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连 寺庙旅游 节事旅游 开发 研究
大连是国内较早开发节事旅游资源的城市。目前，节事旅游模式仍以传统活动为主，缺少创新。大连节事旅游已处于瓶颈期，亟需开发及创新。
一、大连节事旅游的发展现状及瓶颈
（一）大连节事旅游资源汇总
（二）大连节事旅游发展瓶颈
1.冬春季节旅游偏少。大连节事旅游几乎都集中在夏季秋季，因为夏季秋季是旅游高峰期。而冬春季旅游淡季节事较少，春节焰火晚会取消后更是少之甚少。
2.原有节事旅游活动要创新。本地非业界人士几乎不再关注，外地人参加一次不会再来。原因是活动的创新性不强，吸引人们眼球的内容少，带动旅游的元素越来越少。开幕式、闭幕式、花车巡游的单一让游客觉得乏味。
3.政府参与不放权，市场化运作程度低。由政府牵头且主导的节事活动，按政府行政方式运作，缺乏对市场的把握。国际服装节办了近二十届，市场和游客心理已经发生变化，但服装节的运作模式、表现形式仍一成不变，势必与市场脱节。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节事就不会给旅游带来更多的效益。
二、大连节事旅游之寺庙节事旅游资源开发优势
首先，大连的百座寺庙大多数历史悠久，积淀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或有丰富的历史传说，或有诸多历史名人驻足停留。这些尘封的历史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其次，大连的众多寺庙位于风景区，自然景观得天独厚，使得观庙、赏景两不误。例如，金州大黑山景区的观音阁、朝阳寺、石鼓寺、响水观、唐王殿；老帽山景区的普明禅寺；安波景区的报恩寺、玉皇庙。小黑山景区的青云观、三圣寺；海滨景区碧海观、玄仙宫；九龙山景区望海寺；白云山景区的白云观、高明寺、三官庙；庄河天门山景区的千佛洞；冰峪沟景区的般若洞、圣水寺；广鹿岛老铁山景区的妈祖庙等。
另外，大连海边也有很多寺庙，寺庙旅游与海滨沙滩旅游资源可以共享。游客参观完老虎滩海洋极地馆、圣亚海洋世界、金石滩、星海湾等，可以到周边的历史名庙游览一番。寺庙以其悠久的历史、神奇的传说作为卖点加大宣传力度，让游客慕名而至。
三、大连节事旅游之寺庙旅游开发模式探索
（一）寺庙节事旅游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寺庙节事要充分挖掘资源、弘扬特色文化来推动旅游经济发展，扩量提质，发挥和传递宗教正能量，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平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例如，举办大连旅游宗教文化节、中华报恩节、大连百座寺庙艺术文化节、大连名胜古迹旅游节、大连寺庙素斋美食节、中国寺庙展览会、赐福庙会、佛商祈福节等。
（二）沟域经济与寺庙旅游相结合
大连市有19个沟域旅游项目正在积极招商中，其中大黑山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项目，计划投资200亿元，打造集文化、温泉、养生、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普湾新区（普兰店市）以辖区内沟域资源为依托，以新农村建设为动力，将沟域旅游、乡村旅游与温泉旅游相结合，依托现有的山水、沟域及人文资源，以“灵山秀水神汤、休闲度假天堂”为定位，规划建设俭汤温泉谷、安波温泉谷、龙溪谷、望海寺沟、大王山沟、葡萄沟、梨树沟及东沟沟域。以上景区可以连同清泉寺、龙潭寺、报恩寺、玉皇庙、龙山寺、关帝庙、三清观、白云山庙、高明寺、三官庙一同开发建设。
（三）大连寺庙节事旅游开发的实施建议
1.寺庙节事旅游策划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寺庙节事旅游活动是宗教活动之一，策划寺庙节事旅游要脱离低俗文化，要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正确引导青年人的宗教观和价值观。
2.寺庙节事旅游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该价值观是各行各业各项活动的大方向、大原则。所以，寺庙节事旅游要紧紧围绕大方向进行，避免负面价值观的传播。
3.寺庙节事旅游活动要抓细节服务。节事活动更多地体现在软服务是否到位。服务细节决定节事旅游活动的口碑，不能像“青岛大虾”一样让城市旅游形象毁于一旦，要严厉打击强迫、引诱、欺骗游客在寺庙上香行为。
4.把寺庙节事旅游打造成城市旅游的另一张名片。政府要统一协调、策划，避免各自为政，避免各寺庙所在乡镇政府的短视行为。
总之，开发大连寺庙节事旅游资源是大连旅游市场创新的需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丰富大连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客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年轻人的信仰，研究和开发寺庙节事旅游资源具有可行性和实际价值。
（作者单位为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 吴卫系，刘嫣如.大连文化旅游资源评 价及城市形象定位研究[J].社会科学，2011.
当雄缘何变成“蒙古八旗”驻地
公元15世纪初叶，藏族地区兴起一个由宗喀巴创立的新的教派――格鲁(意为善律或善规)派。在藏传佛教众多流派中，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但是它后来居上，实力发展很快，宗喀巴和他的弟子在前藏修建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加上后藏的扎什伦布寺，被称作为格鲁派在地区的四大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公元16世纪中叶，格鲁派的寺院遍及阿里、康、安多等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院集团势力，成为藏族社会中一个占优势的教派。
格鲁派的发展历程也并非风平浪静。格鲁派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和其他教派的纷争，实质上是格鲁派寺院势力和不同的地方封建集团，在经济权益方面的斗争。在残酷的现实社会斗争中，它们既要将这种权益巩固和继承下来，又需要对外与其他封建农奴主势力进行抗衡和角逐，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寻找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哲蚌寺的上层僧侣，借鉴噶玛噶举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于公元1546年将三岁的索南嘉措选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承袭这派法统。这是格鲁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
1576年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俺达汗，邀请33岁的索南嘉措到青海讲经说法。从此格鲁派在青海的蒙古族、藏族中受到广泛尊奉。两年之后，1578年，俺答汗赠予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这便是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后来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和根敦嘉措被追认为第一、第二世达赖喇嘛。
自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教于蒙古后，漠南漠北各部，卫拉特蒙古四部落王公属民全部信奉了格鲁派。有关蒙古诸部皈依佛法的历史，在《蒙古与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中记载道：由于“在右翼蒙古阿勒坦汗①等大贵族们奉三世达赖为师，皈宗佛法后，于政治压力下，一般小贵族及平民不得不追随他们君长的信仰路线”。②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蒙古圆寂，第二年他的转世，又生于蒙古阿勒坦之家，取名叫云丹嘉措，是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而蒙古各部以本民族中诞生佛教领袖为无上光荣。这两件事，成为蒙古归宗佛教的主要动力，也是使蒙古全体贵族一致支持格鲁派的主要原因。
1602年，云丹嘉措在三大寺派来迎请的专人和蒙古族军队的护送下入藏，第二年到达拉萨。据《藏族史要》记载：这时，正是以日喀则为根据地，信奉噶玛噶举派的辛厦巴家族，从藏(以日喀则为主)地区向卫(以拉萨为主)地区扩展势力时期，虽然辛厦巴家族这时还没有建立第悉藏巴地方政权，但是它的实力已经据有卫藏，并与黄教(即格鲁派)寺院集团直接对抗。公元1616年，云丹嘉措圆寂于哲蚌寺。有的史料说，云丹嘉措是被第悉藏巴地方政权的建立者彭措南杰派人刺杀的。此后二年，1618年，第悉藏巴地方政权正式建立，它和黄教寺院集团的敌对关系更趋激烈。③
到17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黄教寺院集团由于实力强大而引起的与其他地方封建集团间的斗争，不仅较前激烈，而且也更加扩大了。在卫藏地区，第悉藏巴地方政权极力排斥、打击黄教；在青海、信奉噶玛噶举派的蒙古喀尔喀部领袖却图汗，联合卫藏的第悉藏巴，企图一举消灭黄教；在康区甘孜，白利土司顿月多吉更是崇信本教，视黄教为敌。在这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以五世达赖为代表的黄教寺院集团，要求在现今新疆天山南麓驻牧的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帮助他们排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公元1636年初，固始汗率部从新疆起兵进入青海，偷袭喀尔喀部，杀却图汗于青海湖畔；1639年，他又向康区用兵，灭掉白利土司，擒杀顿月多吉；1642年，他引兵进入卫藏，灭掉黄教最后的劲敌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噶玛丹炯旺布被俘被害)，把大部分藏族地区置于他的统治之下”。④在固始汗和他后嗣们的支持下，格鲁派转危为安。格鲁派1637年曾赠给固始汗以“持教法王”的称号。1642年建立了藏蒙统治阶级联盟掌权的噶丹颇章政权，五世达赖成为集宗教、政治大权于一身的法王。
来到的固始汗军队多为骑兵，这些骑兵驻扎在城镇较为容易，但是他们的坐骑马匹在城镇难以饲养。为了解决战马饲养问题，五世达赖让固始汗在拉萨附近任选一块理想驻地，结果固始汗选择了达木(即今天的当雄县)。
当雄藏语意为“挑选牧场”，地处中部，从当雄出兵到各地作战极为方便，其军事地理位置显得极为重要。因此，“固始汗命其长子达延汗(即邵齐尔汗，名丹津多尔吉)常驻拉萨辖领部众，命第六子多尔济(即达赉巴图尔台吉)佐之，留有蒙古骑兵，驻牧于拉萨北部达木牛厂地方(今当雄县)，以控制卫藏各地。”⑤当雄是距各地区最近的天然牧场，可利用的草场面积近千亩，又是蒙古军进藏的途径之一，进退皆易。选择当雄作为骑兵的大本营，安营扎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当雄变成“蒙古八旗”驻地原因之一。
布达拉宫壁画中的固始汗像
另一种说法，《中国藏族部落》记载：据说“起初当雄仅有七户为同姓氏的蒙古旗牧民，尔后固始汗的一些部下在此安家落户。该地水草丰美，适于发展牧业生产，因此陆续从西康、青海、甘肃等地迁来许多牧民在此定居，后来当雄发展成八个部落，每个部落以七户先民中一户的姓氏命名。这八个部落是曲科尔、恩果、巴加尔、阿托、班加、果才卜、阿许和索布。
当雄各部落本属在的和硕特管辖，1717年准噶尔侵扰杀死拉藏汗后，当雄各部落曾属颇罗鼐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管辖，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后，直至清朝政府在辛亥革命中被前，当雄由驻藏大臣直接管辖，历时160多年。因而当雄部落被称为“达木嘉效介”，为汉属地管辖的八部落之意(部落中有汉属和藏属之区分。作者注)，清政府称之为“达木蒙古八旗”。当时设机恰即总管一人(只能由曲科尔部落的甲本升任)，统管八旗。各旗设有甲本、藏革(即章宗)、坤都、久本等头人，各旗所辖措哇(即部落)设有马本、休令等。当雄八旗共辖780户，约3900人。⑥1914年当雄八旗由色拉寺接管。1959年民改后设置当雄县，归拉萨市人民政府领导。历史上“蒙古八旗”的实际居住地盘已超出了当雄宗(县)范围。
总之，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讲经说法，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族中诞生，蒙古归宗佛教，以及各教派之间的诸多矛盾与战争，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吁请外族援助等，成为固始汗进兵的原因。换言之，这是当雄成为“蒙古八旗”驻地的缘由所在。当然历史远非这么简单，这里不过是概述而已。
当雄赛马节(达木吉仁)的由来
