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法制教育；法治；法律素质；依法治校
现代学校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作为这一系统基本要素的教育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成员素质提高而不断地吐故纳新，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教育内容将逐渐地排除出系统之外，科学的、进步的教育内容又会被系统主动吸收。1999年3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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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就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德育”、“智育”之争“。德育”中的重要内容“道德”本身是具有知识属性的“。知识构成道德的基础，在人的德性培养中，如果缺乏了知识基础，人的德性就会流于空洞的善的意愿和善的情感。”将“德育”与“智育”割裂开来不仅不利于“育人”目标的实现，反而会造成伤害。因此，有学者认为，高校思政课应追求“德育课与智育课的统一”，不应割裂高校思政课德育价值和智育价值的内在统一性。高校法制教育也应努力实现“德育”与“智育”的有机结合，以期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
二、课程融合对高校法制教育目标的影响
1.高校法制教育目标
法制教育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法制教育的目标。作为高等学校法制教育主渠道的基础课，在其2013年修订版教材中明确提到，“《基础》课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重要课程。”“法律素质是指人们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素养和能力。”2013年，教育部、司法部等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养知法尊法守法用法的合格公民为根本目标。”综合而言，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整体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使之成为知法尊法守法用法的合格公民。为了法制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部、司法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分别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阶段的法制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高等学校，该意见要求“，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培养学生法律意识，使学生了解现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以说，法制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开展，需要贯穿大中小学全过程。实现法制教育目标需要强有力的保障和政策支撑，那么作为法制教育重要一环的高校法制教育在课程融合背景下是否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2.课程融合对高校法制教育目标的影响
如果说高校法制教育被置于“德育课程体系内”是因为“育人”的价值追求，基础课中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融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育人”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制教育在德育定位背景下的课程融合之中，由于得不到有效保障和支撑，对法制教育目标实现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如下：（1）学时得不到有效保障。2013年，教育部、司法部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学校要保证法制教育时间，不得挤占、减少法制教育课时和法制教育活动时间。”但实际情况是，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规定，专科院校设置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3学分，按照多数学校1学分等于16或18个学时折算，该课程总学时大致为48或54学时，其中还包含着并不一定能够落到实处的实践学时。在高职院校能够具体落实到《基础》课实际理论教学的学时往往为30多学时。在总学时比较有限的情况下，教材中的法制教育能够得到的学时往往是由授课教师根据授课进度和自身知识结构随机掌握。有学者就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许多老师直接用于法制教育内容的时间甚至不足10学时。”那么，法制教学到底需要多少基本学时，才能满足其目标要求不得而知。（2）师资得不到有效保障。2013年，教育部、司法部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强法制教育工作力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门的法制课骨干教师、专任教师培训班，在其他各类教师培训中增加法制教育内容。”在1995年，国家教委、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中更是明确要求，法制教育“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高等学校要根据法律基础课教师配置的要求配齐专、兼职任课教师。”但在课程融合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多由非法律专业且未经过系统培训的思政课教师承担。在法律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任课教师在法制教育中存在着不愿讲、不敢讲的情况。缺乏法律专业背景的教师，特别是缺乏法制培训使得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师资难以有效实现法制教育的目标要求。（3）教学研究难以得到保障。法制教育既不能等同于思想道德教育，又区别于法学教育，需要开展专门的教学研究。在实际工作中，高职院校的所设思政课部一般按开设的三门课程，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分设不同的教研室，法制教育属基础课的一部分，一般属于德育教研室，其工作重心在思想道德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法制教育的教学研究工作由谁来具体负责并不明确。且法制教育虽有别于法学教育，但又需要不断吸取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需要与法学研究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在现行框架下，承担法制教育的高职教师作为思政教师缺乏与法学研究平台沟通交流的机会，难以通过沟通交流得以提升。由于缺乏专门的团队，缺乏与法学研究沟通交流使得法制教育研究相对滞后，法制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说服力都有待提高，由此影响到了法制教育目标的实现。2013年，教育部、司法部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需要“明确学校法制教育带头人和业务骨干”，但在实践当中还未见落实。（4）法制教育实践环节难以得到保障。虽然课堂教学是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但法制教育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不足以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鲜活，法制教育的实践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2013年，教育部、司法部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增强法制教育的实践性”，“鼓励学校组织模拟法庭、法制征文、法制绘画等活动”，“让学生参与学校建章立制过程和社会公共事务，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和法律运用能力。”但在课程融合背景下，《基础》课的教学重点、任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决定了实践活动、第二课堂往往围绕思想道德教育而展开，法律教育实践环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数量和质量都难以得到保障，进一步影响到法制教育目标的实现。
