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苗族;原生态节日;视觉表现;视觉传达设计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17-01
苗族是我国西南人口较多、分布地域宽广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人民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
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原生态节日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至今的,未经外来文化(特别是官方和学界)刻意改变过的传统节日。
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中,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设计的民族性问题,对少数民族传统符号历史意义与创新应用等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事实上,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古老的苗族,所形成的丰富的视觉符号,绝大多数同该民族原生态的节日庆典有关。例如,节日中雍容、华贵、讲究的节日盛装;盛装上的各色纹饰;用以祭神祭祖的食物;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皿;源于娱神的戏剧、歌舞及各种民俗表演等。
一、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原生视觉表现
(一)图形表现
人是使用图形符号表达意义的动物,苗族人民尤喜爱使用象征型的审美图形来表达节日文化的原始意义。在这些象征型图形中,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为了获得神灵的庇佑。如苗族盛大祭祖节日“鼓藏节”的礼服百鸟衣,用象征祖神的图腾符号枫叶纹和鸟纹装饰,整体呈现锦鸡状,穿有这种礼服的使者,被认为可以获得与神圣世界中的祖神沟通对话的能力。
有的图形则是对历史故事的视觉化记忆。譬如在苗族“花山节”上,苗族妇女头戴象征苗族皇帝皇冠的银饰,身穿象征苗族皇帝大印的锦衣,外加一种名为“迁徙裙”的裙装,这些均是对九黎部落历史的图形象征。
(二)器物表现
在苗族原生态节庆中,伴随着原始思维的推动,以及实际活动的需要,形成了大量而丰富的视觉化器物表现形式。
在这些庆典祭祀专用器物中,有的从苗族祖起之时,便富含了自己独特的信仰含义。如铜鼓,在苗族人民的宇宙观、生命观中认为,铜鼓是象征祖宗安息的地方。
而另一些器物可能在节日形成之初具有实际的作用及功能,而当仪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凝固为民族节日时,这些器物形象便自然转变成独具象征性与纪念性的符号。譬如苗族“花山节”中的花杆,以前是为了方便散居各方的人民明确团聚地点,而今人们则是围着花杆载歌载舞,以表达怀念、庆贺之情。
(三)色彩表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色彩观,在西南少数民族色彩体系中,由于传统的农耕经济的影响,多为时空色彩观,其特点是以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的空间色彩组合及春青色、夏红色、长夏黄色、秋白色、冬黑色的时间色彩组合为主。在“姊妹饭节”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食品――姊妹饭,分别由黄、青、红、黑、白染制成的五色糯米饭便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色彩观。
另外,作为以母系为社会主要支柱的苗族,与他族色彩观最大的不同在于苗族妇女对于色彩意象性的运用。譬如苗族节日盛装上的织绣中,为了突出喜庆,画面通常以红色为主,无论是飞禽走兽、树木花草都可以用红色描绘。
二、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衍生视觉表现
(一)平面视觉中的表现及应用
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在平面视觉中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三类:即当地农民艺术家的农民画、民间美术家的壁画陶艺创作以及影像工作者的民俗摄影作品。
其中,农民画的创作者多是直接来自于当地的苗族妇女,她们将自己对本民族原生态节日的信仰,结合自身从小到大在苗族刺绣、挑花、剪纸中培养出来的图形色彩审美观念,借助手中的画笔直接描绘出来,从而形成一种独具审美意味的崭新视觉表现形式。
而设计工作者参与较多的,则在民间美术家及影像工作者中。民间美术家有的确实来自于传统工艺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设计教育。他们多是靠自己对于苗族原生态文化深入而细腻的考察认知,加上自我的主观意象性来创作作品。他们的作品往往在满足艺术性的同时,也充分兼顾了商业性。
影像工作者的民俗摄影作品,被广泛的运用在民俗专题报道中,因为其要求严格遵循事物的真实性,所以多是对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直接的视觉再现,但由于摄影艺术直观、真实、生动的独特魅力,往往能产生新的审美及艺术价值。
(二)歌舞戏剧中的表现及应用
剪辑,体现出一种视觉交错的速度美感,在融入了摄录及编辑者独特的视觉角度之后,画面通常更多的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与使命感,如贵州旅游宣传片《多彩贵州》。
三、原生态节日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的结合
中国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这些文化又孕育出多彩的视觉表现形式,如何有效的运用这些资源,在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将之更好的应用结合在设计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审美价值,使中国的设计更具民族特色,是每一个中国设计人员都应该努力钻研与探索的方向。
通过对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视觉表现的探索与研究,在少数民族原生态节日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结合上,我认为首先一个族群文化的视觉设计应建立在对于这个民族内部信仰崇拜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了解之上。其次,在运用视觉传达设计方法表现少数民族信仰崇拜等文化时,要善于将抽象的精神意念转化成视觉形式,在纷杂的外在视觉表现中抽取最合适的元素传达主题,具体可以通过该民族的图腾、族标等视觉元素进行改造,也可以选用能表达主旨意义的视觉符号以表示。
此外,在充分运用民族民间工艺技术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创造有自己特色的新的表现形式与之相结合,在继承前人审美意念的同时进行自我发展,而不是单纯的复制挪用。而那些源于民间的原生视觉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保留其中一些较有特色与识别性的部分,替换剩余部分来表达新的涵义与思想,使之焕发新的意寓。
最后,少数民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视觉表现中经常运用单纯却极有张力的色彩搭配,将这些具有强烈对比与不协调感的配色方法进行提炼,再运用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将会有效的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氛围的设计新风格。
四、结语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民族在淡化,地区文化也在淡化。然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其本身并不能自然地转变成紧跟时代步伐的新的艺术形式。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解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转化成新的思想和表现形式,运用新的技术进行新的尝试与创造,才能对一个民族文化身份进行确认,并在多元文化中显现他们独特的自我价值。
而对于中国的艺术设计来说,这些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中新焕发出来的美学品质及艺术价值,无疑将会树立具有中国浓烈地域色彩的设计新风格。
