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聚落考古；发展历程；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6-04
一、引言
聚落考古的研究最早发源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正式提出“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戈登・R・威利，见于1953年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一般认为，中国的聚落考古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以殷墟的发掘为代表。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正式展开。但此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尚未成熟，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野，真正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以后。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促使文化谱系、区系类型的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考古学所承担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任务也已基本完成；龙山时代以及夏商时期城址的重要新发现，也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及古史发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逐步深入对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即苏秉琦先生倡导的新时期考古学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
恰逢西方“新考古学”思想热潮席卷中国，引发众多学者对贯穿整个文化系统的文化进程的探讨。在对考古学文化的热切探索中，需要走出一条新途径去解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剖析物质遗存的背景与功能，聚落考古的学科建设是实现这一蓝图的契机。聚落形态研究成为“新考古学”中“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派的缓和点，是这两大相对立阵营皆能一展所长的载体。宾福德提出考古学科的三大目的：“复原文化历史”、“复原生存方式”、“描述文化进程”[1]，而聚落考古无疑是达到这三项目的的必要途径。
二、80年代之后中国的聚落考古
80年代聚落考古的兴起离不开张光直先生对西方聚落考古理论的大力推介。其主编的论文集Settlement Archaeology（《聚落考古》，Palo Alto ：National Press，1968），率先让国人系统了解到西方聚落考古学知识。他对聚落形态的研究使几代考古学者受益匪浅，甚至被称作“中国聚落考古学发展战略起点的设计者”[2]。
80年代之后，聚落考古的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化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著文指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二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与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3]。许永杰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以往的聚落考古实践可以分为：全面揭露一处遗址、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及多学科结合三种形式”，则是从具体形式和操作方法上作出的归纳[4]。
当聚落考古这一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时，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初期，我们从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的探讨上，这也是考古界对聚落考古进行“解惑”的一个时期。
曹兵武先生在《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对聚落考古的几个层次性概念进行阐述，在“聚落”这一大环境中重新解读遗物、遗迹、家居、院落、社区、村落、聚落、文化区域等，层层递进，清晰明了地概括出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
严文明先生对近年来聚落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总结[6]，分析不同时期的聚落遗址，时间上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期，空间上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随后，他又提出几处研究要点，即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7]。
张忠培先生提出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识别不同文化的聚落之间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等问题[8]；随着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者们也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不少人将西方国家的“酋邦”理论引入对聚落的解释之中[9]。
伴随着理论的探讨，同时期也开展一些调查发掘活动。80年代～90年代的聚落考古仍旧延续了全面揭露一处大遗址的早期传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史前和商周时期的村落及城址，研究重点在于资料的积累和对早期文明形态进行探讨。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海岱地区，众多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为之后的聚落社会结构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做好了铺垫。代表性遗址如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10]、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11]等。
90年代以后，聚落考古的研究渐入佳境。在理论方面，出现几种新的研究趋势：一是翻译国外聚落考古的著作，如戈登・R・威利的《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12]、欧文・劳斯的《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13]、冈村秀典的《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14]等。这一时期，中外合作的项目也日益增多，成果相继出版[15]。二是具体区域或文化形态研究，如许永杰教授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聚落研究的展望[16]，再如张弛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研究[17]，张新斌、王建华对黄河流域史前聚落及城址的研究[18]，皆是在之前的新石器遗址发掘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剖析了两处流域聚落的形成与演变轨迹。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19]、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20]、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21]等。三是GIS等新技术的应用。目前GIS技术在国内考古学中的运用尚属于探索阶段，实例并不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颍河上游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尝试应用了GIS技术[22]。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研究的巨大辅助作用，如张海尝试利用Arc View GIS技术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聚落变迁情况[23]；毕硕本、裴安平、闾国年等人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渭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姜寨遗址的选址与空间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24]；赵春青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按照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时期四个阶段，对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涉及聚落分布、聚落形态以及聚落内部遗迹三个主要方面[25]。
