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日本的水利投融资政策
1美国的水利投融资政策
（1）投资政策：一是明确投资主体及其事权的划分。美国水利项目的建设与开发的投资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各私人部门和居民，政府占据了绝对重要的投资主体地位，水利项目60％以上投资均源于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按职责管辖范围，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大河及跨州河流的治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中小河流的治理。二是按水利事权的划分实施投资主体分摊投资。比如防洪工程，7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负担65％，地方负担35％。三是不同的时期，投资重点选择不同。如本世纪70年代，美国对西部地区确立环境和生态保护为水利建设的首要目标，其投入占建设资金比重超过80％。
（2）融资政策：一是广辟融资渠道，主要有美国各级政府财政拨款、联邦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向社会发行债券、建立政府基金、向受益区征税、项目业主自筹资金、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捐赠等。二是资金融通方式与使用结构多样化。美国水利资金的融资方式表现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政府财政性资金虽然在水利资金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只有少部分财政性资金具有无偿性，而大部分财政性资金则通过市场化贷给非公益性水利项目有偿使用。从水利资金使用结构来看，它随不同的建设时期和不同性质的工程项目有所不同，防洪工程较多地依靠政府拨款，而水利和城镇供水项目较多地依靠发行债券。
（3）补偿政策：美国十分重视水利项目的运营成本的补偿，以保持水利项目的可持续利用。防洪和改善生态等公益性项目的维护运行管理费用主要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或向保护区内征收的地产税开支；以供水和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等功能的综合水利工程，维护运行管理费用由管理单位通过征收水（电）费补偿并自负盈亏；灌溉工程在使用期限内，其运行管理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对于水利工程的折旧费，实施严格提取，并专门用于水利项目的更新改造和再投资。
2日本的水利投融资政策
（1）投资政策：根据不同工程实施投资分摊的政策。日本的水利资金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地方政府、农民和项目业主，国家和地方政府仅对水利公益事业进行大量投入，而把水利非公益事业推向市场，由项目业主负担，政府提供一定的补助。尽管如此，日本的水利资金投入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注入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水利投资一直在各类公益事业中占据首位。
（2）融资政策：实施多元化的融资。日本水利资金融资渠道主要有：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向银行贷款、向社会发行债券、自筹和接受捐赠款项等。
（3）补偿政策：实施分摊补偿政策。日本的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费用的补偿一般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一半以上（50％～80％），农民负担一部分（20％～50％）。对于水利工程的折旧，专门用于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
二、我国水利投融资政策的现状和问题
1我国水利投融资政策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水利部门是严格的执行计划性水利投融资政策，在投资方面，表现出“国家出钱＋农民出力”的投入结构体系。在融资方面，由政府高度统一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水利的投资融资政策开始向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政策体制靠近。为了建立起“三多”的投融资政策，国家先后制定了《水利产业政策》、对水管单位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并推向市场、水价政策的调整、设立水利建设基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水利投融资体系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我国水利投融资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缺乏合理的政企分工。在《水利产业政策》中，明确确立了甲、乙两类项目，然而在实际中存在大量综合利用多功能的水利工程，其既有非经营性资产、又有经营性资产，既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又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对这类项目，《水利产业政策》并无明确定义，这无疑增加了政策标准的难度。因为政企分工不明，所以使水管单位还需承担公益型水利事业的管理和维护责任，而相关的费用又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
二是缺乏吸引民间和外商投资的激励政策。作为经营性的水利项目，供水和水电项目是能吸引民间和外商投资的，但现有政策的吸引力显然不够。如供水工程的水价仍按国务院1985年制定的标准执行，农业、生活用水采用保本或微利水价，工业用水水价的利润率为4％～6％，这种价格无疑偏低。由于价格关系没有理顺，很难吸引非政府投资者的投资。同时，现行水价格也不利于水利项目通过资本的自我积累求得可持续发展。
三是水利建设基金筹资措施不完善。目前我国水利建设基金主要采取从各项政府性基金提取一定比例（3％）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对终端使用者“价外加价”或“价外加费”的办法。从实际执行来看，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应该按照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
四是割裂的管理体制制约了水利发展，如城镇供水实行的是上、下游割裂的管理体制，上游水资源开发由水利部门负责，下游的自来水工程由建设部门负责，这种割裂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三、中外水利投融资政策的异同
1中外水利投融资政策的共性
一是政府充当水利物品投融资的主要角色。二是注重水利项目的区分和各级政府间事权及投资的分摊，各国政府为了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在水利建设中发挥作用，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入水利建设领域。三是广泛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各国为了减轻政府财政紧张的困难，努力发动全社会的资金力量投入水利建设。四是注重水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中外水利投融资政策的差异
一是各国的水利投融资政策体现的投资重点不同。二是资金使用效率或方式的不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除了纯公益性水利项目政府的财政资金是无偿使用外，其余财政资金一般都实施有偿使用，称为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而在我国现行水价被体制或人为的扭曲，使得部分水利项目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许多工程项目老化失修，并且我国大部分财政资金均属于无偿性投入使用，由于资金使用主体并没有偿还的压力，因而也缺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的积极性。三是水利投融资政策的法制保障不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制贯穿了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四是利用外资的程度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紧缺十分重视利用外资；而发达国家由于本身的资金实力雄厚，利用外资并不是水利资金融资的一个主要渠道。五是市场经济国家还严格区分财政无偿性资金和其他有偿性资金的投入方向，一般把财政无偿性资金配置于纯公益性项目，而把其他有偿性水利资金配置于非公益性项目，并通过收费、税的形式加以偿还。而在我国，这种配置还不十分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
四、健全和完善我国水利投融资政策的思考
1国外“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1）水利投融资政策要上升到法制的高度。水利建设和管理中的许多方面仅靠政策规定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尤其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部门和地区间利益存在冲突而未能有效协调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轨道上来，因而，对水利投融资政策中的某些环节和某些内容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就显得十分必要。
（2）必须明确投资主体与受益主体的权责利。对不同性质的水利项目，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项目法人主体和受益主体以及投资者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的顺利进行。
（3）建立财政的投入和补偿机制。政府对水利的财政投入应该是水利资金投入的主渠道，但是，政府财政性投入必须灵活多样化：首先，水利要与其他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水利的财政性投入要有一个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保证。其次，财政资金无偿投入与有偿使用相结合，对纯水利公益物品只能是财政无偿性的方式投入，但对非公共物品也有必要给予财政支持，但支持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最后，改变财政补偿机制。逐步将部分供水按市场加以配置，使水价有大幅度提高，国家对水利设施的补偿转向对困难人口实行用水补贴，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
（4）积极创新多种融资方式。多采取间接融资方式，即鼓励水利项目业主上市发行股票、债券，以及政府出面发行水利建设债券，并以其收益、收费和政府财政性补助资金还本付息。
（5）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法人责任制是水利实体有效运行的关键。对公益性和经营性的水利资产要进行严格区分。公益性的水利资产政策授权水管主体进行社会性的运营与管理，其产权一般属于国家，政府财政对资产运营成本予以补偿。但对经营性水利资产，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明晰水利资产的产权，并将法人财产权授予水管单位，使水管单位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市场的责任和义务，促进水利产业的发展。
2．完善我国水利投融资政策的建议
（1）健全水利的投资机制。一是划清水利项目的类属，明确市场与政府以及各级政府投资分摊比例。二是完善政府财政投入机制。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包括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财政补偿机制和财政信贷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水利建设的投入水平必须保持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水平的协同性，从而需要水利财政投入稳定增长。
（2）建立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一是调整水利融资政策，遵循水利项目不同的投资分工制度，形成新的有效率的水利融资政策。二是改善融资环境，规范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三是创造新的融资方式，鼓励有实力的水管单位上市发行股票、债券，扩大资本金和经营规模。四是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利用外资，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BOT等多种方式参与水利建设。
（3）培育规范化的水利市场主体。一是转变水管主体的性质与职能，建立水利经营管理的法人实体。二是加快水利产权制度的改革。对现有水利资产实现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的分属，然后将水利资产的法人财产权赋予给水利经济实体，使水利经济实体真正承担起保值增值的责任。
（一）影响选择金融投资工具的因素分析1.金融投资工具本身的特性调研显示，影响该院学生金融投资的因素主要是本金安全和收益等，交易门槛和手续费等对其金融投资行为影响也比较突出。越是高年级的学生，对保本的硬性需求程度越降低，相反更注重风险与收益的权衡，而既想保本又希望利用较低风险实现基本收益的学生比例在各年级表现几乎无差异化，但风险因素在大二阶段表现得较敏感。2.投资理念调研显示，该院学生稳健型、保守型、风险偏好型、风险中性型投资者所占比重分别为52%、18%、16%和14%。越往高年级，保守型投资者所占比重逐渐减少，稳健型投资者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大一阶段，风险中性型与风险偏好型所占比重持平；大二阶段，有一部分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过渡为风险中性型投资者；大三阶段，一部分风险中性型投资者转变成了风险偏好型投资；大四阶段，风险中性型和偏好型投资者所占比重达到持平。表明其投资理念随着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以及心理素质的提高等而做出改变。3.金融投资心理诉求该院有28%的学生以实现本金收益最大化为目的，46%的学生以不亏本为前提，26%的学生以获取投资经验为首选因素，这部分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让他们还没有毕业前事先体验自己毕业后的投资生活，比别人更早获得其中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学生把金融投资当作赚钱的途径，忽视了专业知识的学习。
（二）影响大学生金融投资决策与业绩的因素分析调研显示，该院有6%的学生期望投资年报酬率为2%～6%，34%的学生期望年报酬率为6%～10%之间，29%的学生期望年报酬率为10%～13%，20%的学生表明其期望年报酬率为13%以上，只有11%的学生表示不明确其金融投资年报酬率（见图3）。越是高年级的学生，其金融知识面越宽广，金融投资技能也越高，因此对金融投资期望年报酬率越趋明确。
（三）影响金融投资结果因素分析影响该院学生金融投资决策和业绩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经验和知识的不足，其次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但受幕后交易和虚假信息等因素影响较少。调研结果反映出金融类专业学生能比较理性看待自身金融投资决策和业绩与自己内在因素息息相关，但对国家政策、市场信息、交易规则等方面的了解欠缺主动性。调查数据表明投资经验和知识不足一直是制约该院学生金融投资的主要因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幕后交易、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大一、大二学生表现得不是很敏感，但对大三和大四学生影响则比较突出，反映了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学生对金融投资市场信息了解的主动性与程度会加深。
（四）投资计划分析该院43%的学生表示未来投资计划主要视工作情况而定，明确将增加投资的学生有32%，表示“维持现状”、“减少投资”和“逐步撤出”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6%、5%和4%。从大一到大四，表示“增加投资”和“逐步撤出”的学生比例逐渐增大，在这个过程中，达到预期收益的学生不断增加投资，达不到自己预期收益的学生则减少投资；表示“维持现状”、“视工作情况而定”和“减少投资”的学生比例逐渐减小。表明金融专业学生随投资经验的成熟而不断增加投资，部分学生则根据自身情况而逐步撤出，说明金融专业学生进行金融投资决策随年级的增长而逐渐理性化。
大学生金融投资实践中存在问题
（一）金融投资风险认识能力不高该院53%的学生将炒股作为金融投资的首选工具。作为学生，即使是本专业类学生，其主观意识仍不够成熟健全，客观方面资力经验不足。他们凭借自身一些专业知识及高昂的热情和充分的自信欣然跃入市场，他们的资金来源多由父母支持，他们金融投资决策受羊群效应、个人偏好、专业推动、满足欲望等因素影响，并且期望投资年报酬率高。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高风险投资工具，甚至不惜采取借款、拖交学费等方式满足其投资需求。投资失败的结果不仅给学习生活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还会滋生不良思想等。
