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年来中蒙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贸易额、投资额以及双边经济合作的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互补性强，双方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及政府的积极推动等一系列积极因素促进了中蒙经贸的发展。但同时，两国经济合作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风险，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化解问题和风险，促使中蒙经贸合作向纵深良好的方向发展。 【论文关键词】 中蒙经贸合作 现状 制约因素 一、中蒙经贸合作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自1998年至2006年，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连续9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 1.中蒙贸易额持续增长 中蒙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双边贸易额和投资额迅速上升。2005年中国对蒙古国的贸易额为8.1亿美元，增长24%，其中，中国向蒙古国出口3.19亿美元，增长36.7%；中国从蒙古国进口5.4l亿美元，增长17.3%。2006年，蒙古国对中国贸易额达14.5亿美元，占蒙古国外贸总额近48%。其中，出口10.5亿美元，进口4.0亿美元，分别占蒙古国出口总额的67.8%和进口总额的27.2%。 2.蒙古对中国以出口矿产品为主 蒙古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多为煤炭、石油、矿产品及畜产品等初级产品。如，2011年上半年，蒙古国对中国的铜出口增长了23.8%，出口额增长116.3%，占蒙古出口总额的44.95%。2004全年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47.95%，仅铜精粉一项商品就向中国出口2.8亿美元，几乎全部出口给中国。随着蒙古铜、黄金和煤炭等资源的进一步开采，加上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量的增加，矿产品的贸易额还会扩大。而蒙古国则主要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建筑材料、纺织品等。 3.中国对蒙古国投资持续上升 在贸易额上升的同时，中国对蒙古的投资额也不断增加。1998年～2011年，在蒙古国注册的中资企业达1640多家，注册资金总额为4.6亿美元，占蒙古国吸引外资总量的40%多。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蒙古国投资项目共2166个，占在蒙外国投资项目的45%，累计投资额6.81亿美元，占在蒙外资的47%。中国在蒙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纺织服装、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和服务业等领域。如，2005年，中国对蒙矿产勘探开发领域的投资额为1.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4%，占当年中国在蒙投资总额2.36亿美元的74%。 4.两国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不仅贸易量、贸易额持续增加，而且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深化。首先贸易形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中国与蒙古的贸易不仅国家部分发展较快，而且地方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旅游购物等多种形式的贸易也在不断发展。其次贸易结算方式由易货贸易为主向现汇结算为主转变。截止至1995年，易货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由1989年以前的90%以后下降到46.4%。逐步形成以现汇贸易为主、多种结算方式并存的格局。最后贸易由商品贸易向经济技术合作转变。在中蒙贸易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合作也在蓬勃发展，合资企业从商业性企业向生产性企业转变，合作项目也从小型为主逐渐向资源开发和大型加工工业项目转变，表明中蒙经济技术合作在不断深化。 二、中蒙经贸发展中的有利因素 中蒙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广阔的合作前景等多种因素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1.中蒙经济互补性强 中蒙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双方经济结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经济互补性强是两国经贸关系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1)自然资源互补。蒙古国内能源、矿产、水利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且多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开发潜力巨大。现已探明的矿产有铜、钼、金、银、铀、铅、锌、稀土、铁、萤石、磷、煤、石油等80多种，其中，仅煤炭一项就达到500亿吨～1520亿吨，铁20亿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石油15亿桶。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开采开发技术落后，资金严重短缺，本国尚无法对此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而我国当前正急需煤、石油等能源以及铜、铁等矿产资源，另外，我国有相对成熟的技术、设备和丰裕的资金，能为蒙古矿藏开采业、加工工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这样中蒙两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2)经济结构互补。蒙古国的经济结构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 落后，尚未形成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虽然蒙古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了矿石采掘业、燃料动力业、毛纺工业、食品工业、建材工业等一批工业群，但是没有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此外，蒙古产业门类不全，地区分布失衡，绝大部分工业部门、劳动力集中在以乌兰巴托、达尔汗、额尔登特为中心的中央经济区。单一的产业结构，使蒙古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矿产、农业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而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制造业和种植、食品加工、纺织业等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与蒙古的经济结构形成极强的互补性。 从农牧业发展看，农牧业占蒙古国经济活动近一半，但蒙古国农牧业发展水平低，生产技术落后、仍以粗放型农牧业为主，粮食等基本产品不能自足，因而对粮食、蔬菜、水果、禽肉、禽蛋需求旺盛。我国与蒙古国在农牧业方面合作同样蕴藏一定商机。比如，在农业水利化、牧业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合作、高科技、高产量种养殖业的合作等。 (3)劳动力和技术互补。蒙古国地方人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劳动力尤其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短缺。蒙古在第三产业劳动力构成上升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值提高并不快，甚至还下滑。例如，1990年蒙古服务业产值就占其GDP的52%。到了2011年这一比重反而下降到4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蒙古技术水平不高，高素质人员匮乏，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相比之下，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科技水平获得迅速发展，种植业、食品加工、毛纺、加工制造业技术研发能力相当强，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富足，这与蒙古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偏低形成互补。 2.地缘文化优势 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加上交通运输条件差，使得蒙古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国与蒙古接壤，历史上就建设了中蒙之间的运输通道，不仅运输相对便利，在运输成本等方面也存在优势。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有3100多公里边境线，占中蒙边境线的68%，中蒙之间的贸易口岸大部分位于内蒙境内。