在实践方面，90年代以后的聚落考古主要以区域考古调查的形式展开，侧重于聚落形态结构与文明起源的探索，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复杂化的研究。这一时期开展的大型合作项目较多，主要以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6]；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7]；以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航空遥感考古中心合作的“七星河流域聚落考古计划”[28]为代表。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运用体现了9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研究兴趣的转变。
三、80年代后聚落考古尚存在的问题
上文提及严文明对聚落考古研究内容的概括，若作进一步延伸，笔者认为，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聚落与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结构功能、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具体而言，从生态和环境角度，聚落考古一定要探讨特定的“自然生态圈”与“聚落文化圈”的相互关系；从形态结构和功能角度，聚落考古需着眼于聚落内部形态的功能分区以及聚落之间的不同等级与类别；从演变发展过程考虑，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变化又与文明的演进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对以上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聚落考古研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整合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内容，恰好印证了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经历了从揭露单个大聚落遗址到开展区域综合调查的转变过程，实现了“由点及面”式的跨越，标志着我国聚落考古研究真正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总体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
（一）聚落与生态环境
自上世界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开创聚落考古研究方法以来，生态环境研究一直都是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总体上看，80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进行简单的探讨，并未深入聚落内部展开具体的论证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也相对比较缺乏，聚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没能真正地对应起来。这一时期，我国考古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生态环境对聚落选址及平面形态的影响；（2）自然资源对聚落经济结构的影响；（3）结合环境考古学展开一个地区单个聚落或聚落遗址群气候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以上研究大多以“新进化论”为理论指导，大多从理论模式上强调生态环境对于聚落形态的重要影响，以及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以及自然能量来源的重要作用，并未深入分析生态环境对聚落生活产生影响的动力机制。关于聚落形态及平面布局，仅仅归纳了聚落选址可能存在的规律性，比如开阔的河漫滩堆积地带，山前冲积扇等作为聚落选址的优越性。关于聚落经济结构，多停留在通过遗物（生产工具、植物颗粒、动物骨骼等信息）初步判断聚落先民可能采取的经济结构和劳作方式；至于聚落环境气候的研究，多是通过地层学上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步探讨，比如通过“间歇层”的堆积情况分析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作用，未能全面提取并展示该聚落所包含的环境信息。
进入90年代，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渐丰富起来，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聚落人口规模[29]，自然资源与聚落活动范围[30]，气候变迁与人口迁移[31]等，多从实验数据和统计资料出发，进行从假设到论证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从大环境背景上联系若干小聚落群体的整体性研究，重视多学科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区域遗址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聚落生态环境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模式，但在信息和资料的提取、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聚落信息整体性的把握也还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与充实。
笔者认为，考虑到史前时期的聚落大多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封闭的“自给自足圈”，所有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聚落的“领地”（Catchment）[32]范围内完成的，因此对“领地”内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研究或可成为我们了解一个聚落生存模式的重要突破口。
如果按照希格斯提出的“遗址领地分析法”，我们可以将聚落周围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与等级，有的适于耕种，有的利于狩猎，有的可提供木材，有的可提供石料等，每一类别都可以做出细致的划分。我们也可依据聚落的规模大小确定定居聚落的取食开发领地或采集狩猎流动经济聚落的领地范围[33]。当我们深入研究聚落外部环境之后，进一步可对聚落内部的生产空间、辅助资源、经济综合效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模等内容展开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将聚落生态环境与聚落生存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聚落布局与结构功能
80年代以来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仍旧存在“重遗迹，轻遗物”的传统思维，认为遗物最大的功用在于区分类型、划定期别，对于遗物风格、制作技艺以及文化内涵的探讨并不深入，对相关遗物的出土环境更是进行“模糊化”处理。这样的研究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了解聚落形态及结构功能。
回顾80年代以来的聚落形态及功能研究，出发点多着眼于遗迹，而非从更为基础性的遗物入手。对于遗迹的探讨，虽存在一定的整合思路，将相关的遗迹单位统摄于更大的背景进行考察，但是对于它们之间联系整体性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例如，一排排墓葬有顺序地排列，并且体现一定的分布规律，就判断其为一处氏族或家族墓地；发现有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屋，即将其作为家庭富裕或贫穷的标志，或笼统地归结为家族不断分化的结果。这样的判断，多依据发掘者的主观经验和认识，往往缺乏客观性。即便是基于遗物信息进行遗迹功能的研究，主观色彩也相当明显。例如，在一个灰坑遗迹中发现碳化的植物种子，便判定其为一处窖穴遗迹；发现一个居住面上散落众多陶片，便判断其为一处陶器作坊……总体上看，大多数研究依据归类特征将不同的遗物归属于不同的遗迹单位，这本质上是对的，但在进行判定时存在归纳描述的倾向，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将所有坑穴都作为灰坑来处理，并未在内部进行细化研究。我们相信不同的“灰坑”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笼统地将其归结为垃圾处理坑是不太合理的，这样“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不可能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聚落的平面布局及结构功能。此外，遗物与遗物之间的研究理应得到重视。聚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其遗物是组成这个系统的最小化元素。它们往往反映定居者耕作、采集、驯养等各方面的情况。将散落在聚落景观内的遗物串联起来，或许能拉起一个整体的生计模式的框架。
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尤其是实验考古学的兴起，使得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手段，特别是遗物微痕分析、植物孢粉分析、动物骨骼鉴定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我们能够还原陶器的生产工序，模拟石器的使用场景，并对房屋的建造技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便可以在细致分析遗物的基础上展开对遗迹单位的整体研究。但是如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遗迹单位统摄到一起，合理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
