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得到提高研究报告显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疾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西藏卫生战线上首次获得的最高部级奖励。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由青海金诃藏药集团和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攻关课题——“七十味珍珠丸药效及作用机理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传统经典藏药二十五味松石丸是藏医临床治疗各种肝胆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必备药品[2]。二十五味珍珠丸也是一种传统的藏药,对多年的中风、偏瘫、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极佳,不但被藏民誉为溶解血栓的“疏通机”,而且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此外,还有很多传统藏成药的药理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如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二十五味珊瑚丸、坐珠达西、九味牛黄丸、智托洁白丸、藏汴宝补肾丸、七味散、冰片九味散、檀香八味散、诃子十味散、熊胆七味散、石榴八味散等。当前,还有大量药方散落在寺院和民间,既无标准也不规范。很多藏药研究开发机构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远赴牧区、民间、寺院,搜集挖掘、整理藏药秘方、验方、组方,积极抢救保护传统藏药的民间宝藏,但仍有许多未发现的药方,值得进一步发掘。
存在的问题
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名词、术语缺乏规范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藏医药的名词、术语、诊断等缺乏规范,导致沟通、交流的困难和研究结果的公信度较低。研究层次和水平偏低藏医药的疗效显著,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对藏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藏药浴疗法、尿诊法、高原藏药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方面作用显著,深受群众欢迎。但由于藏医药形成的文化背景、区域环境等的复杂性,藏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藏医药临床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属于个案报道或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3-4]；部分设随机对照的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情况,即使个别有记载也过于简单,甚至将随机、半随机和随意混淆。多数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甚至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疗程不规范、缺乏统一性、样本含量小、可控因素差、缺乏正确的统计学方法等问题的存在,常干扰藏医药临床研究的可靠结论,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提供最佳证据,阻碍了藏医药临床医学治疗性研究水平的提高。临床特色技术缺乏规范藏医特色医疗技术作为藏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藏族人民群众乃至一些特殊人群的欢迎,确实解决了一些难治性疾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解决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火灸、油脂擦涂、放血、金针、药浴、敷缚、藏医熨敷、药蒸等疗法,这些藏医特色核心技术为藏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少技术由于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其推广应用存在困难,极大地限制了藏医药走出藏区,服务海内外。现行的临床指导原则有悖藏医药理论特性目前,藏药尚无基于藏医药理论制定的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只能参考现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制定藏药成方临床试验方案,而这种做法在藏药研究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矛盾。①藏医在长期的医药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在药物认识和用药习惯上与中医药存在很大的差异；②藏药的药性理论及功效主治与中药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药物的独特效用与中医药认识完全不同；③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设计的研究方案和套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价藏药临床疗效严重违背了藏医理论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所得的试验数据验证藏药临床的治疗作用。没有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藏药的发展只能削足适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藏医药研究方法思考
关键词：藏医药；理论体系；用药特点
中图分类号：R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1-0170-02
藏医药具有2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四大传统医药学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人们同疾病不断斗争的经验上。吸收外来的医学精华，逐步形成的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治疗手段及浓厚的民族色彩的藏族医学体系，具有独特的用药特点。
1 藏医药理论体系
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高原的居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及其治疗作用，在狩猎过程中，又逐渐发现一些动物药的药理作用。相传在公元前3世纪，长居高原雅隆地方的藏族先民、先驱者“孜拉嘎玛跃德”回答“聂赤赞布”疑问时已得出“有毒就有药的结论”，据《玉妥每云登贡布传》记载，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放血疗法来治病。
公元4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比奇嘎齐和比拉孜人藏传播《脉经》、《药物经》、《治疗经》等5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641年，唐王朝的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入了4种医方、诊疗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其中的中医大典《医法大论》，在7世纪中，由摩诃弟瓦和尚及的译师达磨郭卡译成藏文并予以勘定，此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医的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中医的阴阳五行、营卫气血、五脏六腑等学说，对藏医药有较大的影响，是汉医学交流的丰硕成果。该书虽已散失，但其主要内容记录于的《四部医典》之中。另外。此时非常盛行三大医科《文殊心之补注》记载：天竺汉地上部藏，三大医科大菩提。“三大医科”系指印度、汉地及上部藏医的医疗方法，印度大医师拨热达泽和汉地大医师韩文海(音译)，大食医师卡列诺三人合著的医书《无畏之武器》，其藏文音译为《门杰村恰)。松赞于布命令全蕃医生传习，言允学好这部书的医生可给予“曲吉门巴”即神医的称号。并且为使当时的医疗不断发展，后继有人，精选一批藏家子弟，让他们学习医学，特颁谕书，尊称医生为“济世术医”，使藏民族敬仰医生的习俗，时至今日仍然未减。
公元7世纪，邀请四方名医及远方九太医等，普及了各方的医疗理论和实践，使藏医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不断地出现了许多医药等专著。其中《月王药诊》是现存藏医学最早的著作。在该书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生理、病理，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各种病症的诊断、治疗，同时对隆、赤巴、培根三因的功能及相互制约作了辨证论述，并对人体的生理功能、胚胎形成、人体骨骼构造等方面作了详细记载。还根据粗分的百种疾病提出了562种药物类型。大大丰富了藏医药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推动了藏医药学的发展。
雪域著名医药学家玉妥宁玛云丹贡布，一直随父行医.他在认真学习和吸收邻近地区民族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又拜汉地医师韩文海、印度医师先底嘎瓦等各方的九位太医为师，从他们那里掌握了很多医术，他还千里跋涉到的不少地方，研究和总结民间医术并远去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内地五台山等地一面行医，一面收集民间医疗经验、前人成果、中医理论、外来医药知识等。经过几年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用了几年的时间，总结了藏医药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吸收了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内容，于753年撰成《四部医典》。它是众医典中最好、最完整、最优秀的一部医典。其后玉妥萨玛云丹贡布对《四部医典》加一注释，斟酌时地差别，随宜补遗，用实践医诀加以充实。使《四部医典》成为更加完善、丰富的医药学巨著。1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人民防病治病的指导原则和依据，成为雪域医师必读之书。
