火朝天的干劲、企业如日东升的前景。但是在很多标志中标准色的象征意义不明确，色彩种类太多，造成视觉上的杂乱。因此确定标准色，在反映企业的精神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根据标志使用的范围和条件，确定色彩的类别和多少，一般以单色为主，色彩较重，也可以使用套色，但不宜超过三种。 标志设计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一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还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但只要我们能把握住时代的精神，勇于发现，推陈出新，就不难使标志的设计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标志设计论文:浅谈祥云与现代标志设计 论文关键词：图腾　祥云标志　造型寓意 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祥云”与现代标志的结合，是对其造型形式美的再发掘与文化精神的再延伸与深化。 云，可说是与人类生息攸关的自然景象。历代的文学家与艺术家无不对其倾之以情。我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九歌》中以“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横四海兮焉穷”的诗句，形象地描写了云彩的旖旎壮美，留连婉转，却又无所不往，具有飘忽无常的形态。在中国山水画中，云的形象多不胜数。而我国传统吉祥文化中的“云纹”则作为一种独特的造型语言流传至今，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以其特有的形式美与象征意义逐渐沉淀成一种代表大众视觉记忆与审美尺度的丰富视觉遗产，影响着现代设计观念。 一、“祥云”的起源与演变 与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一样，“云纹”源流颇深。原始拜物思想和图腾观念为其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崇拜天文，视山河为神灵。远古传说“云神司雨”，雨与五谷生长关系密切，人们为此而进行了各式祈求保佑、消灾降富、庇护生产和生活顺利的祭祀活动。作为祭祀活动的工具，图腾明显地寄托了中国先民避凶趋吉，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于是，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风调雨顺的“云纹”（祥云）开始产生。它最初多与其它的“神灵”一起出现，如萦绕在“龙”或“凤”的四周，与“飞天”一起飘逸流动，与“天马”一起奔跑。此时的“祥云”常常被作为一种辅助图形出现，造型流畅，多采用适形手法。它有时出现在图腾的边缘四周或中心部位; 有时也作为背景，布满整个画面。随着吉祥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象征着福、禄、寿、喜等其它含义的形象也与“祥云”结合在一起。如“五福同寿”、“龙凤呈祥”、“四海同天”、“麒麟送子”、“一品当朝”等。 在民间剪纸、风筝、宫灯、官服、印染、雕刻等作品中，“祥云”比比皆是。并且“祥云”的图形已逐渐失去了“图腾”的特点，开始变得抽象，形象更加饱满，其形状或由几条弧线婉转勾画而成，或以回纹组合而成，或作带状，或呈对称形。造型饱满、流畅，婉转的线条更加优美，形象更加生动，荡漾出一种抒情、浪漫之美。唐末五代至清，“祥云”已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寄托理想、心愿和情感的重要形式。直观的形象和深长的意味，使其不仅上达宫廷大内，王侯朱门，还下至市井瓦舍，茅屋柴扉，显露了独有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并流传至今。 二、“祥云”的现代价值与运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脱离了对包含“云”在内的自然界及各种自然现象的崇拜与迷信，但对“祥云”所传达出的传统文化气息依然爱不释手。于是现代设计师们将“祥云”作为一种造型语言，经常地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祥云”作为一种符合大众视觉经验的传统文化的图形符号，很容易与公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又极易被公众解读，于是对“祥云”的再借用与再创造便成为常用的手法，而这种再借用与再创造，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搬硬套，而是对其造型形式美的再发掘与文化精神的再延伸与深化。以“祥云”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为例，我们完全可以得到以上结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汉民教授曾撰文指出: 标志是传达信息最精炼的形象语言，形简而意赅。现代标志设计常以意造型、以形达意。“祥云”与现代标志的结合，不是简单意义上地靠组合形象元素完成，而是凭借多种表现技巧获得。适形造型、平面置换、虚实相生、同构重组就是一例。图1作为房地产公司的标志，以绿色作为永恒的主题，蓝天白云、自由飞翔的小鸟与茂盛的花草，成为该标志的主要构成元素。诸多元素的组合，正是利用适形造型这一处理手法，将各造型元素相互穿插，相互适应，使之形成一个完美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造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对自然的保护。在这里，“祥云”已经被抽象成标志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图2则另辟蹊径，将cis中的“c”、“s”两个字母整体幻化成“祥云”的图案，与“i”化合成华表造型，同时整体图形又像“中国”的“中”字。云纹的回旋婉转与中间的两横三竖形成曲直对比之美。此处的“祥云”则是随形而想象，随形而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不是抽象绘画，更不是字谜，它是无声的语言，它必须求得观者的共鸣。现代标志设计不但要求图形的完美与新颖，还应追求标志的“一形多意”。其“意”不应是作者强加地“给予”，而应是观者自由地“获取”，是在图形诱导下的“意合”。作为吉祥图案的“祥云”图形，除了具有优美的曲线造型外，历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已形成了寓意丰富的精神内涵。现代标志设计中“祥云”的出现既增加了标志的信息量，又丰富了标志的内涵。图3是著名设计师韩家英为珠海祖龙居保健品有限公司设计的标志，设计师将“祥云”与传统招牌图形结合，匠心独具，寓意该公司生产的保健品能使消费者保持健康，并给消费者带来吉祥、如意。图4是万佛园（陵园）的标志，设计师利用“祥云”为底，反衬一个中国佛教图案“”字符，造型饱满端庄，用“祥云”象征“天”，与“仙风道骨”相寓，隐示了该陵园为仙家之地。“”字符象征轮回、永生，寄托了生者对亡者的追慕之情。而图5为鸿翔风味餐馆的标志，作者构思巧妙，名为“鸿翔”，却不见一鸟一羽，只见“祥云”飘逸，造型生动、神气，既隐示了该餐馆采用的原料均为山珍异宝，又寓意店家的服务将使顾客感到宾至如归，祥和周到。 “祥云”这一具有典雅东方美的传统图案之魂，已渗透了上下几千年，其优美、流畅、饱满、飘逸的艺术形象，美好而丰富的寓意，都赋予设计师们以无穷的创作灵感。总之，“祥云”的造型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艺术魅力，其艺术生命力也将与其生生相息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起长存不朽。 标志设计论文:现代标志设计应重视从中国传统图形中汲取营养 内容摘要 ：在当今信息时代，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使人们对现代设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传统图形体现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借鉴中国传统图形，可以对现代标志设计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现代标志设计在尊重、善用中国传统图形文化的前提下，应重视变通求新，从而设计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现代标志。 关 键 词 ：标志设计 传统图形 中国传统图形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现民族历史的一套完整的艺术形式。然而，中国近年来的标志设计受西方设计思潮的渗透，一些设计者往往习惯作各种各样点、线、面、体的分割与组合，并且在设计完成的最后也大多只是强调标志的形式感和现代性，而忽略了从中国传统图形中汲取营养，造成形成一些狭隘化的设计。这样设计的标志具有比较强的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但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 现代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图形的运用是设计者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点。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结合，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方面来着手进行。 一、让“形”的提取赋予创新 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之中，设计者首先要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让传统图形成为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再结合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立足于传统图形的原形上。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进而衍生原形并糅合到标志设计之中，从而设计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设计。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含的理念与个性。 虽然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之中，它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方式。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之中，绝对不能是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应该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这样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含的理念与个性。如我国香港的设计大师靳棣强在1986年为中国银行设计的识别标志，标准形象图形就从中国圆形方孔古钱衍生，又与中文“中”字变形相结合，突现了中国银行招牌，整个标志形象浑厚、庄重、通达，表现了中国银行资本实力雄厚、服务周到的个性和内涵。其中融入中国文化的传统民族精神与形象营销的当代市场战略于一体，展现了中国银行走向世界、再创辉煌的崭新面貌。 二、从“势”的把握产生灵感 “势”通常指图形所蕴含的气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和气氛。“势”能传达整个图形的精神。传统图形对“势”的营造上，特别要提到中国的国粹——书法。书法是人们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而得到启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大篆粗犷有力，写实豪放；小篆均圆柔婉，结构严谨；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气脉相通；草书飞动流转，风驰电掣。书法不仅有结构，更有笔势。结构仅仅是书法运笔的依据，而书法个性形态的形成还是靠其“笔不到而意到”的笔“势”。 把握与承传传统图形的“势”，并最终将其融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是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结合的一个难点。对于传统图形艺术中“形”的提取与创新，设计者比较好理解和掌握。然而设计者对传统图形艺术中“形”的沿用，只能说是对传统图形艺术的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如果要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形式，需要设计者长期的研究，并深入到传统图形精神领域的内部。因为只有在深入领悟了传统图形的艺术精华之后，才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打造出属于本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现代标志。 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直接借用，而是把中国特点、北京特点与奥林匹克运动元素巧妙结合。以印章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表达出了标志的主题。尺幅之地，凝聚着东西方气韵，笔画之间，升华着奥运会精神。2008奥运会会徽以中国传统的肖印为载体，同时又是汉字的“文”，充分表现出了北京人的热情与豪迈。残奥会会徽“天地人”，以中国传统的行书“之”字，勾勒出一个运动的人形，灵动的“天地人”，舞动的“中国印”，相得益彰，相映成辉，体现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缩影，突出了“人文奥运”的理念。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中的“势”。中国邮政的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表达了邮政服务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此外，香港的设计师蔡永耀为long island aquarium公司设计的标志也是把传统图形与现代标志设计很好结合的例证。因为该企业是水族公司，所以标志便考虑为“鱼”的造型，又因为该企业是香港一家现代型企业，所以设计师便采用了公司名字的首写字母“l”。“l”运用中国书法中草书的技法书写而成，笔势所到之处，加上两点，便成了两条生动活泼、游戏水中的鱼。这样的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代表性。 三、对“意”的挖掘成为依托 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相结合，这不仅要求能够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还要求去探求和挖掘蕴含在它们背后的延伸的“意”。中国设计领域泰斗陈汉民在谈到他在设计中的意识论和方法论时说了意味深长的八个字：以意制形，以形举意。所谓“制”，不仅是制约，也是制导，制约的条件既是设计要解决的难点，也是寻求解脱的依托点、启示点。而在造型表意上，既要注重受表意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离开表现的准确性，又要能表达创意者的个性和特色，带来形象语言的多元性和生动性，从而引起对公众传递的共识、共鸣。 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含义的外化和物化。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教学相结合，不仅要求设计者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把握与承延传统图形的“势”，同时还要去探求和挖掘蕴含在它们背后的“意”，所以传统图形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沿用在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而且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形成共识的传统图形的“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这也是现代标志设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追求吉祥美满的生活方式，某些特定的事物被赋予了美好的意义，把这些事物进行平面化，继而抽象概括，以符号、图案、纹样的形式表达出来，发展演变并传承下来，表达人们吉祥美好的愿望。