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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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更好的监管金融企业
通过信息化管理的实行，金融企业的决策人员可以将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给应用过来，准确掌握全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对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状况进行明确了解，对细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发现。然后，决策者可以全面的观察突发事件，结合具体情况，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给应用过来。这样一来，决策人员就可以对整个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全局操控，并且构建相关的监管制度，对金融企业的顺利运营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1.2合理配置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日趋激烈，很多金融企业都有子公司成立，并且在外地建立，那么信息化的管理和支持就更加的重要。借助于信息化的实现，可以有效连接不同地区的企业和部门，以便促使管理人员和决策人员更好的配置资源，对于过去因为地域差异导致的金融企业管理和运营的弊端，进行有效的改善，管理者可以实时掌握整个企业的运营情况。
1.3促使金融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得到提升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促使金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金融企业要想获得发展和壮大，就需要对信息化产生足够的重视。金融企业只有强化信息化建设，方可以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所适应，对管理模式进行转变，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2强化信息化管理的途径
调查发现，信息化在金融经济管理应用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首先，管理理念较为落后，很多的金融企业依然在经济管理中采取陈旧的管理理念，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和时展的要求进行革新。很多企业管理者都对企业的盈利和收入过分关心，却不注意控制成本，这样一来，就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问题；其次，信息化平台落后，如今大部分企业都将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了过来，它可以促使人们对服务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却没有构建统一的信息化平台，这样系统之间就无法同步的传输信息，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最后，就是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为落后。我国金融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人才缺失问题较为严重，经济管理人员往往身兼数职，这样虽然可以减少劳动成本，但是却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我国金融企业开始重视信息化建设，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到了产品改造过程中，但是却没有较高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信息化还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2.1优化资源配置
在金融经济管理中，信息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融企业要想将信息化管理的优势给充分发挥出来，就需要对统一的管理系统进行构建，促使组织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协调性得到实现。通过合理配置资源，金融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将相应的责任承担下去。此外，还要对财务和会计部门的建设充分重视，这样金融企业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及时的了解和分析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状况。
2.2对信息化平台进行构建
要从意识上来强化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阶层的工作人员，并且大力培训，传授信息化管理知识，将先进的技术应用过来，对信息化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进行构建。借助于信息化平台，可以更好地分析和整理企业经济管理数据和信息，企业管理人员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财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基本走向进行把握，对于企业的经济走向做出科学的判断，进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市场需求也可以得到有效满足。
2.3对信息化管理队伍建设进行强化
金融企业信息化建设质量，会受到经济管理人员素质高低的直接影响，因此，就需要大力培训管理人员，促使其信息资源的管理工作质量得到提升，以便得到更加合理和准确的信息数据。另外，还需要对经济管理信息化制度的建设充分重视，要明确的规定信息化工作的流程、要求和工作内容等。
3结语
1.信息化管理影响下的公路企业运输管理风险管控与其他行业当中的企业相比较，公路运输行业当中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相对更大，这主要是因为输运很容易受到道路或者是恶劣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公路运输行业尤其会受到大风天气或者是大雪天气的影响。风雪造成的公路运输道路阻塞直接关系到运输的通达与安全。相对于此，南方地区则会受到雨水等季节性的因素影响。公路运输的安全性问题同样突出。除此之外，一旦道路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紧急维修或者是类似情况，车辆就必须绕行，这就会增加运输的成本。公路运输企业想要从根本上规避上述这些风险，或者降低风险因素的出现，就需要针对这样的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应对。尽可能的降低出现风险因素的几率。信息化管理当中企业面临的风险因素管控能够令企业更加及时的掌握相关风险因素信息，并作出合理的分析，降低风险系数，实现公路运输的安全顺畅。
2.信息化管理影响下的企业服务质量效率现代公路运输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发展，公路运输企业彼此之间的竞争也逐渐激烈。基于这种情况，企业想要在市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的提升服务水平与质量，赢得行业信誉，只有这样才能够令其自身站稳脚跟。服务质量的提升是公路运输企业服务水平的硬性标准，因此，通过实现公路运输信息化管理，更加及时、安全、准确的进行运输就是关键。采用公路运输信息化管理，当遇到安全问题时，客户也能够在最及时的情况下使用信息管理系统找到问题所在，并实现企业的相关补救措施。
二、实现公路运输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
1.构件公路运输管理信息化评估机制体制在公路运输企业当中，其形成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在于信息化管理系统发展不成熟，相关经验较少，以及企业对其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公路运输企业需要高度重视对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件，形成相关的信息化评估机制体制。通过技术人员定期进行系统检测，不断完善和优化系统。公路运输企业当中所采用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内容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公路运输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意图建立更加有效和完备的系统评估机制体制，才能真正意义上促进系统的进步与企业的发展，也才能够促进公路运输行业实现信息化建设。
2.构建完善信息化管理运输网络系统如今，我国的大部分公路运输企业建立的信息化管理网络都是企业内部的，往往对运输业务本身更加重视，却没有将企业影响因素考虑在内。然而，企业经营战略与运输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公路运输企业要建立起关联性的信息化管理网络，对影响公路运输经济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从而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完善的服务体系形成客户服务体系的完整性是衡量公路运输企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只有满足了客户的实际需求，提高服务水平，公路运输经济才能够获得真正发展。因此，公路运输企业要将客户需求放在首位，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结束语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1919年索尔斯?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的《资本的性质》（1919）中关于知识的增长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论述。经过近四十年，许多的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雅各布?马夏克（JacobsMarschak）于1959年的《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知识。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学术进展大致分为五大领域，针对其中的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管理中的经济问题，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内也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和讨论。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向相关学科发展和渗透，图书馆学也不例外，二者互相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发展。
信息经济社会中，图书馆不仅是图书文献的收藏地，更是知识、信息加工和传播的场所，并通过进化和自我完善在信息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图书馆已成为知识高度密集的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经济学与图书馆学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扩大了其研究的对象，深化了研究的内容。