提玛丹增平措，去云南行医，并赴印度调查药材的生长情况，与过去的《本草》比较研究，广泛收集药物标本，编著了《晶珠本草》，书中将药材分为13大类，药材种类1176种，细分2294个，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及功能均描述的十分详细，因此、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等地的医生都视其为医理依据和唯一的经典本草著作。
可见藏医药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在吸收外来的医学精华，特别是汉地、印度、波斯等方面的医学成就的基础上。采众家之长，与本地的医药学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2 藏医药的用药特点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周边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波斯等国家和地区，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博采众家之长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原为一个政教统一的民族，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和尼泊尔等医药学传入，随着文成公主嫁入，汉地的中医中药学也随之传入，如在松赞干布时期，非常盛行“三大医科”，即印度、汉地及上部藏医的医疗方法。再加上藏医师、译师先后到印度、汉地、尼泊尔、波斯等地走访名医，切磋医理，翻译各地的医药学论著。因此，藏医药集各种医药学理论精华于一身，形成独特的藏医药理论体系，具有独特的用药特点。同汉药比较，藏药有如下特点。
2.1 炮制方面 藏药的炮制同中药的炮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将大量的纯金属元素和矿物质经间接煅后入药，而在中药则很少人药。如名贵藏药70味珍珠丸和仁青常觉中，就将纯金、银、铜、铁、锌、汞和银矿石、褐铁矿、磁石等成份炮制入药。炮制的方法大都是先用黑矾等药材将金属元素水煮去毒，然后再根据炮制的品种不同分别选择加入月石粉、硫磺粉、诃子粉等药材，在铁罐中密封煅烧成灰状人药。汞的炮制方法为坐台，更是各种名贵藏药中不可缺少的成份，同时坐台的制做也是检验藏医水平的一个标志，―个医生能坐台，就说明他的医术较高。坐台的时间至少要45天，先选择吉日挂上《四部医典》的编写者王妥宁玛云丹贡布的画像，做完各种法事后才开始坐台，并且要每天烧香诵经做法事，直到坐成后为止。坐台时间要时时喝青棵酒，不然的话人体就要中毒，头发、牙齿就要脱落。
2.2 藏药的剂型 藏药的传统剂型大多为丸剂、散剂，很少使用汤剂、膏剂来治病。丸剂大多为水丸，方法是将药材粉碎后加水直接成丸，粒重大多为1g，不同于中药有很多蜜丸、浓缩丸，并且水丸的丸重大多为20粒/g。
2.3 藏药的剂量 一般中药常用内服剂量约为5―10g，每天服2―3次，部分常用量较大的为15―30g。同中药相比，藏药的日用量则较少，大多藏药的日服量为1一2g，1天1次，有些名贵藏药则3―5天才服用1次，1次1g，藏药的服用量少的原因可能与高原的药材由于日照强、昼夜温差大导致的植物生长威力大有关。《续》载：“雪山药有日月之力”。
2.4 配药的特点 同中医不同，藏药在治疗疾病时，一般
是治疗一种病症要采用几种药同时治疗，大都是选择一种药为主药，再选择几种药为辅助药的方法，主药多为名贵药，辅药多为一般药，且主药、辅助药不是同时服用，而是在早中晚分开服用，如治疗关节炎时，早上服用18味高山党参丸，中午服用25味珊瑚丸，晚上则服用25味儿茶丸。一般制定在何时服用何种药要根据病情和用药的特点，辨证论治。选择不同的用药时间，如早晨一般服用治疗有关脾、胃、肠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肾脏疾病的药，这类病症一般为寒性，早晨温度低、病情重、用热性药晨服时治疗效果较好。胰、肺、肝病大多为热性病，中午时温度高，病情重，中午服用寒性药，治疗时效果较好。神经系统疾病、血液病、心脏病、大肠病，藏医认为这些病症一般晚上服用效果好，藏医对每天温差的重视，可能与雪域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有关。
2.5 藏药的用法用量 中药中的丸、散。除特殊的规定外。一般都是用温开水吞服，服药时间是根据病情和药性而定。藏药丸剂类服用时，是先把药丸捏碎或啐碎(有条件碾磨成细粉)后，用温开水把药粉送服，名贵药材一般要于当天晚上泡上，于第2天太阳还没有出来时空服。含有麻醉成份的药物注意饭后服，寒性汤剂类药物注意趁热服。用量也是指成人一日常用剂量，必要时得根据病情需要酌情增减。
2.6 疗程 传统的藏医治疗疾病，没有记载过象中、西医那样的疗程。对一些疑难病的治疗时间较长，如高血压、痛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甲乙型肝炎、半身不遂、癫痫、糖尿病等可以连续3―6个月，甚至1年，才能起到根治作用。
2.7 禁忌 中药的禁忌为生冷、黏腻、腥臭等不易消化及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名贵藏药的禁忌则为肥肉、大蒜、葱、蛋类、酸性食品、。特别是蛋类，中药则不禁忌，则很少禁忌。一般藏药则无禁忌。
2.8 藏药的成份(1)很多的藏药处方中含有丁香、豆蔻、竹黄、红花、肉豆蔻、草果其中的几种成份，名贵藏药等一些多味药的处方中则全部含有这6种成份，藏医称之为六佳，配合使用对五脏及神经系统等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佳中各成份的用量不固定，需要根据处方的主治功能而调整不同用量。(2)藏药中含有大量经特制入药的矿物质和纯金属元素，特别是一些具有补气血、延缓衰老、强壮身体的滋补药中含量更多、更全。(3)藏药中含有芳香成份的药也较多，很多处方中含有丁香、豆蔻、茴香、小豆蔻、檀香、木香等芳香成份的药材。
2.9 藏药治疗专长 藏药治疗坏血症、脑血栓、偏瘫、神经系统疾病、肝方面的疾病、关节炎效果好，如70味珍珠丸、70味珊瑚丸对高血压、脑血栓、偏瘫、神经衰弱等病症，临床证明效果非常好。这些药中，常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元素，治疗作用是否与其中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有关，有待于科学的考证。藏药中有很多治疗肝胆方面疾病很好的药物，药材资源非常广泛，如龙胆花、渣驯膏、蒂达、绿绒蒿、巴夏嘎、波棱瓜子等成份都对肝胆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治疗关节炎关面的药材也很多，并且毒性小，不同于中药配方，含有很多的毒性药材，常对人体的肝脏、肾脏造成伤害。
2.10 卡擦 卡擦是藏药的用药特点，即在原处方的基础上，针对病情增加一些名贵药材以达到治疗上的最佳效果，是老藏医根据各自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与传统秘诀验方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方子。它不仅增强疗效，而且对萎缩性胃炎及肝病患者具有独特的疗效，并且对体内的其它疾病有预防作用。
2.11 用药时诵经治病 藏医在治病过程中，也经常诵某些经文，藏医认为，这样可以增强治疗疾病的效果。
土登彭措在当今国际藏学界能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藏学家。 他在近16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藏族历史、藏医以及天文历算等，并取得了较好成就。他已出版了9部个人专著，先后10余次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学术研讨活动。
艰难困苦的求学之路
1955年2月7日土登彭措出生在德格一个普通牧民的家庭。他的童年过得极为艰苦，10岁前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吃过一口大米饭，更没有条件上学读书。每天放牧牛羊。8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到班如泽郎老人家学习藏文。
土登彭措从小就勤奋好学，智慧过人，不到一年他就掌握了藏文阅读和书写等基础知识，并经常为牧民们说唱《格萨尔王传》，受到大家的喜爱。
1964年他第一次走进了新建的村小读书，但不到两年就因“文革”的“停课闹革命”而回家继续放牧。即使这样他没有放弃学习，边放牧边在雪地里、土地上练习汉字，并加强了对藏文的学习。
8月的八乌草原是花的世界草的海洋，一次八邦寺的老藏医云登彭措来到八乌村采药，土登彭措帮助他采集了几天药材后，对藏医产生了很大兴趣，老医生也非常看重他的聪慧，便收为徒弟，并带进了八邦寺学习。
土登在八邦寺期间又结识了几位高僧大德，他最看重的是那位学识渊博的唐拉泽翁。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很难见到他们，他就瞅准时机巧安排。每天凌晨，他利用唐拉泽翁出来给狗喂食的时机悄悄溜进去，向老人学习文法、诗学、藏族历史、佛教哲学、人行论、纳若六法、唐卡绘画、藏文书法等课程；中午到云登彭措家去学藏医；晚上到夏钦彭德家学习天文历算。在八邦期间他还连续编著了7年的藏历书。
从赤脚医生到大学教师
俗话说“金子虽埋地下，天空仍然现光”。土登彭措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地在八邦寺整整学习了10年，在当地也成了比较有名气的藏族学者、历算家、小藏医。特别是他在藏医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当地的老百姓都喜欢找他看病，有的病人不惜走上三五天，点名找土登医生看病。土登彭措时时不忘老师“为民治病是医生的天职”的教诲，认真负责地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患者治病。
1975年八邦建立了乡卫生所，他正式成了赤脚医生。
1982年是他的一个人生转折点。那年他听到四川省藏文学校正在招生的好消息后，立即向乡领导要求同意他报考省藏校，但乡上考虑到没有医生不行就没答应。气盛的年轻人干脆辞了工作。
