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1-0016-03
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的成熟和行动的自信，都意义重大。
一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道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经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种经济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从单纯维持生存到期望优质生活，需求的多样性、生产的单一性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催生了商品经济。于是，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孕育、成长、成熟。
当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将愈发精细化、专业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社会主导经济形式，一切人类行为和物质产品纳入市场之中，形成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囊括并受市场机制广泛调解的市场体系，由此便形成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即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简言之，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内容，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表达形式。就两者的联系来看，一致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产生条件相同，均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以市场为载体；二是内在作用机制相同；三是都需要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将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可见市场体系的建立是商品经济的终极发展成果，同时还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标志。就两者的区别来看，区别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要说明的问题不同。商品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的经济形式，是列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形式，说明的是一种经济属性，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说明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表达的是运行机制中如何分配资源。二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外在体现形式。市场经济包含于商品经济，可是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但不能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才会形成市场经济。
二
人类社会历史上，根据获取物质资料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人类这种获取物质资料或者说占有与创造物质资料的方式就是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人类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社会性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呈渐进式连续发展，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呈阶梯式跳跃发展。两者之间的适应是一种弹性的适应，生产力允许生产关系在一定限度上落后或超前于自己，但是这样的弹性适应是有限度的。当生产力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开始发生量变，当对应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作用尚未全部发挥出来以前，该生产关系仍保持不变，但在逐步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新生产关系所需的物质基础时，促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循环往复地矛盾运动中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对立统一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与生产关系相比，生产力是更为基础、根本性的因素，它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可以说，一切经济形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与存在，其客观根源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只有生产力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三
我们可以通过图例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形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具体联系及其各自的发展特征。
图1中，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坐标和横坐标，图1中，横坐标表示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作为坐标尺度，以经济形式记录生产关系进步的足迹。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形式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外在形式。新的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原始、贫穷、愚昧走向自由、富足、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图中，纵坐标表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包含三要素，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生产中，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但选择生产工具作为坐标尺度，理由有三：一是生产工具是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地意义。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资料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二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地联系起来。以旧石器时代为例，人类使用石块、树枝等作生产工具，尚不能进行进一步加工，使用这样简单粗糙的生产工具只能形成较低的生产力。这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朝不保夕，迫使人与人之间结成团结互助的生产关系共同对抗自然的压迫，因而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这种生产关系，这就是原始社会。随着青铜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人的劳动有了剩余，由于青铜器的粗笨，奴隶劳动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压榨奴隶的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进入奴隶社会。铁器工具的出现，相对轻巧的手工工具给单家独户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产生了小私有制，于是封建社会成为铁器时代主流的社会形态。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一个巨大进步。它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为其他机器的运转提供了动力来源，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水力千百年来的依赖。利用机器创造物质资料的效率，大大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的劳动效率。由于大机器需要比较雄厚的资金，以及多人分工协作，用生产过程社会化的现代企业组织生产，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同时机器、电气、智器的继续发展和变革也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未来，推动人类走入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三是生产工具是物质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生产工具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是劳动者的延长的自然肢体。人类正是借助自己制造的生产工具，延长了自己的肢体，摆脱了动物那种完全受自然界奴役的被动地位：正是借助于创造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才把自己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提高到新的高度。可见，生产工具的发展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沿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生产关系）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两条主线发展起来的。纵观历史，在个别国家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发生过跳跃式发展，如4～5世纪，尚属于原始社会的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帝国后，跳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18世纪，尚属于原始社会的南部非洲，被西方列强的殖民铁蹄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战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首先在苏联、中国等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建立起来。但是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特点具有连续性，不可能一蹴而就，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关系前行历程的不可逾越性。马克思说：“人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的历史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民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了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战争、革命可以消除旧的社会制度，但无法脱离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只能在原有生产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历史任务，社会形态的变更只是改变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不会取代生产关系发展自身，只有当旧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新的生产关系才会出现。
商品经济作为连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势，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见证人类数千年发展历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的强化力量，市场经济作用下的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既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促使社会分工发展，而精细化、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大生产间的协作必然会产生新的生产力；市场经济是平等、法制、诚信、竞争、有序的经济，推动社会法制建设不断深化，涤荡经济环境，完善经济体系，为生产力的加速提高营造好的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遵循节约原则，追求效率最优，通过竞争机制，推动社会资源流向效率最好的企业，提高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交换，提高社会生产力。总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社会愈发现代化，从生产力层面看，日趋先进，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从生产关系层面看，日益进步，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现代市场经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飞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
