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地关系论；历史轨迹；哲学思考；预测
自人类自产生以来，人类便和地理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对立统一的人地关系，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人地关系论，并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人地关系论演变的历史轨迹的哲学思考，我们可以探讨未来人地关系的价值取向。
1.国内外主要人地关系论梳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认为是一部人地关系的演进史。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人地关系理论。在传统人地关系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论、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等为代表的人地关系论，尤其是“天人合一”论对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西方学者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1]的观点。文艺复兴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鸠等学者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重点研究了气候条件对人类活动的作用[2]。近代地理学的开山大师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Humboldt强调地表事物的整体研究，即地理学不仅关注人类社会活动，还要探讨地表各自然现象；Ritter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主张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来探讨地理学的人文方向。这些思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详细探讨了居民分布、人口迁移和民族性格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并引入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提出各地区人类活动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这种思想被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等广为介绍，将其发展成为环境决定论[2]。20世纪初，法国地理学家P.维达尔•白兰士等进一步发展了人地关系理论，提出或然论（可能论）的思想，指出要重视人类在适应和利用环境方面的能力；其学生J.白吕纳深入研究了该理论，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学界相继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环境感知论、文化决定论、和谐论等著名的人地关系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学计量化的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又取得了新发展。在生态论和文化景观论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地理系统论，该理论强调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及其之间的动态联系。
2.各种人地关系论的时间起点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人地关系的思想理论。大约在200万年前后，人类以小规模的群体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处于人类的形成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采集、狩猎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创造和发展。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人类与基本没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与其他生物融洽共处。这一时期人地关系表现的最为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在掌控者人类，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环境。
2.2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我国的著名观点有：最早见于殷虚卜辞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风”等记载[2]，强调天气晴雨变化和收成好坏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员》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轲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况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强调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顺应自然规律达到“有其治”的效果[3]。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古希腊著名学者希波革拉第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专门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柏拉图《国家论》中阐述了理想国的基本构想，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公民数量为5040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4]，即一国的人口规模应当和土地规模相适应。在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技能的提升，人类逐步从崇拜自然过渡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赖自然而直接消费变为自己生产而后消费。并且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强度不断加大，这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小范围的生态破坏，例如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相对于原始时期而言，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在开始转变，人地关系中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却相对的在减小[3]。
2.3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人类中心主义、适应论、生态论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可能论强调人类对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适应和选择能力；人类中心主义则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适应论则强调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生态论主张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反映，侧重探讨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体力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突破，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开始进行掠夺式开发，人地关系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人类对自然开始进入到改造征服阶段。到工业化中期，科学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地系统中人类与环境的对抗性表现非常突出，结果出现诸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在全球迅速扩展，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同时也出现了全球规模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挑战，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已开始震惊人类[4]。
2.4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和谐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地关系应当“和谐”，强调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科学利用地理环境的同时，要对不协调的人地关系进行优化调控，实现人地系统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反思，强调区域发展中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开始利用高新技术等对人地关系进行模拟监测和优化调控，促进人地系统向和谐方向演进。
