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专业认同；专业认知；职业发展意向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4-0007-04
一、引 言
随着学科专业门类的细分和大类招生的趋势，专业认同与认知是考生填报志愿、选择学校，以及毕业就业取向与职业发展的基础。不同属性的高校，学生的专业认同与认知对职业发展的关联性如何，同样也值得研究。
1.专业认同与认知
专业认同指个体对专业的认知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专业的积极情感[1]。楼尊从角色认同理论视角出发，检视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意向的意义，认为个体对某一角色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角色行动的动机就越强，从而论证明专业角色认同是大学生专业认知和择业的重要影响因素[2]。专业认同包含认知了解、情感态度、意志行为以及职业选择四个维度。有研究在操作层面上以专业态度情感、专业满意感知和专业认知评价为自变量，专业学习为因变量进行测试，发现了专业学习行为受到专业认同影响，同时发现内部情境条件和外部情境条件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3]。学生如果对所学专业认同较低而产生不满，容易使学生表现出较多的心理问题[4]。对自己所选专业的认同和认知是促进大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影响其专业发展与职业定位[5]。一项研究发现：专业认知对大学生个人就业倾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对一般就业选择时如读研、进企业、考公务员等较为倾向于考研深造；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临就业时考虑专业因素较多；专业认知度越高的大学生对就业前景的看法越乐观[6]。可见，专业认知能力的提高是形成正确的学业认知、职业规划、职业意识，以及自我认知、人生价值观认知的良好开端，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关键，有助于培养学生应对未来职业的挑战。因此，对于学生专业认同和认知的研究对于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对专业的情感认同以及引导就业取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以大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其职业发展意向的关联为研究问题，以期能够对教学和管理者如何帮助学生提高专业认同，修订培养方案、改善专业学习效果进而知道就业有所助益。
本文将专业认同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作为专业学习和就业的定向；将专业认知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角色、功能和职业素养的认识和判断。在具体的操作中，专业认同以“填报志愿”“重新选择专业”“是否有职业榜样”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作为题项设计问题；专业认知以“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作为题项设计问题。“重新选择专业”和“职业榜样”编码：1=是，2=否；“填报专业原因”、“新闻传播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认知”三项均用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重要，2=不重要，3=无所谓，4=重要，5=非常重要。研究对象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学生。之所以选择该院校，首先基于立意和方便抽样；其次，西南政法大学不同于综合性大学有其特殊性，而对于单科大学的非主要专业新闻传播学而言，有其普遍性（如交通大学、邮电大学、农业大学、地质大学、理工大学等设有新闻传播专业）。这类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与认知是否会受其学校属性和优势学科影响，值得做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具体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两个年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样本由2013级和2011级学生构成。对2013级学生的调查问卷在2013年10月进行，即初入学的新生，在本研究中表述为大一学生；2011级的问卷调查在2015年6月初进行，是该年级学生毕业时期，本研究表述为大四学生。样本构成表1。同时，本文还辅以深度访谈，对该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共十人进行了访谈，以便进一步了解学生的专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二、新闻传播专业认同
1.专业选择意向
是否填报新闻传播专业一项：在大四学生219人中，填报本专业第一志愿的86人，占39.3%；第二志愿29人，13.2%；第三志愿40人，18.2%；根本没有填报的64人，29.2%。也就是说有64人（占总数的29.2%）是调剂到新闻传播专业的。根据学生处的统计，新闻传播学院每年的新生均有近30%是从填报法学专业调剂而来的。重新选择专业题项中（如表2所示），两个年级的466名学生中，重新x择新闻传播专业的有109人，仅占样本总数的23.4%；其中大一学生62人，占年级总数的25.1%，大四学生47人，占年级总数的21.5%。选择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有356人，占样本总数的76.4%，大一学生185人，占年级总数的74.9%，大四学生171人，占年级总数的78.1%；另有1人未作出决定，占0.2%。
是否有职业榜样一项中，总样本466人，有150人选择有，占32.2%，有315人选择没有，占67.6%，缺失1人。其中，大一学生选择有的92人，占年级总数247人的37.2%，选择没有的155人，62.8%；大四学生级选择有的58人，占年级总数的26.5%，选择没有的159人，72.6%，1人缺失。
在466人中，毕业后选择工作的有209人，占总数的44.9%，其中大一学生80人，17.2%；大四学生129人，27.4%；选择继续深造的257人，占总数的55.1%，其中大一学生167人，35.8%，大四学生90人，19.3%。可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学生的选择有很大不同，大四学生即将毕业，就业选择高出深造选择近三分之一；而大一阶段选择深造比例高出选择就业近50%。
从以上数据统计来看，新闻传播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度不高，无论是大一新生，还是经过四年专业学习后的毕业生，均没有形成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更谈不上热爱。
2.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
本研究调查问卷设计中有：该选项的填写前有题项“在你填报的专业志愿中，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各个专业是第几志愿”选项①新闻学，②广播电视新闻学，③传播学，④根本没有填报任何专业；在该题项下面有答题说明，如果选择了④，就请跳过13～16题，从第17题继续作答，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第16题。因而，这一题项的填写总数是366，缺失100，也就是说，有100人根本没有填报新闻传播任何专业。大一学生有201人填写，缺失46；大四学生有165人填写，缺失54，填写人数占样本总数的78.5%（部分学生没有填写新闻传播专业，却填写了原因）。在有效样本366中，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两个年级的独立样本（大一：N=201；大四：N=165）。
本研究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于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3的数据表明：从个人层面对新闻职业的认识在“新闻传播工作能让我获得写作乐趣”“新闻传播从业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新闻传播工作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新闻传播工作拥有某些特殊的便利”“从事新闻传播有望让自己迅速声名远播”“新闻传播工作充满刺激和挑战”“新闻传播工作时间灵活”“新闻传播工作富有成就感”方面，两个年级的学生多认为无所谓或比较重要，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3所示）。
然而，t 检验显示：“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的选项比较，t =6.378，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新闻传播工作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一项的 t =5.500，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很多出差旅行的机会”一项的 t =2.705，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的收入不错” t =4.359，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能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一项， t =3.83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可以揭露社会丑恶，伸张正义”的 t =2.867，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有很多接触各界知名人士的机会”，t =2.484，P0.05，表明大一c大四同学有微弱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以上六个方面存在差异，从刚进校门和已有实习经历看，大一学生尚未真正接触新闻传播专业的职业境况，想象的成分重于实践后的认识，而大四学生经历了在新闻传播机构的实习，也与社会有所接触，对新闻传播职业的认识感触更真实。
三、新闻传播专业认知
对新闻传播专业认知题项，大一学生有247填写；大四学生有219填写。样本总数466，同样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1.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
