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不平衡；双边贸易
1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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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发展迅猛。自1983年美中之间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方面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将损害美国国内的利益。因此，近年来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也加强对中国反倾销和发补贴的调查以及设置环保审核等贸易壁垒力图阻止中国的产品向美国出口，防止美中贸易逆差的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应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向WTO申诉，另一方面也要分析自身的原因，最终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改善美中贸易之间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 加工贸易 美中逆差 一、中美贸易的现状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国际贸易发展迅猛。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公布的数据统计，美中之间在1993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金额为62.76亿美元，截止2008年10月份，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达到1441.95亿美元，是1993的18倍多。美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中国从1991年起成为美国第二大逆差来源地，但是200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引起了美国国内学者的注意，他们认为，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损害了美国经济，包括对就业等方面构成威胁。因此，近年来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也加强对中国反倾销和发补贴的调查以及设置环保审核等贸易壁垒力图阻止中国的产品向美国出口，防止美中贸易逆差的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应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向WTO申诉，另一方面也要分析自身的原因，最终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改善美中贸易之间的关系。 二、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的中国因素分析 （一）中国优惠的引资政策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并且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几十年的国际贸易发展中，外资企业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中坚力量。但是，美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借助劳动力优势生产出来商品后返销到美国，这样原本不属于中国的出口被美国统计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原本属于两国产品内分工的商品加深了美中之间的逆差。 （二）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 在中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壮大起来。从1981年的5.99%到2005年的48.56%，增长了将近8倍，加工贸易对中国的进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产品内贸易的发展，美国把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了中国，中国也借助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加快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以“加工贸易”的形式，承接了来自美国的大批量产品的加工生产后，再将成品返销至美国，构成了中国的一种“隐性出口”，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扩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三）人民币的贬值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 在1981年到1994年汇率并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开始持续不断地贬值。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中国出口额从1981的220.07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917.4亿美元，增幅达316.9%。由于1981-1993年中国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汇率的变动中人为因素比较多，所以人民币汇率在这个时期的变动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是扭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中之间的逆差不断扩大。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基本上维持在8.26左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三、如何改善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 （一）适度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过度的利用外资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带了不利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土地使用、税收优惠等各方面给了外资很多优惠的政策，导致国内的企业不能和外资企业抗衡。外资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打击中国的民族企业。另外，外资企业在重要的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做了大量的保留，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技术外溢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中国要适度的利用外资，我们可以借助外资的竞争环境以及外资企业提供的产业链进行创新。更重要的是阻止外资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商品返销美国，这样可以减缓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二）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 从2005年7月人民币小幅升值2%以来，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已经升值了15%以上。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减少了 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的进口。但是在人民币升值之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贸易顺差并没有立即缩小，直到2008年才首次出现逆差。中国应该借此机会调整中美之间的进出口额，利用人民币当前对美元的坚挺缩小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三）降低出口退税 近几年来，国外对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持续不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奖出限入”的国际贸易政策，采取了返还出口企业的增值税，即出口退税。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无可争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中国的出口结构，以保证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均衡发展，这样也可以减少美中之间的逆差。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方面担心持续的贸易逆差会损害美国国内的利益。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由来已久，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的结果，如，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加工贸易的发展以及人民币大幅贬值，这些政策措施导致了中国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分析了美中之间贸易逆差中的中国因素后，我们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补救。客观的说，从国际贸易学说来看，一国的贸易顺差太多或者太少都是一国经济内外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表现，中国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纠正经济的不平衡，最终不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中美之间的问题。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
1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宏观层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11.5%和8.3%,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和18.9%。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2)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超级秘书网
