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叙事学 新闻叙事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⒄王天华,《新闻语篇中的隐性评价与动态读者定位》,山东大学
⒅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P154
伯杰在大众文化和传播学方面可谓著作等身，其中《通俗文化、传媒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以下简称《叙事》），是他一本力作。伯杰认为，叙事现象无处不在，从襁褓之中的摇篮曲，到孩提时代的童话歌谣，再到电影、广告甚至日记，叙事乃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我们也许时时处处遭遇到叙事却未曾觉知，恰如布莱希特所言，司空见惯之物往往视而不见。所以，忘却叙事不足为奇。
不过，文学理论家则热衷于叙事的思考，所以虚构文学的叙事学研究沛然勃兴，种种叙事理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个丰富思想资源。当然，乐于待在“象牙塔”里的论理叙事的人，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不过，像伯杰这样深切关怀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人，却总想着如何将这一思想资源引向文化研究。《叙事》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着力于对西方文学理论中叙事理论的整理与廓清，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陈见，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说，从神话学、诗学理论，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论述活泼，视野开阔，既有总结又有批判，可谓新见迭出。后半部分则创造性地将叙事理论用于对各种通俗文化体裁和媒介形式的分析，读来颇有启发性。
倘使说虚构文学的叙事现象较为集中和统一的话，那么，在通俗文化、传媒和日常生活中，叙事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将叙事理论引入广泛的文化研究，伯杰批判地改造了普罗普和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结合传播理论，创立了一个传媒叙事的五要素分析模式。这五个要素是：作品（文本）、艺术家、社会、观众和媒体。透过这个分析模式，大众文化中的各种题材形式的叙事问题分析，便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叙事》一书中，伯杰关注的问题集中在题材的叙事特征，叙事形式，叙事内容的解读方法等方面。比如，他仔细分析了漫画、广告、电影、电视、广播剧和种种日常生活的叙事形式，一方面注意总结这些叙事形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以一些典范性的个案分析，来解析不同题材叙事的意识形态。书中对苹果电脑公司的“麦金托什品牌”广告分析犹见功力。作者将一则广告的叙事形式和内容纳入美国文化的语境中，透过广告中不同形象的叙事及其互文关系的比较，揭示了苹果与IBM的商业战争。对广播剧《星球大战》的叙事分析，则是建立在对文学原作和广播剧本的比较基础之上，作者强调广播剧的特殊叙
摘 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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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巴尔特:叙事学研究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关键词：《“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乡村叙事 “新变”
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乡村叙事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从启蒙到后启蒙，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批评家们不断地变换着概念，尝试去解读乡村叙事这一迷人而眩惑的文学显现，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赵园的《地之子》、范家进的《现代乡村小说三家论》、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叶君的《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等，可以看作是乡村小说叙事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相关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某些明显的缺憾，如对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呈现出来的“新变”，没有做充分的确认；在对“新变”进行某种价值确认时，往往拘泥于对“问题”的表层理解，缺乏一种历史的、文化和心理的考察与分析；由此在对“新变”做出预测和指引方面也就有着明显欠缺，如此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勇的新著《“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价值。该著围绕着对1990年代以来乡村叙事“新变”这一现象，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心理和文化人格等主体性因素入手，对“新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分析和确认，在这种因素分析、价值分析和历史性梳理的基础上，对“五四”以来的乡村叙事在199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这种显著变化做出非常中肯深入的评析。整部著作扎实厚重，个性鲜明，特点突出。
首先，作者建构了一个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研究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的框架，确立了有效的阐释模式，内容板块及其具体视角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上所述，乡村叙事既是作家创作的沃土，也文学研究的热点，如何从旧题中写出新意，不仅是作者面临的难题，也是留给读者的阅读期待。客观地讲，1990年代以前的乡村叙事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推进，已经相当充分和成熟，作者以1990年代以后的乡村叙事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说是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当然也自然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是乡村叙事，也存在文学视点、文化立场、价值取向、叙事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借助作者的说法，相对于90年代以前的乡村叙事的大体统一，90年代以后的乡村叙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解体”状态和“溃散”局面，如何将这些“解体”和“溃散”的乡村叙事“凝聚”起来，从庞多杂乱的乡村小说中清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是作者面临的又一大难题，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该著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思潮演变、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和作家创作心态三个不同角度，对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做出整体性的描述，又选择一些代表作家做典型个案分析，既注重对文本的细致研读，敏锐把握和捕捉小说的特点和具有意义深度的细节，又不是仅仅拘泥、局限于文本解读，而是通过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心态的合理追踪和深度剖析，探讨作家的创作困境背后深藏着的某些复杂的因素。宏观揭示与微观分析，整体概括与个案讨论的有机结合，使整部著作逻辑严密，层次井然。
