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名论断已被人们视为“历史性前瞻”，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自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不认识和正确应用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有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实现机制。
3.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研究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丁·克德思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丁·克德思指出，全要素生产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丹尼麦运用克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理论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总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指出，总投入量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知识生产、资源配置的落差、规模经济等。
丹尼麦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被各国经济学家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影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广义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工艺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理论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效能、政府部门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等)。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种，总投入数量属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有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和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投入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增长就是数量型增长，一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就是质量效益型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约型增长。
4.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方式。对于这4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方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
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依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M·波特(Michael Porter)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机器代替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第三阶段是l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方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S·库兹涅茨(simon Kuznefs)把这种增长方式叫做“现代经济增长”，M·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2]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用信息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于各行各业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解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粗放而且转型艰难，在主观上，是与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密切相关；在客观上，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及国际背景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政绩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财富拜物教的价值观、追求GDP数量增长的发展观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亚当·斯密(后来还有边沁和穆勒)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我们把以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照样大行其道。在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对财富的崇拜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在企业层面上，财富拜物教表现为对利润的最大化崇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滥用资源，将环境污染“外部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发展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格格不入，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二)所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均由“一二三”演进到了“二三一”阶段，即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处在起飞后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正面影响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2)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3)重视生态、重视环保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
(5)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
(6)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
因此，现在我们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机遇期。
2.负面影响
(1)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仍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有关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背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为了吸引外资，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包括减免税收、廉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工资等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低设环保门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趁机把资源消耗型、污染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以主导者的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和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中国成了加工制造大国。这种“低端锁定”增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低度化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技术结构、技术水平不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建筑；经济；十二五；市场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当下我国建筑经济质量现状
我国建筑经济发展滞后，这对整个行业发展是严重不利的，施工企业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集团企业相对较少，龙头企业不多导致建筑经济发展处在发不平衡的状态，辐射带动力能力薄弱，施工质量和经济效益尚未充分体现。当前我国施工企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水平和企业发展的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深化，这将是重要的影响我国建设经济关键点。建筑企业市场化的发展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暴露的竞争力不强问题。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但我国施工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力不足，严重影响经济质量的提高。我国“十二五”阶段必须优化市场经济环境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企业系统的健康发展，为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筑业企业经济质量的提升需要优化产业资源，同时需要不断提高资源在整个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集团化企业能够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最终全面提升整个建筑经济的质量。
我国建筑施工企业专业水平低质量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建筑施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最多，因此，低水平的整体实力，这是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从根本上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水平和质量，提高施工企业的质量经济需要培养人才的过程。我国“十二五”阶段，需要大力发展建筑业企业人才与专业水平，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建筑业通过建立完善的人才体系，最终提高施工企业经济质量的水平。我国施工企业经济质量水平低主要是由于企业资质低，低水平的专业化。专业水平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发展的水平，施工企业必须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创新型企业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经济集中更好的质量建设被发掘，以往的建筑企业主要是以土建为主，而装演与安装等项目没有与之协调发展，会导致施工企业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我国建筑企业长期都是处于以一把瓦刀打天下的状态，对提高整个行业的质量经济水平将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效益长期处于偏低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建筑企业发展水平低，工程质量效率低下。在我国建筑工程项目中，以民用和工业项目比较多，而技术密集型以及资金密集型企业就相对较少，如果从低端建筑工程项目特点来看，成本高效益低下等问题就显得明显。建筑工程项目必须朝着高端的方向发展，方能逐渐提高整个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水平。