3.对人地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从对人地关系研究的各种流派来看，可将人地关系理论归纳为三类：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代表；②主张人定胜天，忽视或贬低自然环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为代表；③关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视人地关系的协调与适应，以适应论、或然论、生态论和人地协调论等为代表。人地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个人世界观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特定的人地关系思想产生，即使是在同一阶段也会有很多侧重点不同的人地关系理论，且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评价某一种人地关系理论时，不能片面地说其对或者错，而要放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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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文化管理;构建模式;环境伦理
一、前言
伴随着人们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使得环境问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环境问题的产生多事因人类的自然观和系统观造成，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就应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上出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思想出发，寻求中国文化传统理论中的一些理论思想，构建起环境文化管理模式，以促进当前人们的生活、消费和发展方式，从而改善环境问题。下文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论思想展开分析，就如何构建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展开具体的研究。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环境伦理思想的作用
1、“仁爱”凸显的环境管理基本关系
就中国传统来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体现了一个人的一生应做到首先孝顺父母，然后将这种仁爱扩大到爱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博爱，扩大到爱社会、爱国家以及爱护自然环境和天地万物。而我国传统学说，儒家学说也说到，要以“仁”找作为个人道德最基本、最普遍的原则，而应将其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充分发挥仁爱精神和情感，关注到自然万物中。要实现仁爱人民、爱护环境、保护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思想对于环境文化管理存在一定的关系。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例如，当前全球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全球变暖问题，全球变暖不仅会导致全球岂会变暖，海平面上升，使得很多太平洋岛国和沿海地区沉没，严重的可能会危机到相关地区的人类生存和发展。而人都有仁慈之心，看到人类同胞正在受到侵害和苦难，都会有一定的仁爱之心，主动从自己的生活中改善生活作风、行为以及方式，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积极参与植树造林、提倡绿色文明出行等一系列的减缓全球变暖措施。这种仁爱的思想不仅有利于社会发展、家庭幸福、更有利于全球环境，为子孙万代的利益考虑。
2、“天人合一”体现的整体性思维
事实上，就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对于人和自然的想法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天与地、人和自然属于一个整体。在《庄子・齐物论》中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之本也”等理论思想;在《朱熹・朱子语类》中也有“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等语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人类社会系统、经济技术系统以及自然系统的一个整体系统，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而言的。如果只顾及到经济技术的发展，而未得到自然环境无止境的资源消耗，势必会引起最终严重深刻的生存危机。
例如，地球的淡水资源以及石油资源已经逐渐呈现匮乏的情况，很多地区的石油和淡水资源甚至呈现出枯竭的情况，这不仅影响到了当前部分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更严重危害到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枯竭的资源还正在朝着越发严重的情况发展，这也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共同繁荣发展，更危机到了经济技术的持续发展。
3、“求同尚俭”突出的社会性思维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在《孟子・公孙丑下》一文中孟子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理论，他认为人应“性善论”的思想生活，认为只有将人的先天本性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建立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构建。人在社会上生活必须要关注到衣食住行等方面，但通过这些基本需求要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物质供给系统，以把保障社会制度等。实施上，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和谐，社会的财富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通过不断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系统化的物质供给系统，并逐步扩大到全社会。
由此可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提倡“求同尚俭”的理论思想，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团结合作的力量以促进进一步长足发展。合理的利用资源和自然能源，促进环境文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并充分发挥社会基础与物质基础，最终实现人类社会色和谐发展。
4、道德人格思想体现的永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类社会自身的主体意识与修养，提倡人应努力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事业理想，积极努力的参与到保护地球和生态环境的活动和责任担当中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的精神需求重要性，强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就是说生命与道义不能兼得，舍生取义也变成了自觉的选择。而传统文化更强调求新求变，不仅要最求财富和资源的占有，更追求人生的只会和精神所得，最后更要以精神财富等方式流传后世。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追求良好的道德与修养，以汇聚成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并影响人类文明。
而建立这种合理化的社会文明氛围，有助于促进人们合理的消费观念养成，更能促进人们珍视资源，合理运用资源，以改善逐渐严重的环境问题。从根源上抑制环境问题产生，构建平稳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综合发展。
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实施策略
1、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定义
所谓环境文化管理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伦理思想与现代环境管理基本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紧急技术体系，促进人类自身行为的调整，以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保护自然资源，进而促进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的和谐稳定发展。事实上，人类社会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出“仁爱”“天人合一”“求同尚俭”的传统思想理论，利用已有的环境管理理念，逐步完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
2、阐释环境文化管理模式