蒙藏联盟掌权的噶丹颇章政权建立后，逐步消除各地僧俗割据势力的反抗。1681年固始汗的曾孙噶丹策旺率当雄二千五百人的队伍，平定了拉达克五森格朗吉的反叛，安定边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后来，由于社会局势发生了变化，常年驻扎在当雄的蒙古骑兵逐渐失去用武之地，但是蒙古部落首领仍常备不懈，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争，驻扎在当雄的蒙古军队一方面在当雄草原上牧养军马，另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并规定每年藏历七月十日(公历8月份)在当雄草原上举行一年一度的骑兵检阅式。最初蒙古骑兵检阅式的内容和形式已无法细考，但是检阅式的主要内容之一的赛马活动一直沿袭下来。
藏语中，“达木”作为动词可以理解为挑选，作为名词可以理解为沼泽地，这里指地名，即指当雄；“吉仁”是为公众诵经的意思。“达木吉仁”就是为当雄公众诵经的意思。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诵经以求消灾祈福；
2.征收一年的牧业生产税；
3.举行阅兵式活动；在阅兵式上由官员念兵册，清核人数、兵器、马匹数量并进行赛马等活动。
4.开展农牧物资交流会。
在众多传统节日中，“达木吉仁”即当雄赛马节最具民族和地区特色。每年藏历七月初起，来自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等地成千上万的群众，企业人士、文艺团体都纷纷前往当雄参加一年一度的盛大赛马节。大家提前数日带上行李和足够的食品，来到当雄贡堆唐草原上搭起帐篷及灶台，安起临时的家。短短几天时间里，搭建起许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帐篷，星罗棋布地盖满了贡堆唐草原。炊烟从帐篷顶上袅袅飘向蓝天，美味佳肴的香气从帐篷内散发出来，人们品尝着牧区特产奶渣、酸奶及手抓羊肉等食品，体验牧区的生活。说是赛马节，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饮食文化节。
赛马节的重头戏当然是赛马活动。赛马项目包括长跑赛、小跑赛(又称碎步跑)和马上竞技赛。
长跑赛：参加长跑赛的骑士均为少年，他们从小在马背上成长，炼就了一身善骑的本领。他们身穿鲜艳的服装（不穿藏袍），参赛的马不备鞍具，一是可以减轻马的负重，二是一旦骑手被摔下来不会被马拖走，避免重大伤亡。由十几岁的少年充当骑士仍为减轻马的负重，使参赛的马能够保持充足的体力跑完全程，并争取拿到好名次。说到名次，据年仲群众介绍，长跑赛中拿第一名的多数为该地人。据传说，年仲位于念青唐古拉山脚下，而念青唐古拉山是四大著名神山之一，参赛选手在离开年仲地方之前要进行烧香祭神山活动，以祈求“山神”保佑，认为这样可以拿到好的名次。
小跑赛：参加小跑赛(也称碎步跑)的马和参加长跑赛的马装扮有很大的区别。参加小跑赛的马装扮十分讲究。首先，马的全身用特制细齿铁刷梳理干净，再用五颜六色的绸布彩条把马鬃梳成许多的细辫子，并用同样的彩条将马的尾巴打成各种形状漂亮的结，看起来马匹显得格外精神抖擞。马垫、马鞍、嚼子等马具也十分讲究，经济条件好的主人在马具的购置上舍得花钱，在赛马会上以显示自己的富有。参加小跑赛的骑士多为身着节日盛装的中年人，他们有丰富的赛马经验，既不让马狂奔乱跑，又要保持领先的速度。骑士勒紧缰绳，身体尽力后仰，马和骑士在跑动当中要求有优美的姿势，还要避免大的颠簸，小跑赛最讲究的是平稳，稳中求快，最后由裁判员给予打分。
马上竞技比赛：包括马上射击、马上射箭、马上拾哈达以及各种骑术表演。听一些当地老人讲，今天的马上拾哈达根本算不上什么高超的技艺，过去表演者的肘关节要擦着地面跑，也就是说骑马人的身体倾斜度比现在表演者难度大得多。
除了上述项目之外，还举行抱举石头比赛。在数万名观众当中腾出一块地方，中央放上一块没有棱角的石头。各地选出的壮汉陆续出场，将石头抱举起并掠过肩膀抛到身后，有力气的甚至将石头扛在肩上绕场一圈。观众也可自告奋勇参加比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可大显身手。
随着时光流逝，当年的蒙古骑兵，最终与当地的藏族牧民融为一体，变成了今天藏北牧民的先辈，并被称之为“霍尔”。“霍尔”早期泛指北方民族，在藏区对当雄以北的所有牧民包括蒙古族统称为“霍尔”。而今能够证明当年蒙古骑兵曾经生活在当雄一带的，除了赛马节的存在以外就是当雄一带一些老人们仍在使用着的少量蒙语，比如，过年的时候互相拜年时说：“阿玛司，桑贝那”(藏语为扎西德勒意为吉祥如意)；当雄北部第一大湖――纳木措，蒙语称作“腾格里诺尔”，是天湖的意思；由于蒙古人特别崇拜天，他们往往说“向蓝天发誓”，表示庄严的发誓，这些词汇至今仍在沿用。
综上所述，赛马节的内容除了念经、收税外，都是古代生活在当雄一带的蒙古骑兵和当地牧民平常生活劳动中必须具备的一些本领。当初的阅兵式到后来演变成了当雄一带包括那曲地区的一种传统的群众性民间体育活动，民主改革以后还增加了男女拔河比赛和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等内容，一般历时7天。
注释：
①注：阿勒坦汗是俺答汗的异名。《明史》中用俺答汗，《三部要略》用阿勒坦汗。
②《蒙古与历史关系之研究》札奇斯钦著正中书局印行民国67年第432页。
③《藏族史要》王辅仁、索文清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
④《藏族史要》同上第108页。
伪蒙疆政权的寺院教育改革是在藏传佛教遭遇全面信仰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从清末开始的民族危机，不但迫使清政府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也使部分蒙古人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就必须改革旧制，发展实业；限制宗教，发展教育。故而这一时期蒙古王公中的少数开明人士，对藏传佛教提出改革主张，呼吁对藏传佛教进行限制或取缔④。而寺院教育改革则是当时宗教改革的重要表现之一。民国以后，随着内蒙古社会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已经农业化的土默特地区，作为漠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蒙旗当中国民教育发展最快的地区。土默特旗署对近代教育的投入较多，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最多。这些受过近代教育的蒙古族王公和知识分子，对藏传佛教进行批判或指责，认为藏传佛教的盛行直接导致了蒙古地区的贫弱和落后。
1925年(民国十四年)，土默特籍蒙古人乌兰夫、多松年和奎璧等在他们创办的《蒙古农民》第二期上登载了标题为“佛神并不灵”的文章。讲述了一个蒙古人携带430两白银，赶着二十余匹骆驼，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嗑头拜佛。到五台山嗑头后，“把一切牲畜银两都施了佛爷，回家没有盘费不得不讨吃了”。作者评论说：“如此看来，不给佛爷嗑头我们过的富有金钱牲畜安乐的日子，给佛爷嗑头本来是求佛爷的佛光照应我们，不想马上就让你当乞丐。”作者认为，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本意是希望在佛爷保佑下过上更好的日子，结果反倒成为蒙古人贫困的原因。这种宗教改革思潮的形成是伪蒙疆政权时期藏传佛教改革的思想基础。日本驻蒙军对宗教改革的支持是德王宗教改革的动力。考虑到当时蒙古王公及知识分子阶层对藏传佛教的批评和指责，驻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日本驻蒙军，为了从思想上拉拢、麻痹和控制蒙古民族，沿袭了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国”境内推行的对藏传佛教采取保护、控制、利用及逐步改革的政策，以达到利用宗教为殖民统治服务的目的。
1940年，日本操纵下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制定《宗教施策》，对藏传佛教制定的总方针是“将喇嘛教对策的重点，放在养成彻底的对日依存观念，以期人数之限制、素质之改革及组织之结成”，并决定设立喇嘛教训练所，召开第三次喇嘛大会，从高野山聘请日本青年僧"fMN当地指导，成立印务处，提高喇嘛素质，改善教义，编纂蒙古文经典等，对藏传佛教加以改造。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以来，由于对藏文经典的崇拜，蒙古地区的喇嘛们诵经、学习仍然沿袭以藏文经典为主的方法，致使蒙古语教育严重滞后。由于佛教经典本身的深奥难懂，加之缺乏学习藏文的语言环境以及精通藏文和梵文的喇嘛，致使大多数喇嘛既不懂藏文，也不认识蒙古文。正如土默特延寿寺的留日喇嘛所说“我等喇嘛人庙，每日早晚念经，如同度日一样，喇嘛所念之经，因为完全是藏字，口虽念出而实不知其义所在。”El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前，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1930年(民国十九年)南京蒙古会议上，各方代表对藏传佛教提出了很多加强教育、改革藏传佛教的提案。该会议通过的《蒙古各旗及平热等处喇嘛寺庙管理办法》，经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修正后，定名为《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签署，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正式颁布实施。根据该条例规定“喇嘛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筹办学校，以培养喇嘛生活上必要之知识与技能”。这样，民国政府就将筹办喇嘛学校，对喇62嘛进行近代化教育纳入了法律的规定之中。这一行为，无疑成为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改革的先声。宗教改革得以l~．N进行，伪蒙疆政权的首脑德王的个人作用也不可忽视。“笃信佛教是蒙古人的传统，少年的德王当然也要读些蒙文的经卷，背诵若干咒语。这样从小就把坚定下来。”_6(由札奇斯钦的回忆录可以看出，德王虽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也认识到藏传佛教的弊端对蒙古民族造成的不利影响，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了这次宗教改革。由此可以看出，伪蒙疆政权的寺院教育改革是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得以实施的，反映了在近代蒙古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这次改革的时代性和必然性。
二、伪蒙疆政权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改革的内容及效果
1937～1945年，在日本驻蒙军的支持下，由德王主导，对管辖内的藏传佛教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对寺院教育改革涉及到了寺院教育模式、学习内容等方面。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的学习模式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出国学习，一般是去13本的佛教寺院；二是设立专门的喇嘛学校，集中接受教育；三是设立佛教研究所，专事佛学研究；四是进人世俗社会的学校，接受普通的国民教育。1938年，伪蒙疆政权从土默特地区遴选了5名l6～19岁的蒙古族喇嘛派往日本留学2年，其中包括延寿寺4名和广福寺1名。1940年，在日本侵略军的资助下，土默特地区各大寺院再次选送部分青年喇嘛前往日本佛教寺院进修学习。_4这些喇嘛前往日本留学，主要是日本侵略军企图在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徒中培养一批亲日派。设立专门的喇嘛学校，集中接受近代化教育和佛学教育是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1940年，在伪蒙疆政权的要求下，土默特特别旗公署颁布了《土默特旗公署管理喇嘛寺庙章程》]‘卷号¨卜。I4m’，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各寺必须筹办补习学校或职业学校，让喇嘛们学习、掌握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并规定必须在章程颁布后的三个月内实施。同年，土默特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应运而生。此后又相继开办了一些喇嘛学校，逐步对该地区的喇嘛普及教育。从这一年开始，土默特地区寺院喇嘛开始分批进入各类喇嘛学校学习。1942年，土旗公署为振兴藏传佛教，提高喇嘛文化素质，命令辖区内的青年喇嘛白天进入旗立厚和豪特两级国民学校学习，夜间返回寺内诵经。这次的入学者共有10人，其中，延禧寺3人、无量寺5人、隆寿寺2人，年龄均在10～19岁之]‘卷号。