我国建筑企业在“十二五”阶段必须向着高端方向发展，这就要以高端工程项目作为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提高的着力点，从本质上提高建筑企业经济发展水平，使建筑经济为我国社会发展服务。我国的建筑工程企业长期处于结构单一化的状态，而这与“十二五”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只有建立多元化建筑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满足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多元化经营同时也是“十二五”阶段提高我国建筑企业经济质量的着力点。我国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效益，建筑经济也同样要突出质量与效益，才能符合当今时展的要求。建筑企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受到建筑产业结构内部平衡的影响，这同时也是建筑企业经济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矛盾。当下必须不断改善建筑企业发展结构，不断增强建筑企业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是我国建筑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任务，必须全面有效落实才能提高建筑企业经济能力与水平。
二、建筑企业经济质量调整的内容分析
改善组织结构是构建企业经济质量调整的重要内容。建筑企业发展需要从自己的特点，建立符合建筑企业经济发展目标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优化以提高企业发展水平。施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少量的大型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从根本上促使全面协调发展。建筑公司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结合，可以促进经济水平提高，同时有利于产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和为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在建筑业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建立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协调发展的组织结构，促使组织结构成为连接总包与分包的桥梁，专业化建筑企业必须要以劳务承包与分包为依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此全面提高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水平，建筑企业只有在“十二五”阶段建立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体系结构，方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调整门类结构是建筑施工企业现阶段经济质量提高的主要内容。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以及标准，构建企业经济必须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任务。现代建筑必须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只有一流的质量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构建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真正提高。现代建筑施工企业必须配备与建筑行业施工监督管理、勘察、设计、监理和咨询相适应的行业，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能力提高。只有不断加强项目管理，施工企业才能真正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工程质量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使建筑业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目标，才能真正提高建筑企业经济发展水平。
调整结构的制度建设来提高经济的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结构发展目标，因为体制结构对一个行业的展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才能提高建设水平的经济发展。我国要实现“十二五”经济发展水平建设的质量和效益的双丰收，必须促进企业发展能力，深化系统结构。建设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同时解决好所有权的问题引起的冲突，从战略高度调整建筑业发展布局，以增强经济实力和建筑行业的水平。建筑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集体模式，国有建筑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只有通过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的形成和发展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如何提高建筑经济质量
抓住市场是提高建筑经济质量着力点的重要措施，施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逐步提高市场份额，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十二五”发展阶段施工企业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工业的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紧密围绕市场中心，提高建筑产品结构与生产结构，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业发展方法与手段，产业的发展需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促使形成行业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局面。施工企业市场经济质量改进过程需要使用方法，资源分配好的开发部门的优势和企业建立良好机制的进化。“五年”阶段我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建筑行业国内外市场将更紧密的联系，建设发展需要不断调整结构，调整过去低端产业发展情况，一些科技含量低，低水平的施工企业，施工质量和效率并重的企业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建筑施工企业要全面发展，就必须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全面观察好国内市场以及国外市场环境，唯有针对市场环境来实现结构调整，才能真正促进建筑施工企业的全面发展。
我国建筑企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归类的行业发展局面，只有一个合理的分类才能使建筑产品行业规模越来越大，建设企业发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必须扩大提高质量，坚持建立规模的基地发展模式，依靠规模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真正提高施工企业经济的质量。一些强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企业需要增加强度的发展，使一批特色企业快速发展，一些市场竞争企业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对一些生产高度专业化的浓度和高需要集中管理的企业，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建筑企业在十二五”阶段针对的优质企业，必须对其进行优先发展，优质资源资本流入这样的企业，为此创造一个良好社会环境。科技的力量是建筑企业提高经济质量着力点的重要措施，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经济增长，必须依托科技创新力量才能够完成目标任务。
在当前我国建筑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机结合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逐步改变我们的建筑施工企业缺乏科技含量和低水平的技术的现状。建筑行业发展必须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质量建立合理有效的经济机制，不断优化建筑业结构，行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可全面提高。科技进步成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企业的重要依赖，推动科技发展，不断提高建筑经济质量。
参考文献：
[1]梁艳红.浅谈我国建筑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3（19）.
[2]刘玲玲.浅谈如何提高建筑经济质量[J].时代金融（下旬），2012（05）.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触发下，后发国家经济摆脱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二是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迅速优化升级。这个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一阶段。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实现。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若2014、2015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2014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的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要求经济工作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换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关键词：农村教育；问题；策略
在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的观念相对落后，教育功能单一，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与现阶段的农村经济建设严重脱离，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村教育为人们整体素质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专业技能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农村教育的完善需要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基础动力，农村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其重大意义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展现出来。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但是面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农村教育有着来自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落后观念的影响，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为了实现农村教育的高效长足发展，以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从管理体制、教学设施设备、师资力量的多方面采取综合性的改革措施。
1 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农村教育形式不容乐观，许多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需求相违背的状况仍然存在。
