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自侦案件的办理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依法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案子能否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关键就是依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因此，正确运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来依法、合理、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自侦案件的办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缺乏统一性、完整性，应从立法予以完善。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目前，我国的证据学学者在界定证据规则的概念时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刑事证据规则是有关刑事证据的收集、运用、判断和确认等活动应遵行的法律规范”。①还有人认为，“证据规则就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准则。换句话说，就是在诉讼中与证据有关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则”。②综合来看，其实学者对证据规则下的定义都差别不大，都是指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或准则。我国的刑事和民事证据规则都不很完善，但民事证据规则起码还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为依据，而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就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它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一些学者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归纳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如龙宗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相关性规则:(二)非法人证排除规则;(三)口供补强规则;(四)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wwW.133229.COm⑧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最佳证据规则。④笔者以为，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其实是包含在非法人证排除规则里面的，没有必要单列出来，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相关性规则
相关性规则，是指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对相关证据的定义如下:“相关证据”指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争议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相关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也规定侦查、公诉与审判活动必须围绕案件进行，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第114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这些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及证据运用的相关性规则，有效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
(二)非法人证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世界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l.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当事人的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厉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避免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2.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不利于保障证据的真实可靠性，有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因为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3.诉讼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不能片面的牺牲程序公正来追求实体公正。我国通过《刑事诉讼法》第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我国的刑诉法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人证排除规则。
(三)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指禁止以被告人口供作为定案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要有其他证据作补强证明，从而确认了对口供的补强规则。在日本，口供补强规则更被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宪法权利予以确认，《日本宪法》第38条第3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如对其不利的唯一证据为本人口供时，不得定罪或科以刑罚。”④口供补强规则的确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纠正司法人员偏重口供的惯性，由于司法人员长期在头脑中形成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念，如果允许口供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势必使司法人员过分依赖口供，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获取，以至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二是可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为口供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牟凭口供很难保证案件处理的正确性。
(四)最佳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应该采纳最可靠的证据，如书证的原件、物证的原件等。由于这条规则最初仅限于书证，所以又称为“原始书证规则”。⑤在我国的证据学理论中，根据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或信息来源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复制证据(或称传来证据)。原始证据因直接产生于案件事实或来源于原始出处而具有最高的可靠性，复制证据是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传转形成的(或复制，或拍照，或录像)，在这过程当中，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损耗或发生变异，而且传转次数越多，信息的损失就越多，变异就越大，证据的可靠性就大大下降。因此，原始证据比复制证据更可靠，传转环节较少的复制证据比传转环节较多的复制证据更可靠。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二、运用证据规则收集自侦案件的证据
收集证据是办理自侦案件的核心，案件的质量办得高不高，关键看你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实、充分。因此，我们在办理自侦案件的过程中，应自觉的运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来指导办案，使证据环环相扣，形成牢固的证据锁链，完满完成证实职务犯罪、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
(一)转变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转为由证到供
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张学军一再向我们反贪干警强调“先抓证据再抓人，没有证据不抓人”，说的就是要强化证据意识，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从证据上找突破口，这其实也是证据补强规则所要求的，因为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没有其它证据的，是不能对其定罪量刑的。我们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时，尤其要注意这点，要把办案的重心前移，在初查阶段要收集详尽的材料，有了证据才能接触犯罪嫌疑人。在查办贿赂案件时，一般是先从行贿人身上获取犯罪嫌疑人受贿的证据后才接触受贿人，或者是同时接触行贿人和受贿人，最好不要一拿到线索就先把受贿人找来再慢慢问，不仅时间上给我们的余地很小，而且这样容易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不必要的障碍，与证据补强规则的要求也是背道而驰的。
〔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程序的非法性往往导致结果的错误，因此在现在既重实体又重程序的法治环境下，程序的合法性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被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由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司法解释都对证据收集，尤其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证据收集规定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就每一证据收集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方式方法，我们应当重视非法人证排除规则，使每一份证据的收集都符合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取证形式合法的要求，不要因为小小的失误使证据出现瑕疵而导致无效。譬如说对不需要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进行询问时，应当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在其单位、住处或检察院进行，但有时侦查人员为了取证的方便，约行贿人到酒店或餐馆进行询问，虽然证据取到了，但形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到时上了法庭会被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质疑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给案件的处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点我们应该予以注意。还有就是自侦部门在初查阶段调取的材料应通过合法途径转化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立案才是诉讼活动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案后合法调取的材料才能符合证据的法定性要求。
(三)客观全面的收集证据
客观的收集证据就是要求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定要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去收集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既不能不按照证据的本来面目去收集、固定它，更不能胡编乱造所谓的“证据”。要达到客观收集证据的要求，就要针对不同种类证据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收集到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一定要设法保持其原状，避免对其有任何的改变和毁损: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一定要如实记录，不得有丝毫的歪曲:对于鉴定结论，侦查人员一定要向鉴定机构提供来源真实的检材和样本，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根据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书证应当是原件，当客观情况不允许使用原件时，我们在制作复印件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原状并尽量避免多次复印，以免降低证据的可靠性，这点在书证较多的贪污案中尤其显得重要，比如说要作证据使用的发票不能调取原件时，一般是使用复印件，但发票上的公章复印时往往显得比较模糊，这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发票拍摄照片的办法来保持证据的“原汁原味”。
而全面收集证据则从收集证据的范围和内容上来讲，侦查人员应当收集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做到:既要围绕被控犯罪的构成要件收集与定罪有关的各种证据，也要收集与对其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又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罪轻、无罪的证据。但全面收集证据并不意味着什么材料都要往卷宗里面装，因为根据相关性规则的要求，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三、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还不很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没有一部统一的刑事证据法来规定证据规则和证据标准，以致公、检、法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上不能真正达到协调统一:第二，体现证据规则的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许多规则只是就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和证据力的限制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细节的规定;第三，在规则体系上缺乏完整性，多数条文只是对取证、举证、质证作了粗线条的规定，而对法官如何认定证据的规则就一片空白，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以致使认证过程成为某些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温床。因此，笔者认为，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国家应通过立法颁布一部《刑事证据法》，从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各个流程对证据规则予以具体、规范、合理的规定，引导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在合法合理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就证据规则的内容来看，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关于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口供能否互为补强证据，也就是说，凭共犯之间一致的口供不需其他补强证据能否定案。对此我国学者有人认为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应受《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制约，适用证据补强规则。笔者以为，对此应认真分析《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法理，不能对被告人定罪的条件应该是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个证据，而不是说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种证据，因为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说的是证据数量的多少，而不是证据种类的多少，并且立法的本意应该是指只有被告人本人供述的情况。因此，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互相印证，在供述一致情况下，可据以定案。在此理论的支撑下，为有效的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我们甚至可以明文规定贿赂犯罪的共犯可以充当证人指控其他共犯，以达到分化瓦解、打击犯罪的目的。因为贿赂犯罪的直接证据少，贿赂参与人的证供对证实贿赂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共同贿赂犯罪中的共犯可以作为证人指控其他共犯，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这些都能对我国制定刑事证据规则法起到参考作用。如新加坡1970年《防止贿赂法》第33条规定:“当两人或两人以上被控违反本法……法院可以要求其中之一或其他人作为证人为控诉方提供证言……。”又如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22条规定:“任何曾参与接受贿款的人士，如果在法庭上指证同案其他犯人，则不应该被视为同谋犯。’，⑧