三、结论
变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其背后法律价值博弈和变迁的结果。
(一)人权观念的复兴最初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总结
现在正值“六五”普法阶段，各类大专院校相继开设了专门的法制教育类课程，普遍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现时期的大学生有了更多的学法途径。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法制教育活动是有一定成效的，如今的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程度明显提高，对法律认知层面的“是”与“非”有了基本的判断。但知法必定不违法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些在校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案例，多数情况下恰恰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知法犯法。盗窃是违法的，但凡正常之人对此都能做一判断，但高校失窃案件多数是在校大学生所为。笔者曾做过几次针对高职非法学专业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这种意识属于懵懂状态的粗浅水平，很多学生对自身专业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了解很少。在回答法律学习的兴趣度及学习法律的意义这一问题上，相当比例的学生表现出兴趣不高，认为法律对自身学习生活影响不大，有距离感。对是否相信法律会带来公平和正义的问题，部分学生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由此看来，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教学效果并不乐观，表现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过程中，没有认真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法律知识的讲授过分顾及面面俱到，陷入了专业化教学的套路，在内容的选取上忽略了要突出彰显法治精神和培养学生法律素养，有意无意间走入了将法律知识及法律条文的简单掌握认定为法制教育取得效果的误区。法制教育缺乏实效性成了现时期法制教育的硬伤，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围绕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问题引发思考很多，本文仅就高职院校非法学专业的法制教育本位观做一探讨。
二、法制教育的本位在于法律素养的培养，其核心在于“法”的内化
法律不仅仅是制度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以及背后折射出的人们的心理态度。法律所追求的诸如秩序、正义、权利和义务等观念，既是规则体系所彰显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成员的内心感受，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信仰。它既包含着对法的理性认知，又包含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体现出人们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一个人在有警察并有车的时候做到等绿灯，是守法；一个人在既没警察也没车的情况下也等绿灯，这就是对法律的信仰。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没有闯红灯，但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之所在，人们不光“信”法律法条，更重要的是对法律背后透射的正义、公平、平等等价值理念的信仰进而逐渐形成的人的内在的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作为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它依赖于法律素养的培养。法律素养是一个人认识及运用法律的能力和素质。任何一个置身法治社会的人，不仅要有专业所长，而且也应具备最基本的法律素养。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前途及命运。而法律素养的生成具有过程性和长期性。法律知识的简单灌输并不必然地导致受教育者依法而为、缘法而治。法律知识的获知与法律素养及法律信仰的建立之间存在着一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关联。“法律被遵守往往不是法律被知晓的直接结果。尽管法律被遵守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知晓法律，但它仅仅只是一个外在条件而非原因，或者说它是公民遵守法律的一个辅的因素”。“作为法律知识的普及，‘受众’可能获得的东西更多的是法律的规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种国家的意愿、态度、要求，一种法律的‘应然’。……这些都无从保障或肯定当事人行为的自觉，它只是呈现了法律规范可能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或强制功能”。事实上，学生被动地“接受”法律规则与主动地“认同”法律、进而形成“崇法理念”，在法制教育的实效上是大不相同的。法制教育的本位在于法律素养的培养，其核心在于法的内化，即法律素养的形成并最终升华而成的法律信仰。西方法学大师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大学生只有从内心层面真正认可了法律的至高无上性，才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自觉地做到守法、用法和护法。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作为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的主渠道，在培养合格人才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在探讨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话题上，我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课堂教学的完善上，尽管我们也深知法制教育最终目的在于学生法律素养及信仰的树立，但在实践层面却往往忽略甚至于背离了在这一目标。我们只有紧紧把握住要使在校大学生对法律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和依存感这一要义，我们的法制教育才算找到了归宿。
三、法律素养培养的路径
素养培养和生成本身是多维度、多层面因素的渐进的过程。笔者在此仅就法律素养培养的路径谈几点认识。
1.将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融入法制教育过程中
人本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把学生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且具个性的主体来看待，以其内在需要、情感、兴趣和主观愿望为出发点来激发主体的学习和发展的潜力。然而，我们现有的法制教育很少考虑在校大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内在需求和价值选择，学生的兴趣度和求知欲没有得到有效地激发。法制教育忽视了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缺乏相应的感知教育，没有以“他想学什么”，而是站在“我要教什么”的角度去考虑教育活动，这样，学生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与“法”的距离感。法制教育要从培养高职学生法律情感入手，着力寻找“法“与其现实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切入点，激发他们的共鸣和对法律的高度认同的热情，并以法律作为他们所信仰的对象，从其内心源头产生对法的信赖。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感性为先，理性跟进”的方法思路，尽量去捕捉大学生视野所及的鲜活的人和事，使得学生能形象地感知和理解法就在我们的身边并且潜在地影响和维护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秩序，而绝不是束之高阁的只能观瞻的纸面上的规则。