信息经济学的确立和发展为图书馆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变革。图书馆学需要研究数字化、网络化等因素给图书馆本质、属性、基本矛盾、发展规律、职能等诸方面带来的新变化，并继续探索图书馆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以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全局。信息经济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但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此外，图书馆作为信息经济产业中的一个部类，其发展规律和实践的理论——图书馆学与信息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图书馆学教学单位纷纷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信息经济学也出现在信息管理学系的课堂上。信息经济学是经济科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延续，是对经济学基本问题在新的社会与技术环境中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来说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二、有关信息经济学理论简介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的理论进行探讨：
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概念，源自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非对称信息论。所谓非对称信息，就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主体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有关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非对称信息论认为：（1）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一方处于信息优势，相对方则处于信息劣势；（2）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上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
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引起了对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研究。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信息不对称有哪些表现、信息不对称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有什么影响、图书馆如何降低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其负面影响，等等。随着这一研究不断深入，对改进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何消除图书馆读者与管理人员、采购部门与书商、图书馆管理层与职工、图书馆与系资料室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则是新时期搞好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信号理论
1973年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Spencer）提出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就是研究如何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问。信号理论主要将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使用能够为公众观察到的“信号”，向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信地传递私有信息。
3.搜寻理论
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发表《信息经济学》，此文清晰的说明信息不完全是较信息完全更为一般的现象，这篇论文是搜寻理论的奠基性作品。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过程。搜寻收益却不是简单地收益递减，而是在开始的一段搜寻时间内收益递增，然后才开始收益递减。对于图书馆日常的查新工作，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搜寻、判断，正因为搜寻的成本是递增的，所以进行有偿服务是必要的。
三、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和指导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者面对图书馆工作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开展了新的科学研究。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深化，研究的对象扩大，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基于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理论的新视角和丰富的数据分析结果，必须对图书馆的角色、服务模式及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定位。
1.有偿服务研究的深化
从图书馆学中探讨的有偿服务问题看，是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有偿服务，一类是“创收”性质的服务，如出租图书馆馆舍门面，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等等，不论是权宜之计，还是单位的行为，都是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的。这类有偿服务背离了图书馆的宗旨，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同行们的批评，它是离开了图书馆本身的业务建设而外加到图书馆身上的，不是面对信息时代，也不符合发展图书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这一伟大宗旨。另一类是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有偿服务，它是与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现代各类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管理上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三种模式，即无偿服务的“馆藏模式”、以市场化的有偿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和有偿与无偿服务相结合但以后者为主的“服务模式”（如学校图书馆是在做好为本校师生免费服务的前提下，向社会、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它们的共同点是以馆藏为基础，以服务为中心。信息经济学的影响和渗透为图书馆有偿服务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如信息的供求理论、用户的偏好、信息价格的弹性理论、信息的环境等，使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序有效地发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将是图书馆信息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前提下，根据各自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制定“因馆制宜”的发展战略规划。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服务完全具有商品属性。而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级服务形式，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更大，因此，完全有理由通过服务收取报酬。有偿信息服务=有偿信息+有偿服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而信息的有偿服务则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它将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学则是结合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对有偿服务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如有人认为三类信息应区别对待：对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信息（商贸、投资、金融、企业经济、娱乐等），可体现“经济效益”原则，开展有偿服务；对公益性信息（气象、自然资源、人口等）关系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应体现“社会效益”原则，开展无偿服务；第三类是保密性信息，绝对不能从事商业开发。
因此，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随着信息时代的已经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信息的有偿服务将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作为公益事业性质的图书馆，所有业务的开展仅靠国家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服务不但是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发展所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能更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2.图书馆工作基本原则的增补
图书馆学中提出的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如：读者第一，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为利用而藏书等等，都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在新形势下就需要增补新的内容。
首先，图书馆的基本矛盾已从“借阅需求与文献提供”发展到“读者用户的信息、文献需求与信息处理、信息服务、文献提供”的矛盾。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中既然有为有偿服务付酬的用户，那么读者第一就应扩大为读者和用户，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中就应包括有偿服务。
其次，在有偿服务得到肯定的条件下，应提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还应根据各类不同图书馆及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制定“因馆制宜”的原则。
