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中国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政治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18期加以转载。
［关键词］ 名著改编；互文性；《红楼梦》电视剧
《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最早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75年摄制的5集粤语电视剧《红楼梦》，截止到2010年各台热播的李少红版50集《红楼梦》和李平版35集《黛玉传》，共有70来部(段)《红楼梦》电视剧(片)。与方兴未艾的《红楼梦》重拍现象相呼应,有关《红楼梦》影视改编的研究也颇为兴盛。对《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的研究，前人主要集中在改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改编的原则和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改编的方式模式与具体方法以及影视改编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作用等论题。①从当今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大家研究都习惯从影视剧本身及与小说原著比较其成败得失，改编时考虑的对象也局限于原著与改编作品，长期陷入似与不似的僵局中。本文引用互文性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注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因素，以期为今后的影视改编创作提供一点启示。
互文性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②，描述了一部作品和它自己以及其他文本所形成的关系中的变迁。而改编行为即是找到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间的孕育渗透关系，从而达到艺术形态的转换。因此，任何一种改编行为必然包含着互文性，互文性是改编的内在机制。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改编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互文性活动，改编活动本身涉及两种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转换，并且借助于改编者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文化与影视文本所处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对话互动。笼统而言，《红楼梦》电视剧改编的互文性主要可分为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关系、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视文本与社会、文化这种“大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性
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最为明显。文学文本是影视文本的原型和基础，是最具有互文参考价值的语篇。每一次对《红楼梦》的改编都和《红楼梦》小说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出于“正说”的电视剧改编作品总是试图“忠于原著”，体现“原著的精髓”。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改编者还需要阅读和研究相关的文献、评论等资料，例如原著的时代特点、对于原著的评论等，这些相关资料会对作者的理解产生影响并在影视文本里体现出互文痕迹。如1987年央视版的《红楼梦》电视剧在八十回之后另起炉灶，摒弃了人们普遍认可的程高续本，而根据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提示，并参考高续和红学研究成果，逻辑地推演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
另一方面，《红楼梦》电视剧改编也影响着原著的流通与普及。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的拍摄就引发了全民的红学热、读书热、中华传统文化热。电视剧在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播出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原著小说，销售量直线上升。③早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红楼梦》电视剧时，全国上下也掀起了“红学”热潮，街谈巷议争说红楼。这是互文性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现。按照巴特的理论，《红楼梦》原著、《红楼梦》各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及一切与红楼梦相关的事物都是观众的记忆，而在收看电视剧时，这种记忆偶然或者默许地在观众心中升腾，并且激发了观众阅读原著文本追忆以往作品的愿望。又因为《红楼梦》特殊的古典名著文化身份，进而引发了观众的其他古典名著追忆热。“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相互孕育，相互滋养，相互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地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是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④萨莫瓦纳的这一段话有力地印证了笔者以上的论述。
二、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通常来说，观众在选择一部影视剧之前，会考虑它是某种类型，然后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进行观赏，其最终的结果是这种期待要么没有得到满足要么被超越。不管何种情况，互文性都在这种比较中产生。与《红楼梦》电视剧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包括根据“红楼”题材拍摄的影视剧以及根据其他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前者如1962年越剧版《红楼梦》电影、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电视剧以及1989年谢铁骊版《红楼梦》电影，后者如2010年高希希执导的《三国》电视剧，2011年鞠觉亮执导的86集《水浒传》等。
首先是同一文学文本的不同影视改编作品间存在互文性。这是因为虽然各种改编作品由于改编者创作目的的不同而各式各样，但都由同一个文学文本而来，万变不离其宗，各个改编作品由此延长了互文链接，也形成了互文关系。比如由于都是出于名著《红楼梦》这个“母本”，早出的影视(尤其是那些已成经典的作品)对后来摄制的影视创作自然会产生影响，后来的影视改编者们总是试图超越，有所创新，人们也习惯了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如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与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电视剧。87版的巨大成功给李少红版《红楼梦》的创作带来了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李少红版的拍摄也加剧了观众怀念87版，客观上促进了87版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员、拍摄地等的再次博得关注。为李少红版《红楼梦》挑选演员而举办的“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项目负责人刘学军介绍：北京电视台在选秀之前及选秀之后都在重播87版电视剧《红楼梦》，海选之前重播的收视率是2%，海选之后收视率飙升到了7%，87版的实景拍摄地北京大观园客流量则增长了4至5成。⑤
其次，同样改编自古典名著的电视剧，如2010年重拍的新版《红楼梦》《三国》《水浒传》《西游记》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四大名著电视剧中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元素：《三国》中增加了女性成分，如大小二乔，如司马懿身边的女卧底静姝，而新版《红楼梦》则将20年前87版有意避开的那些、同性恋、恋童癖等一律恢复，花大力气做足了氛围，新版《水浒传》中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负面女性故事情节，剧中给予浓墨重彩。
再次，对于自身风格独特的导演，其执导的其他影视作品也会与影视文本具有某种互文性。如2010年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便与其以往作品《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电视剧存在对话关系。《红楼梦》是其唯美风格的延续，一起构成李少红电视剧群像。一部影视作品引用、吸收，或者模仿、戏拟以前的影视，这使我们看到的影视就不仅仅是一部一部独立存在着的作品，而且还有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三、影视文本与社会、
