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过后，华尔街百废待兴。
2010年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一项提案，华尔街金融机构缴纳一项总额最高1 170亿美元的税收，以偿还纳税人在政府拯救金融业计划中所蒙受的损失，同时对赚取了“巨大利润和令人厌恶的奖金”的银行家实施打击。
华尔街大佬们的高薪早就成了舆论攻击的靶子。
20天后的2月4日，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接纳了一笔价值约1700万美元的奖金。倘若是其他的华尔街大佬拿了一笔巨奖，必定会被公众骂得狗血淋头，但戴蒙就不一样。
金融风暴刮得华尔街的大佬们纷纷趴下，只有戴蒙和他的摩根大通一直屹然不动。2008年摩根大通全年净利润56亿美元，2009年全年净利润更是高达117亿美元。
最后一个站着的戴蒙，受到了美国民众的拥护，“他配得上拿这些钱!”
一通生死攸关的电话
戴蒙拯救摩根大通的故事，可以从2006年10月10日的一通电话说起。
时任摩根大通证券化产品主管的威廉-金正在卢旺达度假，这天晚上，他突然接到CEO戴蒙急促的电话，“成廉，我非常希望你当心次贷问题。我们必须抛售大量头寸。我已经研究过了，这些东西可能会变得一钱不值!”
电话里戴蒙的声音显得激动而有些沙哑，这使得威廉立刻从度假的放松状态中，变得紧张起来。
这是一通生死攸关的电话。它意味着一次重大战略转移的开始，正因为这一战略转移，在华尔街的各大金融巨头中，几乎只有摩根大通躲过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致命劫难。
从2007年7月次贷危机开始，到2008年第二季度，摩根大通在高风险的CDO(担保债务凭证)和杠杆收购贷款业务方面损失50亿美元，而美国银行在这方面的损失为90亿美元，美林和花旗的损失更是高达260亿美元和330亿美元。
在这一轮市场行情中，小损失即是大成功。摩根大通股票市值已经超越了花旗和美国银行，跃居行业榜首。
这样的骄人战绩，让挑选戴蒙为接班人的摩根大通董事长兼全球CEO威廉・哈里森顿为得意，“将戴蒙定为接班人，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选择。”
年轻时，戴蒙追随有着“华尔街之王”称号的桑迪-威尔为花旗帝国打下江山。1990年代末由于与桑迪・威尔意见不合，戴蒙离开了花旗。2000年他出任第一银行的CEO。
掌控细节是戴蒙的管理特点之一。此前第一银行年亏损5亿美元，戴蒙走马上任后便很快插手每一件事情：每个操作流程、支出、补偿计划和报告体系等。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到2004年第一银行创纪录的盈利35亿美元。
戴蒙和第一银行的杰出表现，引起了当时摩根大通董事长兼全球CEO威廉・哈里森的注意。2004年，摩根大通以5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第一银行。一种带有戏剧色彩的说法是：这场收购的动因，其实是哈里森想得到戴蒙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2006年1月，戴蒙众望所归地成为摩根大通的CEO，一场管理变革也随之而来。
在戴蒙第一次作为CEO出席的风险委员会会议上，他对于细节的严厉要求，让很多高管都隐隐感到了丢掉工作的危险。
会上，戴蒙即兴地问一位负责交易的高管，“这笔交易赚了还是亏了?”
“亏了。”面对戴蒙突然的发问，这位高管显得有些惊慌。
对于这样的答案，戴蒙并不满意，他皱起眉头，有些严厉地连珠炮式发问：“亏了多少，为什么亏?这两个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大?”
“先生，不好意思，我需要查一下再向你汇报。”
“那好，我明天就要。”戴蒙的命令斩钉截铁。
每个会议上，戴蒙的追问会具体到在某一特定的交易中，取的是空头还是多头，以及每一个相关数据是多少。这样的管理方式使得每个人的神经都像上足了发条般紧绷着，随时担心被戴蒙问得答不上话。而戴蒙的暴脾气，可谓人尽皆知。
成本杀手
每逢下班的时候，华尔街各大投行门口，都会停着一长队豪华轿车，等待着那些投行高管们。这已经成为华尔街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天，戴蒙在摩根大通位于公园大道的总部门口，看到有一长队的豪华汽车停在路边等人。于是他走上前去敲开汽车的窗户，问司机在等谁。
司机反问戴蒙：“你又是谁呢?”戴蒙客客气气地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郑重地告知那司机，这是你最后一次在等某某先生了。之后，戴蒙又拿着名片敲开了后面排着队的每一个豪华车的窗口，对每个司机都说同样的话。
在奢侈浪费成风的华尔街金融界，摩根大通从此成为第一家“下班时门口没有豪车排队等人”的投行，这也预示着戴蒙砍减成本的决心。对此他的一条铁律是，一切与提升客户价值无关的花费都应该被制止。
为了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摩根大通竟然一口气签下500名培训师，而这种夸张的做法在华尔街投行界屡见不鲜。在2006年3月的一次内部大会上，戴蒙对此怒斥到：“我并不反对请培训人员来进行培训，偶尔我也会举办这样的活动。但是一次就请500人?这些人并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公司。培训的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应该由老板来做!这究竟是什么管理?!”
第二天，摩根大通行政部就取消了这500名培训师的合约。
紧接着，戴蒙开始细致入微地缩减非必要开支。他关闭了摩根大通的15个员工健身房，搬走了办公室里种的鲜花，将公司里每个人的办公邮箱限制在100兆。甚至还有传言称，戴蒙吩咐摩根大通自助餐厅里的厨师，将汉堡做小一点。
覆盖全球、规模庞大的华尔街投行必须依靠IT系统运转，而大多数投行都是花高价将IT系统外包给IBM、AT&T等公司。但戴蒙认为，IT系统如同投行的神经。为了更敏锐、更快捷地掌握环球资讯，他取消了与IBM的外包合同，将IT系统纳入公司内部的掌控中，还把自1980年代遗留下来的众多软件、系统、数据重新整合，形成单一的信用卡系统。由此，摩根大通又省下高达50亿美元的IT系统外包费用。
与此同时，戴蒙将摩根大通在全球的业务划分为6个主要的利润中心，要求各个中心每个月提交一份长达50页的数据报告，数据覆盖从总收入、管理支出到每款产品的销售业绩，甚至还有每名员工的黑莓手机账单。
新的信息平台成功削减了成本，使摩根大通成为这一行业中最有效率的运营者之一。
“应该把那九个人全部开除!”
华尔街的一个传统是，坐在CEO宝座上的人，大多会被下属们奉若神明，这些大佬们的命令自然也就不容置疑。
但戴蒙的管理格言是，如果你周围有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说真话，你就应该把那九个人全部开除。他著名的火爆脾气只是针对
那些遮遮掩掩，支吾搪塞的下属，而直言不讳、又勇于对他说不的人则会受到他的尊重。
戴蒙与周围的高管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小圈子，他们是真正的“臭味相投”，其共同特点就是大嗓门儿，说话从不拐弯抹角。
戴蒙的全明星团队是由15名成员组成的运营委员会。要想成为其中一员，你必须能经受住他咄咄逼人的盘问，并用同样激烈的方式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且你必须忍受自由式的管理风格：戴蒙经常无视正式的层级关系，直接向不同级别的经理询问情况。
运营委员会的例会每月召开一次、历时一整天。例会召开地点是在一间位于总部大楼48层的会议室。窗外，曼哈顿中区的风景尽收眼底，会后通常会有餐食和好酒。戴蒙团队通常将其戏称为“意大利式家庭聚餐”。
在例会上，戴蒙的意见分量很重，但他并不独裁。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一位团队成员能说出足够令人信服的意见，他甚至还会改变他固守的观点。
有时，当谈及某项提议时，戴蒙会戏谑道：“这是谁的蠢主意?”