其次，作者始终坚持一种“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原则。一方面，作者在分析文学现象和思潮演变时，不是孤立地分析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而是以史的眼光，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寻找它的源头与流脉，通过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乡村叙事的梳理，指出乡村叙事发展到1990年代以后，在主题、题材、叙述情感、叙述方式等各方面出现“新变”的必然性，同时前瞻性地预测乡村叙事未来发展的走向，使得整个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的“新变”时，虽然运用了“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解体”、“凝聚”与“逸散”等学术名词，但并不是努力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而是以此作为文本阐释的有效工具，也是文本分析的理论提升。由于作者的阐释和分析始终以文本为重心，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揭示乡村叙事思潮的叙事上的变化，使得著作不仅是史的批评，更是艺术的批评。尤其可贵的是，在分析具体文本时，作者还结合时代背景，透过作家的创作心态，去辨析不同作家在其作品文本中的风格表现，进而寻找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小说创作上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这种知人论世、言文互证的批评方式，又使批评具有了心理或精神批评的意义。有论者将重视文本分析的“形证”、关注外部环境的“史证”、透视创作心态的“心证”归纳为实证研究。当然，这种研究不是将三者割裂开来，只取一点，不计其余，而是强调它们的彼此融合，和互相渗透。该著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实证研究的概念，但自始至终都践行着实证研究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著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再次，作者主体心灵的注入，使该著具有了一种情理交融的批评风格。也许作者出生于农村，对农村和农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因此，作者在论述时，并不满足于一种客观的叙述判断，字里行间往往隐现着作者对乡村命运、农民命运的担忧、同情与困惑。在阅读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无处不在，既有对农民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尊重，又有因他们受到歧视却无从反抗的悲叹和怨怒；既有对作家心态迷惘和困惑的体谅和肯定，又有对他们理性能力的不足和文化人格上的缺陷感到失望和痛心。一般说来，批评者主体心灵的注入会带来理性判断的偏颇，使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原则，甚至流于没有主见的迁就。然而，作者恰当地把握住了主体情感的介入尺度，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平衡，虽然处处充满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但问题的提出和情感的批判均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有了独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与之形成呼应的是，作者的语言文字也带上了抒彩，如“中国现代以来的乡村叙事者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结中却往往很轻易地便失去了这样一种对‘事实’的贴近和感应，这鲜明地反映在叙事者对于现代化‘观念’的迷恋和盲从以及这种迷恋和盲从所导致的对‘广袤大地上的多数人的绝望、挣扎而丰富的生活’的轻忽上。”这种抽象化的抒情，赋予了评论以情感的温度，因此，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种胡风式的批评风格，正是当下的学院式文学批评所急需的。
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特点；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变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
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关键词】 体裁分析 英语阅读 篇章模式
1. 体裁分析理论
胡壮麟教授认为，教师引导学生分析不同类型课文的框架结构及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培养学生预测语体和主要内容的能力。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教给学生篇结构知识和不同体裁语篇图式结构，使学生在阅读过程序中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形成发孤知识网络，增强对篇章的理解程度，加大信息储存量，提高对典型篇章结构标识语的识别能力，从而提高阅读理解力。
2. 体裁分析法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高中英语教材中的课文以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为主，下面就讨论这三种语篇结构模式及其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2.1记叙文篇章模式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记叙文主要讲述一个故事或记述一个事件，高中英语教材中的大多数课文属于人物传记类，故事类语篇，把握这一类型语篇分析对于学生理解课文的结构有促进作用，拉波夫（Labov）认为完整的叙事性篇章结构可以包括六部分：点题（abstract），指向（orientation），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评议（evaluation），结果或结局（result or resolution）和回应（coda）。
阅读记叙文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人称：记叙文可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或者兼用。第一人称可使叙述生动、逼真；而第三人称使叙述显得客观，叙述范围更广；2）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这些成分组成一个事件或经历的完整叙述；3）叙述的顺序：顺叙和倒叙。顺叙是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而倒是先交代事件的结局；4）中心思想：记叙文一般围绕一个确定的、鲜明的主题或中心思想展开对情节的描写。