3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摘要】本文根据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走向趋势，指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就中国而言，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应该主要通过派政府代表团赴美进行集中采购，而应采取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遵守和利用WTO规则，在充分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诸如自动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论是贸易金额，还是商品结构的涵盖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与扩大.中美贸易额从1977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00亿美元，中美贸易商品结构也由为数有限的产品种类扩大到几乎覆盖所有产品种类。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由当时的完全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到目前的以初加工，甚至精加工产品为主。这种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状况相吻合，即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展望未来，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广泛的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可以预料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综观过去25年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同其他重要或主要的贸易关系一样，中美贸易关系在发展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新近的一轮贸易摩擦首先发生在美国对中国某些纺织品进行进口限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法院裁决了中国彩电企业对美国倾销。而后又对从中国进口的家具产品进行反倾销。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我们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纺织品与彩电出口的争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独立的或突发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一个表象。而且，如果目前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框架在未来5～10年不变(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会在将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继续存在并扩大，目前的这类贸易摩擦也会随之不断加剧与升级，甚至会愈演愈烈。根据1977-2003年中美贸易的统计数据，我们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就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国从美国进口以及中美贸易平衡状况进行了拟合与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的理论公式如下：Y=α+βX。
这里，Y1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X代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序列；Y2代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α为截距；β作为时间序列的系数，表示变化的方向与数量。
根据1993~2002年中美贸易数据，我们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进行了线性回归拟合。所得结果如下：
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重要统计检验指标见表1。两个回归模型的β值均为正数，表明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发展。每年的递增数量分别为542197.5与16913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检验的结果，即F检验和t检验，都表明X和Y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95%和94%。
运用上述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对今后10年中美贸易的走向进行了趋势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出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见表2)。如表2所示，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今后的10年中将继续存在，其数量将从2004年的433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06亿美元。
鉴于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逆差给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的、持续的不利影响。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它会成为中美政治经济恶化的触媒。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将成为维持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从中美两个方面，从政治和经济联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对解决的办法提出看法。
二、文献综述：视角的差异与观点的争执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和美国双方的统计数据不同，认识的角度及所持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看法是：
1.中国实行新重商主义政策。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补贴)，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具体地说，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
2.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规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够，使美国的公司没有获得对等的国民待遇。
3.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偏低。由于汇率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其结果，直接与间接地造成了美中贸易的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中方认为：
1.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国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结果。美国可以从对中国的贸易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中国则不能从美国买到技术资本密集性的资本类产品，从而使贸易产生不平衡，进而引发贸易纠纷。
2.中美贸易中，中国不存在美国指责的所谓的“倾销”、“通货紧缩输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等问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非全部或大部分产品的价值都是在中国创造的。据统计，中国出口的产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的，50%以上的贸易属于来料加工，或OEM。其结果是：一方面，出口产品中的许多利润落人了外商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亚洲许多国家的逆差也在扩大，美中贸易逆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
3.中国不追求长期的过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在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是本着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争端的。
4.中国认为中美贸易是互利互惠的。不仅中国受益，而且美国同样受益。据摩根斯坦利调查，大量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可节省支出200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流动合理与否的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运作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中美贸易也不例外。考察中美贸易流动的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地必须依据西方的经典贸易理论。本文拟就3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贸易流动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进行评述。这3种理论分别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DavidRichardo’s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莱蒙德·弗侬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RaymondVernon’sProductLifeCycleHypothesis)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labor-intensiveproduct)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capital-intensiveandtechnology-intensiveproducts)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中美两国的贸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能得到大于本国各自生产两种产品所得的利益。所以，在现有的自然秉赋条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应该是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而美国则生产并出口资本与密集型产品，如大型高速计算机。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蒙德·弗侬率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个理论，一件新型的工业产品，要走过新产品(Newproduct)，成熟产品(Maturingproduct)以及标准化产品(Standardized)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生产、消费以及国际贸易有着不同的影响。以彩电为例，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一阶段，该产品的主要开发国的生产仅能满足它的国内消费，因此，出口几乎为零。在该产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成熟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二阶段。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learningcurveeffect)使得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其结果是国内的生产产量大大超过国内的消费量，其余额部分销往国际市场。在该产品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标准化阶段，即图1的第三阶段。产品的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标准化及流程化。从而使产品的生产地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进口国。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不难看出，中国生产并出口如彩电类已经是标准化的产品，而美国作为该种产品的主要开发国家之一，出口该类生产技术与专利，并进口该产品成为一种可以预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至于倾销与否，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与冲击。