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奎因论；翻译；不确定性；命题
“评论家说翻译不确定性命题是我的行为主义的结果，有些说如果我不是行为主义者也就不会产生翻译不确定性，我不同意后种说法，我赞同前面的”。 [1]P5
一、行为主义方法的必要性
总的来说奎因认为行为主义方法是必须的。在心理学你可以选择是或不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在语言学领域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要我们掌握的语言适合外在关卡的检验，在关卡那里，我们自己的言语和对别人话语的反应都将得到检验，从而检验也就很好的进行了。检验时，我们内心世界并不关心我们掌握的语言到什么级别。
要理解词的含义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即通过收集整理可观察环境中人的外在言语行为信息获得。为了说明这一点，奎因提出了彻底翻译的思想式验供大家考虑。如“源语言”，jargong部落[2]28中有，叫做jungle语，“目标语言”是英语。对于Jungle 语言在我们沿路休息的小站那里的所有语言都无法解释，所以能够解释的唯一来源信息是当地人的谈话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当然这些信息来源很少，但当地谈话者只能给予这些资料。
我们语言学家对这些资料作猜测性的推断后编制成翻译手册，可看出这样能证实的结论是比较零散的。这是因为在当时说的话与所处的外在环境没什么多大关系。因为这需要继续研究而且过去各自不同的经验在左右。因此，实际上语言只起交流的作用，推断别人话的意思并不蕴含新的信息。
当然，有些句子完全取决于当时说话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如“在下雨”或者“那是只兔子”，这些句子我称之为“观察句”[2]P40。Jungle语言中像这种类型的句子是我们研究者的开门砖。研究者谨慎地把当地人的话与他所处的外在环境联系起来，希望他们说的句子就是与那些环境有关的观察句。他采用如下方法来检验是否是那样：当同样的环境再次发生时，研究者主动说出那些观察句，以便当地人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奎因充分发挥了形式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映机制对意义作了经验主义发生学研究。在这种方法下他得出了彻底翻译[2]P26不可行性
二、彻底翻译不可行性
我们的研究者继续谨慎地确认和翻译观察句。有些观察句可能是由其他已经辨认出的观察句组成，其中可能隐含了逻辑词“和”“或”“但是”“否”。指示当地人，把他对分句赞成的情行和对复合句赞成的情形结合起来，同样的方法指导否定的回答，这样研究者通过罗列这些情况就可以找到一系列比较准确的逻辑联结词。
与观察句不同，大多数句子有背于研究者当时所能感受到的刺激环境。还是那个方案，研究者会在不同的环境下主动把句子提出来问当地的人，让他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没有与当时的刺激环境现成的关系，接着怎么办？
研究者能记录下这些没有证实的句子并仔细研究它们，句子中一些部分可能在先前已经确证的观察句中出现过。研究者把它们当做词语，然后试着将它们当做观察句时的含义和英语配对。这就是奎因所说的分析性假设。这里存在猜测，而且很大程度上还要继续。那些还没确证的非观察句，其中己包含以前证实的单词，研究者就以这些零散的要素猜测性地解读这些非观察句。有了英文翻译和勉强的语法分析工具，他将会积累一定的不太确证的jungle词汇，不停做下去，可能翻译出无限多的句子。我们的研究者为达到效果一直在被提问者那里测试他的研究体系，然后修正体系和继续推测。一需要证实观察句研究者就把这种问答拿出来用，在如此高的使用频率和猜测性程度上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的翻译家把他有待完善的翻译手册持续地用于实践，然后通过与当地人成功和失败的交流来修订它。那么这些成功和失败存在于什么地方，或者说他们如何被确认？和当地人成功地探讨表明翻译手册改进很好，流畅的交流更能说明。当地人那方的反应若是迷茫和惊讶或者似乎答非所问，那么表明翻译手册出了错。
我们一直在明察的上述情况是翻译家不得不考虑的全部依据。这不是因为句子的意思难以找到或无法捉摸，而是因为除了有这笨拙翻译步骤所产生的那些东西，句子的意思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些翻译步骤编成体系，自然引用这些体系对要翻译的作出定义也就不可能了。因为这体系中涉及有影响判断的截然不同的回答。我们能允许当地人回答中有多少怪诞，例如，有多少出现在他们语法和语义中的怪诞可以避免呢？这就是翻译不确定性命题。
奎因常举的例子Gavagai（兔子）[2]P29说明了翻译不确定性，但只是针对词语翻译，不是句子翻译。若把Gavagai看做观察句，Gavagai直接满足确定的刺激条件，这些条件可受经验检验和提供关卡来确证。同样，单位词（Japanese classifiers）[3]P35的例子也只是词语翻译，不是句子翻译。替代函式（Proxy functions）[4]P19提供的例子也只是与词语翻译有关。但翻译不确定性首要应用于句子，这只是构想，奎因不报希望证实这个。要达到彻底的翻译几乎是个奇迹，对同一个语言句不可以翻译两次。
要达到彻底的翻译几乎是个奇迹，对同一个语言句不可以翻译两次。肯定的是，当我展示这些可能用于彻底翻译的数据的局限时，其不确定性就毫无疑问了。
提出翻译不确定性这一命题之前他就批判了‘分析性’、‘同义性’等经验主义的“教条”[5]P19，这是他对语义批判确立的相对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所必须的，也为他走上实用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持。
三、语义实体的批判
翻译不确定性命题里奎因公开提出了的对意义的批判，目的应该是为了清除错误的认识，不是要产生虚无主义的结论。翻译依然存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不是意味没有可接受的翻译，而是说可以有许多种。一个好的翻译手册可以适合对言语行为所有场合的检验，在任何一次检验中没有使用它也没什么不好。
在探究传统关于词语和句子的意义认识时，奎因并没有要否定语义学。关于词的用法和词使用的语境，有许多有用的工作要去做。词典编撰就很显然体现出这些，而且在改善语义理论方面也可以大有作为。传统认为有一个独立且确定的意义在哪里，但奎因并不想找到一个可以修正传统观念的科学认识，那种观念最好可视为需要清除的认识障碍。实际上，在后来比起语言学者，对哲学家来说那种观念更是一种障碍。
总之，人们会认为一个句子有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句子就是它的翻译，只要那个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在奎因看来，不是这样。奎因认为不确定性只是应用意义翻译，语义学仍将继续有很大的疑问。他所挑战的是那传统拙劣的语义学，也及，意义同一性。
【参考文献】
[1]W.V.Quine. In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gain[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4，No.1（Jan.，1987），5-10.
