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口述史到教育口述史
“口述史(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是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进行，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一种记录，是受访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合作的产物。”［1］5－6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Nevis)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口述史研究室，标志着口述史学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口述史的对象是亲历者或见证人:其内容是他们有历史意义的亲历事件、经历，以及他们的看法;口述史的方式是口头表达或自述，以叙述为主;采用的手段是与访问者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最后形成文字。口述史可以弥补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是一种更生动、更立体地表述历史的类型或方式;为普通民众服务;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2］145
教育口述史就是应用口述史的方法，关注教育领域的普通层面、普通教育人的回忆、亲历的历史记录。它是围绕普通教育人所建构的历史。教育口述史将视角从教育的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的教育人，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实现教育史研究的革命性转变。纵观国外口述史研究，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最早的口述史书。当代国外口述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口述史学理论研究深化，成果多样丰富。国外口述史学既重视实践项目的开展又重视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国的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极为丰富。其次，口述史学研究应用于各个领域，范围广阔。其研究涉及到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妇女史、地方史、黑人史、军事史、艺术史、家庭史、传记等各历史学分支，广泛应用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医学以及课堂教学等领域，集中体现了口述史的社会功用和价值。英国、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深入。第三，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健全，项目繁多。第四，口述历史教学的普及程度广，效果显著。国外许多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相应的口述历史教学课程。
国内有关口述史学理论的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口述史学》(张广智2003)、《口述历史分析》(齐小新2003)、《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杨祥银2003)等。这些著作主要立足建构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框架，回顾口述史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提出口述史未来研究的基本走向，同时启动国外口述史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如2000年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P?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除了理论性的著作外，还有大量的专题性的著作出版。人物的口述研究仍然是近几年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口述史学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得到了应用，《日本侵华教育史》(齐红深2004)、《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2002)、《妇女受暴口述实录》(宋美娅2003)、《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2003)、《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定宜庄2003年版)、《中国知青史》(刘小萌2004)等等。部分史学杂志开辟了口述专栏，口述史的个人网站不断涌现，实现了口述资源共享。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口述史的定义、内涵;功能、比较、困境和特征等。然而，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却不多见，于述胜先生在《教育口述史漫议》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教育口述史著述当为舒新城的《我和教育—35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6年)。作者自觉的‘生活史’视野，对教育和学术中‘人’与‘人生’的关照，以及作为教育史家的自我反思精神，都使该书成为当之无愧的口述史范本。”［3］
除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外，近年来出版的《潘懋元教育口述史》、《顾明远教育口述史》是对两位教育学家的教育生涯的系统总结。有关教育口述史的论文也不多见，教育口述史的拓展和研究之路还很长。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教育史研究成果，也开始把口述史材料作为重要的或辅的手段，司洪昌的博士学位论文《嵌入村庄的历史———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在这个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教育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为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二、农村教育口述史的基本要素
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它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民大众。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口述史学有通俗、生动、形象的特点，在内容方而，揭示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能引起普通群众心理上的共鸣。教育口述史，特别是农村教育口述史描写农村普通教育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农村教育口述史使教育史研究走出书斋，来到普通教育人中间，更贴切、更真实地复活历史的原貌，写出形象化的历史，也便利了教育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传播。正如西方口述史学家所言:“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资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4］
下层民众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部分，农村教育口述史构成了农村教育史的重要部分。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口述史学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事实上，历史并非只是帝王的历史，文化也决不仅为主流社会的精英文化，教育也绝不仅是教育家铸就的教育。尤其在社会的转型期，那种影响着数以亿计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或政令控制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对这种“国情”、“民情”的认识程度如何，将影响着转型期中国教育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专门研究农村教育人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态度及其信息传承等方面的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将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目标:探索在视角转移下，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记录那些为农村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用瘦弱的脊梁托起了跨世纪希望的农村最普通教育工作者;记录他们为农村教育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中的辉煌和闪光点。这样才可能复原历史的真实，顺应史学变革的方向，为应对“教育史危机”提供新的思路，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内容应该集中在: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区域选择、对象确立、方法应用;农村教育口述史特点和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口述史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农村教师访谈录;农村义务教育口述实录;特别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是中国教育精神的真实写照，全景记录农村教育的风风雨雨，还原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真实，可以综合地、立体多元地观察农村教育，实现教育史研究的突破。选择那些在农村为教育奉献了一生而今活着的教育工作者为访谈对象;他们一生与教育结缘，与讲台为伴，与学生为友，铸就了中国农村教育的“蜡烛”精神，这是鲜活的历史，是活着的农村教育史。口述史要记录他们教学与生活的细节，记录这些默默无闻的教育耕耘者人生的酸甜苦辣，反映农村教育发展的全景。
在掌握国内外口述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口述史的基本方法，借助现代化媒介及手段，深入到农村教育的基层，想尽办法找到那些健在的教育人。把握访谈对象的回忆、回忆的年代和场合以及叙述人与事件的关系等关键要素，达到回忆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把采集到的口述资料加以整理，并结合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综合分析采访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解释中国农村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教育变革和发展，揭示农村教育发展中那些奠基人的平凡生活和奉献精神，填补教育史研究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缺失。
访谈法是教育口述史重要的方法，另外辅之调查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和模拟方法。具体的方法步骤为:首先是做好教育口述凭证的搜集:这是口述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工作流程的第一步。访谈是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其次是教育口述凭证的整理:做好口述凭证的分类和比较分析，结合文字史料，确保口述史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这是后期成果的基础，也是研究成果的内容。再则是教育口述文献的利用和估价:为研究服务，验证其客观性。在操作上要做出规划，撰写计划提纲，列出访谈计划，预设访谈问题，列出访谈对象，预计访谈结果，考虑出现的问题，集思广益，理清计划实施的基本思路，使前期准备充分、周密、切实可行。研究者奔赴取得联系的被访者所在地进行访谈调查，按照计划实施，随时反馈信息，取得预期的口述史料。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占有较多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三、农村教育口述史的展望
【关键词】史学 发展 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5年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史、社区史、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妇女史、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灾难史等，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
[2]梁子民，毕文昌.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中国青年报，2005-05-11.
关键词：口述历史理论；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主体；口述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01－05
口述史是非专业人士参与书写和表述历史的方式。口述历史借助大众媒介的新技术与新成果，打破了传统文献史料的正统性与固定性，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的叙述与书写，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展示了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各具特色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值得总结和深入反思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口述历史在当代中国学界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规范口述历史操作实践，如何激发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人文意识，如何将口述历史教学问题纳入轨道，等等。本文试图就以上四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问：口述历史的价值何在?