1943年，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奉兴蒙委员会指示，遵照《蒙古佛教诸规程实施状况调查之件》的要求，批准厚和喇嘛印务处(原归化城喇嘛印务处，仍属土默特特别旗管辖)设立喇嘛学校]‘卷号¨-738。第二年，巴彦塔拉盟喇嘛印务处掌印扎萨克三庆纳尔布、土默特特别旗公署总管森额将所办土默特特别旗喇嘛义务学校的开办情况向巴彦塔拉盟公署作了汇报。史载，厚和喇嘛印务处设立的喇嘛义务学校，全称为“巴彦塔拉盟土默特特别旗喇嘛义务学校”，开办时间是1943年9月3日，由三庆纳尔布亲任校长。该喇嘛义务学校分为少年班和壮年班，喇嘛学生总数23人。其中少年班l2名学生，壮年班11名学生。课程依课时设置的多少排序，分为蒙古语、藏文、国语和日语；算数、修身、体育实业和绘画等共1O门课，计36课时。在新增加的实业课中教给喇嘛们生产方面的技能，包括揉皮、纺线等等。1940年，土默特特别旗成立的蒙古佛教研究所还附设有一所喇嘛学校。《蒙古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组织要纲》详细规定了附设喇嘛学校的人员编制、任职资格、课程设置、学级和经费的使用等内容。该喇嘛学校的宗旨是依据“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教育方针，发扬佛教真谛，“为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及练成民生向上之必要知识技能；陶治忠诚奉公之德性，并锻炼身心，以养成建全之喇嘛。”该喇嘛学校设校长一人，主事员一人，教员若干人。校长从土默特旗公署所属各召庙中负有声望并精于佛学经典的僧人中选任。主事及教员须由返回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的赴日留学喇嘛或佛学造诣较高的人员中聘任。该喇嘛学校直属土默特特别旗公署管辖，并受蒙古佛教研究所的监督和指导。学级编制暂设二个学级，分甲、乙两班，甲班和乙班的每个班，又分为一、二两个年级。每班学生定额为45名，学生修业暂定为两年，如果有必要可延长一年或两年。为了鼓励青年喇嘛入学，喇嘛学校对入学条件未加任何限制，凡土默特旗属召庙内的，以及非本旗境内召庙的青年喇嘛都可以人学。人学的程序也很简单，凡蒙古籍青年，如有志研讨佛学者，可正式申请入学；无论青年喇嘛或少年学生，入学时需要提供正式的保送文件，并填写入学志愿书及保证书；学生在休学期间，所用书籍及文具，均由学校当局按期发给；青年喇嘛在人学期问的住宿及制服等费用，由所在召庙负担。少年学生则需自备。喇嘛学校根据寺院的实际情况，决定开设7门课程，分为三类。语言类有蒙古文、日语两种；佛经类有佛教史略和经典；科学常识类有历史、地理和音乐。此外，实业常识课传授商业、农业、工业、牧畜等方面的一些生产知识。每周上课时数及总课时相同，均为17课时。1940年12月2日，蒙古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正式开学上课，招收各寺青年喇嘛学生入学。学生中有无量寺青年喇嘛12名、隆寿寺青年喇嘛3名、延寿寺青年喇嘛9名、延禧寺青年喇嘛4名、宏庆寺喇嘛1名，共29名学生‘卷号“_7I7。该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的经费支出包括教职员和夫役的薪金、事务费(日常开销)、学生书籍补给费及研究经费等五项，总额为3120元。1940年度喇嘛学校经费预算为3600元，教职工6人。其中校长1人，年薪480元，教职工3人，年薪每人每年120元，合计360元，夫役1人，年薪180元；事务费900元，学生书籍、文具补给费360元；研究费480元。由喇嘛学校的组织要纲可以看出，土默特旗署对这一学校的重视程度及期望值非常高，不但给予人力上的支持，经费也充裕。在喇嘛学校的经费支出中，基本是教育和研究费用两大块。喇嘛学校的目标是对喇嘛进行国民教育，这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普及蒙古文教育，让喇嘛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包括佛教知识，以此改变喇嘛知识贫乏的愚昧状态；二是进行实业方面的教育培训，以期喇嘛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自己动手，创造一定的收人，改变喇嘛不事生产、饱食终日的弊端。
1940年，土默特特别旗成立的蒙古佛教研究所，主要任务是进行宗教教义的理论研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过去喇嘛们无法深入研究宗教教义，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研究水平普遍较低，为此专门设立了这个由留日喇嘛为骨干的佛教研究所。聘请日本西本愿寺佛僧新野修基为蒙古佛教研究员，指导从日本回来的4名青年喇嘛从事研究工作。经费每年480元。由于史料不足，难以更详细地描述该研究所的状况。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伪蒙疆政权随之瓦解，改革也因此中断。但综合各种史料可以看出，这次寺院教育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据史料记载，留学喇嘛归国后，并未全部继续留在寺院里念经，而是由于政府等机关缺乏人才，一部分喇嘛还俗从事了公职。同时可以肯定的是，留日喇嘛们也并未被日本洗脑，而是在接触了世界之后，更深刻地认清了蒙古民族的衰落与藏传佛教的盛行不无关系，反而成为宗教改革的鼓吹者]‘卷号¨卜。”。巴彦塔拉盟公署印发了几份留日喇嘛的“感想文”，令土默特特别旗公署转发到各寺庙和旗立各小学传阅，以启迪民智。
在森盖喇嘛的感想文中，批评了喇嘛以藏文诵经的弊端；指出蒙古民族中喇嘛太多，认为蒙古男子有一半出家当喇嘛，这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呼吁“改善”藏传佛教，弘扬蒙古民族固有的文化，强调青年喇嘛应为蒙古民族的前途努力。留日喇嘛金巴扎木苏针对藏传佛教管理一盘散沙、喇嘛缺少学习而提出了“第一步，将喇嘛教之僧众统一起来，第二步再将喇嘛僧徒一齐送人学校，使彼僧人皆有新鲜知道，此为最切要之事也”的改革措施。金巴扎木苏也深知统一管理恐“众喇嘛泥于旧习，不能同意”，而建立学校因“经费无着，亦无实现可能”，因此又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因为寺院众多，可以从中“选一大庙，将庙内巨大之屋，改作学校，随将各召庙内之幼年喇嘛僧徒，召集一起，使之入学，此为改善喇嘛教之初步良图也”。经费问题可以用“由其他召庙之庙产项下挹注之，按量摊款”的办法解决。金巴扎木苏还认为，应该采取果断措施，“使各庙互相联络。且以改善教育起见，以厚和市为一中心地点，建立总管各庙机关，将内蒙古五盟所有喇嘛僧众，连成一系，不论大小召庙，统归此一机关管理，遵守总管的命令。再于每盟以内，设立一小管庙之机关，管理全盟召庙之喇嘛”[]‘卷号¨-736-171)。然后成立学校。学校由初级学校到中等学校，毕业后选送留学国外或进入国内大学；中学以下不通经卷之喇嘛，悉准其娶妻生子；各学生喇嘛，均应共同为地方效力。几名留日喇嘛一致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当务之急的是兴办教育，设立学校，将各召内幼年喇嘛僧徒纳入教育之中。喇嘛们民族主义觉醒，认为蒙古民族的兴盛自己也有责任，表明日本侵略军的奴化教育并未成功。喇嘛学校的普遍设置，语言、文字和佛学知识的学习，近代化课程的开设，世俗化的学习模式，尤其是生产生活技能的提高，宗教研究所的设立及运行，提高了喇嘛的素质和认识，使更多喇嘛开始接触社会科学知识，改变了过去与社会脱节，不懂近代文化知识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与世俗社会的交流和学习，提高了宗教界人士的社会适应能力。
学诚法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第十一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2007年被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教育行政学荣誉博士学位。2011年被全印度比丘僧伽会授予“三藏大法师”博士学位。
晨五时许，雾气弥漫，行人鲜见，记者乘车一路行至北京西山凤凰岭下龙泉寺外。走进千年古刹，开始三天体验。俯身近观，祈福许愿的彩色卡片挂在石径两侧的绿竹枝叶上，形状各异，随风轻轻摇曳。极目远眺，通红的朝霞，冉冉升起，相伴而行。踏过北京现存最早的独孔金龙古桥，只见苍松古柏傲然挺立，紫色牵牛花和粉色无名小花相映绽放，默默见证寺宇变迁，风雨沧桑。
依山而建的龙泉寺，据称是京城龙脉延伸。不知是否真有上苍保佑，寺院复建之后一直不断地巍然拓展――向上、向外，向薄薄蓝天，向芸芸众生。禅意浸润这里的青砖灰瓦，龙泉寺新建筑屋顶的瓦片大多是陈年旧货。选择它们，是因为里面有历史。寺内不少僧人有过涤瓦洗片的经历，学诚法师也不例外。清水漫过，人与物间，仿佛同历史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诚心向佛 荣膺最年轻名寺方丈
学诚法师，俗名傅瑞林，1966年出生于福建仙游的佛教世家。祖母学佛多年后出家，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小学下课后，他开始学做饭、洗衣、挑水，主动替父母分担家务。大人上山砍柴，他利用周末时间步行十几里崎岖险路，挑起高出自己头顶的垛捆小心翼翼地走下山，瘦弱的身影在黛峰绿树间时隐时现。在祖母和母亲两代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从10岁起，傅瑞林自发茹素。12岁那年，他开始诵读佛经。当小伙伴课余玩耍时，傅瑞林常去附近的玉塔寺观摩佛教典籍，菩萨的慈祥与自在让他颇为着迷。更使他年幼心灵深感震撼的，是玄奘大师“宁可西行一步死，绝不东回半步生”，身先士卒精进求法，广播佛教文化的传世精神。
1982年农历二月初八，16岁的傅瑞林怀着“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宏愿，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出家。山泉鸣涧，清悦宁静，绿蔓牵衣，禅意深悠。整一年后，他在剃度恩师定海长老主持下，经庄严仪式落发为僧，法号学诚，并依止近代二位高僧――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的弟子圆拙老法师修学佛法。
初入寺庙，新鲜与亲切感并存，学诚勤奋自觉，脚踏实地。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及谘议委员会主席的圆拙老法师，格外器重这位气宇不凡的年轻人，对他精心栽培、严格要求，规定诵记《沙弥律仪》、《论语》等多部经论典籍，背不过不得用餐。律于行，志于学。学诚极为用心地研习，积淀日益深厚。闲暇时，他还负责打扫卫生和守夜工作，做事持重，一丝不苟。老法师慧眼识珠，看到学诚的聪慧与扎实，于是更加注重对他的品德培养。有一次，学诚在斋堂拖地，不想老法师突然前往检查，精益求精，当面批评不够干净，为的是看他心性是否稳健，能否承受无端责难。学诚不急不躁，谦逊纳谏，立刻重拖数遍，不忽略每一处细微，令老法师深感满意。
经过苦修，学诚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福建佛学院预科班就读。1984年，18岁的他又考入在北京的中国佛学院本科班。一路学习修行，他格外珍惜宝贵时光。然而，人生似波浪起伏，不可能总顺畅无碍。遇困惑时，他寄信与老法师谈心，觉得“在学院，大家不愿学修，浑浑噩噩过日子，自己感到伤心并想回广化寺”。不久，老法师的叮嘱即从时空另端亲切郑重传来：“不管别人，你当虚心学习……”见字如面。学诚体会恩师点化，慢慢开悟，懂得在青年起步时期，如果尚不能排除外界干扰，那日后又何以言修行传法、为苍生谋福？从此，嘈杂之声再也未能影响到他。读书期间，他刻苦研读经、律、论三藏经典，以非凡毅力，历三年时光持诵《大悲咒》10万遍。
正是基于对佛法的赤诚热爱，学诚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引起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关注。赵朴老认定他是心向善、肯用功、能执事的好苗子，对他爱护有加。1988年，学诚考上研究生，并在四川成都文殊院宽霖法师座下求受三坛大戒。同年，广化寺方丈毅然法师退居，在赵朴老关怀下，经毅然法师举荐和全体执事赞同，决定推荐年仅23岁的学诚，为新任广化寺方丈。同年农历二月初八升座典礼举行后，学诚法师成为全国年纪最轻、学历最高的名寺方丈。
学诚法师绍继着弘一大师、圆拙老法师法脉传承，在广化寺领众修学，如法如律恢复佛教传统，多年坚持“不卖门票、不设商业网点、不赶经忏”的“三不”原则，将寺院职能真正落实到教化众生、和谐社会上去。尽管住众单资为全国同类丛林中最少，生活条件一般，但寺院升腾起道心坚固、德行高洁的法门龙象，被赵朴初会长誉为全国三大模范丛林之一。
1991年，学诚法师获中国佛学院硕士学位。1993年，27岁的他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无论在京期间，还是出访国内外时，他谦虚地为年长法师服务，从中观察他们怎样为人处世，增益自己历境练心、方便度生的能力。学诚法师的向佛之心与高风懿行，得到赵朴老题诗赞赏：“律己其志刚，接物其气柔；学修不出门，声教及遐陬；如何办道场，傥于此间求。”
2004年1月16日，学诚法师荣膺陕西法门寺方丈。法门寺因供奉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国际地位特殊。同年11月11日，值逢药师佛圣诞，在他精心策划下，法门寺佛学班成立。5年矢志不渝付出，法门寺佛学院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正式建好，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所汉传佛教高等佛学院。2006年7月，第一届“法门之光”福慧营举行，至今举办6届。学诚法师每期都会亲临，细致入微地指导青少年服务社会，让他们树立远大目标，思考生命价值。