3月10日那天天上飘着雪花，阿爸骑着马送他到设在德格竹庆的省藏校。 4个 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正式考上了四川省藏文学校，再一次实现了他的求学之梦。
在省藏校的4年里，他全面、系统地学习了藏族的大小五明学等，很快成为学校成绩最佳的学生之一。
198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一时间中专生登上大学讲坛成为社会佳话，有的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
每天，土登彭措除了给学生讲课外，他坚持自学汉语、英文，同时对藏族历史、天文历算、藏医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1991年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进修了半年。这使他对研究历史和考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辛勤的耕耘，换来累累硕果。他先后出版了《藏史纲要》(上、下册)、《藏医人体结构论》、《藏文文法问答》、《藏历珍宝精要》、《藏医精要》、《藏医疗法论》、《藏医诊断论》、《月球存有液态》(译著)、《藏密气功》 (编著)等专著。他用藏、汉、英3种文字撰写了30余篇专业论文在《中国藏学》、《境子》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藏医研究所所长的土登彭措，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成果，还为藏区培养了近千名优秀人才和外国留学生、研究生，为我国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做出了贡献。
走上国际讲台
土登彭措的学术成就使他不仅在国内有了较高的名望，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声誉。1994年英国苏格兰藏学中心首次邀请他到英国讲授藏族医学。从那以后他的办公桌上来自国内外的邀请信不断。
【摘要】 临床诊断时，西医重视辨疾病，中医重视辨证候；而辨病与辨证的结合点，实际上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大融合。中医的“证候”与“病机”二者，反映的是疾病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中医病机学形成的基础是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而藏象理论又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医要正确认识疾病，要确立证候诊断标准，要抓准病机，都离不开藏象理论的指导。文章旨在以“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为指导，以藏象学说为基础，明确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制定的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证候； 病机； 藏象；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课题旨在基于辨证论治基础上，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为切入点，建立此类疾病的系统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价体系，填补学术界在该项研究中的空白。藏象理论是中医研究疾病的前提和基础，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本文旨在探讨藏象理论对证候标准制度的意义，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证的相关概念
1.1 证（证候）的概念
1986年，在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会议上，初步对“证”的概念作了界定：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这一界定，可以说“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的概括。这一对证候概念的规范目前仍被基本认定［1］。
1.2 辨证的方法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辨证的方法有多种，计有：①传统辨证方法：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其中，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对疾病证候进行分析归纳，借以推究病机，判断病变的部位、性质、正邪盛衰情况的一种辨证方法，是临床各科的诊断基础，是辨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②辨证要素辨证：田代华［3］认为，体质、病因、病位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提出辨证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利用掌握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重点分析确定患者的体质要素、病因要素和病位要素，从而做出正确的证候诊断。③证素辨证：朱文锋［4］在建立辨证新体系中引入了证素的概念。“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认为证素是依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是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基本证素［5］包括病位与病性两大类约60项左右。辨证过程包括了证候（症状、体征等临床信息）获取、证素识别、证名判断3个环节。④证候要（因）素应证组合的辨证方法体系：证候要素［6］是与生理病理相关联、以病机学说为基础、并能由可测量和观察到的症状体征等信息集合直接表达的病机单元，同时它又是诊断学的概念。在辨证中引入证候要素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证候的维度，便于分析探讨其病机，实现辨证的目的。王永炎［7］提出以证候因素应证组合完善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研究认为，中医辨证可采用归纳病因病机、提炼证候因素，进而应证组合进行辨证。
1.3 判定病机的方法
从字面上看，病机便是“疾病的机理”，亦即疾病之所以发生、变化以及出现种种临床征象的机理。《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说明病机的概念之于疾病诊断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至少在《黄帝内经》的时代，病机已成为中医疾病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病机分析仍然是临床辨证的关键环节，也是考察医生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病机的概念具有持续性、阶段性、多变性、兼合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8］。
辨证论治为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第一个环节，其目的显然为了明确疾病的病机与发展转化，进而为治疗确立原则。辨证的对象是“证”即病机，辨证的依据是“证候”，辨证的结果是“证候诊断”［6］。
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开展的现状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史大卓谈及：“和现代西医学相比，传统中医整体宏观推测演译诊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诊断、微观诊断方面显得模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医要发展还是要走向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因此开展证候标准的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吴秀艳等［9］提出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①从病证结合入手，逐步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②以证候要素的提取为证候诊断标准体系建立的前提；③运用符合中医特点的数理方法分析临床研究结果是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的关键。李建生等［10］总结出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文献研究是证候研究的基础、临床调研是构建证候标准研究的关键环节、专家问卷调查提高证候标准的指导性、症状/体征量化是证候标准建立的关键、计算智能方法的介入，将为证候诊断研究提供技术平台。
胡金亮等［11］总结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包括：证候宏观标准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微观指标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证候的量化研究、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方法学研究。证候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基础，而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关键是方法学的合理应用。目前，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采用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采用计算智能的方法和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等。
