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比较教育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方法论建设
1817年，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初步建立，朱利安因此被视为比较教育学鼻祖。朱利安在创建比较教育学的同时开创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1]。此后，各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推陈出新，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因此得到很大发展。
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定义
在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定立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2]，因此，明确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何为方法论？王建梁[3]、叶澜教授[4]、李志才[5]、朱旭东[6]等学者都对方法论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尽管具体论述不同，但各学者对方法论内核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均体现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这一认识。
那么，何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朱旭东在论述方法论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就是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式的探讨，即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态度，指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与采取的途径”[7]。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认为它由三个维度组成：“一是体现比较教育学科本质特征之一的‘比较方法’；二是工具性的、所有学科都在使用的操作性、技术性方法，由定性、定量和政策分析等方法构成；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它是通过多种形式体现的，即研究路径、范式、视角、研究单位、研究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研究理论。”[8]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类型
在方法论上，早期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一致认为“学校外部的事情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一致性随着贝雷迪、霍姆斯、诺亚和埃克斯坦等人的论争被完全打破。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种方法论并存、共同发挥作用的景象。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在早期比较教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朱利安1817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提出“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从中演绎出一定的原则和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9]，试图通过实证方式把教育建成一门实证科学。此后，著名学者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诺亚和埃克斯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七步骤”及霍姆斯的“问题法”等均体现了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特征，致力于“把比较教育变为更加科学的事业”。他们把追求客观、证实的实证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推动比较教育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经过不断发展与修正，实证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使用一定检验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验证，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注重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并通过研究成果扩展知识，讲究知识生成的科学性和知识推广的普遍性。”[10]然而，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存在缺陷，如其强调的量化研究方法无法灵活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数据也不一定具有较高信、效度等，使得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渐式微。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是试图通过更严格的量化分析与统计处理建立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11]。
（二） 历史主义方法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康德尔、汉斯等人。康德尔和汉斯非常重视历史在教育中的作用，康德尔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立足于历史，认为比较教育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是教育史从过去到现在的继续”[12]；汉斯也倡导使用历史方法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并设计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步骤，即“从历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制度的密切联系角度分别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收集不同国家现存教育制度的资料”[13]。经过不断实践与发展，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背景中加以研究；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从历史角度看待比较教育”[14]。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发展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自身缺陷的不断暴露，历史主义方法论逐步式微。但是，它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功能主义方法论
功能主义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理论学家斯宾塞的有机论，在20世纪中叶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功能主义理论[15]。50年代后期，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下，功能主义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的正宗思想。在当时，美国的比较教育还没有从教育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这为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随后，帕森斯的学生安德森率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安德森“从教育的多功能性、测量学校所做事情的难度、对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解释以及学校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功能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16]。同一时期，玛丽・让・鲍曼和福斯特等也把功能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扩大了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从70年代伊始，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逐渐衰微。但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从没停止对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这些批判与责难，使得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影响再次得到扩展和深化。
（四）“区域研究”方法论
区域研究方法论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90年代初，日本学者马越彻倡导把区域研究方法论引进比较教育研究，开启了比较教育研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的先河。面对新世纪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比较教育学界“再次重新探讨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有效性及比较教育学如何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等问题”[17]。对此，《2009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倡议，在开展区域研究、发展比较研究时，“研究目的应以学习借鉴为主；研究重点应是各地对国家教育政策法规的创造性执行，以便其他区域学习借鉴其基本思路和一些具体举措；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包括指向特定区域、为其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建设性意见和为政府提供各区域间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报告，以便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各地区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进而实施相应的调整与改进”[18]，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好地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为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发展服务明确了方向。
三、关于“比较”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理解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关系到比较教育如何挣脱方法论误区。何茜根据“比较”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把其分成四个层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和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19]
（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思维品质层次来说，比较教育学科中的“比较”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独有，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人类构建的学科研究”[20]；“是对所比对象进行分析的思维过程，它甚至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从思维层面成为比较教育学的基本属性”[21]。关于“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贝雷迪曾提出比较“是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22]。可以说，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比较无不存在，并时刻活跃着。比较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
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比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普适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并不为比较教育学科独有。其内涵大致如下：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其次，科学的比较思维要求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同时，科学的比较要求从现象的比较走向本质的比较[23]。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的“比较”是对作为思维方式的“比较”的升华，它遵从具体而明确的研究计划和步骤，具有严谨的科学规范和特定的操作程序。
（三）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