由上文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观念，明确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既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包容，又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保护。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论思想更凸显出了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整体，是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总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将三大系统看成是一种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并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我们必须在经济开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以整体性出发，做好环境问题的预防，实施全过程的控制，以实现对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尚俭”的理论思想指出，人类的行为改变是保护地球，实现可持续改变的基本路径和措施，而“崇尚道德”则支出，人类的行为改变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伦理思想与管理是有一定联系的，通过以制度为方针、发展理念等形式展现出来行为，通过创新科技与实施控制再作用于经济技术熊，并利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人类生活习惯作用于生态系统，构建完善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
3、构建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基础氛围
在实际的环境文化管理工作中，要实现高效的环境文化管理，我们应加强对其的宣传力度，争取将环境保护工作扩大到整个社会、人类共同担当的责任中来。就当前我国环境管理工作的情况来讲，尽管已经有很多优秀的理论与实践，但就大多数的理论和实践来讲，大多都缺乏深入社会的分析，没能影响到个人的生产消费和生活，因此，根本起不到预防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重视效果。因此，对于未来的环境文化管理工作，要构建完善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一方面应加强环境管理的有限性，以保证现有的社会工作效果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环境管理的理论观念普及和推广，从根本上缩小环境问题的覆盖面以及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应充分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环境文化管理模式的构建中，以突出环境保护意识与节约资源能源意识，从根本上缓解问题。
4、环境文化管理模式的教育调控措施
就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思想道德培养的重视程度非常高。通过加强国家政体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在追求经济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市场的理性化约束，既要保证刺激发展，又不能过于放松思想建设。正如孔子在其教育理论中支出的礼乐教化，强调的是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的积极影响，从而实现“仁而爱人”的广泛现象。所以，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应助力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人类生活消费、道德文化的影响。通过加强文化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坚持四项原则，在保证稳步发展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共同发展。
四、结束语
总之，对于环境问题来讲，要实现完善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构建，应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充分运用传统文化中多种思想理论，包括“仁爱”“天人合一”“求同尚俭”以及“崇尚道德”等理论思想，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影响措施，提升环境保护的意识，促进人类意识的提高以及行为的改善，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应的公共发展。（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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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大学校园；环境；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1-99 -02
大学校园环境是由师生员工、校园自然生态系统、校园文化等因子构成的集合体，契合生态学关于生态环境是由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等生态因子构成的整体的概念。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因此，以生态学视角开展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是现代化大学建设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生态学意义
以生态环境理论为依据，构建生态良好、宜教宜学宜研的大学校园环境，对推进环境育人和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生态学意义。
（一）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促进校园人际和谐
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是环境的核心因子，是环境建设的能动因素，只要尊重人、关心人，发挥人在环境建设中能动作用，就能形成美好环境建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要以人为本，以体现制度管理的理性管理方式理顺干群、师生、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以体现人文关怀的非理性管理方式营造师生员工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氛围。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校园人际关系原则，引领师生教学相长。从而使大学校园环境成为人际和谐的生态系统。
（二）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环保教育
大学环保教育是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渗透到大学的教学和实践环节，使其成为师生员工的基本知识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环保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校园环境是师生员工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环境，是师生员工最熟悉的环境，也是对师生员工进行环保教育的最佳场所，只要学校将节能、绿色、循环再利用等环保理念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就必定会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响应和践行。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建章立制、建立设施等，为师生员工环保行为提供便利，从而促使师生员工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三）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优化校园人文生态环境
大学校园环境由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等因子组成，自然生态环境是大学校园环境的硬件，具有基础性作用。人文生态环境是大学校园环境的软件，具有精神熏陶和文化教化作用。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育人。“文化育人，润物无声”是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题中之意。因此，大W校园环境建设中要注重对校园人文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对大学精神的凝炼和彰显。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大学生存意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校园人文生态环境的核心。
（四）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提高大学的美誉度