文化“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影视创作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无论是从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还是从艺术接受环节来看，都不可能保持所谓的“纯粹”状态，它必然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其他方面如商业因素、意识形态、文化娱乐等相联系。影视艺术作为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殊的媒体身份更使它的生产制作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插手干涉，致使它的目的性、功利性十分明显。纳入大众传媒渠道的成品形态因此也负载了许多非艺术的成分。这其中改编者的艺术倾向、摄制者的个性特点，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或多或少对改编工作进行制约和影响。改编作品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部作品和孕育、渗透它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多明显的趋同。”⑥互文性理论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同样是《红楼梦》小说“全本”改编的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与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电视剧之间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两部电视剧无论是演员挑选方式、编导改编创作理念还是电视剧创作的环境等都已经是大相径庭，影视作品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1987年前后正是精英文化盛行的时期，87版改编者是抱着重塑经典、干预现实的雄心改编的。编导们坚持走名著与专家结合、名著与学术结合的道路，更多的是听从红学家的意见。忽视电视这一大众传媒通俗化、娱乐化、市场化的特点，忽视受众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编者的精英意识。80年代后期，精英文化已逐渐处于被怀疑、被解构，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接受方式已然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文学艺术的审美期待大幅度降低，其消闲、娱乐功能获得重视，这种审美的转变在2010年新版《红楼梦》中体现明显。不论版本的选择、主题的确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典型环境的刻画，新版都打上了鲜明地当代烙印。在创作过程中，打着挑选演员旗号的“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活动，北京电视台全方位的宣传营销等带上娱乐资本运作的色彩；唯美细腻的画面，强大的影视特效也与当今影视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电视剧弱化社会悲剧、强调了爱情悲剧，刻画了细腻的人物情感，突出“”，恢复太虚幻境等梦幻情节也都与当今的大众意识形态相关。当代社会、文化这个大文本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新版的整个创作过程无疑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
四、结 语
以往谈到改编，大家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它是否忠实原著并有所超越。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到改编研究改变了这种单向的研究思路。互文性理论的文本缺乏固定位置，而将之放置在流动变化的网状结构中，平等地看待各个文本。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都成为改编的对象，这无疑显示出了改编活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为改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改编从原来的单单考虑原著与影视作品“似与不似”的问题中解放出来。
注释：
① 饶道庆：《〈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期。
② 杰拉尔德?普林斯：《叙事学词典》，袭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③ 刘爱勤、张欣：《立足文化品位，彰显大家风范》，《中国电视》，2009年第10期。
④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⑤ 司丽：《红楼选秀后的冷思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9日，第7版。
关键词：王国维；美学；哲学；艺术；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产生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本传抄的《红楼梦》，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至今仍旧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从乾隆五十六年的木活字排印本到嘉庆年间的评点本，《红楼梦》的流传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不仅有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作序中所言的：“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为证，更有次年程伟元、高鹗作《红楼梦》引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生动地反映了《红楼梦》抄本流传的情况。
一、动荡年代中的独树一帜
自乾隆五十六年以后，《红楼梦》刻本开始广泛流传。乾嘉年间，它不但为赋予“小说中无上上品”的桂冠，还得到了“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的盛誉。对《红楼梦》之喜爱者，轻则“爱玩鼓掌”，“读而艳之”，重则“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即使清代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对《红楼梦》的严加禁毁，也未曾浇灭民间大众对这本所谓“”的喜爱。清代毛庆臻云：“莫若聚此，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咸丰、同治年间，政府明令收毁的116种书目中，《红楼梦》名列前茅，在同治七年江苏《抚丁日昌》所列的190种禁书中，《红楼梦》与《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等名列其中。1868年《江苏省例》规定：“巡抚部院丁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进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u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计开应禁书目：……《红楼梦》……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饬。”然而在这样多遭禁毁的情况下，民间却仍旧流传这“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民谣。咸丰十年，李慈铭在日记中记《红楼梦》道：“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履少年，以不知道此者为不韵。”正是这样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吸引了庞大的研究者蜂拥而至，在对红学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让后人对这部奇书的探索有了愈发宽广的视野和路径。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这10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被成为旧红学，其中代表性的有评点派与索隐派。起源于明代中叶的小说评点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批《西游记》等为滥觞。以至于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固定模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萌，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找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先生认为“旧红学”的评点派只不过是继承金圣叹的笔法来解释《红楼梦》。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活跃在评点派中的三家分别为：“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人”姚燮，统称评点派红学。基于他们主要把《红楼梦》贴上“情书”、“经书”的标签，所以往往是沉溺于文本中就事论事，却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为旧红学中主要流派的索隐派提供了温床，透过字面意思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认为作者真正所指是作品故事人物背后隐藏着的真实事件。他们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则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探寻书中人物时间与历史真实人物时间的“关合”之处。