众所周知，内蒙古的主体民族与蒙古国居民同为蒙古族，同根同源，语言、文化等交流障碍少，中国以内蒙古为桥梁开展对蒙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文化优势。 3.双方投资贸易环境不断改善 为进一步扩大中蒙之间的经贸合作，两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双方的贸易环境。近年来，中蒙之间加强以道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正在或计划建设临河——策克、赤峰——白音华、阜新——巴彦乌拉、甘其毛道——包头东等多条以对蒙口岸为中心的铁路大通道，这将极大地提高对蒙口岸经贸货运的运输能力。蒙古国也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修建3条铁路，我国已积极参与到蒙古国铁路建设中，这为有能力到蒙古国投资创业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又一个契机。 此外，蒙古也将发展蒙中边境公路交通当作政府的工作重点。2001年蒙古开始实施“千年之路”项目，计划架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总长1万多公里的公路网。其中我国承建的乌兰巴托至扎门乌德700公里路段至2005年已经完成200多公里，剩余的400多公里土路，计划在2008年之前建成。这条公路开通后，可大大促进两国的经贸、旅游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发展。 双方也对口岸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设，提高了贸易便利性，使货运量大幅增加。现已开通了10个一类口岸，6个临时过货点，几个主要口岸安装了程控电话，欧亚光缆通讯系统的中国阶段也在加紧建设。为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中蒙两国还多次修改边境口岸及管理制度协定，最大限度地保障贸易渠道畅通。1992年，中蒙两国边境上8个边境口岸全部开通，并增设了两个季节性边境口岸。2011年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蒙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根据该协定，从2011年10月1日起，在目前中蒙之间12个边境口岸中，除了二连浩特—扎门乌德口岸为常年口岸外，另外将新疆的塔克什肯—蒙古的布尔干等四个季节性口岸改为常年开放口岸。 近年来，蒙古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中蒙经贸合作，这为中国企业扩大对蒙古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目前，蒙古国已开始在与我国二连浩特接壤的地带设立中蒙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占地900公顷，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标。我国在开发区内将享受铺路、合作开采矿产资源、农牧业和畜牧业加工及半加工等具体项目上的优惠政策。 三、中蒙经贸合作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尽管中蒙经贸合作存在良好机遇，但也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及风险。 1.蒙古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蒙古国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基础设施差，许多地方尚未形成水、电、路系统。基础设施落后，运输不足严重制约着资源开发与合作。目前蒙古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单线铁路和三、四条与干线连接的支线铁路，年设计货运能力约2000万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目前蒙古投资开发的大部分项目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南戈壁、苏赫巴托、东方等既无铁路也无公路的省份，其产品均通过草原或简易公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 中国投资者所开发的矿点大部分都集中在距中国边境300千米～700千米的范围之内，距离虽不很远，但运输问题依然严重。因为目前蒙古与中国之间只有一条从俄罗斯穿过乌兰巴托到中国二连浩特的单向铁路，因此大量矿产品开采加工出来后很难运出去。 2.蒙古国法律政策和人文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蒙古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政治、经济环境欠佳，政府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蒙贸易和投资的不可忽视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法制松懈、官僚主义及腐败问题严重；规章和立法过程缺乏透明度、地方保护等也是影响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因素；经济体制、制度不完善，国际贸易手段不健全；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执行政策的“灵活性”大；蒙古国市场和法律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不健全，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也不完备，有些企业和商人的经营能力差、信誉度低，对外承诺和协议常常朝令夕改，并且执行力差。 3.蒙古国的市场特点是制约中蒙经贸合作的现实因素 蒙古国的当前市场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蒙经贸合作的扩大。一是市场容量小。蒙古人口少，生活消费总量有限，难成规模；二是贸易主体是中小企业。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消费以生活消费为主，贸易主体以中小企业和个体商贩为主；三是除机电产品以外，高档商品进口市场规模小，且蒙古国在高档商品消费方面习惯上比较认可西方进口商品。 4.我国某些企业和产品的信誉度不佳 我国某些企业实力不足、缺乏国际合作能力，在蒙古国市场无序竞争，甚至相互杀价等不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两国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少部分商品也存在质量问题，引起一些蒙古国消费者的不安，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2006年中国对蒙古国的水果、蔬菜等出口量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蒙方认为我国果蔬化肥农药残留浓度超标，对健康有害。此外，近年来随着在蒙古国经商、务工人员的中国人员的增多，在蒙一些中国人引发的案件和社会治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部分蒙古人对中国人产生了不满和排斥。 5.政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蒙经贸发展 近年来，美、日、韩等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发展与蒙古国的政经关系，争夺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和市场。蒙古国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积极在几个大国之间寻找平衡。蒙古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把与中、俄关系放在其对外战略的首位，但蒙古为提高自己的价值，也想借助美国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这使得蒙古对中国的经贸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此外，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部分蒙古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心存疑虑，尤其对中国企业到蒙古国开发资源，视为掠夺其资源，在蒙劳务人员被视为抢其饭碗。 四、进一步扩大中蒙经贸合作的对策 中蒙经贸合作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形势还是好的，近年来两国贸易额增长势头比较强劲。为更好地加强中蒙经贸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合作，我国应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推进中蒙经贸发展。 1.制定长远的对蒙贸易和投资战略 我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资源禀赋以及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长远的对蒙经贸合作战略。抓住蒙古目前通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契机，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先进适用等优势，扩大劳务输出和技术合作领域，发展多种合作方式的资源开发产业。 