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专业综合素养的前提，也是“准记者”对其入职的基本能力的认识。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在“强烈的好奇心、出色的语言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巨大的创造力、高效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对于社会的深刻体认、强烈的正义感、富有魅力的人格”十个题项上，选项的 p 值均未显示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在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的十个方面，大一学生与大四学生没有差异，都认同其重要性。
2.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
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对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而言，是对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治、媒体与法律，以及媒体与公众多项关系的认识，也是对本专业从业者的特殊使命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4 的数据表明：在新闻媒体“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报道可靠信息以阻止谣言的散播”“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对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展开讨论”“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引导公众舆论”“帮助市民行使舆论监督”“成为市民的喉舌”“推动社会改革”“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娱乐”“质疑和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质疑和批评工商界的言行”以及“质疑和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两个年级的学生均认为以上各项的重要性。
然而，t 检验显示：对新闻媒体“帮助市民了解政府政策”的认知选项比较，t =4.57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媒体声援社会弱势群体”的认知选项比较，t =4.21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新闻媒体“教育群众，提供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认知选项比较，t =5.27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
四、结 语
1.新闻传播专业的低认同高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度偏低。在志愿填报、重新选择专业这两个专业选择意向上，新闻传播专业都不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选择，但是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在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原因中，大一与大四学生在个人层面原因上无显著差异，在社会层面原因上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的认同度稍高。对专业的低认同度导致在重新选择专业上更倾向于非新闻传播类，从是否有职业榜样的低比例看，两个年级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意向都不以新闻传播为从业目标。
对新闻传播专业和新闻媒体功能的认知相对较高。其中大一新生仅凭自身对专业的理解，对新闻传播专业充满了期待；而大四的学生经过了三年多的专业学习之后，到相关的新闻传播实务部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实习，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对新闻传播尤其是记者职业和新闻媒体比在校期间有更多的体悟。因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体对个人发展的认知上有不同理解；在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声援弱势群体”、“帮助市民了解政策”等方面的认知与大一新生有较大差异，显得不那么乐观。2016年毕业的受访者D认为，新闻媒介已经不是促进社会进步唯一的信息渠道，并且由于进入媒体行业后更多考虑到实际因素，付出与收获差太多，基本不会想要声援其他群体。
总的来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对本专业的认知与认同极不一致。学校属性是专业认同度低的重要影响因素。西南政法大学原本是法学单科大学，而法学学科在全国一直有较高知名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教学研究人才，学校张贴和宣传的均是作为西政校友的全国大法官和检察官，榜样的树立清一色法律界成功人士。经济法和诉讼法是全国一级重点学科，无论是学科历史和发展以及学术和师资，法学外的其它学科无法相比。新闻传播学院建立仅二十年，尽管学科发展快速，有奋力追赶之势，但在法学作为优势学科和强势学科的对比下，学生的选择似乎理所当然。受访者A在被问到为何选择毕业后报考法学研究生时说，“在西政待久了，报考法律硕士轻松一点。环境比较重要，如果不在西政选择就不一样。”可见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单科特质确实对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有影响。受访者B认为如果在综合性大学学习，有70%左右可能不会向往法学。同时，辅修过法学的受访者C也表示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优势是在选择辅修其他专业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许多被专业调剂的学生而言，辅修法学和自考法学给予了那些“人在新闻心在法学”的学生“曲线救国”的机会。在学生中每年都会出现法学“辅修潮”“自考热”与“司考热”现象。多数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
另外，职业声望与职业前景对专业认同的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因素，赵云泽等等认为，由于“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当代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已经下降。网民将记者戏称为“妓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新闻传播专业对于专业身份的认同感；收入水平不高而工作强度大造成了记者的职业倦怠感[7]。这也是大四学生对新闻传播职业认知明显不同于大一学生的原因。而“纸媒已死”“新媒体发展太快”等观点是否会导致学生产生悲观主义心态，从而消极面对所学专业，更值得深入研究。
2.问题的特殊性抑或普遍性
本研究仅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对新闻传播专业高认知和低认同结果中，发现法科大学中非法学学科的大学生的专业意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科类大学学生对非主要专业认同度低是共同的问题，还是西南政法大学特有的问题？笔者作为教师也遇到过“法科院校也有新闻传播专业？”“地质大学也办新闻传播专业？”等问题。跨专业的一位研究生也被问过“你怎么在农业大学学会计？”。林诚彦等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认同研究中也发现学生经常会被同学询问“社工和义工有什么区别”之类的话题。在单科院校中容易出现的专业身份困惑，不仅影响在校期间的学习，而且到毕业临近时，学生会经常进行专业内外群体的价值观、职业发展、待遇等方面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或多或少会加深专业认知度，而另一方面又内化了社会导向，对自己的专业身份会越来越困惑，最终降低学习本专业和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意愿[8]。医学类高校非医学专业学生归属感弱，专业认同低而造成就业迷茫[9]。究其原因，是合法性危机导致了单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这种综合化并非只存在于个别院校中，可以说是“集体现象”[10]。应亮在对医学院的非医学专业认同的研究中也提出，为获取更多资源、提高办学层次，医学院招收非医学专业是向综合性大学过渡的一种形式，但是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优势和受重视程度限制了非医学专业发展，从而对学生的专业认同造成重要影响[11]。因而可以认为，单科性大学中非主要专业的认同度低不仅仅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特殊情况，而带有普遍性。那么，如何消减单科大学中非主要学科的边缘化对学生的专业认知和意向是不容忽视而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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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做学生的楷模
具有真实、公正、客观的职业道德情操，是新闻媒体业对新闻传媒人才自身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媒体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而新闻媒体专业教师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闻传媒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利用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学生未来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学生从教师那里所学的专业知识也许淡忘了，而教师当时的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一种行为，可能仍根植在学生的头脑中，影响学生的工作、学习、做人。
所以，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加强自律，注重自身的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信仰、立场，引领学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如果教师自己的思想道德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要帮助学生的思想道德达到较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自己首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学生不做的，教师一定不做，要做学生学习的楷模和人生的目标。
