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推进小微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将其作为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小微企业财政支持体系、融资担保体系和辅助服务体系，使小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崔庆梅（2014）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建议。胡逢源（2015）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促使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财政部财科所（2015）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层面对全面完善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提出了建议。但是，我国农业小微企业由于起点低、基础差，财政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在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存在很多难题，特别是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市场失灵以及政策层面缺乏针对性扶持，给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因此，政府有必要针对农业小微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功能问题分析
由于财政政策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要求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社会再分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功能指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等资源运作规则，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合理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达到最佳的公共利益。市场必须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并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反映出来，很难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市场内生缺陷也会影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难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佳的配置效率。财政经济稳定职能是指根据实际经济状况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来协调和保证经济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经济中，市场自发调节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波动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一定影响，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再分配职能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税收来调整收入分配。由于市场存在外在缺陷，即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职能。
（二）基于国家财政政策功能视角的理论依据分析
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经济稳定、社会再分配三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资源配置方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常常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垄断又会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农业小微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大企业竞争过程中常处于不平等和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信息的披露与获取制度不完善，也是农业小微企业的明显特点，因此农业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信用评级较低，融资能力明显低于大企业。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在遵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需求来高效合理地配置资源，维护市场公平与效率。经济稳定方面：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小微企业提供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消费品，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因此，熨平经济波动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进行支持和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容易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或加大对低收入者直接财政支出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和工具
1.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国家财政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政府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措施。”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依据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时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成扩张性、中性、紧缩性财政政策；另外一种分类是按照其对国家宏观经济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划分成自动稳定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时，政府会根据不同的供求情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否则政府会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小财政支出，从而使供求处于平衡状态。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来发挥财政政策内在的调节功能，对经济变动情况快速自发的做出反应，无需依靠外力。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相反，相机抉择可根据功能不同细分为汲水性和补偿性财政政策，需要依靠外力的帮助才能调节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采用汲水性财政，是在经济本身具有自发恢复力前提下，通过公共投资诱导经济景气复苏，吸引民间投资的缺期财政政策。当需要对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反向调节时，常采用补偿性政策来稳定经济波动。经济过热膨胀时，政府增收减支；经济萧条紧缩时，政府减收增支。在实际应用中，政府通过考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习俗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经济因素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实现财政政策的三大功能的经济手段，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失业现象、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习俗因素主要是指本国的特有的自然习俗情况。