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标志设计就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和现代审美观成功结合的一个范例，它巧妙借用“方胜”图案为基本框架。“方胜”是中国特有的吉祥文化图形，它表达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美好意愿，并结合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以表达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思想，这是一种积极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感寄托。 总之，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整体意识、生态意识、人文导向、雅俗论、多元论倾向等，都对现代设计有着良好的启示作用。因为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成长和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以它有着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带出来的印记。一些传统图形也存在有迷信、落后的糟粕成分，所以在将传统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之中时，设计者必须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挖掘优秀的、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让其具有民族性、现实性，并使其得以弘扬光大。同时在使用经典的传统图形时不能不求甚解，照搬民间或原始符号，否则设计作品难免将落入俗套。我们只有把握好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并使其视觉化、形象化，结合现代设计特色，让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在设计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样才能为作品增添更多的神韵。 标志设计论文:浅谈中国传统图案在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图案　标志设计　意蕴　借鉴 论文摘要：标志是以单纯、显著、易识别的物象、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言来代表企业、组织、团体或个人形象，还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中国的标志设计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从最初接受欧美、日本、港台式的设计风格和手段发展到今天，经过中国当代设计师的吸收、消化，从图形语言到表现手法，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设计之路，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设计风格。特别是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融合，蕴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极强烈的民族精神，赋予了标志设计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传统图案只是它浩瀚江海中的一支涓涓细流。而正是这支永不枯竭的细流至今依然浇灌和渗透在许多的现代艺术领域之中，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一、中国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劳动中所创造出来的，是一切工艺，美术的渊源和基础（如：年画、家具装饰、青铜器具、戏剧脸谱、亭台楼阁和民间剪纸等等）。从历史上看，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传统图案存在的基本形态和创作心理来看，它的创造目的是“实用与审判的完美结合，是劳动人民以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综合了理性和感性思维方式，运用了独具魅力的视觉形态”①p6，向世人传达着独具特色而朴素宜人的视觉信息，重叠了实用意识、民俗风情、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世代相传的文化心理的艺术形态体现。 从传统图案的历史渊源来看，“早期的甲骨文字图形符号，彩陶抽象几何纹样图案，青铜时代的器具纹样，汉画装饰艺术，古代的壁画，民间的各种装饰纹样（如青铜器具纹样、戏曲脸谱、亭台楼阁、玩具、年画、剪纸等等）以及中国历代书法图形符号等”②p6，形成了气脉贯通，连绵不断的中国传统图案艺术形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其地域的文化特征来看，由于各地区地理形态和区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传统图案特征，形成了华夏民族传统图案的资源体系。 二、传统图案的思想意蕴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案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的意蕴。外在的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的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等许多的美好象征意义来。③p6 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 传统的动物纹样如龙凤、麒麟、狮虎等以其威严的外貌，在佛教中它们是皇室、贵族及寺院等地的守护者。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天之四灵以镇四方，称四方（东西南北）之神。以后为道教所信奉，作“卫护神”，以壮威仪。被儒家所崇尚的竹与梅、兰、菊、松，因有出众的奇姿、高尚的品格而深受文人志士的偏爱，被大家称为“岁寒三友”和“四君子”，历史上许多文人乐于为它们赋诗予以赞美。佛家宣讲佛经时手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以后又把柄端改成灵芝形或祥云形，其糟微曲，造型优美，供玩赏用，曾被作为天帝力量的象征。道教的“太极图”概括世界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图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生，完美的造型、永恒的哲理，独显魅力！另外由于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造，又产生了一些内容丰富的符合劳动人民情趣的民间传统图案。它们大多含有吉祥意蕴，符合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追求。 三、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图案的审美艺术法则尽管是老调重谈，但是它对于现代设计师的艺术创作思维来讲，又总是会产生出许多现实意义来。这些传统图案的艺术审美规律，往往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我们的美术设计，如果我们能运用现代人的思维，对传统图案作进一步细致探究，那肯定会产生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传统图案的审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美术设计来讲，它无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图案必将会产生愈来愈积极的作用。 标志传达信息的功能性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它被广泛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带有传统意蕴的图形应用到标志设计中，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 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是来自中国传统图案中的“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将这一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向，并藉以表达标志主题和表达人民的望。 深圳市民间名吃饮食文化发展公司，品牌设计以“国花牡丹”为设计基础。牡丹图案作为装饰语言，（下转第60页）（上接第59页）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牡丹纹样(图案)，是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之一，她以富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标志设计作为本民族精神象征，她融进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良好祝愿，意寓繁荣昌盛，渊源流长。 中国联通公司标志是由古代纹样图形“盘长”纹样演变而来。回环贯通的线条，象征着中国联通现代通信的井然有序、迅速畅通和事业的无以穷尽、日久天长。新标志保持了原有标志的一致性和承接性，但在色彩上引入全新理念，由意寓科技、理性的蓝色转变为满足和提升消费生活为代表的红色突出了公司创新、 活力、时尚的品牌形象。红色和黑色搭配具有稳定、和谐与张力的视觉美感。红色双“i”是点睛之笔，既象两个人随时随地的沟通，又在竖式组合中构成了吉祥穗造型，“让一切自由联通”来满足人们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体现了公司的品牌价值。 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图形设计相结合应用的成功范例之一。该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运势融入到图形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四、如何发展与创新 以传统艺术中优秀的漆器装饰、陶器装饰、壁画装饰以及民间美术、少数民族装饰艺术中的经典内容作为标志设计的创意原点，是标志设计中常见的方法。传统图案不是一门孤立的造型艺术，由于现代社会超时空观、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加快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思想观念的深入人心，高度发达的现代美术设计思维被广泛地利用。传统图案的借鉴，应基于再创造这一原则，以避免原图形的简单翻版。另外，所借鉴的图形应该是与该标志所表现的意义相适应，避免张冠李戴。传统图案从来就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发展中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也不断产生与时俱进的新面貌。 由以上的成功实例可以看出，在现代图形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将本土文化自我延伸，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对于设计师应准确的把握传统图案的深刻内涵，并将它和现代的设计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赋予它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让古老的艺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断得延伸下去。 标志设计论文:论析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标志设计；传统元素；书法艺术；传统图形；吉祥文化 论文摘要：近年来，有很多标志设计作品展示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笔者综合梳理将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总结归纳为：汉字书法艺术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传统图形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提炼与衍生；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意蕴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历经时间的沉淀，几经建构一解构一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积累了大量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如:新石器时代自然和谐的彩陶、商周雄浑神秘的青铜器纹饰、战国时期灵巧多变的器皿，以及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等等，都充分体现了或恢弘或灵巧，或简约或精致，或工整或粗放或热烈或娟秀，或质朴或奢华等多种手法。许多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科技和工艺的不断演进经久不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元素。这些传统元素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也传承了华夏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 中国传统元素是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正熠熠生辉。这一切无不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 标志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形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作为现代视觉传达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将具体的事物、事件、场景和抽象的精神、理念通过特殊的图形表达出来。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吸引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在看到标志的同时，自然而然产生联想，从而产生对品牌的认同感。在整个企业形象的传递过程中，因其出现频率高，应用广泛，易于被人们认知和记忆。同时，标志设计又受本身所要表达内容的限制，实用价值是它独立存在的意义所在。 承袭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观念，近年来，现代标志设计作品中有很多着意强化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运用现代信息符号，对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既体现出现代标志设计的观念与时尚，又折射出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标志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 综合梳理众多现代标志的运用实例，笔者将传统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总结归纳如下。 1汉字书法艺术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汉字是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经过漫长演变而成的方块字。通过象形、会意等六种构成手段来传达特定的表意性，还有一图形化、符号化的表现特质。甲骨文、篆、隶、楷等各种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不但讲究字体的造型变化，而且非常重视文字的组合和虚、实、轻、重等整体构成关系。同时，篆刻作为中国独有的一个艺术门类，其朱文、封泥等不同的外在形式和历代印学家丰富多变的风格，使得篆刻艺术龄方寸之间营造出万千气象。这些都为现代标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 最具代表性的运用为2010年世博会会徽(如图1)，它以汉字“世”为基础设计，其中暗含三人合臂相拥的图形，从形象上看犹如一个三口之家相拥而乐，表现了家庭的和睦。