2.2议论文篇章模式及其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作用
议论文主要是借助事实和数据，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证明某个现象或事实的真实性或确认一种事情或观点的正确或错误。议论文论证的方式有两种：立论和驳论。立论即作者从正面对所议论的问题阐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驳论即作者通过反驳对立的、错误的见解和主张，从而证明自己的见解、主张的正确性。
常用的论证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因果论证法、归谬法等。1）归纳法（induction）：归纳法通常先有一个假设或设想（hypothesis/supposition），然后作调查，收集例证，从而归纳出一般的道理，证明这一设想的正确性；2）演译性（deduction）：演绎法来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syllogism，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先提出一般性的论断，作为大前提；再引用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以分析，使人信服这个论断，作为小前提，最后推出结论；3）因果论证法（cause-effect）：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进行论证；4）归谬/反证法（reduction/absurdity）。由反而论点引出错误结论来驳斥某一观点的方法。
2.3说明文篇章模式及其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说明文是一种章法灵活、结构复杂的文体，主要是对事物或现象的发生、变化、特征或功能进行介绍或解释。说明文语篇布局层次感强，多用语篇连接词、过渡句连接上下文，细节信息详尽明确。说明文一般包括：1）背景或假充的北景；2）问题或假设的问题；3）为解决问题或而推荐使用的工具或必要的条件；4）为达到预想的解决问题的效果，提供至少一个尝试性的程序建议；5）指出用什么手段来检测问题是否已解决；6）结束语（表明假定的程序已经结束）。尽管在说明语篇中并不总是包括所有要素，但一般都会涉及到问题（话题）、程序和解决方法，即 “情景――问题――反应――评价/结果”这一说明文语篇结构模式。
说明文组织材料的方法很多，如定义法、举例法、比较与对照法、数字法、图表法、引用法、比喻法、程序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和分类法等。1）定义法（definition）：给事物下定义时，必须作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然后用简单的话语把事物所包含的意义概括起来，给读者一个明确的概念；2）举例法（illustration）：对于可能引起疑问或不易理解的事物和言论，用举例说明的方法能够获得好的效果；3）分类法（classification/division）：把事物说得条理清楚；4）比较/对比法（comparison/contrast）：比较是指出事物之间的共同与不同之处；对比是只看其差别，使事物形象鲜明。
3. 结束语
阅读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自觉地运用体裁分析方法，帮助学生了解课文的体裁结构、篇章模式和篇章类型，分析作者谋篇面局。就一定能够提高他们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的正确率。
[1] 曹美蓉. 刍议英语语篇教学策略[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关键词：苏珊・ S・ 兰瑟 女性主义叙事学 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 S・ 兰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发表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1986年，苏珊・ S・ 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宣言性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名称，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2年, 兰瑟发表了《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书中她进一步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随后，兰瑟还发表了《性别叙事学：建构叙述声音的性别诗学》(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虚构与“人权”》（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和著作。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兰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新兴的理论学说在批评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为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
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必然性，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聪明”为例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必然性
女性主义批评是借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沃尔特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歪曲和诋毁妇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性别意识，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两大学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潮影响，法国学派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着力于文本中的语言、心理和哲学等问题的批评；而英美学派则关注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侧重于细读和阐释文本；二者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注重从性别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文本的意义。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注重文本的结构形式，注重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而忽视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模仿的角度来看文本，其特点是“印象式的，评价式的以及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科学的，描述性的，非意识形态的”。[3]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指责叙事学无视性属区分，并将其视为是一种父权制的理论。