其他人则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你的蠢主意，杰米。”
美国前商务部长比尔・戴利对此深有感触，“第一次参加会议时。我非常震惊。其他人不停地挑战戴蒙，跟他争辩，指出他错了。这完全不像我在比尔・克林顿内阁会议上看到的那样，也完全不同于我在企业界看到的情况。”
作为运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史蒂夫・布莱克对戴蒙耿直的管理风格非常了解，“如果你受不了，你在这里就待不下去。杰米在会议后会向你道歉，但又会在下次会议上做同样的事情。”
戴蒙每天都会去拜访他的高管们，每个人谈论三四分钟。而对于纽约之外的成员，戴蒙一般都会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在摩根大通内部，一套独特的、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在金融风暴来临前逐渐被建立起来。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被戴蒙整饬一新的摩根大通，凸显出两个足以使其立于不败之地的特点：一是善于从业务的方方面面挖掘细节信息，尤其是暗示问题存在的数据，然后在新的信息平台快速共享这些信息；二是敢于放弃实际风险远远超过表面风险的业务，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有利可图。
在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布莱克和温特斯的主导下，摩根大通一直不做SIV(结构性投资工具)的交易。但收购第一银行后，摩根大通发现自己接手了第一银行创设的80亿美元的SIV。布莱克和温特斯坚持将其抛出。
最初，戴蒙不同意他们的做法，认为SIV是客户们偏爱的产品，其他投行也纷纷大手笔地投入其中。而在运营委员会上，布莱克和温特斯丝毫不给戴蒙情面，据理力争地坦言："SIV成本很高，一旦发生信贷危机，我们将被迫把SIV资产转移到自己的账册，SIV将成为我们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公司的名声。”
最终，戴蒙被两人说服，这些SIV被卖掉了。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举措：金融风暴中，花旗集团被迫承担了价值580亿美元的SIV,汇丰银行也被迫承担350亿美元，而摩根大通的SIV风险敞口则为零。
在2005年华尔街最热门的业务――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中，摩根大通还仍然只是一个小玩家。一开始，戴蒙希望摩根大通大幅度扩大这一业务，到了2006年，摩根大通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增长显著，并涉足到次贷CDO。
此时，摩根大通的许多交易员开始催促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温特斯和布莱克，迅速增加次贷产品量，因为这一业务正在为其他华尔街机构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手续费。
然而，在2006年10月的一次私人银行月度业务评估例会上，掌管着8000亿美元贷款的按揭业务部门报告，次级贷款还款拖欠案例大幅增加，速度惊人。数据显示，诸如美林和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等竞争对手，其次级贷款的表现比摩根大通还要糟糕三倍。
而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温特斯和布莱克发现，对于CDO违约的保险――CDS(信用掉期交换)，其成本正在大幅跳升。这意味着CDO的风险正在急速增大。持有次贷债券不能带来利润，反而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一警钟第一时间传到了戴蒙那里，并很快促使戴蒙给远在非洲度假的威廉，打了那通生死攸关的电话。
摩根大通在2006年底以前，就将其发放的超过12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全都转卖了出去，之后再也不涉足次级贷款业务。然而，在华尔街疯狂贪婪CDO的时期，戴蒙的这一系列举措并不被看好。竞争对手们甚至认为，戴蒙已经过气，失去了“想象力”，除了削减成本，玩不出什么新把戏。从2005年到2006年，由于全面退出CDO业务，而竞争对手们则肆无忌惮地尽情享用这顿大餐，摩根大通在固定收益债券承销业务中的排名从第三滑到了第六。
但是，最终的结果世人有目共睹，金融风暴让大多数贪婪者全都趴下，恐惧者戴蒙和摩根大通，成了最后站着的英雄。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戴蒙是一个“金融超市”的信奉者。
他坚信，混业银行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收入的稳定性――从分支银行获得持续的利润以帮助平复交易所造成的波动；二是以交叉销售提升销售额
2007年，摩根大通由投资银行部门和商业银行部门推荐给资产管理部门的新客户资产为190亿美元，转换为每年4800万美元的收入，摩根大通开始实现自身业务的流转。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在成功把次贷危机的损失降到最低后，戴蒙在华尔街风声鹤唳的2008年，连续发起了两次收购大战。
在美国政府的期望下，摩根大通并购了贝尔斯登，成功延缓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速度，戴蒙也因此赢得了美国两任财务部长保尔森、盖特纳的尊敬。而真正体现戴蒙战略意图的是，收购美国最大的存款借贷银行：华盛顿互惠。
就在收购贝尔斯登的同时，戴蒙将一支队伍派遣到了西雅图，对华盛顿互惠进行调查。这支队伍发现，华盛顿互惠正处于困境中，面临着300亿美元的亏损。
于是，戴蒙向华盛顿互惠提出了收购要求。但遭到拒绝。一个月之后，私人股权投资巨头TPG对华盛顿互惠投资70亿美元，这几乎让戴蒙绝望。
不过，恐怖的金融危机再次让戴蒙得到了机会。3个月过后，加州的大型抵押租赁银行IndyMac被迫关闭，华盛顿互惠的压力顿增。恐惧的储户们开始大规模取钱，为了避免挤兑，华盛顿互惠甚至把存单的利息率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但这无法阻止雷曼破产、美林出售、AIG被政府接管带来的挤兑：华盛顿互惠自2008年9月15日遭到政府查封后的两周内，被迅速挤兑出170亿美元存款。
华盛顿互惠挺不住了，戴蒙终于等到了想要的求援电话。比起收购贝尔斯登的两天时间，这次完成交易的时间更短，只有一天。由于不能提前告知市场资金的用途，这次戴蒙选择了金融危机以来颇为流行的“穿墙融资术”。
次日一早，戴蒙挑选了10家可能给其投资的重量级金融机构，然后先试探说：自己在给一家美国银行做顾问，对方有意购买一家零售银行，需要融资，你是否有兴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对方才可能得到更多细节。
10家金融机构中9家表示了明确的兴趣，签订保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能在短期内交易摩根大通的股票。当天傍晚，他们就融得了70亿美元，当晚9点15分宣布收购交易时，摩根大通又表示愿意从公开市场融资10亿美元。金融危机中迅速积累起来的信誉使他们在第二天早晨9点半之前，就融到了35亿美元资金。
苹果表示不服
事件的具体过程是，苹果被指控侵权后，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作出了一份《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认为苹果公司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两款手机与佰利公司的“百加手机100C”虽存在一系列的差别，但均属于一般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微小差异，故应当认定二者无显著区别，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并责令苹果公司停止这两款产品在北京地区的销售。
而在做出该判定后，苹果方面认为，苹果的两款手机和佰利公司的手机存在众多显著区别，两者既不相同也不近似，并依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决定，同时宣告被控侵权产品iPhone 6与iPhone 6 Plus两款手机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目前，该案正在审理当中。
佰利的“单纯”目的
如果不是因为对苹果iPhone 6和iPhone 6 Plus提讼，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佰利公司及其旗下的100C手机。
据有关资料显示，佰利的母公司深圳市百分之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2013年11月，百度以百度云OS资产加现金的方式投资了百分之百，同时百度成为百分之百最大的战略投资者，百加手机也随后问世。但好景不长，由于销售不畅，该公司频频陷入债务危机。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上的信息显示，深圳百分之百去年的营收只有1 414.42万元人民币，但净利润亏损高达2 554.35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高达8 019.83万元人民币。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对这款已经退出市场舞台的手机为何要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原因已经心知肚明。佰利公司下的这一步棋有很大可能是在模仿就iPad商标与苹果公司产生纠纷的深圳唯冠公司。深圳唯冠与苹果公司持续两年之久的iPad商标纠纷案最终以苹果公司支付6 000万美元达成和解。