论文摘要: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与春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中国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可分为三大部分:采药祛病、驱毒避邪;保生护命、爱国为民;龙舟竞渡，追思先哲。端午节在传入日本后，其文化内涵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结合，在秉承了驱毒避邪、保生护命的文化内涵的同时，抛却了龙舟竞渡、追思先哲的文化意义，进而演变成为了祈祷男孩健康成长的“儿童节”。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亦称“端阳”、“天中节”、“女儿节”、“诗人节”、“龙船节”、“解粽节”、“地腊节”、“蒲节”、“重五节”等，与春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代社会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日本的端午节即传自中国。本文试围绕端午节的文化内涵、端午文化与日本固有信仰的结合及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日本吸收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
一、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仅以所引诸多命名，就可见端午节起源之复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六种:一是纪念屈原。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泪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是百姓中最流行的说法。二是纪念介子推。《琴操》曰:‘“介子绥割胖股以吱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播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三是纪念陈临。《初学记》卷四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日:“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梯。临微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四是纪念曹娥或伍子青。三国邯郸淳写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吁之女也。……盯能抚节按歌，婆婆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五(伍)君(宋章樵注:伍子青为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五是祭图腾龙。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端节的历史教育》联系了《说苑·奉使》《战国策·赵策》所记的吴越之民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推论出吴越民族在五月份日照最长的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图腾祭，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六是夏至的演变。宗嚓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夏至食粽的习俗，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亦云龙舟赛为夏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端午节时值春夏之交，其习俗活动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我们把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分为三大部分:采药祛病、驱毒避邪;保生护命、爱国为民;龙舟竞渡，追思先哲。
(一)采药祛病、驱毒避邪
端午节时值阴历五月，气候潮湿多变，此时人体免疫力最低，也是瘟疫流行的季节。鉴于五月多禁忌，民间便相应产生了许多防瘟避疫的习俗。《养生要集》曰:“味苦，小温，生汉中南郑山谷，五月五日采之。”孙思邀《千金方》记载:“(五月)五日取葵自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另外，《艺文类聚》卷四引《夏小正》口:“此月畜药，以镯除毒气也。”人们为了顺利度过这个恶月，采药来驱除毒气。兰草在古代民俗观念中有避邪的功效，以兰草煎汤沐浴是古代一种常见的祛病方法。江苏《如皋县志》:“端午采泽兰煎汤沐浴，昔人所谓浴兰汤者是也。”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说:“香兰乃香草，能辟不祥。”在门上悬挂艾营，是另一种驱邪的方法。《荆楚岁时记》中写道:“五月五日，四民并蹋一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镶毒气。”
(二)保生护命、爱国为民
避兵灾是端午节的另一节俗。历代的战争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因此，人们在端午节的各种活动中对避兵灾寄予了理想。《荆楚岁时记》谓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即指五彩丝有避兵灾的用途，故五彩丝亦名“辟兵增”。晋葛洪《抱朴子·杂应》说“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可以避五兵。在《仙药》篇中又谓在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万岁蟾蛛，“阴乾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这些带有超现实性质的理想，其实寄予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厌倦、对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
(三)龙舟竞渡，追思先哲
龙舟竞渡活动是将端午节推向高潮的节目，宋代词人杨无咎《喜山溪·端午有怀新淦》词云:“崇仙岸左，争看竞龙舟，人汹汹，鼓冬冬，不觉金乌坠。”
到了汉末魏晋之时，关于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吴越传说是为了纪念军事家伍子青;会稽人以此日纪念孝女曹娥;山西传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忠义之士介子推。《荆楚岁时记》言:“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揖以拯之，炯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尧。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该观点认为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由于屈原的情操为人敬仰，此说很快取代了其他诸说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将节日习俗与历史人物的纪念联系起来，端午节的意义便在防瘟避疫的基础上，增添了祭祀屈原、追思先哲的新义，使得这一平常的夏季节日，在唐宋之后逐渐升华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大节。
二、端午节文化在日本的传承
阳历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端午句”(端午节)，在日本古时又称“曹蒲节”。端午节是奈良至平安时期由中国传人日本的。古代日本端午节的习俗大体上仿效中国风俗，日本对中国端午节文化的传承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采药祛病、驱毒避邪
在端午节使用营蒲这一行为出现在中国的《荆楚岁时记》等诸多图书之中。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天平胜宝五年(753年)，该书开始被日本的贵族阶级所阅读。《荆楚岁时记》对日本的节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端午节原先是宫中的节日活动，之后作为贵族阶级和神社、寺院的庆祝活动而传到了地方，并最终成为一般民众在家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在一千两百年后的今天，“端午的筋句”(端午节)使用富蒲的民俗依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推古、皇极等各朝皆在五月初五举行特别仪式，即采草药和骑马射箭两项。在平安时代，宫廷举办的节俗活动日趋隆重。每年节前，天皇都要降旨采集葛蒲、艾篙等应季植物，各地官府则组织人员采摘并进献宫中。届时，宫中屋稽上遍插营蒲，柱子上张挂香囊，室内装饰营蒲、艾篙编织的花轿，御用裁缝编织首蒲冠进献天皇。此外，天皇还要在宫中设首蒲宴，赴宴官员头戴御赐的葛蒲冠，席间饮用雄黄酒，吃五色粽子，宫女们则要换上中国式服装侍候左右。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营蒲的芳香可以祛除恶魔和瘟疫的缘故。
在现代的日本社会，每逢端午节临近时，人们会在屋檐下挂上营蒲;孩子洗澡时，家长会在小孩子的头上缠绕营蒲叶，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有些妇人还会将其挂在头发上，或作为钗头。营蒲本身有浓烈的挥发气味，悬于门上或插在头发上，可消除异味，清洁空气，有益人们的健康。 (二)保生护命、爱国为民
