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芝市;农户;投资结构;产出;TFP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57-03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从这两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可以看出，农民增收问题依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方向，投资对促进农民增收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促进农民增收需要从农民自身投资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尤为关键。作为农村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方面。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形势下，从投资因素分析农户增收是当前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激励促进农户增收的潜力逐渐释放殆尽，林芝市农户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减弱，农户收入也陷入低增速的增长困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农户增收提供了有力地支持，但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隐忧：尽管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其引导性的作用并不理想，农户投资依然增长乏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增收问题最终体现为农户投资结构研究问题。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研究农户投资结构一项重要指标。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此领域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在二战之后由Solow（1957）提出。经过Denison（1962）、Jorgenson（1995）和Henderson（2003）等人的拓展，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较成熟的测算方法。而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研究投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成果。Fingleton（1999）在基于178个欧盟地区的数据，发现投资也是欧洲区域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李国平和田边裕认为，投资动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姚洋（2001）、张海洋（2005）、李胜文（2006）、刘巳洋（2008）、朱平芳（2003）和陈继勇（2008）等学者认为经济活动中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张改清（2004）、李谷成（2007）、（2012）等学者研究了农户投资结构分析，认为投资结构研究是三农问题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农户投资结构及全要素分解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以发现从农户投资视角分析三农问题是今后关注热点之一，但相关研究尤显不足。一些研究，从区域视角看，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在区域尺度上，研究成果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不大。事实上，农户投资结构研究更多的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以时间序列数据、从不同的研究样本空间上分析农户投资结构的影响机理。
一、模型与方法
分析林芝市农户投资水平及其动态，估算农户产出效率（TFP），并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分析，需要采用、借鉴对比分析法以及Hsieh和Klenow（2009）提出的实证分析法。根据研究指标数据特征以及研究目的，本文拟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中的Tomqvist指数来计算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公式如下。
TFPGt=lnTFP t-lnTFP t-1=（lnQt-lnQt-1）-
（lnXti-lnXt-1i ） （1）
其中，TFPG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Q为产出，Xi为第i种投入要素，SXi为第i种投入要素成本占所有投入要素总成本的份额，t为时间。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12月课题组对林芝市米林县、林芝县、工布江达县、波密县共计12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12份。调查所涉及的被调查农户均按照随机原则选取。根据对比研究的需要，本文选择的价值指标以2009年数据作为基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表1列出了与研究有关的主要变量的统计量。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产出呈现小幅增长趋势。同时，除劳动力投入有所降低外，其他投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三、农户投资结构分析
（一）农户投资①的来源结构
有效把握农户经济活动的实质，需要对农户投资的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因为投资的来源结构既是农户经济活动过程的结果与表现，也是农户投资变化的实现途径。林芝市农户投资总体上呈现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27.53%。其中，2011年和2013年农户投资速度增长较快，分别达到49.77%和32.78%。在农户总投资水平变化的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整体上看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例不高，平均占25.27%。其中，2010年农户借贷资金比重最低，仅为15.70%，而2013年到2014年出现了一个借贷高潮，分别达到30.47%和31.23%。从自有资金比重看，农户投资资金来源多年来仍以自有资金为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户的信贷观念发生一定的变化。
（二）农户投资的产业结构
本文研究的农户投资产业结构是指农户投资于农村中三大产业的数额及比例。近年来，农户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演变历程表明，农户对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农户对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农户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2009―2014年，农户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例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对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则在25%左右徘徊。从农户对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可以看出，农村中第一产业仍是当前农户投资关注的重要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投资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在注重农业投资的同时，也关注农村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也说明，近年来林芝市农户出现了多元化经营的趋势。
（三）林芝市农户投资的性质结构
根据投资的性质构成，农户投资包括生产性投资②与非生产性投资。③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当农户持有资金较少时，农户一般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当农户持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收益水平，则需要进行非生产性投资。由表4可以看到，2009―2014年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非生产性投资逐年下降。农户非生产性投资从2009年―2011年保持在50%以上，而从2012年开始，比重则低于50%。与此对应，农户生产性投资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12年开始，生产性投资比重超过非生产性投资。由此可以看出，林芝市农户持有资金处于较低水平时，非生产性投资居于主导地位;而农户持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则重视生产性投资。这与国内其他省份农户投资研究的结论截然不同。另外，研究发现：农户生产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重消费、轻生产”向“重生产、轻消费”趋势过渡。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户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其自身在农业生产和农户增收中起主导作用，农户也愈发重视生产。
四、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林芝市2009年―2013年农户产出增长率及增长来源如下表5。从TFP增长来看，增长呈倒S型增长趋势，即：除了2011年和2014年以外，其他年份非常糟糕，均为负增长，这与Jin（2002）和Hsu（2003）的研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一定时段内，TFP增长呈现先增长，后速度放缓，最后甚至为负值。进一步研究发现，TFP增长为正的农户受教育年限较长;调查样本点的微观农户TFP增长与当时林芝市整个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不一致。总体上看，林芝市处于三农问题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而农户产出则处于发展的“瓶颈期”;受教育程度对微观农户的经营效益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
林芝市农户投资从纵向看呈现上升趋势，从横向看增速也居于各地（市）前列。农户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悄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农户投资资金来源仍以自有资金为主，但借贷资金比重则逐年上升;同时，农户的信贷观念发生一定的变化。近年来，农户对农村中的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农户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农户生产经营出现多元化倾向。2009―2014年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非生产性投资逐年下降。农户生产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户也越来越重视生产。
利用全要率生产率指数法对2009―2014年间林芝市农户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不理想，多数年份都是负增长。在测算结果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为：2009―201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农户产出总体上起到反向影响作用。影响农户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田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以及劳动力素质偏低等。其中，田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影响短期效应最明显。劳动力素质偏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影响也具有短期效应。长期来看，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消极作用。受教育年限多少是影响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崔传斌.全要素生产率国外研究文献综述[J].未来与发展，2010（10）：97-101.
[2]，曾光.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17个细分行业数据[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4）：179-184.
[3]李桦，姚顺波，郭亚军.不同退耕规模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36-45.
[4]李首涵，刘庆.财政农业科技投资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5，28（1）：52-57.
[5]曾萍，吕迪伟.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回顾与展望[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6（6）：18-30.
[6]陈池波，谢升峰.解析农业投资不足的成因[J].农业经济问题，2012（1）：53-56.