总体而言，我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二者的紧密联系可以从聚落发展演变史与文明进程的研究上得到很好的说明。关于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就曾展开过讨论，他们“先后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步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发展模式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理论，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等问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4]。这些理论的提出建立在“文化线性发展”的进化论基础之上，它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在聚落考古学领域出现了从较低层次的村落到较高层次的国家聚落发展进程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原因的讨论。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通过“串联式缀合”将同一区域大小不同的聚落排列在由低到高文化发展的序列之上；到了90年代，兴起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侧重“以中心辐射四周”的模式，将中心聚落与周边地区的中小型聚落整合起来，强调同一文化系统之内存在不同的聚落等级，并由此看出聚落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方面的研究颇多，上文中已列举了一些，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学术成就，归纳出现阶段我国聚落考古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聚落生态环境、布局结构以及反映的文明进程问题等。分析了这方面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即在今后的聚落考古研究中需要转变聚落生态环境研究方式，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倡导与民族考古学的结合。笔者认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应更上一层楼，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也是聚落考古发展的助推力。以上分析如有疏漏之处，还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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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原则的借鉴应用
为此我们在建筑环境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建筑本身的材质、结构、构造等，也要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融合，更要考虑建筑室内无形的环境，如气的设计规划和处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筑环境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室内空气的热湿性态、空气的成分、隔壁体表面的各种辐射特性、空气的运动状态等。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绿色革命运动、建筑学科领域的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研究活动，正是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在现代建筑环境设计中的有力体现。太原龙瑞苑商业区的建筑设计就应用了这一基本原则，把植物应用在建筑立面上，既丰富了立面效果，又为城市增添了立体的绿化设计。地面绿化与建筑立面绿化相呼应，犹如“龙”一般的绿化设计在这一商业区的规划设计中充分展现。
藏风聚气原则的借鉴应用
藏风聚气要求在建筑环境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气流流动，室内温度调控等因素。可以从建筑所处的位置、格局的协调、内部的装修等方面来考虑。首先在建筑的选址上，要尽可能的规避区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异、气候反常、城市热岛效应、臭氧空洞等大环境问题。太原龙瑞苑住宅小区着力采用东西用商业围合，南北留主次出入口，小区内错落有致的布置5栋33层的高层住宅楼，满足日照、通风优良的小区环境。其次在格局的协调方面，要结合当地的客观环境，多采用被动式的规划设计方法。北方四合院多为平面尺度较大，以便吸收较多的太阳光照射，达到上乘天之旺气功效，同时四合院四周围墙紧闭，一方面可阻风，另一方面可聚地气，以免院内及室内“阴”气过盛。在内部的装修上，随着现代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可多采用降耗能的、主动式的规划设计方法，诸如采用采暖空调技术、新型建筑材料等。太原南内环桥东的万水澜庭居住小区采用恒温恒湿的现代室内设计理念吸引了大量的业主。
顺乘生气原则的借鉴与应用
在建筑设计中首先要选择适合的场地，比如太原市五星级酒店———山西饭店在原有旧址的基础上，借着西北面的文赢公园、南面的重阳宫和东南面的太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五一广场，因此这是最好的五星级酒店选址地点，本着顺乘生气设计原则，省委大力支持的前提下，在原有旧址的基础上，对原有12层建筑进行仿古设计改造，建设新的仿古建筑(东、南、西楼及宴会厅)，本着东高西低，东西南裙楼与北楼相呼应的设计理念，成功的塑造了具有浓厚古建筑特色的五星级酒店。这也是当代建筑环境设计成功吸取古代环境设计的精髓之处。
[关键词]高效课堂；本质；途径；高中数学
[中图分类号]G6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17000603
高效课堂即在单位时间里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教与学任务，促使学生获得高效的发展.高效课堂凸显教学的高效率，这种高效率既着眼于当前，更应立足于长远.
高效课堂评价主要标准是：学生思维活跃，语言表达正确、流利、有感情，课堂充满激情；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课堂目标达成且正确率在95%以上.[1]让课堂真正成为“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2]前提就是要看学生愿不愿学、会不会学、乐不乐学.如何打造一节高效的数学课堂？笔者总结与反思近年的教学实践，深深体会到“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激励与唤醒！”.[3]
一、善于解读新课程标准，灵动把脉教学的主线
教师要明确教学的重点工作是如何实现教与学，逐步减少外部的一些控制，增加学生自控的空间.然而，做到灵动地把握好教学的主线，则需要相应的理论（或理念）的支撑.高中数学新课程标准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强调本质，注意适度形式化；与时俱进地认识“双基”，注重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整合.[4]提出“提高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包括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数学表达与交流的能力，发展独立获取数学知识的能力[4]”的目标.
怎样才能体现新理念，实现课程目标？实践证明，问题的创设、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解决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我们教师要善于解读新课程标准，做到心中有数，应用自如.这样才能很好地呈现给学生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才能使教学更有效、更高效.教师要处理好“要教什么，如何教”的关系，做到备教材、备教法、备学情有根有据.只有恰到好处地创设问题情境，才能使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积极投入到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氛围中.教学设计时还要尽可能地创设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切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情境，让数学课堂充满激情与活力.
二、创设恰到好处的问题情境，进行情到深处的知识讲解
恰到好处的问题情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践证明，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要创设问题情境，或者说都可以创设问题情境.教师要把握时机，如一节课的开头引入、遇到难点时要创设问题情境.下面笔者就教学经验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例1】（古典概型）创设问题情境：甲、乙两位同学在大课间民族体育运动的花样跳绳中都表现得十分出色，现要选派一位代表我校参加市民族体育运动花样跳绳比赛，请你为他们设计一个选派的方案.有两个学习小组分别给出了如下两个规则.
规则1：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正面向上就派甲去，反面向上就派乙去.
规则2：两人同时掷两个质地均匀的骰子，点数之和为6点就派甲去，点数之和为7点就派乙去.
请问哪个规则公平与合理？
情境源自于学生平时的大课间活动，对规则作出公平合理的选择，自然而然就联想到概率的问题.问题串就出来了，怎样计算？进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把教学内容转化为具有潜在实际意义的问题，让学生产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学生高效的学习做好铺垫.
