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实践;促进;成长;实践能力
一、劳动实践教育活动的形式
劳动实践活动是使学生的想发现、研究、探索的求知欲望得到满足和释放的学习形式，是学生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自身兴趣、选择和研究问题，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劳作活动。过去的劳动活动只是要求教师课上和同学们合作完成一些科技制作，或者讲授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教师还是课堂的主导。学生围着教师转。现在教师必须把学生作为活动的主体，转变指导思路和指导方法，由过去的主导者变为组织者、协调者、引导者、参与者，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活动中体现学生较强的自主性，教师还要独立完成教学，为劳动实践活动做好知识的储备。它包括的知识内容非常广泛，有信息技术也有各种专业知识，这就需要我们教师与学生充分协作，提前感知预设活动中的突发事项，真正体现师生间的平等。随着教师角色的转变，学生成为劳动活动的主体，教师指导学生把在课堂上学的理论有机的结合劳动实践活动上。通过劳作活动，学生亲历了查阅文献，上网查询和实地调查，以及数据整理和统计等工作，培养了学生开展科学小研究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体验和感受理论指导劳动实践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从而发展了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必须注重学生参与劳动实践的过程。
劳动实践教育活动的目标是重过程、重质量、重体验的过程。是让学生将理论通过劳动实践、劳动体验得到升华，促使学生在今后的理论学习中能整理收获，形成多种多样的劳动成果如：会写劳动计划报告、能参加表演、欣赏艺术作品等，还能进行评价、交流、研讨、辩论。在劳动交流中让学生学会协作、理解、奉献、分享，学会客观分析正确思考。让劳动实践教育活动中的实践活动能真正给学生创造环境和条件让主体学生体会到理论和劳动实践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必要性。认识到知识理论和劳动实践还存在各自的独特性。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关注的是学生劳动实践了没有，经历了劳动过程没有;学生在劳动活动过程中发现了什么没有，他们又是怎样千方百计地排除困难的;广大的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获得了什么样体验;广大的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是怎样与他人合作的;我们的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是否产生了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劳动实践教育活动中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以学生的劳动经验与生活为核心的劳动实践教育。劳动实践教育活动上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学生创设各种有利于实践、体验的环境，要关注。劳动实践教育活动的结果，我们要把学生最后“作品”、“成果”、“汇报内容”质量差异作为重点，还要把广大学生的自身劳动感受作为目标。更重要的是在实施过程中提高劳动技巧。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开展研究活动时会遇到哪些困难，会提出哪些问题，需要怎样的帮助，需要怎样的指点，针对这些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介绍方法，引导学生探索和创新，将学生的劳动兴趣研究引向内心深处，提高到劳动光荣思想境界。在现实中有的教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观要求和客观经验，转嫁给学生，这是我们在劳动活动过程中要避开的形式。
劳动实践教育活动是一项内容广泛。衔接严密的活动。劳动实践教育的过程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必经过程。更是培养广大学生的动手动脑的能力，总体讲劳动实践教育是任重道远的教育活动，他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协作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滕兆荣.如何有效地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学习报・教育研究 2013年30期.
1．正向功能理论
教育具有正向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在理论界，正向功能理论奠基于涂尔干，形成于帕森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著作《教育与社会学》中认为，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施加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得以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要求。由此他提出了“教育社会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目的•体现”理论，对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功能给予了回答，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涂尔干的教育功能理论明显具有理想化色彩。在其理论中，所谓的“教育功能“不是教育可以产生的作用或功能，而是教育应该发生的作用或功能。后来，美国著名结构功能主义奠基人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功能•期待•体现”理论。他认为，教育应该履行有利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功能，即社会化功能和选拔功能。社会化功能主要培养人的义务感(广泛的社会价值务感与社会结构中承担特定角色的义务感)和能力(个人角色所需技能和同他人交往的能力)。选拔功能是指教育对成人角色系统所需的人力资源进行分配，从而确保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
2．有条件正向功能理论
教育正向功能理论没有深入考虑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回答教育界出现教育资源浪费、效益不高等问题。为此，理论界提出了“有条件的正向理论”。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教育的有条件下的正向功能理论。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形成•释放说”。这一学说将教育过程分为“形成”和“释放”两个阶段。制约教育功能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教育者的素质；二是受教育者的基础条件；三是先前所具有的可资利用的物质基础条件；四是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以及教育过程的有效性。教育功能形成凝固形态和流动形态。所谓凝固形态，是指教育功能形成之后，用以承载和储存教育功能的相对稳定形式，也是教育功能形成到释放的媒介，即人才和精神文化产品。所谓流动形态，是指功能的形成与释放同时或连续发生，中间不存在明显的滞缓环节，即对社会舆论的鼓动、辐射和渗透。
3．教育社会学视角下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解释
从教育社会学角度来看，教育明显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即教育是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客观上需要从教育领域寻找力量。其基本突破口就是促进农民的现代化。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需要加强农民教育和培养，造就数以亿计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无论是教育正向功能理论还是有条件的教育正向功能理论，都主张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活动，提升自己的角色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从业结构和技术机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特征。这就要求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应该多元供给，以适应不同农村发展的多重角色要求。总之，教育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开展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们回答了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的必要性问题。
二、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经济动因
1．农村人力资本理论
19世纪60年代，著名人力资本理论奠基人、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把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著名的以科技、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这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是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是指个人具备的知识、才能、技能或资历，即体现在人身上能带来收人的资本。人力资本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而大量的则是后天通过受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行为，而投资是讲究回报的。因此，舒尔茨认为，教育是一种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投资行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关键是这些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很高，归根结底是这些地区教育投入充足。反之，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其原因是人们没有具备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缺失的原因是教育不够发达，也就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其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达到一种新的均衡。教育能增进人的能力以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之变化。由于教育具有长期性特征，经济发展具有动态性特征，因此舒尔茨提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应该持续进行，这样才能使教育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教育才能持续地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这是他高度重视继续教育的原因所在。他指出，继续教育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投资，应把发展继续教育作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补充。在动态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农民劳动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使农民能够不断掌握现代生产技术，把握劳动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其意义重大。
2．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