入驻龙泉 再造京城佛门盛象
燕然对古刹，代郡隐城楼。2005年4月11日，龙泉寺成为建国以来北京市海淀区第一所正式开放、三宝具足的佛教寺院，并迎请学诚法师住持。这座始建于辽代拥有千年历史的佛寺，经岁月变幻屡遭破坏以致衰败。第一次来到龙泉寺，当旁人为眼中的一派残破之象叹息时，他却在石桥古木中读出佛教所推崇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与灵性。回首往昔，学诚法师恬淡如露：“我1984年来到北京时，发现不少居士要跑到外地找道场。那时，我就有个愿望：希望在北京能有机会给大家提供学佛场所和修行宝地。21年后的今天，因缘终于成熟。”
地址选好僧团相继入住，问题与困难迎面而至。白手起家，一花一树均须学诚法师操心过问。除此前仅存的十余间古朴木架建筑外，水、电、暖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均不完善，食宿条件更显简单。寺院用水取自山麓地表径流，入冬时节旧输水管凝冻，僧众只能到其它地方抬水。为解决用水紧张的首要问题，学诚法师带领僧俗弟子远足登至山涧源头水坝处，清挖淤泥积沙，扩大水库容量。建北配楼挖地基时，施工难度非常大，他硬是在工地守了一夜，为再造佛门倾心尽力。艰辛不言而喻，但学诚法师不觉苦、不推辞，深知龙泉寺的恢复与开放对国家、社会、佛教、众生，都将产生独特意义与深远影响。
经过一番辛勤努力，改扩建工程后的龙泉寺焕然一新，兼收古代建筑的传统风格，充满时代气息和学修便利。佛堂、讲堂宽敞明亮，现代化设备齐全，学习教室安静雅致，图书馆典藏丰富。当新貌逐一呈现在眼前时，体现出学诚法师一向注重的人文修行理念。
从入驻龙泉寺开始，学诚法师就十分重视僧团建设。他沉思于新时代、新时空因缘下，如何组建僧团、完成人才培养这一佛教界当前首要任务？在他的严格把关下，龙泉寺新型僧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着重选拔在信心、道心和组织观念等方面的优秀者。谈及此，他语调轻柔：“人能弘道。唯有培养‘志、道、德、才、学’兼备的优良僧众，才能建立清净、和合、增上的正法僧团，产生具备大愿力、大慈悲、大智慧、大行为的高僧大德。”
话语回荡耳畔，记者的脚步随学诚法师引领轻稳向前。整个龙泉寺几乎是通体建筑，不论怎样在廊下穿来踱去，头顶是同一方屋檐，仿佛身处坛城，又或让人在现实中体味轮回之道。为使采访更加深入，止语行堂，打板起床，记者跟佛教信众一起在凌晨四时半的黎明前黯中上早课。见行堂，是龙泉寺最高建筑，依地势建于熬狱沟北岸，是寺内僧人最重要的修行场所。楼顶禅堂清静素雅，景观极佳，外有供经行散步的露台，能沐山风晨露，可睹明月星辰。山路没有灯光，脚步声纷杂而过。信众向诸佛菩萨虔诚礼拜，后转身相向而立。天色在一小时早课的念诵声中泛白、染青、渐蓝、透亮，伴随钟、鼓、磬、木鱼与梵音，新的一天徐徐开启。披袈裟的学诚法师双手合于胸前，神态平静自如，领读经文流畅且极富韵律，宛如潺潺溪水清亮亮地流淌出来，叮当作响。
佛教徒有出家在家之分，在家众称为居士。虽距离市区较远，但慕名来龙泉寺皈依的居士很多，着褐色海青，一例粗布。寺内各部门运营大多依靠他们维持。学诚法师很重视居士的作用：“大家来做些善事，发心参与很好。没有居士就没有出家人。居士是力量巨大的社会群体，缺少居士基础，出家人做事难以成功。更重要的是，社会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身边居士的观感，因此居士形象某种意义上即代表佛教形象。如何正确引导在家居士，是值得当代佛教界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亲近佛法，更要树立正信，为社会与民众做实事。”
在学诚法师看来，为众生的无我发心，不是口号滔滔的空洞虚无，而是持续付出的实际行动。为此，他带领龙泉寺每年举办十余场大型法会，累计上万人参与。2006年正月初一至十四，“迎春祈福华严法会”千余人共度春节。初五那天，学诚法师在寒风凛冽的露天会场，为200多位信众传授皈依，指导人们回归心灵祥和。6年来，龙泉寺法务盛况不断，清明祭祖、重阳敬老暖心等法会办得丰富多彩。从2009年起，他对法会类型作出调整，从结缘转为教育。为鼓励大家兼容并举，龙泉寺成立“龙泉讲堂”，邀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文化学术交流，为信众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打开一扇窗，深受好评。
身教先行 诠释佛法、信仰、人生
“佛”在梵语中译为“佛陀”，即“觉者”，是理智、情感和能力达到圆满境地的人。佛教认为消除人类痛苦需依靠“戒、定、慧”――规范行为、专注内心、开启智慧，明是非善恶，勿妄念纷飞。然而，在繁杂躁动、重利轻义的环境中，维持个人纯净平和，保持民众豁达宽厚，并不简单。作为佛教修行场所，寺庙首先受到挑战。国内不少名寺古刹都与风景区交融，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项目。设景点，收门票，搞活动，过度的利益交汇难免给佛家清净修为的特质带来冲击。针对寺院自身功能被异化的突出问题，学诚法师在感到忧虑的同时，亦十分警惕：“寺院要更多发挥宗教作用，净化人间，促进和谐。但现在它却常与旅游、经济、接待等紧密结合，自身宗教功能和空间受到冲击。如果宗教的世俗成分增多，神圣性消解，特殊性失去，那宗教对社会的价值、对大众的吸引力也就不复存在。”
拒绝商业化运作，是学诚法师和龙泉寺自觉坚持的原则。“出家人自古不做生意，如果经不住金银财宝诱惑，佛法也不可能传承千年至今。”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从自己住持的三座寺庙入手，将寺庙与当地旅游脱钩，寺庙不收门票，提供香火，经书供大众免费取用。
在当代社会，寺庙自身的异化现象只是佛教传承过程中面临问题的外在体现。学诚法师指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危机感强烈、焦虑重重，开始寻求精神寄托，但如何引导民众获得信仰支撑，已成为当今佛教界刻不容缓的任务。多年来，他坚持通过自身行为诠释信仰与人生追求。在他住持的寺院中，每年农历4月15日至7月15日，都要实行出家人聚集修行的古老制度――“结夏安居”。特别是在龙泉寺时，他经常往返于京城与京郊之间，清晨从寺院出发去中国佛教协会办公，黄昏时分返回。稍作休整，19时开始，带领僧众学习一个半小时比丘戒。课后倘若看到仍有弟子怀着强烈的希求心到丈室请益，他便无所辞，逐一答疑，直至深夜。当弟子们离去后，在草木葱郁的山谷间，伴蝉噪虫鸣的自然之声中淡然入眠时，丈室灯光依然明亮，学诚法师还要紧凑地处理公务，自修用功。
即使这样，翌日清晨他闻板即起，静坐思维，皈依发心，规划整天安排。早年，每逢寒暑假，他都要闭关专修；现事务繁硕，但仍然设法挤时修学或短期闭关。学诚法师广阅经籍，即便出国时亦佛书相随，遇有空闲即开卷阅读。他笔耕不辍，凭十余年累积著百万字论文，引教内外人士凝眸参读，静思体察。之所以这样努力，他曾对弟子教诫：“能有今日，来之不易，不可丝毫懈怠。一天有价值，比一生空过有意义。要学修一体，内充外显。惟有自身备足功德，才可弘法利众生。”如是精进，仿似言之策励，行之提示：把握当下，慎勿放逸。
龙泉寺有自给自足耕种的果园菜地，时常见到他带领僧人出坡劳动，除在寺内工地搬运建材外，还要捡柴、种地，自悟其“苦”。一次因身体欠佳，医嘱休养，但他认为“养成懈怠懒惰习气，以后不好改”。用斋时人相问：“师父您是南方人，吃馒头习惯吗？”他笑答：“做什么吃什么，入乡随俗嘛。”他衣着朴素大方，一次侍者发现袈裟破旧，准备为他请件新的，学诚法师获悉后认真地说：“不需要。从当方丈至今，这件袈裟跟随整整15年，补好可以继续穿。”
身教先行，言教相随。学诚法师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物质财富过度迷恋追求，势必将忽略对人文精神的培育和超越价值的肯定，从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精神价值迷失，社会责任感缺乏，群体道德沦丧，由此产生诸多个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信仰的失落使个人无法达到终极关怀，从而沉陷于各种欲望之中，永无休止。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变成生命的唯一意义。社会与人伦关系，都只是达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使人丧失与整个世界丰富完整的联系。人若只顾小我，生命就会非常局限。只有当虔诚、恭敬、包容和慈悲心不断增长时，心灵与生活的品质才能得到提升，人生趋向美好。”
学诚法师坦言，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与灵魂，是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宗教要做出贡献，就必须紧跟时展脉搏，回应时代进步提出的重大课题。在新世纪，民众物质生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宗教、佛法有着越来越多的需求，以解决精神世界的种种问题，达到心灵层面的自我平衡。一种文化、价值观要得到其他文明、民族和民众的认同、理解与欣赏，就必须具有超越一己私利的视野。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多思想文化，若能顺应或引领时代潮流，在保持宗旨不变的基础上随顺时代缘起，方能得以恒久传承发展。
博客网站 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
经过多年观察、思考，学诚法师以佛教界领袖的开阔心胸，超越宗派门户之见，倡议搭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全新平台。2008年3月9日，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做了《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大会发言：“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绝不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冲击、消解、侵蚀其他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它努力展示自己文明中的不朽智慧，也承认其他文明中也具有相同智慧，同时欣赏和尊重其他文明中与自己文明不同的特殊点。单一性、同质性、宰制性、扩张性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2011年“两会”期间，学诚法师又将“固守传统文化的根”作为主要建议进行阐述：“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社会问题、价值观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势在必行。”
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是龙泉寺的灵魂所在。为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佛教的智慧、慈悲、平等、圆融精神更好地传播，学诚法师在坚守传统宗教仪轨的同时，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弘法，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尽心竭力。为此，2006年2月21日，“学诚法师博客”正式开通，他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界的“博客第一人”。截止2012年1月，学诚法师发表博文近5000篇，访问量800多万人次，出版《和尚•博客》――学诚大和尚博客文集数十本。
谈起开博客的初衷，学诚法师微笑着表示：“如果从个人修行来看，打坐参禅念经无须接触网络，但现今人们经常使用电脑，信徒不可能天天到寺庙听讲座。因此，从弘法角度而言，网络就非常重要。刚开始时并没想到博客有这么大影响力。开设起因源自一次与新浪网负责人的聊天交流。当时博客是新鲜事物，自己刚涉及不知深浅，后来越发觉得有意思。佛教的弘法形式应该适应社会发展，让大家喜闻乐见。出家人不是生活在古代的人，要有勇气接受新事物。”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在学诚法师的精心构建下，“龙泉之声”传统文化网站开通。8月24日，奥运会闭幕之日，网站英语频道亦成功启动，龙泉寺从此拥有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的正式外语传播通道。网站每日原创文章，遍布世界多地的上千名义工参与到编辑和写作中，召开远程网络会议，商议组稿发稿事宜。6年来，学诚法师在繁忙之余，坚持亲自审阅博文、回复读者留言。通过这样的平台，他针对现代人的心理困惑、压力、痛苦，将佛法娓娓道来，让闻者迷心翻悟，释怀豁然。同时他也特别希望义工在承担中成长，提升自我心灵，替国家分忧，为民族解难。
2009年4月11日，“学诚法师微博”又将一个新颖多元的弘法平台推到公众面前。2011年2月17日元宵佳节时，“学诚法师微博”升级为中、英、法、俄、西、德、日、韩8种语言。现有微博粉丝数9万多人。内容涉及民生、教育、文化、科技、艺术、国际交流等话题，受到海内外关注。在学诚法师的关心下，龙泉寺建立翻译中心，聚集一大批来自高校的教授、语言专家以及从海外归来的高端人才。大家认真尽职，有时为一个词语的译法在网上讨论入夜。现在，每天有很多外国网民饶有兴致地就与佛经和中华文化相关的话题向他提问。外媒以“中国大和尚开8语微博给外国人讲经”为题进行介绍。