针对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能源、矿产需求量大的特点，把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为两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同时鼓励企业投资于农牧产品加工、制造、建筑等及旅游、电子、通讯为主的行业。同时加强对蒙涉外经济政策和投资及贸易市场的研究和分析。比如：企业可通过在蒙设立贸易公司、代表处等，以保证市场信息和产品销售畅通；政府部门可在蒙建立办事机构，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及时为企业和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投资和贸易信息以及窗口指导，促进与蒙多层次、多领域合作。 2.认真研究蒙古经济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 大投资范围 首先，我国企业认真研究蒙古的产业政策，在其优先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支持。蒙古政府已确定了引进外资的重点行业。主要包括：农牧业，能源和矿产开采行业、食品、纺织、皮革、木材等加工行业，电、气、水生产供应及工程建筑项目等基础设施行业。其次，调整对蒙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式。近年来蒙古的矿产资源开发市场国际竞争激烈。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纷纷介入蒙古资源和矿产品开发市场。我国一方面应利用与蒙古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优势，派遣实力强的大型企业进入开发矿产能源等资源。同时为了避免过度的国际竞争，减少国内企业竞相抬价争夺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发生，缓解蒙古国一些人士担心其矿产资源被外国企业垄断的疑虑，我国应该适当考虑拓展对蒙投资渠道。蒙古国在纺织服装、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电子通讯、旅游等产业投资潜力都较大，要进一步研究蒙古国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范围，开展互利合作。最后，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上要尽量考虑多边合作，比如，与蒙方企业或一些西方国家企业合资合作，以尽可能的降低投资风险。 3.规范企业贸易行为，重视对蒙出口产品的质量 企业在蒙进行经济活动时，应选择信誉良好，具有是定实力的合作伙伴；遵守蒙古的法律制度，依法报关纳税，尊重当地的传统与文化，规范自身的言行，文明经商。另外要贯彻“以质取胜”战略，大力提高商品的质量，提高售后服务水平，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以利于长期、稳固地扩大产品市场份额。 4.促进中蒙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层面的交流 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为促进中蒙经济合作，双方应加强多层次的交流。首先政府高层间互访，增进相互间的交流理解和互信，创造友好的睦邻关系，是推进经贸合作的基础，也是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的重要手段。其次，相关部门针对两国现汇贸易逐渐增加的现状，积极磋商，建立和完善适合两国贸易需要的结算制度，为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定期举办各种贸易洽谈会和学术交流会，促进两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往往为对国际间经济活动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中蒙经贸合作不断升温，但对彼此的国情和政治经济制度等情况尚缺乏足够的了解，妨碍了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除开展两国间专业人员的互访外，适时组织必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就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进行可行性研究。 参考文献： 娜琳:中蒙经贸关系现状及双方在矿产领域的合作.当代亚太，2011年第10期 张秀杰:蒙古国经济复苏与中蒙经贸合作.当代世界，2005年第5期
【论文摘要】 中国与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目前，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框架下，以环北部湾经济圈、中国东盟博览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泛亚铁路等为辅助，两地的经贸合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 中国东盟 经贸合作 框架 发展 作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东盟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除了众所周知的“10+1”、“10+3”合作模式外，主要是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主体框架，以环北部湾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泛亚铁路、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为局部构件，主辅相承，共同发展。具体而言：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正式启动了这一进程。此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性的782亿美元。2011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关税。同年底，双方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和东盟的7000种产品在大幅降低关税、免配额以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2006年，双方整体贸易出现了较快增长，在各具比较优势的产品上，降税后进出口贸易增幅尤为突出。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国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它的签署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的融合，进一步推动双方服务业的开放与发展。预计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将为中国和东盟商界创造无穷商机和广阔前景。 二、环北部湾经济圈 环北部湾经济圈是指在中越国境环北部湾地区形成合作竞争的市场单位。北部湾地区包含越南中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与雷州半岛广大区域，具体是以海南岛莺歌海至越南河静省的润马角为界，海域面积12.8万平方公里。2011年5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提出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建议。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访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合作建设“两廊一圈”，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个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 当前环北部湾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前推进，小范围地逐步形成统一关税区、物流区、加工区。尽管如此，北部湾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自发的阶段，在提升区域经济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特别是在在环北部湾大多数区域资源、加工业区隔海分立的情况下，如何完善海运服务，以纽带联结作用拉近中越两国距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西南地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对北部湾港口出海运输的需要将进一步增进。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东盟国家与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泛亚铁路 湄公河次区域是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六国。全长4880公里的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三省区和中南半岛五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中国海。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该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东亚一体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6％。