[2]Quine，W.V. Word and Object[M].Cambridge： MIT Press，1960.
[3]Quine，W.V.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J].New York： Columbia，1969.
一、民本思想的生态基础：民立
“民立”，即“民”相对于自然具有无可争议的主体性。当然，“民立”绝不是主张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社会人以其理性反省的能力，面对环境与生态危机，在参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基础上体现对于自然的道德与法律主体地位。西方哲学从关注宇宙自然开始，柏拉图说到泰勒斯抬头观察星空时不小心掉进了井里，一个聪明机智的色雷斯女仆嘲笑道，“他渴望知道天上的事情，以至于不能看到脚下的东西”。柏拉图加上一句，“这个嘲笑适用于所有的哲学家”。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开始关注人类的研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循环问答暗示人是能对理性问题作出理性回答的动物。自此，人因理性能力独立于自然在西方文化中成为定律。但自奥古斯丁指出理性的含糊不清与神秘只有靠基督教的启示才能解决之后，“人本”哲学堕入与“神本”的深深对峙之中。启蒙运动使人本思想再放耀眼光芒，却走向人对物绝对支配的极端。自然作为“事务的堆积”，越来越被解读为一个被动的、惰性的概念。外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被严格区分，自然与文化、自然与历史、农村与城市、人之外的物质与人的精神等相互对立。《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要求信徒们“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霍布斯也说到，“人待人如上帝，就公民之间的关系而言属实”。但从未有过“爱物如己”、“人待物如上帝”的观念，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仅仅体现在利用与利益层面而绝不体现在道德之中，人独立于自然走向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而中国文化起自大平原，向极现实极平常的方面发展，一切思想都以现实人生为根据，“本诸身徵诸庶民”。《列子·黄帝》称人为“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在《礼记·礼运》中，万物皆禀五行之气而生，惟人独得其“秀气”，所以，“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尚书·泰誓》还提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既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于是有孔子的说法：“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第九》）。显然，古代先民们关于人的主体性意识，其实与古希腊智者学派类似。并且，王充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也类似于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优越论”。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说“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之所以如此，因为“惟人独能为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将人为万物之本、贵于万物归结为人因智慧而独有道德能力，则与斯多葛学派的论调似乎如出一辙。然而，中国自先秦文献起“民”与“人”通用，唐人孔颖达注曰：“民者，人也，统贵贱而言之”。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可见，中国文化与欧洲关于“人”的探究在进路上其实完全不同，中国文化阐明人对于自然万物的主体性，是将之置于现实的国家与政治治理方略之中，于是“民为国本”、“君为政本”、“人（民）为万物之本”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民本思想的逻辑体系，共同服从仁义礼智、伦常纲纪的道德法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物”成为成就个人价值——仁德最终完成的内在要求。人为万物之本，当然应该“财万物”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但“财万物”服从于“仁万物”，“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此昭然若揭。及至今日，民本思想体现的这种独特的人类中心主义——“民立”已成为构成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型社会的坚实基础。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二、民本思想的生态规定：民意
民意，即民众的自由意志。它是“民立”的内在规定，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外部体现，是人的本性与自然界进化规律的有机统一。黑格尔指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意志就是抽象的人格，自由就是人的本质。黑格尔这种自由意志决定的“自我”，是纯粹理念下自由选择的“真正自我”，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等因此“很公正”地嘲笑它是人格的分裂。但是，我们也看到，只要承认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在于理性，那么，本体论上的人格除了以内在的绝对自由意志来界定，实在没有任何再恰当的方法了。黑格尔的不足其实不是将自由意志等同于人的主体性本身，而是在于坚持“真正自我”与“经验自我”绝对对立，在此基础上也就看不到自由的双重性与复杂性。柏林认为自由包括消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前者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的情况下活动的空间”；后者则意味着“自主”。哈耶克认为自由的原始意义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但这种原始意义的自由只是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内在自由和作为能力或力量的自由相区别。不能因为政治自由、内在自由和作为能力或力量的自由都共用“自由”一词，就以为它们之间存在共通的品格，或者以为它们是同类的不同变种。归纳哈耶克与柏林的论述，他们其实都是将作为能力或力量的自由与作为“仅指涉人与他人间关系”的自由区别开来。依据康德关于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的区分，自由最简单明了的认识就是“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内在自由”是个体人、生物人主体性的本原内在规定，人的欲望与感官刺激作为思维——意志活动的起因，通过“意志的自我反思”体会到自身在能力或力量上“内在的”绝对不受任何限制，它因思维对象存在而具有实在性；个体人、生物人必然要与外界发生关系外在化为社会人，内在的绝对自由“遭遇障碍”，表现为实证上“仅指涉人与他人间关系”的“外在自由”，即服从。因此，“内在自由”是精神的自由，它的实在性是哲学中的实在性，“外在自由”若以“内在自由”为基础就成为“内在自由”的实证体现，完成了人的主体性规定。
传统民本思想中，孟子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本原溯至人的本性（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因此，孟子虽然认为人性本善，但却必须“立心”、“养心”、“养性”，成为圣人、君子，“由仁义行”才体现本性。古汉语没有“自由”一词，但自由是文化产生的条件，“只要够称得上是文化，尽管找不出自由主义及自由的名词，其中必有某种形态、某种程度的自由精神在那里跃动。”③由此，孟子主张的显然仅是“入世有为”的“外部自由”。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本质上是“自然无为”，“无争无欲”的。所以，人的本性就是“法自然”，就是原始自然状态下的无知、无私、无欲、自然无为。现实中由于人（包括君主）丧失了纯朴的自然本性，于是产生了自私心和占有欲，社会争斗不已、动乱不息。所以，老子主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显然，道家追求“避世的自由”也是“外部自由”。宋明理学发展了孟子“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依据《易·系辞传》中“生生之谓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对“仁”作了本体论的新诠释，也接近于“人法自然”。
“民意”仅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外部自由”。一方面必然要求勤俭节约，节制物质欲望。如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伦语·述而》），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另一方面也有人应与“四时合其序”的要求，如历史记载的“神农之禁”、“禹禁”，以及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加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粱惠王上》）。这些在今天看来，多数人会赞同它们的合理性。但之所以认为合理，其实正是符合了我们内心永远澎湃的“内在自由”诉求，否则就会出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这种裸的、反人道的压制。当然，“内在自由”本质上就是精神的为所欲为，脱离“外在自由”的框架而错误地将其等同于现实的自由时，必导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以，生态文明背景下民本思想蕴含的“民意”，彰显人对自然的“内在自由”，绝不是要求外界力量、自然变化规律绝对服从于它。作为“外在自由”的基础，“内在自由”的意义在于为“外部自由”的合法性提供唯一与终极的判断标准。
