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x年特别的寒假里，在学院领导的号召下，我决定于寒假期间开展主题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奉献青春促和谐”大学生志愿者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准备调查我镇的经济发展状况。
我于xx年1月17号返回家乡，但很不幸，我一回到家乡就下了连续10几天的雨，并且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在2月3号那天还下了很大的雪，随后就连续性断电，一直到正月初五。由于天气的影响，把我原来的计划全盘打掉而不能更具体的调查。以下是我的几方面的调查结果：
一地理位置
我的家乡位于粤北的阳山县黎埠镇，小北江中游，位于国道107线和清线一级公路互通处，距县城25公里，到广州约185公里，离小北江河不足10公里，可直通清远、广州珠三角工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丰富的非金属和金属矿产资源，尤其是石灰石、白石资源和选矿储量更大，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属亚热带雨林气候，风景优美，人口多且密集。
二主要经济来源
当地农民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初级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类主要有：水稻，蔬菜，桔子，李子，马蹄等；养殖业主要有：猪，鱼，牛，鸡等。
另外，近年新兴起了一些小型企业，有：黎埠重质碳酸钙工业园区﹑阳山县黎埠镇粉体加工基地﹑深装总公司精细粉体加工厂﹑中矿实业有限公司﹑盈达矿业有限公司﹑11万伏变电站﹑机砖砖厂等。
三所见所闻
在寒假期间，从家人（本人是出自农民家庭）和本村一些农民口中得知种一亩水稻所需成本数据：
项目
碳氨
尿素
农药
谷种
犁田费
成本
200斤约60元
30斤约50元
50元
10元
100元
总计
60+50+50+10+100=270元
平均每亩水稻产量：800斤
现在市面水稻价格：100元∕百斤
每亩水稻收入：8*100-270=530元∕亩·造
每户家庭基本上有两亩水田，如此算得每户家庭的年收入为530元∕亩·造*2亩*2造=2140元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如果单纯靠耕田种水稻为收入，根本上无法维持现在的基本生活，也因为如此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出外打工，他们每年每人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
通过过年拜年时，从亲戚朋友口中得知，现在年轻人不会留在家里耕田了，宁愿出外找500元一个月的工都好过在家耕田种地（因为搞养殖业一没技术二没有本钱且很辛苦）现在都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在家了，偏僻点的地方都没人耕作了，老人带着小孩在家养些家禽罢了。
不过我看见很多人把田租给别人耕做，有些被别人承包统一耕作；有些就起了很多猪舍养起了数十到数百条猪，在镇的集市上政府还用广告做各方面的宣传，近年来国家免学杂费，免税收对很多家庭的贫穷状况有很大帮助且镇上新兴起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些家庭的收入。
总体上来说，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我们镇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这是很多村民一至同意的）现在普遍家庭都盖了洋楼了，且交通通讯设备都跟上来了。但与此同时我也深深的认识到，我们镇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也就是说我们镇还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是我在寒假里发现的一点问题：
a全民总体素质底，特别是农民；
b收入微薄且单一，农产品种类少且粗，收成底；
c人口多，劳动力少；
d交通算不上方便；
e没有自身特色产业，自身资源没利用好。
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a提到全民在农业上的技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对专业农户进行辅导，使用机械生产；
b政府应该提供市场养殖信息，对各地区自然环境理性的分析，提供意见，改造有利环境；
c开办一些初级农产品加工厂辅助农业，创新特色民族风味小吃，开发旅游景点，做好宣传，提高知名度；
d全面落实道路，电网，通讯等基本设施，如能开通铁路、组建信息流通驿站，提供相关的网络设备等将会带动我县各地经济发展；
（一）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农业，在思想上必须始终重视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须切实加强而不可有半点放松，在投入上必须不断增加而不可有丝毫减少。当前，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好各项经济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要着力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继续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有利于粮棉产销协调发展的新的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农业的科技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要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努力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减轻农民负担，扎实推进扶贫开发。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同时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三）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植树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技教育。
会议要求，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抓紧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会议还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四）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件大事来抓。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依靠科技，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应当大力推进和扶持。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继续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还提出，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农业，需要继续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开发优质专用农产品，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进一步扩大退耕规模，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多搞一些小型基础设施。今年出台的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继续抓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六）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国债资金使用要向农村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要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
