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观念 外交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6000612
外交战略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总体规划，它不是短期的策略行为，而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全局安排。我国有学者对“外交战略”下了这样的定义：“外交战略，亦称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即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美国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外交战略寻求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挫折，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能。评价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2]我们从中美学者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中看出，虽然两个定义之中有明显的共性，但是也明显地有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比如中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长远的“谋划”，而美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眼前“利益”，两种定义所强调的核心内涵是有差别的。长远的谋划有可能忽略眼前利益，而关注眼前利益则可能缺乏长远的安排。两种定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观念”――尤其是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自有观念”， 在其中发挥着某种导向性的核心影响力。观念一旦从物质中脱离出来之后，就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和意志的存在。观念是建立在是否相互认同与认可的思想层面的因素，并非单纯的硬实力要素，它依赖于国家实力和一国和国际的社会结构，但又总是超越实力和一国的和国际的社会结构，并在特定的国家实力与跨国性的社会结构之间发挥核心导向作用。
一、观念的学理探究――一种自我支持的客观因素
观念即信念。而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则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所处的国际社会性质的某种“特殊信念”，它可以完全“自有”，也可以“共有”。观念既包括一般“道德原则”,也包括对具体运用某种知识的“统一观点”。对于国家而言，“观念”意味着“自有观念”，而多边机构则表现为“共有观念”，一个健康的国家往往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发挥“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
中国思想中历来强调“道”，古代思想家老子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3]“道法自然”，[4]他认为道及其广大无所不在，它来源自然并像自然有着某种规律。庄子亦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5]他用道来阐释修身治国平天下，并将珍视个人生命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即所谓用道的真谛养身，把治理国家看作是次一级的东西,即所谓用道的剩余来治国、而更次一级的东西才是谋求扩张和霸权,即用道的糟粕统治天下。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道”的认识就是一种重要的观念认同。研究外交战略中的“观念”，特别是研究在自身的传统中形成的外交战略“自有观念”和努力探寻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战略的“共有观念”，其实核心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外交战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观念与外交战略
在国内社会层面上，国家是由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即，国家的个体性来源于本国的人口、地理、经济、科技及历史等因素所构成的各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状况。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本国的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自有观念。通过自有观念，国家建构内部结构，并最终形成国家的个体性。国家个体性使得国家本能地以自身视角或自有观念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
国家根据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参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在频繁的互动中，国家根据与各国不同的交往经历与结果，确定他国的敌友身份，同时他国也在确定己方的身份，这种主观互证最终固化为一种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共有观念，并形成该观念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一旦这种体系形成，它将从体系上影响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即使得国家重新审视自有观念。因此，国际体系是具有相互主观印证的互动性质或说是主体间的，其本质即为观念的循环互动。
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7]即“道”的本质属性是反复循环运动，这种观念循环在国际体系中表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观念互动过程。透过复杂的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互动，就国家个体而言，主体间的国际体系可以单位化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循环过程，即国家通过自有观念，参与国际体系结构的构建，由此产生的共有观念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自有观念和改变国内的物质因素。
值得强调得是，国家从国内社会走向国际社会，须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方能实现。外交战略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路线图，国家根据自有观念对国际环境做出判断和制定目标从而形成外交战略，并通过外交战略实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建构。因此，观念就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
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的意识，而国内物质因素的变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观念作为其派生物，其变化时间更是相对长久。尽管外交战略随时变化，但观念转变相对缓慢，因而观念的转变过程相对于其对外交战略的影响过程是相对静止的，只要观念没有根本的改变，外交战略的变化只是形式变化而不涉及核心。
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外化形式
同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尽管从“道”这一观念中派生出“万物”并“指导万物”，但是这种派生和指导并非直接，而是通过中间媒介实现的，同样观念影响外交战略通过其外化形式――思想理论的指导才得以实现。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强调国家行为的文化环境――代表国内结构中的主导信念和理解,是生活现实的一个主要成分。当然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思想理论也和本国的物质实力紧密相关。两者的关系是物质事实，他们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
由于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化外形式，而观念属“自我实现的文化”，[8]因而思想理论对本国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自我支持，其体现在：一，从其观念的本质上看，个体最终决定自身的偏好，当行为者相信观念所反映的规范原则时，观念就成为重要的了。[9]二，一旦作为思想理论的观念被固化为具体外交战略时，它能对战略制定者的激情产生长远影响，甚至延及初始制定者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简而言之，固化的思想理论在不存在创新时规定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三，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本国的历史综合环境息息相关，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本国特色，是本国国家意识的根本组成因素之一，国家在外交战略中不会弱化思想理论的作用。四，思想理论是本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现，一般情况下，本国统治阶级很少会急速地从本质上否定自己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理论基础，而是结合具体国际环境，作出理论形式的调整和再创新。所以，从国家个体角度看，思想理论在客观上对于外交战略是一种自我支持的作用，进而放大到国际体系中，正是由于这种个体的作用，才导致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的出现。
自我支持并不表示本国思想理论缺乏客观性。各国自身的思想理论都是根据自己特有观念所决定的，观念则来自于本国客观的综合环境，而各国思想理论均为各国外交战略的“圣经”，因此亦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思想理论衡量标准。在当前仍然是相对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本能地依靠自身思想理论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理论不同于朝鲜，尽管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印度，尽管中印两国都是目前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同于俄罗斯，尽管中俄两国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因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理论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在中国的独特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外化形式，因此这三大理论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外化的三个相互联系层面。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研究的新方法：进化论
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关于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从而引发了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未平息的思想革命。达尔文此种思想可以归结为：新的物种是由有原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发展出来的，即在物种多样性背后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客观联系。[10]