[7]庄道元，曹建华，徐珍源，张文君.关于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理性的分析[J].经济论坛，2004（17）：109-110.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农户投资行为;投资结构;投资特征
1 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在但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农民失业、流民现象的大批涌现，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振兴农业，让农民回到土地;又如强调“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论(新望，2004)等等。其中有人提出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工业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90年代民工潮的涌现以及后面“三农”问题的浮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当前我国应当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2001年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下将对“三农”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农村工业化再度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随着农村工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的视野、题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荣。目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加大农村市场建设的力度，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问题，这是中央首次连续6年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可见农业农村作为国之根本的分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年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2005年“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8年“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2009年“一号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无不指向扩大内需，而农村工业化则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一条根本途径。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面临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经济环境改变，其投资行为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分析农村工业化之初的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于分析农户投资方向、探讨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发展现代农业，那么如何积极引导农户的投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结构系统
2.1 投资于农户经济行为
投资一般是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投资做出过详细的分析。沙缪尔森在其著作的《经济学》中论及投资问题时指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房屋、设备和存货的净增加额。对于一般人而言，投资的意义仅仅是购买几张股票，购买地基或开立储蓄存款的户头①。J·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指出，投资是一定时期花在资本货物生产上或净增加存货上的支出。
农户经济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面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农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追求目标，所以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在众多农户行为中，投资行为是决定性的，因为投资规模和投资力度影响到未来收入的高低，而投资方向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吴绍田认为:“所谓农户投资行为，就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而投放资金于经济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是农户对其未来生产的预期。从其内容来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的方式来看，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包括投入的特殊形式——劳动积累”①。
我们认为，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为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过程，这里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将农户投资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投资、农户储蓄和其他投资行为等，如图1所示，后面将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系统做详细的介绍。
2.2 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
在图1中，农户投资行为宏观方面受外部经济环境(如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和内部约束条件(土地、技术等)的限制，微观上受投资能力(如资本)和投资目标(主要表现为投资的期望值)的限制，其投资水平和投资方向是变动的。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投资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使用农户投资行为这一术语时，通常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农户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总和;二是专指生产性投资的总和。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所述的农户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指农户为了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而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支出和家庭经营支出。农业生产支出包括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结构，也包括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农民家庭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开支，如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生产机械，工业生产机械等生产工具，它用来实现农户继续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家庭经营投资包括所需的商业基础如商品成本支出、运输费用支出、服务业支出、劳动力支出、其他经营支出等等。
2.技术性投资:技术性投资是指农户为提高收益，从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和水平所需要的支出，如学习专业技术、教育投资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意识进一步加强，技术性支出表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兼农户和非农户而言。学术界常说的开发性投资也是一种技术投资，开发性投资是指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家庭自营生产范围之外，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金，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投资的周期较长，在短期内没有收益或收益较少，开发性生产涉及范围较大。
3.固定资产投资行为②: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农户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扩建、新建等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建设准备、设备安装、建成投产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住宅投资和购置家庭用具(电视机、冰箱等)两个方面，住房投资是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住房支出应属于生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但由于目前住房支出在农户总的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农户家庭经营的许多活动是在住房中进行的，农户住房部分地具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农户投资行为中。
4.农户储蓄:农户储蓄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安全，二是获得利息。当农户能找到比储蓄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时，不再会将钱存入银行。因此，储蓄是农户预期收益率最低但是最稳定的一种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户将钱存入银行，更多的并不是从投资角度去考虑的，但由于农户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对纯农户而言，储蓄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是长期有效的投资。因此，笔者也将农户储蓄看做一种潜在的投资。
5.其他投资:这部分是指除上面几部分以外的投资方式，如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和资本货币投资(买证券、股票等)，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是指农村住户为维持家庭正常开支的支出，如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这部分投资可以看成是农户提高生活水平的一项支出。
3农村工业化之初农户投资情况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思想观念，等级式的社会结构要被平等式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将被以物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人们将按工作的需要组成新的社会团体，家庭规模也将小型化;勇于拚搏、勇于创新会成为新社会的主流思想③。农村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农村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农户投资行为也在迅速变化，其投资水平和投资结构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在此，我们根据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具体发展的机遇，分析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理解农村工业化中期的问题也具有一定帮助。
3.1 农户投资概况
农村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水平比较低，农户的投资行为也较简单。从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大致可以划分在改革开放以前，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萌芽和起步阶段，下面我们具体从这两个阶段看农户的投资行为变化。
3.1.1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
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大概出现在1949年到1957年这个时期，是在当时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时，在农村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在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许多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办起一些修理农具和加工农副产品的手工场，同时许多分散的专业手工业者也被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据1956年统计，农村约有1 000多万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分散的农村专业手工业者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从无到有。到1957年，农村副业总产值达22.9亿元，占当时农业总产值的4.3%。
3.1.2农村工业的起步期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从此走上起步阶段，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次工业浪潮，乡镇企业的前身，即社队企业随之诞生。
到1960年，社办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社办工业企业总数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①。1959年，社办工业继续发展，企业数达到70万个，总产值达100亿元，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整顿期间，社队企业成为整顿的部门之一，社队企业产值变动见图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民经济发展受损，但农村工业却逐步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号召各地发展“五小”工业，农户投资的热情被有效的调动起来。在1970年之后的五年里，社队企业的产值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52.42万个，是1959年的两倍多;有2 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493.0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达385.3亿元③。
4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主要特征
4.1投资总量较低
在农村工业化的初期，我国农村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④，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农户除了在自留地和庭院养殖的投入以外，基本不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户没有独立投资)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非常有限。因此农户经营规模都很小(自我投资几乎没有)，扩大规模几乎靠“开荒”的形式来进行;对土地的投入，农田施用的基本限于农家肥;对农产品技术的投资受经济技术的条件的限制，只能靠习惯的经验，农作物的产量自然是比较低的;对劳动工具的投入方面，主要集中在简单生产工具上，如镰刀、锄头和耕牛、驴、马之等，对机械化的投资量是比较少的。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后，农民才成为投资的主体，农户投资也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当时农户投资水平如此之低呢?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国家政策的限制和农户收入水平低下才是农户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
4.2较强的经验习惯性
传统的农户经营思想(小农经济思想)尤为严重，工业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传统的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的投资行为是具有相关经验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比重较大
我国在建国之初采取的“苏联模式”，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得成绩。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并不能长期适合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较多，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村信息传输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使农户难以做出迅速正确的投资选择。在此阶段，农户的生产投资成为了大头，主要支付农业当年生产所需的物质消耗，如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投入。
4.2.2技术性投资较低
改革开放以前，农户的技术投资水平是很低的，一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二是受思想意识的影响。毕竟刚解放的新中国经济形势一片满目疮痍，很多先进技术还依赖于国外技术，农民还习惯于旧的生产方式，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当年就曾经出现过国家强制农民买肥料、种“营养块”、种植杂交水稻等现象。很多人批评农户在使用新技术上缺乏积极性，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当时的生产社会背景下存在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种谨慎态度正是农户“草根理性”的表现，由于缺乏对信息技术的了解，新技术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农民的收入较低，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风险和收益的选择上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
4.2.3短期化特点明显
所谓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是指资金投入以后开始获得和收回全部投资的时间的长短。在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表现出重短期性和守成性投资、轻长期性和创新性投资的特点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户自身弱质性的特点，许多人的经营水平较差，加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使许多农户不愿涉足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投资领域，而宁愿从事一些收效较快、已经熟练了的，即使收益较差但是较稳定的活动。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和维持家庭经济状况的稳定，农户投资主要用于他们所熟悉的短期投资。
参考文献
[1]王玉玲.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2).
[2]王兆萍.穷人的经济行为研究一基于我国农村区域的人口分析[J].湖北经济学学报，2005，(3).
[3]文峰，冯天宁.破解农户经济行为的悖论[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史清华.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农户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享有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其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农户兼业化作为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对农户资源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降低；农户兼业与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配置效率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这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而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多因素交织、错综复杂的过程，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剖析研究这一过程，本文利用2010年7月在山东省胶州市农村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从微观层面分析研究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提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起落，农民的行为应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当农户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平衡时，农户停止进一步的劳动投人，农户经济活动量也就得以确定。所以，农户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虽然恰亚诺夫在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当时具体社会环境的约束，但他的研究为分析农户兼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济头脑，又没有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果派专家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那么效率就会大幅提高，产量也会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出发，提出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么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生产资源在他们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很难作出哪怕是一小点的改进。他支持和提倡农民在完成季节性农业生产后，把资源配置到适当的非农产业。
(二)国内文献