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围绕发展优势农产品，调整区域布局，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必须坚持“四个始终重视”。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八）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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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近代、经济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 F014.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1-4128（2011） 09-0272-01
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中国从战前的一个完整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就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做简要概述。
1 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生产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一直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国门洞开，特别是“五口通商”后，英国大量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东南沿海一带盛产的家庭手工业品销售陷入困境，自然经济首先从最早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解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深度和广度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步伐。甲午战争后，列强大量资本输出，同时加大商品输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2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但早期资本输出已开始。主要表现为：
一是办洋行。1854年上海黄浦江畔已经洋行林立，共有一百二十余家，1867年天津也有洋行17家。
二是开银行。1848年英商东方银行上海分行开业；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那时候，中国没有自己的银行业，金融业被外国人独霸。
三是经营轮船公司。从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投资经营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等。基本垄断了中国远洋和内河的航运业。
四是设工厂。鸦片战争后，外商在通商口岸设立船坞和各种加工厂逐渐增多。他们利用中国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经营企业，获取暴利
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对中国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政治上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经济上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通过争做中国的债主，强迫贷款，抢夺路矿和办厂权，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例如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厂矿，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共有一百三十六家。这些企业规模大，设备好，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居于垄断地位，尤其是机械开采的煤矿业、铁矿业和新式炼铁业。如在一九一九年全国机械采煤总量中，帝国主义控制的占百分之七十六。其他如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等，帝国主义的势力也很大。
3 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曲折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某些条件，加上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近代民族工业首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兴起。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都是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甲午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工业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据统计1895-1913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新建工矿企业全国有549家。1894-1913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年均速度为15%。
一战期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发展的春天。1912-1919年8月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新增资本达13000多万元。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通过“币制改革”、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及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又一次短暂发展的机会。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纵观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其历史命运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意义重大。它的产生和发展给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一股新气息，它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但民族工业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始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4 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随之发生变化。除了农民和地主阶级外，在外商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五口通商后，出现了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买办商人，形成买办阶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买办势力也不断发展起来。他们成为外国列强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他们在帮助外国列强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买办阶级的财富也日益增强。如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朱志尧，在1899-1909年十年间，就开办了榨油厂、铁厂、纱厂等新式企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开始统治中国，中国的买办资本得到迅速发展，它利用国家政权积累起空前巨大的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形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它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为代表。这个官僚资本主义是最黑暗最腐朽的资本主义，成为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