口述历史在补充历史史料的同时挑战并质疑了正统历史观。借助口述历史方法，许多以往被忽略甚或受限的领域、群体、事件得以展现。有人因此认为，口述历史的兴盛加速了历史学的后现代步伐，历史的真相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遥不可及。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于此类观点，但必须承认，口述历史对于传统的历史观的确是一次冲击，每一位口述史从业者都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知识观的挑战与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历史的深入开展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领域里实现一次创造性的跃进，这在口述历史开展较早的许多国家里已得到了部分体现：赋予弱势族群以充分的话语权，尊重非主流文化的差异性，挖掘经济落后地区的独特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解放、个性解放的大潮中，口述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为自身积淀了较为厚重的历史及文化意义。
反观我国的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并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来。以成果最为丰富的图书出版物为例，当前的口述史图书可分为重大历史事件系列(长征、侵华战争、中苏关系、改革开放、汶川地震等)、领导人与文化名人系列、普通人或底层民众系列等。这其中确有一些有分量、有厚度的扛鼎之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或因缺乏使命感而略显浮躁，或因缺乏对于传统知识观与历史观陈旧内容的反思而难以深入。提供真正靠得住、有价值的历史史料，从现有历史叙述背后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特有国情等角度引发人们的反思，帮助人们触碰历史及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应是中国的口述历史最能发挥其价值之处，但也正是当下口述历史实践较为薄弱之处。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引进出版了台湾史语所的一整套口述历史著作，同时还组织一些专家编撰了民初纪元、民国经济、民国军制、民国军阀等一系列丛书。这些著作择取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专题，对台湾史语所搜集到的高水平口述资料进行重新编排和整理，为日后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一套口述史料，也显示了丛书主编利用口述史料的意识和水平，此举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该主编在对高级官员进行评价时，似乎仍然囿于某些惯性思维，所评内容未免显得空泛。在这方面，台湾同行显然走在了我们前面，如胡中伟先生在评价此系列丛书中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时所指出的：其中最差的就是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从整体来看只是“国防部史政局”所纂《抗日战史》与《戡乱战史》的移植，并无传主本人亲历亲睹的史实。白崇禧曾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1948年6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285个旅，198万人；1949年6月白崇禧移衡阳办公时还有150万官兵，何以半年内全军尽没，全书竞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胡先生上述批评与分析可谓深刻而犀利，他甚至认为此次历时三年十个月共128次访谈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未从白崇禧口中套取到比一般中下级军官更多的有益有启发性的史料”。他的评价虽然有些严苛，也有偏颇之处，但却给人以启发：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口述者记忆的偏差，有些因素是容易被察觉的，但也有些因素是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价值观的转变而难以意识到的。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这应该是口述历史的基本品格。
二问：口述实践何时规范?
事物的形式常常也是有作用的，尽管意义与形式并非完全地表里呼应，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形式的优劣影响着意义的深度与远度。在口述历史领域尤其如此。当下中国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在操作规范上还有着诸多需要考究之处，这影响着口述历史成长和成熟的速度与空间。
与传统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更加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但如果处理不好，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遗憾，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例如在匿名还是署名的问题上，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匿名是有损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的。“‘匿名’在许多方面是与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互相抵触的。首先，口述历史所追求的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如果让这些人隐姓埋名，岂不自相矛盾?”另外，匿名“势将导致强烈质疑，认为‘匿名’只是研究者自导自演，受访者并未被鼓励或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记录说话”。尽管许多口述人因考虑到种种因素拒绝署名，但如果能在口述开始前双方签订较为具体的授权书，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受访者有权拒绝谈论某些主题，也有权封存部分访谈，这样就会使受访人放心署名并进行口述。尽管署名问题看似是个细节问题，但署名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亲历者记忆的“真实性”，所以应该在保护口述对象隐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公开他们的身份、住址。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理者及研究者工作的严谨与规范程度。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不能只满足于学者自身研究的需要，
不能只以自我服务为目的，而是要时刻谨记今日的工作是在为后来者提供可靠、可用的历史资料。唐纳德・里奇曾经指出：“将口述历史狭隘地界定为只适用于大型档案收藏是不对的，但是访谈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并且应该承担法律、伦理和方法上的责任，包括将其访谈提供其他研究者验证或进一步运用的责任。”这就是说，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学者应该有做口述历史的眼光和觉悟，有意识地把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以便于其他研究者使用。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系列著作的受访人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者都用(化名)标注，在脚注中可以看到口述档案号，口述的全部档案资料(包括现场录音磁带、原始手稿、部分笔记、照片和相关资料)现存于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妇女口述史档案室”，便于读者查看。
再次回望中国大陆地区近些年的口述历史实践之路，可以发现：相较于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匮乏，口述历史领域更为严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口述历史的实践成果虽然令人目不暇给，然而规范、严谨的力作却是屈指可数。针对当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良莠不齐的现状，我们呼吁每一位做口述历史的人都能多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像为吴德做口述历史的朱元石所说：“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三问：人文意识如何体现?
按照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也就是说，口述历史是记录人的语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的。针对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曾经引用朱熹的话指出：“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而且他也“不敢说”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我们在充分肯定唐德刚先生对于口述历史筚路蓝缕之功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他的口述史作品确实也有不完美之处。唐德刚在修改受访人陈述的观点、语意、语句、字词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的做法是有悖于口述历史的基本出发点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提供一种更为准确的历史资料，但无形中却忽视和压抑了受访人的主体性，没有充分尊重受访人。对口述史受访人的尊重，最彻底的表现就是对访谈过程的真实记录，不管对象是专业学者、高级官员，抑或是普通民众、平头百姓，在口述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都应该享有同样的被彻底尊重的权利。特别是在整理录音形成文字环节，采访者不能因自己的专业身份而对口述史料不加标注地进行修改。同时，这种尊重不仅是人文意识的需要，也是记忆特点使然。就像口述历史领域资深学者齐红深先生所说：
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记忆的形成、修正和保持不仅取决于史实本身，而且受亲历者的价值观念及各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它还是历史过程终止后不断再认识、再修正的结果。我们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历史史实，还要保留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记忆是主观化了的历史。齐先生多年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对于口述历史操作过程中的人文特点认识非常深刻。他有能力非常准确地控制访谈的氛围及节奏，甚至注意到细节行为对于口述者的干扰，特别是当口述者进入完全的回忆状态时：“这时，你丝毫不能干扰他的思路，并且要小心地防止外界的任何打扰，甚至给他倒一杯水都可能使其感到惊恐，警惕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总能千方百计为口述者提供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让口述者尽情敞开自己的心扉，从而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
另外，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一般蕴含着口述者和研究者双方共同的生命体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学院荣休教授乔治・泰勒认为，好的口述史作品有助于了解传主“生活的种种动力，了解他的学术领域的观点，了解他的同事的看法，了解他的那些曾经激励过他的人们的评价，了解他的种种希望与恐惧(如果你逐字逐句细读的话)，了解他的成就和失败，以及了解他在人类社会史上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样的水平，口述史从业者就需要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口述者的生命体验置于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中，尽可能地增加与口述者接触的机会，并争取覆盖到所有场合。例如，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史时两人一共吃了六十余顿饭，他们曾一起小窗微酌，一起漫步公园，一起评论美女。寓居美国的胡适与异乡求学的唐德刚推心置腹，谈古论今。虽然后者怕破坏气氛，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确实有些细节无法完全还原，但二人生命体验的多次共鸣为唐氏日后写成口述历史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埋下了伏笔。做李宗仁口述史时，唐德刚在李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还成了通家之好，这“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唐氏甚至为此“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尽管他也觉得“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亲养老、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
口述历史是活的历史，是人的因素，它既描述结果，也关注过程。人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很少在传统历史中出现，在口述史中却成为了重头戏。处理好口述历史中人的因素，口述史作品就能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口述历史要具备人文情怀的关照、对真相的追求、对真理的诘问，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能越做越有收获，越做越有贡献。培养浓厚的人文意识，应是口述历史从业者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四问：口述史教学，更待何时?