舒马赫是英籍德国经济学家。其著作《小的是美好的》分析了农村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问题，并从教育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阐述。舒马赫认为，农村贫困的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组织和纪律方面存在缺陷。在他看来，发展并非从商品开始，而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没有这三者，一切资源将始终是隐藏的、未开发的、潜在的。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无形因素的重要性，如日本。舒马赫坚信：“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既然症结在此，解决问题就应从此突破，首先应把发展的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在对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训练过程中实现农村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予有用的知识，也即发展农村的教育。智力援助比物质援助更重要。“授人以渔”优于“授人以鱼”，在对38农民的援助方面，不仅要让受赠者知道“是什么”，更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和“怎么做”。给穷人注入的知识既在穷人看来是新的知识，同时也必须同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有某种程度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授予穷人的知识必须既要符合穷人的接受特点，又要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这种赠予知识的过程也就是对农村居民进行教育的过程。舒马赫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应该建立在经济发展领域以外，应该建立在教育、组织、训练之上，建立在政治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民族意识之上，不能一直依靠国外技术人员或者简单的技术移植。必须把教育作为一种技术革新的普遍的“改造运动”来抓，把主要力量放在充分激发每个人的干劲、热情、智慧与劳动上，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取得经济持续发展。发展政策只能对发展过程起到加速或延缓作用，而不能跨越教育发展这个阶段。发展计划也只有在劳动力现有的教育水平能够为其提供支撑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才是有益的、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价值的。
3．教育经济学视角下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舒尔茨的农村人力资本力量和舒马赫的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都明确告诉我们，发展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事业不是一种消费行为，而是一种投资行为。通过教育，可以不断提高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认知水平、能力结构和综合素质，从而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村发展水平奠定扎实的基础。然而，结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农村留守劳动力自身投入教育的动机和能力明显不足。这就需要第三方加大投入。从政府来讲，需要把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育问题作为重点工程来抓，加大投入；从社会角度来讲，企业或者NGO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应该看到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的重大机遇，积极投入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工作。国家先后启动了“绿色证书”、“农村实用人才计划”等工程，推进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但是，这些培训是以培训城市化、工业化所需产业工人，将农村留守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为目的的。针对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训的项目还不多，而且涉及面很小，效果也不是很好。
三、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价值取向
1．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把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他认为，五种需要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一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其中，他认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属于需要初级阶段，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属于中级阶段，自我实现属于高级阶段。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其行动的动力。相应的，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所以，需要是动力，需要是激励人实现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2．教育需求理论
教育需求是指社会和个人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通常分为教育社会需求和教育个人需求。所谓教育社会需求，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基于国家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要求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影响教育社会需求的因素包括社会人口状况、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政策导向等。所谓教育个人需求是指个人出于对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分为精神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和社会地位需要。影响教育个人需求的因素包括个人天赋能力、家庭的经济背景、学杂费高低、个人教育未来收益等。
3．教育心理学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分析
当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结构和类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1)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的收人结构由原来单纯依靠种植业收益，变为农、林、牧、副业等多渠道收入并存。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吃、穿、用等消费比倒大幅下降，农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大大增加。农村留守劳动力在经济上的投入需求不断增长。
(2)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留守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已经和农村完全脱离的关系；--部分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村留守劳动力虽然在农村，但是大多从事第二职业或者其他产业，农村留守劳动力基本上属于兼业型。还有一部分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意识的农村留守劳动力还在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而且“非农化”的程度和趋势越来越高。
(3)农村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诉求已经：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诉求，他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从生存性诉求转向发展性诉求：一方面，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非农生产知识、技术需求比重不断提升，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目的，已从“生存性”教育已经转变为“发展性”教育。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农业税时代农民人口经过休养生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谋求更好的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已成为新时期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所以，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教育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
【关键词】主体 劳动异化 劳动本质 劳动价值
【中图分类号】 D41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2.011
劳动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精神生产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及价值引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是确保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顺利进行的主导力量。当前，均质化的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层级化、异质化；各种相对统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化和分散化，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理论回应现实的问题上愈感乏力，社会上甚至滋生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论”等消极的态度看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特点和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价值的确证诉求和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涵界域