（二）金融投资行为缺乏理性74%的学生明确其进行金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赢利，这样的投资观念容易使他们形成投机的心理，时刻让投资市场的变动左右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只有少数表明赚钱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可以将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实践化，并获取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为了追逐利益，40%的学生不能正确看待自身金融投资结果，认为导致自己投资失败的不是自身专业技能不足、投资心理素质欠佳等因素，而是受政策、市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投资失败的学生容易促其产生的心理，投资成功的学生则容易表现出自大的心理。
（三）对自身权益相关信息了解的主动性不强22%的学生表示，如果金融投资过程遇到权益受损则不会进行维权，42%的学生表示对与维权相关信息完全不了解。从一定程度上讲，即使金融专业学生，也并非能充分利用自身对该市场的基本了解进行自我权益的维护，甚至有部分学生采取默许的态度。这种被动式维权表现不利于学生自我观念的发展。
（四）学校、培训机构有关金融投资的指导更多停留在理论上30%的学生表示，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展的一些与金融投资有关的讲座，更多地是停留在金融投资理论层面上，对于金融类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真正的心理诉求是提高金融投资技能和实践能力。
相关政策性建议
（一）以学业为主，强化自身专业知识金融类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厚实的专业基础，注重培养经济意识，提高理财能力，合理调配学习和参与投资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金融投资大厦的根基。
（二）培养理性的金融投资思维金融专业学生应该具备制定理性金融投资计划的能力，在掌握金融投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主动了解各种金融产品，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注重自身投资技巧、心理素质及应变能力等方面的提高，虚心求教于经验丰富、投资技能高的投资者，逐步培养主动的投资意识，确立理性的金融投资理念。
（三）提高自身获取投资资金的能力调查发现，67%的学生金融投资资金来源于父母的资助，但大学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双休日和寒暑假求职、社会兼职等方法进行资金积累，在提高自身社会实践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减轻父母的负担。
（四）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展的有关讲座与活动通过参加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展的有关讲座与活动，实现金融投资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提高风险意识、避险能力。在拓展自身金融投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提升金融投资能力，减轻金融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 ,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 ,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 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 ,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 ,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 ,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 ,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 ,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 )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 ,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 ,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 ,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 ,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 ,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 )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 ,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 ,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 ,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 ,供给不足 ;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 ,银行融资 ,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 ,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 ,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 ,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 )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 ,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 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 ,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 ,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 ,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 ,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四 )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1998年中央银行六次降息 ,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 ,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 ,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 ,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 ,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 ,不外乎两种手段 ,一是减税 ,二是增支。减税在 1 998年上半年已经启动 ,但我国财政的困境使减税的空间不大 ,增加财政投资是必然选择。就启动内需的两大支柱消费推动和投资拉动来说 ,投资拉动也是现实选择。 1 997年我国经济增长 8. 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 ,投资约占 2 . 2个百分点 ,消费约占 4. 9个百分点 ,净出口约占1 . 7个百分点。 1 998年以来 ,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从需求走势看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在这种情况下 , 1 998年下半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融资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能直接增加需求 ,还能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 ,拉动相关产业 ,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五 )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 ,调节储蓄、投资结构 ,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 ,居民是盈余部门 ,企业是短缺部门 ,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 ,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 6 0 %以上 ,而财政日见拮据 , 1 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 3 .1 %。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 ,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 ,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 ,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我国旧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分析
(一 )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不仅要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 ,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此决定政府在强化、引导投资方面负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责任。但当前我国财力不足 ,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 ,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据世界银行对 1 2个发展中国家和 1 3个工业国抽样调查表明 , 1 980—1 995年财政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43 %,工业发达国家 3 7%,而我国 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降低 , 1 981年两个比重分别为 2 0 . 5%和 2 8. 1 %, 1 990年降为1 0 . 1和 8. 7,到 1 995年只有 7. 7%和 3 . 1 %。财政投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
(二 )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 ,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 ,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 ,扭曲了资金结构 ,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 ,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 ,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 ,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 ,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 ,易受到关注 ,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 ,就这一点来说 ,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 ,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 ,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 )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 ,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 ,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 ,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 ,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 ,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 ,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 )财政融资渠道单一 ,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 ,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 ,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 ,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 ,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 ,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 ,资本金增值少 ,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 ,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 ,国债风险增大。
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强化和完善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 ,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
(一 )融资环节
应该说 ,国债因其规模大、信誉高、发行较容易 ,仍是主要融资渠道。发行国债既产生总量效应 ,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 ,又产生结构效应 ,引导投资和消费。增发国债还能带动商业银行配套贷款的增加 ,推动社会投资 ,形成乘数效应 ,更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据测算 , 1 998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 1 0 0 0亿元 ,总数约 2 0 0 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约 2个百分点。而且在目前我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 ,供给对价格和利率的弹性很小 ,增发国债还较少引起价格和利率的上涨 ,因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对私人的挤出效应。通过国债融资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
1 .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 ,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 ,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 ,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 ,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 ,根据收益原则 ,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 ,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 ,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 ,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 ,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 ,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 ,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