大学美誉度就是大学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近年来，我国大学发展受外部条件影响越来越大，如大学间的人才竞争、生源竞争、教育资源竞争等都受到大学美誉度的影响。因此，将布局合理、生态良好并与校园文化融为一体的生态环境纳入到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将清洁、绿色贯彻到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使大学校园环境具备“天人合一”特质和“原生态”品味，具备静心治学和专心执教的条件。从而树立大学校园环境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二、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学属性
生态学本来是研究生物物种、群落、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但随着学科的融合和发展，生态学理论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环境研究。就大学校园环境而言，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构成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同样具有生态学属性。
（一）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系统属性
生态系统论认为，生态系统是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一整体内，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大学校园环境是由校园自然环境、师生员工、校园文化环境等多种因子构成的统一整体，就大学的育人功能而言，大学校园环境各构成因子具有育人功能的一致性，并因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发挥着各自独特的育人作用，从而共同维持大学校园环境的和谐统一。由此看，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系统属性。
（二）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物多样性属性
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它包括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生态过程多样性。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其内部构成因子同样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多样性角度看，大学内部有农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有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后勤职工等不同工作人群；有生活区、教学区等不同职能区域；有自然、人文等不同小环境。这些不同学科、专业、工作人群、职能区域和小环境体现了大学校园环境构成因子的多样性。从差异性角度看，大学校园环境各构成因子的意涵、职能区划以及工作人群中个人的能力水平等都存在差异，从而体现了大学校园环境构成因子的差异性。
（三）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群落竞争属性
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是从生物群落竞争开始的，在生物群落竞争中，适应环境的生物，就能得到生存与发展，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就会被环境所淘汰，从环境中消亡。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现象和客观规律。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子系统，同样具有群落竞争属性。从社会环境看，大学之间存在着优质师资、优质生源及高层次科研项目的竞争。从大学内部环境看，各学科之间、职工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学科竞争表现为学校对优势特色学科的扶持和政策倾斜。职工竞争表现为竞聘上岗。当前，国内大学在用工上普遍采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聘制，这也顺应了“优胜劣汰”的生物群落竞争规律。
（四）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平衡属性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各构成因子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使整个系统处于最优化的协调状态。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生态系统，其内部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师生员工、学科专业等不同因子，虽然位置不同、职责各异，但由于培养人才的目标一致，使得彼此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并不停地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大学校园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就是大学校园环境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不等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被动平衡，而是按照生态平衡规律，充分发挥人在改造环境中的能动作用，促进大学校园环境良性发展的主动平衡。
三、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生态学路径选择
所谓生态学路径，就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来开展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环境问题。选择生态学路径对大学校园环境进行建设，对社会环境治理具有示范和辐射效应。
（一）以物质循环理论为依据建设生态良好的大学校园环境
物质循环理论认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可以自我完成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分解直至再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循环功能，使整个生物圈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状态。将物质循环理论应用于大学校园环境建设，就是要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良好的环境建设效益，从而形成节能、降耗、环境友好的“生态大学校园”建设体系。物质循环、再利用是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新型发展模式。建设生态良好的大学校园环境应该是面向物质循环、再利用的。
（二）以生态平衡理论为依据建设统一和谐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平衡理论认为，生态系统要维持平衡就要有效协调各构成因子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系统整合，使生态系统形成持续的生命力。由此不难看出，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过程就是协调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也是追求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过程。因此，建设统一和谐的大学校园环境，要注重协调和解决校园内各种矛盾。当前，大学校园环境面临的矛盾中既有人与环境矛盾，也有人与人之间矛盾，既有机制造成的矛盾，也有技术性矛盾。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不能回避这些矛盾，要以理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为载体，以非理性的人文关怀为方式，协调、化解各种矛盾，使大学校园环境成为统一和谐、充满朝气的生态系统。
（三）以生态安全理论为依据建设平安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安全理论认为，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对任何生态系统的发展都是灾难。也就是说，任何发展都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以牺牲生态安全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建设平安大学校园环境的核心是保持校园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为此，学校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要建立保护人才资源、保护校园生态环境的顶层设计及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第二，要抓好防止资源浪费、防止环境污染、严格节能降耗、加强校园环境的自净能力建设、积极开展校园植绿和披绿建设等生态安全建设项目的立项和落地生根。第三，要抓好生态安全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工作。营造校园生态安全氛围、提高师生员工维护校园生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四）以G色环保理念为依据建设绿色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学视角的“绿色”，象征着生命和生态文明。对环境而言，“绿色”是保持生态平衡，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建设绿色大学校园环境，要以实现大学教育功能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导，在并将其纳入到日常管理中，通过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开展环境教育活动，营造环保文化氛围，提高师生员工环保素养等方式，促进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推进校园环保和学校可持续发展。