丰富知识结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闻媒体专业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还要具备完整、系统、扎实的新闻媒体专业知识。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专业教师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自身的专业知识性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另外，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结构。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时刻关注国内外新闻和新闻学的发展动向；同时，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要不断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如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知识、外语等，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
另外，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要将自己的学习提高这一过程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首先，教师在备课时一定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全面、熟练地掌握教学内容，并认真地根据需要予以取舍，在保证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以最新的知识丰富教学内容。其次，教师还要从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和专业探索精神的角度出发，不断研究如何深入浅出地表达教学内容，如可组织课堂情景模拟教学、案例讲析、学生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热爱专业学习。再次，在课堂上，教师不能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还要认真观察学生的听课情绪，洞察学生的心理，把握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这就要求教师要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及个性差异，不断调节课堂气氛，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知识，夯实新闻理论知识基础。
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新闻传媒业是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它对新闻传媒人才的需求标准是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操作经验。所以，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起：
一是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将课堂理论讲授与学生自学并重，遵循课堂上学生会的不讲，鼓励学生自学，学生不会的部分精讲。在讲解新闻理论过程中，教师要以当前新闻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案例讲解新闻理论知识，使学生不用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而是通过个案解剖和练习来掌握新闻知识和基本原理。另外，教师还要在课堂上留出一定的时间，组织学生就某一个问题、某一个现象进行讨论，以研讨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通过让学生展开讨论、分析、质疑等教与学两方面的双向互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
二是组织学生参加课外实践活动，使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形成系列。比如，我们在讲授《新闻采访学》这门课程时，组织学生在自己熟悉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寻找选题，制定采访计划，并进行实地采访。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只是进行指导。通过这一实践活动，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了发展，提高了他们的新闻意识和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具有了不断探索未知的精神。
三是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基地，并将其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我们把市电视台、报社等，作为学生认知实习的一个固定场所。每学期，我们都要结合新闻学课程内容，组织学生到那里进行实习。在这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悉心学习，认真实践。通过亲身实践和感受，学生们将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知识转化为技能，固化为能力；同时，在与电台、报社员工的接触中，学生们潜移默化地培养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合作意识。
引导学生做人，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
新闻界有句话说得好：“先做人，再作文。”这句话，无论是对新闻、媒体工作者，还是对新闻媒体专业教师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也告诫新闻媒体教育要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引导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将来成为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的新闻传媒人才。
如今在校的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的新闻职业道德精神的新闻传媒人才，新闻媒体专业教师不但要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还要在传授新闻理论知识和技能过程中，引导学生做人。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媒体专业教师在传授新闻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诚信教育，时刻提醒学生要具有社会责任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不盲从社会潮流，不迎合低级趣味，不搞假新闻，不出现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树立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养成用自己的眼睛看真实的社会，用自己的笔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的良好作风。
总之，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不断提高对教书育人含义的认识，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加强业务和科学文化学习；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新闻专业知识、培养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教学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做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和具有敬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
一、客观真实与公众信息需求
大众媒体时代，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评判以“客观真实”为准绳，强调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即新闻语句的真实与否“不在于它与其它语句的关系，而在于它与客体、与世界的关系，在于它与客体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况的符合与对应”[3]。符合论原则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完全符合客观事实，避免歪曲报道对象，杜绝虚假报道或失实报道[4]，新闻工作者力求在新闻报道中呈现最大程度的“摹写真实”。客观原则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全面反映，体现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之真”[5]。
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客观真实原则是媒体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互动中逐步形成的新闻行业主导性原则。在大众媒体发展初期，客观性并未成为行业规范。随着大众报刊中低俗新闻、黄色新闻的泛滥以及政府、财团对于新闻行业的影响与控制，公众对于新闻真实的呼声日益高涨，新闻客观原则由此成为新闻业的基本规范[6]。在大众媒体时代，“符合真相”是公众对于新闻的第一需求。在传播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众媒体垄断了话语权，公众要求媒体的新闻报道与客观现实之间呈现出一致性。“符合之真”的原则满足了公众的基本求真需要，因而成为新闻真实的基本准则。
二、互联网时代“客体之真”面临的困境
客观原则经历了百年发展，反映了新闻报道求真求实的本质属性，然而，这种绝对真实在互联网时代却面临着多重困境。
（一）符合论的理论缺陷
