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创汇产业，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旅游流也是一种贸易流。据WTO统计，2009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到431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10%①。旅游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贸易产业之一［1］。对于贸易现象的产生，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决定着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后者则用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育水平是由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信息等技术条件决定的。随着地方专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旅游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解释性日渐减弱，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推动旅游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新贸易理论表现出更强的适用性。
传统的旅游产业研究多从供需视角展开，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旅游产业发展普遍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巴特勒的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其他学者对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更大程度上仅是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演化规律的总结，很少关注“旅游产业组织”的演化规律。全球旅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和目的地从本地市场融入到全球旅游贸易网络，这一过程是否受到某种旅游产业组织发展规律的影响?而其中传统贸易理论里的要素禀赋、技术条件，新贸易理论里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本地市场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现有研究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这种现象也曾经存在于整个产业经济学研究之中［3］。克鲁格曼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假设［4］，将三者之间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联系了起来，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融合为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对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是否也适用于分析旅游产业组织的发展演化，仍待旅游学术界进一步厘清。为此，本文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经济和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转向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假设，尝试运用本地市场效应模型验证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以期为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寻找新的切入点，亦为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的优化发展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到两种不同结论:一是受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影响，认为是供需关系、要素禀赋和技术因素决定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二是在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地方化、产业空间集聚、规模递增效应引起了旅游产业组织的变化。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地方旅游产业的组织以旅游需求的变化为基本参照，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和旅游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汇率等因素影响着旅游流的大小。旅游需求模型相当长时间是国际学界研究旅游贸易问题的最重要分析框架［5］，但从需求视角解读地方旅游产业组织的基本规律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相对忽视了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后者对游客忠诚度和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Geyikdagi对土耳其的案例研究就证实:“作为供给变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明显高于人均旅游收入、旅行成本、汇率等需求变量”［6］。尽管固定资产投资是与要素禀赋相关的供给变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供给变量相对需求变量而言，对地方旅游产业组织变化有更大的推动力。
Crouch和Ritchie借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刻画地方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提出“正是旅游资源不断改变着目的地的禀赋条件，从而影响着目的地的相对竞争优势”［7］，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旅游业存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于与旅游供给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使得传统的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加关注需求因素。随着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基于要素禀赋的供给视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Jie Zhang和Camila Jensen从供给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旅游产业，指出资源禀赋、价格、资本投入、技术等是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8］，理论上验证了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催生旅游流的主要动力，从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之中为全球旅游业发展寻求到了理论支撑。国内也有学者关注到旅游供需与旅游贸易的联系，如刘林青、李文秀等在研究中就指出“丰富的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指出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贸易存在相互关联。吴玉鸣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探讨了中国省域层次的旅游产业弹性，得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是中国目前旅游产业增长的主动力”的结论［10］，再次验证要素禀赋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但在模型构建时未考虑需求变量的作用，对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关系上的解释上存在局限性。孙根年不但提出了“旅游-贸易互动”的假设［11］，后续研究中又指出旅游资源丰度、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对于日本游客到访率的解释度高达97%［12］，验证了旅游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此研究中强调的“旅游资源”和“区位指数”两个解释变量属于要素禀赋因子，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发展的解释。尽管区域旅游与对外贸易的互动性得到了证实，仍需进一步探讨旅游业本身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其产业组织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
对旅游地而言，从吸引本地旅游者到入境旅游者集聚的旅游贸易产生过程中，其内生影响因素除资源禀赋外，旅游产业组织状况是否也发挥着作用?传统经济学多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而许多事实证明了这种前提假设不合适，因为内在的报酬递增效应和外在的循环累计效应会使得产业组织出现空间集聚［13］。产业集聚理论的创始人Porter在对美国乡村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中证实了旅游产业集群是典型的产业集群型态［14］。Julie Jackson和Peter Murphy进一步指出“旅游集群通过差异化和创新发展促成合作性、互动性的竞争机制，使得要素禀赋向更有利于区域的优势发挥”［15］。旅游业作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产业集聚能极大地增强中小型旅游企业的竞争力［16］。然而，旅游产业集群给旅游流带来的扩大效应到底有多大，理论上缺少一种分析框架。根据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产业集聚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而引起的，克鲁格曼为此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假设，认为“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满足本国或本地需求之外，还能捎带出口的现象”。最早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17］，随后大量的制造业［18－20］和国家双边贸易［21－22］研究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运用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来探讨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集聚以及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贸易出口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如果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唯一因素，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成本将会增加，中国旅游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如果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势必会经由依赖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入到依赖地方旅游产业集聚，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国/区内旅游发展)后旅游产品大量出口(即入境旅游发展)的阶段。显然，将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群与旅游服务贸易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命题已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为此，下文着重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旅游业是否存在。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模型
综合参考Krugman和ZhangX．L等的本地市场效应检验模型，假设一国或地区的超常旅游需求是决定其旅游产出和旅游服务贸易的基础，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超常需求(需求差异)将带来本地旅游业的规模经济，并在旅游出口贸易中形成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需求的变动差异引发生产的再扩大”是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需求在0～1之间的变动会带来大于1的产出变动。另据文献分析，资本禀赋和劳动禀赋的差异性对于旅游产业组织会产生较大影响，为减少变量遗漏所造成的误差，在模型中增加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变动差异两个解释变量，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具体检验模型如下:（略）。等式左侧表示本地旅游业产出相对各地区产出均值的偏离程度，是等式右侧(Xr－Xr)/Xr(本地旅游需求相对各地区旅游需求均值偏离)的函数。劳动力禀赋和资本禀赋作为检测变量。按照方程，某地旅游业产出相对地区而言，不仅受到该地区资源禀赋、劳动禀赋的比较优势影响，还受到旅游需求规模的影响。如果两地具有相同的旅游需求规模，则旅游产出模式将由要素禀赋决定，如果某地区对某要素的积累快于其他地区，则该地区的旅游生产甚至旅游服务贸易将主要依托这些要素禀赋。本文将方程中不包括要素禀赋的部分称为模型Ⅰ，包括要素禀赋的部分称为模型Ⅱ。参照Donald和Weinstein对本地市场向效应验证模型的解释，因为方程的理论框架预测了旅游产出对旅游需求变动的正反应将大于1，因而b1在检验模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当b1=0时，表示处于无摩擦状态，旅游产出主要受劳动力与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影响;当b1∈(0，1］时，表示处于有摩擦状态，旅游产出除受劳动要素禀赋、资本禀赋的影响外，目的地与客源地的空间距离成为摩擦因素，不存在规模经济;当b1＞1时，表示处于规模经济状态，空间摩擦效用趋小，出现本地市场效应，规模报酬递增影响着旅游产出的区域组织。
(二)空间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覆盖我国31个省域单元，g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饭店和其他企业等四个旅游子行业，据此可建立31省*4=124个旅游产业样本。其中，产出变量用“旅游营业收入”表示;需求变量由“旅游人次”表示;劳动要素禀赋变量由“从业人员数量/企业总数”表示;资本禀赋变量用“固定资产投入”表示。以上变量原始数据源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1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09》以及各省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广西、天津缺失的部分数据参照三地旅游局的公开数据。
(三)回归方法说明
由于旅游需求变量的数据没有细化到各旅游行业，本文将每个省的旅游需求加权分摊到四个子行业，假设各省旅游需求的行业构成是相同的，以营业收入权重为系数①，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和其他旅游企业的加权系数分别为0．4、0．4、0．17、0．03。由于各省的旅游需求总量不同，上述方法解决了数据缺失的问题，但也可能会缩小不同旅游行业的省际差异性。为达到无偏、一致和有效的计算结果，本文对回归模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逐个排除。考虑到旅游需求、产出和出口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依赖性，从而引起自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违反高斯假设，因此用最小二乘法回归(OLS)难以表达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另外，旅游全行业的原始数据还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或空间自相关，因为地方法规、利率和技术等影响因素会共同影响不同产业，但方程却将其放入残差项中，违反了高斯假设的无序列相关，使OLS回归法虽然无偏、一致但却不再有效。鉴于此，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法，并利用Stata11．0统计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结果
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的关键是观察需求偏差系数对产出偏差的影响关系，首先用模型I来检验，然后加入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解释变量，使用模型II来检验，观察两组的需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无论是仅考虑HMEs因素的模型I，还是将劳动力和资本两大因素也考虑进来的模型II，需求偏差指数均小于1，且通过1%的z检验，表明中国的旅游全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说明中国旅游业的产出除受需求变化、劳动和资本禀赋的影响外，还受其他摩擦因素影响。然而，“全行业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并不意味着“旅游行业层面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见表2):(1)根据模型Ⅰ，除了旅游景区(g3)的需求偏差为1．442外，其他三类部门的需求偏差均小于1，除其他旅游部门(g4)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系数都显著通过1%的z检验，说明旅游景区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2)根据模型Ⅱ，除了旅行社(g1)的需求偏差系数小于1之外，旅游星级饭店(g2)、旅游景区(g3)和其他行业(g4)的需求偏差系数都大于1，全部系数都显著通过10%的z检验。此结果说明在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除了旅行社外(g1)的中国旅游行业已经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旅行社业的产出变化并非仅受旅游需求因素影响，也未显现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模型Ⅰ和模型Ⅱ的检验表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的规模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旅游业中，且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仍占主体地位，因此仅以比较优势或仅以本地市场效应来解释目前的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都是欠妥的。因为仅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结果只有旅游景区行业(g3)符合要求，而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变量的检验结果除了旅行社行业(g1)外都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与中国当前旅游业从“要素禀赋依赖”向“产业集聚”升级、规模效应逐渐显现的现状相吻合。