不难看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农户兼业程度不高条件下农户对农业资源的配置行为与效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农户兼业日益深化，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与探索。主流观点认为，农户通过兼业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缺陷，使农户家庭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体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农户兼业也使农业被不同程度的副业化，降低了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过建立农户模型，推导出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产出率与农户兼业程度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陈晓红(2006)认为农村存在的普遍兼业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被副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她对苏州农户所作的调查表明不同类型农户单位农业用地所产生的纯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纯农户与一兼农的亩均收益分别为2399元和2305元，二兼农为848元，非农户则仅为603元；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2010)指出农民兼业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改变了农户投人的结构，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这说明兼业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与这些观点相对，向国成、韩邵凤、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国成、韩邵凤(2005)基于分工的视角，运用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对农户兼业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兼业的本质是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和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统一化，推动了农民组织化进程并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2008)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兼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通过回顾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尽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时点的对农户兼业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静态研究，没有把农户兼业的发展趋势同与之相应的效率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突破口。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调查地基本概况及选择原因
山东省胶州市地处黄海之滨、胶州湾畔，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山东青岛地区第一个撤县设市，其总面积达1210平方公里，辖11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811个行政村。胶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油料作物百强县(市)之一和山东省现代化农业试点县(市)、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近年来，该市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平稳增长，2010年粮食总产达46．7万吨；蔬菜、畜牧、水产、花木四大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四个15万亩”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成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市)；农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胶州大白菜、里岔黑猪等农业品牌效应明显增强；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80家，年出口创汇达3．9亿美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00个，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16个镇办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787个村庄建起了土地流转服务站，有序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农机化水平达到85％，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增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荣获“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市”称号。山东省胶州市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社会单位，该地区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农村，其经济情况与政治形态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这个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做调查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同时，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该地区农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此外，胶州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非同质性，不同乡村甚至同一乡村内部的农户之间经济行为存在差异，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满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样过程和样本构成
本次实地调研的调查小组通过与胶州市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主要从经济发达程度和代表性两方面考虑，在胶州市现有的18个乡镇(街道)中选取了营海、胶北和李哥庄3个镇的7个村作为调研对象。调查组共在7个村中走访了160个农户，后经处理，有效样本为152个农户，样本有效率为94．9％。调研活动得到了胶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了调研的顺利完成。
四、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调查结果
1．农户兼业状况
本文主要按照农户家庭成员各业劳动时间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家庭成员劳动时问70％以上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纯农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一70％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一兼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以上用于非农业的农户为二兼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的为非农户。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被抽样调查的152户农户中，纯农户为28户，一兼农户为26户，二兼农户为98户。从总兼业率上来看，纯农户比例为18．4％，一兼户比例为17．1％，二兼户比例为64．5％(见表2)，兼业率水平已经达到81．6％；在构成上二兼农户占主导地位，兼业水平已经相当高，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户兼业状况的判断。
2．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状况
本文主要选取单位土地净产值以及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两项指标对农业生产效率加以表征。，从单位土地净产值这一生产率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土地净产值为1308．6元，一兼农户为1435．3元，二兼农户为1175．1元，纯农户的生产率水平低于一兼农户，但高于二兼农户；从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一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劳动净产值为2684．2，一兼农户为2407．5，二兼农户为1639．7，纯农户生产率水平高于兼业农户的生产率水平，其中一兼农户的生产率又高于二兼农户。通过单位土地净产值及单位劳动净产值的均值来看，纯农户略高于一兼农户，但差别并不明显，二兼农户则大幅度的低于前两者。可见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比较接近，但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明显低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这与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则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其数量过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实地调研的分析可知，农户兼业主要通过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和利用状况以及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等途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1．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
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水平及利用状况。对所有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总数上兼业农户多于纯农户，二兼农户又多于一兼农户。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上来看，纯农户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要明显少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里一兼农户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农户。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兼业经营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这种现象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在外从事非农活动的机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少，只能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经营，在农业增长日益依靠技术带动的情况下这无疑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J。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来看，纯农户最高，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最低，反映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向，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向势必会对农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关注。从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来看，兼业户劳动力在非农业与农业之间配置，而纯农户劳动力则全部进行农业生产。把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情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兼农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要高于二兼农户。而在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兼业农户，常年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劳动力比例都高于季节性在外务工劳动力比例，且二兼农户外出劳力中常年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力比重明显高于一兼农户。这种劳动力利用结构，使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
不同类型农户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异，表5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耕地占有上来看，纯农户无论是耕地总面积数还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都要多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内部一兼农户又多于二兼农户。从耕地利用结构来看，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要略小于经济作物，并且一兼农户经济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农户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仍高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经济效益要高于粮食作物，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可以通过增加其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但同时种植这类经济作物需要更加连续、细致的劳动投入(比如蔬菜种植需要经常浇水)，二兼农户由于将主要的劳动资源配置于非农产业，放在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相对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对耕地利用状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在各类农户中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的为纯农户，其抛荒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兼业农户的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二兼农户的抛荒土地面积又多于一兼农户，比例接近10％。综上所述，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土地抛荒面积少，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而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比较低，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由此可见，在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广泛存在，且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的情况下，耕地资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况。
3．农用物资投入状况
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农用拖拉机、排灌机等各类型农业机械)投资方面，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差别不大，纯农户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余额平均为3685．2元，一兼农户为3814．9元，二兼农户为2933．5元。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普遍采用购买机械化服务的方式进行机播和机收，购买服务的比例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中都超过了90％，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差别不大。在除草剂花费上，纯农户、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每亩费用分别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别很小。在良种采用率上，纯农户和兼业农户良种采用比例都超过92％，相互之间差别也不大。另外在农业用水，农药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间管理方面的主观调查显示，85％以上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都能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充足，农药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间管理及时，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的差别很小。可见，在农业物质投入方面纯农户要多于兼业农户，但两类农户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说农户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专业经营或兼业经营)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影响并不大。综上所述，造成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差别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户劳动力资源及利用情况方面，虽然兼业农户尤其二兼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时间安排以非农为主，造成二兼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农业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老龄化趋势，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在农户耕地占有及利用情况方面，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土地抛荒面积少；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并且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这种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况表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具有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愿意投入更加细致的劳动和更多的精力，从而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第三，在农用物资投入方面，家庭中农用固定资产投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要高于二兼农户，但其余各项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两类农户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可见我国总体上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还没有完全激发出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五、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并不显著，可见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低于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因此二兼农户比例的继续上升，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第二，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力资源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的差异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三种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独自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促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以农为主，把农业作为家庭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业生产积极陛较高，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业，土地的利用率较高；通过扩大经营面积以增加收入，农用固定资产投入较高；二兼户以非农产业为主，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外产业，对扩大农业经营面积缺乏积极性，土地利用率下降，农业主要物质投入低。因此，纯农户及一兼农户与二兼农户相比，更倾向于农业资源的集中利用，虽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处于劣势，其农业生产效率仍然高于二兼农户。
(二)相关建议及对策
