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和谐思想,内涵,现代价值,现代化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儒家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来讲，儒家和谐思想主要有天人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和谐三个层面。
(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天人合一”，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界应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表明万物生长都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与自然界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天人和谐。孟子也主张保持生态平衡，反对向自然无限度地索取，尊重自然界的生息规律，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从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人和谐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以和善、友好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二)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和为贵”思想
对于人际和谐的追求，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
“和”不仅成为了个人处事的基本策略，也成为了稳定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为贵”的思想成为待人处事，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为了实现“人和”的价值目标，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孔子从义出发，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得思义”，在利益面前要经得起诱惑，不做损人利己这类不合乎“义”并有损“和”的事情，同时主张要守信义，重礼仪，这样才能构建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主张个人身心和谐发展，实现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
先秦儒家认为“和为贵”的伦理思想要真正落实，就必须让每一个人的言行符合“仁”的规范，“和”的要求，人们只有从“修己”做起，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推崇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要以提高个体的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此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三、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文明也遭遇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一些伦理道德的挑战。面对环境的恶化，人情的冷漠，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现实而深感困惑时，回溯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宝库，儒家“生生和谐”的人文境界早已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儒家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倡导的“和谐”代表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东西要予以新的解释，赋予其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1）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特别强调要有仁爱之心，要学会宽恕别人，尊重别人，信任别人，以此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能科学地理解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用以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用它整合现代社会及各种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不仅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弘扬，而且能使国家更加和谐和有序。
（2）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儒家倡导人生以立德为本，立功、立言为用，主张重义轻利，注重人的气节，推崇浩然正气，提倡理想的人格，与现代人急功近利的状态相比，儒家的义利观则更有价值，值得借鉴。
（3）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儒家思想重民意，主张要富民、惠民，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思想相吻合。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淳朴民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儒家和谐思想与生态危机
人们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譬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站在现代文明的新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对于我们解决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价值。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我们如下启示：
(1)人类应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要借鉴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其他万物的利益，要尊重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不能过度索取，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始终视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天人合一”，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当今时代，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要以平等、博爱的精神对待自然界，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
（三）儒家和谐思想与台湾问题
在民与国、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民胞物与”、“上善若水”、“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
而“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和“和为贵”的思想，是我们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要依据。
（四）儒家和谐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调和；强调恒常的学习、反省，注重自内而外的内化作用以实现目标的精神；重视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注重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这是儒家管理文化所一直推崇的，它的很多内容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比如重“义”就是守法经营，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利益；“仁爱”就是要求我们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
儒家管理思想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的学问。
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使儒家和谐思想真正实现现代化，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
（一）对儒家和谐思想要学会扬弃。要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首先要学会学习和辨别，要吸取精华的部分，扬弃糟粕不适合现代思想的部分。
（二）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对待。“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在其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总是能以非凡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来丰富和完善自己…”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
（三）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推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长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入地发掘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精髓，使其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那么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儒家和谐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几千年来，它一直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智慧，儒家和谐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很多思想对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不仅拥有过去，而且应该拥有未来，唤醒我们自己的文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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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97-01