【例2】（回归分析）创设问题情境1：2015年6月7日下午高考考完数学，很多考生都说2015年高考数学卷普遍被认为较为容易.事实是这样吗？
本课作为选修2-3第三章的起始课，鉴于该章内容为新课改的新增内容.因此，在设计与处理教材上，尽可能地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入手，如开篇从“2015年高考数学卷普遍被认为较为容易”这一现象引入本章统计案例.要做好统计，就需要相关数学知识做理论指导.寻找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的知识点切入，让学生感到数学学习也是十分有趣的.
创设问题情境2：在日常生活中，常听人们说：“量的积累达成质的飞跃.”“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你的存在让我变得如此美丽.”“年龄大了，发福了啵.”等，这些话语都饱含着两个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数学上，我们也学过有关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比如数学必修1的函数关系（确定性关系）和数学必修3的相关关系（非确定性关系）.
由于笔者所教的学生数学底子较薄，所以笔者尽量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激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的思维尽快进入课堂的学习.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不再枯燥，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将较为抽象的知识化为直观的感触.
【例3】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问题1]什么是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问题2]你打算怎样给“任意角”建立一个函数？
[问题3]锐角三角函数可以用来建立任意角的函数吗？
[问题4]能用锐角三角函数来建立任意角三角函数吗？
[问题5]它的定义域、值域是什么？
[问题6]余弦、正切函数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建立？
每课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并且去解决它.美国数学家哈尔莫斯说过：“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问题成为数学的生命，数学因问题而获得生命力.让学生学数学，能不让他们了解数学的生命吗？因此，课堂的引入也可以用问题驱动的方式引入.一些开放性的题目将会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动起来，让学生不再做默默的观众，而是做积极的参与者，渐渐体现课堂是学生的，教师扮演的是引导者.这样，学生就会在单位时间内学有所成、学有所获，为后续的学习传递正能量.
三、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激起师生的双边互动
笔者提倡小组合作学习，利用导学案，举全组力量，相互帮扶.课前解决相关问题，对所上的内容有所了解，不至于上课时云里雾里.笔者截取《古典概型》部分导学案如下：
（一）活动1：读一读，想一想.中心任务：理解基本事件.
带着下面问题阅读教材第125页，2分钟后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1：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正面向上和反面向上出现的概率分别是多少？为什么？
问题2：掷一个质地均匀的骰子，1～6点出现的概率分别是多少？为什么？
问题3：基本事件的特征是什么？请列举一个随机事件为基本事件的例子.
问题4：除了课本方法，计算例题1的基本事件个数的方法还有哪些？
（二）活动2：读一读，说一说.中心任务：理解古典概型特征及公式.
带着下面问题阅读教材第126页，2分钟后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5：古典概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请列举一个你身边的古典概型的例子.
问题6：如图1，向一个圆面内随机地投射一个点，如果该点落在圆内任意一点都是等可能的，你认为这是古典概型吗？为什么？
问题7：某同学随机地向一靶心进行射击，射击的结果只有有限个：命中10环、命中9环……命中1环和不中环.你认为这是古典概型吗？为什么？
问题8：在推导古典概型某事件的概率公式时，用到了哪些知识和哪些方法？
问题9：尝试用多种语言描述古典概型事件A的概率计算公式.
（三）活动3：辨一辨，思一思.中心任务：应用古典概型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问题10：根据课本例题2，思考如下变式问题.
变式1：如果一道试题可以排除两个，还有两个选项不知道该选哪一个，则他回答对的概率是多少？
变式2：假设该题是一道多选题，这道题只有两个正确答案，如果某考生不知如何回答，就随便选.那么选对的概率是多少？并说明在做多项选择题时，没有把握猜对的概率更少.
（四）活动4：用一用，展一展：中心任务：总结计算古典概型方法、体悟合作学习意义.
问题11：同时掷两个骰子，计算：
（1）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果？
（2）其中向上的点数之和是5的结果有多少种？
（3）向上的点数之和是5的概率是多少？
问题12：回到开始问题，思考规则1和规则2的合理性.
问题的预设均根据课程标准的理念和目标进行设置，课前分发给学生，让学生有宽裕的时间交流与探讨，给学生一个“兵教兵、兵练兵”的平台.一来能给学生做“小老师”的优越感，增强学习数学的自信；二来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促使学生多提问题，合作探索，揭示数学本质；三来让学生在正式课堂中知道教师上课的主线.同时，教师也能自如地做到教学明线鲜明，暗线不虚，达成课堂的双边互动，为高效的学习带来促进的作用.
四、化抽象为直观，帮助学生高效理解知识
笔者在讲到诱导公式时，针对口诀“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进行如下教学.
下面以图3解说“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加也好减也好，α统统是锐角”.α看成是锐角，奇偶数是针对π2的系数而言.
通过图解将抽象化为直观，通俗的语言讲解会让学生更为容易理解，提供高效学习的途径，帮助学生有效和高效地理解知识，既做到适当的形式化，又注重强调本质，从而整体把握诱导公式的作用“负化正、正化主、主化锐”.适时地举出例子“sin（3π2+θ）=”，让学生“小试牛刀”，体验收获的喜悦感.