“主体”这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三种解释：“事物的主要部分；法律上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哲学上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概念是从哲学认识论引申而来，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主客体的划分是否否定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地位的平等性”这一争论，大体来看，理论界出现了单一主体说和双主体说的观点。从施教过程来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指依据一定的社会和阶级要求，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生产的个体或群体，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就这一理论意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对一定的客体（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相关划分准则，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按年龄来分，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教育主体；按性别结构来分，可分为男性教育主体和女性教育主体；按行业来分，可分为学校、企业、军队、党政机关的教育主体等；按级别来分，可分为高级政工干部、中级政工干部、初级政工干部。不同类型的教育主体，由于其生理、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会表现出各种差异性。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展现出目的性、计划性、主动性、选择性、实践性、创造性和超前性等特征，发挥着传递、教育、管理和协调四种职能。
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现实诉求：异化的批判与消解
“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思。“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它的含义：黑格尔在阐释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时提出了人的异化；马克思把异化现象阐释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异化有四个本质特征：（1）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的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2）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表现为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相反为被迫的强制劳动，是否定自身的一种活动，马克思曾说过：“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一切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成为人异己的本质；（4）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精神生产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运用各类方法、手段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一特殊的劳动，取得特殊的劳动成就，即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思想状态及高度。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化。不管是在主渠道还是在主阵地中，主体发挥的功效都不太明显，甚至出现其主体地位被轻视的现象。结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和对劳动成果的评价相异化。
首先，教育主体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然而现在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样，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思想状态及精神产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正是由于劳动对象化具有主体意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产品也随之显得更为复杂。不管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还是主阵地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受教育者对待各类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态度多为抗拒、厌烦和无奈，这使得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产生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主体的否定，从而和“劳动相对立”。
其次，教育主体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感到幸福，并只是将劳动视为维持自身生计的一种强制性的对象性活动。同样，思想政治教育劳动过程的异化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教育价值和教育客体的消极影响下，关心自己的科研成果、学生的就业情况等硬性指标胜过受教育者本身的学习和思想生活状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学生认为老师讲空话、说大话，枯燥无味；教育者认为很难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二者的关系随之发生异化，以至于并未达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异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w劳动评估的异化，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劳动本身相异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为自己的劳动不受肯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即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提高；二是即便一部分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有所提高，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会出现腐朽、堕落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和社会对劳动主体价值的判断或多或少造成教育主体与其劳动本身相异化，从而使教育主体否定自己的劳动。
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表现来看，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阶级和群体对主体劳动价值的误解、歪曲和否定。全面科学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实质，实现其劳动的本质回归有助于提高教育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现教育者本身和社会的价值双赢。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本质的应然与实然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根本，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才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并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提供动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劳动创造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行为和劳动价值的认知不应因时代的发展速度及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改变，而应始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本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劳动是指用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的消耗与支出输出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手通过不同的行为实现头中的想法一样，劳动过程将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劳动被赋予脑体兼有的以脑力为主的奉献性的劳动性质。
第一，以脑力为主的复杂性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且无任何特长的普通人所能从事的普遍性劳动。复杂劳动指具有一定技术专长和知识的劳动者从事的特殊性劳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一项以脑力为主、体力为辅的复杂劳动。首先，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当前，社会结构由同质化向异化和层次化转变，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受教育者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问题日益复杂，教育主体需要耗费更多的脑力来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次，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过程日趋复杂。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一般经过内化、外化和反馈调节三个阶段。在当今自媒体时代，教育对象获取信息的内容丰富、渠道宽泛、速度快捷，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吸收和传递有效信息并在思想上进行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教育主体不断调研受教育者的新需求，更新自身观念，培养创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科学地处理大量信息，用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帮助受教育者进行思想的转化。
第二，奉献性劳动。从性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既不具有商品性质，也不具有索取性质，而是一项育人、塑人的高尚、伟大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复杂性劳动。首先，教育主体的工作性质需要奉献精神。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由执政阶级挑选、培养和锻炼，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队伍，承担着为执政阶级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应具有奉献精神。其次，教育主体的榜样示范作用要求其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应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其榜样示范才会让教育对象耳濡目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再次，教育客体的思想特征要求主体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的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现实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思想的多变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要求教育主体要进行多次耐心的教育。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保证自身身体健康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甘于奉献、乐于奉献。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特点。第一，潜在性和周期性。潜在性是指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活动后形成的正确思想，在未外化为行为之前存在于教育对象头脑内的属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隐性特征。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一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教育对象是否需要或接受主体的教育。其次，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的因素很多，包括自身的认知水平、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教育主体的指导、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因此，客体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反复性的思考。