基于目前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将以“动态演化”和“证候要素”为重点，建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将病机与病位两个层面的演化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以时空为结构单位的立体诊断标准，即以证候要素（病机和病位两个层面）及其相应症状、指标为空间内容、以时间序列为时间内容的证候诊断标准。从空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型；从时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期。
3 藏象研究与证研究的关系
3.1 “藏象”及藏象学说“藏象”的概念
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王冰解释“藏象”的“象”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类经·三卷·藏象类》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可见，“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藏象”则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是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客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判断脏腑机能变化的依据。藏象意为藏于体内的脏腑和脏腑机能反映于外的征象及脏腑的实质形象［12］。
藏象学说［13］，是研究藏象的概念内涵，各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及其与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官窍及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中医藏象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仅涵盖了中医解剖、生理、病理等多个基础医学方面的内容，还外延于中医发病、辨证、诊断、治疗等多个方面，换言之，它不仅是阐明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依据。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说到底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藏象实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实质［14］。由此可见，中医辨病、辨证施治是以藏象学为理论基础的。
3.2 藏象理论
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和形态结构的根本认识，是中医的精髓——“证”的基石［12，15］。因此，“证”研究的开展是要以藏象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藏象学说，一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据此，严世芸提出，这种“辨证论治”应该名之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能极大地提高辨证水平和临床疗效，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统一、规范、完整的目标奠定基础［16］。
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对某一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阐发各家理论，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临床研究（阐发脏腑辨证，探讨某些脏腑虚证、实证，肾实证，五脏治法，脏腑同治）和藏象实质的探讨及实验研究等几个方面开展［14］。目前，中医藏象学说以“证”的研究为主［17］，而证研究又集中在证候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可见，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确立的源头、基础是藏象学说。
4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藏象学基础
“证”是中医临证诊断疾病所特有的工具，证候诊断标准则可谓是辨证的准绳，而辨证又是基于藏象理论指导之下的，因此，证候诊断标准的确立，若在藏象学说指导下，沿着“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并以证候要素为中心环节，则结论更准确、可靠，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为例：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指神经组织非正常退变引起的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疾病。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亨廷顿病、糖尿病等引起的神经性疾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克-雅氏病（Creutzfeldt disease）和多聚谷氨酸类疾病（Polygutamine disease）等。此类疾病的发生多以肾藏象病理改变为源头，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深入研究此类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病机——肾中精气亏虚的基本特征，拟定病机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病位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肾，结合此类疾病的基本特点，确定证候要素的相应症状和其它特异性检测指标。深入观察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内容，研究不同时间阶段证候要素的类型及表现规律，系统阐释此类疾病从虚（精虚、气虚）瘀（血瘀、痰瘀）风（实风、虚风）的病机变化规律和具体内容。同时观察疾病在病位层面的传移过程，研究不同时间段疾病病位从肾到脾、肝、督脉等的病位传移规律和具体内容。本研究将遵循此研究思路，确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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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文献老化理论。文献老化理论主要指的是信息资源随着时间逐渐失去自身蕴含的价值，文献老化率可通过半衰期、普赖斯指数等进行量化。半衰期由美国文献学家J .D.贝尔纳在1958年提出，是指某学科领域尚在利用全部文献中的一半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普赖斯指数由普赖斯于1971年提出，指的是某领域发表不超过5年的文献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之比，指数越大，文献老化的速度就越快。根据，可将文献分成档案性文献和有现时作用的文献进行馆藏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剔除老旧资源。
关键词:脏腑,源流,汉英双语语料库,翻译
中图分类号:n04;h059;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0)05-0040-06
the origin and translation of “zang?fu” as chinese medical concepts
lan fengli liang guoqing zhang weihang
abstract: zang?fu is a pair of specific concepts in chinese medicine, whose available translations include viscera and bowels, solid organs and hollow organs, depots and palaces, yin organs and yang organs, yin viscera and yang viscera, zang organs and fu organs (orzang?fu organs), zang viscera and fu viscera (or zang?fu viscera), etc.
based on available translations of “zang?fu” from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orpus of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we think “depots and palaces” is the best translation for “zang?fu” and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the reason is that “depots and palaces” has the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reflects the thinking way of qu?xiang bi?lei (taking image and reasoning from analogy), and embodies the origi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medical values of zang?fu.
keywords: zang?fu, orig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orpus, translation
一 引 言
