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10天，2012年12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受到关注的“任建宇劳教诉讼案”做出终审裁决，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劳教制度的走向，官方其实早有表态。2012年10月9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曾表示：“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此前，有关劳教制度改革存有三种声音：完全废除，纳入治安处分范畴，司法化或准司法化。2013年劳教制度拐点已至，尘埃能否落定，各界期待甚殷。
替代性立法之难
在改革劳动教养制度问题上，被寄望能替代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进程是否会提速，备受关注。
这是一部拟对现有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和规范的法律，曾于2005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本应于当年4月上会审议，由于存在分歧而搁浅。
2010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在新闻会上表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上一届和本届立法规划都列了进去，而且也列入了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还在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这个进度会加快的，这也列入了我国司法改革的日程中。”
这一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要将“研究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列入今后一年的工作任务。而在此前，2008年、2009年官方曾对该部法律的制定作过明确说明。
据2008年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报告显示：“关于制定劳动教养法的议案1件。按照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的要求，拟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法制工作委员会已与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等有关部门多次交换意见，还在进一步研究。”
200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又指出：“关于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议案3件。议案提出关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对社区矫治作出法律规定等建议。中央部署进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已明确提出‘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立法进程推迟之外，以违法行为矫治替代劳动教养的探索则在进展中。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兰州、济南、南京、郑州被列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试点地区。
2011年11月8日，南京市政府《关于成立南京市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小组组长由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担任，成员包括法院、检察院、政府法制办、教育局、民政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妇联等机构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市公安局，由公安局副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
甘肃省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有关人士曾公开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劳动教养审批环节，委员会仍设在公安机关。而据曾参与全国人大相关立法工作的学者透露，目前最大的分歧在于由谁来决定劳教，即矫正机关设在哪里。有学者表示，“不宜设在公安机关。如果是这样，立出一部新法可能会和现在差不多。”
“纠错”劳教案
全国政法会议提出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消息出台之前，几起受到公众关注的劳教案已得到“纠错”。
2011年9月，24岁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为在微博和QQ空间里复制、转发和点评“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被重庆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判处劳教两年。其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劳教决议，该申诉案于10月10日在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开审。
2012年6月，就在这家法院，在同样“因言获罪”而被劳教的龚汉周、方洪案中，法院判决重庆市劳教委败诉，劳教决定不合法。
当年8月15日，任父任世六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法庭未当庭宣判，原因是“案情重大，案件在程序、实体等问题上都需要进一步核实”。
2012年11月20日，法院驳回任建宇的。而在开庭前24小时，重庆市劳教委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任建宇对这一结局并不满意，称“虽然他们还了我自由，但没还我清白”，11月29日，任建宇向重庆市三中院递交行政上诉状。
此前方洪胜诉重庆劳教委，引发了一轮因网帖被劳教者的申诉潮。
2011年4月28日，方洪“因为在腾讯网络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被重庆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一年。2012年4月24日，方洪劳教期满，随即对重庆市劳教委提起行政诉讼。6月29日，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当庭宣判，重庆市劳教委处罚方洪一年劳教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龚汉周也被成功“纠错”。2010年12月28日午夜，重庆市黔江区市民刘勇回家路过黔江区体育馆交巡警平台，发现平台旁铐着一位男子。刘勇拍下照片上传到网上，并配以谴责警察的评语。事后，男子倪振华、刘勇以及陪刘勇去公安局“说明情况”的龚汉周均被劳教。
2011年8月，龚家提起行政诉讼，11月3日，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予以立案。一个月后，法院下达行政判决书：撤销重庆市劳教委对龚汉周的劳教决定。重庆市劳教委不服判决，向重庆高院提起上诉。2012年3月16日，重庆高院终审，维持三中院原判。
龚汉周在收到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个“坏消息”：重庆市劳教委重新下达了一个期限为一年六个月的劳教决定，对龚汉周“二次劳教”。
2012年6月25日，龚汉周再讼。近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认定对龚汉周一年六个月的劳教决定不合法。
合法性“先天不足”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不经审判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
劳教制度始于1955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当时基于政权稳定进行考虑，对于政治上不能留用、放在社会上不可靠，增加失业的一些人给他们劳动教养，集中起来做工，国家给一定的工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于1957年8月1日批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将劳教范围扩大至“游手好闲、违法乱纪、不务正业有劳动力的人”。
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将原来被采取这两项措施的部分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也纳入劳动教养制度。
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人员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并规定了“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主义分子”“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等六种劳教人员。
在半个世纪内，劳教的功能和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概括，“现行劳教制度已从最初的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转变为维稳手段。”
劳教制度相关文件的法律位阶也受到质疑。1957年和1979年颁布的有关劳教制度的两个法律文件，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从立法程序和内容来看并不符合法律的实质和形式要件。目前劳教的主要依据是由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文件。
“劳教制度的对象，从最初的四种扩张到六~八种，具体到每个劳教的种类有四五十种；后面增加的内容立法都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是由公安部来制定的，这在法律制度上是有些后退的。”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在一次司法讲座上公开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依照《立法法》规定，所有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应当由全国人大立法来确定，而且不能授权给国务院和其他部门，等于立法权上收，也就是剥夺人身自由必须由法律来制定，“现行劳教制度依据和立法法规定不一致，现行依据都是国务院和公安部制定，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
2002年4月公安部颁布《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地级市、州、盟公安局(处)设立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作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审批劳动教养案件，并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是否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承担。”
“这实际架空了劳教委员会，把劳动教养决定主体纳入公安系统，超越了过去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的规定。”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 望东方周刊》说。
劳教制度如何改革
法学界关于劳教制度改革一直有三种不同声音：完全废除，以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取而代之；通过建立类似国外、境外的保安处分制度，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保安处分的范畴；改造、重构劳教制度，使之司法化或准司法化。
主废派强调劳教制度混淆了行政与刑事两类性质不同的处罚，导致公安部门可以在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堪比刑事的严厉处罚。而现行的刑事处罚制度本身已经就包含了管制、拘役等轻微惩罚，《治安处罚法》则可惩处轻微违法行为，没有必要将劳教制度独立出来。
论文关键词：教师权益保护现状；问题；建议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对于学校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教师权益保障问题直接关系着教师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条件、生活水平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因此意义重大。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关系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从而也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一、我国高职教师的权益保护现状
1.高职教师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推行事业单位聘用制以前，我国实施的是高职教师终身任用制，只要能担任高职教师工作，就不存在下岗、失业等问题。2000年6月，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在高等学校中全面推行聘任聘任制，学校和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聘任合同，确立受法律保护的人事关系。聘用制旨在改变原来的行政管理关系，在学校与教师之间建立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能较好的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也有了与学校对话的机会和权利。
2.高职教师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1994年1月1日就正式-实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是《教师法》的立法宗旨。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了教师享有的6项权利，1)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2)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3)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4)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的带薪休假；5)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ffg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6)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教师法》的各项待遇及保护教师政治及人身权利的法律措施等。
在《教师法》实施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保护教师权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保护教师的合~-,ig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对于高职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第50条规定“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96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任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是将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排除在外的。《劳动合同法》作为劳动法的特别法，其在劳动合同方面的规定优先于《劳动法》适用，从而使高职院校教师的法律保障更加具备实质内容。
3.高职教师权益保护途经
教师权益受到侵犯时，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如下几种维权途经：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工会投诉、提起民事诉讼、申请学校劳动争议调剂委员会的调解、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
二、教师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平等的民事主体实质并不平等
从法律规定来看，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法》上的劳动者本来就是弱势的一方，同时双方存在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教师在工作中接受学校的安排，必须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的管理，因此，教师与学校之间是无法在现实中达到真正的平等。实行聘用制在法律意义上保证了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平等，教师与学校可以平等协商签订聘用合同，教师也可以提出聘用条件。但是，学校掌握了人事权，也掌握了是否同意签订聘用合同的决定权，也掌握了签订合同后是否续聘的决定权，在这种情形下，教师是无法与学校就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平等协商的，聘用合同也无法真正体现教师的权益。
2.教师权益经常受到侵犯
高职行政人员的行政职能明显，基本不存在服务职能。学校对教师的干预太多，导致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自由经常受到影响，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自由度也比较有限。高职升学率不断提高，学生就业压力大，使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时经常受到干扰。由于高职对教师的行政职能的强化，教师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基本等同于空中楼阁。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水平的规定，在现实中更加无法实现。
3.教师权益救济途径不畅通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规定了多种途经可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途经并不是条条畅通。如1995年原国家教委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的申诉，由其所在区域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受理。省、市、郊教育行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相应的职能机构或者专人负责，依法办理教师申诉案件。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申诉案件，应当移交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同时告知申诉人。
因申诉管辖发生争议的，由涉及管辖的行政机关协商确定，也可由他们所属的同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主管机关制定。”由上可知《意见》并没有规定具体接受申诉的教育行政部门；到底是由哪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来指派工作人员《意见》意见也没有指明；而且对于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最后应该交给和人来处理，《意见》也没有落实，只是用了“相关机构”来指代，在这种模糊的条件下教师应该向何处去申诉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如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与本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但是，就是这个“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导致了教师有可能在某些权益上排除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劳动法》更是没有将教师纳入到其调整范围中来。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教师权益受到侵害时，教师可以依法申请仲裁，程序上的权利受到保护了，但是实体上则无法保障教师的权利，因为教师无法适用《劳动法》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无法适用《劳动合同法》，最为浅显的例证就是教师的待遇低于公务员待遇这种违法情形发生时，教师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又有谁能帮教师维护这个合法的权益呢?