作为佛教现代化和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推动者，学诚法师特别强调：“佛教发展与国家命脉息息相关。网络世界是大势所趋，通过博客、网站、微博把佛教同社会连成一片，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将自己生命中走过的历程，以及团体所发生的一切，最忠实地记录下来，目的是留给后人，让后人知道前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怎样生活与学修。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对后人有启迪借鉴作用。”
加强领导力度迅速开展工作
3月2日，全县“千名干部下基层入农户”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后，我局即着手部署该项工作。3月3日下午，县局党委书记局长宋秀平同志主持召开邮政部门动员大会，认真传达了县委会议精神，迅速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局长宋秀平同志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并亲自挂帅，配备强有力的工作专班，落实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并要求所有抽调的工作队员严格作息时间，注意言行举止，积极服务、慎重做事，努力保持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要求活动开展期间，所有抽调干部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扎实开展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凡因人员不到位、工作不认真、作风不扎实影响活动效果的，要批评教育，并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3月4日出台了活动实施方案。我局专门成立了“千名干部下基层入农户”活动领导小组，由宋秀平同志任组长，梅俊峰同志任副组长,各部室负责人为成员。其中由局长**同志任两个工作组的总负责人;具体牵头负责此项活动，宋秀平同志牵头负责联系两河口镇中心观村，任该住村工作队队长。副局长梅俊峰同志牵头负责联系归州镇万古寺村，任该住村工作队队长。3月16日，我局组建的2个工作队8名队员在各队长的带领下全部按照县委要求分别进驻两河口镇中心观村、归州镇万古寺村，通过接洽，正式开展工作。
加强工作深度确保活动质量
在正式开展入户走访期间，我局各工作队坚持"244"工作法，深入到村、到户、到田间地头，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确保活动质量。
做好两个配合。即做好与乡镇党委和村两委的配合。工作队首先到直接到村进行沟通，加强工作联系和接洽，同时要求所在乡镇邮政部门负责人在相关单位考备相关电子资料备用；进村入户后，迅速与村两委班子达成系列共识，召开了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的见面会，详细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内容和意义，同时听取了村干部对本村村情的相关介绍，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为了节约调查时间，避免多次重复走访给农户带来的不便，便于对工作队员住宿、生活的安排，工作队与村委联系并通知村民小组长负责为工作队员引路，每队分二个小组，每组安排1名村干部和县工作队2名队员，各小组分片包干进行调查走访。
切实做到“四亲”。即要求在走访过程中做到亲自到家，亲身见面，亲切交谈，亲历体会。一是亲自到家。工作队到每一个农户家中进行调查，确保“每个农户家中的堂屋都印下工作队员的足迹”，坚决杜绝在村委会对照档案编数据的行为。二是亲自见面。只要家中有人的农户，必须与其本人见面。如在归州镇万古寺村工作队开展工作之初，由于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很多村民不愿与队员见面，见了面也不说实话。通过队员耐心细致的做工作之后，村民敞开心扉，主动向工作队反映情况。在田间劳作的农户，就由村组干部带路，在田间见面。三是亲切交谈。在调查了解农户情况时，态度一定要亲切，不摆政府工作人员的"架子"，以群众知心人、贴心人的身份平等对话，虚心听取群众心声,确保了解实情，保持工作队员的良好形象；对外出打工家中无人的农户，千方百计查找联系电话，在电话中了解相关情况。四是亲历体会。工作队员虽然大部分出身农家，但年龄大的已多年没有从事农村劳作，年纪轻的几乎没有干过农活。工作队结合走访正在劳作的农户，帮助做一些力所不及的农活，农户高兴的说：“我们好多年没有见过下地帮我们干活的国家干部了！”
抓好“四个结合”。一是与惠农政策检查相结合。按照县纪委的要求对惠农政策进行检查，重点是对农民的补贴资金是否落实到农民手中、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是否到位并发挥效益、农村社会事业投入状况及现状、其他专项资金如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的使用及效益发挥情况和农民负担情况等进行调查，并按要求填制有关表格。二是与县农业局“送农技下乡入农户”活动相结合。工作队结合邮政实际，重点宣讲邮政建设与发展现状、服务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相关规定、结合邮政服务三农、柑桔栽培技术管理、农药、肥料的使用等相关知识，使广大农户更好的掌握相关知识,并预约万古寺村在大实蝇防治阶段集中请专家授课一天,宣讲柑桔病虫害防治知识。三是与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组织开展的“双进七送”活动相结合。积极开展送理论、送政策、送科技、送卫生、送法律等活动，在宣讲县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发资料的基础上，我局将编制好的《文明家庭手册》发放到走访的每一个农户手中。四是与县委开展的“两结对三互动活动相结合”。工作队不仅相继召开了扩大的支部会议，与村“两委”共同研究村级经济社会发展大计，而且对困难党员和群众也要进行帮扶，对驻地村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了现场处置。
通过各工作队的努力，四天里已走访农户1378户，共4046余人。并按照一张民意调查表，一张民情记载表，一份有价值的调研报告，一份办理实事统计表，一份扩大的支部会议纪要等“五个一”的要求完善了已入户农户的相关资料。
加强分析研究注重活动效果
让慈善事业由“捐助型、输血型”的传统模式，转化为“产业型、造血型”的现代模式，宁夏在全国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带动的扶贫新路子。
“宁夏有些地区喝水很麻烦。雨水从房子上流到地上，然后用水窖存起来，所以院子整理的很干净。宁夏贫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男孩女孩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并不是要汽车、房子，而是看你家里有几个水窖。就贫穷到这种程度了。”宁夏黄河善谷办公室副主任曹虎说。
作为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集中区的吴忠市红寺堡区，贫困更是压在人们头上的一顶重帽子。这里吸纳了宁夏条件最艰苦的南部山区的20多万人口。在这20多万贫困人口中，因饮食、饮水问题及近亲通婚、交通事故而导致的残疾人口占到了1.48万，这个比例，高出宁夏残疾人平均比例1.4个百分点，也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7月，中央纪委副书记张毅调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先后两次到红寺堡区进行调研，被宁夏残疾人比例之高、生存之艰辛深深触动，他认为解决特困群体的生存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要把残疾群体当包袱，要当财富，千方百计将生存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慈善”牌，引进福利企业，兴办福利企业和慈善事业，要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增加收入。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了打造“黄河善谷”的战略构想，在沿黄河地区建设产业聚集区，为当地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群和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探索一条“造血型”慈善新路。
这些思路，顿时为“苦大仇深”的红寺堡送来光明，吴忠市委、市政府，红寺堡区委、区政府立即行动，决定以“慈善”为突破口，将红寺堡打造成一个政策洼地，招善引智，广招各方企业在红寺堡投资建厂，吸引当地人打工。
自此以后，一个被业界广为称赞、被媒体竞相报道的新型慈善模式――“黄河善谷”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开放、包容、和谐的文化生态，彰显海纳百川、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善谷”则寓意现代慈善的发祥地和聚集区，代表慈善洼地和产业特区。
聚集产业慈善兴业
以慈善事业助推经济发展，在黄河两岸形成“黄河善谷”慈善盆地，将传统的救助型、输血型慈善提升为现代的产业型、造血型。它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建设的战略决策，而是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把社会目标、民生目标与经济目标有机统一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宁夏黄河善谷总体架构是由“一部、四园、七城市”构成，以此为支撑搭建起宁夏现代慈善发展平台。“一部”就是慈善总部，在银川市建设宁夏慈善大厦，为企业家们提供服务，吸引慈善家都来宁夏投资项目，成为宁夏慈善头脑中心、信息研究中心和公益组织孵化基地。“四园”就是在吴忠市创建工业创意园，在红寺堡区创建福利企业慈善创业园，在平罗县陶乐镇创建天河湾老年产业园，在固原市创建六盘山生态产业园，成为聚集和承载慈善产业的核心区。“七城”即沿黄河的石嘴山、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中卫以及作为“黄河金岸”延伸带的固原7个城市争创中国慈善城市，形成“善谷”，成为全民慈善的基础环境。具体来说有“六大工程”，即配套政策创新工程、慈善园区建设工程、慈善城市创建工程、慈善文化建设工程、公益慈善组织培育工程、公益慈善人才建设工程。
作为践行慈善产业理念的“试验区”，吴忠市出台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其中对符合入驻慈善产业园条件的企业开出十项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低廉的土地出让金、配套扶持发展资金、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贴息政策等。
根据政策，企业入驻弘德工业园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含报批费、征地费、出让金)，将由政府全部奖励给企业；而在离黄河极近的立德工业园，入驻企业所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按50%比例返还。“报批费等都是上缴国家的，等于是‘负地价’。”吴忠市委副书记孔平介绍说，负地价、贴息、行政零收费等多项优惠政策让许多企业纷纷前往。
招善之举备受关注
有了慈善事业的好政策，有了救贫困人口于己任的良好入口，“黄河善谷”不但吸引了有识之士的投资，更吸引了兴慈善、助慈善的多家企业前来考察，奉献爱心。
2011年11月中旬，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主席蒲永川一行赴宁夏考察“黄河善谷”和“免费午餐行动”，受到了宁夏自治区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领导热烈欢迎。考察团先后参观了宁夏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台日间照料中心等福利机构，对吴忠市立德工业园区和弘德工业园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天河湾老年产业园进行了实地考察。企业家们对黄河善谷将产业发展与慈善结合的全新模式高度赞赏，并被宁夏亲商、敬商的文化所深深打动，纷纷表示愿意到“黄河善谷”投资兴业。
2011年12月初，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率100位企业家走进宁夏，对宁夏“黄河善谷”进行了为期两天实地考察。宁夏自治区常委、副主席刘慧，民政厅厅长杜正彬，吴忠市委书记白雪山、市长吴玉才等相关党政领导热烈欢迎，盛情款待。现场24位企业家签订投资意向，投资金额242亿元，涉及现代农业、环保、新能源、牛羊肉加工等。