五、借助图表构建知识网，由浅入深地总结与反思
在课的尾声，教师不要包办课堂的小结，应以开放式的形式给小组完成.学生全面参与，为自己小伙伴的回答点赞，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比如在《古典概型》这节课的尾声，提出如下总结与反思.
知识上的收获：古典概型及其特征、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
技能上的收获：求解古典概型概率的“五步曲”；
方法上的收获：枚举法、图表法；
思想上的收获：符号化、数形结合、化归；
学法上的收获：阅读课本、归纳与概括、总结与反思.
根据学生的心理认知规律和对图文的感性认识，教师引进图表
（如图4）
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让学生有满满的收获，做到把书读薄又把书读厚，既能遵循形式化原则，又能揭示知识的本质.
图4知识“鱼骨”图
学生说出了本课的收获，提出困惑，情不自禁地开启下一节课要讲的问题.哪怕是学生所提的和所总结的不是十分完善和到位，但至少印证了只要将足够的时间
留给学生，学生的小组合作探究效果就会显著，课堂上
人人有事做、人人有收获，整堂课下来大家都感到充实.
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情境教学，其核心在于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高度融合.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使得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数学，思考数学学习的现实意义，有利于高中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得数学课堂教学充满乐趣.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做好教师的教学设计与预期目标，相信我们的数学课堂将不会再那么枯燥.
[参考文献]
[1]张金凯.打造高效课堂的实践与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0（2）.
[2]第斯多惠.德教师培训指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李炳亭.高效课堂的九大范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0.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姜世武.创设问题情境构建数学高效课堂[J].学苑教育，2011（15）.
[6]汪务玲.多环节做细，打造数学高效课堂[J].数学教学通讯（初等教育），2015（16）.
关键词：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在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能源的相对稀缺与绝对稀缺、能源消耗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性、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消耗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如何实现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无疑是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的。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的北部边疆，自然能源（如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等）储量丰富，现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储量更是达到了约7000亿吨，位居全国首位；我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整装天然气田——苏里格气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被发现，天然气地质储量规模达到5000亿立方米以上。托依托着巨大的能源优势，内蒙古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消耗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将分析内蒙古自治区的能源消耗，并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此，最后根据分析提出内蒙古应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一条协调地区发展与能源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理论背景
(1)理论发展
早在20世纪20年代，Pigou就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到了20世纪30—40年代，Hichs、Kaldor和其他学者建立了现代福利经济学。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经济学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Hardin在20世纪60年代提到关于资源产权属性产生的不同环境影响和环境后果问题，丰富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单纯的通过污染治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积极探求环境能源与经济和谐发展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为各国寻求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和道路。
(2)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理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环境伦理学家首先提出，并迅速为发达国家接受和推广。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相继将循环经济作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循环经济必将成为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主要的发展模式，目前，在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南海国家生态示范园区、辽宁省以及贵阳市等多处，均开展了有关循环的试验和试点。
二、内蒙古能源消耗状况分析
1.内蒙古自治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区内矿藏资源储量巨大。内蒙古自治区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发展较快，经济带人口数量增长速度也较高，因此经济实力较强，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耗量产量也相应的偏高。由此可知，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污染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
2.资源状况
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探明保有储量累计为2317.1亿吨，仅次于山西省居全国第二位；远景储量在 12250吨，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居全国第二位。内蒙古石油、天然气的蕴藏也十分可观，已探明有13个大油气田，预测石油总资源量为20---30亿吨，天然气为2700---10000亿立方米。世界级的大油气田——陕甘宁油气田的主题就位于鄂尔多斯盆地。
三、内蒙古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分析
1.内蒙古经济增长状况
内蒙古地区充分发挥当地的天然资源优势。区内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1539.12亿元激增至2009年的9740.25亿元[8]，平均每年增速达到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6502元/人增长至2009年的40282元/人，年均增速18%。见表1。
图1显示了内蒙古1986—2009年人均GDP的增长趋势。从下图中可以发现，自1991年开始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1996年开始）实施以来，内蒙古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6年的4457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40282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8%。
图1 内蒙古1986—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内蒙古能源消耗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依托区内矿产、畜牧业等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日益严重的能源过度消耗问题。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内蒙古的能源消耗量也日益增大。表2列示了内蒙古2000—2009年每年能源消耗的总量。
表2 内蒙古2000—2009能源消耗总量
图2显示了内蒙古自治区2000—2009年能源消耗总量的变化趋势。区内能源消耗量从1986年的1856.66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9年的17473.68万吨/标准煤，增长近10倍[9]。内蒙古年平均能源消耗量为5803.43万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率为10.39%。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自2000年开始，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总量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且增张速率逐渐加快，2004年达到过最高值30.08%。这意味着如果不重视能源消耗问题，不能改变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内蒙古能源消耗量将持续增长。内蒙古自治区虽然能源储存量大，但也不是可以永无止境开采利用的，必须在当下采取措施，减少区内能源消耗。