三、建议
1.赋予高职教师公务员身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教师具有公务员身份，教师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终身任职，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地位平等，学校不具备直接聘用和解雇教师的权利，因此，在双方的关系上，教师具有平等争取自己权利的先天优势。因此，我国如果能赋予高职教师公务员身份，将教师纳入公务员体系管理，这样就能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地位不平等的难题，从根源上解决教师权益保护。
[论文关键词]就业协议书 劳动合同 就业管理 就业服务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以下简称就业协议书)是由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签订的，以此来明确三方在就业择业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俗称三方协议。就业协议书一般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各省、市、自治区就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在我国当前的就业体制下，就业协议书是教育部门制定就业计划的依据，是进行毕业生派遣的根据，是确认就业意向和劳动需求的凭证，也是进行就业率统计的重要依据。而在实践中，就业协议书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使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和纠纷。因此，对就业协议书的性质、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寻求完善之策，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内容。
一、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就业制度经历了“完全计划型就业阶段—计划为主导，市场为辅阶段—以市场为主导，但仍留有计划经济痕迹”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国家提出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要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而按照现行规定，在校生是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的，只有毕业后才有资格签订劳动合同。但找工作必须在毕业前进行，若毕业时无单位接收，毕业生就无法得到派遣(主要涉及学生户口、档案的接收)，于是在从指令分配向双向选择转变的过程中，教育部门定制了一种书面协议，产生了介于国家分(派遣)和市场寻找(劳动合同)之间的就业协议书，用以解决时间差的问题。由此可见，就业协议书是基于制度上的需求而产生的。但就该协议本身的性质而言，却是众说纷纭，目前国内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劳动合同说，二是民事合同说。
(一)劳动合同说
1.狭义劳动合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就业协议书应当适用劳动合同，其依据在于:(1)合同性质一致。从实质上说，就业协议书确定了一种劳动关系。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几乎等同于签订劳动合同。(2)主体意思表示一致。毕业生就业市场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这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的主观意思表达所处的状态完全一致。(3)法律依据一致。由于就业协议书是确立劳动关系的协议，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录用、接收之后，要有试用期、最低劳动年限的规定，与劳动合同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就业协议书应当遵循《劳动法》。在发生争议时，也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依法处理。
2.附条件的劳动合同。这种观点主要指协议的生效与否，取决于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与否以及用人单位是否如期接收毕业生。如果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协议生效;如果毕业生不到用人单位报到或者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对毕业生不予接收，协议不生效。一方或双方因此而承担的责任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3.录用合同。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协议书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即录用合同。所谓录用合同，是指以职工录用(雇佣)为目的，由用人单位在招收社会劳动力为新职工时与被录用者依法签订的，缔结劳动关系并约定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合同。录用合同与一般劳动合同相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目的的特殊性。录用合同虽然也是劳动合同，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确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录用，是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职工的前提。第二，时间的特殊性。录用合同是在劳动者正式成为用人单位的职工之前签订的合同。第三，主体的特定性。录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用人单位，而另一方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被录用者。第四，内容上的意向性。双方的约定多为意向性的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需要在被录用者到用人单位报到之后以劳动合同进行最终确认。
(二)民事合同说
1.预约合同。对于预约，我国合同实务中屡有应用，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没有就其作出规定。关于预约的含义，民法理论通常认为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预约的目的是订立本合同。就业协议书是明确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权利与义务的书面协议。就业协议书一经签订，对三方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将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尤其是在就业协议书备注中就服务期、违约金等涉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的内容应在日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予以认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是典型的预约合同，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则属于本合同。
2.狭义合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民事合同。其一，高等教育性质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性质的变化导致了高校教育功能及其在社会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在就业协议书的法律关系中，学校作为管理者的地位已经弱化，只是充当服务者或监督者的角色。其二，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用人单位双方在平等基础上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双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能成立就业协议书，否则不能成立。其三，就业协议书是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方当事人设立各自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就业协议书，毕业生享有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权利，而用人单位则享有对毕业生的人事管理权。这种不具有任何公益性质而仅仅是保护私权的就业协议书理应归于民事合同。
二、就业协议书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作为一方主体的地位尴尬
根据《宪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就业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自主、自愿行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其他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应该进行干涉与限制。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经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后，毕业生、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应当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作为制定就业计划和派遣的依据。未经学校同意，毕业生擅自签订的协议无效。简言之，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能否签订协议，还要依赖于学校的态度。就业协议书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现阶段却与公民的就业权和劳动权格格不入。同时，依然将大学生的就业与其他主体区别对待，似有“身份歧视”之嫌，与我国就业促进法大力规制就业歧视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而学校方虽然被赋予了作为就业协议书主体方的权利，但在实际过程中，学校却只是例行公事的一方，对于毕业生的择业权并无真正的干预权力。2007年6月，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面对全国20余所重点高校就业部门和国内外百家用人单位进行了《就业协议书》相关问题的调研，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高校认为只要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就业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协议即已生效。虽然有75.3%的用人单位认为协议需要三方均签字盖章才生效，但61.1%的用人单位表示签订就业协议书过程中学校的角色是见证方和担保方，只有23.4%的用人单位认为学校属于协议方。可见，实际操作过程中，学校作为一方主体已经形同虚设，欠缺主体的权利，甚至连违约的可能性都没有。
(二)违反协议的责任性质难以界定
由于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的协议，往往在法律定性上比较复杂，司法介入很难准确严谨。尤其是在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不履行就业协议书的责任定性上，还存在着法律盲点。如前文所述，理论界对于就业协议书的性质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上，但对于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之间的关系，看法却相对一致，即虽然两者有一定的密切性和关联性，但是在协议主体、内容、形式、时间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就业协议书不等同于劳动合同。在实践中，劳动合同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而因就业协议书产生的纠纷(主要指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违反就业协议书的情况)一般是比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对就业协议书的性质有不同理解，对于违约责任的认定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直接适用合同违约责任，有的建议应为缔约过失责任。随着高校就业协议书违约情况的日益增多，准确界定违约责任也愈发紧迫。 转贴于
(三)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衔接脱节
就业协议的内容只是表明双方自愿达成的毕业生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意思表示，不涉及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内容。尽管三方协议中允许将这些事项在备注部分讲明，但事实上，几乎没有毕业生有勇气和用人单位商讨这类事项并约定用白纸黑字写明。再加上由于就业协议在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后便失效，必须由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来予以最终确定。而劳动合同与就业协议在内容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从而导致矛盾的产生。例如，劳动合同中可以规定试用期。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在试用期内，劳动者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承担违约责任。而就业协议中一般会有服务期的规定和违反就业协议的违约金约定，现实中已发生毕业生报到后在试用期辞职的案例，而用人单位认为劳动合同产生的基础是就业协议，要想解除劳动合同就要先解除就业协议，因而产生了是按照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还是按照就业协议的约定来解决的纠纷。同时，由于就业协议对于毕业生的未来工作岗位和内容鲜有格式约定，一旦毕业生在入职后签订劳动合同时发现条款与之前的口头约定不符，也同样会产生争议。
三、针对就业协议诸多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一)学校退出就业协议的主体方地位
“学校在就业协议中的地位，应由当事人之一转变成协议的审批者或监督者。”就业协议的签订、生效、履行和违约等事宜都只能取决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主观意愿，而不能取决于学校。“学校退出三方就业协议，是其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需要。”目前，上海、广州、西安、武汉部分高校已开始试行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合二为一的做法，即在就业协议中增加劳动合同的格式内容，学校方也退而成为“鉴证方”，不再作为一方主体。