至于同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的同类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公平竞争问题，是更多地取决于公司对利润率的决定倾向，而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失业性的冲击。各公司的利润率策略是公司市场竞争的需要和结果，只要原产地的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产品销售目的地的价格，就不构成倾销之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俄林对国际贸易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这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的自然要素秉赋学说。这一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起因取决于贸易双方的自然秉赋。一个资本和技术相对丰富，而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自然而然地利用出口其所秉赋的丰富资源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对本国而言稀缺资源生产的外国产品。举例而言，美国的资本供给与劳动供给的比例大于中国的资本供给和劳动供给的比例，因此，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品，因为劳动力是中国的丰富资源.相应地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资本与技术是美国的丰富资源。
综上所述，不论根据以上任何一种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来分析，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彩电；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都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只有这样，两国才能达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
四、中美双边贸易的现行走向
综观过去中美贸易的走向和商品结构，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西方建立的传统的经典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如图2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反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却同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完全吻合，甚至是相悖的。如图2所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理论上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现实是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出口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相匹配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虚线框部分说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对中国应该增加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正是由于这种贸易走向以及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匹配性，甚至是不合理性，导致了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而新近一轮的在彩电和纺织品行业中的贸易摩擦仅仅是这种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的表象与反映。
造成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即美国选举年效应；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总统、参众两院、州、县、市的选举，是一种定期重复的政治运作机制的一部分。选举制度以及这种选举过程的本身就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达到新的均衡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在这种定期重复的选举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统的定期选举过程中，为了实现当选的目的，参选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当选与否有重要影响的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益阶层会做出均衡和保护。美国是目前事实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美国有能力采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服从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的做法。而其他各国由于实力的原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无可奈何，而且还要适当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维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从而维系与美国的良好的、持续的运作关系。
目前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纺织品、彩电和家具制裁也是这种对外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运作的具体表现。不论用上述包括李嘉图、弗侬或赫克歇尔一俄林在内的何种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的纺织业都应该算作一个夕阳产业，已经完成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到了被淘汰出局的时候。这不仅同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而且也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但是面对着美国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而不断攀高的国内失业率，面对着美国的大选在即，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强势竞争，美国现政府不得不采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措施，即便是如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等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以安民心，争取选票，均衡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是这种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具体地说这种选举机制的一个副产品。
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裁决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出超国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美国经济界，甚至政治界所关注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政治经济气候下，美国彩电同业公会中国的彩电企业，美国法院裁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对此，美国政府不仅爱莫能助，而且，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司法界有着同样的观点。虽然，由于经济原因，美国多年前已经停止在本国生产彩电产品，对中国彩电出口的制裁不会为美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是在大选之际，利用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因素争夺选民，仍然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诸如纺织品、彩电及以家具等，进行反倾销裁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造成了压力。而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无法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出口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横跨太平洋的中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单向贸易流动。即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美国需要的劳动密集性产品，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造成了中美贸易出现了巨额贸易失衡。
美国的这种对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限制的原因是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建立在这种意形态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美国朝野无法将中国视为长久的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不信任感就也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其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对中国的出口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限制或管制。在具体做法上，由冷战时期的对共产国家限制的巴黎委员会(COCOM：the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1ExportControls)下设置的中国委员会(ChinaCommittee)负责管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管制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重新签订了华森纳协议(WassenaarArrangement)，以此来取代巴黎委员会，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补性很强的两个贸易主体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其结果是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贸易摩擦不断。
五、结论与政策
