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王荫嘉先生是我国著名钱币学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钱币的集藏和研究掀起高潮，荫嘉先生此时即投身钱币事业。1940年，上海成立中国泉币学社，同年创刊《泉币》双月刊。荫嘉先生既是学社的骨干，又是泉刊的编辑及校订者。他一方面辅佐学社领导推动学社活动，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全力收集钱币资料，开展研究，为泉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文章、研究成果，在泉币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荫嘉先生一生留下了大量关于钱币的文章，对钱币的集藏和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先生的名言“欲研泉精微，必也胸罗全史”，代表了先生在泉币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他的《寿泉集拓》辛集“序”，分析集藏钱币必备的条件，其中一条是“须学识之丰富”，并对钱币学识作了精辟的阐释：“古泉聚历史之精神，树百世之楷模。形影相随，表里为用。史以外无他学，斯泉以外曷足以代表夫全史乎?故欲研泉精微，必也胸罗全史。私家记述，断章残简，石墨金文，无不取资。而五金之配合，冶炼之纯杂，理化学也。入土时代之深浅，原壑燥湿之异同，五采于焉彪炳，锈蚀随而分歧，地质学也。礼失求野，本国之所不详者，或反得诸异邦。突厥番夏之文字，西域蒙古之金银，非博稽俄、法、英、日诸儒之著述不可知，译学其尤要也。”在多数人执迷于就钱论钱的时候，先生能有如此卓识，实在难能可贵。荫嘉先生对于钱币的鉴定，有超凡的判断力，除了他对钱币本身有着敏锐的直观感悟之外，更得益于他的博学广识，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
读先生留下的《品泉录》、《品泉续录》和这部钱币论集，如见先生其人。先生是一位严谨、仔细的学者，他从不夸夸其谈，空发议论；他嗜好钱币，更关注资料的收集整理。他做的拓本，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钱币学大家亲自制作拓本，他知道重点在哪里，要反映的关键部位在哪里，再加上洞察入微的分析点评，往往使人豁然开朗，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因为他的资料丰富，博学广识，治学谨严，所以他的文章，往往切中要害，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对于钱币的见解，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化遗产。所以《王荫嘉钱币论集》的整理出版，不仅是对前辈学者的仰慕和纪念，更是为当今钱币的集藏和研究，提供了一部实用的手册。为此，我要感谢健舆兄，感谢上海市钱币学会为我们的事业又做了一件实事。愿我们的事业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向前，不断进步。
谨为序。
丁亥岁末于北京续斋
【 英文 摘要】tong bao currency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 coppersystem with the longest period of utility in 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 on coinics.the study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beg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has undergone twohigh tide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 onoccasion of epitomizing chinese coinics in the past hundredyears a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conditions for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system are ripen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and account of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of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 社会 政治 、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
二
通宝币制的 研究 ，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 文献 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 内容 。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 时代 学人对于 经济 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 历史 学 方法 研究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 研究 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 发展 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 参考 货币史、钱币学和 经济 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 社会 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 历史 问题 ，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一、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1、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0《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内容摘要：本文作者通过查阅古籍，引用参考文献等方式对于宋代“钱荒”问题以及其成因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分析，“钱荒”问题的产生不仅在需求侧，还在供给侧，不仅有国内因素的影响，还受外来国家的影响，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国家政策有很大关联。之后作者对“钱荒“问题及其成因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的部分特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最后陈述了从中获得的启示以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钱荒 货币 商品经济政府政策
一、 引言
宋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既有着“昏君误国，不理朝政”的千古争议，又有着《清明上河图》中的太平盛世，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也是具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的朝代，而宋代独有的货币文化更是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宋代出现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领先了其他国家几百年，同时，宋代也有着极为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一切的一切都叙述着宋代的货币体系的特殊，也昭示着研究宋代经济影响下的货币体系的必要性。而我们在研究时发现，宋代“钱荒“问题无疑与上述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钱荒“问题及其成因，我们或许可以窥得庞大而复杂的宋代经济的一隅。
二、 “钱荒“问题及其成因
（一） 什么是“钱荒”？
“钱荒”即货币量在流通中不能满足商品交易需要而产生的短缺现象。“钱荒”现象最早出现在唐代, 在封建通知的后期曾经广泛地出现，而宋代可谓是“钱荒”问题最严重的朝代。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四川地区“铜钱已竭,民甚苦之”，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熙宁八年（1075年）在铜钱供给部门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写道:“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元祐元年（1086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时，更是“钱荒物贵,极于近岁, 人情疑惑,市井萧条”,到了宋理宗（1234—1264）时，台州更是“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宋代的“钱荒”问题已经成为了贯穿这个朝代始终的问题。
（二）“钱荒”问题产生的原因
那么，宋代“钱荒”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铜钱的需求量大增
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宋代，政府对于商人的限制已经减少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开封城内“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足见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随之带动了人们的需求的上涨，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自然也会随之上涨，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铜币供应不足的情况，宋代政府也随之做出了改变：增大铜币铸币量和发行纸币：交子。
2、 大量铜钱被蓄积与收藏
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富足，官僚、富商也层出不穷，而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当时，铜币无疑是财富的象征，于是，以官僚和富商为首的人争相囤积铜币，王旦曾说“京城百万者至多, 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然则器皿之用, 畜藏之货, 何可胜算?”，可见当时贮藏货币之风之盛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贮藏铜币，货币的供给量就会大幅度减少，从而引起“钱荒”。