2.国家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相应功能和目标的实现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财政政策主要包括预算、政府购买、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府发行的国债等。预算是最基本的财政政策手段。预算通过直接和间接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数量，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以及市场的供给、产业结构，使预算支出倾向社会公平领域，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最终实现对资源配置、稳定发展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政府购买是政府作为购买方和支付者，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了社会需求。当财政资金以无偿的形式进行单向支付时，称之为财政转移支付。其作用在于：一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在经济蓬勃发展时，为了缓解消费需求膨胀的压力，减少财政支出；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为了刺激消费需求，增加财政支出。二是调节收入再分配。政府将税收收入无偿转移给收入较低的入，来缩小国民收入的差距。三是以间接的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当需要增加产量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差额来间接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当需要刺激对某种产品的社会总需求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消费者来减少消费者的实际支出。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它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和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实现资金从私人部门流入到政府部门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变动征税对象、税率来调节总供求的平衡关系，间接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对现存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债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所发行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政府通过设置不同的公债数量、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并且将其在市场上发售来获取资金，以此来改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数量；公债资金的运用，是政府将集中起来的公债收入，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实际对财政工具进行选择时，需要具体考虑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承受的压力等相关因素，根据预期实现的目标来选择最合适的某种财政工具或者财政工具系列组合。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选择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财政收支结构的方式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起支持作用。财政支出政策包括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优惠贷款政策在国外比较常见，是政府专门为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制定的政策，表现为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或专项贷款来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是指国家为了扶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补贴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主要对符合以下两种情况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一种补贴情况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使农业小微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融资收入，保障农业小微企业的长期发展。例如为了鼓励农业小微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来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水平。还有一种补贴情况是补贴农业小微企业贷款利息与市场平均贷款利息的差额部分，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的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息，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压力。除了上述列举的财政支出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财政收入政策来改变农业小微企业的征税科目和税率，调整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结构，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包括以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调整税率，降低应纳税额，从而实现对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涉及到的具体税目可以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小微企业的负担。第二种方式是延长缴款期限。这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讲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金额并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收款时间，等同于政府向农业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给予了农业小微企业更宽松的还款期限，缓解了农业小微企业的经济负担，而对政府来说则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收入。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对农业小微企业的某些应税项目进行税收减免，从最基本的源头上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金，例如符合相关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具有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权等。第四种方式是通过税收返还、出口退税等政策间接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额，目的是为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增强农业小微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为鼓励农业小微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对农业小微企业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进行退税处理。第五种方式是通过加速折旧来延迟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当期折旧费用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相当于政府提供给农业小微企业一笔短期的无息贷款，企业获得了延迟纳税的机会。除以上列出的财政对农业小微企业支持的方式外，还存在其它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方式。例如，通过清理政府收费中不合理的收费，减轻农业小微企业收费负担，从而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坚持把“三农”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不断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针对前几年粮食连续减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突出问题，时隔18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再次下发了专门针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效的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包括：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切实减轻农民税收负担、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范围、制定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切实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等等。可以说，今年是各项支农政策力度最大的一年。
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为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一大亮点。一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播种面积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势头，总产量超过4.55亿吨的预期目标。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拉动以及有利天气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主要粮食品种全面增产、季季增产、绝大部分地区都增产的好形势。二是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超过6％，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加最多、增幅最高的一年。农业收入成为今年农民增收的最大亮点，估计可超过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量；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继续增长，政策性增收因素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往年。三是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标准化程度继续提高，畜牧水产业平稳增长，乡镇企业稳定发展。四是农村改革迈出新步伐。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扩大。五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坚持把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和加强的重要领域，全年农业和农村投入总量继续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村“六小工程”等直接关系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投入增加，农民享有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体制性制约因素还没有根本消除农村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