20世纪60年代，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价值逐渐被教育界所认识，人们开始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育过程当中，出于教育目的而研究、搜集、整理和应用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在一系列口述历史教学计划的推动下，口述历史教育现在在西方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
将口述历史引入学校教育，是培养口述历史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手段，是教学领域里一个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述历史在中学历史和国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对西方口述历史教学的引介方面。综合来看，当代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还缺乏对口述史教学的系统探索和深入研究，这对于口述历史的学科化发展及后备人才培养都是极端不利的。
引入和运用口述历史的教学方法，指的是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课程资源或教学方法而应用于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当中，主要包括两种做法：一是将现有的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各种媒介形式呈现的口述资料纳入历史教学中，以补充现有教
学资料的缺乏与不足，侧重于对现有口述历史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而不需要学生亲自参与口述历史访谈；二是依托于一项与课程密切相关的具体口述历史计划，结合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全程参与整个口述历史过程，包括计划的选题、背景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访谈的准备与执行、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应用与评估等。这一研究兼具严谨的专业性和开放的综合性、理论的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
口述历史倡导提问、激发讨论并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现实，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接受者。它通过赋予学生研究课堂之外的世界的机会，能够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
(一)“口述史”与民族音乐研究
“口述史”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源头，许多民族神话传说就是“口述史”最原始的形式。从方法论上观察，民族音乐研究目前有两大突出优势，一是音乐田野作业；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也标明“口述史”对民族音乐研究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传承逻辑。对民族音乐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无疑是一场变革，在民族音乐领域，“口述史”研究逐渐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1、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影响最近十年来，随着“口述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民族音乐领域的“口述史”研究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与关注。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全新领域，将民族音乐置于“口述史学”的视野中进行研究，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态与事件的描述，而是注意到了音乐结构与音乐历史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并由此深入地发掘民族音乐所具有的人文价值与内涵。目前，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研究的趋势，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将为音乐研究与创作提供全新视角和理论参考。首先，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有利于当代音乐研究、创作与书写范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民族音乐学家逐渐关注各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观性，认为大量的民族音乐资料都是各民族先民对其音乐生活的主观记忆，而且有选择的保留、传承口述史。实际上，民族音乐“口述史”的根本就是关注民族音乐的口述形式、内容与社会维度，比如许多民族口头传承音乐并非需要某种正式场合，而是人们看到巫师或民间艺人的表演后才学会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跟着大人参加音乐活动，在歌唱、舞蹈、演奏以及祭祀、节庆中学会了音乐。土家族《摆手舞》就是典型的例子，跳《摆手舞》时，梯玛（巫师）在前领舞，人们随后跟着学，进行现场传授。民族音乐“口述史”对当代音乐研究、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指“口述史”方法对当代音乐研究、创作及书写范式创新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口述史”将许多神秘、鲜为人知的资料向人开放，增加了研究者与公众对历史文化的感悟，并积极使大量知识信息在社会推广和普及。随着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口述史”研究可借用必要的科技设备，尽可缩短工作时间，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提供崭新思路，真实、规范、严谨的田野实践为音乐研究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其次，民族音乐“口述史”能为音乐研究、创作提供大量生动的资料。现代“口述史”方法利用了先进录音、录像技术，能记载下生动的音乐历史事件与音乐表达形式，为更丰富、全面、准确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已有文献无[7]（P13）法提供的史实记忆。现代民族音乐口述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态和现象描述，而是注意到了各民族音乐历史及文化的口述，把各民族的人文历史、、民族理念、性格特征、民俗习惯与生存方式等直接作为音乐研究的材料，而且把口述形式的成果所反映的历史存在都作为民族音乐研究的内容。再次，民族音乐“口述史”可以为音乐研究、创作提供纵深研究和精致描述的途径。民族音乐“口述史”兴起是在现代音乐研究、创作发展的背景中展开的，它既强调音乐历史现象描述，同时也注重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当然，口头传播的资料本身就是民族音乐发展的主要内容，它作为一种相应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发挥着巨大作用。就民族音乐“口述史”目前的境遇而言，其主要问题除了音乐学科的接纳和学术界是否承认外，更多的是来自“口述史”学科内部，这些因素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体系、理论层面、研究方法、评价体系等。实践证明，近年来，“口述史”在民族音乐中的充分运用，有助于推动民族音乐研究、创作的完善，为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纵深渠道。2、民族音乐“口述史”的价值民族音乐的形态与表现形式是研究访谈的重要内容，内容翔实准确的口述访谈记录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很显然，它们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而且它们已经具备了“口述史学”的某些特征。实践证明，现代“口述史学”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完善民族音乐记叙、描述的内容，补缺以往民族音乐研究的误差与不足，填补资料上的漏洞，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反映事物。“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意味着民族音乐研究观念发生变化，人们寻求到了一条能够清晰记录、阐释音乐的路径，因为“口述史”不仅是民族音乐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成果形式，而且又是新理念。专家认为，现代“口述史”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向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8]（P59）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从实际与理论上观察，民族音乐研究可以从“口述史”中开拓自己的独特领域，这种理论创建有助于推动音乐研究与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推进民族音乐“口述史”学科建设的完善。3、民族音乐“口述史”的方法录音访谈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基本方法，但是访谈与“口述史”有着性质的区别。访谈是对被访者的访问记录。而“口述史”事实上是历史亲历者叙述的历史，是在对一定数量访谈录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现象给予真实叙述，并且给予本质上的解释以及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揭示。在对民族音乐采访、描述、记录等过程中，首先应该设计访谈内容与问题，力求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引导其准确、全面地再现记忆，科学充实口述内容，不失专业水准。其二要注意各民族习俗，掌握谈话技巧，形成良好互动，激活口述人记忆的节点。其三是注重访谈的每一个步骤，记录要点，在音乐演绎中了解该种类的发生、演变、演唱（奏）特点等方面的变迁，描述当下民族音乐正在发生的最鲜活的画面。实地调查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的重要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经验为民族音乐实地调查提供了工作示范，在民族音乐实地调查的一般程序上，我们把它分成准备、实施和撰写三个阶段。第一，选定调查地点，对某一社区的某一音乐种类或以某一民族音乐事象进行调查。第二，广泛的调查与访谈，亲自接触调查对象，证实不确定的情况，并熟悉环境。第三，做好调查记录，把口述人叙述的情况记录下来。学会利用先进录音、录像设备，丰富记录手段，保证大量资料能够利用和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描述与解释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的重要方法。一位民族音乐工作者要想反映、显示某种音乐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要陈述这种音乐文化本身的存在事[9]（P56）实以及这种音乐文化同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事实。笔者认为，描述、解释与评价在口述传承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民族音乐研究主要通过描述和解释来完成，由于口述内容、形式、性质的不同，有的运用描述，有的运用解释，还有采用两者的综合，它们都在描述民族音乐历史、形态、事象及其相互联系，成为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民族音乐“口述史”是民族音乐与“口述史”的交融。民族音乐和“口述史”分别代表音乐学和历史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式和呈现手段，也表现出了学科的交叉与交融。民族音乐“口述史”显然是自我表达民族音乐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各民族口述人对民族音乐的叙述，真实地还原了口述民族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文化，是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另一种参照。
