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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赏析八篇

时间:2023-04-08 11:36:28

通信发展史论文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l(2016)03-0032-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40题以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为线索,要求学生梳理从汉代至晚清儒学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思想特色,并对孔子与儒学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儒学是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其所倡导的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很早就传播到整个东亚文明圈,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精神世界。该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的历史素养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使学生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进而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2篇

关键词:博物馆;历史情境;展示;台湾;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9-02

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过程,是将概念思维转换成各种直观形式的展示,这种文化符码解读受到了物质条件、文化背景、语言符号等限制。其在有限空间内展示博物馆特殊语言,让观众直接感官的解读,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体现。莉沙·罗伯茨(lisa roberts)谈展览与诠释:“博物馆有职权来选择、解释及呈现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意义的文物。文物被抽离原始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赋予新的意义,并且常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忽略了展览其实在本质上是一项诠释(interpretation)行为。选择和安排文物的过程,在根本上即为一种展览的构成者,对文物的诠释亦是如是。”

但是,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比莉沙·罗伯茨诠释单纯的文物展览内在的逻辑要强。其必须运用文物将一个一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突破了单纯文物展览。但长期以来社会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介入到博物馆的历史情景展示理念。同时博物馆毕竟是西方产物,在国内历史情境展示理念不可避免西方文化偏见的限制。那么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本文试着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为例,探讨博物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如何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

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出版,以文化结构论的立场,突破了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社会人文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博物馆的展示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人类学概念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提出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condition)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reproduce)自己。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神缘部分展示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大陆(福建)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部级专题博物馆。这样一座政治性与专业性结合的博物馆,其陈列文本叙述的背后涉及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理论。从目前可查的材料,关于国家认同或族群的认同的理论大概有原生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共同的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族群认同基础,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有形文化与血缘基础上,亦被称为本质论;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认同随情境(context)而调整,也被称为况遇论 (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认同作为追逐集体利益的工具(故称工具论),甚至是族群菁英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建构的,所以也被称为建构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二楼基本陈列《闽台缘》则采用的原生论,提出闽台关系五缘关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商缘相连、文缘相承),整个陈列以此为基础,分为七个部分二十一单元进行布展。

该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在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5月审定组认为整座博物馆的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定位和政策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展示的角度也十分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是综合主题馆,通过闽台“五缘”关系,分七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示了福建与台湾深厚的渊源,凸显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十套推出《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座有特色博物馆专题介绍。2007年在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评选中,闽台缘主题展被评为“最佳内容创作奖”。从观众的反馈上看,如台湾江丙坤先生参观时说,因为自己也研究过台湾历史,的确过去很多在福建的我们的祖先,渡过海峡,到台湾来发展,他们是蛮辛苦的。从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先民怎么样在台

开垦,过去祖先渡海来经营台湾的这种苦难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台湾林丰正先生说,参观这个博物馆,让我受到很多感动。他还说,台湾文化就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传承,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话。认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展览的内容丰富,是一座质量上乘的精品工程,参观者到这里参观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如何通过历史情境塑造,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呢?

首先,在博物馆人与人、人与物的历史情境展示中,神缘部分相对于法缘部分的展示,更能突出文化结构的特质,侧重展示两岸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在历史情景的展示中,“展览是博物馆呈现价值的容器,但是价值不全然是美的、艺术的,同时也是记忆或符合的感应。展品是展览语言的必备品,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物,从传统的价值,到现代性的展览意义、知识、经验、环境布置与社会发展,同属博物馆展览要件。”因此博物馆展览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因为是对台交流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阐释了闽台宗教信仰关系的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相互融合。这个部分分为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民间信仰三大部分。其中,道教信仰展示了道教南北两大派系,全真教和以正一教。运用实物与图片对比,体现了道教同源、道教诸神同源。如通过图像具体展示台湾宜兰县再兴宫的法主公香火是由福建德化县的移民带去的,宜兰县苏澳晋安宫的法主公是福建永春人传去的,台北大稻埕的法主公庙是从福建安溪县分香的,从而使得道教历史场景展示得到一一体现。佛教信仰,则通过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运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展现了佛教同宗,同时模拟闽台龙山寺建筑模型展现佛教的传承。民间信仰部分,求个同字,展示了闽台两地同建城隍庙、同筑土地庙、同祀妈祖娘、同拜关帝爷、同尊大道公、同崇开漳王、同祭郭圣王、同求临水娘、同信王爷神、同仰青山王、同供三山神。这些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这一概念,有机将各个历史场景串联起来。“当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宗教通常是整合社会最主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宗教往往也就能提供一个地区或者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元素”。如佛教以其内在的超越性与永恒性,来面对外间一切外缘的实践方式。如证严法师在行动依据《无量义经》中:“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是这种内在的文化特质,构建了诸神同祀历史文化情境。