1.1传统的观念以及教育模式影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农村中传统的观念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已经不能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相适应，同时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家长、教师包括学校将学生上学当作农村孩子离开农村的手段，片面的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作为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目前农村教育定位、教育模式仍然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现阶段的农村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要求还存在有很大的差距，农村教育的教学质量、教学效果都没有有效的保障，培养新农村全民发展的人才是现阶段农村教育需要迫切解决的任务。
1.2农村教育教学师资力量不高影响农村教学质量
农村教育内部存在着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教师专业素质不高等一些列的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大规模学生的需求。与城市教育相比，农村教育教学质量严重落后，教学设备、教师队伍都与城市教育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教学质量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偏低，教育教学观念落后，教师的整体数量和教学设置也不尽合理，再加上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较低，甚至有些地区还存在有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教师的教学热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远没有达到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必须要实行进一步的建设和管理。
1.3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农村义务教育进展缓慢
我国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管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教育水平方面普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较高，但是与此相对应的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进程缓慢，农村教育困难重重。农村教育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的教学观念和知识结构老化，与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村教育的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了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存在巨大的反差，农村教育资源还在实际过程中不断的向城市流动，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由于农村教育经费紧张，学校的办学条件以及教育设施落后，教师的教学手段单一，农村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变化。国内的相关研究至今未涉及对集聚动态性的考察，特别是从产业动态性的角度研究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国外研究尽管已有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但是实证证据十分有限，特别是利用大量产业较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更是不足。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反映产业性质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相对重要性”这一经济地理学经典问题的影响，同时也能体现集聚经济在产业维度上的动态特征，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集聚经济的性质，从而为我们制定更为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政策提供理论基础。（2）在对两类集聚经济的度量方面，本文使用了“市场潜力”型指标，以体现集聚经济的空间溢出性质以及这一溢出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特征，从而纠正现有文献中绝大多数使用的绝对数及相对数指标带来的对于集聚经济估计的偏误。（3）本文通过调整对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标准来对文章的基本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做法不仅能进一步体现产业生命周期对两类集聚经济相对作用大小的影响机制，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因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误差产生的对基本实证结论的影响。
理论假设
我们依据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分析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的不同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同时对于产业生命各阶段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创新强度、创新类型以及竞争类型三个方面。
（一）初创阶段
产业初创阶段的一个特征是技术不成熟，为了尝试不同的技术创新可能性，产业的创新强度较高。但是由于技术远未标准化，所以在技术上存在普遍的非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Gort和Klep?per［16］认为，关于创新的信息可以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来源，且主要来自于本产业之外的领域。因此，城市化经济中的产业间知识溢出对于初创阶段的产业而言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产业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城市化经济中的高技术劳动力、由于多样化产业结构形成的多样化知识溢出以及完善的研发及商务服务环境均有利于这一阶段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本地化经济中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知识溢出以及相关的技术合作也会有利于该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由于这一阶段中企业数量有限，这一机制的效应要明显小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产业初创阶段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而非价格竞争，且产业产量较小。因此，地方化经济的各种生产成本节约机制在这一阶段并不发挥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的产量较低，城市化经济中如租金、工资等各项高生产成本并不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样的，城市化经济中的大市场规模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而言也不产生作用。然而，大城市中有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者群体，他们对于价格较高的新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这将有助于该阶段中企业的创新及进一步发展。
（二）成长阶段
产业成长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进入率急剧上升，而企业退出率极低［17］。有实证研究发现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本产业内企业数量会增加30％以上［18］。在这一环境下，产品呈现多样化、差别化，企业继续通过产品差异策略相互竞争［19］。因此，高强度的研发带来的产品创新在这一阶段仍然十分重要。这使得城市化经济中有利于产品创新的因素在这一阶段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产业的这一生命周期阶段中，风险投资、贸易协会、相关配套机构、大学以及专业服务机构开始参与到产业的发展中［20 21］，而上述机构往往坐落于大城市中，因此，城市化经济在这一方面同样有利于产业的快速成长。这一阶段中，在初期比较成功的企业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本产业的集聚程度，同时有利于成功的经验在本地复制与扩散［22 23］。通过本产业内企业的集聚，劳动力得以在企业间流动，产业内知识溢出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产业发展。这一事实表明，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在产业的快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正在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但由于产业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本地资源积累较少，特别是上下游产业网络还未形成，专业化劳动力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同一产业内企业数量的急剧上升会使得产业内收益下降，相似地，在同一地点上企业集聚程度的迅速上升也会引起一定的负外部性，比如地租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污染问题等［25］。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仍然不明显。
（三）成熟阶段
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企业间的竞争从产品竞争转变为价格竞争，进而突显出要素成本的重要性。大城市中的各项高成本成为不利因素，相反，地方化经济中的低劳动力搜寻成本、由于上下游产业的地理接近而降低的中间产品的运输及库存成本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同时，流水线式的生产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减少，因此大城市中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也不再成为优势。但是，市场规模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大城市不仅有较大的本地市场，而且可以通过较好的国际贸易条件帮助企业的产品延伸至海外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确。在这一生命周期阶段，研发重点从产品创新转变为过程创新。过程创新需要专业的、特定的设备、技术以及诀窍（know?how）。这种诀窍通常具有强烈的缄默特征，传统产业区中的“干中学”以及“模仿”是获得这种缄默性诀窍的有效途径［26］。本产业内企业的地理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等机制有利于企业间形成共同的语言体系以及技术框架，从而有助于产业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及创新。另一方面，成熟阶段的产业往往处于大规模生产时期，大量的专业劳动力以及专业化上下游厂商网络的存在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因此，在这一阶段，地方化经济将显著有利于产业发展。#p#分页标题#e#
（四）衰退阶段