周期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工作具有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在教育客体身上逐渐产生效果的属性。首先，要有效掌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阶段的周期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一个周期。其次，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必须经历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周期。每一个阶段都十分复杂，依赖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
第二，综合性和间接性。综合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属性，包括劳动性质、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首先，劳动性质的综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辅的劳动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公民的主力军，他们除了承担着理论课程的教授和课外实践活动的指导外，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其次，劳动成果的综合性主要是指精神形态的劳动成果和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的综合。前者具体表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后者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间接地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物质效益。
间接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成果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成果需要受教育者接受并认同主体传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为，再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具体行为来反映劳动成果的成效。
第三，塑造性和奉献性。塑造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帮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其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具有的创新属性。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和阶级的要求以及个人特点，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才。
奉献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和人格塑造的过程中具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而是奉献性质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伟大、高尚的劳动和付出是引领人们达到一定思想状态和精神生产的高层次的复杂劳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其劳动价值的独特性。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理解存在某种曲解，教育对象认为教育主体讲大道理、说空话，脱离现实，枯燥乏味，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日益猖獗，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成果价值的特殊性和劳动价值的评价具有重大F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创造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文明建设，提高一代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要依靠伟大精神劳动者的劳动。因此，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是非凡的。从表现形态来看，既包括精神形态的价值，也涵盖物质形态的价值；从劳动的效能来看，既包括看得见的现实价值，也囊括短期无法显现的潜在性价值。
首先，精神形态的价值和物质形态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实现正是达成这一重要目标的主要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并不具有一般工作的直接可显性与可感性，而是表现为一定精神形态价值的产出。精神形态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运用相关途径或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从而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升华其世界观及人生价值观并达到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不能同经济工作和其他物质成果一样用确切数据显示量化，而只能用相对趋势来衡量。从“实践出真知”这个层面来讲，精神形态的价值更加珍贵，因为它是前人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和突破创新的整合，并且反过来在理论思想上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指导各种思想政治实践活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物质形态的价值作为精神形态价值的有效产物，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观念及思想觉悟的转变提高了人们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并同时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其次，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现实价值是具有直接明显性的能被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立即感知到的价值和成效。当下，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现实社会产生困惑。思想政治主体如果能及时帮助教育对象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那么教育主体就发挥了其劳动的现实价值。然而，在其现实价值中也包含着潜在价值。潜在价值是一种不易立即被人们察觉到的工作成果。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传达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潜在价值的体现。人们虽无法在这些过程中立刻感知思想政治教育的明显作用和意义，但其却具有强大的、无穷的潜在力量和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性质、特点和其价值的特殊性是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象和劳动性质被曲解、其劳动成果被不当评估以及其社会主导地位被忽略的主要因素，这无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强烈打击。因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出现严重职业懈怠，有的甚至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要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消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本质回归，应做到两方面改善：一是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看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同时，社会和学校的党政领导更要充分认识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充分尊重和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的劳动素质，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劳动过程中既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还应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需求和接受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为国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本文系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及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6SKSZ017、15SZZ05）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凯林，1996，《马克思劳动主体性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
张耀灿、郑永廷等，2006，《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伴随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国外教育经济学理论得到确立和快速发展。一种教育新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不仅是消费，而是投资”，“教育事业不仅是消费性事业，而且是生产性事业”，“教育是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事业”。为使教育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西方各国政府与经济界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援助，更多地投资于职业教育。国际教育经济学理论界对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侧重从教育投资问题入手，对教育投资是否合理、充足，用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在政府预算中的份额来定义。世界银行采用的衡量标准包括：有关年龄组就读小学的比例；妇女受教育的比例；相关年龄组在中学注册人员的比例；盲率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西奥多•舒尔兹（美）、亨利•莱文（美）、曾满超（美）、布鲁斯•约翰斯通（美）、马克•贝磊（美）等，他们卓有成效系统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获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在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
