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侵权行为 价值双重对立性 潜伏性 复合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在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不完善。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因此，对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环境侵权的首要任务。关于此点，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环境学家金瑞林先生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主体不平等、侵害对象广泛、侵害行为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及侵害程度和范围为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四个方面； 陈泉生研究员把“环境侵害”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性、价值性、间接性、复杂性、多元参与性与缓慢性六个方面； 曹明德博士认为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特征； 王明远博士则表述为：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侵害状态的间接性、连续性、反复性、广阔性和累积性，以及环境侵权兼具私害性和公害性四个方面。
其实，环境侵权作为一个集合性名词，是对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生权益侵害的总称。而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致人、物损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形成机理与结果状态等均有不同。因此，所谓环境侵权的特征，只能是从总体上而言，其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环境侵权形态尚有一定的伸缩性与相对性。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并参酌前人研究之得失，笔者拟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一般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
侵权行为主体分为加害人与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加害人与受害人大多具有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乃至不特定性。
首先，环境侵权行为两相主体大多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是近代民法的两块基石，近代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理论与思想，如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自己责任与过失责任等，均奠基于这两块基石。 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传统侵权行为主体也不例外。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其地位、位置具有平等性与互换性。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其主体间显然已丧失了平等性与互换性。
其次，环境侵权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不特定性。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现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在事故发生的几周内只有29人死亡，但它却在以后直接或间接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使儿童染上甲状腺疾病，并将危及后代人。
总之，由于环境侵权行为主体平等性、互换性、特定性基础的丧失，使其在总体上丧失了遵循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从而使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过失责任与自己责任等原则在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发生大幅度的调整，而所有权限制、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行政救济等原则制度则纷纷登场。
二、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依据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系，传统侵权行为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种。所谓直接侵权行为是指因故意或过失，致自己之行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属一般侵权行为；所谓间接侵权行为者，则是指因自己之故意或过失，致他人之行为或行为以外之事实，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属特殊侵权行为。显然，传统侵权行为多属直接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而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相对于直接而单纯的传统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行为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如前文列举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再如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迄今已导致3000多人死亡，20多万人致残致伤，且受害者所生子女有先天性双目失明的惨剧； 危害权益繁多，举凡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环境等皆被其染指。
由于环境侵权危害地域广、受害人数多、赔偿数额巨大，这就使得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侵权事后救济制度等成为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不公正障碍。为了“防患于未然”，环境侵权救济中注重运用事前预防性的侵害排除手段。同时，为了避免因侵权行为人支付能力不足、已经破产、关闭或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等缘故而使受害人实际上无法获得赔偿，以及保障企业不因赔偿负担过重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一方面放宽了对共同侵权的认定，另一方面又引进了责任保险和行政救济制度，以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
三、原因行为；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传统侵权现象中，其原因行为诸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盗窃他人钱财等，其本身就是违反社会生活常规、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无任何价值的行为，不论在道德的还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上，其都属于应受谴责、禁止并应予以制裁的。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如烟尘是由于工厂生产以煤为燃料所致，废渣、废水也是工厂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正如日本著名环境法学家原田尚彦所说：“我们像仙人那样餐风饮露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人类社会为提高人们的福利，保障舒适的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有利于人们生活的物质生产和服务性生产。尤其是要追上人口的增长，并要满足无休止地追求生活提高的现代人的无限欲望，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人们雇用、就业的机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至上的命令。万一生产活动缓慢，经济停滞，连续发生企业破产和生产缩小的事态，就没有增进福利的希望。
但是，要使经济活跃起来。那么伴随生产活动的扩大和自然的开发，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在产业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由于产业活动的质和量均巨大化高密化，使得开发行为大规模地展开，环境的破坏也就变得显著起来。“ 因此，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确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健康的平衡点，并据以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这种”平衡点“，在公法上主要体现为诸如环境质量标准、排污标准等环境标准上，在私法上则体现为”利益衡量“、”忍受限度“等理论。
四、侵害过程：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
前文已经论及，环境侵权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从而与传统的杀人、放火、抢劫等直接作用于受害人人身或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同，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的时间。如重金属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后，就会长期滞留于土壤中，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与物不断受害。这就决定了侵害的过程在时间上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此外，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规律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正是环境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导致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这种困难直接导致了因果关系理论的调整与诉讼时效的延长。
五、损害结果：潜伏性、滞后性与放大性