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其答记者问中为了论证最高法院规定的区分两类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条例是体现国家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的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及其赔偿问题的行政法规;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政策根据论(条例为了实现兼顾的政策目的而对医疗事故赔偿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反映了医疗行为的高度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负担能力的有限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有限性等事实，具有合理性。所以,优先适用条例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原则是正确的)都是不妥当的。其法律根据论, 误解了条例的赔偿规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忽视了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以及体现了法治原则和民主政治原则的立法制度，缺乏对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分配规定的正确理解；无视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法所确认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误解了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无视宪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为了保障宪法的最高性和国家法制的统一的制定法审查制度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事实上否定了立法法赋予最高法院法规审查请求权的现实必要性。其政策根据论，或者对有关事实的认定本身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不能反映事实真相，或者所依据的有关事实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不能成为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的依据，或者推论明显不合理。以这些事实为政策依据的条例限制赔偿规定必然是明显不合理的规定。
根据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统治构造及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分工和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分配的规定所体现的民主的法律保留原则，医疗事故赔偿制度(如果被认为有必要制定的话)应当被认为是法律事项，国务院未经人大的特别授权，不能就该制度根据自己的特殊的政策考虑制定行政法规，更不能制定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的行政法规。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只不过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医疗事故赔偿争议的依据，对于法院审理案件而言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尽管答记者问断言条例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条例起草者卫生部也主张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的民事赔偿制度，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条例的规定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的重大的不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之处。
现行法律适用原则是得不偿失的。它在客观上否定了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和民法通则作为法律的相对于行政法规的优越性, 有损于我国民法制度的统一，违反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在实质上变更了民法通则的适用范围, 从而侵犯了人大的立法权, 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宪法关系；在事实上否定了法院必须忠实执行法律、绝对尊重人大国家立法权的宪法原则；没有法律根据地剥夺了医疗事故被害人根据民法通则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赋予了医疗侵权机构承担较轻民事责任的特权，违反了权利救济和权利平等的个人化的人权保障原则。它的实施对医疗侵权案件的民事裁判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条例所期待的，答记者问所支持的兼顾或双赢目标并不能够通过现行的限制赔偿方式而实现。在医疗侵权赔偿领域全面贯彻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并以此促进机能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风险分散机制的形成，才是比较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实现兼顾或双赢的选择。
最高法院应当放弃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极不妥当的、明显得不偿失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现行法律适用原则,采取统一适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损失解释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方针。
〔关键词〕 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 民法通则 关于赔偿问题的两个司法解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法律事项 行政立法事项 法律保留 法律的优越 特别法的优先 兼顾政策 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 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 医疗机构偿付能力的有限性 经济发展水平的有限性
目次
前言
一 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 ? 过去和现在
(一)《办法》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二)《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二“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法律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 医疗纠纷案件的分类和分类的法律依据
(二) 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法律根据论
(三)《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与《民法通则》没有抵触的理由
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 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 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 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注:本稿分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包括前言、一、二;第二部分包括三、四、结论)
前言
涉及医疗侵权责任纠纷处理问题的现行实体法规范,主要存在于《民法通则》(全国人大制定,1987.1.1实施)、《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法院制定,1988.4.2实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法院制定,2001.2.26实施,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国务院制定,2002.9.1实施,以下简称条例) 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院制定,2004.5.1实施,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3]。民法通则确立了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采取了概括主义和过错责任原则(第106条第2款); 对侵犯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所引起的损失的赔偿项目作了不完全列举( 据此人们可能认为,民法通则在赔偿范围的问题上, 采取了实际赔偿原则, 未列举的损害也可能被纳入赔偿范围), 对赔偿数额未作出限制性规定（据此人们认为，民法通则在赔偿数额问题上也采取了实际赔偿原则）; 对伤害或死亡所引起的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未作出明文规定( 因此,能否将精神损害作为赔偿项目成了有争议的问题)(第119条)[4]。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对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规定了金钱赔偿; 未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 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其规定 (第10条第2款)。条例把医疗事故定义为医疗过失造成一定人身损害后果的事件(第2条), 列举了较民法通则所列举的远为广泛的赔偿项目,但是所作列举是完全列举(因此被认为限制了赔偿的范围); 对财产损害的部分项目的赔偿数额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作了限制[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在侵犯生命健康权所引起的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上，与条例相比, 在赔偿项目方面，增设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在赔偿标准方面，对部分项目的赔偿数额也作了限制，但标准高于条例；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 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6]。
在这种诸法并存的情况下,在医疗侵权民事案件尤其是医疗事故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法院面临着是适用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 还是适用条例的问题。由于此问题不仅有时可能影响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即在某些案件中,如适用前者,原告患者或其遗属有可能获得多于适用后者时可获得的赔偿金；被告医疗机构可能要承担在金额上高于适用后者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适用后者，情况则可能相反),而且有时可能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政府医疗投资的效益产生不同的影响, 所以引起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关心。在围绕这一问题的议论[7]中, 反对适用或主张限制适用条例的意见认为,条例限制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 不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民法通则是条例的上位法, 法院在决定医疗事故侵权赔偿问题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排除了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侵权的民事责任,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原则规定;条例规定的部分赔偿标准低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如适用条例, 对医疗事故的被害人有时可能是不公平的；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因此不能把条例当作特别法来优先适用；以条例为根据的赔偿不是民事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统一的裁判规则，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应当优先适用解释，只有在解释未作规定而条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参照条例[8]。主张适用条例的意见则认为,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制定的,不存在违反民法通则的问题[9]; 条例虽是民法通则的下位法,但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处理方面却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法院在决定医疗事故赔偿问题时应当适用条例,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10]; 医疗损害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与其按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赔偿,还不如按条例赔偿[11]。在上述议论中, 反对适用条例的意见大多强调被害人权益的充分救济。主张适用条例的意见则强调条例规定的对被害人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不仅考虑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合理赔偿，而且兼顾了广大患者享受正常医疗服务的利益•医疗投入者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兼顾了医疗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的经济条件,切实可行[12]。
在条例实施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前）, 最高法院于2003年1月6日发出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于2004年4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后)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回答了人民法院报记者的提问[13]。答记者问以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 为什么应当区别医疗事故侵权引起的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过失侵权引起的两类医疗赔偿纠纷案件, 对前者的审理“优先适用条例”, 对后者的审理适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为主题, 就两类案件划分的法律依据、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法律根据、条例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与民法通则不存在抵触的理由、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等具体问题发表了见解,力图解释通知的精神, 论证“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答记者问认为, (1) 最高法院关于两类案件的区分是有法律依据的。作为分类依据的是法律(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条例)。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 是我国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及其赔偿问题的行政法规, 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是法律的下位法, 所以它关于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的规定不可能违反作为法律的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实行区分两类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方针, 并不意味着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而是体现了在法律适用上的分工配合。(2) 条例所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制度, 不但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它充分考虑了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它兼顾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兼顾了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它是合理的制度。因此,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时应当适用条例。
本文作者在阅读了答记者问后产生了如下疑问: 答记者问为了论证“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尤其是优先适用条例审理医疗事故案件的原则) 的合法性而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是能够成立的吗 ? 答记者问为了论证条例所规定的赔偿制度的政策合理性而提出的事实根据论是站得住脚的吗 ? 这两种论据能够证明“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吗? 在医疗侵权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 最高法院作出的现行选择是明智的吗?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答记者问为了证明“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所提出的法律根据论和事实根据论, 揭示两论所存在的问题, 说明该项法律适用原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不妥当的(本文二和三)。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将讨论放弃该项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医疗侵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较为妥当的方案(本文四)。