客观原则以与事实相符为前提，实质上将事实定义为不变的整体现象，而在“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寻求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存在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人的认识与事物本质并不同步[5]。互联网环境下，事物变化更为纷繁复杂，难以判断新闻报道与客观真相是否一致。媒体的报道只能尽可能地呈现事物的某一侧面和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无法与事物保持完全吻合。鲍德里亚将信息传播与天气预报作类比，认为社会如同气流一样具有不稳定性，新闻与气象预报一样，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7]。黄旦认为，新闻学将报道者与报道对象区别为对立的“主客体”，将新闻视为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这样的认识不仅不符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而且与当今的网络化时代要求相距甚远[8]。符合论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恒定的参照物，将社会文化因素排除在外，故而无法对如今日益复杂的社会格局进行合理的解释。客观原则所秉承的价值中立已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要求。
人的认识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以及自身主观情感的制约。换言之，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知识不仅是认识的结果，而且是一个社会化的认识过程[9，10]。因此，知识体系具有相对性、动态性、复杂性、多元性特征。新闻传播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的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所呈现的事实是基于其所处的政治语境构建的结果。因此，不同主体对同一事实的呈现必然存在片面性，对事实的认识只能是一种对事实的逼近，其所呈现的事实真相也只能是一种“有条件的真实”，而无法达到符合论所要求的“绝对真实”。把新闻真实与客观现实简单的等同，不仅忽略了作为新闻生产主体的人自身的情感取向、立场、观点、能力水平等主观因素的制约，而且忽略了新闻作为“对于客观事实符号化的再现”的基本特征，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再现主体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求新闻与客观真实保持完全的一致，追求新闻无条件的绝对真实，显然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主义[11]。
（二）公众认同的缺失
互联网扁平化的传播格局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平台，“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传播激发了公众在传统媒体时代长期受压抑的表达意愿，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公众得以自发地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公众可以不必通过专业媒体的“转述”而直接进行新闻生产。网络的发展消解了专业媒体的信息权威，使其更容易遭到公众质疑。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公众对于新闻真实与否的判断是基于他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成见。一旦新闻报道不符合公众的习惯逻辑，他们便天然地认为存在阴谋[12]。与真相相比，传播者的诚意更为重要[7]。
新闻是介乎于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之间的一种知识形式。它的内容表现为外在的客观世界，为人提供基本的知识信息，同时又为人主观地理解与接受。有学者认为，现实新闻实践中的真相表达是新闻生产与传播全过程各个主体的合议结果。新闻求真的过程不仅是媒体对真实的探索，媒体首先对于客观事实进行基本的“再现”，随后是公众对于新闻信息的理解与接受。而新闻报道者与新闻接受者出于自身立场、知识水平和情感偏好，对于事实的再现往往并不相同，而体现为基于自身理解而选择性接受的“具有意义的现实”[2]。公众与报道者对于新闻信息的理解偏差影响着公众对于报道者的信任程度，又反作用于公众对于新闻报道的选择性理解与接受。专业化组织新闻选择的主导权掌握在媒體手中，使得媒体报道往往呈现出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特征[13]。因此，公众难以对专业媒体产生充分的信任。媒介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强化了公众自我表达的意愿，公众对于媒体信息的自我选择与理解进一步加深，对于“事实为何”的解释权更多地由专业媒体移向公众一端。专业媒体所秉持的事实符合论只要求新闻报道与事实一致，而并不追求新闻与公众期待的符合。换言之，媒体的“客体真实”的求真标准实际将作为传播的另一端的公众置于不显著的地位，忽略其在新闻求真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相比之下，自媒体生产的新闻能够满足与公众所期待的心理需求。公众对于社群内部生产的新闻比之专业媒体报道具有更加强烈的心理接近性。自媒体传播者本身即以迎合公众为目的，其角度、立场往往从公众视角出发，比之专业媒体更为符合公众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取向。“人们期待它能够打破原先封闭的、专业的、层级式的、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而代之以公开的、分享的、平等的、多向的新闻对话”[14]。媒介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信息和获取的渠道，专业媒体不再是新闻事件的第一报道者。热点事件出现时，自媒体以新闻当事人的身份直接进行信息，比进行转述的专业媒体具有更强的可信度，公众信赖由专业媒体转向作为第一者的自媒体。
三、动态的新闻真实合议
以往观点认为，社交媒体发展壮大意味着“真相界定者”的消亡，公众可以任意地编造符合他们内心期许的“现实”[15]。信息繁荣造成肤浅思考的行为模式，致使公众易被情绪左右，自媒体呈现出舆论狂欢的无序状态[16，17]。“后真相时代”成为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基本表述[18]。这种基于媒体视角的公众无力观，无异于互联网时代对于“魔弹论”的包装再利用，将公众置于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客观属性的对立面，实际否认了公众在新闻求真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仍然将媒体视为唯一的真相探寻者，无疑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缺乏解释力。
“人人皆可成为记者”的媒介技术演进使得以往的新闻生产与接收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公众不断深化的媒介参与要求构建了一种由传媒机构和普通大众共同参与的动态的新闻求真机制。构建新的新闻求真标准需要新闻多方参与者的互动交流，因而，新闻的求真过程体现为一种多角度的、动态的“对话之真”，要求最大程度地体现新闻真实的客观与全面[2]。比尔·科瓦齐与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提出“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原则[19]，即：第一，接触到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信息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缺失什么;第三，信源是谁，为何相信他;第四，证据是什么并且是怎样核实的;第五，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第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六步原则旨在引导公众对于新闻事实的本能怀疑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思索，对于新闻所呈现的事实“批判性地认识”，从而破除“后真相时代”所体现出的情感高于事实的假象。
在新修订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中，比尔·科瓦齐与汤姆·罗森斯蒂尔重申了互联网时代下公民的新角色[20]。书中强调新闻事实查验的“透明性原则”，在确保新闻生产“公开的透明性”的同时，提出作为普通公众的“参与的透明性”，邀请公众共同参与新闻真实的建构过程。新闻求真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能够弥补单一媒体视角的缺陷，促使“新闻呈现”向“事实呈现”转换，进而在多维度上使公众理性得以彰显[21]。新闻公众合议的求真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持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广泛性，满足了信息繁荣的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的新闻真实需要。同时，将公众纳入新闻求真过程，更加有效地反驳了传统媒体时代“公众无序”的论断，破除“后真相时代”并无真相的迷思，构建新的、具有更高可信度的传播格局。
四、结 语
【论文摘要】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虽然现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繁荣气象下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课程设置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从中可以为现今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对中国新闻教育未来发展找到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到现如今新闻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路程。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新闻教育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12年，我国的报界就有一种认识：“欧美名记者，往昔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馆，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故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遭报业之轻视。然自此种人才（受过新闻教育）加入报界之后，觉成绩优良，远过于未受专门训练者，于是报界之怀疑始去，而乐与教育界携手。”①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于新闻教育就有了较深的认识。本文将从中国新闻教育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情况来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萌芽及创立时期（1918～1927）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开端，标志我国新闻教育从此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得益于与有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本系学则》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系对于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②