由此可以看出，打着维权的旗号，让iPhone 6禁售可能并不是佰利公司想要的，禁售 iPhone 6 并不能为他们的手机产品带来更高的销量，而通过此事“捞一笔”也许才是其最终目的。如果佰利公司真是这样想的，那么若是苹果最终愿意达成和解意向，就此产生的高额费用将成为拯救公司的“救命稻草”。
胜诉or败诉？智能手机外形设计进入瓶颈
由于智能手机这类产品诸多通用设计的相似性，这次法院的判决也将会对此类事件的未来造成深远的影响。倘若苹果此番胜诉，苹果举起专利大旗向国内各品牌手机开炮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毕竟单就手机外观而言，国内和iPhone 6和iPhone 6 Plus相似度高的手机比比皆是―专利战四起将可能对国内整个手机行业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反之，如果本次事件最终苹果败诉，将会严重影响到苹果在中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品牌形象。此外，苹果的iPhone 6s与iPhone 6s Plus采用了与涉案两款产品相类似的设计风格，可能在下一代产品中还要沿用。如果苹果败诉，很可能还会影响到这两款手机在中国的销售以及新一代产品在中国的上市。
因此，这场官司从侧面上也可以看出苹果在手机整体设计上已经进入瓶颈期。库克采用的策略一贯是等待竞争对手完善新技术，再跟进市场，而不愿冒险激进。比如在VR、OLED和曲面显示屏等领域，苹果均是迟迟观望后才缓慢部署计划。但因为专利需要大量时间进行优化，所以很多公司会选择先申请专利而不推出产品的策略。苹果与大部分企业背道而驰的做法很有可能导致未来此类事件的多次发生。
“小闹剧”背后的大影响
通过这起事件，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各大国内手机厂商在设计、创新和领先技术与申请专利保护上，将更加积极。因为无论外观还是功能，创新与专利对于每个手机厂商而言，都关乎未来的生存。
对于今天的用户来说，提到空中网，他们脑海中想起的是“战争网游”，而完全不觉它还曾经是一个SP大佬。偶尔想到曾经风光无限的SP公司们如今已所剩无几，王雷雷也会觉得很是感慨。互联网真是一个残酷的行业，潮起潮落中很多优秀的公司很快便不再被人提及，好在空中网依然能够留在“战场”之上。
“我常常跟人说，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能赚到钱，就看你能不能坚持。就像坦克一样，钢铁意志，勇往直前。”王雷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疯狂年代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疯狂。在二十几岁的年纪，王雷雷便站在了他所处年代里一个最疯狂舞台的中央。
1996年，王雷雷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先是在长城软件工作了半年，之后便离职创业，与同学创办了北京寅诚志科技有限公司。1999年，李嘉诚财团旗下刚刚在香港上市的TOM集团曲线收购了寅诚志，王雷雷由此进入TOM。之后不久，王雷雷开始全面负责TOM中国区运营业务。2003年，王雷雷出任TOM 在线CEO。
作为SP行业的代表人物，王雷雷风光无限，当时他还不到30岁。此时，也是SP最风光的时期，SP不仅拯救了三大门户，甚至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整个中国互联网。从2004年年底到2005年年初，掌上灵通、TOM在线、空中网、华友世纪等4家打着SP概念的公司集体进军纳斯达克，成就了继2000年之后的第二波中概股赴美上市高峰。
然而，好景不长，高烧飞奔的SP业务的弊端开始显现，恶意吸费以及SP们为了争夺渠道而进行的“阴影里活动”开始浮出水面。随着运营商“SP新政”的不断升级，曾经金碧辉煌的SP大厦几乎一夜倾陷。
2008年，空中网首任CEO周云帆决定弃商从政，王雷雷接受了邀请，入主空中网。面对SP不可挽回的颓势，王雷雷需要带领空中网寻找新的机会。
“SP时代，其实做不出太有差异化的产品，大家都是在抢夺渠道，但也容易被渠道绑架。那时候，我就非常想做一个靠产品驱动的业务，不再依赖平台与渠道。互联网里面，游戏无疑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他说。
2009年，空中网宣布全面进军互联网游戏市场领域，并开创中国互联网市场独具特色的“手机游戏+互联网游戏”全新业务模式。
把小众游戏做大
随着2011年推出了《坦克世界》，空中网奠定了国内战争网游第一品牌的江湖地位。截至2013年，《坦克世界》全球玩家达到8000万，中国玩家4000万，全球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28万。
“战争类游戏是空中网独树一帜，自己开出来的一条新路。”王雷雷说。
确实，在神鬼魔幻为主流的国内网游市场，战争题材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因此一直被认为小众而不被看好，所以当《坦克世界》的开发商Wargaming公司的 CEO维克多・卡西耶（Victor Kislyi）来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没有商肯接手。
“当时，他为这个游戏投入了1500人，研发了5年，钱也烧没了，想进入中国市场。结果到深圳，一个小经理跟他说：小众，不成；到上海，回答也是小众，不行；到北京，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我就说行，咱们握手吧。”王雷雷说，当时Victor几乎不敢相信，直到很快费就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其实，网游的不确定性很大，之前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但王雷雷却不担心，“我和Victor不只是合作伙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
王雷雷并不否认，作为王诤将军之孙，“红三代”身上独有的军事情结和家国情怀是他看中这款游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而这也是空中网能把小众的战争网游做大的重要原因。
“产品选择与团队文化和我们擅长做什么相关，当然我个人确实是重度军迷。军事游戏不是神鬼游戏，没有世界观，而且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可以在和平年代让更多人了解军事。”他说。
“游戏是我这辈子在互联网里的最后一个生意。”王雷雷说。
对话王雷雷
挑战网游“免费”的主流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战争题材游戏对男性玩家的吸引力更大，空中网有没有计划拓展女性用户市场？
王雷雷：空中网游戏的用户90%是男性，当然也有10%的女汉子。女性用户比较偏重于休闲类游戏，一般不喜欢重度游戏，但我们不太会去做休闲类游戏。无论是PC游戏还是手游，空中网都一直专注于做重度游戏，我们坚持不做休闲类的游戏，因为重度游戏是不依赖平台的，它的传播依靠发行能力和用户的口碑，靠的是产品本身获得用户而不是靠渠道。玩重度游戏就像去电影院看大片一样，虽然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看电影，但是院线并没有消失，因为很多“大片”还是需要去影院观看的，而且去电影院看电影也不仅仅只是看电影，它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中国经济周刊》：空中网宣布《激战2》会实行“88元买断制”收费，即一次购买、免费畅玩。现在网游“免费”是主流，《激战2》却要“收费”，这个是不是有点冒险？
王雷雷：不走寻常路嘛！玩家都知道，那些“免费”的游戏里道具有多黑，你花上三四千块钱，也不一定得到很好的体验。实际上， 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越高，游戏生命周期越短；“人民币玩家”在游戏中权力越大，游戏里的权力平衡越会被摧毁。并不是游戏免费了，玩家的游戏体验就能好了。我们在天猫的销售也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中国经济周刊》：空中网现在的收入更多的是来自于的游戏，自主研发上有何打算？
王雷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最初做网游的时候，营收主要来自于自研游戏，现在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一直是自研加两条腿走路的，两者互补，也能平衡风险。游戏有一些偶然性，就像拍电影，集合最好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也不一定有最好的票房。毕竟不是小伙子了，不敢再孤注一掷了。
9月21日，在电影《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的首映会现场，一袭墨绿色西装的林更新出现在媒体和观众面前。自《步步惊心》的蹿红出道不过三年，林更新的脸上比起昔日的“十四爷”添了更多自信和淡定。
从“小鲜肉”到“滚刀肉”
2011年，电视剧《步步惊心》让扮演十四阿哥的林更新在众多阿哥中脱颖而出。在《步步惊心》原著对“九子夺嫡”的描写中，十四阿哥并非像荧屏上那样胸无城府，然而刚刚走出校门的林更新却把十四阿哥演绎成一个耿直坦诚的翩翩少年，并因为这个角色收获粉丝众多。
在这个“鲜肉当道”的时代，俊朗的脸庞和高冷的大长腿自然是吸引粉丝的必备因素。林更新的外形具备这样的涨粉资本――他的大长腿得益于15岁那年的芭蕾舞培训，用他自己的话说，芭蕾舞没学出来，腿倒是迅速增长。而端正清秀的眉目和阳光的笑脸也让他的演艺之路顺风顺水。相对于粉丝规模的增速，林更新在本职事业上的长进之快也显而易见。在2013年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这个电影新人还是个负责插科打诨惹人爱的萌神男二号，而一年后《同桌的你》和《痞子英雄》两部电影就已经奠定了这位影坛新人的主角地位。让人期待的还有即将上映的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和尔冬升版《三少爷的剑》，凭借少剑波和谢晓峰这两个角色的分量，足见各位大导对其表演潜力的认可。