考察中国外交战略时，往往运用某种或多种理论平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研究，结果常是由于平台不同而结论不同。有人为中国外交战略是防御型或是和平发展型的，也有人认为是扩张型或挑战型的。这些研究多少对中国外交战略有所帮助，但不能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事实：各种理论背后都是同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不断自我进化的客观因素，即经过历史洗涤形成的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外交战略观念的主要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融合到观念之中成了指导理论；最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精华得以进一步发展。
物种形成：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11]由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 isolation），使得被隔离开的生物群体在该地理条件的自然选择上逐渐适应了局部的环境条件，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使得其成员尽可能高效地生存、繁殖和传播基因，通过这种适应过程形成物种独有的形式和特征，而最终成为主宰该地域的根本生物种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从夏商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国传统文化已独立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秦汉以后，中国思想以儒道两家为主，经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被世界所推崇的中华思想体系。
传统思想自古就对我国对外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其直接体现为产生了主导东亚长达一千多年的国际体系――中华朝贡秩序。可以说，朝贡秩序是我国传统思想与我国古代强大国力结合的辉煌成果。首先，中华的文化魅力和中央王朝的超强国力吸引周边国家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使筷子、瓷器、丝绸汉服、汉语汉字，以及官僚体制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进而潜移默化地使东亚地区走向观念和价值的统一，即产生一种华夏共有观念，从而为华夏秩序完成了区域性文化整合。其次，在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霸、强调中庸和谐和宗族关系已从国内伦理上升到对外谋略的观念高度。中央王朝不认为周边国家是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12]不仅对其以礼相待，以德服人而且向其提供经济好处[13]和安全保证。[14]最后，中华文化已超出国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文化，周边国家也深受传统思想或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潜意识里具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中央王朝确立宗藩关系，向其进贡以及受其册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自然行为。总之，正是我国传统思想与对外战略的结合使得自汉唐到近代东亚格局发展成为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权力关系。[15]这种千年的权力关系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已与对外战略达到某种水融的地步。所以，从继承性（或说遗传性）上，尽管近代中华民族历尽沧桑，但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根本内涵。孔子的“仁礼”和老子的“柔弱”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新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后发制人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16]1963年在概括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时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17]
指导性融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
进化论认为，各种内部以及外界因素的作用会迫使物种通过其自身潜在的学习能力，模仿或借鉴其它物种适应要求的成功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学习而来的特性逐渐使物种在形式、生理或行为上发生改变，使物种进一步变化，以抵消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适应新的环境，能尽可能高效地生存和繁殖。这种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也可称为指导性融合。[19]在上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地位。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去解决这一难题。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必然的选择也使得中国传统观念开始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融合。
以、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随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指导性的融合。按照指导性融合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核心理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外交理论也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国内问题的深重，使得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抉择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指导意义，使她成为中国主导的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她也自然和中国传统“和合”等优秀思想融合，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从建国之初的向苏联的坚定的“一边倒”策略到今天响亮地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融合，形成具有明显自身特色的“自有的”外交观念体系。
共同进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进化论认为，在更高的级别上，选择经常通过物种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而起作用。这好比蜜蜂和植物的邻里关系，大家彼此为对方提供方便，也为自身提供保护。大家相互作用又相互分散，从而扩大了物种之间的选择和变化的范围，这种现象亦称为共同进化。[19]同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20]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相互交汇、相互借鉴的共同进化关系，但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研究存在着两个困境，[21]使得这种共同进化出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单方面吸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加速进化，但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进化却裹足不前。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22]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
当然，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非全盘吸收。第一，“学者分析国际体系运作，政治家构建国际体系。分析者和观察家的观点大相径庭”。[23]在本质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作用大于预测作用。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发展和流行西方，往往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或说强权）为中心，以西方的（或说美国的）视角看待世界。它不是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伊多・奥伦也提出了质疑。[24]它可能对西方来说是良药，但它是否能真正解释或代表中国利益还有待考察。[25]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理解为知己知彼，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西方外交战略来做到“知彼”。全面考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结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特性对外交战略理论进行深入系统构建来做到“知己”：从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引发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理论回归，并最终使得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之。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重视对软实力[26]的研究，而我们对西方的软实力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言已不新鲜。傅立民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就指出，“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如何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讨论，其实这是孟子的思想，他虽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但他注重的是一个国家的道义影响力”。 [27]《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的说法，主张一切战略与策略皆应该建立在“忠”、“信”、“贞”之基础上，而“忠”、“信”、“贞”三者整合为一体而形成“道义”之力量。
结 束 语
强调外交战略中观念的作用，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认识之必须，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和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以“自有观念”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是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以维护国家与安全为核心目标，是出于建立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而对地缘政治的科学把握。以“共有观念” 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则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失时机地、准确地推出“和谐世界”的理念，适应中国外交从地缘政治向全球政治扩展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战略观念必然要在一系列全球性的紧迫的问题上有所体现，即如何在建立全球的防止核扩散、反恐、控制艾滋病、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中国的巨大作用。建立在“自有观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和建立在“共有观念”基础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也是相互相存的，没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我们的外交就只能是依附性的，没有主心骨的外交；只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而缺乏“共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中国的外交也就很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战略机遇期也就可能失之交臂。今天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越来越发挥出她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中国外交在“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上找到了平衡。