（一）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翻一番中所增加的1520亿美元进行分析发现，上述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25%，劳动力贡献率为75%。在劳动者总收入从570亿美元增加到1140亿美元过程中，劳动人口数量增加所引起的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数量是430亿美元,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另外710亿美元，是人力投资的结果。美国1929～1957年雇佣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从不同年限看，1929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4.9%、15.3%和9.0%,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是17.3%；1958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40.2%、11.8%和11.0%。从不同教育级别看,美国1929～1958年间，小学教育收益率在34.9%以上，中学教育收益率在10%～15%之间，大学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0%以下,最高年份为11%。为了使各级教育收益率更近似实际经验,使数值更符合雇佣劳动者的能力，舒尔茨把影响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所有因素，包括学校和家庭因素、个人动机、智商都考虑进去，对各级教育收益率加以调整即“能力调整”，得到的各级教育收益率是:小学35%，中学10%，大学11%。舒尔茨用各级教育经费所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率(小学28%,中学45%，大学27%)分别乘各自教育的收益率,算出美国各级教育对美国经济收益的贡献率是:小学9.8%,中学4.5%，大学2.97%,三级教育合计为17.27%，近似值是17.3%。这个数字成为美国一段时期测算教育收益率的一般常数。舒尔茨因为首次对教育收益率进行宏观定量分析,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3]
（二）丹尼森关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研究与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4)等论著中,通过自定义模型，对教育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出美国1929～1969年,个人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增长率为23%，个人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收入增长率为41%。1929～1957年，个人通过教育就业个人的收入增长率为42%，同时段工人增加物质投资收入增长率仅为29%和9%。又据丹尼森在对美国1929～1969年国民经济实际增长中教育贡献率量化分析，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3.33%，归因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0.14%,占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2.3%,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12.3%。研究中，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率中其他可计量的因素减去，余下的“余数”,就是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29～1969年间，美国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率是27.6%，如果把知识进展因素的一部分也看作教育因素，那么，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12.3%，很可能接近舒尔茨的计算结果。[4]
（三）舒尔茨、丹尼森研究贡献小结根据舒尔茨的计算，1929～1957年，美国对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投资增加了约8.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了4.5倍，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增加了17.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只增加了3.5倍。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48～1982年的3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由教育水平提高和技术革新提高而获得的增长约占83%。“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等量的资本用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明显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主张投资的重点从物质转向人力。“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结果及其政策主张，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世界范围迅速出现教育投资增加并导致教育大发展高潮。美国中等和高等教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37年是3.5%，1968年达到6.3%。同年英国达到5.5%，德国达到5.7%。国外学者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所致。“人力资本理论”成为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大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西方“筛选假设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三、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5]
四、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五、西方教育投资理论对职业教育投资影响
正因为有了实施素质教育这场“革命”的悄然兴起，于是便有了专家忙于考查调研换教材，主管部门忙于与时俱进搞改革，老师们忙于解放思想换脑筋，社会各界忙于转变眼光看考评……总之，素质教育这场教育转型的革命，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增强了活力，为教师学生角色的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施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增进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复合型人才。
因此，笔者认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即最终目标。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是学生能力形成的关键环节，学生只有在实践中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综合、迁移、形成创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
那么，怎样增强学生的实践锻炼，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呢？版权所有
第一、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现在的学生大多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是“小皇帝”“小公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受到父母们过分的溺爱。因此，这些学生的劳动教育从小观念淡薄，也很少有动手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也就缺乏动手动脑的良好习惯。要改变这一现状，让学生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只有让学生在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亲手运用于实践。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如《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13日第5078号)中所刊载“花钱买‘劳动’”，学生打扫卫生，由家长花钱雇来家政服务公司的工人代劳，这还谈何热爱劳动呢？这样又怎能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学生体质得到锻炼并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呢？又怎能让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呢？
学校打扫卫生、开沟植树等，师生一齐动手、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劳动中，学生既得到了锻炼，增强了体质，又学到了知识，交流了感情。总之，学生热爱劳动，积极参与劳动，亲手实践，既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增强了学习兴趣，又让学生加强了情感体验，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第二、促进知能转化。劳动是促进学生实现知能转化的一种有效途径。理论知识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光要教会学生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实现知能转化。
目前，农村中学为了推进素质教育，满足社会用人的要求，普遍开设了实用技术课。如果只传授理论，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甚至产生困惑和厌学症。针对这种情况，竹山县要求各校建设实验基地，为学生提供实验场所，大庙中心学校率先建成茶叶实验基地。初二分流后，分流班学习自编实用技术教材(茶园管理、鲜叶采摘、揉碾制茶)
第一学期学习茶园管理，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理论的同时，到实验基地查看有无异常情况(对病虫害的处理)，亲手耕种，通过把科学管理的茶园与老茶园进行对照，让学生明白科技含量的意义，让学生在实践中摸索经验；第二学期学习鲜叶采摘、揉碾制茶。教师把学生带到实验基地边示范，边讲理论，然后让学生动手。“采茶--制茶---品茶---赏茶”一个流程下来，学生不但学习劲头浓厚，并很快掌握了该项技术，实现了知能转化，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实践，他们有了成就感，增强了生活的信心。毕业后为家庭和家乡的致富开辟溪径。
1994年10月中旬.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的,由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产学合作教育协会、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和实验”课题组(高教系统)共同发起组织的,由东南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承办的“全国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学术研讨会”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会议。本文就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有关理论问题作论文综述如下.