一、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许多大学生处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求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记或者忽略了自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在网络里追寻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通过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重塑民族价值观，化解大学生读者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解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根源。研究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加强及确立儒家思想教育，使大学生读者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思想思想成为大学生读者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势在必行。
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儒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心的伦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儒家思想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家思想在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升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以儒家思想经典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用儒家思想经典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儒家思想思想的精华滋润大学生读者的灵魂，运用儒家思想经典解决对应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修养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基于大学生读者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亚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状态，儒家思想倡导“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用儒家思想“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读者宽容、沟通和双赢是和谐人际交往的最佳钥匙。儒家思想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儒家思想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儒家思想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境界，在实践中纠错改过，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二）以儒家思想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
儒家思想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耐挫能力；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读者“乐群贵和、重义轻利”，完善理想人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些思想传递着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三）以儒家思想升华大学生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大学生读者善待生命、重视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家思想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境界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儒家思想之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
儒家思想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思想强调“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充分挖掘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凝聚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网络平台传递儒家思想的正能量，不断提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我们图书馆界乃至全社会的时代责任。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07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36[本刊网址]http//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思想是指春秋战国由孔子创建，并由孟子、荀子发展形成的思想，其基本思想是仁、礼，伦理是它的本位，人道是其中心，理想人格是其总目标。
（一）“仁”“义”为核心思想
“仁”可以说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将其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它是将内心的情感、信念外化为爱人之心，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仁体现在“民兴于仁”、“天下归仁”的理想；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仁体现在爱人，“亲亲，仁也”。在孔子看来，仁的根本在于孝悌。他曾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悌。”指在家时要学会孝敬父母，在外面时要学会尊敬兄长。君子只有做到此点才能推己及人，将仁爱之心扩散，才能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仁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如此重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应克己复礼，表现在“忠恕之道”上，即在肯定个体意志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意愿。“仁”在施行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孔子在讲到义时指出“义以为上”将其视为人的行动指南；“义以为质”将义看作是自身一部分，使其对自己的言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成为自己的归宿。
（二）“礼”为行为规范
“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论语》中关于礼的含义可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制度、规范；礼节仪式；待人的态度谦逊、恭敬、有礼。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旨在说明礼对人行为的规范。他认为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君臣父子都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行事，要遵守礼仪规范。荀子将礼视作可同日月、水火、珠玉等量齐观。“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同时，荀子认为礼事关国家之根本。“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如何实践礼，先秦儒家认为应采用“中庸”、“和”，以此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圣人”、“君子”为理想人格
培养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总目标，理想人格是塑造“圣人”、“君子”般的品性。
“圣人”在心性修养方面具有模范、教导他人的作用；在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方面具有一定建树之人，世人敬仰。但“圣人”一般民众很难达到。因此，孔子提出了“君子”。他认为作为君子要具有三种品性“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宽厚的情愫、智者的博学、坚强的意志。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孔子讲到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利思义”、“和而不同”等。可见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有着众多严苛的要求和丰富的内涵。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方法
先秦儒家不仅对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等方面有严苛的要求，在培养良好品格提升自身素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法，以此激励、引导自己和他人。
（一）榜样示范
先秦儒家重视身教重于言教的榜样示范作用，深切认识到教育者的言行举止形象风貌对受教育者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子“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荀子曾提出“师以身为正仪”的论断，这些都强调了师者率先垂范的重要性。在教育过程工作中，教育者更应注重其自身修为，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言行、举止、思想等方面为学生做出表率，增加教育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与行为。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特性有针对性的施以教育内容。孔子认为对教育对象，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听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针对不同的学生和情况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学生性格差异给予不同的回答来教育他们。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教育方法，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每个受教育者都有不同的特点，教育要有针对性的施教，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质得以最大发挥。
（三）学思并重