因为，叙事学研究选取的叙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当做男性文本对待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叙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虑妇女书写、性别差异或女性视角，也就无法意识到叙事学的局限性；而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等理论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引入如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等问题。对此，兰瑟提出应该“对叙事学进行重写以便能够把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文本阐释者的女性考虑进去。”[4]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压制了小说的表征层面，强调其符号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进行着模仿性地解读，过多地关注人物而不是叙述层面。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两套系统的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恰好能调合二者的对立。就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共同面对的挑战是认识到叙事作品的双重性质，摸索出一套术语和类型区分。这些术语和区分既有对结构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又有具体性和模仿性，对于将文学置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批评家来说也有应用价值”。[5]因此，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入叙事学研究；人们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叙事学的符号解读和女性主义的模仿性解读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地。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兰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为例，进行深入详细地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这是新婚的年轻女士写给自己闺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当时她所写的信必须向丈夫公开，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写了这封有着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书信：
．．．．．．
我已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
丝毫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
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
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之视为
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
只能一门心思地想着服从；
而只能分分场合，互敬互谅。[6]
．．．．．．
兰瑟认为，这封信的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三方面：
1. 叙述声音
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声音”这个术语，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不同的声音”，发出“另一种声音”，或者寻找“失落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所指的这个“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而叙事学中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着（teller），以此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也就是说，叙事学中的“声音”通常是指“形式结构，与具体叙述行为的原因、意识形态或社会寓意无关”。[7]这封信有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两个文本，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叙述声音：表层文本是对新婚丈夫的赞扬，发出的是女性的声音，采用的是柔弱无力的“女性语言”，卑微无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明，隔行阅读，就出现了一个隐含的文本，发出的则是男性的声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权威的“男性语言”，强健理智、铿锵有力地控诉着丈夫的缺陷，抨击其男权思想。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软弱无力，缺乏权威性，事实上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卑微无助，以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依赖，以此来获得“裂变的极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颠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实际上 “就成了对付异化隔离和新闻检查的巧妙办法，成了躲避现实威胁的有效途径”。[8]
2. 叙述情景
如果依据热奈特的异故事叙述和内故事叙述层次理论来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其叙事层次分为：外叙事层和内叙事层（也成为元叙事层）。热奈特的叙述层次理论只涉及叙事内部形式而并未涉及叙事历史语境。因此，兰瑟以热奈特的叙事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叙事模式分为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公开型叙述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外即公众读者进行叙述；而私下叙述则是指文本内的受述者进行叙述。兰瑟认为区分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为父权制文学传统上对妇女文学的压制在于禁止女性对公众写作；而隐含文本是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层文本将其公众化，将女性“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仅要考虑叙事形式，更要考虑叙事情景。如果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写给闺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这种隐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检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缚有压迫的真实处境；如果把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话，那么这封信就是对审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这封信看作对女性问题的戏拟文本的话，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女子的聪明，不仅躲避了丈夫的检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的艺术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进行了有力抨击。
