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赋形思维；构成思维；描写；焦点觉知；附带觉知
一、对传统“描写”定义的批判
（一）只有表层的写作路径思维，没有赋形思维的控制
现作学中，“描写”的定义为：把描写对象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实态具体地、逼真地描摹、刻画出来，展现给读者的一种表达方式。可是，复杂缤纷的人、事、景、物，不可能都成为文章行文的描写对象，怎样判断、选择描写对象组织成文？这需要我们以写作的主题为标准进行筛选，能突出、渲染主题的对象才能入选为描写的目标。
因此，描写就是要选择那些能够渲染主题、有助于主题清晰化的事物进行描画，这种思维操作技术，就是赋形思维。但是，现行的“描写”定义缺少了描写的关键思维过程――赋形思维。它只点明了描写所需运用的路径思维――“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文字，对人、事、景物进行具体描绘和刻画”，却没有阐述如何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文字”对所选对象进行描写，即路径思维的实践过程。因而，现有的“描写”定义，不仅缺失赋形思维的控制，其点到的路径思维也是表层的、缺乏具体操作程序的空洞表述。
（二）只有描写的“焦点觉知”、“焦点意识”，没有“附带觉知”、“附带意识”
波兰尼将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觉知分为两种：“焦点觉知”与“附带觉知”。“焦点觉知”是指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对认识对象整体的觉知，是一种对目标最后落实的操作完成状态；“附带觉知”是指构成对象整体的细节虽并非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所在，但仍能被我们所觉察。附带觉知是一种前提、条件、导引，是一种选择、把关、控制，是一种“未完成状态”的决定性力量。
波兰尼指出，在人的每个现实的觉察认知里，这两种觉察因素是同时存在的。例如：在讲话或者写作的时候，其“焦点觉知”、“目标觉知”是文本形式的形成；而“附带觉知”则是材料、词语的理解、选择与结构以及思维如何展开而形成有序的意义体系，是讲话和写作行为的前提条件、途径和手段，也是表达行为是否成功的关键。
然而，现作学的“描写”定义中，只说明了描写的“焦点觉知”――文本形式的形成――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文字，对人、事、景物的空间和状态进行具体描绘和刻画。而对于描写的控制、选择和实践的思维机制――怎样选择事物；对所选的描写对象是否贴切，是否可以很好的表现描写主题等问题的思考；材料的展开顺序、组织结构等描写之“附带觉知”的问题，却并未揭示出来，因此这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有效的描写理论。
（三）传统写作学中“描写”定义的后果
现作学对“描写”定义的阐释中，只有表层的路径思维而缺少赋形思维的控制，只有“焦点意识”而没有“附带意识”。这将会导致人们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出现：不知道如何选择描写对象（要对哪些事物进行描写）；也不知道怎样对描写对象进行控制、展开与组织。这就往往使得描写成了是自然主义的“录像”，而不是艺术化（有所选择、组织）的经过剪接、加工的“电影”。
二、象形字的描写思维规律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字以线条描画事物外形轮廓结构、表达字义的方法就是描写的表达方式。然而，许慎却没能道出象形造字背后的思维原理：象形字究竟是如何象形的？换言之，许慎的象形定义中只有“焦点意识”――“画成其物”和表层的“附带意识”――“随体诘诎”，缺乏明确的“附带意识”：选择事物外形轮廓中的哪些部位作为描写元素进行描写――如何判断、选择所要描写的部位（赋形思维）？怎样结构、组织所选的各个描写元素（路径思维）？这些象形字描写的选择与组织的问题，是“附带觉知”要解决的问题。
象形造字首先建立在对事物的构成性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成果上：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古人渐渐形成了统观论的思想，有了集合性的概念，能抓住各类事物的表面特征与内在本质，从而能对世间万物进行分门别类，也能对种类内部各个事物的结构、构成元素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剖析。
在对各类事物外形组织结构熟悉的基础上，象形造字才能抓住事物各自的典型外形特征为“字眼”、描写的主题，选择事物（或借助事物周围的其他事物）外形轮廓中能代表或渲染主题的部分进行描画、赋形、结构字形。无论是对事物能表现自身特征的各部位的描写，还是借助周围环境的衬托对主体事物进行渲染，象形字每个部位的每一笔描画，都是一种赋形思维的途径：对事物轮廓特征的层层渲染，对字义主题（事物典型特征）的重复性、清晰化赋形。在对所选的各个描写元素进行描写的过程中，事物的典型特征被不断地重复、强化，其物形、字义也就愈发突出、清晰、明朗。同时，不同特征的象形字之间又形成鲜明的比较、对照，在相反、相对的事物的反衬中，各自之间形成很好的区分。重复与对比两种赋形思维双管齐下，从不同角度对物体形象进行强化，二者运用的越多，事物的外形越形象、生动，字义信息越鲜明、清晰。例如：“犬”（甲骨文、金文、小篆）字，描写了犬类瘦腹、尾巴上翘的典型外形特征的同时，又对头、耳、四肢等其他身体部位的外形轮廓进行描写、赋形。由此一来，“犬”字不仅主题特征突出，而且，在其他部位的层层渲染下，其形象更加鲜明，字义就不言而喻了。同时，“犬”又同“马”（小篆）、“象”（甲骨文、金文、小篆）、“鹿”（甲骨文、金文、小篆）、“豕”（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四蹄哺乳类的其他动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好的突出各自的典型特征。