其次,在文缘部分诸神同祀,也通过一个个历史场景仪式的展示,体现文缘相同。人类学者特纳“透过仪式,充满冲突的人群得以重新整合。而仪式不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中进行,仪式实践本身更是一社会过程:它既在社会冲突或变迁的脉络中发挥作用,也产生社会本质的改变。”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展示中通过一组妈祖绕境仪式的展示,通过的闽台两地同胞绕境造景场景,体现大陆母体文化的张力。以张珣《宗教与政治:以大甲镇澜宫及其妈祖进香仪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本,大甲镇澜宫妈祖每年会前往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港朝天宫进香。但随着庙宇地位的提升,大甲镇澜宫不愿意在臣服于北港妈祖之下。1987年,台湾尚未戒严时,大甲妈祖便前往妈祖故地福建湄洲进香,取得了新的灵力位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代表,既然位阶已经改变,大甲妈祖不再需要岛北港“进香”,而改变成“绕境”,并将绕境路线改变至嘉义新港奉天宫,不再前往北港朝天宫。至此,大甲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大社会的再现。参与年度绕境也愈来愈大,形成每年春季的全台盛事。仪式的性质、内容也改变了,所塑造出的台湾社会,也已有从前面对面方式沟通范围为单位的地方社会,扩展岛不需要面对面方式沟通的跨地域社会。”这种通过“回娘家”提升灵力位阶而改变社会秩序塑造。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情境展示,这种形象的仪式场景的再现,从而体现了大陆母体文化。更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论述文化结构在交流中的地位。

再次,运用多种感官模式的展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先是有观察、图

像、肌体表达、音乐、语言;之后,而发展出文字。文字出现之后,其优点是多了一个可以极为方便地传递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缺点是令人类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却逐渐退化。网络出现后,其本意虽然是为了方便文字的交换与传播,但却演变成注定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字以外的阅读与沟通平台。”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神缘部分展示,通过龙山寺的造景通过视听效果中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通过感应机器呈现出各种传统签语。如吉人天相、岁岁平安等祝福语。通过视听效果播放,让观众全方位体现全方位的体验历史情境。

最后,文化展示是两岸交流的公约数。运用神缘这样的文化视野来阐述历史,整合两岸最主要的象征符号以及历史情境仪式的构建,一方面,原生论在展览中内在的逻辑得以体现,论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诸神同祀为两岸提供最主要的元素。通过这样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促进了认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光男.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新世纪的博物馆运营,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2年.

[2]丁仁杰.进步、认同、与宗教救赎取向的入世性转向:历史情境中的人间佛教及其行动类型初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二期.台北:2006年6月.

[3]刘阿荣.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与族群和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3-24日于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与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

[4]陈智勇.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接受国家部委审定.泉州晚报,2006年05月18日.http://qzwb.com/gb/content/2006-05/18/content_2087588.htm.

[5]孙虹.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感慨“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中新社泉州2010年2月28日电,http://news.sohu.com/20100301/n270476807.shtml.