在广义上又可代表包含了“你、我、他”的全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洋溢着崇尚和谐、聚合的中华民族精神;并与数字"2010”巧妙组合，相得益彰，表达了中国人民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博览盛会的强烈愿望。 印是一种权力，也是一份职责，既是郑重的约定，又是对诚信的承诺。因此，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如图2)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一印章，作为标志的主体图案，这在整个奥林匹克会徽设计史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以古老的印信寓意著有数千年诚信传统的华夏古国的庄严承诺:世界给我以信任，我给世界以辉煌!这个标志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会徽印信中的篆字京，代表青春焕发的古都北京，正以她开放的胸襟和吸纳万方、融汇古今的文化凝聚力，欢迎世界各族人民的到来。印信的阴文又将“京”字形幻化为一个飞奔撞线、舞动著迎接胜利的运动员形象，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强调了以运动员为土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充满动感与活力。这个标志把中国文化和奥运会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整个造型体现了力与美的高度结合，神在象外，象在言外，言在意外。在运动中传达出人类体魄和精神的双重之美，是体育精神的完美拴释。 2传统图形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提炼与衍生 图形在传统艺术中是一种重要的造型要素和风格样式，是传统风格构成的外化形式因素。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相融合，并不是简单化的复古，而是用现代设计构造基础的多种手法将传统图形符号进行新的设计重组，在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这种融合能准确地传情达意。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而且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许多为世界认同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作品，都是从传统图形中获得的灵感，进行提炼和衍生。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如图3)就成功地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凤凰纹样，并采用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的结构形式，一凤一凰振翅高飞，铿锵和鸣，将媒体的特点，以及品牌立意高远的王者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至。用两只飞翔盘旋的凤凰形象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体现了融汇东西、荟萃南北的文化观念，具有明显的华夏文明的烙印。 中国联通的标志(如图4)是中国古代吉祥图形盘长纹样的现代演绎。盘长源放佛教的八吉祥，本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标志采用迁回往复的线条象征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现代通信网络。整个标志易放识记且洋溢著浓郁的民族情结，鲜明的形象所带来的高认知度，为联通用户的扩展和业务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传统吉样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意蕴体现 “吉祥”，其意为预示好运之征兆，祥瑞。《周易·系辞》有“吉事有祥”的句子，说明吉祥的本意是美好的预兆。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吉祥文化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支流。它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吉祥文化的影响从古至今，无处不在。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的心存向往。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体现人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祝福，办喜事要贴双喜，过年要贴对联，北方许多地方贴“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年画等等。如果适宜地把吉祥文化符号的精神元素融入现代标志设计之中，必定会使标志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 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为香港西武百货公司设计的标志(如图5)就具有浓重的吉祥意味。标志将传统符号双鱼演变为西武百货公司英文名字“seibu”的“s"，代表阴阳哲学观念的双鱼图，是中国人对宇宙万象观察体会的经验总结，“万物负阴而抱阳”，这种阴阳相对，轮回更迭的自然规律，通过渐长渐消、首尾相抱、相互推动旋转的黑白双鱼表现出来，象征着公司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时鱼与余同音，又蕴含着连年有余的特定内涵，精妙谁确，恰到好处。 以上这些传统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往往是多元并存的。如凤凰卫视、西武百货等标志都是传统图形与吉祥文化，具象与意象，形式与理念的有机结合。这种多元互补的设计构想不但增强了文化厚重感，而且有助于设计理念的延伸和视觉感染力的增强。 现代设计与传统艺术从本质上讲，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这种联系在社会高度商业化、信息化的外因“催化”下相互之间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以现代审美的全新视点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就像靳棣强先生所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更可以借助标志本身所特有的持久性和广泛影响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把中国传统元素的精髓融人到现代设计之中，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同融汇成现代设计艺术的主流，推动我国现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标志设计论文:现代标志设计传统图案运用 摘要： 在强调个性化、民族性的今天，民族化设计已成为流行的趋势之一。中国现代标志设计中有关中国传统图案方面的运用也成为平面设计中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在现代标志与中国传统图案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使中国现代标志设计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特色成为现代标志设计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传统图案；标志设计；本土化；民族性 一、标志设计中中国传统图案运用的重要性 标志，一种具有大众性特点的传播符号，具有象征性，它以精炼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具有信息传达的功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设计已经被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设计界对有关设计的民族性、个性化语言和设计的文化内涵的探讨也越来越多。设计新的发展方向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时要注重把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融入设计之中。中国传统图案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在宣扬民族性的设计中，中国现代标志设计中有关中国传统图案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国传统图案特征概述 中国传统图案是经过各个朝代沿传下来的，具有民族性特色的图案。中国传统图案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彩陶图案，历经六千到七千年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图案，不是对物体的逼真摹写，而是追求具有美好寓意的抽象美和音律美，重视结构形式的律动感和生命力。它力图通过中国语言中所特有的谐音来表达人们心目中的追求与愿望。而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图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主题。在中国，数不清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戏剧歌谣与其他口头文字为传统图案主题的确立找到了充足的材料。从大的方面分类，主要包括福、禄、寿、喜、财。中国历史的诸多图案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或精神上的功利要求和民俗文化活动。另外，中国传统图案往往还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入，主要是儒家、道家的思想。 三、中国传统图案在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一）借形 “形”是指图案所表现出来的物体的结构与外形。对传统图案的造型进行分析和再创作，是现代标志设计中取其内涵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中，有很多具有特殊意义的图形样式。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相比，中国传统图案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其多注重实形的装饰性和完整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穿插和呼应关系，在构成时多遵循对称均齐，完整的骨骼形式。将传统图案加以联想和扩展，用现代设计的表现手法加以新的表达，往往能够使设计既有原始图案的神韵，又能传达传统图案吉祥如意的寓意，同时又更具有鲜明的现代化特色。靳埭强设计的公司标志采用的是“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案作为其基本框架，“方胜”，被赋予“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吉祥含义。“方胜”原型的借用与提取表现了其设计公司“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以“方”作为大地的象征，表达了设计界的广阔领域；取“胜”为优美和满，表达对胜任工作的决心。同时也表达了靳与刘设计公司与客户紧密联系，相互沟通理解的理念。“方胜”经过对其图形加以提取、衍生和再造，使之在保留中国传统意蕴的同时，更加具有现代感和实际意义。另一位设计师陈幼坚在他的现代标志设计中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技法相结合，用先进的设计理念来丰富传统艺术，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出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也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中国的设计水平。例如，他设计的“四喜娃”公司标志，原本只有两个孩童的形象，经过匠心独运的设计结合，看起来却是四个欢乐的孩童，或躺或卧的有趣造型，极具中国传统特色，同时又显示出了陈幼坚对其设计公司赋予的拥有巧妙设计方案和不竭灵感的美好愿望。 （二）取意 中国传统图案一般都具有装饰性和象征性。在长期的生活劳动实践中，人们结合自身的需求与审美，根据实践经验，将不同的元素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组合或构建，并赋予其特殊的寓意，最终形成了风格多样的图案。中国传统图案包含着无限丰富的意蕴与审美。这些传统图案，在中国现代标志设计的运用中，不仅仅借用其装饰性特点，更表现了其本土化的民族精神。陈汉民设计的北京王府井饭店标志运用穿插组合而成的经纬线条，构成了上下左右对称的正方形，传达出了该饭店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严格的规范化的管理，并热情迎送客人的经营管理新理念。标志中间的“王”字不仅仅是饭店的字头，而且还传达了该饭店在同行中傲视群雄、翘首领先的王者本色的寓意。此外，该标志在细节上也是很用心的，四个角落处有线的割裂，构成了“井”字性，既凸显出了该饭店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又表达了对该饭店的拥有来源不断的众多客人的祝福。该标志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又凸显了现代标志设计的时代特色。 （三）造势 “势”，即势气，也就是指图案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和气势，其神韵传达了图案的精神气息。中国传统图案往往会有势的精神传达。神韵是中国传统图案所具有的特色。中国传统图案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对物体的直接描绘，而是注重表现物体造型的气势，在艺术创作时，往往注重“似与不似”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传承中国传统图案的神韵，凝聚更高的精神境界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得到很好的体现。香港西武百货公司的标志，是陈幼坚利用太极图和鱼的形象通过变形抽象的表现手法结合而成。“太极鱼”的造型，不但有太极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无穷动力的涵义，还有两条一正一反、阴阳相对、巧妙结合的鱼的所谓“年年有余”的寓意，该标志喻示着该百货公司美好、吉祥的发展前景。他将中国传统图案的形式和寓意与现代设计手法相融合，赋予了标志设计及品牌设计深厚的文化内涵。 四、中国传统图案在标志设计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设计中采用传统图案作为设计素材，没有把传统与时代进行融合、创新，只是流于表面的图解与借用，把传统僵化保存，死板硬套。在中国当代设计师中能把传统图案完美融合在标志设计中的大师并不是太多，其成功的经典案例总是被设计者们反复借鉴和利用。在标志设计中出现了很多套用的现象，如靳埭强先生设计的中国银行标志，是因结了红绳的古钱而得到的启发，用古钱币与红绳构成“中”字，造型既现代又民族，中国银行的视觉形象和内涵就这样言简意赅地表现了出来，成为现代设计标志中一个经典作品，之后中国大部分银行的标志设计都纷纷效仿，出现了“无方圆不银行”的现象；韩美林以“凤”为蓝本，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设计出了一个具有中国韵味的标志，之后国内各大航空公司也大多以“凤”作为蓝本进行设计，对中国国际航空的标志进行借鉴，导致“凤”标满天飞的状态。像这样的的模仿不胜枚举。 五、如何在现代标志设计中传承传统图案 虽然在对中国传统图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很多的经典设计，但就其广泛程度和数量上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中国传统图案在标志设计中如何正确的运用，设计师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寻找更多的设计途径。首先，设计师在学会创新的基础上，要懂得重建与维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设计师在运用中国传统图案时，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生存现实的社会基础，寻求属于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源性的东西。