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当贸易摩擦出现时，政府立即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这种应对政策有3大不利之处：第一，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种逆差又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从而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贸易事务时对中国施加不利的条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此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缩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从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得到了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可以避免在对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上述的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ictions)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文摘要】 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发展迅速。随着两国贸易额的扩大，中美贸易结构也在不断的升级。本文对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两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发现中美两国在进出口构成上的差别和产生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而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情况的原因，从贸易结构上说明中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和非竞争性。通过对两国贸易结构的研究，分析中美贸易结构引发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对我国的贸易结构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 贸易结构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差异，使得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同时两国在贸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对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研究，旨在分析两国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文章从中美货物贸易结构、中美服务贸易结构两方面对中美贸易结构进行比较。 一、中美货物贸易结构比较 1.中国货物贸易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不断扩大，货物贸易结构也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并且贸易顺差在逐步扩大。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1980年是381.4亿美元，贸易逆差19亿美元；2000年进出口额为4742.9亿美元，贸易顺差241.1亿美元，而到2006年贸易顺差已达到1774.8亿美元。据我国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 (1)出口商品 首先，从初级产品的出口来看：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1980年我国初级产品中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总值为29.85亿美元，矿物燃料、润滑油等出口额为42.8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32.75%和46.96%； 2000年食品及活动物出口额为122.82亿美元，矿物燃料、润滑油的出口额为78.55亿美元，分别占48.24%和30.85%。到2006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中食品及活动物占比为48.6%，矿物燃料和润滑油的出口占比为33.58%。 其次，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看:1980年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产品及其制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中占比最大，占44.41%;2000年机械、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彻底取代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的出口主导地位，分别占当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36.92%和38.56%。到2006年机械、运输设备的出口额为4563.43亿美元，杂项制品出口额为2380.14亿美元，分别占49.82%和25.98%。 由上面分析可见，我国的外贸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上升。 (2)进口商品结构 从我国进口初级产品的情况来看：1980年，非食用原料、食品及活动物分别占据初级产品进口的第一、第二位，分别占51.07%和42.06%；到2000年，占据初级产品进口首位的变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其次是非食用原料，分别占44.15%和42.79%。 在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中，机械及运输设备仍是进口的重要部分，轻纺制品、橡胶产品和矿产品的进口比重明显下降。 2.美国货物贸易结构 近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关注，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与美国的货物贸易结构有很大的联系。美国货物贸易除1973、1975年外，从1971年起，30多年来连年逆差而且逆差额逐年扩大。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几十年来都是以工业制成品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以工业物资和原材料为主。而进口量最大的则是工业物资和原材料；消费品居第二位，资本货物仅列第三。进出口排名差异说明了美国是高科技产业居主导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进口大量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制成各类技术含量更高的机械设备（资本货物类）出口。 3.中美货物贸易结构比较 对中美货物贸易结构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贸易的总体结构有优化趋势，并且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国际分工网络体系。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优势，我国的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还必须依赖进口。因此，我国还必须致力于高科技产业的科研开发，更加优化我国的货物贸易结构。 二、中美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1.中国服务贸易结构 （1）我国服务贸 易逆差情况 随着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贸易结构却不尽合理，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增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加迅猛，逆差不断增加，2011年、2005年更是创下新高，分别达95.46亿美元、92.63亿美元。 (2)服务贸易的构成结构 我国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我国的服务贸易除了在旅游、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电影等行业存在顺差外，其他服务项目均为逆差，并且顺差主要集中在旅游、建筑行业，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商业服务等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行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以及广告宣传、电影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比重偏低，我国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仍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 2.美国服务贸易结构 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出口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进出口国。近20年来，美国的服务业迅速发展，服务贸易领域已涵盖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与许可、建筑设计、娱乐、批发零售、商业服务和教育等多个行业。随着服务业的发展，美国服务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服务贸易呈增长趋势，增势平稳；服务贸易的顺差额在不断扩大，说明服务贸易对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3.中美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1)从服务贸易绝对数值看，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到2006年仅为1917.48亿美元，而美国进出口总额7654.39亿美元，我国远远小于美国。 (2)从服务贸易构成看，我国的服务出口都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进口则大多数是附加值较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3)从中美两国服务贸易差额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不断增大，自2000年以来顺差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2005年顺差扩大到25.73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结构引发的问题 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中美两国的进出口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1)中美两国进出口结构不同导致的不平衡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每年大批量日用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是引起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缩小贸易逆差，首先应减少该类产品的大批量进口。但事实上，美国生活必需品在美国本土早已不再生产，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势必会从其他国家进口。因此，在这一方面，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 (2)美国对华出口的抑制导致的不平衡 近年来，美国在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方面的严厉举措，大大增加了美国科技企业与中国进行合法贸易的障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市场巨大且成本较低，美国的比较优势则是雄厚的资本和尖端的技术。按照比较原则，中美贸易应该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近些年，美国从中国购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产品，却往往拒绝向中国出售其高技术产品。