燕京大学新闻学课程，按这一要求分为四类：
1、必修基础课：国文一年、英文两年，16学分；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基础课2门；理学院数、理、化、生物基础课选一门；历史基础课一门；共20学分。并按全校本科生必修体育的规定，修完三年体育，共6学分。
2、主修课：新闻专业课程，包括实习（共有三方面：（1）本学系之刊物；（2）报纸杂志之投稿；（3）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和论文，共44学分。
3、副修课：选定一门学科，不得少于20学分。
4、选修课：依本专业学习需要及本人志趣选修其他学科，约30学分以上，4年修满136学分。学生编级，按各人所得学分编定。
当时美国新闻教育已经开始融合多学科，这种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教育。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约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而副修课相当于让学生有了第二专业，多学科的选择非常符合美国当时的通识化教育。而多方位的实习理念，就更加贴近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的特色，它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就是：最好的学习新闻和广告的方法就是实践。③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初，是完全沿承美国的教育模式，通识化和职业化教育十分明显。
二、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
北伐战争之后，******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至此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这期间，战乱平息，内外政策重新制定，使得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新闻教育由此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一共创办了33所新闻科系和院校，超过了以往的总和。④虽然此时新闻院校数目繁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1929年9月调整科系，原中国文学科分为中文和新闻两个系，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谢六逸担任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当时的《复旦大学新文学系简章》规定4年制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施教方针“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⑤课程设置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精神，安排4类课程。第1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心理学、伦理学；第2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术、绘画、印刷术；第3类为辅助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外交概论、法学概论；第4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联系、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课，三四年级注重专业知识与写作技术课。在业务实践方面，低年级结合课程学习，去报社参观；高年级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减少，除去报社实习外，在校要参加校刊《复旦五日刊》的采编工作。从上述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新闻教育初创时期，此时的新闻教育更加注重专业课的技能训练，比如速记术，照相术，绘画术之类的技能也首次在课程设置中出现。但是，我认为，由于专业技能课程的增多，减少了相关扩展学科比如自然学科的安排，美国的通识化教育在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值得提出的是，复旦大学的实习安排相对合理，明确指出了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为以后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1942年9月，陈道望新闻系主任。他主张“做一个记者，除熟悉新闻业务之外，最好还掌握一门专长”。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增加了政治外交和三民主义等政党性课程，从一定侧面开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到现今，这种政党特色依然鲜明。另外，调整后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按兴趣分组这一全新理念，这种设置可以让学生们真的“有所专长”，在现今的大学中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是以技能化教育为主，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强的课程，专业性记者的培养初见端倪，政党性教育也开始发展但是相比萌芽时期通识化教育有所淡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在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发展也是得来不易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在曲折中开始，也在曲折中发展，虽然经历各种难关但依然顽强发展。回顾这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认为初创和发展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这个时期的新闻教育，沿袭了西方教育界的职业化和通识化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是全面的，可以直接上手的，也是现今社会急需的。所以我认为，各个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精心研究出一份适合当下的新闻课程安排，为学生的未来做好科学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
②李寿朋、王士谷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③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④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
因此，新时期新闻教育理念应“以认知理论为中心、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科学组织与设计教育内容，从而切实提高新闻教育效果，满足社会需求。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 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
“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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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模式”的理念与实践环节设计
新闻学概论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入门课，在大多数学校都被安排在一年级新生的课表当中。其作用有三：一是引领学生掌握新闻学基本理论、了解新闻业基本规律、概况和业务的导航作用；二是指导学生专业学习的路径和方法；三是激发学生热爱新闻传媒业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作用，这也是新闻学教育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三个作用如何通过教学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得以体现呢?
新闻学概论是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入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理论课。通常，新闻学概论课的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教学模式是从认知到实践的“知行模式”。但是对于初涉者而言，诸如“新闻价值”、“新闻的客观性”、“新闻自由”等一些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如果缺乏亲身实践，缺乏对新闻行业的接触和了解，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就难以脱离浅显的层面。
另外，由于不同地域的媒介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因此，初入大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媒介接触和使用上的差异很大。如果还是停留在课堂讲授，新闻学就将成为“象牙塔新闻学”，这直接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新闻专业的学生在接触新闻学不久，就开始对专业丧失兴趣。