在看到农村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一些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体制性问题仍没有解决，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一是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耕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将长期制约农业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特别是由于近年耕地面积减少和质量下降的趋势没有彻底扭转，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脆弱，农业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提高和稳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难度很大。二是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虽然今年粮食增产较多，但促进增产的很多因素都是短期的、外部的，促进粮食再增产的因素如扩大面积空间、提高单产空间、价格上涨空间和政策支持空间等，明年都受到限制，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没有明显增强，明年的气候条件也还有不确定性，明后年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依然很大。粮食出不出问题，明年是关键的一年。三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体制并没有消除。虽然今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种粮比较效益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民就业不充分等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依然存在，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不统一，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继续扩大，严重制约农民增收。这些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将长期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促进明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个主要任务，进一步加大国家对“三农”的支持保护力度，完善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努力实现粮食持续增产、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稳定和完善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采取的重大措施。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明年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农力度，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改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收回，对农民的支持要逐步加强，逐步将农村政策制度化、规范化。继续对主产区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稳定农民种粮收入预期。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补贴规模，完善补贴方式，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实施范围。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尽快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开展免征农业税试点工作，尽快取消农业税。与此同时，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做好农资供应工作，切实加强农资监管，稳定农资价格，稳定农业生产成本。
――努力保持农业特别是粮食持续增产的好势头。明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把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是发展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之举，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保障，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把建立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与促进明年丰收的有效措施结合起来，保护和调动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严格保护农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确保全国现有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降。努力培肥地力，提高耕地质量，稳定并努力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加大对农田水利的投入，狠抓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明确新形势下农民对自身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义务。加大中央财政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补助范围，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抓紧完善由财政补助资金引导农民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新机制。继续实施种子工程、植保工程和沃土工程，加强良种繁育和推广工作。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继续推进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持续增产。
――促进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确保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在继续完善各项支农政策的同时，坚持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帮助农民通过增产增效、提质增效、节本增效、增值增效、就业增效等方面上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空间，努力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坚持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动摇，按照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因地制宜地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挥各地农业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加快发展畜牧业，继续实施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加快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建设，规范各种检验检疫收费，推进畜牧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扩大畜产品出口。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继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扶持乡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扶持小城镇经济发展，繁荣县域经济，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加强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进一步清理各种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乱收费，巩固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成果，防止发生新的拖欠。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加劳务收入。继续做好扶贫工作，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继续加大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在稳定现有各项支农投资的基础上，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坚持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政府支农投资增长机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在加强南水北调、治淮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大农林水利气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农业投资坚持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项目倾斜，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倾斜，向直接促进农民增收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倾斜，向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倾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业投资体制，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切实加强投资项目管理。继续加大政府支农投资整合力度，加强规划统筹和引导，明确部门职责分工，通过项目带动，努力提高支农投资效率。