三、民本思想的生态路径：民智
民智，即民众的智慧。它是依民本思想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路径，要求从肯定民众的智慧出发，相信与依赖民众的自主与自治能力，在多中心环境治理的架构内追求问题的解决。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民众的智慧是享有政治主体地位的前提。夏勇先生认为，从《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孟子说“民悦则取之，民不悦则勿取”、“国人皆曰杀，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民众已经成为自行与天相通的独立的人格主体和政治主体。但从孔子所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伦语·先进》），又表明先秦民权思想还是晦暗不显的。按本文划分“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方法论，所谓已经成为政治主体，其实就是指体现了“内在自由”；而“晦暗不显”则是看到了欠缺“内在自由”基础的“外在自由”之现实存在。两种自由理念皆萌发于传统民本思想之中，却从未统一，正是夏勇先生所说的“缺乏明确的作为制度操作概念的民权”，这也可部分地解释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的治乱循环。而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对民众智慧的否定。孔子坚持“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伦语·阳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这种先天的“民愚”观念直到提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从根本上涤除。但孟子的激进思想，到严复、梁启超等将欧洲启蒙思想与民本结合，竭力主张自由就是自主、自治，延续到孙中山、陈独秀、、，为帝制、夺取政权、改造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但片面强调纯粹的“内在自由”也导致对既有文化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全面怀疑和否定。“”结束后开始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到今天在坚持依法治国基础上，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参政、议政积极性，民众的政治主体性才包涵其完整规定。
环境问题具有公认的公共性，本质上就唯有通过民众的共同努力才可能解决。诚然，真正推动环境问题建构的社会力量主要本源于社会上层的被动应对与自觉反省。但如费希特所说，“共同的完善过程就是我们的社会使命，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别人自由地作用于我们，造成自我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我们把他们作为自由生物，反作用于他们，造成别人完善的过程。”环境问题的构建源于一部分人的先觉，而正是这种先觉通过公民舆论、环保运动不断影响、作用于他人，最终形成社会共识强力支撑的环境多中心治理架构和国际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环保企业、民间团体、地方社群自治体、公民个人等多个治理主体合作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在权力的向度上不仅上下互动，而且内外互动。其因内含“治理”失败的矫正机制，因而成为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
四、民本思想的生态工具理性目标：民富
民富，即民众的利益增进。按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工具合理性”是一种形式合理性，不必考虑“目的”本身的内在价值；与之相对的“价值合理性”则是一种实质合理性，行为者并不考虑通过行为来实现可以预见的结果，而仅基于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谕令、虔诚等等的信仰。那么，“民富”——利益增进就可称之为工具理性目标，是可操作的、直接的、现实性的目标。传统民本思想将民富（富民）作为基本内容，众多先人的名言隽语都有体现。如孔子说：“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伦语·子路》）。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下》）。管子也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而宋代的陈亮以“功利之学”，从人性上对“民富”作出解释。陈亮认为，“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陈亮集》卷九《勉强行道大有功》）所以，天赋的自然人性，不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而是指人的耳目口鼻身之欲和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人的生活欲望、物质需求，是人的自然天性；满足了人的物质欲求，感情得到合理的流露，就合乎了天性和天命。陈亮的“功利之学”为“内在自由”提供了方法论上可操作的衡量，制度的合法性判断最终取决于是否符合人的本性——现实的生活欲望、物质需求的满足，为环境问题解决提供了可操作的、直接的、现实性的工具理性目标。
当然，传统民本思想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民富”也就仅指物质需求——经济利益的满足。工业文明后环境问题通过社会建构成为“问题”，“环境利益”应运而生。而因现代环境问题主要源于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利益似乎先验地与经济利益对立。早期环境法律制度在此种观念之上，将经济活动引发的环境污染纳入规制范畴，以“命令控制”的环境管制为基本内涵，围绕责任追究与损失填补，通过经济利益的限制谋求环境问题的缓解。但限制经济利益并未也不可能完全建构在生态中心主义之上，毕竟环境保护是为人类更美好的生活，经济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享受优美环境的基础。所以，随后的经济萧条与福利国家危机促使各国纷纷放松环境管制，环境保护陷入停滞与倒退境地。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环境问题解决的主导思想，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同质同源”，因而绝不能将之割裂甚至对立，更不能简单理解为孰为优先的问题。陈亮认为人的各种物质生活需要是全面的，有一种不满足，则是“人道有阙”，就此才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涵义。如果将他的道理应用于现在，“民富”就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共生、共进、共赢。而要实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同构的供给增长，如钭晓东先生所说，首要在于“开源与节流”：一方面尽量减少“公害”的出现，另一方面扩大“公益生产”。为此，需要从“点、线、环、面、体”的多维层面展开，从注重“点”（末端治理）发展到重视“线”（全过程治理），再重视“环”（全过程循环），再到注重“面”、“体”（流域治理、立体产业、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社会等）。另外，通过引入自由选择与促进性规则，创造生产者与消费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合作的制度空间。合作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合作减少了对峙的消耗，就利益总量而言就是增进。但是，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是真正的合作，否则就是强制与命令。所以，在环境利益的公共性与现实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占有条件之下，必须通过倾斜保护的制度策略，发挥生态补偿机制的功能，促进生态脆弱地区环保能力的发展，为合作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五、民本思想的生态价值理性目标：民用
民用，即民众对利益的共享与普惠。费希特说，“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就是人的最终目的。”但只要人不停止为人，不变成上帝，这个最终目的必定是不能达到的，人能够并且应该做到的是无限接近这个目标。黑格尔论证了这种“最终目的”在哲学上的现实性，他认为能够达到自立从而具有自由的只有精神，精神一般来说就是思维，而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在精神没有自在地完成自己，没有把自己完成为世界精神以前，它是不能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而达到它的完成的。”所以，精神实现自己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其最后完成时绝对完美的哲学——绝对知识就产生了，意志获得了它的实在性。将费希特、黑格尔的见解结合于本文的论述，“民用”（利益的共享与普惠）就是环境问题解决在哲学上现实存在的最终目标。在那里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下代人之间都没有利益的盘剥，人人都能尽情尽性地利用大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又能享受最优美的生态环境。显然，这种最终目标，也就是“民意”所追求的“内在自由”与自然环境进化规律的统一，它是我们必定不能达到的目标，但实证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行动展开能够并且应该无限接近这个目标。作为最终目标正符合韦伯说的价值合理性，因哲学上的现实性成为指引我们行动的基本原则和终极方向，内含的永恒价值追求，唯有生态正义。