其次，设计师的设计作品往往显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在全球化经济的运作模式下，标志设计如何获得自己的形象定位是设计师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所以，这就要求设计师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不但能够把握传统文化，而且能够以一种现代的视觉模式将之传达出来，被不同身份的消费者所理解与接受。再次，设计师一定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与了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以现代审美观的视角去审视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与现代审美理念为设计师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和多元化的选择，同时也对设计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师不仅能够精准地理解和运用符号，而且要通过熟练的技巧创造出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作品。 六、结语 中国现代标志设计经历了从对西方标志设计的模仿到采用本土化的设计语言和传统符号的设计历程。中国传统图案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文化内涵丰富，是值得设计师用一生去探讨和研究的一个艺术领域。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对中国传统图案的运用，为我国现代标志设计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本土化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能够充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魅力。设计师只有把握好中国传统图案的实质与文化内涵，使其视觉化、形象化，结合现代标志设计特色，让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气韵在标志设计中自然流畅地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为设计作品增添更多的神韵，使标志设计具有本土性和民族化特色。 作者：韩雪梅 单位：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标志设计论文:城市文化标志设计策略研究 摘要： 全球化加速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给民族文化和城市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导致全球出现文化同化现象。南京是一座文化名城，魏晋风骨、六朝遗韵乃至唐宋以来的诗词歌赋、话本辞章，这些积淀造就了今日南京独特的文脉。文章以古都南京城市文化发展策略为视角，探讨城市系列文化标志设计的要素、原则和方法，从而更好地塑造南京城市品牌，提升南京城市的文化品位，树立南京城市的特色形象。只有在融合地域文化理念的基础上设计城市文化标志，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使城市更加富有特色和生命力。 关键词： 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南京；文化标志；设计方法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是文化的沉淀，是城市的根与灵魂。随着时间的酝酿，每一座城市都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中国城市经过多年的经济建设，逐步运用文化策略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目前，如何更好地促进城市特色文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重视。所以，在这些城市文化策略取得相当成效的同时，探索更为有效的优秀文化标志设计就成为当下设计师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南京，古老而又充满活力，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现代都市，是著名的绿色之都、文化之都、博爱之都。未来，南京将被打造成“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文化特色更加鲜明、人居环境更为优美、社会更加和谐”的世界知名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更好地扩大南京城市知名度，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营销理念，其中文化标志的高效性设计尤为重要。文化标志的高效性设计，即在文化景点标志设计中融入城市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特征，结合现代的设计理念，创造出富有南京文化特色的城市视觉形象。 一、文化对现代城市发展的意义 美国建筑师艾里尔•沙里宁曾经这样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可见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可以说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人格价值的精神诉求。 1.城市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语言、文学、艺术及包括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城市文化也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其二是从城市自身特征出发，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由此可见，城市文化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具体特征如下：其一，城市文化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会呈现不同的文化。中国56个民族有着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江苏是汉民族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江苏省内各城市的文化也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其二，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在不同的地域，因为空间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同，再加上城市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城市文化的地域性非常鲜明。其三，城市文化的现代性。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时代，城市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当代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的层面上，还应根据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为它注入一股新的活力。综上所述，城市文化标志形象设计作为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在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城市文化自身的特点，集中提炼城市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和具有内涵的经典形象。 2.城市文化建设和反思 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地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显得更加迫切，正如《北京宪章》所指出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带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消失，城市和建筑物的标准化和商品化致使建筑特色逐渐隐退。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在这种全球文化共生与交融的发展趋势下，各地区城市在文化建设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城市文化趋同、城市建设失调、城市形象低俗。我们不得不反思，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是否可以抛弃自身文化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一些城市开始新的建设，但由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缺乏认识，造成了对历史古城的摧残，现在除了极少数的古城之外，大部分城市已丧失了原来的古城风貌。中国政府针对这种对历史城市缺乏保护的情况，陆续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政府机构对城市文化保护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由于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的存在，还需要更多、更广泛的文化建设策略。 3.城市文化是文化标志设计之根本 城市文化标志通过一定的视觉造型元素向公众传达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优秀的城市文化标志设计对城市形象核心价值观的展现和城市文化品牌的树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每座城市因自身文化的特性而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名片，只有以城市文化为设计根本，提炼文化中典型性的造型设计元素，才能更好地展现城市的个性形象，多渠道、多样化地开展城市文化建设工作。 二、南京城市文化溯源 1.城市的历史文化 南京简称宁，是江苏省省会，它背倚钟山，怀抱长江，是十朝都会，人杰地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赞叹道：“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南京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和约450年的建都史。在作为都城时期，南京因其“金陵帝王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如六朝、南唐尽管是定都南京的地区性政权，但在历史大动荡时期，仍然扮演着传薪播火、续绝存亡的角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史学、科技都有空前的发展，南唐的诗词书画独树其帜。而明朝作为定都南京的统一王朝，则义不容辞地承载起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重任。 2.城市的文化特性 文化凝聚着城市发展的动力要素，是一座城市生存的基础和进化的动力，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内在品质和精神力量。人们通常会通过对城市的物质特色的认识熟悉城市的精神特色和个性，即城市的文化。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属性。其一，城市文化的融合性。南京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座城市文化的大融合。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平原，在江苏省的西南部，是大江南北要津，吴头楚尾重镇。南京具有独特而优越的山川气势。辖境之内，山环水抱、葱茏毓秀，山水城林融为一体。城市中心的梧桐树形成的天然“绿色隧道”浓阴覆盖。这种林荫大道开全国近代城市栽植行道树的先河，曾是城市精神的一种文化体现，也为南京这座城市增添了勃勃生机。其二，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南京是交通枢纽城市，是长江流域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处于中国东西水运大动脉、长江与南北陆运大动脉、京沪铁路的交会点，素有“东南门户，南北咽喉”之称。自古以来，南京与国内南北各城市联系紧密，对外交往也十分频繁。南京是中国最早通过海上交通进行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其三，城市文化的创新性。南京是科教发达的创新型城市，自古以来一直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具有“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称号，也是全国首个获得“中国软件名城”称号的城市。南京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其四，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朱自清曾写道：“逛南京象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行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就仿佛在浏览一部鲜活的中国历史。南京城市文化中有着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温婉动人的六朝烟水、气势磅礴的大明文化、庄重而优雅的民国建筑。所有这些都给南京城市文化烙上了独特的印记，同时也给城市文化标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素材。 三、南京城市文化标志设计原则 南京城市文化标志设计建立在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是对城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高度提炼。城市文化标志是传播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视觉符号，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标志设计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文化延续性原则 在城市这个复杂体系中，文化作为核心要素和精神领袖，在树立城市形象中居主导地位。文化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是深远的而不是短暂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标志设计可以更好地体现城市生活品质。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著名的历史遗迹，南京的山、水、城、林构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风貌，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这些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给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2.功能导向性原则 标志设计是一个品牌的体现，城市文化标志是城市品牌文化的核心载体，具有一定的视觉导向功能。融合了城市文化符号的标志设计，能够最大化实现它的导向功能，引导人们了解、关注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功能导向性原则是城市文化标志设计的基本原则。 3.形象美观性原则 标志设计是视觉形象设计，是通过视觉传达的方式将设想、规划表现出来的活动过程。城市文化标志设计不仅应具备其功能的导向性，还应具备融入城市文化的形象审美性。