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大学的管理、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等都具有切实要求，把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贯彻落实到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并非易事，它涉及到大学建设的方方面面。只要学校强化理念引导，注重建立顶层设计、协调推进机制，积极推广节能、降耗、减排等新技术在校园环境建设中的应用，就一定能建成生态良好、统一和谐、平安、绿色的大学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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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环境学会(mea)成立于1998年9月4日,首任会长为斯特雷特,林文刚当选副会长,保罗·莱文森当选执委会顾问。根据媒介环境学派对自身的定位:“旨在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文化、技术和传播。”①但是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的历史不仅限于此。
波兹曼认为,第一次使用“媒介环境”一词的学者为麦克卢汉。而波兹曼本人在1968年之后,开始公开使用“媒介环境学”一词,并致力于将媒介环境学发扬光大。
学者何道宽将媒介环境学历史分为三代:帕特里克·格迪斯、刘易斯·芒福德、本杰明·李·沃尔夫和苏珊·朗格为学派先驱,第一代代表人物有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二代代表人物有尼尔·波兹曼和詹姆斯·凯利;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林文刚和埃里克·麦克卢汉。
三代媒介环境学代表人之间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笔者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是从师承关系和学术派别上看媒介环境学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代表人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发展进程也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一、媒介环境学前史:触发灵感
帕特里克·格迪斯、刘易斯·芒福德、本杰明·李·沃尔夫和苏珊·朗格为媒介环境学派先驱,他们并不属于传播学学者,但是对媒介环境学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
格迪斯和芒福德均是城市规划理论家,他们在研究城市与人的关系中,发现了城市是如何在无形之中塑造人的思维,从而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沃尔夫和朗格均属于语言学家,他们在比较两种语言差异中,发现了语言作为一种中介,并不只是承载信息的中介,还决定使用语言者的思维方法。他们的共同点本文由收集整理在于聚焦了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奠定了媒介环境学兴起的基础。芒福德的观点对后来媒介环境学的奠基者麦克卢汉影响颇深。
二、媒介环境学的第一阶段:开创新思路
这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伊尼斯、麦克卢汉、路易斯·福斯戴尔等,和先驱们相比,他们明确了媒介的定义,同时也更加专注于媒介与人关系的探讨,媒介环境学正式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多伦多学派闪耀的“双子星”,其思想观点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与讨论。他们的主要思想观点见表2:
三、媒介环境学第二阶段:选取研究重点
和第一阶段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相比,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和詹姆斯·凯利均是选取了媒介环境学中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阶段进行研究。尼尔·波兹曼表达了对电子媒介的抗拒和对印刷时代的留恋与推崇,而詹姆斯·凯利则是坚持主张把传播当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将第一阶段学者的研究结论细化深入,以获得更进一步的结论,具体的思想观念见表3:
四、 媒介环境学发展第三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保罗·莱文森、林文刚和埃里克·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第三阶段的领军人物。其中莱文森和林文刚是波兹曼的弟子,均属于纽约学派。而埃里克·麦克卢汉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儿子,是多伦多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研究对象更贴近时展趋势,着眼于最新科技对人的改变和影响。这一阶段的主要思想观点见表4:
笔者由上得出以下结论:
一、媒介环境学派主要由两大学派组成: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其中多伦多学派在奠基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建立了媒介环境学基本的理论框架,而纽约学派在创建媒介环境学会和使其发扬光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间保持着比较直接的师生关系。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几乎都有师承关系。
三、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来源有四个方面:沃尔夫和朗格的语言相对论,格迪斯和芒福德的城市生态学,对格迪斯影响较大的芝加哥社会学和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本来的专业—英国文学批评。这四个方面为媒介环境学的诞生起着重要的准备作用。
（一）设计艺术学的概念
设计艺术在处理好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更偏重解决好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视所设计的产品对人的心理与生理所产生的作用。艺术设计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新兴学科，是集汇艺术、科学、经济三门学科研究的主要所研究的内容，它的内涵和外延在当前作用下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目前它的学科体系尚在构建和完善中。在潘鲁生主编的《设计艺术原理》一书中，给设计艺术下的定义：是指以设计艺术的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理论研究为对象，针对设计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以及经过不断验证提炼的艺术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和凝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和规律性的理论指导，是对设计艺术活动的理性思考。设计艺术几乎包括了设计艺术学中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创造理想生存环境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历史。环境艺术设计是时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环境艺术是以科学美为前提，进而表现出功能美；以功能美为基础来达到完善科学美的目的。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事物的的原则驱动下，人类对环境的艺术化处理，即环境艺术设计，是改良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生计质量、创造出理想生活的一种有用手段，环境艺术起码包含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公共艺术、城市雕刻、壁画、和供人们生活、工作、休息的内部空间，即室内空间。