产业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产品价格下降，利润空间小，有大量的企业退出或倒闭。在这一阶段，某些产业甚至会出现高达50 ～80％的企业数量减少。而那些仍然存活的企业将调整已有的企业模式并更加重视采用新的管理理念与战略。这些新的理念包括地理上的重新选址、产业多元化以及收购兼并。如果这一战略调整成功，那么产业将会起死回生，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周期过程。因此，这一阶段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对原有生产模式的改造和突破中。
在这一结构调整以及“创造性毁灭”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企业而言将带来巨大的负效应。本地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将只能为企业带来落后的生产技术，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继续复制落后的生产经营理念，并承担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上下游产业关联将使得企业锁定在缺乏竞争力的本地供应链网络中，而这一网络只能为企业提供低质量高价格的中间产品。产业内的知识溢出则只会给企业带来过时的、没有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并通过“锁出（lock?out）”效应使企业难以获得新的产业知识。产业衰退阶段同初创阶段一样，需要大量的创新以获得新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城市化经济的各项要素资源将为企业的产品创新及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在产业的早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作用，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作用明显；进入产业成熟阶段，地方化经济的正向作用明显，而城市化经济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产业进入衰退阶段后，地方化经济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则为产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将上述理论假设总结为表1。
我国制造业部门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为我国九个制造业部门：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首先，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重点考虑在样本期内没有改变类别及范围的产业以确保长时期数据的一致性。其次，我们分散产业类型，包括了传统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并排除了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产业。
目前，国外对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以下指标来判断：产业中企业的进入、退出率；产业内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强度的比较；产业内小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以上方法均使用微观数据，鉴于我国数据的可得性，计算上述指标较为困难。国内学者在划分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拟合生长曲线，如逻辑增长曲线、龚伯兹曲线等；二是依据几个产业指标综合判断。使用曲线拟合法的前提假设是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产出或销售增长率符合缓慢———快速———缓慢的特点，即呈现出S型曲线规律。现实中，产业的发展除了遵循上述基本规律之外，还会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多数产业而言并不会表现出经典的S型发展规律，而往往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中交替变化。因此，本文采用产值增长率这一指标来划分我国制造业部门的生命周期阶段。
根据我们计算的产值增长率数据，参照相关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将增长率低于0的年份视为产业的衰退阶段；将增长率大于10％的年份视为产业的成长阶段；将增长率介于0至10％之间的年份视为产业初创或成熟阶段。由于本文样本时期仅从1986年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创立时间都远远早于此年份，因此我们将增长率介于0至10％之间的年份视为产业的成熟期，而非初创期。同时，我们仅对连续两年及以上出现的共同趋势合并成为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对单独年份出现的异常值做归并处理。对各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如下图1所示：（略）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模型设计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集聚经济的作用。由于缺乏各产业各地区的资本数据，劳动是这一生产过程使用的唯一要素。具体形式如下式（1）所示：（略）
其中，Q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产值，L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劳动力数量，Tpit为技术项，该项体现了i产业t年p地区的集聚外部性，这里将其具体区分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两类。尽管本文中对于资本项的省略存在一定的潜在问题，比如，由于城市中的资本价格较高，因此在城市中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成本较高，但转而使用低资本密集型技术就会产生负效应，从而降低城市化经济应有的作用。这种对城市化经济估计的偏误来自于将资本要素对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恰当地包含在集聚外部性项中。但是，只要对于α的估计值接近于1，那么这一问题产生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式（2）所示：（略）其中，cons为常数项，Local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地方化经济水平，Urbanpt为t年p地区的城市化经济水平，α、η、λ为待估参数。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指标，均采取滞后一年以避免与劳动力数量之间可能的多重共线性及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数据按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为三组：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并分别进行回归，检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中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总产值的不同作用。
（二）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1．总产值（Q） 被解释变量Q具体使用的是各产业各年份的工业总产值。尽管工业增加值是一个更好的度量产业发展的变量，但是由于在早期年份的统计资料中统计的是工业净产值，因此无法获得连续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总产值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劳动力投入（L） 劳动力投入指标采用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各产业的“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数据。3．地方化经济水平（Local）与城市化经济水平（Urban） 对于两类集聚经济的度量最早使用的都是绝对数指标，比如某产业的就业人数［37 38］、企业数量［39］、城市总人口［40 41］等。之后，在绝对数指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对数指标。在对地方化经济的度量中，主要有本产业就业人数、企业数在本地区所有就业人数、企业数中所占的比重［42］以及区位商［43］。在对城市化经济的度量中，以Ciccone和Hall［44］为代表的学者以城市的就业密度来度量城市化经济水平。尽管相对数指标是在绝对数指标基础上的进步，但是，上述两种指标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能体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经济。空间溢出是集聚经济的重要性质之一［1］，为了体现这一特性，近期的研究都采用了“市场潜力”类型的指标来度量集聚经济，从而使集聚经济不再受到地理边界的局限，并能体现这一效应随地理距离衰减的性质［45］。本文中，具体使用下式（3）及（4）分别对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进行度量：（略）槡π＋ ∑q≠pqEqitd( )pq（3）其中，Localpit为p地区i产业t年的地方化经济水平，Epit为p地区i产业t年的企业数量。这里使用企业数而非产值数是因为某地区某产业较大的产值数可能是由于单个大企业的存在造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集聚经济，企业数比产值数更好地体现了本产业的地理集聚。Ap为p地区的地理面积，Eqit为除p地区之外其他地区i产业t年的企业数，dpq为p、q两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其中，Urbanpt为p地区t年的城市化经济水平，Ppt为p地区t年的总人口，Pqt为除p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总人口，Ap以及dpq的定义同上。#p#分页标题#e#
各产业各年份各地区的企业数数据（Epit）来自于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年度各地区总人口（Ppt）数据来自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土地面积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各省（市、区）之间的地理距离采用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需要说明的是1996、1997以及1999年国家并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同时，由于2005年进行了全国经济普查，因此当年并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但是当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数据。
（三）结果分析及检验
1．回归结果与分析
横截面回归的主要计量问题是异方差，特别是成长期以及成熟期的估计中包含的样本量很大，因此在估计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主要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是由于使用潜力指数的方法来构建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指标，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们与本地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关性。同时我们对于两个集聚经济指数均采取滞后一年处理，进一步减少与当年本地区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关性。最后，在回归中对模型的VIF值进行检验，以定量判断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个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所示：（略）从表3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同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模型总体的显著性水平以及各变量的显著性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产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阶段中，城市化经济对成长期及衰退期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发展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地方化经济仅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促进产业发展，而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产生较为明显的负作用。以上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基本一致。