【论文摘要】语境对词义的决定作用，是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境决定了义位，也就是说语境不同，词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参考文献
（2）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刷书馆 1993.北京
（3）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5）侯维东《语境对词义的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5.4
【论文摘要】语境对词义的决定作用，是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境决定了义位，也就是说语境不同，词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蒋介石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关键词：语境；语义；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157-02
一、语境的含义和分类
语境（context）即语言环境，主要指语言因素和语言因素。语境因素包括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一是“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 换言之，“语言性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语言性语境(non-linguistic context)”。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
二、语义的含义及分类
词语由词形和语义构成，词形包括发音和拼写，语义是词形所代表的意义。语义是词语本身含义和语境意义的结合。语义并非单一形式的，而是一个包含几个部分的合成体，即我们常说的语义类别。语义通常分为语义学中的语义和语用学上的语义两种。语义学中的语义被看作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不可改变的含义。它主要由词汇、语法特征来决定，此外这种语义不受上下文语境的影响，因此我们也习惯把它叫做“静态意义”或者“表面意义”。而语用学中的意义：与语义学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此意义除了包含语言本身以外的所有意义。它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语言交流双方的心情、年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又把它叫做“动态意义”也可以叫做“语境意义”。
三、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一）语境对语义的制约
语境对语义的制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同样一句话，不同身份的人所表达的语义不同。例如：一位教师说：“明天上午七点我去上课。”一个学生说：“明天上午七点我去上课。”上面的两个例句中，教师和学生虽然都说同样的话，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职务身份不同而决定了同样一句话的语义不同，教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去讲课”，而学生说句话的意思是“去听课”。
2、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就有不同的语义。例如:“都八点了！”如果这句话是在早晨，并且在家里正睡觉的孩子的床头说的，那么，这句话的语义是在催促孩子快起床上学。如果是上午八点在学校里或在教室里说的，那么这句话的语义是指上课的时间到了。如果是在假日的或晚上的公园里说这句话，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则指朋友间约定的会面时间。
当然，语境也包含不同的类别，下面将从语境的不同种类来介绍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二）语言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1、语音语境对语义的影响。语音语境主要包括重音、语速、语调和停顿。重音对语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强调的语义的侧重点上。例如“John kicked the chair”。第一种情况，重音在第一个单词上，那么这句话强调的就是动作的发出者“约翰”；第二种情况，重音在第二个单词上，则强调动作“踢”而不是用手打，或者用其它的武器对“椅子”施加动作；第三种情况，重音在“椅子”上，这句话则强调动作的接受者是“椅子”而不是“桌子，凳子”或者其他东西。
2、语法语境对语义的影响。语法犹如一座大楼的框架，是固定的。它对意义的影响相对也十分固定。它可以让我们正确的判断句子的含义。语言学习者因为学习了语法，从而避免在语义把握的道路上走弯路。例“Do it now.”乍一看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句子中主、谓这两个成分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了解语法的人都知道这是祈使句，而且主语是第二人称，翻译成：你现在马上开始做。
3、语用语境对意义的影响
语用语境包括语法和语言的运用两个部分。这使语义的理解更加准确。一句话如果它符合语法规则但是不符合语用规则，此句话也是错误的。语用语境使语言的理解更加准确更加迅速，例如：
（1）“The apple is smiling.” 这句话符合语法规则，主系表结构。但是它是一个错误的句子，因为它不符合水果是不会笑的语用规则。
（2）“The baby is smiling.” 这句话是正确的，它既符合语用语境中的语法规则，又符合语言的实际应用。译成：这个小孩在笑。
（三）非语言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情景语境对语义的影响：情景语境包括时间、地点、行为主体的年龄、社会地位、经历、性别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此外还包括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
1、时间不同，意思就不一样。“Good morning” 这句话，若在早上就是问候语“早上好”倘若发生在中午或者更晚，地点在单位，说话者是领导，这句话就不再是问语而是责备讽刺的意思了，意思可能是“来的挺早啊”。
2、语言发出者情绪不同，意思不同。“How are you?” 虽然这句话只是生活中一句普通的问候语。但是根据语言发出者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不同，意思就不一样了。第一种情况，语言的发出者和语言的接受者真诚对话，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关心之情；第二种情况，你从老板办公室出来，面无表情，心术不正的同事问你这句话时，一定是不怀好意，暗自嘲笑你。
3、文化背景不同，理解不同。“Love child”，对这个短语的理解就截然相反。此句话运用于中国，则是褒义，意思是可爱的孩子。但是若发生在西方，则是贬义，这句话的意思是私生子。再比如black tea,在我们中国可能会有人直译成黑茶，而其实是红茶的意思。再如blue ice我们一定认为是蓝冰的意思，而实际上它是纯净水的意思。
五、总结
语境是人们进行交际活动的场所和舞台背景，不同的语境规定了交际的不同类型和方式，所以语境对话语的语义和形式的组合及语体风格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分析研究任何语言现象都必须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同时，为了更好的把握语义，不仅语言学家把语言环境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就连我们学生也能感觉到语境与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语言环境使语言的含义多产化。它对语言的理解起到制约作用，也加速了语言理解的速度，使语言的理解更为准确。
参考文献：
［1］John I?Saeed.Seman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陈玮.语境中的语意转变［J］.广东:广东药学院学报,2005,(4).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束定芳.现代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大学生、家庭环境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潮，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青年大学生成为了社会思潮不断兴起和传播的一个关键性载体，本文主要从家庭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大学生的影响。