2 .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 ,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 ,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 ,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 ,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 ,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 ,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 ,长期建设资金不足 ,短期筹资不易 ,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 ,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3 .国债的透明度。我国居民和机构购买国债 ,长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行政压力 ,就算以国债作为金融资产投资 ,吸引投资者的也只是国债的稳定可靠性 ,而不是其投资生产建设带来的收益。这种现象与国债宣传定位不当有关 ,国债透明度不高 ,国债发行后居民不了解自己资金的用途和实际效益。这一方面造成居民投资国债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使财政部门发行国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议财政部门在发行及运用国债资金投资的各个环节 ,定期披露国债资金投向、工程进度和财务状况 ,以体现国债财政投融资工具的特征。除继续稳定国债融资外 ,我国应进一步拓宽财政融资渠道。日本已实行 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可资借鉴。日本的财政投融资计划是以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为中心 ,以财政储蓄、各种保险和年金等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通过有关公共金融机构 ,以投资、贷款和认购债券等方式进行公共投资 ,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 , 1 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 (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 )的 56 . 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第二预算”。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 ,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 ,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 ,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 ,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 ,既拓宽了财政融资 ,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 ,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 ,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 ,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 )投资环节
1 .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 ,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 ,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 ,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 ,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 .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 ,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 ,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 ,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 ,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 ,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 (“影子”) ,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 ,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 ,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 ,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 ,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
3 .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 ,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 ,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 ,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 ,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 ,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 )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 ,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 .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 :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 ,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 ,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 ,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 .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 ,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 ,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 ,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 ,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 ,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 ,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 ;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 ,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 ,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 ,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 .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 ,各项目应自求平衡 ,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 ,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 ,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 ,以收回投资资金 ,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 ,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 ,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 ,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 ,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 ,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 ,吸引认购者 ,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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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东 .论债务、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j].财政研究 ,1 998, (1 1 ) .
关键词：货币政策 融资约束 公司投资
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我国投资的主体。我国政府很关注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产出。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投资影响的研究便有了现实意义。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公司的融资约束，包括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下降，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股票价格增加，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银行的可支配资金增加，放贷能力增加，公司更加容易获得贷款，从而融资约束降低；利率下降，资产价格提高，借款者的抵押资产价格和内部资金增加，还款能力提高，被借款企业认为保证借款人能按时按量还款并愿意放贷，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无论是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银行贷款渠道还是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对公司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了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交易成本使内外部融资成本不同，公司受到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改变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1：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公司融资约束存在相关性，货币政策越趋于紧缩，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假设2：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负相关，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公司的投资越低；
假设3：货币政策与公司投资正相关，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公司的投资将会增加。
（二）变量与回归模型设计。
1.变量设计与变量定义（见下页表1）。
（1）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中，银行家判断货币政策“过紧”或“偏紧”的比例。
（2）货币政策类型。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不小于50%的季度，即认为该季度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期为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
（3）融资约束。本文结合以往研究文献与我国情况，利用WW指数（White和Wu，2006）来综合衡量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
WW=-0.091×CF/K-0.062×DIV+0.021×LEV-0.044×SIZE+0.102×SALEIN-0.035×S
DIV表示现金股利支付的哑变量，支付现金股利为1，未支付现金股利为0；SIZE表示公司的规模，使用该期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算；SALEIN表示公司所在的行业的销售增长率，用该行业公司销售增长率的中位数来代替；S即为个别公司的销售增长率。
（4）公司投资。采用投资-资本存量比例（I/K）来衡量公司的投资。K为公司期初资产存量，I采用现金流量表“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衡量。
2.模型设计。本文以WW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货币政策偏紧指数进行回归，检验公司融资约束受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然后，使用公司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对WW进行回归，检验公司投资受融资约束改变的影响，构建模型1、2来检验假设1、2：
WWt=β0+β1MPt+β2QUARTERt+β3YEARt+ξi，t 模型1
Ii，t/ki，t-1=β0+β1WWt+β2TobinQi，t-1+β3Si，t-1+β4QUARTERt+β5YEARt+ξi，t 模型2
本文采用托宾Q模型，为使研究更谨慎，加入公司的季度销售增长率同托宾Q值共同控制公司的投资机会，加入现金流比率和现金存量比率控制内部现金流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加入年度哑变量控制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加入季度哑变量控制公司投资的季度特征，构建模型3来检验假设3：
Ii，t/Ki，t-1=β0+β1MCt+β2TobinQi，t-1+β3Si，t-1+β4（CS/k）i，t-1+β5CFi，t/Ki，t-1+β6LEVi，t-1+β7QUARTERt+β8YEARt+ξi，t 模型3
β0为常数项，βi（i=1…8）为变量的系数，ξi，t为误差项。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收集其2010-2012年3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对原始样本进行以下筛选：剔除2009-2012年*ST、ST类公司及金融类、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剔除 2010年以后上市和退市的公司，保证样本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总资产或者所有者权益为负的公司；剔除异常值。最终，本文选取上证股市16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数据，共计1 798个观测值。具体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综述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主页的“调查统计”栏目中2010-2012年的资料。
二、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来看，2010年和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中央银行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大，公司的外部融资较弱，公司可以相对容易融到资金来进行投资。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中央银行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这期间，季度投资水平是较低的，低于总样本的均值，而在这期间的托宾Q值较高，代表公司的投资机会。这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受投资机会的引导，公司投资力度倾向于增大，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目的是避免经济发展过热、过快，抑制通货膨胀。说明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的投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样本检验。
1.模型1、2的回归结果分析。从下页表3可知，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方程均在1%水平上显著，即模型构建合理，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全体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线性影响。模型的变量VIF均小于10，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货币政策偏紧指数MP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假设1；即货币政策调整与公司的融资约束存在相关性，货币政策越趋于紧缩，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WW指数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验证假设2；即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负相关，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公司的投资越低。因此，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