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尽快消除，损害往往要潜伏很长时间。易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损害之所以具有潜伏性，是由环境的自净能力所决定的。通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人类排放到自然中的污染物质大部分被环境所消化，不会对人类造成损害。但是，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某种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那么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污染物就会慢慢地积蓄起来，最终损害环境，并致人、物损害。从另一个角度看，污染物的积蓄过程，也就是损害的积蓄过程，因为从人和动植物的机能来看，对于外界的不良影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只有污染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损害方能显现出来。因此，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此外，环境侵权损害后果还有明显的放大性。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现象，经过环境的作用后，其危害结果，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会明显放大。如上游小片林地的毁坏，可能造成下游地区水灾；燃烧释放出来的SO2 、CO2 等气体，不仅造成局部地区空气污染，还可能造成酸沉降，毁坏大片森林和湖泊，或产生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海水上涨，危及沿海城市与农田。又如，由于大量使用氟里昂，使臭氧层遭到破坏，结果不仅使人类皮肤癌患者和角膜患者增多，而且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引起新的环境问题。
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同侵害过程的间接、持续、复合性一样，使得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判定困难，必须对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进行变动，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损害后果的放大性，决定了环境立法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也决定了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应充分发挥预防损害发生的职能。
参考文献：
1.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载《中国环境科学》1997年第3期。
2.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7—90页。
3.曹明德著：《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4页。
4.王明远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5—19页。
5.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6.[法]亚历山大·基斯著，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关键词:侵权行为 价值双重对立性 潜伏性 复合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在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不完善。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因此,对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环境侵权的首要任务。关于此点,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环境学家金瑞林先生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主体不平等、侵害对象广泛、侵害行为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及侵害程度和范围为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四个方面; 陈泉生研究员把“环境侵害”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性、价值性、间接性、复杂性、多元参与性与缓慢性六个方面; 曹明德博士认为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特征; 王明远博士则表述为: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侵害状态的间接性、连续性、反复性、广阔性和累积性,以及环境侵权兼具私害性和公害性四个方面。
其实,环境侵权作为一个集合性名词,是对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生权益侵害的总称。而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致人、物损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形成机理与结果状态等均有不同。因此,所谓环境侵权的特征,只能是从总体上而言,其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环境侵权形态尚有一定的伸缩性与相对性。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并参酌前人研究之得失,笔者拟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一般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
侵权行为主体分为加害人与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加害人与受害人大多具有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乃至不特定性。
首先,环境侵权行为两相主体大多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是近代民法的两块基石,近代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理论与思想,如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自己责任与过失责任等,均奠基于这两块基石。 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传统侵权行为主体也不例外。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其地位、位置具有平等性与互换性。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着名的“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其主体间显然已丧失了平等性与互换性。
其次,环境侵权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不特定性。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现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在事故发生的几周内只有29人死亡,但它却在以后直接或间接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使儿童染上甲状腺疾病,并将危及后代人。
总之,由于环境侵权行为主体平等性、互换性、特定性基础的丧失,使其在总体上丧失了遵循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从而使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过失责任与自己责任等原则在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发生大幅度的调整,而所有权限制、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行政救济等原则制度则纷纷登场。
二、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依据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系,传统侵权行为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种。所谓直接侵权行为是指因故意或过失,致自己之行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属一般侵权行为;所谓间接侵权行为者,则是指因自己之故意或过失,致他人之行为或行为以外之事实,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属特殊侵权行为。显然,传统侵权行为多属直接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而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相对于直接而单纯的传统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行为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如前文列举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再如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迄今已导致3000多人死亡,20多万人致残致伤,且受害者所生子女有先天性双目失明的惨剧; 危害权益繁多,举凡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环境等皆被其染指。
由于环境侵权危害地域广、受害人数多、赔偿数额巨大,这就使得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侵权事后救济制度等成为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不公正障碍。为了“防患于未然”,环境侵权救济中注重运用事前预防性的侵害排除手段。同时,为了避免因侵权行为人支付能力不足、已经破产、关闭或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等缘故而使受害人实际上无法获得赔偿,以及保障企业不因赔偿负担过重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一方面放宽了对共同侵权的认定,另一方面又引进了责任保 险和行政救济制度,以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