六国之间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上百个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作为合作开发的一部分，“泛亚铁路计划”业已开工。1995年12月，在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修建一条超越湄公河流域范围，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经马、泰、越 、缅、柬六国到中国昆明的“泛亚铁路”倡议。该倡议立即得到了东盟首脑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此后，经过多次调研论证，2006年11月，在昆明举行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泛亚铁路特别工作组第八次会议上，与会各方讨论了泛亚铁路项目今后的发展，确定了未来的行动计划。目前，泛亚铁路东、中、西三条线路方案均已列入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国正在建设东线全长142公里的玉溪至蒙自段，而全长146公里的蒙自至河口段铁路也将于2007年底动工，2010年前建成通车。 四、中国东盟博览会 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旨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是由温家宝总理倡议，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部级、国际性经贸交流会，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博览会涵盖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和服务贸易三大内容，是中国与东盟扩大商贸合作的新平台。从2011年11月开始，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三届，规模和交易额都不断扩大。同时，第四届也将于2007年10月28至31日举行。2005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被评为中国十大知名品牌展会，博览会常设机构——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荣获中国会展业特别贡献奖。200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荣获“2006年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政府主导型展会”称号。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的日益改进，双方的经贸往来将会持续健康发展；反过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将大大促进这个框架体系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独立学院；人才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目标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95-03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比较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指在一定高等教育思想指导下，依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专业人才培养活动为中心，实现培养目标所设计的组织原则及运作方式。一般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方式三个方面。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是高校的使命，目前国内各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大致上有以下三种：①综合性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掌握国际经贸理论，通晓国际贸易实务和国际结算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熟悉WTO的国际贸易规则、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方面的复合型、外向型人才；如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②财经类大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较坚实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通晓国际贸易实务，掌握对外贸易技能和方法，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应用性、复合型和外向型的高级专门贸易人才；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③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国际经贸理论知识及业务操作技能，能从事外贸业务、国际市场调研咨询、外贸政策研究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或创业型人才。从中可以看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显得有些笼统，不太明确。
2.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课程设置。在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各高校有很大差异。其中综合性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经济学理论，如：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学、国际金融、跨文化交流等。财经类大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专业基础，已形成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贸易单证制作、商务谈判、国际服务贸易学等；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依靠母体师资，所以专业课程开设有限，仅有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结算、外贸英语函电等主干课程。
3.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各高校基本上都以课堂理论知识传授为主，不过在校企合作等方面各高校差异比较大。如综合性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合作，侧重于对国际贸易的实践指导。财经类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则主要通过校外和校内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技能；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侧重于与地方企业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二、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许多独立学院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操作能力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定位的关键是”应用型“人才，既对理论水平有一定要求，同时对实践应用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要通过科学、系统的培养而获得。现在，很多独立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教学目标，讲课过程中课程照搬、教材照搬、教育模式照搬，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另外，很多学校的教学模式都降低了人才培养标准，削减理论课程、基础课程的数量，甚至减少实践课程，打破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论科学性、系统性。其后果：一是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二是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培养缺乏特色，课程设置针对性不强，基本按照经济贸易理论发展设置课程，二不是按照对外贸易流程设置，势必造成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强，结果是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三是人才层次不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外贸业务员、外销员、国际商务师、国际货代员、外贸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等各种层次的人才，而大多数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课程设置与外贸实际脱离，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普遍存在。