就业协议书存在的社会环境基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三方协议也进行相应的改革。现在的就业协议书在性质上是关系混乱的，在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这两方平等主体之间又存在了学校主体，以最初学校作为一方主体的作用来看，学校主要履行着行政管理职能，一份协议中既有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又有特别行政关系，的确是不合适的。而如果学校以民事法律主体的角色出现，则又无法解释其在协议中所承担的责任。因而，改变其主体地位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部分省市，学校成为“鉴证方”，即学校退而成为审核方，对此笔者持谨慎态度，学校有权审核学生的资格，但对于用人单位，在无法律法规明确赋权的前提下，学校很难做到实质性的审核，如果仅为形式审查，意义不大，因此用“见证方”一词更为准确和妥当。2009年10月，笔者作为高校代表参加了教育部有关就业协议书修订的研讨会，会议明确对就业协议书进行了定位，提出:就业协议书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正式确立劳动人事关系前，经双向选择，在规定期限内就确立就业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生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以及接收毕业生的重要凭据;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编制就业方案以及毕业生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等有关事项的重要依据。这是近年来教育部首次对就业协议书的内涵进行较为细致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就业协议书的主体究竟是两方还是三方并未明确说明，但指出了就业协议书对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是非常重要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而对于学校而言，则主要是进行就业管理的依据，至于协议书的格式版本制作权则下放至各地，教育部不做统一要求，也就是对目前的两方协议实践采取了默认态度，可以说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使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实现无缝连接
为了避免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因内容矛盾而产生纠纷，应该使两者的内容相衔接、相一致。协议条款是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条款应具体、明确、清楚，便于执行。因此，在就业协议中应设定与劳动合同的条款相一致的格式条款，而且备注中另行约定的内容也必须符合《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这样，在就业协议一方主体出现违约时，就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不至于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前文所述的就业协议调研也表明，在目前就业协议中没有劳动合同相关内容的格式规定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不会将劳动合同的实质内容以及单位违反就业协议的责任在约定栏中明示，但却愿意将毕业生违约的责任予以说明。如果将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内容相衔接，必然能够更好地保护毕业生的就业权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毕业生的就业协议违约率。
所谓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劳动教育只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而存在，它与行政处罚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行政处罚和刑罚针对“非常犯罪”，立足于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劳动教养则是针对“常犯罪”，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补充，它奠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
劳动教养具有矫正违法犯罪和防卫社会的双重功能。至此，可将劳动教养界定为：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在依法确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后，人民法院再对其宣告矫正处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劳动，以消除其再犯可能性的预防性法律责任制度。
劳动教养是我国创设的一种旨在预防犯罪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与法制进步，劳动教养制度的当代命运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顺应依法治国的社会进步潮流，推动劳动教养制度全面创新的法制建设进程，就劳动教养的法制化研究作几点探讨。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阶段法制建设的特点及其局限；
劳动教养制度发展阶段法制建设的成就及其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新一轮立法完善过程的理性思考。
相关法律、法规的施行，从劳动教养的调整对象、行政赔偿、警务管理和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重要的补充。
在劳动教养法制建设历程中，由于适用程序的不完善弊端很多，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
劳动教养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
劳动教养与治安管理处罚的比较；
劳动教养与收容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等行政措施的区别；
监狱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过程，实质上是行政管理的过程。
劳动教养的根本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使违法犯罪的劳教人员转变原有的思想观念，矫正恶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劳动教育目前任务太多，很难保证重点和根本任务的完成。
（引言）在市场条件下，在当今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遇到一些问题，如何使劳动教养执行程序法制化？提高劳动教养改造质量，为维护社会持续稳定作出贡献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劳动教养法制发展方向探讨
所谓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劳动教养只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而存在，它与行政处罚和刑罚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行政处罚和刑罚针对“非常习犯”，立足于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劳动教养则是针对“常习犯”，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补充，它奠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
劳动教养具有矫正违法犯罪和防卫社会的双重功能。至此，可将劳动教养界定为：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在依法确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后，人民法院再对其宣告保安矫正处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劳动，以消除其再犯可能性的预防性法律责任制度。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将劳动教养易名为保安矫正处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矫正法》，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作如下改革：
1、适用对象为两次以上违法犯罪行为实施者，排除对初犯适用保安矫正处分，可防止任意扩大保安矫正处分的适用对象。
2、适应机关为法院。可使“一个公民未经审判就可被剥夺人身自由达3年之久”的指责不攻自破。
3、适用程序为简易诉讼程序。既可以保障人权公正，又不至于导致案件积压，影响效率。
4、期限为1-5年。延长期限有助于对“多进宫”者的矫正，矫正期间，如果表现好，无再犯可能性，可提前解除。
劳动教养是我国创设的一种旨在预防犯罪的法律制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功能及其法制建设成就证明，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预防犯罪，积极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其法制水平的提高，这一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几经演变，但始终未能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与法制进步，劳动教养制度的当代命运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顺应依法治国的社会进步潮流，推动劳动教养制度全面创新的法制建设进程，本文试就劳动教养的法制化研究作几点探讨。
a、对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过程的反思
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过程，大致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过程：
（一）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阶段法制建设的特点及其局限
劳动教养制度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作为刑事政策的半生物得到了初步尝试。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被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当时的劳动者教养制度有4个基本特征，即：第一，劳动教养权力依据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将扰乱社会秩序，违公德等禁止性、命令性公民义务的法律责任作为劳动教养权力的存在前提和基础，并通过行政措施的宪法规制，赋于政府及其所属有关行政机关以追究这种法律责任的“特别行政权”；第二，在法令的立法规范中，以概括性的列举方式，将几类违管理秩序的行为人确定为劳动教养这一“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的适用对象；第三，确定了劳动教养既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也是一种安置就业方法的法律属性；第四，提出劳动教养的宗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而，采取在强制收容条件下，用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作为基本改造手段。上述特征大致反映出劳动教养在五六十年代的法制建设水平。从根本上说，导致这一立法形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法制基础是逐渐单一化社会结构下的高度整合的行政管理体制；立法及法制实践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是社会本位的犯罪预防和控制理念。由于劳动教养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及立法体系制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制度存在着许多法理上的先天缺陷。如：在实体性规范方面当时对这一制度法律地位界定并不清晰，加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因而与相关法律在调整范围上既交叉又有重叠，存在一定的矛盾与紊乱；在规定适用对象的立法技术上，对本应作出明确规范的问题也规定得过于粗疏。在程序规范方面，以劳动教养行政权的设定为基本立法形式，所体现的只有单方面性的劳动教养机关职权或劳动教养人员义务规范，行政管理的色彩较浓，体现诉权保障和监督等必要和正当的程序均未涉及，上述立法的缺陷使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基础十分薄弱，在发生指导思想失误及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导致法律虚无主义，重复体制及执行模式与监狱混同错误。