【关键词】农民阶级；近代史；农民革命
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兼小私有者，不是中国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阶级所从事的小农经济具有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这就决定了农民阶级具有一些自身所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但是，不能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忽略其革命性，应该认识到：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农民的广泛支持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是由中国近代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哪个阶级领导的斗争，如果不动员农民，均不可能成功。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农民阶级深受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革命要求。加之人数众多，因此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很重视动员和发挥农民阶级的积极性，大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把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革命政府中央设立了农民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 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湖南等省，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建设中逐渐摸索出一条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先后通过的主要文件有：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兴国土地法》；并于1931年正式提出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翻了身，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使我们党在革命低潮时发展壮大自己力量，为成功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社会矛盾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阶级矛盾逐渐下降，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9月，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提出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三条基本原则中，明确承认，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这样，减轻了农民群众受到的剥削，极大程度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抗战结束后，阶级矛盾逐渐上升，1946年，内战爆发，党根据情况改变，先后通过如下文件：1946年，《五四指示》；1947年，《中国土地大纲》；并于1948年形成总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农民分得土地，积极参军、支援前线，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中国现代史时期，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重大环节，党同样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当然，由于主观认识的水平问题，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崭新的事业，其相关政策和实践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今天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敌人没有彻底肃清，加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国民政府的掠夺，长期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党和政府面临两大艰巨任务，即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在党中央正确决策的领导下，农民群众再次成为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力量。1950-1952年，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如下政策：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地主阶级，还执行了与以往不同的保护富农经济政策。这样，彻底废除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也成为新中国政权巩固的重要力量。
由于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1953年，在国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了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年，推行农业合作化，执行积极发展稳步发展的方针，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把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在2005年，“十五”时期的最后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出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的良好势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显著改善。由于我们坚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宏观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5年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较高经济增长、较低价格上涨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理想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在2006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经济的较大波动。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这些关于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升华，为我们在2006年以及整个“十一五”期间继续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
在新的一年中，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还面临着不少困难，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隐患。一些长期积累的和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某些部门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
由于前些年某些部门的投资盲目扩张，目前逐步形成了超出有效需求的新增生产能力，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进而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增速减缓，效益下降，产品的价格下跌，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日渐突出。数据显示，钢材、铝材、水泥等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的部门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价格下降的现象。煤炭近来也出现了过剩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不同品种价格下跌了10％至20％。电力供求缺口逐渐缩小，估计2006年电力供求可达到基本平衡，2007年会出现过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信号，但是仍有大量项目在建，会在今后几年形成更大规模的产能。目前钢铁部门在建项目产能是目前产能的50％；发电在建项目能力是目前产能的1.13倍。对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在2007年以后出现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加剧，负面影响值得注意