注释：
［1］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6年6月第1版，第1页。
［2］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中译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60页。
［3］ 《老子・第三十四章》。
［4］ 《老子・第二十五章》。
［5］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6］ 《老子・第四十章》。
［7］ 《老子・第四十二章》。
［8］ 有关自我实现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9］ 朱迪思・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战略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3页。
［10］ 参见［德］莫尼卡・奥芬伯格著，郑建萍译：《关于鹦鹉螺和智人――进化论的由来》，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页至第10页。
［11］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30页至第131页。
［12］ 《诗经・小雅・北山》。
［13］ 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在朝贡过程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招徕政策,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参见俞常森：《试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55页。
［14］ 明清时期，中国向藩属国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大规模派兵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
［15］ 相比而言，古代欧洲没有出现垂直型权力格局，这不是由于欧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掌握绝对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的大一统国家，例如罗马帝国，查理帝国，而是由于当时欧洲缺乏受到广大统治者所赞同和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建构秩序功能的伦理思想以及主动向外输出文化观念的意识，因此导致在建立秩序上依靠武力而非文化。纵然征服一方，但缺乏文化的认同以及基于文化上的区域性整合，使得这种征服既痛苦又短暂。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目前正在从水平型权力结构过渡为垂直型权力结构，或说使欧洲正走向联合和统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深知区域一体化不是武力所能完成。一体化的前提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区域整合。一旦欧洲各国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政治统一便指日可待，而且这种统一将长久牢固。这可以说与华夏秩序建立的过程极为相似。因此，面对西方文化构建的世界体系与国家的概念时，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思想文化妄自菲薄。
［16］ 参考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页。
［17］ 任晓：《国际关系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转引于郭树勇：“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哲学变与不变”，载《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第67页。
［18］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76页至第177页。
［19］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44页至第145页。
［20］ ：“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载《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21］ 两个困境：一是中国学者的信心不足，眼光不够长远，在东西方差异、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前显得动摇和犹豫；二是在了解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方面，有些学者是照单全收，有些是全盘否定，都没有做到以批判而虚心的精神去了解、学习和借鉴、更新。
［22］ 陈文军：“博弈和进化中的发展路径”，载《凤凰周刊》（网络版）2006年第5期。
［23］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卿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1页。
［24］ 具体可以参见伊多・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美国的政治学依附于国家而非民主。
［25］ 根据“南方国际关系在线”上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能代表维护中国利益的调查中，6585%的网友持否定态度。
［26］ 软实力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其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
【摘 要 题】政策理论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
【 正 文】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江泽民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江泽民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江泽民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江泽民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关键词]鸦片战争；耆英；外交；客观性
鸦片战争史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英军以残忍暴力之势摧毁了清朝天朝上国的梦想，清政府的一败涂地使中国走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启了中国通向近代的屈辱之门。政治的腐败无能、军事的颓败涣散、思想的陈腐封建、外交的妥协失败暴露无遗。几代学者倾力于对鸦片战争史的诸多研究中，外交占据了很大部分。而作为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主要代表人物，耆英当难辞其咎。但是学者们对耆英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笔者认为，这是耆英所主持的失败外交和卖国贼形象已深入人心所致。然而近些年，一些学者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耆英外交并非全部为投降外交的观点。针对这一矛盾问题，笔者搜集了研究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及相关问题的著述并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评析。
记载耆英外交情况的原始资料存在于通史和鸦片战争史中，包括齐思和整理的道光朝《筹办洋务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翻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这些原始资料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经过，包括上谕、奏折、照会等。此外，国外也有一些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比如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编纂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美国人马士编写的《对外关系史》。
一、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评价问题
耆英是清朝外交从封闭到开放转变时期的重要官员，先后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毕竟他在外交活动中也提出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思想，使中国的外交成就获得了些许进步，因而不同学者对于耆英外交的评价大致分为三种。
早期的学者对耆英的外交活动持完全批判态度，这也体现了八十年代以前几乎全部学者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他在1990年发表的《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一文中断言：“耆英是中国近降外交的鼻祖。”在文中，他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以肯定的语气指出：耆英投降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促使清政府确立彻底投降卖国方针，并与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耆英没有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任何努力，完全成了侵略者的应声虫。之后王中茂先生发表了《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一文，对耆英外交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及外交活动所得成效给予称赞。李少军又撰文进行了严厉驳斥，争论可谓十分激烈，他在《再论耆英外交》中重申其外交活动的投降性质，批驳王中茂的看法是“试图以此减轻耆英所负责任”，认为他的论述“并无新的史实佐证，只是论者按自己的观念和倾向性，对某些情况有选择地重新解释而成。”
第二种观点为对耆英的外交持完全肯定态度，代表为王中茂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凡涉及对耆英外交的评价问题时，他全部给予正面评价。他认为“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利益。‘一视同仁’主张的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今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相对于前两种观点而言，第三种观点占据多数，即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耆英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李光和对耆英的人物研究较为深入，他多次撰文发表观点，包括对外交涉思想探析、耆英对禁烟的态度、耆英的西洋观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在他的文章中，他将耆英的外交思想概括为“务存大体，量为变通”、“力争国权，整军经武”，把辩证客观的思想融入文章中，他指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主持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丧权辱国以及遗祸后世的条款内容，耆英当难辞其咎，然而究其根源，一方面也是由于耆英的见地和近代知识的无知所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时势及末代清王朝的落后腐败而致。”除了李光和，我个人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开玺教授对耆英制夷思想与实践的评价更为合理。他的基本观点为：耆英的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过一些可贵的制夷思想。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然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绝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此观点是精练而又鞭辟入里的。认为耆英的外交活动既存在愚昧、妥协成分，也包含值得肯定的因素的学者还有陈开科、庄玉丽等。