[6]林志党.踏上泉州土地,就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泉州晚报,2006年05月23日http://qzwb.com.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3篇

关键词:博物馆;历史情境;展示;台湾;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9-02

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过程,是将概念思维转换成各种直观形式的展示,这种文化符码解读受到了物质条件、文化背景、语言符号等限制。其在有限空间内展示博物馆特殊语言,让观众直接感官的解读,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体现。莉沙·罗伯茨(lisa Roberts)谈展览与诠释:“博物馆有职权来选择、解释及呈现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意义的文物。文物被抽离原始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赋予新的意义,并且常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忽略了展览其实在本质上是一项诠释(Interpretation)行为。选择和安排文物的过程,在根本上即为一种展览的构成者,对文物的诠释亦是如是。”

但是,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比莉沙·罗伯茨诠释单纯的文物展览内在的逻辑要强。其必须运用文物将一个一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突破了单纯文物展览。但长期以来社会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介入到博物馆的历史情景展示理念。同时博物馆毕竟是西方产物,在国内历史情境展示理念不可避免西方文化偏见的限制。那么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本文试着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为例,探讨博物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如何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

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出版,以文化结构论的立场,突破了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社会人文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博物馆的展示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人类学概念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提出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condition)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reproduce)自己。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神缘部分展示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大陆(福建)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部级专题博物馆。这样一座政治性与专业性结合的博物馆,其陈列文本叙述的背后涉及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理论。从目前可查的材料,关于国家认同或族群的认同的理论大概有原生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共同的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族群认同基础,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有形文化与血缘基础上,亦被称为本质论;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认同随情境(context)而调整,也被称为况遇论 (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认同作为追逐集体利益的工具(故称工具论),甚至是族群菁英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建构的,所以也被称为建构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二楼基本陈列《闽台缘》则采用的原生论,提出闽台关系五缘关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商缘相连、文缘相承),整个陈列以此为基础,分为七个部分二十一单元进行布展。

该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在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5月审定组认为整座博物馆的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定位和政策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展示的角度也十分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是综合主题馆,通过闽台“五缘”关系,分七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示了福建与台湾深厚的渊源,凸显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十套推出《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座有特色博物馆专题介绍。2007年在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评选中,闽台缘主题展被评为“最佳内容创作奖”。从观众的反馈上看,如台湾江丙坤先生参观时说,因为自己也研究过台湾历史,的确过去很多在福建的我们的祖先,渡过海峡,到台湾来发展,他们是蛮辛苦的。从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先民怎么样在台湾开垦,过去祖先渡海来经营台湾的这种苦难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台湾林丰正先生说,参观这个博物馆,让我受到很多感动。他还说,台湾文化就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传承,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话。认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展览的内容丰富,是一座质量上乘的精品工程,参观者到这里参观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如何通过历史情境塑造,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呢?

首先,在博物馆人与人、人与物的历史情境展示中,神缘部分相对于法缘部分的展示,更能突出文化结构的特质,侧重展示两岸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在历史情景的展示中,“展览是博物馆呈现价值的容器,但是价值不全然是美的、艺术的,同时也是记忆或符合的感应。展品是展览语言的必备品,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物,从传统的价值,到现代性的展览意义、知识、经验、环境布置与社会发展,同属博物馆展览要件。”因此博物馆展览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因为是对台交流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阐释了闽台关系的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相互融合。这个部分分为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民间信仰三大部分。其中,道教信仰展示了道教南北两大派系,全真教和以正一教。运用实物与图片对比,体现了道教同源、道教诸神同源。如通过图像具体展示台湾宜兰县再兴宫的法主公香火是由福建德化县的移民带去的,宜兰县苏澳晋安宫的法主公是福建永春人传去的,台北大稻埕的法主公庙是从福建安溪县分香的,从而使得道教历史场景展示得到一一体现。佛教信仰,则通过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运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展现了佛教同宗,同时模拟闽台龙山寺建筑模型展现佛教的传承。民间信仰部分,求个同字,展示了闽台两地同建城隍庙、同筑土地庙、同祀妈祖娘、同拜关帝爷、同尊大道公、同崇开漳王、同祭郭圣王、同求临水娘、同信王爷神、同仰青山王、同供三山神。这些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这一概念,有机将各个历史场景串联起来。“当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宗教通常是整合社会最主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宗教往往也就能提供一个地区或者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元素”。如佛教以其内在的超越性与永恒性,来面对外间一切外缘的实践方式。如证严法师在行动依据《无量义经》中:“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是这种内在的文化特质,构建了诸神同祀历史文化情境。