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实行的严格管制使得美国最具优势的、高附加值的商品无法出口到中国，这也导致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我国国家安全问题 从我国进口产品结构来看，我国的初级产品增势迅速，而由于“世界工厂”的地位，我国进入了急速扩张的制造规模与相对贫瘠的资源条件所形成的窘境中。这使得我国对外部资源供给的依赖性扩大。近年来，我国战略性资源产品进口贸易的主要特征是：进口规模日益庞大、进口年增速度加快、进口依存度提高、进口来源集中度增强。然而，国际市场供应不稳、全球性的资源争夺日趋激烈，使我国战略性资源产品的供应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价格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在发展我国经济，加快我国进出口发展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更进一步的优化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为我国的经济安全提供保障。另外，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战略性资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进行调整时，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调节、企业自觉，还必须强调政府的干预和主导作用。 四、我国贸易结构发展的对策研究 1.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必须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 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在我国也主要是加工贸易，获取低利润的部分，由此造成顺差大但获利小的不利局面。我国可以利用目前的外汇储备采取多种手段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如大量引进高新技术、培养人才，注重新技术的消化吸收，派遣大量学生从本科阶段甚至高中阶段出国学习，对工人进行大规模技术培训等等。最终使出口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获取高额利润。论文来源：流星毕业中 华 励 志 网，www.2008w.com 2.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减少服务贸易逆差 在我国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很小，因此，在服务经济到来之际，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同时，更要注意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倾斜。相关的税收、信贷等财政优惠政策要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以促进生产性服务行业与电信、金融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迅速发展，使我国的服务产业不仅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能为国民经济中的其它各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3.调整外贸格局，促进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分散化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消费能力强，又是资金、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因此，我们应巩固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并适当提高西欧的贸易比重；其次，由于俄罗斯、东欧等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发达的重化工业技术，同时他们对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食品、轻纺、家电等产品需求很大，因此双方贸易潜力很大，我们应扩大对俄罗斯和东欧市场的比重。再次，由于拉美国家的经济重现活力，非洲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我们应努力扩大他们的市场比重。当然，鉴于我国对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我们应在保持绝对额增长的前提下，逐步降低港澳地区的贸易比重，扩大与东盟的贸易比重，促进我国外贸市场格局的多元化。
【论文摘要】 纺织品服装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美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市场。近几年来，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1)接踵而来，并且出现了次数增多、金额巨大、手段多样化、法制化、政治化的特点，本文从美国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两个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提出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在今后对美出口中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论文关键词】 纺织品服装 贸易摩擦 经济 政治 众所周知，纺织品服装行业是中国主要的传统产业，也是中国出口创汇支柱性产业和外向依存度很高的行业，因此，纺织品服装出口对于中国极为重要。随着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不断强化，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接踵而来，甚至越来越烈，引起了双方甚至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根据有关形势分析，我国如何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着力解决处理贸易摩擦，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的现状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以2005年为例，据美国海关统计，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达892.07亿美元，同比增长708%。 我国从1994年起，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加入WTO以来，纺织品服装出口持续较快增长，2002年～2011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6%、28%和21%。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国际市场和美国市场份额也逐步提高，以2011年为例，占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美国纺织品市场的比率分别 为23%和17.6%，比2001年也分别提高了2.8和3.9个百分点。 2005年，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激增，出口总额达1175亿美元，其中，出口到美国的达195.76亿美元，同比增长66.09% (其中服装为135.66亿美元，同比增长76%，纺织品同比增长47.38%)。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金额约占我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17%。 2006年，服装主要类别商品对全球出口额保持一定增长，增幅在6.6%～85.8%之间，但对美国出口下降，降幅在11.6%～78.7%之间，主要是裤子、袜子和衬衫等设限产品。 2007年1月～6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735.3亿美元，增长17.3%。其中纺织品出口252.2亿美元，增长9.8%；服装出口483.1美元，增长21.7%。同时，纺织品服装顺差几乎占据我国1125.3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 总之，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的主要出口市场，在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及出口国的中国外贸市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的特点 中国入关以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明显增加，在2003年发动一起，2011年发动了三起纺织品设限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分别于2005年5月自主启动了三起、于2006年5月、9月接受业界申请启动了六起对华纺织品设限，除此之外还对我国24类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涉案产品对美出口金额超过100亿美元。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1)的表现方式主要是美国有意从三个方面设置贸易壁垒措施来阻碍中国纺织品服装大量涌入： 1.关税壁垒。美国纺织品进口平均关税约20%，是其所有商品进口平均关税的10倍左右。服装进口关税一般均在20%以上。 2.技术性壁垒。美国的技术性壁垒又称“绿色壁垒”，它以所谓保护环境和保障人身安全为由，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法规)，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由于这些强制性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技术水平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达到。 3.启用保障条款。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贸易法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有关条款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向美国出口纤维制品、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 综观入关后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1)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摩擦已呈现了新的特点：次数增多；金额巨大；手段多样化；手段法制化；手段政治化。因为很明显，在美国，纺织业已是“夕阳”产业；而在中国，由于处在发展阶段及劳动力优势等原因，纺织业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个是“夕阳西下”，一个是“如日中天” ，这样的力量对比下，世界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自然会带来频繁的利益冲突，再加上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利益乃至大国战略等诸多问题，纺织品服装贸易争端便不再只是纺织品问题，而成为美国对华经贸博弈的重要砝码。 三、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第2页)产生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说，涉及到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因素，但总的来说，不外乎经济利益问题和政治因素，完全可以这样说，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利益集团方面，就经济学“理性人”假说和人在经济社会的“自利性”来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各集团的利益冲突。