每个城市因其文化物质形象的独特性而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不同的文化形象符号呈现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所以，城市文化标志设计应按照真、善、美的艺术要求，提炼美的、经典的、独特的形象符号，结合视觉传达设计美的法则创造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城市形象。 4.自然和谐性原则 城市总是伴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发展，自然文化总是沿着自然地貌中的山水脉络延续和发展。人与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主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加大力度保护自然环境，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代表城市形象的文化标志设计必须尊重自然，倡导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文化建设的阳光大道。 四、南京城市文化标志设计方法 通过以上关于城市文化历史，以及南京城市文化特性和标志设计原则的探讨，从设计理论的角度看，只有植根于城市文化的标志设计，才能为现代城市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文章主要从意、形、色、字四个方面出发探讨城市文化标志设计方法。 1.从意出发 意的字面解释是意蕴，文章探讨的意还包括象征性、隐喻性和故事性。“意”蕴藏在城市文化中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城市文化标志设计首先要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寻找具有地域文化意蕴的符号形象，然后通过象征性、隐喻性、故事性等一系列创作手法，对原有的形象符号进行重构和再现，最终形成符合城市文化特色的标志形象。 2.从形出发 图形在导向视觉传达设计中是最重要的要素，图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设计师一般运用具象图形表现城市文化标志性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和建筑物。具象的图形直观形象，易于识别，南京部分文化景点的标志是用具象的建筑外形特征设计的。当然，这里的具象也不是完全照相式的写实。抽象图形指的是由点、线、面组成的几何图形，它是在具象图形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意识对形象进行再设计。抽象图形相对具象图形在符号的提取上更集中、更纯粹。研究表明，具象图形和抽象图形都会选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形来设计。 3.从色出发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城市色彩是城市文化综合体，它受到自然地理环境、传统文化特色、人文景观特色等影响。把握城市色彩基调，可以彰显城市文脉的特性。南京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通过对整个城市文化特色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五大类内容：古迹类、文博类、校园类、现代建筑类、民国特色类。分析这五大类内容的特征得出相应的五大类色调，如古迹类根据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从六朝时期佛教文化中提取色彩特征，莲花是佛教中的象征物，而清雅幽远的青花瓷和莲花具有相似性，从而提取青瓷色进行古迹类文化标志的设计。 4.从字出发 文字从产生起就是以图的形式呈现的，如象形文字，所以文字有属于自己的图形属性和美感。在文字造型的基础上，加以装饰美化、夸张变形，可以创造出形式鲜明、具有独特个性的城市形象。综上所述，城市文化标志中形象造型的选取和表现要在充分挖掘其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以真、善、美的原则提取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由此可见，每一件成功的、优秀的文化标志设计作品都是设计师综合应用各种视觉元素进行造型设计的。 结语 城市文化标志是城市独特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的载体，是树立城市文化形象的核心与灵魂。在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城市本土文化的发展和推广应被当作城市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文章通过梳理南京城市文化特性，初步探析了文化标志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希望能更好地完善文化标志设计体系。研究表明，只有立足于城市文化的标志设计才能更好地展现城市的独特形象，使城市文化建设更具有生命力。 作者：褚小丽 王健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标志设计论文:标志设计平面构成应用 点、线、面为平面构成中的三大元素，在标志设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分别从这三大元素的特点及类型出发，结合实际的标志设计案例分析，总结出平面构成的三大元素在标志设计中应用的方法，为标志设计提供更丰富的表现空间。标志图形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与传播符号，给人以明确的记忆和启示，不易太过于复杂和繁琐。标志设计又分为具象表达与抽象表达两种，它必须以精炼的形象传达一定的信息和内涵。而平面构成中的三大元素被大量的应用在标志设计中，发挥着象征与传播的作用。 一、点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点是所有设计中最基本的造型元素，在实际的设计应用中，不仅仅是指圆点，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圆点、方点、三角点、锯齿点、梯形点等等。自然界中的任何被我们所感知的形态，只要缩小到一定程度，都能够产生不同的形式的点。在标志设计中将点作为原生要素借用平面构成形式，做重复、特异、近似、发射等变化，可产生丰富多样的形态。 1.等点图形 平面构成中的等点图形是由形状、大小相同的点构成的一个画面。这种方式应用在标志设计中让图形更具有规律性和一致性。中Sellcast标志设计的四角星形态以点的形式存在，并以两种色彩及两种方向交替出现，在保留等点图形一致性的同时，又增加了一定的动态感。 2.差点图形 平面构成中的差点图形是由形状或大小不同的点组合而成的画面。不同点的排列与组合，可以形成具有丰富变化视觉效果。应用在标志设计中，具有一定的节奏性和律动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ZEROawards标志设计将十字符号作为点的形态，在接近于球面轨迹的骨骼上排列，作由小到大的变化，让原本停留在二维空间内的O字母通过差点图形，产生了律动有致的立体感。 二、线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线本身的形态是极为丰富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作为标志设计的造型元素，它能满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要求，产生丰富多彩的图案。线条从大体上分为直线和曲线两大类。直线又可分为：规整的水平或垂直线、带有方向感的斜线、错落有致的折线、带有韵律感的网格线。曲线可分为：规则的几何曲线和随意的自由曲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统筹城乡发展论坛》标志设计，它不属于某个行业或企业，很难用一个具象的形态去概括和表达，但如果采用抽象的方式来说更容易一些。从右到左，由平行的一组横线按照一定的规律变成发射线，在二维空间内形成两个透视转角面，既能表达统筹和发展的状态，又呈现了论坛会议厅内的局部空间，可谓是一举两得。《同一首歌，走进新农村》标志设计，采用流畅的不规则曲线作为基本元素对中文字“农”进行字体设计。在保留了文字本身的间架结构的同时，自由的曲线欢畅淋漓，再加上丰富多彩的色彩注入，好似农民朋友相聚在一起，欢歌笑语、载歌载舞的情景，一片生机。 三、面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平面构成中的面，是相对于点、线而言的，它的面积比点更大，是线的移动轨迹，具有稳定扎实的感觉。在标志设计中谈到的面一般可分为两组，一种是规则的面，比如：圆形、方形、角形等，另一种是由曲线、直线围成复杂的面，融入了圆、方、角等多种因素，变化丰富，形状各异，可以满足不同行业或领域具象的表达。广东省博物馆标志设计，以“博”字为主体设计，在保留文字结构与笔画的同时，用大小各异的规则的四边形相互拼接而成。既展现了博物馆的体态感，又与博物馆建筑本身的外立面在形式上形成视觉方面的统一。 总结 平面构成中的三大元素，虽然看似简单，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而标志图形本身也正是需要这样简练的图形变化与组合，可以高度概括企业行业属性，为企业形象传播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广泛的渠道，给大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作者：许倩 单位：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标志设计论文:花鸟字技法标志设计应用 摘要： 花鸟字作为民间艺术的一种，是设计的源泉。它注重点、线、面的融合，其添饰和替换的手法对现代标志艺术设计有极大影响，可是现代花鸟字这种近看花鸟画，远看文字的艺术元素符号到了几乎快要濒临灭绝的程度。其技法在当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可以从技法的“形”、“意”两方面着手，从添饰、替换到字体的形变来诠释花鸟字对现代标志设计有着形象化、装饰化的向导作用。 关键词： 花鸟字；现代标志设计；图形 引言: 继承和弘扬传统民间艺术，是中国人的职责，让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融合是设计师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花鸟字是一种易学习、有寓意并与书法相融合的民间艺术，通过对汉字的解读，运用国画花鸟的绘画形式与技法，使二者融合而形成的传统技艺，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张道一先生的《中国民间美术辞典》对“花鸟字”一词作出定义：“花鸟字，据考证兴于汉代，其结构用字里藏画的形式，巧妙地融字、画于一体，表达出吉祥喜庆的效果”[1]。就是这种花鸟字的技法，让它在当代标志设计中的价值极大，而迄今为止，花鸟字在当代设计的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代标志设计不仅是简单有效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并轻松记住的记号，还是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元素和企业文化精神的符号。花鸟画的技法总能给标志设计师带来一定的灵感，对现代标志设计的影响可以从花鸟字以画的形式、添加装饰的技法、图形的形变三个方面来体现。 一、以画的形式在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花鸟字是在数千年长期劳动实践中逐渐发展演变完善的传统艺术。它以字为载体，将笔画中的点、横、竖、撇、捺以花鸟、草鱼、虫等植物形象绘画，按字形结构组合，形成画中有字，字中有画的视觉效应。从此字的笔画图案出现你增我补、互相借鉴的现象，作品中大部分文字笔画逐渐被花鸟鱼虫等图案所代替[2]，这样的图文让符合现代标志设计易识记的目的，也是对吉祥寓意的一种表达。与花鸟字结合的标志设计有很多，如（图1）天胜花鸟网的标志设计，该标志形象化的鸟头，又似天胜花鸟网中拼音的“S”颜色采用绿色比喻成绿叶，周围的三划用红、画、草绿三种颜色组成代表着花之意，表明天胜花鸟网主要经营各种鲜花盆栽、假山园林和器具等商品。天胜花鸟网的标志设计简单易懂、易被观看者记住，运用花鸟字的画的技法和象形化的结合，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同时把天胜花鸟网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添加装饰的活泼手法 花鸟字艺术是在东周时期鸟虫书经过魏、唐、明清等时期的发展演变而来的。在东周时期各地诸侯称霸，青铜器等物的锻造盛行，出现了把少量笔画换成鸟虫兽的“图形”用黄金镶在青铜器上起装饰作用的作品，这种方法让读者读取文字更加通俗易懂，因此得以流传下来。添加装饰在当代标志设计中应用的例子很多。如唐康药业的标志设计，“唐”字为主，把中草药的叶子作为一点，这是花鸟字中以汉字的“点”的笔画上添加植物装饰整个标志，点明主旨的手法应用，文字装饰设计具有美观大方，便于阅读和识别的特点[3]。把唐康药业整个企业做中药技术展示出来。标志中叶子的形象抢人眼球，给人画龙点睛之像。 三、图形的形变让现代标志设计更有意味 图形是标志设计的基础要素，图比文会更加让人容易记住。图有原图和通过文字变形而得来两种。普通的图大众化，没有特殊的可识别性，那图形的形变在标志设计中的作用就极其重要了。花鸟字图形形变技法主要根据文字的场景、字体的基本结构、图形的创意来进行变形。现代的标志设计在继承传统花鸟字替换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仅是将动、植物等融为一体的进行绘画，而且现代的标志设计不是原搬实物，更多的是把它们抽象化，让观者看着一目了然、容易记住。花鸟字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如：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设计，其台标设计师刘长乐通过中国人把凤凰作为吉祥、和平的寓意这一习惯而提出了凤凰卫视台标设计的构想，这个台标把花鸟字的图形形变技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图标设计上以传统纹样凤和凰的形式进行有中心基点的向四周旋转，这种被誉为“喜相逢”，同时采用了阴阳太极八卦学说，它们在一个共用的圆内相辅相成，展示了“凤凰”未来发展的前景。 四、结语 花鸟字的技法在当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不仅仅体现在图形的技法上，还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都讲究的寓意上来展现。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标志设计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也应该跟随其步伐，在吸收西方的艺术理论的同时也要继承传统文化元素，并加以创新，让传统民族与现代设计兼收并存。 作者：陈芸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