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上升，2005年前10个月外贸顺差已经超过800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增速的差距十分明显。这一状况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外贸顺差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减弱的问题。据粗略计算，2005年上半年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29％，全年此项贡献率会超过30％，国内经济增长依赖外需的程度大大提高，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风险的提高。其次，在全球贸易量增长不足10％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超过30％，势必引起各种贸易摩擦数量和数额的上升。据统计，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立案调查大量上升，几乎为世界之最。此势态持续下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再次，我国的外贸顺差过于集中在若干大国和地区，使摩擦的性质更显严重，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贸活跃对于促进国内经济活跃会起到积极作用，问题是在外贸活跃的同时，如何做好外贸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外贸的积极作用，把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下去。
农民增收的困难进一步加大
近两年在中央各项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有了明显加快。但是2005年以来，农民进一步增加收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一方面以粮食为龙头的农产品价格持续小幅下降，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下降。2005年8月份小麦价格环比增长1.5%，同比下降3%，大豆环比下降0.63%，同比下降14%。而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明显上涨。2005年以来，化肥价格延续2004年上涨的走势，国产尿素价格上涨13%、磷肥上涨19.7%，复合肥上涨24%，农膜、柴油等价格涨幅在14%―24%之间，据测算，由于化肥价格上涨使农民粮食每亩多增加成本20―30元。粮食价格的下降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不仅影响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虽然，减免农业税、发放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性增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总体上看，支撑农民持续性增收的亮点不多。此外，农村市场价格涨幅较城市市场要高，也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大。2005年国内粮食产量仍然低于国内粮食消费量，在此情况下出现的粮价下跌，是需要我们从政策力度和效应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发展问题仍然突出等，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少，亟待转变和克服。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或进一步减缓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困难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我们在2006年中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一项既十分重要又艰巨繁重的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二是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三是要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适度微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时机。
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009年10月25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京举办了“2009／10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会”并了《2009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首先介绍了《2009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首先分析了2009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一是今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和发生历史罕见特大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双重考验，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粮食总产在高基数上有望实现连续六年增加，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农民收入增长好于预期，城乡关系出现结构性改善。全年发展态势表现为：一季度跌入谷底，二季度止跌回稳，三季度企稳向好，全年“保供给、促增收”的目标能够实现。二是主要农产品生产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市场价格相对平稳，受需求下降和国内外差价加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同比降幅较大，展望后市，在国家政策有力调控下，水稻、小麦价格可能小幅走高，大豆、棉花等产品价格将保持平稳，生猪、肉鸡等产品价格还可能小幅回升。三是根据对全国12个省的117个县问卷调查，今年中央出台实施的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强化农业支持、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扩大农村消费、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等农村主要政策措施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但也存在着地区之间执行情况不平衡、一些措施没有落实到位等问题。《报告》接着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主要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仍不明朗、统筹城乡发展正处在重要时期、统筹区域发展任务艰巨、国际贸易环境仍然严峻等，使得继续保持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势头难度加大。展望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报告》最后建议明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可以明确为“两稳定两促进”，即保持农业稳定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主要措施包括抓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完善农产品调控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以及实施农村区域发展战略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副所长、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王萍萍副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王德文主任应邀出席分析展望会，并围绕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势、农村政策执行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产品价格和市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在京部分新闻单位记者和农研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出席了会议。