古代日本举行的端午活动，其意义是以悬营蒲等为表现形式的“保生护命”。从飞鸟、奈良一直到平安时代，古代日本所举行的端午活动，大都出于“保生护命”的目的，基本上保持着中国端午的特色。尽管飞鸟时代的节俗内容尚不完整，但人们已经意识到端午节的意义并试图模仿。到了平安时代，端午节开始从一个非定期性节日发展为一年一度的定期性节日，并逐渐从朝廷普及到民间，节俗内容也随之愈益丰富多采。具有“保生护命”意义的端午节俗之所以为日本所接受，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生的欲望、消除其对于死的恐惧。
三、端午节文化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于昭和23(1948年)年7月制定了《关于国民节日的法律》，将端午节的名字改为“子供”(儿童节)，成为现代日本的11个法定节日之一，全国放假一天。在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各式各样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活动。另一方面，作为“端午箭句”(端午节)，祈祷男孩子健康成长的民俗活动也进行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南方的龙舟竞渡，一直没有出现在古代日本的端午活动中，直到德川时代竞渡才开始出现在长崎等地区，属于地方性节俗。据此可以推断，传人日本的端午习俗可能源自中国端午的北方系统。龙舟竞渡自端午节俗中的脱落，意味着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中以屈原为对象的“追思先哲”意义在日本的消逝。然而其骑马射箭、崇尚武力和挂鲤鱼旗、祈求健康等含义则发展了出来。
(一)骑马射箭，崇尚武力
飞鸟时代的端午骑射由宫廷独自举办，到平安时代已经发展成为宫廷和贵族们都要举办的大规模的节俗活动。骑射之仪，是天皇在“武德殿”观看左右近卫府军骑马射箭的仪式，赛事在五月三日至六日间进行。参赛马匹由亲王、公卿们进献，数目依爵位之高低而有所不同。仪式结束后，乐队奏雅乐，获胜一方向天皇献舞谢恩，失利一方则将马匹如数献给天皇。除了宫廷举办的骑射之仪外，贵族们还要在私宅举行骑射比赛，其场面之热闹并不亚于宫中。
平安时代的骑射目的是为了比武练兵，这与应季植物“首蒲”有关。葛蒲叶子扁平，上尖下宽，形状似剑。镰仓时代的人们注意到这一特征并发现汉字“营蒲”的日语读音与汉字“尚武”和“腾负”的读音相同，于是，葛蒲成为了日本端午节不可或缺的植物，端午节也倍受武士阶级的青睐，被称为“尚武之节”。这一名称的改变，除了语音相谐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新兴的武士阶级继承了宫廷骑射的传统，并为之注人了反映自身生活的内容。
(二)挂鲤鱼旗、祈求健康
端午节俗中原有的关注儿童的因素逐渐与日本固有习俗融为一体，日本端午从一个全民性的节日变异而成了一个男儿之节。鲤鱼旗，是一种布制或纸制的圆筒空心、_上绘鲤鱼图案、可随风飘舞的旗状物。它分为蓝、黑、红三种，蓝色为主，黑、红色为辅，分别代表男儿及其父母。
鲤鱼旗出自德川时代的市民叮人阶层并深受武士阶级的欢迎，其寓意有三:其一是向社会宣示竖旗人家未来战士的人数。其二与中国的传说“鲤鱼跳龙门”有关。古代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由此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或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埠雅·释鱼》:“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清李元《蠕范·物体》:“鲤……黄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尽管德川民众也从这个传说中汲取了类似的内涵，但在没有科举考试和文官制度的德川日本，逆流前进、奋发向上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读书人的金榜题名或官场角逐者的升官发财，而是意味着追思祖先的武功，祈求神灵保佑男儿健康成长，成为像武士那样勇猛善战的英雄。鲤鱼旗的第三个寓意是赞美勇敢无比、临死不惧的人生态度。这个寓意取自“离水鲤鱼”的特性。鲤鱼离水后，几乎不做任何挣扎，即使放在砧板上也一动不动，甚至身受刀伤也依然不动。这种从容就死的凛然态度，深受武士阶级的赞赏，因为他们崇尚危难之际能够镇定自若地献出生命的勇敢精神。当然，在中国文化中，鲤鱼是吉祥和勇敢的象征，但这种勇敢并非取自离水鲤鱼的特性，而是取自它不畏艰险、逆流而上的坚定信念与来到龙门前奋起一跃时的决然态度。同为鲤鱼，一个象征着幸运与生机，一个象征着痛苦与死心，鲤鱼的文化内涵中日两国也大有不同。
论文摘要:沁水城东节日饮食语汇中蕴涵着富有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信息，具体反映在米食品、玉米食品、面食品和节日蔬菜等四个方面。
沁水县位于山西东南部，县境四周环山，构成了与邻县的天然分界。东邻高平、晋城，西接翼城，南邻阳城，北接长子、安泽、浮山等县。沁水方言内部较为复杂，其中城关以东属晋语上党片，城关及城关以西属中原官话汾河片。由于城东与城西历史上分属两个县区，因此它们的饮食尤其是节日饮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各自的方言语汇中也能够反映出来。本文仅讨论城东节日饮食的语汇文化信息。文中加下划线的字为同音字。
沁水是典型的山区县，当地主产谷物杂粮，但生存在此地的民众，世代相承，制作了丰富的地方特色食品。节日饮食尤为精致和讲究。
一、米食品
沁水常吃的米有三种。第一种是谷米，也就是小米，当地称为米。这种米的产量大，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粮食。第二种是软米，极富戮性。第三种是黍米，米质发甜，用于替代白面来蒸摸摸。后两种米产量都比较小，一般在特殊的节日才能食用。下面我们根据这三种米在节日中的运用来进行分析。
1.小米是沁水县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食品之一，为此用小米制成的食品品种非常丰富，但在节日中食用的却很少。因为节日饮食一般不同于日常饮食，在节日里，总要吃一些稀罕的食物。
正月十六吃“炒米羹”，炒米羹是把小米炒成半熟，再放人杂面(豆面、玉米面两样和起来的面)做成的面条，当地称为“棋”，熬制而成。据当地人讲，这一天做出来的“炒米羹”是一年中最香的。从当地的熟语“老婆怕炒吃，汉们男对白买吃”中可见，“炒米羹”是一种奢侈品。
小米的另一种吃法是将小米磨成米面，发酵后在特制崖子上摊成米面煎饼，这种“煎饼”的造形特别，形圆、边厚、肚鼓，在三月三“蚕姑姑节”食用，因为煎饼采用的是发面，所以吃煎饼蕴含着“希望蚕姑姑蚕发的又肥又大”的美好寓意。在粮食丰收后的九月初九，人们也吃煎饼，同样取其“发面”之意。“九月九，家家有”表明了家家此时都有充足的粮食。把小米磨成米面的吃法是比较浪费粮食的，所以当地有句熟语“家有千万，小米不敢捣烂”。
2.软米在当地产量小，并且口味比小米好，因此日常生活中难得吃上软米饭，只有在节日里才能吃到。软米做成的食品也是丰富多样的。
“稀粥”是当地人的一种日常饮食，它比一般的稀饭要稠很多，可以用平面铁铲盛起来。但是平时用小米熬制而成的称为“稀粥”，在腊八节才用软米熬制，称为“软米饭”。在熬制软米饭时往往放入花生、南瓜、各种豆子等作为辅料，这种“软米饭”味道香甜可口，至今仍是当地人喜爱吃的一种食物。春节早晨也吃“软米饭”，但它在除夕午夜就开始熬制，直到凌晨五点左右，熬制的时间相当长，这样做成的“软米饭”勃性大，口感好，寓意着全家成员之间甜美、融合。
软米浸泡后包成的粽子，称为“粽”。沁水产柿子，所以在粽子中通常要加人柿子晒干后称为“柿屹挛”的作为辅料，有的加人蔓氰这是元宵节和端午节的一种食品。在近20年里出现了用江米包的粽子，才有了“软米粽”和“江米粽”的区别。据老辈人讲，在元宵节食用“粽”，是为了替代元宵，同时在正月十六为刚出嫁的姑娘“送十六”也要有“粽”，象征着姑娘在婆婆家的生活和睦美满。
软米还可以磨成软米面，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腊月二十三是中国传统的祭灶日，民间有句俗话“二十三日走，初一五更来”，这说的是灶王爷在一年中离家上天和各路神仙聚会的时间。当地人用软米面在鹰上烙一个饼，称为“炉廖”，作为灶王爷上天的干粮，正月初一灶王爷回来后，全家人每人吃一块“炉鹰”，预示着团圆、吉利，所以“炉厦”又称为“全家饼。
腊月二十三，当地人还要用软米面做一种叫“软陀”的食物，先把软米面蒸熟，然后中间包上豆馅，在崖上焙成金黄色。“软花”用于灶王爷上天前在家里的供品，人们希望用软米花粘住灶王爷的嘴，在上天开会时不要把家里不愉快的事情张扬出去。显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其中也表达出人们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一切平安的美好愿望。
3.黍米是一种口感发甜的米。由于黍在当地的产量很小，种植黍主要是用黍杆来做答帚。黍米只能磨成米面食用。由于当地的土地多为旱地，小麦产量很少，所以春节期间，通常用黍米面替代白面蒸摸摸，称为“黍米面摸摸”，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在清明节也把“黍米面摸摸”作为上坟祭祖的供品。
二、玉米食品
玉米也称为“玉菱”，是沁水县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当地人可以用玉米做出多种美味食品。