在《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点映时，开场不到5分钟，观众就被林更新那几句让人出戏的东北腔触动了笑点。在这部《痞子英雄》系列续篇中，林更新的出现打破了前一部赵又廷和黄渤之间的“英雄”与“痞子”的对手关系，成了与赵又廷一起拯救世界的新搭档。林更新把自己在这部电影里的状态定义为“滚刀肉”。他所扮演的陈真是一个同时拥有160超高智商和怪异性格的天才探员。“他有点难搞，嚼不烂，切不掉，是特别顽强的一块肉。”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林更新也经历了一段愈挫愈勇的成长。
“《痞子英雄2》的第一场戏就赶上了下水道里的爆炸戏。”那天天气很闷热，没有任何铺垫，导演要求几位演员下到闷不透气的下水道里拍摄爆炸戏。爆炸点离演员很近，“嘣”一声，水浪四溅，演员们浑身湿透。这场戏让林更新一下子认识到了导演蔡岳勋的风格。
蔡岳勋的追求完美曾被赵又廷吐槽为“疯子一样的人”。在电影第一部拍摄中“饱受”导演“摧残”的赵又廷偷偷告诉林更新，“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后半段雨中激战的拍摄更加煎熬。那时候已经接近年底，台北冬夜里的温度会下降到十几度，寒凉的夜风伴着人造暴雨冻得人“透心凉”。为了让夜雨中激战的效果更好，服装师和工作人员还会拿个喷壶，往演员身上不断喷水。后来一轮到林更新的戏份，他就开始自觉地“自泼”。“吹着冷风，淋着瓢泼，摸爬滚打，完了再喝碗姜茶。”林更新笑着说，“一连半个多月，就这么打过来了。”
少年为何这样红
“我的脸长达屏幕三分之二，心累且塞。”
这是林更新在9月20日更新的一条微博。他贴了一张自己的大头照，附上了上面的那句话。截至记者发稿时，这条微博已得到五万两千多个点赞和九千多条的评论。而下面那条和好友王思聪互相调侃“打情骂俏”的微博，更是招徕两万多的转发量。这些社交媒体的数据所量度的不仅仅是偶像的人气，也体现了明星个人魅力和营销能力的指标。
早在《步步惊心》热播时，互联网大佬张朝阳曾在他的节目里将林更新定义为中国内地新一代的优质偶像，未来中国的汤姆・克鲁斯。那次对话中的林更新身穿格子衬衣，面露羞涩，还是一副学生模样。他笑容可掬地回了张朝阳一句，“不过偶像还需要具有让观众喜欢的特质。”
那一年林更新23岁，初出茅庐的他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他把23到30岁之间的岁月看成是铺路的过程。社交媒体的火爆让更多人看到了林更新的特质。
林更新的微博透着东北味的直爽、幽默和真性情。在粉丝眼里，微博上敢于自嘲和调侃的林更新比银幕上的他还要真实自然。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犯得了二，卖得起萌，才是文艺青年更鲜活更喜人的亲民特质。
在《痞子英雄2》里，相比冷峻严肃的赵又廷，萌范十足的林更新更像是整部电影的剂。
“赵又廷说了，他在这部电影里惟一的感情戏是跟你？”
被记者这么一问，林更新不知所措地发出了“嗯（二声）”的一声，立刻引发了周围工作人员的全体爆笑。“感情不一定是爱情吧。”林更新忙作解释，“我们是两个互不相识、性格各异的警察，因为一次执行任务，结下了不同凡响的情愫。”而在戏外，林赵二人都不是话多之人，相互交往的风格也直来直往。《痞子英雄2》的取景地跨越了台北、台东、台南、高雄等地。在台湾拍戏的日子里，赵又廷以东道主自居，经常张罗着带爱美食的林更新吃遍街头巷尾。林更新眼里的赵又廷是个简单又执著的人， “又廷很认死理的。有一次我临时改变计划，他就说我放他鸽子，还说我‘善变’。”
水瓶座的林更新的确比较随性灵活，他说话直，不端着，也不藏着掖着。“比起被束缚，做自己更重要。”他坦言自己喜欢萌物――“最近这毛病好多了，之前没事就在网上买各种各样可爱的玩偶和公仔，一看见萌物就走不动道儿。”也渴望一切陌生的体验――“只要是没去过的地方和没经历过的事儿，我都想去看看、去尝试。”他还喜欢在城市里压马路――“只要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内，我都喜欢步行。自己到处走走转转，我骨子里还是爱自由。”
“读你的微博感觉能量格很满，生活中也像微博上一样乐观吗？”记者问。林更新歪着脑袋，眉头舒展，“其实我也在不断寻找调整心态的方式，只不过微博上的状态就是我自己。我从来没有什么包袱罢了。”
BQ=《北京青年》周刊L=林更新
BQ：在《痞子英雄2》里，到底谁是痞子，谁是英雄？
L：其实这里没有具体的界定。痞子和英雄是两种状态。很多看了第一部的人认为吴英雄是英雄，其实我扮演的陈真身上也有亦正亦邪的两面性。
BQ： 你幻想过自己能拯救世界吗？男生小时候都喜欢看《奥特曼》吧。
L：我现在也看啊！每个男生都有拯救世界的梦想。你看《美国队长》、《钢铁侠》这些影片为什么火？就是因为它圆了很多凡人拯救世界的大梦想。在《痞子英雄2》里也是，两个普通的小警察同心协力，用微不足道的力量挽救了整个海港城。
BQ：扮演警察，你觉得自己进入角色快吗？
L：还挺快的，我的父亲是一名公安，从小就一直觉得警察是个很受尊敬的职业。我们这代人从小看港片长大，港片中的枪战片也是很多男生所向往的。
BQ：你在微博上说，你挺想演个地痞小流氓之类的角色的？
L：目前为止，我还没演过坏人。我很想演一个坏人。人性里都有善恶，我希望能在表演上尝试表现人性里复杂的一面，而且在戏里犯坏没有错啊。那时候我能体验到自己到底有多“坏”。很多人都说演坏人比较难演，要是演出人见人恨的坏劲儿很不容易。
（身边的工作人员插话：你可以演个人见人爱的坏人。）
BQ：从十四阿哥，林一、陈真，都没脱离正太的形象。你介意别人把你定义成“正太专业户”吗？
L：接下来大家就不会那么想了。我之前是演过阿哥啊、学生啊，但我不太想成为某一类角色的专业户。哪怕做得不好，我也会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BQ：想过尝试喜剧吗？
L：想，我觉得自己身上有这样的才华。喜剧是一种感觉，只不过现在喜剧市场还有待繁荣。
BQ：和不少演员相比，你算少时成名了。看到自己的粉丝爆增。你有什么反应？心态上起伏大吗？
L：（喘了一口长气。）心态上没什么变化，但我的生活习惯确实改变了。生活方式变了。我不会像以前那么随性了，但我还是尽量给自己留出空间，尽量能让自己随性一点。
BQ：有不少粉丝对你的关注点老是落在“基情”上，怎么办？
L：没办法，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趋势，再往前十年，社会没有像现在那么开放，没人敢讨论这个话题。我介不介意也不能怎么样。
私房简答
Q：身为水瓶座，你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A：束缚吧。我是这么觉得，我最怕束缚。我也问过其他水瓶座，好像是这样。
Q：你养狗吗？你的狗应该叫你什么？
A：我之前养过，他是我的小兄弟，但不能平起平坐哦。
Q：你擅长厨艺吗？
A：我理论基础不错，经常指导别人动手。为了让自己不会饿死，我决定以后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成家以后也会提升幸福度。万一娶到一个不会做饭的老婆可怎么办？
Q：“十一”假期到了，你的假期“宅”吗？
A：不宅，我喜欢去陌生的地方，我不是一个恋家的人。不一定很繁华，但要有故事。只要是没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
Q：最享受和谁一起旅行？
A：最理想的当然是和女朋友，实在不行就兄弟吧。
微博语录
林更新V：iPhone 6就快了，售价5288，现在我还差5280，有捐款的朋友请私信我。您的一个小小的善举，就可能汇聚成爱的海洋。时间不多了，赶快行动起来吧？
（2014年8月28日 12：30 来自iPhone客户端）
林更新V：[怒骂]：天王盖地虎！[酷]：宝塔镇河妖！ [怒骂]：脸红什么？！ [酷]： 精神焕发！ [怒骂]：怎么又黄了！ [太开心]：感觉萌萌哒！
（2014年8月4日 16：01 来自iPhone客户端）
林更新V：2007年，我参加高考，数学第一个交卷离场，家长看到我出来都问我题难不难，我说非常难，看到家长们恐慌的表情，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2014年6月7日 17：01 来自iPhone客户端）
林更新V：拍戏现场，副导演指挥说：“把踩在土地上的脚印扫掉，花瓣捡一捡，那边还有一根螺丝。” （这是一个大全景镜头，大到没朋友的全景） 我似乎很好奇的问了句：“哥，你什么星座？”副导演：“处女座！
（2014年9月6日 17：53 来自iPhone客户端）
3月18日，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尚德”）债权银行联合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无锡尚德破产重整的申请。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公告称，无锡尚德无法归还到期债务，依法裁定破产重整。
“这次破产重整的导火索是5.4亿美元反担保。”光伏龙头企业苏州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说。市场猜测，这笔高额的可转债在3月15日到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依据《企业破产法》，在重整期间，无锡尚德将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各方利益的调整，并接受生产经营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避免破产。同时，除非经法院同意，否则无锡尚德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
其实，不仅仅是无易尚德置身于冬天，中国整个光伏行业都遭受着霜打。整个行业因背负1100亿元的巨额债务而风光不再，多家上市公司或因巨债缠身实施重组，或面临退市选择。
据本刊记者了解，2007年底，中国9家在美上市的光伏企业总市值达到320亿美元，如今，11家上市的总市值仅为20亿美元，较最高峰时跌去九成多。另外，在无锡尚德破产重整之前，江西赛维LDK已经开始重组，并传称可能国有化。大全新能源和晶澳太阳能都分别收到了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超日太阳则在为筹款在国内外东奔西走。
股票已毫无价值