一、民主社会主义相关概述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社会、社会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这个名称是从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社会民主主义"演变而来的。①
1、民主社会主义的含义
从字面意义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强调发展民主，既符合当前的民主化潮流，也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消除各种特权现象的强烈愿望相一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②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要国家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民主就归属于哪个阶级所支配，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全人类共有的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③它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社会党、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由第二国际社会右翼发展而来，伯恩施坦是"民主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奠基者。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而且是作为一种实践形态而存在的。社会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执政或轮流执政，对当代世界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奉为各国社会思想体系和目标模式的统称。
2、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在对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简单化，就像"伦理社会主义"把民主和公平看成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把社会福利看成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等等。民主社会主义坚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需要"剥夺剥夺者"，也不需要资本主义制度、夺取资产阶级政权 。只要能够实现这些原则，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演化为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吸收了费边社会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的渐进改良成分，主张通过点滴改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主张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主张在不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促进劳动者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实现阶级合作与和谐；主张通过建设福利国家来使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主张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和分配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最终实现社会平等和公平。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人的繁衍生息与外界环境发生着密切联系，其思想行为的形成和发展也与环境密切相关。环境是指环绕在人的周围并给人以某种影响的客观存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环境,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所面对的外部客观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环境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接受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形成了接受主体的主要倾向,而且制约了接受活动的进行和开展。而家庭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重要场所。一个孩子从降生到完全独立地进入社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所以家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巨大而特殊的。本文将从家庭环境角度来探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家庭环境是具有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并且长期共同生活的小群体，是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接受者最先受到影响的地方。家庭教育担负着传授文化知识、培养道德品质、指导行为规范、帮助自主谋生等责任。这里的家庭环境，主要是指家长的思想素质和行为规范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子女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的影响氛围。④家庭环境不仅影响到子女的个性发展,而且影响到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家庭环境作为中观接受环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殊性⑤：
首先,家庭环境是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建立在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经济关系和感情联系等特殊纽带关系的基础上。家庭环境的基础地位表现在大学生对家庭在经济上和感情上的依赖。前者构成其成长的物质基础,后者构成其成长的精神基础。这种纽带关系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提供了心理上必需的安全感、依恋感和归属感。家庭环境自觉和不自觉的影响成为大学生先入为主的基础。大学生在幼儿时期就在家庭环境中获得了许多道德观念和掌握模式，形成的最初接受图式。家庭环境在无意识层面上对大学生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包。家庭环境在大学生成长时期仍发生作用,其基础性作用是社会和社区等接受环境所不能代替的。
其次,家庭环境作用具有深刻性。在人际关系上家长与子女有直接、经常和亲密的接触,这使家长和子女之间彼此了解较为细致和深刻,这种深刻的理解特征有利于子女对家庭环境影响正确理解和深层吸收。同时家庭环境影响具有隐蔽性、间接性的特点,这种影响的非正式成份较多,其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家长的身教言传表现出来。再次,家庭环境与其它接受环境具有互补性。是相对影响的内容而言。家庭环境也是一定文化的积淀之地,也是一定文化的传承者,具有具体、生动、现实性强的特征。
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人的活动在不断地改变环境，使其有利于人的发展，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关系基本观点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也是基于家庭环境角度着力研究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基本依据。
三、家庭环境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传播中对大学生的影响
人是社会的人，也是环境的人。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同样也创造了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传播，不能忽略了环境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社区环境。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析家庭环境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传播中对大学生的影响作用。
1、家长自身的认同态度