5 封建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据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广大农村封建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鸦片战争后，虽然列强的侵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相反，列强为了使中国长期成为它们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场地，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发展为资本主义，却极力培植在华人和统治工具，维护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因此就整个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而言，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参考文献
摘要：在清朝末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短暂的发展，这得益于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国内，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法规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本文就清朝末年中国的法制环境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探讨法制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法制
一、近代中国经济立法的基础
党中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用法律加以巩固。法律是国家引导改革、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的政策、法令都有很高的权威性，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这种集权的传统也适用于我国经济的改革实践中。正好法律的国家强制性就具有这个特征。
封建社会时期，我国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为民本之末，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商业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和发展。由此长期下来，造成了我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我们由天朝大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者也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从弹丸小国强大起来成为西方列强的历史事实中获得启示，由此摒弃了原来重农抑商的政策转而大力振兴工商业。
在推行重商政策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经济法规制定的重要性，认识到经济政策的推行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予以协助，其发展成果也需要法制的巩固。早在光绪二十八年就已提及拟订经济法规的商议，实际上，清政府推行重商“新政”的措施，也是从设立商律和拟订经济法规开始的。由此可见，清政府对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颁布的重视①。而这些经济法规的制定也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近代中国经济立法的法律体系
从1903年4月起，清政府陆续制定并颁布了一些列经济法令、法规，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体系。
首先制定了商律。商部认为，没有完善的商律，工商业发展便不能顺利进行。于是清政府组织大臣在学习西方先进法律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于1904年初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两部分组成。《商人通例》主要是对商人的涵义、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格、商号以及商业账簿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商人合法的社会地位，确认了商人的商业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它一反中国以来重本抑末、贱商的传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公司律》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两点：
一是使商人所办企业的地位合法化，使商办企业获得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同等的地位；二是确定了近代股份制经济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将公司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种，确立了不同性质公司享有不同的法律责任和义务②。
清政府在《公司律》的基础上，又颁布了一系列与之配套施行的近代商事法律法规。1903年12月，颁布了《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规定公司须经过合法注册才会受到《公司律》等相关法律的保护，并对公司的注册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1904年10月，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标法《商标注册试办章程》。1906年5月，颁布了《破产律》。1908年，颁布的《票据法》吸收了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引进了发票、背书、承兑、保证、追索权等现代化的概念和制度，把这种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标志着中国票据立法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③。
其次是路矿利权的保护法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争夺中国的路矿利权。清政府被迫废除了民间禁止筑路开矿的禁令，制定和颁行路矿法规，鼓励民间开发路矿，来借此抵制西方侵略的扩张。如，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矿业、铁路、运输等都只能由政府专营，私商经营必须获得政府的特许。1872年清政府同意以民营企业身份出现的轮船招商局向政府作若干“报效”为条件，特许其开办轮船运输④。而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则对于商办企业的经营范围有了较大程度的开放，清朝的经济形式逐步向自由主义法制经济转型。
在铁路经营方面，商部也制定了相关法规，允许和奖励国民投资修筑铁路。1898年8月颁行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即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私商自由经办铁路与采矿的权利。
再次是制订金融法规，整顿金融秩序。银行是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为了规范近代中国的金融秩序，1904年，军机大臣奕劻提出户部试办国家银行的奏章。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在北京成立。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银行则例》，确定了大清银行的部级地位，并就清朝的金融秩序作了相关的规定，以整顿金融市场。1909年2月颁布的《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加强了清政府对银行业发行纸币的管理，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纸币发行与管理的金融法规。完善了我国的金融市场，保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最后是设立商会，制定奖励实业章程。重商政策推行后，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发展实业的法规、法令。1903年，商部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以鼓励官商合办企业，同时给予华商奖励，刺激人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促进了商人对近代工业的投资。除了制定奖励实业章程以外，清政府还设立了商会，其宗旨是专以商务为中心，提高各业华商之间的联系，扩大和增进工商业界的联合，保护工商业者的根本利益⑤。
