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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论文赏析八篇

时间:2022-02-02 05:50:43

上海文化论文

上海文化论文第1篇

一、《上海孤儿》与多元文化

小说以1937年被日军包围的上海为背景。当时整个世界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英国少年班克斯与父母生活在上海租界中,因父母离奇失踪而回到英国。多年后班克斯已成为英国上流社会有名的侦探,但他心中一直存着关于父母下落的谜。为了解开这一心结,他重新回到上海,在今日的战火与昨日的回忆中展开了调查,探寻父母失踪的真相。

石黑一雄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战时上海英国租界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也从侧面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将自己置身世外、无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悲惨生活的虚伪形象,更是将日本军国残酷霸行真实客观地描述出来。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作者的又一成功之处在于把一个个生活细节描写拼接成近代旧中国的全景图画。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威廉姆斯就主张关注文化的“物质性”,就是现实社会生活里活生生的文化事件及社会成员的生活经历。尽管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但6岁起就随父母移民到英国。在《上海孤儿》中,从英国上流社会到上海英租界的殖民生活,再到租界外小弄细巷的战区体验,作者以不同的多元文化视角,呈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特征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彰显了石黑一雄“无国界作家”的特质。

二、多元文化视角的时代呈现

1.英帝国殖民文化的衰败

小说一开始呈现的是英国安详和平的生活:大英博物馆的静谧,漂亮气派的房屋,四处可见的攀缘植物……读者没有嗅到一丝战争的气息,更无法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殖民战争联系起来,直到作者回忆起自己在上海的童年生活。一个身份,不同的生活背景,主人公却在上流社会制造出“怀着远大理想”、志在解决引发上海战争时期暗杀的残酷局面。甚至于在中日双方作战的关键时刻,为了找寻父母的下落,班克斯正义的要求中国军官带他寻找位于前线的目的地,语气中带有正义感被挫的指责:“中尉,我一直认为你是位有识之士,非常清楚这项任务有多么紧迫。”这些言语暴露出大英帝国公民自大的意识,依然要体现在迷失世界中英帝国的领航地位。这种自以为是的救赎者意识正是其殖民侵略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实际上,正是19世纪英国的鸦片贸易将中华民族置于如此悲惨境界。

作者在小说中将大英帝国在中国的丑恶罪行细说无数:当轰隆的炮火声打断英租界的聚会时,班克斯惊讶的看见周围人仍举着酒杯、笑容满面,仿佛窗外是一场荒唐的比赛。这些久居中国租界的英国人自信地认为,“炮火是到不了这里的”。事实上,所谓的西方文明已经无法摆脱帝国侵略的真相,班克斯父母的失踪正是与英国的鸦片贸易有着直接联系——深受母亲信任的反鸦片斗争好友实际上是真正出卖她的人。班克斯无法解救自己的母亲,就像他无法解救水深火热的上海战事和濒临垂死的西方文明.在这里,英殖民文化的影响正逐渐走向没落。

2.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侵略

作为一名日裔英国人,石黑一雄没有在小说中为日本侵华战争辩解,而是客观描述了使中国陷入民族生死存亡的日本帝国不堪的侵华场面。

主人公对旧上海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自己的日本好友——哲。哲同父母也生活在上海的租界区,但在班克斯面前,对中国的了解他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成熟的玩伴,认为自己“不够日本化”而使父母失望;在玩耍中不断鼓吹日本人的成就,声称“日本已经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国”而引起班克斯的极其厌烦。不难看出,同样是生活在中国租界,班克斯的母亲致力于反鸦片贸易,而哲的父母却在培养哲的大日本帝国主义情结。事实上,在哲回到日本的日子里,他“苦不堪言”,因为身上的“异国成分”,所以被众人无情的排斥在外。石黑一雄以承担历史的洞察力进行深沉理智的反省,这从班克斯母亲挚友菲利普的话中就看出作者的国际主义观点:“像你们这样的男孩长大以后各国特点兼而有之绝不是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我们大家就会更好的善待对方,起码战争会少一点。”

然而事与愿违,班克斯与哲的再度相逢是在日本侵华战场上,哲身负重伤,委托班克斯给自己的儿子转达遗愿——“我为国身亡,好好对待妈妈,捍卫、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间。”如同英国一样,日本帝国也要以救世主的身份为自己的侵华战争找借口。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国效忠的军人最后竟然被冠以“叛徒”而被自己人执以极刑。这无疑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讽刺,也表达了作者对日本沉陷于军国主义的狂热感到悲伤。

3.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抗争

小说中有西方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刻板偏见和对土霸军阀殘暴不仁的间接刻画,但更多的是表现了中国人民与侵略者勇敢抗争的民族气节。

当上海租界外的临时指挥所已经被日军炸的废墟一般,中国军官依然坚守岗位,调动仅有的力量来对抗日军的进攻。面对消极不抗日的局面,一名中尉直言不讳:“现在有很多当官的都不愿为打仗,而宁愿为共产党打仗。”但在艰苦的作战条件下,哪怕使用刺刀、匕首、铲刀甚至切肉刀,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军队打退日本军队而骄傲;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能坚守的时间有多长,但依然在为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在努力……这些在解救班克斯父母的过程中依依渗透出来的点点信息,恰恰与贫民区里的轰炸景象成鲜明的对比:脚下的碎片、孩子的玩具、生活用品,使主人公满腔怒火地想到外国租界里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为逃避责任怎样的搪塞推诿。同时也忠实呈现了中国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真实局面,表现中国军人誓死捍卫祖国的英勇形象。