第三，根据国际图联提出的主题“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应提出图书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工作除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外，应突出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符合图书馆与社会发展规律的。
3.信息经济学的渗透加快了图书馆数字化、现代化的步伐
信息经济为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宽松的信息网络环境，丰富的数字信息资源，多样的多媒体信息服务手段。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信息产业的一个部类。基于这样的理念，图书馆应该加强联盟合作、加快数字化进程、更新服务手段、改革管理机制、保障读者权利等方面的综合建设。图书馆要适应信息经济的大环境，积极主动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开拓良好的空间。着力加强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普及，确保图书馆在知识收集、整理、加工和传播过程中的集散中心地位。
图书馆学认为：文献资源开发是传统的图书馆工作的主要产品，信息资源开发则是现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图书馆已经从单一的图书保管者迈出了服务本位信息提供者的步伐，从局域服务走到开放服务，工作中心由书本转移到人，在信息传递和咨询及整个图书馆业务环节上都贯穿了人本位的思想。
4.图书馆学概念的更新和引进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新公共管理是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体现为：
1.1新公共管理汲取经济学中的理论
一直以来，公共行政学都汇集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思想，而新公共管理则更多地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新公共管理的目标是追求3E，即：Economy（经济）、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3]。此外，为了应对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管理和监控对政府创造力的抑制，从而导致政府管理的形式化和僵化的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希望通过强调经济价值的优越性，重新发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提升政府的创造性[4]。
1.2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
面对越来越多的对政府规模庞大，资源浪费严重的质疑，新公共管理反对原有政府管理模式的权利中心主义，主张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提倡建立精简而有效的服务型政府。首先，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通过政策的制定对全局进行总体掌握，而具体的实施则应由各自制机构承担[5]。其次，新公共管理主张适度的分权与授权，赋予管理者有效的管理权威，解除对其过多的控制，以便更好地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与效能[6]。再次，新公共管理打破原有层级制的金字塔体系结构，压平组织结构的层级，创建扁平制组织结构。
1.3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战略
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中，政府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公众，公众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话语权，这极大地打击了公众的积极性。而新公共管理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提倡政府对待公众应像企业对待顾客一样，一切制度和决策的制定都以公众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为出发点。顾客导向战略引导公众参与政府职能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的积极性，也是政府工作创新的出发点与动力。
1.4新公共管理追求效率和结果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是具有“理性”性质的，精确、迅速、明确、统一性、严格的服从是官僚体制的优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优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是效率和结果，而忽视过程，重视技术在提高管理效率中的作用，提倡多种方法与手段的并用。新公共管理给予现代管理更多的灵活性，为其营造了更为宽松的环境与氛围，实现管理行为的创新，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2.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文档工作审视新公共管理赋予现代管理以效率为中心、技术至上的特点[7]，这决定了现代文档工作具有以下运行特征：
2.1在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以电子文件的管理为工作中心
在韦伯的官僚体制中，文件具有上传下达的功能，维系与连接组织各部门之间的运转，体现出工具价值。而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催生出的电子文件以其快速、便捷的特性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国家档案局的调查结果显示，仅2007年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共产生各种类型电子文件近2亿件[8]。此外，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改变统治者的角色，提倡塑造服务型政府，由此为电子政府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可以说电子政府也是新公共管理的产物。为了提高政府透明度，创建开放型政府，电子政府通过网站提供实时信息，以此来满足公众的政府信息利用需求，通过与公民进行互动，鼓励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电子政府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电子文件作为支撑。电子文件实现了文档的无纸化管理，大大节约了资源，避免资源的浪费。而借助现代通信网络技术，打破了文件传递与利用的时空限制，改变了过去管理过程复杂、消耗时间长、资源浪费的壁垒。但是，现代管理对电子文件的依赖也衍生出一系列的难题，如电子文件的证据价值受到质疑、电子文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差所引发的管理失效等。如何攻克电子文件所带来的管理上的弊端，给现代文档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2.2在重视资源利用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以文档的开发利用为工作重点
政府信息资源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据报告显示，社会信息资源的80%来自于政府信息。政府文档是的体现，文档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构建了沟通的桥梁；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等决策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部门，为营造开放公平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社会提供新闻、统计报告、经济预测等服务信息将作为档案被保存下来[9]。对政府文档信息资源进行开发，扩充社会信息资源，为社会各方面的运行提供支持，是新公共管理对文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2.3在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以为公众服务为工作理念
在过去，档案局、档案馆等各级档案部门以档案保管为主要工作任务，以服务自身机构为工作目的，档案工作秉持着保密、严格开放程序的工作原则。而在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自身组织机构，而是广大公民；文档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发文档信息资源、实现文档的充分利用。新公共管理重申了文档工作的社会使命应是以公众的文档利用需求为服务对象，为公众提供所需的档案信息资源。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实施顾客导向战略。在宏观层面，以服务为理念进行档案部门的组织规划、政策制定、标准的拟定，以服务为宗旨对文档工作进行全局掌控。在微观层面，在将服务理念贯穿于文档工作的所有环节之中，尤其在档案的提供利用中，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如何满足公众的利用需求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实施顾客导向战略是充分发挥文档管理部门作为社会信息管理者，肩负着服务社会公众这一使命的必然选择。
2.4在整合企业管理思维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重视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在企业管理中普遍使用知识管理的方法，也有人提倡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知识管理的理念。知识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将信息资源提供给需要的人。一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利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在知识管理的三要素：人、信息资源、技术手段中，人处于核心地位。在管理者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自身拥有大量的隐性知识。知识管理的各项内容都是在人的支配下完成的，离开了人的存在，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不可能产生。新公共管理要求在文档工作中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发挥人在知识管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大力挖掘管理人员的隐性知识价值。管理人员在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是宝贵的知识财富；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为文档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绩效评估的方法，提高管理人员工作的工作效率；通过激励政策，培养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并通过奖惩制度来规范管理人员的行为，培养其工作责任感。