一、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主要特点
1、2007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趋缓
2004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增势良好。但200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由于房地产市场降温、私人消费增长转弱而明显放缓。欧洲经济增长虽可望持续，但增速也将有所减弱。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已处于一体化状态，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连动影响十分明显，进而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根据野村证券的有关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日本GDP要下降0.6%，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也是如此。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有望进一步增长，但增长势头将难以保持2006年水平。联合国预测报告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2%，比2006年减少0.4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均适度放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也将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全球需求上升势头也会减弱，世界贸易增长也将相应放慢。据联合国预测，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7.8%，比2006年减少2.3个百分点。
2、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增强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额与全球GDP之比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印和东亚等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进出口额已占GDP的70%。世界贸易从1988—1997年的13.2%上升到2005年的16.7%，使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以及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既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受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全球贸易自2002年二季度开始走出衰退，并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0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达到10.9%，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伴随着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将为9.4%和7.8%，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了1.4和0.3个百分点，增速均高于2005年7.5%的增长水平。受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带动，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也高于预期。从进口需求来看，2006年，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美国进口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一至三季度进口分别同比增长13.4%、13.2%和13.9%，基本保持2005年全年增长13.7%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加快，自2005年开始，日本和欧元区进口需求明显提高，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以来，日本进口增长继续提高，一、二季度，日本进口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7.5%和19.1%，三季度又增长16.8%，均高于2005年全年15.6%的增长速度。从出口来看，由于外部需求强劲增长。继2003—2005年出口持续快速扩张之后，2006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了出口的较快增长。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都达到20%以上，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台湾地区等的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预计2007年这些经济体仍然是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发展失衡加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归因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贸易领域设置壁垒，使美欧、美中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不利于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持续近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被迫中止，使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给世界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3、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扩大
2007年，受美国经济增长减弱的影响，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望保持强劲增势，将成为拉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内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显著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后，私人消费上升势头趋弱，由于目前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幅度将明显减缓。2006年以来，欧元区内需明显复苏，尤其是企业投资增势良好，呈现出新一轮增长的迹象。2007年，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个别国家政策调整(如德国提高税收等)影响，增幅略为放缓，但总体增势依然强劲。日本经济则将继续维持缓慢回升态势。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有望持续快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拉美地区多个国家政府换届后，有望推出新的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200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6%。根据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1%和2，7%。