二、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评价的几个方面
第一，耆英对禁烟问题的态度成为争论焦点之一。关于耆英是否有弛禁鸦片的言论、是否与英方代表达成鸦片免税默契，学者大致分为两派，而争论的根源是耆英对朴鼎查复照中的一句话：“关于撤销鸦片的禁令，此时不宜急于向朝廷禀奏。但是，中国管理对禁止鸦片的权力，当然只以不准中国军民吸食为限，至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对此，李少军的观点是，在林则徐禁烟后，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清政府坚持内禁外不禁的立场，而耆英最先对外承诺并促使清政府放弃外禁，他亲手了清政府的外禁法令，顺从了外国对华输入鸦片。而李光和却在《试论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禁烟的态度》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分析鸦片战争前后耆英的禁烟措施和活动，认为战争前期耆英禁烟行动积极，态度明确，比如耆英果断地推出了惩治腐败官吏、疏清旗民10家联保、清理外来闵人等一系列措施以表禁烟决心，而战争后期与英方达成鸦片贸易免税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他认为耆英复照内容的真实性有待查实，是朴鼎查一厢情愿地向英国政府作的交代。
第二，耆英对基督教的弛禁是争论焦点之二。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解禁与耆英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对于基督教弛禁原因的分析还存在较大争议。李光和认为，一是形势所迫，是国势衰落的清政府无可奈何的接受，外国使者是借耆英之手，撕开了清政府传统禁教政策的口子；二是耆英对基督教合乎理性的认知。而郭卫东则认为皇恩彤才是“在‘弛禁’交涉中起了一种十分关键又近似于内奸的作用”，这是不为人所知的。他指出皇恩彤在与法国谈判后，对耆英进行说服工作，之后耆英的态度大为改变，最终上奏道光帝实行基督教弛禁。另外，张建华利用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为材料，指出耆英利用条约问题为武器做了一些抵挡。
第三，耆英处理中英冲突的态度是争论焦点之三。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广东黄岐村事件。耆英面对英国人首先违约，在黄岐村为所欲为，而当地居民将6名英国人打死这一案件，不但不持约与英人交涉，却将黄岐村村民就地正法。多数学者对此都持批判态度，比如李少军称其“不顾、残民”，王开玺也认为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但王开玺同时又说明“耆英的‘妥协’，并非其办理夷务之初衷，耆英这一错误，虽是其维护清王朝政治统治的阶级本性使然，更是英国侵略者政治、外交、军事讹诈的结果。我们在批评耆英的同时，更应谴责英国侵略者。”而王中茂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耆英以严刑峻法处置闹事者以避免事态恶化的做法是理智的、务实的，“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存在谬误，而王开玺的看法更为全面。
第四，耆英对“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是争论焦点之四。有人认为这是耆英外交活动的精彩一笔，通过议定关税，棉花、茶叶等五十六种物品出口税率增加，六十四种减少，这种新定税则使中国总税收增幅不少，因而称耆英税则谈判成功。然而此论一出，便遭到了李少军的强烈驳斥，他认为“该学者对于‘协定关税’条款严重损害中国关税缺乏应有的认识，也不明了耆英对于该条款的订立和史记贯彻所负的重大责任。”耆英等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关税做了最狭隘的理解，只盯住增加关税与保证清政府财政收入，而无确保关税的考虑。同时他在《鸦片战争史》中也做了全面叙述，论证了耆英的做法实为放弃关税，而且不免有鼠目寸光、竭泽焚薮的表现。
第五，耆英的外交理论的正确性是争论焦点之五。从耆英的外交活动中，学者总结出了很多外交理论。比如王中茂所称赞的“首重诚信”，其侧重点是用“诚信”来制约对方。王开玺提出的“恪守成约”，一层含义是中国方面守约，在收回鼓浪屿事件中体现明显，二是外国方面守约，目的是将外国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和其他欲望限制在以往的条约内。陈开科提出的“以情感人”，这种与外国使者交往的手段，确实在外交谈判中会起到减少阻力的作用，持同种观点的还有王开玺。但梁建认为这是耆英误会了西方人的礼节，试图以中国式的套交情软化洋人，最终使民族利益在充满误会的陶醉中丢失。还比如学者广泛涉及的“一视同仁”，有的人认为耆英在这一理论引导下，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要求视为天经地义，还有人提出了相反观点。李少军指斥了耆英的“攘外必先安内”论，认为这是耆英基于清朝黑暗统治的厉害得出的对内镇压优先论，实际是想确保清政府统治平安。
三、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中的不足点
从上文综述中，可以发现人们对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存在的不足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研究结果常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对人物进行评价第一要本着客观的、科学的、公允的、全面的态度，第二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今人的立场下寻求解决办法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鸦片战争是中国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也是中国外交由封建到开放的转折点，历史选择了让耆英开启了这扇通向近代屈辱外交的大门。有些人痛恨于耆英作为首席代表却签署了诸多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条约，在文章中大骂其为“自有权奸以来，唯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称他竭力促成清廷对英投降，是近降外交的鼻祖……另外还有一些人同情于耆英能作为首批对外交涉官员身膺重任，且在对外交涉中一直为中国殚精竭虑，我们非但不能批判耆英的外交活动，相反应对他在交涉过程中获得的成功而称赞。以上两种观点都是过于主观的。纵然历史人物的经历容易引发我们的畅想，文学影视作品的演绎也越发扑朔离奇，但笔者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所必备的素质是有思想、有观点但不可倾注太多情感，我们可以心怀着强烈的兴趣全身心投入所作研究中，但绝不可将兴趣转化为对研究的人物或事物的情感，无论是憎恶还是热爱，历史研究与文学作品的区别之一即是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历史本身自有其不为后人意志转移的客观性，研究者也应本着客观的态度，摒弃自我的观念和倾向性，才能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论述的不合理性依旧存在。历史研究者理应针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开拓出更加宽广的研究道路，是为创新思维，可是这种思维也不应偏离实际太多。在阅读关于耆英外交思想活动的相关论述时，我发现针对同一材料不同的学者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令人费解的。历史论述当依据材料得出接近史实的结论，而两种相反结论的得出必有其中一方或者两者都存在不合情理之处
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第一要秉承客观公允的原则，第二要论从史出，合理正确地运用材料。
参考资料：
论文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拙，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如果从社会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时代，特别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那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晚期，都可以称作‘现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留学兴起、科举制取消、新的文化思想发展等，正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性环境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产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
一、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使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至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找到了长期发展的土壤。
现代文化交流促使“新文化”在中国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定程度上是“愚昧”造成的。但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落后状态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寻求进步的道路，学习西方的要求更加迫切。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为“新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开办是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甚至私塾中也进行新式的教育，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教授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直至“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新文化”地位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成为可能。
现代文化交流形成的开放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化交流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传人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找到了“一席之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论坛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争鸣，使得文化环境相对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创造了客观条件。譬如，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饱安在191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此后，早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启事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由此可以肯定，现代文化交流所创造的开放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是以文化交流创造的开放环境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促成了各种思想被引进，也正是现代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现代文化交流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开创了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更显示了国外先进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立志于到国外学习。