3. 叙述情节
一般的叙述性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那么，依据这样的概念来判断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女性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无情节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层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险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因此，传统上的情节理论是建立在男权统治话语之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情节理论标准是专门为男性设置的。对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对情节有了新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女性作为讲述者来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讲述行为都可以构成情节；女性文本写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期待与期待实现的过程，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无论妻子是否幸福，写作本身成为愿望的满足；她的经历激发了读者自己的故事，而闺中密友不仅是叙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情节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情节也由叙事内转移到叙事外。因此，这封信中的“无情节”叙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情节，一种分享经历的颠覆性情节，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为讲述者的故事的延续，与此同时信息也传达给了读者，那么读者也介入了叙事，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有了交流的空间。“换言之，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9]正如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中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抑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从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迈进，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评价式的弱点。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1月
[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3][4][5] Susan ・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 from Theory of Fiction. Edited
[关键词]叙事理论；翻译；建构；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0-0157-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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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叙事理论来探讨翻译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Mona Baker在此领域做得十分出色，在叙事与翻译结合方面，出版了《翻译与冲突一叙事性阐释》。此书的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叙事维度的翻译研究也层出不穷。黄海军专门研究了Mona Bakerc的著作，认为“把叙事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通过研究翻译如何影响叙事进而影响政治和权利的新视角”。林大津也表示，“翻译的本质就是再叙事”。同时，也还有专家以Baker的叙事理论去解析具体文本的翻译，如黄海军，高露以林语堂译本为例分析翻译研究的叙事学视角，余欣写了“从莫娜贝克叙事理论阐述林纾《黑人吁天录》译本的重构翻译”一文，阐释了叙事理论在译本重构中的重要作用。
二、叙事
（一）叙事的含义
在《翻译与冲突一叙事性阐释》一书中，Baker指出：“叙事是指它在社会学与交际理论中的概念，而不是它在叙事学或语言学中的概念，目的是探索翻译参与这些叙事过程的方式”，“叙事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故事”。同时，Baker还介绍了美国语言学家Labov对叙事的定义，即“用言语语句把真实发生的事按一定顺序做概括的一种方法”。综合这两种定义，可以看出，叙事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用语言文字按一定规律描述给听众或者读者。在描述过程中，如果是跨语言交流，那么翻译在叙事中的作用就不可小觑。
（二）叙事的分类
根据Baker的观点，叙事可以分为四大类，即“本体叙事（自我的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学科）叙事”、“元叙事（主导叙事）”。其中，“本体叙事讲述的是个人的故事，是人类讲述关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这些故事构成我们的生活bong赋予其意义。尽管这些故事表面上关注的是个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现实世界，但实质上他们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故事”。Baker引用Somers&Gibson对公共叙事的定义：“有设社团和机构组织所叙述并在其中传播的故事，这些机构是指大于个体范围的组织，像家庭、宗教团体、教育机构、媒体和国家等”。同时，他们把概念叙事定义为“我们作为研究者所建构的概念和说明”。对于元叙事，他们持下观点，“在元叙事中，叙事者成为当代历史演绎的参与者…展现进步、衰退、工业化和启蒙等”。Somers进一步指出，元叙事是指“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状况的叙事”。
（三）叙事的特征