据了解，今后农研中心将每年定期举办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会，发表年度中国农业政策执行报告，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就当年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由张公绪[1]提出的选控图主要用来解决连续工业过程的统计质量控制问题。该图的设计根据非控系统中因素的多少分为两类，即单因素控制图和多因素控制图。其中多因素控制图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拟合后，再利用最小二乘法(LS)估计模型参数，因此该类控制图也称为回归控制图[2]。通常连续工业工程的数据被认为是具有平稳性的，所以基于一般回归模型的控制图设计是合理的。但经济金融过程产生的数据确大多呈现出显著的非平稳特性，若仍继续沿用经典回归模型拟合数据，则会导致虚假回归(即“伪回归”)问题的产生，基于该类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图的设计及应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差分法是用来克服“伪回归”的常用方法，即通过差分运算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或近似平稳序列，但该做法过程中出现的多变量间长期关系的信息缺失比较严重。实际上虽然数据序列自身的变化是非平稳的，但多个序列间却存在非常密切的长期均衡关系，Engle等[3]提出了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该理论可有效衡量序列间是否存在这种关系。由协整理论可知，如果两个或更多序列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序列残差平稳，从而避免了“伪回归”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完善，农民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均得到明显提高和改善。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更是保证农业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合理有效测定，不仅对总体把握中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有利，同时对于提高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系统研究国内起步于上世纪80 年代，学者研究的焦点多集中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测算上，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较少且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4，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多以C-D 生产函数[6-8]和索洛余值法为主[9-11]，但结果显示，应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同一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结论差异明显[12-14]，这说明目前采用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有待完善和提高。可以看出，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大多文献构建回归方程都没有考虑农业产出及其各生产要素序列的非平稳性，这极易产生虚假回归问题。因此，本研究在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农业总支出、资本投入、就业人数和农业用地等多要素间的协整回归模型，并对协整回归模型残差序列进行过程监控，从而确保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有效测算，进而实现对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有效监控。
1 农业经济运行质量的过程监控原理设计
为有效进行农业经济运行质量的过程监测，首先对时间序列变量自身的平稳性、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其次基于面板数据构建序列间的协整回归模型，最后对协整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采用控制图进行过程监控，结果显示序列间的均衡关系受控时，完成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有效性测算，这为监测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质量提供重要参考。
2 实证分析——农业经济运行质量的过程监控
2.1 样本数据的收集及预处理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的多重共线性，选取中国1990-2009年全国30个(后因重庆市的数据被纳入采用了31个省市的数据)省市的年度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农业总产出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的年度数据，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折算为以起始年199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资本投入采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农业固定投资数据(单位：亿元)，为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起始年199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采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人数(单位：万人/年)，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量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103 hm2)的数据，该数据相对于耕地面积而言更能说明土地的实际投入使用情况。
2.2 样本过程的模型构建
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对选取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故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地区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各生产要素的面板数据是非平稳的;通过对序列数据一阶差分的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由此，可认定样本序列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过程，即I(1)过程。
样本序列的同阶单整特性是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基于此进一步检验各非平稳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从而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面板数据的主要协整检验方法有：Kao检验、基于LM检验的残差检验法、基于似然的协整检验以及Pedroni 检验等。其中Pedroni检验在模型残差的基础上构造出7 个统计量，采用这7个统计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获取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面板协整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之前，首先选择效应模型的种类，如果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则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如果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则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用yit、kit、lit、mit分别表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固定投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序列数据，利用模型(4)构建固定效应协整回归模型。
2.4 控制图应用结果分析
由于回归方程的残差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时序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从而避免了虚假回归问题，基于协整回归模型，对其残差项序列采用修正Shewhart型控制图进行过程监控(图2)，由图2可以看出，中国1990 — 2009年间的相关农业数据拟合协整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均处于受控态，即无异常点出现。这说明农业总产出与农业资本投入、人力投入以及土地投入等因素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整个发展过程均处于受控过程，无任何异常发生。这也说明基于协整回归模型得到的参数是有效的，进而利用式(3) 计算该期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合理有效的。
3 结论
针对农业经济的运行过程质量监控问题，提出在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构建农业总支出、农业资本投入、农业就业人数和农业用地等要素间的协整回归模型，通过对协整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过程监控实现对期间农业经济运行质量的监测，同时证明动态回归模型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有效性。选取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消除时序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从而保证回归系数估计值的一致性。结果显示1990-2009年中国农业发展均衡，无较大异常波动现象发生，在此基础上还可认定，通过拟合的协整回归模型计算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更具说服性。
一、承包土地的功能及存在的必然性
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食物，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就要获取要素报酬，这是土地的自然特性和经济特性。对国家而言，土地是一种社会稳定的工具；如果在土地前再加上一个定语“承包”，又赋与了其特有的功能，即为承包主体提供就业和生存保障，可见，土地本身有三种功能，即为社会提供食物社会功能，确保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和实现要素报酬的经济功能，承包土地则在上述三功能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