行知模式的理念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的认识论范畴。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提出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是知的基础，行高于知等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荀子主张世界是可知的，知行统一，“行”是基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意为行重于知，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意思是说知而不行，体会不深；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王夫之则强调知行统一：“由行而行则知，由知而知所行”，强调行对知的决定作用：“行可兼知，行高于知。”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就其现代意义而言探讨的其实就是认知和实践的关系。特别是王夫之明确提出的“知行相资”的命题，对知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阐述对于新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的“由行而行则知”的“行知观”和“由知而知所行”的“知行观”，正是今天我们新闻学教育中应该提倡并坚持的教学理念。我将王夫之的先“行知”后“知行”的行知观借鉴到新闻学的教学中，并总结为“行知模式”。
“行知模式”的关键是先实践，后认知。即通过设计实践性作业让学生先有感性认识，再回到课堂教学中进行理论的认知和提升。
“行知模式”的实践环节设计
“行知模式”的关键在于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作为应用型学科，实践教学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以下的能力：通过实践环节提高学生领会并掌握学科基本知识、理论的能力；通过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通过实践环节提高学生获取新知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正是“知行并重”的复合型人才的内涵。
1.实践教学环节设计
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堂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对一些新闻传播现象进行课堂讨论)、媒体参观(如参加节目录制)、专业讲座和实践作业。将全班同学分为固定的小组，课堂讨论和一些集体作业都按照小组进行，小组发言人由小组内成员轮流进行。在这些实践环节中，实践作业是“行知模式”的重要路径。主要训练学生发现与概论说明问题的能力。
2.实践作业内容
实践作业灵活而富有挑战性，意在帮助学生快速找到新闻专业学习的路径与方法，提高学生的文献查阅能力、问题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能力。
个人作业和集体作业配合教学内容进行布置。个人作业侧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着意于独特视角、观点的发展；集体作业侧重培训学生团队分工与协作的能力，并着意于作业整体综合的高水准。集体作业要求小组成员以PPT形式进行课堂发表，个人作业提交书面作业。下面是一些个人作业和集体作业的内容与设计：
讲授新闻行业时，布置个人作业，请每位同学采访五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了解他们对新闻行业的看法，要求提交采访记录、提供采访人的联系方式。通过采访增加大家对新闻业的感性认识。考核重点不在采访技能上，而在于增强学生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的能力，是否能够找到需要的采访、调查对象。
讲授新闻价值和新闻选择时，布置集体作业，请学生选择同一天的不同媒体进行新闻内容的分析，比较不同媒体对新闻的选择和处理。讲授媒介改革时，布置集体作业“南方周末历史梳理与评价”。出发点在于既让学生从个案入手了解一个媒体的发展史，同时又通过个案透视整个报业的发展情况。结合同学的研究结果，再进行评价和补充，使学生对业界的情况有了感性的认识。
“行知模式”的教学案例“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情况调查”
给学生提供1999―2000级已经毕业的学生联系方式，要求这些一年级学生就“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情况调查”独立设计问卷，并提交采访和调查报告。目的在于通过采访已成为“媒体人”的学长增加对专业学习的热情，消除恐惧、不适和陌生的感觉。从提交的调查报告来看：第一次成功的采访经历不仅让大家很兴奋，而且通过与学长的接触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窗户，比如“其实每天看教科书上，反复强调新闻真实，总是感觉很遥远，这次采访才让我真正明白原来主观主义总是在不经意中使我们的报道失去真实”；“由于堵车，我迟到了……我将永远铭记老师的一句话‘永远要比采访对象早到’”。下面是学生的一份采访流程，这个流程再次证明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它提醒我们充分尊重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主体性。
准备工作：
从班委处得到师姐的联系方式后马上开始联系，得到许可
与师姐商定具体采访时间和地点
上网查询师姐所在单位的具体情况并购买该报社报纸作研究
摸清乘车路线和所需时间
采访提纲准备：
熟悉广告班设计的本科生就业情况调查问卷
自己准备问题单，包括大学期间生活、学习的具体方法和能力培养，以及就业后对于新闻工作者的特殊性及工作中对新闻人职业操守与道德的理解
采访过程：
2005年11月23日下午5：00来到中国××报社，在师姐的办公室开始采访工作
请师姐填写了调查问卷
按照问题单进行了提问，并记录关键词句
随师姐参观了报社的一些部门，并听她介绍报纸的采编至出版的流程，下午6：00结束采访
采访收获：
此次采访收获很大，第一次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接触一个有经验有资历的新闻工作者，也是第一次真正接触现实中的新闻工作。在采访工作中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写作能力，获得了新闻学入门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同时得到了关于如何度过大学生活的诸多启发。
CCTV和凤凰卫视媒介公信力比较
这是一项集体作业，训练目的有两个，第一请同学了解什么是公信力，如何进行公信力研究；第二，请学生在CCTV和凤凰卫视媒介公信力比较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媒介环境和影响媒介发展的媒介政策，从而客观地评价媒体。选择这个项目的每一小组均经过了资料搜集整理，问卷调查、采访，数据分析的过程。其中一个小组还委托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完成了香港地区的调查。
从作业结果来看，学生对公信力的概念有了比较明朗的认识，对国家电视台CCTV和境外台凤凰卫视的体制和运作方式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而且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以及调查的数据得出了比较信服的结论。他们甚至在作业的最后写下了这样的结尾段落：
虽然我们作业最后把两个电视台的公信力平均分算了出来，虽说有根有据，但是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原因如下：
……
第二，接受调查者的学历和职业集中；
第三，网上的资料可靠性不强，比如观点一边倒；
第四，数据统计不科学，统计时没有考虑年龄、职业和性别等因素；
可以看到，结题报告中已经开始对作业本身及结论提出了质疑并展开了思考。而这些如果不是在行知模式的前提下，恐怕是既抽象又难以在课堂空间内实现的，尤其是对于一年级新生。
“行知模式”的教学效果
“行知模式”的教学实践使得新闻学的课堂活跃而充满乐趣。对于学生而言，新闻学不再枯燥，而是充满挑战和活力的应用型学科，激发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激情与投入。学生的反馈也表明“行知模式”较好地完成了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新闻学概论的教学任务：
在“新闻学概论”这门课上，我们学的不局限于课本，而是早早地触及新闻人那神圣的领域，感受与学习着专业知识与职业精神。
学生对集体作业方式非常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锻炼了自己的动手、动脑能力，很多同学学会了制作PPT 和使用非线性编辑软件，已经能够初步利用媒介技术提交不同形态的研究成果。集体作业培养了大家的团队精神和表达沟通的能力。课堂作业发表、作业点评也增强了大家的独立思考能力，从刚开始“跟着感觉走”到能够用专业眼光进行分析，这就是一个由行到知，再从知到行的知行相资的过程，一个通过实践来认知新闻规律、新闻业务的过程，一个对已学知识进行吸收与应用的强化过程。正如学生所言：“在采访、调查、节目录制、媒体参观等实践环节，实践了老师关于先行后知，实践结合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思路。现在一有问题，首先会想搜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
虽然没有用新闻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将学生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行知模式”的效果研究，但一个教学事例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行知模式”在新闻学教学中的作用。我给三年级学生开设的新闻报道专题，带领学生对郊区的“黑出租车”进行采访。他们之前上的新闻理论课、新闻采写课也有课堂讨论和采写实践，但是“纸上谈兵”多，实地采写少。实地采访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很多同学因为惧怕、胆怯而放弃采访。“其实，我对黑出租背后的故事充满了好奇，但初来乍到，完全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不知道该如何打破僵局去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流，更没有胆量和勇气上前去采访。”相比之下，刚入门的学生反而能够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一系列的调查和采访。通过实践作业，与陌生人沟通的能力，资料搜集分析、判断信息的能力和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不同学校开设的此类课程稍有不同，如新闻理论、新闻学原理、新闻学概论、新闻学导论、新闻传播学基础等，但教学大纲大体相同。通常开设在低年级的，是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课程的先修课。
【关键词】新闻教育；研究；问题讨论
中图分类号：G210.9