3、 铜钱的大量外流
宋代之特殊，还体现在外交上，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签署割地赔款条约的朝代。宋代每年给予西夏大量的金银财宝，称为“岁贡”，铜币自然也不会少，由于西夏与大辽所处的地方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因此铜资源十分匮乏，他们实行严格的金属出口限制政策，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铜币大量流入西夏辽国等地。此外，由于北宋货币不仅通用于中国与外国的贸易, 还通用于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 海外国家对于宋代货币十分渴求，争相于大宋发展贸易，不惜低价收购铜币，根据包恢所言，海外商人“先过温( 州)、台( 州) 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 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 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的对外贸易逐渐变得繁盛起来，据记载，“皇祐中, 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 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 又增十万。”这反映了大宋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货物，总体来看，大宋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这使得货币出现大规模的外流。以上多种因素使得货币的供应量再度大幅减少，也是诱发“钱荒”的重要原因。
4、 政府的征税制度
唐代以前，政府征收税收时是以物品为主要形式的，其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以“”征收钱的方式代替了之前征收实物的形式，给铜币的供给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北宋王安石又推行了“青苗法”与免役法，”青苗法“要求农民们纳苗时必须缴纳钱币；免役法更是要求“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这些法律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压力，但是对于宋代的货币供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记载“差役、免役, 各有利害。免役之害, 掊敛民财, 十室九空, 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足见其影响深远。
5、 铜贵钱贱，不少人毁钱铸器
在宋代，铜资源不只对于西夏来说弥足珍贵，对于宋代来说，铜资源也是相对稀缺的，铜的价格远比铜铸成的钱币的价格要高，史云“销熔十钱, 得精铜一两, 造作器物, 获利五倍”。即使宋代有法律规定不能私自毁钱，巨大的利润仍使得不少人铤而走险，毁钱铸器，使得官铸铜币的供给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三、“钱荒“问题及其成因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特点
通过以上对于“钱荒”问题的陈述以及对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宋代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钱荒”问题最为严重的朝代绝不是偶然的，宋代经济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有着十分独特之处，下面我们从“钱荒“问题及其成因来探讨宋代经济的独特之处。
（一）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经济水平十分发达。
我们虽分析出了钱荒问题的诸多成因，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是需求侧最主要的成因，“钱荒“问题产生绝不可能只是供给层面的原因，如果人们对于货币没有过多的需求甚至需要货币，“钱荒”问题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而需求方面的问题才是“钱荒”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货币的需求会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人们持有货币的需求主要是有消费需求，预防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三个层面，在宋代，人们对于货币的最主要需求还停留在消费需求的层面，消费需求自然是指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消费，人们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旺盛，意味着可消费的商品及服务的种类繁多以及货币交易总额的庞大，反映出宋代的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发达的经济水平。
（二） 对外贸易的极其发达。
我们在探究货币短缺的的成因时，发现铜钱外流现象十分严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达。无论是西夏、大辽，还是东瀛及海外诸国，对于宋代的铜币都有着极大的渴求，这也反映出大宋与周边各国贸易往来之频繁，且铜币流失量极大，“自从榷场贸易后, 七八十年间, 铜钱像开了闸的巨流, 滚滚而北。”这反映出大宋对外贸易的数额之巨大，两者结合，充分体现出对外贸易的繁荣。
（三） 宋代政府对于流通领域货币数量不够重视，处理方式不够有效。
宋代无论是青苗法还是免役法，初衷都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这对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影响，仍试图用铜币代替实物交税、免除劳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大宋对于“钱荒”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虽然有些人认识到了“钱荒”问题的本质，如张方平以及沈括等对于钱荒问题已经做出了较为完备的论述，大宋政府对于“钱荒”问题的处理仍然停留在基础阶段，无法有效解决该问题。
（四） 货币购买力下降严重
我们说，发达的商品经济会带来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就会减少，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会下降，但是我们发现，能使人们不惜毁钱铸铜的情况发生，那么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不可能只是实际购买力，还受到包括政府因素在内的其他因素影响，政府面对“钱荒”问题的威胁更多的是通过增加铸币量甚至通过发行“交子”的方式以满足快速增长的货币需求，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限制人们贮藏货币，于是货币量大幅增加，使得货币的购买力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五） 金融体系缺乏，货币资本化难度高
我们发现引发“钱荒“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量铜钱被私人贮藏。这说明，在宋代，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更多的的集中在了消费需求以及预防需求，而对于投机需求很少涉及，这反映出了宋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并不完善，货币的资本化程度高，人们的投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并不意味着金融投资体系的完善，宋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 从宋代“钱荒“问题以及经济特点中想到的
通过上述我们对于“钱荒“问题成因的探究以及从成因对于宋代经济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反思。
（一）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当前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体系可以高枕无忧，我国的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些缺陷，无论是从金融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种类，还是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制度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我们如果想减少货币的贮藏量，提升货币的资本化程度，发展并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是必须的。
(二） 注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注意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工具很多，在运用时一定要注重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利用冲销干预机制减缓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防止“矫枉过正”。
（三） 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我国的货币当局的最终目标是在保持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对外保证汇率稳定，这也是一种对于货币供求平衡的一种有效约束与调整，有助于防止货币大量外流以及维持货币的购买力的稳定。
五、 结论
宋代“钱荒”问题的成因十分复杂，既受政治因素的的影响，也受经济体制的影响，既有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受对外贸易的影响，其反映出了宋代经济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发达，政府管理不到位，货币购买力下降，金融体系不完善等特点，这为我国当下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我认为研究经济史，不仅是对过去经济体制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获得对当下的启发，为当下的经济体制发展做出参考。
参考文献
[1]何平.唐宋的“钱荒论”及其实质[J].中国钱币,2019(06):47-54.