在开始议论上述问题之前, 笔者先就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原则的过去和现在作一概述。
一 医疗赔偿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原则 ? 过去和现在
（一） 《办法》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众所周知，医疗纠纷民事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并非始于条例，而是发端于条例的前身《医疗事故处理办法》（1987.6.29实施，以下简称办法）。也许是因为办法所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14] 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中关于赔偿问题的具体规定，与民法通则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关于侵权赔偿原则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更由于办法的起草者和解释者卫生部明确表示办法规定的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而不是赔偿”[15], 人们对办法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根据办法的授权所制定的补偿标准)是否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一些地方法院对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否应当依照办法也存在疑问。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法律适用问题，似乎与条例时代的有所不同，不是(或主要不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适用办法这种二者择一的问题，而是审理该类案件是否应当在依照民法通则的同时也依照办法的问题( 另外, 在90年代初期, 医疗纠纷赔偿案件的分类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审判实践的关注)。就此问题, 最高法院在《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1992.3.24）中指出, 办法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关于复函中的这些意见，笔者在此指出如下几点。
① 最高法院提出的不是区分不同案件分适用法律的原则，而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最高法院没有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没有要求优先适用办法，而是主张二者并用。
② 最高法院用两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依照民法通则的同时也要依照办法。第一条理由是，办法是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这显然表明最高法院尊重国务院制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政策，重视办法的专门性，承认办法作为行政法规，其中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法院审理医疗事故案件应当受办法的约束。第二条理由是, 办法（中关于一次性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办法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补偿标准）与民法通则( 中关于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表明最高法院不赞成当时存在的那种认为办法及地方政府的办法实施细则不符合民法通则基本精神的见解[16]。
③ 最高法院在复函中没有言及“依据民法通则”和“依据办法及实施细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据笔者推测,最高法院对此问题的实际看法(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不外乎以下三者之一。其一是, 民法通则对于办法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 办法及实施细则的适用应当体现民法通则的精神。其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适用办法不能完全解决赔偿问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其三是, 民法通则只是象征性的或抽象的适用依据, 法院虽应当在判决中引用, 但不应当以其作为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的实际依据; 办法及实施细则是实质性的或具体的依据, 法院应当以其作为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的直接依据。如果第一种推测能够成立, 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真的认为办法及实施细则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也就是说, 最高法院不是把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包括实际赔偿原则）误解为有限补偿, 就是把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以及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规定的限制性补偿范围和标准误解为就是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如果第二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只不过是认为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在一定限度内符合民法通则,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民法通则具有补充办法不足的作用。如果第三种推测能够成立[17], 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 最高法院并非真的认为办法及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 最高法院之所以提出并用原则是因为想通过解释论回避二者之间的冲突, 要求地方法院依据在事实上违反民法通则基本原则的办法和实施细则,防止地方法院以二者存在冲突和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规章为由, 在审判实践中排除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适用。
（二） 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如本文前言所述，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适用条例的问题。较之办法时代，二者择一的问题似乎成了议论的主题。不仅如此, 由于条例关于“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引起了关于医疗机构对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致人损害是否应当赔偿及适用什么法来赔偿的问题; 由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出台又引起了条例和该解释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 围绕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复杂化了。
最高法院作出的选择(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前发出的通知中)，如本文前言已提及的那样，是区分“医疗事故引起的”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两类案件，对前者，“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即“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参照条例第49条、第50条、第51条和第52条的规定办理”；对后者，“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关于通知的上述内容，笔者在此暂且指出如下几点。
① 最高法院以分别适用原则取代了办法时代的并用原则，从而排除了民法通则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的适用。
② 最高法院在通知中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变更办法时代所采取的原则，排除民法通则对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适用(笔者也未发现最高法院通过其他方式就这一问题作出过解释)。但是人们如果将最高法院在通知的前文中对条例的意义所作的评价（“条例对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条例起草者卫生部对地方法院以适用民法通则为名，回避执行办法的规定，判令医疗机构支付高额赔偿金的指责[18]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推测出其理由[19]。
③ 对于条例，最高法院用了“参照”一词（对于民法通则则用了“适用”一词）。为什么不用“依据”或“适用”，偏偏要用“参照”呢？令人难以理解[20]。
④ 通知只解决了条例和民法通则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由于人身赔偿解释尚未出台,所以当然不涉及条例与该解释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
至于在通知后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与条例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 据本文所评论的答记者问的说明, 最高法院的选择是, 该解释与民法通则一样, 不适用于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 只适用于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侵权赔偿案件[21]。
二 “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法律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不当性
（一）关于医疗纠纷赔偿案件的分类和分类的依据
答记者问认为, 医疗纠纷案件, 是指“因医疗过失致人损害这一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引
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根据我国法律( 指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 指条例)的规定,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和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二者的区别在于致害原因不同,“前者致害的原因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后者致害的原因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过失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欠妥当的。
1． 答记者问关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定义没有包括因医疗上的故意侵权所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
医疗侵权行为既可能由过失构成,也可能由故意构成。这是医疗侵权的现实和医疗侵权构成论的常识。答记者问将医疗纠纷案件限定为医疗过失侵权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违反常识的[22]。
既然答记者问对医疗侵权所下的定义不是以过错(包括过失和故意)而是以过失为标准,那么, 以这一定义为理论前提的、答记者问关于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全部议论, 只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关于医疗过失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 答记者问所主张的“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 也只能被理解为仅仅适用于医疗过失侵权赔偿案件的审理。
尽管这一定义对医疗案件的诉讼实践(比如法律适用方面)也许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医疗上的故意侵权赔偿案件,无论在理论上是否被划归为医疗侵权赔偿案件, 都同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侵权案件一样, 适用民法通则和两个赔偿解释的规定), 这一定义也许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医疗侵权的特征( 区别于普通侵权)是过失, 而未必是专门职业性, 从而忽视医疗侵权案件在审理上所可能具有的不同于普通侵权案件的特点( 比如, 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 被告医疗机构须承担证明其被诉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责任[23] )。
2． 对两类案件所作的区分并非具有“法律”的根据。
尽管答记者问明言, 法律( 即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 即条例)是区分两类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依据, 但在事实上, 这种分类仅仅是以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为依据。因为现行民法通则或任何其他法律并没有为这种分类提供任何标准。
依笔者之见, 由于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成为我国常见的也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关系,医疗侵权赔偿案件已成为侵权案件中常见的职业侵权案件,所以, 其构成要件或分类标准 (及后述的赔偿标准)的问题, 如果被认为有必要专门加以规定的话[24], 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 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样的特别法 ) 的形式作出规定; 在现行法律对该问题尚未作出专门规定的情况下, 应当由行使民事裁判权的法院直接根据民事通则关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 通过自己的解释来加以解决, 而不应当依赖一个没有得到法律特别授权的行政立法。
3。 对两类案件所作的区分未必有多少实际意义。
论文摘要：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经初步体系化。文章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作了一个简明的阐述，从宏观上表达了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宏观发展方向的一些见解。
一、证据规则的一般界定
任何证明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不能保证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司法证明活动作为严格的国家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更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作为证据规则发展最为深远的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的证据规则重在指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即那些在庭审中或审理中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起支配作用的规则。其中，关联性证据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前提，而证据排除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例外。在我国则不同，鉴于我国的诉讼程序立法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证据规则的概念才在我国流行起来。故我国一般将证据规则界定为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和准则。具体概括为，关于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
证据规则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设置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诉讼过程中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和准则。第三，证据规则并非某一个或几个证据规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
二、证据规则的法律属性
证据规则是程序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证据规则的许多内容规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规范。但是，作为程序法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证据规则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证据规则具有以下法律属性：