先秦儒家认为学与思相互作用不可偏废，应思学结合。孔子日：“君子学以致其道”。荀子在《性恶篇》中，提出“积学而不息”的思想。儒家认为学与思不能割裂开来而应学与思相结合，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提倡“反省内求”就是“思”的具体运用。学与思是学习过程的基本环节，不思考将不能把知识消化吸收，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因此，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应启发学生思考，把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种理念的继承和传播只有与已有的文化体系相关联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认同、被继承、被发展，以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作用。
（一）丰富教育资源
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无法脱离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认同，进行新文化建设更不能脱离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教育必须以传统作为基础，去继承、创新。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之道，“见贤思齐”、“自强不息”的人格素养，“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节俭精神、“入孝出悌”的感恩意识；“榜样示范”、“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等方法，不论是对教育者而言还是对思政教育工作而言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它强调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自主作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都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设定。在这种经济体系下要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对市场主体提出了要求，市场主体要有勤奋进取的精神、敢于创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品格。先秦儒家“自强不息”的刚毅精神、“宁俭勿奢”的自律情怀、“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重群克己”的团队意识，对市场主体素养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力量。
论文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摘 要：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在“爱”、人道主义和福利思想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同时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了解这些差异与共通之处，对于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价值伦理；“爱”；人道主义；福利思想
一、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社会工作“爱”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孔子的仁爱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对于“爱人”的要求，孔子指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实际上，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一种爱有差等的思想。他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主张他的“仁爱”是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的一种爱，他的“爱”是有着“差序格局”的。正是这种思想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2、西方的“博爱”思想
西方的社会工作也主张“博爱”的思想。“博爱”（来源于基督教），简而言之，就是对全人类普遍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基督教的“博爱”包括着两层含义：
（1）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平等是博爱思想的基础。人人平等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同等的以博爱之心对待别人。
（2）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原罪观念要求人们通过“博爱”的方式来赎罪，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中西社会工作“爱”的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
（1）在根本的人性善恶的观念上，儒家的“仁爱”推崇的是“人性本善论”，每个人都有能力来通过自身的修行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状态[2]。所以，儒家的“仁爱”是自我修炼的方式和对自己的要求；而西方的“博爱”则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人性本恶论”的基础上的，“博爱”仅是人类赎罪的工具而已。
（2）儒家的“仁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差序格局的爱，是逐渐推进的由近及远的带有鲜明层次的爱，越远的层次爱的力量就越弱；而西方的“博爱”思想则认为“爱”是能够超越身份地位和国界的，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过博爱使自己进入天堂。
（3）儒家“仁爱”的实现，首先要求个人的自我修炼，一个人只有自己在品德上达到“仁者”的标准，才能更好地去爱人；而西方的“博爱”的实现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主动去爱别人、帮助别人。
二、儒家的人道主义社会工作人道主义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
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儒家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仁爱”思想和“孝道”思想中。
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一切人都视为人来看，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观念，主张统治者“富民”、“教民”；另一方面又主张“仁者”，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是压抑、忍让、服从，是要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1，如非礼勿视、勿言勿动等。
2、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
西方的“人道主义是善待一切人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是使人成为人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人本身乃最高的价值或尊严”[3]。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以人为中心，反对天主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发扬人性，把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放在首位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
人道主义思想告诉社会工作应该怎样看待一个人，在对待人方面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1）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并且平等对待每一个人；（2）应该秉持自由的理念；（3）要博爱；（4）奉行人有自我改变的能力，要求助人自助。[5]
3、中西社会工作人道主义思想的区别：
（1）儒家的人道主义中关于个人的尊严、权利等的要求是统治者给予人民的权利，是上层给予下层的一种福利；而西方的人道主义认为人对于自由、权利、尊严、价值等的要求是“天赋人权”，是自然存在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2）儒家的人道主义认为，君主是整个国家的主体，人民都是君主的附属，是为了君主而存在的；西方的人道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只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组织。
（3）儒家的人道主义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相关论述缺乏，并且其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的人才有相关的权利；西方的人道主义提出了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儒家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工作福利思想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社会福利思想
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极为吻合的，这是孔子的福利思想。孟子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主张政府应该先救助弱势群体。同时，提出应该“制民之产”，顺应时节，使人民富足，还提出人与人之间应“出入相友，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来达到“百姓亲睦”的局面。[6]
2、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
西方的社会福利是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社会工作主要做的是救社会福利的工作，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大量失业人员出现，社会问题开始频发，人们意识到个人的、零散的救助已经满足不了这个社会的要求到19世纪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每个社会成员都由可能沦为社会的弱者。
3.中西方社会工作福利思想的差别在于：
（1）在中国，最低层次的社会福利一般是由家族来完成的，政府组织的社会福利也是以救助型为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主义的理念，秉持契约的思想，认为政府和公民是有契约的，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和享受生活的权利，政府是公民的服务机构。
（2）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的实现方式，基本上是通过个人或国家的方式，组织的作用没能发挥很大的效果，这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是通过国家和组织或个人这三种方式来完成的。
参考文献：
[1] 刘强.论语[M].蓝天出版社，2006.