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重大的技术创新，生产规模较小，对于生产成本的考虑较少，因此地方化经济所提供的一系列降低生产成本的机制对于产业的发展并不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反，在这一阶段由于本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快速上升，本产业的地理集聚反而可能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性。Henderson［46］以及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均指出，新兴产业对于创新的要求更高，更偏向于多样化的经济环境，因此这些产业的城市化经济效应通常会强于地方化经济效应。
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对创新的需求降低，处于大规模生产阶段，价格竞争激烈。此时，地方化经济的作用凸显。杜凯、周勤［48］对我国18个制造业子行业计算了集聚－竞争力弹性，即地方化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如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等传统产业的集聚－竞争力弹性较高，而技术密集型和中高技术型产业的该弹性值相对较小。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因为上述研究中的传统产业大多都处于成熟阶段，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总体上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成熟阶段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张卉等［49］分别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于劳动生产率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地方化经济的作用明显，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间的集聚比产业内的集聚产生更大的作用。在解释这一差异时，作者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较为成熟，可以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因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多表现为产业内集聚的影响。而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尚不成熟，需要其他产业提供的零部件或中间产品作为支持，所以该地区的产业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产业间集聚为主。这一阐述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产业的衰退往往是因为代表新的产业领域的替代品的出现，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面临被淘汰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该产业原有的劳动力以及上下游网络已经无法为该产业中的企业提供竞争力，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获得新的竞争力来源。为了使得衰退产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发达国家对衰退产业一般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进行产业转移，将其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去，通过开辟新市场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二是对其进行高新技术改造，通过提升其技术含量来创造新的需求［50］。这也进一步说明，衰退产业的重获新生主要依赖于打破原有的产业内网络、减少对原有产业内资源的依赖，通过获得新的技术、资源及市场打破使得产业走向衰退的“惯性”。因此，在产业衰退阶段，城市化经济有利于产业较快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而地方化经济则不利于产业的调整与转型。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从其他研究成果来看，Potter和Watts［51］对马歇尔发现地方化经济的谢菲尔德钢铁产业集聚区进行了重新考察，发现现阶段该产业集聚区中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地方化经济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作者进一步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英国钢铁产业进入衰退期，因此认为进入衰退阶段的产业专业化集聚只会降低其中企业的经济绩效，并为该产业集聚区带来大范围的报酬递减，从而使谢菲尔德成为了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两类集聚经济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产生不同作用的原因在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于空间要素的需求不同，因此集聚这一空间形式只能满足特定阶段产业的发展需求。另外，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也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两类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微观基础不同，而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中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也不同，因此在特定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某一类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会比另一类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更好地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具体而言，地方化经济的微观基础有三个：充足的专业劳动力供给、上下游产业的紧密联系、专业知识溢出［52］。就这三方面的微观基础而言，均需要该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在该产业的初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还未形成。在产业的衰退阶段，该产业的劳动力、知识以及上下游网络均已丧失竞争力，因此，尽管地方化经济作用的各项机制仍然存在，但充裕的产业劳动力、产业知识以及产业上下游联系均只能为产业带来负向效应，强化产业的衰退因素，加快产业的衰退速度。而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一定的产业规模使得地方化经济已经形成，地方化经济的各项作用机制均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根据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城市化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分享、匹配和学习（sharing，matching and learning）。由于这三种作用机制，城市化经济极其有利于创新，因而对产业的初创阶段及衰退阶段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城市化经济的产生依赖于产业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只要是坐落于大城市地区的产业，即使处于产业形成初期，城市化经济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最后，我们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论证上述基本结论。我国学者尽管没有直接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进行理论与实证探讨，但是却区分了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产业层面上，柴志贤、黄祖辉［53］以我国省级19个二位数制造业为对象，研究了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不同产业的作用。结果发现，城市化经济对如电子通信、仪器仪表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石灵云、刘修岩［6］也进行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发现地方化经济对如食品制造、家具、化学纤维等传统制造业产生普遍的正效应。在地区层面上，林秀丽［54］的研究发现，地方化经济对东部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为正，对中西部的影响为负。城市化经济对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均为正。张卉等［49］同样认为地方化经济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正，而城市化经济会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从上述研究中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在产业层面上，地方化经济主要对传统产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具有正效应。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一致，因为传统产业在我国多数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高技术产业大多仍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从而表明地方化经济主要作用于成熟阶段的产业而城市化经济对于成长阶段产业具有促进作用。其次，在地区层面上，多数研究认为地方化经济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作用。城市化经济对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促进作用相对平均。这一结论同样与本文的基本结论相符。总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方面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同时，由于我国的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较少。因此，东部地区有更多的产业处于成熟阶段，而西部地区的产业则较多处于成长阶段。因此，地方化经济主要作用于东部地区的成熟产业，而城市化经济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成长产业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主要结论总体上与从不同角度对集聚经济的检验结论一致，从而在文献方面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但是已有研究从区分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地区的角度对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进行讨论，所得到的结论会因为不同的研究产业、不同的时间跨度而不同，因此没有总结出两类集聚经济相对作用的一般规律。本文从产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性角度来探讨该问题，使得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