（三）设计艺术学科中有关环境艺术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个具有归纳、多元交织、权变的特别学科。由于其学科的本性决定了，它与新的材料，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观念、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创造发明等等，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甚至会因为某个因素让其发生变革。因此，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设计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这样理解：设计系统的主体是由许多其他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相关学科的系统连接。设计艺术学科便是一个完全通达的学科体系，它必定要不断汲取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式、新方法，以此在多元、交叉学科中不断发展壮大，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及社会的需求。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包含在设计艺术学科中，它自然而然受其影响，也要不断地吸收-发展-壮大，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及其理论研究的内容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
环境艺术设计是为社会大众创造出更加适宜的生存、生活以及发展的理想环境，是为社会大众营造出舒适、理想的生存环境空间的设计行为和设计方法。它与人类生活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休戚相关，同时它与人类多方面的联系不仅对维持现代人类生活起着直接作用，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文化特征。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美学等，系属跨领域跨多种学科，范畴极其宽泛。它是集多种艺术、学科组成的综合性的有机整体。在其与空间、时段、目标的广泛性上，凸显出了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不相同的特征。它是以自然环境为出发点，通过人为的空间分割、规划、设计和景观营造建设手法，采用各种艺术、技术的手段，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基础上，协调人、社会、自然环境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营建出优质的生活、生存环境。“它包括建筑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室内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绘画，雕塑，广场设计，围绕主体建筑相关的外部等路桥和辅助设备，城市规划设计也属于这一范围”。
（二）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其决定了和建筑学、环境心理学、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见识的不段增长，人类生活面的不断扩宽，环境艺术设计自身的知识面也要不断的拓展。其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整个设计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环境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综合
1.设计学中对设计类型的划分
在设计学中，对于设计类型的划分，不同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由于自身所处的设计范围和他们本身所从事的行业的对设计的观点不同，进行过不同的归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设计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扩展，过去的设计类型的划分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设计活动，复杂的设计现象。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绝对倾向于按设计目标的不同，把设计大抵划分为：“为了传达的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为了使用的设计——产品设计；为了居住的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型，这种划分方法的原理，是将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自然——人——社会，作为设计类型划分的目标点”。
2.环境艺术设计是多类型的设计
环境分自然因素环境和人造因素环境，自然环境经由人工的设计、划分、营建、艺术化处理而成为人造环境。人工环境按照空间形式可划分为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按功能划分，可分为居住环境、商业环境、工作环境等。设计界和设计理论界由于对环境艺术类型的区分并无统一的准则和方式，所以多半是根据空间形式来进行分为建筑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室内环境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和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等。
3.环境艺术设计综合多学科
环境艺术是一门综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的艺术，是一种人为的艺术和自然环境表现形式的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即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求，又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推动了环境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诗意地栖居大地”，“适合于人、适合于空间、适合于时间”，即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适合”，它与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原则”其作用越来越被人类重视。比如，在多元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推进下的我国城市环境艺术，其发展模式也愈加的现代化，多样化，专业化。其文明发展，也融汇科学性、艺术性、公共性、趣味性于一体，经过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活化处理，从而促使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推动环境艺术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和谐、绿色、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环境艺术设计对当下建立设计艺术学科有了新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后，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创造理想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对建立设计艺术学科的主题的确立一个新的认识。当今环境艺术设计，把经济、意识形态、技术、社会特质加以重视；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诸多要素中，将技术、科学、人文、美学等和其他商业因素加以融合，成为一体，大大扩展了设计艺术学的深度和广度。资源问题、生态问题、设计形态问题是21世纪我国设计艺术发展的三大主题。环境设计对未来社会文明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与市场结合即可，而是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眼光，如何进一步解决未来新的社会问题和进一步更新现有的设计语言？因此，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更应以“知识整体”的观点为立足点，不断的在整个系统中吸取新的理论、方法、方式，促使设计艺术学逐渐的完善和成熟。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设计学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设计实践、设计现象、设计规律是设计学研究的一门专业学问。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设计界长期以来都只是重实践轻理论，或重技艺轻研究，造成了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的失调。忽略理论和实际的钻研，便是忽略能给将来带来成长的强大优势，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来源，而理论反过来又能指导设计实践，让实践得以提升，如此循环反复，并不断的推动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得以全面深化和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是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其设计理念、设计手法、设计思维、设计表达等都离不开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同时其设计理论通过设计实践得以全面深华。环境艺术设计如果没有具体的设计事例来说明就会显得空洞；具体的环艺设计实例没有抽象理论的作依托就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以设计的形式美法则为例，人们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可运用形式美的规律进行构思、设计并把它实施、营建出来。就是利用重复和交替、韵律和节奏的形式美法则作为构图手段与设计实施，这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力回答。