2.人才培养方案与地方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一是教材内容陈旧，跟不上外经贸势变化。当前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WTO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领域、新课题。如生态经济与国际贸易、环境与对外贸易、标准化与国际贸易、“反倾销、反补贴、特色保障措施”的盛行等。现有很多教材已经不能适应上述新形势变；二是对实践技能和操作技能的培养重视不够。虽然设置了实践和实习环节，但许多实习实践流于形式，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与外贸企业的业务流程有较大的差距。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不稳定，合作企业积极性不高。三是创新和创业能力培养缺乏系统性和目标性，仅限于创新知识教育和简单的模拟活动（如创业大赛、创业园等）。
［关键词］ 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知识能力结构
［中图分类号］ G42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5-0126-02
一、国际经贸学科的新发展及对国际经贸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一）国际经贸学科的新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间经贸往来日益增多，跨国公司迅猛发展，此外，科学技术进步迅速，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人类对环保意识日益加强，都促进国际经贸学科更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
1.国际经贸学科研究对象不断拓展
（1）环境与国际经贸学科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使国际经贸理论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延伸。
（2）跨国公司与国际经贸学科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其全球化的经营战略，使其成为主导国际经贸的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向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分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经贸理论的发展。
（3）标准化与国际经贸学科
国际贸易标准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并已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标准成为各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技术依据。
（4）电子商务与国际经贸学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商务得以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其运用推广将给各国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
2.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有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利益理论。20世纪以来，出现按照生产要素禀赋进行国际分工的学说，战后比较成本学说动态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随着国际经济与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又涵盖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利用外资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生保护贸易政策理论、新保护主义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贸易非零和竞争理论和国际贸易“双赢”理论等。
3.国际经贸实务的变革
主要表现在出现了新的国际贸易方式和新的贸易业务岗位。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网络交易或电子交易。此外，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贸行业内分工趋向细化，新的业务岗位不断涌现，如外贸跟单、国际快递、商务文员等。
（二）国际经贸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1.传统的国际经贸教材已不能适应国际经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须更新教材，增加新内容、新理论、新实务，以提高国际经贸人才的业务素质。
2.由于对外贸易行业内分工细化，岗位专业化程度提高，需要培养各类外贸专业人才，高等院校的国际经贸专业方向需要作相应调整，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增加新的课程，强化重点课程，弱化次要课程。
3.外经贸企业对外经贸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有所提高。外经贸企业急需精通外贸知识与具备外贸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当前，一般高等院校国际经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为50%，而外贸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约为70%~90%，有的甚至高达100%。高等院校面临职业院校挑战，因此，高等院校加强对国际经贸专业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势在必行。
二、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
（一）知识结构
国际经贸的快速发展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厚的知识基础、全面扎实的基本技能是对高素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国际经贸专业人才不仅要有较强的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而且能将各类知识信息进行重新组合以创造出新点子、新方法、新思路，提出新设计、新创意。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包括：1.厚实的基础知识。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应掌握数学、英语、电脑、法律和英语知识技能等；2.精专的专业知识。这个层面的知识是国际经贸应用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核心层。专业理论以够用为主，但要强调少而专，注重理论为实践服务，而且要及时更新知识；3.合理的知识结构。由于国际经贸涉及的相关知识较广，受影响的因素较多。为了做好国际经贸工作，专业人才必须掌握一定的相关知识，如WTO规则、涉外经济法、各国经济贸易法律法规和国际经贸地理等；4.广泛的社会知识。由于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不同，如何根据具体情况生产和出口有特色的产品对开拓国际市场至关重要。对这个层面的知识了解和掌握得越多越好。
（二）能力结构
1.理论基础扎实
国际经贸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需要具备很好的认知和分析能力，从而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出准确有效的经济决策。培养学生重视理论学习的习惯，在扎实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理论应用于实践，针对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仅仅是国际经贸专业人才也是所有专业学生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2.良好的国际交往能力
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必须具备很强的国际交往能力，要求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具备文化习俗、法律观念等相关知识。这方面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同时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积极主动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培养学生高超的国际交往能力。
3.实际业务能力
从事国际经贸相关行业的人才必须具备实际业务操作能力。学生需要对整个业务环节十分熟悉，能够对每一环节的业务进行独立操作。在掌握基础知识之后，可以通过模拟演练或者去外贸企业实习，从而熟练掌握实际业务操作流程。
4.综合管理能力
综合管理能力是包括决策、协调、团队合作和遵纪守法等各方面的复合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的，除了在课堂上的理论讲解外，还需要学生在实践中自己的体会和培养。