一、现代社会杂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含理论有新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有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教授指出,邓小母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重新肯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上、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柏士兴、中国矿业大学吴松元、无锡轻工业学院许惠农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从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现实出发,阐明了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指明了“教劳结合”是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看待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提出并坚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现代大生产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论、人的身心发展等客观规律,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因而应该发展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于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是适用的,而非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所独有。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教授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说是时代普遍的规律,提出三个观察视角:1.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量运用到现代生产中去;2.长期形成的教育棋式脱离生活和劳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广义上讲,是把教育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3.培养的人最终总要走上劳动岗位,因此要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和目标,他认为不仅有教育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变化价值。它们是:1.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和目标.2.经济的价值和目标。首要的是为了促使教育树度更加适应经济需要。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3.社会的经济价值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集体观念和应在社会上提倡的价值观。中国矿业大学沈通生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发展应理解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5个方面.1.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2.双向性结合,既包括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的结合;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有机结合;屯结合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诸方面;5.结合的基本点也体现在学习者与劳动者具体人身上的全面发展。
二、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
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是在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大庆石油学院段克东教授分析指出这种相结合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等教育与生产、科研三个系统的结合。第二层次,高校在人才培养、生产和科研方面与社会上的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层次,在校内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服务)三项工作的结合。第四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三种要素的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谢秉智、张秀萍的论文指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表现在三个方面:1.表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生产综合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上;2.表现在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转变上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上;3.表现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上。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研究员也指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即:1.在办学思想上,通过这种相结合把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2.在办学模式上,把高等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这种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河海大学胡连元认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1.这种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邝.这种相结合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3.这种相结合符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4.这种相结合是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这种相结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科学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要求。
三、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本质与内涵
吉林省教委主任陈漠开教授对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本质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矛盾之统一。沈通生、吴松元、柏士兴、许惠农在他们的论文中概括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内涵:(l)现代教育过程与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机结合;(2)是以教育为出发点,以教育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为主的,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结合对象,着重为实现教育的基本目标任务提供条件和保证;(3)这种相结合是不同范畴的劳动概念的有机结合,教育劳动的生产性是这种相结合的纽带和桥梁;(4)这种相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结合,多内容的结合,其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劳动;(5)这种相结合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结合,即这种相结合还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6)这种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诸方面、德育也应包括其中;(”这种相结合的基本点应该体现在受教育者具体人身上,使之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2.基本特征
陈漠开教授在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基本特征可分为4点:1.整体性。教劳结合是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它是一个统一有机整林,具有整体性。在这个整体中,规律交叉,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整体优势。在整体目标和整体效益中,实现各自特定的利益和追求。2.双重性。各自的发展规律使相结合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创造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益经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相结合不可能不反映出各自的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教育的阶级性,使之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相结合既要重视其科学性一面,又要重视其社会性一面,实现二者的统一。3.多样性。广阔领域,多彩的实践,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利益追求,使教产研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不日益多样化。4.时代性。教产研相结合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功能
陈漠开教授提出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它具有改造社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功能,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涵义表现为;一是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三是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它不仅可以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师生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发展。它不但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结合点和结合模式
沈通生教授指出,科学技术是教产研相结合的有效结合点,教产研相结合只能是以科学技术为纽带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结合。现代生产劳动过程的基础是现代科技,而现代高等教育内容的中心或者说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则直接参与现代科技知识创造和发展,因此科学技术把现代生产和现代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联系结合起来。一些同志从另外角度看待此问题,提出“中介”的说法,如清华大学陈智等。陈漠开教授认为,将科学技术看作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中介”更为恰当,因为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人,其本身包含科学技术.而现代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技术,三者的结合是通过科学技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陈漠开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生产力的效率和质量,而且决定产品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劳动方式,产业结构,左右生产发展方向,对教育,它则制约教育思想、教育体系,办学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手段,是科学技术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现代生产联系了起来,并成为其共同的基础。在总体上科学技术是相结合的中介。关于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结合模式,陈漠开教授从性质上分析,认为可分成三种:1.事业适应型模式。•解决的是客观上的问题,这种模式要求整个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2.办学合作型模式。它由两种亚模式构成:其一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高等教育办学的基本途径。这种结合,是由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中心,教育、科研、生产三个领域,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以育人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目标为中心,教育与科研和生产(社会实践)三种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教育系统工程.其二是产学合作教育。这是学校和产业部门按照工学结合的教学计划共同培养人才的一种办学模式。对高等教育来说,它又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过程结合型模式。这是把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引进教学过程的一种模式.