显然,石黑一雄不带任何民族偏见的时代呈现呼应着国际移民者的身份,在这里,殖民贸易、军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反抗糅合在一起,折射出作者在特定艺术题材上的多元文化。难怪著名杂志《纽约人》这样评论道:“《上海孤儿》描绘了石黑一雄个人专属的美学领地。”

三、小结

作为国际化主题小说,《上海孤儿》通过多元文化角度刻画,不仅揭示英帝国殖民文化的虚伪,还侧面反映出日本军国文化的疯狂思想,并客观地描述了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勇敢的抗争气节,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石黑一雄因而也被冠为英国小说史上最勇于创新、最富有挑战的作家。

参考文献:

上海文化论文第2篇

日前,由东华大学承办的“2012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在上海世贸商城隆重开幕。作为历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品牌项目,今年不仅延续了往年以论坛为平台,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行业焦点话题的优良传统,更从服务上海市、长宁区和东华大学共同签署的“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合作协议出发,在连续10年举办“东华时尚周”的基础上首推“环东华时尚周”。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区长李耀新、副区长杲云。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外教育界的领导专家、企业界人士及校友。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党委副书记浦解明、殷耀,副校长陈招应、刘春红、邱高等校领导以及校党委常委袁孟红出席。开幕式由东华大学副校长刘春红主持。

“上海国际服装论坛”是政府、高校、产业及企业之间进行时尚思想和创意文化的高层对话,是相互分享智慧、凝聚共识、成就未来的互动平台,迄今,已是东华大学第18次承办论坛、第11次举办时尚周。“环东华时尚周”的举办,是我校坚持在传承中创新,致力于促进上海时尚创意产业与教育进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新时期的具体举措。开幕式上,蔡达峰代表上海市人大对活动开幕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我校始终坚持特色发展,推动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创意产业转型所作的积极贡献。希望我校继续围绕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坚持自身特色、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不断培养人才和集聚人才,推动自身和产业发展。夏令敏、邵志清、杲云等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徐明稚在致辞中表示,东华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弘扬学科特色和优势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谋求“开放、集聚、适变、持续”的协同创新新机制,在上海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发展时尚创意产业和时尚设计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幕式上,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学院(FIT)的12名优秀硕士应届毕业生带来了以“POEMTRY”为主题的盛大服装展演,共展出120套学生设计的服装作品。据了解,伦敦时装学院是国际时装教育界专业细分最全面的院校,是我校开展国际化合作办学伙伴之一。在时尚创意教育领域,东华大学已与包括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及日本东京等世界五大时尚之都著名服装院校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所院校开展了合作办学,有80多位外籍教师开设了70余门合作课程。与施华洛世奇、伊泰莲娜、德库宁、意大利IED等著名企业联合建立30个时尚研究基地,在雅戈尔集团、ESPRIT、ADIDAS等中外著名服装企业建立了26个教学实习基地。学校与日本文化学园合作举办的“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评“2011年上海市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悉,本届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将持续5天,以学术论坛、时尚庆典、创意大赛、时装、成果展览等形式开展,主要内容包括两大论坛、六大动态秀和六大静态展——题为“协同创新,共建时尚之都”的主论坛和题为“中国历史刺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的特色论坛;伦敦时装学院优秀学生作品展演、“海思堡.东华”2012秋冬学生作品秀、2012“巧帛.东华杯”服装设计毕业生作品决赛、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罗竞杰专场会、2012 “雅莹.东华杯”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秀、2012第八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等六大动态秀;2012第五届东华大学—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2012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静态展、2012东华大学第四届创意市集展、2012东华国际现代艺术展、2012新水墨艺术邀请展与2012估衣——平衡与循环:刘佳婧个展等六大静态展。

上海文化论文第3篇

「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1]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2]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3]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4]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5]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6]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7]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8]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6页。

[9]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10]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8] 张千帆:《道德与理性——对中国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法学文献,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4年11月8日

上海文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 山东半岛 海洋文化 蓝色经济区

1.引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止。自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所蕴含的物质资源和政治经济价值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列为本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海洋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撑。用海洋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文化形象和魅力,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山东半岛是中国最大的半岛,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是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进展状况,又可以增强全民海洋意识,促进海洋文化融入半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鉴于此,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基础,对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梳理,以期对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性呈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近十五年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曲金良认为,海洋文化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山东海洋文化”和“山东蓝色文化”作为检索关键词,对近十五年来(2001-2015)发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研究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分类,删除重复文献、新闻报道、会议简讯等无关信息,共得到相关论文223篇,硕博论文87篇,会议论文22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角度新颖,但也存在局限和不足,现总结如下:

2.1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逐年增多。通过对所得文献进一步梳理,笔者发现,2001-2005年期间发表的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为16篇,2006-2010期间为59篇;2011-2015期间为257篇。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近五年来,由于国家和社会对海洋的持续关注和扶持,促进了山东海洋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使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同时营造出了日益繁荣的海洋文化研究氛围。