比较教育学的比较视野“是比较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本体特征”[24]，从该层面理解“比较”能更好地论证比较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和学科性质。在谈到“比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时，陈时见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整体视野考察研究对象形成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比较视野”[25]。比较教育学教材通常用“比较法”定义比较教育学，认为“比较法是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主体，是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26]。这一观点确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作为方法论的“比较”的确能体现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此外，从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还使得“比较方法能够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则性’的理论论说。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使用同时具有发展、检验和修正教育理论的功能，并对教育现象的‘共性’和‘通则’进行理论论说”[27]。
（四）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
对比较教育中“比较”的认知可上升到“比较范式”，能够促使比较教育学者树立更加坚定的学科信念，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稳定比较教育学科地位。要把对“比较”的认识上升到“比较范式”，要求“在对比较作用的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为信念”[28]。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定的比较教育学科信念，努力形成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研究取向，构建恰当的话语体系，把“比较”从技术层面的具体科学方法和人类思维方式上升到“比较范式”。同时，不局限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分析，而是把显性的“比较”与隐性的“比较”结合起来，把有意识“比较”和无意识“比较”统一起来，让“比较”更好地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前行。
四、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当代比较教育学界出现了关于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等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一）科际整合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17世纪思想家莱布尼茨“梦想用普通的科学语言和推理演算改造一切科学，打破不同语言造成的隔阂，进而实现科学的整合”[29]，开启了科际整合实践。科际整合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形成的方法论原则，并在各学科领域得到普遍运用，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采和魅力”[30]。在比较教育学科开展科际整合研究是解决比较教育方法论泛化、研究视域局限及学科危机等困境的有效方法，其实现主要是从方法论层面整体考量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袁利平分析了比较教育开展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境遇，认为“从比较教育学科特征来看，跨学科性是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从方法论角度说，科际整合研究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从发生学角度看，比较教育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探讨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基础；从中外学术发展趋向看，科际整合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向”。他还提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三个环节，即“寻找焦点，凝聚视界”、“相互启迪，发掘共源”和“扩大领域，提升境界”，同时指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31]。科际整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各学者在探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更替与发展的前提下，对其演进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具有纷繁的文化内涵，提出只有以文化为落脚点进行方法论反思才能正确认识其地位和价值。著名学者霍夫曼（D.M.Hoffman）曾提出：“比较教育与文化学的诸多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比较教育研究中有许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与概念都需要对之进行一些文化概念方面的相关考虑。”针对文化研究如何支持比较研究，霍夫曼认为：“文化方法应当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借助它建构比较教育的研究框架而非仅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凭借于此可获得许多新途径探寻比较教育领域中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32]《2007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对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也做了总结，称“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文化是天然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演进不只是操作性知识的革新与进步，更是代表某种文化的一套价值判断和意义体系”[33]。但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多元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存在矛盾，“文化异质性导致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在促进比较教育理论发展的同时引发了比较教育学科认同危机”[34]。针对这一问题，项贤明提出比较教育研究“和”的模式，王长纯提出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为解决由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与比较教育学科同一性矛盾提供了新视野。
五、结语
方法论建设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从比较教育学科创建之时起到当前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从未停止过。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逐步从早期的“一元”走向今日的“多元”，从“单一”迈向“丰富”，实现方法论的时代转化，逐步建成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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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比较教育；教材；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0-05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4）01-0025-05
20世纪以来，比较教育以其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和学科界限的研究思想，不断吸纳和借鉴教育领域的各种理论和经验，为推动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为跟上科技革命和战后重建步伐，纷纷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教育课程，出版大量比较教育教材和刊物，并组建了比较教育学术团体和组织，产生各类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然而，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比较教育学家开始对比较教育的概念、定义和方法论产生了分歧，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学科地位提出了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表现出对学科身份危机的概念化和表面化”[1]。姑且不论比较教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研究领域抑或是一种跨文化的视域，做好比较教育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对于打造学术共同体及推动学科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教材，作为一门学科一个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集合，既是这门学科的学术阶段成果的整体反映，更是引导新一代科研人员研究方向的入门指导材料。对中国大陆比较教育学教材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反思和梳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比较教育学。
1 教材的选取与结构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外国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描述和介绍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及深入和扩展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下文提及的发展阶段均按此标准）。这30年间我国各师范院校和部分大学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国内大陆也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教育学教材。为此，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比较”、“教育”等，在读秀数据库（该数据库拥有全国品种最多的中文电子图书，总量达到280万种中文图书信息以及200万种中文图书全文，基本囊括了国内出版的所有中文图书）中筛选出1979～2010年比较教育学教材共20本（鉴于“教材”的界定较为模糊，本文以书籍性质和编著目的作为筛选标准，选取用于我国比较教育学教学和自学的书籍，不包括来自港澳台及国外的编、译著，不包括比较教育的专项研究著作，如学科及方法论研究、国别研究、各级各类专题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发展教育研究等）。根据我国比较教育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每本著作为分析单位，对该批教材的结构特征和内容体系进行梳理，并根据教材的代表性和整体性，从每个阶段选取一本使用较广泛、影响较大的教材展开定性分析，分别是1982年由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编的《比较教育》（我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目前已是1999年第3版，2002年第19次印刷）、1989年由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教材，目前已是1999年第2版，2002年第14次印刷）及2008年由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全国十四所著名大学联合编写）。以下简称为王本、吴本、冯本。
根据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层次分析，“比较教育学科呈现出‘三圈层、多交叉结构’的框架，即第一圈层是比较教育发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比较范式；第二圈层是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国际教育，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比较视野。根据国际教育的不同范围，又可以把国际教育具体划分为国别教育、区域教育、跨国教育和全球教育；第三圈层是教育比较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具体的教育事实，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具体的比较方法。”[2]据此，本文从比较教育发展研究、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和教育比较研究三个圈层及内含的多个子领域对中国比较教育三个发展阶段的教材结构进行梳理。
结构上，我国比较教育教材的结构通常可分为比较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以及教育比较研究三个部分，其内容平均篇幅分别占全书的31.8%、40.1%、28.1%，这较符合“以比较范式为体系的核心层、比较视野的主体层以及比较方法的拓展层”[2]的三层人才培养目标。时间上，从比较教育发展第二阶段开始，教材中加大了对学科自身理论的探讨以及国际与全球教育领域的拓展，涵盖了我国学者这一时期对学科体系内含、外延一些新的理解与思考。类型划分上，按照各部分内容的篇幅比例是否超过50%，可以将教材分为四种类型。（1）学科型（共3本），侧重介绍学科基本理论、方法论、学科史等方面的研究，注重学生对学科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多适于比较教育学专业学生。其中，冯增俊主编的《比较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方向上有较大影响；（2）国际教育型（共8本），以吴本为代表，其主要是通过描述、介绍少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概况及世界教育的发展现状，以期开拓学生跨文化教育的知识视野，适合于教育学领域各类人群，是国内较主流的结构模式；（3）专题比较型（共4本），侧重于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主要是在跨文化背景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质的或量的研究方法对各级各类教育专题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同时为其他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借鉴，王本是该类的典型；（4）综合型（共5本），该类型试图平衡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努力建设比较教育学科体系的同时，积极反映国际教育发展的新成果，内容包括对学科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各国和各类教育的介绍和比较，对国际教育、发展教育以及各类教育思潮的关注，使学生能以比较的视野，运用比较的方法参与到当代国际教育改革的动态研究中。其中，冯本是该类教材的代表，其整合了近10年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的思考。