(二)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目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它的研究优势并未被音乐学科全面采纳，就现代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存在如下问题：1、对“口述史”的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相互交流、互动更为频繁，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差异，构成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用口述传承历史文化这一做法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公认，因此对口述史认同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如今，对于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真实性、口述传统及其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优缺点等问题，尚未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但是，“口述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它不断地吸收多学科的先进方法与理论，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单从口述历史学的书写角度来看，它能给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丰富的材料、多样的方法以及诸多益处。2、口述事件的可信度民族音乐“口述史”材料是否真实可信，这是音乐学家最担心或关注的问题，所以“口述史”资料必须以史料学的方法进行检验甄别。无论是谁，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局限性的，一些民间艺人在回忆过去经历以及理解其经历，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只有经得起史料学检验的口述资料才能成为史料。其实，在具体实践中，情感分析与阶级分析都是判断口述事件可信度的重要方法，应该注意有价值的口述事件，并加以甄别，使之成为研究民族音乐的主要资料来源。3、记录、访问者的理解误差口述记录与采访时的气氛、访谈者的身份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采访者的学问、学识及判断理解能力等，都会影响采访者叙述、记忆、认识事件的误差程度。4、研究队伍薄弱、理论探讨欠缺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新兴的一门学科，从研究范围和研究主体来看，仍然未能引起重视，研究队伍显得单薄。在民族音乐学界，人们对“口述史”认识尚未统一，没有就民族音乐“口述史”的性质、方法、定义等达成共识，民族音乐“口述史”的理论研究还是个冷缺门，有待学者开垦。
(三)民族音乐“口述史”分类研究特点
民族音乐“口述史”是群众、艺人、学者等共同书写和表达音乐事象、音乐历史的独特方式，它为我们接近可靠、可信的音乐历史提供了可能。根据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所涉及的内容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1、以现象为中心研究民族音乐主要是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现象置入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进行考察研究，阐释其有关音乐特征、生存演变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作为体现学科方向的基本内容。以现象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指围绕现存的一些音乐现象，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叙述，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各民族音乐的存在状态和延续原因，有助于达到口述者对音乐现象回忆的真实性和民族音乐发展真实性的高度统一。以现象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体现出来两个特点：其一，必须陈述民族音乐本身的存在事实。在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中，音乐现象包含了音乐演唱（奏）形式、音乐文字形式、乐谱形式和图文形式，陈述民族音乐本身的存在事实，就是依据民族音乐观察资料的原本，按原样直观地进行“口述”式的全貌描述。但是，对民族音乐现象的直观描述不是绝对的“复原”与详细再现，这种直观描述的内容含量只能是音乐现象各个侧面基本面貌的有节制的描述。其二，必须陈述民族音乐现象与其他音乐之间的联系。根据“口述史”研究的特点，访谈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像、录音资料，便成了音乐研究工作者在“口述史”研究中讨论、显示这种音乐现象的基本方法。2、以事件为中心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中心是音乐活动事件，音乐活动事件的发生又都是与社会生活环境、音乐表演场合、历史语境及其表现形式有关联，人们围绕音乐事件，从发生原因开始，根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逻辑，记录口述者还原事件的过程。尽管口述者对音乐事件进行了改造和语言修饰，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材料是事件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在事件的还原与分析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分清主次，抓住事件的本质，积极关注事件的核心内容。民族音乐“口述史”有自己专业特性，口述者往往站在艺术的角度，受音乐情感表达与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们一般都围绕音乐表现、事件发生、场景、表达方式等进行材料取舍，并突出情感抒发的叙述。在对民族音乐“口述史”进行研究中，我们发现口述者偏爱对音乐表演片段的叙述，这些片段的音乐事件记忆被口述的绘声绘色，具有强烈的聚焦性。3、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新特点，国内把以人物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分成了两种：一种有中心人物口述、辅以其他人对他认识、评价的“口述史”研究。另一种是没有中心人物的口述，只[10]（P75）有别人对他的口述。以人物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不仅研究的是音乐家、创作者，而且需要研究民间艺人、传承人以及表演者，主要是考察、研究他们的个体音乐行为、思想状态、艺术观点，把他们思想认识与个人艺术实践联系起来考察。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以人物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在理论预设与立论基础上缺乏对音乐人物整体的关照，现有的研究侧重音乐人物系统和本体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对音乐人物静态描写和平面比较上。以人物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必须围绕人物参与音乐活动情况进行描述，一般时间跨度大、环境复杂，只要抓住主要矛盾，音乐人物研究才能顺利开展。4、以组织为中心民族音乐“口述史”以组织为中心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行业、单位、部门等为核心，围绕对组织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进行研究。由于“口述史”学的引入，民族音乐研究在方法与视角上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关注“以何种方式重构音乐史”以及“如何重构不同④地域音乐史”等诸多问题。民族音乐“口述史”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人们的群体行为，具有组织的连续性和断续性，口述时不可能再现历史的“原本”。组织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同人们的音乐行为、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密切联系，在研究中，要以影响组织的各种因素为研究点，通过它们来分析与组织涉及的事件、人物和传承方式。5、以时间为中心以时间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核心，也是民族音乐“口述史”叙事性的基本逻辑。有关民族音乐的传说源远流长，可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当时所发生的音乐事件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歌舞、戏曲等最能体现以时间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特点。以时间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可以窥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通过时间线索来考察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并以音乐事件发生时间为主要界限，把其产生以及发展过程予以复原。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以时间为中心的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意义往往大于它的音乐意义。
二、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的实存
土家族土司时期的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土家族口述音乐作品自然成了人们研究的热点，但是，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和书写土家族音乐却是凤毛麟角，因为它属于民族音乐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如今，在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中，我们力求“口述史”从观念、方法和技术上拓展研究空间，希望能弥补土家族土司时期音乐资料的缺陷，从而有可能确立土家族土司音乐乃至整个民族音乐的新音乐史观和音乐史写作方式。