一是具有强制的效力，即约束力。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只要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行为就将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无效。
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为证据规则是具体的操作规程，执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从证据规则中得出自己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证据规则总体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是程序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实体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证据规则是执行实体法的手段之一。其着眼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过程，主要任务是为实体法提供必要的事实要件。另一方面，实体法规范是形成和确定证据规则的根据之一，在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实体法的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证据规则甚至规定在实体法中。
但是，总的来说，证据规则本质上是程序法，是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竞赛”的规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证据规则的立法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我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的历史不长，基本上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为主干的一切有关证据法律规范的多层次证据法律体系。它共分为四个层次，而证据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紧密依附于现行证据法律体系之中：第一层面是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层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则》、《刑法》等实体法。第三层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证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规则》等等，他们是最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第四层面是我国缔结的一些证据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等等。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基本确立的证据规则有：
(1)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所谓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是指开庭审理前由法院组织当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出示给对方，并由对方发表认可或不认可等意见的活动。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但是没有将庭前证据交换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对该规则予以具体的阐述。
(2)最佳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物证原物、书证原件的一项证据资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见，我国的这个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
(3)自认规则。所谓自认规则是指法院可将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作为证据予以采纳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规则作了很基本的规定，之所以说它规定得比较基本，是因为对其的规定不够全面、详尽。
(4)关联性规则。所谓关联性规则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在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虽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这方面享有足够的司法裁量权。
(5)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证据法上的可采性规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通常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可采性规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O条、《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意见》第98条的规定。该规则的设置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官就证据采用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有利于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弊端。
(6)交叉询问规则。即由当事人或律师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询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交叉询问的做法，只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实质上与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和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不无关系。
(7)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来确定案情和作为裁判的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可见，这比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要广泛一些。
(8)推定规则。所谓推定规则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现存的事实，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假设。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尚无关于推定的规定，但1998年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和《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75条均作出了对“妨碍举证”的推定。
(9)司法认知规则。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某种特定的待证事实，不待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即确认为真实并作为判决依据的一种证明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的相关规定。
(10)盖然性规则。指由于受到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谈判之后而形成的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对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了初步规定，只是不够具体。
(11)补强证据规则。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保证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有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现存的证据规则可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创建的历史不长，许多内容还处在调整过程中，因此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证据规则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他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相互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
其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因为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多数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这种规定法律效力等级较低，难以在司法实践中确保统一的贯彻执行。
再次，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大部分规则是从正面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受限制的情形作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采性或原则性规范。
最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体系上缺乏协调性、完整性。一般程序性规则泛滥，而没有许多实用性的规则。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大的立法趋势上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立法重心必须做一个调整。民事诉讼的立法重心应该实现由偏重于程序性规则转向偏重于实体性规则，由偏重于证明力规则转向于偏重于证据能力规则。
第二，具体证据规则必须切实有效。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呈现“立法司法两张皮”的现象。因为这些证据规则大都是孤立的，没有搞好配套性保障规则的建立。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必须实行扎实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上必须重视规则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确保体系完整。因此，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应该以证明活动的环节为基础，以诉讼进程的阶段为依据。诉讼中的证明活动由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环节或阶段组成。与此相应，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和认证规则。
具体来说，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人询问规则、鉴定规则、证据保全规则、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以及律师、当事人、法官调查取证规则，等等。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庭前证据交换规则、举证时限规则、举证程序规则、特别是证人强制出庭作证规则、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规则和证人保护规则，等等。在质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质证的程序性规则、质证的方式规则、质证的保障性规则，如交叉询问规则，等等。在认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认证的方式规则，如当庭认证规则以及证据的各种采纳和采信规则。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现状
一、证据规则的一般界定
任何证明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不能保证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司法证明活动作为严格的国家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更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作为证据规则发展最为深远的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的证据规则重在指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即那些在庭审中或审理中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起支配作用的规则。其中，关联性证据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前提，而证据排除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例外。在我国则不同，鉴于我国的诉讼程序立法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证据规则的概念才在我国流行起来。故我国一般将证据规则界定为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和准则。具体概括为，关于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
证据规则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设置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诉讼过程中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和准则。第三，证据规则并非某一个或几个证据规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
二、证据规则的法律属性
证据规则是程序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证据规则的许多内容规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规范。但是，作为程序法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证据规则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证据规则具有以下法律属性：
一是具有强制的效力，即约束力。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只要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行为就将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无效。
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为证据规则是具体的操作规程，执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从证据规则中得出自己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证据规则总体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是程序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实体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证据规则是执行实体法的手段之一。其着眼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过程，主要任务是为实体法提供必要的事实要件。另一方面，实体法规范是形成和确定证据规则的根据之一，在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实体法的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证据规则甚至规定在实体法中。
但是，总的来说，证据规则本质上是程序法，是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竞赛”的规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证据规则的立法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我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的历史不长，基本上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为主干的一切有关证据法律规范的多层次证据法律体系。它共分为四个层次，而证据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紧密依附于现行证据法律体系之中：第一层面是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层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则》、《刑法》等实体法。第三层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证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规则》等等，他们是最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第四层面是我国缔结的一些证据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等等。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基本确立的证据规则有：