三、原因行为;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传统侵权现象中,其原因行为诸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盗窃他人钱财等,其本身就是违生活常规、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无任何价值的行为,不论在道德的还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上,其都属于应受谴责、禁止并应予以制裁的。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如烟尘是由于工厂生产以煤为燃料所致,废渣、废水也是工厂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正如日本着名环境法学家原田尚彦所说:“我们像仙人那样餐风饮露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人类社会为提高人们的福利,保障舒适的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有利于人们生活的物质生产和服务性生产。尤其是要追上人口的增长,并要满足无休止地追求生活提高的现代人的无限欲望,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人们雇用、就业的机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至上的命令。万一生产活动缓慢,经济停滞,连续发生企业破产和生产缩小的事态,就没有增进福利的希望。但是,要使经济活跃起来。那么伴随生产活动的扩大和自然的开发,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在产业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由于产业活动的质和量均巨大化高密化,使得开发行为大规模地展开,环境的破坏也就变得显着起来。” 因此,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确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健康的平衡点,并据以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这种“平衡点”,在公法上主要体现为诸如环境质量标准、排污标准等环境标准上,在私法上则体现为“利益衡量”、“忍受限度”等理论。
四、侵害过程: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
前文已经论及,环境侵权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从而与传统的杀人、放火、抢劫等直接作用于受害人人身或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同,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的时间。如重金属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后,就会长期滞留于土壤中,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与物不断受害。这就决定了侵害的过程在时间上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此外,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规律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异常复杂,具有显着的复合性。
正是环境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导致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这种困难直接导致了因果关系理论的调整与诉讼时效的延长。
五、损害结果:潜伏性、滞后性与放大性
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尽快消除,损害往往要潜伏很长时间。易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损害之所以具有潜伏性,是由环境的自净能力所决定的。通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人类排放到自然中的污染物质大部分被环境所消化,不会对人类造成损害。但是,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某种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那么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污染物就会慢慢地积蓄起来,最终损害环境,并致人、物损害。从另一个角度看,污染物的积蓄过程,也就是损害的积蓄过程,因为从人和动植物的机能来看,对于外界的不良影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只有污染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损害方能显现出来。因此,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环境侵权;适用范围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179-02
一、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的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应用到任意环境侵权案件中,将会加大市场经济主体的运营成本,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化运作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目前积极发展经济的国策,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因此,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应当被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能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环境侵权案件类型有以下几种:
1.必须是具有主观恶意环境侵权案件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侵害人主观上存在故意侵权的意图或在接到侵权警告后,不理不睬也不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可以认定侵害人存在侵权的恶意,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即:“明知本单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进行排污、排放等污染环境的行为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应当区分按照国家标准排污、排放和超过国家标准排污、排放两种情况。按照国家标准排污、排放的环境侵权案件应当使用补偿性赔偿的原则,因为排污或排放的主体在侵权事件中没有故意或过失,其主观不具有侵权的恶意,只能适用无过错标准该侵权行为是基于排污或排放本身所自然产生,不存在人为因素。超过国家标准排污、排放的环境侵权案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也应当区别对待。(1)对于一般过失导致的超过国家标准排污、排放的环境侵权案件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理由是在一般过失导致的侵权事件中,侵害人主观上不具有恶意,可能仅是基于管理者或工作人员一般的工作疏忽等导致的侵权,并且在侵权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了损害后果的扩大,该种情况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2)对于故意和重大过失导致的环境侵权案件也不宜全部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故意和重大过失导致的环境侵权事件中,如果侵害方能够自己发现或在有关单位或个人提出环境侵权警告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也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因为侵害方不具有主观的恶意。
2.必须是造成受害人死亡或健康遭受严重损害或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已经摆脱了贫困的困扰,社会积累和个人积累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人们生活比较富足,因此,如果事件仅是造成了一般的损害,对社会公众的生活及人生健康影响较小,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对侵害人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侵害人来说就存在不公平,影响继他的继续性产业投入、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进而可能阻碍社会的发展;对于受害人,其基于一个较小的损害,而获得惩罚性的巨额赔偿,则可能存在不劳而获或不当得利的情形。而无论侵害人所遭受的不公平或受害人的不劳而获或不当得利都不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本意,与社会公众遵循的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
3.第三方原因造成的环境侵权的案件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八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环境侵权案件不同于一般的侵权案件,是一类特殊类型的侵权案件,其对侵害人和被侵害人和其他社会公众都具有特殊意义,不能简单适用第三人侵权的一般规定。环境侵权案件是由第三人直接造成的,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和污染者都有赔偿的义务,污染者赔偿后可以像第三人进行追偿,这种由第三人造成的环境侵权案件应当首先适用补偿性赔偿原则。下面两种情形要对第三人适用惩罚性赔偿。(1)如果第三人与污染者存在竞争关系,第三人为达到不正当的竞争目的恶意制造污染环境事件来破坏污染者的生产和经营,同时对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笔者认为应当对第三人适用惩罚性赔偿。理由是第三人的主观恶性巨大,他不但有通过环境污染打压同业竞争的主观恶意,而且具有放任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故意,如果第三人的行为对自然环境和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第三人就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处罚。(2)在第三人与侵害方共同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中,如果双方均存在主观恶意,并导致严重环境侵权事件发生,双方应当共同成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人;如果侵害人具有主观恶意,第三方仅是故意的,导致严重损害事件发生的,侵害人和第三人应当按照比例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第三方承担的比例原则上不应该超过40%。
二、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参照我国已经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中关于食品安全和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我国,对环境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1.侵害人对于环境侵权案件存在主观恶意的严重过错;