其次,在文缘部分诸神同祀,也通过一个个历史场景仪式的展示,体现文缘相同。人类学者特纳“透过仪式,充满冲突的人群得以重新整合。而仪式不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中进行,仪式实践本身更是一社会过程:它既在社会冲突或变迁的脉络中发挥作用,也产生社会本质的改变。”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展示中通过一组妈祖绕境仪式的展示,通过的闽台两地同胞绕境造景场景,体现大陆母体文化的张力。以张珣《宗教与政治:以大甲镇澜宫及其妈祖进香仪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本,大甲镇澜宫妈祖每年会前往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港朝天宫进香。但随着庙宇地位的提升,大甲镇澜宫不愿意在臣服于北港妈祖之下。1987年,台湾尚未时,大甲妈祖便前往妈祖故地福建湄洲进香,取得了新的灵力位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代表,既然位阶已经改变,大甲妈祖不再需要岛北港“进香”,而改变成“绕境”,并将绕境路线改变至嘉义新港奉天宫,不再前往北港朝天宫。至此,大甲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大社会的再现。参与年度绕境也愈来愈大,形成每年春季的全台盛事。仪式的性质、内容也改变了,所塑造出的台湾社会,也已有从前面对面方式沟通范围为单位的地方社会,扩展岛不需要面对面方式沟通的跨地域社会。”这种通过“回娘家”提升灵力位阶而改变社会秩序塑造。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情境展示,这种形象的仪式场景的再现,从而体现了大陆母体文化。更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论述文化结构在交流中的地位。

再次,运用多种感官模式的展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先是有观察、图像、肌体表达、音乐、语言;之后,而发展出文字。文字出现之后,其优点是多了一个可以极为方便地传递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缺点是令人类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却逐渐退化。网络出现后,其本意虽然是为了方便文字的交换与传播,但却演变成注定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字以外的阅读与沟通平台。”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神缘部分展示,通过龙山寺的造景通过视听效果中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通过感应机器呈现出各种传统签语。如吉人天相、岁岁平安等祝福语。通过视听效果播放,让观众全方位体现全方位的体验历史情境。

最后,文化展示是两岸交流的公约数。运用神缘这样的文化视野来阐述历史,整合两岸最主要的象征符号以及历史情境仪式的构建,一方面,原生论在展览中内在的逻辑得以体现,论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诸神同祀为两岸提供最主要的元素。通过这样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促进了认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光男.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新世纪的博物馆运营,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2年.

[2]丁仁杰.进步、认同、与宗教救赎取向的入世性转向:历史情境中的人间佛教及其行动类型初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二期.台北:2006年6月.

[3]刘阿荣.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与族群和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3-24日于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与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

[4]陈智勇.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接受国家部委审定.泉州晚报,2006年05月18日.http:///gb/content/2006-05/18/content_2087588.htm.

[5]孙虹.副主席林丰正感慨“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中新社泉州2010年2月28日电,http:///20100301/n270476807.shtml.

[6]林志党.踏上泉州土地,就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泉州晚报,2006年05月23日http://.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4篇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5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 初中历史 课堂教学 充满活力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17(2014)18-0-01

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改革,信息技术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上越来越普遍。在初中课堂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引入,不但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初中历史的好奇心和积极性,而且还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学生的创新能力,丰富和拓展学生的经验,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到历史知识,使初中历史课堂充满活力。此外,信息技术还能够帮助教师对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和积累,从而对历史知识加深记忆,引导和帮助学生对所学到的知识进行深刻地理解,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