五、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旅游全行业和分行业的存在性，探讨旅游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的相互关联，研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中国旅游景区行业(g3)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已经出现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即便是不考虑劳动力和资本禀赋因素，旅游景区的本地市场效应依旧明显。换言之，中国整个旅游景区行业已经从要素禀赋依赖，进入到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动产业集聚阶段，对景区的旅游需求带来了规模化的收益递增。(2)中国旅游饭店行业(g2)和其他行业(g4)只有在考虑要素禀赋的情况下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表明这两类行业相对依赖于要素禀赋因素，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入都会直接影响行业的产出效率，要素禀赋与本地市场效应共同发挥着作用。(3)中国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g1)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说明中国的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g1)尚未形成规模集聚经济，这是因为本地市场效应尤其强调要素的本地空间集聚，而旅行社业(g1)的需求与产出空间之间的耦合性较弱，加之旅游全行业又是由旅行社(g1)、旅游饭店(g2)、旅游景区(g3)和其他行业(g4)叠加而成，更加复杂的空间关系造成集聚效益被削弱。(4)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较高规模经济效应和较低的贸易成本，使得旅游饭店、旅游景区等行业在空间集中，通过建立前后向联系使其他相关企业也趋向集中，从而形成旅游产业的优势聚集区，进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旅游目的地空间的拓展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
文献分析表明，学界对于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多是基于要素禀赋的需求视角，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侧重关注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等需求变量，尽管近年来有少量对旅游资源禀赋、资本投入、技术等供给因素的研究，但大多还是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全球旅游网络多向扩张、旅游地方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的地方集聚、旅游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加错综复杂，显然传统的研究思路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
为此，本文立足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的基本假设，通过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这种力求兼顾旅游产业“供需平衡”与“从本地市场到区域市场”的分析思路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对现代旅游产业组织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旅游资源禀赋外，旅游产业组织状况是影响旅游地贸易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其中本地市场效益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对旅游产业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关联性，尽管“旅游全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益和规模经济比较优势”，但旅游景区、旅游饭店等部分行业则出现了“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替代趋势，以上观点对中国旅游产业的优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应当高度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立足本地市场需求、嵌入大区域旅游网络”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根据本地市场效应原理，本地旅游需求是旅游地得以生存的前提，而来自区外的“超常旅游需求”则是支撑旅游地成长和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的动力之源。因此，建设旅游目的地，需以保护和维护能迎合本地乃至更大区域需求的旅游资源禀赋特征为前提，加强旅游产品营销推广，培育需求市场，从而嵌入更大区域的旅游网络。二是确立“培育旅游产业集群，发挥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根据检验结果，目前中国适合以旅游景区为核心着力培养旅游产业集群，避免将旅行社业作为主体进行产业集群的孵育，而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应在要素的投入与改善的基础之上引导关联企业的集聚，从而更有序地推动旅游全行业的规模集聚效应的发挥。
关键词：比较优势；对外贸易；转型；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100-02
1 引言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鼓吹自由放任，系统的提出了绝对成本说，因此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首先倡导者和鼻祖。大卫•李嘉图在竭力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发展了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分工理论，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用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即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要素禀赋的作用日益凸显，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认为产生比较优势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不同，以及不同产品对要素需求的密集度不同，因此，一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成熟，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贸易提出了新的思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延伸和拓展，是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综合考虑的结果，由于当代的国际竞争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创造和吸收，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日益超出单个企业或行业的范围，成为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国的价值观、文化、经济结构和历史都成为竞争优势产生的来源。因此，只有将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结合，充分发挥自身的相对优势，我国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将有很大提高。
2 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现状分析
（1）对外贸易总额高速增长。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由上年8.9%提高到9.6%，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贸易顺差1961.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020亿美元，下降34.2%。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措施，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改善贸易融资环境，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千方百计稳定外需。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逐步回稳，稳外需、扩进口的各项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进出口大幅下滑的态势得到扭转。197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只有206.4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贸易额的0.78%，名列世界第34位。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就，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开放型经济水平快速提升，中国已成为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性供给者。
（2）外贸增长方式以资源密集型，粗放扩张型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呈现“高投入，高消耗，低收益”的发展模式，多种优惠政策使得企业一味追求出口规模和速度，忽略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的问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积累的不足。我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对生态和环境营销较大的初级产品及污染较重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我国国际贸易仍以廉价劳动力的要素禀赋结构为比较优势，呈现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突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劣势突出的局面。出口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处于全球水平分工中的低端链条，大多数高新技术产业实质上仅仅只是委托加工和装配，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附加值少，技术含量低，开发和研究能力薄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较弱。我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对生态和环境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和污染较重的低附加值产品，这种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使得原本就稀缺的资源消耗量更加增大。
（3）出口市场集中，贸易摩擦频繁。
由于出口产品种类的有限性，尽管我国贸易交往已遍及二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市场过分的依赖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地区、韩国、台湾省、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印度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80%以上，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或地区。截至2010年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遭受调查案件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5%，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03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共约120亿美元，传统出口优势产品频繁出现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呈现出摩擦国别扩散和贸易救济措施叠加的势头。过分的依赖使得贸易摩擦加剧，市场风险增加，从而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
（4）技术密集型产品地位低，缺乏竞争力。
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不同，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附加值较低，降低了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永远陷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易于模仿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现，中国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缓慢，交换贸易条件恶化，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难以为继，大国经济效应也限制了我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不但能自己发挥巨大的生产力，还能渗透到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中，改变其内在质量、组合方式和作用方式，从而推动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科技发展和国际分工深化，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是富有生命力的，只有通过推进技术创新来重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
（5）贸易条件重现恶化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我国进口商品价格降幅高于出口商品价格降幅，商品贸易条件一度出现改善，2009年2月曾经恢复到2003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定价机制没有改变，随着国际经济回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进口价格上涨快于出口价格，贸易条件从2009年3月份开始又趋于恶化。
3 转型目标――竞争性，独特性，可持续发展的比较优势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大幅增长的过程中，出口商品结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离我国塑造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要求差距还很远，仍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如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工业制成品档次较低、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比重偏低、服务贸易发展落后、出口商品结构趋同等。因此，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从而尽快实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高科技的增长模式，实现贸易、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2）扩大贸易空间，实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战略可以为对外贸易带来许多发展的空间。首先，在价格方面，由于别的国家面临的是多元化市场，中国难以形成垄断。不断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同时与多个国家发展同一产品的贸易无疑将给我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避免单一市场造成的价格不利局面。其次，分担风险。单一市场就好像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风险过于集中。而开拓多元化市场，正如分散投资，将鸡蛋分开来放，无论对于进出口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这样市场波动给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就小得多。最后，防止倾销控诉。这是针对出口而言，也是市场多元化战略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倾销是实力雄厚的企业所采取的一种博弈策略，如果大量注入到单一国家市场中，势必会产生倾销的嫌疑。这不符合WTO的规定，也势必会遭到他国的制裁，甚至被这一国家的市场完全拒之门外，因此开拓多元化市场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消化中国的生产能力。
市场多元化战略的确是我们合理利用国际市场容量，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好策略。第一、加大多元化市场战略宣传力度，使企业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提高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第二、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例如企业在同新市场进行贸易时，可对其实行减免关税或其他优惠政策等。第三、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有关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避免企业因信息不完全不敢轻易行动而丧失良机。
（3）利用制度创新，完善动态比较优势转型。
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所在。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良好的制度环境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型的政府，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
（4）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政府干预。
完善市场机制，要提升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推进政府体制全面转型，加强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划性，进一步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创新机制，提高市场的诚信水平，加强资本市场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探索建立后股权分置时代更加合理的监管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对国内企业再投资和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域指导，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完善市场法规，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5）发挥地区的动态比较优势。
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政策法规和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针对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通过选择当地有传统优势的产业和独特资源，并向上下游延伸。例如，中部地区作为我国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可以发挥其资源优势的区位功能，建立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和原材料加工基地，积极扩大资源产业经营规模；利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鼓励和引导投资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投资以东部沿海为主。
4 结语
比较优势是一国的天然禀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对人力资本和知识经济的投入，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比较优势的多样化，创造新的知识性比较优势，而在当今世界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引领增长潮流的趋势下，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国际贸易中真正分享最大收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地位下降，因此，我们需要积极促进比较优势的转型，支持培养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一点点丧失时，当我国资源与环境正日益不堪重负时，我们需要以富于战略的眼光与勇气，实现国家产业格局的调整，实现对外贸易的转型，使我国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6）.