陕西宏远现代实业集团董事长翟慕政、河北青华苑高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殿明、慧江集团董事长陈枫等10位爱心企业家向所参观的福利院捐款捐物156万元。其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慈善公益中心主任卢星宇为吴忠阳光家园幼儿园捐赠了一辆价值25万的平安校车。还有一位企业家为福利院捐款高达30万元，却不想留下姓名。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说，中国社会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民间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现在他们做慈善只是缺少更专业、更有效率的方式。
慈善产业大有可为
宁夏“黄河善谷”办公室主任张成军说，现代慈善事业的走向和趋势就是向产业化、市场化模式发展，其核心是将公益慈善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将传统的救助型、补助型输血慈善提升为现代的发展型、造血型产业慈善，保证慈善救助事业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源。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先生说：过去，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方式主要有捐赠资金，捐献物资、技术、市场渠道以及员工志愿服务等企业资源。现在只不过改了一个字，把招商改成了招善引资、招善引智。我们期待更多的企业通过社会创新，更直接地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和政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颇有感慨地说：“黄河善谷”其实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西部开发战略，它让更多企业加大力度承担起社会责任，以社会开放促进经济开放，很有可能引领世界慈善事业新潮流。“它一开始就很高端，定位高、品位高、格调高，绝对是很巧妙的一步棋！”
父母的进藏故事
1951年初，格桑的父亲计美邓珠在四川康藏地区加入了，正式成为十八军进藏部队中的一名藏族小战士。就在这个时候，家在四川康定地区的姑娘卓玛也光荣地入伍准备跟随的队伍进发了。
彼时这两个四川藏区的小战士相互之间还没有什么交集，或许更想不到跟随的队伍进军、和平解放之后，所改变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生活，使两人结为终身伴侣，更将他们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与雪域高原的新发展紧紧相连。
其实早在1949年，计美邓珠就已经是一名进步青年，他参加了“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康区的组织。因为一直要求进步，计美邓珠于1951年初，进藏前，先期被派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进行简短培训，主要就摄影方面的技能和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学习培训。
卓玛的出身和经历似乎更富有传奇色彩。卓玛的父亲，是时期蒙藏委员会藏文翻译官。在九世班禅转世和十三世达赖转世的过程中，曾担任藏文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1949年7月，震惊中外“驱汉事件”发生，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卓玛的父亲，也在这事件中被逐出。不过，他并不反对女儿再次进藏并且为了国家的统一而解放。卓玛在重庆进行进藏前培训时，他还曾去看望女儿。
后来，卓玛也被送到北京学习。两个人在北京相识，携手一生。因为计美邓珠的工作原因，卓玛带着全家几次辗转北京、拉萨两地，最终留在雪域高原。直到退休，老两口才回到成都安度晚年，却仍旧把所有孩子都留在了高原上。
“父亲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的变迁”
计美邓珠是新中国第一代藏族摄影师。身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高级摄影记者，计美邓珠大半辈子的时间里都在进行拍摄，全藏区73个县，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现在所能看到旧最野蛮、最残忍、最血淋淋的农奴制、新民主改革之后的很多新貌，都是通过他和泽仁、扎西旺堆等几个同事一同记录保留下来的。
这是艰苦卓绝的工作。
刚刚和平解放时，艰苦是所有进藏干部最为深刻的记忆。前苏联的嘎斯69汽车，已经是最高级的汽车，只有自治区领导才能因公使用。而拉萨之外的地区，条件更是难以想象。在格桑的记忆里，父亲每次下乡拍摄，都要准备很多很多工具，包括摄影器材、反光板，小到绳子、修理工具都不能缺。他跟同事的公务用车就是一辆破吉普，他们既要当司机，又要当摄影师，还有兼任修理工。藏区路况本来很差，高原地区气候又变化无常，车在路上抛锚是家常便饭。更有时候，因为当时刚刚和平解放，叛乱分子和境外派来的特务仍在不时骚扰新生的县、乡政府，情况十分复杂，每到一地，当地人员都对外来者十分警惕。1960年，计美邓珠和同事到日喀则谢通门县拍摄《高原短途运输》新闻主题。因为两个人都只带了记者证，没有带地区的介绍信，加上整天骑马走路，样子十分狼狈，而且为了防身，每人还背着一只长枪和一只短枪，自然引起当地干部的注意。到了县城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了两天，又饿又累，一顿吃了一百多个饺子，更引起他们的怀疑。计美邓珠和同事怎么也证明不了自己，当晚就被软禁在一间又黑又小的房子里，直到县里与地区、拉萨电报联系核实，明确他们的身份后，才配合拍摄工作。
这也是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囿于通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们镜头所对准的，都是国家建设中的新变化、新经验，计美邓珠他们所拍摄的更是如此。每次电影之前所播放的新闻简报、祖国新貌，就成了全国人民了解国家进步的窗口。因此，即便再苦，计美邓珠也从未想过放弃。
已过半百，格桑仍旧感念于父亲留给自己的这种精神与情怀。
2010年12月15日，墨脱公路控制性工程――嘎隆拉隧道顺利贯通。2012年，通往墨脱的等级公路将正式建成通车，墨脱不通等级通路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而今，已经有两条季节性公路通往墨脱，越来越多迫不及待的好奇的游客探访这朵“白莲花”，然而当年，揭开墨脱真实面纱的就是计美邓珠和同事。
“他们是步行进入墨脱的，背着摄影器材，边走边拍。”1981年，计美邓珠和同事次登，踏上了墨脱采访之旅。虽然行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质准备，进入墨脱之难还是超出他们的想象。进去的时候已经是5月，虽说是进入墨脱的最佳季节，但是徒步从米林县境一个叫派的地方出发，翻越多雄拉雪山，走路三天多，到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江畔的八崩乡，再从八崩顺江而上，进入墨脱县城，这一路地势险要，气候变化无常，经常发生雪崩或被雪风阻挡，没有当地熟悉情况的向导，没人敢去。途中，还要有几天时间是经过无人区，大量的蚂蝗叮得人鲜血直流。
那时条件艰苦，经济上也很紧张。拍墨脱，计美邓珠和同事他们只有5000元的拍摄经费，两个人手上总共才有20多盒30米的16毫米胶片，再多的美好，也要精打细算，节省拍摄，精心策划之后，才能开机。5月进入墨脱，8月出山来，历时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成首部忠实记录墨脱的纪录片《绿色墨脱》，第一次较全面完整地向国内外展示了高原迷人的风光和独特的民俗，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对于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白莲花”墨脱终于将自己的风采向世人展示了出来。
在摄影站工作的几十年中，计美邓珠拍摄了大量的有关的新闻主题，用真实可信的镜头向世人展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百万农奴悲惨的生活和民主改革后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之情，不少影片和新闻主题获得了各种奖项。
198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授予站计美邓珠等四个老同志嘉奖，表彰他们在新闻电影事业上所作出的优异成绩。
“我用忠诚守卫国家的安全”
1961年，格桑出生在北京。
一岁时，父亲计美邓珠正式到新影厂驻站工作，格桑也跟着父母进藏了。至今，格桑已在度过了自己的半生。
格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计美邓珠共有兄弟姐妹13人，可是由于旧时生存条件实在太恶劣，最后只活下来三个。计美邓珠是个十分孝顺的人，在参军有机会走出牧区的时候，就主动把两个姐姐的四个孩子带出来读书，辗转北京、拉萨，共同生活。因此从记事起，格桑就是在大家庭里跟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生活着。
从1962年到初中毕业，格桑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记者父亲总是下乡采访拍片，格桑印象中，母亲的身影格外忙碌。母亲卓玛也是十八军进藏的小战士，进步青年，入伍后先在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汉语，后来当上了和平解放初期为数不多的几位汉语老师，当时很多上层进步人士都是她的学生。后来，卓玛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要随驻站的丈夫进藏，才调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改学电影剪辑，后来就随着丈夫进藏了。应该说，为了丈夫的事业，卓玛将更多精力花在家庭中――照顾一个大家庭，周转生活，负担他们的衣食保暖和思想教育，但她从无怨言，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对姑姐的四个孩子也视如己出，并将他们逐个培养成人。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物质生活普遍贫苦，更是如此。格桑在家里排行第七，在格桑的记忆中，那是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但兄弟姐们的穿着总是补丁摞补丁。可是父母无声的教育，父亲对工作的执著、母亲待人的善良诚恳，还是给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和最甜美的人生记忆。
而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格桑也在父亲这样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1976年，格桑即将初中毕业，“”尚未结束，高考尚未恢复，求学无门成为格桑他们那一代青年人内心中最为苦闷的事情。恰好，一天上课时，部队来招小兵，说是招到部队后要送到南京政治学院深造。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招考很严格，阵势也很大，“当时全校的男同学都被叫到操场上进行身体素质测试和才艺展示，同时还要参考学习成绩。”格桑样样都排在前列，而且学习成绩优秀，成为那一批被招入部队的藏区仅有的10个小兵之一，而且是唯一的藏族。
然而之后不久，因为种种原因，格桑他们这批战士不能去南京军校学习了，而是要跟普通战士一样充大兵进部队。条件肯定更艰苦了。“当时母亲有点心疼我，不想让我去了，可是父亲不让，他说既然组织上选中了你，就必须去！这是锻炼，也是组织的信任，更会为你的人生留下最宝贵的经历！”在父亲这位十八军老战士对部队的情结和对党、对国家的崇高信仰，将自己的儿子“撵”进了部队。
四年之后，格桑退伍，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自治区旅游局，干过很多工作，甚至包括宾馆房间整理，觉得有滋有味，大有作为，但是学习欲望从来没有消退，得知可以高考了，格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当年，格桑考中了民族学院。“原本打算学英语专业，结果那一年因为招生太少没法开班，我们都转到了历史系。”回顾自己的生活，似乎总跟最初的打算不合拍。不过格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心怀的信念与理想始终如一，“这绝对来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又是一个四年。