简单来说，某个利益团体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以整个国家或世界的贸易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是次要的，这样就会导致政府的对外经济行为失调。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入美国市场，到底会对各利益集团带来什么影响呢？ 对资本所有者而言，他们实际收益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进入后，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下降。在短期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下降，纺织品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会趋于下降，并且由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小于价格下降幅度，这样以纺织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变，因此以其他商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减少的。因此，不能就此做出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增加或减少的结论，而应当最后综合他们的消费偏好进行考量。 对纺织品部门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受损的。这一损失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部分资本退出纺织品部门后，纺织品部门的剩余资本的边际收益将趋于增加，在竞争市场上资本和劳动要素分别按照他们的边际产出获得收益，因此即使在纺织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纺织品部门工人的实际利益也是减少的，当纺织品价格下跌时，纺织品部门工人集团的实际利益更是趋于减少;二是由于纺织品部门整体规模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工人就业率的下降。 对其他部门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收益则是增加的，这一福利变化也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纺织品价格下降引起其他部门工人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部分资本从纺织品部门进入到其他部门，从而导致其他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并导致工人的收益增加。 对土地所有者（庄园主）来说，由于纺织品的涌入并不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纺织品价格却是下降的，因此庄园主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 由此可见，在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存在着美方四大利益集团的“利益非均等”现象。 在政治因素方面，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中美贸易弈非常明显： 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来看，纺织业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之一，近几年就业人数一直在5%左右徘徊。如此庞大的劳动者队伍是美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随着中美纺织品自由贸易的开展，这一部分人将感到自身的收益每况愈下，他们渴望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贸易保护，于是他们会通过工会向政府施压。同时，他们也是未来大选的选民，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也会制定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贸易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票。 从美国工会的角度来看。因为普通工人群体的利益在贸易中是受损的，所以在发生贸易利益冲突时，他们会采取行动给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出台纺织品贸易保护政策。这是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形成的主导内在因素之一。 从中美纺织品贸易中的土地所有者（即美国的农场主）的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食品市场为美国农商企业提供了机会，出于害怕中国政府在农产品上进行保护，以回应美国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当美国政府制定或采取针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限制政策时，他们投的是反对票，这也是我们在贸易争端中应积极争取的力量。 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都在起作用，究竟是哪个集团占上风，这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总的互动行为和博弈结果。 四、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的对策 贸易发展中出现摩擦是难免的，特别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可以这样说，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中美贸易顺差存在，贸易摩擦就会存在，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会恶化。为了公正、合理地解决好这种 摩擦，避免导致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张，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要善于从国际贸易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认清时局，把握方向，从中微观操作和宏观战略等多个层次，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主动性，以便从根本上缓解贸易失衡带来的外部压力。从中微观层面看，作为微观主体的纺织品服装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借助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生产的国际化，并通过市场、产品多元化发展，降低贸易壁垒林立带来的潜在风险；作为中观主体的贸易行会组织，也应在纺织品博弈中发挥小而灵的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协作与对话，成为政府经济谈判的替代方式和有益的补充。同时要通过建立“行业自律协议”，适当控制出口，因为过度的出口激增势必引起贸易摩擦。从宏观战略层面看，应该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国家整体经贸战略中重新布局，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采取措施加快国内产业升级，同时以战略性步骤扩大内需，真正打通国内国外两大消费市场，这才是最终解决外部贸易压力的根本措施。 2.要善于运用包括世贸规则在内的各种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增强处置贸易争端的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作为WTO成员，今后充分利用WTO相对公平的仲裁机构解决贸易争端，不仅应成为一种正常的运行机制，更应成为一种常态化、符合国际处理纠纷惯例的有力手段。同时，也为中方能够融入WT0大家庭中，真正成为一名普通成员，建立起一个积极的有效途径。 3.要善于在处理贸易争端时努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充分整合各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资源，最大程度化解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要从民间、官方多层次建立推进力量，善于利用“经济大使”做好“桌外功”，防止“临时抱佛脚”。 4.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走品牌和高附加值道路。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比拟的竞争力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低附加值，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技术和品牌支撑，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反而成为美国发难的对象。美国虽然依赖纺织品服装进口，但众多进口替代来源地使得美国在处理中美纺织品贸易问题上蛮不讲理，中国要摆脱不利地位，实现纺织品服装贸易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走品牌和高附加值道路。 5.积极协商，实现“双赢”。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和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目前毕竟互为贸易大国，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而且，纺织品服装贸易也只是中美之间贸易的“冰山一角”，因此，双方都要以积极的姿态，看重长远利益，努力寻求通过博弈和协商来解决问题，为建立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而共同努力。“斗则两伤，和则双赢”，这已经是人们对当前贸易摩擦共识的一句老话。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出口纺织品服装为中国带来了巨额顺差，解决了数以千万计的纺织服装工人的就业问题，但中国并非最大的获利者。经验表明，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中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国的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同时，中国廉价的纺织品服装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利益。 参考文献： 张运成:简析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现代国际关系》，2004，（1） 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对外经贸实务》，2004，（3） 吴晓波聂品:现代国际领域产品生产周期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5（5） 中美纺织品贸易危机实现．新闻网，2005年8月25日 中美纺织品争端为何难让步背后是两国经贸博弈.中安网，2005年7月27日 武振:透视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当代经济研究，2006，（3）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分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8）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摩擦对策分析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对两国经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四）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动，华盛顿不能阻止中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