1 利用信息技术,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信息技术,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思考,为学生营造和谐的愉快的课堂气氛,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教师在引入信息技术时,可以通过一些视频、动画以及声音等方法,让学生挖掘自身的潜能,拓展大脑的思维方式,让历史课堂充满活力,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教师在历史课堂上,需要勤于观察学生之间的相同和异同,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潮流,选择和实施最佳的教学方式,不同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方式,同时,信息技术的引入,能够很好地让教师对学生进行充分地了解。比方说,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的基础等,从而针对不同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辅导,提高教学效率,让历史课堂充满活力,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

2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拓展学生的思维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教学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初中历史的兴趣,让学生主动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大胆发言,拓展学生的思维,促使初中历史课堂充满活力,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到知识,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国家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这就需要教师在历史课堂上,巧妙地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拓展自身的大脑思维,对历史进行思考,让初中生的大脑鲜活起来,从而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比方说,教师在讲解《鸦片战争》这节时,教师可以引进信息技术,将两次鸦片战争通过视频播放给学生看,并让学生观察和思考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有哪些不同。视频的播放,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学生都认真观看视频,并思考教师留的问题,视频播放完毕后,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回答教师的问题,整个课堂充满活力,提高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历史教学效率,达到教师预期的目标。

3 利用信息技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地去探究和思考问题,从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在进行历史课程讲解时,让学生能够互相交流和沟通,并对讨论的意见进行总结和分析,最终得到正确的历史结论,从而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比方说,教师在讲解《西安事变》这节课时,由于很多疑难问题困扰着学生,例如,为什们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经过等,教师首先让学生从网上搜索有关西安事变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其进行归纳和分析,最终透彻理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使初中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信息技术的引入,让学生在课堂上充满了活力,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率,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素质教育。

4 利用信息技术,发挥课本中插图的作用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将课文的插图直观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课本上的插图和地图,从而加深对历史的记忆。以往的历史教学,大部分教师根本没有利用图片资料,主要原因在于手动板书很麻烦,而且还浪费很多时间,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信息技术的引入,不但让教师能够很快将图片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而且还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清晰的看到历史插图,充分发挥其在历史教学的重要作用。比方说,教师在讲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这节课时,利用信息技术将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相关的内容以图片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有关的电影短片生动的展现在学生面前,促使整个课堂充满活力,让学生能够清晰的看清整个事情的经过,发挥图片的作用,加深对历史的记忆,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

5 利用信息技术,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能力

多媒体教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影片的形式来代替课本的知识叙述,但这样会在一个问题上花去很多的时间,所以,教师只能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主体,在深化这个主体的过程中教会学生如何拓展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例如,在教学《明治维新》中,让学生在课前读一些关于明治维新的资料.上课时放《大国崛起》这样的专题影片,学生就了解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及改革的过程,进而对课本内容进行大胆的压缩,留有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讨论。讨论的论题最好是两个,一个可以对问题本身进行讨论,一个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这样有利于加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有感知、有感悟。

总之,信息技术引入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同时也让教师的课堂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和丰富。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教育局,山东 临沂 276100)

参考文献:

[1]杜婷.探析初中历史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4(16).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6篇

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教育途径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党员的成分和结构也出现了大的变化,特别是青年党员的比例上升幅度较大,据数据统计“近年来新入党的党员中间,35岁以下的的青年占了接近40%”,在这些青年党员中,大学生党员占着一定的比重,同时他们是这部分青年党员中年龄层次比较低、学历修养比较高的一部分,因此抓好大学生党性教育,对于提高青年党员整体的党性修养有着重要影响。

目前,大学生党员教育在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体现出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并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特别是在创先争优等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争先进、创优秀的教育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大学生党员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教育内容机械化、简单化、模仿化、程式化,很多与学生党员教育相关的活动都忽略掉了活动形式、活动内容与活动目的、活动宗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和党员等不同阶段的教育中,经常出现简单拼班,内容‘炒旧饭’”的情况,这样使得很多教育活动和内容在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上缺乏力度和实效。面对大学生党员教育内容中出现的类似问题,加强党性修养应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