［2］李嘉图著.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9）
[关键词]企业异质性 贸易壁垒 贸易的集约边际 贸易的广延边际
一、引言
在产业内贸易理论基础上对于双边贸易模式的研究多聚焦于产业层面贸易的决定因素,均假定在给定的产业中所有的企业是同质的(不存在边际成本的差异)。然而,随着企业水平的产出和贸易数据的可获得,学者们研究发现企业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1)出口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数目相对很小;(2)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3)不管是用规模(产出)还是用雇员人数来衡量,出口企业都更大;(4)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
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以年均24.7%的速度增长,更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如果我们能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出口,就会发现出口在企业间分布的不平衡。根据Manova and Zhang(2009)对中国海关的出口企业信息统计,2005年中国出口额的51%来源于前1%的965家出口企业,出口额的98%来源于前50%的48295家出口企业。不难发现企业间出口分布很不均衡,出口集中于某些类型的企业,这种微观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会影响宏观层面的出口规模。传统的基于同质企业假设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无法对这些企业间的异质特征做出解释。
二、文献综述
最近几年,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两个关键性假设,即企业异质性和市场进入沉没成本,建立动态产业内贸易均衡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行为决策,对上面所列的新的企业水平的特征做出了解释。
1.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与生产率所得
Melitz(2003)在Krugman(1980)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模型的墓础上,引入了企业异质性(以企业生产率差异来衡量)和出口进入沉没成本,并结合Hopehayn(1992)的动态产业模型,建立了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内贸易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业影响。他揭示出:贸易自由化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供给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贸易引起的国内、外市场选择效应会使生产资源和市场份额向高效率企业重新配置,从而促进产业总体生产率的提高。随后,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Melitz(2003)模型进行了拓展和验证。
2.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与贸易的二元边际
除了生产率所得, Melitz模型还可以用来解释至今被忽视的一个想象:贸易自由化不仅通过已有的贸易关系增加贸易,也通过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数量的增加或者目标市场的增加来增加贸易。如果贸易成本下降,两种机制会起作用:已有出口企业会增加其在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即贸易的集约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新的企业会进入出口市场,即贸易的广延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这与传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的预期是不同的,因为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消费者对产品种类的偏好意味着均衡时所有的产品种类都发生了贸易,并且贸易成本随距离增加,因此总贸易额的变化总是在集约边际上进行调整。
Bernard et al.(2009),Muendler(2004)分别检验了贸易开放对美国和巴西企业贸易的影响,证实了Melitz模型关于贸易会在广延边际增长的预测。Helpman et al.(2007)则认为1970年至1997年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根据Chaney(2008),异质性条件下企业的出口选择成为贸易流量调整的关键特征;较同质企业假设下的结论,异质性企业框架下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要大得多。Crozet and Koenig(2008)用法国企业水平的出口数据,对Chaney(2008)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基本与Chaney(2008)的预期一致。
3.国内研究综述
由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难以获得,国内相关研究比较滞后,但已有少数文献基于企业异质性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问题。张天顶(2008)、洪联英和罗能生(2007)等学者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和补充。陈文芝(2009)实证表明贸易自由化引起的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主要是通过广延边际实现的,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有限。而钱学峰(2008)认为2003―2006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贸易的集约边际,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广延边际实现的。这个结论与Manova and Zhang(2009)、Chaney(2008)是一致的。Manova and Zhang(2009)指出:2003―2005年中国出口的增长,30%来源于新企业的进入(总的广延边际),42%来源于已有出口企业扩大已有产品到已有贸易伙伴的出口(企业的集约边际),28%来源于已有出口企业增加新的产品种类和目的国(企业的广延边际)。
三、启示与政策建议
1.启示
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贸易的二元边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2)企业层面上的实证研究多是基于企业的调查数据,可能存在样本数量有限而使结论不够全面的问题;(3)在关税水平降低、非关税措施实施越来越普遍的今天,鲜有文献考虑技术性贸易壁垒。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07-2009年对出口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出口企业所面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由此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是逐年增长的,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企业出口面对的一个重要成本。
根据Chaney(2008),在异质程度大的部门,大企业占部门总产出的份额大,当贸易壁垒降低时,出口商的选择主要发生在小企业之间,总贸易流变化不大;在异质程度低的部门,中小企业占部门总产出的比例高,当贸易壁垒降低时,有较多低效率企业进入,对总贸易流的影响很大,因此一个部门内企业规模相当时,该部门的贸易额对贸易壁垒引起的贸易成本变化将会更加敏感。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约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制造业各部门同质程度较高,大部分产出集中于规模相当的中小企业,当关税水平降低、技术性贸易措施减少从而使贸易成本下降时,不仅已有出口商的出口规模会增加,还会有大量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以该部门总出口对贸易成本的变化反映更强烈。
2.政策建议
(1)我国农产品和机电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发达国家通常都设置有繁琐、严格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检验检疫程序,满足这些要求会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的固定进入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我国制造业中的作用,加快各行业的标准化和认证工作,为我国制造业各部门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修改工作,争取与贸易国签订标准互认协议,以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负影响。
(2)虽然中小企在我国总企业数目中占绝大比例,然而出口企业的数目却很少,并且出口也多集中于大企业。因此,广大中小企业应积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采取外向国际化方式,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同时,政府应大力引导,在政策上给与金融支持、技术创新支持和市场开拓支持,并努力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共同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
(3)政府还应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通过关税的下调、非关税措施和其它贸易限制的减少降低企业的出口贸易成本,不仅利于已有的出口企业扩大产品出口量和进入的目标市场数目,还能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由集约边际为主向广延边际为主转变,总体上促进我国制造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Bernard A.B., Jensen J.B., Redding S.J., and Schott P.K.(2009), The Margins of U.S.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14662
[2]Chaney T.(2008),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4): 1707-1721
[3]Crozet M. and Koenig P.(2008), Structural Gravity Equations with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CEPII Working Paper 2008-30
[4] Helpman E., Melitz M. and Rubinstein Y.(2007), Estimating Trade Volumes: Trade Partners and Trade Volumes, NBER Working Paper 12927
[5]Manova K.and Zhang Z.W.(2009) China's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Firms, Products and Trade Partners, NBER Working Paper 15249
[6]Melitz M.J.(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7]Muendler M.A.(2004), Trade,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A Study of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1986-1998, CESifo Working Paper 1148
[8]陈文芝,贸易自由化与行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9
[9]洪联英、罗能生,全球生产与贸易新格局下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选择――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方法[J],世界经济研究,2007(12):55-61
关键词： 集贸市场； 计量； 经验； 实际
中图分类号： TU99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7-0121-02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工作是法制计量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集贸市场的计量监督管理工作是维护集贸市场经营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关百姓利益，涉及千家万户，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民心工程。
群众利益无小事，集贸市场计量工作关系着群众菜篮子、米袋子，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做好集贸市场计量工作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我国各种形式的集贸市场发展迅猛，遍布城乡，在衔接产需、引导消费、解决就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重点抓好日常的监督管理，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满意的购物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我市已形成了4个集肉食、蔬菜、水果、粮油批发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集贸市场，繁荣了我市经济，方便了城镇居民生活。但是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成为一大难题，我们计量管理人员在监管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集贸市场计量器具检定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一些集贸市场的计量器具配备不合理、周检率低，计量作弊行为时有发生。
（二）集贸市场实施强制检定，很难收取检定费。有时甚至激化矛盾，有些经营者经常以收费问题为借口，拒绝检定，严重制约了集贸市场强检工作的实施。
（三）有的集贸市场内部管理无序，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建立。集贸市场计量管理制度不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尚未建立。
（四）集贸市场量大面广，地域分散，成分复杂，规模不一。在用计量器具从木杆秤、案秤到度盘秤，电子秤，种类较多，监管难度大，治标容易，治本难。
二、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调查研究、寻找问题根源。通过调研分析发现，农贸市场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受检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1.使用者计量知识和法律意识淡薄。
2.不按规定缴纳检定费用制约了检定实施。
3.执法处罚不能解决量大面广的检定问题。
（二）主动协调、争取财政支持。通过调研分析，要解决农贸市场在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全覆盖问题，关键首先是解决检定费用问题，也就是检定费用谁买单的核心问题。
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和方法
（一）建立健全集贸市场自律机制。在集贸市场的计量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市场主办者的作用。帮助市场培训计量管理人员，建立计量器具台帐，完善计量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经营者责任制考核办法，逐步建立“政府指导、市场自律、社会监督”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
（二）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1.完善监管机制。组织人员到所负责区域内的集贸市场进行调查、摸底。摸清集贸市场经营的基本情况；市场内在用强检计量器具的数量、使用状况、检定情况等；市场内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公平秤及检定情况；计量所负责执行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及商品量（含定量包装商品）的抽查，并建立市场检查室，专人负责集贸市场的日常检查。并做好登记、归类建档工作，建立计量基本情况数据库。
2.积极探索整治集贸市场的治本措施。加大对集贸市场计量工作的日常监督，营造市场诚实守信的氛围。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是采取设立集贸市场、“计量协管员”的方式，宣传计量法律法规，及时沟通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设置计量违法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三是对集贸市场在用计量器具、公平秤、实行动态管理备案制度，提高在用计量器具强检受检率；四是建立集贸市场定量包装商品验货把关制度，从源头上抓计量；五是与集贸市场主办者签订“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责任书”，规范主办者的责任与义务，充分发挥主办者管理市场的积极性，共同管理好集贸市场。
3.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市场离不开交易，交易必须有计量。对全市8个集贸市场的计量器具大力度开展检定工作，力争做到计量检定无死角。利用媒体大力宣传《计量法》和《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广造舆论，形成全社会认识计量工作，支持计量工作的浓厚氛围；在搞好宣传的同时，抽调技术人员，上门开展检定服务。检定人员根据集贸市场的经营特点，为不影响经商户正常营业，经常是早上班，晚下班赶往集贸市场，对计量器具进行认真、严格的检定、调试和维修，并在市场设立公平秤，聘请“群众计量监督员”负责市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真情的服务规范了市场的计量行为，促进了集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加大查处计量违法违规力度