大学生出身各异，有些大学生出身于农民家庭，有些则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的家长自身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态度存在着差异，这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认同态度。大学生家长自身态度，他们自身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差异，那么对孩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家长自身的知识构成。家长对民族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态度。家长自身知识架构，对民主社会主义是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这一本质的认识、对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主张的认识、对"瑞典模式"的理解等，这将直接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影响了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否。家长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积极方面的，那么在大学生头脑里将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崇尚，而家长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解较为深刻的，能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消极方面以及其局限性的，那么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将更加全面、深刻，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就会走出字面上的理解，认同态度也将发生变化。
其次，家长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家长在各个领域、行业等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否。家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些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就对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比较满意，而新的社会制度将会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他们现有的身份、地位、名望产生动摇，因此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率相对较低，他们的孩子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也受到影响。而那些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家长，他们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处的社会地位较低，希望得到改善，因此他们对新的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将产生向往，他们的孩子也会对民主社会主义比较认同。
2、家庭经济情况差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不再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随着外资企业的大力引进、民营企业的快速崛起、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家庭经济情况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庭经济情况的各异，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否。
首先，大学生物质生活之间的差异引起的课余生活差异。家庭生活富裕的家庭，能提供孩子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课余生活也比较闲暇，他们就有机会有时间比较早地接触了网络等多媒体工具，而网络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和视频资料，因此这些孩子也就能比较早地接触了各种思想，而那些家庭生活比较艰苦的同学，他们的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网络等接触得也比较晚，加上进入大学生活后为生计奔波，他们对新思想接触就比较少，这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物质生活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否。
其次，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引起的大学生阅历的差异。家庭收入高、生活富裕的家庭能够提供孩子很多走出去的机会，他们能够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孩子去北欧等地方旅游、学习，这部分大学生就能够去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亲身感受，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耳濡目染能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民主社会主义。而家庭困难的孩子，家庭除了提供他们基础的生活、学习之余就没有多余的钱供他们去外面感受新的社会制度下的生活、学习等，这部分大学生也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知识了解相对匮乏。这就影响了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家庭经济情况差异引起的大学生的阅历差异，将影响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与否。
3、家庭成员在现有社会制度下的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大幅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家庭成员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感，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态度。
首先，家庭成员的亲密度下降导致的幸福感缺乏。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工作竞争越来越剧烈，工作压力越来越庞大，加班越来越频繁，抑或是社会发展，电脑、电视等代替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等，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减少，亲密度下降。这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幸福感降低，大学生对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满意度也随之下降，而民主社会主义趁虚而入。因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下降影响了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态度。
其次，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幸福感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上学难、看病贵、就业难等社会问题，而一些大学生的家庭恰巧遭遇了其中的某些社会问题，这使得家庭成员在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幸福感缺乏，对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出现了不满、质疑、埋怨，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那种高收入、高福利、高税收的"三高"制度恰好填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现今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因此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导致家庭成员的幸福感缺乏，这将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态度。
注释：
①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②列宁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201
③张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2008．6
④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关键词：开放式遗传算法；约束优化问题；小生境
中图分类号：TP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081(2007)04-0960-03
0引言
工程界和科技界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为带约束的优化问题。传统的算法如梯度法、信赖域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等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特别是处理非线性多极值非凸优化问题时，存在固有的缺陷，往往只能求得局部最优解，甚至找不到可行解。遗传算法[1]不要求目标函数连续、可导，也不要求约束域为凸集，因而在非线性约束优化问题的求解中显出了独特的优势。
一个带有约束条件的优化问题可写成如下形式：