2.模型3的回归结果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在1%水平显著，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全体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线性影响。变量的VIF均小于10，故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货币政策（MC）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当货币政策调整为宽松型时，公司的投资将增大，反之亦然。销售收入增长率、现金流量比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三）实证结果分析。货币政策偏紧指数MP与外部融资约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增加。WW指数与公司投资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当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增加，公司投资减少。货币政策（MC）与公司投资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假设3，从而表明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对公司的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使公司的投资减少；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公司的投资得到促进。同时，销售收入增长率、现金流量比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越快、现金流越充足、外部融资越多则公司的投资将越高。因此，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中季度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研究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改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通过选取沪市169家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实证检验公司投资水平会随货币政策的调整发生变化，当货币政策由紧缩变为宽松时，公司的投资将会增长，并且货币政策调整会通过影响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通过货币政策波动、融资约束及上市公司投资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一定参考：经济增长过热时，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大公司外部融资约束，抑制公司投资，从而抑制整个社会对资金的总需求；而经济增长停滞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减少公司外部融资约束，促进公司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此研究结果也可以警示公司在规划投资时，应适时的考虑货币政策的调整带来的融资方面的约束。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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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 资金结构 融资形式 融资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优化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因此，铁路建设投融资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充分利用良好的货币信贷政策。利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优化铁路建设的融资结构，真正实现铁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确保《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顺利实施，和谐铁路建设目标全面实现。
一、我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概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稳，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政府通过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8―2004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方针、保持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财政资金和国债配套贷款拉动了投资增长，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2005―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5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标志着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了取向。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信贷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政策总体要求基本适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如企业债融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依赖。2006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为抑制过度投资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引导信贷结构优化，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中长期贷款的37.6%投向基础设施行业。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2008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是2003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及稳中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延续和加强，明确地向社会释放了未来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风险加大的警示信号和总量政策导向，有利于引导和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2、信贷政策
从信贷政策实践看，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措施覆盖了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间接融资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要求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努力发挥好信贷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将不断优化信贷投向，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目前信贷政策的重要方面有，一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二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三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199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实施贷款规模管理，信贷政策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向各金融机构分配贷款规模来实现的。信贷政策的贯彻实施依托于金融监管，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正在从过去主要依托行政干预逐步向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转变。依法履行中央银行信贷政策职责，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高信贷政策调控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
2004年以来，国务院采取“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方针，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在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加强贷款结构调整。
2008年，以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紧缩货币信贷总量以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又要防止“一刀切”，保证经济发展中的“软肋”和需要加快发展的行业或领域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除了继续用好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典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以外，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有效引导和调节信贷结构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信贷资金结构配置，促进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信贷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一，需要与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信贷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工具，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战略和产业政策，着力解决“市场失灵”或“市场分割”状态下的资金结构性配置问题。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状态下的资金总量调控问题。由于我国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贷款，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构将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在认真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贷款结构，加强对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信贷支持。
3、利率政策
利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利率政策在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合理的利率对发挥社会信用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是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重要方面，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强调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与市场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是在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是先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2003年，确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调控主要根据利率水平和结构，即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货币政策需要，通过灵活运用利率杠杆，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及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利率。我国的利率水平调整综合考虑物价总水平、宏观政策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以及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宏观调控注重运用经济和市场手段，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铁路建设的资金结构及资金成本
1、铁路建设资金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9%，而铁路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4%，其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铁路在承担大量公益性运输的基础上，其中货运请求装车率仅为35%左右，造成了重点物资运输的紧张；95%的货物运输是国家重点物资运输，如煤炭、粮食、石油、化工产品、棉花等，不仅运价低廉，而且有的还免征收建设基金；旅客运输突出表现在“春运”、“五一”、“十一”期间“一票难求”。我国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紧缺产业。
铁路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始终制约铁路的发展建设。自1986年以来，我国铁路投融资体制开始尝试多种改革，逐渐形成以铁路建设基金和银行贷款为主，以外资、国债资金及铁路建设债券为辅的格局（见表1）。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和国内银行贷款。长期以来，铁路建设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使市场化融资受到限制，筹资方式主要以国债投资和国家资产实物投资、地方财政投资、铁道部投资三种形式为主。1998年国债开始注入铁路建设，截至2002年底，铁路建设共使用国债341.2亿元，重点用于西部铁路建设；政府的实物折价和政策性投资主要为土地折价入股及税收返还资金等作为资本金投入。1998―2002年地方政府财政支持47.3亿元，主要用于地方和合资铁路的建设。铁道部的资金来源仍然主要依靠铁路建设基金等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2001年和2002年，这两项资金来源占到了81.3%和82.1%，从根本上反映了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单一的问题。
2003―2006年，铁路建设资金结构不断改善，资金使用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在大力发展合资铁路建设中，深入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不断扩大合资建路规模和社会投资比例，新建铁路普遍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资金渠道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明显增加，4年共投资458.7亿元，占13.2%，尤其是2005、2006两年，地方政府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均达15.6%，两年之和比九五多50亿元。2006年底，包括所有客运专线在内有41个合资铁路项目在建设中，投资总规模为3735亿元。但在2003―2006年，铁道部资金中债务性资金比重为39%，其中2006年达到49%。
铁路融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不尽合理的方面。铁路建设基金的数额及未来增长有限，受国家政策影响因素较大；国内银行贷款资金成本较高，融资风险较大。一是资金综合成本较高，财务负担沉重，对未来盈利和资本积累产生较大的风险。二是铁路具有大量的沉淀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应用，许多存量资金闲置，造成筹措巨额增量资金的缺口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三是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直接影响着铁路建设投资需求和融资成本。在经济景气时期，商品和资金价格会出现普遍上涨，而钢铁、建材等铁路建设材料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铁路投资需求增加；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则会加大铁路建设筹资成本，融资规模和市场化融资的程度远远不足。因此，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制定相应的铁路融资策略，降低未来铁路建设融资成本。