2006年二、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分别仅为2.6%和1.6%，增速明显低于一季度的5.6%。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利率上升以及住房市场降温，国内消费受到影响等。但是总体上看，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会有所放慢，但是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不至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住房市场放缓将使2006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减少1个百分点，并将继续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抑制消费者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另一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下跌将会给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带来正面影响，有助于美国经济稳定。在经历了二季度的较快增长后，欧元区三季度表现依然强劲，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2006年和2007年预计分别增长2.4%和2.0%，其中2006年的增长率将是过去六年来的最高纪录。至2006年10月，日本从2002年4月开始的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已经持续了57个月，平了二战后景气周期的最长纪录。受国内需求扩大的支撑，日本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但是日本经济总体上看是处于恢复状态，如果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或是国内政策应对不当，日本经济仍有再度陷入通缩的可能。
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自2002年世界经济开始重新加速增长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IMF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8.2%。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8.3%和7.3%；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东盟4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4小龙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4.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6.3%。该地区的石油出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该地区经济发展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地区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的地区，预计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4.8%和4.2%。
除外部环境的改善之外，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政策所作的相应调整。如贸易自由化和灵活的汇率体制、财政及赤字的减少、投资和外贸环境的改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发展措施完善等。但是，持续高油价、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禽流感疫情以及美国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影响。
4、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上升
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转旺，使得初级产品供需关系紧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2002年开始从谷底回升，2004年二季度开始，增势曾出现减缓，但是2006年继续大幅度回升。与2005年同期相比，2006年一至三季度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6.8%、26.2%和29.1%。其中以金属和矿产品的价格增长幅度最大，2006年一至三季度，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8.4%、57.7%和62.4%。相对比较，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升缓慢，但也接近了1995和1996年的前期高点。
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一些主要商品的供应趋紧而需求大幅增长。例如，由于金属矿石产品的开发受到资源储量、资金、设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金属矿石的供应大大滞后于价格的变化。而亚洲，特别是中国2003年以来对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钢材和一些石化产品等需求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政治形势、局部动乱、罢工、生产事故等一些临时性突发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以及对市场供应心理预期等，减少或中断的担心，更加剧了市场炒作气氛。
2006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延续了2003年以来持续攀升的态势。国际油价高开高走，在4月份大幅飙升，一举突破每桶70.75美元两个关口，此后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
关键词:巢湖流域;近代交通;经济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28-02
巢湖流域大体包括合肥、庐江、舒城、无为、巢县、含山以及和县等,自古水陆驿道发达,为兵家必争之地和江淮间物资交流、客商聚集的重要通道。近代水陆交通网络形成后,区域交通优势和军事地位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一、近代水陆交通的发展
巢湖流域自古水路交通发达。以巢湖为中心的庞大水系,上承淮河,下达长江,尤其是巢湖旧有“港汊三百六十纳诸水”之说,水上货物运输素以民间木帆船为主。1898年,安徽第一家民营小轮公司成立,租用洋商小轮三艘,航行于芜湖与庐州一带,是为巢湖流域近代水路运输的滥觞。该公司于1905年更名为华商森记小轮公司,经营巢湖、合肥等地季节性航线。之后,芜湖顺丰小轮公司、芜湖普安公司、芜湖原丰小轮公司、芜湖航路公司等相继开办通往庐州航线。这种以经营轮船运输为特征的近代公司的出现,无疑对落后的木帆船运输产生了巨大冲击。从此,通过沿湖裕溪河等通航河道,巢湖流域上与省会城市合肥等城镇相连,下经裕溪河达长江沟通鄂、赣、苏、沪、浙等省市,构勒出一个四通八达的复杂完整的水上运输网络。
陆路方面,远在春秋时期巢湖流域已有南北通道。明代重要驿站巢县至庐州府官道是各府、州、县公役来往和商贩行人的必经之路,“路当孔道”、“轮蹄骚动” [1]。清末,陆路运输主要依托原有官修驿道,运输方式仍以人力挑运、牲畜驮运、独轮车推运为主。直至民国时期,陆路交通真正发展起来。尤其“一二八”事变后,为阻止日本从东南沿海进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大量加修公路。基于此,合(肥)芜(湖)公路于1930年开始修建,成为沟通安徽省南北交通干道之一。此外,在原中华民国政府规划的京(南京)陕(陕西)国道线上修建了柘(皋)乌(江)公路,与江苏省公路相接 [2]。
与此同时,为解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铁路而造成的长江流域“煤荒”问题,以及应20世纪30年代“交通剿共”政策并试图加强对苏浙皖开发建设,以保证战争之需,国民政府亦积极地构筑以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络。由此,贯通江淮的淮南铁路于1934年开始动工兴建,并经全面勘测后,最终选定巢湖流域内经撮镇、炀河、中焊、龟山口的线路 [3]。淮南铁路建成后,淮煤即日可抵裕溪口码头,“转循长江水运以济上下游各埠之需” [4],一定程度解决了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至此,巢湖流域往昔唯有“巢湖川形百道开”的传统运输格局最终为水运、公路和铁路相结合的立体式近代交通运输体制所打破,从而大大缩短了与滨江通商港埠间的物流距离,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近代交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