2.以全程化、全面性的理念谋划法制教育和法律素养培养
高职院校非法学专业的法制教育及素养培养以“两课”教学为主线，辅以法律知识讲座或相关活动，由于脱离了学生具体所学的专业领域，所以显现出来的作用和效果并不理想。高职院校是培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等第一线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但现在很多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要么追求面面俱到、浮光掠影般的讲解，要么沿袭法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遵循从法理基础到法条解读的纵向深入，这些缺乏针对高职生源的基础现状和未来职业定位的教学理念必然造成“教”与“学”的脱节，实效性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应该依托高职学生所学专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教学活动，让学生产生出与其所学专业知识、职业素养的相互融合感，并对其将来的专业工作有实用性，这应是我们高职法制教育在具体实施环节的切入点所在。我们知道，法律素养的培养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单靠两课教学中法律基础学习的单打独斗难以实现高职学生的素养培养和提升，我们需要实现从传统的高职院校法律知识的普及教学向法律素养的养成教育转变，其核心在于以全程化、全面性的理念来谋划学生法制教育和法律素养的培养。全程化意味着在时间跨度上要将法律素养的培养贯穿于高职教育整个阶段，而绝不能再以两课教学及考核的结束而终结。全面性意味着要将法制教育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根据高职学生不同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与各阶段相适应的法制教学计划，与专业学习相配合，与校园文化活动相贴近，与日常教育管理过程相融合，从而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多方位的全程法制教育模式。
3.加强正面教育引导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1.法治环境的影响
受传统的封建制度、历史文化的影响，的现实法律环境乱象丛生，人们对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抱有质疑甚至绝望的态度。走访中的一些学生表示，他们有时候不得不“信人而不信法”、“信权而不信法”，“信教而不信法”，许多依照法律程序无法解决的事情，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特殊人员或特殊权力，权力滥用已经成为污染司法、污染行政、进而影响稳定的严重因素。
2.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宗教文化、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影响深远。因而、权利信仰等代替法律信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使得许多藏区的大学生形成了义务本位、不重视自己权利的传统观念。在需要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权益的时候，一些学生从主观上不会把法律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从心理上排斥法律的适用，对法律表现出茫然退缩、犹疑不定的态度。这是因为在的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形成对法律信仰这种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藏区大学生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3.学校法制教育的缺失
我国的大学生法制教育课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却一直从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特别是2005年教育部将《法律基础》课程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进行整合后，从2006年秋季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成为现阶段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然而整合后的课程中法律知识部分被大幅压缩，只占整体内容的1/3不到，使得一些老师、同学均认为此部分的内容不甚重要，造成了在授课与学习的过程中的忽略。高校也不例外，同学们往往针对考试突击背诵课本内容，而对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则避而不谈，更加不会对法律信仰进行深入探讨。
4.学生自身的原因
大学校园是一个小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与真实的社会比较，显得更为简单和纯粹。现在的大学生经历挫折较少，社会经验缺乏，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入，理论思维能力尚未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身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涌入校园时，他们的观念势必会受到影响。很多同学往往重视专业知识的提高，来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却忽视了法律素养的提高，遇事容易表现出情感超越理智，不冷静、易冲动的特征，甚至采取消极的应对行为。此类学生如果未得到长期、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导致他们从内心深处藐视法律的威信，直接影响其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1.净化的法治环境
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中，大学生们所见所闻的一些特权事件、不公事实等，使得他们极易对法律的权威产生动摇。因此,要维护大学生乃至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就必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合法有效地控制，全面提升官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从根本上净化法治环境，从而使学生确立“法治”优于“人治”的理念，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这是法治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法律信仰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
2.完善高校的法制教育