第一，调整工农关系，继续加大农业投入。政府必须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在城乡间建立平等的交易平台，通过调整工农关系，走工农平等发展的道路，继续加大农业政策性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提升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追加农业投资的兴趣与热情，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步进行。同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应为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配置各种农、I要素。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农业资源的集约利用，确立适度规模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引导有条件的农户为非农户让出部分土地，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引导兼业农户减小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专业农户经营规模，使农业经营有利可图，从而有利于专业大户积累农业生产资金，追加农业科技投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逐渐占据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第三，促进农户分工，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活力。
关键词：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融资；林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8029502
1引言
国家出台林权抵押贷款的目标是解决农户造林资金短缺的问题，以期通过金融创新手段，要求各金融C构加大对林业信贷的投入力度，给予农户充分便利。2013年7月，中国银监会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更体现对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融资的支持。我国在面向企业和大户的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已基本步入正轨，但在惠及广大农户的小额林权抵押贷款方面却发展缓慢。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和金融信贷产品的设置更多是向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倾斜，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担保机构缺乏、风险控制难把握、贴息政策覆盖面窄等，都是导致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的主要原因。
多数研究仅限于宏观以定性和描述分析为主，鲜有人关注林权抵押贷款的具体参与者――农户，缺乏建立在一定数量农户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1]。在如今农户已成为林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经营决策单元的背景下，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农户通过林权抵押贷款的方式来打破生产资金的“瓶颈”，以实现林权改革的“生态改善、资源增加、农民增收”三重目标，因此有必要了解农户的贷款融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2理论依据
2.1理性的“经济人”
经济人的理论发展历经了自由经济人、资本经济人和金融经济人三个发展阶段，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经济人表现为：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有着精密计算。古典经济学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人”是指经济活动中一般人的抽象，本性是追求私利，以利己为原则，但可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理性是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边际革命基础上产生的，工具性假说使数学工具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2]。
2.2理性小农
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针对小农经济开展了研究，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任何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都不逊色，传统农业的改造可寄希望于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实施的创新行为。农户是否需要林权抵押贷款，主要是根据现行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及其所能支配的资源决定。在预期收益与借贷成本比较后，农户才决定是否选择林权抵押贷款。
国内外有关农户融资意愿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借鉴。有学者认为农户的人口特征、能力特征会影响农户的融资需求意愿，曾经获得过贷款、家庭人口与财产数量对农户贷款意愿为正相关关系，家庭储蓄为负相关关系[3]；研究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借贷愿望越低[4]，村干部的借贷需求意愿明显要低于非村干部农户[5]，农户家庭收入越高，财产和自有资金的规模越大，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就越小[6]；家庭收入类型是影响农户贷款意愿的重要因素，对农业收入依赖越大，表示越不愿意贷款[7]；学习和仿效、信息获得程度，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对农户信贷需求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影响[8]；农户即使有能力提供抵押，但若缺乏有效的保险手段，农户为规避承受失去抵押物品等风险，而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致使贷款需求的意愿降低[9]。
3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融资行为的意愿影响因素
3.1农户个人的特征因素
农户个人的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的性别、年龄、教育年限等。从理论上讲，女性思想趋于保守，贷款投资意愿弱，男性相反。从现实上看，男性面临着更多的维持家庭生计与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因此男性投资意愿较女性更强烈；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农户经营性投资会相对减少，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与能力降低，林权抵押贷款意愿减弱；通常受教育年限越长代表经营意识与能力越强、视野更开阔，更可能认识和把握新的制度安排所蕴含的盈利机会，对贷款投资的预期会更高，抵押贷款的意愿更强。
3.2农户家庭的特征因素
农户家庭的特征因素，主要指农户家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干部、非农就业的人数比重、是否获得过信用贷款、对贷款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等。在当前或曾有任村干部的家庭，经济实力较强、非正规融资渠道更多，选取林权抵押贷款方式融资的意愿较低。
林业生产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具有不需劳动力常年固定在林业生产上的特点，在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人数多的家庭，投资林业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另外，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人员也更容易获得广泛的与林业相关的信息，对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的认知与接受速度也更快，因此假设非农就业人数比重提升，表明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也越强。
曾获得过贷款的农户，其信贷意愿更高，具有正向作用。主要是因为有贷款经历的农户，对通过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贷款的认知与利用能力更强，对自己贷款、还款能力与增加收益更自信。因此，农户有获得过信用贷款的经历，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增强；农户在通过林权抵押贷款投资林业生产的过程中，面临自然、技术、市场及失去林权等多种风险，其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越差，利用贷款开展林业生产的信心越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选取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因此，农户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越低，其抵押贷款意愿也越小。
3.3林业生产的特征因素
林业生产的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林地面积、林地块数、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林木及林产品、销售比例。林地面积越大，农户生产资金需求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越强。林地块数越多，农户需要付出更多的生产经营成本，成本的提高可能会使农户投资林木、林地的积极性变弱，致使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降低。
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高，表明农户对林业生产的依赖性与重视程度较高，从而更愿意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来增加投入，进一步提高林业收益水平。因此，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有正向影响；林木及林产品销售比例越高，通常表明农户的林业生产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越高。在市场激励下，农户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提高，进而提高融资需求。
3.4农户所在社区的特征因素
农户所在社区的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农户是否⒓优┟褡ㄒ岛献髯橹、是否与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以及在“确权到户”后，是否得到政府林业生产技术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组织，可得到相关的林业生产和发展信息、技术指导及组织贷款等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技术、降低贷款的投资经营风险。
农户与林业生产或经营企业签订合同，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林产品价值实现的风险，提高预期收益。因此，如果农户参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农户就会倾向于选取抵押贷款。一般而言，政府的支持对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决策行为有很大影响，对引导和带动农户林业生产投入具有明显作用。因此，政府的支持会增强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意愿。根据实地调查的截面数据显示，从农户林业生产性融资需求的视角，对农户林权抵押贷款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现行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安排下，男性更愿意选择林权抵押贷款方式来投资林业生产，农户受教育年限、家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人数比重、获得信用贷款经历、投资风险承受能力、林产品销售比例、与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以及政府的支持等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促动作用。
4结论与讨论
（1）从短期来看，在进一步加强宣传的同时，应重点放在教育水平高、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比例高和已有信用贷款经历的农户中培植，通过示范带动发展是现阶段推行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重要手段。
（2）从长期来看，仅依靠降低林权抵押贷款成本，强化制度供给是不够的。应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人数的比例，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让更多农户得到金融机构的服务；强化农户技术培训、指导与信息服务，完善林业投资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农户林业生产融资有效需求与降低投资风险是推进农户林权抵押贷款发展的有力措施。
（3）林业生产集约化、市场化与产业化经营是农户林权抵押贷款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因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应大力支持、鼓励企业和私人对林产品集散、批发、加工及订单林业等领域的投资，通过市场拉动与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林业，对林权抵押贷款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靳斯慰.赤水市林权抵押贷款线上放贷[N].金融时报，2017-01-07（003）.
[2]石小亮. 吉林森工集团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及预测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5.
[3]罗会潭，王建皓，罗景波.江西崇义县林权抵押贷款主要做法与成效[J].林业经济，2016（7）：45～49.
[4]石小亮，张颖，单永娟，等.云南省高原典型森林植被涵养水源功能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8）：1366～1372.
[5]石小亮，张颖，韩争伟.森林碳汇计量方法研究综述――基于北京市的选择[J].林业经济，2014（11）：44～49.
[6]孙红，张乐柱.股份合作：林权抵押贷款的制度创新[J].林业经济问题，2016（2）：133～138.
[7]石小亮，张颖.基于时空变域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研究概述[J].林业科技开发，2014（6）：10～14.
[8]张兰花，许接眉.林业收储在林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控制中作用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16（2）：139～142.
[9]石小亮，张颖，段维娜.碳关税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4（10）：37～47，56.
关键词:农户;合作社;Logit模型;影响因素;江苏省;苏鸡行业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32-02
一、研究方法及变量选择
(一)变量选择
第一,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理论上,户主性别和年龄与农民参与合作社的行为成负相关关系。相对于男性来说,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参加合作社。文化程度与农民参与合作社行为成正相关关系。户主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快,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不同年龄的农户,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阅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合作社的参与行为表现不同。第二,养殖特征变量。包括养殖规模、养殖周期、专用投资、卖鸡次数、劳动力数、养鸡利润、养殖培训、周围养殖方式等变量。理论上,具有不同养殖特征的农户,其面临的风险和预期收入不同,对参加合作社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第三,社会资本变量。包括农户是否为干部、与贷款者关系、与防疫机构关系、与鸡贩子关系。理论认为,身为干部的农户,其社会资源更广泛、信息越多、销售渠道越畅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小;认为与贷款者、防疫机构和鸡贩子关系越重要的农户,可能更加重视这些社会资本的投资,其解决生产经营问题的能力越强,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小。第四,户主风险及自变量。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自。理论上认为,对价格波动越敏感的农户,处理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大;自大的农户,不愿意放弃决策的自由而选择受制于合作社的约束,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小。最后,为了消除地区差异的影响,本研究控制了地区变量。从理论上来说,苏南地区农户在经济实力、信息、销售渠道等方面均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农户,因而其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较小。
(二)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影响肉鸡养殖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因素,本研究拟将合作社作为被解释变量,合作社农户取值为1,非合作社农户取值为0,被解释变量为0-1型变量。采用二元Logit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P=(1)
(1)式中,Pi是肉鸡养殖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概率,Xij表示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因素。
(三)数据来源说明
研究数据来自对江苏省肉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2006年7―8月我们对江苏省六合、溧水、太仓、常州、海门、泰兴、姜堰、涟水、邳州等10个市(县、区)的肉鸡养殖户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当前的生产方式、销售形式、风险态度、社会资本等多个方面。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88份。
二、实证分析
本研究对288个有效样本进行了Logistic回归估计。从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显著(见下页表1)。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肉鸡养殖农户参加合作社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归纳如下:第一,在户主特征中,性别和年龄对农户参加合作社的行为没有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参加合作社行为有影响。在模型中,文化程度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均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养殖特征中,养殖规模、劳动力数、养鸡利润、养殖培训、周围养殖方式在模型中分别在1%、5%、10%、1%、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呈现出正的显著性,符合理论预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养殖规模大的农户,面临的养殖风险越大,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多的农户,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非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养殖利润高,是决定农户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原因;周围养殖方式多,可自由选择的农户,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大。而养殖周期、专用性投资和卖鸡次数在模型中分别在5%、1%、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呈现出负的显著性。与理论预期不相符,调查结果发现非合作社农户的养殖时间普遍较长、养殖经验和市场经验丰富、资金比较雄厚、部分非合作社养殖农户专用性投资大、养殖品种为草鸡。第三,在社会资本变量中,与防疫机构的关系、与鸡贩子的关系在模型中分别在5%和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呈现出负的显著性,与理论预期一致。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为与防疫机构关系和鸡贩子关系越重要的农户,越重视社会资本的投资,其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难题的能力越强,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小。与贷款者关系变量系数在两个模型结果中均呈现出1%的正的统计显著性,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其深层次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解释。此外,模型结果均显示,户主是否为干部对农户参加合作社行为影响不显著。第四,户主风险和自变量中,价格波动风险和自对农户参加合作社影响均不显著。由于调查时间是禽流感高峰过后不久,农户均对市场肉鸡价格波动较敏感,合作社也仅能帮助农户联系鸡贩子,并不能以保护价收购肉鸡,所以合作社农户和非合作社农户同样面临着高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户的文化程度有利于促进肉鸡行业合作社的发展。研究表明,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因素,推进肉鸡行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提高农户的文化程度,培养合作社管理人才。第二,提高养殖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有利于促进肉鸡行业合作社的发展。研究表明,养殖规模和养殖培训是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因素。为此,需要加强对农户的培训,减少养殖风险,促进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第三,政府要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合作社的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要在资金、税收、技术及信息服务等诸多方面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提高合作社的运行绩效,以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参考文献:
[1]应瑞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路径――以江苏省泰兴市七贤家禽产销合作社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6,(6):18-23.