四
人类社会从原始、愚昧、贫穷走向先进、文明、富足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生产力不断繁荣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工具不断演进的历史，从原始石器到青铜器，从陶器到铁器，从机器到电器，从物化工具到智能工具。从原生态工具的发展考察，支撑生产工具发展的自然基础是火，决定生产工具变革的客观根源是人对火的认识以及对于温度的掌控。人类从不知火为物，到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环境下创造4万亿摄氏度的高温纪录，人类在对温度的不断提高中，认识自然，改造自己，创造与改造工具，进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前行。可见，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客观根源，生产工具进步的渐进性是生产力发展连续性的客观根源，而人类对火的掌控以及温度的逐步提高是工具进步渐进性的客观根源。人类真正的劳动，是从能够制造工具开始的。最早制造的工具，不外是稍加敲击的石块、骨头以及木棒，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对温度的需求为常温。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温度的不断提升，新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生产工具陶器产生了，陶器对温度的需求较高，有的达到900℃以上。温度的提高、陶器的产生推动了原始农业的产生，同时，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原始手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旧石器时代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摄取性经济，发展了生产型经济、磨制石器的使用，陶器的制作，促成原始手工业、原始农业的分工，使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飞跃。随着对可控温度的逐渐提高，人类已具备了熔炼金属的技术基础，人类早期使用金属生产工具的材料有自然铜、青铜、铁等。人类在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就已达到了900℃～1000℃，在制陶实践中对火的温度的提高为冶炼青铜器提供了技术基础。青铜器的使用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推动中国历史走进夏商时期的奴隶制国家。到了商朝，青铜器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铸造青铜器的工艺程度很复杂，分工精细，工具的进步继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分工与协作。铁器时代是继青铜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它以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生产工具对温度的需求为1537℃（纯铁的熔点）。而温度的提升以及制陶技术的分享，使人们在春秋时期探索到在较低温度（800℃～1000℃）下还原铁矿石的方法，铁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它把人类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带到了铁器时代，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铁制农具的大规模使用，促进了我国由奴隶制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经济制的过渡。在中国随后的封建社会时期，铁器的使用更以空前规模在各地推广，铁制农具的供应程度决定了个体生产发展的速度，促进水利交通的兴起及工具的升级改进，铁工具的普遍使用，给封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18世纪，技术进步孕育了工业革命，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随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在实验室将温度提高到4万亿℃的高温，生产工具从手工具到机器到电器再到智能机器，生产工具神迹一般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爆发式的发展，人类在这两百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有历史以来的总和。
可见，市场经济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于：市场经济进步决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其中，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工具使用与进步的不可逾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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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设一项重要任务是力图将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应该而且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特征。在当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特征，存在的困难有:其一，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阶级性;其二，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其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所谓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指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直接涉及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会表现为阶级利益关系。由于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因而所持阶级立场不同，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所持的看法和所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因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社会中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学是一门有阶级性的科学。凯恩斯就直言:“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指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所持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问题，需要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进行科学判断。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已经明确:“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邓小平也告诫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2000年，进一步强调:“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鈅匙。”当前，对于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从而淡化马克思主义，宣扬一些超阶级的思想文化，鼓吹“私有化”、“西方化”和“美国化”，必须提高警惕。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阶级性的认识，应该把握两个方面:第一，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属性与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状况结合起来，既不能用所谓超阶级的观点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不能用所谓外在直接对抗的、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更多地体现在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的诉求。
对于广大人民的理解，在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面前，尽管社会各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工人和农民应该是人民范畴的基础。把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贯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中，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的最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是指该理论通过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当然，所谓真理性的认识，属于相对真理的范畴，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具体的、历史的正确认识。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理由在于:第一，体现在它能够借鉴、吸收人类历史上关于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他理论中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创新。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科学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认识世界，以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材料为依据，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研究，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和发展规律。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其能够成为永葆青春活力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的有效发挥，必须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应然层面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必须符合相容性和系统性原则，所谓相容性，就是该理论的逻辑范畴必须前后一贯，符合矛盾的同一律;所谓系统性，就是该理论能够运用系统、环境、要素等范畴，使其具有条理性，这样既符合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又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体地说，科学性是阶级性的前提，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阶级性是科学性的必然结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站在广大人人民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问题，才能得出符合真理性的科学结论。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尊重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而达到科学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要求理论工作者准确地把握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内涵及其二者的内在关系。在当前，如何既用科学的理论批判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所谓经济学是普遍适用的超阶级论主张，又对解决社会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分化等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形式。