由此可见，象形造字是赋形思维控制下的构成思维操作：利用重复与对比的思维操作模型，在字形的组织、结构中，将事物的典型类别特征充分具体化、渲染化、造势化、清晰化。
三、解决的办法、出路
象形字的描写思维与技法，对于解决传统写作学描写定义的局限，提供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一）在路径思维的基础上建立赋形思维的认识
赋形思维是描写行为的起点，也是描写行为的最终目标和理想，但它缺乏方向感、操作性，是一种空间性的写作思维状态，而不是时间性、逻辑性、程序化的写作思维状态。因此，要对描写的赋形思维达到操作性的境界，就需要结合路径思维――描写行为的具体实践途径――分析与综合。整个描写行为的过程是：
首先，确定描写对象：用赋形思维选择、确定可以渲染描写主题、立意的人、事、景、物作为描写对象。然后，用路径思维确定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对所选对象进行描写、组织与结构成文：可以采用因果思维的分析与综合、构成思维的分析与综合、过程思维的分析与综合、程度思维的分析与综合等方法来实现对所选对象的具体描写过程。以赋形思维引导路径思维，以路径思维实践赋形思维，二者有机结合有利于顺利而成功地实现描写过程。
（二）在“焦点觉知”、“焦点意识”的基础上，建立“附带觉知”、“附带意识”
在描写的写作行为中，创生描写的言语形式进行表意的意识，是“焦点觉知”。按描写的话题、主题进行材料与语言的选择与组织，将描写的主题具体化、修辞化、赋形化的意识，是“附带觉知”、“附带意识”。后者是实现描写行为的前提条件与关键所在。
可见，描写的写作行为的本质是一种选择化、组织化与秩序化的过程。选择和组织的依据、思维操作模型（赋形思维、路径思维）就成为附带性知识本身。描写选择的本质就是要把符号体系的外延中那些非“事物或行动的固定场境所固有的”意义的材料、语言符号排除出去；把那些能够表现“事物或行动的固定场境所固有的”意义的材料、语言符号选择保留下来，从而组成文章结构。
故波兰尼说：“说话就是创造符号、观察其贴切性并解释其种种可选的关系。虽然动物也具有这三种官能，但是它却不能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不止是“说话”，所有的写作行为（包括描写）都是如此。“创造符号”就是为了表达主题，而创生语词、句子、结构、话语等语言形式“符号”，这是写作的“焦点觉知”、“焦点意识”。“观察其贴切性”就是考察、理解、评价、判断“语词、句子、结构、话语”的表达意义的“贴切性”（即“赋形思维”），是一种“附带觉知”、“附带意识”。而“解释其种种可选的关系”，也是说话、写作的一种依据主题、意义对语词、材料、结构的选择问题（即“赋形思维”），这也是一种“附带觉知”、“附带意识”。这些“附带意识”都进行完毕，句子、段落、篇章的组织才能生成，焦点目标――话语语篇、文本得以实现。描写作为写作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现过程也是经过“附带觉知”下的选择、判断与组织（即“赋形思维”）之后，才能最终实现“焦点觉知”的文本呈现形式。
因此，围绕描写主题，在“焦点觉知”、“焦点意识”的基础上，建立“附带觉知”、“附带意识”的技能意识（即：赋形思维控制下的路径思维的立体性思维结构和状态），将二者紧密结合，才是具体的、可操作的描写写作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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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白鹤.默会维度上认识理想的重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形象思维 课堂教学 教学策略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学生的形象思维是最具有个性和神采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形象思维？如何渗透数形结合思想？笔者对当下有关形象思维的课堂教学进行追问，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和课堂实践进行了思考。
一、形象思维的定义
形象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对于形象思维的定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提法。如徐国森认为：“数学中的形象思维是凭借各种形象来思考、表述和展开数学问题的思维活动。”王子兴认为：“所谓形象思维，简单地f，就是人脑凭借形象进行的思维。”席高文认为：“所谓形象思维，它是指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通过直观形象进行思考活动的一种思维形式。”不同提法之间的共同之处是，都指出形象思维是人脑借助直观、形象进行思维的思维过程。
二、形象思维在课堂教学中的优势
当前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学生，“以学生为核心”无疑是当下教改最核心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有些教师在数学课堂上对学生形象思维的使用却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