2、资金成本
铁路是具有准公共性、经营的自然垄断性和投资的资金集合性的产业，铁路建设项目类别具有差异化的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公益性项目。这类项目一般是出于国家政治、军事、国土开发所需建设，社会效益高，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这类项目应由政府财政拨款或低息贷款。二是基础性项目。这类项目以经济效益为主，兼有一定社会公益性，基础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主要有新建铁路干线、复线、电气化改造等项目。一般以政府融资为主，也可视项目的受益程度采取多种筹资方式，政府可提供政策性贴息、产业补助金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个人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三是竞争性项目。该类项目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市场要求，注重经济效益，为项目融资提供了平台。这类项目主要处于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营条件和内外部环境比较宽松、客、货运收入较高的区域。由于项目融资投资回报率显著，往往是社会资本竞相进入的投资领域。针对铁路建设项目类别，一要充分把握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利用各种融资工具，拓展新的融资渠道；二要合理调动铁路行业内部的沉淀资金，优化调整融资期限结构，结合具有高、低成本的资金，组合多种融资工具，控制融资风险，有效降低铁路运输企业融资成本，减轻未来运营成本负担，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铁路建设低成本融资。
资金成本是铁路低成本市场化融资的一个重要方面。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资金筹集费用指资金筹集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支付的印刷费、律师费、公证费、担保费及广告宣传费。资金占用费是指占用他人资金应支付的费用，或者说是资金所有者凭借其对资金所有权向资金所有者索取的报酬。如股东的股息、红利、债券及银行借款支持的利息。作为资金成本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金成本是较满意的财务结构前提下的产物；第二，资金成本着眼于税后资金成本，即考虑筹资方式的节税效应后的成本；第三，资金成本强调资金成本率和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根据以上资金成本的特点，广义的资金成本是企业筹集和使用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成本；狭义的资金成本仅指筹集和使用长期资金（包括长期负债和权益）的成本。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要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铁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与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在满足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下，利用金融市场多种融资工具进行组合，寻求尽可能低的资金成本，使融资总体成本与铁路行业的盈利能力相匹配。
三、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实现铁路融资的主要形式
1、国家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
铁路公益性项目在融资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国家继续发挥其财政投资主渠道作用，进行倾斜投资，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对铁路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灵活的价格支持政策，以及大量的财政补贴或政府出面担保获取优惠信贷。另外，国家应通过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征地代价的原则标准，使铁路项目建设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还包括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分发挥区域性铁路建设地方政府投资的重要作用。
2、债务性融资
铁路基础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均可以进行债务性融资。铁路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国内银行贷款、外资和铁路债券，其资金成本要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确定。国内长期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一般高于同期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资金成本过高限制了铁路的盈利能力，收益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还本付息压力的逐渐增大，债务融资应有一个限度。负债规模的指标为资产负债率。铁路适度的负债规模可以通过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水平和资金成本来判断。第一，如果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大于负债利率，则能够通过举债获得避税优惠；第二，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小于负债率但大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股东利益开始受到侵蚀，逐渐落入债务陷阱；第三，铁路总资本报酬率小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铁路处于亏损状态。可接受的负债规模由多重因素决定。以铁路年度经营净利润为正的目标值，可以根据一个阶段平均税前利润，假定未来平均税前利润以一个年均率增长，在该阶段的利率水平下，根据债务融资的敏感性分析确定可以增加的负债规模，从而计算可以承受的负债规模极限值。有研究数据表明，2002年铁路的总资本报酬率已经低于债务融资的资金成本，尤其是低于国内银行贷款利率，加之考虑到未来银行利率上调的可能性，使铁路的负债空间可能更小。
债务性融资工具有几类。一是国内银行贷款，是目前铁道部主要的筹资方式。基于铁道部独特的信用资质和当前国内银行充裕的资金状况，国家开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铁道部放款的态度十分积极。由于我国的利率管制，借款成本的弹性较小、债务成本偏高、负债空间有限，对经营构成一定的压力，信用优势没有在融资成本上体现，铁道部良好的信用资质无法得到“变现”。二是铁路债券，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行次数最多、累计发行量最大，铁道部根据我国利率水平处于较低时期的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创新铁路融资方式，加大了铁路债券融资的力度（见表3）。2007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600亿元分两期发行完毕，创年度企业债券发行量最大规模。铁路建设债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规模发行，充分发挥了市场定价作用，满足了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丰富了债券市场投资品种，对扩大债券市场容量和提高债券交易活跃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资深人士认为，铁道部目前负债率不算太高，铁路发债空间仍然很大。但是我国铁路发展对债券市场的利用程度不够，发行主体较少，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发行债券的市场。三是利用外资，主要包括有世界银行贷款、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政府提供的贷款，外资的数量十分有限，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2006年，铁路建设吸引外资27.72亿元。
债务融资总的策略是以银行贷款和铁路债券为重点，控制总量规模，积极争取大额铁路建设债券。除此之外，随着金融工具创新速度的加快，铁道部还可以争取发行境外铁路债券、铁路可转换债券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等，丰富铁路债券品种。另外，债务融资与项目资金需求匹配，尽可能延长还款周期，资金期限以中长为主。
债券融资可以分为公募债和私募债。公募债的投资者众多，融资成本低于银行借款，铁路债券融资的空间很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受规模额度的限制。私募债的投资者一般为特定的机构投资者。银行间市场集中了大量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投资人，资金非常庞大，融资成本相对较低，铁道部可以积极争取在银行市场间直接针对特定投资人定向募集资金。
3、股权融资
在工业化时期，股权融资是市场经济国家铁路建设的主要融资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铁路发展过程中，对较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普遍的铁路融资方式是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政策援助为辅、适度利用国外资本，资本市场融资在铁路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需要先于或同步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为铁路大规模建设迅速筹集大量资金。股权融资包括公募股权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
公募股权融资是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是发达国家铁路公司采用较多的方式，可以募集到较大规模的资金，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如大秦铁路是我国铁路重要的煤运通道，是第一条以路网干线为主体的上市公司。2006年，大秦铁路首度亮相国内资本市场，以超过700亿元的市值成为A股前五大上市公司，创下全流通新股发行以来最大的网下配售冻结资金额纪录。大秦铁路发行上市后，实现了铁路投融资改革的突破口，太原铁路局持股73%，其他六家股东持股6%～7%，其余股份由社会股东持有。
私募股权融资是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有合资或项目融资，通过设立项目公司，共担项目开发与经营的收益和风险。铁路私募股权融资项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营边界清晰、规则明确、经济效益可预期并达到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以上、建设周期短的项目，可以向一般财务投资者募集；二是专用运输线路、运量可确定的项目，可以向相关供给方和需求方等战略投资者募集，如与发电集团共同开发煤运专线项目；三是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可以向沿线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募集，如城际客运专线、地方铁路等。
考虑到铁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沉没成本高等产业特性，资金规模大、时间紧、股票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预期等因素，铁路公募股权融资应采用“存量换增量”的滚动开发方式，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成熟的铁路资产，使铁道部实现资产套现，进行自主增量投资。
4、内源性融资
铁路自有资金是所有资金来源中铁道部最可控、运用最灵活的部分，资金成本主要体现为机会成本。一直以来，铁道部坚持尝试、探索努力自有资金收益率。加大自有资金在未来线路建设所需资金中的比重，不但能有效缓解集中筹资的压力，还对于降低线路建设成本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全路常规的沉淀资金超过1000亿元，以各种形式分布在全路各个单位。通过不断优化管理全路的沉淀资金，可使用于线路建设的自有资金潜力有较大的扩张空间。在未来几年内，随着铁路运力的不断增长，自有资金的总量会随之扩大。
5、其他融资
（1）信托计划。积极的探索市场化融资方式，如信托计划、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新的融资领域。2001年以来，随着《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信托公司步入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信托投资公司通过发行“资金信托计划”这一直接融资工具，使社会投资者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方向。适于铁路建设资金筹集的主要是资金信托业务，它可以组织社会上大量的闲置资金运用到铁路建设中来。采用信托计划进行融资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资金成本较低且付息期限灵活，信托资金利率和付息期限由委托人指定，可灵活调整，而银行贷款一般为固定利率、按季付息，目前长期信托资金一般为按年付息；第二，手续简单、灵活方便，目前信托产品实行备案制，事先无需审批，只要委托人和受托人自主商定，事后备案即可。
通过信托计划所募集的铁路建设资金进入，其中长期资金可以由部直接拨付到项目上，到期后归还；短期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资金的进出十分频繁，需要建立一个操作载体，并代表铁道部不断对外筹集资金，从而保持资金水平稳定，向建设单位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2006年，由中海油控股的中海信托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行一年期银信合作结构化信托融资产品，为铁道部募集30亿元低成本资金。另外，经国务院同意，部分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将开展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试点，投资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铁道部也将向保险资金定向募集项目资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多种形式的资本都逐渐进入到铁路投资领域。
（2）产业基金。投资基金是“集合投资、专家管理”的市场投融资工具。产业投资基金的一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集中投资、分散风险。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凭证等方式聚合分散的社会资金，以信托方式交由基金管理人集中投资，因此具有规模化投资特征。这种“聚合资金、集中投资”的效应，有助于突破某些产业在投资规模方面进入壁垒，同时也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为投资组合提供广阔空间。二是专家运作、专业保管。按照“经营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投资基金由富有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由信誉良好的银行等机构负责托管，基金受益人（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投资基金运作的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基金资产安全和高效规范运作。三是品种繁多、创新性强。投资基金可利用一切投资工具进行投资，是众多投资工具的组合，为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投资基金还可根据投资者不同的偏好进行投资工具的创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多种个性化需要。四是理性投资、运作稳妥。在资金运作层面上，投资基金作为由机构投资者进行的专家运作，通常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经营目标，投资行为较中小投资者更为理性。既有利于培育资本市场，也能够促使被投资企业规范其行为，促进被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铁路融资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资本金融资，吸引各类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铁路尤为重要。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的市场投融资工具，能够为铁路项目筹集大规模的项目资本金。有利于降低铁路企业的债务率，减轻债务负担；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铁路的债务融资能力，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未来经营的财务风险。产业基金的基本特征使储蓄能够转化为对产业的直接投资。铁路通过应用产业基金，可以将部分储蓄积累转化为对铁路项目的股权投资，既为众多的、分散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一条风险适中、收益相对稳定的有效投资渠道，也有利于扩大铁路的股权融资规模、优化融资结构。铁路产业投资基金属于封闭式基金，主要是对铁路非上市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差。建立基金在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至关重要，对吸引基金投资人、保障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供选择的退出渠道有四种：一是被投资企业直接上市（IPO），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二是在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的同时，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事先约定由被投资企业回购的条件等内容；三是直接向其他投资者转让股权；四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实现退出。