在国内，更多的民族企业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聚了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大批产业工人的存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代文化交流中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新式农垦企业在1912年为59家，而在1919年已达到100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也达到了1，110，,000人。产业工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代表其力量的壮大，1918年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仅为25次，在192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5次。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下层，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更注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力量，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现代文化交流使留洋学习成为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洋学习兴起后，到外国学习的风气一直发展.成为学习接受外国先进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也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留学经历。又譬如，刘少奇曾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张闻天曾经到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学习等。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早年也都在国外勤工俭学。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留学经历，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从深层次的意义看，现代文化交流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使先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种主流思想都必须被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才会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力量。现代文化交流对于开启民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引导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以重要启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关注俄国，关注中国的前途。许多研究俄国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这一时期国内甚至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在现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下逐步认识了中国实际，走上革命道路。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摘 要：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文艺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论、如何看待西方文论？高楠教授认为，中国当下的文艺学建构有三个基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实践。一方面需要“西论中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只有体现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论才能够和西方文论平等对话，走向交往融合的未来。
关键词 ：文艺学；理论体系；建构；主体性；主导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03－04
高楠（1949-），本名高凯征，辽宁沈阳人，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辽宁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艺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模范教师。主攻方向是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文艺心理学、生存论文艺学和写作思维等方面多有创见，主持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已出版专著19部，代表作有《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艺术心理学》、《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文学道德论》等。其中《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道德论》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及国内外学术会议上百余篇。
收稿日期：2015-05-10
基金项目：2014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背离和导入：西方文论汉译过程和接受研究”（编号：LN-007-B）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高楠（1949- ),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王亚光（1971- ),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沈阳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英汉对比与翻译。
王亚光（以下简称“王”）：非常感谢高老师接受采访。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是您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您在多篇论文中及几部著作中，都谈到既构成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的资源性根据及思维性根据，又成为这一建构的困惑与纠葛的两大问题，即中国文论传统与西方文论转换性构入。那么，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构文艺学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传统的文艺学理论，怎样处理与外来的西方文论的关系呢？
高楠（以下简称“高”）：你说的这两大问题，确实是我十几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他们不仅是多年来在中国文艺学体系建构中历史地形成与提出的问题，而且是当下不断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中国正经历着文学与文论大规模建构的风暴，先前的一套稳定的模式，在质疑与批判中松动、解构、重组。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这注定是一个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21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围绕“转型期文艺学理论建构”这一问题域展开。当下文艺学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学传统如何继承转化，外国文论如何借鉴。具体地说，中国文艺学的多元建构需要回答如下理论难题：如何对待涌入的西方学说，如何对待传统，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思想体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理论大规模地涌入，这一方面让长期受到禁锢的人们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同时也让很多中国学者失去了自信和自我。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西方理论在认识的角度、表达的严谨等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理论实质性地说就是学者们对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某一实践领域的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从民族或国家的角度说，理论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对世界认知角度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规定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在我们的生存之中。马林诺夫斯基找到的民族生存的文化密码，马丁·霍利斯发现的生存的文化模式，冯·皮尔森探索的民族生存的文化规则，都是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规定着人们的生存的传统。要想更好地认识传统，要采取“融合”式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要倾听当下的历史回音，在历史中去叩问当下的意义；另一方面，要实现传统的现实敞开及阐释的个性敞开。立足在当下，才能够回望历史，也才可以展望未来。对于中国文艺学建构而言，传统就是当下延续着的传统的理性思维及其汉语表达形态。
中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建构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具有根本意义。如果我们在传统中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传统就失去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存在根据，也根本谈不到跟国外同行开展平等的交流对话。中国的文艺学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敦厚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基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强调宗法血缘关系、天人合一的体验和人伦理性，其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体验、尚用、生化、中和、浑融、重礼、守仁等等。
概括地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抓住机遇，不能固步自封，要敞开胸怀扩大对外交流，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文艺学主体性的根基就是中国的文论传统，中国文论传统非常稳定，具有极强的自我调整和异质同化功能。中国文艺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思维机制，对应于意-言-象-境的思维表述方式。这套思维机制与表达方式，当下仍在文学实践及文艺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常常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亟待向自觉层面提升。
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文艺学建构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基，另一个就是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比较而言，当下中国文论有哪些突出的特点？“西论中化”又怎样实现呢？