有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形象思维越多越好，越奇越好，认为每种不同的形象思维都代表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广阔性，任由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信马由缰地驰骋，甚至作为自己教学特色的标榜。这样的课堂看似热热闹闹，实则缺乏教师的引导和提炼；看似学生是主角，实则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看似尊重了学生的课堂地位，实则变成了课堂教学的“旁观者”与“欣赏者”。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关键词]汉字构形；具象性；辩证性；模糊性
汉字是自源性文字，它的形成和组合形式都和汉民族先民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生活习俗等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汉字产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明显带有当时社会文化的种种痕迹，其形体构造及表义形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汉民族的先人依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直觉感受去体察事理，由直接感受而悟出某种人生哲理，“这种直接把握人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的认识论，也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P53)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汉字的构形和性质以及汉字的应用和发展，早期的古汉字在形体构造和表义形式上，留下了远古社会的种种痕迹，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心态与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以古文字为对象，探讨传统思维方法对汉字构形表义形式的影响，探讨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汉字的独特的个性特征。
一、汉字构形的具象性
《说文解字·叙》谈到文字的起源时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早期的汉字，依赖于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对象，经抽象思维、多维联想而产生的，以“依类象形”的方法表现出来，是当时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体现。这种直接的取象表义方式，决定了汉字的本质特征就是象形；以具象示义成为汉字的个性特征。现有的甲骨文资料以及《说文解字》的字形分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从汉字构形来说，最早的造字法和构造类型是象形字，其他的造字法都是以象形字为构字部件组合而成，象形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和根本。象形字的本质是象形，是以具体的形象表达语义，具象性成为其突出的特征。象形字所表现的是具有突出的整体轮廓或形状特征的事物形象，是以具象的视觉效果和联想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展示它所表达的意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大多为名词，表现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等诸多事物；表现人的各种形态和身体部位。这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具体形象，是人类感性认识的视觉符号化的形象描绘，是将直观的感性特征，经过抽象、概括的思维组合后的固化形象。而这种固化形象必定融入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融入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如：甲骨文的“山”、“水”二字为独体象形字。“山”字之形由高耸的主峰和两边稍矮的侧峰构成，“水”字之形由中间的水流和两边飞溅的水花构成，形态逼真，能产生“见形而知义”的共识效果。这些字体形象，当然是先民们将直觉感受抽象、概括出的固化形象，是自然之象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觉形象，是语词义与人的记忆中所存留的感性印象相联接而产生的意识形象，这种意识形象就是意中之象。用文字来表现这些形象时，在于对整体形象的把握，突出其特征，强调视觉效果。这种具象的形成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归类概括出的表义形象，而汉字的表义功能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形象来实现的，因此，具象性成为汉字构形表义的个性特征。