[2]孙艳华,周力,应瑞瑶.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绩效研究――基于江苏省养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2-27.
关键词 排污补贴；养殖户；环保投资 ；农户模型；有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159-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26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畜产品消费能力增强，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主要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以生猪为例，2009年我国肉猪出栏量达到64 5386万头，是1978年的4倍。然而在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畜禽粪便发生总量也急剧增加。研究[1]表明，畜禽粪便的流失率为30%-40%。按流失率30%估计，根据张晖[2]的计算，2007年全国畜禽粪便流失进入水体的COD总量达1 784221 5万t，远超过当年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51106万t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870753万t，甚至超过两者之和，成为最主要的有机污染源。畜牧业污染恶化主要原因是与不断增加的生产环节投资相比，对畜禽粪污的处理的投资却相对滞后。环保投资的缺失使社会承担了畜牧业生产的外部成本，畜牧业污染问题对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解决畜牧业污染问题，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来约束和优化养殖户的生产行为，而吕杰等[3]指出我国畜牧业生产的主体是散养农户及中小规模养殖场，以生猪生产为例，2007年小规模生产占我国生猪供给总量的65%以上。因此，养殖户应该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畜牧业污染问题的基本单位，他们对环保投资的不同选择将决定污染控制的成效。然而，对于以私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养殖户来说，投资回报率是影响投资的最主要因素，而环保投资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养殖户不会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考虑到环境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的排污补贴政策可以提高养殖户的环保投资积极性，从而实现控制畜牧业污染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助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政府补贴、养殖户的生产经营特征及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影响，进一步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沪、苏、浙三地394户养殖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量化影响养殖户环保投资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效果。从而为国家制定有利于促进和鼓励养殖户环保投资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1 理论分析
张林秀等[4]认为，随着农户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农户模型也扩展为政策分析及溢出效益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根据农户模型的基本理论，农户作为农业企业、劳动力户和消费户的结合体，在收入、生产函数及时间或劳动力供给的约束下，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来安排生产、消费及劳动力供给。养殖户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畜牧业及其他行业，形成了资金约束，因此养殖户会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来安排投资。但是，畜牧业生产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而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如果政府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强制养殖户对畜牧业污染进行处理，那么养殖户的畜牧业投资决策必须要包括环保投资的部分，而环保投资一般不产生效益，这无疑增加了畜牧业生产的成本，影响了畜牧业与其他产业的比较收益，可能导致养殖户将资金从畜牧业中撤出，转而投向其他产业。
在现实条件下，养殖户是否会调整资金的投入必须考虑调整的成本。养殖户的规模越大、养殖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养殖年限越长，都会成为调整的障碍。但是畜牧业收入的增加使养殖户具备了环保投资的实力；扩大养殖规模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即使不能直接带来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也可以降低每单位产品的环保投资成本；也就是说，养殖户的调整障碍反而可以促进环保投资。
养殖户对畜牧业的环保投入可以分为初始的设施投资及后续的运行成本两部分，初始选择的处理方式会直接影响畜禽粪污的处理效果，而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投资水平。目前主要的处理方式有三种，有机肥处理对环境的影响最小，投资最多；沼气存在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对环境影响中等，投资却相对较少；而直接还田的方式投资最小，对环境的影响最大。
养殖户环保投资决策会受到诸如政策制度等宏观环境的影响，排污补贴通过发挥政府对公共物品（环境）的投资能力，使养殖户与政府共同承担畜牧业污染的成本，较好地解决了养殖户的资金问题，在实际环保投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会激励养殖户选择处理效果更好的方式。
正如农户模型的设定，养殖户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体，他们同时消费畜产品和环境。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养殖户自身的环境质量需求会影响其对环保产品的支付意愿，而养殖户的个人禀赋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都会影响养殖户的环境需求，进而影响他们的环保投资意愿。养殖场所在区域的人口越稠密，养殖户所承受的环保外部压力会越大，会被动地产生环境需求。同时根据计划行为理论[5-6]，强烈的认知及意愿能够促进行为的发生，所以养殖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发生与对畜牧业污染危害的认知及参与污染处理的意愿有重要联系。
2 样本地排污补贴政策安排及样本描述统计
为了验证政府排污补贴、养殖户的生产经营特征及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本文在沪、苏、浙三省市收集了394份养殖户调查问卷。选择上述省市原因包括：第一，当地的畜牧业规模化水平高，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比较严重；第二，当地居民对畜牧业污染的影响认知比较全面，民众的环保诉求强烈，同时政府在环保措施的制度安排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第三，三地均属于经济发达省区，政府有财政实力安排治污补贴资金。
21 样本地排污补贴政策比较
样本地为了鼓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对污染进行治理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补贴政策安排。上海主要采取的是以政府行为带动规模养殖企业的模式，在集约化养殖场附近建造肥料处理中心集中处理畜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料，带动周边畜禽场粪便综合治理；对有机肥加工项目的新建和扩建工作，投资比例为市、区县、企业三家3∶3∶4配套，并对商品有机肥给予每t 200元补贴；同时推进生态畜禽养殖场的标准化建设，改变粗放型的养殖方式，实行“健康养殖”，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畜禽粪尿的集中收集处理。为了培育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对试点养殖户每亩补贴200元土地流转费，同时全额投资配套处理设施。浙江省除了在用地、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外，省政府还设立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的方式，先下达治理任务，待治理任务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给予奖励；根据生猪存栏规模的差异，对养殖场奖励2-20万元。江苏省主要针对实施“双百工程”畜牧业项目的养殖场（户），对排污设施建设验收达标的，市财政按照每户02万元的标准实施补助，各县（市、区）财政按照每户不少于03万元的标准配套补助，并对散养农户优先安排沼气池项目。
22 样本描述统计
221 样本户的基本情况
在样本户中，40岁以上和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养殖户比例分别达812%和769%（见表1），存在年龄偏大和文化水平偏低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对健康的投资热情明显增强，而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健康状况，所以增加了年长养殖户的环保需求，可能导致环保投资的增加。Saha[7]等人发现一个采纳者的信息决定于其个人的禀赋，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程度。对于养殖户来说，对畜牧业污染的认知和参与污染处理的意愿均需要相关环保信息的支持，而信息的获得有赖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教育水平的提高能促进环保投资。
222 养殖户的生产经营特征
在样本户中，家庭散养和小规模养殖户的比重占总人数658%，与我国现阶段仍以散养为主的养殖模式相一致（见表2）。从养殖年限看，样本户中新近开始养殖的比例达442%，也证明了我国近年来养猪行业迅速发展的趋势。扩大养殖规模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单位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所以能促进环保投资。同时，养殖规模越大，表明养殖户在畜牧业上的投入越多，为了规避政府部门对于畜牧业污染的处罚或是由于畜牧业污染带来的诸如邻里关系紧张等社会矛盾，养殖户投资环保的动力会越强，有利于环保投资的提高。而养殖年限越长，长期以来认为畜禽粪污还田作农家肥是废物资源化的合理方式，接受畜牧业会造成污染的难度越大，不利于养殖户进行额外的环保投入。
223 养殖户获得补贴的情况
虽然样本地都有相关的补贴政策安排，但养殖户实际获得的补贴却存在较大差异。在样本户中，获得补贴的有101户，占样本总数的256%；补贴比例33%至100%不等，补贴金额最少只有2000元，多者达上百万元。因为补贴资金直接用于畜禽污染处理设施建设，所以对养殖户环保行为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33 模型结果分析
第一，养殖户的生产经营特征直接影响了处理方式的选择。回归结果显示规模养殖户倾向于选择有机肥的处理方式。虽然有机肥处理的投资较大，但对单位畜产品成本的影响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同时，规模养殖户的有机肥处理还可能带来有机肥销售收益。养殖年限越长，采用有机肥处理的概率越低。养殖年限越长的养殖户，对畜禽粪污处理的理念不能完全接受，还停留在传统的养殖模式中，不了解直接还田对环境的威胁。
第二，养殖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有机肥处理方式，和本文的预判一致。在计划行为理论中，认知与意愿都会对最终行为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效果却不能确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虽然验证了污染认知及参与意愿能够促进环保投资，但作用的效果却并不显著。养殖区域反映的是养殖户面对的外界压力，越在村中等人口密集地区，养殖户所承受的环保压力越大，越能够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需求。反之，如果养殖场所的区域位置在远离人口的郊外，养殖户受外界的影响就较小，缺少了外来的压力，环保需求相应会降低。
第三，根据模型结果，政府排污补贴使养殖户采用最佳处理方式的概率有显著提高，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换言之，政府通过补贴手段，与养殖户共同承担了污染治理的成本，使养殖户在同等的投资水平下获得了更佳的污染处理效果，养殖户及周围群众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最后，地区虚拟变量的结果显示，江苏的方向为负，这说明在江苏地区农户采用最优处理方式较少，江苏地区目前的政策仍不足以鼓励养殖户选择最优的处理方式，提高环保的投资水平。上海地区的政策对养殖户的激励作用比较明显。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解决畜牧业污染问题必须激发养殖户环保投资积极性，这也正是研究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意义所在。由于环保投资外部性的特点要求政府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排污补贴就是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本文根据沪、苏、浙三地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贴及养殖户的生产经营特征及环保需求特征对环保投资的作用。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排污补贴能提高养殖户的环保投资水平，体现在养殖户选择更优的畜禽粪污处理方式上。第二，养殖规模越大，表明养殖户在畜牧业上的投入越多，为了规避政府部门对于畜牧业污染的处罚或由于畜牧业污染带来的诸如邻里关系紧张等社会矛盾，环保投资的水平会越高。第二，养殖年限越长，由于无法量化投资回报，且养殖观念落后，不利于环保投资的提高。第三，养殖户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其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的意愿，进而会影响环保投资的水平；而养殖户对于畜牧业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意愿对最终环保投资行为确实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补贴政策要真正实现减少畜牧业污染的作用，必须通过影响养殖户的行为，因此在政策设计时要结合当地畜牧业的特点和养殖户的特征，以使政策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第二，推进适度规模养殖，强制实行畜禽粪便处理，对于不符合一定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的农户，通过实行“离牧补助”等形式，解决畜牧业污染环境问题。第三，在养殖户中广泛宣传畜牧业污染的影响，畜禽粪污直接还田（排放）的危害，增强养殖户对污染的认知，提高他们参与污染处理的意愿。第四，政府应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降低处理成本，让更多的养殖户有条件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谢蓉上海市畜牧业污染控制与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J］ 农村生态环境,1999,15(1): 41-44 ［Xie Rong The Animal Husbandry Pollution in Songjiang Jinshan Qingpu Region of Shanghai and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Upper Streams of Huangpu River［J］ Rural EcoEnvironment, 1999, 15(1):41-44］