(1)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所谓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是指开庭审理前由法院组织当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出示给对方，并由对方发表认可或不认可等意见的活动。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但是没有将庭前证据交换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对该规则予以具体的阐述。
(2)最佳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物证原物、书证原件的一项证据资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见，我国的这个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
(3)自认规则。所谓自认规则是指法院可将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作为证据予以采纳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规则作了很基本的规定，之所以说它规定得比较基本，是因为对其的规定不够全面、详尽。
(4)关联性规则。所谓关联性规则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在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虽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这方面享有足够的司法裁量权。
(5)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证据法上的可采性规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通常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可采性规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o条、《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意见》第98条的规定。该规则的设置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官就证据采用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有利于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弊端。
(6)交叉询问规则。即由当事人或律师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询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交叉询问的做法，只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实质上与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和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不无关系。
(7)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来确定案情和作为裁判的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可见，这比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要广泛一些。
(8)推定规则。所谓推定规则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现存的事实，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假设。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尚无关于推定的规定，但1998年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和《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75条均作出了对“妨碍举证”的推定。
(9)司法认知规则。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某种特定的待证事实，不待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即确认为真实并作为判决依据的一种证明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的相关规定。
(10)盖然性规则。指由于受到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谈判之后而形成的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对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了初步规定，只是不够具体。
(11)补强证据规则。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保证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有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现存的证据规则可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创建的历史不长，许多内容还处在调整过程中，因此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证据规则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他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相互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
其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因为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多数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这种规定法律效力等级较低，难以在司法实践中确保统一的贯彻执行。
再次，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大部分规则是从正面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受限制的情形作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采性或原则性规范。
最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体系上缺乏协调性、完整性。一般程序性规则泛滥，而没有许多实用性的规则。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大的立法趋势上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立法重心必须做一个调整。民事诉讼的立法重心应该实现由偏重于程序性规则转向偏重于实体性规则，由偏重于证明力规则转向于偏重于证据能力规则。
第二，具体证据规则必须切实有效。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呈现“立法司法两张皮”的现象。因为这些证据规则大都是孤立的，没有搞好配套性保障规则的建立。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必须实行扎实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上必须重视规则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确保
体系完整。因此，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应该以证明活动的环节为基础，以诉讼进程的阶段为依据。诉讼中的证明活动由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环节或阶段组成。与此相应，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和认证规则。
具体来说，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人询问规则、鉴定规则、证据保全规则、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以及律师、当事人、法官调查取证规则，等等。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庭前证据交换规则、举证时限规则、举证程序规则、特别是证人强制出庭作证规则、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规则和证人保护规则，等等。在质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质证的程序性规则、质证的方式规则、质证的保障性规则，如交叉询问规则，等等。在认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认证的方式规则，如当庭认证规则以及证据的各种采纳和采信规则。
五、结语
近年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在这类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许多审判人员在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处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尤其在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上并不一致，相类似的案件却常常出现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判决结果差异甚大，少则几万，多则十来万、几十万元，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笔者认为，现阶段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为根本，将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一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确定为侵权责任，及适用《条例》的规定，这与民法的立法精神是相悖的；或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等法律法规，适用各个法律法规，不能相互统一。笔者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供大家参考。
首先，从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说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是指患者及其亲属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者差错，并因此造成患者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事实，从而引发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民事权益争议。在《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而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过错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引起的民事赔偿。同时《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也着重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法律精神，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再者，从有利于受害人进行选择的原则出发，也应选择侵权责任来确定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性质， 医疗损害侵害的是作为患者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侵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按照这样去理解和认识问题，更便于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些民法原则处理案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
其次，审理民事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是民事责任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和归责原则的正确确定。目前，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选择适用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消法》等内容，还有就是刚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选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笔者认为，侵权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并参照《解释》和《条例》；违约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同时也可参照《解释》和《条例》；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等和具有商业性质的服务如餐饮、住宿等发生的纠纷应适用《消法》。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在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当参照执行；但毕竟是“参照执行”，而不是“必须执行”，所以，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并不仅限于《条例》的规定，而应当将《民法通则》作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主要适用法律规范，特别要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的适用。而2004年5月1日实施的《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制定出来的司法解释，主要是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也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的参照。
再次，医患关系法律性质和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性质决定了法律适用的方法和原则。目前的《条例》虽然比以往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更加细化和完善，也更加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基本法律精神，但《条例》毕竟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仅仅只是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的行政性法律规范，不属于民事实体法律规范，而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来调整。由于我国民法典尚在制定之中，现在暂无侵权行为法，现行《民法通则》仅有原则条款，而没有涉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侵权行为法的具体内容，因此，应当参照行政法规执行，但应当在充分体现民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执行，“参照执行”决定了不能将《条例》作为法院判决的“引据法”。而且《条例》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赔偿问题进行了界定，仅仅只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大量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并且《条例》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因医疗事故造成死亡的，《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而《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人的生命难道不比健康更为重要。这是《条例》的缺陷。所以在适用法律问题上，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责任构成等必要前提角度出发，首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因为《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涵盖了所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但《民法通则》的适用并不排斥《条例》的参照适用，因为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导致尚无侵权行为法来调整医患类纠纷，《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完全可以参照适用。从我国立法的宗旨和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来看，选择适用《民法通则》更有益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终极目标。
最后，根据法律的高阶位优先适用原则，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先选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务院《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它虽然在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方面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毕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性法规，与民法通则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不能完全正确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核心。行政诉讼中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审判机关只有严格地运用好证据规则，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本论文试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性入手，将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分为举证规则、取证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四大部分进行论述。