一、加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

十报告指出,“抓好党性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核心。党性教育是党员充分认识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党的优良传统的本质需求,特别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快速发展的国内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的冲击,更加突出了党性教育的核心性作用,因此通过党性教育会更加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更加深化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认识,更加明确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教育方向。

党性修养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大学生党员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大学生党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因此党史、党情教育,国情教育是新时期党性教育的重要途径。

二、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途径

1.突出以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为重点的国情教育,坚定党性信仰

自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历史,也是众多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国家和人民选择我们党的历史。自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是国家实现富强、人民实现富裕的历史,也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和关键时期。

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坚定信仰,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不断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奋斗史。因此,突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既是党员的国情教育史,也是党的发展教育史。从暴风骤雨的革命史到轰轰烈烈的建设史,到处可见生动丰富的历史发展历程和鲜活感人的历史人物,这些都能够充分体现信仰的力量,这对于党员坚定信仰、坚定党性来说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实践意义。

虽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的认识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缺乏深入思考。因此对大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中,中国近现代史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做出区别于公共课的教育模式和体系,如邀请史学专家对外国侵略史的背景、影响、国人的抗争进行深入分析,让大学生党员充分认识寻求国家独立、民族独立是几代中国人浴血奋斗、不断抗争得来的,让他们懂得革命成果来之不易,让他们坚定信仰和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2.从苦难与辉煌的党史中,认识党性的发展历程

第一,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党性的发展具有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性要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党性的特点为“阶级性、革命性、纪律性、实践性”等,新时期党性的特点突出强调“建设性、发展性、团结性”等。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史实、史料的研习,逐步厘的发展历程,明确党的理想信念形成的历史选择性和客观实际性,以充分理解不同时期党性的发展要求。

第二,在教育大学生党员研习党史的过程中,注重马克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现实性,以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建设中的指导性地位确立的历史选择性和客观实际性,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党的最高理想的信仰,以坚定党性的政治方向。

3.在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党史、党情教育和国情教育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要紧抓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二是要深入实际走访调研

紧抓理论学和理论修养,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要求,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提升党员理论水品、认知水平的基础,通过对理论的不断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因此在党史、党情教育和国情教育中,仍然要紧抓理论学习,强调对史实、史料和史论的理论研读,以做到知道历史、了解历史、读懂历史,才能真正认识坚定党性在永葆党的生命力上的核心性作用。

同时,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要通过沟通、讨论、切磋,深化对党史、党情和国情的认识,达到融会贯通,使对党性的认识达到内化要求。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是党的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党的作风的重要体现。在党史、党情和国情教育中组织大学生党员开展走访调研,一方面,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发挥群众路线的作用,了解实际情况、实际需求,对于理解新时期的党性要求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深入革命圣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地感受党的奋斗历程,对于坚定信仰、坚定党性、发扬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

4.在党性教育过程中,还要发挥党内民主,主要体现在党性分析上

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定期组织学生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性分析。在党性分析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党性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六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展开,对照,结合党和国家的实际,深入剖析党性,力争触动灵魂深处。

总之,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要做到“知、情、行”相统一,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实现党性教育的实效性,发挥党性教育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1]彭升.党员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2.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7篇

能力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它具有多变性。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我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去做。

