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传承与教育是一个学科得以延续的生命脉搏。中医药学自创立以来就有其特有的传承教育方式，然而，社会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中医药学采取何种传承教育方式，是每一个中医药学继承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其存在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起着不可抹杀的功绩。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说过:“我国医学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经验。医务人员要树雄心，立壮志，在医学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一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学科，它一直具有自己独特的传承与教育方式，即“师带徒”的师承传承和诵习经典医学文献的教育方式。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传承与教育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被逐渐打破，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新的思考。
1中医药学传承与教育的发展
近一个多世纪来，现代中医药学经历了“五四”前后的全盘否定，解放前中西医学汇通，解放后复苏和改革开放后复兴等几个时期。上个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地成立了高等中医院校，改变了中医药学师徒授承的师带徒模式，开始了现代课堂教学的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与传统的中医药学传承和教育模式相比较，现行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整合了中医药传统理论，中医药教育趋向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对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有着非常大的贡献。然而，新式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医界对其效果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肯定者可以列举若干数据，如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各多少，成长为教授、主任医师、硕导、博导、院士多少等等，成绩蔚为壮观。否定者则认为，高等中医药教育是失败的，它没有培养出叶天士那样的一代名医，中医阵地也越来越小
2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近年的实际来看，目前中医院校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临床水平较差，很难适应医院的要求，就连很多中医院也不愿接收中医院校毕业生;而对中医研究机构来说，毕业生的科研能力也明显不足。因此，导致许多毕业生就业分配困难，进而又进一步影响招生生源的质量。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医院校的毕业生进人医院后，大多数都要进行医学基本技能的再培训，并且都要进行院内各科轮转或去西医院进修一年以上，以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究其根源，可以说和现行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缺陷有关。现行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有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其“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临床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培养，给创新能力的塑造带来了障碍。其次，按照前、后期界限分明的阶段划分，学生在校必须学完全部基础理论、专业理论课程之后才能进人系统的临床实习，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理论实践脱节，临床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受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第四，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中医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使得同学在学习高年级临床课程时感觉吃力。
3诵习经典医学文献的意义
虽然高等中医药教育面临一定的困难，但挑战与机遇同在。高等中医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主要是培养的毕业生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只有培养出适应临床需要的能中会西的专业人才，中医才能发展闭。而提高临床能力的捷径之一，就是继承前人宝贵的诊疗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古今大凡著名医家，无不是在熟读古籍，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而成为一代宗师的。厚积薄发，由博返约，是读书成才的必然过程。步人21世纪，中医的发展与创新仍然离不开继承，而继承的第一步必须是熟读中医古籍，奠定基础。这好比万丈高楼，筑基必坚;参天大树，扎根必深。 中医治学当溯本求源，古为今用，而继承是发扬的基础，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做到中医传统不能丢，进而才是中医现代化的实施。“读经典做临床”是中医治学的真实写照，而其关键在“读”和“做”上苦下功夫。厚积薄发、厚今薄古为治学常理。所谓勤求古训、融汇新知，即是运用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以显著的疗效、诊释、求证前贤的理论。寓继承之中求创新发展，从理论层面阐发古人前贤之未备，以推进中医药学科的进步。