在举证规则中，根据法学理论的划分，从举证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及经验规则三个方面分项论述，从举证的主体上说明在举证过程中，举证主体应该必须遵守的规则。一般规则概括起来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种规则在我国的三大诉讼中都有适用，但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又与民事和刑事诉讼又在举证的内容、范围、程度等方面又有所不同。而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是民事和刑事诉讼不具有的规则，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就是“由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经验规则是法官根据社会公众所普遍认知和接受的经验知识及其本身的阅历等，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合理进行分配。
取证规则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从法院、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规则。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是补充式的调查取证，行政机关的调查取证应是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取证。
质证规则是法院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的根本保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质证应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充分的质对、辩驳。
认证规则着重从在认证过程中对证据的客观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合法性原则、传来证据采用规则及间接证据采用规则等方面，对认证规则进行论述。
【关键词】行政诉讼
证据规则
证据是指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材料。而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我国现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善的证据制度，将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像的。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及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规则，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合法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指导思想对行政诉讼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作了合理的划分，并规定了一些具体原则。
本文试从行政诉讼的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几个方面对如何确立系统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作了论述及探讨。
一、行政诉讼举证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举证规则可分为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及经验规则。
（一）一般规则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行政诉讼举证的一般规则可确定为"谁主张，谁举证"。其理由如下：
1、行政案件立案前，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证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不能进入以后的诉讼程序。根据《解释》第27条的规定，原告承担证明起诉符合法定要件的举证责任（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具体来讲，行政相对人起诉时应对以下事项负举证责任：⑴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书面形式的，行政相对人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正式或复制件；具体行政行为是口头形成的，则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⑵提供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证据（事实根据），以支持其主张；⑶被告明确且适格；⑷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⑸如果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前置，则应当提供已申请复议情况的证据。
2、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了被告必须就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行政诉讼还可以由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引起，《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审理不作为行政案件是审查行政相对人的适法行为，若是适法，行政机关不作为，则人民法院可判决行政机关限期作为；若行为无效，不发生行政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则可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由于不作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在应当实行行政相对人负举证责任的规则，即行政相对人必须提供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全部证据。如果证据不充分，则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行政相对人为了胜诉，应当积极主动提供证据，并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有效。
3、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就其主张提供充足证据。行政赔偿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已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争，而主要是行政赔偿问题。解决该问题，既要适用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又要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因请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的，应举出证据证明以下事项：⑴损害事实的存在；⑵受损害的程度，即具体损失的数额及计算；⑶受损害的事实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⑷是在法定期限提起赔偿诉讼；⑸单独提起赔偿诉讼的，已经过行政机关先处理。行政赔偿诉讼中，被告一般不负举证责任，只是在针对原告提出的主张和事实根据进行答辩提出反驳时，才应举出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解释》第27条的规定，原告在一并提起的赔偿诉讼中，承担证明因受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证据。
4、行政诉讼中，在被告为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举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原告还是要负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在答辩状中举出并在答辩期内提交的证据，应当进行反驳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以便在庭审中引起法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怀疑，否则，有可能导致败诉的法律后果。此外，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当人民法院向原告提出这一要求时，原告应进一步提供或补充证据，如果不提供或补充证据，也有可能导致败诉。
综上所述，举证责任的实质是一种败诉风险的负担，即如果举证责任承担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则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在确定举证责任时，公平价值观应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任何诉讼活动追求的都是公平，无论就其终极的目标，还是诉讼过程中，都应当体现公平。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就是公平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样一种证据规则，对行政诉讼而言，同样适用。在行政诉讼中，完全由被告行政机关来承担举证责任有失公平。从行政为所欲为的逻辑来看，也不能排除行政相对人即原告的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其权益的主张时，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二）举证特殊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解释》第26条也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规定》第1条也作出相应的规定。可见，在行政诉讼中，举证特殊规则是指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告承担明确具体且限时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之所以作出这种特殊的规定，主要理由是：⑴行政法制化要求行政守法，行政守法在程序上的要求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要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恣意行政。因此，当行政争议诉至法院时，行政机关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它无证据只能说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基础，显然违法。⑵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动地位，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无需征得个人、组织的同意，个人、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居于被动地位，这种主、被动地位是由国家强制力为保证，以行政行为推定合法为前提的，因此在诉讼中行政机关应该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提供合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样才能体现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若要求被动地位的原告举证，则会因无法或很难收集、保全证据而败诉，这是有失公正的。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强，可以完成举证的实施，而原告却无这方面的能力。例如有的案件中证据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技术设备才能取得，而原告往往无这方面的才能，被告却享有。例如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能否获得发明专利、伪药劣药的认定，让原告举证是强人所难。原告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能做到全部了解，如工商局不发给原告许可证，因为该地区所申请的营业行业已饱和，而是否饱和原告并不了解。另外由于行政机关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原告缺少保存书证、物证的能力。目前的行政执法程序缺少公正、民主的程序制度，原告收集、保证证据困难重重。正是由于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强，让其承担举证责任才是公平的②。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负举证责任，一方面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案件审理的速度，确保司法效率，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三）经验规则
在确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时，不应忽略经验规则的适用，所谓经验规则是指法官根据社会公众所普遍认知和接受的经验知识及其自身的阅历等在法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外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一种规则，这在案件事实不清，且法律对当事人举证责任无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明确时，法官可借助经验规则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合法分配。
转贴于 二、取证规则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为了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规定》第22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第23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行政诉讼中的取证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对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很有意义，取证除符合上述规定中的情形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取证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2、取证应迅速、及时，以取得充分而确定的证据。
3、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依取权主动采取证据保全。在诉讼进行中，如果人民法院发现存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应主动采取措施，对有关证据进行保全。
4、在审查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这一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和合法性问题时，由于被告可以不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举证，人民法院在原告举证不力，又不宜简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时候，人民法院也可主动取证。
三、质证规则
《解释》第31条第1项规定："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因此，质证主要是指在庭审中，当事人相互就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进行充分质对、辩驳；以便法庭对所有证据进行审核和认定。行政诉讼中的质证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开庭质证，应当充分展示当事人所举证据。如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也应由法庭宣读，由当事人进行质证。以便法庭对证据去伪存真。
（二）质证应进行充分的质对、辩驳。应当允许当事人互相发问、向证人或鉴定人发问。原告应对被告提供的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等进行一一质对。被告应针对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据进行辩驳。同时，原、被告或第三人也有权对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法院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等证据提出质证意见，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并且经人民法院准许重新鉴定的结论，应再次开庭质证，当事人可就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充分辩论。
（三）质证应在法官的指导下进行。行政诉讼中，法官加强对质证活动的指导非常必要。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要指导当事人特别是原告紧紧围绕证据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诉讼请求的关系进行质证，并应当指出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采取一事一证一质或其他方式循序进行，以提高质证的效率，保证质证的效果。
四、认证规则