1984年，格桑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回到拉萨。现在回想起来，他似乎从未想过留在内地，一门心思要回到拉萨，建设新。这个问题他跟很多同样经历的人交流过，几乎所有像一样的“第二代”们都是这样想的。他把这归结为一种情怀。
最初，格桑想回到旅游局工作，但是他被分配到自治区宗教局。“当时我在局领导家里从晚上八点一直坐到半夜十二点，他也不同意放人。”领导给他的唯一理由是在工作，民族宗教十分重要，要干好这一行可以大有作为。年轻的格桑那时并不是很理解，心里难免嘀嘀咕咕，但是知道领导是为了他好，也就踏踏实实地在宗教局里埋头工作。
时值“”结束不久，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正在进行，地区寺庙众多，而“”时被保留的仅有9座，其余全部被毁，拨乱反正工作任务繁重。格桑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时任局长赤来深入各地区对被毁寺庙进行调查摸底，“那几年跑了五六十个县，几乎去了所有的寺庙，对寺庙和宗教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几年的学习过程，几乎决定了格桑日后的工作。
他开始站到反对极少数宗教分子分裂、保护宗教仪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线。十几年来，格桑先后参与到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几个重点寺庙的整顿工作，还多次驻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很有效果。而在格桑的心中，最为难忘的还是参与对十一世班禅金瓶掣签的工作。这项工作差不多持续了两年，1995年12月8日凌晨五点，在拉萨大昭寺释迦摩尼佛像前，按照历史的宗教仪轨，进行金瓶掣签，由佛祖来神断第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在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44位佛教界高僧大德及各界代表的共同注视和见证下，“5点20分，喇嘛的诵经声停了下来。一个身着浅绿色藏装的藏族青年男子，从金瓶中取出如意头的象牙签牌，放在手中的托盘里，端到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面前，这是著名记者刘伟在《十一世班禅坐床记》一书中对当时格桑请各位领导验签时场景的描述。之后，格桑拿起用藏、汉文写有坚赞诺布、贡桑•旺堆、阿旺南索三个候选灵童名单的纸条，仔细地各贴一面在签牌上……格桑将名单逐一在签牌上贴好，放进托盘里。
格桑端着托盘从国务委员罗干开始，依次让生钦•洛桑坚赞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波米•强巴洛卓活佛、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喇嘛•次仁和三个候选灵童的父母等先验看并核察名签，他们首肯无误后；然后又依次让在座的自治区党政领导验看名签。
最后验看名签的是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他验完签后，拿起托盘中细长的黄缎封套，将名签套上。可能黄缎套过于细瘦，封装每只签，叶小文都用了一定的时间。这期间，整座大殿寂静无声，人们的眼睛都紧张地盯着叶小文的手。终于，叶小文镇定地将三支名签都装进了黄缎封套，他抬起头来，神色明显轻松了许多。
江村罗布大声宣布：“经审核，三名候选灵童的名单验签无误，请封签。”
后来只要谈到此事，格桑总是万分感慨：“能亲历最高级的佛门盛事，终身难忘”。当然，重要的是此前多年在宗教局的积累。“没有之前的积累，后面的那些工作都是拿不下来的。”在政府部门的不同岗位上工作这么多年，格桑总是部门里被借调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很多突发事件，都是派他出去处理。工作的时间多了，陪伴家人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不过对于格桑来说，做好工作义不容辞。
责任在三代人之间延续
计美邓珠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当摄影记者，没有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没有记者的职业道德，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绝对不行的。这话，也是格桑听父亲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在他眼里，父亲不止是这样说说，更是在几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恪尽职守地实践。
小时候，格桑看到的，几乎都是父亲背着器材下乡拍摄的背影。上到初中，格桑觉得自己也长成了大小伙子的时候，就主动要求跟着父亲工作。“其实就是想给他们打打下手，跑跑腿。”直到若干年后，父亲退休回到成都，一家人仍旧将工作放在第一位。格桑家里有不成文的规定，每到周末全家人必须要聚一聚，而逢年过节，更是要到父母家里报到，一家人在一起聚餐，其乐融融。母亲特别爱吃格桑做的菜，他自己也笑称自己的前世可能是厨师。要是谁不来，父亲要生气，不过要是谁有工作缺席，父亲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撵”他走。“我这没事，工作要紧！”格桑无数次听到父亲这么说他。
在家里，父亲是表率。“理想和信仰总是决定着前辈们的追求和坚守，在他们那一辈人身上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怀。从他们一生的工作与奉献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触摸到、学到、体会到。”格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和岗位上，有的从文、有的从理、有的从军，也都在父辈精神的感召下为新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工作后，格桑在与各族干部之间的交往和学习中充分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和敬业精神。1985年，格桑入选第一批藏族统战干部培训班，到北京中央统战部脱产学习一年。而民主改革之后，在不同时期都有大批进藏干部、干部为新建设出力流汗，格桑跟他们在一起，多年来感悟更多。
“比如李作明， 他可以在同一个笔记本的左右两面同时做笔记，一边是藏文一边是汉语，会开完了会议纪要也做完了，而且真的是艺术。”让格桑时隔多年仍旧念念不忘的还有国家铁道部原部长屠由瑞，论证青藏铁路时他专门来沿途考察轮涨，他的笔记本真是一绝，一路下来记了六本，图文并茂，画的图就像小人书一样，地形、冻土和涵洞等等十分准确。
“这些老领导、老前辈的能力和作风，真是不得了。”格桑也努力地学着。国务院办公厅和秘书局的同志来，他总同他们一道工作，并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工作方法。总之，他总是在学习。汉藏之间的交流多，隔阂自然就少了。而且在他看来，不论在藏干部还是干部，还是像他们一样老革命留在的第二代，大家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建设一个新，责任感统一、目标一致，还有什么委屈呢？
现在，这种作风也被格桑遗传给了女儿。女儿尕美卓美厦门大学法语系毕业后，恰逢自治区公安部门特招，经过考试，女儿成了一名公安战线上的战士。初入队伍时8个月的军训，格桑没有心疼，让她去充分锻炼。加班是家常便饭，爱人心疼女儿，经常抱怨，格桑很坦然，她只要在工作，就让她去忙吧。和平解放60年来，格桑的父辈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和责任将一个新的交到了格桑他们这一辈人手上，格桑说，他要继续把这种使命传承下去。他们的下一代，必须能扛起责任，肩负使命。
关键词：大慈寺； 规划原则； 保护性开发；“市外桃源”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Ouroboros” by the philosophy idea once again which, grows continually as the direction, remoulded the project of Daci temple old city protection and this areastyle carries on the rich creativity exploration, and proposed thepractical feasibl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plan design proposal.
Key words: Daci temple, plan principl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outside city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6）01-0058-05
收稿日期：2005-11-20
作者简介：袁歆，新加坡山鼎建筑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新加坡建筑师协会会员
1引子
在天竺传说中，有种被称作为“Ouroboros”的蛇，它一直在不停地吞食着自己的尾巴，在吞食自身的当儿，却又不停地生长出自己的身体，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与其说“Ouroboros”是一种传说，倒不如说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哲学思想。其实，世上众多事物无不隐含着同样的哲理。纵观我们所居住与生活的城市，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的“生命力”又何尝不是这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
成都，在经历了2300多年历史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像“Ouroboros”一样，一直在动态的变革中进化着，并在这2300多年漫长的历史进化长河中沉积了十分深厚的文化信息，为后人遗留下了大量的人文古迹，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蜀文化”。
成都，作为我国1984年国家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市建设早已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成都市84年的城市规划中就已明确规定将具有传统建筑特征的文殊院、大慈寺、宽巷子、窄巷子等旧街坊列为旧城建筑保留区。而在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20年）中，更明确地强调按保护区和环境协调区的要求，对大慈寺历史文化保护区建筑群实行两级保护。但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致使包括大慈寺片区在内的古城区独特的历史风貌正在显示出逐渐消失的趋势。更由于遗存下来的建筑年久失修以及设施的滞后，实际上已处于破落衰败的境地。因此，拯救历史文化街区，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背景
大慈寺及其街区，在成都历史上曾有过它的辉煌。千年古刹成都大慈寺始建于魏晋，鼎盛于唐宋，它曾是一个以宗教文化为主又具有川西民俗文化特征，并体现宗教文化、市井文化与商业相融合的文化混成区。虽然，原有的寺庙与街坊几经沧桑，数度被毁，但它的基本构架尚存，古韵风姿依稀可见，它依然被看作为成都市区的一处独具魅力的胜地。（图1）
保护这片极富川西市井文化特征的历史街区，合理开发这片宝贵的历史、文化、商业资源，并使它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中来，便是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所共同面临的一项十分吸引人，又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图2）
3概述
我们所承担规划的大慈寺片区紧邻红星路商业步行街和春熙路商业繁华街，规划范围的面积约为26.64公顷。除保留至今的大慈寺部分遗存建筑群外，保护区大多数房屋建于晚清或民国期间。从结构上看，除少数公共建筑（如广东会馆）与公馆为砖木混合结构外，其余多为全木穿斗结构。保护区周边为现代建筑所环绕，街区长期为农贸市场所占，居住区内设施落后且存在安全隐患。（图3）
4“Ouroboros”哲学理念指引下的规划篇章
4.1哲学思考
在拯救历史建筑物的同时，必须事先考虑到如何织就、形成一个新旧合一的城市结构，让原有的传统民俗与未来的新生态融合成一个能够持续发展又具独特风格，充满活力和“Ouroboros”式生命力的城市机体。这就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整合、利用的哲学思考。
4.2 规划设计构思的起始点
进行现状调研和实地感受是我们进行大慈寺片区规划、设计构思的起始点。大慈寺片区的主要特征，就是它那颇具人性化的传统空间尺度和丰富的建筑肌理，以及人们置身其中所产生的一种真切的时空感。周围的景象虽有几分萧瑟和凄清之感，却会激起人们对往日市井民风的怀旧情思。（图4）