无锡尚德的破产重整让昔日的光伏大佬――尚德创始人施正荣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其身价仿佛一夜间“从天堂坠入地狱”，坊间甚至有传闻说其资产一夜被清空。施正荣曾有“中国光伏第一人”之称，他将一个陌生的太阳能行业引入中国并带动发展到千亿产值。
2001年，光学专家施正荣创立无锡尚德。2005年，他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100%控股无锡尚德的“尚德电力”，并将后者推上了纽交所。2006年，尚德电力的股价超过40美元，施正荣以23亿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约186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施正荣的发言常给外界留下“以老大自居”的印象。数年前的一次新能源峰会上，他在演讲中以教训的口吻要求台下坐着的同行“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至此，施正荣自信、强势，甚至有些膨胀的性格饱受诟病。
伴随“老大”心态的萌生，施正荣对企业规模的追求亦愈加盲目。在2005年到2008年短短三年间，无锡尚德产能从100多兆瓦一路猛增至1000兆瓦，由业内新兵跃升至全球第一，计划到2012年要增至5000兆瓦。
在此期间，施正荣出现多次投资失误：先是2009年在成都启动的碲化镉薄膜电池项目以失败告终；紧接着在上海投入3亿美元建造的50兆瓦非晶硅薄膜电池工厂被迫整个关闭；此后，与美国光伏公司MEMC的长单解约损失至少2.12亿美元；而耗资1.07亿美元收购日本光伏企业MSK的股权后却未能在日本占到便宜。
去年被爆出的在德国发生的反担保骗局瞬间把施正荣推到风口浪尖上，并成为后者失去CEO职位的直接导火索。
今年3月13日，尚德电力对外宣布，由于受到美国商务部发起的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双反”调查，以及自身产能过剩的影响，公司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组件工厂将于4月3日停止生产，这是无锡尚德近期关闭的第二座工厂。
3月14-15日，尚德股价两天暴跌38%，收盘价0.67美元，市值仅剩1.5亿美元。美国Maxim集团甚至将其目标价下调至0美元。
目前，尚德电力资产负债表上有约2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5.41亿多美元的可转债在2013年3月15日到期，这直接导致了尚德无奈宣布破产的结局。
数据显示，施正荣仍持有尚德电力30.2%的股份，他个人持有的家族私有公司D&M Technologies Limited也持股29.4%。3月21日，无锡尚德在美股价持续下跌至0.43美元，市值跌至0.56亿美元。
美股规定，如果公司股价长时间低于1美元就将面临退市。实际情况是，即使不算公司负债，尚德电力的股票也已几如废纸。
欠9家银行7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无锡尚德宣布进入的是破产重整程序，而非破产清算。而所谓破产重整，简言之即是“希望继续拯救企业，使其活过来以偿还债权人债务”；而破产清算则相当于是“后事”处理，如果“抢救”不成功才进行后事处理。
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拯救无锡尚德所能做的最后努力。毕竟如果任由这家企业破产，那么，其受损波及面非常宽广，而损失最惨的将是为其提供了大量贷款的国有银行。根据其破产裁定，截至2月底，包括农行、中行等在内的9家债权银行对无锡尚德本外币授信余额已达到71亿元人民币。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明俊对《IT时代周刊》表示，按照法律程序，无锡尚德必须在6个月内提交具体的重整计划，该计划中要具体提及未来通过什么方式、大概在多长的时间内向债权人偿还债务，该重整计划在得到债权人的分组表决同意后开始实施。
“目前，最关键的是尚德如何与自己的债权人达成一致，如何具体安排债务偿还工作。”Martec迈哲华（上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表示，一般而言，资产重组后对债权人的债务都会减值处理，会打个折，但具体如何规定需要双方讨论一致。
曹寅还认为，在进入资产重整后，最关键的是恢复无锡尚德的造血功能，恢复其正常运营以积累一些正向的现金流，为偿还债务做准备。可能采取的办法包括：剥离有毒资产或者说是无效资产，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等。
除了重整计划，曹寅认为，一个有执行力的人来执行重整计划也格外重要。尚德内部盘根错节，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来推动重整。
实际情况是，去年9月份，施正荣退居幕后、职业经理人金纬出任CEO，尚德开始缩减15%的产能，并裁员1500人。这一做法后来引发了员工较大不满，并有内部员工透露金纬在公司内部任人唯亲。
但这没有影响金纬继续对无锡尚德的瘦身。近日，尚德宣布关闭美国亚利桑那州Goodyear的组件工厂以进一步缩减产能，减少成本。上述律师也认为，未来进一步关闭工厂、裁员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还值得一提的是，3月20日晚间，无锡尚德公告称，尚德电力公告国联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国联发展公司财务部经理周卫平已担任尚德总裁，负责公司运营管理，并与金纬和董事会一道确定公司的战略方向。
此次高官变动也被认为是重整计划的重要一部分，意味着无锡国联正式介入其重整计划。
政府的宠溺
有分析指出，造成中国光伏行业哀鸿遍野的最主要原因是产能严重过剩，甚至于全球市场都无法完全消化中国的光伏产能。
根据Solarbuzz光伏市场报告，2011年，中国已有及在建的组件产能总量约在30GW，2011年全球新增的装机容量只有29.7GW。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近期提供的一组数据为：到2011年底全球组件产能60GW，实际产量为30GW；2011年中国的实际产能为40GW，实际产量仅为21GW。这就意味着光伏产业组建的产能利用率仅为50%左右，远低于学术界认可的“产能利用率达70%以上”的正常标准。
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企业处于长期的去库存化阶段。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国内66家A股光伏公司存货已逾500亿元，而前三季度这66家公司光伏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不到100亿元。这意味着国内光伏企业保持现有规模要消化掉目前积压的库存，还需要一到两年时间。
然而，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绝非单纯的企业行为，个别地方政府在光伏“”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位地方企业家对本刊记者表示，光伏企业汉能太阳能曾到当地表达投资意愿，提出的条件是让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或者以地方政府的财力为汉能的太阳能项目担保银行贷款，面对如此苛刻且高风险的条件，地方政府仍十分动心。甚至是，个别光伏企业表现出明显的“不治”征兆时，地方政府还在想方设法为其输血。
2012年年中，江西赛维LDK有限公司濒临债务违约，江西省新余市却启用财政资金，为赛维欠下的7.55亿信托贷款兜底。有财税法专家认为，政府以公共资金替私营企业还债，“完全模糊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
正是由于政府不计代价的盲目支持，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对光伏企业的贷款都非常宽裕。据已经公开的数据，仅国开行对尚德电力、赛维LDK等12家“六大六小”光伏企业，以及汉能控股等新晋光伏企业，总贷款授信超过2450亿元。
由于国际贸易日趋扩大，美国的确对一条通连两大洋的运河异常感兴趣。他们认为，开凿两洋运河不仅是称霸拉丁美洲的需要，也是争夺海洋和世界霸权的需要。但是，这条运河不准备穿过巴拿马，美国国会认为，如果穿过尼加拉瓜，不但比较容易建造，而且管理也要经济得多。1901年，精明的美国人迫使英国废除了双方联合控制未来运河的克莱敦—布尔瓦协定，缔结了海—庞斯福特条约，取得了单独开凿和管理运河的特权。至此，美国在中美洲开凿两洋运河的角逐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1902年春，美国国会已准备批准通过尼加拉瓜运河开凿工程。正在为拯救巴拿马运河搁浅工程计划而奔走的瓦列拉得知此事后，决心让国会改变意见。正巧，就在离国会正式表决运河穿过尼加拉瓜工程的前几天，加勒比海的一座大火山剧烈爆发，尼加拉瓜一片混乱。之前，尼加拉瓜政府曾向美国政府保证当地所有的火山都是完全的死火山，保证今后峻工的运河水道绝对不会受到火山爆发的影响和危害，可现在整个加勒比地区都被这个火山的爆发骚扰得鸡犬不宁。瓦列拉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场自然灾害所提供的机会。他记得几年前尼加拉瓜曾发行过一张邮票，上面印有一座著名的摩摩通博火山的照片，而这座休眠火山就在运河开凿路线的附近。虽说它是座死火山，但邮票上印有一缕烟围绕着山顶，恰如活火山那样。瓦列拉因之跑遍了华盛顿，设法找到了90多枚这样的尼加拉瓜邮票，第二天早晨，每一位将就运河开凿路线投票表决的参议员的桌子上出现了这样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枚邮票和瓦列拉的亲笔附言：“尼加拉瓜火山活动的官方见证。”参议员们仔细地审视了邮票，经过十分慎重的权衡，他们完全改变了初衷，几天后进行的表决时，参议院果断地否决了尼加拉瓜路线，取而代之的是赞成接过尚未过期的法国工程合同，建造穿越巴拿马的两洋运河。