1、承包土地的首要功能：为社会提供食物供给。这种功能由来已久。一是从历史上看，土地就承担着维持人类生存的重任，古时“攻城掠地”的战争，近现代的局部战争，无不是为土地而战，究其原因是土地的首要功能——能为社会稳定的提供食物供给。我国早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斯密甚至把土地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源泉，这都是因为土地能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保障。但是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生产不再以农业为主，生产要素也就由土地为主导转向以资本、技术和土地共同主导，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土地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特别是土地生产的替代物或人工合成食物的出现，有些人误认为土地为社会提供食物的首要功能将会淡化。其实这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无论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如何进化，技术如何先进，都不可能取代土地成为社会提供食物的功能。二是对我国来讲，人地矛盾比较尖锐。1952年我国人口总数为5.75亿人，到1997年底，我国实际人口达12.36亿，45年间增加了6.61人。另一方面，从建国到1995年，城市化水平仅由10.6%提高到29.04%，46年间提高不到19个百分点，远远低于80年代初世界平均40%的水平。据估计，农村富裕劳动力高达1.2亿。与此相反，我国的耕地却日渐减少。随着我国人口进一步增多和耕地进一步减少，人口与耕地的逆向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供给压力增大，从而促使政府必须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首选目标。因此，我国在1978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迫于食物短缺的压力，1995年和1998年再次强调家庭承包经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是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提高土地产出率，确保承包土地能为社会稳定提供食物。
2、家庭承包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净剩余就有1.2亿人，而且许多有承包地的农民，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无法承纳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只能通过细化土地，即所谓三个人种一个人的地，来保证就业。这种“超小化”的承包地，成为了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与农民一结合，便构成了一个微观市场经济主体，从而演变成了农民的就业岗位。承包土地的这一功能，在城市工商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前，不会自动消失。
3、承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与城市有所不同，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而城市居民在改革前，则是通过对国家作贡献，国家承诺其社会保障，改革后则通过个人与国家、企业共同出资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来保障，从而使职工逐步走出了是“国家人”的国家保障体系。农民则正与此相反，一直没有明确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国初期，实行土地个人所有制，农民就以土地为社会保障；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以劳动报酬和土地股权的分红为生存保障；时期，其保障体系是公社这个大集体，农民对公社的依附，其实就是对生存保障体系的一种依赖，与改革前城市居民以国家为保障体系一样；分田到户以后，农民对承包土地没有所有权，但是有经营使用权和剩余产品的索要权，承包土地维持了农民生老病残的保障需要，从而农民的生存保障从公社又转向了土地，承包土地从而既是生产手段，又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功能。
4、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承包土地如果剥出其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已，和资本、技术、劳动力一样，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基本资料。作为生产要素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进行生产，必然要取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对承包土地的农户而言，其经济意义在于利用土地生产更多的有效益的产品。特别是现阶段，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时，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突显，目前是大多数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
5、承包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一是对于国家来说，必须要求土地为全国提供稳定的食品供给。二是必须保证承包土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用行政力量维持土地均分格局。三是国家利用对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利保证其产业政策能顺利被承包主体执行。四是国家通过拥有的所有权利控制土地的规模不致于过小，而扼杀规模效益，也可以通过拥有的所有权利限制土地的规模超出经济规模，出现大土地所有者，导致规模不经济而损害公平，在“大”与“小”规模的搏弈中，保持适度，既不会出现大规模聚集损害“公平”，也不至因规模长期维持在“超小”状态而损害效益。
二、当前承包土地各种功能之间的矛盾
由于承包土地对不同的主体（国家、集体、农民）有各自的利益和不同的要求，这就造成了各功能之间的矛盾，归纳起来主要就是经济功能与其他功能的矛盾，其实质是公平与效益的矛盾。
1、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与要求承包土地稳定提供食物的社会功能的矛盾。当前，由于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高，农业比较效益低，按照“资本追逐利润”的经济功能要求，承包土地就会流向非粮食产业或非农产业，但是，受社会功能的约束，承包土地既使利润极低，甚至亏损也不能转产，甚至抛茺都不允许，这就经济功能服从社会功能，从而束缚了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
2、承包土地经济功能与承包土地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的矛盾。按照经济规律，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土地应该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效率才最高，如果按照经济功能的要求适度规模经营，就会许多人失出土地，从而失出就业、生存保障的基础。承包土地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功能发挥，即承包土地规模经营的约束机制使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与就业和生存保障功能发生冲突，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承包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
3、经济功能要求效率最大化与政府要求承包土地具有相对公平性的矛盾，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一是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来看，总是向利润最高的方向流动，必然会形成规模经营。二是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农民总是想多经营土地，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或者想通过多种地、多增加收入。三是从一般所有者来看，土地作为一种资本，所有权主体总想把土地交给最会经营的经营者。因此，发挥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自然会有很多人没有土地，一部分人有比较多土地，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土地配置方式。但是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要求土地的配置体现公平，从而赋与承包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这就使承包土地均分的公平功能与经济功能要求土地规模经营产生矛盾。
三、承包土地各种功能相互矛盾的影响
承包土地经济功能与其他功能的矛盾对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和推进农村各项改革都有很大的影响。
1、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导致土地市场发育不良，市场体系被扭曲。由于土地社会政治功能的硬约束，承包土地呈现“凝滞化”，一是土地均分是一种利益的均分，有土地就有利益，失去了承包土地，利益自然失去。农民为了维持既得的均分利益格局，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承包土地。既使抛茺或从事自然经济也在所不惜，因此，承包土地就固化了本已“细碎化”的土地。土地市场的发育缺乏基础。二是土地市场发育滞后导致农村整个市场体系发育滞后。三是土地生产要素性质被淡化，从而导致土地本身的规律被扭曲。四是承包土地的就业功能、生存保障功能、提供粮食的功能决定了土地不能向效益较高的非农产业流动，无法按市场规律配置，即生产要素向利润最大化方向流动受到约束。