[2]丁涛.北宋东南钱荒缘由考辨[J].中华文化论坛,2018(12):39-46.
[3]何平.中国历史上的钱荒[J].商业观察,2018(12):90-92.
[4]张欣,柴玲玲.北宋东南地区“钱荒”成因——基于政府采买角度分析[J].新西部,2018(23):99-100.
[5]周生春,李华.北宋钱荒的内在成因新探[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7(02):55-65.
[6]魏了翁.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奏事第四札[A].魏了翁.鹤山先生集（卷19）[M].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7]张心雨,陈素芳.宋代“钱荒”问题的研究[J].商,2015(37):124+51.
[8]舍娜莉,张云筝.宋代货币流通体制与“钱荒”[J].兰台世界,2014(24):139-140.
[9]柳平生,葛金芳.基于货币需求的南宋钱荒成因新探[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31(02):51-69+7-8+12.
[10]杨富学,李志鹏.北宋钱荒之西夏因素考析[J].西夏研究,2014(01):3-11.
[11]吴钩.大宋王朝的钱荒[J].经济导刊,2014(01):95-96.
青海乌兰县出土东罗马金币 阎璘
湖南津市出土六枚外国金币 李琳
新见"咸丰钞"质疑 邹志谅
《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施行
辛亥光复浙江军政府军票的发行 黄亨俊
新疆发现的"米"字符钱应是时亚美尼亚铜币 费朗索瓦·蒂埃里，朱汝极
追忆辛亥革命的历史风云--"中华国商民银票壹佰圆"券 傅为群
新疆民丰发现驼、马图案小铜钱 李吟屏
缅怀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光辉历史 许树信
人民币系列收藏漫谈(三) 吴振强
世界硬币集藏知识(五) 李铁生
我的奥运情结 梁贻斌
西属殖民地银元对中国货币的影响 戴建兵
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开馆
古钱文物不可以再生--集币随笔(二) 关汉亨
香港再发行两款高防伪功能千元钞票 叶长青
绘制革命货币的历史画卷--读《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编》 奈翁
关汉亨新著《中华珍泉追踪录》评介 蔡养吾
试论辽供养钱 于颖辉
南京发现印度德里苏丹国金币 蒋其祥，杨立昌
中国人民银行旅行支票 吴振强
会昌开元钱研究 周昆宁
洛阳出土唐代开元通宝金银钱之考察 霍宏伟，董留根
"开元通宝"背巨星大铁钱的铸造年代考 范文海，蒋九如，方朝朝
论开元通宝的诞生与纪年通宝币制的形成 王健
五代钱制治乱辨 云学文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珍钱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唐、五代十国珍钱 杜金娥
一种与小唐国钱同铸的小开元 刘健平
杭州西湖发现三国孙吴铸钱遗物 屠燕治
唐东都西苑遗址区开元通宝钱窖藏清理简报 俞凉亘
西安西郊发现唐银铤 王长启，高曼
美钞竟是废弃物所造
长沙发现马殷乾封泉宝铁钱 湖南省钱币学会秘书处
异军突起的塑料钞票 韩利卫
"中国钱币网网页"开通
川陕苏维埃"贰角"、"伍角" 金属辅币质疑 金诚
"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壹串文钞版 张毅刚
湖州发现临安府残钱牌
世界硬币集藏知识(二) 李铁生
美国克劳斯出版社 李铁生
上海钱庄与钱庄票(下) 傅为群
简析法属印度支那硬币的种类 喻战勇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迎接新世纪纪念钞、纪念币
香港发行高防伪功能千元钞票 叶长青
关于抗战时期"伪银行"的通信--答加藤正宏先生 戴建兵
谈满文天命汗钱 刘未
给一枚纪念章正名--兼谈倪嗣冲的"安武军纪念章" 施诚一，郑仁杰
第三十七路军军大洋票考略 王伟
河南商丘发现清代银锭 郑清森，李明
鄂南发现加盖苏维埃徽记铜元 张毅刚
山东昌邑发现早期抗币--三义成钱庄票 徐秀芳
上海松江区李塔地宫出土压胜钱 何继英
浙江湖州发现徐天启折三钱 刘健平
福州发现契刀型道山祖殿上梁钱 王志强，林兆育
湖南省博物馆藏乌市会通钱局铜印 邓昭辉
冀南农民合作社兑换券 王流海
人民币系列收藏漫谈(六) 吴振强
世界硬币集藏知识(八) 李铁生
古代希腊硬币中的马文化 子金
古泉文采化作诗--集币随笔(五) 关汉亨
中国历史银锭浅识 王钢，贾雁民
小锭记 沈鸣镝
钱币图集中的一颗明珠--《中国银行纸币图集》读后感 徐枫
星光灿烂耀浙东--喜读《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盛观熙
对"袁世凯与徐世昌人像十文铜元"的几点补正 刘皓
用钱文划分宋钱版别有合理性 白秦川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补正 丁进军
浅述帖木儿王朝钱币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蒋海明
赣州玉虹塔出土特大铁元宝 韩振飞
明代金银钱分类综论 王裕巽，Wang Yuxun
新见的三枚罗马金币辨析 金德平，孔祥山，赵颐丽
清代云南广西府铸运京钱始末 李强，Li Qiang
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张宁，Zhang Ning
同治重宝满文异书当十母钱 王连根
山东邹城市明朱檀墓出土洪武通宝金质冥钱 张建华，Zhang Jianhua
上海发现康熙通宝金钱 程嘉树
咸丰重宝宝苏当三十铁钱 陈鸿志
江西抚州市发现咸丰银锭 吴满平
笔者是一名普通的古泉收藏爱好者，小时候家里就有几枚清代钱币，从小拿在手上玩，耳濡目染。随着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经常去古玩市场上逛，加之不断地研究、向别人请教，自己总结出了一套清代钱币鉴定的方法和要领。针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仿品，特将本人的经验总结如下，希望各位泉友予以借鉴，擦亮眼睛，谨防打眼。
清代钱币从顺治开始，与之前钱币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钱背加了满文，因为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重要的一次历史变迁。清代钱币的鉴定与其他朝代的钱币鉴定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说穿口，在后文会详细解说。清代钱币的鉴定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制