一、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高中历史教材内容,即使是史料,其难度也不会超出高中语文水平的难度。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对概念较少、难度适中的章节,放手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学。阅读历史教科书通常分三步走。第一步:学会浏览教材。要求学生学会通过教材的目录(包括总目录和各章节的子目录),对本书和章节所要求学习的内容、线索做大概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第二步:精读。就是对各章节的具体内容逐句逐字地读,弄清楚段落大意、层次、重点、难点,并做好读书笔记。对某些或某个问题有疑问或有不同见解的做出标记,通过同学、老师共同讨论,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步:接受和整合信息。要求学生在阅读中对教材提供的信息(包括引用的史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接受信息时分析这些信息,用它们作为论据,做到史论结合。当然说明论点的论据可以是教材里提供的,也可以是教材外的。这要求学生除教材外,还要在老师的辅导下阅读其他历史读物。而教师则要指导学生围绕课堂教学内容,选择一些书籍和文章阅读,通过阅读多接触一些观点,体会各种观点、各种说法,然后进行比较、鉴别真伪,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判断历史问题的能力。在以上三个步骤的学习中,教师和学生都要注意教材中每一个引用的史料。应用史料教学,不但可以活跃历史课堂氛围,对培养学生的阅读、分析、理解能力都有好处,不仅可以延伸和拓展历史知识,而且可以实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在辛亥革命这一课题中,有关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分析。首先,从政府的组成看。临时政府大总统是孙中山,陆军总长兼参谋长是黄兴,外交总长是王宠惠,教育总长是蔡元培,法制总长是宋教仁,他们都是同盟会员。具有立法权的参议院共有议员43人,其中同盟会员有33人。由以上材料可以得出: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政府。其次,充分应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措施(史料)进行分析,认识到法令、措施对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改革社会风气等都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再次,应用《临时约法》内容分析,既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又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从法律上确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的性质。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更好地认识现实,通过现实又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教师除了教会学生阅读教材外,还要引导学生追踪社会热点、时代信息,并开展讨论,通过以上训练,学生从历史中走出来,回归现实。这样既可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

现在一般历史考试卷包含的题型:客观题(选择题)、主观题(阅读材料题、政史结合、史地结合、政史地结合题)。其中,包括对学生的历史知识的考查,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教材内容,讲述、训练各类历史题的一般解题能力,特别是分析比较能力(知识的横纵联系)、史论结合能力、系统条理能力、文字处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而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却没有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日本与中国的改革,一成一败,为什么?在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两国改革的社会背景、领导力量、具体措施、国际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而得出结论。通过对实例的分析,有利于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举一反三,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从而培养学生全面掌握知识、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注意引导他们使用规范语言表达,尽量做到语言简洁、表达准确、条理清晰,坚持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三、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中国音乐史;教学改革;探讨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14-02

中国音乐史课程是我国“中国音乐史”是我国高等教育音乐教学中的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是音乐专业理论课中重要的内容。同时在各大高校所有音乐方向的研究生考试中都是必考科目。可见中国音乐史这门课程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其教学目的是通过阐述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使学生把握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掌握各个历史时期音乐的主要特征,了解我国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事件、音乐家、作品、理论,音乐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等。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全面提高音乐素养,进而引导学生科学地评辨和研究音乐问题,并能将所学的历史知识及方法应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

多年来,中国音乐史一直采用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方式进行,教学的不足:如形式单一、教学媒体落后、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等,这些因素已经妨碍了学生在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方面接受音乐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学目的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本文通过几点思考以及教学方法的尝试,就如何创新改革中国音乐史的教学模式,以期获得较之传统教学更好的教学效果,一些简单的探讨。

一、参考教材,更新知识

教材是供教学用的资料,狭义的教材即教科书(通常称“课本”),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广义的教材指课堂内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比如课本、练习册、故事书、计算机网络上使用的学习材料或教师自己编写、设计的材料。凡是有利于学习者增长知识或发展技能的材料都可称之为教材。

目前,各高校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均有规定使用的教材,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田可文《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等音乐著作。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教材大多是狭义的教材,依照课本内容,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和不容更改的性质,很少填充和修改。然而,音乐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同样具备着前进发展的特点。如某种新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音乐问题的猜想,或是了以往旧有的结论;新的出土文物更新了教材中的时间界定,补充了以往音乐史的空白等等。因此,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以课本为主,但不拘泥于课本,博览群书,拓宽知识面,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多方面完善、补充、更新音乐史知识。让中国音乐史和人类发展史共同流动起来,成为一门“活动”的音乐理论课。