［2］张晖中国畜牧业面源污染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 2010:56 ［Zhang Hui A Study 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Livestock Husbandry in China［D］ Nanji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0: 56］
［3］吕杰, 綦颖 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7,(7): 89-92 ［Lv Jie, Qi Ying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Fluctuation of Hog Pri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7, (7):89-92］
［4］张林秀, 徐小明 农户生产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行为的研究:农户系统模型的应用［J］ 农业技术经济,1996,(4):27-32 ［Zhang Linxiu, Xu Xiaoming Farmers Action under Different Policy Circumstance: The Application of Farmer Systematic Model［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1996, (4):27-32］
［5］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6］Ajzen I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2(4): 665-683
［7］Saha A, Love H A, Schwart R Ado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under Output Uncertain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4, 76(11):836-846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Breeding Farmers’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lution Subsidi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armers from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YU Yi1 ZHANG Hui2 HU Hao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关健词：农户行为 研究 综述
农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中国这一问题显的尤为突出。目前，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已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几乎囊括了农户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农户行为研究的若干方面作以述评，以飨有志于研究农户问题的同行和朋友。
一、农户经济研究的主要学派
在农户经济研究方面有三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其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由此，农户经济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根据该学派研究分析，农户分化的原因是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不是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该学派认为，俄国农户经济的改造既不能走斯大林式的集体化道路，也不应走西方式自由市场的道路，而是应着眼于自发地组成小型合作社。尽管该学派在斯大林时期被压制，但是，欠发达国家农户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事实使这一理论仍存在着很强的生命力。
另一个是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该学派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有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该学派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该学派在其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假说前提下，对农户贫困的根源也作了分析。该学派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最好不要用初始条件的差异去解释，而要用政策的差异去解释。一国的贫困不是因为贫困恶性循环所致，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不是不良的外在条件所致，而是不恰当的国内政策所致。农业曾是糟糕经济学的最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到有损农业发展的地步，农业被榨取，农民对刺激的反应被忽视，土地每况愈下的经济重要性被置之度外。不恰当的经济分析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扭曲了农业的刺激[1]。运用该学派的这一判断似乎更能恰当地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户经济增长实绩的变化。按照该学派观点，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
除了上述两个学派外，还有一个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2] 黄氏在综合分析了上述两个学派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国几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后提出了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认为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他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为实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仍然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秦晖和苏文以近代关中地区为实例，认为在农户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关中模式”[3] 显然不同于华北或江南模式 [4]，在中国广大地区通行的以租佃形式剥削农民的方式，在关中并不存在。
对于上述各学派的理论主张，笔者认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里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所处历史阶段等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户经济行为一定不同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在中国，由于农村资源要素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农户都在追求着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这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素有关；这里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所以，不同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式，都是特定要素环境下的产物，都表现了一定的存在合理性。这里也同时说明，农户经济现代化的改造将是一项系统工程。
二、农户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农户经济研究中，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种是以毛泽东、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户按拥有土地多少及收入获取方式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一种是以卜剀为代表的经营形式分析法，将农户按收入获取方式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还有一种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经营目标分析法，将农户经营分为自给性生产农户和商品性（也称“经营性”）生产农户两类。这些方法明显地带有时代特征，它是与农业，特别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时代相适合的几种主要的分析方法。解放后随着国家对农业的全面改造，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废除，第一、二种分析方法就失去了其分析的基础，而第三种分析方法就成为分析农户经济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今日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也是比较适宜的。但是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这种方法显得有点粗糙，对于农户经济发展过程研究也显然不够全面。所以在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通行一种以农户家庭经济中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的比例进行分类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将农户分为纯农户、以农业为主兼营它业户（农兼户或Ⅰ兼户）、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兼农户或Ⅱ兼户），非农户四类；有的将纯农户和非农户还进一步进行了细分。显然这种分类方法更为适合当今中国农村的情况。
三、农户行为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争
对农户行为理性的研究是从探讨农户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心理开始的。19世纪末的一些学者从所谓“古典主义”的传统，即当时西方流行的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统出发，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合理化”与最高经济效益。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自由分化规律支配下的“经济人”形象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包括农户。这种观点后来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古典学派”农民学家R·菲尔斯、S·塔克斯等人的“便士资本家”论和战后T·舒尔茨、S· 波普金等人的“理性的小农”论。在这些人看来，自然经济下的农户是冷静而理智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像个小企业家或资本家（尽管“资本”只有几个便士），思维活动富于计量性与逻辑性。按这些学者的说法，如果农民某甲请了村邻某乙来帮他盖房子，则甲应看作是正在雇佣乙的企业家。用这种方式，他们为农户经济建立了“投入”与“产出”的年度预算，农户的土地、生产与生活资料以及其他财产被视为资本，农户全家人及亲友的田间劳动被折算成工价，农户经济的产品，农户自身消费的食物在内，也被折合为货币收入。以这些收入与包括“资本”损耗、工价、地租等在内的“生" 产成本”作比较，如果收入小于成本，则这种农户便被视为“亏本企业”，如果年年如此，则这种农户便被视为“不经济的农场”。在这些学者看来，农户的理性将使他们放弃“不经济”的农业，使农业循着决策合理化，效益最优化的方向通过优胜劣败的竞争而发展，从而“不经济”的小农户将为“经济的”农场所取代 [5]。
显然，这一派学者心目中的农户，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区别仅在于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率、商品率等经济指标较为落后，而精神面貌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长于抽象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客观地把握经济运动中的自然法则，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体，其行为完全由个人理性支配。但是，这一派学者宣布农户的“亏本企业”面临末日审判已有一百多年了，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中，农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投身于所谓“不经济的”农业。这就使人们对是否存在“理性的小农”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