[2] 徐娅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D].山东理工大学，2011（4）.
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关键词：爱国主义精神；儒家；忠德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020-04
在我国，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来自想当然的假设，或者来自一些带有成见学者的介绍，而没能够自己真正深入经典，认真地看看儒家的《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1]250。一些学者对儒家忠德思想的认识也是如此，认为儒家忠德思想只是为维护封建皇帝制度服务的，是过时的东西，在当代没有多大的价值。这种看法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儒家忠德思想的价值。儒家忠德思想和其它文化价值一样，也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19世纪著名的伦理学家塞缪尔・家斯迈尔斯说：“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至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如果幸运的话，还会剩下一些这样的人――到处摸索并让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获得的拯救。”[2]29-30这就表明了忠德思想对现代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
爱国精神属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它强调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团结意识，强调激发民族志气，用奋斗目标激励人心，增强民族凝聚力[3]12。忠德思想对促进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的形成、对维护和促进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对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促进“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
传统儒家忠德思想被认为是“民之望也”[4]1020，同时，忠本身就具有“公”的内涵。《左传・僖公九年》中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4]328儒家忠德思想强调“天下为公”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行为，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庶民百姓都应当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忠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强调忠于上级、忠于君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而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谁敢任之？”[4]1098也就是说，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应当以公为忠，而不是效忠某个人的私忠。《左传》说：“将死，不忘卫社稷”[4]1020还说，“临患不忘国”[4]1205。这些都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
孔子认为，君主是国家公利的代表，所以君主的命令必须是符合国家的普遍意志和民众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发出的命令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广大臣民才心甘情愿地执行君主的命令。儒家的忠君本质是忠于国家，所以儒家忠君爱国精神是一种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是“道统”意义上的公忠爱国，与愚忠和绝对服从君主的一家一姓的私忠是不同的。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117大臣事君采取的是“以道事君”的原则。这个“道”也就是社会公意，是集体和国家的意志，具有普遍性，代表民众的意志。言下之意，大臣事君也应当是出于以“天下为公”的公忠理念而出仕为官，他们是为公意公道做官，不是君王一家的家奴。所以，孔子反复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5]37君子对天下的事，没有必要按照君主的意志这样或那样做，唯有按照道义和正义的标准行动才是公正合理的。
孟子认为君主如果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人民就算是杀死这样的君主，也不算是弑君，只不过是杀死一个“独夫”而已。他还认为公共意志和国家精神才是权威的来源，才是忠德的行为标准，所以，君子要以天下为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141。这个“行天下之大道”，就要以天下为公。在位的君王也应当如此。君主要做到因得不到天下为公的人才而感到担忧，而不是整天想到去寻找那种对自己拍马屁的人。他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6]125孟子还认为，为天下行忠是人的内在的本质，是“天爵”。他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6]271西汉贾谊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传统儒家士人爱国情怀，他们的爱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又分别提出，“国”与“天下”的区别。他认为“国”是王权体制中的一家一姓，是相对于政权而言。“天下”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7]756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保天下是每个人的责任，顾炎武说：“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7]756这些忠德观点对促进人们形成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这种“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源远流长，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人们逐渐形成“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了个体对社会责任，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建设而奋斗不息。
现代的“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主要体现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代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要自觉地把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与爱集体、爱岗位、爱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努力创造一流成绩，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8]6
二、有利于促进人们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分裂国家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忠德思想对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古代忠君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把忠君改成忠于国家，把忠于一人一家一姓转换成忠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忠德思想精神就具有时代意义。