1.“懒懒”和炒玉米。二月二是中国传统的“龙抬头’旧。这一天，当地人习惯吃“五豆”，这里的“五”表示数量多。前一天，把玉米、可豆、小豆、蔓豆、花生等放人锅内长时间熬制成糊状，称为“懒懒”。当天用“逾懒”去祭祀山神，同时将“懒地”挂在山神庙和路旁的屹针上，让过往的麻雀、老鼠食用。这个活动有两重寓意在其中:一是“送懒”，表示春耕即将开始，希望把冬天里的墉懒送走，开始新一年的劳作。二是“送食物”，希望山神保佑今年风调雨顺，也希望麻雀、老鼠能够饱餐，在春种后不要祸害地里的种子。当地儿歌“二月二，拍瓦喳，老鼠出来没爪爪，雀儿出来没尾巴”也可以作为佐证。
农历十一月最后一天是当地人庆祝丰收的日子。这天下午，当地人要“吃炒”，即炒玉米、炒花生、炒豆子等，以炒玉米为主。玉米在炒制过程中会开花，这象征着今年的生活富足，每个人都能喜笑颜开。同时当地人认为小孩子在这天“吃炒”可以长得很高，这里寄寓着对孩子茁壮成长的希望。
2.仓疙瘩、仓窝窝和窝窝。当地玉米的主要食用方法是将玉米磨成玉米面，这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之一，节日里，用玉米面做出的食品较平时要精致。
当地的正月十九是“小添仓”、正月二十五是“老添仓”，这两个节日表示春种开始了，希望这一年里有好的年景，能够把粮仓添满。这两个节日里都要吃玉米面做成的食物。“小添仓”吃玉米面做成的疙瘩，称为“仓疙瘩”，在玉米面里加人煮熟的南瓜和豆子，团成椭圆形，然后蒸熟。“老添仓”吃玉米面做成的窝窝，称为“仓窝窝”，原料与“仓疙瘩”相同，但形状不同，“仓窝窝”的形状类似锥形。制作时，在一个大窝窝上扎十二个坑，一个坑代表一年中的一个月。蒸熟后看哪个坑里有水，表示今年哪个月即将有雨。很显然这具有占卜色彩。因为当地的土地多为旱地，靠天吃饭，所以当地人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预测一年里是否能够风调雨顺。 二月二也要用玉米面蒸窝窝头，称为“窝窝”，这里的“窝窝”是单纯用玉米面做的。家中有男孩子的，要蒸一个砚台形状的面食，上面放有笔墨，希望男孩子能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家中有女孩子的，要蒸一个针线篮形状的面食，里面还放有线蛋儿、剪刀等物品，希望女孩子在针线活上能心灵手巧。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对男孩女孩寄予的不同的希望。
玉米面发酵后，做成饼形，放在廖上烤成金黄，称为“花”，是清明节上坟祭祖的供品。
三、白面食品
沁水县属于山区，气候不易于种植小麦。小麦的种植集中在能够灌溉的地区，同时产量也较少，因此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到白面食品的。当然，近些年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已经以白面食品为主，但是一些节日的饮食习惯仍然传承下来。
1.白面蒸食。当地的白面蒸食非常丰富，大多带有面塑性质，并且多用于节日的供品。在腊月里，要蒸许多面塑食品，用于春节的供品。这些食品放置的位置很有讲究。“鸡”放在窗台上，取鸡叫人起床中的“起”之意，希望家人早早发家致富;“鱼”放在水缸旁边和床上，表示年年有余;“狗”和“兔”要放在门上，谚语“狗撵兔，必定富”就表达了希望家庭富裕的美好愿望。“猪”和“羊”分别放置在庭院的东面和西面，预示全家人一年平平安安。“高”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糕”不同，是由两个摸摸叠加起来，上面加一个称为“石榴”的面食，作为灶王爷的供品，象征日子过得节节高。养蚕人家还要蒸“猫”，希望“蚕姑姑蚕”不被老鼠祸害。
春节里，家家要蒸“人口摸”“人口兔”，数量要比家庭实际人口多一个，象征着家庭人丁兴旺，并且要求每人必须吃掉属于自己的一个。在“人口摸”中还要加入一枚钱，谁吃到这枚钱就预示着谁在这一年有好的运气。“人口兔”一般在大年初一早上的明火里烧烤后才吃，表示消除一年里的灾难。同时，晚辈要给长辈蒸有枣装饰的摸摸，称为“大枣花”，一个一般重达一市斤。表达对长辈的祝福，希望长辈能够健康长寿。
六月六晚辈要给长辈“望夏”，蒸一种叫“福屹转”的食品，就是用一斤面做成长条形，然后在顶部扭一下。希望长辈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度过夏天。
七月十五蒸装饰有麦穗、谷穗形状的面食，有的还放几颗黄豆，称为“豆积亚、麦积积”。蒸人形面食，称为“打雀娃娃”。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将这些面食放置在庄稼地和菜地里，作为供品，表达了当地人守护即将成熟的庄稼和盼望丰收的愿望。
2.白面烤食。当地人认为六月二十四是河神爷展腰的日子，也就是要进人雨季了，人们担心雨水冲刷走山上的农作物，因此就烙“锅盔”来供奉河神爷，希望河神涨河时不要淹没庄稼。“锅盔”是用鸡蛋和面和起来，撰成饼形，放入锅内(锅里预先准备好大小均匀的石头，面放在锅内的石头上)进行烘烤而成。
3，白面煮食。除夕，当地人吃“扯面”，寓意着全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特别之处是:吃“扯面”时要将做好的面条剩下一些，即使是吃完了，也要重新做一点，放到大年初一早晨吃汤面，象征年年有余。
“扁食饺子”是中国北方过春节传统的食物，当地除了春节吃饺子，在八月十五、十月初十都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在当地不仅有团圆之意，还象征着钱财。当地人认为“扁食”形似元宝，吃“扁食”就是挣元宝。十月初十还要做“实心扁食”，就是不包馅的饺子，用于供品。表达出人们祈求人无灾难、天无灾情的愿望。
四、节日蔬菜
关键词：“微时代”;传统节日;微博;微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57-03
2009年，作为新社交媒体的“微博”展露头角，推出不到一年，微博注册用户已超过1亿。2011年初，一款新的社交软件“微信”推出，14个月内就获得超过1亿注册用户，2013年1月微信用户更是突破3亿。微博、微信及其不断增长的数亿用户共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微时代”。“微时代”以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为媒介代表，其特点是文本内容短小精炼，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捷，传播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空前普及的微博和微信成为了人们传达节日祝福的新兴载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播有了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极大地转变了其文化传播的传统景观。
一、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现代意义
植根于中国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在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不断滋养成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国农业社会对于岁时的崇敬，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它还为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提供孕育与发展的平台。
当张牙舞爪的工业文明开始最大限度的“排除异己”，被碾压的农业文明颓废破败、灰头土脸，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彻底打破了以时间划分为标志的农耕生产方式，根源于农耕文明的传统节日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社会变革的步伐加速了文化变迁的频率，年轻人对于“新时尚”的追求，使得春节的贴对联年画、元宵节的团聚赏灯、端午节的龙舟竞渡、重阳节的登高赏菊等传统习俗不断异化。年轻人开始追捧“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舶来品，这些“洋节”依托着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越来越猛烈的冲击着中国本土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及其节日文化的淡化成为必然。
在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大部分依赖于世代相传的人际传播，人们口耳相传，使得传统节日文化的精髓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留。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造就了新的传媒环境，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了有利的传播资源，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传统文化受到跨文化传播和商业消费的冲击，势单力薄的人际传播在传统媒体的压力下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传统节日文化日渐式微。