2 教材内容的分析
2.1 学科建设研究
样本中比较教育研究方面主要涵盖三部分内容，即学科基本理论、方法与方法论、学科史，篇幅各占该部分的37.4%、45.5%和17.1%，体现了学者们对学科理论体系，尤其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侧重。下面就该部分关注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
1）何为比较教育与比较教育何为。正如法国学者卡里（J.M.Carree）所说：“比较X学不是X学的比较，不是X的比较研究。”[3]比较教育绝非仅仅是教育的比较，那它究竟是学科、领域还是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又是什么？王本在1982年认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4]吴本在7年后提出“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5]而冯本则借用顾明远的定义为蓝本，指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科学。”[6]首先，比较教育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个无法取代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建设学科体系。三本教材定义的变化反映出比较教育学学科化过程是一个遵循学科的客观真实性、专业独特性和有机系统性特征，将偏实利、弱专业和欠系统的“比较教育”逐步建设成为重学理、强专业、有学体的“比较教育学”。在学科建设道路上从边界模糊逐渐走向边界清晰，这需要多维度地理解比较教育。三本教材对比较的理解是从最初经验形态的认识层及技术形态的方法层上升到了理论形态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式，以比较法为主的研究取向也转变为多元一体的、系统的、生态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论取向。其次，研究目的多样化，从王本的“扩大眼界、借鉴-改善、培养分析能力”到吴本的“借鉴-改善为主，国际交流为辅”最后发展为冯本的“认识现代教育、借鉴-改善、探讨教育规律、国际交流与理解、推进全球教育”等。冯本在“借鉴”基础上增加了“达到对当代国际教育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一重要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处于社会发展上升期的比较教育，其目的主要仍是借鉴他者、繁荣自己，并随着渐入社会高度发展期，开始寻求“理解”和“共存”。最后，研究对象方面，三本教材都认为从研究领域上涉及教育整个领域，研究时间上以当代教育为中心，研究空间上则主要以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为对象。但也有区别，王本只提到外国教育而未提到本国教育；冯本则提到不同国家和区域教育，相较前两本更突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性、交流性和发展性。
2）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是发展学科建设的关键支点，方法论的建设是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理解的重要成果。三本教材对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分析框架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自1993年比较教育身份危机在大陆受到关注后，方法及方法论方面成果不断产生，这在冯本中得到体现。方法论方面，王本和吴本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冯本则更多强调“以新的世界体系为基础，建立在国际教育的整体性视野基础上，建立在多元文化思维层面的比较视野的基础上”[6]三本教材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首先从方法论体系的纵向结构上，都在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冯本在此基础上则强调以作为比较教育中最大量现象的、代表比较教育学一般逻辑起点的国际教育为基础，在尊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明确比较视野作为比较教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并以此决定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方法方面，王本简述了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四种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吴本简要介绍了调查法、文献法等几种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只能借鉴而不能直接将西方的一些理论框架如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等作为方法论基础；冯本则就因素论、实证主义等8个分析框架和描述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8个研究方法的内容、特点、演进、趋势进行了较全面的剖析。随着各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的引入，以及质的和量的、实证的和思辨的各类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已从过去的‘一元’、‘单极’走向现今的‘多元’与‘多极’，即由过去片面地强调定量的分析方法与统计技术逐渐走向目前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这一趋向”[7]。
2.2 国际教育研究
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作为比较教育学研究领域的主体，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即国别教育、国际组织对世界教育的评论和建议、世界教育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这样，国际教育发展可按样本内容分为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两部分，分别占该部分内容的68.6%和31.4%。
1）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从我国第一本教材开始，对这部分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日、俄（苏）这六个工业发达国家及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其占了该部分研究内容的86.2%（其中六国研究占73.6%），而对巴西、韩国等国家及欧洲、北美、亚非拉等区域的研究则陆续出现在近几年，占该部分的13.8%，表明前两个发展阶段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评价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则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王本以“学制述要”为章节标题对六个发达国家学制的演进和现状做了基本介绍；吴本在此基础上改进，以“八国教育”为标题，针对六个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展开描述，分析、提出其特点、问题及对策；冯本则在结构上进行了突破，不再以单个国家而是以教育现代化水平相近的“文化圈”区域为研究单位，不再对各国教育概况进行描述，而是重点突出各区域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主题，如“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亚非拉教育”一章主要探讨亚非拉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教育传统、教育公平和效率方面的进展及“示范”和“依附”的困惑等。从教材内容的变化可知，针对我国国别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研究对象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单位无法突破“国家”到达“区域”、研究层次大多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缺少跨学科、文化的比较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正逐步跳出国家的范畴，把教育放到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中去考察；从对各国教育的表层描述性研究和定性研究，提升到跨地区、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即由制度现象层面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
2）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该部分研究直到近几年才慢慢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在教材中主要涉及全球教育发展（占该部分的48%）、世界教育思潮（占44%，主要包括教育国际化、民主化、现代化、终身化等宏观思潮）和国际组织（占8%）这三部分。王本最初并未提及这方面内容，但在其后面的修订版本中增加了“回顾与展望”一章，简要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介绍和展望；吴本用了全书8.4%的篇幅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说明，并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展望；冯本则在讲述研究方法之后立即投入22.4%的篇幅，对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教育、民主化与全民教育、信息化与学习社会等方面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阐释，使学生在接触各区域和各专题教育之前，对全球教育状况、国际教育组织以及世界教育思潮等方面有较为整体的把握。这再次证实了，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区域的许多教育现象不断趋同，以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发展理论的提出，比较教育已由对不同国家教育的单向借鉴转为关于全球各类共同教育问题的国际比较和对话，“西方中心”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逐渐转为以多元文化观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分析框架。而比较教育研究课题则不断深入：“继续深入进行国别研究；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视阑，开展跨文化、跨学科多方位的联合攻关；关注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教育问题；发展比较教育区域研究的方法论；要突破“跨国性”界限，进行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8]
2.3 专题比较研究
主题分布上，教材中教育专题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学前（占该部分内容的12%）、基础（16%）、高等（16%）、三级教育和职业（9.3%）、教师（18.7%）、成人（6.7%）、义务（6.7%）等几类教育以及教育行政管理（13.3%）等方面，较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国内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具体内容上，以教师教育为例，王本通过描述、并置发达六国在教师教育的发展、类型、课程、教师在职进修四方面的具体情况，训练学生在该专题的跨文化研究；吴本则是在了解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基础上，按照历史发展、基本经验、发展趋势三方面，直接将分析的材料、思路和结论呈现给学生；而冯本突破了“专题描述-内容分析-启示和趋势”的传统框架，直接站在国际教育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当前世界教师教育的公共问题：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专业化、一体化，在理性辩证综合研究上赋予描述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可见，比较教育教材将更多关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教育现象及突出矛盾，重视国际化视野的培养。
3 学科发展与教材建设
3.1 从方法到视域的学科转向
对教材内容的梳理发现，比较教育学研究目的由教育体制的宏观理想借鉴转为对教育内部系统的微观理性借鉴，由单向借鉴植入转为双向理解对话；研究对象从一国的教育制度研究转为全球多中心文化圈的教育现象研究，从校外的社会关系研究回归到校内教育过程的研究；研究方法论则试图打破过去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两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局面，引入多学科、跨文化的各类范式、思潮，形成多元的、系统的、生态的方法体系，由强调科学性、标准化、统一性，转为强调相对性、本土化、适应性[9]。“工具存在与本体存在具有本质的区别。工具的依附性、中介性地位和角色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具备本体所特有的内在的自律性、主体性品质。”[10]比较教育学正逐渐在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中建设成学科，其学科属性在方法、领域到学科的博弈中逐渐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不在于其作为“比较方法”的工具属性，而在于其“比较视域”的本体属性。“比较视域”是比较教育发展过程内在、自律的本质所在。“比较视域”使比较教育学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理解”、“多元”、“包容”等学科特征，同时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客观”描述，也不是仅仅为了找出事物的相似性和异质性。“比较教育之比较活动不能脱离开被比较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背景。比较教育研究是建立在对各个国家教育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各个国家的教育又根植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判断丢弃了，也就是说，缺少文化思维，比较教育也就成了水中浮萍，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充其量成为一门描述性学科，而难以成为一门科学。”[11]因此，比较教育学应以国际教育交流实践层面的整体性视野和多元文化思维层面的比较视野为基础，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尊重文化的本土价值，认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进而形成各种教育的“视界融合”。