2.2研究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涵盖海洋商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语言文学和海洋法律法规等各个方面。学者们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邵世英介绍了山东沿海地区的饮食习俗、服饰文化、信仰与禁忌等民俗文化,并以青岛天后宫的妈祖文化、荣成的渔民节和蓬莱的鱼灯节为例描述了山东海洋民俗旅游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金月梅对山东沿海乡村聚落中民居单体的外部建筑构造和内部装修进行了研究,指出山东海洋文化对沿海地区的民居风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张敏梳理了古代山东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勾勒出了山东海神信仰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对其生成基础和地域特征进行了探讨。吴雪凤总结了山东海洋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和文本内容,并通过梳理“五四”以来的海洋文学作品,对山东海洋文学中“寻找”这一母题进行了探究。别敬伟介绍了山东半岛海洋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认为山东沿海各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发展海洋体育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同时他指出半岛海洋文化的发展面临规划不足、人才匮乏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赵红从军事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山东半岛海防建设状况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海防建设与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赵彦彬就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入手,指出了目前山东半岛海洋环境立法管控的不足,并对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2.3引入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预测模型。山东半岛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自身发展状况,对于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实地调查,以数据为支撑,同时运用SWOT和灰色系统理论等科学分析方法,使研究结论翔实可靠,具有说服力。

所谓SWOT分析,是指对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通过调查加以列举,并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得出一系列结论,以全面、准确地对研究对象所处情况进行研究,并确定发展战略和对策。该方法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韩明杰,2010;王r萱,2014;荆晓燕,2014)、海洋渔业发展(杨涛,2013;李慧茹,2011)、海洋城市建设(任涵,2008;高莲莲,2012)等方面的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由我国控制论专家邓聚龙教授创立,通过使用不同颜色表示信息的不确定程度,“灰色”是指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息不明确。该理论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预测。江海旭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将山东省沿海7城市2000―2009期间入境旅游统计资料作为原始数据,建构旅游指标GM(1,1)灰色预测动态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山东省滨海7城市2011年―2015年入境旅游指标进行预测,进而提出山东省滨海7城市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2.4加强了不同区域间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海洋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各沿海城市地缘临近,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地区文化彼此融合,互相影响。对不同地区的海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了解本地区海洋文化的内涵和优势,明确自身发展的突破口,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海洋文化品牌。刘晓彤对比了山东和浙江两个地区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现实发展状况与当前困境,找出了二者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各自特色,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对策。倪浓水就山东海洋文化和浙江海洋文化的特质进行对比后指出,山东海洋文化是以齐文化为代表的滨海文化,是内陆文化的延伸和折射,具有坚实的根基和务实性;浙江海洋文化的本质是诗意的和神话的,两种不同的海洋文化特质对不同的海洋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持意义。

2.5关注海洋文化资源到海洋文化产业的转变。海洋文化产业由海洋文化和产业化两部分构成,其本质是海洋文化的产业化。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蕴含的文化凝聚力和艺术审美情趣使其本身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深入挖掘和利用海洋资源,培育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形象和魅力。王颖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并运用SWOT方法探讨了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宋而宁认为要发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潜力应充分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不断完善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各沿海地区的沟通与合作,吸取优秀经验,鼓励海洋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郑贵斌指出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海洋历史、海洋民俗和海洋节庆等文化资源,但是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人才匮乏、资源开发不均衡、创新能力弱和资源保护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海洋文化资源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

3.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内容均有较大的提高和丰富,但同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

3.1研究成果数量较其他省份偏少。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海洋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但笔者通过梳理近15年发表的国内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发现,在所有论文中,以浙江、广东、福建和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居多,占到了文献总量的70%以上,但从论文数量上看,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远不及浙江和广东,这与山东建设海洋强省的目标不相称。

3.2研究内容扎堆严重,新鲜议题少有涉及。海洋文化内容丰富,涉及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目前的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与经济相关的领域上,对海洋民俗、海洋军事、海洋法律法规、海洋考古和海洋语言文学等内容的研究寥寥无几,存在明显的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研究的倾向。

3.3各城市海洋文化研究不均衡,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发达城市。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体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及滨州市部分区域。笔者将以上沿海城市名称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发现当地海洋文化研究文献数量在15篇以上的只有青岛(39篇)、烟台(22篇)和威海(17篇),而关于日照、潍坊、东营和滨州地区海洋文化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局限性,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4.未来的展望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我们需要用积极向上、繁荣发展的海洋文化诠释海洋世纪的理念,帮助人们认识海洋价值、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念,彰显山东半岛圆融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内涵。展望未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可以看出:

4.1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成果数量和质量均不断提高。山东是海洋大省,同时是我国海洋科技的“富集区”,不断扩大海洋文化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有利于营造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浓厚氛围,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4.2关注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互动研究。山东由半岛地区和内陆地区构成,齐鲁文化是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两种文化虽然风格不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有机交融。科学辩证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有助于实现海陆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4.3海洋文化的宣传与传播研究得到重视。海洋文化传播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山东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陆地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海洋文化的宣传和传播长期滞后。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强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山东海洋文化的宣传策略和传播方式研究将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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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颖.山东海洋文化产业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上海文化论文第5篇