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这表明行政诉讼证据必须经过举证、质证等程序，并经法庭审查认定即认证，才能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所谓行政诉讼的认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对当事人所举证据在充分质证的基础上，就所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当庭或庭后决定是否作为定案证据的司法活动。这是人民法院行政行使案件审判权的直接体现，是法官在举证、取证并质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该思维活动既是对各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也是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对整个案件所有证据进行综合性的审查判断。
《规定》第68条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
法院在认证过程中，应遵循以下采用证据规则：
1、客观性规则。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
2、关联性规则。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法官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
3、合法性规则。指法官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
4、传来证据采用规则。以案件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为标准，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原始证据一般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传来证据则是从原始证据中派生出来的。传来证据在转述、复制的过程中，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增删。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对传来证据进行认证时，必须查明传来证据的来源，审查其在辗转的过程中有无问题，与案件事实有无联系，如无法确定其来源，则不能采用。传来证据虽相对原始证据不太可靠，但其对案件事实仍具有一定证据作用。比如在无法取得原始证据时，在一定条件下传来证据可代替原始证据确定案件事实。
5、间接证据采用规则。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证据可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凡是能够直接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就是直接证据。凡是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而必须与其他证据联系在一起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就是间接证据。行政诉讼中，采用间接证据应注意：⑴间接证据必须真实；⑵间接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⑶间接证据之间不应有矛盾，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符合上述条件的间接证据是可采用的。
总之，通过以上对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论述，说明了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完善、公正的可靠保证，只有严格地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才能真正做到行政诉讼是阳光下的诉讼。
注释：
1、姜明安，《行政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2、林建军，《行政诉讼实务与案例评析》，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主要参考资料
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证据补强规则是在我国诉讼法学中很重要的一个规则，是指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没有完全的证明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六十九条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它对指导民事审判实践，以及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在相关刑事司法解释中，都没有对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证据补强规则作出具体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缺憾。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关于证据补强规则的运用，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范围才能适用证据补强规则，而且在适用证据补强规则时需要注意一定的问题。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只有同案犯供述定案时，需要考虑和采用证据补强规则。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
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第六十九条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它对指导民事审判实践，以及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该《证据规定》对刑事诉讼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该《证据规定》的规定和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在刑事诉讼实践，我认为，证据补强规则属于数量规则的一种，数量规则是指某一证据有弱点，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的规则。证据补强规则，是指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没有完全的证明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其中，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主要证据。补强证据又称佐证，它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但可用来证明主要证据的可靠性，增强或保证主要证据的证明力。
一、设立证据补强规则的意义
法律之所以设立证据补强规则，其目的在于保证司法公正，防止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判断上的错误，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该规则对于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为限制法官在诉讼中采信证据时滥用自由裁量权设定了规则
现代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的采信，多适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如何运用，法律不作预先规定，完全由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形成内心确信，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因此，对于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否有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强弱等等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认识能力、职业道德等因素，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进行，这种自由裁量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的过程，为法官滥用权力创造了条件。而补强证据规则的出台，则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法官评判证据证明力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作为法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不得离开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力较弱的证据，将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不仅是程序公正的客观要求，更是严格执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综合判断一切证据，以求得更符合实体正义的结论。由此才能做到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从而保证程序正义，并兼顾实体正义。
2、为引导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人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举证指明了方向
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在刑事诉讼中遵循公诉案件由公诉人举证的原则，只有在自诉案件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属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作为公诉人，要想让法官采信自己提供的证据，首先必须了解法律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提供证据。如果在诉讼中仅履行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者提供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而没有履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要承担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自诉案件中，自诉人也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提供证据，否则自己也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人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举证。一旦提供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其仍需要积极地提供其他证据，对先前向法院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补强，才有可能使己方提供的证据被法院采纳，从而为胜诉奠定基础。从这个层面上讲，补强证据规则为引导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人举证指明了方向，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的一把双刃剑。
二、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条件及范围
在国外，补强证据规则一般适用于言词证据，而且主要适用于刑事诉讼。而在我国，补强证据规则不仅适用于民事诉讼，也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
(一)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条件
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条件是：1、某一证据已具证据能力，这是前提。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或者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是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应首先适用排除规则，更无从考虑补强规则问题。换言之，补强规则只涉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不涉及证据能力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证据资格（即证据能力、证据适格）上的某些瑕疵也适用补强规则，似欠妥当。2、某一证据的品质有弱点，这是基础。这种弱点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证人是未成年人、视听资料有疑点、书证有改动或者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等。3、该弱点足以严重影响证据的证明力，这是关键。不足以严重影响证明力的弱点，例如证人表达能力的强弱、复制技术的高低、无关紧要的改动、能合理排除的疑点等，有这些弱点的证据，不需要适用补强规则。4、要克服该证据的弱点，必须补充一定数量的其他证据补强其证明力。对补强证据的种类、数量、资格等，我国的相关法律都没有规定。但概言之，补强证据必须要有证据能力，其具体数量应该满足法官的心证程度。
(二)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1、只有同案被告人供述的案件中同案被告人供述;
2、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3、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4、无法与原件、原物品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三、关于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分析
与其他证据规则一样，补强规则也属于法定证据主义范畴，其功能是对法官的证据裁判自由的限制。另一方面，补强规则也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补强证据的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中常将凡能起到印证作用的证据，都当作补强证据。常见的是将直接证据等同于主要证据，然后将间接证据当作补强证据使用。其实补强证据与间接证据是不同的。补强证据虽有独立存在的形式，但由于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所以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只是服务于主要证据，二者犹如毛与皮的关系；间接证据既可服务于直接证据，也可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独立存在，推论出案件事实。如果某一证据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案件争议事实，则为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补强证据是证明补助事实的，但是并非证明补助事实的证据都是补强证据。例如，当事人提供他人的证言以证明其主张，对方当事人却提出证人接受举证者贿赂的证据。接受贿赂的事实是补助事实，证明该事实的证据是否定、减损证言的证明力的，属于反驳证据，其作用与补强证据恰恰相反。
2、由于对主要证据缺乏界定，补强规则被滥用。一些国家有书证诉讼程序，其补强规则不适用于书证，而只适用于言词证据。没有实行书证诉讼程序的国家，其补强规则也是一般适用于言词证据的。本来，我国三大诉讼法只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和当事人的陈述适用补强规则，这无可厚非，但是将其适用范围延伸至有疑点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则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的证明作用不同，有的直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能够间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只能证明补助事实，这些证据并非都可作为主要证据。换言之，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尽管有疑点，也不适用补强规则。我国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上的宽泛性，体现出规则制定者力图全面为法官认证提供指南之良苦用心，然而也由此造成补强规则的滥用。
3、补强规则欠缺证据调查程序保障。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1条规定，如果把自白作为证据，必须先调查自白的补强证据，才能请求调查自白。其意义在于，如果先调查自白，容易造成先入为主。而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国都接受了证据补强规则，但是在法律规定中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来规范对有缺陷的证据如何进行补强。
四、适用补强证据规则需注意的若干问题
在刑事侦查和审判实践中，我们会经常遇到适用补强证据规则的情形。为了更准确地适用这一规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我国证据补强规则所适用的证据，其本身并不属于补强证据，而属于被补强的证据。这种证据只有在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予以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运用，否则，法官就不能以这种被补强证据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补强证据是证据种类中的一种。而作为一种证据，补强证据首先必须具有证据能力。如果没有证据能力，这种所谓的“证据”，充其量也只能算作证据材料，而不能成为补强证据，例如证人的个人意见或猜测等等；其次，补强证据也必须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如果其本身不具有证明力，当然也不可能补强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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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身证明力薄弱的证据不能作为另一个证据的补强证据。如在人身损案件中，原告提供了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两个证人所作的有利于或不利于该原告的证言，在此情况下，这两份证人证言之间，相互不能作为补强证据。