任何医学体系都必然建立在一定的解剖学的基础之上。中医学亦不例外。早在两千多年前,《灵枢经•经水》就描述了尸体解剖的过程:“(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 其
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1]中医学对“脏腑”功能的认识就是以一定的古代解剖知识为基础,通过长期以来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以及反复的医疗实践,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主要基于“有诸内,必形诸外”和“取象比类”的观察研究方法形成的。
尽管中西医学对脏腑功能的认识极不相同,但是中医学中的脏腑显然与西医学中相应的脏腑是对等词,如心—heart,肝—liver,脾—spleen,肺—lung,肾—kidney, 胆—gallbladder,胃—stomach,大肠—large intestine,小肠—small intestine,膀胱—bladder。
“脏”和“腑”是古人对脏器的两种分类,但这种写法不利于后人对中医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脏腑,在《内经》时代,写作“藏府”。“藏府”的设立,其历史是极其久远的。
二 中医学中“脏腑(藏府)”的源流
1. 中医学中“脏(藏)”的源流
脏,经历了一个“臧—藏—?—脏”的演变过程。“脏”字最早写作“臧”,大约在汉时才加上了草字头。如在《汉书•艺文志》里,“藏”都写为“臧”,而在最晚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脏腑写成“藏府”。以后作为脏腑的专用字,从月从肉,在有的书籍里写作“?”。至于“脏”,是近代以后所用的简化字。对“藏”的解释,一般的中医书籍解释为:“藏zàng,藏cáng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这说明,“藏”是贮藏“善物”,存珍贵物品之处,意为“仓库”。
汉字中的“藏”有两个读音,一为cáng,主要用作动词,有潜匿、隐藏,收藏、储藏之意;一为zàng,就是内脏之“脏”的原义了,原指储藏财物的地方,为宝藏、宝库之义。如《国语•晋语四》:“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头须”,人名;“守藏者”,指专门守宝库的人。《列子•黄帝》:“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又指储存之财物。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2]再如《史记•老子传》:“周守藏室之吏也。”其索隐曰:“按藏室吏,乃周藏书室之吏也。”意即老子是给周王守文书档案室库之官。这种专以储存宝诰档案、珍宝金玉的设置,一直传至后世。如汉时设的中藏府,省称中藏,设令、丞之官,专管文书贵重之品。
由上可见,“脏”(“藏”)的原型是上古帝王设置的一种放置珍宝印玺、文书档案、诰命册书的库房。“藏”内的物品极其珍贵,一般只进不出。由于中医学中的“五脏(藏)”,“藏精气而不泻”,所以古人借用“藏”的含义和名称来表达人体的“五脏(藏)”——心、肝、脾、肺、肾。
2. 中医学中“腑(府)”的源流
腑,古时初作“府”。“月”字旁,是后加的,专为表达人体“脏腑”的“腑”而用。
古代文献中“府”至少有以下几层含义:① 收藏财物或文书的地方。如《韩非子•十过》:“仓无积粟,府无储钱。”《战国策•秦策五》:“君之府藏珍珠宝玉。”《汉书•郊祀志上》:“史书而臧之府。” 《说文解字》:“府,文书藏也。”段玉裁注:“文书所藏之处曰府。”[3] ② 掌管财物文书的官。如《周??礼•天官•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③ 指聚集之处。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④ 官府的统称。如《管子•权修》:“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尹知章注:“府,官府。”)《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注曰:“百官所居曰府。” ⑤ 达官贵人的住宅。如杨迥《夜送赵纵》诗:“送君还归府,明月满前川。”[2] 其实,“府”最早的含义是帝王掌管六类财物的库储设制。如《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孔颖达注:“府者,藏财之处。”再如《玉篇•广部》:“府,藏货也。”藏何种货物呢?这就是后人称为“六材”的六类财物:水、火、金、木、土、谷。这六类都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财物,是一些经常在消耗的物品。这六类消耗性的财物,分六个部门管理,也有六个官员,这些官员所在的机构亦称为“六府”[4]。
《周礼•曲礼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可见,周时“六府”的具体名称稍有变化,但职能和官制设置仍是一样的。
六种消耗性的财物不断地消耗,自然要相应地补充、添进,如何添补呢?这就需要向民众敛集。原来,“六府”是古时的税收部门,“六府”之官员就是王制下的“六种税官”的总称。正如《周礼•曲礼下》关于“六府”的注所云:“(六)府,主藏六物之税者。”可见,“六府”之官管理的“六府”,存储的是六类生活必需品,日常要消耗、又要补进,进进出出是其特征。而“藏”是只进不出的。[4]
简而言之,“府”是上古帝王设立的一种仓库,用以容纳六类生活必需品,即“六材”;这种机构亦称为“六府”,主管税收采征,因此掌管“六府”的官名亦带有“府”字。“六府”的特点是财物有出有入,处于不断出入之中。正因为“六府”有不断出入之特征,古人借用“六府”的含义和名称形容人体的“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
3. 中医学中“脏腑(藏府)”的含义
“藏府”,其义有二:①府库。如《汉书•文三王传》:“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万余斤。”《宋??史•天文志》之四说:“一曰天积,天子之藏府。”“天子之藏府”即指天子之仓库。② 同“脏腑”。如《素问•脉解》:“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藏府间。”[2]或作“府藏”,其义有二:①国家储藏财物的仓库。如《汉书•翼奉传》:“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藏,振救贫民。” ② 同“腑脏”。如《列子•汤问》:“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药石之所已。”[2]
可见,据《尚书•大禹谟》等所载,“臧”与“府”的设立,大约在夏朝就有了,至商周时日趋完善。由此可知,中医理论的起源、形成亦很久远。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黄帝内经素问•五藏别论》以黄帝的口气讲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5]这说明古人曾设定有关“藏府”的含义,但在具体的制定上,早期有过不同的学术流派。
通过前文所述,古圣先贤们类比上古王制下仓储税收制度的特性、用隐喻的方式命名、描述人体的“脏腑(藏府)”的特性,如《黄帝内经素问•五藏别论》:“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5]
三 基于汉英双语语料库的“脏腑(藏府)”的翻译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已从基于单语文本的一般语言研究发展到基于双语或多语的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欧洲学者已建立了多个平行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其中,伯明翰大学的图伊波特(wolfgang tuibert)和曼彻斯特大学的贝克(mona baker)已开始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汉互译研究,香港大学进行了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研究,境内的王克非等人开始了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文学翻译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项目涉及多个语域材料的双语或多语互译。但是,基于平行语料库的中医典籍术语汉英翻译研究项目却鲜有报道。
目前,笔者按照尊重自然语言和自然翻译、尊重语言事实和翻译事实的原则,自建了“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文文本库20余万字,英文文本库400余万词。下面就基于该语料库探讨中医学中“脏腑(藏府)”的翻译。
中医学中“脏腑(藏府)”主要有以下几种翻译,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脏腑(藏府)”的翻译情况。
1. viscera 和bowels (包括viscus和bowel)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viscera和bowels (包括viscus和bowel)的使用情况。
从可以看出,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viscera被用来表达“脏(藏)”,如five viscera五脏(藏),这也是最常见的用法;此外,还可用来表达“脏腑(藏府)”,相当于organs,如zang viscera脏(藏),fu viscera腑(府),zang fu viscera脏腑(藏府),zang and fu viscera脏腑(藏府),twelve viscera十二脏腑(藏府)。bowels主要用来表达“腑(府)”,如six bowels六腑(府)。
?dictionary of medicine?对viscera的解释是:?internal organs (such as the heart, lungs, stomach, intestines);note: the singular (rarely used) is viscus。对bowel或bowels的解释是:the intestine, especially the large intestine。[6]从viscera 和bowels的含义来看,用viscera来表达“脏腑(藏府)”较为合适。事实上,viscera和bowels是“脏腑(藏府)”的早期译语。但是,viscera本身包括“肠intestines”,但“脏(藏)”不包括肠;bowels仅指“肠intestines”,但“腑(府)”不仅包括大肠、小肠,还包括胃、胆、膀胱和三焦。尽管viscera和bowels没能准确地表达“脏腑(藏府)”概念,但由于长期使用,这对译语已逐步成为“脏腑(藏府)”约定俗成的对应译语。2007年10月16日公布的?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亦选用viscera和bowels作为“脏腑(藏府)”的标准化译语[7]。