2.5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充分挖掘文档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
档案馆等社会主要档案管理部门一直是国家事业单位，享受国家资金支持。但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数字化进程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已无法满足档案部门的需求。新公共管理的经济理念要求档案部门应改变过去完全依赖政府拨款的所造成的局促局面，充分挖掘所保管的文档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发展档案产业。在信息社会，信息资源和石油、煤炭一样，是具有价值的资源。对文档信息进行整合开发，生产信息产品，是文档工作的新项目。例如现在的一些咨询公司，就是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档案部门在开展经营业务时，除了对自身所掌握的文档信息进行开发外，还应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广泛、全面地搜集网络上的信息。并采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充分挖掘文档信息的经济效益，争取在为组织自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的同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3.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文档工作需注意的问题
新公共管理理论尚处在并不成熟的阶段，其内在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其固有的局限性，使其在文档管理中的应用存在着一些缺陷。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思想进行文档工作革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3.1文档工作的价值定位问题
新公共管理汲取经济学理论，引入市场机制，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容易造成组织对利益的盲目追求，而导致社会价值的缺失。我们在对文档工作进行改革时，应采用新公共管理的经济理念，注重文档资源的价值开发，构建营利性机构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文档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作为国家文化事业机构的公益性工作性质，始终以为公众服务作为工作理念，把握好经济创收工作占整体工作的比重，避免对文档工作的价值定位产生偏颇。
3.2组织管理问题
新公共管理改变传统组织结构金字塔式，主张的是扁平化与分散化，而对权利的分化与下放在给下层管理人员带来能动性的同时，也容易引起了上下层管理权失衡的问题，例如政府在管理中出现的“政府空心化”就是由此原因产生的。因此，文档管理部门应正确处理权力控制和权利下放的问题，优化组织结构、协调各部门间的沟通，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管理环境。
3.3技术手段的应用问题
信息经济的发展要求文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大力引用技术手段，电子文件的产生、电子政府的兴起、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等都以技术手段作为保障，不可否认，技术手段在现代文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只是以工具的价值出现在文档工作中，起到的是提供文档工作效率的辅助作用。针对目前一些人所提出的技术至上主义，文档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技术手段在文档工作中的应用，切不可本末倒置。
（一）信息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信息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及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也是对信息及其技术与产业所改变的经济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产生与其他经济学一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瞩目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技术巨大发展及其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必然结果。信息经济学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处的时代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1.信息、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日益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3.信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增大。
4.社会经济生活分散化、多样化、小规模化、非群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不算长，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被提出算起，至今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整个经济学发展历史的1/6。
信息经济学有它的“史前”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把信息与市场竞争、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联系起来，认识到企业为了获取完备的信息必须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发现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但是，信息经济学一词的提出则是在同一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后他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译。）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注：他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于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他提出信息搜寻理论，后来还在1977年指明，应当用不完全信息假设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该书于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7年出了第3版，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至70年代还先后被译成法、德、意以及西班牙语。（注：该书在我国也即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内提出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注：据他测算，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知识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在美国国内对该书的引用与评论延续了10多年，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经济及其经济学。1980年至1983年，马克卢普又扩展上述专著，并对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测定进行更新，陆续发表《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多卷本著作，其中第一卷为《知识与知识生产》。
从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止，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信息的经济学分析或对经济理论中信息的分析，还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
就前一方面的分析而言，不少经济学家在考察作为经济行为变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以及需要支付成本等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导出了种种理论。如阿克洛夫(G.Akerlof)（注：阿克洛夫同斯彭斯、施蒂格利兹一起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提出的“柠檬”（即二手货）理论、斯彭斯(M.Spence)在1973年提出的“信号”理论、赫什雷佛(J.Hirshleifer)在1971年提出的“信息市场”理论、格罗斯曼(S.J.Grossman)和施蒂格利兹(J.E.Stigliz)在1976-1980年提出和补充的市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等等。其中，阿罗(K.J.Arrow)（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克里(W.Vickrey)和莫里斯(J.Mirrlees)（注：两人因从事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而同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信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阿罗把信息同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联系起来，对信息的特性、成本以及信息在经济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并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论文集。[1]维克里在所得税和投标、喊价的研究中解决了在信息分布不对称条件下使掌握较多信息者有效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并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莫里斯则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委托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经济周期性理论等等，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并得以修正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的研究，国际信息贸易与其相关的投资、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并使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即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发生了应用的、宏观的信息经济学份额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