(一)土家族土司音乐的人文环境
长期以来，土家族人聚居于湘鄂渝黔边邻地带，高山大川以及山地丛林使他们养成了山地性格，他们是典型的山地民族。远古时期，土家族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口述创世史诗《摆手歌》和《梯玛神歌》，同时，还创有大量带有口述性质的神话、猎歌、渔歌、劳动号子、哭嫁歌、丧歌、情歌、谚语、童话、寓言等等。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社会相对独立，他们崇拜祖先和神灵，有着非常强烈的“寻根”意识，而且这些思维与意识都能在口述的神话传说、歌谣等中找到。土家族人以农为本，勤劳耕种，由于山多坝少，不得不多开梯田来扩大耕地。土家族进入土司时代以后，中央政府与土司王朝都十分重视屯田，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加强同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经济交流，吸纳其他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音乐元素。我们发现，土家族土司时期的音乐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歌谣、说唱、舞蹈、戏曲、神话传说、谚语、民间故事、谜语、俗语等组成了土家族音乐的完整体系。比如土司时期流传下来的歌谣有祭祀歌《梯玛歌》《舍巴歌》《三棒鼓开台歌》《还傩愿》等，风俗歌《薅草锣鼓歌》《酉水号子》《丧堂歌》等；神话传说有《开天辟地》《佘香婆婆》《洛羽射日》等；民间故事《年节猜谜》《巧计砍虎》《半个工钱》；戏曲有《阳戏》《傩戏》《花灯戏》等。例如土家族传统说唱《一根藤》就是典型的口述音乐，属于土家族曲艺，人们运用“三棒鼓”的形式，叙述了一位名叫七乃的姑娘反抗土司的故事。《一根藤》通过骂媒婆、拒聘礼，到洞房打斗、进山复仇等等一系列生动的故事情节，用说唱的形式刻画了一位普通土家族妇女勇敢反抗土司压迫的形象。这些口述音乐题材主要描述了土家族人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勇于探索并且讲究伦理道德等等一系列正面形象。在众多的土家族实存口述音乐作品中，也都积极反映着土家族“独立自主的民族观”和“向善向美的价值观”，“口述史”研究方法使我们对土家族音乐中蕴含的哲学、文化、宗教、伦理及艺术价值等进行深入挖掘。土司时期的音乐是土司制度下的产物，它反映着土家族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劳动创造与审美情趣，这一时期的口述音乐，也都集中体现了土家族人的智慧。“土家族土司统治时期的各种制度，直接孕育和催生了土家族如梯玛神歌、廪歌、摆手歌、傩戏等较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这些艺术形式中，可看出他们与土家族宗教、民俗、生[11]（P109）产生活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正是在土司统治的特殊环境中，以及在湘鄂渝黔边区与外界的社会环境和内部的社会环境等合力中，以其族群为主体，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土家族音乐文化。
(二)土家族土司音乐的表现形式
土家族土司时期的口述音乐具有丰富、独特的表现形式，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形态，可以揭示土家族土司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使得土家族音乐历史的内容变得容易记忆和乐于传播。土司时期实存的土家族民间音乐种类很多，表现形式复杂，其主要表现为祭祀、风俗、劳动、战争四类（见表格）。土家族音乐多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如土家族打⑤喜花鼓、摆手歌、撒尔嗬等，都是歌、舞、乐结合的同一体，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自己鲜明而浓郁的风格特征。比如土家族土司音乐在调式上大多属于五声调式，但三音列、四音列结构占的比例较大；节奏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一方面从语音节律的基础上提炼而来，另一方面是受到劳动生活的影响而形成的；在旋律发展过程中，土司音乐多以羽调式、商调式为主，旋律简朴、单纯，以级进为多见。土家族土司音乐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口头传播是土司音乐传播的主要方式，但是，人们在吟唱、舞蹈以及表达音乐情感时，都没有脱离文化场景，而且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情感、兴趣、信仰对音乐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改，再创作成分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这些表现方式的变化都会对我们“口述史”研究带来不便。
(三)土家族土司音乐的历史语境
土司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土司制度的建立对土家族人的音乐生活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里，土家族社会仍然保留了渔猎、采集和山区农耕经济成分，在音乐文化上也体现着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社会和上古社会的遗风。从实存的土司音乐来观察，它表现的大多数是关于土家族人起源、迁徙、部族战争、消灾解禳、巫术、占卜及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之类的内容，而且大多与土家族梯玛的法事仪式、图腾崇拜、祭祀祈祷等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如今，运用“口述史”方法对土家族土司音乐进行研究，音乐语境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它就是一个拥有表演特性的音乐社会活动，具有自己的语境基础。土司时代，土家族人使用自己的语言，其语言被称为“土语”。由于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土家族人除了口传音乐艺术外，书写一直使用汉文。在明清时期，土家族人喜爱的竹枝词，土司文人写的诗、词、歌、赋都是用汉文。尤其是民间音乐，都深受汉文化影响，如土家族阳戏、花灯等剧目就是用汉族地区的本子，舞台用语也都是汉语。从土家族口述音乐材料中发现，其实土家族土司音乐是有具体语境的，比如“毛古斯”“咚咚喹”“打溜子”“摆手舞”“舍巴”等等，每一词条都是对土司音乐的定义，都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对土家族音乐的解释。在土家族音乐历史上，只有借助具体的语境，我们才能把握每一个土家族音乐概念的确切意义和适用范围，进而对土家族土司音乐有一个总体了解。
三、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的民族认同与重构
土家族土司音乐是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具体物化形式，在土家族口述音乐中，我们仿佛听到了土家族人的歌唱与呼喊，看到人们模拟动物的舞姿，如果简单地说它来源于生产劳动，可能有些武断。但我们认为，土家族土司音乐的目的性已十分明确，而且是共通的，它们都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为了激发感情，协调人们行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物化形式。土司音乐研究是土家族人从“自我”内化到“他者”叙事的一种嬗变，是一种音乐“记忆”的重构，同时也是土家族对土司音乐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可以说明以土家族土司音乐为中心推动的“口述史”研究与土家族土司音乐认同意识重构之间的关系。
(一)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的民族认同与重构
土家族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一样，有着共同的特性，但又存在着差异。对土家族土司音乐进行“口述史”研究，既要认知其与其他民族音乐的共同性，又要认知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民族音乐认同二元对立认知困境的出路。笔者认为，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的认知演变，是构建或重构民族音乐共存的重要基础。如今，人们在研究土家族土司音乐中，积极运用“观察”和“参与观察”方法，并根据“口述史学”的基本理论，打通了一条重返民族音乐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音乐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这一认同又成为音乐研究、民族音乐乃至“口述史”方法运用的基础。“民族是文化的维系体，而文化处在不断的进化中，这种进化牵动文化所维系的民族，使之不断的发展演化。这种发展演化是在民族特定的环境相一致的，民族文[12]（P129）化的发展演化是在其生境规约下实现的”。关于土家族土司文化的认同研究，国内学者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奠定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例如龚荫认为，对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有“存史”“资政”意义和“古为今用”；李良品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土司学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法、实证法、调查研究法和历史人类学法，存在着研究重点不突出、对土司文化不重视、资料整理及交流不规范等问题；谭必友运用史料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家族南部支系土司进行详细考察，并指出其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罗维庆认为，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社会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等。目前，学者们探讨土司文化的认同之于民族社会稳定的意义，也成了极具理论与现实价值的一项工作，对当下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研究的民族认同与重构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民族音乐研究的蓬勃发展，“口述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同时也去觉醒了土家族音乐研究之危机意识，促进了民族音乐“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在学习西方音乐的过程中，土家族土司音乐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有关“土家族”“土司”“舍巴”“梯玛神歌”“摆手舞”“打溜子”等话语，在民族音乐具体的语境下，构建了新的民族音乐知识。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该类研究来看，“口述史学”的引入对音乐观念建构及其对民族音乐认同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国内一些学者从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术立场出发，把口述史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料来源，参与建构新型的民族认同，其实，他们对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土家族土司音乐“口述史”的发展趋势与思考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05):47-58.