1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占据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导地位。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中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分别名列前三位,占据上海自然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排在后面的依次为信息与系统科学、地学、数学、天文学和力学。除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三个学科科技发展的主成分得分为正外,其他五个学科科技发展的主成分得分均小于零,表明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的多数学科的科技发展低于整体水平(见表1)。 表1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序生物学 1.7461 0.98206 1.79619 1化学 0.87113 1.18576 0.83031 2物理学 0.81642 1.32005 0.76775 3信息与系统科学 -0.41952 -0.77932 -0.37558 4地学 -0.54201 -0.6447 -0.52783 5数学 -0.71232 -0.20092 -0.7645 6天文学 -0.88765 -1.14172 -0.84543 7力学 -0.87214 -0.7212 -0.8809 8 2)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但与北京差距明显。 在自然科学八大学科中,上海除地学外,其他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数均进入前三名,其中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六个学科在大陆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信息与系统科学国际科技论文数排在北京、湖南之后,名列第三(见表2)。虽然上海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数均位居前列,但与北京相比,差距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天文学外,上海其他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数均不足北京的1/2。在国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力学、物理学、化学、信息与系统科学、天文学和生物学有明显优势,数学与地学国内科技论文未能进入前三名(见表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数学外,上海其他学科国内科技论文均不足北京的1/2。 表2 2001年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数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 nbsp; 江苏 湖北力学 北京 上海 陕西 北京 上海 陕西信息与系统科学 北京 湖南 上海 北京 湖北 上海物理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安徽化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江苏天文学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江苏 上海地学 北京 湖北 江苏 北京 江苏 湖北生物学 北京 上海 湖北 北京 广东 上海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3)知识流动不足、系统失灵是制约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瓶颈。 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效率,就其实质而言,是新的知识在一个系统中创造、流动和利用的效率。它取决于诸创新要素的创新动力、能力和互相之间相互作用的效率。而决定创新要素的创新动力、能力和互相作用则取决于经济科技制度的安排,政策体系的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和创新文化的氛围。建设知识创新体系,提升学科建设与科技发展能力的关键是通过制度、政策和环境的作用,提高创新各要素的创新动力、能力和达到创新目标的要素间的互动。从本质上看,创新体系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创新的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表3所示上海自然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2/3左右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系统失灵成为制约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瓶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速知识流转、战胜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中的系统失灵是上海自然科学领域知识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长期任务。 表3 上海自然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数 项目参加人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114 343 275 5122与国内高校合作 127 305 221 7258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107 243 17 7 2526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38 127 118 2360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915 2103 1895 25427独立完成 2545 4408 2707 32311其他 26 124 102 1384 资料来源:上海市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小组。上海市R&D清查数据汇编,2001,72。 2 上海工程与技术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学科在国内的比较优势。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20个学科的国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包揽了20个学科的第一名,上海只有材料科学、冶金与金属学、机械与仪表、动力与电气、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土木建筑、交通运输9个学科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上海能源科学技术和环境工程两个学科国际论文排名第三(见表4)。 表4 2001年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 北京 河北 山西 北京 陕西 江苏测绘科学技术 北京 四川 陕西 北京 湖北 江苏材料科学 北京 上海 辽宁 北京 上海 陕西矿山工程技术 北京 江苏 湖南 北京 湖南 江苏冶金、金属学 北京 上海 辽宁 北京 辽宁 上海机械、仪表 北京 上海 陕西 北京 江苏 陕西动力与电气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湖北 陕西能源科学技术 北京 湖北 上海 北京 山东 黑龙江核科学技术 北京 安徽 &nb sp; 四川 北京 四川 甘肃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北京 上海 陕西 北京 陕西 上海计算技术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江苏 上海化工 北京 上海 湖北 北京 江苏 上海轻工、纺织 上海 北京 四川 北京 广东 上海食品 北京 江苏 广东 广东 浙江 江苏土木建筑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江苏水利 北京 湖北 江苏 湖北 北京 江苏交通运输 北京 上海 江苏 北京 上海 湖南航空航天 北京 陕西 黑龙江 北京 陕西 江苏环境 北京 江苏 上海 北京 江苏 上海安全科学技术 北京 湖南 安徽 北京 湖南 江苏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20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有18个学科排名第一,只有食品和水利分别由广东和湖北名列第一,而上海只有9个学科进入前3名,其中材料科学、土木建筑、交通运输3个学科名列第二,冶金与金属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轻工与纺织、环境工程名列第三(见表3)。 2)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8个学科依次是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机械与仪表、航空航天、材料科学、化工、计算技术、动力与电气、交通运输。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最为薄弱的5个学科是测绘科学与技术、水利、矿山工程技术、安全科学技术和食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3的学科科技发展的主 成分得分小于零,表明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60%的学科科技发展低于平均水平(见表5)。 表5 上海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序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2.93105 2.48946 2.96681 1机械、仪表 1.38674 0.06872 1.29458 2航空航天 1.16586 -0.81414 0.98384 3材料科学 0.57576 1.29195 0.67626 4化工 0.61197 0.94682 0.66216 5计算技术 0.35117 1.86971 0.51358 6动力与电气 0.49477 0.42028 0.50252 7交通运输 0.45473 -0.19787 0.40005 8土木建筑 -0.32659 0.6906 -0.23377 9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 -0.26822 -0.66067 -0.31811 10冶金、金属学 -0.46472 0.25968 -0.40773 11轻工、纺织 -0.46716 -0.475 -0.47954 12环境 -0.69617 -0.31043 -0.67619 13核科学技术 -0.72349 -0.79265 -0.75082 14能源科学技术 -0.79072 -0.50098 -0.78198 15食品 -0.76882 -0.90066 -0.80184 16安全科学技术 -0.81005 -0.84276 -0.8 3462 17矿山工程技术 -0.8642 -0.85314 -0.88633 18水利 -0.89218 -0.8347 -0.91028 19测绘科学技术 -0.89975 -0.85423 -0.91858 20 3)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论文产出与北京差距悬殊。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国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排在前3名的11个学科中,除材料科学与土木建筑两个学科外,冶金与金属学、机械与仪表、动力与电气、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交通运输、能源科学技术和环境工程9个学科的国际科技论文数均不足北京的1/2。 在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国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进入前3名的9个学科,除材料科学、轻工与纺织两个学科外,土木建筑、交通运输、冶金与金属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化工、环境工程等7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均不足北京的1/2。 4)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 表6所示上海工程技术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70%左右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系统失灵成为制约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瓶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上海工程技术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 表6 上海市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参加人 项目数 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201 3341 2169 74523与国内高校合作 437 1762 1415 21865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644 3021 1745 24587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94 854 608 19073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1431 4551 3454 52744独立完成 6934 22836 15879 219665其他 293 1592 1198 10703 资料来源:上海市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小组。上海市R&D清查数据汇编,2001,75。 3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农学和水产学占据上海农业科学领域中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导地位。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学科是农学和水产学,林学、畜牧与兽医科学相对薄弱(见表7)。 &nbs p; 表7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名农学 1.21943 1.45978 1.26327 1水产学 0.28854 -0.26992 0.2164 2畜牧、兽医科学 -0.3714 -0.38479 -0.37749 3林学 -1.13657 -0.80507 -1.10218 4 2)上海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与国内先进地区有相当差距。 在农业科学领域4个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的农学和林学、甘肃的畜牧兽医、湖北的水产学国际科技论文排名第一,上海在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无一进入前3名(见表8)。在农业科学领域4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的农学、浙江的林学,江苏的畜牧兽医、山东的水产学国内科技论文排名第一,上海在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国内科技论文无一进入前3名(见表8)。无论是国际科技论文、还是国内科技论文,上海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与国内先进地区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表8 2001年农业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科技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农学 北京 浙江 江苏 北京 江苏 浙江林学 北京 黑龙江 安徽、福建、 浙江 北京 福建 广东、陕西畜牧、兽医科学 甘肃 云南 北京 江苏 北京 甘肃水产学 湖北 山东 广东 山东 广东 福建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4)知识流动不足是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 表9所示上海农业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64%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是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加强上海农业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表9 上海农业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数 项目参加人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24 46 &nbs p; 38 229与国内高校合作 25 72 45 613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48 86 68 442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2 5 4 18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69 124 99 506独立完成 312 420 269 3716其他 9 8 3 25 资料来源:上海市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小组。上海市R&D清查数据汇编,2001,73。 4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学科结构与绩效评价 1)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但与北京仍有相当差距。 在医药科学领域6个学科国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的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四个学科排名第一,上海的药物学和特种医学两个学科排名第一。此外,上海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排名第二,中医学排名第三(见表10)。在医药科学领域国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除药物学和特种医学外其他4个学科与北京均有一定的差距。 表10 2001年医药科学领域各学科国际国内前三名地区 国际论文 国内论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预防医学 北京 浙江、广东 北京 广东 上海基础医学 北京 上海 广东 北京 广东 上海药物学 上海 北京 江苏 北京 广东 上海临床医学 北京 上海 广东 北京 广东 上海中医学 北京 云南 上海、江苏 北京 广东 江苏特种医学 上海 北京 广东 北京 陕西 上海 资料来源:200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2,23-24。 国内科技论文排名中,北京包揽了6个学科国内科技论文的第一,上海除中医学国内科技论文未进入前三名外,预防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临床医学和特种医学国内科技论文均排名全国第三(见表11)。在医药科学领域国内科技论文方面,上海6个 学科与北京均有一定的差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学和特种医学国内科技论文不足北京的1/2。 表11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学科发展的综合评价 投入 产出 综合 排名临床医学 1.495 1.583 1.56579 1药学 0.89727 -0.15227 0.79183 2基础医学 -0.33507 0.84777 -0.246 3中医学与中药学 -0.21555 -0.8431 -0.27284 4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0.69136 -0.64275 -0.70052 5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1.1503 -0.79264 -1.13826 6 2)上海医药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和药学。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中占据科技发展主导地位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和药学,中医学与中药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科技发展相对薄弱。 3)知识流动不足是影响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制约因素。 表12所示上海医药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85%的项目为独立完成,表明知识流动不足是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产学研合作、战胜系统失灵是加强上海医药科学领域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表12 上海医药科学领域R&D项目按项目合作单位分组情况 项目参加人 项目数 员全时当量 科学家和工程师 项目经费支出与境外机构合作 37 124 114 7510与国内高校合作 142 258 170 1607与国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113 234 171 1921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6 10 7 119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作 97 195 166 2343独立完成 3074 4857 3192 20038其他 139 125 100 724