三、优化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措施
在现今经济高速发展、世界贸易市场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市场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标准，灵活动态地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模式，只有合理设计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并提高该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满足社会及企业的需要。
（一）改进课程设置
要从根本上优化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应该从课程的设置入手。改进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并强调以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作为课程目标的核心。高等院校应构建三个平台：通识教育课程平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和实践教学环节平台。这三个平台课程要突出厚实基础，强调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兼容性、交叉性，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目的是增强学生社会适应性，培养适应能力强的高素质、宽口径人才。
（二）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校教学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理论课时所占比例偏大，而实习实践课时所占比例偏小，这导致学生实际操作技能较弱。培养学生能力要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可以通过实验教学来改善提高，如进行商务谈判模拟、国际经贸的综合实训和仿真模拟实训等来加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用，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应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和管理，虽然目前学生到企业参加实习的机会有限，多数外贸企业规模不大，接受学生实习的能力有限，校企建立联合关系难度较大。但学校可以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合作的机会，主动为企业开展订单培养，提品市场调研、管理咨询和员工培训等服务，从而建立起以紧密合作的校企关系为基础的学生实践基地。
（三）加强国内外交流
高校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加强同发达国家高等院校国际商务学科之间的交流。当前交流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外国际商务学科的发展情况；国际商务学科的专业设置方向；商务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可聘请有贸易实务经验的企业经理参与教学工作，同时也提倡从事国际经贸专业的教师到外贸企业进行外贸业务实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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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心宇，张晓骏.国际经贸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09（8）.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研究和探索，以及对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以此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各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农、林等其他院校，纷纷开设国际贸易专业。与此同时，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学也随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2008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做法、新措施，这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二战以来贸易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同时，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模式发生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wwW.133229.cOm他们认识到：目前，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在国内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这就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由于美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让自己的制造业外移，这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因供求矛盾而被迫扩大内需，从而使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面临再调整过程，这必将导致全球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
(二)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隐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先后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又包括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隐性保护方式。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三分之一，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其余三分之二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最主要非关税壁垒是出el补贴。在这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l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而且，看似不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且频繁地使用。有些发达国家提出要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促使产业朝着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如欧盟已明确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不断出台重大政策，将重点放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八国集团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的目标。然而，作为最大出口导向型国家和新兴贸易市场的中国，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成为主要目标。我国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贸易调查的首位。2009年，中国出i：1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保案件7起。