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在忠德思想发展史上早就出现。《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9]1尊重天下统一与周天子，维护周代国家的统一，是先民们早就有的忠德观点。《史记》也为构建天下一家、国家统一的忠诚爱国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史记・五帝本纪》是《史记》的首篇，开篇就寄托着作者统一始祖、统一道德、统一制度、统一国家的理想。作者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尽管这种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是这种忠于一个统一的原始祖先的历史理想设计的价值远远大于历史真相的实际作用。作者为我国各族人民塑造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偶像，成为世界各地华人认祖归宗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来源。
如果说司马迁是从史学的角度确立了天下一家的忠德观，那么董仲舒则是从理论上对天下一家、国家统一的忠德理论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他说：“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10]102五帝三王时代是国家统一、道德高尚、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这为国家统一、天下团结提供了理想的蓝图。同时，董仲舒又从五行的角度对天下“名一归于天”的忠德观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和论述。他说：“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10]316董仲舒认为，下事上、民忠于国是最大的忠诚。忠臣的道义、孝子的忠行，都源于可贵的“土德”。尽管董仲舒对爱国统一的忠德观的论述带着神秘主义色彩，也缺乏科学证据，带有时代局限性，但这对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却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和民族团结的忠德观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重要传统。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谁要是分裂祖国，谁要制造民族歧视，谁就是不忠之人，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在历史上来看，任何一次分裂国家、制造混乱的政治运动，都被视为不忠。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乾元三年（公元760年）这五年间，唐代的全国人口由5288万迅速锐减到1699万，可见这场战争给唐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落入叛军手中的杜甫，用诗歌的形式记下了这一历史动乱情景。他写下了“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艺术地记录了这段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的悲惨历史。安史之乱也因此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姑息这次叛乱发生的唐代皇帝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也受到人们的批评。当时就有一位叫郭从瑾的老人，当面就批评了唐玄宗，说他：“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11]这说明任何分裂和怂恿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总之，制造分裂、制造内乱、出卖国家等行为都是与儒家忠德思想不相容的。儒家忠德思想主张忠于国家和民族团结，主张以民为贵、反对分裂和内乱。因此，儒家的这种忠德思想对促进人们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具有重要价值。
三、有利于协调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
个人与集体和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儒家认为，“以私害公，非忠也。”[4]553“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也，忠也。”[4]328“无私，忠也。”[4]845这些忠德思想强调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强调“公”的重要性。当国家和社会出现危机时，这些人就会挺身而出，为国家效力。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5]163这里的仁，自然也是一种忠，代表正义、公正和善意。“杀身成仁”也就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6]265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儒家讲的“杀身成仁”不是强调无谓的牺牲，或者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而是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面对威胁的紧要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12]韩愈也说：“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13]469一个忠义的人不是仅仅为了个人而活着，而是要为社会和国家出力。对于出仕为官的儒生来说更是如此。韩愈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13]469当官的要忠于职守，不当官要修德明道，以仁救世。同时，又不枉道从事，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为其所当为，不为其不可为者也”。王夫之也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14]王夫之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但是当生命与国家和集体之大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了大义，则“生可舍”。
无论是韩愈、程颐还是王夫之，都表明了忠德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精打细算，而是要为他人、社会和国家付出，也就是要做到“以公灭私”[15]。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儒家公忠认为，应当为了为国家、集体不应当顾及自己的个人利益。《忠经・百工章》说：“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16]12，“不私而天下自公”[16]28。同时，在面对外在诱惑的时候，忠德之人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卖国家和集体利益，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141。
儒家这种忠德思想对协调个人与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古往今来，凡是在国家和集体利益处于危机的关头，先进的中国人，总会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了公义，挺身而出。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就是儒家忠德思想的真实写照。
总之，儒家的忠德思想是以公义为重，强调在危机的时候，集体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一个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往往需要超越个人利益，走向集体和国家利益。
当前，我们在培育与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时，应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忠德思想，做到古为今用，尤其是在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应如此。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奋斗[17]。爱国主义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忠德思想又在当前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知，儒家忠德思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过程中，我们不是要复兴儒家忠德思想，更不是主张复兴儒家忠德体制，而是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汲取儒家忠德爱国主义的思想精华，剔除儒家“忠于君王一家一姓”、“愚忠”等的历史糟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儒家忠德的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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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思想 和谐社会 中国梦