3.2 基于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的教材建设
“从哲学的观念层面分析，一种科学而有效的人文学科形态的建立与完善，似乎并不完全在于一味追求学科范畴的完整性、知识构成的系统性和理论体系的包容性，而主要在于它所拥有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估现象的意识与能力；在于该学科在观念与方法论层面上所体现的人文意识、科学精神与开放程度。”[12]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双向互动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取向由追逐“理想教育模式”转为本土文化的自我认同，由文化的单向移植输入转为多元理解创生。其还应有以下拓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既要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要体现教育对人的关注；创生的价值取向……进行本土化的梳理，为理论构建和实践指导寻找新的结合点；文化理解与文化契约的价值取向……和国际主义价值取向”[9]。为此，我国比较教育教材应注重三方面的构建：（1）应注重加强学科内与学科外的各种联系，即以开放的姿态，放眼当代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收，关注国际潮流，在比较视野中找到自身起点和目标，大力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克服为比较而比较的狭隘视野和僵化思维模式，在广阔的人文科学文化发展背景下与相关学科建立起动态、积极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具体体现在研究范围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校外的内容转向校内的内容、从正规教育转向非正规教育；（2）应正确理解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的有机关系。“当从人的生存经验出发，将理解作为一种本体存在时，哲学解释学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作为理论的理解与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解是统一的，理论并不远离现实，更不排斥现实。”[13]比较教育教材内容应从高度理性的理论层次上对当下的教育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现有比较教育学教材或偏于应用体系的构建，或侧重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在理论体系与应用体系结合时多显得较为生硬，如国别研究常写成外国教育史研究。从内容的完整和系统性来说，顾明远、薛理银主编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值得借鉴；（3）应突出学科的自主性、独立性，即增强学科研究的“本土关怀”。从简单移植到选择性借鉴，并进一步与外界形成双向“对话”，比较教育学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去殖民化”的要求在客观上必须走本土化和本土生长的创新道路。因此，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应加强相关学科成果引进和移植中的消化、融合和创新工作，更应强化、明晰对自己研究对象及其特殊性的认识。我国教材目前存在对国外教育、国际视野的介绍和培养有余，而对本国教育、民族视野的了解和研究不足的情况。如何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价值观，在世界文化土壤中耕种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为主的理论体系，我国学者的“本土”成果如 “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研究范式、“和而不同”研究方向、“和的模式”等，应适当在今后的教材中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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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研究的对象、任务决定于这门学科的性质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 目的任务和内容。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都是对该学科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也不例外。对它性质的认定 ，综观六本教材，尽管各自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均给予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小学语文教学法是由语言科 学和教育科学两大门类接缘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应用性是它的基本性质。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不是一门科学，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高本、叶本、袁本、崔本认为小学语文 教学法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周本认为它是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门科学。小学 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科学，高本认为，这首先要辨清教学法和教学方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 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后者则是这一学科的局部内容，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次要认清的是，它有自己的理论主 张，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它的各个部分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初步形成一个认识体系。它吸收了诸多学科的 研究成果，依据对小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发展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 高本的分析丰富、深化了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法性质的认识。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而独立存在的标志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确立。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象，高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以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它研究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 查和评价。周本强调，教学大纲中说明语文要教什么，教学法就应该把怎样教的问题加以阐释。叶本提出，小 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说明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内容和特点，二是研究小学 语文教学法。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一门学科研究范围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重点是研究小学 语文教学的规律，既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也包括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等特 殊规律。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的任务
崔本根据中师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明确提出，学科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知识，具 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能力。袁本提得比较笼统，只是讲，这门学科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毕业以后，能够 比较顺利地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要求提得比较高。
笔者认为，在中等师范阶段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基本属于入门课，主要使学生了解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 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知道怎样备课和上课，使之能在小学顶岗上课，如果要使学生成为较高水平的小学语文 教师或者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那应该是专科程度的具体目标。
（四）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学习方法
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因此，袁本、崔本、周本、高本、叶本都十分强调学习方法，都 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和学习这门课的基本方法。袁本明确提出 理论与实际并重。袁本、崔本和叶本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如何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笔者认为，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方法，这是为本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学 习方法上，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二、教材体系比较
纵观六本教材的体系，其共同点在于：教材结构的前后组织遵循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操作的顺序。教材首先 在绪论部分阐述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对象、教学任务、学习方法，然的着重论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 教材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对识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作专题叙述。在理论揭示 的基础上阐述具体问题，较好地体现了学科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征。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 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已初步形成，其学科独立性日益增强。
六本教材在编排体系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教材基本线索的差别。有的教材各章节之间有明显的线 索，以贯穿各章，统领全书。如崔本、翟本注重以教学大纲的精神为指导，除了列专章（第一章）论述，还将 教学大纲精神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崔本直接援引大纲的有关论述，就达27处之多。此外，为了便于学生全面 了解大纲的内容，还附录了大纲全文。周本最后一章（第十一章）用一节的篇幅从六个方面阐述教学大纲的主 要精神。袁本、高本也注重渗透大纲的精神，但未能像崔本、周本那样安排专章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师范生 在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各项具体内容之前，先学习教学大纲这一章，可以了解大纲的基本精神，有助于明确 小学语文教学法的理论指导，是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教学大纲应成为教材的主心 骨。袁本则强调小学语文教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书。其他教材缺乏明确的线索。 第二，教材的篇章构成有所不同。小学语文教学，包括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五个方面 的内容。周本、高本、翟本、崔本、叶本分若干章进行阐述。而袁本则把上述内容纳入两章来阐述，用小学语 文的课堂教学（一）和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二）列出。袁本作这样安排，主要后面有“语文课外活动”一章 。第三，文章内容的构建方式不同。周本、崔本、翟本、高本采用比较自由的编排方式，崔本、袁本、叶本皆 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构建。如崔本体现得比较显著，语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按照“教学意义要求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的逻辑顺序编排，这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任何教学方法 都受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制约，教学方法只有与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相适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理论探索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建设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中最根本的、最为 基础的有三个：一是对小学语文性质的阐述，二是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三是对小学语文教学