以手机为代表的“第五媒体”迅速发展，以手机为平台的手机短信与微信的节日问候与祝福也日益流行，“微祝福”成为人们各大节日期间最亲睐的一种问候方式。以手机为代表的“第五媒体”，不仅为大众提供了无比快捷的众多信息，在信息传播速度上有着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优势，同时也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得点对点、面对面的信息传递成为可能。然而这样的优势其实也存在弊端，尤其是在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播上。手机所带来的新型信息传递方式发展迅猛，这种“编成式”的短信样式在人与人之间重复来回发送，机械式的信息传递掩盖了传统节日本应具有的人文气息，节日问候蜕变成“手机与手机之间的无线联系”，冷漠得没有一丝人情味，“除了为通讯业务制造收入之外，渐渐失去了人际传播的初衷”[1]。
“不管你是谁，群发的我不回。”这首央视春晚上的神曲《群发的我不回》忽然间成了接地气热门歌曲，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们认为群发的短信没有诚意，不愿意回复的心声。从邮寄贺卡拜年到群发短信拜年，而如今这都已经过时了，微博微信送祝福，在朋友圈中晒“光盘”年夜饭，在朋友圈中发红包抢红包……成为了2014年最“潮”的过年方式，新浪微话题“舌尖上的春节”也吸引了2万多网友参与，很多年轻人利用微博微信过了一个温馨的节俭年。
传统节日文化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和提高民族自信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基础和造就和谐社会的文化动力[2]。在“微时代”里，人们用微信、微博等现代科技方式，代替传统言语和书信拜年、祝福。在微博上参与春晚讨论，发微博@远方的亲人给他们送上新春祝福，拍照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晒晒年夜饭，甚至在微信里邀请微信好友一起抢红包，这些形式新颖的活动确实让百姓体味到了不一样的年味儿。当新鲜好玩的现代技术与春晚、年夜饭、压岁钱等传统祝福方式相结合，“微时代”里的传统节日焕发出了现代光彩。因此，在“微时代”中，如何使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播符合现代潮流，呈现现代意义而更受年青一代关注，唤起其着力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
二、“微时代”强化和拓展了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2005年，国务院通知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春节、元宵、清明等传统节日被定为法定节日，受国家法律保护。这样的举措让传统节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强化了传统节日本身具有的传承文化、连接政府意愿与民众情感、唤醒民族记忆的重要意义”！[3]而大众传媒一方面呈现的是节日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是节日生活及其变迁的镜像呈现，还影响受众对节日的认知态度以及参与方式。从书信、电话、电子邮件再到手机短信，传统节日祝福方式不断更新，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跟随科技的创新不断变化。进入“微时代”，各类移动便携的终端大行其道，微博微信趁势普及，给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新改变提供了契机。
第一，“微时代”以技术的创新使传统节日出现亮点，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关注度，增强了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意味着生活节奏的高速运转，休息时间和假期大大缩水。传统节日所带来的假期成为年轻人舒展身心的有效时间，然而，与传统节日相切合的传统习俗，例如踏青爬山、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已无法获得平时“身心疲惫”的年轻人的青睐，人们更愿意宅居在家，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微博、微信以手机和网络为载体，打破了传统节日庆祝方式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微博发送祝福，参与庆祝活动。虽然有人认为这种微型化的家庭生活方式以及现代人参与意识的淡化，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对于众多的80后、90后来说，虚拟化的节日参与形式更加具有参与感与积极性。“微时代”下传统节日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一方面为传统节日增添了不少文化亮点，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方式使得受众更加关注传统节日，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以2015年举例，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官方微博粉丝量高达400多万。新浪微博发起的“春晚”微话题，获得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截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微话题“春晚”阅读量达25亿，参与讨论的人数超过2800万。同时，腾讯公司也数据，2015年春晚的微信互动总量达到110亿次。在2015年春晚的观众中，15～24岁的年轻观众达到14.93%，比2014年增长8.6%，可谓是五年来最年轻的春晚。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微信微博与传统节日的融合，提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传统节日的关注和重视，人们主动参与到新型的节日庆典中，传统节日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第二，“微时代”宣扬的“节俭”理念更正了近年来人们对于传统节日庆祝方式的误区。中华民族众多传统节日大部分源于辛勤的劳动人民，其中流淌着的淳朴本质亘古不变。春节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传统春节期间，人们贴年画和对联，合家团聚，祭祀祖先并期待来年的丰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城市的发展，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代替了传统的住宅，传统节日的文化呈现也不断消失，年画、挂历、门神等传统节日文化的呈现物在现代经济与技术发展下不断淡出我们的生活。传统的庆祝方式逐渐消逝，极具中国特色的祭祀模式、装饰方式、娱乐活动等文化民俗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范围。如今的春节，商业化气息日益浓厚，象征合家团聚的年夜饭已经被各大酒店明码标价，用于“压岁”和“压祟”的红包由薄变厚，甚至变成了一张张数额庞大的银行卡，这样的春节似乎已经变成了大多数人的“春劫”。同时，在其他的传统节日，“天价粽子”、“天价月饼”等新闻也屡见报端。商业社会的发展使得传统节日的庆祝习俗不断异化，人们陷入了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的奢靡之风误区。“微时代”所宣扬的“节俭”理念把人们从奢靡之风的误区里拉出来。
2014年兴起的“光盘”行动延续到了春节，除夕当晚，网友们纷纷在微博上开展“晒光盘”活动，晒出年夜饭“光盘”照片，以前微信朋友圈里充斥的大鱼大肉型的年夜饭照片现在已变得有些“另类”，晒晒年夜饭餐桌上的清粥小菜成为“主流”。同时，微信也推出了抢红包的活动，微信用户在朋友圈发红包抢红包，数额不大，却让无数用户乐此不疲。“微时代”里这些贴近民意的小成本庆祝方式使得“节俭”的概念深入人心。
第三，“微时代”以祝福手段的革新拓展了传统节日的娱乐方式。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将传播的功能总结为以下四点：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功能和提供娱乐。其中，“传播的娱乐功能是现代传播多种功能中最显露、最有力、最大众化的功能”[4]。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人们对于娱乐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当代媒介环境中，娱乐文化呈现出了超乎寻常、跨越国界的显著性，其中传统节日的娱乐化尤甚。进入“微时代”，微博的“热门话题”以及微信的“红包”这些新兴的手段都拓展了传统节日的娱乐功能。
2014年春节，腾讯首次推出微信红包，除夕夜参与红包活动的总人数最多，达到了482万人次，平均每分钟2.5万人参与微信抢红包活动。到2015年春节，微信更是与央视春晚合作，春晚播放的几个小时里，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除夕夜晚22：34摇一摇互动达到8.1亿次每分钟。2015年春节，除了备受瞩目的微信红包之外，微信上的明星拜年、贺卡拜年、拜年小视频等其余八个庆祝方式也获得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和推崇。其中，微信红包自诞生起其承担的使命便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而是一种全民娱乐活动。2015年推出的“拼手气红包”，不仅继承了我国春节传统的红包文化，又加入了游戏效果，这样的创新达到了传统现金红包没有的娱乐功能。同时，微信红包也突破了传统红包的地域限制，只要登录微信，就能给远方的亲人发送一个满载心意的小红包，及时送上节日祝福，弥补无法团聚的遗憾心情