王国维作为旧红学家中一位既不属于评点派，也不能划归为索隐派的重要人物，堪称20世纪的一位奇人。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少以文名。在1903年，差不多就是章太炎在监狱里读佛经的时候，王国维正在通州师范学校的某盏灯下读叔本华。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次机缘巧合，在叔本华理论思想的浇灌下，不久之后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红楼梦评论》。刘再复先生曾经在《红楼梦悟》中说道：“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严格地说，直到王国维才有第一种形态，才称得上论。《红楼梦评论》有观点，有逻辑，有分析，有论证，一出手就如空谷足音，自创一格。可惜百年来‘论’虽日益丰富，但受政治意识形态侵染太甚，影响了收获。”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给予《红楼梦评论》一些“第一个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古典名著”，“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作了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这样的称号。我们不能不承认，《红楼梦评论》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上取得了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明显学术成就。而其更大的价值在于，王国维借助文章，说了些他想说的话。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中先确立了哲学与美学的双重理论基础，然后在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第四章对此书美学与伦理学之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因此，一本《红楼梦评论》，我们读的是王国维当时的思想，读的是20世纪那个那个人心动荡、社会躁动的年代。
二、指“玉”为“欲”的是非定度
对于王国维在书中指“玉”为“欲”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探讨过很多次。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的观点，借了贾宝玉名字上的“玉”，是欲望之“欲”的谐音作为佐证。书中所说的：“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显然太过牵强。叶嘉莹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那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一句，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
她认为：“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和合之处。”因为“《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而王国维指“玉”为“欲”，则“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字义勉强立说的通病。”国内的近代文学史也多指出其论述“多有牵强之处”。
但是，我们同时也无法忽视，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那么，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否应该从他哲学思想层面来寻求原因呢？
纵观王国维的人生，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方面，欲望都作为一个人生问题困扰着这位大学者。青年时期的贫病交加，为求“新学”的奔波流离，脚气病的常年困扰，为治病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国的无奈，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王国维在回忆时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事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叔本华进入了他的视野。也许是叔本华的理论与王国维对人生的感受与思考有了契合之处，他们的缘分就此蔓延。王国维不受到那个浮躁年代的影响，从叔本华关于欲望、痛苦、解脱的观点中吸取养分，对《红楼梦》的解析也便是从人生谈起。
书中，王国维把个体人生、群体大众、民族社会等一切的本质都归结为人的欲望。基于人对欲望的“无厌”，对满足的有限，欲望无穷尽，痛苦便也无绝期。欲望偶尔被满足，却“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人生快乐之时固然有，但转瞬即逝的快乐又怎能与永恒绵延的痛苦相较。因此，“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为了寻求解脱痛苦之法，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取经。解脱痛苦知识做不到，因为知识“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因此，只是不仅不能减少人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人的痛苦，“文化愈进，其只是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能够做到的，只有文艺，因为它“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另外，对于美为什么能够超然于利害、忘却与物我的问题，王国维则把康德与叔本华剪接到一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判断与知识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一是在判断中产生和不，另一是要在判断中求得知识。一是感情的，一是逻辑的。然而，王国维的落脚点却不是康德的审美判断，而是叔本华的“欲望――解脱”，美、艺术成为摆脱人生痛苦的避风港。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王国维看到了《红楼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男女之欲望作为人欲的重中之重，被《红楼梦》展现开来――由生活之欲产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途。王国维把解脱痛苦的方法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观他人的苦痛，得到关于苦痛的知识，用于解脱自己，这个常人很难做到。更方便快捷的是体验自己的痛苦，欲望越是强烈，要求未能够被满足的心也越是强烈。而愈烈则愈是不得满足，愈不得满足便愈是痛苦。对痛苦的反复体验最终造成对满足的绝望。通过这样的恶性循环，人便“疲于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最终达到在失望中“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的结局。贾宝玉便是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他在追求中反复地体验着痛苦，终于在失望中开悟，出家以离开生活之欲，人生之欲。
三、现代性与人生问题的契合之处
常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处于紧锣密鼓的孕育时期。中国现代性的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梁启超先生那里已经具有雏形，启蒙理性已经呼之欲出，只能“五四”一声春雷。