这里X=(x1,x2,…,xn)为n维实向量，f(X）为目标函数。求解该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约束项。用遗传算法优化这类问题通常处理约束的方法有拒绝法[2]、修复法[3]、修改算子法[4]和罚函数法[5]等。由于这些方法固有的问题，使得遗传算法的优势难以发挥[6]。FPDC方法[7]虽然有效地处理了约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效率不高。因为它与现有的遗传算法一样，没有有效地考虑种群外个体对种群的影响，只是基于适应值对种群进行选择和修正。严格地说，这些遗传算法都是封闭的，而现实的系统都是开放的复杂系统[8]。本文针对现有遗传算法的缺点，考察生物界和自适应数学模型（式（1））,基于小生境技术提出了一种新的遗传算法――开放式遗传算法(OpenGeneticAlgorithms，OGA)，给出了它一定能收敛到全局最优解的证明。该算法避免了确定罚因子的选择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通用性，且对问题本身和约束基本上没有要求，实施起来十分方便，可以充分发挥GA的优势。同时，考虑到不可行解在搜索中的作用，通过两个小生境相互作用机制，使得GA群体搜索的特点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并保证了群体的多样性，加速了搜索速度。仿真实例说明了它的有效性。
1开放式遗传算法设计
1．1OGA算法思想
在生物界，每一个种群都有一定的生存环境，生物种群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在种群内部，因生存区域不同又表现出区域间不同个体的差异，从而构成一个个更小的生存区域，称为小生境。因此，产生了种群的多样性，多样性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小生境内部生物因遗传而进化；不同小生境间的生物进行交叉可能集中两者的优点，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性。特定环境的生物与非特定环境生物的，则特定环境的生物有可能获得优良的基因，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性。再者，环境变化对生物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特定生物与非特定生物互为环境，使个体表现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因此，可行解区域定义为特定生物种群，其他区域为特定种群的环境。特定生物种群又可划分为多个小生境，与环境共同作用进行遗传进化。
1．2小生境的划分
1．3环境的形成
环境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部分，外部环境由区间约束形成的多面体中的不可解构成；内部环境由满足不等式和等式约束的可行解构成。对于G中的任一小生境Di,把与Di相邻的小生境（内部环境）及相邻的外部环境形成的封闭区域称为该小生境的环境，环境的适应值按距Di边界的距离计，越小越优。
对于2维的优化，小生境的划分如图1所示。
其中H为外部环境，D为小生境。例如D1为第一个小生境，它的环境由外部环境H1,H2,H6和内部环境D2,D4,D7构成，于是小生境与其环境共同构成了封闭的优化区域。
2OGA算法
步骤1：划分环境与小生境，分别定义小生境、环境的适应值。
3主要结论
定义1模式。定义域G内任一点x0，其球邻域B(x0,r)≤ε，ε为给定的任意正小数，定义为一个模式（也称状态）。
对于某个ε，可把Di离散化，每一个离散点便构成一个模式，则所有的模式的组合构成小生境区域Di。于是Di是可数的闭集。
定理2开放式遗传算法的迭代操作所形成的映射T是随机压缩算子。
证明遗传中所用算子都是以概率为基础的，所以T是随机算子。又由于采用了精英保留策略和最优个体局部搜索技术，使每迭代一次均可能产生比上一代更好的个体，所以存在一个非负实值随机变量，0≤K(ω)
定理3开放式遗传算法是全局收敛的。
由定理2和巴拿赫压缩映射定理很容易得出开放式遗传算法是收敛的[9]。
假设1：初始环境个体能均匀覆盖小生境。环境的选择近似于随机选择。
假设2：可行解域划分为一个小生境的情况。
假设在N1代时，小生境收敛到点x的局部区域D′,小生境种群成熟，即种群中个体几乎全相同。并且假设D′D≈0，D为可行解域，且D′D。
说明：这种方法一定能克服种群早熟跳出局部解，最终得到全局最优解。算法收敛的快慢与γ有关，γ越小收敛的越快。而γ与迁移率r和环境种群的分布有关。
4算法验证
采用OGA算法求解以上问题，采用K均值聚类算法把可行域分成不相交的3部分，得到2个分类曲面，则外部环境被分成4个部分，共形成7个遗传优化域。每个遗传优化域的群体大小设为10，交叉、变异，按上述式子设计，选择概率为0.8，交叉概率为0.8，变异概率为0.1。选择方式采用竞标赛选择，竞争规模为2。遗传代数设计为1000代。在小生境池中含有20%的环境个体参与交叉。环境池中不含小生境个体。
5结语
关键词：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评价；因子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104－03
一、引言
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资源，人才竞争也成了各国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面对国外咄咄逼人的人才竞争攻势，我国也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把发展和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于是，各省也纷纷提出了人才强省战略。在“十一五”规划中黑龙江省已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后又提出“人才兴安岭”行动纲要。因此，能否合理促进黑龙江省人才发展战略的实施直接关系着黑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弱。而人才发展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
人才发展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科教环境、创业环境及社会保障状况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本文选取对人才发展环境具有关键作用的经济环境、科教环境、创业环境、人才市场环境、社会保障环境和基本生活环境，构建一个具有6个二极指标，19个三级指标的人才发展环境评价体系。为了对人才发展环境进行准确的评价，本文尽量避免使用诸如模糊综合评价之类的定性评价方法，以免由于个人的好恶对评价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以统计年鉴所记载的数据资料为原始数据，并使用因子分析法对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二、人才发展环境指标体系
为了有效地评价人才发展环境，就要建立科学的人才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因此，建立人才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应当分类清晰、层次分明、内容全面，指标应该兼具科学性、可行性、简洁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建立指标体系关键在于：指标集合的确立和指标体系的构成。该指标体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指标容量的问题，指标过少不能全面反映人才发展环境的影响程度，过多又使指标体系过于庞大，造成评价分析困难；二是具体指标的选取，首先，应遵循客观全面性原则，即其包含的指标不仅能客观充分地反映人才发展环境状况，又要具有现实依据和科学基础；其次是最大限制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即指标体系要抓住影响人才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还要兼顾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因素体系过于庞杂，所需数据无从获取。然后是科学性和概况性原则，即指标体系是建立在人们对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方面科学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具有科学性且选择的指标能够概括地人才发展环境的某个方面。
基于对人才发展环境内涵的把握，在遵循以上指标设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人才专家意见，从尽可能量化角度，将人才环境分为经济环境、科教环境、创业环境、人才市场环境、社会保障环境和基本生活环境等6个二级指标，在各二级指标下设立了19个三级评价指标，其体系框架见下页表1。
三、黑龙江省宏微观人才发展环境评价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的评价。因子分析法的优点在于，通过因子分析所确定的权重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出的指标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具有较好的客观性。用因子分析做综合评价不仅可以给出排名顺序，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影响排名次序的因素，从而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方向。
因子分析法是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存关系，将多个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以再现指标与因子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一个完全的因子解包括因子模型和因子结构两个方面。因子模型是以回归方程的形式将指标X …X 表示为因子F …F 的线性组合；因子结构是通过相关系数来反映指标与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对黑龙江省宏观人才环境的评价