对于叙事的运作方式，Baker主要从叙事的特征方面做了阐释，引用了Somers&Gibson提出的四个特征，即：时间性、关联性、因果情节设置以及选择性采用。时间性是叙事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时间性意味着顺序是阐释经验的一个组织原则”。在叙事时特定的有序时间和空间顺序才能使叙事明了，被受众所接受。“其次，由于叙事呈现的顺序性能够帮助或者限制人们对其内容的理解，因此顺序性也是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不同的排列顺序，得到的叙事版本也不尽相同。对于关联性，Baker认为，“关联性说明人类思维不可能理解没有构成叙事的鼓励活动或者杂乱无序的活动”。叙事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单位.必定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在解读叙事时，我们也通常把叙事放置于一个相联系的系统中。因果情节设置也是叙事性的固有特征，因为明确事情发生的原因才能让我们彻底弄清叙事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理解，继而采取恰当的态度去对待。Baker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因果情节设置模式可以由此巧妙地改变，即通过轻微的变动累计效应而改变对原文叙事元素的权衡”。对于选择性采用这一点，Baker采用了Somers&Gibson的观点，“叙事是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构建的”。这些标准能够实现并指导有选择地采用一系列事件或元素。
以上四点是叙事的核心特征，也是叙事运作的重要方式。此外，Baker还介绍了Bruner所总结的四个特征，即：特殊性、题材性、规范性及累计性。Burner所说特殊性“意指叙事涉及特定的人和事，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在一个更普遍的‘故事类型’框架内进行，这些类型赋予特定事件意义和内涵”。Burner对体裁性定义很简单，“它是可辨识的叙事‘种类’：滑稽剧、黑色幽默剧、悲剧、教育小说等”。Baker同时把非文学体裁也包括了进来，如社论、法律契约等。在讨论规范性这一特征时，Baker介绍了Bruner的看法，“因为规范性的‘可诉说性’是一种以常规期待的违背为基础的话语形式，所以叙事需要有规范”。叙事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累积性。Bruner认为，“叙事的累积性是指把流散的叙事整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方式。对于Bruner的定义，Baker认为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她把叙事累积性更宽泛地定义为“受一系列相关叙事反复影响的局面，以及它们最终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或历史的塑造”。
三、翻译中的叙事
（一）叙事维度下的翻译
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翻译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建构。而建构过程则被理解为“提供了一套机制、通过该机制，个人得以在意识形态上与运动目标发生联系，并成为运动的潜在参与者”。通过不同的建构方式，译者可以构建各异的叙事，以译者的视角向读者阐释其叙事。翻译过程中，编辑和其他参与者共同运作，通过多种方式来强化、弱化或是更改隐含在原文本或原话中的某些叙事内容。并且，“在翻译文本和话语的过程中，译者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磋商或是质疑”。同时，译者所翻译的文本是在自己的理解上建构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者看到的文本是译者给读者所创造的空间。
（二）叙事理论在翻译中的实例分析
Mona Baker创造性地把叙事理论与翻译结合，并从建构这一概念出发来研究了叙事在翻译中的运作过程。本文将以ALong Time Going这篇文章的翻译为例来分析叙事理论在翻译中是如何体现的。
A Long Time Going源自《时代》周刊，被《参考消息》报用作翻译大赛原文。这篇文章属于时事评析文章，此类文章旨在对某一影响巨大的任务或者事件加以深度剖析。此文中的时事是9・11袭击十周年，按照Baker对叙事的分类，A Long TimeGoing属于本体叙事。
1.命名和标题的建构
标题往往是文章画龙点睛之笔，标题给读者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决断性的。透过标题，读者能透析文章本身的含义，以及能够有足够的想象空间。所以，命名和标题是非常有力的建构手段，操控了人们对叙事的想象及解读。由此可见，文章标题的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里将要讨论时评A LongTime Going两个版本的翻译。《参考消息》官方给出的标题翻译是“漫漫不归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颜林海对此题目的翻译是“长路漫漫，任重道远”。从“不归路”读者会联想到本・拉登所走的路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邪恶之路，“不归”二字不仅体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蔓延，还暗含着其性质是迷途。那么，由此读者便会料想全文的中心应该是问围绕着本・拉登所施行的恐怖暴行来展开。“长路漫漫，任重道远”也体现出了路途之远，没有尽头。但与“慢漫漫不归路”不同的是，“任重道远”强调了打击恐怖主义，消灭本・拉登组织这项任务的艰巨性。颜林海教授分了文中的一句话“Now that he isgone， there willinevitably be some jockeying to succeed him”。他认为“此句作者旨在题型美国民众和官方，拉登虽死，彻底消灭拉登主义（恐怖主义）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从标题的这两个译本来看，标题的建构直接作用读者，让读者通过标题去理解后来的整个叙事。
2.翻译叙事中的关联性和累积性
关联性和累积性是叙事的重要特征，这两个特征在翻译过程中十分重要。文章有关联性和累积性，叙事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整个环境相关联，从而让读者能全面去理解翻译叙事。
在A Long Time Going中，有这样一句话，“Though bin Lad-ens body may have been buried at sea on May 2，the burial of binLadenism has been a decade in the making”。颜林海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尽管本・拉登的尸体有可能五月二日就葬身大海了，但埋葬拉登主义的计划从酝酿到发展已经十年了”。初读起来，读者或许会有些疑惑，为什么说埋葬计划已经有十年。对这句话的理解，要联想到9・11恐怖袭击时间。从2001年9・11事件到现在（2011年）已经有十年时间了。美国人亲身经历了这次惨痛的事件，对他们而言，那是难以忘却的伤痛。所以，美国读者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个十年是指的哪一段时间。而对中国读者而言，看到“十年”这个词能立即把它与9・11事件联系在一起。那么，为了使叙事有关联性，让手中清楚理解叙事原本的以及隐含的意义，译者可以在此添加批注对“十年”进行解释。有了这样的关联性，翻译叙事就简单明了了。
叙事的累积性也是叙事运作的重要特征。累积性通过加强虚假的历史因果蕴含和同时代的连贯性这两种策略来实现。通过一种叙事而关联到相关事件，最终形成对一种文化、传统或是历史的塑造。A Long Time Going属于本体叙事，主要介绍了本・拉登及其的所作所为。从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到十年后本・拉登葬身与阿拉伯海，此过程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相互联系、一步步累计起来的。通过对累计叙事的解读，受众更容易理解本・拉登之死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