最早对这种“理性的小农”论持批评态度的是俄国的新民粹主义农民学家，如A·佛图那托夫、A·切林采夫、H·马卡罗夫与A·恰亚诺夫等人。他们从农民文化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农民生活方式的道德价值、小农经济稳固论与“村社社会主义”精神等民粹派立场出发，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发起了一场对“古典主义”农户观的批判。他们把农户描绘为经济浪漫主义者，而不是经济理性主义者，认为研究西方农场主的一套理论、方法、范畴与概念不适用于“劳动农民的人民制度”，农户经济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效益”而是为了生活。他们的劳动不能以货币来度量，更不能抽象出“投入”“产生”之类概念并据以进行“效益”分析。在这些学者看来，农户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一种新的人类自觉”[6]。与俄国的新民粹主义者同时代的一批荷兰学者则成为“农民理性”说在西方的主要论敌。这些学者以其对荷属东印度农村，尤其是爪哇农村的系统研究在当时西方不发达社会农民学中具有开拓与领先地位。其代表人物是J·波耶克，他在从1911年以来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二元社会”理论，认为东印度的农民社会与殖民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二元社会，农民热诚地捍卫着自己特有的价值、习俗、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这一理论在40年代又由J·弗尼沃尔等发展为“多元社会”论，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到缅甸及东南亚其他地区。50年代后，美国农民学界的“道德经济”论与“道德文化”论也明显地受到俄国与荷兰农民学上述传统的影响[7]。总之，这一方面的学者对农民文化的历史地位估价相差很远[8]，但在强调农户是浪漫主义或温情主义者而非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对于上述“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情况，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分清“理性”的不同形式。自觉地把握经济过程中的自然法则以追求“功利”的最优化，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但自觉地维护人的道德价值，追求一种“合理”的或合乎逻辑的人际关系，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性主义态度？这里实际上是体现了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所以，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户两种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其次，任何“理性”的产生都有其现实的根源。上述观点中的经济理性主义者，其思维方式的核心是体现了抽象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发达，而这正是在商品交换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在商品经济中，无数具体的物品被抽象为可用货币加以定量的价值，显示了概念在逻辑基础上的可通约性。随着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复式簿记进一步锻炼了人们思维的精确性和从混沌表象中考察形式主义的程序合理性的能力，排除了权力意志与神秘冲动的广泛的等价交换，使经济过程体现出顺理成章的自然法则。市场规律铁一般的明确性从人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和各式各样的浪漫观念。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商品经济是所有逻辑的母体。M·韦伯也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生活是在与他人的合理竞争中以及生产方式是在经济合理性的支配下进行的，故市民的生活方式自发地倾向于实践上的理性主义并受理性的伦理生活规范所制约[9]。这些话是颇有道理的。与此相反，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户的生活方式极不利于逻辑运算与抽象概括能力的形式。实物经济中难以形成形式化的价值，阻碍了概念的通约与抽象，社会交往的贫乏阻碍着思维的定量与精确化，支配农民行为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习惯与本能。因此，只有在商品经济洗礼后，在经济行为的计量特征和铁一般的逻辑面前，作为自由主体的农户才能得到理性思维与理性行为的初步训练，从而产生所谓“理性的小农”。
四、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
目前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有5种理论取向。[10]第一种是“效用最大化”解释。这是研究者在分析夫妇生育决策时所采用的分析思路，它直接来源于西方人口经济学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营家庭生活的夫妇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对有限的家庭资源（收入与时间）进行理性的分配与选择使用，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这一目标。莱宾斯坦认为父母是通过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效用进行比较和计算之后，作出相应的生育决策；贝克尔和舒尔茨将孩子视为一种耐用的消费品，父母在生育子女与其家庭消费之间分配有限的家庭资源，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伊斯特林则认为，对孩子的需求状况、产出因素以及生育控制的代价三个方面决定了夫妇的生育决策；考德威尔则提出了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认为生育实际上是对未来回报的一种投资形式，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产生于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逆转之时。尽管上述代表人物和其他人口经济学家在研究角度和分析框架上存有一定差异，但他们的理论都以效用最大化为支点，认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最主要依据。这些理论对国内的人口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成本一效益”分析框架，成为生育研究中主导性的分析思路。他们认为农户之所以生养孩子，在经济上是合理划算的，能够满足农民在劳动力、养老保障等现实利益上的需要。而要控制人口，除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外，一是要大力发展经济，通过生产方式的改进缓解对于体力劳动力的依赖，通过社会保障的推行消除他们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二是在“成本－效用”分析的框架下，加大生育孩子，尤其是超生孩子的成本，降低边际孩子的实际效用，进而通过改变孩子成本－效用在实际利益上的相互关系，通过外在的措施使多生孩子不能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从而促使人口向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方向倾斜。
第二种是“社会－文化”解释。陈俊杰等将这一解释又分为三类：①用传统文化来解释，从历史中寻找原因。“多子多福”、“早生多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等概念，都是传统社会里形成的，到今天成为一种“传统生育文化惯性”，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②“生殖崇拜”论。这种论点受到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学科成果的启发，认为对于“传宗接代”观念，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殖崇拜，是这种思想的主要根源之一。③实地研究基础上的社会－文化解释。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对某一区域和村落的多视角实地考察，从诸多方面综合解释农户人口再生产的投资水平。有的甚至试图通过对一个村子长期的田野调查，从主观的角度提炼当地农户的生育观念，并试图通过对他们生活世界的分析，揭示从生育" 观念到生育行为的运作逻辑过程。[11]
第三种是“风险最小化”解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和日常生活中时时面临着各种风险，在没有或社会保障处于非常低级状态的中国广大农村，生育子女是父母面临风险时寻求保障的最传统、最方便的也是最可信赖的途径。在生育数受到限制并被严格控制的前提下，一个家庭生育子女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父母对于风险及子女所具有的风险缓解功能的预期。[12] 他们由此进一步认为，在微观层次上，农户家庭对生育的经济决策可依据的是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单一取向的效用最大化原则。[13]
第四种是制度与政策解释。这是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固定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较其他解释，制度与政策更能揭示中国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的真正动因。而这一解释，是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番深入地理性思考后所提出的。没有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会有我国目前人口再生产这种好的形势。但这其中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一种是由“成本－效用”理论直接导出，即加大生育孩子，特别是超生孩子的成本，如超生罚款等，这是对实际工作影响最大的一种主导性理论。[14] 一种是认为人口增长率的迅速降低无需借助于限制出生数字的惩罚性措施就能够取得，他们提出，“通过调整相对来说为数不多的鼓励高出生率水平的政策，并在农村地区大力提高初等和高等教育，假如农村家庭不但被允许拥有他们希望得到的子女数目，而且他们可以得到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低人口出生率就会实现”。并提出“能够明显减少农村家庭想要子女数目的主要政策调整，就是取消当农户家庭人口有变动时的土地重新分配”。他们认为，我国现行的土地和农村政策没能提出通过生养孩子以外的途径实现农村家庭养老保险的要求。如果允许农户拥有土地所有权，包括买卖和出租的权利，那么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就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也就去除了为得到更多的土地而再要一个孩子的动机，而且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保障措施。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会减少对养儿防老的依赖，从而导致农户希望得到的子女数目的进一步下降。[15]
第五种是“主位”解释。这是对前几种“解释”反思后的展望。[16]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前几种解释在于不同研究者注意的是农民生育的不同方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研究定位上，作的是“客位分析”，是研究者站在农民自身立场之外所作的分析。而要真正使分析具有信度与效度，降低人口政策的实施成本，提高政策的实际效率，就要从主位的角度研究农民自身对于生育的需要，这是今后生育研究再上台阶的新的突破口和理论生长点。
对于上述关于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种种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里笔者认为，农户在进行人口再生产投资时，效用、风险、社会－文化、政策及制度都是其考虑的因素，但农户的生育决策最终取决于其在现在信息水平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对农户的决策“最大化”构成了基本约束，一个是信息的不完全性，一个是有限理性。除此之外，影响农户生育决策的基本因素是收益，而这里收益的含义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两个方面的总和。设农户的总效用为U总，则U总＝U（N，I），其中N表示人口数，I表示收益。在此情况下，农户人口再生产的“效用最大化”所满足的条件是：dU总＝0，而dU总＝（ U／ N）dN＋（ U／ I）dI，所以有（ U／ N）dN＝－（ U／ I）dI。此式的含义是农户决策的“最优化”条件是生育最后一个子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值等于由于最后一个子女的增加而导致的收益减少的效用值。这里的收益I可用式子表示为，I＝I（m）＋I（s）；其中I（m）为来自物质方面的收益，I（s）为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来自物质方面的收益主要表现为“养儿防老”及对子女将来取得更大收入的预期以及儿女对自己事业的继承等方面；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表现为“传宗接代”及孩子对家庭生活带来的快乐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影响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的各种因素总体上可归结为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农户在进行决策时，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尽可能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当然，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两个基本约束的存在，农户决策所得到的“效用最大化”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效用最大化”。所以，现实的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总是表现为多面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影响到理论研究的多样性。对此，笔者认为提高农户决策水平，也是影响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一个关键措施。为此，应采取提高教育水平，建立健全国家与广大农户的信息沟通体系，提高生育成本等综合措施，以此提高农户的决策水平，进而实现在人口再生产投资上国家目标与农户目标相统一的“最大化”目标。