2、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加重了土地社会成本。承包土地的每一种功能其实就是给生产要素的“自由因子”套上了一道枷锁。加重了土地作为经济功能的负担。如土地就业和生存保障功能就使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成本增大，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就使土地本应具有的效率大打折扣，土地保障食物供给的社会功能就使土地追逐利润的成本高昂，也就是说土地从粮食产业准入其他产业的，门槛高，成本高。因此，承包土地功能的多元化使其社会成本巨大。
3、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固化了土地的分散经营。由于土地有多种功能，每一种功能都要通过土地这一载体体现，一是土地的就业功能就制约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因为要规模经营必然有一部分农民要失去土地；二是生存保障功能是目前农村唯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离开了这一体系许多农民就无法生存，在新的保障体系建立前，土地分散经营的格局难以扭转，可见，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也有固化土地分散经营的因素。
4、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掣肘了土地经营效率的提高。由于承包土地具有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食物供给的功能，这就要求大部分的土地必须种植粮食，既使粮食供大于求，承包经营主体农民也无法自己作主调整种植结构，从而使土地束缚在低效益的粮食作物上，降低了土地生产经营的效率。
四、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及转化与协调
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为了便于分析，下面把经济功能以外的功能统称为社会政治稳定功能）：
第一阶段：社会政治稳定功能占统治地位，经济功能基本无法体现（大约是在1978年以前）。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比较严格的控制土地的使用。可以说土地的社会稳定功能、政治功能和生存保障功能极大的排斥土地的经济功能。
第二阶段：社会政治稳定功能为主导，经济功能为辅（1978---1984）。这一阶段，由于制度的变迁，制度释放的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的生产，粮食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是粮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需求缺口依然比较大，因此，粮食的社会稳定功能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市场的引进，农民市场微观主体地位的初步确立，土地的经济功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尽力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土地的要素作用没有完全体现。
第三阶段：经济功能为主，社会政治稳定功能为辅（1984年至今，可能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粮食的供求矛盾进一步缓解，特别是最近三年粮食大丰收，粮食基本实现了供求均衡，有些品种还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土地的社会稳定功能进一步弱化，农民的增收问题日趋尖锐，因此，当前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前提下，如何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成为主要问题，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不是再以尽可能多的生产粮食来提高收入，而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来获得全方位的收入。。
第四阶段：追求经济功能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稳定功能只是潜在的。这一阶段应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的、足够的食物供给，而且土地调整结构非常迅速，也就是可以随时从其他产业转向粮食生产，有了这两个条件，土地就可以从社会稳定功能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尽可能的发挥经济功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还处在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要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加土地的生产潜力，进一步弱化土地的社会政治稳定功能；尽最大的可能多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淡化土地就业保障功能，同时，积极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1、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确保土地生产经营效率最大化，满足承包土地经济功能最大程度发挥的要求。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规模不经济将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其一，在接受新技术方面，小规模生产起阻碍作用。其二，生产规模过小会直接影响农业效率和农民的收益。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适度规模经营”。所谓适度规模经营是指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将零散的生产要素适当集中，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其规模、投入的产出量和商品率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一是必须坚持引导和自愿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宣传，向农民讲道理。告诉农民同一块田常常由若干家庭耕作，耕作时间、管理时间不一，种植品种不同，不利于科学种田，也不利于农民之间的合理分工、浪费了劳动力。通过适时引导农民向城乡二、三产业转换，促进土地等生产要素向种养能手集中。二是坚持稳定、长期的观点，凡是通过土地市场购买的土地使用权，100年不变。这有利于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利于规模经营的农户有一个比较长的经营时间，使经营者放手对他们所经营的土地和项目进行长期投入或扩大再生产。三是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利益，除农业税与生产共同费外，再不能按土地面积增加任何经济负担。四是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使不愿种地的农民和愿意种地的农民能够通过市场中介各取所需。第五规模经济的最佳量值点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点。超过了这一点将会出现报酬递减，违背了扩大经济规模初衷，达不到这一点，则表明规模的程度不够。
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种植作物的增产潜力。在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的第三阶段，要尽力拓展土地的经济功能，使土地的经济功能得最大程度的发挥，必须保证土地能够稳定的提供食物供给，这种食物供给不是每年要生产多少实物产品，而是指要有保证供给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才能保证，因此，必须通过研究粮食增产的科学技术，而且这种种植作物的技术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3、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从事土地经营也许是最保险的就业方式，但是这又使承包土地承载了更多的社会稳定功能，压抑了经济功能的发挥。因此，当前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的就业门路，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的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民从事工业生产的机会。面对农村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状况，农村工业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吸纳过剩劳动力，以当地的自然资源为主要的加工对象；大力发展深加工、精加工，积极参与城乡经济分工协作，在推动、促进大工业发展的协作中，求得自身长期稳定的发展。二是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农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发展小城镇。上述劳动力的转移还仅仅是低水平上的转移，只有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从而人们对小城镇的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商品的需求增加，消费结构高级化后，才能推进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城乡，特别是小城镇的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吸纳大部分劳动力的产业部门，实现劳动力的高水平转移。四是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