清代的钱币延续了中国自秦代以来的“圆形方孔”的形制，象征着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早期的顺治钱币除了年号不同外，与明代后期钱币几乎没有差异，相当一部分顺治通宝是光背，所以在民间有“早期清钱似明钱”的说法，当然，这里面也包括钱币的字体。
我们勉强把钱币的字体也归入到形制里面，仔细对比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钱币的字体，你就会发现，字体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规范化，最终在乾隆朝走向成熟与稳定，如果对比钱背的满文将会体会更深。如图1～图5，图1顺治通宝和图2康熙通宝无论汉文还是满文，字体均流畅自然，笔画藏头露尾，像手写一般；图3雍正通宝与前两者相比稍显呆板，字体流畅度不足，书法艺术性不如前两者；而图4和图5当中两枚乾隆通宝的字体艺术性，与图3雍正通宝相比稍微逊色，与图1图2相比则更显不足，满文尤甚。自乾隆朝开始，清代钱币的字体朝着规整化、严肃化发展，直至咸丰朝，各地钱局活跃、铸钱量大增，这种情况才稍有改观，甚至出现了“戴书”铁钱这种钱币中汉文书法艺术性、欣赏性相当高的钱币，但是，自乾隆朝开始的规整化、严肃化、略显呆板的字体，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清朝中后期，在清朝中后期的铸币中出镜率相当高，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钱文字体的变化绝对不是偶然，与清代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掌握不同时期钱币的形制并挖掘其出现的原因，对于清代钱币的鉴定尤为重要。市场上许多低劣的仿品，完全与真实的钱币背道而驰，掌握不同时期钱币的形制，对于那些低劣的仿品自然可以一眼认出了。
二、穿口
所谓穿口，就是指钱币中间的方孔。首先要弄清楚修穿是什么定义，修穿即是单枚钱币的穿口经过人为打磨修整以达到一定目的。翻砂铸钱在钱币取出之后用一根签子捅入一串钱币进行批量修整。纵观中国古代钱币的铸造历史及方法，修穿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修穿”，二是“双面修穿”，三是“单面修穿”。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顺治早期，直修穿一直是主流的修穿方法。
由于清代钱币在对雕母“开金口”时出现了“单面修穿有坡度”的情况，用雕母翻铸母钱，母钱一般还要再进行“单面修穿”，然后再用母钱翻铸子钱，子钱就是普通的流通钱，子钱铸出来后一般还要对穿口有毛边、棱刺的子钱再进行一次“单面修穿”，所以直接导致清代普通流通钱币中穿口与之前朝代的钱币的穿口大有不同。所谓“单面修穿”，在清代钱币中就是指背面穿口修出坡度，为了便于理解，下文姑且称之为“背面修穿有坡度”。图6为清代钱币，我们从背面带有满文的一侧看，会看到正反两面穿口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坡度，这就是所谓的“单面修穿”后的结果。如果是侧面剖视图，那么图6中钱币的穿口将是一种“一侧高，一侧低”的状态；而图7宋代钱币中穿口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直上直下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坡度，这就是“直修穿”。
清代钱币“背面修穿有坡度”出现的时间，从存世的实物上来分析，应该萌芽在顺治、发展在康熙、成熟在雍正、稳定在乾隆，乾隆之后一直延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常见的还有“背面修穿有坡度、正面穿口开小决”“背面修穿有坡度、正反面都开小决”“背面既修坡度又开小决，正面穿口无变化”，这三种也是清代钱币中修穿的工艺手法。从实物上分析，这三种修穿的手法在清代钱币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乾隆朝，并在乾隆朝已经达到成熟而且广泛应用，往后各个时期都存在以上至少一种修穿手法。“背面修穿有坡度”在清代钱币中继顺治早期直修穿后出现的最早，而后才是开小决，开小决只是“背面修穿有坡度”的辅助，简单的理解就是可以没有开小决，但一定存在“背面修穿有坡度”。如图8所示，开小决就是在穿口的四个角上各开一个小口儿。
以上四种修穿方法之所以在普通官铸小平钱币中的出现，究其原因，其根本在于母钱。总之，笼统的说，母钱穿口什么样，普通子钱穿口就什么样。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乾隆之后所有的清代翻砂钱币都是背面修穿有坡度，私铸钱币、部分地方钱局铸币（比如新疆红钱）、清代后期比较薄的钱币及咸丰大钱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只研究普通官铸小平钱币。另外在面世的清代后期的普通小平钱币中，比如光绪通宝，穿口常见有毛刺，这只是因为清代后期国力衰弱、生产力不足，做不到以前对刚翻铸出来的子钱进行穿口精修，加之钱币流通时间较短，磨损状况轻，所以才导致了部分后期钱币穿口出现毛刺，但是以上四种修穿手法中的其一还是能清晰地体现出来的。如图10所示，虽然穿口有毛刺，但是背面既修坡度又开小决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由于清代钱币在穿口上的特殊性，所以了解清代钱币穿口的规律及其产生原因，对于鉴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以上四种修穿手法在钱币中的应用，也可以增强了清代钱币在收藏过程中的观赏乐趣。
三、锈色（包浆）
钱币的锈色及包浆对于钱币的鉴定尤为重要，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民间作伪分子不断追求的目标，更是钱币收藏者不断学习的目标。清代钱币与之前朝代的钱币相比，由于距离现在时间较近，所以常见的多是黄亮传世品及黑漆古传世品，但是也有大量的清代钱币入土时间较长，加上所在土壤环境，形成了锈迹斑斑的样子。下面我们就从生坑钱币的锈色及传世钱币的包浆这一角度入手进行分析。
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下不易生锈。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生成氧化铜、碱式碳酸铜等。氧化铜因形成的颗位大小不同，呈现出黄、橙红、鲜红、深棕等不同的颜色，俗称“枣皮红”“栗子壳”等。出土的发掘品钱币表面锈色深深渍入钱币里面，因为其分子结构稳定、紧密，所以真锈很不容易擦掉。而伪造锈色则不然，伪锈多在钱币表面，称作“浮锈”或“粉状锈”，比较轻浮，容易脱落，往往经碱水一煮，做上的假锈便不堪一击。