中国发展论文: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团结奋斗的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以科学发展开拓中国发展前景 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坚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种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的两大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我党以发展为中心、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主题，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抓住这个战略主题的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对发展之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调整。 无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还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抑或“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了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并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尤其是在我们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党在继续注重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可以认为，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必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二、科学发展是全球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就目前而言，人类对于发展的普遍共识是：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近代以来，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其核心概念是工业发展，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基本上是走向工业化、技术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第二阶段，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变迁。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于是，人们开始注重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统一，注重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整体性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其核心概念为可持续发展。1972年，著名的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小册子，用大量的数据和模型表达了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着”的忧虑。在这同时，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提出要将发展看作是追求社会要素即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和谐平衡的过程，强调要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其核心概念是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特别注意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1990年，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随即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并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大缩短时间距离。同样，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重演着，只不过缩短了不同阶段的时间距离而已。因此，在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之后，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世界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 三、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总量由此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的问题，一是发展的不平衡，如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等，均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发展的不全面。所谓全面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均衡和和谐统一。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三是发展的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其消耗与其产出之比例，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四是发展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从其根本出发点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带来社会的富庶和人民的安康，从而带来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凝聚性，带来人民普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以及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实践中，发展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尽管我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平还很低，人民普遍的小康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同时，我们要解决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毫无疑问地需要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因此，要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将发展视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归宿点；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目的。由此观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于人的健康、生命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生活。 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发展战略之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协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领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且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文明和进步，包括了发展与自然、与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二是地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且也包括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此等等。 为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其根本的方法在于推进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推进这五个统筹，将有效地解决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将有助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也必将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论文:生态文明向中国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中国大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迈进之时，无论是产业结构、增长方式还是消费模式，无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共同要求。 “生态文明”凸显以人为本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过去许多地方单纯将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重化工业过度发展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唯一途径。这样的想法现在也不鲜见。”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表示，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义之一是推进建设生态文明。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看来，建设生态文明有另一层涵义－－“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贾治邦说，建设生态文明要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生态体系。 “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突出体现。”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东亚政治研究所所长辜学武认为：“以经济为主轴的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社会和谐’翅膀，一个是‘生态文明’翅膀。这有助于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把市场经济发展人文化，是很好的想法。”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则从文化角度对“生态文明”有独到看法－－生态文明不仅要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来思考，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不仅是长远的民生问题，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 “生态文明”之路虽艰必行 仅是今年，环境事件就频频出现——4月以来，太湖蓝藻持续暴发，贡湖饮用水源一度出现污染，巢湖、滇池、三峡库区支流等流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蓝藻水华；7月初，江苏沭阳饮用水源地遭受污染，城区供水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口饮水用水受到影响…… 还有环境“慢性病”——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841个县（旗），近4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部分流域周期性水资源短缺加剧。正常年份全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状尚未得到遏制。数据显示，去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上半年，全国除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这种增长格局，不仅使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进一步增大，而且使节能减排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不久前表示，经济快速增长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 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成为环保工作的一大挑战。环保总局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重点湖泊进行的专项检查情况表明，违法排污问题十分突出。在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中，有110个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等环境违法问题；在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存在运转不正常、处理不达标或停运的现象；在529家企业中，有234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不计成本的快速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就会遭受高污染等后果惩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费云良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只有靠科学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引领中国踏上绿色大道 洞庭湖区曾一度出现严重的造纸污染，局部水质因此一度下降到地表水劣五类标准。在实施污染整治和结构调整后，洞庭湖水质由五类、劣五类变成现在的三类，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最近又重现洞庭湖。 洞庭湖治污效果初现，是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缩影。 “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到2010年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面达到20％等指标，要求通过五年的努力，改善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提出了45条政策措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黑龙江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目标方案，与各地市和主要用能单位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制定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内的项目建设时间表，并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体系。 老工业基地辽宁推进建设“生态省”，计划到2025年重点建设6大生态区。整体投资规划总额为2400多亿元，是辽宁重要的战略工程。今年起投资73亿元，先行实施为期3年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 贵州将“环境立省”战略放在五大发展战略首位，明确要求“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目前已有300多家黄磷、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关闭。 农业大省山东最近实施了“两减三保”农业污染控制计划，即减少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并提出到2010年全省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煤炭大省山西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上半年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一批煤炭企业实现了煤电一体化，煤化工蓬勃发展，还涉足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 人们有理由相信，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论文:立法听证中国发展的内民主需求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以下结果：第一，重要法律案讨论的过程将会越来越长，争论将会越来越激烈，有些法律案甚至不会获得通过。单从立法环节来看，这样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恰恰就是在争吵声中，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大加快；第二，当公众意识到法律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制度的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希望这些代言人能够发挥作用，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满足自己的愿望，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将会不断高涨；第三，法律的制定由于广泛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因而不再被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法学精英所垄断，法律的民意基础将会大大提高，法律的执行成本和普及宣传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第四，由于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普遍意志的反映，执政者的权力受到了广泛约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将会减少。 