大学生法律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高校在传统的法制教育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在灌输法律知识的同时，注重法治精神的渗透和法律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注重发挥理论与实践的合力作用，积极组织学生对热点法治问题进行模拟庭审、法律辩论等进行法治实践，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热情，使他们能够从实际生活出发，自觉遵守法律及相关规章制度，并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各高校还应营造依法治校、依章办事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要坚持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发生违纪现象做到秉公办理，在评优、评先的各项活动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严禁走后门、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行为的发生。在师生权益受损时，学校应当为师生提供法律咨询与帮助，必要时支持师生依法提讼，维护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大学生们必然会体会到法律、纪律、制度的权威与价值，会自觉维护法纪，严格按规定办事，从而逐步生成法律信仰。
3.注重大学生道德建设，提升法律意识
【关键词】语文教学；渗透；融入；法制教育
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关系着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睦以及个人的安危。尤其是现在农村有相当部分孩子家长外出务工，丢下孩子让年迈的爷爷奶奶作监护人，而爷爷奶奶根本无法看管孙子，孙子就在学习和生活中逐步走入歧途等等。开发新的学校法制教育资源势在必行。“能不能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学科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双丰收呢？”一个大胆而富于创意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不仅能在巩固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拓展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深度，又可以体现法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紧密性，能帮助学生多方面多角度了解法律对我们实际生活的积极作用。
在实际教学中，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将法制教育渗透在语文的学科教学中：
1在语文活动中进行法制教育
班级里也会举行许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我们还可以将法制教育巧妙地融合到这些活动之中。
如《变色龙》一课，可以引导学生质疑：“奥楚蔑洛夫的做法符合法律程序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怎样的法制进程呢？”；《孔乙己》一文中，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丁举人对待孔乙己的方式合法吗？如果把他的行为放到当今社会，他犯了什么罪？将受到怎样的惩处？”；教学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时，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我’的母亲被五叔恶语中伤后，气得大哭，然后选择当面质问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在如今的法制社会，你能为她指出解决问题的法律途径吗？
看着大家心悦诚服的笑脸，我又趁热打铁地说：“同学们，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四种品质，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的远大目标，我们就一定要立志高远，意志坚强，战胜自身的懒惰享受之心，抗拒身边的种种诱惑，忠实于自己的追求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成就辉煌的人生！”
“珍惜青春，远离网吧” 演讲比赛，让学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沉溺网吧，而应该把自己的大好的青春年华用在学习之中，争取早日获得佳绩来回报自己的老师、父母和其他亲人；举行“青少年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演讲比赛，学生就可以明确地了解采取什么方式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等等。
所以说，在语文教学的各种活动中进行法制教育最为重要。
2作文教学融入法制教育
叶圣陶先生指出：作文教学思想的精髓就是“教作文与教做人的统一”。如何在作文教学中处理好这个“统一”？这就需要我们老师结合作文自身特点，对学生进行生动而全面的法制和公德教育，写日记也是渗透法制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写日记能规劝自己上进，劝人改过。作为语文教师，我充分利用日记这种写作形式，引导学生回眸生活中不文明、不规范行为，乃至违法犯罪现象，通过日记这个载体进行内心的真实表露，接受深刻的教育。同时通过批阅，和学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有针对性地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法制教育。 在习作教学中引入法制事件，诱发学生思考、分析、比较、反思、议论、总结，不仅可以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而且还可以规范学生的法制行为。利用媒体《天网》《大家看法》等栏目资源可以向学生传授作文拟题技巧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更重要的是能够以这些特殊的案例为切入点，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整理自己的思想，对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习作中深化认识，对比自己或周围人的做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3在课文教学中插入“法”
课文教材相当一部分篇目都涉及到一些法制常识，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不应该消极回避这些知识，而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讲述课文相关法制知识的重大责任。
在语文《羚羊木雕》一文中，“我”把家里的贵重物品（羚羊木雕）在未得到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送给了“我”的朋友万芳，以此来表示小伙伴之间的友谊。家长则因为物品的贵重而要求索回，这就形成了一个从道德与伦理角度都不容易讲清楚的问题。究竟是顾及孩子们之间有友谊重要，还是孩子应该听大人的话重要？事实上，如果仅仅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讲，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孩子与家长双方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似乎谁都没错。怎样才能对此给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呢？只能从法律的角度寻求答案。
《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18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第十六条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由此可见，课文中的“我”把羚羊木雕在未得到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就送给别人这件事究竟是否正确，首先应该看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根据课文内容，“我”的年龄应该是在16岁以下，因此“我”的行为应该得到法定监护人（即家长）的同意。课文中的“我”在并没有取得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贵重物品羚羊木雕送给别人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对课文中提出的“我”究竟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正确的回答是首先应该按法律办。