（三）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外相比大约晚了20多年。最早是从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起步的。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同时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安排了《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3,4,5]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进行了组织准备。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在90年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领导了一系列全国性学术活动，对信息经济学各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主题就有信息系统建设的经济问题[6]、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市场培育与管理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问题、信息革命对经济与管理的影响问题、信息经济及其管理问题、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问题，以及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还组织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92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同美国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高等院校讲授信息经济学的老师和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推动了许多高等院校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的院系建设，促进了各种信息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写作和出版。1996年在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目录中单独列示和介绍了“信息经济学”这一学科。[8]
近五、六年来，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信息系统经济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信息网络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二，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第三，从单一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研究扩展到全方位的多样化的信息经济问题的研究。
二 信息经济学的内容
从信息经济学发展历史出发，结合全球信息化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来确定信息经济学实践研究的具体内容，把它加以归纳和系统化，这比脱离历史与现实，从事“规范研究”，抽象地议论信息经济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要更为科学和更贴近生活。当然，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史还会延续下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将随之扩展和细化。但迄今为止，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完全可由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来构筑（注：本文未涉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云，而且还由于现代科学发展已使学科的划分较难用特定的研究对象作标准，边缘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之兴起，导致不同学科同时研究相同的对象，只是所用的研究方法各异而已。）
（一）信息的经济研究
1.信息的费用与效用问题
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一样，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过程。信息又与劳动产品或服务一样，可以作为产出，满足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需要。信息还可以成为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信息是不可分割的和可以重复使用的。作为商品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价值、成本、价格。但信息商品的供求有其固有的特点，供给不仅决定于生产，还与传播有关，需求在满足过程中会诱发新的需求。同时信息商品的成本往往不以该商品的使用程度为转移，而信息商品的价格也有特殊的形成规律，它的高低不仅受成本的影响，而且还与信息商品的效用大小相关。总之，信息商品不同于物质商品的特性，是信息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2.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问题
信息是宝贵的资源，被称为软资源，其作用在于改进管理和决策，使物质和能量之类的硬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只是信息本身的集合，后者还扩展到与信息相联系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科学的管理。在分配中，要做到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对象提供恰当的信息。在管理中，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节约与效率的关系，达到信息共享、支持决策的目的。
3.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问题
信息系统、信息网络都是信息资源的组织形式，其建设与运行需要昂贵的经费支持，同时却可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所产生的间接效益往往远大于直接效益。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建立和完善效益尽可能好的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是必须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则。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用于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资金等投入日益增加，为使这种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亟需研究对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进行费用与效益分析的评价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从生产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能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从基本建设的观点看，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产品。这就决定了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远比一般的信息产品的费用效益分析复杂得多，且有质的差别。
一、传统会计本质理论的缺陷
1．资金运动论。1962年11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亲自签署的《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于1963年1月起试行。之后，在“算要有用，管要合理”的原则的指导下，我国会计理论界逐步形成了以“资金运动论”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这一思想认为会计对象应占主导地位，而且它把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看成是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对象，并认为资金是社会主义财产物资的货币表现，属于社会主义特有的范畴。此观点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在当时符合我国会计工作的实际，因而得到了我国会计界的广泛认可。
2．信息系统论。信息系统论主张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该观点并非我国会计学者自己创造，而是20世纪80年代由余绪缨教授第一个从国外引进并主张的。他说：“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主要通过客观而真实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此后，此观点得到了葛家澍教授等人的支持，他们给会计所下的定义是“旨在提高企业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具体来说，具有以下含义：①会计作为信息系统，并不直接参与管理，而是通过提供会计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②以提供信息为主的反映是最主要的职能，且将整个会计程序分为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四个环节，将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③会计信息系统是由会计、信息、系统三个概念组成的。所谓会计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是企业主要的信息来源。
3．管理活动论。管理活动论这一观点是由杨纪琬教授和阎达五教授率先提出的。1980年，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的大会上，两位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论文，首先提出了“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的观点。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人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这种观点既否定了会计是一种应用技术的看法，又否定了会计是一种管理经济的工具的看法，转而强调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双重职能。具体表现为：①会计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并通过特定的技术程序管理实际经济活动的一个社会环节。②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具有经济管理的职能，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③会计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相关人士所需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信息生成前的预测和决策以及信息反馈过程中的控制。因此，提供信息是手段，而控制管理才是真正的目的。