综上，立法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内在民主需求，只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充分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在民主改革的洪流下，中国的法制建设将会日渐完美。 中国发展论文:瑞典议员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访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 中新社记者柴燕菲 “中国越来越快的发展，说明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商机，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今天在浙江长兴县以北欧人直率的性格，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给世界各国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商机。 安德斯·阿克森先生是来长兴参加第三届中国长三角与欧洲波罗的海地区合作发展论坛暨二00七中国·太湖明珠——长兴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发出如此感慨的。他告诉记者，瑞典一直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瑞典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多。二00三年，中国成为了瑞典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00五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并在逐年增长。 从自身的经历来说，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也看好瑞中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长兴参加合作发展论坛。从这几年与长兴的交往中，他欣喜地看到双方合作成效显著，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取得了双赢局面。“与长兴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瑞典今后将加强与中国各个省市的交流和合作。” 对于有人说“中国发展将造成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滞缓”的论调，安德斯·阿克森议员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的局面，中国高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受益。事实证明，中国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资金和资源。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需要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给我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了机会”。 资料显示，二00七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一点五，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今年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 中国繁荣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最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六千九百六十一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一百八十个，世界五百强有四百家在华投资。 同时，中国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达九百亿美元，全球排名十三位。中国企业已在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涉及诸多领域。而不久前刚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 有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可能超过八百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完)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作者：肖毅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道路固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是改革开放，但它的理论孕育和实质原则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清晰可辨的思想脉络表明，中国发展道路并非天才人物突兀的灵光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碰撞的结果。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普世的原则和一般历史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1885年，恩格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669面对落后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居高临下地把他们的理论看作万灵妙药，而是要求深入了解俄国的实际，寻找革命的道路。俄国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提出了跨越条件。在恩格斯看来，俄国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谨慎看法，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迷信自己的理论，而是高度重视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注重对实际的深层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他们的学说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890年，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大量存在，从早期到晚期，从著作到书信，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和贯彻这一原则。就此而言，中国发展道路不过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不是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 二、列宁学说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镜像 列宁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没有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和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十月革命时期的国情，列宁还提出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理论。可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列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提供了榜样。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摸索到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3]603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列宁从理想性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退回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经济活动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说：“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改为‘围攻’。”[3]602“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退一些的境地，不仅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回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3]605“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3]569列宁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俄国的农民问题不同于西欧的问题。所以，列宁提出了“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3]771。他看到一些人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时，警告人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强调培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人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总之，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国家学说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等。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合作社问题、国家机关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等，都对我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三、、邓小平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邓小平都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42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它们是臭的而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根据特殊的国情，主张走出一条与俄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划分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邓小平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出发，主张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他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142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社会实验，因而鼓励实践创新，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试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突破僵化思维，把市场看作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36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开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简要的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他们都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它表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7]162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教条地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实际”是具体的、客观的、具有内容的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想的、空洞的实际。一个惨痛的教训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一度背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经济上实行“大锅饭”，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上发动“”，将革命时期的经验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相结合最好的例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党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后，面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其三，坚持中国发展道路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有人受西方福利和民主的迷惑，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对中国发展道路持批评态度。殊不知，西方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西方中心主义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信心的表现。另外，对西方好的东西，放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就不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现代化的说教。邓小平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5]256总之，中国发展道路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黄敏娇 张有奎 单位：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中国发展影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以后的创作中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它是当今全球化理论的源头。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准确把握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更具有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 “世界历史”观念作为我们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理论框架，最初源起于希腊时代斯多葛派有关世界主义的思想。