叔本华作为一个发现古典哲学误区的最早觉醒者，从古典哲学的迷失处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在模仿康德的同时反叛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认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欲望和感情――即人的意志。意志给了主体“一把揭明自己存在的钥匙，使它领会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活动的意义，向它指明了这一切的内在结构”。
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中，中国人这里其实拥有这一个两面的“西方”。除了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西方，还有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西方。叔本华则是反抗现代性的先锋，现代主义的源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国维开始关注叔本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握叔本华在西方哲学领域的位置及其对20世纪的中国的真正价值，而是基于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让他自然地接近了人本主义。王国维对哲学的起始与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外界，而是为了反思人自身。于是王国维给予了文艺以特别的重视，认为除了文艺，再没有可以直指人生，真正表现世界的东西。因为文艺是直观的，无杂质的。而科学虽然存于直观却表于概念。“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甚至连历史，也不如文艺可爱，“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故诗歌之所写者，人及其动作而已，而历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动作即彼动作，其数虽巧历不能计也。然此等事实，不过同一生活之欲之发现，故吾人欲知人生之为何物，则读诗歌贤于历史远矣。”所以说，只有在文艺里，人才还原为完全的人，本真的人，而不被理性所扭曲。
然而在文艺中，王国维又特别重视悲剧精神。他以叔本华的思想观照《红楼梦》，从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特点和古代审美理想出发，归纳出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戏曲亦或小说，总是以大团圆结局为艺术的结局，缺乏悲剧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李泽厚也认为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较为确切，他说：“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王国维认为，到了《红楼梦》，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注意彰显出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叔本华三类悲剧之说的第三类悲剧：“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一创造性的论断无疑给后人读《红楼梦》开辟了一条新的视野。“由此观之，王国维研究《红楼梦》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中相反而适相成，”
王国维正是这样遵循着辨妄求真的考证道路，使得他对红学的探讨脱离了打谜语式的附会。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光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之。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是艺术形象，艺术家创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所指。所以《红楼梦》一书的价值，并不在其故事所指的为何人何事，而在于它展现的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
总而言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先确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在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眼光与识见，实属不易。因为在传统的观点中，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小说为视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讨之价值，更没有以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进而研究《红楼梦》的。虽然其指“玉”为“欲”的说法还有待商榷，再加上“王国维说读书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是出乎其外地领略到《红楼梦》的宇宙境界了，但他似乎未经历“生命进入大观园女儿国”和“女儿国进入阅读者自身”的阶段，所以在《红楼梦评论》中也未能开掘宝玉和其他少女的生命内涵。”但这些瑕疵都掩盖不了其光辉的哲学思想至今仍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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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陈维昭《红学通史》）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的女儿。曹家与胤?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著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妇??杈持?婷睿?富爸??赖取2淮酥?瘢??锌贾ぃ?岜局鹉??嫖锷ブ荆?诩和嚼停?谌讼室妗！狈肫溆瓜壬?裁魅分赋觯骸鞍选逗炻ッ巍纷魑?徊烤哂蟹岣坏乃枷肽诤?蜕缁崮诤?奈难ё髌沸∷道囱芯浚???皇前阉?弊觥?骞?厥贰?颉?沼锎笕???难Ь褪俏难А！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3]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黑格尔定义美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形而上”的精神在“形”的艺术创造中感性显现，正是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红楼梦》，以其独特的形上境界和艺术创造，自成一种美学。
何永康师命名“红楼美学”，着眼于作为“小说”的《红楼梦》，是“诗”，是“无声的音乐”，是“抒情的哲学”，因而，才能由“具体之学”升华为十分哲学的“美学”。于是，“红学”之中卓立起“红楼美学”。
美学是哲学。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美学思想、美学体系多为哲学家创造。然而，任何美学理论，都无法推演“红楼”的“形而上”世界；尽管采取某种美学理论可以用作观照、审视“红楼”的“眼睛”，但“感性显现”的“形象”大于“理念”、“思想”，却会让任何美学“顾此”而“失”，在一些方面失去效力。“红楼美学”作为艺术大师匠心独运的“美学”，也大于哲学家的“美学”。
因此，该书研究“红楼梦”的美学境界，凝神于曹雪芹的“审美视阈”，而不是中外现成悲剧理论在“红楼”中的“体现”。在中国美学研究与“红学”研究中都堪称经典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以叔本华的哲学来阐释“红楼”悲剧，西方现成理论虽切中了小说的某种意蕴，却无法揭示这部“悲剧之悲剧”的真正内涵。正如钱钟书所云：“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谈艺录》）“舍筏登岸”则可，“抱梁溺水”必“作法自弊”也。两美相得的“利导”，是智慧与智慧的遇合与碰撞；“红楼”的“真悲剧”，还是要从这个“千古一梦”本身来阐释。何师解析了“红楼”“梦”中“人”的生存形态，考察他们人生“价值的毁灭”，从而于“几乎无事”的“小悲剧”之中，切中了“悲剧大观”的心脉。聚焦于“人”与“情”，该书探讨了“情感抵触”、“情不情”向“情情”的转化等“红楼”情感哲学的独特形态和深远境界。在“烟云模糊”的虚灵世界中，近乎以灵感与直觉，抓住了“红楼”最重要的审美意象——“病”与“梦”！较之尼采的“醉”与“梦”，弗洛伊德的“力必多”与“梦”，福柯的“病”与“罚”，何师从“红楼”中拈出的“悲剧藉托”和“诗眼”，自有高远深湛的哲理意蕴和美学精神。
这是“回到《红楼梦》”的发明与发现。回到《红楼梦》的美学创造，最根本的是审美的灵心与慧解。康德美学乃以“判断力”为核心，艺术天才的创造需要天才的赏鉴，这种审美赏鉴中神秘难解的能力，成为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拱顶”，正说明了从感性的“特殊”寻求“普遍”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在人类精神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许多美学研究者却从不具有这样的能力，面对“美”只有“学”而无“情”无