（二）劳动教养制度发展阶段法制建设的成就及其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11月29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12月5日由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重新肯定了劳动的教养制度的法制建设意义，并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补充。这些新补充的内容包括：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所辖区域内的劳动教养工作，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规定了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1 年；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是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上学不受歧视，家属子女不受歧视等权益保障问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等。随后，劳动教养法制建设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劳动教养的通知》；1981年4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将劳动教养场所列为特殊事业单位的通知》；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上述法制建设成就进一步从实体规范、程序规范和组织规范等方面完善了劳动教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发展与变革的实际状况。但是，上述法制建设是在原有的立法规范基础上通过制定一些相应的行政法规或法规性文件的形式所作的修补性努力，并未解决劳动教养法制建设的基础，尤其是劳动教养制度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和不适应等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教养收容对象、范围的变化及相关政策的调整，特别是1982年《劳动教养实行办法》和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相应规定，使劳动教养由原来带有安置就业职能的行政措施，演变成为一种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必然引起劳动教养立法调整对象与我国《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由于劳动教养单一的1至3年的限制自由期限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分类分级的制裁形式的矛盾有冲突，造成建立在客观社会危害性基础上的归责理论体系严重紊乱，第二，劳动教养法的规格及效力存在的疑点，层次较低的行政性规范能否单独作为对劳动教养对象确定违法犯罪程度的法律准则和适用依据等问题，引起法学理论界对劳动教养是否合法的争论。加之劳动教养法规现行规范中的立法技术粗疏，许多条文规定的含义模糊不清，如：《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有“主义反动分子”、“屡教不改”等规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有“轻微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主义分子”、“违法犯罪行为及屡教不改”等规定，均属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法定条件，因其出入较大，势必造成执法中的随意性，影响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第三，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中行政权属于主导地位，由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控制这一权力，鉴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种非常设性，因此，面对经常大量发生劳动教养审批与执行的管理实务，只好委托给相应的行政机关办理，这种状况弊端很多，不仅造成权力真空，主管行政机关各自为政，而且，极易造成劳动教养适用与执行这一事关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的非程序性与不均性，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很难纠正。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进程。近年来，劳动教养程序因其缺乏人权保障机制而屡遭非议。并且，这一状况已成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劳动教养制度新一轮立法完善过程的理性思考
1987年4月1日，国务院批准将《劳动教养法》列入国家“七五”立法规划。据此，司法部组成了劳动教养立法领导小组草案起草工作班子，经过4年多的紧张艰苦的调研论证、起草、修订工作，1991年11月5日，司法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法}送审稿及说明报请国务院审议。该“法案”在国务院随后组织的讨论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该“法案”中表述的劳动教养性质为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然而，对这种治安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却未作出严格而又清晰的界定，只得援引相关法律的概念加以说明。对此，学术界认为劳动教养立法的客观性依据不足，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二，该“法案”中规定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由国家治安行政机关负责，管理执行工作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这一规定只是肯定了劳动教养审批与执行制度的现状，并未在劳动教养适用程序法治化进程中有大的突破。因此，在随后的诸多评述、论著中屡遭程序规制的轻率、随意、缺乏人权保障机制等非议。第三，该“法案”对劳动教养期限下限与上限规定调整为6个月至2 年，但由于其单一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模式，所以仍为摆脱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相比较陷入的“不公平”尴尬境地。第四，由于当时处于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的论证准备阶段，因此，专家及学者建议在修订刑法过程中，通过保安处分的规制解决劳动教养问题。也有学者评击劳动教养弊多利少，易遭垢病，主张废止这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国务院法制局复函司法部，提出鉴于在一些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重要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很不一致，因此，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作出进一步研究。
迄今为止，虽然劳动教养制度未能尽如人愿完成它法典化的自我完善过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劳动教养法制建设仍在许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b、一九四月四日公布，次年十月一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随后制定并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确立了劳动教养适用程序中的内部行政复议和外部司法审查监督的新体制，都标志着我国的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决定》，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公布、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及国务院于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行，从劳动教养的调整对象、行政赔偿、警务管理和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重要的补充。
所以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制建设问题。主要涉及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及以原则的确立，调整对象与范围的严格界定，适用程序与方法、手段的规制，执行模式与管理体制的规划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明确了立法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正确的社会价值定位以及对所采用的手段、方法的实证性考察与科学评估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决不是简单的继承、改造与发展的问题，而应该是通过对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理基础的理想主义的犯罪预防观、社会防卫为主的法律价值观和工具主义的社会实践观进行反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经纬中，确立劳动教养合法立法方向目标和价值定位，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二、劳动教养执行程序的价值定位
在劳动教养法制建设历程中，由于适用程序的不完善弊端很多，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
如：从立案到审查批准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秘密审理状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体制，既造成行政权扩张，也导致了这一权力被滥用，行政机关之间既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程序，又未形成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当事人公民权在很大范围内上受到限制，在整个适用阶段，无从享有听证与辩护，请求法律援助，特别是聘请律师申诉等程序上的保障，更缺乏基本生活需要及各种处遇标准的规定。因此，在实际适用中，必然难免处理不公正、待遇不公正等一些问题，影响到公民权益的法制保障，在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过程中，应致力于建立一整套符合法制要求的适用程序。可包括：第一，分设的提请权、审批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对分享的这些权力的各机关之间建立有限责任和相互制约机制。第二，建立案件的立案、调查、回避、监督制度。提请建议应当由县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提出，由该级公安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建立办案责任制及错案追究制。第三，规定立案调查的时限，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证据不充分的，公安机关负责人和检察机关有权撤销案件。第四，确有采取审前强制措施必要的，可采取先行拘留，但应在规定的时限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所在单位，同时并规定被拘留人可以委托律师进行申诉。第五，取消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设置，案件的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适用审判的简易程序，由人民法院聘请有技术专长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除未成年人及隐私性案件外，一般应公开审理。适用二审终审制。第六，确定听证、质证程序，公安机关作为监控一方，负有举证责任，所有证据都必须当庭出示。第七，决定应由合议庭合议后作出，对当事人请求复议的，确定是否对决定暂缓执行制度。第八，确定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审批、执行的法律监督程序等。行政性作为劳动教养的立法基础，是由劳动教养调整对象的社会矛盾性质和劳动教养法律关系本质所决定的。首先，劳动教养调整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可以而且应当被界定为违反特定的社会秩序，并且触犯了相应行政法律规范和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的行为者。这类人处于受其主观恶性驱动的连续或愈演愈烈的违法状态。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用非刑法性非刑罚性的行政法措施，对其进行控制与治理显然是必要的。其二，我国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违法犯罪社会控制方略，通过行政性手段进行积极治理和有效预防，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验的。在这一领域，通过设施内的和设施外的，教育性的和行政干预性的治理形式，采取教育行政、治安行政、司法行政、医疗行政等等措施，有效控制和预防了处于危险状态的几类违法犯罪群体的形式和发展，扼制了犯罪消极因素的滋生，并且成功地消除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主观恶习，将其培养教育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守法公民，这是任何一般的法律制裁形式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再次，模仿和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保安处分现制在我国是行不通，也是站不住脚步的，我国刑法中刑罚的种类多元化设定已经较好体现了均衡性、针对性和经济性的法则，无需再加以补充或变通，当今无论是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还是采取折衷主义的立法方法，都显露出对刑事法或刑事政策的功效的迷恋，这种倾向，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致命的缺陷。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国法制化，不应因循别人走过的老路。实际上通过行政性立法规制，劳动教养这类措施将预防犯罪的目的与教育保护的需要统一起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恰当的选择。当然，坚持行政性立法方向并不是说要维系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法制格局及其价值标准，而应该在追求行政法治的前提下，来改变行政权的不确定、不规范和不受制约的扩张趋势，严格限定权力范围，科学设定权力的适用标准及程序加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防止昔日劳动教养机关滥用这种行政权侵害公民的自由权的情况、现象再度出现和发生，另外，综合性也是劳动教养的立法一个重要法制特征，这种立法的综合性，一是指将我国旨在预防犯罪、教育、改造和保护违法行为人的各类行政强制处分措施统一于法典中，防止政出多门，体制过滥等弊端。二是指将法典的结构设计为总则性规范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组织法规范等几个部分，体现出法律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当然，劳动教养立法还应当处理好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并接受行政法体系中基本法的制约，不致因此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总的协调。
三、劳动教养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差异
劳动教养制度与《刑法》、《条例》等法律制度藕断丝连，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合理地理顺劳动教养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对于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加快劳动教养立法步伐具在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和历史意义。
1、劳动教养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