第四，“微时代”下传统节日文化的传递方式出现变迁。哈贝马斯（Habermas）曾提出“公共领域”的理论，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一领域中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受任何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5]。将此理论运用到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播上，在此过程中，互联网等新媒体提供了公共舆论空间，将传统节日在传统传播方式下的个人言论转化成“微时代”中的公共议题空间，因此可以说正是微博创造了一个自由而轻松的“公共领域”，参与人数盛况空前，这是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社交媒体都无法产生的巨大效应。
“微时代”的来临，使得传统节日的表达方式得以拓宽，正月初五微信朋友圈里的“迎财神”活动就是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微时代”中，移动式便携媒体的创举还在于建立了一种线上到线下的信息互动方式，即通常所说的“O2O”模式。这种模式将用户在移动社交媒体上的扩散式互动与受众在传统的节日庆祝方式结合起来，完美地呈现出更多新的节日表达方式。
三、传统节日文化与“微时代”传播的传承与创新
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传统节日文化更需要传承与创新。近年来，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日渐式微，不得不说这与我国大众媒介对其的传播缺位有很大关系。当前我国的大众媒介为迎合受众兴趣极力呈现西方价值体系下的生活方式，在热炒西方节日的同时，无形中消解淡化了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热情。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在现代高度发展的大众传播环境中，由传播媒介有选择性的提示“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影响了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6]。我们通常所说的信息环境，其实并不是对现实环境进行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媒介对事件和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之后提示给人们的拟态环境。当人们根据这一拟态环境来实施具体行为时，大众传播媒介开始显示其超越教育和宗教的作用，成为影响人们“主观现实”的主要手段[7]。“微时代”中，微博微信的普及成为了传统节日文化有利的传播载体，它们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重视影响了人们的“主观现实”，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有了新的阵地。同时，微博、微信与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相融合，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传递给受众的是科技的冷漠感。而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与人文精神，为科技的过度扩张起到一定的中和作用。
“微时代”里，以往不受欢迎的传统习俗披着现代化的外衣重回大众的视野。传统节日不论是从内容还是庆祝方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和亮点，人们逐渐从注重传统节日的外在商业文化回归到了传统节日本身。“微时代”采用现代化的媒介手段传播传统节日文化，把传统习俗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新了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方式，成为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新亮点。
古老的传统节日文化只有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才更加鲜活灵动，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合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8]。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媒介要注入多元化模式来整合与创新传统节日文化，通过多元化的新型媒介文化来促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传统节日的重视。顺应媒体新形势，延续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是我们迫在眉睫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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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从传统节日蕴含的重要德育资源分析入手，探讨传统节日的文化特征，从导向机制、动力机制两方面研究应对措施，这对于丰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内容，培养国民健康的文化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德育资源。传统节日中蕴含的德育资源及其重要价值，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5年，等部门明确指出：“
(三)综合性和实用性
传统节日文化的综合性，具有浓郁的包容和涵盖特性。从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看，容纳了文学 艺术 、服饰、礼仪、饮食、宗教、 哲学 以及娱乐方式、 体育 项目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广泛内容，而绝非单一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活动是应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如果不需要，则会被无情地淘汰。传统节日文化的实用性则是指节庆民俗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或是寄托乃至展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或是在信仰崇拜中求得一种心理平衡，或是具有强身健体、益智娱情的直接功效。这两个特点，使得传统节日所蕴含的德育内容灵活多样，而非呆板的条条框框。传统节日借助灵活多样的手段和模式来传递丰富多彩的道德信息和理念，使公众潜移默化的取得良好的德育效果。
三、传统节日德育资源开掘利用的运行机制
传统节日蕴含着极为宝贵的传统德育内容和成熟的道德教化体系，使德育有了依托和根基，所以上至国家政府，下至社会、个人都应重视传统节et的德育资源的利用和再生。
(一)导向机制：开掘传统节日德育内涵
莫海琼，硕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
摘要：“洋节热”在中国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中国人正将充满宗教意味的西方节日变成购物狂欢的好日子。多数学者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来批评与否定这种狂欢式的消费行为。但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出发，大众的狂欢消费却有其积极意义。本文侧重于本文即从国人对“洋节”所持的消费态度出发，并结合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对目前的“洋节”消费现象做出分析，侧重于挖掘这种行为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洋节消费；被动与消极；；大众文化
一、备受争议的洋节消费现象
中国人过“洋节”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中国大多数人将过“洋节”看做是崇洋。而时至今日，洋节日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并且认可。但与西方人对待节日的态度不同，中国人更倾向于以消费的形式度过洋节日。在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这些洋节日里，商家为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借机疯狂促销。