四、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的融资风险
1、政策风险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铁道部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后，至今还没有其他相应的正式的文件或政策。铁路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收益周期相对较长，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如何协调才能形成多赢？尽管产业投资与资本市场相联系是其他领域惯用的资本退出机制，也是投资铁路的社会资本可探寻的一条道路，但是制定透明度高和可操作性强的公平规则，以及规则的约束和指引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新出台的有关政策，在融资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融资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要根据政治、经济环境及市场的变化，适当调整战略，抓紧机会，调整债务结构，保持及增强项目的竞争力。
由于铁路的基础产业特征，建设成本巨大，铁路的债务利息、折旧、资本金规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铁路的经营效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关联度很高。各国在大规模建设铁路时，都会创造条件控制建设成本，国家或地方政府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无偿增予土地、减免税收等。因此，控制铁路建设成本既是社会资源有效运用的需要，也是推进市场化融资的必然要求，应遵循铁路建设的国际惯例，争取国家政策，控制融资成本。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利息额变化给债务性融资项目所带来的财务损失。我国的利率市场尚不完善，即使在近20多年来利率市场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利率也不完全是由市场机制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银行控制，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利率。近年来，利率的不断调整使铁路建设项目面临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利率变动对债务结构产生的影响和债务利率同收入利率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浮动利率贷款和浮动利率债券。当市场利率下降时，会面临比较大的利率风险。另外，铁路建设项目的现金流量大，其现金流入主要为每天的客货运运输收入，由于现金流入是连续的，而现金流出（经营费用和贷款本息）是间断的，在同一时段内，必须支付高利率的负债利息，同时以低利率或零利率存入现金收入。利用外资的铁路建设项目，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主要来自于汇率变化对项目债务结构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及时分析利率走势，在利率水平较低的时候，锁定利率品种，规避利率风险。
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包括铁路运价和经营的双重风险。铁路运输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应该拥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包括一定的价格决定权和经营收益权。因此，国家放松对铁路运输业的价格管制，确立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将为铁路经营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国家放松对铁路的运价管制，既有利于铁路运输业的经营和发展，又有利于不同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更有利于统一的交通运输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形成。为铁路建设项目融资建立良好的市场化融资机制，有利于吸引社会向铁路注入资本，促进铁路行业的发展。由此可见，运价风险将对铁路的经营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从宏观调控的社会理性出发要求控制铁路运价、稳定社会物价；铁路运输企业从自身的经济理性出发要求运价调整到位，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状况。为将政府的社会理性与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改革现行的铁路运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改变铁路运价水平过低、运价结构扭曲、运价管理过度集中、运价形成僵化的状况，建立反映铁路运输产品价值、市场供求关系，体现保本、还贷、缴税、微利的运价形成机制。将国家对铁路运价管理由具体管理转变为总体水平控制，即国家确定铁路基本运价，并建立基本运价与物价指数联动机制，适时调整基本运价；允许铁路运输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上下浮动，运价浮动标准由铁道部制定，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赋予铁路在规定范围内的运价定价权与浮动权，从而实现铁路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铁道部首度披露引资渠道 06年利用外资逾27亿[EB/OL].中证网，2007-04-15.
[2] 杨靖：一条通往A股的铁路[J].中国企业家，2006（16）.
（一）公共交通投资总量不足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005年为477亿元，占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8.5%，2006年为604亿元，占10.5%，2007年为852亿元，占13.3%，增长较快。但是，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研究资料表明，公共交通的投资比例应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14―18%为宜。对比这一标准，我国城市客运固定资产投资偏低。
（二）城市交通投融资主体大多为单一的政府投资
传统观点认为，城市交通属于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公共财政来投资，通过民间资本实行市场化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在中国，历来城市交通建设都采取的是“政府全额投资、独家垄断经营、亏损财政补贴”的模式进行建设和管理，没有建立面向市场的城市交通建设投融资机制。
（三）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资金来源不稳定
地方财政缺乏规范化的投入机制，主要视其自身财政状况而定，采取临时性的资助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大多还没有建立发展公共交通的专项资金，普遍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和统一扶持政策。作为公益性事业，政府投入的不足，对城市交通行业的发展形成很大障碍。
（四）城市交通的运营不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
城市交通运营通常采取的是政府设立国有运营公司、垄断经营、财政补贴的方式。政府与城市交通运营企业是“父子”关系。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带来三大问题：一是成本失控。经营成本缺乏有效约束机制，因为亏损越多，可争取到的补贴也越多。二是服务质量差。三是企业缺乏自，经营僵化。
（五）金融系统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发达制约城市交通融资开展
近年来，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资金从原来的直接拨款转为提供有限的专项贷款，这种专项贷款主要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这类政策性银行来运作实现的。而四大商业银行，目前尚未形成商业贷款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转换的内在机制。尽管都已逐步改制，但是这些银行在过去遗留下了大量的呆、坏账，包袱沉重，对放贷特别小心，尽可能地将资金贷给那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而城市交通产业投资规模较大，期限较长，风险很大，他们担心资金投入后不能如期收回。
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影响城市交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
（六）有关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缺失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保障公共交通发展的法律法规，城市客运投融资专项政策的缺失，很难保障投融资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导致城市公共交通在用地、资金、路权和运营补贴等方面的需求难以落实，设施建设“欠账”严重，场站用地被“挤占”或“挪用”现象普遍，城市客运优先发展的进程受阻。
（七）缺乏完善的投融资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体系
目前，各地城市根据自身的财力和融资能力，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城市交通建设，建设的项目是否能达到城市交通发展的要求，缺乏统一的政策指标进行评判。投融资项目缺乏绩效评价机制，对投资决策者就起不到责任约束或激励作用；投资决策者如果出现不计收益、盲目乱投、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等现象，管理部门也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量化评判依据。这势必造成出现问题后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各方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
二、“十二五”时期城市客运投融资政策建议
（一）制定政策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城市客运的直接投资
为保证公交企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体现其公益性一面，各级政府应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并且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公共交通投融资机制和长效的、持续的财政保障体系。
设定城市客运基础设施投资的引导资金，建立长效机制，并逐年加大资金力度，对轨道交通、公交场站建设，车辆和设施装备的新增、更新，以及公交智能化建设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特别是要加大大型客运枢纽、换乘站、城市轨道运输建设、BRT和公共交通信息化的投资。
对一些事关重要城市发展的重大公共交通项目，中央财政应大力扶持。各地要按照[2005]46号文件以及原建设部等四部委《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和财政支持，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投资在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
建立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补贴和补偿资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规范补贴制度。对公交企业配合城市发展和政府政策管理需要而承担的票价优惠、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和设施装备的购置、更新，以及公交企业承担社会福利和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增加的支出，定期进行专项补贴和补偿。
制定合理的公共交通税收政策，有利于公共交通的发展完善；出台对公共交通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减轻公交企业负担。借鉴国外的各种公共交通税法，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交通税法，如适当对私人小汽车或企业征收一定的公共交通税款，可以获得相当的财政收入，确保公交财政补贴的资金来源。
（二）建立各级政府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专项资金
借鉴国外公共交通发展经验，研究建立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并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体系。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赠为辅，扩展公共交通专项资金来源。各级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需求，逐年增加对公共交通资金投入力度。
（三）多元化筹集公交设施用地划拨后的企业建设资金
城市人民政府需优先安排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用地，公交设施用地划拨后，鼓励企业建设、资金多元化筹集。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确定的停车场、保养场、首末站、调度中心、换乘枢纽等设施，其交通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地方政府应严格保证公共交通企业以划拨方式获得，并给予一定的建设资金支持。同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自筹部分建设资金，从社会多元化筹集资金用于加快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枢纽场站的运营。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公共性递减 未来模式选择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问题的提出
就国内文献和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解决了过去很难解决的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的难题。关于什么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目前尚无统一权威的意见。笔者较为认同詹向阳（2010）提出的“所谓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授权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类项目的建设开发、经营管理和对外融资活动，主要以经营收入、公共设施收费和财政资金等作为还款来源的企（事）业法人机构”。该定义描述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主体、目的、方式和途径。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两个大的背景方面有别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是在税收收入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或体制外收入；二是城镇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也使得地方政府运用的公共物品的融资方式有别于土地私有国家。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陈均平，2010）。国内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由此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随后，大量的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规模膨胀过快、制度缺失等问题不断爆出，各种研究报告也不断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的状况提出质疑。“由于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国家土地资源的资本化紧密关联，而土地价格受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这意味着平台贷款的风险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住房价格的波动等。这一制度上的风险短期内也很难消除。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目前还在探索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和规范发展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唐洋军，2011）。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问题频出？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问题入手，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嬗变的视角来解读。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的表现