综观古往今来贤哲名医均是熟谙经典，勤于临证，发逞古义，创立新说者。如金元大家刘完素所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其中自述“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于刻苦钻研运气学说之后，倡导“六气皆从火化”，阐发火热病证脉治，创立脏腑六气病机、玄府气液理论。其学术思想至今仍能指导温热、瘟疫的防治。如在SARS流行时，运用玄府气液理论分析证候病机，确立治则治法，遣药组方获取疗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造福群众。可见经典医籍所提供的科学原理至今仍是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准则，至今仍可葆其青春，因此“读经典做临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草研究的特点是依托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药学资料进行研究，或曰是钻故纸堆的一门学问。这样的研究也能创新吗？当然能，“温故而知新”。本草研究中的创新，其成果与临床、实验研究有所不同，但判断创新的标准大抵相同。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角度的变换、研究深度的掘进、研究层次的提高、新史料的发掘、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等等，只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发前人之未发，都可以称得上创新。
本文之所以提出本草研究的创新问题，是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研究肤浅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及时，也有的是属于学风问题。社会 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本草研究中来。以下拟从本草研究的几个方面作一探 讨。
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 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 如《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 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 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 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 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 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 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 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 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 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 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 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 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 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 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 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 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 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 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 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燏黄、黄胜白。 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 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 止过（包括“文革”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 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 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 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 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 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 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 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萹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 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 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 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 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 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 （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 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 