接着，美国为了夺取巴拿马的地峡，阴谋策动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分离分子，于1903年发动了所谓的“巴拿马革命”，宣布成立巴拿马共和国。不久，巴拿马政府在美国的摆布下，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美巴运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国以微小的代价取得了一条宽16千米的狭长地带和永久使用巴拿巴运河的权利。全长81．3千米的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11月15日峻工通航，它是由一枚不起眼的邮票救活的。此后，美国霸占巴拿马运河区，成为巴拿马共和国的“国中之国”。
2012年11月7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实质性损害了美国相关产业，将对中国产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 18.32%至249.96%的反倾销税，以及14.78%至15.97%的反补贴税。接着，欧盟在11月8日公告，称已对从中国光伏企业进口的硅片、电池、组件启动反补贴调查，其对于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也早在进行中。事实上，受经济危机影响，全球需求疲软，太阳能产品原材料价格已经大幅下滑，上半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大幅下滑，与2011年相比下降了31.49%。（据2012中国国际光伏产业发展论坛消息称）这是六年以来首次出现出口额下滑的现象，如今出现了欧美两个巨大市场的贸易保护“封杀”，中国的光伏产业链上的大量光伏产品制造商的寒冬已经越发地寒冷，不用等欧盟的仲裁确立，中国绝大多数的光伏企业已经看到了“灭顶之灾”的来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李俊峰就认为，中国光伏行业的艰苦时代可能不会太短，洗牌或需要3-5年。就世界光伏产业的布局来看，中国是光伏组件加工大国，欧盟是最大的光伏市场，美国则是高速发展的光伏市场，欧盟、美国是多晶硅原料和光伏设备的最大输出地。如今世界经济下行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看起来光伏则是贸易保护战争打响的首个战场，就国内来看，我国对于光伏行业出现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将对我国多个产业的转型调整方式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光伏产业现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行业危机，而光伏的发展并不能戛然而止，如何在长远的光伏发展道路上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双反”引爆的诸多弊病已经显现，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光伏，怎样才能“绝处逢生”。
致命弱点：研发和应用
在“十一五”期间，尽管光伏产业被戴上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光环，但从现状来看，我国的光伏产业依然摆脱不了原材料加工的本质。庞大的产能主要集中在利润低廉的光伏组件环节，而90%的市场都在海外，这使得中国光伏产业一直处于畸形发展状态。而这次贸易战的出现，从好的一方面来看会产生倒逼效应，逼迫国内光伏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向上游（光伏设备）和下游（光伏电站运营）拓展，促进国内光伏企业的科技创新，提升行业竞争力。“双反不过就是一个导火索。”这是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光伏从业人士对于此次欧美“双反”行动的反应，他们大多都认为光伏自身问题已经存在已久，此次双反不过是让整个行业的问题提前暴露了。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感慨“我国的光伏行业现在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虽然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光热上的投入大大超过于光伏，但是对于光伏，黄鸣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说早在2000年，他就曾了解过光伏，在看到了光伏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看到了我国光伏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在技术材料上的依赖程度之高的本质问题。“中国的光伏行业现在是一个靠补贴发展的市场，前些年大家对于政策太过热衷，而且光伏产品制造的准入门槛低，一窝蜂地就都进入了这个行业，行业内大多存在缺乏自主开发和进行长期发展的能力，造成了现在这个‘两头在外’的局面。”目前我国在上游晶体硅材料和下游发电市场里分别缺少了技术创新和市场消纳能力，两端的不成熟已成为了光伏行业的致命弱点，我国已经俨然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光伏产业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要解决中国多晶硅行业的问题，需要国家加大现有多晶硅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实现技术升级。国家科技部就组织实施了“十一五”支撑计划和863重点攻关计划对技术问题进行辅助。同时，国家发改委也组织实施了《高纯硅材料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等政策项目对光伏技术发展难题上进行攻克。但是技术的研发需要时间，明显的，光伏产业研发技术上的创新速度并没有赶上避免我国主打的出口市场的收缩所带来的伤害。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曾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提出了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这就促使产生了要尽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压力，“光伏，在近几年的发展速度迅速，颇有1958年‘大炼钢铁’的景象，”一位在光伏领域从业多年的不具名人士这样形容道。毋庸置疑，如此集中、突击式的发展方式背离了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拖累其他产业的资源配置，影响国家整体发展速度的负面效应。“如果把归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支柱型产业的推行方式来规划，后果将很让人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提醒道。事实上，就2011年，全球光伏发电装机量的总需求是27GW，但全球的产能达到了60GW，而其中50GW就在中国。而据统计，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规划的建设千亿光伏产业园区就达到20个，规划产值达到2万亿元，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国内66家A股光伏公司存货已逾500亿元，而前三季度这66家公司光伏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不到100亿元。国内前十家光伏企业欠债超过1100亿元。尚德、赛维等光伏大佬们已经在第四季度出现了资不抵债的资金链问题，而这样巨大的财务危机已经转嫁到了地方政府上，因为在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渴望创造政绩的冲动下，对光伏企业进行了“保姆式”的政策扶持，使他们从土地到融资都获得了极大便利。但地方政府大多缺乏专业知识和评判手段，只是单纯以投资额、年产值为标准，缺乏有效的规划和引导，这也为行业盲目扩张和无序竞争提供了条件。在对于光伏企业的融资和管理运营模式上，纯粹的依靠银行贷款和地方支持在长远看来具有巨大的联动性风险效应，在未来考虑采取合同能源管理等经营模式对整个产业链的服务健全能力或许能够让光伏产业更健康和市场化。不幸的是，现在大大小小的光伏企业已经出现了无法自救的困局，似乎到了政府不救不行的地步，而据了解，中央决策层亦对光伏问题已有直接批示，要求尽快制定措施，开启国内市场，拯救光伏企业。目前国家能源局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紧急制定相应的补贴方案，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太阳能研究员王斯成在10月的北京的太阳能行业会议上就表示，中国政府很快会启动一个700亿元人民币（110亿美元）的紧急刺激计划来拯救太阳能产业。光伏行业必须救，可是怎么救，要采取不只是进行亡羊补牢的填空方案却是中国政府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告诉记者说“对光伏行业的扶持要通过技术的进步以及逐步增加应用方面入手，同时要持续地提高光伏发电的转化效率和降低成本，由此来提高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要做到今天的补贴是为了最终的不补贴。”被认为分布式是最适合光伏自身特点的发电形式则将作为重点进行探索。在此方面发展较为成熟的德国截至2011年底，光伏发电总装机量达到24.7吉瓦，其中分布式占比近80%，其主要应用形式为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单个发电系统平均容量仅为20千瓦。总体说来，我国的光伏产业的弱势已被充分认识到，现在的关键问题则是如何转劣为优。
全球备战光伏未来