关键词：口述史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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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摘要]：近年，电视荧屏上兴起了多档“口述历史”类节目，为历史题材的电视传播开辟了新路。来自历史领域的“口述历史”，蕴含了一种全新的治史理念：以第一人称的微观个人史取代第三人称的宏观社会史；以历史生动、感性的一面取代客观、精确的史料。这些主张为历史类电视栏目的个人化、故事化、情感化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但是在个人化叙事中，由于记忆的局限、语言的片面、叙述者自我认同的需求及镜头前的表演欲望往往使得历史的真正意义被消解，而且，在大众娱乐性的需求下，不可靠的史实还成为电视揭秘、煽情的有利资源。此外，历史的再现还会受到社会语境与媒介生产的制约，节目的精英定位也将普通人排除在历史之外。因此，“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并非简单的对过去事实的回顾与描述，本质上它是对过去的一种复现与重构。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ew tv genre, “oral history,”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an original concept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oral history re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on history. it replaces a macro, objective, and factual approach with a micro, subjective, and narrative approach to historical past; history is narrated in a personalized and vivid fashion by individual person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past. the oral history tv genre resorts to the or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dopts a personalized narrative style in presenting historical events. however, such shows destroy the real meanings of history because of the limited memory and biased language of the narrator who is also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personal identities. in addition, such shows may use false historical facts in order to achieve public entertainment purposes, for example, to arouse certain emotions in their audiences. finally, factors like social contexts and media production may also affec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us, oral history television shows are not merely recollections or descriptions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rather, they reconstruct or represent the past.
key words: oral history；television shows；personalization；representation；reconstruction
口述历史，原本是一种基本的治史方法，但是近几年，经由各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拓展，“说”历史、“听”历史这种最古老的历史传承方式在荧屏上重新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与电视栏目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类型追求，创造出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见证》、《讲述》，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湖北卫视的《往事》等等。对于历史的电视传播，口述的方式不仅拓展了电视栏目的文本内容，也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然而由于电视传播的特殊性，“口述历史”在影像空间里，并没有完成其“最大可能复原历史”的初衷，而是成为一种保证收视率的 艺术 表现手法，并承担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本文拟从历史学及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析该类节目建构历史的真相。
影像与口述：史观变迁下的栏目创新
对于历史的呈现，主要有书写史与口述史两种方式。书写史由历史学家撰写，偏向上层或官方的记述，“往往抱有惩恶扬善、经世致用的目的，希望通过历史的书写来论证现任政权、政策的正统性、正确性”，（周新国，2005：121）带有“帝王史”、“ 政治 史”、“精英史”的特色。口述史则更多地来自于民众本身，由活着的人的记忆构成，以感知来认识历史及其现实线索，偏重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为历史文本提供丰富的细节。尽管人类以口耳相传记事的历史，远远长于其“有史以来”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口述史仅仅作为拓展、补充书写史的方法来提倡，是书写史的附属品。一直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史学的 发展 ，人们开始将其作为促使历史研究范式更新的新观念来主张，口述历史渐渐成为与大众亲密接触的显学。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首次提出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概念，主张“以影视的方法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hayden white，1988）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口述史的蓬勃发展共同打破了“读”历史、“写”历史的传统研究模式，成为发现“新历史”的新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影视文本的创作，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成为影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新史观”主张以个人命运来折射社会历史，认为“能保持下去的惟一具体的历史，永远是那种基于个人叙述的历史”，（哈拉尔德•韦尔策，2007：24-25）“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郭于华，2008）因此，无论是影像史学还是口述历史都致力于寻找个人经历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的联系，希望透过微观的经验材料去展示宏观的社会历史，这为电视历史栏目的创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我国以往的历史影像，尤其是涉及历史伟人或重大事件的 文献 记录片，创作者大多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长期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为保证影片的精确性，偏重对文献的考证，堆砌文字材料，再辅以相应的影像资料，以专家口吻就事论事的进行静态阐述。可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味方式正在逐渐改变，在感受过庄严宏大的叙事后，转而欢迎扎扎实实的个案梳理，从小角度切入、感受以往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历史。（胡永芳，2006）在新史观的启发下，影像工作者开始在历史题材中突出“人的主题”，体现历史的人文关怀，大胆的将历史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放在历史影像五种基本镜头画面（有关历史的影像资料、有关历史的文献资料、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活动的遗址与环境、专家学者的访谈评价）中最突出的位置。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只有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心世界才能理解历史的主要部分。中央电视台《见证•亲历》栏目曾制作了十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节目，第十集《生于一九七八》便是由五个生于1978年的年轻人讲述自己这三十年来的成长经历，透过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来展现特定群体的生活史、价值观及文化心态，继而挖掘个体生命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的相互关系。借此，“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李泽厚，2008：30）的史学观点得到验证。
其次，表现个体故事时采取第一人称的自述而非第三人称的代述，则是口述历史的最大特色。在它看来，要还原历史更真实、更丰富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仰仗人们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见证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只有他本人才有资格说的真实经历，这种独特身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强烈的真实效果。因为“我”不只是一个方便的叙述角度，而且是一个对经验真实的承诺和宣称。写历史可以是替别人记叙，作见证却不能由别人代言。“我”给公众提供的史实，是非常个人的、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的微观史实。（徐贲，2008）
口述历史对亲历者、见证者身份的强调，与电视传播的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电视传播的直观性、形象性决定了影像表现的历史中，人证、物证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字记述。即使拥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倘若无法找到与其相应的影像、人物和事件遗迹，书面的历史也很难适合于电视媒体的表现。因此，在历史类电视栏目中，能否找到恰当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是否愿意出镜接受采访，有无历史物证和影像资料，往往决定某一段落甚至全片的可信性、可看度。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的制作人张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创作心态，“即使每一个人的叙述总会有意无意地掩盖些什么，回避些什么，甚至虚构些什么，我们不考证他的话是否属实，只要他是事件的亲历当事人，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就足够了。”（郭宇宽，2005）就影像传播中的口述历史而言，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已足以引发观众的兴趣。