从历史上看，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了300多年。无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和斑斑劣迹，且一直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框架下运行着，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创造了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现代文明。马克思在1848年就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277“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276显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特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形式，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已经彪炳于人类文明史。20世纪90年代初叶发端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图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把我国经济社会推入健康、良性发展的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刚刚实行了20年，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自其诞生就彰显出勃勃的生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举世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人类社会的又一伟大创造，作为世界文明的崭新尝试，必将彪炳于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撇开特定的社会制度，都表现为通过市场来组织、调节资源的配置形式。在通过市场来组织、调节资源的配置形式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市场经济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是指该理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与其它类型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规律与特征。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该具有其它国家或类型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或特征。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都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运行、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既能生发效率又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是在同其它国家或类型的市场经济的相互学习、交流、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必须建立平等交流、对话的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制度和经验，为我所用。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大量修改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和规制，就是显例。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不仅仅表现在被动的学习和借鉴上，而且表现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内化为自我的东西已具有鲜明的世界性。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应该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制度和经验，当然学习并不是生吞活剥，而是要消化吸收，内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以崭新的风貌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已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呈现出鲜明的世界性。每一种现实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同该国的国情紧密相连的。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南美、中亚、非洲诸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社会制度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在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有质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家具体的市场经济，是矛盾的特殊性，即市场经济的民族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诉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我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要的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力图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目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为数不多，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大国，又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尝试。与之相适应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彰显民族性。其次，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决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前无古人，无现成经验可循，只能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多年，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等现实面前，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与之相适应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彰显民族性。再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连绵不绝，形成并遗传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基因，流淌着中华文化所固有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血液。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必然渗透、遗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构、发展之中，使之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的特殊之中。正是在风格迥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之中，体现了共同追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普世价值的共性，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总体特征。在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世界性时绝不可丧失民族性，从而消弭“中国特色”。在加强民族性时也不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抹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共同规律的普世价值的终极关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中，既不能以“民族性”为借口，对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社会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规律全盘拒斥;也不能以“世界性”为借口，不顾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全盘搬来，生吞活剥。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某个时段曾经大举侵入，一时甚嚣尘上，便是借口“世界性”而泯灭民族性的显例。我们必须警惕并及时遏制。按照马列主义观点，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优长之处，都会有某个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反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方面，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所谓历史，一方面，是指认识对象本身的发展史，另一方面，是指人们对认识对象认识过程的发展史。所谓逻辑，是指理性思维以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指主观的逻辑要以客观的历史为基础和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逻辑所反映的历史，应该抛弃历史发展中大量非本质的、偶然的东西，只有集中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才能形成理论体系。逻辑所反映的历史“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是无差别的等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巨著《资本论》就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典范。《资本论》的范畴体系，逻辑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首先，《资本论》中的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作为现在关系反映而表现出来的。都是现在关系的抽象，因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其次，只有通过范畴的体系，才能使复杂的现在关系完整地再现出来。因为概念和范畴的纯粹的、机械的堆积，并不能反映互相制约、转化的现在关系的全部复杂内容。马克思运用概念的艺术，即研究概念、范畴的运动及其它们的互相转化，通过概念、范畴的运动、转化来反映现在关系的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理由在于: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传统。其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作为认识对象，形成认识过程的发展史，必须运用逻辑的理性思维的方法进行。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大量非本质的、偶然的东西，只有通过范畴的体系。才能撇去这些非本质的、偶然的东西，集中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否则，仅仅运用历史的方法，必然形成概念和范畴的纯粹的、机械的堆积，无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问题意识不是建构者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一系列客观性的困惑与难题。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围绕的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其一，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怎样运行?其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怎样运行的?对这四个问题的认识和解答，应该设定一套思维范式或逻辑系统，根据这些问题的内容及相互关联性，其逻辑结构应该是:第一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论;第二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论;第三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发展论。显然，只有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才能够有效解答在我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才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怎样运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怎样运行的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逻辑系统的最高层次的逻辑抽象，起着统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全局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次级逻辑抽象，是在应然层面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运行的问题。作为次级的逻辑抽象，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论在应然层面的进一步拓展，也指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运行。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发展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思维层面的具体展开，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怎样运行的问题的直接回答。作为思维层面的具体展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论的统摄之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论指导之下的具体展开。同时，它又通过具体层面的展开进一步验证和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意识出发，所建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发展论的三级逻辑结构，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它既符合人们认识问题、把握问题的思维逻辑，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的客观逻辑。