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 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 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 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 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 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 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 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 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 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 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 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 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 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 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 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 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文革”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 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 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 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 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 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 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 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 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 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 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 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 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 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 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 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 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 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 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 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 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 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 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 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 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 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 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 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 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 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 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 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 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 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还有，导致中国犀牛灭绝的原因之一是中医将此物作药，并赋予其神奇的色彩。历史上被中医用作药物的某些动、植物，乃至动物化石，已遭灭顶或行将灭顶 之灾。犀牛已从中国绝迹，老虎、羚羊、穿山甲、野生人参、某些稀有的龟，都已岌岌乎危哉。现在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动植物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能运用 本草考证的方法，全面探讨一下属于濒危动植物的药用历史，也许会引人深思。
对药王的民间信仰风俗由来久矣。古代民间供奉的药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原型不同的药王。其“药王”一名，最早见于东晋时佛经译本中的药王菩萨。药王菩萨慈悲为怀，救人危难，故民间常把同样能救人危难的医生比喻成药王。
我国民间信奉的药王，远早于佛教中的药王。远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时候，信仰风俗便随着人们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先是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对种种自然现象不能理解，认为大自然界的事物均相克相生，自然是由主宰万物的神灵所定，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对自然崇拜的物化，很自然的为以后自然神的人格化和社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商周，人们开始了对天地的深化崇拜，山神，地神，水、火之神油然而生，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神和人鬼的神灵系统。后来的道教正是继承了这种神鬼思想，并将这个系统中的许多神灵包括以传统名人演化之神，都作为道教的神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进化。
中国民间尊奉的药王，正是这个道教俗神，它是由中国古代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名医演化而来。一般说来，道教药王有三：
一为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世尊为药王；
二为扁鹊，洞晓医源，深明医理，传黄帝《素书》与论脉法即扁鹊所为，后世祀为药王。道教尊奉扁鹊为药王真君，后世《正统道藏》收有其《药王八十一难真经》可以为证；
三为孙思邈，后人尊之为药王，奉祀不辍。每年夏历四月二十八日为其祀日。因孙思邈距今年代较近，且史籍有传，更可为信。据《旧唐书》载：“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日；‘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诏诣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玄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品，祭祀无牲牢……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此为正史所载药王孙思邈最为可靠的传略，而为后世所憾者，在于孙思邈在哪里出生？在哪里生活，生于何年？究竟享年多少？
2001年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的唐孙思邈之子《孙行墓志》，正可以补其阙。大周《孙行墓志》，全称《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志石高、宽俱56、厚10厘米，共28行。满，行27字，残7字，共716字。其中有武周时期文字19个。为行文方便，现先将志文适录，句读如下：
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
鸾台给事中徐彦伯e文
昔叔敖以阴德阳报，入相郢都；仲谋以英气伟材，奄有吴国。世济乎美，克生民进。公讳行，字元一，太原中都人也。曾祖融，瑚琏之器，降洗马之荣。祖孝冰，寥廓其心，纡割鸡之政。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公清情雅韵，不因近习，爽心真骨，得之自然。年甫孩抱，已不好弄，迨于巾冠，尤难干犯，凛凛然，昂昂然，虽高松负云，骐骥历块，不能过也。好读书，富词彩，亡箧能记，下笔不休。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阕，补洛州渑池县尉。屡栖邦佐，未展乎庸，擢此下僚，登于近侍，敕授右拾遗，入侍青蒲，出居丹掖，邻密勿之地，处谏诤之曹。鼎饪件和，王公侧席。俄丁母艰去职，再居苫块，柴毁骨立。瑜礼之酷，时论哀之。曾未半期，有制权夺，仍复旧位。公初践阶户巴，多怀謇谔，绿函青纸，亟奉清闲，枢论密词，口留藁本。寻降敕曰：“右拾遗孙行，履职清雅，学涉优长，久侍轩墀，载效忠谨，宜加宠授，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寻而即真。乌孛，良玉蕴石，孰掩其曜，美才具体，终不后时。公衔职帝蕃，飞翔禁掖，提赤牙之翰，组织王丝，步文石之阶。抑扬朝宋，尝摄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司礼卿。洒皇波，历升荣贯，锵金拖黻，为世所荣。时望苑开扉，春朝养德，天子有命，宫列俟贤，即授公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钦奉紫纶，肃延朱q。践苍莨之径，簪辉；步速迭之阶，衣冠竦望。嗟乎，今年在巳，郑康成之有梦；本命暨辰，管公明之长往。以久视元年十一月七日遘疾终于道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即以其年腊月十六日迁窆于合宫县之北邙山，礼也。子淑等，龚承遗诫，谨择不毛，棺周于身，敛以时服。杨经十卷，尝闻汉坂之些；吕览八篇，复起邙山之葬。其铭曰：于铄夫兮，诞膺门庆。体实清虚，心维雅正。怀抱经史，抑扬词令。如彼蘅蕙，载摇其芬。如彼鹭鹤，翱翔白云。负兹重宝，口侍明君。鸡署凝s，龙闺赫敞。uu若人，利有攸往。帝言粉饰，宫寮弘长。潋惊波，人生几何。芝焚可叹，露遄歌。野暗风疾，山寒哭多。亲宾此地，泪松阿。
志载孙思邈世交曰：“祖融，瑚琏之器，降冼马之荣。父孝冰，寥廓其心，纡割鸡之政。”开宗明义，道出孙思邈祖孙融，父孙孝冰。以《孙行墓志》载孙思邈之祖籍时云：“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曩，在今而道以往者日曩，指从前。志之作于武则天执政的大周，唐代已成为过去之朝代。梁园，亦称兔园，故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汉梁孝王好宾客，司马相如、枚乘等名士曾延居国中，因而有名。魏阙，指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初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境），魏惠王九年（前316）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此句意即为，孙思邈一生饱读诗书，志存高远，且隐逸不仕。更为关键的是交代出了这位若人若神的药王孙思邈，其祖曾居战国时的魏国，孙思邈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生活，亦即《孙行墓》中所载的“太原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遥。又如《旧唐书》云：“思邈自云开皇辛丑岁（581）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