高：不是两个基础，而是三个基础：即中论传统基础、西论资源及思维方式基础、以及中国文学实践基础。中国到底有没有或应不应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这曾经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要点是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争论中常常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应该服从或统一于文学理论的超越民族与国界的普遍性。而实际情况是，在这个民族与国家各有其是的时代，没有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就不会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如果把西方的概念体系、逻辑思维方式和话语言说模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确实有些另类。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主客二元的对立划分，没有从认识论角度去探讨世界的本源，认识世界的本质。中国传统看重的是一种基于体验的情感认知，“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是体验式认知的前提。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西方文论对客体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强调科学、实证。中国文论则强调“言不尽意”，利用“取譬连类”的表达方法来表达思想。中国确实缺少西方长篇累牍、条分缕析的文学理论，但是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实践，中国的学者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言说体系。从最早的汉族文学批评对诗与舞的言说开始，先后有一系列的文论著述，探索中国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并从中总结适合于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与批评实践的经验，将之提升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及关系命题，并形成一套源于道、及于天、合于性、见于情、统于理、述于各种范畴的文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乏真知灼见、完整系统的理论著述，当然，我们也要正视中国传统文论，在条分缕析，严谨论证及严密的逻辑推演上，不及于西方传统文论。但虽有严谨与严密的不足，却也有体验与融通的所长。因此是一种各有长短，有待互补的情况。
在中国文艺学当下和未来的建构过程中，借鉴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提炼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这才是必须要坚持的。民族文学与艺术就应该选用反映本民族特色的概念来描述、概括和言说，西方理论有他自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况且，核心词的内涵也无法脱离其产生的语境。坚持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推论与描述当下和未来中国文学状况，必然会产生削足适履的不适感。成功借鉴西方文论的前提是要实现“西论中化”，所谓“中化”就是要消化理解西方文论的理论内涵，不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否则这种非主体性的接受不仅对接受本身不利，也会影响接受的效果。事实上，“西论中化”的关键就是“化”，而这个“化”的结果就是“现在”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和接受。这个理解不可能等同于西方文论原本的内涵。要坚持西论中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积淀形成的。它既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是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文艺学的主体性建构主要体现为对传统的追溯与转换，主动借鉴西方文论的多元体系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文论的主体性。
王：在您多次撰文探讨“西论中化”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理论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的真理性问题。是不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理论呢？
高：西方传统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即理论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世界及万事万物的普遍的、稳定的、恒常的性质，既然这类理论揭示是普遍的、稳定的、恒常的，因此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来理解，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理论是关于现实世界中现象的概念化和体系化，是对具体事实的抽象和概括。理论也是反复实验、观察和体验的结果，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也具备真理的某些要素。但是理论并不是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而不断被重新认识，有些理论见解或观点可能会被推翻，被扬弃。鉴于此，理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因此一种理论的适用性也是有限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后现代语境下各种西方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有些理论会在一段时间里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而有些理论则只是昙花一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社会生活的检验，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面临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艺理论时，要有辨识能力，要尽可能了解一种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正确认识它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这样才能合理地做出判断，投入精力进行译介和研究。
王：建构世界交流中的主体性文艺学，一定面临各种问题和困难，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突围和求解呢？
高：全球化进程使得各民族对话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各个民族间的交流是以各民族的特性和主体性为基础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认知才有资格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对话，在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论交流中，没有民族与国家特色的文论是无法进入交流层面的。固然，所有的理论著作都是个别的、具体的理论著作，这使我们总是感觉族际与国际间的文论交流是个别的、具体的著作与论文的交流。其实，这只是交流的形式，就实质而言，真正交流与对话着的，是见于民族传统或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交流与对话。如果一味地重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甚至连表达的方式也完全按他人的话语模式进行，那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和资格。在19世纪初到民国时期，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曾经作为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引进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特殊的政治取向，苏联文艺理论成为主要学习对象；在文革时期，与外国文艺理论界的交往被阻断；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的译介如火如荼，大家急于了解新的思想认识，急于找到新的思想方法。回溯这一百多年的中西文论交流史，不难发现，都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都是西方文论处于主导的地位。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艺学的发展，首先要强化民族根性。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这个过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与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沟通和交往，增加了解，增进共识。挑战在于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根性，也就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民族根性是国家和民族的本体规定性，事关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国家或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独立自主发展的民族主体定性。其次，还要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文艺学话语。话语表述是理论交流的手段和途径，学术交流需要一套特定的话语表述方式。上面讲过，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的的言说内容，接受了别人的言说方式。自己的理论声音一直处于由西方代说或接着西方说的状况，更没有去发掘自己的话语模式，这样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所以在当下，要唤醒我们的文论自觉，回到我们自己的文论元典中去发掘可以转化为今天的理论延续性的认知经验。从中提炼出当下世界共同关心的主题，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或者话语模式来进行交流对话。
王：全球化是一个当下无法回避的话题，从您的研究来看，您在强调民族性及民族根性的同时，一直认为中国文艺学建构必须抓住全球化这个契机，各国学者的思想交流无疑会促进区域性的理论发展。那么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界限是如何界定的，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高：确是这样，全球化进程为我们的特色性文论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广阔的交流契机，主要的是使我们获得特色建构的取向。19世纪初，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接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最近西方学者又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区域化”与“国际化”。这使得“民族”和“世界”成了一对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概念系统。回到“全球化”本身，应该更强调政治和经济的意蕴，而科技、经济的发展，乃至政治和军事的交流无疑会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International Turn）”在上个世纪下半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却由来已久，只不过是没有从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角度把它概念化、系统化。事实上，西方文学中很早就有中国的元素，德国的存在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国当代感性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中国的文化中自佛教东传也早融入了外国哲学因素，很多佛教术语早已经进入中国古代日常的话语体系之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在一百多年前就逐渐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文论生成和构建的历程中发挥了作用。学者有自己的国界，但是思想是可以在学术界交流的。在通讯和交通如此便利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学者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交往对话是文论建构的现实，也是未来建构的基础。交往对话的时代大幕已经开启，当下中国学者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根性，构建交往对话的话语体系；同时要认真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推理能力。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摆脱“失语症”的尴尬。