汉字的具象性也表现在合体字的构字形象中。随着汉字的发展，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合体字成为汉字构形的主体，此时的象形字成为合体字的构字部件，由于象形字以具象示义的功能与它作为构造部件的作用共同进入合体字中，从而形成了整个汉字体系独特的以具象示义功能和形式。我们以“杲”、“杳”为例，分析其形体特征：日在上为“杲”，表示阳光明亮的意思；日在下为“杳”，表示天色昏暗不明的意思；这些合体字构字部件的数量、位置不同，但都以整体的直观形象示义。这种构形表义的思维方式正反映了汉字构形的具象性以及具象的时代性。
以具象示义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汉字的形体构造，也影响着整个汉字体系的发展变化。甲骨文中假借字占70%以上，假借是在象形字之后出现的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也是世界上所有早期象形字发展的方向。汉字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因为假借字直接借形标音，偏离了汉字以具象示义的轨道，因此， 在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下，又为假借字增加象形字作为构造部件而重新组合，形成了既表义又表音的形声字，汉字以具象示义的特征得以保留。正如前人所言：“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其偏旁所含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P69)这种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正反映了汉字体系以具象示义的独特的功能和表义形式。
二、汉字构形的辩证性
我国古代哲学从《周易》起，就有了素朴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萌芽，提出了一系列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如阴阳、刚柔、动静、屈伸、进退、大小、内外、损益、盈虚等等(P55)这种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渗入汉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认识、表达等诸多方面。作为汉民族文化元素之一的汉字，从它的字形特征和形声字的构造方法等方面也体现出了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说到方块汉字字体组合，首先想到的是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等，再具体一些就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声下形、上形下声等。每个汉字构字部件不同，部件数量不同，但整体结构都讲究整齐对称。这种讲究整齐对称的辩证思维观，不仅表现在汉字形体的外在形式上，在构形表义中也是常见的。如“从”、“比”、“北”三字，均由两个“人”字作构字部件组合而成，或相从，或并列，或相背，以整齐对称的视觉效果表达语义。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关键词：油画风格；意蕴表达；思维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一幅油画，总是画家在不同的艺术态度、艺术观念驱使下，通过画家的选取、创造和组织，把意向物化成具体意象展现出来，画家们致力于建立“心理同构”和“移情”的隧道，以致绘画图式“所指”能与欣赏者有效交流，从而传达出审美情感、审美趣味、艺术观念等。绘画作品背后必然存在画家意蕴表达的思维。画家必然面临对“画什么”和“怎么画”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画”问题的思考。
一、西方油画历史回望
1、传统艺术油画
希腊艺术极力崇尚并力图达到柏拉图所说的理式世界。希腊培育了西方人的崇尚健美的“体观念”。因此，古希腊艺术在创造崇高性的时候总是被自然的客观世界所诱惑，总是，分别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意念，即“自然属性的客观化”与“理念精神的超凡化”。人类群体的共享精神是通过规范化的外在客观形态的特征得到体现，在造型艺术中，把具有特殊化的因素规范化，按严格比例创造艺术品，实质上是通过外在的具体形式，来显示一种征服于一切的崇高精神。这个模式自然影响文艺复兴绘画及以后。文艺复兴绘画有了坚实的写实主义手法，画中采用具有体积感的人物形象，线性透视和尘世现象并将其发展成为理想的现象世界。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了感性生活，巴罗克艺术将“感性”进一步发挥。巴罗克艺术有形式上的夸张，但有阳刚之气。而罗可可风格的绘画在场景的轻松愉快中显得轻佻，色彩的亮丽柔和，气氛的诗意化，造就了直觉上甜俗的绘画图式。 古典主义用庄重、严肃的质朴反抗罗可可享乐轻松的生活方式，赞美由内在的和谐产生的人性。是一种在整个图画机体内争取纯净与安宁的追求，梦想着建构永恒的美的样式。浪漫主义展示的是感觉的谜团，他们面向上帝、人类、文化、自然充满想象地追问。现实主义（又称写实主义）厌恶浪漫主义者的虚构，主张绘画应该描绘现实生活，反对描绘非现实题材。印象派努力摆脱思想累赘，极力描绘自然真实，对结构和释意以现象学的态度，依靠光色的自律性言说着自己，在光和色中捕捉视觉美感及趣味。
2、现代艺术油画