再次，与传统史学研究强调史料的客观性、精确性、严肃性不同，新史观承认历史应有其感性的一面，诸多形式化的限制会使历史脱离真实语境，失去特定时空的生活气息，而影像与口述的结合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通过见证者对历史场景及自身感受的描述，让人们得以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重构出生动的历史画面。新的史学主张为历史类电视栏目的故事化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如今电视节目面临着越来越故事化、内心化、传奇化的趋势。故事性的强弱和节目收视率几乎是成正比的关系，会不会讲故事、有没有传奇性情节，是节目成功的关键。历史类节目若要在栏目竞争中脱颖而出，便不能继续以往“解说+画面”的制作方式，引入口述历史的模式成为栏目创新的必然之举。亲历者/见证者“口述”中大量口语的使用以及讲述者自我展示的需要，使得口述内容常常带有夸张、荒诞、趣味、情节化等故事化特征，这为影像传播带来了故事化、传奇化、情感化的艺术效果。口述者往往以“说来话长”、“很久、很久之前”之类的句式开始，在叙述过程中，抽象的概念被转为具体现象的表达，有矛盾的冲突，也有情绪的起伏，以此构成一个个精彩生动的故事。
故事的讲述过程也是抒发情感的过程，口述的形式同时也为记录情境的塑造提供了颇具感染力的情感性画面。在口述历史类节目中，片子从人的视觉经验出发，通过捕捉、放大叙述者的细节行为，记录与话语叙述同步进行的动作，还有画面色调的变化、光线的处理以及不同景别的合理搭配，不仅使得局限空间内的画面视觉层次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丰富了视觉效果，并且让观众感觉到似乎不是在看电视或其他的 电子 媒介，而是在与叙述者面对面，听他/她像一位朋友或长辈似的向自己讲述已经尘封多年的往事。叙述者和观众之间所形成的对话关系、画面中口述时刻的情感流露，声音元素所发挥的独特魅力能调动观众的伦理感情，唤起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口述片段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立体的认识。这些都顺应了电视节目“好看、好听”的内在要求。
尽管历史见证人的这种个人化、故事化表达揭开了一些历史中曾经被忽略、被遗忘甚至被有意遮蔽的隐秘地带，也使许多细节还原和凸显出来，但是既然是个人叙事，便有它一隅之见的局限性。因此，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叙事往往陷入了另一个悖论，历史的严肃性被个体随意性和盲目性取代，历史的整体性也被零散的个体性所模糊。
口述历史：个人化的叙事与表演
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历史类节目通过人物专访，将一段历史几乎完全是由个人的语言来传达。这让我们听到了他们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特殊经历，他们对自己体验的解释，对当时事件的理解或不理解，让我们更好地懂得了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个人化叙事使得历史因为个体生存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的丰富。但叙述中往往有对已知历史内容的简单重复，有对主要叙述空隙的填补，也有个人的猜测，甚至有道听途说或主观愿望。这就表明，一旦时过境迁，即使是亲历者的记忆也不免夹带了主观臆断的成分，历史以其虚构性的想象和带有叙述者主观性体验的面貌出现，与史实本身已有距离。从其叙述的历史表象来看，倒很符合卡尔•波普尔所说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朱立元，1997：39）史实的不可靠传达，与个人化叙述与生俱来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分不开。
在这类访谈节目中，个人以语言来描述记忆。实际经历往往零乱、复杂和不明晰，而“讲述”或“叙述”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访谈者在述说经验的过程中，会将复杂经验改变为可以述说，并在时间序列与因果关系上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有时会前后颠倒、有时省略自以为不重要的部分，突出对个人有意义或有利的地方，或者填补空白或模糊之处。更常见的情况是把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交换。这样做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故意的。（杨祥银，2004：162）
“无意识”，源于受访人不可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来观察、描述该事。每个亲历者对历史的体验与记忆都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每个人的记忆也只是拘囿于自我的个体选择与遗忘，因此每个人的真实记忆中都带有本能衍射的混沌与错乱，他对事实的理解可能是不准确的，其价值判断可能有一定的歪曲性。
“有意识”，一方面是因为叙述者的表达与他的自我认同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叙述者讲述话语中所蕴含的意义体系提供了他自我认同的框架，个体通过讲故事，使自己的经历变得有意义，获得一种认同感，一种身份。他甚至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由于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人们总是在利用文化为自己的存在进行注解，同样，也在利用过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当文化不断地把历史推到人类的视野中的同时，人们似乎也采用相同的策略来处理历史的问题，那就是把过去当作一种记忆，当作一种有利于当下存在的记忆。在口述历史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解释过去，把过去的事情当作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加以谈论。当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为现存的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利用各种手段来遗忘过去。根据现在的需要来选择过去正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这是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和在这本能基础上的文化策略。所以，进入记忆的历史总是要和现实相联系，并且也只有被赋予了现实的意义之后才成为活生生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有了落脚点。（张伟明，2005）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不管受访者想怎样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可是由于受访者在口述历史访谈中的主角地位，使得这种叙述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摄影机的在场，观众的想象性关系更是增加了其表演的欲望。对于一位一生经历有“历史价值”的受访者而言，他（她）们经常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知道自己为何受访），或采访者已说明他或她的期望。或者，他（她）们揣测访问者的社会角色与态度。如此，“过去”常被选择性重建（混合本身记忆，以及与他人共同建立的记忆），来使某种现实状况合理化，或解释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系，并同时满足访问者的需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口述历史中，“历史叙事是词语的构造，其内容既可以说是发现的，也可以说是创作的，而其形式与其说是与 科学 的共性多，不如说是与文学的共性多。”（赵世瑜，2003）尽管历史影像中叙述的宗旨已经脱离了所谓史实的真实性范畴而转向了语言的叙述性游戏，如何理解和思考历史只是口述者个性化感悟历史的 自然 结果；但是对电视而言，不可靠的记忆并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有利的资源，它使得历史与故事、真实与想象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与融合。因为与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复原历史，揭示历史真相”的目的不同，历史影像的制作人构建历史陈述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是出于艺术和伦理考虑，历史的真伪已无关紧要。这便是大众传播中历史建构的悖论：历史要求真相，媒介则需要效果。历史的严肃性渐渐让步于传播的娱乐性需求，收视率的要求使其口述历史成为一种表演。
此外，我们不仅要看到个体视角及认知的局限性对于历史客观性的妨碍，同时也应考虑社会语境及媒体生产对于历史再现的制约。控制个人记忆与忘却的机制是什么？口述类历史节目所描述的历史叙事到底是对个人意义的彰显还是排除与遮蔽？
历史 生产：集体记忆的复现与重构
尽管深知“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2-83）但康纳顿仍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保罗•康纳顿，2000：3）为此，记忆有了延续和传承的内在诉求。而实现这一诉求，保持记忆的完整鲜活，惟一可能的方式是记忆的不断复现。复现总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方式和载体的，在信息社会中，电视传媒成为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依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和描述，还是对过去的重构。所以，任何历史题材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的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那么，电视是否在某种社会意义的掌控下，定义何者是“当代或过去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定义“谁是知道过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们诠释过去的权力？借着这样的口述历史采访所得资料，仍然为男性、主要族群、知识阶层、 政治 权力掌控者所认知的过去，以合理化某种社会现实？（王明珂，1996）针对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我们可以从个人记忆的当下性以及节目制作的现实需求两个方面来探讨节目对历史的重构。
首先，在口述历史类的节目中，受访者的讲述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在此，被访问者具有双重身份：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与历史文本的阅读者。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的角色，被访问者更接近于历史对象的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历史文本的“行动作者”，它可以对历史对象的解释进行发挥，渗透他的主体意识。同时，被访问者却还具有另外一种角色——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在口述采访中，被访问者更大程度上担任和表现的是其作为历史文本阅读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成分并不是分开的，它们同存于被访者个体之中。阅读者角色常常在影响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角色的正常发挥，因为阅读者身处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必然受其影响，显示出讲述的时代性。（陈旭清，2006）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中，讲述人杨麟表现了以往历史记载中“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大流氓”杜月笙“精通做人之道、有着一身的侠气和一颗鲜明的爱国心”的一面，这与当前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解读的社会文化倾向是分不开的。因此，虽然被访问者对于历史对象的讲述是个人化的，但不是无限开放的，而是存在集体记忆、社会语境的制约。个人“自我的叙事离不开自我所属的地方文化体系，该体系内的解释实践 自然 会对自我的叙事产生影响。”（诺曼•k•邓金，2004：67）正如保罗•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的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约翰•托什，1987）