二、传统会计模式的缺陷
1．资金运动论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了会计界的普遍认可，但由于人们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导致对资金概念的认识出现了不一致。如果从价值增值的角度来看，资金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帮助劳动者创造并实现新价值的价值；从价值表现形式来看，资金是企事业单位用货币表现的财产、物资和货币。另外，许多人把会计反映和控制的范围从过去扩展到现在和未来，作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能否涵盖这些范围尚存争议，也为以后我国会计界对会计本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2．将会计本质界定为信息系统，从目前来看，过于狭窄。从会计发展史来看，会计确实一直和记账、算账、报账密不可分，从原始计量、结绳记事到复式簿记再到真正的会计出现，从填制凭证到编制报表，会计始终承担的是记录和报告信息的工作，即便两权分离后，会计起到的作用也只是作为提供信息的一种手段，但是仅仅这样就得出会计是按照特定规则处理、以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信息系统的观点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必然要求对会计进行全面改革，会计将逐步向宏观管理过渡，与管理信息研究相关的学科的大量出现也将使会计的本质得到重新定位。另外，全球经济环境趋于多样化、个性化，管理投资者希望可以随时通过在线访问了解企业最新的、历史的信息。从会计信息呈报的内容看，投资者要求从看重财务信息扩展到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并重，从看重呈报最终经营成果信息扩展到呈报企业的背景信息和前瞻性信息，但目前的会计信息系统却仅将信息定位于财务信息而很少涉及非财务信息，从而无法满足企业上述要求。
同时，本质决定职能，只注重其反映职能似乎有些片面，因为“会计是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计始终发挥着反映、监督、预测和分析等作用。即使从事日常会计核算的会计人员也要做大量的抉择工作，如分析确认各种资产、选择资产的计量属性等。这种抉择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信息只是相关者决策所需的一种工具，凭证、账簿、报表等只是会计信息的载体。
3．将会计本质界定为管理活动，似乎也有些不妥。管理活动论过于笼统，它只指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却并未说明是何种管理活动，未说明哪种管理属于会计管理范围之内、哪种管理属于会计管理范围之外。而且实际上，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只是提法和认识角度不同，前者虽然认为会计提供信息是手段，参与管理才是目的，但承认了会计实际所起到的管理作用仅仅是间接管理，同样也承认信息和系统的存在，后者也同样承认会计系统是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而目前看来，无论哪一种提法，所表现出的会计仍然只是过去行为的过去影响，但这却不是重要价值所在，也不是我们的机会所在，会计系统应关注未来，这才是变化及价值的真正源泉，然而目前却没有任何一种说法是成熟或者恰当的。
三、价值管理与信息整合的阐述
价值管理，即基于价值的管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A．奈特站在公司角度对其所下的定义为：价值管理是使公司人员集中于公司的战略制定、提高管理人员凝聚力、获取更高价值的一条途径。
本文要站在会计角度对价值管理进行界定，因为会计处理和利用的信息主要是价值运动的信息，但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如何将价值量化，而是提出一种价值管理的趋势和思想。前者的价值仅仅指的是企业价值，而我们所提出的价值是一种宽泛的价值，即信息价值。当然信息价值最大化会导致企业价值最大化，二者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此外，无论站在何种角度，价值管理终需进行增值管理，这样我们可将本文提出的价值管理活动分为两大部分：信息价值管理活动和增值管理活动。本文中，所谓价值管理是指会计人员通过整合有用的信息价值，对价值进行有效管理，集中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价值理念。
追本溯源，实际上从古到今，会计都是以价值管理为目的进行的，从远古时代就有的结绳记事、绘图记事开始，虽然没有出现货币，但人们却对实物进行着有序的管理。从本质来说，实物管理是附在价值管理之上的，这不正是潜在价值管理萌芽的出现吗？货币出现以后，一维簿记产生，此时会计进行的仍然是实物形态的确认和计量，直至产权与物权分离，新的信息要求已经和一维簿记的一维局限性产生矛盾，会计开始尝试着确认和计量产权的价值形态，此时二维会计基本形成。之后二维会计与复式记账法的结合运用，使得这种会计模式不仅能反映价值的来龙去脉，还能通过借贷平衡对记账进行验证。
建国后，资金运动论出现，它始终把价值运动看作会计对象，以物资运动和价值运动为基础，以信息运动为纽带，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关于会计本质激烈的争论是在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之间产生的，前者可以说是一种围绕价值进行的信息整合活动；后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会计不仅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而且它本身就具有管理的职能，是人们从事管理的一种活动。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生产经营过程和结果都由财务会计报告以价值形式综合反映出来，是一种价值抽象。因此一直以来，会计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价值管理和信息整合活动。以前所谓的价值管理仅仅是对账面价值的管理，只是对收益的管理，是一种重视过去事件影响而忽视未来前景因素的价值观点。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计将逐渐体现出价值管理的真正涵义，传统会计本质理论所表现出的种种局限性说明它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环境了。
目前，我们所提出的价值管理恰好使以上种种局限问题迎刃而解。它不再使资金运动论迷茫于资金运动究竟该包含哪些范围；不再使信息系统论将会计局限于管理的一种手段，而且只提供滞后的信息；不再使管理活动论不知该将何种管理归入会计管理之内，该将何种管理归入会计管理之外。在企业逐渐成为作业链、价值链、知识链、行为链的统一体时，价值管理将站在一种战略的角度，从价值视角来看待整个企业，选出对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或指标着重进行分析，建立基于价值管理的经济模型，从战略开始到取得财务结果结束，使会计的内涵扩大至对价值进行管理，使会计人员不再整日围绕利润转，甚至为了赢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择手段。关注价值，可以有效防止假账发生概率的增加，有效防止管理者将注意力放在短期利润上并以牺牲未来的机会为代价。因此，会计应逐渐演变成一种价值管理活动，使会计目标变为通过价值增值管理为企业创造持续的增值，并使企业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一、经济学与会计学的融合与渗透:会计理论学派的发展及其动力
在会计学的近邻学科中，经济学无疑与会计学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尼尔斯H.哈肯森（NilsH.Hakansson)教授在美国会计学会(AAA)年会（1979)上发表的题为“会计学、经济学、财务学的交互作用与会计学的经济后果”（OntheIn¬teractionofAccounting.EconomicsandFinanceand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Ac(x')unting)的讲演中曾说：“即使从狭隘的、传统的观点看，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会计学与相邻学科（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于这两门学科何时走到了一起及如何进行交互影响的，哈肯森却并未详加阐述。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分析发现，至少从现代经济学诞生之曰起，经济学便与会计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会计学的每一次思想创新及新的理论学派的创立，都和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新思想的出现有着时序上的对应性和内容上的关联性。
管理经济学的建立是以会计学的有关知识为基础的。会计学的研究进展和相关知识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创立的重要依据[2]。可以说，管理经济学的出现是会计学知识向经济学领域进行渗透和转移的一个显著成果。关于会计学的先导作用及其对管理经济学的重要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例上得到证明：⑴作为管理经济学重要创始人的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本身就对资产负债表
理论、成本核算理论及财务管理有着深入的研究，具有丰厚的会计学知识；⑵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在对管理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历史划期时，其中有两个阶段即“簿记理论时期”、“成本理论与核算时期”是以会计学的发展阶段为基础的；⑶管理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成本一收益分析，以及资本预算等内容，同时又是会计学的组成内容。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管理经济学虽然在时间上要远晚于现代会计学，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多地借鉴了会计学的知识，然而在其产生之后不久便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反过来对会计学和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牵引与推动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例是:（1)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管理经济学与会计学交叉、融合而衍生出来的新学科“管理”（ManagerialEconomicsAc-counting);2)受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启示，会计理论界出现了“管理活动论”会计理论学派。该学派在思想上突破了传统的‘会计工具论”的认识，从管理学的角度去理解与定义会计学，从而拓宽了会计理论研究的视野，提升了会计学在人类社会学科知识体系中地位，可以说这是会计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创新和进步。