21世纪来临，我国新闻传播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新闻教育也需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对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从中总结分析一些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新闻教育的改革是有意义的。纵观我国新闻教育，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把中国的新闻教育分为两大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即对旧中国的新闻教育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合并或撤销了一些建国前创办的新闻院系，新建立起一些新闻教育单位。
回顾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教育，可有以下几个特征：
1.基本形成层次比较齐全、种类比较丰富、分布相对均衡的办学格局。
新中国沿袭以前的做法，仍然对以学校为主体的新闻教育非常重视，这固然有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我国对新闻教育的认识。改革开放，我国（大陆）兼容包括港台在内的新闻教育成果，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培养体系，现在已有能力培养从博士生到专科生等各种层次的学生。目前全国办新闻教育热有增无减。新闻类教学点分布广泛，既有全国性院校，又有地方性院校；既有全日制的普通高等学校作为主体，也有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教育培养形式作为补充。既有在综合院校中成立新闻学院，也有在理工类院校办新闻教育、在师范类院校办新闻教育等；既有在中文系里设置新闻专业，也有在商贸院系里设置新闻专业。目前，沿海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新闻教学点相对较多，但内地偏远地区的新闻教育也受到重视。如兰州大学新闻系、四川大学新闻系等，发展都较快，已具有一定的办学实力。
2.坚持加强德育教育，培养学生敬业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旧的新闻教育体系进行整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新闻工作要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这一原则一直坚持，并不断得到加强。这些不仅体现在课程安排、课堂教学、也贯彻于平时的学校学习和生活中。这样，使学生在毕业后，加入新闻实际工作中，能够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做到新闻工作真正为国家建设服务，富有正义感，能发挥好新闻传播的作用，抨击邪恶，伸张正气。强调新闻的政治性，是我国新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3.坚持理论教学与实际锻炼紧密结合，重视加强基础教育。
我国的新闻教育一直比较重视对学生实际才干的培养。课程体系的设计安排基础上都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此外，在我国总体的素质教育思想指导之下，也结合新闻人才培养的特点，在各院系都比较注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打好基础，发展潜质，增强适应能力。有关院校也注意根据自身学校的培养环境，发挥特长，体现特色。
4.重视对加强新闻教育、提高培养质量的研究探讨。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闻教育起步相对较晚，且又走过比较曲折的道路。所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规律，近年来在
我国新闻教育界更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90年代中期教育部又成立新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几乎每年都召开有关会议，交流、探讨新闻教学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把新闻教育问题作为重大科研课题来展开研究，设立了多个科研项目，重点在于探索新闻人才的培养规格，建立合理、科学的课程体系，把握好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等。同时，也注意加强国（区）际交流，引进国（境）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强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又积极把网络传播融入新闻教育之中等。
但是，要适应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需要，新闻教育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21世纪来临，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入世”对我国的冲击等等，无一不关联到新闻传播业，也对我国新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
二、新世纪新闻教育的若干认识问题
我国当代的新闻教育，应是近百年发展的历史积淀，面临新世纪，适应新时代，需要创新，同时也应吸取长期积累的经验甚至包括教训。因此，要使我国新闻教育取得更大的业绩，也不能不注意发挥已经形成的特色，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界就办学模式、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做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探讨。但认识上仍存在岐见，有些还比较模糊。有这么几个思路和认识需要进一步理一理。首先就是对如何培养新闻专门人才的认识。新闻传播学科的政治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这是不错的，但也容易陷入两个误区：
一是认为新闻工作不需要正规系统的高等专业教育，有一点专业培训即可上岗，或在岗位上能够自我完成专业训练。实践证明，不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一般来说，对所从事的业务认识深度是不够的，因而会影响专业操作水准的提升。即使在后来的工作实务中实现了专业要求，但付出的教育成本实际上会更高一些。
二是过分强调应用性，在教学中偏重于专业实际操作培训。应该说，这种认识在我国的新闻教育更多一些。这不仅体现在培养目标的确定、课程体系的建立上，而且也反映到课程教学内容的具体安排组织中。如专业课程对处理个体新闻稿件（节目）的技巧技法训练过重。这些训练是必要的，但过度则会培养出“匠”，而不是“师”或“家”。教会学生“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应该更多去关注如何加强学生的基础、培训素质，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第二个认识与第一个认识相联系，就是对新闻教学组织的认识。有的可能认为办新闻教育很容易，支起一个摊子，拢合几个人，能够把几门课开出来，学就办起来了。有的赶时髦，什么新上什么，在课程设置和建设上也表现出随意性。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不能形成层次，比例不够合理科学，开设不齐全。现在新闻类教学点较多，是好事，但不少有其名无其实，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平平，恐怕与这些认识有一定的关系。须知新闻教育也要积累、也要建设，要形成一定的规模、构成体系，才能培养高质量、高规格的新闻专门人才，并非易事。单单靠几个人也是不够的。如果觉得新闻教育很简单或以设置新闻类专业能招揽学生为目的，而注重加强完善，势必会影响今后我国新闻教育整体水平。
此外，进一步加大新闻教育的投入，改进和更新教学手段和方法，也是新世纪发展新闻教育的重任。随着高新科学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新闻传播不再是“一张纸、一支笔”的工作方式了，没有一定量的投入，新闻教学将无法正常组织，更不用说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这方面应有清醒的认识。要提高新闻人才的培养档次，就必须加大投入，做好教学硬件设备的建设。有关部门应建立起这种观念。同时，新闻院系也要在如何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上下功夫。
参考文献：
近年来，传统媒体人加速离职，正在成为新闻界的新常态，在传统媒体领域表现得尤甚，在2014年尤甚，他们或转行，或转型，很多人已与新闻业关系不大，对于在中国尚未完成定型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具有消极影响。
传统媒体人加速出走成为新常态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陈朝华确认离职，加盟搜狐担任副总裁及搜狐网总编辑;《南方周末》副总编辑伍小峰、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岳富涛加盟万达集团;《人物》杂志高管李海鹏、林天宏正式卸任主编、副主编职务，分别加盟《时尚先生》和万达集团;担任《新周刊》18年主编的封新城宣布卸任……
如果再向前追溯，会有更多的案例：资深媒体人黄章晋辞掉《凤凰周刊》主编职务，创办自媒体“大象公会”;《南方周末》原编委兼北京新闻中心主任邓科离职，创办民间智库“智谷趋势”;《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板块新闻总监左志坚离职，创办“拇指阅读”;《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刘洲伟离职，在新媒体进行再创业;曾任《中国周刊》与《京华时报》总编辑的付，早就加入了阿里巴巴集团;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本来生活网”，则聚集了一批传统媒体人，有些甚至是调查记者……
除了这些在传统媒体深耕多年的高管或精英，还有很多普通媒体人也在加速离职，被称为传统媒体风向标的南方报系，其离职员工的数字即是佐证。网易新媒体在今年初报道，最新一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刊物《南方报人》披露，2014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共有202名集团聘员工离职，这一数据在2012年、2013年分别为141人、176人。也就是说，每年的离职人数递增比例为20%左右。在2014年离职员工中，以记者编辑等采编人员为主，离职人数最多的是南都报系，82人离开，其次分别为《南方日报》39人，《南方周末》报系38人。