监督检查工作主要采取日常检查与集中力量重点打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集贸市场主办者未按规定对其市场内使用的衡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进行登记造册、备案的；集贸市场主办者未按规定设置符合要求的公平秤的；经营者（市场内各摊主）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计量器具或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的；经营者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作弊，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行为，依据《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2002]第17号）从严查处。对阻挠、干扰计量管理和计量监督的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严重的可通过媒体曝光。
（四）完善监管机制，在长效整治上下功夫
1.积极探索整治集贸市场的治本措施。2.逐步推行先进的计量检测手段和计量管理办法。
（五）加强正面引导，强化舆论监督
1.组织多种形式的计量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2.通过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大力宣传计量法律法规知识及计量器具使用常识。3.发挥典型带头作用，由办公室组织开展“计量信得过市场”评比活动，制定评比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市场，由领导小组予以授牌表彰，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告。树起一批计量环境优越、群众满意、政府肯定的“计量信得过”市场，发挥其在本地的辐射带头作用。
四、我市民生计量工作的启迪
（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做好民生计量工作的基础。
（二）当地政府的支持与理解是做好民生计量工作的核心。
（三）借助有效的载体是做好民生计量工作的关键。
（四）有效的监管是做好民生计量工作的保证。
五、集贸市场计量管理工作下一步思路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树立集贸市场计量管理长期作战的思想。
（二）完善法规，建章立制，实施集贸市场计量长效监管。
（三）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采取多种方式加强集贸市场、加油站计量文明建设。
总之，集贸市场计量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得到任务，集贸市场主办单位既是管理者，也是计量管理的被监督者，更是法律责任的承担者，要切实端正思想，齐抓共管，把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建立守法重信的经营理念，共同为规范集贸市场经济秩序而努力工作。
为加强民生计量工作，确保我市良好的公平集贸市场交易秩序，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将集贸市场等涉及民生计量的在用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政府划拔专项经费予以解决，并加大该类计量器具计量检定能力提升的投入，督促质监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
2.由市政府出台加强民生计量工作的政策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对民生计量工作的领导，明确涉及民生的计量器具使用单位（个人）的主体责任意识，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政策选择，但这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对贸易实施政策干预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幼稚产业保护论、最优关税论、经济机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预论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都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主张。当然，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张都暗含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3点:(1)加工贸易。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部分是加工贸易，中国只是完成了其中劳动密集型的装配环节。(2)外资企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与该行业的外资企业数目成正比，本土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并不高。(3)政策鼓励。中国通过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政策鼓励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竞争力(Rodrik，2006;Wang和Wei，2007;Xu和Lu，2009)。这3个方面的解释互为补充，解释了相当一部分出口贸易结构转变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对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出口贸易结构转变中作用的重新解读。本文强调了另一类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s)在贸易结构转变中的作用。“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行业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倾向于生产更多该产品，并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Krugman，1980)。具体来说，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企业倾向于集中生产而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设立工厂，以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下降;由于贸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倾向于将集中生产的工厂设立在市场需求较大的地方以节约贸易成本。当一个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机制进行选择时，便会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超常增加形成了出口竞争力，进而促进了该行业出口的增长。本地市场效应揭示了特定条件下内需与外贸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各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强弱决定了各行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我国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出口的增长。
这一差异导致了各行业出口增速的差异，进而推动了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已有文献也指出，传统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出口取得的成就及其贸易结构的转变，而应该考虑以规模经济为标志的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江小涓，2007;杨汝岱，2008;林发勤和唐宜红，2010)，但这些文献并没有直接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在出口贸易结构转变中的作用。已有检验中国出口贸易本地市场效应的文献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诸多借鉴，并且其中一些文献在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基础模型上做了不同拓展，完善了检验技术。例如，邱斌和尹威(2010)重点考察了加工贸易的因素;许统生和涂远芬(2010)将检验模型由双边拓展到多个国家;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进一步考虑了市场准入效应的影响，完善了多国模型检验框架。但现有文献在使用面板数据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估计时，无一例外强调本地市场效应在行业间的差异，而假设模型估计系数对各时期是相同的。事实上，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与否不仅与行业特质紧密相连，也与相关的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出口增加，首先基于产业集聚带来的生产超常增加(Davis和Weinstein，1996)。即使在一个本来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纵然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但如果不具备诸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相关制度环境等其他产业集聚的条件，就不会发生生产的超常增加，进而也无法观察到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所以本地市场效应不仅存在行业层面的差异，也应该随着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动态变动。那么以往文献在使用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尤其当时间跨度较长时，均假定本地市场效应的系数在各个时期都是相同的不具有合理性。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变的一个关键点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么在这个时点前后，各出口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是否也出现了转变呢?本文使用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用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展引力模型是否在1995年前后存在结构突变，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结合进一步的分时期检验结果本文发现，1995年之后出口份额上升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大制成品行业，都发生了本地市场效应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关键转变;而份额下降或者变化不大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资源型制成品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相对于要素禀赋优势的变动则显得无关紧要。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出口行业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异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转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本地市场效应作用增强的行业如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成品行业，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我国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享受规模经济效益，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本地市场效应较弱、要素禀赋优势作用相对更大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制成品行业，相对不能充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并且随着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减弱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态势。两方面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转变。本文的研究对下述两类文献有所贡献:一是研究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文献。本文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快速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解释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之谜提供了新视角。二是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文献。本文基于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不仅存在行业间的差异，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存在时间上的变动。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规模经济为标志的新贸易理论创立以来，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都无法回答现实中的贸易结构到底有多少可由比较优势解释，多少可以由规模经济解释。直到Davis和Weinstein(1996)发现Krugman(1980)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才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本地需求的增加会引致本地生产的超比例增加，进而带来出口的增加，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比较优势世界，无论贸易成本存在与否，需求的增加只会引致生产的同比例或者缩小比例增加，甚至无法引致生产的增加，所以无法带来出口的增加，即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所以对特定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区分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在促进该行业出口中的相对作用。对“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检验超常需求对生产的放大作用，以Davis和Weinstein(1996，1999)为代表;另一种是采用引力模型的方法，检验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的相对关系，进而确定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以Feenstra(1998，2001)、Schumacher(2003)等为代表。在第一种思路中，Davis和Weinstein(1996，1999)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采用一个规模报酬递增和要素禀赋相融合的实证模型，巧妙地分离了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模式的不同影响。Davis和Weinstein(1996)首先检验了OECD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结构，结果并不支持本地市场效应。要素禀赋解释了90%的生产模式，本地市场效应仅为5%。随后，Davis和Weinstein(1999)考察了日本的区域生产结构，发现19个制造业部门中有8个支持本地市场效应，这说明本地市场效应在解释区域层次上的生产结构要强于解释国家层次上的生产结构。Davis和Weinstein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贸易成本，无论是运输成本还是贸易壁垒，区域之间肯定低于国家之间，低贸易成本意味着在相对小的市场上保护较少;其次，区域间要素流动性要强于国家之间，较强的要素流动性将强化本地市场效应。随着国际物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以上两个原因都在不断弱化，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在国家层次上的存在。
第二种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思路是运用引力模型，通过检验不同行业中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的相对关系来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总的来说，如果在一个行业中，出口收入弹性大于进口收入弹性，说明该行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反之则不存在。代表性的论文如Feenstra(1998)等的研究，他们发现，对生产差异化产品(多为工业制成品)的行业来说，在双边贸易中，出口国收入弹性大于进口国收入弹性，说明出口国的本国市场规模对该行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国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对于生产同质产品(多为初级产品)的行业来说，结果正好相反，出口国收入弹性小于进口国收入弹性，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Schumacher(2003)采用引力模型方法，运用22个OECD国家25个三位数ISIC(International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产业的实证结果表明，许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这些部门可能是资本密集型的也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Hanson和Xiang(2004)采用倍差(Difference-in-difference)引力模型方法检验本地市场效应，认为本地市场效应依赖于行业的运输成本。