王：高老师，在国内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学者中，您的学术生涯开始的时间很早，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那时您的《艺术心理学》几乎成了国内报考文学理论及文艺美学研究生的必读书。在您学术研究道路上，有怎样的心得可以跟青年学者分享，可供大家借鉴呢？
高：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家都很容易浮躁，特别是年轻学者生活、工作上的压力都很大。我考虑要想在学术上走得远、走得深，下面这几个方面需要多注意一下。一是要处理好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矛盾，但是不要被这些困难和矛盾控制你的思维和精力，一定要留出空间给自己思考、阅读和写作。在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事务时，不要拖泥带水，要即时做出判断和应对。事情过去以后，就不要再左思右想，过去的就过去了。你该读书，就专心读书；该思考，就心无旁鹜。另外，对于与自己研究和工作无关的八卦，尽量不去关注，不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用在不相关或者无意义的事情上。二是读书要讲求方法，现在每年著作出版的数量很多，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是要讲求些方法。对于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一定要精读，拿我们文艺学的专业来说，西方理论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必读的，他们是西方文论的思想渊薮；康德、黑格尔、席勒这些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也必须精读；此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也要谙熟。这些一流大家的作品要精读细读，反复咀嚼其思想内涵。读懂他们的原典，结合着读些对他们理论的解释性论著，以及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和分析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就会读得快些，理解得深透些，这样就能纵向深入，横向展开，老辈学者称此为钻探式阅读、综合性收获，做到择其要而用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经典文论更要细读，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常常是文史哲一体、诗文画一体。要带着当下文论建构的问题读，要与西方经典名著比较着读，要理解古代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三是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先形成自己的思想，让思想引导你的笔端，这就能下笔如注，文思敏捷，写作就是一件快意的事情。这也叫立论在先。论从何而来？来于上面说的精读，以及对于实践进程的投入与把握，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如果自己预先没有想法，任凭你冥思苦想，也无法展开，那一定是很痛苦的。因此，多阅读，多积累，多思考，这才能有想法，才能立论在先。当然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重要的还是沉下心，慢慢积累。
王：谢谢高老师提点，相信这些经验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将这种由“美国例外论”、使命观、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和传统所构成的美国意识形态充分呈现了出来，在外交政策的层面上予以了诠释与剖析，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美国外交实践背后的思维定式。
一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上篇包括美国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及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广义上它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下篇是对“次一层次的意识形态的讨论”、美国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媒体和美国外交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等。
本书的导言部分是对全书的理论框架、概念定义、写作方法，以及章节安排的概述与说明。它首先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进行了阐释，指出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意识形态从19世纪以来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表达关于政治与政策的一个通用术语。从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首创“意识形态”以来，这个概念受到众多理论学家的诠释与补充。导言回顾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演进脉络，分析了马克思、格尔茨等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说与解读。尽管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缘起与地位褒贬不一，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治制度、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权力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复杂的方式与思想、信仰和象征形式交织在一起”这一看法已成为政治学界的共识。该书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下展开了关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一般关系的论述，进而探讨了美国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关系。导言简要地评析了冷战前后国际政治学者对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讨论，从中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即“意识形态提供外交政策的氛围，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理解，并使外交决策合法化。”作者援引一些美国学者的论述，明确提出，美国基本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例外论”，另一个是古典自由主义，它们一直以各种形式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衍生出许多其他意识形态，包括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导言对影响美国外交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进行了概述，并解释了各章之间的关联。
该书的第一章论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缘起。众所周知，“每个民族都是通过那个形成于自身经历的透镜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外人的。”就美国而言，塑造美国人政治信念的这面透镜也包含着对旧大陆的历史记忆。作者回溯了欧洲政治文化对于美国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力。这些政治文化涉及宗教、17世纪的英国科学革命和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等政治思想理论。当然仅仅存留这些历史记忆是远远不够的，美利坚民族的建国精神是建立在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吸收与“排异”上的。第一章的重点是探讨美国人独有的“精神状态”，认为它源自新英格兰移民的清教传统，革命中所缔造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传播，以及立国之父们的世界观。这种精神状态提供了美国人在建国之初对国内、国际政治现实的根本认识，从而直接为国家的内外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在该章第三部分中，作者讨论了美国独有的“精神状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自摩根索以来，美国的外交史向来被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并不能有力地证明二者在何基础上相互协调或相互转化的，而作者采用了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四种划分，虽然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与“主义”间的相互关联性还有待商榷，但它体现出美国意识形态与外交的紧密关系。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源泉。”这是本书第二章所要阐述的主题。“声明自己在世界上享有特殊地位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第二章主要考察和论说了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其基本思想内涵、外在表现，以及历史上诸多理论家对其作用的阐释与批判。“美国例外论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着手根据美国的理想重塑世界，另一条是在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范围内促进美国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第二章首先分析例外论与清教主义的内在联系。来源于早期新英格兰移民的清教传统由于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和“天职观”而具有强烈的命运观、上帝选民感和特殊使命感，当他们移民到这个陌生的新世界时，“他们把英格兰视为他们的埃及，把大西洋视为他们的红海，他们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这些清教徒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不仅是为了获取个人的物质利益，也是为了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对世界的一种特殊责任。这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我意象构建的心理基础。本章进而梳理了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化过程，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开端的“使命论世俗化工作”，进一步使共和国的缔造和生存建立在理性之上。对于旧大陆的厌恶，以及对现存国际关系的反感使美国人自建国之初就追求建立一种与旧世界不同的社会秩序。为了使美国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得以在强权的利益争夺中幸存，“天定命运”的观念应运而生，美国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开始了19世纪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这一扩张导致了大量领土兼并和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使命感又开始驱使美国领导人尝试在海外的扩张。本章最后探讨了美国干预主义的成因与发展。美国权势的增长使美国人坚信他们肩负大国的责任，必须在海外扩张道义的力量，自西奥多・罗斯福以降，“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在一起。”从威尔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冷战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海外干预从未间断，美国例外论的含义也不断得到新的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含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不仅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它还可以引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一种直接表达，它始于美国独立革命，在共和国缔造与成长中将诸多政治思潮、宗教信念、文化价值观融合为一体。