为了对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环境进行评价，本文分别从我国的华南、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等地区选取了17个有代表性的省市地区的相关人才发展环境指标数据。这些数据均以2006年的人才发展环境相关指标为依据。
首先，将调研及从各统计年鉴中得到的数据转化为评价的输入数据（原始数据略）。
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有关资料和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处理，经计算可知前三个特征值累计贡献率已达80.216%，故取前三个特征值，并根据其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因子载荷阵，然后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共有三个公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1.497%、26.201%、22.518%。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80.216%，因此，影响人才发展环境的指标可归为三个公因子，这三个公因子反映了原有指标体系80.216%的信息。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包含了人均进出口总额、人才中介从业人员指数、大专以上学历者占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覆盖率、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第二个公因子包含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每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和每万人拥有公交车量；第三个公因子包含了新增企业注册数。其中，第一个公因子主要表示经济状况、人才市场状况和社会生活保障状况，定义为社会经济、人才市场因子；第二个公因子表示科教环境，定义为科教因子；第三公因子主要表示人才创业环境，定义为创业因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以计算每个观测量的各因子的得分数。其中，旋转后的因子表达式：
因子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F=0.31497F +0.26201F +0.22518F
最后，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2006年包括黑龙江省在内的17个省市地区的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得分，其计算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从表3中得到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在代表全国各地区的17个省市中的综合得分排序中为第8位，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得分前5位分别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第一公因子社会经济、人才市场环境位于第6位；第二个公因子科教环境，位于第14为；第三公因子人才创业环境，位于第8位。
从以上的评价结果来看，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环境综合得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排名中处于中等水平，总体竞争力不强。从得分情况来看，黑龙江省的社会经济环境、人才市场环境及人才创业环境在上述17个省市占中等水平，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才市场环境对人才发展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要尽快加快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才。另外，在三个公共因子中，科教因子得分比较低，说明黑龙江省的科教水平还比较差，比如，教育投入和科研经费的投入还不够，在上述17个省市中明显位于落后水平，这是造成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求黑龙江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组织研究与开发，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
（二）对黑龙江省微观人才发展环境的评价
由于我们已经建立了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了分析我省的微观人才发展环境，本文对黑龙江省2000―2006年的人才发展环境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原理同上，利用SPSS软件对有关资料和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处理，经计算可知前三个特征值累计贡献率已达80.216%，故取前三个特征值，并根据其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因子载荷阵，然后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见表4）。
从上表可以看出，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共有三个公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2.24%、17.46%、12.319%。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92.019%，因此，影响人才发展环境的指标可归为三个公因子，这三个公因子反映了原有指标体系92.019%的信息。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包含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每百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新增企业注册数、人均贷款额、人才中介从业人员指数、人均保险费、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第二个公因子包含了每万人拥有公交车量、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第三个公因子包含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其中，第一个公因子主要表示经济状况、科教环境状况、人才市场状况和人才创业环境状况，定义为经济、科教、人才创业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均表示社会生活保障状况，定义为社会保障因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以计算每个观测量的各因子的得分数。因子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F=0.6224F +0.1746F +0.12319F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黑龙江省2000―2006年的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得分，其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从以上计算得到的2000―2006年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环境的综合得分情况可知，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的综合评价得分是：
2006＞2005＞2004＞2003＞2002＞2001＞2000
可见，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环境总体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并且第一主因子――经济、科教、人才创业因子的贡献率最大，在所评价的7年中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状况、科技发展状况和总体创业环境是不断提升的。
四、总结
通过对黑龙江省人才发展环境的评价研究表明，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环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排名中处于中间水平，具体的弱势环节在科教环境方面，这就要求黑龙江省在制定人才发展规划时，要注重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发展科技和教育。从纵向发展水平来看，黑龙江省的人才发展水平还是逐年提高的，这也要求黑龙江省再接再厉，创造出更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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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福柱，丁四保．东北老工业基地科技人才环境建设研究[J]．人才与教育，2005，（5）．
[5]张媛，大连市人才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J]．人力资源，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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