图2 内蒙古1986—2009年能源消耗总量
3.内蒙古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
表3列示了2000—2009年内蒙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的情况。可见内蒙古的能源利用率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区内能源利用存在浪费、过度使用现象，这导致了内蒙古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大投入、小产出”的不合理现象，表3 2000—2009年内蒙古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的对比
图3列示了1986—2009年内蒙古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的变化趋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86—2009年内蒙古单位GDP耗能一直高于全国单位GDP耗能，1997年前比全国单位GDP耗能的差异幅度比1997年后高。虽然内蒙古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都显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3 1986—2009年内蒙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得出以下结论：内蒙古自治区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的高能源消耗的现状，在确保能源的前提下，应当发展循环经济，保持能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企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制定和实施发展无害工业的发展概念。
2.实施技术革新。加快科技创新的步法，将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先进技术，加强对资源的有效综合利用，实现自治区经济增长与能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自治区应积极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地减少材料资源的浪费及消耗，使能源消耗污染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辑.2010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易‘道”;“阴阳五行”;徽州村落.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生态伦理思想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之源一一《周易》、“阴阳”、“五行学说和道家哲学都深蕴着拙朴而深刻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念《周易》虽“本为卜筮而作,但内容极为博广,其中就有关于天象地理、风云灾变、天人关系等论述。《易传》认为天人协调是一种理想境界。“裁成天地之道,辅成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意指人类应尊重天地自然,与其和谐相处。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有悖自然规律。《周易》还提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应予全面而理性的审视。只有“法象天地,交通四时”,才能“除弊兴利,逢凶化吉”。“五行”学家从直观经验中归纳出世界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组合演化而成,并提出了“五行相生论”和“五行相克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排列组合、互生互克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一种元素的存在决定着另一种元素的状态,同时它本身又受制于其他元素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和交互作用一方面演化出大干世界万事万物.同时又构成一种彼此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秩序和内在稳定结构。我们姑且不论早在战国之前就已形成的这种“五行”理论究竟有多少科学理性内涵,仅以古人的感性经验而言,“五行学说的问世就可证明他们在当时已经感觉到了大干世界的形成和运化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生态循环系统.与“五行”说相呼应的是“阴阳”说。阴阳思想同样来自古人对天地自然以及人天关系的体察、感悟和概括。然而,“阴阳”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描述.其实它已经成为“中国哲学中最根本的形上学范畴。”阳刚之本义,在《易传》中有所阐述,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合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等等.都在~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然万物的两重性与其相反相成、对立统~、生化不已的特性和演进规律。它体现了先民对自然、人天的宏观体悟和辨证思考。源于南方的老庄道家哲学对宇宙万物的形成和事物构成要素的内在关系作了较为抽象的概括,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邱]在道家看来,“道”乃世界的本源,而阴阳、五行的系连、交互、化合则构成了宇宙万物的运化图式。凡事只有“依道而行”.力求阴阳均调、四时依序、五行定位、才会万物繁盛、天下安泰,否则,就会发生自然灾变或社会混乱。道家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中显然蕴含着拙朴而富有辩证内涵的生态伦理意识。应该说,从《周易》到老庄,关于人天相依、阴阳交互、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已初步形成。时至西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学说和哉纬迷信观念混为一体,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及“天人感应”等理论,它昭示了“天人合一”命题的孕生。然而,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和“天意”、“天道”等概念,其中虽含有对天和自然的敬畏之意,但显然已带有政治伦理内涵和神秘主义色彩,与《周易》和老庄所提出的那种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的生态环境伦理原则有明显的区别。到了宋代,“天人合一”的命题正式形成,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指出:“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不难辨析,张载在此所讲的主要是关于人的认识与自然及外部世界的统一问题。]之后,二程和朱熹以及明清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论及过“天人之关系”(即天理与人欲),虽然所持立场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关涉自然人性、道德伦理以及认识论等问题的论争。可见,随着中国政治文化、道德伦理文化的日益强势,始于殷周时期那种关注自然法则以及天人协调和谐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在主流文化中已逐渐呈现边缘化的趋势,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常要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但其真正用意只不过向世人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而已。君权神授,天意不可违,以此来昭示自己帝位的神圣性和权威的不可侵犯性。
(二)
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阴阳五行”学说,“周易”理论和老庄道家哲学自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被边缘化之后,并没有自生自灭,沉寂消亡,而是以民间化的方式呈现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其中生态环境伦理思想作为核心成分亦一直在民间文化中沉淀下来,潜移默化为中国黎民百姓的集体无意识。其实,在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先民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就有比较自觉的认识。据《国语》记载,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竟把渔网割断扔掉,并对宣公说:
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置罗,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置,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天,鱼禁鲲鲕,兽长席,鸟翼壳卵,虫舍虫氏蟓,蕃庶物也,古之训也。
里革这段话所强调的是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可乱捕滥伐野生动植物,唯此,才能万物繁衍,人天共存。