a犯罪行为的轻重程度不同；b处罚性质不同；c法律依据不同；d法律程序不同；e执行的方针不同；f实施的管理制度不同。
劳动教养的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重在教育，着眼于挽救。它的基本精神是从挽救出发，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化思想，弃旧图新，改邪归正，使其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2、劳动教养与治安管理处罚的比较
劳动教养与治安管理处罚同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违法行为的界定上。
3、劳动教养与收容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等行政措施的区别。
在劳教立法过程中应将收容教养人员、和吸毒人员等统一由某个部门收容矫治，这样既有利于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又有利于统一规范执法工作，保证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也可以避免重复建设，为国家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4、监狱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过程，实质上是行政管理的过程。
二者都应该依法优化管理目标，遵循管理规律，改革管理体制，以最佳的行政管理手段达到理想的教育改造效果。因此，现行的有关劳动教养管理、教育、生活卫生、劳动生产等执行制度，都应当体现劳动教养工作的自身特点和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都是保证教育改造劳动教养人员所不可或缺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重大改革、劳动教养对象的重新确定，劳动教养系统要在现行教育改造"几进宫"劳动教养人员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与制定具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矫正的操作模式，并依据劳动教养对象、“累犯”、“贯犯”的性质以及他们的心理、生理特点，运用科学的管理原理与技术，采用更有针对性、人道性和更加多样化的教育矫治方法与手段。
另外，劳动教养与刑罚执行制度也是有区别的，监狱执行处遇要比劳动教养的处遇来历得多，与监狱相比劳动教养的场所是特殊的设施，优于监狱的处遇是人身自由的处遇。
而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或者是一种特设机构，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也是目前困扰劳动教养立法最为突出的难题之一，也是中外法律传统观念的最大冲击点。
综上所述，有鉴于此
劳动教养的根本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使违法犯罪的劳教人员转变原有的思想观念，矫正恶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劳动教育目前任务太多，很难保证重点和根本任务的完成，更重要的是，劳教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心理定势、价值趋向、行为习惯转变过来已属不容易，怎么能将众多的其它任务加进来？劳教教育的任务应该与劳教执行机关的任务是一致的，劳教执机关是对违法犯罪，劳教人员执行劳动教养处罚的机关，在执行处罚行基础上对劳教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使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实施处罚与教育改造是劳教执行机关紧密相连的两大任务，劳教执行不应当承担超越性质和任务的负担，教育任务繁杂，必然模糊劳教执行机关性质，给干警造成新的困惑，是学校还是执行机关？
另外，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法律责任制度，对于劳动教养人员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它的严历程度。是财产罚还是人身罚？如果是失去人身自由，期限是多久？至于这一制度的适用机关是谁？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适用何种程序？处遇如何？是武装看押，有无选举权，允许家属探望次数劳动有无报酬及报酬的多寡等，对劳动教养人员来说都是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
法制内容的合理性，是指在行政法制领域通过行政强制手段对违反秩序的违法行为人进行调控，这种调控应以其矫治、教育、改善、恢复为目的，强制的范围及程度以可能达到上述目的为条件，同时，不能超过行政法制所能允许的、保障人权原则所要求的必要限度，在这一点上，劳动教养法制建设的内容应谋求预防犯罪的宗旨和致力于劳动教养人员重返社会目的的统一，保卫社会的功利原则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原则的统一，从这一方面看，劳动教养期限的设定与调整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劳动教养期限直接涉及限制劳动教养人员人身自由的范围和程度。所以，期限的法定标准和调控要求就应体现上述目的及价值标准，这就是说，期限价值标准定位不是回顾，而是展望，不是已然违法行为责任的代价，而是上述双重目的要求与价值标准的体现。因而，期限应当是法定的、弹性的，劳动教养机关和劳动教养人员双方均有一定的控制权，在具体操作上，可通过立法设定期限的最低和最高限度，期限的实际调控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实现。为了体现保障人权的价值要求，应当明确界定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限制劳动教养人员人身自由的实际范围及程度，并对劳动教养机关确定管理处遇等级，加强管束或解除劳动教养等程序应当规定复议环节，对那些确有争议的劳教人员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劳动教养机关违法而造成权益损害的，受害的劳动教养人员亦有权请求赔偿义务机关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行政诸方面的行政赔偿。
参考文献：
（1）黄自得《劳教教育工作的困惑与出路》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8年11月刊。
（2）高莹《论劳动教养的法制发展方向及其价值定位》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10月刊。
（3）《刑法学》，主编：高铭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
【关键宇】劳动合同法 就业机制 就业市场
前言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加强对劳动者就业的权益保护，这对大学生就业无疑是有利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内的试用期期限、工资待遇做出明确的规定，并规定在试用期中，除法定条件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这将有力遏止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和压缩劳动合同期限的行为，遏止用人单位把大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保障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强制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合同，加大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违法责任，这必将大大提高大学生就业的签约率和就业质量；《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聘使用劳动者时必须如实告知劳动工作岗位相关情况，这有利于大学毕业生了解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工作内容和劳动报酬等。但《劳动合同法》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对用工单位用工行为的规范，它还影响到就业市场规范的建设、教育主管部门管理方式的改变和学校教育观念及课程设置的转变。它将会促进大学生就业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就业市场相关规范建设的促进
《劳动合同法》不仅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上文已论及，此处不赘述)，而且促进就业市场诚信制度和薪酬激励体制的建立。诚实守信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同时又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的起码道德约束．在就业市场中，企业等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就业者的诚信严重缺失。WwW.lw881.com一方面大学生为了在严峻的就业市场中获得一份工作，不惜在求职简历中弄虚作假、夸大事实。招聘会上人人都是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个个都有一叠荣誉证书、都有一流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甚至出现了一个班级里出现十几个学生会主席和班长的情况。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在用工时，往往是“大量招聘，大量淘汰”、任意延长试用期、降低工资待遇、不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保险等措施来降低企业成本，以取得更大的效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违反诚信的法律责任缺失。《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从根本上遏止了这种现象。违反诚信者不仅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而且将会失去订立劳动合同的机会。《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告知求职者上述事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该劳动合同会因欺诈而无效。用人单位将付出较高的成本。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8条和第86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劳动者没有如实告知情况的同样可认定劳动合同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劳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诚信不仅是道德诉求的目标，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前提。在《劳动合同法》强制力的约束下，就业市场中的违反诚信行为将会减少，诚信制度将会确立。这对规范就业市场、净化就业市场、保障相关制度的落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才是企业竞争中最重要的资源，企业应采取有力措施有效激励员工，控制人才流失。控制人才流失有许多途径，而建立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则是其中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现阶段，企业通过建立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来留住新员工的意愿并不强烈。原因是：一是现阶段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这类企业主要依靠劳动力进行生产和服务，岗位所需人员替代性强、技术和能力要求低，同时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充足，企业只要维持一定的工资水平就可招募到足够的人员进行生产，无须建立薪酬激励机制。二是违法用工收益的存在使得企业无须通过合理薪酬机制激励员工，只需非法盘剥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我们常见大学生和农民工竞争同一岗位、拿同样的工资的报道。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会遏止这种现象。《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新增成本包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导致的人工成本增加；企业破产、解散等原因终止劳动合同支付的经济补偿；试用期成本的增加。同时企业违法用工收益将会被消除。企业想通过不签劳动合同、超时加班、不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手段获取利润将付出更为承重的代价。因此，《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直接导致一批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如山东3o余家韩资企业“半夜潜逃”。一些劳动力密集、边际利润低的外资制造业停止在华的资本性投入，部分企业撤离或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时逢金融危机，这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遇。面对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产业升级换代的战略，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附加值以及低产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将会退出市场，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高附加值以及高产值、环保的企业将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力军。这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果不谋而合，因此《劳动合同法》实施符合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企业更加重视招聘素质高、能力强、技术好的员工，更加关注员工的业绩评估和长期激励，增强对员工培训和职业规划，以求能吸引和留住人才，造就一支高效、稳定的员工队伍，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保持较高的市场竞争力。随着新一轮产业经济的兴起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充分体现技术与技能价值的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将会建立。这种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将会使就业市场分化更为明显，大学生在校学习所获得的潜在能力和价值将得到认可，大学生在就业市场的优势将会突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