塞尚，试图在客观自然中找出一些稳定和持久的东西，用色彩和线条来安排自然形态，并且按照色调值来进行色快的安排，建立色彩序列。形体结构上用概括的几何体，同时自觉改变传统透视方式，引发了“绘画自律”说。保罗?高庚在原始民族的民间艺术和远古艺术中找到了有别于欧洲的造型方式。土鲁斯・劳特累克强化造型特征，绘画中的形象滑稽开朗，轮廓线简化、色彩运用形成一种具有表现力的装饰性。凡?高通过“色彩与线条的动态”为绘画增添了新的增强表现力的可能性。野兽派代表马蒂斯传承了法国的审美传统，追求均衡、单纯与安宁的艺术，但形式上他们努力使手段单纯。他们感兴趣的是“结构与色块，寻找最强烈的色彩效果――而素材是无关紧要的。立体主义突出关注的是原理，用分析逻辑处理画面，以冷静的理智构建作品，用平面形体和自由色彩进行图画建筑。借助线条和几何图形把三维空间还原为平面。表现主义是致力于心理、精神乃至社会的分析，致力描绘“事物背后”的生存真相，注重内在情感的抒发，常通过绘画中造型元素、形象、物体、绘制手段等进行诱发、暗喻、象征，传情达意。抽象绘画是排除具象并以非物质形式表现内容的图式。康定斯基用抽象的色彩、线条、形的组合出意象图式；蒙德里安用简化的几何形结构阐释秩序、世界理式。
3、后现代艺术油画
德意志的新表现与新野兽绘画，图式形象有所回归，但他们利用“形象”的手段和目的不同于以前。巴塞利兹试图消除绘画中形象的主题内容，作品中出现倒置的形象，他强调的是绘画过程的改变。康定斯基的绘画倒置是为了发现更加纯化的审美本质，是知觉化的表现，而巴塞利兹则是从非造型因素上获得新的话语形式，是观念性的阐述。吕佩尔兹画面有意传达出“未完成感”。格哈特・里希特追求“中立主义艺术观”。约瑟夫・博依斯主张艺术具有精神性的意义和政治性的行为。A.R彭克用棍状人形与象形文字、控制论符号、涂鸦痕迹进行自我解读和社会学式的评说。伊门多夫用绘画形式进行隐喻式的社会批判。西格马・波尔克用漫不经心式的戏谑态度对待绘画创作，他的绘画随意挪用图案和人物形象，用非自然的色彩，荒诞和崇高的偶然巧合，产生谜语式的无为而有为的新鲜感。基弗关注历史和政治，用近似抽象的历史记忆符号，在材料造迹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或政治的演说。意大利三“C”是指 基亚、库奇、克莱门特。基亚用体积巨大、肥厚的形象探索人与自然的主题。库奇常将人物安置在不可知的宇宙空间中，色彩上强化情绪和表现力的传达，用象征手法揭示人类与自然的搏斗。克莱门特关注“性”的表现，他的艺术致力表现人的被支配地位和脆弱状态。美国新表现主义者施纳贝尔的“盘子画”用事物加入画面，增强画面凹凸感和伤痕情绪；而大卫?萨利善用对立性的关系，使画面的实际内涵产生有机转换，他的绘画大都表现社会的冷漠、荒诞及人间疏离感，画面多并置式拼贴。埃里克・菲舍尔的“性”题材绘画，揭示当代人的沉重的精神负担以及满足人们偷窥的心理。
二、油画历史给予我们关于传情达意思维的启示
从上述油画历史回望中，隐约感到画家利用图像、图式传情达意的思维包括：替代、意象、象征、转换、抽象、造“迹”、类比。
1、“替代”是指画家用图式中的事物代替生活或想象中的事物。主要运用再现性艺术之中，预设了图像之物在认识上等同于视觉经验之物。西方古代绘画就有“模仿说”、“镜子说”。画家尽其所能再现感觉经验，充分表达“物性”。造型手法是写实的，但常常是“类化典型化”。
2、“意象”思维是绘画的本质思维。画家制造陷阱，希望观众看到一种画家已看到的东西。意象思维是在理性概念或抽象思维的调节下进行活动的。阿恩海姆认为：意象可以用于“描绘”事物，而当它描绘的事物在抽象性方面低于这一意象自身时，这种意象就成为这些事物的“绘画”。作为绘画的意象，总是捕捉所描绘物体或事件的某些有关性质，加以突出或解释。意象是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靠近“实在世界”却总是存在“距离感”、“陌生化”，画家们通过变形、换色、制肌理、造境、意象层递、、意象叠加、意象并置等多样手段努力使感觉、理念直觉化，使情感自然流露，致力制造心象交流的中介。“意象”思维存在于浪漫主义油画、表现主义油画、超现实主义油画野兽派油画中。
3、“象征”思维促使画家把一种历史积淀的“共同感知”的图像符号应用于画中，使图像符号产生较明确的意旨。象征是把图象当作符号，注重联想、安置、隐喻，使物象成为一种有待翻译的密码。象征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有一种创造象征的天然趋势，这种趋势反映人类精神的深存特征。艺术象征在信仰和社会风俗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层次的意义是建立人们与崇拜物相联系。
“象征”思维存在于再现性和表现性绘画中。如：古典主义油画、浪漫主义油画、表现主义油画、超现实主义油画。
4、“转换”思维是当代艺术表达的需要。是一种文化策略。当代艺术家常用的思考方式。当代部分画家关注的不是作品中物象的本身的意义，而是将符号化了的媒介魔术般的组合，引发观众对某某问题（文化、概念、体制等）的思考和追问。因此，画家常常有意识地割裂图像与生活的联系，在作品中有意识破坏人们的“前结构”、“前意图”，有意识转换图像的意义。他们的目的就是把回归的真实结构重新解构，以此来换取一种超越于作品结构本身的意义，建构新的历史文化空间，它是一种文化意识行为。他们的意图只是通过解构原作品来重新组合种种文化形态。
5、“抽象”思维是大脑以概念为思维材料的理性思维活动。艺术思维是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辨证统一。抽象思维离不开表象和意象思维，同样，意象思维也离不开理性映象或抽象思维。阿恩海姆认为：“一幅画要比它再现的实际事物抽象，而这种抽象自身又可分成许多不同的层次或等级。抽象乃绘画用以解释所画物体的一种手段”。我认为所有油画艺术作品创作时，画家都存在“不同的层次的”抽象思考。