原则的阐 述。因为这三个理论问题对整个小学教学具有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以下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比 较，从而了解教材理论探讨的状况。
（一）对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
综观六本教材，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一是都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和思想性。二是都能遵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所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规定。所不同 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详略的程度不一样。高本、叶本阐述是很详尽，其他几本阐述得 比较简单。二是对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看法不一样。有的本子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有的则认为 ，工具性和思想性都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
（二）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语文教学的全部工作都是受它制约、被它决定、为它 服务的。
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其共同特点有：一是都强调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 二是都能遵循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大纲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规定。三是都能从个性（特定的 教学目的）和共性（共同的教学目的）的关系进行分析。
六本教材对小学教学目的的阐述所取的角度不同，高本认为要正确理解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就要了 解确定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前提和根据，着重从新时期对人才的总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任务和小学语文 科学具有的教育、教养、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袁本从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 系、特殊任务和共同任务的关系、学生今后的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崔本在阐述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时，紧扣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中语言文字训练、思想教育和一般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详尽地 分析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读写基本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培养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关系，智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的关系，突出了“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核心，抓住了全面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关键。叶本则 从培养语文能力、学习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既基于语文科的客观性质，又基于主观要求，小学语文学教 学法教材，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特别强调准确、全面地认识小学语文教学目的。崔本和袁本体现得比较好。
（三）对小学语文教学应遵循的教学原则的阐述
教学原则是教学理论的一部分。前，有少数小学语文教学法讲义提到教学原则，但内容比较单薄。小 学语文教学原则真正成为大家普遍探讨的课题，是80年代以后，这是一个进步。
综观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阐述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根据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 学习规律提出教学原则。二是都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教学原则。三是都能从“结合”上探讨每项 教学原则。
对教学原则探讨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思考的角度不同：周本从普通教育阐明的各个学科应遵循的六个教学 原则中提出三个教学原则：启发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叶本依据小学语文学科性质、教学目 的，提出四个原则：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相结合、语文教学和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传授语文知识和培 养语文能力相结合、教学的整体性和训练的阶段性相结合。崔本依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以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四个结合。袁本未提出教学原则，但从完成语文教学任务这个角度，提出要处理好四 个关系，即学习语文和认识事物的关系、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教与学的 关系。高本则从语文学科的本质、功能以及内部关系，提出四个原则：文道统一原则，客观事物观察、思维、 语言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双基和培养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听说读写互相促进的原则。
小学语文究竟有哪些教学原则，国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各有不同的角度，各有不同的提法，大体有十 多种提法。经过10多年对教学原则的探讨，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高本所提出的四个教学原则有代表性， 能放到一定关系上、一定的矛盾上加以探讨，并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
笔者认为，在探讨小学语文教学原则时，应明确三点：第一，要深刻认识语文教学原则同一般教育学的教 学论中讲的一般原则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第二，所提出的教学原则要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第三，语文学 科的教学原则，应该是语文科所独有的，或者是非语文科所特有的但在语文教学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四、应用研究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应用性。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对教学实践问题的思考、解答和教 学理论的具体化、操作化两方面。
六本教材在应用研究方面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及时吸收、反映新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新经验和 新成果。多数教材重点选择介绍了影响较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黑龙江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李吉 林的“情境教学”实验，丁有宽的“读写结合”实验。二是都能重视理论的操作化研究。六本教材都十分重视 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选用了一些教学实例，并努力将零散的材料加工概括，上升为规律，以便举一反三 。
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反映教改实验的方式有别。有的教材将改革实践置于教材的不同章节进行介绍（如 崔本、翟本、袁本），有的则置于教材后面列专章介绍（如叶本、周本、高本）。第二，对教改实验的研究程 度不同。多数教材缺乏对引用的教改实验的深入挖掘。而叶本不仅客观地介绍各种教改实验，而且加上主观的 评析，对某一项教改实验提出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如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提出了四个研讨的 问题。
五、教材特色比较
不同特色教材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学科发展的状况，适应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下面 试对教材的时代性、师范性、实用性、可读性等方面作一些比较。
教材的时代性。小学语文教学法是否站在提高人的素质高度，用全新的教育观点来阐述教学理论、知识和 方法。袁本、高本、崔本体现得比较好。尤其是崔本，它是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深入发展的崭新时期编就的， 更能体现新的教育观点，如在“小学语文应遵循的原则”一节里，明确地提出：语文教学要“树立大语文教育 观”。
教材的理论性。六本教材中，袁本、高本理论性较强，著者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角度对一系 列语文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他几本教材虽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分析， 但只是一般化的阐述，教材整体的理论性次之。
教材的师范性。综观六本教材，叶本和崔本的师范性体现得比较突出。首先表现在定位确当，教材的内容 在深度和广度上基本上符合师范生的实际。还表现在恰到好处地选取小学语文教材和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优秀 教学实例加以分析，既可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提高从教的能力。
教材的可读性。六本教材中，叶本、崔本条分缕析、行文流畅、语言质朴，可读性最强。翟本、高本、周 本语言精练，层次清楚，可读性较高。袁本重在阐发、论证，逻辑性强，对于师范生可读性较差，但对有一定 语文教学经验的读者，如担任这门课的语文教研员，又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启迪性。从编排体例看，叶本在正 文前加了“自学提示”，每章后附有“思考与练习”，袁本、崔本、高本仅附有思考题。相比较而言，叶本、 崔本更为规范，适合学生学习。
教材的实用性。叶本、崔本较好地处理了教学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完全摆脱了学究味，从纯理论的圈子里 走了出来，着力于面向教学实际，将第一线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融入教材，语言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师范生 学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六、新世纪教材建设构想
80年代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在理论框架、知识结构、教学内容、编排体系等方面的探索，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但 从总体上来说尚缺乏全局的、宏观的改革。面向新世纪，构建教材新体系，必须站在时代的 高度，有恢宏的气魄，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未来意识、创新意识。
在指导思想上要确定一个总体目标：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教 材新体系。
如何探寻构建教材新体系，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处理好我国传统教学法、现代外国教学法、新时期语文教 学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博采从长、综合创新之路。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在保留传统教材精华的同时，大力吸收最新的有价值的教研、科研成果，使教材面向21世纪，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里有四个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要渗透大纲的精神。
新教学大纲（即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总结了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从客观上 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原则作了理论阐述，又从微观上阐述了具体教学内容、方法、要求。新 大纲应成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统领，要把新大纲的精神有机地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
二要体现教育新观点。
建立“大语文教育观”，这是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应在教材各 章各节中有明显的体现。