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大学生就业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大学生就业管理理念与方式提出了挑战。目前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主要通过《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下简称就业协议)对毕业生进行管理。就业协议是明确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权利和义务的书面表现形式。就业协议一般由国家教育部或各省、市、自治区就业主管部门统一制表。在我国当前的就业体制下，就业协议是高校及教育行政部门派遣毕业生的依据，是编制毕业生就业方案的依据，是确认就业意向和劳动需求的凭证，也是统计毕业生就业落实率的重要依据。《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后，就业协议的法律性质和劳动合同的关系及就业协议中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作用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是在自主、自愿基础上的进行的，其他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应该进行干涉、限制。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经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后，毕业生、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应当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书，作为制定就业计划和派遣的依据。未经学校同意，毕业生擅自签订的协议无效。”也就是说，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能否签订协议，取决于高校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态度。这有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之嫌。大学生是否就业应以是否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为依据，而不是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合同。他们在法律的使用、合同的内容、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及救济的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而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却以就业协议作为统计毕业生就业的依据，这是和《劳动合同法》立法主旨相抵牾的。同时在实践中，就业协议的存在给就业市场带来很多危机并掩盖了大学生就业的真实情况。其一，大学生违约现象严重。毕业生为获得更好的岗位不惜和已签订就业协议的单位解约，因毕业生违约无需承担劳动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这种现象很不利于就业市场诚信制度的建立。其二，高校为追求高就业率的数据不惜伪造就业协议的签约。伪造就业协议签约并不会真正影响到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有无劳动关系的存在，也不会真正影响双方是否承担劳动法上的法律责任，因其不是劳动合同。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计的高就业率数据下是高校毕业生无奈的“被就业”的情况。这种数据的统计和就业市场严重的脱节，掩盖了就业市场的真实情况。
已有论者对就业协议的属性和劳动合同的差异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解决的方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学校退出三方就业协议。就业协议的签订、生效、履行和违约等事取决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学校对就业协议进行备案、登记。二是就业协议中加入更多的劳动合同的条款，以使各方不敢轻易违约。但就业协议如何完善都不能代替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才是就业的基础。随着和《劳动合同法》相配套其他诸如《就业促进法》、《工资法》、《劳动标准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一个建立在自由契约基础上的完善的、规范的就业市场将逐渐形成。一些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争议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及劳动者主体资格等认定将会明确。毕业生的劳动者身份将不会再受到质疑。就业协议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法律依据。面对就业协议和就业率越来越多的质疑，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将不得不转变管理者的身份，回归其应有的服务本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更多的就业培训、更多的就业平台；不得不熨平就业市场和毕业生之间人为造成的障碍，为毕业生迈进职场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便利。
三、《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高校教育方式的变革
【关键词】民主参与 权利 法律内涵 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职工民主参与制度不仅是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主要途径，更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
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律内涵
职工的民主参与亦称职工民主管理、劳动参与，是指包括企业和学校等事业单位的职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依法参与企事业单位管理活动的权利。职工民主参与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保障的一项法定权利。二是职工参与企事业单位管理的权利，不是代替管理者进行管理。参与权的实现需要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协调与合作，特别需要管理者的配合，否则难以实现。三是以职工身份参与单位事务管理，而非以股东或其他身份行使管理权，应注意职工参与权与股东管理权是两种性质不同权利。四是职工民主参与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联的职工福利、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等，但也不仅限于此，应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的方方面面。
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律意义表现在：职工参与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让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主要途径之一；职工参与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由国家性质和制度所决定的；职工参与是劳资双方沟通信息、交流信息的有效机制之一，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资隔阂、化解劳资矛盾、防范劳动纠纷有重要意义；职工参与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有效发挥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制保障
职工民主参与不仅是民主管理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有着强有力的以宪法为统领的各种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法制保障体系，违反了就是违法，对此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我国职工民主参与的立法发展。回顾中国法制史可看出我国历来重视职工民主参与的立法。职工的民主参与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如《中华苏维埃劳动法》、《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文件中就有职工民主参与的规定。1949年8月10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规定了凡国营、公营工厂均应由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或主要工程师）即其他生产负责人或相当于以上数量的工人职员代表组成管委会，并对管委会的职权、常委会、职工代表组织和职工代表会议的职权即职工民主参与的形式人数、职权做出规定。1950年《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中规定了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作为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机关，可就企业的生产和职工的待遇等问题进行协商。1952年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之规定。1957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中规定把企业现行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并且适当的扩大它的权利。1965年7月，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条例（修正案）》中规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群众参加管理、监督干部、行使三大民主的权力机关，由此建立了我国的主要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及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78年4月中共党中央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工业企业单位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企业要定期举行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工作报告，讨论企业重大问题，对企业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和对企业领导干部进行监督。1981年《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规定所有企业必须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同时，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发扬职工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保障职工管理企业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群众参加决策和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构。1983年4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行党委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原则，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管理和监督的职权。职工代表大会的权限和责任，按《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中的规定执行。1988年4月13日公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了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进行民主管理，并对职工代表会议的职权作了规定。1991年9月9日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了集体企业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民主管理，是企业民主管理有了法律层面的意义。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完善，职工民主参与制度也日益完善。充分体现在《宪法》、《企业法》、《劳动法》以及《工会法》等法律规定之中，还有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中都有教职工民主参与的规定，还专门颁布了如《企业工会工作条例》、《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总之，关于职工民主参与的立法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从规章制度到法律规范，以至在根本大法中体现，都为职工民主参与提供了立法保障。
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制保障。职工民主参与不仅有宪法学基础，也有企业法、工会法、劳动法、教育法等法律保障，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分别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基本规定为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民主参与提供了基本法保障，是职工民主参与的宪法学基础。
职工民主参与有很明确的公司、企业法保障，是公司法、企业法的重要内容。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规定，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工会代表依法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和维护职工利益。企业的工会组织职工进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在法人治理相关规定中也有股东大会 、职工董事 、职工代表任监事会监事等相关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商独资企业法》也专门对职工的民主管理进行了原则规定，职工有权依法建立工会，通过工会进行民主管理，企业要为本企业的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除上述企业法规范外，还有许多配套法规和类似企业工会条例等专门法规，对职工民主参与进行规范，这些都是职工民主参与的企业法保障。