4.3规划原则
4.3.1“大慈寺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前提
根据“成都春熙路大慈寺片区城市设计及历史街区保护整治规划”及“锦江区大慈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结合现场实地考察所搜集的有关资料，我们认为对此片区将要进行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首先要把握住规划设计的几个前提。
前提之一： 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
成都大慈寺片区在旧城区改造加快进度的建设背景下，将走向何方？我们在维持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应如何对城市建设进行调节，以最终实现都市风貌的总体和谐？
前提之二：历史文化街区保留的实质
虽然大慈寺片区经历了唐、宋、明和清朝的变迁，仍然遗留下来了丰富的古迹和多样化的建筑物，但它始终处在一种老化、消亡的被动状态，这让我们领悟到仅是单纯保留历史的理念所存在的缺陷。只有通过对大慈寺历史街区所具有的独特文化的重塑，使其功能与现代生活接轨，才能使其融入到现代城市的和谐结构中去。
前提之三：旅游商业区的定位
选择旅游商业功能的注入无疑是缓解传统与发展矛盾并激发历史街区活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单是给予大慈寺片区以“重生”的契机，而且也是一个让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延续下去的支撑体。
4.3.2保护更新原则
根据对大慈寺片区城市设计制定的要求，明确要恢复的大慈寺片区将成为一个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商业片区；一个以老成都繁华街区为识别性的地方；一个以多元化功能和都市亲和的场所。 为此，对于该片区的保护项目，我们锁定了三个主要保护更新原则：
4.3.2.1在“尽可能保留,尽可能修复”的原则下，把古建筑保留下来。
4.3.2.2不单是保留建筑物，更要突出建筑的内涵，它的人文环境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
4.3.2.3 除了保护，随着时间的进度，我们必须能够适当地接受现代的建筑物及其功能需要，让新与旧的对话继续,让文化跨越历史。
4.3.3城市设计概念：
4.3.3.1“尽可能保留，尽可能修复”
对应目前场地现状，维护工作具体分为以下6个层次：1） 核心保护建筑：不作任何修改；2）原状原貌保留建筑：对原有建筑进行修复；3）原状原貌更新建筑：在原有位置上按原状重建；4）原状原貌迁移建筑：在新位置上按原状重建；5）风貌填充建筑：与周边保留建筑风貌相协调的新建筑；6）新建建筑：全新建筑，保持其简洁的外形。
4.3.3.2保持空间尺度
旧有的居住区肌理空间尺度较小，方案在维护“精神”气息的原则上，尽量把独具特色的空间尺度保留下来。
4.3.4保护分级区域划分及保护要求
保护区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保护区、历史文化环境保护区、风貌协调区。
4.3.4.1核心保护区
范围：现有寺庙历史文物古迹及寺门前字库地区。面积约1.4公顷。
保护要求：核心区内按文物保护法实行绝对保护，使文物古迹原真、原样流传下去。
4.3.4.2历史文化环境保护区
范围：北至蜀都大道，西至纱帽街，南至东西糠市街，东至笔帖式街、玉成街。面积约13公顷（含核心保护区），是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要求：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尽量保留现有整体风貌、街巷格局、建筑及环境，使街区尽量原真原样地流传后世。内部新建建筑与传统建筑在风貌、高度、尺度、色彩、用材、质感上一致。 (图5)
4.3.4.3风貌协调区
范围：上至蜀都大道，西至纱帽街，南至东大街，东至笔帖式街以东40m，沿府南河方向延伸一个50m宽带。面积约22公顷（含历史街区）。
保护要求：允许更新，但范围内建筑风貌要与历史街区建筑风貌协调一致。
4.3.5用地布局
在大慈寺片区内结合现状调整土地利用，进行功能整合。
4.3.5.1土地利用与功能调整目标：由原来居住用地功能为主而调整为以商业综合用地功能为主，充分发挥市中心土地应有的商业价值。
4.3.5.2调整对策：
1）迁出大慈寺街区传统民居内的居民、农贸市场等公共设施，使大慈寺街区由原来的三类居住区转换为纯文化商业区；2）加强天仙桥街区的环境整治，使其更具高档公寓住宅特色。
4.3.6规划结构
4.3.6.1一轴，二心，三片
一轴：基地以大慈寺、大慈寺前广场为南北轴线； 二心：以大慈寺前广场和北糠市街小广场为两个主要活动中心；三片：基地西部是以大慈寺前广场为中心的宗教旅游区；东南 部是包含了多个小型活动空间的娱乐休闲区；东北部是由一个“L”型绿化系统围合而成的生活休闲区。
4.3.6.2 基地东边为一片邻近府河的高层住宅区，环境优美宁静。西边是繁华的红星路步行商业街。大慈寺中心区处于这两片区之间，与东西糠市街形成一条文化连接轴。
4.3.6.3大慈寺作为佛教寺庙，同时也是旅游景点，因此受大慈寺的辐射，东西两侧形成了宗教服务商业区，而南面的北糠市街及周边形成了以旅游购物为主的商业区，其东面片区被东、南、北三面的居住区所包围，将建设成以餐厅、酒吧为主的商业区。（图6）
4.3.7功能分区
4.3.7.1地区：主要为现代商业金融区。包括国际品牌连锁、休闲总汇、宾馆、写字楼等。
4.3.7.2大慈寺中心区：主要功能为宗教与展览，传统民俗工艺品商业街，传统工艺品市场，地方传统小吃美食，古玩字画销售、展示及裱糊包装服务基地，地方传统曲艺、戏剧、茶艺、博奕等文化欣赏、交流、展示中心；原创艺术品制作、销售、展示与交流场所，旅游宾舍，文化性休闲娱乐区。采用前商后文模式：沿步行街为商业服务，街坊内部为娱乐、休闲、文化创作、交流展示、服务。
5古朴风韵与现代文明相融的建筑篇章
5.1对历史遗产建筑的保护和更新
在对于已经完成更新的大慈寺核心保护建筑群的形态及周边空间的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片区的老建筑进行了测绘及分类，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大致按以下几种方式进行保护更新：
5.1.1建筑本身的风格、样式、材料、结构或特殊构造做法具有建筑史或自身的研究价值，建筑本身保护得很完整的，以原状、原貌保护为主。
5.1.2建筑及其所在的地段本身具有历史地标价值和意义，其中有些是体现了一座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且建筑本身保护得很完整的，以原状、原貌保护为主。
5.1.3建筑的空间、结构、布局具有典型的地方人文特性，具有能满足规划特性下的使用功能要求（风貌保护、更新）。且本身结构保护得较完整的，以维修为主。结构保护得不完整的，以更新为主。（图7）
5.1.4建筑本身已经倒塌或拆除的，在原有旧址上根据规划整体要求，或以传统的风貌建筑格局重塑，或用后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手法新建，进行功能叠加。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手段达到以下几点：
5.1.4.1保护了历史文化核心区的总体面貌。
5.1.4.2通过风貌保护和完善，保留传统建筑格局和传统街区、里、巷、院落的走向，并加以明确化。
5.1.4.3通过保护具有建筑史价值的构筑物，隐显了成都地域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唤起世人对生活环境场景的关注和记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地域文化发展的意义；创造新的旅游价值，最终突现商业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5.2建筑的细部、构件及尺度构成
5.2.1在测绘的基础上，完善片区的建筑基本尺度。对带有普遍性的细部构造及保存完善的建筑小品，进行有效的汇总和整合。
5.2.2在原状原貌保护建筑的外观上以完全保护和维持原样整修为原则。（图8）
5.2.3在风貌保护上以基本维护原来风格，拆除陈旧建筑结构体，换之以全新的框架结构，并将所拆除的构件以还原的方式重新回位。（图9）
5.2.4在风貌更新的部分，除了保持原有建筑格局和传统空间院落的基础上，在更新的建筑结构前提下，按原有门窗尺度进行建筑细部复原。但建筑材料和样式，应更加符合“后工业时代”的纯现代主义构件的再利用 原则，同时尽可能满足商业功能的要求。
5.2.5功能更新，即在满足原有空间尺度的基础上，放大1.2~1.5倍的尺度，进行功能重组，在更新结构的前提下，使用了一些大面积玻璃，钢构件等新材料新工艺，与传统建筑形成明显的对比，通过反射影像和保持院落空间的肌理等方式，达到庭院空间的重构，以达到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与交融。
5.3建筑的功能、配套及场所设计
大慈寺片区自古以来，就以集市、庙会及传统民间手工作坊十分集中而著称。大慈寺片区的改造与建设，在对空间格局及传统建筑保留与保护的基础上，落实具体的使用功能，力求复原为城市中心区最具有商业活力的综合片区。
5.3.1商业业态分布
大慈寺片区改造完成后，将形成以大慈寺为核心，集宗教、名胜、旅游观光、特色购物、特色餐饮、酒吧、艺术及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商业区。由于它本身毗邻春熙路、红星路商业步行街，地段商业价值颇高，加之改造后片区的传统院落格局，街、巷、里空间展现具有独一无二性，以及古树参天，小桥流水及环境的宜人休闲性，非常吻合成都的地方人文特性，势必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宗教、文化、艺术、娱乐、商业核心区。并在商业功能上对春熙路、红星路现代化商业步行街进行业态上的补充。
5.3.2场所精神和生活场景的重现
建筑设计更多地是对原有空间的重组、维护，尊重原有空间的院落围合方式，重现原有空间的邻里街道感受。通过上述手段以唤起人们对场所精神和生活场景的重现，并力图打造出一处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色的商贸街区。
6营造尘世中“市”外桃源的景观篇章
6.1景观设计概念
在景观设计中， 与建筑布局有机配合营造出众多颇具传统韵味的景观空间，其中以大慈寺广场作为此类空间的核心，并由三条各具特色的路线延伸而至。第一条遵照传统的街市设计而成，南北向径直通往广场；第二条是更加宽敞的街道，东西向直至广场；第三条起于西南角，途经各类旧址空间，蜿蜒抵达大慈寺广场。这些路线还将大慈寺广场和若干传统内院空间自然相连，人们穿越其中将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觉空间感受。
6.1.1传统的街市
第一条路线全长100多米，是该区的南北中心轴。它是庙市合一的代表，其特色自唐代以来延续至今， 景观设计沿袭其旧时的格局，意在展现街市古朴的风韵。道路两旁树荫蔽地，待到充斥宗教森严的寺庙广场处豁然开朗。其间虽然一些建筑罹于拆毁，但其传统街巷的空间感却未散失。从景观设计地面铺装的独特形式中，人们仍然可以隐约嗅到那一丝丝曾经的存在。
6.1.2市区的纽带
第二条路线自西向东，直抵大慈寺的入口广场，人流由红星路商业中心引至东部的大慈寺街区。
6.1.3充满变幻景致的绿脊
第一、第二条道路皆具宽、直之特色，而第三条路线自西南角路口而始，蜿蜒穿越古意盎然的街区。
设计中，将“林”元素充分融合于“庙”、“市”之中，使各空间得以融为一体，并利用大量原有的景观元素，将历史与文化水乳相融，通过银杏（成都市树）、木芙蓉（成都市花）等花木的栽培，塑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一隅。
6.1.4传统的内院
在大慈寺街以南和西糠市街以西各有一内院，均由众建筑围合而成，包含许多小商铺，为游人驻足观赏景致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内院还是各路线沟通的中转点，其周围设有通道连接各道路，游人可以通过这些通道自由而灵活地穿梭于各条路线之间，感受不同的景观体验。（图10）
6.2节点景观设计
6.2.1节点一：柿林入口
柿林地处西南角，其两侧丰富的景观曲线与道路边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径旁竹子、灌木、树木间疏而植，粉墙碧瓦在其后若隐若现随着步履的迈进，景色不断地变幻，从而引时游人深入其中循迹览胜。
6.2.2节点二：广东会馆前院
过柿林后便来到广东会馆前院。院内以沙为池，上有小桥一座。屋前立一月形墙门，竹木种植其间，疏密有致，步移景易。（图11）
6.2.3节点三：广东会馆东面巷子
小巷是“绿脊”中最狭细的一段，延续了从柿林入口而来一路蜿蜒的走势，并将两处内院空间相连。它紧邻广东会馆的山墙，道旁植有竹子花木，与会馆的粉墙黛瓦相映成趣。
6.2.4大慈寺广场
大慈寺广场地呈九方格，庙门、玻璃方盒建筑和古代字库踞鼎足之势，确立了广场的范围。庙门前挖有一塘，喻唐代经庙前流过的解玉溪之缩影。东侧字库前也留有一块下沉空间，游人可在此观赏字库乃至整个广场空间。
6.2.5节点五：大慈寺街
大慈寺路以砖铺地，入口缀有水体，聊以缅怀当年流经此处的“解玉溪”，并与大慈寺广场水体遥相呼应。路旁种植的花木伴随游人一路行至大慈寺广场的静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