其次，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无论是选题还是嘉宾的选择都无不体现出当前政治现实的需要。在英美等国，口述历史主要被作为一种打破传统史料来源局限的有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诸如 经济 史、劳工史、社会史、政治史、 企业 史、部落史、宗教史等研究领域，人们希望历史研究从此可以避免单一政治史研究的弊端，关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其最有意义和可行性的选题，几乎都是忠于时代的要求的。那些“在地方上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并乐于言说的话题，处于集体记忆的高密度区域”（ 陈旭清，2006）的热点问题被反复提及，如抗战访谈中关于艰苦、战斗的诉说，文革时代关于政治斗争、知青生活的讲述，以及政治领袖、英雄人物的生平往事。而那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由于其自然、平淡、习以为常而往往为人们所不屑一提。
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许多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70-94）由此出发，能够加强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常常被人们所强调，而那些与群体凝聚无关的、或者是不利于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则往往容易被群体所忽略、扭曲，甚至刻意遗忘。任何社会群体的历史都是该人群共同体对特定历史情境作出选择性记忆与叙述的结果，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特定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群体利益需求。当外在的利益环境发生变迁时，群体通常会重新调整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并且不断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叙述，以激发起群体新的认同和凝聚。（王明珂，2006：24-33）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于2008年10月18日制作了一期《通海大地震揭秘》的节目，讲述了1970年发生在云南通海的地震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消息被封锁、被隐瞒的往事，该事件让人们联想起发生在2008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与历史类似事件的对比，让人们对当前政府的信息公开政策、执政能力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认同。正所谓“世界上其实本来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异。”（葛兆光，2001）
此外，口述历史还主张，要“自下而上”的研究历史，历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再是充斥以往历史著作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等上层精英，而是普通的民众及其经验与情感。在口述史学家看来，“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陆象淦，1988：220-225）只有大量引进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才能够充分认识民众的历史作用。保罗•汤普逊评价其“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保尔•汤普逊，2000：6）
但是，口述历史类节目中的受访者大多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无论是时间关系、历史因果关系，在叙述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必不可少的“历史转换语”都是精英们掌握的基本话语技术。正是这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民众区分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李猛，1998）上文所提到的《见证•亲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生于一九七八年》这期节目，尽管采取了以个人生活史触摸宏观历史的制作模式，但是所选取的五个讲述人，都是主编、主持人、公司经理等，并没有涉及生于一九七八年的不知名人士。可见，普通百姓无法拥有表达并传递记忆的有效渠道，很难指望他们的经历能够进入影像历史的话语空间。他们对历史的作用是用被概化的“范畴”（比如“人民”、“劳动人民”或者“贫农”等等）来 计算 的。
节目之所以挑选某一个人作为受访人，尽管牵涉到主事者对历史意义的考量，例如能够填补历史的空白，或能否解答历史演变的关键问题等，然而更多时候考虑的却是，该叙述文本制成之后是供何种消费者来阅读，而此一消费需求能否鼓励生产？许多口述历史类节目的精英定位使得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束缚。就算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讲述，那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伟人们的思想、行为如何影响到了普通人的世界观，而非真正挖掘普通人的生命历程、文化价值及心态如何与宏观的社会背景镶嵌咬合。普通人仍然是证据不足的存在者，个体经验的意义仍然欠缺着。因为如果个人经验只有贴上了某种特殊的历史标签才有意义，这其实正是对个体经验的抹煞。
综上，口述历史类节目以私人记忆、民间记忆的方式，凭借其丰富生动的叙事 艺术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家失忆”的局面，（朱大可，2004）其历史内容可能是虚构的，其建构大众历史意识的社会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是，应该防止历史的个人化叙事走向一种浅薄的消费主义思潮，把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转化为一场刺激眼球与收视率的大众文化闹剧。同时，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节目更应遵循口述史的初衷，力图为其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民众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
第一，该书结构新颖。全书69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7章.第一章是绪论，不仅系统地阐明了对历史地理研究范畴的认识，追溯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史先生对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可以订正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确实之处，如宋夏战争中的永乐城，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史料的记载与实际的地方不相符合，而且认为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并行运用，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此外绪论还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第二章至第七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历史地理，在很长时期历史地理学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随着地理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注人，它才被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很重要，这一点在绪论里史先生有反复论述，所以《纲要》一书在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同时，亦用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水文、地形、植被、海岸与农牧地区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特别着重叙述了黄河中游地区森林草原的盈缩，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过程，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内容翔实，引用史料广泛，特别是把黄河中游的侵蚀和下游的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在侵蚀和堆积方面又引进计量研究，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的变迁具体化、数量化，这就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是文明古国，《纲要》关于历史人文地理涉及到人口、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探讨，其中不少新资料，尚为人们所鲜知，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第五，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力求治学为世所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历史时期地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而获得其间的演变规律，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当前和今后的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作为地理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尤其是在加入人为的作用后，其演变情形就更加复杂了。无论是民族、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文化皆与当时的地理现象有关，因此人地关系就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根红线。《纲要》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为主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地理现象和事物，脉络清晰，内容紧凑。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主要是我国人民群众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记录，其中具有巨大的成功，又有曲折失误的史实。作者对地理环境和人文演变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做到古为今用，这在《纲要》中常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