钱币在流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会锈蚀产生碱式硫酸铜，如果后面埋在碱性土壤当中，碱性土壤中碱性物质与还原类物质，比如说有机物糖类等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氧化亚铜（cu2O）从而呈现出深红色，还会生成铅丹（Pb304）呈大红色，同时还会保留部分绿色的碱式硫酸铜，所以有的古钱币呈现出一种红绿绣，民间通常叫做“红斑绿绣”。不少作伪分子从红斑绿绣入手，开始伪造，对于这种伪造的红斑绿绣，鉴定时只需要抓住两个字――层次。从以上形成的机理上不难看出，红斑即氧化亚铜（cu2O），是绿绣即碱式硫酸铜进一步反应而生成的，所以氧化亚铜和碱式硫酸铜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分层，斜放钱币观察可以看到两者相接的部分有明显的层次感，如图9所示；而作伪的红斑绿绣氧化亚铜和碱式硫酸铜之间多杂乱无章，相接处没有层次感，这是鉴定时的一大要点，如图10所示。有的真品钱币红斑和绿绣之间的层次不是特别明显，鉴定时需要擦亮眼睛、仔细观察。
再说传世钱币的鉴定，传世钱币大致可分为传世黄亮和传世黑漆古两类。传世黄亮是存放在大气中自然氧化的钱币，呈现出古铜色，经长期把玩触摸的，表面色泽光亮，整体有一种非常“熟润”的感觉，如图11所示；没有经过长期把玩触摸的，也会呈现出铜的本质，但钱币整体光泽暗淡，如图12所示。无论是否经过把玩触摸，传世黄亮钱币的包浆均自然、不做作，地章一般呈黑色状态，而作伪的传世黄亮钱币包浆生硬，没有变化的美感，显得死板、生硬，如图13所示。传世黑漆古一般是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下而生成的，未经把玩，表面呈黑色，似一种坚硬的黑色皮壳，用手用力搓不会出现变化，如图14所示。伪造传世古的方法是将伪钱用火烧红后冷却，或放入盐酸腐蚀一、二月取出，表面即可产生黑色的传世古。然后再用带打磨或摩擦，使其产生传世光泽。也有将伪钱用煤烟熏黑，再上蜡打光。伪传世古，色泽浅淡，不自然，轻浮不牢，用手指摩擦，手指便会粘上黑色。
之所以钱币的锈色和包浆对于鉴定钱币是重要的，那是因为真品钱币的锈色和包浆是千百年自然反应而得来的，具有历史的积淀，最能直接反映钱币的保存状况。另外不同环境对钱币的影响差别是非常大的，因此不同地方出土的钱币锈色往往不一样，即使是传世钱币，也会因为钱币所在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成分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在古泉界“坑口论”十分盛行，许多泉友不断收集不同地方出土的钱币，并加以研究和欣赏，这也是一大乐事。
要想很好地利用锈色和包浆鉴定古钱币，并非一日之工，需要不断的观察和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土的真品钱币，并细细揣摩，只有经手大量的真品钱币，才能对锈色和包浆的基本状态了如指掌，鉴定时才会成竹在胸。我们往往会看到许多老前辈对赝品钱币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需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必须通过日积月累的研究和观察。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知道钱币是假的呢，我往往都会说一句话：等你什么时候摸过的古钱币比摸过的人民币都多的时候，你自然就学会了。当然，我不是钱币鉴定大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钱币收藏爱好者。
现在市场上不少钱币作伪分子能够把古钱币的锈色和包浆做的很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甚至形制、字体、穿口等诸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很多资深泉友为此打眼，我们称这类赝品钱币为“高仿”。锈色和包浆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知道，作伪技术更新的时间永远在人们掌握该作伪技术的时间之后，只有作伪的东西出现了，并且有人打了眼，人们才会注意这种钱币，并仔细研究总结规律，即为什么假。所以，要想练就一双好眼力，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深入市场，不断挖掘，只有经常去市场，才能及时了解市场上出现的新的作伪的钱币，否则当这种钱币出现时，卖家添油加醋把钱币的来历说得非常精彩，加之你鉴定水平不足，上当打眼是难免的，所以，古钱币鉴定不是一日之功，更不是纸上谈兵。
四、声音
通过钱币的声音来判断钱币的真伪是一种最为直观的方法，也是一种最为简单的方法。用手把钱币拿到适当的高度，松开手，任钱币做自由落体运动投向地面，听钱币和地面接触所发出的声音。如果声音柔和、悦耳、淳厚、喑哑、没有转音，则为真币；如果声音又尖又高，非常清脆，明显的刺耳的声音，则为假币。这是因为古钱币中主要含有铜、锡、铅、锌、镍等各种成分，经过长时间在土壤中的反应，哪怕是传世未曾入土的古钱币，其中含有的各类物质也会慢慢反应析出一部分，这样古钱币内部之间金属分子的排列密度会大大降低，不再是以前紧密的状态，掷地之后的声音就会发散出去，所以真品钱币在多年之后也就没有了原来的“火气”，声音变得柔和淳厚。要想掌握这种方法，需不断地听真品钱币和赝品钱币掷地的声音，心中明白什么是真品钱币的声音，什么是赝品钱币的声音。
当然，通过声音来判定钱币真假本身带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作伪分子直接用老铜来铸造，或者作伪多年并经过强烈腐蚀的钱币声音也会变得和真品钱币相差无异。作伪的老手会把新钱放在火上烧一下，烧过的钱，再放到桌上，发出的声音发哑，或者有意破坏钱体，敲碎一角，使之破裂，破损后的钱，也只会发出哑声，而且给人一种古旧的假象。所以，对于被火烧过的钱和破损有裂纹的钱，鉴定时要特别留神。此外，对于改刻的钱，因钱体本身是真的，鉴定时也不能单凭手感或音韵来判定。
所以建议把通过声音判断古钱币真伪这一项作为鉴定时的辅助手段，不能全权依赖声音，需要结合钱币的其他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五、铸造工艺
了解古钱币的铸造工艺对于鉴定也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清代钱币的铸造采用的是翻砂法，开铸新钱之前，要先设计样钱上交中央，以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按照样钱在铜饼上雕刻母钱，我们称之为“雕母”，然后用雕母翻铸母钱，母钱翻铸出来之后一般还要对母钱的穿口、字口、地章及各处流铜等进行精修，接下来才是用母钱翻铸子钱，即普通的流通钱币。而母钱的质量高低对于铸造子钱时的效率，尤其是子钱的质量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整个铸造流程中对于母钱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一般在精修的过程中会对母钱的字口进行精修，只有字口挺拔深峻，才不至于在拔砂的时候造成“刮砂”，这样才能提高铸造的效率。