所以，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当积极想办法，充分、合理、科学地挖掘语文课程中的法制教育资源，同时，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也应当在日常琐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制素质，为学生的健康快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阎立钦，倪文锦著《语文教育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社7月
(一)政策弱化了法制教育的作用。
2005年开始，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将高校法制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把原有的法律基础课与思想道德修养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这种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但在客观上却降低了“法制教育”课程在高等院校素质教育中的比重，弱化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使法制教育附属于德育。高等美术院校同其他高校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而法律基础仅占这门课程得三分之一比重，仅仅用十几个学时就要把涵盖民法学、刑法学、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等多个部门法的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只能是浅尝辄止，更谈不上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了。
(二)缺少法律氛围，师资建设不足。
高等美术院校与其他类别的院校相比有着自身的弱势，第一，从学校专业设置来讲，我国绝大多数综合型大学都开设了法学(律)专业，成立了法律系(部)或专门的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法制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法律和学术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广大学生能够耳濡目染，受到积极的影响。而美术院校因为专业设置单一且均为艺术，一般不可能开设法律专业，因此很难在校园内形成一个很好的谈法论法的良好氛围。第二，众多高校法律专业的设置带来的另一个优势便是法律师资力量相对强大，一般来说这些高校法律基础课程均是具备专业法学素养的人才来讲授，这些法学专业教师能从法理出发，传授给大学生相对系统深入的法学知识，而不只是简单的照本宣科。在这点上，作为高等美术院校而言，具备法学科班出身的法律教师少之又少，不能形成一个高水平的法律教师团队，而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来讲授法律基础课。他们一般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和素养，更多的是进行道德的宣传，无法真正实现法制教育的目的。
(三)课程设置僵化，重视程度不足。
从国内高等院校的法制教育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均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必修课程，高等美术院校在这门课程的安排上与艺术专业课程相比可谓边缘化，加上非法学专业教师机械式的知识灌输和枯燥的填鸭，学生早已厌烦这样的教学方式，根本无法提起学习兴趣。对高等美术院校来说，在教育教学上更多关注艺术专业课程，而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这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标相悖。对于高等院校而言，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兼顾人文素质教育，这有赖于合理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其中法制教育课程应该占有相当比重。
二、完善高等美术院校法制教育的对策
(一)建设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教师是进行法制教育最直接的实施者，其法制观念的有无，法律意识的强弱，关系到法制教育的成败。教师乃是教育之本，是教育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拥有一支积极向上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健康有良知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为高等美术院校，应该对“法制教育”给与足够的重视，改变过去仅仅任用几个非法学专业出身的教师讲授法律基础课的状况，法律知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担任法制教育课程的教师必须是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科班人才，这样才能从法学的根本理念上教授学生法律知识，使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使法制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二)改革法制教育模式。
高等美术院校应该打破传统僵化的课堂教学模式，反对照本宣科，应该支持和鼓励教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带领学生多进行法律实践，比如组织艺术专业学生开展模拟法庭，到法院听审，组织艺术专业学生与法学院校学生进行交流与辅导活动，尽可能的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法制教育与宣传，增加艺术专业大学生与法律接触的机会。此外，法律专业教师还应该增加案例教学，用更多的实际案例让学生直观理解法律真谛，激发学生学法的兴趣。为了加强法制宣传，高等美术院校可以成立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聘请法学专业教师担任中心成员，为广大学生提供法律咨询，这种面对面的法律讲解必然更有针对性。
(三)开设艺术法课程。
高等美术院校开设的专业均为艺术相关，专业学生无论是进行绘画创作还是设计创作均与知识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应该学习艺术法相关课程，这一方面在自己作品受到侵权时能够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一方面也要用艺术法的知识作为指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中央美术学院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设了艺术法课程，成为国内高等美术院校开设艺术法课程的先驱，这值得其他高等美术院校借鉴。艺术法课程内容应该以知识产权法为主体，包括与艺术品相关的拍卖法、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法等。
(四)学校内部成立法制教育管理机构。
目前中国大学一般都没有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管理机构，而是由教务部门负责协调安排法律基础课程，但作为一般的教学管理部门他们没有专门的时间去研究如何开展法制教育课，况且在美术类院校法制课程课时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强化法制教育管理。鉴于知识产权法、拍卖法等艺术法在高等美术院校法制教育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应该明确高等美术院校法制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学校应该成立单独的法制教育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协调全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将法制教育工作进一步做好并落到实处。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