6、造“迹”思维。此思维承认：迹在象中，象由迹生：迹为象之迹，象为迹之象；象即是迹，迹既是象。造“迹”意识运用于抽象表现主义或抽象绘画中。光、色、点、线、面、体、空间、结构等等在古典艺术中被视为外在的形式和造型手段的东西，逐步自主自立，从外在形式上升为内在形式，从造型手段上升到造型本身，最终走向“纯造型”。媒介物质一步步自主自立，从艺术语言的辅助手段上升为艺术语言本身。这里“重要的是生命与物质材料的对话，思想与现成物品的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最终留下的是注入了生命和思想的物质痕迹。有‘迹’必有‘象’，但那是顺应于迹的象，与造型时顺应于象的迹有质的区别”。由造“迹”思维我们会想到凡高、德枯宁、波洛克、诺尔德的作品，还会想到罗斯科的作品。
7、“类比”思维是具有创造性的画家必备的思维。类比思考是一种纵贯比较，是“家族式”成员中独特性的思考。创作者首先要学会阅读，一个图像符号相当于一个词，一组相关的图像相当于一段文本。一幅画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是什么？它属于什么艺术观念？属于什么流派？它的独特的语言是什么？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如何对待形式美？形式感怎样？如何对待技艺和物质媒介？它的历史文化积淀如何？有无独创性？等等问题，对于立志于创新的画家来说，要有明晰的认识和较强的判断力，在有针对性的反叛和超越中才能产生新图式。虽然我不认同艺术的进化论，但人的认识总是历史的，绘画图式也是历史的产物，是油画家心智和情感在历史中的回荡。“类比”思维也许在其它油画艺术中存在，但“类比”思维运用最强烈的应是“现代艺术”阶段。
三、结语
西方油画漫长历史中有无数种绘画图式，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和文化不同，艺术观念愈来愈丰富多样，艺术态度在改变，更重要的是艺术思维方式在变迁。不可否认，无数的油画图式背后隐含着画家无数种传情达意的图像思维方式。以上诸种思维是本人在解读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油画的基础上的感悟，为了便于小议将其并列标出。实际绘画创作中，画家一定是多种思维并用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学生；数学；逻辑思维；培养
【中图分类号】G633.6
数学教学，是不断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建立各类数学概念体系的过程。而数学概念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则是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比较、分类等各种逻辑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数学知识又大都通过数学概念的联系而表达数学命题的，这些命题的结构形式和论证方法以及相互的研究都属于逻辑学的范畴。
逻辑思维能力，是正确、合理地进行思考的能力。它在能力培养中起到核心的作用，是学习数学理论，运用数学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基本能力。
在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是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发展的阶段。小学阶段，算术学习以具体形象为主要的思维形式。进入初中，就要为从具体形象向逻辑思维形式过渡奠定基础。从初二到高一，则是逻辑思维的培养阶段，但此时还是以学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倾向于经验型逻辑思维。高二到高三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则以已有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属于理论型逻辑思维。在高中阶段，辨证逻辑思维成分在逐渐增加。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时，应该很好地考虑这些阶段的特点。特别要抓住初中一、二年级这个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打好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
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弱表现在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运用能力的强弱上，表现在语言的表达运用和思维开展时每步的依据是否充足上。教师的数学教学，对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应在这方面下功夫、花气力，以求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一、在形成、理解和深化数学概念过程中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概念是数学思维的细胞，没有正确的数学概念，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数学思维，不深化数学概念，就不能发展数学思维。
1.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
数学概念隶属于一般概念，它是人脑反映数学对象（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空间形式和结构关系）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数学概念作为概念，它的形式遵循一般概念形成的规律，然而又将体现出其本身的特殊性，其形成过程可概述为：⑴对数学对象进行感知辨认，在头脑中建立数学映象；⑵通过观察、分析，从各个数学映象中分化出各种属性，通过比较概括成共同属性，使学生形成鲜明的数学表象；⑶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思维活动，抽象出数学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⑷用数学词语表达数学对象。其过程是：