加强学法指导，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是当代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学法指导的研究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 一个新领域，是当前世界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的热点，教材要十分重视反映学法研究的新成果。
三要融入教学新经验。
教材既要重视继承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又要有意识地吸收近年来教学改革的新经验。80年代以来，小学 语文教学改革呈现一片喜人的景象，各种教学改革流派在竞争中发展，各种教学实验课题在实践探索中硕果累 累，教材要充分反映。
四要增添教学新内容。
教材要相对稳定，又要适当更新。相对稳定，有利于教师把握、驾驭教材，积累经验，提高教学质量。适 当更新，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为了使师范生能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在保留同类教材的 基本内容基础上，又要注意补充鲜活的内容。
（二）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理论框架。
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应加强下述工作：
一要广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
小学语文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与哲学、教学育、心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关系密切， 要综合运用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二要体现教学理论的先进性。
教材在探寻和剖析小学语文教学诸多方面的问题时，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用系统论的 理论阐释小学语文能力的结构和形成，用信息论的理论解释听说读写能力的不同特点，用控制论的理论说明如 何合理地安排课堂结构。
三要体现叶圣陶先生语文教学思想。
叶圣陶先生以他的渊博学识、丰富的实践，洞察语文学科内部的规律和外部的联系，从1919年起就语文教 学与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卓识的见解，特别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的有关论述，对我们编好教材有许 多新的启迪。
（三）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结构体系。
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内容顺序的编排上，应按照学科知识内在的基本逻辑顺序组织教材，要体现学科内容的 系统、完整。具体编排时，可按逻辑顺序组成三个板块。第一板块侧重小学语文教学的几个基本概念，起到统 领全书的作用。这一板块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第二板块着重阐述汉语拼音教学、识字写字教学 、阅读教学、听话说话教学、作文教学等，这一板块，既要从理论上深入浅出地阐述小学语文不同教学内容的 教学特点，又要对基本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第三个板块，主要介绍小学语文教学常规，论述小学语文教师的 修养，分析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趋势。第一板块的基本理论和第二板块的实践操作交相辉映，第三板块是 前两个板块的扩展延伸。三个板块浑然一体，构造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结构系统。
（四）构筑中师特色鲜明的新型教材体系。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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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嘉炜．写作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为了更好地纠正这一错误认识，更好地澄清修辞学科与语文课程的关系，本文拟对这四个问题一一作答。
一问：对比是不是修辞？
一答：在修辞学科中，“对比”是“修辞手法”；但在语文课程中，“对比”不是“修辞手法”，而是“表现手法”或“写法”。
同样是“对比”，情境不同身份就不同。就是在修辞学科中，非常权威的修辞学专著并没有明确把“对比”列入修辞格之中，如唐钺《修辞格》中的27格、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38格与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24式，都不见“对比”修辞格。①再查阅倪宝元《修辞》、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吴士文的《修辞讲话》、郑远汉的《辞格辨异》、程希岚的《修辞学新编》、谭永祥的《修辞新格》也没有见到“对比”修辞格。但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确实有“对比”为“修辞手法”（积极修辞）的说法：“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格。”②既然有专家认为“对比”是修辞格，我们就应当承认它是“修辞手法”。
但这只是在修辞学科中，而不在语文课程中。课程是课程，学科是学科，两者不一样。我们天天上的语文课，执教的语文是语文课程；形成语文课程的诸多学科则是学科，是与语文课程相关的学科。平时学校所称的“语文学科”“数学学科”“外语学科”，其实都是指“语文课程”“数学课程”“外语课程”。学科用于研究（也用于高校教学），主要功能是生产知识与创造知识；课程用于教学，主要功能是教学生学习知识与运用知识。现代修辞学创造的一百多种“修辞手法”是修辞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不是语文课程内容。首先，数量太多；第二，有的难度太大，有的修辞格连教师都闻所未闻；第三，容易造成混乱，由于修辞学科中各家对修辞格划分的标准不一样，不少修辞格会与其他修辞格以及语文中的“表现手法”“写法”，在外延上产生交叉与纠缠现象。
“汉语”（包括“修辞学”）“文章学”“写作学”“阅读学”“文艺学”“语用学”等学科经过课程化之后只有少数知识成为语文课程内容。修辞学只是“汉语”中的一部分，“汉语”中还包括“语法学”“词汇学”“文字学”“语音学”（音韵学）等部分，它们也只有很少部分知识内容成为课程内容。就修辞格而言，《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只列出为8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终极评价的高考文件，2012年的《考试大纲》在“考试内容”之“语言知识和表达”部分列出8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2015年的《考试大纲》在此基础上增加“反复”，使得“修辞手法”的考试内容由8种变为9种。高考考过若干次“修辞手法”，从未考过9种之外的“对比修辞手法”。在一些高考阅卷评分标准中，把“对比”当作“表现手法”或“写法”看待，一直是个不争的事实。
一言以蔽之，“对比”在修辞学科中是“修辞手法”，在语文课程中是“表现手法”，而不是“修辞手法”。《该不该》一文把修辞学科的知识硬搬到语文课程中来，自然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
二问：如何处理教考关系？
二答：高考复习教学必须遵循《考试大纲》；高一高二教学依据课程标准，亦接受《高考大纲》的影响。
《该不该》一文认为高考《考试大纲》“不是课程和教学的直接依据和全部依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首先纠正两点错讹。一是“课程和教学”这种表述不对，把“课程”“教学”分开来并列不行，应改为“课程及其教学”。因为学校课程就包含了教师教学生学习的活动，岂能课程是课程，教学是教学？二是“教学”前面应当有定语，或“高考复习”，或“整个高中”，因为《考试大纲》恰恰就是高考复习教学的依据。譬如今年《考试大纲》出现四项变化（增加古代文化常识，取消选考模式，适当增加阅读量，考查更高层级的思维能力），使用全国卷地区的高考复习教学就得随之调整。至于不使用全国卷地区，其高考复习也得根据本地区的《考试说明》进行教学。高考复习教学怎能不“考什么就得教什么”？
即使非高考复习的教学，也受到《考试大纲》的影响。高一、高二的语文教学，当然主要依据国家《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及其地方出台的高中语文课程规划（或方案）。对高考语文《考试大纲》，不必要像高考语文复习时那样拘泥。实质上，《考试大纲》与课标标准并不矛盾，《考试大纲》的很多内容仍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高一、高二的教学。试问，“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阅读鉴赏中外文学作品”“阅读评价中外实用类文本”“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这些内容哪一项不可以在高一、高二教学中进行？所以说，高一高二教学依据课程标准，亦受到《考试大纲》的影响。
三问：教学依据是什么？
三答：是课程内容，不能以教材内容代替课程内容。
这个问题似乎上文已经回答，由于提问者的答问范围没有切分清楚，面对这第三问与第二问前后纠缠（“考教关系”与“教学依据”前后纠缠）的问题，也只好重复作答了。
《该不该》一文说：“教学的主要依据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课程标准以及按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首先纠正一个错误，无论教材怎么编写都不能取代课程内容作为教学的主要依据。应当“用教材教”，而不应当“教教材”。尽管教材应当课程化，应当按照课程理念与课程标准编写，但我国语文教材始终难尽人意。优秀的教材应当是物化课程理念与课程标准的“学材”，日本母语教材这方面做得不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加藤幸次的“培养自学能力的学材”、山鸟野道弘的“为了学生自学的教材”和儿岛邦宏的“推进主体性学习的教材”等。
原因在哪里？这与我语文教学长期以来的教材与课程不分的研究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关系。我国语文教材在语文教学中历来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每到课程改革，人们关注最多的就是教材的变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国家统一控制的课程教材研制体制，课程和教材这两个本来不同的研究层面便重叠了起来，致使分属课程、教材和教学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缠绕在一起，混淆不清。教学实践中，教材又代替了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或者合而为一。甚至超越大纲与课标，行使着权威角色，主宰教师的教学生活。平时语文教师可以不研读“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课程内容，只需“以本为本”，照本宣科。
理论研究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材研究几乎是大包大揽，集多种角色于一体。很多本应属于课程层面或教学层面的研究内容不能和教材问题有效剥离。其后果是，课程层面、教学层面的问题被忽略了，而教材本身的研究也仅滞留于表面的介绍和解释，缺乏系统的深度研究。这些情况反映在教师的日常工作中，最为典型和普遍的便是课程内容、教材内容辨别不清。导致他们教材内容等于课程内容的认知，教学就是“教教材”的行为，乃至自欺欺人地满足于所谓的语文教学任务的完成。因此，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教材的观点在《该不该》一文中表现出来并不奇怪。当然，也正需要我们来予以纠正：教学依据是什么？是课程内容，不能以教材内容代替课程内容。
教材固然是严肃的、经典的、权威的教学资源，但无论怎样课程化都不可能是“至圣”的金科玉律，都不是教学的“宪法”。同一种课文，不同年级、不同单元、不同课次、不同版本、不同生源状态都有不同的课程任务与课程要求，都受到学校语文课程内容规划的制约。如果依赖于教材，不遵循课程内容、不注意学校课程规划及其课程方案的安排，“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就会造成自己教学上的“错作为”与“反作为”。
四问：对比修辞该不该纳入教学内容？
四答：“对比修辞手法”不该纳入教学内容，“对比表现手法”“对比”“对比写法”应该纳入教学内容。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对比”在语文教学中只能看作“表现手法”，不能看作“修辞手法”。修辞学科中修辞手法多的是（笔者查到125种）③，都能纳入语文教学内容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哪些可以纳入语文教学内容呢？又按照什么依据选择呢？这不是你我决定的。这是由整个课程内容（包括课程标准、课程评价等）决定的。课程内容业已确定义务教育阶段为8种“修辞手法”，高中阶段为9种“修辞手法”。前者之中的“拟人”，其实是“比拟”的剪裁。“比拟”是由“拟人”“拟物”这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按照修辞学科的知识逻辑，这两个部分是不可以随便切开的；但按照学生学习的心理逻辑，“拟物”难度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接受不了，非得切开来，取其一部分不可。这就是所谓学科知识逻辑与学生心理逻辑两者产生矛盾时的合理处理，也是典型的人文关怀。
学生在阅读中会遇到大量的运用“对比”的句子、段落与篇章，了解“对比写法”，非常有助于他们阅读鉴赏，加深理解。如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这首诗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对比写法”表现了具有普遍哲理意义的主题：有害人民的人虽生犹死，有益人民的人虽死犹生……事实上，这一主题已超出了歌颂鲁迅精神的范围，而将读者引入对人生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全诗由于“对比表现手法”的运用而形象鲜明，美丑突出，含义深刻，诗意隽永，极富表现力，给人强烈深刻的印象。如第一节写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节将造福人民的鲁迅与践踏人民的他人“对比”，高度概括、极富哲理地揭示了两种人生的不同意义。阅读鉴赏这首诗，要不要引入“对比写法”的知识，要不要体会“对比表现手法”的精妙？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再如，《反对自由主义》通篇运用“对比论证方法”，将有的人对人严、对己宽的不同说法与做法“对比”，彰显了是非美丑，增强了表达效果。而欠缺“对比论证方法”的掌握，对其表达的精妙，是无法深入理解与鉴赏的。所有这些，用“对比”“对比写法”“对比表现手法”“对比论证方法”非常好，为什么非得要说成“对比修辞手法”呢？何况，段落、篇章上的“对比”以及“对比论证方法”是“对比修辞手法”所不能概括的。