2．模型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划分标准对于回归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基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产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具体做法是，将产业“成熟期”的标准提高，从而使得“成熟期”涵盖的范围变小，这将使得“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产业相似度增大，导致集聚经济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产业的作用差异减小，具体变现为“成长期”与“衰退期”本地化经济指标的参数值差值缩小，对于城市化经济指标同样如此。进一步，我们再将“成熟期”的标准降低，从而使其的涵盖范围扩大，进一步导致“成长期”与“衰退期”产业差异性扩大，这将使集聚经济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产业的作用差异扩大，具体表现为“成长期”与“衰退期”本地化经济指标的参数值差值扩大，对于城市化经济指标同样如此。具体结果如下表4所示（略）。
与表3中的标准回归结果相比，在提高了“成熟期”的划分标准之后，成长期与衰退期的本地化经济参数差异及城市化经济参数差异变得更小，而在放宽了“成熟期”的划分标准之后，成长期与衰退期的本地化经济参数差异及城市化经济参数差异变得更大，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从而较好地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这使得我们对于随产业生命周期变化的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的估计更具可靠性。
结论与启示
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度量并检验集聚经济，主要的结论是集聚经济普遍存在，但是依据作者区分不同的产业类型，集聚经济的作用有所不同，且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也有所不同。然而，依据对产业类型的静态划分方法，我们较难总结出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集聚经济的作用会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框架来理解集聚经济的作用规律。本文进一步利用我国九个制造业部门长时期数据检验了上述假设，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的成长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产生显著的负作用，且在衰退期的负作用程度更大，而对于产业的成熟阶段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其次，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的成长及衰退阶段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并不对产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形成以上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的早期成长阶段，革命性技术创新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化经济中的多样化知识溢出以及各类基础设施与专业服务更有利于巨大革新的产生，同时城市化经济能够为新产品的推广提供合适的客户群。而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价格竞争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化经济由于专业化而形成的成本节约对于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进入衰退期后，产业需要新的技术革新与制度变革来使产业重获新生，因而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再一次凸显，而地方化经济只能使产业进一步嵌入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网络中，难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用调整产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的做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使得本文的基本结论更具可信度。
关键词：经济社会；地质调查；需求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地质调查工作在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就不一样，因此为了让人们对当前我国地质调查形式有着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要通过对其各个不同阶段经济设备发展情况，来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划分的判定。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判断
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般都是通过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来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节目单进行划分和判定，从而让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主要是通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进程为基础的指标，来对整个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综合性的评价。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在处于一个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且随着工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将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实现向工业化后期过度，从而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在此期间，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采用相关的技术措施来对其进行处理。
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地震工作需求
从西方发达国家演变历程来看，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工业初期、中后期、后工业阶段这个三个阶段的演变。这就使得人们在地质调查工作中，其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比如工业化初期当中，地质调查工作主要是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并且对地质工作进行科学化、职业化的控制管理，还颁布并实施了相关的法律规范制度来对相关的调查部门的工作质量进行规范，从而使得地质信息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工业化中期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显著的增强，那时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这就使得矿产勘查的任务日益迫切，因此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管理体制进行使得的完善和改进，从而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性格要求。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
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不一致的，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各阶段的经济和地质需求规律是大体相同的。
1当前地质调查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1资源约束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随着工业化发展，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资源消耗增加是不可必免的。所以，我国当前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情况还很突出。一是资源呈现开发强度大，利用低，储量消耗快的供应情况；二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不合理，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不适应；三是矿产品进口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1. 2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给地质调查工作提供了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我们从全球化配置资源角度考虑地质调查工作。即，要求我们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重新分配的同时，积极开发国内市场。由于我国矿业权市场尚不发育、商业性矿产勘查机制不健全，地质调查工作要发挥引导境外风险勘查工作，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作用的同时，吸引外资，降低矿产勘查风险，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社会发展的资源安全供给。
1.3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目标和任务。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地质调查工作要开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为工农业发展提供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物质资料；要开展地下水调查，确保干净的水资源；要开展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防治；要加强重大工程建设的地质调查评价。
2 2020年前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
2010年，全球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正逐渐企稳并呈现新一轮增长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有望保持在6.5%的水平，比去年的7%略有放缓。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稳定有序的上升阶段。
预计2020年，人均GDP持续增长，工业化进人可持续发展轨道，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占产业结构中的50%，重工业发展进人缓慢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到后工业化阶段，随着人均GDP增长，工业化进人平稳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趋于稳定或逐步减少，但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2.1资源需求量不断增长