这是环境侵权案件的主观要件惩罚性赔偿是以侵害人的主观要件作为判断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标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为了惩罚和遏制那些违法行为严重、主观恶性较大的行为人,因而主观要件的判断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国目前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没有对侵害人的主观态度进行区分,现实中侵害人的主观上具有恶意,造成的损害后果又十分严重的,很多时候并没有因为行为性质的恶劣而受到严厉制裁,他们经过计算分析后得出违法成本低于治污成本的判断而最终选择了环境侵权行为。对于这样的环境侵权行为,必须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给侵害人以现实的惩罚,有效地救济了受害人,避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案件继续泛滥。
一般的环境侵权行为,侵害人在主观上没有过错,或者过错很小时,不适宜采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环境侵权侵害人主观上的过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故意,二是重大过失。所谓故意是指加害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的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后果的发生,如故意超标排污或者为节省运营成本将已经购置、安装的污染处理设备闲置。所谓过失,是指加害者应当预见自己行为会发生某种损害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致使损害发生的心理状态。过失一般又被具体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重大过失的严重程度超过一般过失但是又没有达到故意的一种心理状态,是由于行为人对其行为不顾及,对他人利益不尊重,完全漠视自己的法定义务,连一般人能尽到的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都没有做到,发生了损害后果。
2.侵害人实施了环境污染的侵权行为;
环境污染行为是指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发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行为。环境污染具有以下特征:(1)复杂性,引起某一地区环境受到污染,其过程可能十分复杂,废水、废气、废渣往往要通过较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的过程,最终导致对环境的污染。(2)渐进性,对某一地区环境污染往往不是由加害人一次性的行为造成的,通常是由于加害人不断排污、长期积累逐渐渐进形成的结果。(3)多因性。
3.造成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或财产遭受重大损害;
一般的环境侵权中,损害事实也是必须具备的要件,而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造成的损害事实就要表现的尤其严重,即由于侵害人行为使环境污染或者侵害人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损害的事实。环境可以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大类,生活环境是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和。生态环境是指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群落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当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造成了环境侵权的时候,主要会有以下几方面的损害发生:(1)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往往最先表现出被侵害的现象,如体质下降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丧失、残疾、死亡等,这些都是人身损害的具体表现;(2)财产损害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减产、养殖业的损失等方面;(3)环境权益损害主要有生活环境的损坏和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损害主要包括包括空气污染、灌溉水域的污染、噪音污染、排放恶臭气体所造成的污染、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等。生态环境损害主要表现为污染自然景观、污染臭氧层、污染森林、滥砍滥伐植物、乱杀野生动物、污染海洋环境等。上述的损害事实造成的结果严重时,使环境恢复极其困难或者侵害人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受损严重的事实,就具备了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客观条件。。
4.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环境侵权案件中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负有举证责任的是侵害人,侵害人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不承担责任。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条就是针对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而规定受害人即原告不承担证明责任,由侵害人承担证明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环境侵权案件在适用补偿性赔偿之后再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依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关键词：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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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在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证明责任，而我国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只是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判例，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不仅直接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也可用来指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p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构成侵权责任必要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客观必然联系。在一般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是需要受害人证明该因果关系的。但是，环境污染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都导致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有的甚至在科学上尚无定论。例如﹐某些污染物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样也就无法取得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另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企业有可能以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为借口，而不对外公布其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生产原理，这样受害人很难获得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废止因果关系的直接认定，而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日本是最早采用推定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是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物质所引起的。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最简洁和最清楚的解释。日本在“四大公害”案件（新泻水俁病、富山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和熊本水俁病）的审判中，依据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采取了病的旁证方法，即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据，而不要求受害人对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2005年4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六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以上规定可以归纳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为：如果加害人不否认因果关系存在的，勿须举证，可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否认其存在的，但加害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加害人即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引起的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加害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诉讼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再将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证明对象，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在证明上的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50年代以來，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空前加剧，绝大多数工业污染者并无过失，而危害范围却相当广泛，危害结果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污染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污染行为有无过失。从一定角度上说，污染的经营和获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环境污染和给他人造成某种不可避免损害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加害者有无过失，由加害企业从其收益中拨出款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是合情合理的。