为什么多数修辞专著不把“对比”列入修辞手法？为什么语文课程内容也不把“对比”列入修辞手法？笔者虽然没有详细考证与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比”在语言表达中用得非常普遍，几乎是“无比不成诗”“无比不成文”，小至词语、句子，大到段落、篇章，都可以用到“对比”；因而把它说成“表现手法”“论证方法”“写作方法”“写法”，要比“修辞手法”更合适，更为学生所接受。
参考文献
①张涤华，胡裕树，张斌，林祥楣：《汉语语法修辞辞典》，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652页。
②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0―524页。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生 课程设置 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5.046
Abstract Linguistics curriculum provision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foreign and Chinese.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assisting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On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really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the curriculum； linguistics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该专业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心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专业建设一般涉及师资、教材、课程、教学条件、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其中课程建设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该专业培养面向国际传播的汉语教师。根据2012年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围绕师资标准，课程应该体现汉语教学基础、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5个板块。①其中语言学课程是该专业的核心。因为这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物质基础，是先决条件。
李泉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首要的和必备的知识是：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字知识。其核心内容应该包括汉语言文字理论与知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学理论与知识。②也就是说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设置要紧紧抓住“对外”和“汉语”两个关键点，课程体系要紧紧围绕培养学生的汉语国际推广能力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化”。
如何达到这个培养目标，首先要研究汉语国际教育学生获得相关教学技巧的特点。对外汉语学生只有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汉语与所派地区外语差异对比，才能理解与掌握汉语理论知识，把握语言教学的重点、难点。这一特点就要求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明显区别，要加强各国语言与汉语从发音到文字、词汇再到语法的对比教学。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对比分析的课程体系。
1 语言学课程体系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应设置汉语基础课、汉语选修课、外语、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等语言类课程。“课程的横向结构以课程对于专业的适用性划分，把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③我们认为起码应该设置以下必修课和选修课。
1.1 汉语基础课
这一板块为汉语语言学的基础课，核心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是一门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基础课。课程主要讲述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知识，并就汉字的规范化与简化等问题做专门讲解。该课程系统地讲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其语言表达的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
古代汉语相对于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是工具性课程，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古今汉语的差异，了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简单发展历程，了解汉字的简单发展历程，以便于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其中常用词教学要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古代的单音节词，今天绝大部分成为双音节词的语素，如果能挑选部分常用词讲解其常用意义，一定能帮助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提高他们的词汇认知能力。
语言学概论着重讲授语言学的一些主要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地掌握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了解语言接触、语言演变等内容，加强学生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1.2 汉语选修课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文字学着重讲授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结构、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的使用以及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文字信息化、文字与文化等内容。提高学生书写、分析、运用文字的能力，帮助其理解文字中的文化内涵。
汉语词汇学旨在使学生了解语言单位词和非词的区别、词和词位的区别、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了解词汇的分类、词汇的类聚、词义类聚，了解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重点掌握词义解释方法，为他们将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编撰双语词典打下专业基础。
汉语语法学以培养学生的语法分析能力为教学出发点，以汉语词法、句法、语法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观察语法现象的敏感度，以帮助他们观察留学生语言运用中的语法错误。
1.3 外语语言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英语（含听力、口语、精读、写作）。选修课程为：汉外语言对比。
英语课程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一齐抓的情况，突出英语作为媒介语和交际工具的作用，强调对生活用语的训练，强化用英语进行汉语教学的能力。”④
学生获得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之后，选修汉外语言对比，运用对比语言学知识分析汉语与英语语法、词汇类型差异，掌握部分外文类语言学术语，以便于在语言教学中，称说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1.4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选修课程为：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主要讲授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该学科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教学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修养，培养学生初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付诸研究的能力，为以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打好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法主要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用功能等语言要素和综合、听力、口语、阅读及书面语表达等技能课的教学方法与技巧，同时讲解语言要素中包涵的文化思想。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言习得的本质和习得过程，主要描述学习者如何获得第二语言以及解释习得者为何获得第二语言。涉及中介语研究、语言习得者内部因素研究、语言习得者外部因素研究等内容。
偏误分析着重讲授对比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语言学习偏误类型，介绍儿童语言获得理论、国内外中介语研究情况，使学生学会搜集偏误语料，掌握偏误描写、分析的基本方法，并能进行偏误分析实践操作。
2 语言学课程内在逻辑依据
课程体系要考虑共同性和时间性。所谓共同性，是指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上的共同性。在本专业要求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宗旨下，语言学课程之间要形成一些互相联系的系统：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与汉外语言对比相联系，通过古今对比、汉外对比，强化汉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与教学法相联系，通过分解教学难点，强化学生相关语言学知识。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是本学科的核心课程，与教学法相联系，最终所有这些课程与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为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服务。这个语言学课程体系，突出了“对比分析”的教学理念，能够实现语言学课程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宗旨。
所谓课程体系的时间性，是指课程在时间上的关联。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课程“共同性”围绕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而设计，“时间性”围绕着学生学习认知规律：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而设计。大一宜开设现代汉语，使之获得浅显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知识。这一门课程将为语言学概论，为汉外语言对比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古代汉语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相区别，强调古今汉语的一致与差异。语言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课程，要联系大一现代汉语、大二古代汉语具体实例，以实例讲解带动理论学习。
专业核心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以学生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相关理论知识为宜，于语言学概论同时或之后开设。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针对语言要素教学中的难点而设。词汇学、文字学宜于分别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之后开设；语法学难度最大，应在高年级开设。汉外对比、第二语言习得等难度较大的课程也应该在高年级开设。各高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增加专业选修课，以开阔学生学术视野。
3 语言学课程体系设置最终旨归
语言学体系设置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指在学习过程中领悟、理解和产生与教材没有直接提示的新思想、新能力或新技能。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应用型专业，所有课程以学生能产生运用能力为归宿。
具体说来，学生应该具备《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所要求的相关能力：“能结合自己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 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概念分析自己的教学对象”、“能了解并解释影响语言正负迁移的各种因素， 能分析和解释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语言迁移现象”。这是一种创新能力，没有一所学校能设置课程，帮助学生解决未来面对的非汉语学生学习问题，只能学生自己运用学校所学进行分析归纳。
当学生看到非汉语人员学习汉语所产生的错误，能对错误类型归类、并对错误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正确运用汉语的途径和方法，这就达到了本专业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一体化”课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是我们下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
注释
①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
② 李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原则与实施重点探讨.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3）.