(二）信息经济学与“信息系统论”会计理论学派
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crnomics)的产生，其标志是1961年斯蒂格勒（Stigler)的《信息经济学〉的公开发表[3]。其实，信息经济学的学术思想可以追溯到1937年，当时科斯（Coase)发表了其著名文章《厂商的性质>。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地论述了信息成本、信息交易以及信息不完备下的企业行为。也正因此，科斯至今仍被公认为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者之一。
信息经济学的出现对会计学和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甚至已超过了其本身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具有的意义。著名会计思想家马蒂斯奇（RichardMatti-ssich)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期，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转向就是转向信息经济学的应用”，从此会计研究人员开始采用信息经济学的范式或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来描述、解释与思考一系列会计问题。1966年AAA在《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ASOBAT)中首次将会计定义为一个信息系统;1970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也改变自己原来的‘会计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接受了信息系统论之说。这两个权威性机构的上述言论标志着“信息系统论”会计理论的正式形成。之后，有关信息利用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开始统治会计学术界，并成为20世纪7t90年代会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时期，涉及信息经济学与会计信息应用的比较重要的研究论文有：1)《会计与人类信息加工：理论与应用>(Libby，1981)(2)〈〈会计中的人为信息加工》(Ashton，1982)(3)《企业控制中的会计信息的作用》（Kren&Liao1988)等。其中，德纳斯齐（Denaski)和菲尔珊（Felthan)的《预算控制系统中的经济激励》一文更是因为创造性地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预算控制中的信息感应问题而获得该年度（1983)AAA的会计理论研究贡献奖（该奖项主要针对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新思维、新建议而设）需要说明的是，信息系统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之后，曾经引发了中国会计理论界长达近十年的南派与北派、信息系统论对管理活动论的学术争论，在中国20世纪会计理论研究史上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笔。
现在看来，会计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原本是一种信息服务活动。会计学则是一门有关财务信息加工与应用的学科。然而，在信息经济学及有关信息的一系列概念产生之前，虽有很多学者对会计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但却始终不得要领，未能提炼出其最本质的特征。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则给了会计理论研究者以很大启迪和灵感，有关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论断则更是一语中的，准确而又精辟地概括出会计的根本特征。由此可见，“信息系统论”会计理论学派在理论上是承接着信息经济学的，是信息经济学向会计领域延伸与渗透的成果。经济学与会计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关系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息经济学与会计学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高度趋同化，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市场有效性、企业盈余管理等成为信息经济学和会计学共同研究的课题，从而使得会计理论研究愈加“经济学化”。
(三）管制经济学与会计干预主义思想
自由放任与干预管制一直是两种竞争的经济学思想。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但实际上作为经济学分支的管制经济学则是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按照管制经济学的思想，国家采取法律规范和政策措施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避免竞争过度和无序，从而保证正常的自由竞争秩序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而且管制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因管制而发生的成本。与信息经济学不同，管制经济学对会计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或意识形态方面。比如说，我们目前熟知的“统一会if’思想及在该思想指导下所制订的会计准则或统一会计制度实际上都是以管制经济学的思想为基础的。因为会计准则或统一会计制度本质上就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假如没有管制经济学的干预主义思想，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便无法在理论上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历史上看，对管制经济学及其思想的接纳程度曾决定了英、美两国不同的会计发展历程。美国在1929—1933年爆发经济危机时曾就是否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美国政府接受了管制经济学的思想，对市场进行干预并将干预的触角直接延伸至会计领域，从而促成了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产生。而英国虽然比美国更早地（720年）爆发了同样性质的经济危机（南海事件)，但因为英国政府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没有直接对会计领域进行有效干预，所以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制定出自己的会计标准。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以经济制度为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作用等问题。该学派在发展中经历了从旧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其中旧制度经济学是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旧制度经济学衰落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不过，在同样以新制度经济学命名的理论中，实际上又存在着不同的学派。主要有：1)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2)以西蒙、马里斯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3)以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德姆塞茨和诺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这当中以科斯这一学派影响最大，他们的理论主要由彼此相关的三个经济学说组成，即交易成本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经济学对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至于这种影响开始于何时，以前会计理论界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认定。我们理解，制度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概念的引入以及新思想的创立方面。若以此判断，制度经济学向会计领域的渗透大体上应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即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之后的十余年间。因为这一时期，会计制度博弈、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会计制度与交易成本、行为会计理论、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等开始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这些问题恰恰都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思想体系为基础而延伸出来的。在国外，这一时期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与预测会计问题的经典著作当推R.L.瓦茨和J.L.齐墨尔曼的《实证会计理i论〉(1986)—书（这部著作既是实证会计理论方面的力作，也是制度经济学与会计学相互融合的经典之作）。但是该著作的后一种意义却被很多人忽视了。该书中作者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对会计信息管制、会计与政治程序、会计政策选择的后果、契约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会计问题者也不乏其人，而且目前正在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如谢德仁[5]、刘峰17、吴联生[9]、杜兴强[10][11]、伍中信[12]、田昆儒[13等都以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了中国会计准则演变及会计信息产权等问题。尤其是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5]、刘峰《会计准则变迁》[7]、伍中信《产权与会计》[12]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会计学交叉研究领域中的颇具见地和学术价值的会计学论著。笔者将这些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会计领域中的问题所形成的新学术思想及新理论称为“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以区别于传统上的以计量程序与计量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技术主义的会计研究思想和会计理论。