雷蒙・威廉斯认为，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①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为许多人所喜受，而这一点，在许多方面，当然也是与前面的两个意义重叠的。据此可以认为“洋节热”现象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大众文化是社会全面发展、综合进步的结果。同时大众文化作为工业化产品所携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也使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以及接受方式产生质的变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其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最为有名。
他们认为，人们对洋节日的迷恋完全与何西方文化与宗教内涵无关。人们过于追求物质消费而导致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们）在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②消费异化使人们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变成了只图贪婪享受和盲目占有的消费人，尽管他们不愁吃穿甚至生活富足，但是消费却是被动的，人们在从事消费行为时缺乏活力，甚至毫无情感。人和物之间成了一种彻底的颠倒关系。在繁荣的消费中，人们过着物质富裕但精神痛苦的生活。这种分析直接将人们的洋节消费行为定位无意义的行为。
但大众果真是一群丧失思考能力、只会人云亦云的“群众”吗？与这些理论家不同，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约翰・菲斯克一直致力于研究“大众”以及“大众文化”的积极力量，他以一种平民的、乐观的新视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大众文化观。
三、 在狂欢与创造中追求――菲斯克的独特解读
（一）生产者式的文本与生产性大众
从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来看，大众的洋节消费行为并非无意义，而是大众对洋节日原有的意义（多为宗教意义）进行了颠覆与抛弃，再重新结构的过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尽管这种消费狂欢与商家的疯狂促销不无关系，但大众也并非商家的“弹靶”，一发即中。在笔者所做的“大学生在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中消费情况问卷调查”中，对“您在圣诞节进行消费的原因多半出于？”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时，80位大学生中，选择“赠送礼物”占26%，“商家促销吸引”占17%，而选择“自身需要（泄压、追求品牌等）”则占57%。这说明， 大众在消费“洋节”（即商家包装的商品）时，不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接受，他们会通过自己的主动性理解和重构积极地进行着意义和自我的建构。这与菲斯克对大众的理解相一致。大众在菲斯克的眼中是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群体。他将大众放到了空前的位置，费斯克的积极大众观中，大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意义的生产者。
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是宰制与反宰制同在的。菲斯克说：“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③洋节日作为泊来品，它对于在历史上曾经受洋人压迫的中国人而言，本身包含着优越性（发达国家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一种强烈的宰制力量，它蕴含西方人的生活态度和宗教观念，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信仰无疑是一种冲击。但是在这种宰制力量面前，大众抛弃了其原来的意义（哪怕是无意之举），很少或者基本不考虑其宗教因素，并且对西方文化兴趣并不浓烈。他们更多地是利用这个节日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发泄自己的某种情感，将其当成了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的一种释放和发泄途径，从中寻求。在都市中，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与工作压力加大，大众不自觉地会寻求一个契机来释放情绪。洋节成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可以“给自己放个假”找个借口“血拼”，在购物的过程中调整状态，建立自信，洋节消费狂欢给他们提供了宣泄口。总之，人们在过洋节的时候，可以注入自己的独特内涵，从而张扬个性，回应内心世界的情感诉求。通过洋节的颠覆解读，大众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意义。
（三） 在颠覆中体验
在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他将分为“美学式的”“政治性的”“话语式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等，其中，大众在对洋节颠覆中所体验的多属于“话语式的”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话语式的”让大众体验到了创造意义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则让大众体验到了精神上的。“大众的以两种主要的方式运作：躲避（或冒犯）与生产力。”④洋节消费狂欢无疑是一种通过生产力获得的，躲避得来的多体现在身体上。人们通过在洋节日里购买大量商品，疯狂购物，拒绝了西方文化的渗入（因为人们并不会说一句感恩上帝的话），用消费行为发泄都市带来的压力，寻求解脱，将洋节日作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大好机会，使得洋节日原有意义荡然无存。在反抗洋节日本身意义对大众自身生活与信仰的宰制中，他们享受到了创造意义的、精神上的，证明了菲斯克对大众以及大众文化的信心和鼓励并非捕风捉影。
四、 结论
积极、生产、创造、等一直是理解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关键词。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中，他对大众文化的乐观态度引人注目。在压抑的、快节奏的都是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而中国节日的以传统的文化内涵及其含蓄与节俭的特点让人们很难去反抗与发泄。洋节日则不同，它们所承载的宗教意味太浓，大众不可能将其全盘吸收，这也是大众将洋节日收编亚文化而非主流文化的重要因素。宗教总是显得过于沉重，而轻松有趣的购物方式则能让长期压抑的都市人发泄自我，满足自我，从而最终获得乐趣与轻松。这也让大众体会到了颠覆与创造的。在此过程中，大众是抵抗并享受着的，确实，菲斯克早就洞察到了这些。（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英] 鲍德汶等：《文化研究导论》（中译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美]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9页
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关键词：传统节日认同；文化安全；国内；唐人街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158-02
一、传统节日认同与民族文化安全
（一）关于传统节日认同
我国作为世界上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节日有四个：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传统节日认同是指对于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传统节日的认知、归属和情感态度。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的民众,无论地位高低、年龄大小,都会自觉自愿地将身心回归到节日文化活动中,我国每年春节人潮滚滚的春运大军便是例证。传统文化承载着人们对国家文化的普遍认同，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同，向外界展示的是具有一定特色的集体节日文化。
（二）传统节日认同的文化安全内涵
传统节日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大力弘扬这一民族重要文化对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维系文化安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