其子《孙行墓志》载，孙行丁父（孙思邈）忧，在“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阙，补洛州渑池县尉。”此调露中，当在公元680年，“寻”，不久，亦即681年，抑或按史籍所载“永淳元年（682）卒”。
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推拿》“叫好不叫座”。从中医疗病的视角看去，“推拿”所采用的推、揉、捏、按等手法，缓解病痛却行之有效；坊间到处挂牌的按摩诊所，大同小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很是红火；至于名中医的挂号费高达几百元也不鲜见。从大视野看去，“中医充满魅力，雄起缺乏动力”，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民日报》载文《中医药这把“钥匙”不能丢》！只因“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不如西医精确，不愿意用这把‘钥匙’，无形中将中医边缘化”。其实，对中医药的挞伐近百年来从未消停过。尽管国家早就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路线图”，可是在实践过程中总是有些学者专家不以为然。以科普作家方舟子为代表的“讨伐”派，在“中医新世纪大论战”中，抛出《批评中医》的专著，独树一帜，最具代表性。为丛书作序的竟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袁钟先生。“批评”的内容颇有“颠覆”性——“中医学不是科学”、“中医‘神话’剖析”、“中医疗效不稳定”、“中药毒性要当心”……还拉大旗，断章意会用鲁迅、陈寅恪、傅斯年等名人的话作帮衬，看那架势，非“批倒批臭”不罢休也！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蒋介石先生也曾针对“废止旧医案”的闹剧慷慨陈词——“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至于美国财阀洛克菲勒与中医结缘，正是因为老洛克菲勒先生走遍了美、英、法、德等国没能治好眼疾，来到中国抱着“死马只当活马医”的侥幸一试，殊不料只用不值几分钱的草药灌之，妙手回春，重见光明。于是慷慨解囊，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医药”，这就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今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付梓《批评中医》的大作，咂摸滋味，似嫌有数典忘祖的意味和滑稽幽默。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批评中医》者岂能不知，为何只字不提呢！
无须讳言，今日中医药的处境确实让人忧虑。据经济学家陈胜昌先生披露，业界专家绝非杞人忧天，是有根据的：中医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乏力，有渐渐沦为“原料药基地”之虞。东邻日本占据了国际中草药市场份额的80%，韩国占据10%。其所用的中药原材，八成都是从我国进口的。国人卖出“一筐草”，洋人变成“一堆宝”。中医药在神州大地日趋式微之时，却是域外大力发展中医药之日。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设立了2000多个植物药研究机构。不仅筛选中药，取其精华，而且对中药复方药理进行研究，觊觎中医药的知识产权。调查数字显示，“洋中药”侵吞中国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土中药”内忧外困，我国著名的中医药专家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骤减至现今不足500名。没有中医药专家，又何谈中医药的复兴！日本有人扬言：在21世纪一定要将“汉医汉药”改为“东方医药”。呜呼！中华民族的中医药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盛世名酒众多，且和勃兴的唐诗相得益彰，继魏晋之后谱写了又一曲诗酒风流的佳话。盛世多名酒，药酒不仅种类有所增加，而且制备和使用也更加规范，医学典籍中出现了现存最早的对药酒的专题论述。此期间，药酒的滋补功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三勒浆酒传入 果酒也治病
唐代的酒文化兴盛，从唐诗中可见一斑。因为唐朝不禁酒，从宫廷到普通百姓家，都可酿酒，民间酒肆林立，同时还出现了许多酿酒名家，许浑“城中杯酒家家有，唯是君家酒送春”描绘了家庭酿酒的盛况。
又因唐朝国力强盛，开放包容，先进的文化吸引了日本、西域诸国等遣使来唐。据史书记载，唐代允许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开设酒店，在当时的长安，很多西域人也在经营酒肆，侍者多为当地美女。他们的名酒和酿造方法，也传入了我国。
三勒浆酒即在唐朝时传入，相传为波斯名酒。唐朝《唐国史补》中有关于三勒浆酒的最早记载，唐末的《四时纂要》记载着三勒浆酒的酿造方法：“造三勒浆：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以上并和核用，各三大两。捣如麻豆大，不用细。以白蜜一斗、新汲水二升，调熟，投干净五斗瓮中，即下三勒末，搅和匀。数重纸密封。三四日开，更搅。以干净帛拭去汗。候发定，即止。但密封。此月一日合，满三十日即成，味至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须是八月合即成，非此月不佳矣。”
三勒浆酒由果物酿造而成，果酒治病、滋补，始于此。此后，《唐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药性论》《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关于三勒浆酒的记载，且三勒浆酒一直沿用至今。
“药王”钟情药酒 首次专题论述
唐代是我国古展的高峰期，于是出现了很多集大成的人物和专著。被尊称为“药王”的医学家孙思邈在这一时期写出的《千金方》，就是医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做了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千金方》实为《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书的合称，共记载有药酒配方80余例，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强身补益等。在《千金要方》中，孙思邈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药酒的制法、服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此外，在《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孙思邈设有“酒醴”一节，记载酒方16例，《千金翼方・诸酒》中载药酒方20例，是我国现存的医学文献中，对药酒的最早专题论述。