“趣”。所谓“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在别的领域或许可以，在“美学”之中却是荒唐可笑的。何师的美学感悟与阐释，都是直接进入《红楼梦》，心游其中，沉潜涵咏，在情灵的摇荡和神韵的诱引中，“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把捉到精深微妙的心灵奥秘和艺术创造。显然，这更近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性质，亦与宗白华、李泽厚等当代美学家注重审美鉴赏意趣相通。但是，以一部伟大小说为对象，阐发其美学意蕴，则是作者独立的创举。
因此，在哲学的观照之中，该书更多的是渗透了心灵感悟的审美智慧。或曰，艺术的创造正体现在“一点点”上。剖精析微才能批隙导?，脱然神解，悠然心会。“大”而“化”的“模糊体验”，与“小”而“精”的深微悟解，“方以智”的思考与“圆而神”的慧心，交相为用，既是“红楼”本身的特点，也是该书感悟与思考的本色当行。何师从宝玉的“水葬”和黛玉的“土葬”细致探究“红楼”中的“葬花”；从“黛玉葬花”和“黛丝杀鸟”辨析中西两位悲剧性女子的精神取向；从宝玉的“意识流”到黛玉的“意识流”，从焦大到傻大姐……往往自一个细节“解构”整座“红楼”，以“家常老婆舌头”的“话语分析”透视“荒唐言”的“深层结构”。“话中有话”的“话”隐藏着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并非“考证”、“索隐”的以“实”解“虚”的“猜笨谜”，而是基于“判断力”的美学探险，是以艺术的方式理解艺术。这，才是真正的美学研究。
一、新版所据后四十回是悲剧
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程伟元和高鹗通过萃文书屋推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此书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从那时开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鲁迅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2]这是合乎《红楼梦》文本实际的学术论断。显而易见,对于后四十回,鲁迅大体上是肯定的,赞许的。
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目前尚有争议,有一点可以断定,他生活于乾隆年间,和曹雪芹同时或稍晚,熟悉当时的世态人情。这个身份优势,嘉庆以还各种续书的作者均不具备。因此,后四十回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文学成就,两百多年来深入人心。其中的一些章回,如“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如“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一直脍炙人口,深深感动过无数的读者。悲剧和喜剧的观念源自古希腊,将其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是王国维。他指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此项学术判断的文本依据,正是一百廿回,“彻头彻尾”当然包括后四十回。《红楼梦评论》第三章中大段征引的一节原文,来自九十六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王国维叹赏,那是“最壮美者之一例”――“《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3]王国维再三强调后四十回属于典型的悲剧,而今刘心武等人却硬说它是喜剧,不晓得他们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后四十回确实存在“结末又稍振”的问题,不妨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这里边包含着曹雪芹的构想。甲戌本第五回《晚韶华》曲云:“气昂昂头带簪缨,气昂昂头带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位高登,威赫赫爵位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4]这是讲贾兰的结局为春风得意,高官厚禄,李纨遂得以安享晚年。至于死亡,谁也躲不过去。可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是一种隐喻,而非具体的情节安排。“结末又稍振”合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物极必反嘛。另一方面,这是作者所涂抹的保护色,具有讽刺意味。据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记载,工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那彦成(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说:“《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行之尤,无非糟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5]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玉麟(乾隆六十年进士)亦有同感,且在安徽焚板禁毁过《红楼梦节要》一书。这表明,当时《红楼梦》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作者预先摆出一副颂圣的姿态,显然是在刻意躲避文字狱,设法保全《红楼梦》。何况,当那些美丽而年轻的生命,黛玉、元春、迎春、凤姐、司棋、鸳鸯、香菱……相继凋谢的时候,作恶多端的丑类贾赦、贾珍、薛蟠、贾环、贾蓉竟能归宿于法外逍遥,这本身就暗含着辛辣的讥嘲――那是一个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乃至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鬼蜮世界。同样是一出悲剧,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具备深刻的社会内容。
在学术上区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主要肇始于“新红学”的兴起。即便如此,胡适和俞平伯也没把后四十回一棍子打死。胡适说:“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6]俞平伯也说:“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7]胡适和俞平伯的眼光一样,跟王国维及鲁迅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后四十回完成了全书的悲剧。
二、新版拒绝腰斩《红楼梦》
《红楼梦》佚稿研究是“新红学”的衍生物,俞平伯是它的开山祖师。1923年春出版的《红楼梦辨》中有两个章节,一是“八十回后底《红楼梦》”,二是“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它们是佚稿研究的最初成果。彼时俞平伯还不晓得何为脂批,他所依据的是戚序本上的批语,四年后胡适购得甲戌本后才知道,那些批语就是脂砚斋评。在毫不知情的条件下能够慧眼识得真品,俞平伯的鉴赏能力令人惊叹。佚稿研究现已发展成了一个红学专题,俞氏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照理说,他最有资格藉口“雪芹原意”来否定后四十回,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佚稿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有严肃的、科学的一面,可惜后继的发展有所偏离。旧版电视剧《红楼梦》抛弃后四十回,而据所谓的“雪芹原意”另起炉灶,自编了六集的结局,就是上述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有感于此类状况,俞平伯在弥留之际用颤抖的手写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纸又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8]这是一个纯净的学人思索了一生的学术结论,特别发人深省,催人猛醒。新版电视剧拒绝腰斩《红楼梦》,结局部分依据后四十回,奥秘正在于此。学界经过八十多年的反思获得的宝贵认识,理当得到尊重。
后四十回是《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当受到尊重。前八十回是原著,是经典,后四十回也是原著,也是经典,而且《红楼梦》悲剧正是由后四十回来完成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一个整体,学术研究当然可以区别对待,普通阅读则宜维持它的完整性,尤其是面向大众的电视连续剧。严谨的佚稿研究,其成果只能是零零碎碎的细小片段,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情节,永远都无法取代后四十回,除非涌现大量可靠的新材料。
启功曾赋诗说:“三曹之后数芹侯,妙笔高程绩并优。神智益从开卷处,石狮两个一红楼。”[9]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版的结局依据后四十回,这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三、关于黛玉裸尸镜头问题