上海文化论文第6篇

文艺评论的功能与评论者的内外修养

近年来,文艺评论日渐活跃,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一些不良风气也一直被诟病,稀释着其影响力。

“今天,大家对文艺评论的现状很不满意,深层原因就在评论被边缘化同时,评论家自身发生了分化。有的评论者不再视批评为终身的志业,而仅用作谋生之具,他们窜身于各种会、展览会,不务正业,忙于应酬;写的文章,也不过是在各种主义中翻滚,有姿态没立场,有偏袒没主见,不讲真话,只是应景。当市场大潮涌来,又不能抵御消费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不仅没对票房、码洋保持警惕,也未与画廊、交易商等市场力量拉开距离。”汪涌豪坦率地指出。资本、市场不断抛出诱惑的媚眼,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让人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里,文艺评论家如何自处?汪涌豪认为,这时,批评家的学术操守就显得尤为重要,评论家一要知所敬畏,二要怀有诚意。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聂伟认为:“从事文艺评论,不仅是观察、写作和言说的志业选择,也是个体经由阅世、思考与表述,明确角色定位、标注情感坐标、深植价值定力的跨媒体实践。此间无需回避个人艺术视野的局限、心智的局限、语言表述的局限甚至所有人置身其中无法回避的时代与社会的局限,而恰恰是上述局限构成了我们集体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在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中,求得多元识见与主流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资深媒体人、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立行表示,文艺评论有发现的功能,要把一些好作品尤其是未必有很好的市场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挖掘出来,呈现出来;文艺评论家要有专业素养,不能一味地说好话,表扬要表扬得到位,不足的地方更要呈现出来,真正通过文艺评论的功能,让文艺作品更加完善完美,同时也要让公众知晓艺术作品的不足之处,真正理解作品的内涵价值。