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本地市场效应”，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区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成果。在实证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地区层面，检验国内地区间生产与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张帆和潘佐红，2006a;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陈健生和李文宇，2010)，这类研究大致沿用Davis和Weinstein(1996)的方法，但区域层面上的研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其二是国家层面，检验中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张帆和潘佐红(2006b)、钱学锋和陈六傅(2007)分别沿用Davis和Weinstein(1996)的方法和引力模型的方法检验了中美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许统生和涂远芬(2010)、陈雯和李佳璐(2012)将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拓展到了多个国家。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在多国框架下进一步考虑了市场准入效应，使得对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更为稳健。虽然探讨角度和产业细分各有不同，但这些研究都发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已经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此外，现有检验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文献对于加工贸易存在争议。邱斌和尹威(2010)认为加工贸易以出口为导向与本国市场需求关联不高，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一般贸易中显著，在加工贸易中不显著。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则发现无论是低加工贸易行业还是高加工贸易行业，本地市场效应都显著存在。上述差异正是由于忽视了在规模经济以外本地市场效应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产业集聚。
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正体现了这种全球范围的产业集聚带来生产放大进而促进出口的机制。本地市场效应与贸易方式无关，但与产业集聚紧密相连。如果加工贸易引发了产业集聚，就有本地市场效应;如果加工贸易不能引发产业集聚就不具有本地市场效应。产业集聚需要考虑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动态因素，所以本地市场效应也应该随着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存在动态变动。上述国家层面的文献在使用面板数据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检验时，尤其当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时，忽视了模型可能在时间层面上存在结构突变的问题。本文基于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证实了这一猜测，并进一步分时期检验了不同出口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结果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出口行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变化，很好地揭示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快速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二、模型及数据
1．模型建立及估计方法采用引力模型方法检验国家层面上的本地市场效应，关键是如何控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影响。只有在恰当控制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后，才能明确分离出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繁荣被认为主要源于劳动力禀赋优势，所以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检验时，控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显得尤为重要。Bergstrand(1989)最早在具有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中考虑了要素禀赋的作用。他在两种要素、两个产业、多个国家的框架下推导出了具有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并通过引入人均GDP很好地捕捉了H-O要素禀赋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新贸易理论的精髓。Bergstrand得出的引力模型可以表达。本文所关心的本地市场效应可以从系数β1和β2的相对关系上看出来。β1代表出口收入弹性，β2代表进口收入弹性。当β1＞β2时，说明出口国的本国市场规模对产业a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国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产业a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当β1＜β2时，产业a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系数β3和β4代表产业a的技术以及需求特性。
2．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使用面板数据，使得传统横截面引力模型中被忽视的国家个体效应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选取中国与30个主要出口目的国/地区(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阿联酋、越南)1978～2011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这30个国家(地区)遍布6大洲，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30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量占中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双边贸易数据来自NBER贸易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其中，1978～2000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NBER-UN贸易数据库，为最大限度保持数据的连贯性，1978～1990年的德国数据使用前西德数据，1978～1991年的俄罗斯数据使用前苏联数据。2001～2011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均采用SITCRev．2分类，并加总至3位编码使用。本文进一步根据Lall(2000)的贸易产品分类方法，将3位SITC编码的200多种产品进一步划分，具体分类及代表性产品见表1。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要素禀赋和技术在贸易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并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性。引力模型中涉及的其他相关数据如GDP、人均GDP、人口、固定资本存量和双边距离等，均来自CEPII的引力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其中资本劳动比根据固定资本存量和总人口两个指标计算得出。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对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见图1)，这一变化很可能与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密切相关，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以1995年为界对模型(2)进行了Chow检验①。为进一步区别模型在两个时期差异的来源，本文构造了全模型和关键系数两个Chow检验。我们将不考虑结构突变的约束模型写为(3)式②，即1995年前后两个时期具有相同的系数。表2汇报了上述两个Chow检验的结果。全模型Chow检验的结果表明，用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展引力模型，在各个出口行业的1995年前后都出现了显著的结构突变(显著性水平为95%)，这说明以往使用面板数据检验本地市场效应而假设各时期估计系数相同具有不合理性。关键系数Chow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初级产品、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这三大出口行业中，确定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的关键系数发生了结构突变，这意味着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全模型的结构突变;而在资源型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这两个出口行业中，关键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结构突变，所以全模型的结构突变可能更多来源于进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系数的变化。
2．分时期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结果及分析为进一步确定模型结构突变前后系数变动的方向与幅度，我们分时期检验了本地市场效应。估计中考虑的主要计量问题如下:(1)数据缺失。为最大限度保留观测值、提高估计效率，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应对数据缺失问题。本文的数据缺失主要是由于相关国家的统计制度造成的，与各国经贸发展水平不存在直接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数据缺失的原因是相对外生的，传统的平衡面板数据方法仍然适用①。(2)不可观测效应。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数据存在个体固定效应。(3)组内序列相关。通过Wooldridge的面板数据组内序列相关检验可知数据存在组内一阶自相关问题。在存在组内自相关的前提下，一阶差分(FirstDifference)估计量比固定效应模型更为稳健，且是利用严格外生性假设的一类估计量中最有效率的②。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汇报了一阶差分结果，如表3、表4所示。结果显示，所有制成品行业在1995～2011年间的出口收入弹性都大于进口收入弹性，显示出了本地市场效应。这与现有文献的发现一致，即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口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邱斌和尹威，2010;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而初级产品行业始终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结合模型结构突变的检验，本文进一步揭示出制成品行业中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动。首先来关注全模型和关键系数Chow检验都显示存在结构突变的两大部门:资本密集型制成品(MT)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HT)。1995年之后，这两大类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对比表4的(1)、(2)列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制成品行业在1995年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本地市场效应，但是在1995年之后，本国市场需求相对于外国市场需求的出口促进作用大大加强了，出口收入弹性是进口收入弹性的3．92倍。对比表4的(3)、(4)列可以看出，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行业在1995年之前并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但在1995年之后，显示出强烈的本地市场效应，本国市场需求成为促进出口最重要的因素，出口收入弹性统计显著且远远大于统计不显著的进口收入弹性。表4的(5)、(6)列对比了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备受关注的电子和电气产品(HT1)出口的分时期检验结果，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结果非常类似，进一步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由于这两类产品的关键系数Chow检验也支持结构突变，说明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全模型的结构突变。其次来关注全模型Chow检验支持结构突变但关键系数Chow检验不支持结构突变的两大部门:资源型制成品(RB)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LH)。1995年之后，资源型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大幅降低。对比表3的(3)、(4)列可以发现，资源型制成品在1995年前后也显示出了本地市场效应由弱变强的过程，1995年之前出口收入弹性是进口收入弹性的1．40倍，1995年之后则增加到3．62倍。对比表3的(5)、(6)列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在1995年前后也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从无到有的转变，1995年之前出口收入弹性小于进口收入弹性，1995年之后则相反。但是这两类产品的关键系数Chow检验不支持结构突变，说明本地市场效应的这一变动相对于整体模型来说微不足道，全模型的结构突变更多地源于进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系数或者常数项发生的变动。也就是说要素禀赋优势的变动对于解释资源型制成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变动更为重要，所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不断减弱，这两大部门的出口增速也随之放缓。
四、结论
【关键词】中国/全国市场/1500—1804年
【正文】
一、1840年以前是否有一个中国的全国市场（注：本文所讨论的全国市场，即nationalmarket，国内早先有人据西方文字直译为“民族市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国内市场”。但是这两个名称均有缺陷。前者因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之形成有密切关系，故可称为民族市场；但在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相类的历史进程早已完成，因此把“民族市场”这个具有特定的欧洲背景的概念搬到中国来，是不恰当的。至于“国内市场”（domesticmarket）这一概念，则是与国外市场相对而言。国内市场并不一定是统一的，在较早的时候是一些分散的区域市场（故英文中亦可用复数domesticmarkets）。但本文讨论的“全国市场”则是整合的市场，也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简明起见，本文不采用“民族市场”或“国内市场”这两个旧有名称。）
近代以前的世界市场，占统治地位的是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到了近代早期，在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跨地区贸易方有长足发展。随着这一发展，众多的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逐渐结合为一个全国市场。这种市场整合并非自发的，而是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经济整合的形式。全国市场的形成代表了近代早期某些西欧国家在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并成为后来更大的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段历史，各国史家都已耳熟能详（注：Fernand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Civilization&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3,(EnglishVersion),Harper&Row(NewYork),1986,p.276.）。
近代早期欧洲的三大历史发展进程——全国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由于在世界史研究中欧洲经验一向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因此全国市场的形成也被视为明显地具有“近代”特征的现象。然而在非西方地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去的；在许多情况下（如印度），甚至统一国家的形成也是假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手完成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全国市场”，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方来到之前，非西方国家没有全国市场。这个结论虽广为接受，但并未经充分论证，至少是对世界上最大的非西方社会——中国——而言，上述结论还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