事物的复杂性在于,有了一部完备的文学名著做基础,还不能保证电视剧必定成功。关键是如何真正做到忠实原著。新版的一些明显偏差,当与此相关,譬如选角失当、妆饰奇异、服装无季、剪裁欠妥……某些经典场景,如弄权铁槛寺、小红说奶奶、龄官画蔷、香菱学诗等踪影皆无,让人目瞪口呆。不该删的删了,不该增的增了。买椟还珠的同时画蛇添足,在学术和艺术上均不可取。《红楼梦》本身就是一尊精致的艺术品,学术研究是认识艺术真谛的一条途径。影视艺术涉足名著改编,若态度严肃认真,是不会排斥学术支持的。在《红楼梦》面前,学术与艺术相互依存,并不构成矛盾对立,两者都应当服从原著,服务于原著精神实质的展示。艺术上的错位,结果与学术上的谬误一样,形似尚且不能,遑论神似?个中教训,不妨从容探讨。此处只谈跟后四十回有关的一个例证,即黛玉裸尸镜头。
根据原著,从黛玉卧病到宝玉哭灵,一个来月,贾母根本就没去过潇湘馆,那是作者在鞭笞这个头号家长的冷酷无情与自私刚愎,笔法格外冷峻。在故事层面上,贾母是戕杀黛玉的罪魁祸首,理应受到严厉谴责。新版却借助黛玉的裸尸来凸显贾母的温情与忏悔,有待商榷。当初审阅的剧本中,本没有这场戏。[10]6月份在部分省市地面播出的定版,我们直到7月底才看到。作为《红楼梦》的首席女主角,黛玉是爱情的符号、圣洁的象征、美丽的化身,代表着真善美,承载着人类最美好的憧憬。暴尸属于极端性的惩罚之一,暴露裸尸则意味着天谴,黛玉何等无辜。
少女的可以展示冰清玉洁,但让少女的裸尸横陈在众目睽睽之下,则只能令人极度反感。那不是一件破碎的瓷器,而是一条惨死的人命。瓷器是物,人命是人。瓷器无遮无掩,黛玉的尸体却是穿着寿衣的。有原著为证。九十七回写李纨对紫鹃说:“林姑娘的衣衾还不拿出来给他换上,还等多早晚呢。难道他个女孩儿家,你还叫他赤身露体,精着来光着去吗?”此指换穿寿衣。九十八回始则叙述:“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继则描写:“探春李纨叫人乱着拢头穿衣,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11]黛玉死前擦洗完毕,已穿寿衣,其事甚明。所以说,新版让黛玉裸死,完全没有根据,没有可能,没有道理,没有必要。
作为该剧的文学统筹,我们早就把上述意见反馈给了制片方,八个月来反复劝说、交涉、批评乃至抗议,坚决要求彻底删除黛玉裸尸镜头,半点痕迹不留。[12]遗憾的是,今晚看到,我们的忠告最终全被当成了耳边风――只是把那块像玻璃纸一样透明的薄纱打上了荧光而已。由于肩膀、颈胸和胳膊照旧,暗示非常明晰,故视觉效果仍然十分刺目。面对此景此象,我感到痛心。当初审阅剧本时,我们对旁白的设置提出过明确异议,后来选用额妆时,又提出过书面反对意见,均未获采纳。为了避免制片方产生掣肘之感,我们充分尊重导演的改编自由,故学术介入一直比较消极。年初审看了样片,才意识到问题相当严重,但大局已定,为时已晚。嗣后的沟通,我个人失于简单生硬,没有收到显著实效。目前的状况,我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现借此机会,向观众致歉。
注释:
[1] 卜昌伟:《刘心武痛批新红楼太喜剧,称欲拍“真故事”》,《京华时报》2010年8月14日娱乐版。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册)第232页至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3]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49页至7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4] 参见《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7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
[5]一粟编:《红楼梦卷》第367页,中华书局,1963年。
[6]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7]俞平伯:《红楼梦辨》(上卷)第11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8]韦柰:《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9] 启功:《哈尔滨红楼梦研讨会开幕》,《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
[10] 新版编剧之一青枚说:“被网友热炒的‘黛玉裸死’,更是让红学家直斥‘太大胆’。要知道这个画面,在剧本中无迹可寻。”可见黛玉裸尸镜头确属后来塞进去的私货。参见勾伊娜:《谁在编剧新版红楼梦》,《新京报》2010年9月17日C08故事版。
[11] 参见《红楼梦》第1341页、第1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2] 张庆善已先期对黛玉裸尸镜头提出公开批评。参见李洋:《中国红学会会长:新红楼还行,人物“额妆”不好看》,《北京日报》2010年8月5日文体新闻版。
大家知道，文学研究是一种思想工作，它必然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而又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世界上没有一种架空的、所谓“纯文学”的研究，封建地主阶级所提倡与培植的文学研究，其目的在为封建统治服务，资产阶级所提倡与培植的文学研究，其目的在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正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而又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虽然，资产阶级在研究《红楼梦》中所达到的某些成果，可以而且应该为我们所批判地接受，但对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必须进行严正的清算。
中国近百年来，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曾有长时期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曾在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中广泛地散布了极有毒害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没有因胡适所依附的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动统治在我国大陆上的崩溃与胡适本人的逃亡而结束，也并没有因经历几次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而消除，某些受过胡适影响的学者与知己识分子，固然有一些在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但不少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尚保留着极其浓厚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是说明了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还在继续散布着有害的影响。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我们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我国的文学遗产，俞平伯却宜传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研究我国的文学遗产；我们在企图正确地阐述“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研究红楼梦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俞平伯却在讲述“红楼梦”的所谓“色”“空”观念，把红楼梦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拆得支离破碎，看成“越研究便越糊涂”的东西。最近展开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也就是要打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宣传无产阶级的唯物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评。实质上是思想领域内的一种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与青年，特别是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今天资产阶级唯心思想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中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青年们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如果缺乏认识，缺乏分析批判的能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容易麻痹我们，使我们中了毒而不自知。青年们关心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不仅使我们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有所了解，也可以使我们对其它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提高警惕，加强嗅觉，加强辨别和分析批判的能力。因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尽管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然而基本观点则是共同的。