纵观全球，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几乎都是以政府扶持为主要驱动力。最早推行太阳能政策的国家是日本。为了扶持光伏产业，日本政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政策措施，在现场实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允许光伏发电优先并网，这项政策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4年日本执行了“阳光计划”，当时规定以居民屋顶并网发电为主要目标，对光伏系统实施政府补贴，初始的补贴达到了光伏系统造价的70%。到了1993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新阳光计划”。在该计划下，日本政府规定，自1994 年起居民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由政府提供补贴，补贴额度接近50%（以后逐年减少）。当年光伏系统的每千瓦安装成本为200 万日元/千瓦，补贴额为90 万日元/千瓦。以后补贴额逐年下降，到2006 年该项补助取消。但此后安装量仍然趋于稳定增长。
美国联邦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在技术研发和退税政策上给予光伏产业支持，如投资抵扣（ITC）计划即投资总额的30%一次性或分年度抵扣税收；生产量抵扣（PTC）计划是指出每度光伏电力可抵扣1.8美分的税收，以上政策对光伏支持力度较小，效果并不明显。直到2010年7月21日，美国参议院能源委员会投票通过了美国千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这一法案的通过将极大促进未来十年美国光伏市场的急速增长。从2012年开始，美国将投资2.5亿美元用于该项计划，从2013-2021年，每年将投资5亿美元用于太阳能屋顶计划。根据该项法案，连同现有的激励机制，太阳能发电系统须在1 MW以内，可获得高达50%的太阳能系统安装的补助。该项立法的补助资金可以补贴40 GW的新安装容量，加上地面光伏电站、各州联邦府补贴，美国光伏市场总量预计超过100 GW，将取代德国成为未来太阳能发电市场的发动机。
光伏发展最具亮点的无非是欧盟国家，而有分析指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将仍然是未来几年的主要安装大国。但是由于这几个国家的政府都担心光伏发展过热，一直在调整相关的上网电价法（FiTs）用以引导产业健康理性发展，这将使得欧洲在短期内增长幅度不会像以往那样大。在1991年，德国就通过了《强制购电法（StrEG）》，要求电网企业按规定的电价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998年德国政府进一步提出“10万屋顶计划”（100，000 Roofs Program），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争取从这些屋顶上取得300兆瓦太阳电。此举极大地刺激了德国乃至世界的光伏市场。2000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EEG）》，解决了光伏系统的并网难问题。EEG还规定光伏发电在固定时间内（20年）享受固定的上网电价，上网电价每年按5%的比例递减；同时还设置了每年提供优惠上网电价的容量上限为35万千瓦，2002年又将其调整为1吉瓦。2004年，德国修订了EEG，规定对不同容量、不同形式的光伏发电实行46～62欧分/千瓦时的区别上网电价。2009年，德国采取了更加灵活的上网电价政策，将其每年递减的比例由固定值改为与容量挂钩，以更好地利用电价杠杆，调节新增的装机容量。2011年，德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降低为0.24～0.39欧分/千瓦时。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的补贴是由电力用户分摊的。2010年，默克尔政府提出要大幅降低光伏发电补贴，遭到反对党以及执政联盟内部一些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还是就补贴政策达成了妥协，使德国光伏发电能够维持在一个适当发展的速度上。自2008年以来，意大利相继出台了多个光伏能源应用方面的刺激政策和法规，除了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优惠上网电价回购政策，还对光伏应用总成本提供高达20%的资金补贴：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去年底宣布投入7700万欧元支持国内小型天阳能光伏网站与国家电网并网。奥地利联邦补贴和资助又分为联邦费用补贴和联邦投资资助。奥地利联邦政府每年设置1700万欧元的联邦费用补贴，补贴面向所有的新能源应用者，但规定太阳能和其它生态能源的资助至少要占每年费用补贴的10%。该项补贴资助期为12年，最后两年资助额递减，同时接受补贴者有义务至少使用太阳能设备13年。目前，欧洲的光伏上网电价已经低于每千瓦时20欧分，光伏发电已经进入了平价消费时代，意味着已不再需要国家的补贴。而创新的英国实施的是可再生能源承诺保证书（roc）政策，roc是一种颁布给鉴定合格的电厂的绿色证书，证明在英国生产的、供应给英国国内客户的合格可再生电力是经许可电力供应商生产的。roc是英国可再生电力项目的主要支持性计划，它强制英国的电力供应商不断提高其电力生产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roc针对每兆瓦时的绿色电能生产而发放，生产的电能可自用或输入电网。roc可依据能源供应商需完成的配额义务（逐年增加）出售，其平均价格在35～50英镑。
东南亚的光伏市场后来居上，在未来或将呈现多元化局面。IMS Research光伏市场分析师Jessica Jin表示：“尽管目前泰国主导着东南亚市场，但是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有巨大的光伏潜力，为供应商提供大量的机会，而这些国家将在未来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越。鉴于其迅速增长的电力需求，目前能用上光伏发电的人口较少，数以千计的岛屿上依赖柴油发电机的现状，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分布式光伏发电为其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报告预测，未来4年印尼将安装近1GW的光伏发电系统，成为该地区增长最快的市场，其中离网系统将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
众所周知阿联酋是世界上阳光最充足的地方之一，如今它正在加速发展高新技术来提高它的太阳能工业。当地政府认为太阳能产业将在十年内吸引二百亿美元的投资，未来10年内太阳能产业总投资将超过500亿。现在正有一些太阳能设备已经在阿联酋悄然登场，同时迪拜已经计划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城，其中国内最大的太阳能公司尚德太阳能已经成功投标此项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缺乏上网电价政策及完善的法律框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光伏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全球，购买私人拥有太阳能电力的概念至少在50个国家盛行，其中包括众所熟知的实施上网电价政策的欧盟。所以太阳能专家表示，一些措施包括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的优惠利率，也将刺激在太阳能发电产业如太阳能是否充足中东地区。有分析人士表示一个长期的融资机制，允许客户在较长时期内的传播成本。家屋屋顶太阳能电池板成本高达10，000美元（36，700迪拉姆），允许用户在15年内支付，这会大大刺激迪拜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所以不一定非得是上网电价政策，关键是适合迪拜的太阳能电力行业健康发展。
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非洲照明计划”的一份报告称，到2015年非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便携式太阳能照明产品市场，并预测未来五年中非洲便携式太阳能产品的销售量平均每年将至少增长40%至50%（约1300万件）。非洲地区当下也在积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不过其大多依靠国际组织的投入，在近期，世界银行就审批通过了一项2.97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位于摩洛哥瓦尔扎扎特（Ouarzazate）的500MW Desertec聚光太阳能光伏（CSP）发电站融资。
政策扶持，加速自立