孟子也说过:“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时用也。”其意是指人类不可违时捕伐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淮南子·主术训》中则指出:“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非常明确。时至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性反道,劳而无获。意指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改造须顺从天地之规律,若为所欲为,有违天道,只能劳而无获。
如果说上述见解主要是古人对“天人”和“人地”关系之协调和谐以及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予以具体关怀的话.那么管子和苟子则从哲理高度阐述了人天关系和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管子说:人类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苟子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他们是说,“天道‘地理”不可违逆,人与天地所合亦不可放弃,否则,就是糊涂之至了。
除了理论上的阐述之外,不少思想家和为政者也从制定律法和治国施政的角度强调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据史书记载,周厉王时,卿士穆公在进呈治国方策时就说:“土之有山川,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意思是说,士地有山川沃田,是人类资财和衣食的来源,即为国之根本。管子曾指出:“理国之道,地德为首。他还提出了应保持城乡比例适当和人地平衡等极具眼光的政见。他说:城市过大,乡村狭小,“其野”则“不足以养其民”,“其藏”也“不足以共其费”。此外,“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日人满。人地平衡失调即会造成后患。管子还认为,水为“万物之本源”,治国安邦,只要“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乃会“国之富也。”意指只要重视水利之道,保持沟渠畅通,河水不泛滥,国家就能富裕强盛。管子论及山林植被时说道:“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为此,他向齐桓公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意为对植树造林的能人要予以重奖。历代有生态伦理意识的官吏在制定地方律法时,就常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首要之事。据说早在西周时代,官府就设立了“山虞林衡”专管森林的官吏,并制定了限期限类伐木的法令,对“窃木者”则“刑法”处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止,林木遭毁严重,所以北齐官府就颁布过禁止焚林的法令。后魏时期官府则提倡大力植树,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固地植树的措施。从上述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宏观的人、天、地三者关系的哲学思考到微观的限渔猎禁滥伐,护地植树、开渠通流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天之敬畏、对地之厚爱的自然情怀和生态伦理意识的自觉。尽管自汉代以后,主流文化强调的是儒家的“人道”,丽非自然之“天道”。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观点的流布,乃为中国文化由天人关系的抽象思考向人际关系的世俗关怀历史性转向的标志。
但在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顺应天道地理,追求“天人合一”,“人地和谐”的理念却一直深蕴于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之中。
(三)
古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地域之一。其中,中国古人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在这方钟灵毓秀的青山绿水和众多的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体现。徽州虽说山水秀美、风景绮丽,但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且山陡土薄、地力贫瘠。这对以农耕为主业的徽州山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利因素。为了保护植被和土壤,徽州不少古村落都制定过禁伐禁猎的乡规村约。其中有的村落就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均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决不宽容。”
地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在对于彔观及观测点的调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释了哪牲数据，地理信息和环境是没有屮的。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从挖掘者、环境学家或者土壤微形态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过去环境的改变。土壤考古学包含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一)考古记录中的沉积物以及土壤和人产品。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沉积层中古代文物的发现，为地层年代、古景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换进程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地质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考古学中的文物属于地质学上的一种特殊的沉积物。同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沉积物，与这桦沉积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学特性无关，我们需要理解沉积学的概念，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评估采样点的环境条件，这些对考古学家的报告有帮助
(二)考古i己录中环境的形成研究人类活动和M他自然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学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考古学中的物质被沉积的沉积物所覆盖,从地质学和沉积学的角度来ft对考古学中解释文物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考古学中的那些特別的行为活动的特点和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观的分布也影响了报告的能见度。
(三)古环境的重建：人类、气候和古代景观。景观演变、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大尺度的联系是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对于史前i己录的过去人类活动、K他有机体的柄息环境相互作)和关系的解释。古生态地质学这个方面是地质考古学的一个子集,这项研究着重解释史前生命和环境景观。
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变化影响着景观环境.然而气候的变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响到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区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质条件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大气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断过去的环境条件和研究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反映沉积土壤过程中的侵蚀、沉积、景观稳定性同样也适用于古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中。任何这牲学科单独研究只能建立一个有限的地冈图，然而将多学科结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个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纪气候模式。
(四）原生矿物和资源。产生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和岩石)来命名那些用岩石和矿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样品通常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物是是稳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环境的碎片。大多数的地质学上的原生矿物衍生出无机的残骸许多现在使用的岩石矿物的名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这里集中了一些地质考古学中在旧世界和新壯界环境中会涉及到的岩石和矿物，包括：角岩、玉髓等矿物、金属、矿石、岩石、建筑材料。
(五)物质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脱离了起源的相关资料，文物儿乎没有考古学价值。但是，地质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与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学定义的起源是从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组成这个文物的原生矿物，它是一个特殊的地质沉积。地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发现的地点位置，而是指原也矿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学、物理、生物参数可以被川来定义向然物质的组成成分。地质学家使用元素追踪、同位素、等方法区別定义矿物和原始组分。