因此，青年关心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从这次讨论中，除了可以提高我们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抗毒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还可以从这次批评与讨论中。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运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如何把它运用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学术研究中，却要经过一番锻炼。我们不少的人，口头上讲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接触到具体学术思想问题往往就暴露出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和讨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论点是与资产阶级的错误论点尖锐对立着的，这儿不容许模棱两可，转弯抹角。这正是我们学习具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场所。在“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与讨论中，我们可以通过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及其对待文学遗产的错误态度的批判，学习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思考，能够触类旁通，就可以通过这次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学术讨论，解决不少思想观点问题，把自己
的认识提高一步。这样经过若千次在学术批评与讨论中的学习，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会与具体运用的能力也就提高了。
关心这次批评与讨论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因为在批评与讨论初发动的时候，某些论点是否正确常常需要我们进行一番思考与研究以后才能下初步的判断。随着讨论的展开，正确方面的论点逐渐提高，论据逐渐增强，错误方面的论点与论据逐渐站不住脚，我们的思考也就跟着提高起来，判断也就更加坚定起来。等到讨论结束，作出了结论、结论就可以使我们的判断更加明确，能够更加体系化，而且也可以修正我们某些不正确的判断。这样经过这一次学术批评与讨论。我们的思考能力也就受到一次锻炼，锻炼得次数多了，我们的分析批判能力与勇气也就会增强起来了。
最后，从这次批评与讨论中还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因为像这样的批评与讨论不是简单的事务性的争论，必然关联到许多文化与科学知识。在这次对
红学史
李广柏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自从《石头记》的钞本于18世纪中后期面世以来,脂砚斋的评语也随之与众多读者见面,而那已经是“红学”的萌芽了。如果从那时算起,红学已经足足经历了200多年,《红楼梦》小说更是倾倒了多少代人。它到底为什么动人,是怎样动人的,留下了什么遗憾,还不应该做个总结吗?听说在李广柏先生这本《红学史》以前,已经有过一本别位先生作的红学史专著了,可惜我没见着。但看了李著《红学史》,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开阔恢宏。把红学从200多年前高鹗的续作、脂砚斋的随意诠释点评直到当今“学院派”具备正规学术范式的论文、专著这样一个既芜杂琐细又庞大繁冗的过程描述成一本不分派别、统属有系的历史,本身已经很了不起;进一步选择、甄别和排比史料,用文献讲述一段活生生的历程,更是一件微中见著、取精用弘的大工程。
系统性和文献性是我对李著《红学史》印象最深刻的一点。第一章“脂砚斋评语”与第二章“永忠的《吊雪芹》和明义的《题红楼梦》”,材料比较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可以不去说它;单看第三章“清代评《红楼梦》的专书、杂著与题咏”和第四章“‘评点’的盛行”,就足称盛义纷披、发人遐想。第三章共分九节,论及清代的红学著作,研究欣赏者的好恶评判,《红楼梦》的写作艺术与版本,索隐的是非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其中第八节“‘索隐’之惑”引了未明作者的《谭瀛室笔记》。该书认定乾隆宠臣和|娶嬖姬24位,实为影射《红楼梦》的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姓姬私通别姬所生的和|幼子玉宝;玉宝却另爱婢女倩霞。龚姬后来调唆和|妻子逐走倩霞,玉宝赶去看望,倩霞断甲赠给玉宝等等。对此,《红学史》考得和|生活于1750年至1799年,晚在1769年,作为日后飞黄腾达的开始,方才袭受世职。曹雪芹故去时,他还是个少年,雪芹无由把他后来纳宠的事写进《红楼梦》。这是轻轻一拨,已还历史以真实。这样用文献求史实的例子在《红学史》里很多,是学者可以收到嘉惠之处。当然,从另一面看,玉宝――宝玉,龚(姬)――袭(人),倩霞――晴雯,因爱被逐,断甲赠玉……笔记里的人物、情节和《红楼梦》实在是太像了!不由人不心生比附。那么,此故事固然是假,别的是否也一定都假呢?此故事时间不合,别的是否也一定都不合呢?恐怕难以率尔下断。正因为如此,就不必过分非难各种索隐派的附会之说了,反而应耐心甄别史料,厘清《红楼梦》里到底有哪些内容揉进了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第四章共分七节,其中“王希廉的评批”、“张新之的评批”、“姚燮的评批”、“陈其泰的评批”等节涉及的评批内容,早已见诸冯其庸先生多年前纂订、文化艺术出版社刊印的《八家评批红楼梦》。《红学史》没有详细提及八家中的另一位《红楼梦》批评家――洪锡绶,但《红学史》著者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位学究说起薛宝钗的“僭越”黛玉而嫁宝玉,花袭人的以道学先生、宝玉房掌门丫鬟却与主人苟合,不仅嗤之以鼻,而且大张挞伐,其立论依据竟是拿传统礼法来“说事”;但结论却与我们现代人对宝玉、黛玉、宝钗、袭人是非褒贬惊人地暗合。下面略见几条:
如第九十七回洪锡绶评宝钗嫁宝玉:(原文)“凤姐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拜堂冷清清的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些。’王夫人点头称使得。”(评批)又一悖礼之事!……大家纳妾,妾来无乐,入门或演梨园,或奏清音,不荣新人而侑主人,以所纳妾媵耳。宝钗来无乐,入门作乐,岂非以妾媵待宝钗哉!……《红楼》到底不作一泛语。
(原文)“一时大轿进来,家里细乐迎上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评批)吁!花烛俗例,岂贵新鲜,岂尚雅致,适以形其悄悄冥冥,殊不光明正大耳。调侃之笔,非赞美之辞。
……
古婚礼云: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庙见云,礼不备,谓之奔。奔者,不必如淫奔之说,凡苟简而急就者皆是,妾媵宜之。宝钗适宝玉,议婚则无媒妁,纳采则未报庚,请期则由男家择示,并未预报星期,亲迎、庙见不独无其事,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无钟鼓之乐。此大家纳妾体制也,故六礼之中仅纳币,所以明其为妾也。然则宝钗之于宝玉只可谓之妾,不可敌体而为妻。”
这样的批评看起来很迂腐,但参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明清之交钱谦益娶妾柳如是时,用正妻礼而引发士论大哗一节,洪批似乎不无道理。
第九十八回评黛玉之死:“黛玉落气,正是宝玉娶宝钗这个时辰,不先不后,恰恰相值。其不先死者,以明宝钗入门,嫡妻尚在耳;不后死者,以明这个时辰原是黛玉与宝玉合卺时辰。今宝钗冒黛玉而来,黛玉即于这个时辰而死,实宝钗杀之也。”
既认为宝钗嫁宝玉名不正言不顺,更认为她此时嫁入贾家,实为害死黛玉的帮凶。
第六回评花袭人与宝玉苟合:“袭人后来弄权杀人,皆从此日云雨始。黄山谷诗所云‘平生割鸡手,聊发试硎刀’是也。”
认为花袭人的苟合表现出她本性的龌龊、恶毒。以上略为谈及洪锡绶的《红楼梦》评论,不是李著《红学史》的主要内容,看似题外话,其实是想附益原书,证明洪锡绶既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同为评《红》八家之一,那么《红学史》对于这一时期红学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大体都注意到了。另外想强调,这批红学家中某些观念尚值得我们加深思索。《红学史》就是这样用专人、专书(文)、事类纵横交叉的方法把相关时期的红学脉络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