“公共性”的问题在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中就一直存在，囿于人类认知能力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局限，使得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就相对显得较晚。英文中的public一词源自拉丁文pupulus，意为人们、人民，哈贝马斯曾指出其具有公共领域的属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共性”成为行政管理的内在价值取向，但在公共议程的设置上，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了被王绍光（2006）总结为“关门模式”的公共议程设置模式，公共议程被限定在政府行政机构之内，社会和公民更多的时候被看做动员的对象而非公共管理的主体。
“公共性”一词含义丰富，要正确理解“公共性”的内涵就需要将其放置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考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生产上的资金不足，改善、发展民生。因此，可以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公共性”视作为一定区域内社会公共利益的满足或实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理解方式很多时候变成了一种奢望。
首先，缺乏社会公共利益的引领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社会公共利益并非无主体的利益，是超越了个人、集体、阶级但又与个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临着挑战，社会不断发生，这其中尤以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事关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的最为突出。笔者认为，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和指向被曲解和利用。要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则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入，因为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才能跳出“管理行政”模式下的“投资-收益”思维，将“投入-产出”收益比的绩效指标转变为以社会效益、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为自身职责所系。
其次，社会主体在公共事务参与路径、参与方式上的制度性缺失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受“中心-边缘”构建模式的影响，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上，部分地方政府仍沿袭传统的“政党-群众”思维，不能正确认识到现阶段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不能正确认识革命语境下无具体权利的群众早已转变为现代社会中拥有具体权利的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上，政府很多时候有意地忽略了其他主体，诸如专家、咨询机构、社会团体和公民的存在和作用。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构建方式，忽视了其他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需求，错误地界定了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共性”递减问题的产生。
最后，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公共性”递减问题考察时，还要将“合法性”、“合理性”纳入其中。因为，“合法性”、“合理性”两个维度上的统一使得“公共性”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而“公共性”对“合法性”、“合理性”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三者之间互为基础，缺一不可。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在“合法性”维度上的表现
合法性的含义包括两个不同的层次和维度。首先是形式上的合法性，即符合法律法规。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有类似于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机构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在日本，有“地方公营企业、独立行政法人、地方三公社（地方住宅供给公社、地方道路公社、土地开发公社）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的第三部门等机构，其中一些机构的职能和运行机制就类似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孙晓娟，2011）。“美国8万多个地方政府中的近70%，大约55000个是市政证券发行者。市政债券的余额占GDP 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5%-20%之间，约占美国全部债务的6%”（唐洋军，2011）。“欧洲各国财政管理体制各不相同，……但中央政府对地方事权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限制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唐洋军，2011）。在我国，《预算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允许地方政府公开举债。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作为媒介变相向银行贷款融资，并在贷款的过程中提供土地、财政收入等各种形式的债务担保是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法人资格是存在问题的，实际运营中常被爆出出资不实、违规经营等问题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显然不符合《公司法》中对法人的表述，其法人资格和变相举债的行为存在形式上合法性的问题。
其次是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地方政府看来，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政权代表具备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同时这种合法性还有宪法和相关规定的支持。但是，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却指向的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思路、执政手段和发展方式得到社会的认同。近年来，在多个事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规范性文件中，中央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公告并提出严厉的治理手段，并对地方政府这种“超前花钱”、“乱花钱”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2年，国际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突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这表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民众都对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思路、执政手段和发展方式的认同度和信任度不断下降。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在“合理性”维度上的表现
通常，我们将“合理性”作为“合法性”的一项指标和考量因素。在理性工具主义的“管理行政”模式下，作为由“经纪人”组成的政府除追求经济学意义上“投入-产出”的效益比之外，地方政府及公职人员对“自利性收益”的追逐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地方政府投融资超常规负债导致的“合理性”递减。统计数据上看，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07175亿元，其中融资地方政府投融资债务余额49711亿元，确实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依托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甚至过度举债的问题。据审计署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3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透支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增加了社会民众的负担，这显然有悖于公共财政对“投入-产出”的合理性原则要求。
其次，地方政府官员对“自利性”利益诉求导致的“合理性”递减。詹姆斯·布坎南曾指出担任政府公职的公务人员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只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在政府系统中获取薪水并为民众服务的公职人员与社会中的人一样都是“经济人”，都具有“自利性”的倾向，会将个人的利益诉求带入政府的抉择中，因而政府中的行为就都包含有政府这一抽象概念自身的动机和利益。加里·贝克尔则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将自身的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动机，所有的人的从事各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受“GDP考核指挥棒”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在任期内提高经济指标，在同级竞争中赢得“硬实力”，而对于像教育、科技等涉及民生，短期内无法兑现为经济增长的软项目采取选择性的漠视，而这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合理性”的递减。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的对策
（一）通过价值理念的重塑和转变注入新的“公共性”资源
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社会普遍的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对于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来说，实现一定区域内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其社会管理的目标，其他的则是手段。要摆脱“管理行政”模式下“投入-产出”的简单效率观念和以GDP快速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思路，将“公共性”价值理念从新设置在政府社会管理活动价值理念的核心地位，以“公共性”作为终极价值理念，将公共利益作为主线贯穿整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活动的始终，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作为自身的职责所在。
（二）通过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拓展注入新的“公共性”资源
首先，是政府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转变，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自身角色认识的不完整。政府在“中心-边缘”模式的影响下，将社会看做了被发动和运动的“他者”，没有正确认识到政府、社会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问题上，政府官员在正确认识自身作为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者、引领者、参与者的角色的同时，要承认政府同社会管理中其他主体：公民、民间组织和社会机构的主体地位，形成 “主体-主体”的平等关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党对国家生活中的领导是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被历史证明了的。但在今天，面对作为具有具体权利个体的公民，需要从新调整自身作为领导者的角色和功能。
（三）通过改进和完善制度建设注入新的“公共性”资源
要实现从“控制-干预”向“治理-服务”的转变。参与过程制度的构建需要满足这些要求，首先是尽可能地让所有人参与进来，其次是所有人在参与的同时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途径表达自身的观点，这是正哈贝马斯等人提倡的“生活政治”旨趣。以往的实践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需要尽可能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在效率优先的选择下，地方政府通过运用其拥有的行政权力不断强化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与配置，并将把其他主体排除在事务管理的过程，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共性”的递减。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工作从“控制-干预”模式转变为“治理-服务”模式，通过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的合法途径，在对话、合作的框架内借助自身的治理能力而非行政权力的最大化运用来实现参与过程的“公共性”。
（四）通过优化和拓展监督体制机制及其方式注入新的“公共性”资源
地方政府进行各种融资平台的建设，是在现行财政制度和法律体系管制之下，找寻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资金渠道的变通之法。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合理地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又快又好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在确定事权和责任的基础上，合理放开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权和建设债权的权力，让地方政府债务走向台前，通过借助资本市场，显性化、公开化、阳光化、市场化。首先，可以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进行试点，等到时机成熟时，再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部分政府债券用以解决城市建设中遇到的资金不足的难题；其次，可以通过借助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票决的功能性约束；通过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等“第三方”的评估与信息公开。只有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监督主体，完善监督的方式和路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和举债行为就会受到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全面监管者和约束。
（五）通过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注入新的“公共性”资源