4、被补强证据如果是证人证言，则其他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无利害关系的证人所出具的证言，包括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当的证言，均可以成为补强证据。当然，视听资料、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自不待言。
5、犯罪嫌疑人供述也是一种被补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仅有犯罪嫌疑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补强证据证实，则不能认定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成立；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予以补强，或者有相应受害人的陈述，在此情况下则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供述”是证据之一，但是，这一证据的证明力较低(小)，因此，一旦将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极有可能导致法官对案件的错判。
6、补强证据需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此，在法学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亦即两种不同的标准：第一，要求补强证据能够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这是较高标准； 第二，要求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这是低限度标准。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正确。理由在于：首先，如果某一补强证据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那么很显然，被补强的证据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必须具有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的问题，更谈不上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的问题，法律也就根本没有设立补强证据规则的必要；其次，被补强的证据其本身并非没有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只是这种证据的证明力较弱或者难以判断而已。因此，只要有其他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力给予补充或者加强，则这些被补强的证据就可以和其他证据一起，共同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
7、关于补强证据的数量。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有多少数量的补强证据，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于补强证据的数量，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法官既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一个补强证据，也可以要求其提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补强证据。当然，就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而言，其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由此可见，法官对补强证据数量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地滥用自由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五、关于根据同案被告人口供定案证据补强的探讨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否互为证据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
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此对于被告人的口供，向来要求应慎重使用。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犯罪案件中，口供的作用的确非常重要，甚至举足轻重。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被告人的口供问题更是成为实践中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许多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中，这种情形相当普遍。但是在实践中不同司法机关的做法却不尽统一，甚至大相径庭，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被告人的口供究竟能否互相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能依此定罪的话，这种口供对于被定罪人来说，属于哪一种证据，是仍属被告人口供还是应理解为证人证言？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与证人证言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对于同案其他被告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中仍然属于被告人口供，而不是证人证言。在我国，证人是指除了当事人、刑事被害人和第三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司法和执法机关进行陈述的人。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或执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就是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这种证据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就是作证主体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的人。同案被告人供述不具备这样的要素，其陈述人仍然是同一案件的被告人，与一般口供不同的只是这种供述的内容不仅是关于供述人自己的犯罪行为，还涉及同案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从主体要素考虑，同案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需要探讨的是，对于同案被告人口供是否能够成为定案根据？应当区分两种情况来看：
其一，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否据以定案？即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具有独立的相互证明性？既然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不是证人证言，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那么也应当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也就是说，在该法条中的被告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被告人，也包括共同犯罪中的被告人。究其立法精神，只有同案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不能据以定案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同案被告人口供的客观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尤其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作出该供述并不是出于本人真实意愿。就是在自愿供述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故意作出虚假陈述。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为了相互推脱罪责，或为了争取立功表现，进行虚假供述的可能性不容忽视。而即使共同犯罪的某一被告人被另案处理的时候，该另案共犯的供述仍然是口供，内容仍是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的，并不会因为他被另案处理就可以肯定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即使若干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一致，也不能肯定他们的口供就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就承认同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据能力，并以该口供作为其他被告人的定罪依据，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因此，只有同案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其二，对于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也不是绝对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同案被告人的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下，对同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据能力应当予以承认。同案被告人是被指控共同参与犯罪行为的人，由于共同犯罪案件的特征，共同犯罪人对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会比较了解，如果能够如实供述，经查证属实，其所提供的材料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被告人责任的区分具有证明力。所谓查证属实，就应该是有口供之外的其他种类证据对被告人口供的客观真实性加以印证，进而认定该口供具有证据能力。这就要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控诉机关不应过分倚重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还应尽量收集其他种类的证据以证明同案被告人口供的真实可靠性，使各种证据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综上所述，判断同案被告人口供是否能够作为定案根据，关键要看有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若没有其他证据，则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为惟一的定案根据；若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可以成为定案根据。
参考文献：
1、蔡墩铭著：《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
2、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3、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有证在先，即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应先收集证据，这对环保行政程序证据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2.环境保护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研究
2.1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在环保行政程序中，证据具有重要作用。环保机关应采取各种方法收集证据，有些证据虽然能够证明案件情况，但不能采纳，也就是所谓的证据排除规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明确规定：以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在环保行政程序中，也应该建立起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非法证据的认识上，我国环保法律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把非法证据排除视为环保行政程序的一项原则问题。在我国，法官和行政法官都没有适用法律的权力，如把非法证据排除视为环保行政程序的一项原则，修复证据规则和环保行政程序的建立是行不通的。在建立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将危害程序正义和非法证据结合起来看待，即违背程序公正或者侵害行政权利当事人所搜集的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而其他的非法证据能够作为呈堂证供。
2.2证据调查规则
所谓证据调查规则，即环保行政机关依其职权实施的各种活动，在活动中应遵守相应的规则。具体如下：（1）依职权调查，即行政机关根据案件情况调取、收集证据，调查取证是环保行政机关应尽职责。具体包括以下四项内容：一是查明案件事实，主动调查取证；二是承担起证据收集和调查的责任，通过法律允许的方式来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并收集证据；三是有决定权收集证据的方式和范围，不受参与人的限制；四是主导证据收集程序进展情况，根据证据收集的需要，可要求利害关系人或行政相对人提供证据，并做出延期或加快决定程序的决定。（2）进入检查，包括住宅内检查和非住宅内检查。一般情况下，法律严禁进入住宅内进行检查。在环保行政程序中，对进入住宅内检查做出了明确规定：环保执法人员为调查取证，有权进入现场，复制、查阅排污单位的有关资料。在进入检查时，应遵守以下几项规则：一是环保执法人员可进入现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二是不能强行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检查，需在当事人同意后才能进入；三是在进入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生产场所时应选择恰当的时间，不得干扰正常的生产秩序。（3）两名执法人员及出示证件。即在收集证据时，应由两名以上的执法人员共同进行，并向调查对象出示证件。通过这样的规定，不仅能有利于执法监督，也能保证执法人员安全。（4）当事人参与。即在环保行政程序中，当事人有权参与到证据收集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当事人参与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我国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听取当事人的看法，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理由和事实应立即进行复核，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理由是成立的，应予以采纳。
2.3证明责任规则
证明责任即在环保行政程序中，承担起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责任，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则该主张是不成立的。环保行政机关如果不能找出证明来证明企业排污事实，则企业排污行为是不成立的。（1）证明对象，即案件事实，指环保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实体性事实、程序性事实。实体性事实一般是由法律、法规确定的，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时应查清的事实。而程序性事实即环保程序是否按照规定步骤完成、行政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程序形式是否合法以及法定时限等方面。（2）当事人权利及责任，在环保行政程序中，当事人享有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权利，还可以提供事实、证据来反驳环保行政机关的观点和主张。对于当事人所提供的事实和证据，环保行政机关应予以高度重视，对于有证明力的证据有予以采纳。（3）证明责任分配。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我国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环保行政机关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当事人有违法行为以及情节轻重事实；二是当事人不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事实；三是当事人应采取的强制措施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缴纳费用事实；五是告知当事人听取申辩、陈述的事实以及举行听证会的事实。
2.4审查判断规则在证据审查判断时，也应遵循相应的规则，具体如下：（1）言词审理，即行政机关在收集、核实证据后，在认定案件事实、证据事实、法律适应等问题时，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利害关系人都参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在审查过程中，听取他们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准许交叉盘问、辩论的一种原则和制度。（2）职能分离，即从事审判型听证和裁决的机构、人员不能从事于听证行为、裁决行为相悖的活动，保证裁决公平。就环保行政程序而言，环保行政机关不仅享有调查取证权，还享有证据判断、做出裁决的权利，即行政权、裁决权集于一身。因此，有必要强调职能分离规则，这样才能保证裁决公平。（3）传闻证据，即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可以重述他人的在场证言，以此作为事实的证据。传闻证据规则最早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在行政程序中可以采用传闻证据。（4）案卷排他性，即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不能通过案卷以外的、当事人不熟悉的或者是未经过质证程序的证据做出行政决定。具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行政机关不能接纳听证以外的证据；二是不能利用职员秘密的报告为证据；三是不能单方面观察案件物体材料。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