(三)国际贸易方式发生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网络贸易不仅能简便易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无时间、地域限制和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因而受到各国的重视。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全面收缩，但网络贸易却呈逆势上扬，目前的网络贸易占了全球贸易的20％以上，未来网络贸易将呈超常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帐率越来越高。因而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这迫使企业须采取更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四)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危机使得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wto的原则、规则、制度等造成巨大冲击，也使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滞。同时，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大多数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从而轻视了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区域经济合作仍持续、强劲地发展。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怎样将最新的国际形势和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使国际贸易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与国际接轨并密切联系中国对外开放实际的特色，是国际贸易学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改革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实属当务之急。在此，笔者结合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围绕国际贸易学的主要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一)国际贸易的导论章节。要补充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来分析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概况，让学生明白我国是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但目前为什么还不是贸易强国的；在分析顺差、逆差产生的原因、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要分析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适度、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商品结构是否均衡、贸易地理方向是否过于集中等问题；结合广交会改名来分析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进而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调整，以及我国如何应对等。
(二)国际贸易理论部分。不仅要阐明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及每个论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们各自的作用，全面述评它们的理论依据。而且要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位置和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如何提升自己的位置，在对诸多的保护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为什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刻，许多国家更愿意通过贸易的保护主义来实现经济的复苏的原因。还要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德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分析。凸显理论的新成果。
(三)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部分。首先要从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外贸实践着手，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格局，即不仅需要各个国家开放市场，走自由贸易的道路，而且也要避免对于保护贸易政策进行片面的评价和指责，同时也要进一步剔除原先在保护贸易思路支配下形成的某些看法和提法。然后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经过30多年逐步演变而来的强调政府对外贸的积极介入作用的管理贸易政策进行介绍。再就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如协定关税、碳关税、环境附加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等。还要x,lxl,紧急关税、报复关税和惩罚关税等深入分析有关的起因、特点和具体表现，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进行案例分析，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要结合wto的原则和有关协议的规定来分析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歧视性采购、技术性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出口退税等。
(四)国际贸易体制部分。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规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内容；要对自2001年i1月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长达十年之久的马拉松式谈判而目前还无果进行分析。不仅要对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的外贸政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如重大项目的共同建设、密切的金融支持或援助、服务贸易的广泛配合进行阐述，还要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经济和贸易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在介绍我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和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围绕我国的政策思路，作出比较全面而深入的阐发和说明。
三、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
为了更好地使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适合后危机时代的需要，还要对该课程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辅助资料。转发一些国际贸易经典文献、重大国际贸易时事和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同时推荐一些相应的中英文阅读文献，为想要进一步学习的学生提供参考；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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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还处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出口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随着知识、技术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趋势。其中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不仅可以将国内的信息穿透国界,向全球辐射,实现国际贸易市场的拓展,同时也能够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媒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形象宣传、政策推动,为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强劲的舆论氛围。但是,应当看到,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它能够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助力,也将产生消极作用。
1.积极影响
(1)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中文媒体所占比例较低,一般为英文媒体,因此,我国国内经济环境,对外贸易政策,以及企业发展的情况、市场情况等,很多国外贸易商知道的并不多,而他们主要通过贸易实践了解我国的情况。因此,发挥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非常重要。近些年来,我国重视利用媒体进行国际贸易的信息传播,意在传播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形象,介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向国外开放市场信息,吸引了很多贸易企业的注意力,对推动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宣传平台。同时,我国很多企业也注重在海外媒体宣传我国的经济贸易信息,利用国外本土媒体宣传我国的产品,使得我国产品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关注。虽然在海外媒体的宣传成本较高,但也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媒体良好的信息交流,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中,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瓶颈。而各国媒体通过信息交流的方式,可以打破这种瓶颈,实现贸易双方或多方面的了解和互信。近些年来,我国媒体在经济信息方面,大量转载国外经济信息,为国内客户了解国际市场需求,明晰国际贸易政策,关注国际贸易动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不仅如此,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国内的信息报道,他们往往将国内各种媒体的经济信息报道,经过不间断的信息梳理,向本国民众传播。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两手,实现传播合作,信息共享的越来越多,以经济信息的合作、共赢为基调的国际媒体合作格局正在形成,这种媒体的合作,打破了传统的信息闭塞,信息滞后的弊端,推动了媒体发展的国际化,也使国际经济贸易信息的流动与传播更加便捷,从而推动了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的信息传递。