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复合性，环境污染涉及到高深的技术，受害者难以证明加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5]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已在各国立法中得到确认。日本《水质污浊防止法》和《大气污染防止法》都规定：工厂或企业由于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水质和废液，损害人的生命或健康时，该工厂或企业对损害负赔偿责任。苏联把污染危害列入“危险责任”一类，实行无过失责任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4条规定：“其活动对周围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运输组织、工厂企业、建筑工程部门、汽车占有人等），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所致，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我国已颁布的某些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五、加害人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由被告人对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以及海洋保护法第92条均规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但要求加害人对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和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是引起损害的原因或者不是引起损害的全部原因，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此外，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免责事由。海洋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战争或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加害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例如，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加害人证明华丰纸厂等国有大型企业，有近百年生产，排污在前，养殖在后，受害人对在靠近企业排污的河道及入海口从事养殖业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法院支持了该主张，判决由孙有礼等养殖户自行承担损失286.854万元，其余669.324万元损失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
六、受害人与加害人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证明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时间上的区别。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先由受害人承担污染行为发生与存在危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害人暂时不承担证明责任。当受害人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加害人再承担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证明责任，即污染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因此，两者在诉讼中分别承担着法律赋予的证明责任，在时间上不应颠倒。二是效果上的区别。就受害人来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他并不必然胜诉，但是，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面临败诉的风险。就加害人而言，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他即赢得胜诉的判决。反之，他就败诉。例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蛙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几十万元的损失。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对被告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告养殖水域及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作证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已经无人从事养殖业了。此时，按照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被告要就其排放废水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也就是说，只要该水域还有渔业养殖户在从事渔业养殖，就能证明原告的举证只是偶然现象。而被告恰恰找出了这样的证据，该案由于被告提供的该水域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蝌蚪大量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原告败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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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环境侵权 救济 责任能力
一、环境侵权概述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比例日趋提升，一些企业和个人为追逐眼前利益无视长远发展肆意破坏环境，使得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据公安部统计，去年环保部门移送警方连侦查环境污染刑事案件372起，超过前10年的总和。环境侵权在这个时代频频发生，不仅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更影响着人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侵权的涵义
环境侵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美法学学者提出并使用，虽然各国之间关于环境侵权行为的名称各不相同，但从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地区的“公害”到英美地区的“妨害行为”，都表述了同一类行为，即我国所称的“环境侵权”行为。
对环境侵权的涵义我国学界存在不同界定，曹明德教授认为：“环境侵权是由于认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方面的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吕忠梅教授认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至于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王灿发教授认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因行为人排放污染物或者从事其他开发利用环境的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或破坏，导致相当地区多数人财产和人身的损害，或危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事实，并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根据以上学者对环境侵权的界定，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是由于人类活动而非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环境受到污染或者被破坏，侵害对象既包括对人的侵害也包括对物（主要指生态环境、农田、牲畜等）的侵害，既可以指对个体环境权益的损害也可以指对公共环境权益的损害，是一种危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如今我国大力推行环境保护政策，不断完善相关法律，然而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受侵害人和受侵害环境难以得到很好的补偿和恢复，因此，完善我国的环境救济制度刻不容缓。
（二）环境侵权的特征
环境侵权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对于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综合各学者所述，笔者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间具有不平等性
环境侵权不同于传统民事侵权行为，在传统民事侵权行为中，双方主体一般具有平等性，或为农民、邻里之间，或为小企业主、个体户之间等等，双方实力与地位差距均不至于过大。而环境侵权则多发生于企业与普通群众之间，加害者大多数是经济实力雄厚，规模较大甚至巨大，在各方面都有强力后盾的企业，而受侵害的普通群众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抵抗能力都无法与这些大型企业相提并论，双方具有严重的不平等性，这也是环境侵权救济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性的存在，导致受侵害人难以通过常规的救济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
2.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持续性与公害性
环境侵权与传统侵权相较，还有以下重要特征，即是具有间接性、持续性与公害性。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一般是加害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财产等各项权益，环境侵权往往是加害人通过排放污染物到受害人的生活环境中，使受害人间接受到损害，且损害具有持续性，并非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仅有一次行为造成一次损害。同时，环境侵权兼具一般侵权行为中的私害性以及一般侵权行为中没有的公害性。在环境侵权事件中，不仅有加害人与受害人特定的情况，更多的是加害人通过排污等方式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权益造成侵害。通过实践中的案例我们也可以知道，环境侵权大多数时候危害对象多、范围广、程度严重，不仅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具有“私害性”，也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兼具“公害性”。