《劳动法》中也有明确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这是职工民主参与的劳动法保障。
职工民主参与同样适用学校等单位。现行法律法规对高等学校教职工的民主参与有明确规定。如《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与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教师法》规定了教师具有“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在《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中，对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组织职权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这些都是高等学校教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工会法》是规范工会工作的基本法律规范，也是保障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法律保障。《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力的机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对集体企业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外的的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委员会职责、权利做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工会法实施细则》也作出相应规定，还颁布了诸如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等具体行政法规规章。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职工的民主参与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立法的重要内容，而且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既有宪法学基础，有劳动法、企业法、工会法乃至教育法的全方位法律规范，还有行政规章直至其他形式规范性文件的保障，因此它是一项法定性、强制性的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必须依法推进和保障。
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定形式
法律不仅保障职工民主参与，而且具体规定了职工民主参与的形式、具体权利、组织制度及机构设置、会议制度、办事规则等使职工民主参与落到实处。这些规定依然体现在劳动法、企业法、工会法、教育法等法律规范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组织参与，也称机构参与，如企业、事业单位的职代会、教代会等专门行使民主参与职能；二是代表参与，如职工通过经合法程序产生的职工代表参与企业管理、学校管理和监督工作。职工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成为成员就是典型；三是岗位参与，如职工通过在劳动岗位上实行自治来参与企业管理；四是个人参与，如职工个人向单位提出合理化建议，通过和其他途径反映对单位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近几年在民主管理中还创新了一些新的形式，如厂务公开、校务公开、语音信箱、领导接待日等。基本形式仍是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教代会）是企事业单位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形式。职工代表大会企、事业单位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如前所述，《公司法》、《劳动法》、《工会法》均有规定，主要则体现在《企业法》中。法律不仅规范了组织制度如会议制度、设立专门委员会制度、联席会议制度、闭会期间的工作制度，还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教代会）的职权。
对于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民主参与的法定形式，《工会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师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尤其是《高等学校教代会暂行条例》对教代会做出了具体规定，可看出教代会和职代会一样是教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组织形式，其法定职权有审议建议权、审议通过权、审议决定权、评议监督权等。
除职工代表大会（教代会）的基本形式外，法律法规还规定了其他形式，另外在改革中还不断探索和创新出新的形式。如平等协商、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参与重大事项决策、职工代表参加公司监事会、职工的个人民主参与等。需要说明的是在民主参与中，职工完全可以以个人名义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如开展合理化建议，设置意见箱，参加单位举办的座谈会等方式表述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以个人身份参加一些组织和工作，如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中的专家教授也可以个人身份表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近几年，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职工的民主参与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出现一些新形式，值得肯定。
加强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律对策
职工民主参与虽然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但由于种种原因尚需不断加强和完善，如认识问题、立法问题、实施问题等皆须努力。从法律层面看应注意采取以下法律对策：第一，应提高职工民主参与的认识。通过学法、知法、守法、依法办事，使广大领导干部、职工个人，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应增强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定性认识，这是关键。要认识到职工民主参与是法律规范的，违反则违法，违法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严重者应受到法律追究。职工个人也要增强主人翁精神，理直气壮的参与其中。
第二，应不断完善职工民主参与的立法工作。现在虽然已形成许多法律规范，但比较分散、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有的规定很笼统甚至很模糊，亟需修订。
第三，在法律规范指导下，应加强职工民主参与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使职工民主参与有章可循，不流于形式，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而改变，甚至不执行，应深入持久坚持下去。
第四，在职工民主参与中应抓重点，在民主参与中，影响面最大、发挥作用最好、普及率最高的是职工代表大会（教代会）制度，提高职工代表大会（教代会）质量的重点在于依法落实职工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在职工民主参与中应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扎实推进。
第五，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化，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形式和内容，也需要不断完善，要开拓创新，如观念创新、思想创新、机制创新，与时俱进，围绕经济建设（教学科研）的中心工作，找准切入点，适应以职工代表大会（教代会）为基本形式的多元民主参与形式相配合的民主管理机制。
结语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职工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主参与权利，就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和必要途径。在职工的民主参与过程中，应该以提高职工民主参与的认识为先导，以加强职工民主参与的法制建设为基础，以法律规定为准则，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职工的民主参与途径与形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研究的背景
1、国际上：国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于1983年的《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将主题确定为“充分参与和平等”，其中强调了如下内容：一项关于残疾人的综合性世界行动计划在国际和部级别上为实现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平等”的目标而提供有效措施，并考虑到这些发展已使得宜于就此主题通过新的国际标准，这些新标准特别考虑到保障城市和农村地区各类残疾人在就业和与社会结合方面对机会和待遇均等的需要，并经决定采纳本届会议议程第四项关于职业康复的某些提议，并经确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形式，于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通过以下公约，引用时得称之为一九八三年(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 第七条主管当局应采取措施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安置、就业和其他有关服务项目并对之进行评估，以便使残疾人获得和保持职业并得以提升;现有为一般工人的服务项目，只要可能并且合适，均应经必要调整后加以利用。第八条应采取措施促进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建立及发展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服务。
第九条各会员国应致力于保证提供培训和康复顾问以及负责残疾人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安置和就业的其他适当的合格工作人员。
2、国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十五条 政府和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在医院设立康复医学科(室)，举办必要的专门康复机构，开展康复医疗与训练、科学研究、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和指导城乡社区服务网、医疗预防保健网、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家庭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展社区康复工作。 残疾人教育机构、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为残疾人服务的机构，应当创造条件，开展康复训练活动。 残疾人在专业人员的指导和有关工作人员、志愿工作者及亲属的帮助下，应当努力进行功能、自理能力和劳动技能的训练。
第二十条 残疾人教育，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着重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等以上教育。
3、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中指出：“在社区建立支持性、保护性的“手拉手”职业康复站，妥善安排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和中、重度残疾人进行技能培训和职业康复劳动。”
4、研究的基本现状
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分别于xx年6月13日在深圳市、xx年年6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召开了“全国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研讨会”。针对残障学生开展的就业岗位培训和职业康复教育在全国各省的特殊教育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起来。平谷区特教中心做为北京市18个郊区县中的其中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自1976年开展聋人教育到xx年接纳智力障碍学生入学，成为一所集聋、弱于一体的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始终以培养学生掌握一技之长为己任，但是随着听力障碍学生和轻度智力障碍学生的逐年减少，曾经有过的一些优势培训项目如：剪纸、工艺品制作、钩织、修理、理发等课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点，摆在了我们特教人的面前。
xx年年，我校重新调整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工作思路。在校内，以低年级的“玩中学”、“美工制作”为基础;中高年级开展独具特色的“绢花制作”。在校外，我们根据平谷不但是北京，乃至全国的“桃乡”这一便利条件;其独特的水系、土壤还让我们的蔬菜养殖业得到了发展。为此，我们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于2010年3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劳动康复训练基地，让我们的聋、弱高年级学生能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前接受较为系统的劳动教育和培训。另外，我们还于xx年年9月，与平谷区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了平谷区第一家针对成年智力残疾人的职业康复劳动站，这所劳动站吸收了我校曾经毕业的但一直不能找到工作岗位且无一技之长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均在16周岁以上。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劳动康复训练实习基地，有了我们不同的来自社会、学校的研究对象，才使得我们能够确定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二、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我们的教育对象-智力上有残缺的人们，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员，和我们一样渴望着自己幸福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有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和权利，他们也有和我们一样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的期盼。享有和正常人同样的权利和尊严，唯有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进入21世纪，我们同样面临着紧张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这一自然法则，无情的摆在这些需要人们扶持的特殊的群体。为他们提供可行的教育，进行针对性的职业康复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以使他们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是我们这些从事特殊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因此，本课题的意义就在于：1、丰富我国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的新思路，完善我们的特殊教育体系。2、有助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就业前的岗位培训。3、把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内容扩充到全社会的需要扶助的成年障碍人的培养和教育，走与社会相结合之路。4、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于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对转变教师的思想观念，提高智力障碍者的生存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理论依据