“今天的公众早已不满足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近艺术,他们需要通过欣赏活动,体验到艺术中的美与自己情感世界的关联。是否具备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几乎是艺术作品能不能获得场外生命的关键。在这个关键点上,评论家的接引摆渡作用不可或缺。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花力气研究如何帮助大众找到这个点,从而使艺术的审美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而不能将文艺评论弄成‘私语批评’,针对公共领域的艺术批评,尤其不能如此。”汪涌豪说道,“要实现艺术的社会功能,更有赖评论家的分析与引导。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今天社会上的种种乱象,有的并不起因于人们的不明是非,恰恰起因于其不辨美丑,如何化性起伪,文艺评论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大。”

“在国外,文艺评论是作为一种文艺舆论来研究的。国外学者认为,很多社会成员并不可能完全亲身体验很多事情、很多作品,他们通常是通过舆论来对这一类事物、现象进行认知。由此,已经客观存在的舆论,影响着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对艺术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会植入现有舆论当中很多元化的价值观。”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张祖健提出。在他看来,文艺评论主要是塑造和改善文艺舆论,目前上海的文艺评论所塑造的文艺舆论是有自己的高度,但若放到全国范围,则没有太大的优势。怎么让文艺评论建立舆论高度?张祖健认为:第一要有学术的高度;第二,文艺评论要通过舆论引领文化创意产业,一旦达到全国的引领力的话,不仅能引领上海文化艺术的资源甚至于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乃至国际的资源,从而促进上海地区的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家要积极实现观念、语体的转换

“社会上总是有个感觉,认为文艺评论比文艺理论低一级。”张祖健坦言,“因为文艺理论主要研究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文艺评论往往就事论事、对具体的对象进行分析,通常是形而下的。正是这样一种比较狭窄的认识,使得文艺评论开展得不是很顺畅,会有很多的禁忌。”

在评论的队伍中,高校是一个重要的阵地,藏龙卧虎。然而,在面向大众的主流媒体上,功力深厚的学者的评论文章并不多见。

张立行认为,学术与评论可以并行不悖,“为报刊撰写所谓的文艺评论的时文,尽管不能算学术成果,但对写作者的思路的开阔很有好处。文艺评论的写作需要跟当下的一些文艺创作领域发生比较密切的关系,积极关注新的现象、新的作品,这对学者在一些学术课题方面的开拓也有帮助。”除了建议学者多“走出”高校,张立行还提倡不同文艺领域的学者相互“串门”,建议各个艺术门类间能多跨界。“当然,这也对评论者的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文艺评论工作者要不断学习,不仅善于借助传统媒体,还要善于运用新媒体,使我们的文艺评论传播得更多、更远、更好。”

“文艺评论者最起码应当具有与一线创作者一样的社会敏感度和快速反应能力,甚至还要具有对某个文艺创作领域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与前瞻能力。评论如同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具备艺术概括力、理论抽象力,占据思想制高点。对当前的文艺评论家来说,要学习充分融入新媒体生态,尝试塑造‘学者粉丝’(Aca-Fan)形象,积极实现语体转换,以适应新媒体环境对于公众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定位。”聂伟说道。

借文艺评论提炼出中国故事的“上海气质”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开辟了新的空间,如何借这个平台让文艺评论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洛秦指出,文艺评论协会是一个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平台,他建议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学术性评论与欣赏性评论分层开展,通过不同渠道对不同评议对象来获得不同层面受众的共鸣和参与;二、重视培养年轻一代的评论人才,例如在音乐学院开设音乐评论专业,系统教授评论学科的知识;三、加强新闻记者的评论水平,例如报刊记者在音乐评论方面的知识的培养和训练。通过这些手段,可以推进上海文艺评论水平的提高。

张祖健认为,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要建立上海文艺发展当中的舆论愿景,建立一个上海文艺发展的舆论框架。“首先,对上海各个艺术样式的舆论做一个基本的调查和梳理,建立文艺舆情的调查报告制度;第二,梳理现在上海各个艺术样式评论意见的高度和宽度。上海文联应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上海文艺评论的集子,汇总每年度上海各艺术样式的文艺评论的代表性意见和文献;第三,要建立一套文艺评论的规划,每年研究一个事关上海文艺发展的重要现象或重大命题,征集上海文艺评论界各个方面的意见。”

上海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关锦鹏;上海;《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长恨歌》

由于分享共同的书写文字与文化传统,“九七”以来,香港电影逐渐融入华语电影的生产体系与文化语境。《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后,大批香港电影从业人员更是纷纷北上拍片,电影产业进入了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竞争的新阶段。这种跨国资本与同文印刷文化的交融碰撞也引发了人们对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便热议的香港文化身份问题的新一轮争论。在新语境下,从后殖民文化理论视野下探究全球化进程中香港文化身份等新思维逐渐成为共识。