关键词： 陶行知 生活教育 理论 教学方法
陶行知（1891.10-1946.7），安徽歙县人，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和大众诗人。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先后获得都市学硕士和教育文监学位。1917年秋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1926年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为改造我国农村培养人才。陶行知在教学、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运动，把教育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1946年7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去世。亲笔题写悼词，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林伯渠在悼词中也说，“行知先生是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棋手，是人民大众的教育家”，高度评价了他投身于旧教育改造，探索中国人民教育新路的一生。
一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它适应我国农村特点，实施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环境相结
合的教育。在晓庄师范教学、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陶行知系统地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理论。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儿童中心论”等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生长、发展并不是向着一个固定目标的向前运动，也不是一个向着预想结果进行的东西。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结果，因此学校里的一切教育活动、设施都要以儿童为中心，呈现出现实生活的生活。他极力反对把教育看作“预备历程”，提倡当前的、具体的种种目的，排斥长远的、理想的目的；他把前者称为“真正的目的”，把后者称为“由外面强行加入活动历程的目的”［1］（P197）。杜威主张把各种“实践作业”交给学生，从“做”中获得知识；他还强调学生从事一些为了“谋生”所需要的、有兴趣的作业，如从事木工、缝纫、烹饪等，以适应就业需要。陶行知把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又把自己创立的“教学合一”的理论发展为“教、学、做合一”，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正如徐特立指出的“陶先生的教、学、做三字看起来似乎是头脑中想出来的，据陶先生说却是行动中历史的表现，原先本只有教、学两字，做字是后来这一个长时期实践中加上去的”。［2］（P161）“陶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无疑义的是中国革命条件下的产物。陶先生的方法――教、学、做合一，是革命的方法，是以群众为先生即以群众为教师的方式”［2］（P28）。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过程。1918年，他提出了“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属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3］（P31）。
陶行知已经把生活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翌年，他又提出“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从前的学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3］（P31）1925年，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论已经初步形成，他提出了“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教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以后，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进行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全面试验，重点发展乡村教育。
陶行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做了创造富翁的工具，以致贫富差距因教育愈来愈大。我们只要创造富的社会，社会既富，则在社会里的个人自然而然也就富了，在创造富的社会的过程中，教育的任务是“教后期青年运用双手与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起手做旧文明的安享者；教人同时打破‘贫而乐’、‘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人生观，这三种人生观都是创造富的社会的最大障碍；教人重订人生价值标准，要有动的道德、动的思想、动的法律、动的教育、动的人生观”。［3］（P34）陶行知认为，教育若能这样办，便能把发明与制造化在一炉而治之。
二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陶行知认为，教育应该为大众服务，为大众享有。“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大众必须承认他，并且运用他来增加爱自己的智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4］生活教育的主旨就是应该根据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来发展教育，人民需要怎样的生活，就进行怎样的教育。要有选择地吸收前人的经验，用光明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民自觉地改造自然和社会，教育应被用来作为推进劳动生产和群众解放的工具。
“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劳动大众是“劳力”者，他们不能脱离劳力而劳心，应该在“劳力上劳心”，做到体、脑并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他说，“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劳力者、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心上劳力的人，然后万物的真理都可以一一采获，人间之阶级都可以一一化除，我们理想之极乐世界乃有实现之可能”。［3］(P41)
“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倡导的教学方法。“小先生制”是他创造出的普及教育的重要方法。“小先生制”即“能者为师”，“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教了再来学，学了再教人”、“即知即传人，不做守知奴”。他提出普及教育要攻破27道难关，其中12道要靠“小先生”去攻破。他号召“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在实施生活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方法的做法，充满了革新精神。他批评传统教育“学校与社会隔离”，“师生界限分得太严”，光动脑不动手，劳动与劳心分离，“教少数人升官发财”等弊病；提倡教育与生活结合，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我们跟农人学种田，农人跟我们学科学”，“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已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5］（P146）
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特别强调创造的重要性，其理论本身就是陶行知善于创造的结果。他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了，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来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3］（P49）陶行知强调创造的快乐，他说，“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3］（P42）他主张将学生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精神，提出了对学生要实行五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思；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能学习渴望学到的东西，无穷的考试只会使儿童失去创造的欲望。［6］
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的创造性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善于因材施教，十分注意学生儿童时期创造才能的培养。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亲自从难童中挑选了一批学生，让他们或学音乐，或学美术，或学跳舞，或学自然科学，做到了因材施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贵祥.陶行知不同于杜威［A］.陶行知纪念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徐特立.徐特立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3］贾培基.陶行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4］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J］.生活教育.第1卷第1期. 1934年2月16日.
论文摘要：在“教育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目标指导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省地市教育主管部门也根据国家的要求，分别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和一系列措施，职业教育显然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文章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评价了职业教育的经济性。并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意见，望能抛砖引玉，使我们在不断的探讨中辨明职业教育的特性。把握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发展适合社会和大众的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及其经济特性