上述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包含了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二阶段为形象思维阶段，第三、四阶段为逻辑思维阶段。从概念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形象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先导，它渗透合在逻辑思维之中，如果没有形象思维的渗入，逻辑思维就不可能很好地展开。
2.数学概念的掌握――理解和深化过程
形成数学概念以后，还须进一步理解和深化概念。使学生形成对概念的掌握，即进入认知过程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是概念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揭露，建立概念体系。这也意味着对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⑴感性认识于理性认识已经结合起来；⑵新概念与原有知识已有机地联系起来；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对于数学概念的掌握，还要求将数学概念加以深化，深化的关键则是运用，数学概念的运用，即看在实践中能否将一般与个别密切联系起来，是一般化与特殊化的思维方法在数学概念中的应用。只有从一般到特殊、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过程中。能将数学概念运用自如，才意味着概念得到了深化。
二、通过数学推理能力的发展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逻辑思维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活动是对所研究的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符合客观规律的本质性认识。因此要发展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着重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要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就要重视数学命题的学习。由于每一个数学命题，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构成的，深入掌握命题的过程，就是逻辑推理能力增长的过程。
逻辑思维对推理的基本要求是：推理要合乎逻辑，也即在进行推理时要合乎推理的形式，遵守推理的规律。因此，必须通过推理思维的训练和推理形式的训练这两个方面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1.推理的每一步都要求有逻辑依据
在数学教学中，对于命题的推论都要有正确的根据。要指导学生，能指出推理的每一步所作依据的定义、公理、定理。在运算时，要自觉意识到运算的每一步都是根据相应公式法则（包括运算律）来进行。如果是作图，则要让学生清楚地认清是根据哪一项基本作图法来实施。
2.作关于联想思维方法的训练
推理过程的思维活动，要进行频繁的联想，通过联想“穿针引线”接通思路。应做一些便于作纵向和横向联想的练习，以便在联想的实践中学会联想。
3.作关于分类思维方法的训练
数学对象一般都包含多个侧面，如果只从对象本身所直接显露的一面来进行推证，则易出现以偏概全的形象，以致产生遗漏等情况。因此，在推理进行前，必须对推理的对象进行全面、周密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成若干种情况去考查，然后逐一进行论证，这就需要使用分类这种思维方法加以操作。注重于进行分类思维方法的训练，有助于周密的思考和合理的推理，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4.通过反例剖析，纠正逻辑性错误
在中学教材和一些参考资料中，都有一些反例剖析的例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重视，指导学生练习，以加深自己对逻辑性错误的印象，提高逻辑推理时的警觉。
最有效是推理形式的训练是加强三段论法的运用。这种训练以在几何学习中进行为主，但在代数、三角学习中应该加以必要的注意。
三、通过数学语言的训练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1.数学语言与数学逻辑思维的关系
⑴数学逻辑思维是借助数学语言来实现的。如在研究有关几何图形的性质或解决有关问题时，可以画一个草图，也可以不作出图形，而凭借数学语言来思考。只有通过数学语言这种物质形式（说出的、听到的、或看见的词的信号），才能把所研究的数学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和它们之间规律性的联系固定下来，从而有可能进行抽象、概括等逻辑思维活动。⑵数学语言不能脱离数学思维而存在。由于数学语言本身的意义就是通过数学思维――逻辑思维是其中核心而获得的，数学语言必须要和数学思维联系起来，才能有其数学的内涵，才能表达出数学思维所进行的活动。如果失去了数学思维所概括出来的数学特征，那它就不成为其数学语言了。因此，提高数学语言的运用能力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2.注意提高运用数学语言的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语病”是由于对数学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薄弱所导致的思维的混乱。如：