综上可以形成如下结论:经济学与会计学在发展过程中是交叉、融合，共同进步的。其中，经济学向会计学领域的渗透是促进会计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甚至可以说，会计思想的每一次创新和新理论的出现都是借鉴经济学的结果。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结论，最终都体现在了会计理论研究当中[14]。同时会计学对经济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性的。如，科斯之所以能从交易成本入手创造性地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就主要得益于他有丰厚的会计学知识积累，同时又精通经济学理论。不过，总体上讲，与经济学对会计学的影响相比，会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微末的。至于其中的原因，借用马蒂斯奇的话说，大概是由于会计学发展缓慢，与其他学科相比更难于进行研究和取得突破的缘故吧。
二、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的主要特征与基本观点
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的出现是会计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创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成就。因为它突破了传统会计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就会计而论会计、就计量而论计量的狭隘的“纯技术主义”的研究思路，完全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思考、解释会计领域中存在的一切问题，从传统会计理论相比，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研究对象。传统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假设、会计计价（如历史成本与现值成本等）和会计计量方法等问题，而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则把会计制度（包括法规、准则等会计规范）作为内生变量，主要研究其形成、变迁及经济后果等问题。因此，政府与企业、大股东与小股东、企业与债权人、企业与潜在投资者、委托中的上下层级的利益结构冲突均成为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的研究内容。
(2)研究思想。传统会计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会计信息的计量问题，目的是通过改进计量程序与方法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而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关注的焦点则是会计信息生成时所依赖的一系列制度、制度背后所体现的各种经济利益，以及围绕这种经济利益所进行的制度博弈，目的是通过改进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和成本，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总体最大。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虽然也重视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但是它把会计信息质量看作制度博弈的结果是从制度博弈的角度而不是从计量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一点与传统会计理论的研究思想有截然不同。（3)研究范式。传统会计理论研究遵循的研究范式是“计量（计价）程序计量质量—信息反映（效果)”，而制度主义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是“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效果（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比较注重价值判断的规范性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心理分析等）同时主张从动态、演变的角度而不是静止均衡的角度来研究会计制度的形成与变迁问题。
目前，制度主义会计理论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订权的合约安排范式、企业剩余计量、会计准则变迁与会计信息产权等四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上。笔者按照内容上的关联性将其核心理论观点归纳如下：（1)会计产权理论。会计从最根本上讲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会计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产权结构、体现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志[12]。（2)会计制度决定理论。会计制度是一份公共合约15]，是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7]。会计制度决定着会计行为，并进而决定着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与质量。(3)会计制度博弈理论。对各方利益均等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为了使得制度对自己最有利，有关各方会围绕着会计规则制定权而展开博弈活动，国内会计规则制定如此，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也是如此。而国家享有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经营者享有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外部审计人员享有对经营者的通用会计规则和剩余会计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权的合约安排范式，正是这种博弈活动的必然结果。（4)会计制度可复制或可转移理论。在会计制度中，正式契约性的制度具有可复制性(非正式契约性制度因文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移植制度的成本通常比创立新制度的成本低。这说明通过借鉴和移植成熟的国际会计准则是可行的。（5)会计制度变迁理论。会计制度与制度环境具有一定适应性，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导致会计制度出现僵滞并进而引起其走向变迁与创新。会计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活动的开始。（6)企业剩余计量是靠会计系统来完成的。会计对剩余的计量（主要表现为对收益的计量）结果将直接影响着各主体的产权利益。
三、虚假会计信息治理:基于制度主义会计理论的思考
中国会计改革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避免会计信息失真，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因为这是微观上各主体能否实现产权利益的合理分配、宏观上资源能否实现有效配置的信息基础。失真是真实的反项。因此“失真”的含义取决于对‘真实”的定义。谢德仁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定义为“程序理性’，意即只要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符合各国会计规则规定的加工程序，会计信息就具有了“真实性”。否则，就是非法会计操纵（illegalaccountingmanipulation)这时所谓的会计信息失真其实就是信息欺骗。本文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失真问题的讨论正是基于这种意义进行的。
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悖论。对于虚假会计信息的成因，由于解释者的角度不同，目前形成了“公司治理结构失衡论’、“委托与信息不对称论”、“职业道德沦丧论”、“会计监管乏力论’、“经济形势下滑论”等多种观点。其中“委托与信息不对称论”具有较大代表性。依照该理论解释，在委托一机制下，会计信息实质上是所有者观察与评价经营者经营才能与努力程度的有效替代，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经营者通常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经营者必然在某种条件下(如整体经济状况下滑、经理人市场竞争激烈等）违背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受益而使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然而，如果细加考究则会发现，委托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其实并不能给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原因提供一个完备的理论解释。因为这种观点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两权分离和股权分散而导致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作为该命题的反现股权集中就会减少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进而推论，假如给予经营者充分的剩余索取权使其也成为所有者，那么就能从根本上消除虚假会计信息。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经营者一旦拥有剩余索取权之后也可能反而剌激他通过盈余管理而哄抬股价以牟利。
而且，事实上在两权合一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照样存在着虚假会计信息，甚至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只是这些企业不是公众性公司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因此，委托与信息不对称其实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非具有唯一的关联性。至少它无法合理解释大股东控制型的公司、独资企业以及合伙企业所存在的虚假会计信息问题。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理解，目前虚假会计信息之所以泛滥，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会计信息有一种“泛工具化”的思想，即将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竞争性工具在广泛使用。经营者（CEO)将其当作了参与经理人市场竞争的工具，企业则将其当作了参与资本市场竞争的工具。会计信息对自己有利时就披露真实信息，反之，则披露虚假信息。所以，问题的实质乃在于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能否像军事行动那样依靠隐真示假的手段而谋胜。而这个问题又与对会计信息的性质及其产权的界定有关。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能依靠信息欺骗而牟利，原因在于：1)虚假会计信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2)如果允许会计信息欺骗，那么委托人、债权人、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将为收集真实性信息或对会计信息进行证伪而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每个企业最终都将成为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委托机制、产权有序流动、资源有效配置都将无法顺利进行，而这正是政府对会计信息实施管制的基本理由。从这种意义上讲，目前会计信息的“泛工具化’倾向实质上是历史上会计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