这突出体现在美国早期的外交实践中。本书第三章重点评述了美国早期历史的外交实践，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国父们就试图运用美国例外论所衍生的多种意识形态，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保持新大陆的独立。华盛顿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使美国得以与当时的欧洲两强相安共处。中立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实践的特征。1832年提出的“门罗主义”旨在使美洲与“肮脏的”欧洲隔离开来。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美西战争为标志，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的一流强国。”此时美国例外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种族优越论、正义扩张论获得了广大市场。西奥多・罗斯福所鼓吹的“国家品格”要求美利坚民族必须肩负大国的责任。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美国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此后威尔逊主义又运用自由主义来指导对世界新秩序的缔造，在海外支持民主随之成为美国的道德责任。从美国早期的外交政策来看，虽然美国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包装形式，但它根本上始终“受到新旧大陆观、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和自由民主意识等意识形态的影响。”
该书的第四章主要探究美国自由主义与外交政策的联系。它考察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其基本理论的思想内涵，以及风格、该理论的主要论说者及其对现实外交与治国方略的影响。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曾指出：“一种绝对的民族道德观既有排除‘外来的’东西的动力，也有改变它们的动力；它不能总是对之视而不见，泰然处之。”美国的自由主义源于英国，它与美国个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本章主要对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进行了阐述。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体系，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内政治，而且成为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动因之一。该章重点探究了自由主义的几个外交理论：威尔逊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和平论、全球主义与新干涉主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总的来说，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美国的外交实践带上了道义的色彩。从实践来看，美国的外交传统始终摇摆于孤立与走向海外之间，其原因就是这种弥赛亚的心态使美国人倾向于以“他们应努力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标准来评判其他民族，同时对“保护和发展与国家及其他总体力量相对的‘个性观念’深信不疑。”
针对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道德困境，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保守主义从重被发现到兴起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在第五章，作者主要讨论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潮，其在美国的生成与演化的历史脉络及成因。保守主义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特别重视秩序、道德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最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在国际事务方面，保守主义一般倾向于现实主义。该章简要概述了新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基本论调，以及与保守主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描述和批判了美国“新帝国论”的成长、政府主导能力的加强，以及美国在世界维系霸权的心理动因。时至今日，新保守主义已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而走向衰落，但它仍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东山再起并影响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
历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的环境相适应，美国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会随着外交实践的演变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理论。理想主义、主义、多元主义就是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政治意识形态。该书下篇的第六章对美国理想主义，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人权外交政策进行梳理。本章的论述主要是沿着两条脉络进行，一是人权观念在美国的普及和深化的过程，二是美国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本章探讨了美国早期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妥协。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由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所孕育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到威尔逊时代逐渐固定为四种核心价值观，即自由贸易、民主化、民族自决和普世人权。美国的权利概念与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最终在人权外交中结合到了一起。该章重点论述了卡特总统至小布什总统的美国人权外交实践。
主义是美国政治中典型的意识形态。该书第七章主要对美国主义的缘起、发展，以及对外交实践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之上的美国意识形态将个人主义与民主视为维系美国的立国基础，而共产主义的学说和价值观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遇到的最全面、最强大的挑战。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美国主义的国内基础，以及美国主义的外交实践。美国人所信奉的自由主义中的核心概念――个人主义和私人财产权，使美国的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全力展开争夺，甚至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仍然没有放弃推行主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种族文化的交融造成了美国多元主义的价值体系，反映在外交政策中就是多种社会力量，包括利益集团和国会，通过政治程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期影响外交决策进程。从短期目标看，这种方式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民意走向，但从长期而言，却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延宕、多变甚至不切实际。第八章评述了美国多元民主理论的演化过程，并以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为核心，对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形态与内在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把多元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充分揭示出美国外交决策中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九章将美国的意识形态置于中美关系史中进行微观考察，梳理其中的因果联系，为更全面地理解当今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该章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美国对华关系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输出民主”的使命就被贯彻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时至今日，这种倾向仍在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最后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起伏和两面性，往往是由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想主义政策思考和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思考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第十章着重讨论了大众媒体、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三者的关联。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民意的表达，但随着政治领域的扩展，媒体也为政治精英所操纵。自越战以来，美国媒体大量介入外交领域，从而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生态环境，给美国外交决策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通过媒体，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得以进入白宫的战略考量之中，因此，媒体实际上起到了“国家一社会”的中介作用。该章剖析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报道风格，揭示出媒体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三
如上所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以时代为经，以思想为纬，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概念定义、思想渊源、理论框架、内涵特质做出前后一贯的完整论述和研讨，其重点是研究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含义。
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一个启示是如何正确认识一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将外交政策评估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所关注的物质实力、权力分配和外在威胁是很不完整的，而且也不符合国家的实际行为。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以美国外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那些引导或支配外交实践的观念和文化等深层因素。它是对美国政治背后精神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避免国际关系理论中重利益轻文化的偏颇之处。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4]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