中国的“近代早期”的经历，在一些方面异于欧洲。一方面，在1500—1840年这段成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的时期内，中国并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类似的进程早就完成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拥有一个十分有效的文官制度。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国都已做了。另一方面，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到了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因此在1840年以前，即使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必定极为弱小，在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国的经历又与欧洲颇为相似。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1500—1840年中，中国经济有颇大发展。按照麦迪逊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这个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注：Au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Paris),1998,p.40.）。也正是因为这个发展，所以这三个多世纪才被视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王国斌更指出：推动明清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是相同的，都来自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注：R.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CornelUniversityPress(Itha-ca),1998,ch2.这个动力，即所谓的“斯密动力”。）。而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都只能在一个整合的市场中才能良好运作。孤立的市场代表的是停滞的经济，如果经济要成长，这种市场就必须向外部开放。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因鸦片战争中战败而被迫向西方“开放”以前，中国是否已有一个全国市场？由于此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化至为关键，因此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中国大陆，为此展开的争论已进行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将延续到下一世纪。一派学者认为在1840年以前，由于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而全国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全国市场。当时中国确实存在着商品经济，但都是地方性的或地区性的局限于本地农副产品的交换。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在1840年以前很久就已形成了全国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海外，学界意见也同样严重分歧。一些学者强调明清中国经济的地方“自足性”，并认为这种自足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区域的自给自足（注：G.WilliamSkinner1980:"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alEconomies: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
paperpresentedfortheSymposiumonSocialandEconomicHistoryinChinafromtheSongDynastyto1900,Beijing,Oct.26-Nov.1,1980,pp.43～44.）。中国的国内市场，正是一个由无数这类彼此孤立、基本自给自足的地方小市场拼凑而成的意大利馅饼。此外，中国疆域的巨大也使得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变得非常困难。布罗代尔说：在全国市场的形成方面，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在此方面更为成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是“过大”了。疆域的广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的交往很困难，从而也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Fernand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p.315,p.325.）。但是，与施坚雅划出的清代中国九大经济区中的任何一个相比，法国的幅员却又显得太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的长途贸易有迅速的发展，这个发展将中国国内主要的区域市场连为一体。正如王业键关于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粮价变化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那样，中国各主要区域市场价格变化的指数的一致性程度非常明显（注：Yeh－chienWang(WandYejian):"SecularTrendsofRicePricesintheYangziDelta,1638-1935",inThomasRawski&LillianLieds.ChineseHistoryinEconomicPerspectiv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92.）。这一结论显示出：在1840年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统一的全国市场。
这个争论的长期延续，表明了中国全国市场形成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对中国史研究，而且对“近代早期”世界史研究，都至为重要。尽管西方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上扮演了主角，但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的规模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超过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注：Au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p.40.）。仅只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经验同西方的经验同样重要。
二、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
1500—1840年，中国发生了若干意义深远的变化，为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贸易的政治环境的改善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国家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和更加中央集权化了。近代早期欧洲人指望一个“民族国家”在推动全国市场形成方面去做的大部分事情，明清中国国家都做了。在明清时期，中国内地极少贸易障碍。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传统的贸易限制，在清朝的统治下，也在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各地在度量衡方面虽然还自有特色，但是一套正式的（或者说标准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在此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此外，一般而言，明清国家很少干预国内贸易，相反倒常常鼓励粮食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长途贸易。
（二）交通运输的发展
在此时期，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大了。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5、247～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500万吨。与此相对照，19世纪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在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到1841年，其总载量增至283万吨，但仍远逊中国（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7～48、8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陆运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这些干道不仅将中国所有的内地省份和大多数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也把蒙古、新疆、、青海等边疆地区和内地连接了起来（注：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63～22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三）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这三个地带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20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注：参阅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8（3）。）。以这种地域分工为基础，中国形成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上述三个地带为腹地的经济整体。这三个地带如同三个同心圆围绕着核心，人口与财富集中的程度依次递减。长江三角洲不仅是中国水运系统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国贸易、工业、商业、金融乃至文化的中心，几乎整个中国都在其最大商业腹地的范围之内。
（四）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
建立在地缘纽带基础之上的十个最大的商人集团，即一般所说的“十大商帮”，出现于16世纪后期，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这些商帮全都从事长途贸易，创建了各自的跨地区的商业网。其中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更几乎涵盖了全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在明代后期，大商人的资本通常是五十万两（银）级的，最高为百万两水平。到了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已达到百万两级，拥有资本数百万两已属寻常，多者进入千万两（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因此明代商人资本的集中与清代不可同日而语。
（五）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趋势，这是此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9世纪初期，超过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这些人口包括了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连同家属约5000多万人）（注：吴慧：《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粮测估——以宋、明、清为例》，载《货殖》，1999（3）。）。同时，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注：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因此，此时期的中国经济，远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家庭内自给”或“地方性自给”。相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与近代早期的西欧相比，明清中国的农村可能是“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了（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73,p.277.）。这些变化，为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奠立了基础。三、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
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都必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在此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种流动的发展视为全国市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上述三个多世纪内，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的流动有了巨大的增长。
（一）商品流动
在对商品流动的研究中，跨地区贸易是关键。
16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主要限于奢侈品贸易和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的贸易。像粮食和布匹等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则主要限于地方市场上的交易，在跨地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对规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增长非常迅速。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长途贸易量增长了39倍之多（注：FanI-chun:Long-distancetradeandmarketintegration
intheMing-Ch’ingPeriod,1400-1850,Ph.D.dissertation,1992,StanfordUniversityLibrary(Stanford),p.130,p.132.）。跨地区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而且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了农产品（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按照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跨地区贸易中的粮食和布匹的总量，在这三个多世纪中增加了3倍，而丝织品的数量则增加了40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253、255～264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笔者近来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上述估计中一些明显偏低的情况进行修正，并加入更多种类的商品一同计算，那么长途贸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注：有关分析，见前述本人的同名论文《TheFormationofChina’sNationalMarket,1500—1850》（将发表于RalphCroizer主编的世界史学会第八届国际年会论文选集）。）。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这些比重都已相当的高。
（二）劳力流动
持续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是中国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最显著的历史现象之一。这个时期的移民活动与以前的国内移民活动相比，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性质上，都颇为不同。16世纪之前，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强制性的。但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是默许这种移民。大多数移民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向人口较少、经济较落后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和台湾，以寻求较好的发展机会（注：按照曹树基的研究，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在中国西南地区，这个比重高达39.3％。参阅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6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但是在东部地区，成长中的城镇也从附近农村和国内其他地区吸收了数量可观的移民（注：例如，在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两百多年中，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从10％增加到了20％。大多数迁入此地区城镇的移民是商人与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尽管此地区已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参阅李伯重：
Agrica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England),1998,p.21.）。不论在全国何处，都可以见到有移民在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移民浪潮，表现了劳力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资金流动
在此时期内，中国的金融制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在18世纪以前，商人携带大量现款（例如数千乃至数万、数十万两银）跋涉数百里或数千里，到遥远的市场去采购商品，乃是常见现象。可见其时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还颇不发达。但是到了18世纪，出现了帐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最强大的商人集团——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0～43页，黄山书社，1993。）。由于这一进展，大笔资金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容易了。
（三）信息流动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有两种商业情报收集方式在中国商人集团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一种主要用于晋商中。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21～22页，黄山书社，1993。）。另一种则多为徽商采用，主要是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机会召集在各地经商的族人集会，交流各种信息（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84～48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426～42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至于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在此时期，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从而使得商业情报的传布十分容易。
总之，在商品、劳力、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三个多世纪中确实有重大进展。这一进展显示：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