(一)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温家宝总理曾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在“教育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目标指导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省地市教育主管部门也根据国家的要求，分别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和一系列措施。上海市教委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与上海市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按照《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深化课程教材改革行动计划(2004～2007)》的要求，开发和制定了《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教学标准》等12个专业教学标准，组织了一系列的职教论坛讲座等活动。职业教育显然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
(二)职业教育的经济特性。职业教育具有开放的体系，它是面向大众的教育，是行业、企业、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育。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教育性和经济性，而其经济性是区别于其它类型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的根本所在。
职业教育是一种具有强烈经济行为和企业行为的教育形式。其经济性主要体现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即产学结合、工学结合，通过采取课堂教学与实践操作一体化的形式，运用团队学习、小组合作的方法，结合校内外学习及实践的经验，强调教师的“脚手架”功能。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满足社会经济和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就是以直接就业、从校门出来后就可直接上岗工作为主要目标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称之为“就业教育”，其以经济市场为主导，以技能操作为核心，以岗位要求为标准，以学生能力为本位，以社会行业的需求为教育追求。
二、职业教育经济性的理论依据
(一)人力资本论。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生产开发”比物力资本作用更大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论认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一种资本，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其甚至比物力资本更能创造价值、带来利润和收益，从而提高个人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筛选假设理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在职培训。大力实施专业资格考试，通过文凭、证书筛选人才。筛选假设理论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号，教育的主要经济价值就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他们安置到不同的职业岗位上。从而使整个经济活动可以正常的运行。该理论提倡应大力实施专业资格考试，采用这种办法的好处有三：
第一，防止高考“一槌定终身”的弊病，使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同样能有用武之地，取得相应的收入，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第二，它以考察每个专业领域中的更客观的专业知识能力取代大学入学考试和大学期间所考察的大多无实用价值的“一般能力”作为筛选的手段，这样做更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也更合理。
第三，由于筛选的时间推迟，而且考察的内容是特定的专业知识，这就为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提供了机会。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教育将不同素质、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分配到各自相适应的不同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通过教育。可决定一个人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并在其中工作，能取得何种收入和福利待遇：并可将不同能力的人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以便形成有机的经济运行体。使各部门协调运转。带来经济增长。
三、分析评价
(一)积极意义。第一。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职业教育被愈加重视，尤其是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训练。学生毕业后，能否胜任实际工作，能否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成为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职业教育主要就是直接向学生传授生产、工作知识技能，使学生在学校就学习相关职业的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使其凝结相应的人力资本。以便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途径。
第二。根据筛选假设理论，可通过文凭、专业技能资格证书来体现出看不见、摸不着的个人能力。因此，个人可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获得资格证书来体现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在上海市教委制定的中职校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各应取得何种职业资格证书。如。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必须取得报关员证书，或国际单证员证书等；秘书专业的学生，必须取得秘书证，等等。这样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是直接与就业市场挂钩的。虽然“证书”并不能完全表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用人单位初次接触求职人员时，专业技能资格证书就是唯一的“敲门砖”。
第三。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教育对个人的经济作用主要不在于它能够提高个人的知识、技能水平，从而提高他的收入，而在于它是决定一个人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并在其中工作的重要因素：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也不在于它能够提高劳动者个人生产率，而在于它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经济运行体系。职业教育可根据学生的不同素质、特长、兴趣、爱好，将其培养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还可根据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来培养相应的劳动者，使学生们毕业后可以“有业可就”，“人尽其才”。
(二)局限性。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凸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文凭、证书的膨胀，使职业教育趋于表面化。过分的强调、重视文凭、证书在就业中的作用，使得部分学生只是混文凭、混证书，而且是什么证书好找工作。就混什么证书。而不是根据个人自身特点量力而行。这就势必会造成某一种或几种证书“泛滥”，甚至出现假证而使文凭、证书“贬值”，形成新的就业困难。
有些主管部门和学校也为了“职教而职教”，以 考证为目的，而忽略了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就上海市中职校课程标准而言，其所确定的课程目标不符合目前学生的现实情况。没有全面考虑到目前中职学生的实际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和接受能力较差。等等。一味要求学生毕业时要取得这样那样的、连一些大学生都难以考取的专业资格证书，这无疑是“搬着金砖砸自己的脚”。这样，必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学校不按所颁布的课程标准实施。即学生不考专业资格证书(要考，也是浪费时间、金钱)。所颁布的课程标准成为一纸空文：二是通过各种手段。作弊过关。而无论怎样。学生毕业时，学生和学校都将面临窘境。不顾实际情况而一味强调“专业资格证书”，以获得何种证书作为职业教育的特点和最终培养目标，将使得职业教育趋于表面化，学生并未真正掌握实践操作技术和相关知识，而不能胜任实际工作。
第二，职业教育根据学生的不同素质、特长、兴趣、爱好，将其培养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不同等级。职校毕业的学生，自然的成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其工资收入、福利待遇都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有很大差别，而想要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则很难，即使继续深造学习，也总是会“差”一截。这就使得有潜力、有能力的人，很难得到应有的收入待遇，很难真正发挥其潜力，实现其价值。
第三。专门从教育体系中划分出“职业教育”，使得学生在初中毕业时分流，这无疑是一种过早的“等级划分”，在学生们还根本没有职业概念和意识时。就刻意的根据卷面成绩而被分等级了。中考成绩高的学生进入高中部。进而可以考大学，仿佛是“预备的天之骄子”，今后是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成绩低的学生，则进入职校，混毕业后，再混就业，或再考高职。今后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据目前的考试升学体制，“一考定前途”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之处，而以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方式来划分“等级”。似乎更无法让被划分的人心服口服。职业教育仿佛成了基础教育不合格“产品”的“收购站”，将“次品”转化成“可用品”的“转换处”，而这样的“转换”又有多少是真正符合社会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呢?
四、思考
上述问题，使我们在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更要深入思考。
(一)职业教育应贯穿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应贯穿整个教育体系中，从小学直至大学，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到培养职业意识兴趣、实践能力、谋生能力、经营能力等，这样尽早为学生接触社会和工作生活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使其人力资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避免为了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为了混口饭而考证或办假证的现象。将职业教育渗透到各个教育层面中，在学生了解了职业概念，有了一定的职业兴趣后，可以由学生自由选择是进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学校，及早工作，还是继续求学，以后进行学术研究。这样，由学生自主形成自然而然的职业教育。而不是被强制划分出的，更不是学科卷面成绩不好而无奈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