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在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方面，典型代表是德国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其中黑格尔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世界历史观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渊源颇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世界观念合理内核的思想结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解释，一是:展示人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指历史学上的通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这里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用讽刺的语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至于他们的全部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里的“世界历史”一词，同样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6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发展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他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2］ 这层含义是马克思独创的。这是马克思从现实和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解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功绩，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特别的界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经验到的一个事实，但她却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3］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现代化内涵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极其丰富，主要集中蕴含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中。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走向的必然性和自主性。马克思认为，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急剧变革，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出现。“它比以往一切生产方式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将现代化定位为一种世界性浪潮，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发展大工业的必然，更无法回避发展工业生产力的要求。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了现代化手段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指出了实现“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文明，以取代传统的农业文明;大力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充分利用世界整体资源，以全方位的开放式发展冲破传统的封闭式发展，进而实现文明的交流和互补。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其实质也就是对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的科学规定。第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凸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指: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是一种“社会革命”，其内容包括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民主、最多数人的最大自由，最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高尚的道德情操，理想的自由人格。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关系。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 第一，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了。这正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正确描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自觉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才能在开放的世界中，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早日跨入现代化的行列。 第二，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不搞市场经济，现代化就没有指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根据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量和勇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完全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使中国能够通过市场走向世界，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世界化。全球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必须发挥各民族的特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正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第四，积极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不能跨越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所在。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违背世界历史首先要作为生产力的世界化发展的现实趋势，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要求。目前，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二百多年内完成的产业革命，而且还要迎接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既要利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一有利契机，又要积极利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加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中国，步入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道路要走，因而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会被完全地发挥出来。 中国发展论文:民法精神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民法，是每位公民接触最多的法律，也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法律。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主体的独立和意志自由为前提，以意思自治的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体现了民法精神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本位特征，具体来讲包括契约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主体意识三个方面。民法精神是指导民事主体之间民事行为准则的共同意识，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最抽象的民事行为准则，比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更能体现民法的内在精神。民法精神集中归结为民法的理性、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理想。基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内容的民法精神。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民法精神对促进国市场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法精神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民法精神强调平等、诚信、秩序，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规则高度契合，表现在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崇尚，其实质也是对人的尊重。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法律保障，也为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最终形成合理的预期，这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不谋而合。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同时，完善的民法制度可以推动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本主义在全社会的传承，从而推进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公平、和谐地发展。 二、民法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手段，而民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不断完善民法并加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第一，民法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道德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道德素质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在宣传法律的同时形成法律素质对民法精神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民法调整的内容是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中的基本方面，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部门，可以说，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人生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绝大部分，民法因此也成为法治原则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组合。总之，当代民法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是精神文明中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的法律化。 三、民法精神对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社会存在与不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范畴比较广泛，其中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法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有关法律的制度事实、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占主导一种社会行为文化，法律文化具有持续性、稳定性与传统性，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形成的一种能够满足自身社会能力需要的正确的行使方式。而民法文化以其对人类发展提供最理性的精神指引和为权利事实提供最有效的行为模式，成为人类社会整个法律文化构造中的基础。总之，不可否认，民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会在法律文化的传承中使社会文化得到改变、发展和完善。 四、民法精神对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民法是我国调整社会关系领域最广、法条最多、法律概念最精准、逻辑性最强的法典，为和谐社会中的民事生活提供了系统详尽的法律规则。中国民法典既给民法主体的各种行为提出了规范性模式化的要求，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情都可能会与民法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法的存在与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实践意义。第二，民法授予了主体广泛而又神圣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不仅广泛多样，而且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精神将伴随着民法规范的广泛适用和普遍遵守，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法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第一，在民事立法中我们应更加重视和加强“私法自治”，因为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是各种民事权利的基点和起点，可以使它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对接，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主体的自由，还有主体的自律。第二，“意思自治”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确认和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并在民事立法文件中以明确具体的条文加以规定，而且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三，要重视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私法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相关制度保障以外，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强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力度，弘扬民法精神，逐步推进民法制度的完善，进而培养民众的平等、自由、契约等思想观念，构建我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