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一旦工业化进人重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加快。与此同时，也会带来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短缺。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相当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三年高于80%。21世纪以来，由于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等最终需求强劲增长，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产品需求量的迅猛增长，再引起煤炭、矿产资源、石油、电力等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按照工业化进程的划分理论，我国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应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
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中铁矿石需求量达到10亿t以上，未来20年累计需求超过200亿t；铜需求量达7760万t，未来20年累计需求将近1. 5亿t；铝需求量达到约1900万t，未来20年累计需求超过3. 1亿t；镍需求量超过100万t，几乎是目前的3倍。按照现有查明矿产资源储量与预测需求量分析，大量能源不得不依赖进口，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上升，能源资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
2.2资源保障和环境保护要求拉动了地质勘查投人的迅速增长
我国从实施地质大调查以来，地质调查投入结构变化与国际发展趋势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地质环境类地质调查投入有了明显增长，而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同步之势，基础地质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更加明显，需求将持续增加。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固体矿产勘查需求强劲，勘查投人不断增加，自2001年以来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2009年达303亿元。预计2011年将进一步增加到400亿元。加上地质灾害频发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财政资金在地质灾害调查、监测等方面的投人不断加大。据了解，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症状都和地质调查工作有着目前的关系，因此我们就要更加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行驶，来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确定，从而对当前我国地质工程进行相应的完善和改进，以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经济周期;企业理财;策略
无论世界经济还是一国经济,它的周期包括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等四个阶段,并不断地周而复始地循环周转。作为一家企业,也是无法回避这个周期的不断转化,应积极地去应对。主要探讨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企业应该采取哪些策略。
一、经济复苏阶段的企业理财策略
经过萧条阶段后,世界或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如有的企业倒闭的又开始重建,有的企业停止营业的恢复营业;有的企业产品积压滞销的慢慢地逐渐地找到部分销路;有的企业由销量下降或减产逐步转为畅销,居民由原来的谨慎消费开支投资变得适度放宽消费开支及投资水平。企业应采取理财策略为:
1.适度增加厂房设备。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是企业的硬环境,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条件,是最具实力的而且是较高代价的投资。一些企业由于处在萧条阶段,出售了多余设备,限制了厂房的建设;一些企业才开始运营等等。面对经济复苏景象,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经济复苏阶段的到来并紧紧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或建立相应的物质基础。
2.建立存货。企业的存货包括产成品、库存商品、在产品、低值易耗品、包装物、材料物资等。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有的企业的产品开始有了销路;有的企业增大了销量,拓展了销路等。这就需要建立产成品或库存商品存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根据依销定产、依产订购的新的存货管理思想,要建立产成品或库存商品存货,就必须建立车间的在产品或半成品存货,就必须进行材料采购,建立适量的原材料存货。
3.实行长期租赁。长期租赁又称资本租赁,还叫融资租赁。一些企业并不想购买设备、建造厂房,如建筑企业等,这样会使企业一次性投资太大,需要马上拿出很多现金,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一次性投资的固定资产若干年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被收回来。实行租赁,可以节约现金流出,可以合法避税,可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可以避免资产淘汰风险,但租金高。处在复苏阶段的企业,不仅要认识到你现在开始或正处在经济复苏阶段,还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复苏阶段结束后紧接着进入繁荣阶段,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物质条件之一的租赁,特别是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租赁,不能是短期的。
4.开发新产品。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后,人们的购买力开始增加,社会需求当然也开始增加,企业原有的老产品的销量也可能增加,社会新的需求还可能增加或出现多样化、多层次。企业不能满足现状,应该增加经费的投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一方面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别的企业的竞争与挑战,在原有产品种类、规格、型号、花色、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新产品,会使企业增加新的收入、新的利润、新的积累,为企业的发展即扩大再生产准备资金来源。
5.适度增加劳动力。劳动力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人力资源,也是必备条件之一,劳动力包含劳动者人以及存在于人自身中的能力大小。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需求逐渐增加,企业产品销量也在慢慢增加,生产工人、管理人员也得增加。这里的增加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数量增加;二是质量的增加或素质的提高。随着需求的多样化或向深层次发展,企业间竞争的加剧,没有文化或低文化或不懂技术或缺乏经验的劳动力还不能满足企业复苏阶段的需要。无论是数量增加或质量的增加均要增加人力资源成本。如果一个企业无法负担这些增加了成本,说明企业只能原地踏步,不能发展。
二、经济繁荣阶段的企业理财策略
经过复苏阶段后,世界经济或一国经济开始走向繁荣。进入这个阶段后,国家欣欣向荣,企业兴旺发达,个人生意兴隆,社会需求大量增加,并且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居民购买力显著增强,企业产品销售较快或有的企业供不应求。企业应该采取的理财策略为 :
1.扩充厂房设备。由于企业产品销售很快或供不应求,企业现有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要,于是客观上需要扩充厂房设备,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企业实际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销售数量增加、品种增加,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扩充厂房设备等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行动有了比较充足的资金保障。企业也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认为繁荣景象长期存在,要防止过度投资、盲目扩充设备与厂房,要慎重考察论证、广泛调研,正确处理好风险与报酬的的辩证关系。
2.继续建立存货。相对复苏阶段,在繁荣阶段,继续建立存货的意义在于:肯定比复苏阶段建立存货的数量多,品种多。处在销售旺盛阶段,产品需求很大,所以库存应该满足需要,否则会造成销售中断,收入减少和信誉程度的下降。车间的在产品或半成品要充足,否则会导致生产中断。依产订购的原材料的采购和库存也要得到有效保障,否则会导致供应中断。存货讲求的是流动性要快,变现容易。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供应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都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存货且分布要均匀,否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在继续建立存货的时候,也要注意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销售状况,才能比较科学合理的建立采购、车间与销售的库存。企业还是尽量贯彻零库存的管理理念,以防形成积压,造成损失。
3.提高产品价格。(1)由于社会需求加大,企业产品销售加快,购买企业产品的人数不断增多,企业提高产品价格,有人不买,但有人还是要买;(2)当企业产品供不应求时,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客户非买不可;(3)居民手中的钱比较多,购买力大大增强,企业提高产品价格,他们能够承受;(4)居民手中宽裕,消费意识增强或观念转变,可能愿意购买较高价格的商品。但产品价格的提高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同类产品的竞争、居民的认可程度或购买能力等。
4.开展营销规划。企业感到国家经济繁荣,市场繁荣,产销两旺,于是开展雄心勃勃的营销规划。开始扩大销售地区、销售对象、销售份额、销售队伍和人员。开始加大宣传及广告的力度,在广告媒体的种类、广告的次数、时间、对象或范围等方面扩展或加大,与之伴随着的成本费用也相应加大。
5.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对复苏阶段来说,在繁荣阶段增加劳动力,有着不同的含义。由于销售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加,市场人员、生产人员、管理人员,远比复苏阶段的劳动力人数增加的要多得多。不仅如此,在综合素质的要求上也可能要高。
三、经济衰退阶段的企业理财策略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高潮和低潮,有前进和后退,一个世界或国家的经济也是如此。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繁荣后就转化为衰退,在这个阶段,社会需求逐渐萎缩,居民购买力逐渐下降,企业产品开始滞销。有的是国家或地区管理不善;有的是因金融危机;有的是社会需求饱和;有的是因为国家或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战争因素;有的是由于自然灾害等。企业应采取的理财策略为:
1.停止扩张。也就是停止投资,再不能增加或扩充厂房设备,不能继续建立存货,限制或保持产品价格,控制营销规模,停止增加劳动力。
2.出售多余设备。企业应该统计清理,尽心盘点,摸清家底,哪些设备是在充分利用;哪些利用率不高;哪些是本企业无法使用,即不适合本企业使用;哪些是企业开工不足,多余闲置未用。企业应把多余设备调剂处理或出售出去,减少资源浪费,减少资金占用,节约约成本费用。
3.停产不利产品。如果一个企业在生产产品较多的情况下,进入这个阶段,应该停产不利产品。不利产品有以下判断标准。(1)客户不满意或不喜欢的产品;(2)市场占有率较低的产品; (3)在企业总收入或总利润中所占比重很低的产品;(4)市场竞争被淘太的产品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做精做细客户满意、市场占有率较高、在企业收入或利润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以及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莫本末倒置,不要让不利产品影响企业的声誉、生存和发展。