（五）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3.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WTO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市场的过分集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进军，达到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目的。
（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更要求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融入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
结语：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抱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中美贸易一定有更大地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贸易关系摩擦利益集团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在出口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剧。其中，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特别引人注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中双方先后在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入世谈判、入世后的市场准入以及产品反倾销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与摩擦，严重影响了美中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成因(于铁流、李秉祥，2004)、结构调整(雷达、于春海，2004)、制度分歧(赵谨，2002)与战略冲突(赵晓，2003)等角度解释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些研究解释了美中贸易摩擦的基本原因。但是，潜在的冲突可能并不一定能够上升为显性冲突。美中潜在的经济摩擦之所以能够上升为美中两国在贸易领域频繁的对抗，就不能不关注美国贸易政治的决策过程。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与游说国会议员，直接与间接参与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在美中两国各个阶段的贸易摩擦与贸易冲突中，我们可以频频发现利益集团的身影。可以说，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是美中贸易摩擦由潜在冲突上升为现实对抗的关键一环。 二、影响美中贸易关系的主要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的大量存在和活动是美国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活动和影响在不断加大。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美国国内有两个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一个是贸易保护势力集团;一个是支持对华自由贸易的联盟。
两大利益集团联盟展开竞争，争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力量消长是决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的主要原因。 1.贸易保护势力联盟的组成。美国劳工组织、各种衰退产业的产业联合会(如纺织业联合会、钢铁联合会等)以及政治保守组织，结成了贸易保护势力联盟。 劳联—产联组织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讨价还价集团，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保护势力压力集团。美国经济学家萨姆纳·斯利切特认为：“美国经济是一种劳工第一主义经济，至少正在大踏步向其迈进。雇员是社会中最有影响的集团，他们的利益在经济运行中甚于任何其他经济集团。”斯利切特的话说明了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影响。
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认为，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会导致中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从而减少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因而它反对对华自由贸易政策，呼吁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为此，劳联—产联在华盛顿雇佣了100多名院外活动者同白宫和国会议员打交道，其中1/3是专职的，以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影响。 除工会组织以外，美国的纺织业、小手工业等劳动密集行业的小业主联合会、美国商业与产业理事会以及各种衰退产业组成的联合会也是主要的贸易保护势力之一。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没有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的国民福利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丰富，价格低廉，因此，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升级与转型过程中，美国政府出于就业与低技能工人收入保护的考虑，一些衰退行业在政府资助下仍然得以保存下来。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小的但是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成为了美国当今贸易政治中最为主要的贸易保护势力联盟。
此外，一些政治保守组织包括纳税人反对救助共产主义联盟、美国保守派联合会、自由之家、家庭问题研究会、鹰论坛、基督教联盟等利益集团，以及人权组织如亚洲人权观察、美国人权律师协会以及劳改研究基金会等，也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政治信仰，支持对华贸易限制。 以上三种不同势力，为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手段向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要 求限制对华贸易，构成了美国主要的对华贸易保护势力联盟。 2.自由贸易势力利益集团的构成。美国对华出口与投资的跨国公司集团、美国工商界联盟以及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商会联盟是美国支持对华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 对华出口与投资的跨国公司集团，由美国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产业及产业联盟组成，包括航空、航天、计算机、电讯、汽车、化工以及农产品等出口行业联盟。
这些行业对华既有较大出口利益，也有较大投资利益。主要包括波音飞机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汽车等三大汽车公司、全国小麦种植者协会、北美谷物出口商协会等。它们游说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对华的自由贸易政策以便扩大在华市场份额。 美国工商界联盟，主要由从华进口、在华投资加工等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工商业集团组成。他们主要从事中国日常生活消费品进口、经销或在华加工返销美国的商务活动，包括鞋类、成衣、纺织品、玩具、家用电器、运动器具等企业。较有代表性的团体是美国玩具制造商协会、美国鞋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零售行业贸易行动联盟等。此外，还包括用从中国进口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以矿产品、轻工原料为主)作为生产投入的加工企业或游说组织。
此外，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企业联盟，如香港美国商会和美国在港公民协会也支持对华的贸易政策。 跨国公司与联合商会等自由贸易势力构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中另一支重要的讨价还价力量。与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相比，在对华贸易关系问题上，跨国公司的游说具有自身的优势：首先，跨国公司能够仰仗自身的力量来对政府政策的决策施加影响，如公司为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为政府所能提供的税收，而这些又与政府强烈地关心经济的扩张、保持就业水平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大的跨国公司很容易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利益转化为国家的目标、国家的利益。
这些跨国公司对政府决策施加的影响比其他利益集团有效得多。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查尔斯所言：“凡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其次，大公司财力雄厚，也有能力从事院外活动。但是，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影响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它具有间接性与被动性的特征。劳联—产联组织主张的对华贸易限制主要是因为对华贸易的快速增长影响了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与就业，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代言人，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来游说美国政府放弃在相关行业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工商界联盟来说，给对华贸易添加各种限制性的条款无疑将影响到自身的利益，从而他们也有足够的动力来为自由贸易政策游说。
但是对跨国公司等自由贸易集团来说，如果对华的贸易限制不会影响到本公司对华的出口与投资，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就不会为对华的自由贸易政策游说，从历次美中贸易摩擦的经验来看，跨国公司只是在中国对美国贸易限制政策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的条件下，才以贸易报复受害者的角色被动地加入对美国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游说当中，而一些从事传统的、衰落的行业(或称“夕阳产业”)如钢铁、纺织、造船等行业的公司甚至支持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而影响了这些跨国公司的游说效果。
三、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诉求及游说手段
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治的影响途径，最常见的是：某些利益集团提出实行某项特殊的贸易政策要求，国会和行政部门做出反应，继而引发国内各不同利益集团关于贸易政策的辩论与游说，进而形成一定的贸易政策与措施，如果这项政策与措施加强了对国内相关行业的保护，则引发与外国的贸易争端。从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过程来看，通过影响议员的政策倾向进而影响国会立法无疑是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的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在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手段以确保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法案的形式得以通过。