如此看来，作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分支之一的太阳能在国际上都处在火热的扶持期。今年2月，我国工信部公布《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明确要求，“十二五”期间，光伏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产品适应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确定的装机容量要求，同时积极满足国际市场发展需要。支持骨干企业做优做强，到2015年形成：多晶硅领先企业达到5万吨级，骨干企业达到万吨级水平；太阳能电池领先企业达到5GW级，骨干企业达到GW级水平；1家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光伏企业，3-5家年销售收入过500亿元的光伏企业；3-4家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光伏专用设备企业；光伏组件成本下降到7000元/千瓦，发电成本下降到0.8元/千瓦时。2012中国（成都）新能源国际峰会还传来消息说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出台光伏业的强制认证和检测制度，最快明年推出；而与此同时，商务部也正在抓紧制定推进光伏业援外力度的新政，其将主要针对非洲40多个国家，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9月28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公布了《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的通知》。根据该《通知》，中国将启动每省500兆瓦装机容量的分布式光伏市场，全国共约15吉瓦。同时，能源局、科技部、财政部等将会再启动共约1吉瓦装机容量的金太阳工程。这样，共约有16吉瓦的市场容量来“拯救”光伏产业。此外，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等项目也都要启动。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加强新能源汽车供能设施建设”，被列为该规划的七个重点任务之一。10月26日，国家电网宣布，从11月1日起，6兆瓦及以下容量光伏发电项目可直接在当地电网公司申请并网，并以1元/千瓦时标准全额收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富余电力。此举意味着一直阻碍国内光伏市场开启的并网难问题将得到初步缓解。而此前，国家能源局在9月就了《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的通知》。
2011年，中国互联网刮起了一阵“开放劲风”。
开放足以令陷入“领地之争”的中国互联网因新轮创业梦想而激情四溢。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在共话“开放、融合、共赢”，有关开放的探讨在互联网内外次第展开。2011年是互联网“开放元年”，已然成为业界共识。对于中国互联网未来前景的乐观，无疑再次促成了互联网走向开放。或得益于“开放”所拓展出的造梦空间，互联网发展之路尽管出现曲折，却也渐渐明朗。
确切地说，Facebook等海外样本的开放效应、中国互联网开放先行者的一度试水，以及源于自身发展困境的拯救渴望，以上形成了一股强劲合力，最终加速了中国互联网大佬们纷纷祭出开放大旗的战略选择。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以开放之名仅为集体抱团聚合资源，并无开放远见，但这不能否认互联网各方自视珍贵的共赢理念。回眸2011年，以开放的眼光审初现实，互联网开放大势之下的启示亦值得珍视。
启示一：开放共赢，互联网造梦的驱动
2007年，Facebook推出开放平台应用程序接口。第三方开发者可利用这个框架，开发与Facebook核心功能集成的应用程序，并将应用及产品放在Facebook平台上推广。结果这种与第三方开发者合作共赢的开放模式，使Facebook至今拥有近7亿用户和超过700亿美元的市值。Facebook迅猛发展，自然与广大第三方创业者合作共赢，相互构筑了一个承载于开放平台上的事业空间，如Facebook平台上发展的一些游戏公司轻松上市，Zynga更是市值高达80亿美元。Facebook平台的成功开放，宣告互联网新创业时代的到来，一时掀起全球创新潮流。
中国互联网业界的巨头们自然看准了这一开放大势。百度、腾讯、新浪、360等业界大腕，不惜余力倾泄平原纵马般的互联网创业激情，――打出自己的开放组合拳，一阵“江湖血拼”生猛上演，再也不“占山为王”了，而是开放平台让广大第三方开发者探索，尽是一幅“包租者心态”。
2011年5月16日，腾讯正式推出Q+，邀约第三方开发者，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核心功能，希望通过这开放平台而道构建互联网未来。马化腾偌机做出了个“点也不艰难的决定”，提出面对互联网未来的“八个选择”，宣布将打造一个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开放平台，扶持所有合作伙伴再造一个腾讯。腾讯微博平台开放API支持嵌入第三方应用，支持第三方同步工具，已经聚合了广大第三方开发者、广告公司。这是给互联网新代创业者的积极信号。
同样作为较早试水开放应用平台的百度，其立足于“框计算”理念之上的“大搜索、全开放”，也令人看到了超越搜索的战略可能，融于联盟路线的“全域营销”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共享心态所延展的空间，自然驱动着互联网创业梦想。
互联网各方因开放而无缝对接，共享平台各获其利，以开放共赢为原动力，构筑互联网创业新场域。一定程度上说，“开放共享、共赢无间”的互联网新创业时代已不经意间显露，正应了那句广告语：互联网开放时代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启示二：契约为先，不可缺位的规训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互联网各界在收获开放带来的鲜花时，不和谐的音符也不时蹦出。开放语境下的资源、技术聚合，又能否以种平等且透明的规则来合作?这分明又在撩拨着互联网新生态中各大主体的神经。
对于广大的第三方开发者来说，事关自身利益的安全隐患仍不可小视。比如，第三方开发者将自身的应用程序或产品置于开放平台上的同时意味着智慧瞬间就可能被克隆。在孵化互联网新竞争策略的开放应用平台上，若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也缺乏透明规则或共同契约，广大第三方开发者可能一不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被平台运营商们暗中收缴一空。所以，质问仍在继续：如果平台运营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第三方开发者又怎能与之平等合作或博奕?原本用来吸引第三方开发商的流量、用户资源，是否会优先导入平台运营商的旗下应用?
不论是宣扬“开放二选一”，还是承诺与第三方开发者互利共赢，这些互联网大佬们如此合纵连横，借机宣扬“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实则“一丘之貉”。占山为王的大佬们诠释着开放与垄断的辩证论，却又无一例外囿于自身利益，无法厘清开放的自我定位，应用与平台藕断丝连，开放之路步步为营。
按照一些互联网专家对开放的分析，开放至少是三维的：一是共享用户、共同服务的“应用开放”；二是实现用户在不同平台和网站间畅通无阻的“横向开放”；三是在共享用户基本数据的情况下，同第三方一起打造个性化、个人化、智能化、实时化的服务模式的“数据开放”。目前各界对中国互联网开放的美好期待，或许仍只能将聚焦在“应用开放”与“横向开放”两个维度。技术层面上的“互联网卡通”，何以融解利益割据，这仍然在考验中国互联网大腕们的开放诚意。不论是腾讯Q+平台承诺的与第三方开发者共享核心功能，还是走联盟路线的百度高呼“超越搜索、完全开放”，这些国内互联网开放平台的佼佼者，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在“战略性圈地”，平台与平台之间仍难以握手。开放规则的迷失，令各方顾虑重重。
针对这些操作层面的开放性问题，有人建议平台运营商先拿出一份说明，给广大第三方开发者划出“”――平台商们自身在做的应用开发，以及承诺不越这道红线。诸如此类的互联网“开放契约”不可缺失。作为成功的开放实践者，Facebook从2007年5月宣布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就完全停止了应用程序开发，几乎所有其他服务都由第三方开发者来提供，这一“开放垂范”正对应360公司CEO周鸿“开放二选一”的规则诉求。
更进一步说，如何缔结“开放新契约”，以规训垄断互联网的巨头们，使之切实遵行所谓“无疆界、全开放”的承诺，该是接下来互联网业界最为紧迫的议程。毕竟，2011年诸多“互联网开放大会”对于开放规则的探讨明显不足，更遑论能形成广大第三方开发者所期待的开放机制。
倘若消除对互联网开放规则的忧虑，也不得不正视当下中国互联网正面临着的开放环境。2011年12月4日，网友透露CSDN等网站数据库泄密码事件，直到CSDN确认密码泄露才引起各界重视，人人、多玩、7k7k、天涯等网站一部分注册用户的密码被盗，很大程度上激化了互联网生态中的不安情绪。很多网站的用户数据与重要注册资料，如此被公然发帖曝光，这对于轰轰烈烈走向开放的中国互联网来说，的确是当头一击。平台运营商不共享核心的用户数据而“金屋藏娇”，亦是有理可据。
无论如何，让平台运营商、第三方
开发者及其他网络用户尽情挥洒互联网精神，真正开放共享、合作共赢，不仅仅要明晰开放平台上的规则，明确应用平台上的“开放”，更有赖于互联网开放平台的博弈各方怀揣一份理想主义情怀，心存一份“开放契约”或网络伦理，用坚守来拨动共享之弦，最大可能地优化整个互联网生态。
启示三：互动之本，无非视域融合
本质上，互联网走向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整合资源、改进商业模式的融合过程，是大势所趋。如何让平台运营商、第三方开发者及网民群体等各方良性互动或异质共存，这仍是棘手之处。
当腾讯力推基于IM客户端的Q+、包括QQ空间和朋友的SNS，以及腾讯微博这三大开放应用平台时，承载于流量之上的商业盈利模式渐渐成型。通过QQ开放平台，流量导入到各类第三方应用上，使第三方开发者获得收益。反过来，优质的第三方应用通过提升用户体验，更进步消除了“黏性危机”。事实上，开放平台通过互动的方式――合作来实现共赢，这是最基本的运行逻辑。
正是由于网民群体、第三方开发者、广告用户及新媒体等互联网主体之问的持续互动，用户流才得以变成金钱流，信息流才得以成为影响流。换言之，平台价值维系于内容与社交关系，这在纯粹社交类开放平台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开心网应用平台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后，陷入“新鲜感出尽”的“中年危机”，如何稳固“好友互动”关系显得紧迫。这也说明，平台运营商强大的用户资源是开放的必要条件，互动则是用户资源发生效用的根本，更是开放平台后续发展的关键。
然而问题是，在开放新生态中，应用开发、项目招标、营销推广、网络支付、用户反馈等各环节紧密相扣而体系化，使平台趋于复杂，维系良性互动的难度加大。另外，互联网的非中心化使各主体的视域或认知领域存在差异，开放平台上“创业草根”遭遇“业界大鳄”，更易造成不平等，沟通不畅则无以共享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