2. solid organ(s) 和hollow organ(s)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solid organ(s) 和hollow organ(s)的使用情况:
根据“脏腑(藏府)”的功能特性——“脏(藏)”但藏精气而不泻,“(腑)府”但传化物(笔者注:物,指水谷)而不藏,有的译者将“脏(藏)”译为solid organs, “腑(府)”译为hollow organs。事实上,心、肺均为五脏(藏)之一,但均不是solid ?organ——心有心房、心室,肺内则布满气管;而胆为六腑(府)之一,亦非hollow organ。因此,这对译语目前已经很少使用。
3. depot(s) 和palace(s)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depot(s) 和palace(s)的使用情况
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曾提出决定“比喻”存亡的理性原则,即既然中医至今仍然以《黄帝内经》所建立的概念系统为圭臬,因此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存在的比喻就应该予以译出[8]。因此,他坚持将“脏腑(藏府)”译为depots和palaces。结合前述“藏府”之本义和?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对depot和palace的解释:depot意为“a storehouse for goods 仓库,库房”; palace意为“a large grand house where a ruling king or queen, or a british bishop or archbishop, officially lives皇宫,宫殿;[主教或大主教的宅邸]”[9]。可见,将“脏腑(藏府)”译为depots和palaces,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脏腑(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对术语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显然,英文中palace比depot要重要得多,而在中医学中,“脏(藏)”却比“腑(府)”重要得多,因此,尽管有些学者能够领会文树德教授的意图,但他们还是会尝试选择更好的译语。需要指出的是,有时,中文“府”也比“藏”重要。如《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引“《周礼》:‘府六人,史十有二人’。注云:府治藏、史掌书者。”[3]
由于中文的“藏府”具有多(音)义性(已如前述),如要保留“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恐怕找不出比depots and palaces更恰当的英文单词来表达了。
?4.yin organ(s)/viscera 和yang organ(s)/viscera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yin organ(s)/viscera 和yang organ(s)/viscera的使用情况。
目前笔者所建的“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收录的文本、涵盖的译者较为有限,没有完全反映中医术语翻译的现状。
由于脏(藏)属阴,腑(府)属阳,因此,近年来,yin organs (脏藏)、yang organs(腑府)频繁出现在西方译著中,如卡普楚克(ted j. kaptchuk)在其《自成体系的中医学?》(chinese medicine: 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 ?就分别使用yin organs、yang organs表达“脏腑(藏府)”?②[10]。
这对译语一经出现,就得到很多译者的赞同。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对译语不会引起矛盾,但是“脏(藏)”仅在相对于“腑(府)”时才属阴。而中医基础理论对“五脏(藏)”阴阳又进行了这样的区分:心,在五行属火,为阳中之阳;肺,其位最高,在五行属金,为阳中之阴;肝,藏血,在五行属木,为阴中之阳;脾,在五行属土,为至阴;肾,在五行属水,为阴中之阴。因此,yin organs、yang organs仍然是一对令人困惑的术语。
5. zang 和fu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zang 和fu的使用情况。
由于“脏腑(藏府)”是中医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而且在英语中没有明确的对等词,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因此拼音音译+翻译——zang organs/viscera、fu organs/viscera逐步为人们所接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zang organs“脏(藏)”、fu organs“腑(府)”以及zang?fu organs“脏腑(藏府)”的使用日趋流行。
四 结 语
目前,翻译时,究竟选择哪个术语来表达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及其心目中的意向读者:viscera and bowels是“脏腑(藏府)”约定俗成的、who标准化的一对译语,可以沿用下去,侧重表达其医学价值;如欲保留“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反映术语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depots and palaces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因“脏(藏)”与“腑(府)”相对而言时,“脏(藏)”为阴,“腑(府)”为阳,因此,在同时表达“脏腑(藏府)”这对概念时,yin organs、yang organs语义清晰、明确;随着中医西传的日益深入,zang organs“脏(藏)”、fu organs“腑(府)”以及zang?fu organs“脏腑(藏府)”的使用将日益盛行。这样,中医术语的翻译还是多重标准,有点让人无所适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学中“脏腑”的概念是通过类比上古王制下的仓储税收制度——藏府,通过隐喻的方式命名、形成,如其他中医学核心术语一样反映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同时具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11]。 笔者认为,中医术语的英译应遵从同一标准,即采用保留该术语原始比喻内涵的英译作为该术语的唯一标准化译语,通过定义或注释解释说明术语的源流及其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使中医学及其负载的文化独立而完整地传入西方。这样我们传播出去的不仅仅是中医药学知识和技术,还有中国传统科学独特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中医文化。唯有如此,中医学才能长期、持久地走向世界,逐渐步入西方医疗、教育的正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 depots and palaces,保留了“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反映着中医学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体现了“藏府”的源流及其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是目前“藏府”最佳的对应译语,值得进一步推广。
注 释
①“zang?fu viscera”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脏腑”的英文定名,在该审定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可查询到相关术语有“五脏”(five zang viscera)、“六腑”(six fu viscera)、和“脏腑”(zang?fu viscera),“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出现了zang viscera (3次)、fu viscera (8次), 未出现zang?fu viscera。
②《自成体系的中?医学》(chinese medicine: 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1983年初版,2000年修订再版?,在西方数次重印,同时拥有德语译本等,是畅销西方20余年的中医学入门著作。
参 考 文 献
[1]灵枢经[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59-60.
[2]陈复华. 古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137,429-430.
[3]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442.
[4]郝宝华. 对脏象学说中脏腑含义的新考释[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0, 23(1): 3-5.
[5]郭霭春 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33,71.
[6]collin p h. dictionary of medicine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636, 70.