关键词：比较分析法 政治理论课 应用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当代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高校是培养大学生成才的摇篮，知识的营养犹如母亲的乳汁，促进大学生不断成长。在高校设置的各种学科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道德素养的首要课程。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为了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统一规划，统一编写教材，四门必修课分别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和《中国革命史纲要》。这项改革一举改变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混乱的局面，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秩序，为高校的德育工作奠定了基础。当然，教材建设仅仅是教学工作的开端。高校教师必须找到适当的教学方法，将教材上的理论和知识传授给大学生，让这些理论和知识成为大学生提高道德素养的强大武器。
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高校教师探索和发现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例如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情景演示法等，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应该善于发挥每种教学方法的长处，让自己的教学取得最佳效果。比较分析法是指针对不同事物以及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征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差异，从而抓住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教学方法，它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的核心在于比较，通过对不同事物的比较，找出它们的差别，从而达到区分不同事物的目的。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经常触及许多似是而非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概念，需要加以甄别和取舍，比较分析法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是一名长期奋斗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主要从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以下我就以这门课为例，谈谈比较分析法在本门课中的应用。
比较分析法根据比较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纵向比较分析法和横向比较分析法。纵向比较分析法是指针对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征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差异，从而抓住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教学方法。横向比较分析法是指针对不同事物的特征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差异，从而抓住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教学方法。我以为，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中，以下几部分内容的教学可以尝试采用纵向比较分析法：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包含若干具体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每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理论成果也都不一样。思想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差异性比较明显，学生比较容易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的理论成果，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所以上述三个理论成果赖以形成的时代背景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需要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细致的比较和分析。二、关于对外开放的教学。一方面，我们要比较对外开放前和对外开放后，中国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通过对比，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划分两个阶段的里程碑就是我国加入WTO。在我国加入WTO以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处于低水平阶段，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是“引进来”，目的是借助国际市场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资金等生产要素，促进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民族工业的不断壮大，我们的许多企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高水平阶段，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也调整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通过两个阶段的比较，教师引导学生领会对外开放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三、关于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的教学。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独立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得到极大提升。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及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逐渐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尤其是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正在逐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知识分子已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抓住工人阶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和相信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当然，可以采用纵向比较分析法进行教学的绝不仅仅限于上述几部分内容，在此我不再一一列举。我以为，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中，以下几部分内容的教学可以尝试采用横向比较分析法：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但是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国家可以实行强有力地宏观调控，从而克服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意两种不同市场经济的比较，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二、关于我国政治制度的教学。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有极少数人热衷于鼓吹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从根本上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针对极少数人的错误观点，教师不能仅仅简单地驳斥和批判，而是要抓住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征，进行充分地比较和论证，逐步引导学生树立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心和信心。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学。当今世界，文化生产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文化生活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必须排除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干扰和破坏。针对三种不同的文化现象，教师可以从现实的具体事例出发，透过文化现象的表层剖析它们的本质，彰显先进文化对社会和个人成长的积极作用，揭示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引导学生树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自觉抵制和批判落后腐朽文化的理念和信心。
参考文献
[1]李达光.比较法在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1年第Z2期.
[2]王敏秀.教育：比较法语文教学 [N].甘肃日报，2010年01月09日第五版.
［关键词］比较文学;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一、优化教学内容，采取专题式授课
《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学生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备基本理论素养，能初步运用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外文学现象;教学过程着力培养学生运用比较、联系、汇通等方法观察分析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跨文化、跨国以及跨文明交流的意识，涵养“和而不同”的博大人文情怀，加深中华民族语言文学的热爱之情。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影响《比较文学》课程达成教学目标的主要因素是教学内容较多和教学课时较少，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往往采取单一的教学方法，以知识讲授为中心，难免出现灌输式讲授，教师花费大部分时间讲授内容甚至照本宣科，学生只能埋头记笔记，单向的知识输出很难得到学生积极的回应，师生之间明显缺乏教学互动，导致教学氛围较为沉闷，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不仅学生疏于思考，教学评价时忙于应付知识点，而且教师疏于更新教学观念［2］。为了增强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参与度，教师需要运用多种办法提高学生掌握知识和综合运用的能力，比如鼓励提问培养质疑精神，针对关键问题发表见解，思考重要论题。比较文学属于专业综合程度较高的学科，涉及中国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等学科内容，可见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教师按照目录逐一讲授章节，不仅无法达成教学目标，打破学科边界，扩大教学范围，加强学科知识融合，而且难以保证教学效果。为了找到少量课时与优良教学效果之间的平衡点，教师必须建构高质量课堂，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议开展专题式教学，利用有限课时最大限度整合相关内容。笔者将《比较文学》课程分为八个专题，分别是“专题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突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中国学派的特征，介绍三大学派的主要观点;“专题二: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掌握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可比之处，凸显异质性和变异性;“专题三:流传学”，主要追溯一国文学流传到他国的演变历程，叩问流传背后的文学事实;“专题四:渊源学”，探索他国文学的终极影响;“专题五:译介学”，关注翻译中出现的语言文化变异现象;“专题六:形象学”，找寻他国形象;“专题七:主题学”，比较中西方文学主题的差异;“专题八:跨学科研究”，以宽阔的视野探究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亲密关系。
二、改革教学方法，讨论法和案例法相结合
“教师怎样教，学生怎么学”是教学改革的永恒话题，综合相关研究成果，讨论法是一种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专业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讨论法是通过沟通、交流、对话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学生需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话题展开讨论，为此学生需要具备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教师负责指导或者在旁点拨，鼓励有思想和想法的学生，推荐学生阅读专业书籍拓宽学术视野，引导学生培养独立学术思考的习惯。讨论主题侧重于选择同一题材在不同文化形态的演变轨迹及背后的文化差异，笔者以“灰姑娘”为例阐述教学过程。首先，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体讨论的准备工作，课堂教学前完成唐代小说《叶限》和西方故事《灰姑娘》的阅读。其次，教师组织学生开展1课时的集体专题讨论，要求目的明确、针对性强，比如找出相似的故事情节，一是叶限和灰姑娘都有一个刁钻狠毒的后母，想尽办法折磨她们;二是叶限和灰姑娘都得到一样拥有无边法力的事物，前者是鱼骨，后者是鸟儿，帮助她们满足愿望;三是叶限和灰姑娘都通过宏大热闹的聚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叶限参加了洞节，灰姑娘参加了王子的舞会;四是叶限和灰姑娘都拥有一双独一无二的鞋子，这也是验证她们身份的唯一方式;五是两个故事都是大团圆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过上美满的生活。再次，讨论并总结两个故事的主题，善恶皆有报，通过鞭笞贪婪者的虚伪表达作者对于普通民众的同情，也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个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及时总结大家的观点。最后，教师总结学习方法，即同一研究对象跨文明对话应该强调可比性、突出异质性、彰显对话性，当中西方文学与文化正面遭遇时，文明冲突的异质性与变异性无法避免;教师更要提醒学生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比较只是文学中常见的研究方法，比较上述两个故事不是单纯分析二者相似之处，而是探讨故事背后的文化形态以及导致的结局差异;此外，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开展中西方文学研究时发扬本国文化的优势，“如果不能在现代诠释中充分呈现自己文化的特色和独创，积极参与这一世界文化力角逐，一个民族的文化，即便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也只能被同化，失却光芒以至衰亡”［3］。除了讨论法，《比较文学》课堂教学也可以使用案例法，教师介绍比较文学基本理论时可以引入实例丰富课堂教学，培养学生选题、选视角、选方法等文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和视野开展文学解读和具体研究，实现专业知识与创新精神的高度融合。以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为例，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写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学术支点，并在这一支点上尽可能对与之相关的学科作多而深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那种空泛的、蜻蜓点水式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更应该具有牢固的国学功底”［4］;此外，跨学科研究十分强调文学的主导地位，学生需要在厘清文学与其它学科边界的基础上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和分析，文学性才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中西方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就属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以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影视改编为例，此小说通过中、日、韩三国改编在电影中呈现出不一样的故事体验，课堂教学时，教师课前要求学生观看电影，然后在课堂上播放精彩的片段并引导学生对比小说与电影文本，主要探讨文本类型的差异与改编创新。
三、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