（四）环境艺术设计体现设计的文化特征设计文化是人类艺术创作的文化
设计作为造物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人的产物，人也是文化的产物，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造就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设计文化的体现，反映的是文化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文化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形成的生活印记的沉淀，是不可复制的”。雷蒙.威廉斯曾说：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描述。由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以及历史发展不均匀性，形成了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其文化博大精深，拥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在其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继承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源泉，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人类环境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把人类文化和历史加以保护和利用，并借用科技的力量不断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四、结论
关键词：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1（c）-0141-01
自人类出现以来，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要排放到自然界中。可以将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简称为人地关系。故人地关系理论着重探讨的就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阶段有其对应的人地关系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它们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传统的天命论，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论等，均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人地关系，都为理论的后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下面着重介绍三种新型的人地关系理论：人地关系危机论，人地关系调控论，人地关系目标论。
1 人地关系危机论
人地危机冲突论：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在“双向异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相容的对立与冲突[1，2]。其实质是人地关系系统中“人”和“地”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长期以来，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规模与强度和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演化趋势背道而驰，超越了自然环境的所能承受的范围。协调人地关系要求人们必须改变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豪取强夺甚至破坏只会加剧人地冲突。
人地关系异化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一共发生了四次异化过程，形成了由自然环境、人类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类共同组成的、为人类所特有的人地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性到全球性地发生变化[3]。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地关系也在不断异化。这是人和可持续发展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的自我中心化。
2 人地关系调控论
人地关系耦合论：很多学者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理念来分析当今人地关系，从而提出一种新的人地关系理论：人地耦合论。太极图“阴阳鱼”的结构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一阴一阳，互为进退”[4]，即“阴”和“阳”两种力量处于一个整体或体系中，二者相互独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配合，且不断运动，整体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的稳定状态。如果两种力量彼此孤立或对峙，则整个系统将处于分裂、僵硬的状态之中；若其中一种力量吞并了另一种力量，该体系将会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迅速成熟而腐败。这是从“太极阴阳”角度对人地耦合关系的诠释。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任何区域开发、规划和管理都必须以改善区域人地相互作用结构、开发人地相互作用潜力和加快人地相互作用在系统中的良性循环为目标”，为有效进行区域开发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人”和“地”这两个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交织在一起，交错构成一个具有一定地域范围、一定内部结构、机制功能的复杂而又开放的巨大系统，这个系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人地关系协同论：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共存、反馈与制约、利用与合作、发展与协调等关系及规律的科学。可以说，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着重讨论人和自然环境健康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路线方针。它涉及了众多学科，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科学交叉与渗透的结晶。
3 人地关系目标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最新的人地关系理论，它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重新审视人地关系。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它要求我们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持续不局限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国家，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我们应当认识到，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实现自然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发展。
人地系统优化论：自然界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在这个范围内合理利用资源可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性。人们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依靠科技手段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回收循环利用废弃物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环境，让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总而言之，人类应当在充分探索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依靠科学技术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保证自然资源的再生产社会化，有效维护自然界的有序结构和平衡状态，这是实现人地关系的最佳途径。
4 结论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人地关系的内涵和人地关系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完善，人地优化论、可持续发展论等并不是人地关系现状的表述，而是人地关系理论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史培军.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降水变化与波动农牧业[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89，3（37）：3-9.