了解这些之后，再来看市场上赝品钱币作伪的手段，就不难判断真假了。常见的赝品多是以存世的保存状况较好的真品子钱作为造假时的“母钱”进行拔砂，因此作伪出来的钱币一般会带有拔砂时使用的子钱上的流通痕迹，这就是所谓的“同模伤”，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出。另外由于作伪时用普通的子钱就行翻铸，铜液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会发生回缩，所以利用“同模”作伪出来的钱币，会比真品子钱稍小。在清代真实的钱币铸造过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都会雕母大于母钱，母钱大于子钱，因为只有把会回缩的那部分提前加进去，才不至于导致子钱翻铸出来后比规定中的子钱的重量和直径变小，造成钱币减重。
另一方面，真品钱币是用字口挺拔深峻的母钱翻铸出来的，而赝品钱币大多是以子钱翻铸出来的，所以用子钱翻铸出来的赝品钱币在字口上不如真品子钱，利用翻砂法铸造钱币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减重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真实的铸造过程会雕母大于母钱、母钱大于子钱，利用真品母钱翻铸的真品子钱的字口本来就不如母钱，更何况再用子钱翻铸出来的伪币的字口呢！所以，市场上常见的赝品子钱在字口上不如真品子钱，赝品子钱字体臃肿无力，不够挺拔深峻，有一种松松垮垮、软软塌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字体无神”。
当然，也有一部分赝品钱币对以上在铸造工艺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做出了防范。比如用真品子钱翻铸时，适当改变铜液中各种成分的比重，以避免铜液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造成回缩，对于这样的钱币，只要我们常看真品就不难看出。钱币中各种成分的比重，对于钱币的发色，也就是钱币铜质的色泽有决定性的作用，稍加改变，就会改变钱币在铸造出来之后的发色，比如图13赝品雍正通宝，钱体大小虽然和真品钱币无异，但是其铜质的色泽却和真品传世黄亮钱币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为了避免铜液回缩造成钱体比真品钱币小，而改变了钱币的成分比重。另外一种高超的作伪手段是用存世的真品母钱来进行拔砂，用老铜进行浇铸，这类钱币无论是在字口、色泽，还是钱体大小上，都有很强的迷惑性，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高仿”，这就需要结合各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还要加上自己玩古钱币的经验。
市场上也有很多赝品雕母、赝品母钱，对于雕母和母钱的鉴定手法，我们不做叙述，在这里只研究清代普通官铸小平钱币。
唐王朝建立后，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阶级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1]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绮、缣、?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就货币制度本身而言，存有明显的缺陷：多元的货币形态不但必然会造成其内部复杂多变的比价问题，容易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而且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排他性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2] 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3] 钱帛兼行制乃是多种商品依法充当货币，造成了法币的多样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自然更加剧烈。
不过，货币制度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对发展中的不足应历史地看待，不宜苛求。如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由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货币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历的由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作为由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即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又对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货币制度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货币理论同样适合于作为我们研究唐代货币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有唐一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其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也有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时候。