从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方式来看，主要包括：对国会议员的游说、竞选捐款、诉讼，以及利用社会舆论进行间接影响。
1.直接游说。为寻求对本集团有利的贸易政策支持，对相关政策制订者进行游说是美国利益集团最常用的手段。在对华最惠国待遇谈判期间，希尔·诺尔顿公司、马纳特公司和费尔普斯—菲利普斯公司就至少为给予中国永久性政策贸易关系法案(PTNA)的游说投入了16 万美元(谭融，2004)，而以往很少雇用人员进行游说的高新技术公司， 也与其他利益集团联合， 共同推动对华贸易。在国会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投票表决前夕，英特尔公司发动了5000名公司员工给国会议员写信进行游说。而波音公司的总裁孔迪特联合波音飞机公司联 系的1万多家零件制造商共同进行游说，这1万多家零件制造商遍及美国的420个选区。与此相对应，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劳联—产联组织投入到直接游说和雇佣律师的费用也高达数百万美元。劳工组织的游说人员定期会见民主党议员及部分共和党议员，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游说者下大力气争取众议院民主党人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 和组织秘书戴维·鲍尼尔(David Bonior ) 的支持。在反对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活动中，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威尼推掉了很大一部分日程安排，与众议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并与温和的共和党人、国会黑人议员团举行会谈。
2.竞选捐赠。向候选人提供政治捐款是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也是利益集团游说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不仅帮助游说者接近政策制定者，获得国会议员的认同，而且有利于利益集团与候选人沟通或促使他们将来支持利益集团的政策目标。由于美国特殊的竞选政治，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对国会议员的政策倾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劳联-产联集团以及工商界联合会均每年向民主、共和两党提供数额不等的政治捐献，以影响两党的政治决策。在1998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在解释没有投票支持快速处理权议案时，一位民主党议员说，“这对我来说是一张20万美元的支票”(李晓岗，2001)。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原先强烈反对对华最惠国待遇，但是后来改变了立场，原因就在于他希望从高科技公司那里筹集竞选连任款项。共和党领袖、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特伦特·洛特曾拒绝就PNTR进行表决，他要求参议员们首先就关键的预算法案进行投票。此举激怒了工商界的院外游说集团，它们直截了当地警告负责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如果不安排表决，它们将推迟提供竞选捐款，迫使洛特改变了态度。
3.利用社会舆论进行间接影响。当利益集团通过直接游说效果不好，或者是没有直接游说的内部管道时，利益集团就会采用第三方，如所在选区的选民、一般公众、利益集团的基层会员或者是其他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以实现其政策目标。劳联—产联组织就曾在全国性的杂志、报纸上刊登广告，利用大众媒体，进行电视宣传，陈述对华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就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替代影响，同时组织基层工会向国会议员写信抗议，以影响议员的对华政策倾向，这些手段客观上延缓了美国的PNTR法案通过。
4.反倾销诉讼手段。这是指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与贸易政策的框架下，利用特别贸易保护措施来寻求本集团的利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利益集团关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焦点发生了转移，在重大贸易决策方面，利益集团仍然采取以上3种措施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督促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审查，但在一些具体的行业与产业，则更为频繁采取反倾销诉讼手段，以加强对集团利益的保护。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倾销诉讼直线上升，已经占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总数的16.5%，其中裁定中国产品倾销案例占裁定倾销的21%，居第一位。在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案例涉及钢铁、彩电、家具、纺织品和集成电路。“彩电案”美国商务部未采纳中方的“市场导向企业”诉求而做出倾销终裁。“家具案”涉及木制卧式家具对美出口9.6亿美元，是中国加入WTO后遭遇的金额最大的一宗反倾销调查，也是中美贸易史上最大额度的反倾销案。“纺织案”涉及中国出口值约80亿美元，损失大约4亿美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各种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通过不同的院外活动方式对政府的贸易决策施加影响。有人将利益集团称为美国“政府的第四组成部分”。
四、中国的对策研究
鉴于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在处理双方的贸易关系时必须把利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促使美中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
1.加强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工作，利用其积极因素促使美国政府、国会调整对华政策。鉴于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与贸易政治决策过程，在发展美中正常的贸易关系时，对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忽视。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吸引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力度，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联系。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时期，中国也可以组织赴美采购团，与美国的工商企业联盟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大这类利益集团 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
2.大力扶持中国企业的对美投资，平衡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批民营企业开始跨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扶持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目前美中双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降低美中贸易摩擦;另一方面，通过中国企业的当地生产，增进当地企业与劳工对中国的了解，对平衡与抵消其他保护势力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企业的力量一般都比较薄弱，尤其是对美投资，数额微不足道，因此中国对美经济外交也应包括对中国企业对美贸易和投资的扶持，使更多的中国企业有信心、有能力走进美国市场。
3.逐步加强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建设，培养美国的海外利益集团。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墨西哥、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等国，日本表现得最为积极。日本在美国的院外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影响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制定，缓解日益加剧的日美贸易摩擦。据报道，1981年，日本雇佣了80多家美国公司，用于游说活动的经费达1340万美元。1989年，日本在华盛顿的政治活动方面每年所花费的金钱，超过了美国商会、美国制造协会等5家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工商组织每年费用的总和。通过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学到有用的技能，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有组织地赴美“游说”活动就是很好的开端。随着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建设越来越完善，中国抵御外国利益集团负面影响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大。
4.加强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学会做国会的工作。利益集团对美国政策的诉求，最终需要通过美国国会的审议，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国会仍将通过对华履行WTO承诺的调查与审议以及贸易立法活动影响美中贸易走向，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国会，掌握其运作特征，加强与美国国会的联系和交流，以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和误解。对国会的工作主要包括：(1)加强与美国国会议员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国会外交，及时向他们介绍中国国内的最新变化，博得他们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和理解。(2)加强与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与协商，发挥其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功能。美中贸易摩擦不仅涉及美国国内消费者和与中国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国内企业间的利益，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国对华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间的利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因此，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是符合跨国公司的投资利益的。美中贸易摩擦的升级无疑不利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益。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的作用，使其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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