二、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法律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宪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均对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做出规定，此外，国家还针对特定的环境污染问题颁布了单项法律，如《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在《宪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作为指导，《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单项法律也都规定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且《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还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中也规定了相应的救济方式。由此可知，我国目前对于环境侵权的救济方式主要是赔偿损失和排除侵害，环境侵权救济的途径主要为和解、诉讼、仲裁、调解等。仅从法律规定上看，我国对于环境侵权的救济途径并不算少，但在实践中，以上救济途径却并未得到很好的使用，难以发挥应有效果。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对于环境侵权的救济的法律规定并不集中，而是分散于各个法律中，并且还可能存在各法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导致在实践中受侵害人维护自身权益存在一定困难。
（二）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存在立法缺陷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性的环境侵权救济条款，上文对现状的描述中也提到，虽然环境侵权的救济并不是无法可依，但相关法律依据却非常零散，在几部程序法中可直接用于实践中的法律规定也少之又少，缺乏可操作性，在《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条款中的规定多为概括性、模糊性的内容，旨在鼓励和提倡环境保护，强调环境保护的责任集重要性，对环境侵权的救济几乎未涉及。由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导致这些零散的法律条款并没能在环境侵权救济的实践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2.行政救济中行政机关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实践中，通过行政机关处理和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应是效率最高的救济途径，因此，行政救济也是群众最常用的维权方式之一，尤其是在乡镇地区，受到污染的地区民众一般会先采取行政救济手段，到环保局等环保相关部分反映情况、寻求帮助，以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但是，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加害人主要为拥有较强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大型企业以及一些贪图利润违规排污的小工厂，而这些企业和工厂往往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环保行政部门时常为了维护地方经济利益，采取不作为方式，甚至有少数地区还出现包庇、纵容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环境。并且，环保部门拥有的权利有限，做出的行政决定有时难以得到很好的执行，例如从《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就可以看出，行政机关权利设置复杂，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权利十分有限，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政绩目标，过度干预环境行政救济，使行政救济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难以平衡处理环境诉讼
环境侵权问题通常较为复杂，要有效率的处理好环境诉讼，对司法机关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专业的法庭，专业的法官，是处理好环境诉讼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的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有效处理环境侵权案件。在发达地区，法院整体实力较强，能更好的进行调查取证，有效处理环境侵权诉讼。但在欠发达地区，法院处理环境诉讼的能力弱，法官水平不高，欠缺环境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之环境侵权的调查取证本就比较困难，以至于这些地方法院难以有效处理环境侵权诉讼。这样的地区差异还会导致同案不同判，受害人得不到相应的赔偿。因此，只有提高我国司法机关整体水平，加强法院应对复杂的环境侵权案件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
4.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不足
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也称为环境侵权的公共补偿制度。环境侵权不同于普通侵权，多为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侵权模式，其本身还具有持续性、复杂性等特征，造成的损害后果一般难以在短时间内予以恢复。对于没有产生严重后果的侵权行为，企业能够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一些长期潜伏导致严重后果的侵权行为，企业难以独自承担巨额赔偿。环境侵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仅要求侵害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够合理的，虽然侵害人一般为大型企业，但考虑到被侵权人的数量通常较多，企业财力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损失，造成企业经济负担过重，甚至可能破产关闭，最终影响了受害人得到合理的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完善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不仅对受害人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保障环境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关键。
三、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环境侵权救济法》
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仅要有环境污染的责任规定，也要有环境侵权救济制度。我国虽颁布了多项法律对环境问题进行逐一规定，但却没有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侵权救济法》，在前文中也有阐述由于法律规定零散不利于适用，因此，制定一部《环境侵权救济法》，整合各项法律法规中对环境侵权救济的条款，对环境侵权的行为认定、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救济程序、救济标准、救济机关等一一作出详尽规定，构建一个完整的环境侵权救济法律体系。这不仅对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健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有重要作用。
（二）完善环境保护行政救济
1.将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独立于地方政府
在受到环境侵权损害后，大多数群众的首选则是找地方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寻求解决办法，如前文所述，很多时候行政救济途径却并不能起到其应该有的作用，导致受害人难以获得救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则是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不独立。地方环保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而侵权人时常是当地的主要税收来源，这导致政府过度干预环境行政救济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将环境保护部门独立于政府，成为直属机构，并将现阶段分散的执法权利集中于环境保护部门，树立环境保护部门的权威性，有利于实践中受害人采取行政救济手段，同时有利于环境保护部门处罚决定的执行。并且，环境保护部门可以与政府互相监督，促进行政决定的公平、公正，确保受害人的环境权益得到维护。
2.落实行政机关对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估制度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制度还未完全结束过去“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环保领域“违法成本低”是近些年来环境侵权频发的原因之一，行政机关面对大量的诉求，难以有效率的解决环境侵权纠纷，而完善行政机关对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估制度，是改善这一现象的有效措施，只有预防与治理同时进行，加大企业违法的成本，减少侵权行为的出现，才能更有效的实施行政救济。日前，环保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旨在约束和惩戒企业环境失信的行为。《办法》针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的职责分工、应纳入评价体系的企业范围、评价的等级、方法、指标和程序及具体措施分别作出了较为全面和具体的规定，同时信用评估结果与企业各方面挂钩，并且向公众披露企业环境行为实际表现，便于公众监督。该《办法》的出台无疑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地方政府应加强落实该办法，完善我国环境救济体制。
（三）加强环保法庭的建设