唐王朝建立在亡隋的废墟之上。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既有多种实物货币，又有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从而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这是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贞观后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中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使唐政府大伤脑筋。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绢帛受到市场排挤和铜钱短缺，说明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从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兼行向全部金属货币改进提高的客观要求。从当时铜矿资源有限，官铸铜钱效率不高，甚至赔本，铸币总量不多，无法满足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来看，借鉴汉代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金属金银作为主币，以铜钱作为辅币，改行金银与铜钱相结合的主辅币的货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多种措施，结果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良好的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与落后的货币制度间的冲突日趋激化，成为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二
唐王朝是以法律、财政、行政等的综合手段来极力维护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的。为了叙述的条理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以概其要。
其一，力保绢帛的货币地位，法定绢帛等实物与铜钱兼作货币，并鼓励优先使用实物货币 。开元二十年（732）九月，玄宗颁《令钱货兼用制》，云：“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4] 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玄宗再颁《命钱物兼用敕》，规定：“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间，宜有变革。自今以后，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5] 贞元二十年（804），德宗“命市井交易，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6] 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制曰：“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疋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7] 太和四年（830），文宗诏令：“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8] 明确规定钱物兼用，物优钱先。除这些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外，唐王朝还运用财政办法维持绢帛等实物的货币职能，防止其作为货币而贬值。如开元六年（718），“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二市，平价买百姓间所卖之物堪贮掌官须者”。[9] 又如元和八年（813）四月，宪宗颁敕“以钱重物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10]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又颁《平泉货敕》，内云：“近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选清强官吏，切加勾当，仍各委本司先作处置，条件闻奏，必使事堪经久，法可通行。”[11] 用政府购买的方法来调节市场绢帛供需，保持绢帛价格。力度更大的是，唐后期还出台实施了“虚实估”的物价政策，确定绢帛等实物的“虚估”，力图提高它们的市场价格，竭力维护其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
其二，确保官营铸币的垄断地位。唐王朝对此最为重视，举措最多。一是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严厉打击私铸滥铸，通过货币立法，规定铸币权乃国之特权，不准私人染指。与之配套的还制定了禁断私自买卖铸币材料、禁断铸造铜器及禁断恶钱等的多项法令，全力保障币制统一，保障官营铸币不受侵害。其详见前文唐代铸币的政策及经管部分。二是运用财政手段收取恶钱。这是对不能完全禁断私铸滥铸的补救措施。如高宗“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转多，令所在官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由于“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驰，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12] 加大收取力度。到仪凤四年（679）四月，高宗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13] 到开元七年（719）二月，玄宗“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五万旦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14] 开元八年（720）六月，又颁《官收恶钱诏》，针对收市恶钱不彻底的情况，要求“须抬估价，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秤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无好钱处，依特估折布绢杂物，每季终，各令随近送纳铸钱，仍申主者堪会”。[15] 天宝十一载（752）二月，从宰相李林甫之议，再颁《令所司收换恶钱敕》，“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16]
其三，保持铜钱的流通数量。唐王朝对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识较为明确，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成正比，与物价成反比，持传统的机械的货币数量说。为保持流通中必要的货币数量，唐王朝采取了五项主要措施：