(1)在特殊教育学校中开展对青年智力残疾人进行职业康复训练的研究符合马列主义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
在农村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有针对性的劳动技能教育和职业康复培训教育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指出了劳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xx同志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方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
(2)农村培智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的研究是落实党的教育法规的一项主要内容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实践环节不被重视，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一大弊端”。“教育必须克服脱离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进而进一步指明了，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解决这一弊病的方法之一。1993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强调，“加强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的教育，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
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决策，提出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的新的奋斗目标，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xx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在农村培智学校中开展职业教育的研究是新形势下特殊教育发展的新的需要。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生活智力丰富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能不能把智力活动与体力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劳动中的创造是发展学生智力最强有力的刺激之一。”这些都说明，智力是在知识技能的掌握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劳动教育对智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国的教育实践家陶行知先生早在20年代就十分重视劳动教育，注重学生劳动习惯的培养，把劳动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他认为“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因而提出了伟大的“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由此可见，通过实践活动，才是加强劳动教育的有效手段，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更应该有目的、有内容、有方法、有阵地。
《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中规定劳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我服务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和简易的生产劳动，使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劳动习惯、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由此可见，加强学生劳动教育，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工会；职工；组织建设
建设职工之家是党对工会工作的要求，是职工对工会的期望，也是工会对作为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需要，是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工会工作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工会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
一、加强参与力度，提高维权能力
第一是参与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从源头上参与维护职工权益，在新的形势下，职工合法权益的实现与企业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工会不断提高从源头维权的能力必须加强有关职工权益问题的研究，充分利用工会主席进入党委常委的优势和工会与党政工联系会议制度，以及协调劳动关系的三防机制，及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积极争取政策的支持。
第二是帮助和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力和义务的协议，工会有责任指导和帮助职工就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等方面，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通过严格履行劳动合同来维护好企业与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这是劳动关系稳定合理的前提。
第三监督和督促企业执行法律规定和政策所确定的劳动标准条件。执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确立的具体标准和条件，保证职工合法权益的真正实现。
第四是坚持和发展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工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五是要积极推进健全工会活动的法律保障体系和职工权益法律所保障体系，使维权机制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经常化、法制化的轨道。同时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敢于维护的前提下做到善于维护、有效维护。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加强对基层工会的法律援助工作，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六是参与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争议的处理，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突出维护职能，深化“建家”工作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天职。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存在隶属性，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这对矛盾中很明显劳动者是弱者，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劳动者为了取得平衡，应该依法组建工会，加入工会，在工会的组织下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进行抗争，这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途径之一。工会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维护了稳定的大局，就是维护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第一，职工之家建设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有必要建立一种符合企业发展的和谐劳动关系。首先企业需要有企业精神，而且还需要企业有民主氛围，这就需要工会组织成为维护职工权益的职工之家。企业工会强化维护职能是职工之家建设的核心，突出维护职能，深化职工之家建设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职工队伍的活力与工会的活力和企业的活力彼此是相关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增强职工队伍的活力，靠的是着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建家活动中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工会维护职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蕴藏的积极性和和活力。
第二，强化维护职能，深化职工之家建设增强工会活力是关键。职工之家建设是衡量工会工作的综合指标是工会的一项统领性工作。劳动关系、利益关系复杂化，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存在着损害职工利益的因素。因此，深化职工之家建设必须突出维护职能，这样工会工作才能充满活力。强化维护职能，深化职工之家建设是调动职工建家爱家的动力。职工之家建设是以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和待遇为起点，以整章建制为基础，以突出管理和参与为重点，以建小家保大家为格局，依靠全员参与，建企业建队伍的综合性工程，它是职工利益的重要体现。
三、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的最终实现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工会必须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参加建设和改革，努力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加强组织建设正是为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从整体上维护职工的利益，使职工基本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一种重要办法。
一是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提高职工素质。建家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提高职工整体素质，才能更好的服务职工群众，从自身建设做起，切实履行好维护职工合法权利的职责。
二是深化建家意识。“职工之家”是工会组织与职工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体现工会组织性质、宗旨和新时期工作方针的载体。建设职工之家是党对工会工作的要求，是职工对工会的期望，是公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尤其是工会干部要充分认识建家的重要意义，自觉地把建家作为工作重点，使建家工作常建常新，不流于形式。
三是正确把握建家内容。建设职工之家是工会建设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建家活动几乎包括企业工会所有工作。其中既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又有物质文明建设内容、民主管理、参政议政、劳动竞赛，劳动保护、合理化建议、两个维护等，无一不是建设职工之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突出教育职能，增强家的凝聚力
工会教育职能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在新时期，劳动者已成为独立、自主、自由的劳动者，他要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自我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地位、利益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素质，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取胜，要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有较高的素质，这就要学习，接受教育，因此工会为了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就必须履行好教育这一职能。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努力造就高素质的职工队伍。随着国有林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工会工作面临着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职工的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还需要提高。根据工会组织的性质和特点，工会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健全完善各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