王焘撰写的《外台秘要》是成书于唐代的又一部综合性医书，书中设有《古今诸家酒方》一节，收载了药酒11方，是对药酒的又一次专题论述。此外，还有大量的药酒方散见于其他章节中。
细查唐代时的药酒配方，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由此可见药酒配制整体水平的提高。
滋补受到重视 治病不再独秀
唐代以来，药酒的养生保健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千金方》《外台秘要》中收录的药酒配方中，不少配方即具有养生保健作用，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配方，当属虎骨酒。其实，早在南齐年间，医书《徐文伯方》中就有关于虎骨酒的记载，不过那时，虎骨酒是单方药酒。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记载了虎骨酒的疗效和配方：“治骨虚酸痛不安好倦，主膀胱寒。虎骨酒方：虎骨一具通炙取黄焦汁，尽碎之如雀头大，酿米三石，曲四斗，水三石，如常酿酒法”。如今，乐家老铺沽上药酒工坊研制的虎骨酒，所用的药材已经达到了两百多种。
《外台秘要》中记载的五加酒，也是一种流传到现在的养生药。这种在古代流传很广的养生保健酒，具有祛风湿、壮筋骨、补肝肾、填精髓等作用，对老年体弱者有保健延年之功效，到唐朝时，复方种类增加，用来治疗不同的病症。
孙思邈还曾经把药酒用于美容，《备急千金要方》中就有用桃花浸酒美容的记载，只需采摘刚开放的三月桃花阴干，用酒浸泡半月后饮服，经常饮用，可令人“好颜色”，这也是取药酒的滋补功效。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则进入了滋补酒的大发展时期。
敬请关注下期内容“两宋药酒受青睐 药酒工艺大发展”。
沽上药酒工坊之好缸
百年前的1912年，乐家老铺第十二代传人乐达仁创建了天津达仁堂，引入乐家老铺的药酒技术和秘方，在西横堤大明道上建立了药酒的生产基地（即现在的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
目前沽上药酒工坊的药酒是在遵从传统的炮制工艺基础上，加入了现代提取工艺，将过去由手工铜器隔水加热，发展到现在的全自动封闭生产系统，管道输送。
[关键词] 朱丹溪 脾胃 甘温补益
[中图分类号] R256.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8-122-01
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生活于公元1281-1358年,元代浙江义乌人。因家居丹溪,故学者尊之为“丹溪翁”。朱丹溪的主要医学观点以“相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为核心, 指出人体的阳气常有余,妄动而为害,而常不足,易于耗损。主张固护,不可妄耗,而治疗上, 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其为“滋阴派”的鼻祖。 因此后世医家对其研究多侧重在滋阴降火法。然朱丹溪吸收了李东垣《脾胃论》的思想，临证用药处处重视中焦脾胃之气，这一论点常为后人所忽略，而未引起重视。综观《名医类案》中所录的丹溪病案,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加味应用尤为常见。可见，朱氏学术思想并非单以知母、黄柏等泻火滋阴见长，同时也十分重视中焦脾胃之气的护养，他主张人身之气,首推脾胃之气,认为无论外感还是内伤，均可导致损伤脾胃而发诸病。兹就选取《古今医案》中的“伤寒”和“咳嗽”两病案进行剖析, 从中探析丹溪的顾护脾胃之气的思想。
1 伤寒 治一老人，饥寒作劳，患头痛、恶寒、发热、骨节痛、无汗、妄语时作时止，自服参苏饮子取汗，汗大出而热不退，至第四日，诊其脉洪大数而左甚。朱曰:此内伤证，因饥而胃虚，加以作劳，阳明虽受寒气，不可攻击，当大补其虚，俟胃气充实，必自汗而解。遂以参、芪、归、术、陈皮、甘草、加附子二片，一昼夜尽五帖。至三日，口稍干，言有次序，诸症虽解，热尚未退，乃去附，加芍药。又两日，渐思食，颇清爽，间与肉羹。又三日，汗自出，热退，脉虽不散，洪数尚存。朱谓此脉洪，当作大论，年高而误汗，以后必有虚证见。又与前药，至次日，自言病以来不更衣十三日矣，今谷道虚做努责，进痛如痢状不堪，自欲用大黄等物。朱曰:大便非实闭，乃气因误汗而虚，不得充腹，无力可努。仍用前药，间以肉汁粥及苁蓉粥与之，翌日，浓煎椒葱汤浸下体，方大便。诊其脉仍未敛，此气血仍未复，又与前药。两日小便不通，小腹满闷，但仰卧则点滴而出。朱曰：补药未至，与前方倍加参芪，两日小便方利。又服补药半月而安。(《古今医案按》卷一)。
2 医案分析 此案患者是一年老体弱之人，饥饿劳累引发伤寒，自服参苏饮子，大汗出而热不退。参苏饮子原为治气虚外感之方，患者服此方并无过错，可服后造成大汗，可见此人体质弱、气虚，表虚，稍服解表药就汗过。朱丹溪认为，此为内伤证，加之患者饥寒作劳，胃虚，体质异常虚弱，虽然此患者表证依然未解，但不可继续解表，不能借用解表的药物发汗，他提出“不可攻击，当大补其虚，俟胃气充实，必自汗而解”。 最终治疗的重点是放在充实胃气上，期待自汗而解。整个治疗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均可体现出丹溪的临证用药，处处顾护脾胃之气的思想。
第一阶段:朱丹溪用参、芪、归、术、陈皮、甘草、加附子，这是李杲的补中益气汤去掉柴胡、升麻。患者连服五日，不再“妄语”。丹溪用甘温助脾,益气扶正补虚的方法，用温药扶助脾胃之气，中气壮实，言语有秩序了。
第二阶段:诸症虽解，热尚未退，用前方去附，加芍药。去附是因为患者还有点口干，有热象，减少芍药的热性，防止过汗，加芍药是为了解决营卫未和的问题，养营阴，解未解之邪。几日后患者终于汗出，热退。丹溪的主旨还是要扶助胃气，营卫充实，期待自汗而解。
第三阶段:热虽退，但脉洪数尚存。丹溪分析，此人脉象为洪，洪应作大论，大是假象，即是虚大的脉象，是虚脉不是实脉。患者由于体质虚服用参苏饮而过汗，仍与前药。后患者十多日不大便，丹溪从形、证、脉综合分析，考虑为老年人津气两虚，大便推动无力的虚秘便秘，并不是阳明胃家实证，是因为汗出太过而伤津、伤液。仍用前药，间以肉汁粥及苁蓉粥与之。朱丹溪的出发点还是用甘温之品养脾胃之气，使患者能食，以胃气为本。
第四阶段:大便通了，但患者脉搏还是虚大，气血还未恢复起来，丹溪继续用补中益气汤去柴胡、升麻加芍药。服药二日后，患者又出现小便不利，小腹满闷，仰卧位小便又点点滴滴。丹溪认为患者仍是气虚，气虚无力推动，又无力收涩小便。把前方中的人参、黄芪分量加大，二日后小便通畅。继续服补药半月，老人伤寒基本痊愈。