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较好地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理论上所确立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修补、改良的方式革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而围绕着计划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与研究。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逐渐发现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另辟蹊径，寻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中，“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如果说，对“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大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只是从理性及抽象层面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解释和说明，那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实践问题马上接踵而至，作为实践问题，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分为规范经济学视阈中的应该怎样建立和实证经济学视阈的是怎样建立两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怎样运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怎样运行”这样两个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整个过程，这不仅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时间还不长，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而且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相对真理，无法全部解答未来实践中的经济生活所提出的全部问题。因此，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怎样运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怎样运行”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
关键词：中国模式 核心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创造性统一
近年来，鉴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学术界以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概念对其作一种高度抽象的指代和把握。毫无疑问，中国模式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宏大叙事，而对其进行理念概括和逻辑提炼也极具复杂性。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诸如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可否认识？中国模式如何评价，是“唱衰”、“慎言”还是“高论”中国模式？表现为多视角多层面的观点杂陈、莫衷一是甚至矛盾对立。众说纷纭的观点，固然表现为一种学术繁荣，但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在学术的繁荣之上更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已过三十多年，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于是，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实质上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和未来发展问题，不但是要审视和总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是要透视中国的未来。
基于三十多年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和事实，现象反映本质，事实包含逻辑，现实昭示未来，历史透出玄机，可以对中国模式从其历史背景、现实矛盾、发展趋势的高度、广度、深度作出一种最具逻辑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即中国模式的根本或者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之上应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中国模式的重要前提。
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 -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
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
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
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
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
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
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
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
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
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
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
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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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
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引申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我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也是我党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本出发点，是实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以及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同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 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最高准绳。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做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2]习近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重要论断的同时，也强调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4] 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是坚持公有制基础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取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一种经济体制。这同时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即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多数人的利益）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追求。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与坚持群众路线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自然也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地位决定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富的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经济运行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运行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精神文明等结合在一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务和权力的所有者也必然是人民群众。
其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主体。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行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即生产物资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知道今天，但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5]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首要的作用就是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离开了物质财富，社会无法存在，人类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正是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主体。
再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交换主体。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决定着生产的规模和方向。作为中间环节的交换是生产的继续，人民群众同样也影响着物质资料交换的方向和规模。在交换过程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那势必无法完成社会再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无法运行。
最后，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主体。生产的商品必然要进行消费之后才能完整地完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社会生产才能继续。同时人民群众的每个个体都需要消费必要的生活资料才能恢复和生产劳动力，进而保证生产过程不断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是生产的动力。而同时，消费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是劳动力的生产。人民群众的消费同样具有自主性，他们决定着消费的方向和规模。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人民群众都是参与主体，因此人民群众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果应由人民群众共享
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也必然应由人民群众共享。这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所在，也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旺盛活力和持久动力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 习近平同志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7]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成果也是相当丰硕的。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二大外商投资吸收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着巨大的活力。但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也逐渐扩大并日渐严重。大部分的群众还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这是由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多数群众没能跟着走上“后富”的道路形成的。如果人民群众不富裕，就不能实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先富”的任务已完成，今后的任务要转向带动“后富”，实现“共富”上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 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版权所有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