普特南（Putnam）（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福山（Fukuyama）（1999）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剂，可以使人和群体或组织更高效的运作。伴随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意识的发展使得民众个体出现了原子化的倾向，分散、原子化的个体在公共领域事务中很难保证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过程中，缺乏社会个体的有效参与必然会导致社会目标上的“公共利益失灵”。要加强第三部门的培育和建设，将分散、原子化的个体吸附到一定的组织之中，从而提升社会资本存量输入和优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公共性”资源配置。
（六）构建多元中心合作型管理模式并注入新的“公共性”资源
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模式公开资料进行梳理和总结，笔者从参与主体的视角构建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不同阶段的四种模式（见表1）。在对四种模式的诠释中可以发现，我国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的未来模式选择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指导下，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向“多元中心合作型”的嬗变。
1.政府主导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决策权力由地方政府行使，一元特征明显；执行上依托政府科层制官僚组织完成，动员能力强；控制上普遍采用强制推行的方式进行，层级特征明显；信息反馈通过“自下而上”方式传递，渠道单一、信息公开度、透明度低；监督方式上主要依靠自体监督，特殊情况下采用社会监督；责任主体不明确，权责不分导致问责制度难以落实。
2.企业自主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决策权力仍集中由地方政府行使，仍具有一元特征；执行上依托现代企业的管理运作机制；控制上体现为政府、企业共管；信息反馈上实现了政府-企业的双向流动，沟通机制较为通畅，信息公开度、透明度较低；监督方式上企业内部监控为主，政府纪检部门为辅；企业为责任主体。
3.政府-企业协作性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决策权力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行使，体现为地方政府与企业就具体政策的磋商和对话；执行上发挥企业、政府组织方式的各自优点；控制上表现为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决议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监管；信息反馈上实现了政府—企业的双向流动，沟通机制较为通畅，信息公开度、透明度较高；监督方式上企业内部监控为主，政府纪检部门为辅；企业为责任的主要承担主体。
4.多元中心合作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决策权力由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行使；执行上政府动员、企业执行、社会参与，充分的发挥不同组织的各自优点；控制上同样表现出多主体治理的特征，职能分工侧重则有所不同；信息反馈的渠道、方式丰富多样，信息公开度、透明度高；监督方式上，自体监督、异体监督、社会监督多管齐下，监督效果好。此外，由于决策中各个主体都参与整个管理活动全程，问责的主体容易确认。
从实际运行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多以政府主导型、政府企业协作型为主，尚未有多元中心合作型模式的出现，这与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政策执行中的“党委主抓”执行特点和政府执政思路转变不及时，公民社会发展滞后，制度的创新、供给不足有很大关系。从发展方向来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模式应是“多元中心合作型模式”为主体模式，即通过制度、路径设计和构建，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的集体行动之中，以协商、合作来协调彼此的利益诉求，不断完善自体监督、社会监督体系保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最终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共赢。
参考文献：
1.詹向阳.辩证看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J].中国金融，2010（7）
2.陈均平.中国政府会计问题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0
3.唐洋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国外模式与中国之道[J].上海金融，2011（3）
4.孙晓娟.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和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1（47）
5.常红.社会蓝皮书：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改变收入分配结构[N].人民网，2012-12-18
6.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审计结果公告[N].2011-12-27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形势；政策建议
2009年以来，我国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巩固了回升向好的良好势头，GDP增速达到10.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较好。但是，随着近期通胀预期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的增大，社会各界对日益膨胀的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给予了广泛关注，周其仁、郎咸平、谢国忠等一批经济学家明确提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应为抑制通货膨胀，央行也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美国进一步提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增速从三季度开始也在逐步回落，因此，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分析和判断当前的投资形势与政策，对于明年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
二、对当前我国投资形势的基本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确实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增长的时期，是1993年以来的又一个投资高峰。在巩固了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之后，随着近期通胀预期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的加大，社会各界对日益膨胀的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给予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各地争相上马的各类投资项目提出了强烈批评，对继续实行刺激性投资政策提出质疑。然而，当前欧债危机进一步加剧，国内资本市场不断下跌。因而，笔者认为，虽然当前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增长方式等都存在诸多问题，但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当前快速增长的投资形势仍然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刺激性政策退出的时机仍不成熟。
（一）当前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基本适应
（二）当前投资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3．当前投资还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目前各地政府的投资资金主要依靠各类融资平台，宏观组首席研究员李牧群[5]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由于信息高度不透明、债务管理制度缺失、负债率过高等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爆炸式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据他统计，09年地方融资平台数量上达到8000多家，在全年9.5万亿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就占到40%，总量近3.8万亿元。实际上，当前大多数地方的融资规模已经完全脱离了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随时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而一旦地方政府的财力或还款意愿不足，贷款资金往往不能按期归还，甚至久拖不还，造成银行机构的巨大风险。
三、保持投资平稳较快增长的政策建议
1．必须继续保持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即正处于由重化工业向高附加值加工业转化的阶段，也处于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过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技术领先的生产设施，以尽快提高我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并且，由于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均衡，我国一些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也需要加大投资，提高工业化水平。另外，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需要保持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要稳定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不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是不行的。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出口复苏将面临波折，而消费需求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因而，现阶段继续保持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都是十分必要的。
2．投资政策的重点要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6]。当前，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得到巩固，总量问题和短期困难基本解决，投资政策应从总量调控逐步向结构调整转变，要更加侧重投资结构优化、投资体制改革、投资环境优化、投资活力的激发等，充分释放中长期我国投资的巨大潜力，逐步解决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的问题。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明确投资重点，加大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与领域、战略性新型产业、清洁能源、低碳技术、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的投资支持力度。要合理划分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和趋同性，解决当前投资领域的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问题，实现投资活动的有序进行。加大投资领域的开放力度，积极扩大民间投资，国有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把竞争性领域投资更多地让给民间投资主体，对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的重要项目采取适当的贷款贴息、直接补贴等鼓励措施。同时，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投资规模，并“铁腕”淘汰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
3．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微调。金融危机以后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在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基础上形成的，尤其与两年内巨额的新增贷款有直接关系。针对当前投资形势，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上加以限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上述投资活动中的突出问题，造成投资过热与通货膨胀。同样，如果像一些学者所提倡的，对新增投资项目采取“一刀切”，则可能出现大量的“半拉子”工程，造成投资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导致经济萧条，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局面付诸东流。因此，要注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相配合，既保持投资的适度稳定增长，又要防止投资过热。当前，货币政策已经恢复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后，货币政策要逐步过渡到中性偏紧的政策，控制好银行信贷投放规模和速度，严格限制对过剩行业的投资贷款，以防止目前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预期背。特别是对当前泡沫化比较严重的房地产市场，要切实加强调控，防止社会资金过多涌入形成更大泡沫。
4．加强投资资金的监管，防止投资风险。当前投资的主要风险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内许多学者都指出，当前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普遍很高，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严重的入不敷出，当前融资平台的大量贷款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国家应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和规范，金融监管部门应把包括资本金充足率、抵押担保是否规范、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还款来源、财政风险程度等在内的政府融资平台信息纳入监管范围[7]。同时，对投资资金的使用也要加强监督，防止项目资金违规进入楼市、股市，造成更大的投资风险。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后危机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投资都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正如温总理多次指出的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断增多。为了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保持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仍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当下各地争相上马的各类项目确有过度之嫌，不顾实际地加大投资势必扭曲本来就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使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并在短期内造成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因而，当前政策要注重投资结构的优化，重点加大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战略性新型产业、节能减排以及民生等领域的投资，严格限制过剩行业的投资。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的监控与管理。
参考文献
[2]陈佳贵.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几个问题[OL].北京社科门户网站.
[4]叶檀.再谈4万亿没有一分钱进入楼市的荒谬之处[N].每日经济新闻,2010-3-18.
[5李牧群.地方政府融资如埋“地雷”[N].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www.seri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