从以上分析可见，丹溪治病用药处处突出顾护脾胃之气的思想。对于老年人丹溪认为老年人则更易脾胃受损而发病，因“老人内虚脾弱，阴亏性急，内虚胃热则易饥而思食，脾弱则难化，则食已而再饱，阴盛难降则气郁而成痰”[1]。故老年人更应注重顾护牌胃。，综观整个治疗过程，始终不离顾护脾胃。其治疗原则一，表证虽在，但胃气已伤，不可妄攻，当待胃气充实，自汗而解，治疗重点不在解表发汗而是扶助胃气。原则二，对便秘、小便不利不可妄攻。审度病因病机，对气虚引起的便秘、小便不利，当先补气，方能收效。
3 咳嗽 一男子，三十五岁，因连日劳倦不得睡，感嗽疾，痰如黄白脓，嗽声不出。时初春大寒，医与小青龙汤四帖，觉咽喉有血腥气上逆，遂吐血线，自口中左边出一条，填遂止。如此，每一昼夜十余次，诊其脉弦大散弱，左大为甚，人倦而苦于嗽。丹溪云:此劳倦感寒，因服燥热之剂以动其血，不急治，恐成肺痿。遂与参、芪、术、归、芍、陈皮、炙甘草、生甘草、不去节麻黄，煎成，入藕汁。服二日而病减嗽止，却与前药去麻黄，又与四帖，而血证除。脉之散大未收敛，人亦倦甚，食少，遂于前药去藕汁，加黄岑、砂仁、半夏，至半月而安。（《古今医案按》卷五）。
4 医案分析 此例患者因连日劳累，嗽病发，痰如黄白脓，前医开方为小青龙汤，服四帖后痰中带血丝，其脉弦大散弱，左手为甚。患者由于整夜的咳嗽睡眠差，人很疲倦。治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丹溪诊断为劳倦感寒，患者错误服用小青龙汤的麻黄、桂枝、细辛这些热性药，造成木火刑金，痰中带血丝，虚像越甚，人倦，气津两伤。所以丹溪用参、芪、术、归、芍、陈皮、炙甘草、生甘草、不去节麻黄，煎成，入藕汁。还是补中益气汤去升、柴、加麻黄、芍药。
第二阶段:服后二日病情好转，嗽止，仍用前方去麻黄。由此可见麻黄在这里的作用是为了宣肺气，肺气得降就不再用。又与四帖，而血证除。
第三阶段:脉之散大未收敛，人亦倦甚，食少，遂于前药去藕汁，加黄岑、砂仁、半夏。丹溪用黄芩清上焦的热，砂仁、半夏和中，采用甘温和脾的方法。
此案首先要明白患者是劳倦感寒而发嗽病，还是以劳倦内伤为先。从医案全过程看，其验有：一嗽病为主，外感初起见黄白脓痰，应多从内伤考虑，不单是外感。二，小青龙汤多治清稀痰、泡沫痰，服用此方错误，方不对证，造成症情加重。三，对劳倦内伤引起的外感病，先扶正气再祛邪，重视甘温补益之法。
5 结语 两个医案的主方都是以补中益气汤进行化裁，补益脾胃,扶助正气。可见朱丹溪上承东垣《脾胃论》思想，重视脾胃,其用药喜用甘温,因甘温能助脾气而兼能润胃中湿土。应该说朱丹溪是既长于滋阴降火之法，又善于调理脾胃之气；既精于苦寒泻火，又妙于温中补土。虽然研究丹溪脾胃思想的著作很少，但丹溪临证非常重视脾胃之气，这点也是不可忽视的。朱丹溪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代大师,影响深远,要真正全面继承朱丹溪的学术思想体系,就必须注重对其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独到特点和实质内容的研究。
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目在头。齐咽已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从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斯之八术，先为八部”[2]。根据以上八医，印度寿命吠陀（Ayurveda），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八个分科，亦即八种相应的疗法：第一拔除医方（Shalya）：为抉拔人体上惹起痛苦之物。第二利器医方（Shalakya）：为使用利器疗治眼耳等病的一种外科医学。第三身病医方（Kaya-chikitsa）：为对全身疾病之治术。第四鬼病明或鬼病医方（Bhuta-vidya）：为驱除因鬼凭而生诸心病之医方。第五看童法（Kumara-bhritya），为对胎儿、幼童、产妇等之看护学。第六恶揭陀药科论（Agada-tantra）：为关于诸药剂，尤其是解毒剂之学。第七长命药科论（Rasayana-tantra）：为关于长生灵药之学科。第八强精药科论（Vajikarana-tantra）：为关于强精催之学科[3]。隋志中载有大量介绍西域医药学的书籍，如《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要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4]。以上诸书，见证了中古时期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为中医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这些古代典籍，如今虽已亡佚，但从其书目尤可看出，西域医学的思想，已通过这些书籍达至中土。如《乾陀利治鬼方》及《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属医方明中之鬼病明或鬼病医方类；《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及《龙树菩萨养性方》，为长命药科论之类。此外，《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中，涉医文献有《不空罥索咒经》、《佛说疗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等20多部佛教经典，出现医药卫生方面的名词术语达4600余条[5]。传统医学在中国以阴阳五行立论，在印度则为四大论与百一说并存。
《佛说五王经》有云：“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谓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这种观念于《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可见，缘系孙思邈受佛教影响甚深。如《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一•诊候第四》有云：“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6]。《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之中，还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此外，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番僧，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迄高宗时，有东天竺之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以上是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土传播时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这种医学交流的形式，主要通过僧侣这一特殊群体作为媒介，最终使得印度医学的一部分内容，融入到中医学的血脉之中，并得以广泛流传。殊方异药自张骞使西域后，西域药物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朝贡体制，纷纷涌入汉地。外来药物，隋唐以前多由陆路进入中原；隋唐时期及唐以后除陆路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阿拉伯商船经海港登陆中国。隋唐时代的通商港口，较为著名的有广州、扬州、泉州等地。日本僧人真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云：“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7]。