十报告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提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总体来说，中国传统节日是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关于传统节日的渊源，有很多的寓言故事、著名的诗词、民间谚语等等，这些经典故事汇集起来，大体上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民众通过周而复始的节庆不断地给传统的民族文化节日增添新内容，以此来传递、继承与发展本民族文化。
2.文化遗产的重成组成部分
2005年11月,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一消息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叹中国的“端午”被韩国“端”走了，也让国人真正意识到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迫切性。我国传统节日的发展经过千年的积淀，融入了中华儿女的情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国内与唐人街传统节日认同的比较研究
（一）国内传统节日行为
按自然时序，我国国内人们会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时进行传统教育、传统仪式、传统表演等活动来庆祝节日。
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民间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一时段都是春节的范畴。人们大多在春节时期进行扫尘、祭灶、熬年守岁、贴春联和门神、吃年夜饭、放爆竹、吃元宵、闹花灯等等节日活动。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五个节气，主要风俗有：踏青、扫墓、放风筝、植树等。端午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节日活动主要有：佩饰、祛除五毒、插艾蒿和赛龙舟等等。中秋节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拥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最主要的活动是吃月饼和赏月。
（二）传统节日在唐人街
生活在唐人街的海外的华人华侨们,除了参与他们现在居住国的国家节日和民族节日活动之外,他们同样重视祖国的传统节日。在传统时令不约而同地聚合,举办具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的庆祝活动,以此慰藉自己根系祖国的情怀。
海外华子很多是生活在异文化社会的华人,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离开祖国移居他国的人们,过春节时仍然要按照国内的习惯包饺子、吃汤圆或面条以及给孩子压岁钱等。在日本唐人街南京町，神户华侨总会通过举办龙舞、太极拳、杂技、游行等活动来庆祝每年度的春节，形成了南京町独特的“唐人街”春节氛围[1]。
（三）关于海内外的比较：传统节日认同有差异
1.国内传统节日认同“淡化”
近年来，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传统节日被人们所淡化甚至被遗忘，过节完全没有了过节的气氛。中国社会调查所于2011年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5%的大学生不能说出我国主要传统节日的名称，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较差[2]。与此同时，传统节日内涵的日益丧失甚至走向空洞，由原先丰满严整的体系凋落得只剩时间意义上的空壳[3]，以对现代社会影响最大的春节为例，如今国内节庆的仪式不断减少，甚至于代表着团圆祥和的年夜饭也被逐渐搬到饭店。
2.唐人街“选择性同化”下的传统习俗记忆与节日认同[4]
“除旧历元旦贺岁外，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节令，侨社经常推行”[5]。早期的唐人街中移民的中国人深受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影响，在民俗生活上自然沿袭了国内的模式。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唐人街逐渐摆脱传统模式，华侨们接受当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积极地融入主流美利坚文化，他们也会忘情地投入到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
但事实证明，经过了一个世纪有余的发展，华人文化并未被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完全“洋化”，这是因为美国华人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具主动性的角色，采取了“选择性同化”的文化适应策略。每逢传统节日，舞狮子、踩高跷、耍龙灯、走旱船等传统庆祝方式还会照旧在唐人街上演并广受欢迎。
三、从海内外传统节日认同比较看民族文化安全
海外华人们为庆祝节日在异域进行传统节日活动，岁时节庆等民族文化精髓在唐人街的存续，反观国内传统节庆却日趋“淡化”，国内和唐人街传统节日认同差异背后有何原因？本文在国内和唐人街对比研究基础上，总结了以下三方面。
（一）传统节日认同意识的强化与民族文化安全
传统节日的认同强弱对民族文化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通过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树立起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节庆文化当作准则和责任心的表现，从而维系民族文化安全。
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归属和认同感对华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而这种较强认同感在唐人街华人们对重大节日的隆重庆祝中得以充分体现。相比之下，现今国内的情况不容乐观，传统节庆逐渐“淡化”。有些国人混淆我国主要传统节日的名称，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
（二）传统节日行为的沿袭与民族文化安全
通过沿袭传统节庆活动重新赢得国人对传统节日文化风俗的重视，将鲜活的民族文化从逐渐“淡化”的现状中复苏，从而将民族文化安全的维系意识根植于国人的心中。
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对比我国国内和唐人街，可以发现华侨华人对传统习俗的记忆，主要源于对民族文化中那类属于无言的民族节日、生活、饮食、服饰等民俗文化的持久继承。在传统节日之际进行节庆活动，如春节时期贴春联、放爆竹；清明节之际植树、放风筝；端午节插艾蒿、赛龙舟；中秋节和家人一起赏月吃月饼。通过传统节日行为，实现人人过节，并且人人懂得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最终使民族文化安全得以维系。
（三）民族文化心理的共振与民族文化安全
民族文化心理共振是我们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重要情感基础，对于民族文化安全的维护起着积极作用。浓浓的节日庆祝彰显民族的特色，华侨们从而会获得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因而强化了民族文化心理共振，使传统民族节庆文化在海内外得以枝繁叶茂。华人们通过民族节庆活动将民族文化心理共振深刻地表达出来，使岁时节庆等民俗精髓在异域得以存续。
在心理共振的基础上接受传统文化对我们身心的洗礼，感受传统习俗的魅力，领略传统活动的风采，从而发自内心地塑造出对传统文化的主人翁意识，去维系民族文化安全。
四、总结
我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节日之际，海内外人们都会通过节庆活动来进行庆祝。按自然时序，国内人们会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进行节日庆祝。而唐人街的华人华侨们同样在异域存续祖国的传统节日，以此慰藉自己根系祖国的情怀。
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传统节日认同日益“淡化”过节完全没有了过节的气氛。在比较国内和唐人街传统节日认同差异之后，探究出其内在原因并找出强化文化认同的要素，本文总结了以下三方面去探讨传统节日的认同和民族文化安全的构建。
第一，通过强化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树立起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节庆文化当作准则和责任心的表现，从而维系民族文化安全。
第二，通过传统节日行为的沿袭，在整个社会形成传统节庆文化氛围和熏陶环境，使得人人过节、知节，从而将民族文化安全的维系意识根植国人的心中，保护民族文化安全。
第三，民族文化心理共振还是我们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情感基础。在此基础上接受传统文化，从而发自内心地塑造出文化主人翁的意识，维系民族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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