二、信息化运用打造“博物馆式”教学

中国音乐史阐述的是过去的音乐,特别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在学生认为,那是离自己很远的事物,看不到、摸不着、听不见,长期纯理论性文本教学方式只能让学生从教师的讲述中去勾勒和想像,因此造成了大多数学生对学习中国音乐史兴趣不浓,学习动机不足、知识记忆不深的现状,如何针对当代青年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式成为中国音乐史教师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21世纪是一个知识、信息、通信的时代,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青少年学生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更易于接受迅速、直观的知识信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是创新改革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要。虽然近几年,有些教师或多或少运用了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但是与其他快速发展的学科相比,达到信息化的程度还相距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时代音乐人才的培养。

试将音乐、图形、文物等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将中国古代音乐史立体地再现在学生的眼前,使教学变得形象、直观、立体和生动,就像把学生带进中国音乐历史博物馆,将讲授和参观结合,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加了教学中知识的信息量,教学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

三、专题课教学方式

传统的中国音乐史教学通常是按照历史时期,从古至今地给学生讲述音乐历史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纵向的知识延伸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帮助学生了解音乐发展脉络,把握作品风格特点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都具有非常有利的作用。但是,对于同一音乐现象或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影响等问题,则横向联系比较的教学方式更能够帮助学生全面地把握音乐发展的规律,深入理解在历史的演变中音乐是如何发展的。所以,在讲述某些问题,如:中国乐律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音乐机构,中国古琴音乐,京剧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等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专题课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明确音乐史实,梳理音乐发展脉络,总结历史规律,提高分析研究能力。

四、从学术论文到课堂教学

要将学生的学习状态从被动转变到主动,一改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由学生课前查阅相关论文,了解需要掌握的知识、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各种观点以及研究现状等问题,然后将问题和收获带入课堂,有准备地进入教学阶段,无疑也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学生在查阅、研读相关论文的过程中,因为是经过亲自动手检索阅读的,所以对知识点的印象会比由教师灌输的更加深刻。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超出课本的知识量,同时,学生查阅资料、分析对比、总结归纳等综合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

例如:在课前,要求学生阅读至少五篇关于先秦雅乐的学术论文,假设学生找到并认真阅读以下4篇论文:1.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面貌及其特征》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2);2.何涛《论先秦俗乐、雅乐的音声特征》载《江海学刊》2007,(2);3.任飞《无“商”的西周雅乐》载《中华文化画报》2007,(6);4.张耀《雅乐含义及先周雅乐的表现形态》载《中国音乐》2006,(2)。那么,仅从这4篇论文中学生至少可以收获到周代宫廷雅乐的形式、使用场合、音乐风格特点、先秦雅俗音乐的区别、先秦雅乐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然后,学生可以将阅读中的收获和不理解的问题带入课堂,和同学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这种方式不但完成了教学内容,而且对锻炼学生主动深入地思考问题,追求真理的能力,较之传统讲述式的教学方式更加有效。

五、技能再现音乐,理论指导实践

中国音乐作品是中国音乐史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的音乐作品是了解其所在音乐时期风格特征最直接的感知。特别是演奏、演唱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国音乐史的过程中,可以将技能锻炼和理论指导相结合。如在讲到古代某个时期的作品时,请专业学生演唱或演奏,再由教师讲解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乐曲的风貌,还可以播放原版的古乐音响,让学生用理论结合音响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之后,重新演唱或演奏,与之前的效果进行对比,鼓励学生逐渐完善演奏风格,提高演奏技巧。由此使中国音乐史教学目的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

六、课外教学

课外教学相对课堂教学来说有着很强的教育优势,能够创设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来实现“环境育人”的功能,取得特殊的教学效果,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逐步内化学生的素质,扩大学生的地理知识领域,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因此,教师应根据当地地理、民族和风俗的特点,积极开展中国音乐史课外教学。同时可以结合民间音乐采风的实践活动,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 让学生走到实实在在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土壤中去。如学习当地的民间歌曲、民族舞蹈、民族器乐,参观音乐历史博物馆和优秀的音乐文化历史遗存,访谈著名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等。此种教学模式,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主动了解本地的音乐文化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激发了学生的自豪感、爱家乡和学习、探究本土音乐文化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