[2] 刘钟龄，郝敦元.内蒙古草原农牧交错带的生态保育及可持续发展[J].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17-31.
关键词：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环境法；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引言
环境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提出了环境法的构想。这一理论基础为我国改善生态环境现状，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一些相关文献，明白了在解决生态文明问题前，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做好一切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措施，最终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这些进步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由此也使人类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意识，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而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从总体上把人与自然之间概括为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及其社会活动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前提条件。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与自然之间除了共生共荣的一体性关系外，还是一种相互对象性的关系。人以自然为对象，自然以人为对象，正是在互为对象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整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与自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相互统一，却又相互对立、互相作用的对象。
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对现实生态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我们知道，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在人类产生之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独立运行，是先有自然界，而后才有人和人的社会。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出发点。人类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赖自然界，靠自然界生存。没有自然资源，就没有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积累和发展。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人类索取的数量超过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现实生活，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违背了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规律，超额超量的使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环境问题不断扩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人与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的生存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因而现今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最终必然会伤害人类自身。近两年中，本应该春光明媚的好时节，却变成了冰雪交加的时代，受到地震、狂风暴雨侵袭的国家不计其数，损失也极其惨重。而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很多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也相继产生。如：工业废水、废气、废渣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污染水源和空气；工业生产消耗了煤炭等资源，自然资源短缺；城市缺乏规划，生活垃圾的堆积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人民生活居住条件依旧恶劣等等。环境危机、生态失衡、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等已经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些现实教训，让我们明白，一切都需要按照规律办事，如若违背规律，则最终部分的伤害会阻碍整体的发展。
三、马克思环境法的启示
马克思环境法哲学对人与自然的调节功能，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活动的参与，自然界的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复杂，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自然存在物”转化为“人化自然”最重要的中介和桥梁。而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环境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辩证统一，环境是二者关系的中介。马克思的环境法中，环境权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了自然体的环境权、未来人的环境权和当代人的环境权。环境法的价值应该体现公正――从横向上来说，是人类和自然界事物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从纵向上说，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对前者，应该强调，在开发自然的时候尊重自然规律，适度开发和循环利用，善待其他的生命形式，应该将其他生物纳入人类的道德规范之中，并且在法律上给予主体资格；而对后者，则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有限资源的分配正义，要求将未出世的后代人视作当代人一样，给予应有的权利，尊重他们的利益，可以平等地利用和享有地球上的资源。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大量涌现，自然生态系统愈发脆弱，甚至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迫在眉睫。马克思的环境法则启示我们，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而循环经济的核心就是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投入，降低消耗，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行集约化经营，在企业中推行清洁生产，对可能产生的污染进行全程控制，把废弃物的处理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不同企业间的物质能源相互转换与供求的体系，使企业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效益得到提高，并通过强制性规范和奖励性规范来引导我国循环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实施循环经济的同时，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努力推进社会的进步，从而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 鞠美华.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环境法意义.法制博览，2013（2）.
[2] 侯廷智，邰丽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理论及其现实意义，2011.
[3] 席宛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研究，2011（3）.
[4] 谷体健.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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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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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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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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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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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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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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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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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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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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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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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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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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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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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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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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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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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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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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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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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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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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