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并非始于当下，但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在当下明显加速，媒体高管与普通员工的离职相呼应，确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传统媒体的发展状态与趋势，反映出传统媒体遇到的行业困境。从观测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媒体高管或精英的离职，更具有代表意义与象征价值。他们或在新媒体创业，或跨行业创业，或加盟著名企业，整体来看，他们新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在媒体融合与跨界融合的专业背景与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体人的出走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大概都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职业选择，以及社会自由流动语境下的个人选择。换言之，即使旁观者有再多的遗憾，都不足道，而且，都不应该有任何职业道德绑架的非议。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人的加速出走，对媒体行业所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会逐渐显现。
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具有特殊性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新闻职业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美国表现为自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开始，新闻职业为摆脱党派政治和资本收买、获得社会认可与可持续发展，渐次发展出一套新闻共同体都要加以遵循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包括客观性理念、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公共服务意识与面向、新闻人个体自律与媒体共同体自律，等等。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使得公众与其他行业工作者认识到新闻业自身有一套价值规范和操作规则，也使他们认为呈现在媒体上的新闻是可信的，或者说对媒体上的新闻的怀疑度大幅降低。可以说，没有新闻专业主义，就没有美国新闻业在美国及整个世界的辉煌。
相对于美国较长时间的新闻实践，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中国新闻业中的大规模实践，基本上始于南方报系。南方报系的实践中，既有新闻理念与新闻伦理等价值层面的，也有新闻采编与媒体经营等操作层面的。从实践效果来看，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理念指导和操作规范的报道与办报办刊准则，获得了公众认可与社会赞誉。这不仅表现在对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上，还表现在对敏感领域与议题的报道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实践，让整个社会看到了异于传统新闻话语表达的新视角、新叙事与新模式。
正因如此，我们在业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准则，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实践中以新闻专业主义指导自身的职业行为;在学界看到了更丰富的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研究、历史追溯与现实讨论;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实际约束中，越来越能体会到其对以新闻专业主义方式做新闻报道的宽容与认可;在接受信息的公众层面，越来越多的人赋予媒体与媒体人更高的社会赞誉，对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推动能力给予更高的期待。换言之，业界、学界、管理者、公众等社会各方对新闻专业主义都有了新的认识、接受、认可和预期，并将其逐渐确定为对媒体与媒体人的认知与共识。
但是，这种变化至今仍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其原因固然有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尚过于短暂，与媒体发达的美国相比，便一目了然。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到19世纪末，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仍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媒体与媒体人的社会声望与职业地位均未获得公众认可。“由于政论报业的主观色彩与大众化报业的低俗化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尊严，以致在20世纪之前，新闻人无非是一些流言家和落魄文人的代名词。”①但即便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客观性”成为一个新闻学很流行的专业价值观，②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构建与实践亦有近百年之久。而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引入与践行，不过区区二十年左右。“1998年以后中国有了新闻专业主义比较成功的《财经》杂志，1997年《南方都市报》刚刚创刊，《南方周末》创刊比较早，1984年，但它早期是比较休闲的周末的报纸。”③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不久前由“姚贝娜去世”带来的社会热论与专业交锋，即新闻专业主义“在路上”的例证。
另有一个问题是，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并非在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中进行。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约束，中国的新闻媒体中，既存在“政治取向”的媒体，也存在“市场取向”的媒体。比较而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多是后者，其原因既有浪漫的理想主义，也有世俗的市场主义。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现实都意味着，在整个中国新闻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并未真正达成共识，新闻人也没有真正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不仅如此，处于不同新闻平台的媒体人，因体制篱笆，造成相互有隔阂、有轻视、有极少的相互进入。也就是说，整体意义上的新闻共同体建设尚未成功。事实上，大家所关注的离职出走的传统媒体人，绝多大数都是来自于“市场取向”的媒体。这其实已经表明了中国新闻界之内的某种隔绝与社会期待的不同。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市场取向”的媒体与媒体人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机构与个体，加速离职出走的恰好也是这些机构的媒体人，这是否意味着尚未在中国完成定型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衰落的隐忧？我的答案是偏向肯定的，至少短期内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判断。
其一，中国传统媒体的行业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人的出走，也在减少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个体数量。或许有理由认为，每年都会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但是，新人入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新闻历练与检验。而且，已经很少再有机会诞生新的传统媒体平台。
其二，中国的网络媒体与美国的网络媒体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有代表性的门户网站，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由于版权保护严格，没有哪一家网站能够担负起高额费用来集合各家传统媒体的新闻。中国的门户网站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空间，重要原因在于版权保护不够。这具有历史反讽意味。而且，鉴于当下的网络管理规制，中国的商业门户网站没有新闻采编权。换言之，转型到新媒体的传统媒体人，没有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平台与空间。
其三，当下诞生的所谓自媒体以及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生产，很多都不是有经验的媒体人来主持和经营的。虽然有影响的某些自媒体是原来的传统媒体人所创办的，但其主要内容是生产意见而不是新闻。新传播技术赋权于人人都能生产新闻的同时，部分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可能性。正是这个原因，有关新闻伦理与涉及个人隐私的事件具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些意义上讲，与较早实行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媒体生态环境不同，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尚未走向成熟之时，就发生了新媒体革命。而且，这种新媒体革命对那些“市场取向”的传统媒体影响更巨。《南方都市报》当年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但时至今日，南都网的口号就变成“人人都是新闻人”了，这意味着生产新闻的主体发生变化，意味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是谁，已经是未知数。“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貌似自发的信息流要服从于传播者的效果设计和目标定位，甚至是通过信息传播来实现支配世界的雄心。”④显然，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制作者的社会目标与秉持理念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结 语
着眼于未来而言，机构化的新媒体的实践，或许是延续新闻专业主义可资依赖的平台，比如财新网。但类似的媒体平台能有多少，无法预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只要公众依然需要有品质的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就有可以发挥的空间，新闻专业主义的未来就有希望。
注释：
①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3页。
③展江：《中国媒体的困境与出路》，共识网，2014年10月22日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