香港导演关锦鹏的三部作品《阮玲玉》(1991)、《红玫瑰与白玫瑰》(1994)、《长恨歌》(2005)均创作于“九七回归”前后,以上海为背景,出色地展现了当时上海的真实气氛与情绪,影片折射出的是导演在潜意识深处对香港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思考。导演立足于香港社会,在影片中追溯旧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记忆,其实是围绕着上海而使得上海超越了地理概念,形成一个话语空间,缺乏“自我”认知的香港通过“上海”这个“他者”,经由对镜像阶段的体验完成,以“跨地域性”生产以及对上海“怀旧性想象”的方式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

一、全球化与“上海执迷”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问题成为显学。全球化是复杂和多维度的,文化学者汤姆林森在其论著《全球化与文化》中提出“非领土扩张化”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本土的文化与社会关系被全球化所影响、所取代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发生在“想象”这个互文性领域中。它暗示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性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具备某种跨地域性的特征,将人们引向更为深远的文化空间。阿帕杜莱在“空间的生产”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域的生产”理论。他指出,“全球化进程解构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观念,在此情形下,关于全球化现象的理解必须超越过去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思维定式,转而以‘去地域化’或‘跨地域性’的视野透视当代文化的转型与契合”。

关锦鹏的三部影片都将叙事时间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提起30年代的上海,我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个特定的意象――一个华洋杂居、新旧交杂,处在乱世之中的亚太第一都市。无独有偶,老香港宛如旧上海的镜子,同样濒临大海,处于祖国版图的边缘,也拥有被殖民的经历以及作为繁华都市的文化体验。

按照人类学家雷得斐的观点,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香港的文化小传统是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岭南文化,不登大雅之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际遇又造就了其文化大传统的含混驳杂。处于中国版图边缘,它受到的中国官方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影响甚小,与大力发展经济相比,英国又对其文化政策采取不管不问的暧昧态度。香港始终缺失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大传统。香港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文化上的本土意识的强势崛起,尤其是战后土生土长的一代香港人开始融人主流社会,这种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更加明确。于是社会知觉的敏感部位开始反映出这种本土化的需求。但是文化大传统的缺失含混了香港的文化身份意识,而此时有着相似经历的上海文化就成为参照系。

二、上海三部曲中的“跨地域性”生产

关锦鹏电影中对上海的陈述让我们看到了“跨地域性”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上的表现。虽然展示的是上海的场景,但这些空间与观众所熟稔的某些场景似是而非,游离于能指与所指之间。

《阮玲玉》讲述的是旧上海著名影星阮玲玉的生平。影片的“跨地域空间”体现在两个地方:未予特指的城市街景和“阮玲玉弄堂里的家”。影片中的街道、场景、服饰、气氛似乎都在指涉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但影片又含混了空间,片头只打上1929年来指涉具体时间,但是片中阮玲玉坐在家里的书桌前记账,簌簌的大雪打在窗棂上,地上更是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阮玲玉随后疯狂地躺在雪地里感受《故都野花》的拍摄意境,令人疑惑其所处的城市更像是北平。片中人物来回在上海与香港之间穿梭,阮玲玉私下用粤语与张达民、唐季珊、蔡楚生(这三位都是与阮有着亲密关系的男性)交谈。但实际上阮玲玉出生于上海,如果影片忠于史实,她更应该说上海话。导演对于人物语言的处理至少出于两方面考虑:从影片文本层面上看,导演选择粤语作为阮玲玉私生活中亲密交流的媒介。从影片接受角度上,希望借助相同的语言来唤起香港民众对影片的认同。《阮玲玉》通过“跨地域性”生产的策略成功地确认了香港与上海之间的文化与历史关系,拉近了香港与上海的文化距离。

影片《红玫瑰与白玫瑰》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原著中张爱玲在开篇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振保在爱丁堡那场夭折的爱情,并借此点题:从此他将所有的女人都称为玫瑰。但是在电影的片头叙事中,关锦鹏只用了简单几个分辨不出地域特色的镜头来展示振保与玫瑰在爱丁堡的交往。旁白的重点在于振保在巴黎的一次偶然的逗留。小说中振保从爱丁堡回到上海直截了当,电影叙述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地域转移也非常顺畅,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导演没有选择上海十里洋场的标志性场景,而是在一个简单的展现十字街头的镜头上打上字幕“上海”,并且没有具体的时间指涉。

影片中先出现了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1947),而此后才出现两次振保读报――分别是1936年和1943年的《大公报》。历史史实中的1937年恰逢日军空袭上海,对上海市民影响不可能不大,但影片无意展现这一点,两次打出字幕:“第二天,振保起床后,重新变成了一个好人。”战争丝毫不能影响个人的生活。无独有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岛,三年后才交还英国。这期间内地亦战火不断,在上海沦陷后的几年里香港一直平稳安定地发展。大量上海人涌到香港,聚居在香港北角地区,带来了当时上海所特有的精致优雅,使得北角一时有“小上海”之称。影片中的气氛似乎更像是当时的香港。因此,时间上的混乱以及“30年代上海”这一意象的能指与所指的游离使得《红玫瑰与白玫瑰》具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暧昧气质。

三、上海三部曲中的“怀旧想象”

关锦鹏的三部影片都是以旧上海为题材,我们说这是一种怀旧影片。文化学者杰姆逊对此定义道:“怀旧影片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对过去有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来龙去脉。”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关锦鹏如此迷恋上海,如果仅仅以城市魅力来解释是不足服众的,上海执迷具有更深层的含义。香港只有通过对上海的怀旧性想象,才能审视自身,建构主体性。

在《阮玲玉》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时空上的混乱与情绪上的真实形成了鲜明对照,契合杰姆逊对“怀旧影片”的定义。并且二者都通过“跨地域性”生产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旧上海”,这个空间似有指称但又经常游离在指称之外,脱离了具体历史,萦绕着浓重的怀旧情绪,似乎在表述上海但又时常喻指香港。