四、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基本上是贸易关系。因此，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在近代早期欧洲，外贸的发展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但是在荷兰等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外贸的成长并未导致真正的全国市场的出现，尽管荷兰曾经握有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霸权（注：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p.277,p.287,p.297.）。因此，外贸对全国市场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与那种中国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传统看法相反，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注：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17页，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而中国在其中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外贸肯定对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外贸并非只是中西贸易，中国的亚洲邻国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清楚地看到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把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作一比较。
（一）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比较
1.贸易地位
在此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贸易伙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由中国朝廷认可，在规定的时间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这种地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关系，尽管有时仅是纸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并无多大差异。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力求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这种“朝贡国”的地位。18世纪的世界强国英国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仍被当作“朝贡国”使团接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但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不同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较晚东来者如英、法、美等国）并未真正承认这种“朝贡国”的地位。相反，它们甚至还力图挑战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权威（例如葡萄牙之窃据澳门，荷兰、西班牙、俄国、英国之占据东亚若干地区等）。在私人贸易活动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成为中国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尽管在19世纪以前中国商人（特别是闽广商人）依然一直在东亚商业界居于支配地位（注：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
2.商品构成
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铜、海产以及香药犀象等。这些也正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俄和中美的贸易中，中国从俄、美输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参，输出纺织品、茶、瓷器，情况亦颇类似于中国在与朝鲜及北亚、中亚邻国的贸易。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的东亚邻国一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而中国则对对方的产品并无多少兴趣，只有一种产品例外，那就是白银。吴承明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间，有1.09亿两白银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国。这个数量颇为惊人，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亚洲却并非新现象。在17世纪后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080万两。而在18世纪，也有数以百万两计的白银从越南和缅甸流入中国（注：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载《货殖》，1999（3）。对于16—19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孙毓棠、全汉升、王业键等人的估数均比吴承明的估数大很多。兹从吴说。）。
但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也有一种重要的商品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中没有的，这就是鸦片。鸦片贸易成长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纪初成为中西贸易中，西方向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国的鸦片年进口数量，18世纪前期约为200担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则飙升至4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43、74页；林满红：《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年》，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这种贸易，确实是传统的东亚贸易中从未有过的。
3.贸易成长
1500—1840年，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17世纪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购买中国生丝达到7000担，比日本的购买量多出三分之一（尽管西方购买的中国生丝中有一部分是转卖到日本的）。19世纪中期，日本购买中国生丝的数量锐减，东南亚的购买数量也增加缓慢，而西方国家的每年平均购买数量却跃升至16000担，大大超过东亚国家的购买数量（注：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pp.101～102,p.104.）。又如在棉布贸易方面，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棉布的最大购买者，每年平均进口中国棉布数十万匹。与此相对照，1786年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购买了372000匹中国棉布；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量剧增了3～6倍（注：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新版）（台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页。）。中西贸易的成长快于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的成长，也可见于前述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况。
（二）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方面起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中西贸易成长迅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它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小（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0～253、
255～264页；DwightPerkin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
—1968,AldincPublishingCo.(Chicago),1969.p.136.）。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西方能够起作用的空间（不论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是十分有限的。
1.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外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闽广二省。随着外贸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外向化”。因此，迅速发展的外贸是否会把这些地区从中国的全国市场中“接”出去呢？
一般而言，中国外贸与中国国内长途贸易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贸易。首先，这两种贸易中的基本贸易伙伴，可以大致分为两方。一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经济核心区），另一方则是中国的发展中地区、不发达地区以及外国。前者向后者输出纺织品、生丝和其他制成品，后者则向前者输出粮食、原料和白银。其次，尽管中国的外贸主要掌握在闽广商人手里，但是闽广商人通常扮演的是一种“转运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运送到海外的中国商品，大部分并非产于闽广；而他们运送回国的外国商品，大多数最终也是销售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贸易把闽广与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核心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中西贸易的迅速成长刺激了广东纺织业的发展，从而对上述贸易格局提出了挑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蓬勃发展中的广东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长江三角洲生产的生丝。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广东丝织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强了广东与中国的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
2.白银的持续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银产量大约为7000万两，仅只为从西方国家输入白银的一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得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注：引自FernandBraudel:TheSrtuctruesofEverydayLife-Civilization&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1(EnglishVersion),Harper&Row(NewYork),1981,p.439.）。中国的跨地区贸易是白银输入的主要受惠者之一。如果没有白银输入，中国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跨地区贸易发展就会因此受到严重制约。而国内跨地区贸易的发展是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关键。因此，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此时期中向中国输出白银的，并不仅仅是西方。
自18世纪后期起，中西贸易中阴暗面逐渐显露出来。鸦片进口的不断扩大，加速了白银流出中国。在1800—1834年间，中国不得不为鸦片进口支付17190万两银子。尽管中国在其他贸易项目上仍然有可观的出超，但是中国白银的净流出量也达到了2910万两（注：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3、74页，人民出版社，1990。）。白银的流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紧缺（注：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透下了阴影。
总之，在此时期中，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的东亚邻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同。不过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比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成长更快，所以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显著。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列强在来到东亚以前，就已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商业帝国，来到东亚以后，它们并不服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原有的游戏规则。相反，它们还努力寻求对此贸易圈的霸权。西方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与中国的东亚邻国相比，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复杂得多。大致而言，在较早的时期，中西贸易促进了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到了后来，却又开始瓦解中国的全国市场。
1840年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西方的这种多重角色。一方面，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中国统一的全国市场。
关键词：异质企业 出口地理方向 创新 贸易保护
关于异质企业的研究综述
以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在研究时均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企业都是同质的，而忽视了对企业异质的研究，企业内在的规模经济理论也只是表明在企业从建立到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有一段边际成本是递减的，由此带来整体利润的上涨。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bernard和jensen通过对美国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与非出口企业相比，美国的出口企业有很大不同，表现为出口企业的规模都相当大，生产率更高，企业家支付较高的工资，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更具备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特征，这一研究开辟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新篇章，“异质企业”很快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随后多位学者通过对美国、德国、哥伦比亚、墨西哥、摩洛哥、中国台湾、西班牙、加拿大、法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上述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 而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通常规模较大，生产率较高。这些差异被称为是企业的异质性。
21世纪初melitz（2003），bernard；jensen，eaton 和 kortum（2003）；helpman， yeaple 和 melitz （2004） ；antràs 和helpman（2004）、yeaple（2005）、bernard（2007） 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建立和拓展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将企业异质性、企业组织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从企业的微观层面解释企业的贸易行为、对外投资行为以及国际化生产组织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将会提高工资和其它要素价格，这将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能够承担海外营销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企业产出的总的分配将有利于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其结果是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提升。同时企业通过出口与外国竞争者之间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关于进行改善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出口使得企业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和进行创新。最后，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也将使企业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最后使得技术、生产等成本低的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近几年，学者对异质企业的研究展开了多角度、深维度的拓展，开始关注企业出口地理方向、创新的作用、贸易保护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在异质企业假定下的作用结果。本文在分析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对我国外贸的启示。
异质企业模型下的出口地理方向问题研究