近代巢湖流域水陆交通的发展,使原有比较狭隘的区域市场得以拓展,沿海工业化气息逐渐渗透于沿线地区,巢湖流域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迈进。
1.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巢湖流域为盛产粮食之地,明代始有大量米粮输往江南等地,清代,仍然是江南的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然而,粮食毕竟是大宗重要物资,长途贩运存在诸多不便,限于传统交通运输条件,商品化程度一直较低。清末,随着近代航运和公路、铁路的发展,沿线城镇商品经济范围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渐提高。在巢湖流域近代初期的粮食贸易中,轮船运输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据1919年调查显示,合肥、舒城二县的米粮经巢湖沿裕溪河入江抵芜湖;巢县、含山、无为三县的米粮直接经裕溪河入江抵芜湖;庐江县则可通过泥汊河入江抵芜湖,也可经桐城孔城镇一线入江运往芜湖;和州溯江而上运往芜湖。各地运来的米粮在芜湖集结后,再装船沿江东下运往无锡、南通、广州、汕头、烟台、宁波、上海等地 [5] 。淮南铁路通车后,农产品商品流通的渠道得到扩展,形成了以大米为主与江南交流互动的格局。
2.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巢湖流域传统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民国初年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如此,近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部分缓解了兴办工业面临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困难,作为巢湖流域原有工业支柱的织布业、碾米业继续兴旺发展。1934年,安徽全省42县产布,年产土布共200余万匹,其中合肥90余万匹,舒城10余万匹。同年,安徽全省共4县共有13个动力碾米工厂,其中巢县3个,舒城2个,含山3个 [6] ,大大超过了以往发展水平。同时,原来没有的电气业、制皂业、印刷业、卷烟业等相继出现。仅电气业开办的主要新式工厂有:1934年,舒城创办1家公营电灯厂和3家民营电厂,合肥创办1家电灯厂和1家民营电厂,无为和含山各创办1家民营电厂 [6]; 1936年巢县创办的万丰米厂则拥有英产48匹柴油机和12千瓦发电机各1台,白天加工大米,夜晚发电照明 [2] 。这些具备动力装置的电气工厂的创办,标志着巢湖流域工业开始带有近代化色彩。当然,此时工业化尚处起步阶段。随着抗战爆发,交通运输线时常被切断,工业生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矿业发展方面,新式交通出现之前,巢湖流域各类矿产未能有效开采利用。之后,尤其淮南铁路的开通大大刺激了矿产的开发,沿线矿业随之兴起。据统计:1934年,巢县、含山分别有煤矿2区1 137.55亩、2区23 631亩 [6] ;1940年,巢县有9处已采煤矿,含山2处已采煤矿,无为1处已采明矾矿,庐江3处已采明矾矿 [7] 。至1943年,庐江明矾矿月产量达5万余石,与浙江平阳同列为当时全国最著称的两大产明矾区之一。
3.商业贸易的繁荣。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巢湖流域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巢县柘皋镇自古享有“不夜城”之誉,含山县运漕镇素有“小芜湖”之称。然而“商品交易量和交通运输条件、商品流动的辐射半径与交通网络的半径都是成正比的” [8],受传统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直到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商业流通仍以区域内贸易为主。近代水陆交通发展则促使巢湖流域商业市场的规模、容量、集散作用增强。民国时期,三河镇已有米行130多家,大米年外运量达4亿斤以上,有“装不完的三河”之说。合肥在抗战前城内约有商家900户。商业贸易活跃,商品货币大量流通,近代金融管理机构相伴而生。1905年,合肥布业率先成立布业公所,不久成立商会,负责催征税费 [9]。发展较为突出的当数巢县,1941年柘皋镇官商合办银行,发行股票,政府投资一半,工商业者认购一半 [2]。这意味着近现代意义的金融资本初步形成,可谓巢湖流域近代商业繁荣的显著标志。
三、交通与经济的艰难互动
不可否认,近代水陆交通网络形成后,巢湖流域经济获得一定发展,遗憾的是,纵横捭阖的近代社会政局却无法提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尤其频繁的战争迅速无情地吞噬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太平军与清兵作战时,视巢湖流域为粮运要道,驻重兵扼守,1853年10月从巢县获稻米16万石,进而沿河西上,越巢湖入柘皋河,赴柘皋装粮食,运回天京,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饱受摧残,呈现“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10] 的凄凉景象。1938年日军攻陷巢县,居民纷纷离城避难,进一步打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各地商人恐因战火受损,从业者寥寥,商品流通市场急剧萎缩,整个区域经济生产能力总和极其有限,公路、铁路正常运营时的货源也主要以稻米和煤矿产品为大宗,相对单一。
近代巢湖流域多次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迁徙,江河不治,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对于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甚为不利。太平天国运动后,尤其庐江县“自经兵燹,十室九空,田归富户” [11],所幸客籍农民迁入垦荒,为经济开发填充了劳动力,使区域经济并未彻底崩溃。另外,自然灾难接连不断,1931年长江为四十年最大洪水,受灾面积广,时间长,损失大,实为百年未见;1934年特大旱灾,沟塘干涸,田地龟裂,禾苗枯死 [2], 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遭受重创。
就交通本身发展而言,巢湖流域近代交通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合芜公路巢县至裕溪口段的路基于1935年改筑为淮南铁路的一段,直至抗战以后,经整修重新做公路使用。1937年冬,国民政府将柘乌公路全线路基毁坏,企图阻止日军入侵东南地区,抗战后勉强通车。而日军于1944年将淮南铁路合肥至裕溪口段枕木拆除,加修西线,致使巢湖流域境内铁路完全中断。“流域内部的交通网络既是流域诸网络系统的中枢,也是其经济地域布局的主要经济轴带” [12],近代交通无法正常发挥运输功能,由交通发展而带动的巢湖流域经济兴起归于昙花一现,更无力引导区域经济迅速步入现代经济的运行轨道。其间经验令人汲取:交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待于时间催化,区域经济发展当赖于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巢湖市居巢区地方志办公室.(康熙)巢县志(卷九)[M].合肥:黄山书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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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华民国29年度)[K].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1941:61-65.
[8]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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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61.
一、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在回顾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