一、儒家和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先秦时代开始了其漫长的理论研究生涯，先秦时代作为中华文明极度繁荣时期，诞生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理论。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在这一阶段，生产关系变革，社会动荡，上层建筑逐渐土崩瓦解，在连续征战和政权更迭的状态下儒家和谐思想逐渐产生。以孔、孟、荀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儒家学者们即继承了先进传统文化，又将儒家和谐思想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传统农耕经济带来的影响
儒家的“和”文化源远流长，这一经典的儒家思想乃是从西周“以德慎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而生。由于传统的农耕经济的逐渐推行，使得当时的百姓们愈加寻求稳定安逸、和谐同乐的生活方式，以致社会人口流动降低，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趋于稳定的生活状态，更促使了百姓们产生反对战争的民族意识和寻求平静的生活期望，以此为华夏儿女较为保守但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特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能力较低，以当时的国力、物力和人力，规模也无法再继续扩大，百姓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都极为有限，在火山爆发、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因此只能寄希望于祈福，渴望风调雨顺、渴望安定团结。长久以来对稳定和谐的寻求逐渐形成了百姓的中庸之道，而这种万事求稳的思考方式也渐渐根深蒂固。在春秋时期之前，国家掌管着土地的所有权，普通百姓是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推动耕地经济的主要途径就是集体劳作。而随着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进步，公田私田交织而作的景象日趋形成，儒家和谐的文化思想也随之成型，而中华民族本就特有的脚踏实地、扎实肯干的优秀品质和实施稳中求成的中庸之道对于农耕经济的发展更是大有裨益。
2、宗法等级制度相继崩溃瓦解
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同时宗法封建等级制在依靠亲缘关系与道德伦理约束的基础上，更加仰仗于权势，此时，分封制做了很大贡献，“分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因此，最高集权的经济与权力逐渐分散，王朝日渐落寞。礼乐作为宗法封建等级制的成果，随着宗法封建等级制的不断衰退、瓦解直到礼崩乐坏，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结束和另一社会制度的新的开端，以孔子等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承担起总结历史、反思历史的重要使命，使“礼”成为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首要内容之一。
3、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现状
“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宗法封建制度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全新人群被称为士大夫，他们人格独立，思想开放，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发展中的较为积极的分子，诸子百家多数是从这部分人群中产生的。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特别地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这些思想活跃的群体在关于政治方面提出了个性的见解，使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也为儒家和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孔子认为比礼乐仪式背比表面仪式上更为具有价值的理论，即“道”，“儒”应当追求礼乐中的“道”，以构建新的社会制度。儒家和谐思想就蕴含在“道”之中，鉴于春秋末期的连年征战，百姓生活饥寒交迫，再加之宗法等级制度瓦解、礼崩乐坏与社会思潮的全方位化发展，先秦儒家学者们更畅想创造一个富强、安定、美好、和谐的大一统天下，希望通过和谐稳固的、理想化的社会建设，逐步消除困苦和贫富差距，更着重表示“和为贵”，因此可以判定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是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的，是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状态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二、儒家“和谐”的基本含义
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反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强大作用，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不违背天意，反对恶意破坏自然和片面利用自然。这一思想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天人合一”思想，儒家提出了诸多主张，孔子提倡“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中曾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之焉”。这里主张“和”是对待世间万物的普遍原则；“中”是天下一切情感的根本，从而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就其位而运行正常，万物就各得其所而生长繁育了，强调了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也强调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宋代的张载也曾提出“民吾同胞，地吾与也”的主张，这些都强调的是人类友好地处理自身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和世间万物是朋友的关系，天与人，万物与人类追寻其本质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古代先贤先哲们不仅强调了天、地、人要和谐的思想，更提出了要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草、木、鸟、兽等自然万物，即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孔子极力倡导“钓而不纲，弋而不宿”，即倡导不用钢丝打鱼，要用鱼竿钓鱼，不要涉猎夜宿的鸟类，强调保护自然万物，强调保持生态平衡，实质就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2.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
首先，提倡以“仁爱”调和人际关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互助互爱，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把对自己老人的尊敬之意和对自己孩子的爱护之心推及到关心他人身上，以此为前提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其次，主张用“和而不同”的思想宽厚待人。“和而不同”是孔子提出的在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目的，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形成良好的交往氛围。再次，主张以“忠信”待人。忠诚守信在传统和谐思想中是达到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条件。“信则仁焉”中把诚信定义为一个人具备“仁德”素质的必备要素，由此可以看出忠信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3.在身心关系方面