①x2、a-2颉√x-1都是正数（实际应为非负数）；②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应为“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不能漏去“任意”两字）；③同位角、内错角相等（缺少了前提，漏了“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这一状语成分）；④大角对大边，小角对小边（缺少“同一三角形”这一状语成分）。再如，关于“同类项”的定义：“所含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分别相同的项，叫做同类项”。有的同学对条件中的“字母相同”不明确，以为只要有一个字母相同即可，以致出现3ax+5bx=8abx这类错误。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由于对数学语言理解和运用上的薄弱导致了思维上的混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数学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
1.要指导学生搞清楚数学语言的字义词意
在数学语言中，每一个字、词都有着确切的意义，要准确地理解这些字、词，就需要“咬文嚼字”（尤其是初中），如“x比y大a”，这是表示两数之差，这个“比”是个连接词，而“x与y的比是a”，则表示两数之商，这里的“比”是个名词，同一个“比”字就有不同的含义；“增加了”，后面的数是净增数，不包括原数，而“增加到”，后面的数是净增数与原数的和，要能准确地把握“了”和“到”的不同意义。
数学语言中的词比较隐蔽，但起的都是关键作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如“a与b的绝对值的和”与“a与b两数的绝对值的和”，两者虽只有“两数”二字之差别，但意义是不同的，前者表示的是“a+b颉保后者则是表示“a+b颉薄5不少同学却误以为“两数”这二字是可有可无的，因而两者列出的却是同一个式子。有的同学对于字在语言中的顺序毫不在意，如“不都”与“都不”他们以为是同一个词意。其实“不都”是对“都”的否定，一般有多种情况。而“都不”仅有一种情况。
2.要指导学生用数学语言精确地表述命题
正确理解和运用数学语言能力的强弱表现之一，是用数学语言精确地叙述数学命题，为此，要指导学生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做针对性的练习。
在理解数学命题时，要对命题的字、词逐词逐字细细推敲。例如，在学习“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这一定理时，注意不能把“两组”当作“两条”；不要以为“对”字可有可无；也要注意“分别”这一关键词的重要作用。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指导学生学习时，可以通过变换教学语言中的字、词，展开比较、分析、思维操作，找出哪些字、词作了变动，对于表达命题的意义有何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并要求学生举出例子加以说明，就能加深对关键词、字所起作用意义的理解。
对于比较复杂的数学语言，可以采用“分解”的方法来学习。如对方程的同解原理2：“方程两边都乘以（或除以）不等于零的同一数，所得的方程是同解方程”。有的同学很难全面加以理解和掌握，为此，可把同解原理2“分解”为“方程两边都乘以（或除以）”、“不等于零的同一个数”、“所得的方程与原方程是同解方程”。抓住“都”、“同”这两个关键词来学习。
3.采用简易的数学语言进行“变式”，逐步提高对数学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
数学语言本身抽象程度上也存在着层次之分，首先可用浅层次、简明易懂的数学语言，由浅入深地逐步提高数学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例如，关于异面直线所采用的定义，下面的三种表述就是由浅入深的：
A既不平行又不相交的两条直线，称为异面直线。
B不同在任何平面的直线称为异面直线。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就是面对现实，对思想中解放台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事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事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事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事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事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事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事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