在司法救济途径中，案件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解决，法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如前文所述，我国司法机关目前并没有有效解决环境侵权问题的水平，导致司法救济途径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之效。因此，加强建设环保法庭对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并对环境法知识有较为透彻的理解。环保法庭的设立能集中环境法方面的法律人才，并保持各个环境法庭之间的差距不至于过大，减少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如贵州省清镇市的环保法庭自2007年成立以来至2009年底共受理各类环境保护案件170件，结案率100%，自建立以来解决了不少环境纠纷。类似这样的环保法庭全国多地都设有，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不断完善环保法庭的建设，能够使司法救济途径更为有效的适用于实践中。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指出，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坚持执政为民、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保护生态和环境，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其中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只有对环境保护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以法律手段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效果。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我国尽快建立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十分必要。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1、有利于解决公有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的、实际的受害者，而仅仅是环境因素遭到破坏，如大气的污染、野生动物的捕杀、森林的砍伐等，由于这些环境因素都是属于“共有”的财产，任何人都不得主张所有权和专属所有权，一旦遭到污染和破坏，受害者就很难确定，更谈不上提起诉讼了。这样一来，所有的企业都可任意将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中去，政府机关也会滥发一些许可证。最终。作为共有物的环境肯定会越来越恶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使得任何人和社会团体均有权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以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公地的悲剧”问题不再是司法审判领域的盲区。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预防性，这种预防功能尤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陌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2、有利于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这不仅制约经济持续增长，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增长，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直。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发展循环经济，走建设循环型社会之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实现方式，这既开创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又为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指明了必由之路。
通过考察国外相对比较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们发现，排污企业作为被告一旦败诉，都要支付高额的损害赔偿金或罚金。如美国的“Hinkley诉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案”中，被告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向原告Hinkley地区的600多名居民支付总额高达3.33亿美元的赔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忌惮于可能面临的高额赔偿或罚金，主动加强节能减排方面的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践清洁生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相协调。
3、有利于鞭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够完善，依法行政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关、环保执法部门等法律意识不强，受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等影响，政府领导存在畸形的政绩规，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漠视人民群众的健康。面对污染行为，不作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纵容污染企业，对当地财政有主要贡献的污染企业，甚至给予特殊措施、优惠政策，充当保护伞，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而环境公益制度的建立就可以使人民群众，司法机关对这些部门的错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给其带上“紧箍咒”，促使他们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利益。
4、有利于彰显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环境法领域内贯彻和实现科学发展观，应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力千环境公平，保护弱势人群的环境权益。环境污染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污染防治以及环境改善的成果分享不公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成为影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承担着不合理的环境负担，我们理应重视并且加强保护弱势人群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法律规定或法院判决在诉讼费用的分担、举证责任等方面均减轻原告的负担。为公众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提供了便利。其二是鼓励和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中，可以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地行使其环境执法权，使决策内容符合其切身利益，这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
公众参与环境可以简单地描述成这样一个过程：获得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诉诸司法。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是对公众参与制度中诉诸司法，获得救济权利的完善。公民拥有了这项权利。就可以在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诉诸法律，对受损害的环境公益进行及时有效地法律救济。同时，公民可以通过实施这项权利，对政府破坏环境的政策、法规、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对企业的生产行为是否造成环境污染进行监督，调动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积极性，弥补单纯依靠政府管理环境事务的不足，使其在政府推进环境保护的战略中起到重要的补充、配合作用，从而实现保护环境的共同目标。
二、我国环境侵权诉讼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1、环境侵权的特征
环境侵权是由于违法行为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可能的情况。环境侵害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环境侵权具有广泛性，其侵害对象往往是某个地区内的不特定多数人或物，甚至会造成跨区域、跨国界的侵害，侵害的利益关系多表现为环境公共利益;其次，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环境侵权通常是借助水、风等环境介质作用于受害人，不表现为对受害人权益的直接侵害，受害人很难证明个人权益受到直接侵害;再次，环境侵权多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侵害后果有一定的潜伏期，甚至会在几十年后才会出现，这种侵害后果发生的滞后性削弱了受害人的因果关系举证能力;此外，环境侵害的当事人间原则上缺乏互换性，受害方一般是特定地区的居民，侵害方往往是企业、国家等组织，双方的角色几乎完全没有互换的可能，双方经济地位强弱悬殊很大，分散的受害方个体很难与侵害方抗衡。
基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征，我们应该对环境侵权的受害者提供更多的特殊的帮助。
2、我国现行环境诉讼制度的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此规定，只有直接受到权益损害的受害人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则不享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直接受到损害是起诉条件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环境侵权的特征决定了受害人很难满足这个要件。
况且此时起诉的对象是对环境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而不是对“违法行为”本身起诉，更不是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起诉。这与环境保铲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精神相悖，也漠视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权利的保护。所以，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上存在明显缺陷。
在行政诉讼中，我国行诉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41条则规定原告起诉应当符合的首要条件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里也特别强调原告是“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人，合法权益暂没有受到侵犯的入便不能就环境侵权提起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方面，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通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