异质企业模型描述了在集约边际和广义边际的调整下贸易量增加的情形。而由helpman melitz rubinstein三人在2008年构建的估计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简称hmr（2008）引力模型）中解释了例如距离等变量决定下的广义边际对贸易量的影响。该引力模型如下：
其中i和j代表国家，m代表贸易量的对数形式，χ和λ分别代表固定的进口商和出口商效应，d代表从i国到j国的距离，uij为随机扰动项。与标准的引力模型相比，该模型中的wij为i国与j国出口的比值，而ωij为逆米尔斯比率，包括了造成贸易正向流动的未观测到的实质变量，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为负，所以系数前为负号。而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会使距离对贸易量的影响产生增强的偏移，同时对逆米尔斯比率ωij产生降低的偏移。hmr引力模型的构建者随后用不同的估计模型推演出了使这些关键参数一致的条件。
诺丁汉大学的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三位学者发展了引力模型，并运用瑞典1570家食品和饮料企业1997-200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进一步证明了异质企业特性对贸易出口量及流向的影响。具体而言，这三位学者采用的引力模型为：
式中参数均为对数形式，χfjt为f企业对进口商j的出口量，zkjft为描述影响企业水平的一组变量，zljft为描述影响出口目的地的一组变量， j为出口目的地对贸易量的效应，φftj为逆米尔斯比率，包括引发出口的为观测到的变量。这一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的异质企业模型的局限，传统的异质企业模型重点强调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绝对影响，而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的模型则试图解释更多的对企业出口有影响的因素。其中zkjft这一组变量即包括以雇员数为标准描述的企业的规模水平，所有权性质，全要素生产率的估量以及资本密集性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描述影响出口目的地的变量组zljft则包括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两国的距离，贸易伙伴国的gdp，进口国的人口数，进口国的收入水平甚至汇率变动也包括在内。
而对于数据的选择方程则定义为：
其中zkjft和zljft与引力方程的界定一致，变量djft-1代表出口的滞后情形，若t-1期出口量为正，则变量djft-1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借助模型对统计数据进行测算分析，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三位学者在进一步验证了异质企业模型的已有成果的同时，得出了一些更新的、更为细致的结论。第一，距离与企业的出口有密切的关系，企业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更近的国家市场作为出口目的地；第二，企业的出口量与目的地的gdp水平有正相关关系，那些gdp水平高的国家往往消费水平高，进口需求也高，这也成为企业选择出口目标地的一个考量标准；第三，以人力资本密集度来衡量企业的生产率，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代表更高的生产率，也越有可能成为出口企业；第四，虽然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地理方向的选择不甚明显，但显然企业还是会选择那些货币币值较稳定、汇率波动幅度不大的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地。综上，这三位学者通过对引力模型的进一步完善考量了更多的变量在企业出口地理方向上的效应，结论是生产率越高、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出口，而目的地则具有距离近、市场规模大的特征。
异质企业模型下的创新作用问题研究
对于异质企业模型假定下的创新的发展及其影响，学者们在很多文献中作出了有益的研究。如lileeva和trefler（2007），aw，roberts和winston（2007）以及bustos（2007）的研究均表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出口，相应地，当企业发现好的出口机会时，越有可能在创新方面增加投资。而lopez（2009），emani-namini和lopez（2006），alvarez和lopez（2005）及hallward-driermeier et al.（2002）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总是致力于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增加向外部市场出口的机会。加拿大学者ngo van long和德国学者horst raff，frank stahler在研究异质企业假定下的企业创新与贸易出口的关系上作出了最新的研究，为分析的简便，他们以古诺的双寡头模型为基础，通过推理证明得出了在异质企业假定下创新对企业的出口及内生性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贸易的影响。三位学者提出并证明了以下命题：
命题一：当企业是异质的并且无市场进入成本，贸易自由化将起到以下作用：增加企业的预期出口量；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将降低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量；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时将增加企业预期总产量；交易成本降低将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反之，交易成本增加将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产业的生产率。
命题二：如果企业是异质的并且市场结构是内生的，企业的创新水平与交易成本无关。
命题三：如果企业是异质的并且市场结构是内生的，贸易自由化将起到以下作用：增加一个企业的预期出口并降低该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预期销售量；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将增加一个企业的预期总产量；当交易成本低（高）时将增加（降低）企业数量并提高（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的生产率。
综上，研究表明了两种情形下异质企业与创新的关系，即无市场进入成本时，当交易成本低时，贸易自由化会提高产业的创新投资；若市场具有内生性的市场结构，贸易自由化只对企业数量起到影响，而单个企业的创新投入则不会受到影响，这时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只是各个企业的聚合表现而已。所以产业的创新能力只与交易成本或企业数量有关。
异质企业模型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
grossman和helpman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待售的贸易保护模型”（protection for sale）作为内生贸易政策的代表理论，关注了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所使用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运用，近几年多位学者不断修正发展了他们的研究。bombardini（2008）认为每个生产部门均由禀赋不同的多个企业构成，而禀赋越充裕的企业由于生产规模大，越能从保护贸易政策中得到利益，由此这些企业越有可能成为游说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集团。chang和willmann（2006）的研究则明确关注了异质企业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受保护最多的企业将从事出口而受保护少的企业主要在国内销售。do和levchenko（2009）则通过模型分析了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生产销售的固定成本。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德国学者jennifer abel-koch（2010）在对异质企业假定下的内生贸易政策的研究，jennifer以chaney（2008）和rebeyrol&vauday（2009）的模型为基础，充分分析了边境贸易壁垒（border measures）和境内贸易壁垒（behind-the-border measures）对企业及国家福利的影响及利益集团的游说在保护贸易政策的作用，由此验证了贸易政策的内生性。jennifer以非关税壁垒在当今保护贸易政策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为分析前提，重点关注了边境贸易壁垒和境内贸易壁垒的作用，他具体提出并验证了以下命题 ：命题一：边境贸易壁垒会迫使效率最低的国外出口商从本国市场退出并引导效率低的国内企业开始为国内市场生产。命题二：境内贸易壁垒将迫使原先活跃在本国市场中的那些效率最低的国内和国外企业从本国市场退出，当且仅当国外的企业分布曲线比国内斜度更大时，境内贸易壁垒将使在国内销售的利润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中。命题三：无论是境内贸易壁垒还是边境贸易壁垒都将损害本国社会福利。命题四：无论是模型还是实证分析均表明，仅那些规模大、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会联合起来成为游说贸易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集团。由此，内生贸易政策的研究又取得了较为深入的发展。
关于异质企业与增长模型的研究
将异质企业与增长模型联系在一起的是学者们通过对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观察分析后发现的一个普遍事实，即企业雇佣人数存在的不对称性，绝大多数雇员集中在少量的大型企业中，换言之，在经济中确实存在大企业普遍生存时间长的事实。这个问题在传统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随着异质企业理论的兴起，现代经济学家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bernard，eaton，jensen和kortum（2003），kortum和kramartz（2008）等均在研究中阐释了企业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学者erzo g.j. luttmer综合前期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增长模型与企业异质性的关系，他提出了增长模型下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企业雇佣人数的不对称性是企业组织资本差异化的结果，那些拥有高质量组织资本的企业会快速成长壮大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拥有足够的高质量组织资本用以继续成长。其次企业的规模直接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拥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不断发展壮大并将生产率低的企业挤出市场，如若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能比现存企业表现更良好的话，整个经济的增长率曲线将会走高。由此，现代企业若想在国内市场乃至国外市场找到生存之地，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通过良好的企业组织资本运作发挥企业不断扩大增长的能力，为现代企业竞争的不二法则。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进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对我国学者研究国际贸易理论有较强的启发性
如果说异质企业填补了自克鲁格曼创建规模经济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空白，那么缘起于美欧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又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我国学者研究国际贸易理论起到了较强的启发性。由于我国外贸工作起步较晚，现实的限制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比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所滞后，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引进前提下，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外经贸工作的适用上。当然实证性的研究对经济贸易的指导性具有更强的实践性，然而在异质企业假定下的新新贸易理论逐渐被主流学者认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我国学者无论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或是理论的适用性上都应该受到该理论的启发，使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进步和最新的进展。
（二）异质企业的研究视角更加宽泛且对现实指导有更强探索性
如果说异质企业理论的最初推动者melitz，bernard等人的研究集中在异质企业的生产率、贸易行为等方面，近期的研究成果则具有了更加宽泛的视角，借助异质企业的模型假定，研究不同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甚至对异质企业和贸易保护政策进行研究，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及政府政策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更在异质企业假定下完善了增长模型，可以说在以异质企业为假定的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上，学者们已打开了思路，从宏微观层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而这些成果无疑对现实的指导具有更强的探索性。
（三）对我国外贸企业发展起到了前瞻性的指导作用
当前我国外贸工作面临的重点是配合产业的升级以提升我国外贸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结构，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的辐射效应使我国以初级产品加工制造为主的出口企业举步维艰，大量中小企业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倒闭，因此，基于异质企业理论让我们从理论的角度看到了企业的不同质性，对未来外贸领域的企业如何组织加强竞争力都有了可思考的空间。综上，我国外贸企业在以后的工作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优化出口地理方向，完善出口市场结构。关于异质企业与出口地理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距离与企业的出口有密切的关系，企业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更近的国家市场作为出口目的地，其次才考虑到目的地国家的gdp、币值稳定等因素。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打击再一次敲响警钟，以往我国的外贸出口过多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市场的集中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西方国家经济的传导性使得我国在对几个主要外贸出口地区面临几乎同步的困难。考虑到出口地理方向的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的完善，我国应当调整思路，在距离较近的地区开拓出口市场，比如随着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出口战略的提出，中东阿拉伯国家作为这类产品最大的出口潜在地应该成为我国开拓外贸市场的一个战略方向，这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而且对于我国摆脱对传统的美欧日市场过度依赖、降低出口风险具有益处。
2.加强企业创新能力，打造现代企业竞争力。异质企业与创新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推行贸易自由化，无论市场是否具有内生性的市场结构，单个企业或整个企业群的创新能力会得到增强，而产业的升级及外贸结构的优化最终将依靠企业的创新能力。由此，无论是打造能长期承担起来外贸出口责任的大企业还是扶持中小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成长，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打造企业具有现代化的核心竞争力，是外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3.在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异质企业假定下的保护性贸易政策研究成果表明，保护性贸易政策一定会对本国社会福利造成损害，然而在非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环境下，边境贸易壁垒会逼退效率最低的国外出口商引导效率低的国内企业开始为国内市场生产，而境内贸易壁垒将迫使原先活跃在本国市场中的那些效率最低的国内和国外企业从本国市场退出，当且仅当国外的企业分布曲线比国内斜度更大时，境内贸易壁垒将使在国内销售的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中。由此可见，一定时期特别是国内企业需要得到保护时，保护性贸易政策的运用可以起到扶持本国企业成长的效果。而无论是西方利益集团的游说抑或是我国国有企业较之民营企业悬殊的实力差，都提醒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对中小企业利益的维护，如果注定只有生产效率高、规模大的企业能长期承担起外贸工作的重担，那么中小企业作为国内市场的产品提供者也应受到适度的政策照顾，由此我国企业的成长环境才是健全的。
4.加强我国外贸企业的组织资本运作，打造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将异质企业假定引入增长模型得出的最新结论表明拥有高质量组织资本的企业会快速成长壮大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拥有足够的高质量组织资本用以继续成长，在未来这类企业会将生产率低的企业挤出市场。这里提出的企业组织资本运作就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兼并、重组及公司治理，唯有具备这样的长期成长能力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外贸企业在数量上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质量上的成长着实有限。我国在走内涵式外贸优化的道路上，企业的成长组织能力势必是我国外贸企业要提升的重点环节，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及成长路径是探索并实施的重要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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