另一点发人深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的红学历程留给我们的思考。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结束,凡属人文科学,大都被高度政治化了,但细论其思想根源则深刻得多。仅以50年代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运动为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修订、新版于50年代初,可谓“赶上了”。原书第501页说:“自延安时期文艺整风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那就是凭借党政力量,利用各种媒体,发动众多人参与的单边的批判(不是互动和交流)。1954年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从上到下对于这种运动模式的操作已经很熟练了。”接着,《红学史》引证历史文献,叙述了批俞运动的背景、发生、过程及其结局。比如对此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文艺报》最初拒绝转刊、《人民日报》不予登载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原书第530页写道:通过了解到有关情况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一些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毛选》六卷所收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中的话,对当代红学稍有瞩目的人想必还记忆犹新。为了一介书生俞平伯惊动这样的层级,制造如此的声势,所下断语如此声色俱厉,足以令人心生畏惧,甚至感觉匪夷所思,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清除以1949年后不愿留居大陆的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原书第528页说:“周密地考虑如何发起这场批判运动。在心目中,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冒出一个《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便给提供了一个批判胡适的恰当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个‘战机’。”后来当然是一边倒的、铺天盖地的严厉讨伐,被批判人低头悔过。
但结果却颇令人玩味:《红学史》谈批俞运动“是非得失的思索”一节引用了在批俞以后的多次著名讲话,如“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甚至胡适似乎也并不是从头顶坏到脚跟:“《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对此,《红学史》评论道:“承认‘《红楼梦》的问题很难’,‘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说俞平伯是‘研究红学’的一个专家;和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样的说法同1954年大批判时的口气很不一样。”上文第一段话出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一文。《红学史》认为:“提出‘双百方针’是研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其中也应该包括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反思。”可惜领导人并没有真正从这次已经足够深刻的事件里记取教训,才接着出现了后来的“反右”、庐山会议事件,直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那已经远远超乎文化范畴了。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首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代表们认为,今后的红学研究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的结论如此吧。不过本章的结束语说:“批判‘新红学’的一场运动,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议论。现在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是非得失,仍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历史应会作出应有的结论。”奇怪,莫非以上的不算,还要另有更怎样的历史结论吗?
回到当时。当事者“……李希凡、蓝翎并没有去揣度领导人的意愿,但他们的文章恰好合了领导人的心意,遭逢料想不到的‘奇遇’。――不过,福兮祸伏,1958年蓝翎又成为‘’,受了20多年的折磨;要没有1954年的‘奇遇’,他仍在北师大附中当他的语文老师,未必会成为‘分子’!”这种骤红骤黑真是令人难置一词!说靠领袖一手扶植培养的青年作者会在三四年间犹如川剧“变脸”,成为反领袖、的分子,如何取信于众?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其中冷暖,唯有当事者才体味得清吧。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有时能和主流政治合拍,可有时不一定完全合拍,有时甚至会不合拍,如今有些城市老街区的改造以及经济发展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类似境遇。那么,如果不那么合拍,还要把学术和政治紧紧捆为一体吗?这似乎并非过时的话题。
最后,阅读50年代的批俞运动引发了我对评价老一代红学和红学家的意兴。首先是对俞平伯先生。从俞平伯先生上数三代,他的曾祖父俞曲园老先生、父亲俞陛云先生到他本人,俞氏家族四代三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究竟贡献了多少,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即使仅就俞氏祖孙积累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也已经厚重得可以。所以,对于像俞平伯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一些。其次,无论前清的学究们也好,蔡元培、胡适也好,新、旧索隐派研究《红楼梦》,人人、事事对号入座的方法固然不足取;而当代研究成果又断难一概否定《红楼梦》中或隐或显地表现了曹雪芹的家世及其本人的身世,那么,只有批评是不够的。倒是从文献出发,仔细探讨一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具体真实,反言之,虚构隐晦到了哪一步更现实有益。如果文献不足,则可以等待,不必把话说死。这样做应该更具有学术意义。
文学既是浑厚含蓄的,也是敏感犀利的。说《红楼梦》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隆衰兴替的变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样一个结论式的命题自然不无道理。就我接触过的材料来看,1949年以前的红学似乎也有近似的说法,只是好像没有这么明确,也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似乎更多就事论事而已。其后,经过50年代的批俞运动,特别是70年代初的评红运动(如果也可以称为“运动”的话),这个命题被涂抹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好像非此不足以诠释《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价值、意义。俞先生1980年5月26日上书《红楼梦》国际研讨会说:“《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他说此话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意指,给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头顶加上重重的政治桂冠,是它负载不了的。如果俞先生的本意真是这样,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更多从审美角度进入《红楼梦》,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吧。
恕我冒昧揣想:再过一两个世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大家族乃至封建社会总衰亡、总崩溃的形象历史”等等类似的话题可能会逐渐淡化、再淡化,而《红楼梦》里那一群个性无比鲜明、生动、丰富的人物,他们之间那分离聚合、交融交锋的错综关系,那催人泪下的动人情节,那一颦一笑映射出的人情味,那惊警蕴藉的诗词曲唱,那琴棋书画、樗蒲酒令等等丰富多样、趣味盎然的民俗文化,它们,才会成为红学学者们乃至全世界的《红楼梦》爱好者愈来愈青眼的话题。其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个人际遇的变化牵系着整个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是非好恶也随之变化;还有现代人不尽的怀旧感――这一点甚至所谓“新新人类”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觉得俞先生“《红楼梦》毕竟是小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历劫不变的只有一个――《红楼梦》那深不可测、无穷无尽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它才真正值得读者不懈地探寻。其实,李著《红学史》也在诉说着这个道理。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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