《长恨歌》创作于2005年,是关锦鹏“上海执迷”的又一力作。原著以其对上海生活细致入微的刻画为作者王安忆赢得了海派传人的称号,但关锦鹏坚持起用有争议的香港明星郑秀文来演绎上海小姐王琦瑶,并对原著改动较大,他坦承:“我当然是刻意地去讲这样一个上海故事。但更深一点,我是用了上海女人和上海背景的跨度在讲香港。”

影片女主角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姑娘,选美出身,身在历史的漩涡中,一生动荡不安。导演改动了原著中人物结局,安排和王琦瑶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程仕路、蒋丽丽、康明逊、李主任等都终老他乡,只有王琦瑶同上海这座城市共存亡。关锦鹏说,他是借王琦瑶对上海的固守来表达他对香港的热爱,无论香港经历几次移民热潮,他始终是不会走的。另外,程仕路这一角色与原著出入较大,影片中的程仕路最早发现了王琦瑶的美,并将其捧上上海小姐的宝座。在王琦瑶被包养又遭遗弃后,他一直照料着王琦瑶。在年老后躲在暗室里冲洗王琦瑶年轻时候的照片,并在王琦瑶去世后才终老于香港。如果以王琦瑶喻指上海,那么程仕路便暗指香港,他被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华绝代所惊艳,又目睹了老上海从繁华到衰落,仍然留恋旧上海的万千风情。“那个时期的上海,你可以说它是纸醉金迷,但是那种美学上的取向和生活上的质感,却非常迷人。”此片早已成为混合了浓重香港情绪的《长恨歌》。

四、上海三部曲中的“主体生产”

历经百年殖民历史,香港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由于“九七回归”对香港的强烈冲击,文化身份问题成为香港学者热议的话题。流行的论调可以概括为“北进论”和“夹缝论”。“‘北进论’强调香港对祖国大陆己暗中构成一股‘新殖民’力量。”“夹缝论”认为香港是中英的弃儿,夹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同时涉及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处境。如上述学者所阐释,在全球化进程里,香港总是处于与其他力量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使香港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大传统,香港文化主体性的浮动成为其特殊的存在形式。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的需求以及对“自我”认知的缺乏使香港选择了旧上海这个意象,经由对镜像阶段的体验完成,香港完成了拉康式主体生产。

就《阮玲玉》而言,影片中的蔡楚生、等电影人穿梭在香港与上海之间,一语道破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关系:“风水轮流转,上海被轰炸,香港就发达。”在《阮玲玉》中,关锦鹏借助处理一个明星传奇的悲情故事,站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立场,冷静地想象与整合了文化语境和城市话语。

而在《长恨歌》中,从空间角度看,这部影片提供了拉康式主体生产的必要条件。影片中蒋丽丽嫁人后举家迁往香港,既符合史实,又可以解读为导演进行主体生产的方式,选择了香港这一酷似上海的城市。香港作为叙事元素的插入使得导演可以在影片中借人物之口说出对当时香港的看法:“要说好,哪比得上上海,就图它一个安定。”影片中的转场字幕:“新中国的大门打开,许多人回来看看思念了三十年的月色。”也表达了香港由英属殖民地转向对归属认同的一种安定心理。通过拍摄《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长恨歌》三部作品,关锦鹏在揽镜自照的同时建构了香港自身的主体性。

上海文化论文第8篇

关键词:民国;跳舞;研究

跳舞,中国社会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传统舞蹈终未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鸦片战争后,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式跳舞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社会渐掀波澜。西式跳舞进入中国社会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二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国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过程。同时,东来的西舞还催生了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等思想和观念,是近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笔者认为,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的跳舞问题能够一窥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社会风貌的变迁。

西舞虽东渐于晚清,但勃兴于民国。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虽已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跳舞问题作为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因此,笔者拟将社会文化史范围内关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做一铺垫。

一、娱乐生活研究中的民国跳舞问题

娱乐生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民国时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都会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渐成风气。故而,在研究民国时期京津沪娱乐生活的论著中,几乎皆有对当时舞现象的论述。笔者现将这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著作一综述略陈如下。

将整个上海娱乐业纳入视野并将舞厅业包含其中的两部典型著作,一是高福进的《“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产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楼嘉军的《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高著中“室内娱乐:男女同舞同乐时代的来临”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交际舞传入上海的流变过程,但失之过简,且错误较多。楼著中,作者为佐证整个上海娱乐业的空间结构、经营主体、娱乐特征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厅业的发展概况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够深入。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样本,探究了以“声、光、化、电”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现代性”,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扶小兰的《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绍了西方交谊舞在中国由初现到勃兴的情状,并认为交谊舞成为都市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并彰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以单薄的史料所得出的这一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官方、民间因素对娱乐文化的参与以及二者之参与同新娱乐时尚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介绍了1927-1937年间北平舞业的情况,但多侧重于北平当局对舞业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的西式舞蹈,介绍了传统的中国舞蹈和现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区别,交际舞从传入中国到逐渐流行的过程,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以及洋人对中国洋舞的看法。其中诸多内容鲜见于其他研究民国跳舞问题的论著中,不失为该文之亮点。

其他论及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社会文化史论著还有很多,比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强的《上海——19-20世纪中国的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体评述。

二、民国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

目前,在社会文化史范畴内,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作专项研究的论文有十多篇,但著作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略作综述,以助后继之研究者了解此专项研究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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