摘要: 通过分析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历史背景，以黑箱理论形象地阐述了中医藏象学说的研究方法。指出中医的藏象研究方法是在不打开人体黑箱的前提下，直接通过对输入、输出信息的动态观察和分析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司外揣内，以象知藏”的藏象研究方法正是对信息的充分利用，包含有信息论、系统论方法的基本原理。学习和研究中医藏象学说，必须走出将中医脏腑系统与西医解剖器官对号入座式研究方法的误区，如此才能阐发中医学术真谛，发扬光大中医学术。 关键词: 藏象学说; 研究方法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既体现中医学术的鲜明特色，亦是临床辨证论治疾病的理论基础。然而，由于一些人未能准确把握中医认识人体和疾病的方法论特点，特别是西学东渐以后，每有从西医解剖角度看待中医藏象学说而走入研究误区者。本文拟就藏象学说的形成及其信息论内涵作粗浅探讨，借以阐发该学说的方法论特点。
1 藏象学说的形成
疾病是发生于人身上的异常生命活动。要认识和防治疾病，首先必须了解人体及其生命活动机理，古代医家出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通过长期观察和研究人体构造及其生理活动，形成具有独特方法论特色的生理学说―――藏象学说。
解剖法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最直观和最基本的方法，解剖学在今天虽然是西医重要的基础学科分支，但最早出现“解剖”一词者，却是中医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内经》:“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1］ 。应该说，古代医家为了探索人体生命活动机理，曾经进行过大量的解剖实践。初始的解剖，其对象不仅是野兽、牲畜等动物，亦包括人类蒙昧时期用于祭祀的战俘和奴隶。其后，则有出于医学目的以死刑犯人或死尸为标本的真正意义的解剖。《汉书・王莽传》已记载西汉末期“翟义党王孙庆捕得，（王）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 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病” ［2］ 。然而，古代医家深刻体会到:人体的大部分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并不能通过解剖研究得到认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解剖器械简陋和技术手段落后，如上述太医尚方解剖王孙庆时，即“以竹 导其脉，知所终始。”如此简陋的方法当然无法观察和了解人体的细微结构及其生理活动机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生命在于运动，解剖所见者已是失去生命活力的尸体，即使能够观察其形态构造，亦无从了解其生理活动机制。正因如此，以改正医经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医林改错》，其作者王清任虽然屡经解剖实践，且其时西医解剖学说已经开始东渐我国，但仍不免得出“心无血说”、降主动脉为“卫总管”、“膈下为血府”等错误结论 ［3］ 。
正是由于解剖方法不可能为当时的医学研究和实践提供必要的知识，古代医家转而从另一角度，运用“以表知里，以象知脏”的方法，通过深入细致地观察、分析外在生理表现和病理征象，以推知人体内部的生命活动机理，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中医独特的生命观―――藏象学说。参照现代科学方法论，可以知道，这种“藏象”研究方法正是对信息的充分利用，包含有信息论、系统论方法的基本原理。
2 藏象学说中的信息研究方法
信息论的研究方法把系统的运动当作信息的传递和转换的过程，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以达到对系统规律性的认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中医藏象学说就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和研究，运用不打开黑箱的方法而获得的。因此，它与西医用剖析法得到的解剖生理学说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一研究方法可图示如下:（略）
可见，脾主运化、主大腹、主四肢、主肌肉、主思虑、开窍于口、统血等功能都可以在不打开人体黑箱，直接通过对输入、输出信息的动态观察和分析而得出。中医的藏象学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而建立起来，这种方法不妨称之为藏象研究法。
3 正确把握藏象学说的实质
综上可知，中医藏象学说就是通过这种“司外揣内，以象知藏”的不打开人体黑箱的信息研究方法而形成的，其实质是中医关于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的理论，在认识论上具有整体恒动观的鲜明特色，在方法论上则具有信息论、系统论的显著特征，与西医通过解剖实验而得出的解剖、生理学说不论是在认识方法上，还是在表述方法上，均有明显不同。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五脏虽然有其解剖实体，但其实质是人体与天地自然相对应的五大功能系统的代名词（符号），五脏中每一脏既包括了西医多个器官的功能，而西医每一器官的功能又散见于五脏的多个系统（脏）之中。因此，研究中医藏象学说，切忌将之等同于西医同名的解剖器官（实际是西学东渐时翻译者对中医五脏名称的套用）而简单地对号入座。不然，中医“脾为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对经常施行外科手术的西医来说，确实不可思议。 近世关于藏象学说的研究确实存在未能正确把握其学术本质，采用对号入座方法，套用西医解剖器官以释说中医脏腑的误区。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三焦、命门形态实质之争鸣，研究者各执其说，莫衷一是，有谓三焦为胰腺、为乳糜池，有谓命门为肾上腺者。其实，《内经》、《难经》中把三焦作为六腑之一，目的在于说明人体对饮食水谷的受纳、消化、吸收、排泄过程，特别是为了解决消化道与泌尿系统之间没有管道通联，但食物中的水分却可通过膀胱排出体外这一解剖所见与生理现象之间矛盾。至于《难经》提出“命门”之说，则是为了阐明生命的原动力和生殖机理，即生命及生命力的来源问题。错误地将之视为孤立脏器，从西医解剖形态的角度加以繁琐考证，则未免偏离藏象学说之根本宗旨。
再如近年有人认为中医“心主神明”之说错误，应改正为“脑主神明” ［4］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了解中医学术真谛的错误见解。西医从解剖的角度出发，认为脑是生命调控和精神活动中枢;中医从生命现象的角度出发，认为复杂的生命活动和精神、情志、思维是在心神的主导下，由五脏共同分工协作而完成，故有心主神明及“五脏藏七神”、“五脏化五志”的理论。如果把五脏看成西医同名的解剖器官，当然会斥中医之说为谬误;但反过来，从中医整体观的角度来说，没有其他器官组织协调配合的大脑能够调控生命活动吗?可见两者是运用不同的认识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和表述，并无孰对孰错之分。对于不同学术体系的理论，只能互相了解沟通，不能互相否定或取代。
或者有人认为:心主神明之说毕竟不符合西医解剖所揭示的客观事实，要发展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不妨以符合西医解剖学说的“脑主神明”来取代“心主神明”，这样更有利于中医被世界所了解和认同。此论貌似有理但实不可行。为何?因为作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的藏象学说，并不是如同西医解剖学或生理学的独立学科，其理论贯穿于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治法等其他学说之中，并广泛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以“脑主神明”取代 “心主神明”及五脏藏五神化五志的理论，从纵的方面来说，不仅破坏了藏象学说原有的系统结构，其他如病机方面的大喜伤心、大怒伤肝、忧思伤脾以至痰迷心窍、肝不藏魂、胆涎沃心、心肾不交等等有关情志致病理论，诊断方面关于情志疾病的五脏辨证，治疗方面的清心宁神、补肾益智、化痰开窍等几乎所有有关精神情志疾病的治疗法则，以及相应方剂的立法组方及治疗机理、药物的性味归经和主治功效等等，都因失去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难以成立。从横的角度来说，既然心主神明因有悖于西医解剖生理学说而错误，那么不仅三焦、命门等脏腑不能从西医解剖得到认定而不可存在，而且脾主运化、肾藏精、肺通调水道等，以及五脏与体表孔窍和组织部位的相关相通关系亦将均为无稽之谈而应予否定或改正，由此而衍生的诸多病因病机、诊治法则等理论亦如上述情况而应废除或修正。推而广之，经络腧穴学说、气学理论以至病机学说的热极生风、肝风内动、百病多因痰作祟、久病必及肾等等，亦均在必须废除之列。这种多米纳骨牌效应的结果，必将造成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分崩离析，最后难免重蹈日本废医存药的复辙，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可见，中医藏象学说和西医解剖、生理学说虽然都是研究人体生理活动的学术理论，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两者可以互相沟通而不可互相取代。研究中医藏象学说，不可把中医五脏系统等同于西医同名解剖器官。已故中医学家恽树珏在《群经见智录》中说:“《内经》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 ［5］ ，精辟指出了中医藏象学说的学术本质。学习和研究中医藏象学说，必须走出这种对号入座式研究方法的误区，才能阐发中医学术真谛，发扬光大中医学术。
参考文献
［1］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41.
［2］汉・班固.汉书（下）・卷九十九王莽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3:1822.
［3］清・王清任.历代医学名著全书・综合类（三）・医林改错（上卷）［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9895-9898.
【关键词】 古籍保护 版本鉴别 编纂体例 卷端 著录