4.停止长期采购。长期采购是在企业产品生产、销售稳定或增长的情况下采取的采购政策或方式,在进入衰退阶段的企业,销售在下滑,生产在减少,那么采购应该控制或减少,在时间上应停止长期采购,应根据需要采购,采用短期采购,以免库存量失控,造成浪费、闲置积压和损失。
5.削减存货。
四、经济萧条阶段的企业理财策略
在这个阶段,社会需求量已下降到最低程度并保持稳定,企业的销售水平下滑到其历史最低或低谷并保持稳定,居民购买力也下降到最低并保持稳定,市场很不景气。企业应采取的理财策略为:
1.建立严格的投资标准。广义地讲,应该包括建立严格的投资制度、投资决策程序、标准和规范,目的是为了严格控制投资,包括购进设备,建厂房,对外投资等。企业现在处于经营不景气的时候,如果投资太大或投资不慎,风险很大。
2.保持市场份额。稳定住现有的销售区域、销售对象,核心要稳定住顾客数量,对现有的销售区域和单位购买者要不断加强联系,深化感情,稳住他们。对零散顾客通过一定的手段与方法吸引他门继续热爱本企业,继续喜欢和购买本企业的产品,一直关注本企业的发展。坚守阵地,防止减少市场份额或被别人侵占。
3.压缩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企业的共同费用,也是间接费用。一个企业的管理费用大说明:(1)企业管理人员太多,也有可能出现真正干活的人较少,闲置无所事事的人较多,管理人员费用增多;(2)企业管理占用固定资产较多,导致折旧费增大;(3)办公费用增多;(4)可能存在等。在这个阶段,应该严格控制和压缩管理费用。其实际表现为:合并有关管理岗位与职责,精简编制与人员,做到生产经营第一线大,管理部门小的比较合理布局;严格控制非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的购买、使用,减少资金占压,减少折旧费用;严格控制办公用品等消耗性物资的采购、领用,坚决杜绝浪费。
4.放弃次要利益。在这个阶段,要权衡利益的大小、多少和得失,要坚决保护主要利益,也要敢于放弃次要利益。利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在销售上,可以暂时放弃又偏僻,销售量不多的地区;在生产上可以暂时放弃带来收入不多的产品等。这样做是为了保存主体实力,待复苏和繁荣阶段的到来再战辉煌。
5.削减存货。
6.削减雇员。
总之,在这个阶段,整个世界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潮冷清阶段,而且要持续较长的时间。
参考文献
[1]全国会计资格考试中心编.《中级财务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2]骆永菊,郑蔚文.《财务管理学实用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论文摘要]珠江三角洲是我国 经济 最发达、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江门市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成员。正确定位其产业发展阶段，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三大指标判断江门市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同时分析了制约江门市产业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并提出加快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产业发展有其特殊性及阶段性，江门市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成员，如何正确定位自身产业发展阶段，以更好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江门市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产业发展是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具有内在 逻辑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 进程，人们不能违背产业演进的规律，但能够缩短演进的过程，加快其演进的步伐。弄清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点上的 工业 化发展阶段，是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因此，研究江门市的产业发展，必须首先认识江门市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一、把握产业发展规律，认清产业发展阶段
根据国内外有关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一般运用人均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本文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几方面来综合判断江门市的工业化阶段。
(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著名 经济学 家霍利斯·钱纳里(honis chenery)等人，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工业经济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
由于汇率不能反映各国的实际货币购买力。因此本文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我 国学 者易纲(1997)估计人民币绝对购买力平价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2005年，江门市人均gdp为19636元。以4.2元，美元计算大概为4675美元。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初步判断江门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二)产业结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nion kuznets)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 农业 )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取代。当第一产业的比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十五“期间(2001-2005年)，江门市的三次产业比重由13.8:46.6：39.6转变为9:53:38，由上述理论可以初步判断江门市工业化刚刚进入后期阶段。
(三)工业内部结构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hber hoffman)于1931年建立了“霍夫曼比例说”，即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值。他认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霍夫曼比例越小。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越高。他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一统天下，霍夫曼比例约为5‘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速，但相对消费资料工业，仍显不足，霍夫曼比例约为2.5；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旗鼓相当，霍夫曼比例约为1；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领先增长，霍夫曼比例小于1，标志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霍夫曼定理中将工业分为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划分方式近似于我国轻重工业的划分。因此，本文运用轻重工业产值之此来近似计算霍夫曼比例。另外，由于缺乏完全符合公式要求的 统计 数据，只好用相近指标替代，即用总产值替换净产值。2005年，江门市的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58:42，计算所得的霍夫曼比例近似为：1.38，因此江门市处于工业化第三阶段的后半段，处于向第四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综上所述，从人均gdp看，江门市工业化水平处于中期的后半阶段；霍夫曼比例表明，江门市处于工业化第三阶段，处于向重化工业过渡的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则反映江门市刚刚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综合各个指标，目前江门市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向重化工业发展的阶段。
二、深刻分析外部 环境 ，走产业科学发展之路
研究江门市产业发展，必须在认清江门市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基础上，深入分析江门市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当前，江门市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外，还面临着一些外部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
资源和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江门市经济粗放型增长导致了资源约束和环境破坏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江门市地域广阔，但是能够使用的土地却不多，按现在cdp增长速度计算，江门市市区若干年后将面临无地可用的困境。其次，水资源问题日益凸显。全市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7.1％：至2005年，全市已建成污水处理厂污水日处理能力只有11万吨，远远低于污水日排放量。最后，资源能源供应保障压力越来越大。2000-2005年间江门市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率15.59％，较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10.9％高出许多。
(二)劳动力素质不高问题日益突出
产业的发展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工业化初期，主要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这些生产要素导向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可以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获得；到工业化中期，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钢铁、汽车、石化、 电子 等，这些 投资 导向型的产业发展主要靠资金和技术，而劳动力的素质对产品的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江门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进一步增加，而在2003年，江门市高级职称人才仅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的2.81％，而初级职称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却高达76.14％。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已成为制约江门产业发展升级的一大障碍。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2005年。江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6079人，比全省平均水平7634人少了四分之一，排名全省第9位；科学家和工程师3414人，远远低于全省平均5430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1633人，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可以说，江门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全省排名中并没有优势，处于中等水平。
三、促进江门市产业发展升级的对策
推动江门市产业发展升级。既要抓住当前世界产业转移为江门市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又要符合江门市产业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实际。
(一)积极争取重化 工业 项目，进一步推进产业发展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