可见香料贸易在唐代十分盛行，其在种类及数量上的丰富，极大促进了中土药物学知识的增长。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了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这种理念，扩大了药物的种类及医生的视野，丰富了古人关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相关知识。唐代郑虔的《胡本草》、唐末五代时期波斯人李珣的《海药本草》记载了大量的外来药物。历代医籍中，凡所及药物，冠以“胡”者，多系外来药物，如胡豆、胡麻、胡瓜、胡荽、胡芦巴、胡桃、胡椒、胡萝卜等。由于大量外来药物的引进，唐代本草及方剂学知识较前代大为丰富。兹仅举几则有代表性的外来方药，试说明之：底也迦，主要成分为鸦片。《新修本草》卷十五云：“底也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旧唐书》卷百九八拂菻传云：“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迦”。《医方类聚》引《五藏论》云：“底也迦善除万病”。《唐本草》曰：“密陀僧出波斯国”。金桃一名黄桃，《旧唐书》有云：“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从康国入贡，金色形如鹅卵，故有金桃之名”。橄榄，据《酉阳杂俎》所载，为唐代波斯输入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第二十七条，“先体病源”提到：“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沦国”[2]。隋唐时期外来药物种类繁多，不少于数百种，此处不逐一枚举。
这些来自异域的特产，在隋唐及唐以后的各种本草书籍中，均作为常用药物而被收载。迄于宋，国际香料贸易依然盛行，加之部分外来药物的本土栽培，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于香料的极度推崇，由政府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大量使用香药，同时也造成了后世滥用香燥之品的流弊。《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还收录了多首耆婆方，如耆婆万病丸、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另在《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一•万病》篇中的阿伽陀药，是由紫檀、小蘖、茜根、郁金、胡椒各五两组成，其所疗病症颇多，几无所不疗。这种万灵药的概念，在隋唐以前，也非中土所有，如《伤寒杂病论》中所救治的病证与方药的一一对应性较强，来自本土的中医，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不主张用一方能够应对种类繁杂的多种疾病。这种分歧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没有中医“证”的概念，他们的药物往往是针对“疾病”而言的。他们认为假如一种配方，能够对多种疾病有效，那么就称这种药方为万灵药。孙思邈吸收了这种“病”的观念，故诸方下所胪列之病症甚为芜杂。另外，以耆婆万病丸为例，此方含有三十一味药，唐代医药书中，屡见这些药味颇多之方剂。类似这种大方，在唐以前的传统中医药文献当中并不常见。唐以前的本土医学，更多提倡的是应用较为简约的方剂，以“简、便、验、廉”为遣方用药的原则与宗旨，但自孙思邈以后，大方在中医文献中的数量逐渐增多。
自此，汉地医学风气为之大变。由此可证，西域文明对隋唐时期及唐以后的本土药物学及方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节、商贾及释家的往还，在加强隋唐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同时也将随之而来的医药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原各地。眼科医学眼外科治疗属前述八种疗法中之利器医方类。当时婆罗门僧在华以眼科业医者较多，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白香山《眼病二首》亦云，“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撚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8]。唐代社会名流罹患眼疾，往往延请天竺医为其诊治。可见印度眼科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超过了中原地区在这一专科领域所处的医疗水平。当时天竺而外，精于眼科者，尚有大秦。杜环《经行记》中有云：“大秦善医眼及痢”。世传龙树王菩萨能疗眼疾，故往往假托，以神其书。如《龙树菩萨眼论》，此书虽已久佚，但佚文散见他书。书中总结眼病的主要病因为：凡所患者，或因过食五辛，多啖炙煿热物麪腻之食，饮酒过度，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挠心火，夜读细字，月下观书[1]。又《外台秘要》卷二十一有陇上道人撰《天竺经论眼》序一首，王焘言陇上道人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序云：“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出眼疾候一首》载有金针拨障术适应症的病因病理特点及其治法宜忌，“令观容状，眼形不异，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虽不辨物，犹如明暗三光，知昼知夜，如此之者，名作脑流青盲，都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此疾皆由虚热兼风所作也”[9]。
【关键词】中医学；辨证论治；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