这意味着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允许对可能产生重大的哪怕是不利的环境影响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通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本身提起诉讼，最多只能对依据这些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然而，一个行政法规、规章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比某个据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显然要大的多。前者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影响，人们很难相信靠对后者提起的诉讼可以完全消除前者可能造成的有害环境影响。而且，对行政行为会造成重复诉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也使法院的判决之间容易出现矛盾，降低工作效率，增加法院负担，加大诉讼成本。
上述环境诉讼制度的缺陷，在我国目前环境污染破坏情况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要求极不适应。加强对企业违法排污、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扩大环境诉讼原告和受案范围，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环境诉讼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1、扩大原告起诉资格
(1)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监督行政执法活动，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是其法定职责的份内之事。从世界多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已成为国际惯例。因此，检察机关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2)环保行政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性很强。如对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危害程度的鉴定。损害后果的定量，都需要通过分析、化验、科学实验等多种技术手段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环境法律责任的认定需要借助专门的证据收集方法和技术性手段，而在这些方面，环保行政机关具有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另外，环保行政机关在大量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信息的掌握中也存在优势。因此，有人认为环境保护机关更为适合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3)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身份向法院起诉，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因为环保组织对环境问题十分关注能够在科技和法律问题上提供专业知识，与实力强大的侵权人形成法律上的对抗和制衡，以解决公民个人面对造成污染的公司、组织不知、不能甚至不敢起诉的困境。环保组织的参与，还能够有利监督排污企业的治污状况，督促国家机关履行职权，更好地保障社会大众的环境权。
(4)公民个人。环境权益作为一种特殊的财富，不仅仅属于私人利益，更属于社会公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必然直接或者间接损害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社会公众拥有天然的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公众必然是环境保护的一种重要力量。另外，环境损害一旦发生，公民个人常常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也决定了公民个人比任何其他的单位和组织都更加关注环境公益，因此，赋予起诉权是必然的，是对环境侵权行为进行补救的根本途径。
2、放宽诉讼时效的限制
我国《环境保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我国《民通意见》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入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而环境公益诉讼正是保铲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救济途径，理应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且环境污染造成损害具有隐蔽性、潜伏性、长期性的特点，如，世界八大公害中的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这种病有很长的潜伏期才会出现临床症状，一般是2-8年，长的则有10-30年不等，不经过漫长的潜伏期就不表现出明显的临床症状。因此，只有规定较长的时效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不同环境损害的类型相应延长诉讼时效，从而给予环境公益更为周全的保护。
3、合理承担诉讼费用
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形式，环境公益诉讼动则涉及高深科技知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其所需费用远非经济能力微薄的人所能承受，而诉讼费用更是其中重要一笔。由子诉讼费用的收取一般都采用原告预付的形式，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涉及能否正常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了为私益不遗余力的人多，为公益而奔走呼号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原告诉讼成本的支出，以此激励更多的人参与环境公益保护。
4、设立环境公益基金
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挽回国家损失。涉及到的诉讼成本理应由社会负担，这些费用应当由财政、社会以及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侵权入共同负担。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规定：“为了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可以设立公益信托。”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根据这些规定可以设立‘环境公益基金”。基金由基金会管理。如我国目前有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设立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公益基金的来源可由当地政府每年投入一定资金，社会募捐一部分资金，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告应当支付的赔偿金向该基金支付。环境公益基金的资金可用于环境公益诉讼及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三、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12]的引入便是上述思想的反映。由于不可量物侵害与环境污染责任均能够发挥一定的保护环境作用，因此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污染责任的适用。
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性质，德国法学界提出了“相邻关系说”与“人格权侵害说”两种学说。[13]《物权法》第90条对不可量物侵害也作了规定。可见，在我国，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相邻关系的一种。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因侵害相邻关系发生的纠纷，受害人可以以其不动产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分别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14]可见，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英美法中，因为无物权请求权制度，所以不可量物侵害通常被归入侵权行为中，其法律效果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在大陆法中，各国法律对此的具体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法国民法典》未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经过判例、学说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规范相邻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土地间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的一般规则———近邻妨害法理，其实质是一种无过错侵权责任。[15]德国主要从所有权扩张或限制角度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规范。其中，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负有容忍义务：(1)对非重大之“无形侵害”；(2)对重大且当地所通行而又不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3)对已许可之危险营业的侵入。但是，无形物(如煤气、蒸汽)即使为非重大或为当地所通行，也绝不允许通过专门管道而导入邻地。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无容忍义务：(1)“可估量的”固体物侵入；(2)对重大但不为当地所通行之侵入；(3)对重大且为当地所通行，但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16]《日本民法典》也没有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日本司法实务界对相邻关系的判决有从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向侵权责任制度发展的趋势，1960年日本世田谷区砧町发生的一起妨碍日照案件就表明了这一倾向。[17]另外，日本民法学界还在既有民法框架下发展出“容忍限度论”，这对不可量物侵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18]可见，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
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注释:
[1][3][4]参见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2册)：特殊侵权行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深入分析。参见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之局限性分析》，《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8]参见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谈〈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