注释： [2] （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4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9月。
[3] 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4] 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5] R·菲尔斯：《原始波利尼西亚经济》，康涅狄格州汉登1965年；菲尔斯与B·亚梅：《农民社会中的资本、储蓄与信用：来自亚洲、大洋洲、加勒比和中美洲的研究》，伦敦－芝加哥1964年；T·舒尔茨：《改造中的传统农业》，耶鲁大学1964年；S· 波普金：《理性的小农：越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学》，伯克利1979年。 [7] J·波耶克：《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哈莱姆1953年； J. ·弗尼沃尔：《荷属印度：多元经济研究》，剑桥1944年；R·列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对文明的人类学探讨》，芝加哥1956年； J·斯科特：《农民道德经济》，耶鲁大学1976年。
[8] 新民粹派认为它是未来的希望，而“道德经济”说则认为它是没落中的东西。
[9] 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11] 陈俊杰，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江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12] 彭希哲、戴显冀，试析风险最小化原则在生育决定中的作用，《人口研究》，1993年，第6期。
[13] 彭希哲、戴显冀，试析风险最小化模式与农村计划生育环境的优化，《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14] 田雪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6] 陈俊杰、陈震，农民生育研究：理论的反思与展望，《人口研究》，199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史清华，《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吴绍田，《中国农户投资行为分析》，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一、引言
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农户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转变为较为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不但意味着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同时也意味着投资的增加，因此流动性约束将会成为农户转变经营模式的重要影响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农户普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金融约束（Stiglitz和Weiss，1981；Iqbal，1986；Carter，1988；Milde和Riley，1988；Foltz，2004），而这一情况在我国则更为严重（朱喜、李子奈，2006）。据李锐、朱喜（2007）的测算，我国农户金融抑制程度高达70.92%。那么，在如此严重的金融抑制背景下，金融可得性将会对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拟基于CHARLS 2013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这使得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也相当复杂。但总的来看，影响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因素主要包含农户的家庭特征、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以及生产力水平等三类因素。农户家庭特征主要指农户的家庭结构和户主特征等因素。例如林善浪、张作雄等（2011）研究发现，农户经营规模与户主的年龄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地区资源禀赋包含的因素众多，但地形特征和土地的多寡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这两大因素在我国又集中体现为南北差异（任晓娜、孟庆国等，2015），总体来讲南方的经营规模比北方的经营规模普遍要小。研究发现，我国北方的大户规模在100亩左右，而南方的大户规模只有30―50亩（钱克明、彭廷军，2014）。生产力水平主要以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为表征，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经营规模显著高于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除了上述因素外，市场因素也会对农户的规模经营产生影响，刘莉君（2010）指出，高企的种粮成本严重降低了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
（二）关于金融可得性与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研究
目前?W术界就金融支持与农地规模经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可得性对农户生产投入的影响。张兵、徐国玉（2006）采用江苏省1989―2005年的宏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人均金融支持程度与农户人均投资量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前者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后者增加0.55个百分点。曲小刚、池建宇等（2013）采用农业固定观察点的微观面板数据，从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两个方面分析了融资对农户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都对农户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但后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前者。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表明金融支持会显著影响农户的生产投入，但也有学者得出的结论与此相悖。朱喜、史清华（2010）等采用1995―2004年长三角15村的近千家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计量发现，融资约束只是影响了农户的非农投入，对农户农业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纵览已有研究成果，虽然学者们对农业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的分析已较为全面，对金融可得性与农户生产投入关系的讨论也较为深入，但现有文献中关于金融可得性与农户规模经营的针对性文献还几乎没有。基于此，本文将采用CHARLS 2013年的全国调查数据，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方面剖析金融可得性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CHARL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CHARLS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50个县级单位，450个社区单位，10000多个城乡家庭，受访者数量近17000人，内容涵盖健康、医疗、工作、养老、收支、资产以及身体机能测试等诸多方面。CHARLS旨在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库，用以推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
1.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关于农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适度规模的不同判定标准。但追根溯源，目前的争论无外乎都围绕着农户生产的规模与效率两个维度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此背景下，国家相关决策部门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提出了以“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户均收入不低于当地二、三产业的务工收入”的标准①。这一标准不但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还兼顾了规模与效率两个维度，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CHARLS 2013年的调查数据中包含农村家庭7718户。鉴于现阶段我国农户家庭经营存在着严重的兼业化和非农化，因此本研究将“农户”严格界定为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具体以受访家庭2012年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为标准，将比重超过60%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就排除了兼业农户、非农农户和以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②，得到样本家庭1790个，占样本农户总量的23.19%，反映出目前我国农村家庭严重的兼业化和非农化倾向；然后本文依据CHARLS社区问卷中获得的社区耕地面积和社区户数得到社区户均耕地面积，依据社区内二、三产业的非农月收入得出户均年收入；最后按照上文提出的适度规模经营划分标准，得到适度规模经营农户124户，在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样本中占比6.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农户从小规模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的转变存在着一定的资金门槛，能否跨过这道门槛取决于农户的自有资金和外部融资。计量模型中农户资产对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自有资金对农户选择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影响。 但相对于小规模的传统经营模式来讲，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农户如果不能成功地获得外部融资，就很难实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的外部融资要么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要么通过亲戚、朋友等非正规金融渠道。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民间借贷不可能替换使用，因为这种借贷大多属于来自亲戚和朋友的无息贷款，出借方对借款人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非常了解。亲戚朋友可能更倾向于为了房屋建筑和社会事务而借钱，因为这些方面被视为应该受到援助的最基本需求。但若借款是用于生产性投入，借款人就较难从亲戚朋友处获得融资（林毅夫，2005）。因此模型中正规金融比非正规金融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更大。
估计结果显示，土地面积、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皆有显著影响，体现出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因素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影响。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除了户主的文化程度外，人口规模等其他变量的影响系数都不显著。文化程度越高的户主可能具有更强的商业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而人口规模越大的家庭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供给。由此表明与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的传统小规模经营相比，适度规模经营更多地取决于户主的商业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检验了金融可得性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都能显著提高农户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概率，且正规金融的影响效应更大；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融资数量还是资金来源，非正规金融依然是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户在正规金融融资渠道上面临着严重的供给约束，金融需求与供给的脱节成为农户转变生产经营模式的重要障碍。
因此要持续推进我国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创新农村金融市场，提升金融机??服务能力，提高农户的金融可得性。创新农村金融首先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一是要建立激励制度，提高金融机构走进农村，服务三农的意愿；二是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尤其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使“三权抵押”真正成为联系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的桥梁；三是要加强制度监管，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农户生产。其次，创新农村金融需要大力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金融物理网点和自助网点覆盖率。再次，创新农村金融需要不断提升业务人员素质，开发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农户需求。最后，创新农村金融也同时需要从需求方着手，加强对农户的金融培训和宣传，丰富农户的金融知识，增强农户的金融意识。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