一是尽力增加官营铸币，增加货币投放量。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17] 代宗大历四年（769）正月，准关内诸道铸钱使第五琦之请，“于绛州汾阳、铜源两监，增置五炉铸钱”。[18] 德宗建中元年（780）九月，准判度支韩洄之请，“于商州红崖冶洛源监置十炉铸钱”。[19] 贞元九年（793）正月，准盐铁使张滂之议，允许天下铜山任人开采，所得铜材由官府买断，充作铸币之用。[20] 宪宗元和三年（808）五月，准盐铁使李巽之议，“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21] 同年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令五岭以北采银户转而采铜，“助官中铸作”。[22] 元和六年（811）二月，准河东节度使王锷之请，诏“于蔚州置五炉铸钱”。[23] 次年二月，诏度支司量支钱三万贯，以充蔚州铸钱之本。[24] 武宗会昌灭佛，并省天下佛寺4600所，令诸州诸镇利用毁佛所得铜材铸币自用。
二是禁止私人蓄钱过量，防止钱币退出流通领域。贵族官僚、富商巨贾、州府藩镇大量囤积铜钱，造成了钱币流通量的减少，加剧了通货紧缩。唐王朝对此酝酿并出台了禁止蓄钱过量的法令。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诏以钱少，欲设畜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贾畜钱者，并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钱”。[25] 到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宪宗颁《禁私贮见钱敕》，曰：“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26] 正式出台了禁止蓄钱过量的法令。到文宗太和四年（830）十一月，敕：“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内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积，过本限，即任人纠告，及所由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于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27] 重申元和十二年之法令。
三是禁止铸造铜器，防止铜材他用，尤其禁止销钱铸器，防止铜钱锐减。代宗大历七年（772）十二月，“禁天下新铸造铜器，唯镜得铸，其器旧者听用之，不得货鬻”，[28] 规定除铸造铜镜外，不得再铸造其他铜器，先前已有的铜器亦不得买卖获利，保障铜材用于铸币。贞元九年（793）正月，德宗重申大历之制，“禁买卖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29] 贞元十年（794）六月，针对禁铸铜器不力，铜器市场价格过高，德宗又“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30] 试图从另一方面限制铜器铸造。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以钱少禁用铜器”，[31] 加大打击力度。元和七年（812）五月，宪宗颁《禁销钱铸器诏》，曰：“今以后诸州府有请以破钟再铸，宜令所在差人监领，不得令销钱毁器，别有加添。”[32] 继续加大管理力度。敬宗“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论。大（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以金银、?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33] 对销钱铸佛像量刑加重，出台了死刑。到太和八年，“禁铜器，官一切市之”，[34] 仍坚持了高压政策。
四是禁钱出境，防止铜钱外流。如德宗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35] 防止铜钱由陆路流失境外。宪宗元和四年（809）六月，“禁钱不出岭南”，[36] 防止铜钱经广州、交州等外贸口岸流失境外。
五是不得不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承认并实行了除陌和便换的钱币流通形式，以缓解通货之不足。除陌又称欠陌、垫陌，指每千文铜钱中除去若干文，而仍按千文计价。唐中叶以后，这种方法由民间交易开始使用，是解决通货紧缩的一种应急变通手段。唐王朝最初对此是禁止的。贞元九年（793）三月，德宗颁《禁欠陌钱敕》，规定“陌内欠钱，法当禁断”，并命“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37] 宪宗元和四年（809），重申贞元九年之制，“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38] 但是屡禁不止，到穆宗长庆元年（821），不得不承认除陌为合法。是年九月，穆宗颁《定钱陌敕》，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39] 便换亦称飞钱，大概产生于宪宗时。《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载宪宗元和初年，“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是商人与地方藩镇州府及诸军诸使间的一种钱币信用汇兑，是为解决钱币长途运输困难由商人发明的，有助于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对此最初亦行禁断之策。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敕令“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40] 但引起了严重的钱币积藏。次年五月，准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使之请，出台了允许商人到三司便换，每便换千钱加饶官中百钱，同时禁断其他一切变换的政策，试图由三司垄断便换行业。这一政策因其不公平遭到了商人的普遍抵制，同年七月，只好改行“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的等额便换政策，[41] 后来，便换制一直被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