2007年12月，《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以下简称《总目》)正式出版，不但对中医学、中医文献的研究起到“考竟源流，辨彰学术”的作用，对于古籍保护和古籍版本鉴别也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总目》收录全国150家图书馆馆藏中医书目13455种，新增品种1334种，新增版本3652个，其中不乏明以前的珍稀善本，全面系统地摸清中国中医文献的“家底”。为了使我中心中医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工作有良好的基础和更明确的目标，将本中心馆藏中医古籍目录与《总目》进行仔细核对，鉴别其版本的优劣，从中发现《总目》编纂体例的优点和不足。
优 点
《总目》采用分类编年体例，详细罗列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以体现中医学术的发展源流和传承轨迹，对于版本的准确鉴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为版本时代的准确鉴别提供可靠的依据。
如：《救偏琐言十卷》，原书的版心有“惠迪堂”，记年代为康熙二十七年;馆藏目录只著录为清刻本;经核对，《总目》收录21种版本，其中惠迪堂刻本的年代为康熙二十七年。
又如：明·王宇泰的《婴童百问》十卷，原书疏记“嘉靖十八年”，书名页记“聚锦堂梓行”;馆藏目录著录为明嘉靖年聚饰堂藏板;经核对，《总目》收录18种版本，其中聚锦堂刻本的时代是明末清初。说明原书疏记“嘉靖十八年”并不是版本的时代。
2.为刊刻者的准确鉴别提供可靠的依据。
清·秦景明纂《伤寒大白四卷总论一卷》，馆藏只著录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原书卷端记“陈懋宽敬敷梓”，书名页记“康熙甲午五十三年”，版心“其顺堂”;经核对，《总目》收录8种版本，其中现存年代最早版本康熙甲午五十三年陈懋宽其顺堂刻本与馆藏相符。
3.为馆藏中医古籍文献价值的准确鉴别提供可靠的依据。
如：明末·周文卿光霁堂刻本，明龚廷贤撰《新刊医林状元寿世保元十卷》，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我们只知道该书是明末刻本，国内只有本馆收藏;经过与总目的核对，了解到馆藏明末周文卿光霁堂刻本是现存年代最早版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不 足
1.检索不便
根据古籍著录规则，卷端是古籍书名著录的主要依据。这是因为，卷端书名是作者最后定稿刻书时的书名，他人刻也是刻者最后审订过的书名，最符合作者和刻者的原意;同时，卷端在每卷正文前的起首部位，一般都比较慎重。《总目》未完全遵照这一规则[2]。《总目》中有的古籍未将卷端书名作为著录的主要依据，也没有在书名索引中揭示，检索不便。根据《总目》的有关条目著录说明，凡一书多名，应取其最通行者为正书名，其他异名冠以“又名”，列于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
例1：明·许希周编著的《药性单方四卷》，原书的卷端书名为《药性奇方四卷》;《总目》将书名著录为《药性粗评四卷》，其他异名“药性单方”、“药性奇方”未以“又名”列于书名之下，也没有在书名索引中反映。
例2：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刻本《证治准绳六种四十四卷》，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以卷端书名著录为《证治准绳六种四十四卷》，《总目》将书名著录为《六科证治准绳》，书名之下未以“又名”列其他异名，书名索引中也没有反映。
2.著录不完整
《总目》中的书名著录不完整，不能反映中医古籍原貌。
明刻本《医便初集五卷二集六卷脉便二卷本草便二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书名就是这样著录，并揭示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和本中心均藏有此本，而总目只著录《医便二卷》。
明董琦校刊本《诸症辨疑四卷补遗一卷》，本馆藏有此本，卷帙完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四卷中卷一缺页。《总目》中的书名只著录《诸症辨疑四卷》。
《本草发明蒙筌十二卷总论一卷[明陈嘉谟撰]历代名医攷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书名就是这样著录，本馆藏有精抄本，插图精美，《总目》只著录《本草蒙筌十二卷总论一卷》。
3.区分不严格
有的同一书名的丛书，本馆与总目收录的子目品种、内容、卷数不同，但《总目》都著录在同一书名下，而未严格区分。
例1：丛书《青囊杂纂》，《总目》收录8种：1外科集验;2经验方;3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唐)蔺道人撰;4上清紫庭追痨仙方;5秘传外科方;6济急仙方;7新刊小儿痘疹证治;8徐氏胎产方。本中心藏本只收录了两种，其中《济急仙方》二卷，明天顺三年刻本，与《总目》收录的版本和卷次不同;另一种《仙传济阴方二卷》未收录。
例2：丛书《东垣十书》，《总目》收录12种医书：1脉诀;2局方发挥;3脾胃论三卷;4格致余论;5兰室秘藏三卷;6内外伤辨惑论三卷;7此事难知二卷;8汤药本草三卷;9医经溯洄集;10外科精义二卷;11医垒元戎;12斑论萃英。本中心藏本也收录12种医书：1洁古家珍;2云岐子脉诀;3云岐子保命集二卷;4脾胃论;5医学发明;6活法机要;7医垒元戎;8海藏老人此事难知;9阴证略例;10海藏斑论萃英;11兰室秘藏;12田氏保婴集。虽然《总目》与本中心收录的品种数相同，但内容、卷数不同。馆藏12种中有6种医书是《总目》未收录的，另外6种卷数也不相同。
例3：丛书《士材三书》，总目收录4种：1诊家正眼三卷;2本草通玄二卷;3病机沙篆二卷;4寿世青编二卷。本中心收录5种，其中《食物性鉴赋》《总目》未收录。
例4：丛书《博物知本》，总目收录3种：1经络全书二卷;2藏府性鉴二卷;3药品辨义三卷。本中心收录2种，缺《药品辨义三卷》。
例5：丛书《伤寒大成》，总目收录5种：1伤寒绪论(一论)二卷(清)张璐撰;2伤寒绪论(二论)二卷(清)张璐撰;3伤寒舌鉴一卷(清)张登撰;4伤寒兼证析义(清)张焯撰;5诊宗三昧(清)张登撰;本中心藏本收录6种，其中(清)张璐撰《本经逢原四卷》《总目》未收录。
4.版本著录有误
一些好的版本著录有误，不能准确反映其文献价值。
例1：《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十二卷》，晋皇甫谧集，林亿、孙奇、高保衡等，卷首除有皇甫谧的自序和林亿等人的序文及“序例”外，尚有“熙宁二年四月进呈奉旨镂版施行”一行文字，后列高保衡、孙奇、林亿等衔名及“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曾公亮、赵抃、富弼等衔名[3]。这些特征均与北宋本相符。另外，该书用薄的素纸影抄，字体为欧体，每卷的卷端有“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汲古人”等藏书印，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花鱼尾。影抄本的特征有四点：一用薄的素纸影抄，照原本用笔画出版框、界行、鱼尾;二是明末清初的字体一般都作欧体;三是明末清初毛、钱、徐几家的影抄本上都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章;四是影抄本一般不存在避讳[4]。上述特征符合前三点，关于避讳问题还难以确认，需进一步考证。由此证明，馆藏为明末汲古阁影宋精抄本。经核对，总目收录24种版本，其中明万历二十九年吴勉学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为现存年代最早版本，将本中心藏本著录为明抄本。实际上，本馆为汲古阁影抄宋本，优于医统正脉本，具有很高文献价值。
例2：元至元五年(1339)胡氏古林书堂刻本《新刊黄帝内经灵枢十二卷》为现存年代最早版本，《总目》只收录了国家图书馆的藏本，实际上，本中心也藏有元至元五年胡氏古林书堂刻六年印本，并已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5.著录太简单
总目中的每个条目的著录过于简单，特别是古籍善本，其行格、字数、书口、栏线、鱼尾等均被省略，难以准确鉴别版本。
例1：明李中梓著《医宗必读五卷》，中心藏只著录了明崇祯刻本;原书序年为崇祯丁丑(十年)，书名页记“大成堂梓行”;经核对，《总目》收录的82种版本中，没有大成堂刻本，由于《总目》未著录行格、黑白口、栏线、鱼尾，无法确定版本时代。
例2：明· 缪希雍撰《先醒斋笔记十四卷炮炙大法一卷用药凡例一卷》，《总目》和中心藏目录均著录为明刻本;经核对，原书序年为明天启二年，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网络版记载：明崇祯十五年李枝刻本的行格、字数、书口、栏线、鱼尾等均与馆藏本相符。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出版不但对中医学、中医文献的研究起到“考竟源流，辨彰学术”的作用，对于古籍保护和古籍版本鉴别也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特别是《总目》采用分类编年体例，详细罗列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以体现中医学术的发展源流和传承轨迹，对于版本的准确鉴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总目》的编纂体例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原因：总目汇集全国150家图书馆的馆藏，各图书馆所提供的数据由于著录标准不统一，编纂人员由于条件限制而不能与原书进行仔细核对，难免出现一些错讹疏漏。随着我国古籍调查和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将来必然还会对《总目》进行重新修订出版。因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使总目的编纂体例更完善，检索更方便。
1、修订中医古籍著录规则，尽可能将卷端作为书名著录的主要依据，同时将各种异名以“又名”方式列于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
2、著录的书名应包括卷次、补遗、附录等，如实反映中医古籍原貌。
3、同一书名的丛书，其子目的品种、内容、卷数不同，在著录时应予以严格区分。
4、组织专家对各图书馆一些好的版本进行鉴别，使《总目》所著录的条目能准确反映其文献价值。
5、《总目》中的每个条目应尽可能详细著录能够反映古籍原貌的内容，特别是古籍善本，应著录行格、字数、书口、栏线、鱼尾等内容，作为鉴别版本的辅助依据。
【参考文献】
1 薛清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图书馆古籍编目[M].中华书局，1985. 2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