主张人们的身心和谐，经常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礼与欲的关系。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望。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孔子肯定了富贵是人人渴望的，但必须用正当的手段索取它。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认为财富可以求得的话，即使从事低贱工作也愿意。还说：“饮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也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用正当手段获取的富贵，即使吃粗饭，喝白水，以弯曲的胳膊为枕头，其乐也在其中。孔子尤其强调：“君子惠而不费，老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2]强调人们的身心永远要保持在中和的状态。孔子特别强调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至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至老也，血色已衰，戒之在得”。[2]孔子这段话在于告诫人们在追求欲望以及利益的时候，要坚持中和的原则，永远保持平衡谦和的状态，实现身体与心理的平和。
三、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和谐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底蕴和深刻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命脉相传的不竭资源。 儒家和谐思想强调通过修身为本促进身心和谐，推崇忠恕仁爱追求人际和谐，重视群己之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提倡“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建设，既包括经济的、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文化的，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关注生态环境建设，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和谐”的观念，这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和精神支撑。
一、儒家和谐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要求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强大的道德精神支柱，以及民主法制的约束。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每个有着高尚道德品质和民主法制精神的中国人，公平公正的享受社会主义丰富的物质成果。从精神道德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充满仁爱，到处洋溢着温情、善良和互相帮助的社会；从民主法制来看，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机会平等，赏罚分明，人民遵章守纪充满正义的社会；从物质角度来看，和谐社会是人民生活富足，国家经济强大，生产力极为强大，科技和工业极为发达，生态环境稳定，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能够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也就是我们古典哲学提出的，“天人合一，阴阳协调，众生平等，万物有序”的社会。
二、传统道德品行是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在于和谐人际关系的确立，而人际关系确立的关键则是人们是否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国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面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可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对现在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刻的浸润与影响，是现代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德”和“兴”联系起来，进一步强调了“德治”思想中的“正能量”。把“以德治国”治国方略发展到“以德兴国”的兴国方略，强调了道德在构建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高水平的和谐社会，道德品行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方向引导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状态的稳定，更是指人们心理秩序或精神状态的稳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更是道德品行建设的事情。从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无论哪一项内容，都有赖于高尚的道德品行来支撑，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的人们，才能做出合乎道德评价和道德要求的行为选择，从而帮助民众主动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三、以儒家和谐思想协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关系
儒家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处理国与国的关系等。首先，在思维方式上有助于我们纠正以往的“斗争哲学”偏差，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形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各种矛盾及时化解，使其社会的安定团结。其次，对外它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儒家的和合思想不仅为国际间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谋求共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借鉴，融汇贯通，共创21世纪的人类文明。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的和谐思想也详细地勾画出了古人对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儒家和谐思想的精华仍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渊源。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涉及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当前应着力提高我们党整合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能力。因此，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尽可能将社会转型的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使整个社会结构协调稳固发展。在市场经济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期，在不断完善的转型阶段，党中央及政府必须摆正位置、明确职能，以确保有效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公共性、严肃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构建好伟大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