(3)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在全球中的贸易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贸易量的扩大引起了贸易摩擦的增多,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触动了很多国家的利益。因此,当今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国际贸易中的强势地位,无端挑起国际贸易纠纷,对我国贸易企业不断进行贸易骚扰和贸易制裁。面对这种境遇,一方面,要规范我们的贸易行为,注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谈判、沟通的手段,利用国际贸易法规维护我国的贸易权益。同时,为了争得世界人民的支持,我国还要在舆论宣传上,开诚布公地将贸易纠纷中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内外的民众,为我国的贸易谈判和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依法维权,尤其是通过国际媒体宣传我国的贸易政策和企业正当的贸易行为,必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会获得良好的国际贸易发展的舆论环境。
2.消极作用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重视舆论宣传作用,同时,国外一些非法势力甚至是敌对势力,也在利用媒体,肆意歪曲我国贸易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一些国家,利用我国媒体弱势的地位,在宣传报道中歪曲实施,蛊惑人心,在国际社会中破坏我国的国际贸易形象。形形色色的歪曲报道,不实报道甚至是“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充斥着国际媒体舆论环境,这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激起了国外一些民众的恐慌,这种误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阻碍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和正常发展。
二、应充分重视媒体的作用与影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采取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经济贸易全球化、一体化成为现实,各国间的经济成为休戚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对于我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争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应当看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国际贸易产生着阻碍作用。其中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和舆论工具,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必须充分利用它,趋利避害,使媒体为我国贸易发展所用,推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具体来说,当前,应当充分利用媒体,采取如下应对策略:
1.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宣传阵地作用,为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中外部环境的营造,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互信来实现,同时,也要重视发挥媒体的作用。我国要加强媒体建设,加强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的沟通,充分将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企业经营发展态势,尤其是要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向国际社会展示。要从树立我国企业品牌和影响力出发,经过精心的媒体策划,向国外消费者传播本国的经营理念。要通过媒体向国外客商展示我国对外贸易中公平、遵守贸易规则的理念和决心,通过媒体向世界人民传递中国人民的信誉和决心。
关键词：文化距离；价值观；经济合作；双边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7-0058-05
一、相关文献综述
尽管社会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或者说经济的社会嵌入已成为广为人知的知识，而且，在当今的跨国商务研究中，文化差异也几乎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标准控制变量②，但是.代表文化差异的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却很少③。在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中，文化距离同国际贸易间的关系研究仍没有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其中，代表性的结论有两类：一类研究认为两国间的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流有正面影响，例如J.Larimo（2003）等的研究。他们对此结论的理论解释是：文化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厂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差异的扩大，增加了投资的难度和成本，从而厂商对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选择了出口而不是直接投资，并由此导致了在文化（组织）差距较大的地区表现出了文化距离和出口正相关的现象。另一类研究则认为两国间的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流有负面影响，例如，Neal（1998）、Tadesse和Whithe（2007）的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文化距离的扩大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生.认为文化距离不利于建立基本的信任关系，可能会阻碍潜在贸易合同的完成，从而最终限制了潜在贸易的发生。
已有相关文献中文化距离和双边贸易流的不一致性很可能是受到了文化距离定义和样本的局限，尤其是对文化距离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例如在Linders等的研究中采用了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四维测量方法，Larimo利用了Hofstede提供的文化距离并结合了由Kogut和Singh发展出的文化距离指数，Guiso等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构造了对外国信任度的指标（可以视为文化差异的变量），而Tadesse和White的研究则是在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的两维文化差异理论基础上构造了文化距离的定义，等等。
我们认为，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中的价值观差异方面.采用目前调查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及欧洲价值观调查（EVS）数据库来构造文化距离的做法是比较恰当的。本文将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2004）利用此数据库发展出的两维文化模型，以及Tadess和White（2007）的文化距离构造方法得出文化距离变量。不同的是，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文化距离变量均为时间不变量，而事实上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随时间的变化而连续变化的。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