(六>考古记录中的年代估算。对于考古学中的物质和第四纪地层年代的估计是地质考古学中的主要任务。年代学提供了暂时尺寸从人种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中将历史由然科学和地质学丨X:分幵来。理解了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解释过去的数据的重要意义fr:测年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我们许平代学测定技术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义年代在推测人类行为的研究上有关键性作用、实践中选择测定的技术受分析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学现象年代的约束。这桦限制条件多是根据样品的特征和技术情况制定的。
(七）质图、遥感和调查分类是制图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筛选已经是制图和地图内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图的制作者经常会使用已经分类的信息,分类，然后以点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数据并制图,许多种类的地阁可以运W到考古学上。K:中有2种.地形罔和地表地质地阁(有时候叫做第四纪地图mtL质考古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壤学家制作的地图，建立在多种景观之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地质学儿乎是相同的，但同时有一个增加的重要环节是土壤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打钻或挖掘（因为土壤的变化要比地质学特征和物质变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学的研究展望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关键词：现代景观设计 苏州园林 传统造园理论 美感意境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has begun to serve China's city constructio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ven the entire national construction, create a comfortabl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rtificial environment elegant. Moder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more in line with the modern aesthetic and demand and gradually replace the classical gardening theory. Chinese traditional landscape gardening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modern landscape planning, landscape of Suzhou as a specimen of Chinese garden design, its art beats nature. And beautiful artistic conception unforgettable. Suzhou garden for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artistic conception to modern macro landscape design will have a definite impact.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苏州园林的历史和其设计造园理念
1.1苏州园林的简介和概述
苏州园林主要以私家园林为主，占地不大，但意境久远，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安排，移步换景，变化无穷，是中国园林文化的翘楚和骄傲。看似很小的苏州园林却有着极为讲究的造园手法，在自身的布局和结构上更是千变万化。使人们在园林中感觉到了与自然的融合，情与景的交融。就算生活在苏州城里，也能够享受到山林野趣。苏州园林是城市中充满了自然韵味的园林，苏州园林的造园者在这个浓缩的“自然界”中以“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园林内的山水花木都竞相呼应形成四季分明的景象，使人们可以“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冶，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乐。”
1.2苏州园林的设计造园理念
中国园林讲究“步移景异”。对景物的安排和观赏的位置都有很巧妙的设计。中国园林试图在有限的空间中再现外部世界的空间和结构。园内庭台楼榭，游廊小径蜿蜒其间，内外空间相互渗透，得以流畅、流通、流动。这样不仅使得面积有限的苏州园林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景观，更深远的层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欣赏者的空间感受。比如苏州最典型的古园林拙政园“倚虹亭”中能看到园外的北寺塔；沧浪亭的花窗中，能欣赏到屋子外的竹林海，这都是常用的借景手法。
2.景观规划设计的起源发展概述和理论体系的变化
景观规划设计为了改变人们生活环境而进行的设计，与古典园林所不同的是，当代景观规划设计是面向大众群体的，而不像古园林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精神追求。“意象在先，布局平面在后，是景观设计的一个基本原理。”景观设计既要解决人的使用功能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更加关注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化层面是中国古典园林最擅长的地方，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
3.传统园林对于当代景观规划设计影响的必然性
九十年代时期，走在以大众聚居环境景观规划前沿的中国第一位景观学博士刘滨谊先生提出了景观规划设计的三元理论—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景观设计：景观环境形象，环境生态绿化，大众群里行为心理。并且全面系统的提出了更加详细的三元理论：1.景观规划设计实践的三元2.景观规划设计观念目标的三元3.景观规划设计操作方法论的三元4.景观规划设计设计理论的三元5.景观规划设计学科的三元。
中国古典造园方法，拥有着物境、情境、意境。景观环境形象是现代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设计虽然包含着理工和科技知识，但是在本质上还是在与美学相呼应的，艺术对于景观设计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当前的景观设计的误区之一就是模式化，缺少特色和视觉艺术感，同时对于精神文化的实现也是少之又少。无论是广场设计也好，或者大范围旅游区规划也好，甚至是简单的大众住宅小区的景观规划设计，设计中对于空间和景观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当前大部分景观设计缺少一定精神文化。古典园林却在文化上做的非常好，无论是植被的运用，还是情与景的交融都十分出色，突出了文化。苏园的借景与对景和对于景物的安排和观赏的位置的巧妙设计，比如透过一个漏窗可以看见一座山，一棵树等。在大的宏观景观里同样需要，我们设想把物体放大其实是一样的，在景观里一样有近景、中景和远景。小的景观设计也好，大的也好。我们在处于景观中还是需要在视觉观察上有近远之分，需要用到古典园林的“步移景异”。用古典园林的意境和对于细节追求去解决当代景观设计缺少形象和意境文化的问题，使大景观里有小精细，宽阔却又耐人寻味。
在当前生态学的发展之下，景观设计关于环境生态绿化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植被配置要符合建筑环境。传统园林里根据不同的建筑日照环境采用中性、阳性、和耐荫性植物。建筑阴里面有耐寒性植物如女贞、罗汉松、竹等。背阴但能接触阳光的里面采用桂花一类。而牡丹用在采光好的建筑阳立面范围。在厅、堂等大空间运用高大的遮阴乔木和中型乔木和灌木进行搭配。苏园对于植物的配置包括水循环等生态的运用，对于现在大规模景观设计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大众人类居住景观设计中，景观作为建筑外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植物配置上可以运用苏园的配置方法去协调与建筑的关系，是环境绿化有特色并且因地制宜。
结语：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建设进程，给予当代的景观规划设计很大的挑战。整个景观规划设计在中国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面对当前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加剧，对于景观规划设计的也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化和考虑。中国古典园林—其造园理论中很多都可以为现代景观所用。景观设计要在满足大众群体的游憩功能需要外，在文化和精神层次方面更进一步，设计出无论从生态环境还是文化艺术形象都优秀当代景观设计。
参考文献：
[1]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2]（美）西蒙兹.景观设计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俞孔坚.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M]，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87
[4]裴相斌. 从景观学到景观生态学[M]，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
第一作者：郭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