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对网络舆论的内涵和特点分析中可以看出，网络舆论是一个具有突出普遍性的舆论形态，而网络信息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因素，其对校园文化的建构也具有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从网络舆论的视野观察，校园文化更倾向于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校园文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在高校的广泛应用，我国高校校园逐渐呈现出了信息化校园的特点，这为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技术环境。互联网已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这种网络环境促使高校校园文化向着信息化校园文化转变［5］。在信息化校园文化逐渐发展并成为当今大学校园文化重要环境特征的时候，网络舆论作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也随着信息化在校园文化中的不断深入而对校园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网络舆论与校园文化产生越来越多的关联；其次，随着校园文化参与者对网络信息逐步加深的依赖，网络文化逐渐成为校园文化重要的来源，或者说网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校园文化的缔造者之一。
1．1网络舆论与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关联网络舆论作为一个社会舆论现象，有其自身独特的主体，也就是舆论的参与者。在社会舆论的一般研究中，舆论的主体被认为是对舆论话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言论、观点、态度的人。对于网络舆论而言，舆论的主体则是参与舆论形成过程，并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自己意见和态度的网民，以及受到网络舆论中优势声音影响的互联网使用者。对于校园文化而言，校园文化的实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特定范围内的文化环境。这个特定的范围就是校园文化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同时也是校园文化的载体。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依附于高校这个载体，通过高校这一载体反映和传播的文化。从广义理解，校园文化是指校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过程，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从狭义上理解，校园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是指除了教育、教学、管理以外的一种群体文化，其主要内容是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校风学风建设、文化艺术活动。从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可以看出，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在校园这一特定环境中，参与校园的教育、教学、管理以及其他校园活动的人。而校园文化的主体，则由校园中的教师、职工、学生等共同构成。校园文化的主体与网络舆论的主体，虽然是分属两个范畴的概念，但网络与校园的紧密联系，网络信息在校园中的广泛传播，则在这两个不同范畴的主体之间建立了关联。从网络信息传播的参与者来看，在校的大学生是我国网民数量最为集中的群体，同时也是活跃在网络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群体。大学生在网络使用习惯、网络技术应用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网络信息或者说网络舆论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大学教师作为在知识掌握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其发出的声音往往成为社会中的优势声音，这也就决定了大学教师群体在互联网上声音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舆论的主体更多地集中在大学这一特定环境中，而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则受到网络舆论的较大影响。
1．2网络舆论与大学校园文化的信息关联网络舆论的重要存在方式是基于网络产生或扩散的信息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而这一信息被关注和传播的过程，在大学校园中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在大学校园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校园网络平台正逐渐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逐渐成为网络舆论生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广泛关注也使得网络信息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网民和非网民共同关注的社会信息，从而促成网络舆论向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的发展。网络舆论与大学校园文化的信息关联，就是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大学校园对网络信息的接纳和再传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今天，在我国大学校园中，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大众媒介就是互联网。在广播影响日益下降、电视在大学校园中无法被大多数学生经常接触使用，而计算机在成为学生学习、教师教学以及学校管理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的情况下，网络也就成为了大学校园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大众媒介和信息传播工具。互联网搭建起的既是一个社会信息向大学校园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一个校园中信息、共享的平台。网络舆论的信息传播过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渠道和平台，才得以在校园文化中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同时，校园文化中的原发信息也得以通过这样的渠道，成为网络舆论和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1．3网络舆论对大学校园文化的缔造作用网络舆论对校园文化的缔造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对校园文化内容的丰富以及对校园文化发展的导向作用两个方面。（1）网络舆论有很强的流行性特征，这一特征将网络舆论的观点和议题与流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网络舆论逐渐成为流行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逐渐成为了引导流行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网络舆论与流行文化的这种紧密联系，也使得网络舆论能够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丰富校园文化。一方面，网络舆论直接吸引校园文化的主体积极参与，并直接为校园文化提供信息素材；另一方面，网络舆论通过对流行文化的重大影响，促使流行文化对校园文化的不断渗透，从而间接影响和丰富校园文化。如今我国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的网络流行语、大学生日益依赖互联网的生活方式、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信息平台，都说明了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校园文化的构成这一事实和发展趋势。（2）校园文化究其本质是一种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气氛建立在校园文化主体共同倾向和倡导的行为范式以及价值倾向之上。网络信息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网络工具的过度依赖，改变了作为大学校园文化主体的大学师生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倾向。网络舆论日渐深入的影响，也使得舆论的观点、倾向和态度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校园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主导地位的态度和倾向。校园文化的走向，也在这种网络舆论观点的渗透过程中，逐渐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并越来越多地趋同于网络舆论的观点和走向。
2网络舆论对校园文化的影响方式
2．1从议题角度形成关联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在其日渐扩大的影响力推动下，逐渐占据了中国社会舆论形态最重要的位置。从网络舆论的生发过程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的主要形态也从简单的网络流行语，逐渐转化为网络热点事件，进而发展为网络意见和态度。从互联网技术平台来看，网络舆论的生发空间，也从过去的论坛、QQ群、贴吧，逐渐丰富为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对于大学校园文化而言，构成校园文化主体的核心成员是大学生，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接触大众媒介信息的过程中，网络信息占据了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大学生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互联网，这就决定了网络信息在大学生的信息环境中承担了主要构成要素的角色。2009年以后，自媒体时代逐渐到来，大学生也就成为了自媒体时代的“原住民”，在自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巨大变革中，来自互联网的信息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社会信息的主要议题，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自己声音和观点的渠道。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终端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大学校园的议题与网络舆论的热点呈现出了高度关联的态势，同时，由于学生缺乏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介的接触渠道，网络舆论对校园议题的设置作用凸显。这种对校园议题的设置直接影响，是网络舆论对校园文化影响的最突出表现。
2．2从价值观角度形成关联网络舆论通过直接影响校园议题的方式，将网络舆论的对象直接延伸到校园文化议程当中，这一过程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将舆论热点过渡到校园话题的过程，另一方面还是网络舆论引导和影响校园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过程。由于在生发过程中，网络舆论处于互联网的相对封闭的范围内，而网络舆论产生的环境又是基于互联网某一平台的小众传播，因此，群体意见和群体价值观念就会在舆论事件和观点的传播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传统大众媒体信息经过媒介机构把关后的传播过程中所不会出现的问题。而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在参与网络舆论产生中起到的作用，使得大学生群体被直接拉入了网络舆论相对群体化的价值规范中。
3结语
（一）英国文学发展与特点英国文学在英美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在英国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遵从内部发展规律同时，与之相应的政治、历史等均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文学从盎格鲁撒克逊过渡到文艺复兴，再到新古典主义，又到浪漫主义，最后发展至今天的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英国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转变了自身的发展风格，从最初的写实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帝国叙事是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乌托邦文学是其代表性传统，这里面蕴含着经验主义。
（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三、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革命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独立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四、结语
众所周知，文论是艺术哲学的一个子集。艺术哲学是以艺术活动的规律为其研究对象的。既然艺术哲学是以关注人的终极幸福为指向，那么，作为它的子集的文论，也同样具有这个特性。这样，如果说文论边缘化标示着人类务实的取向，其实就是说放弃对人类自身终极幸福的关怀是务实。这显然是谬论。所以，文论的边缘化并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文论的日益边缘化呢？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进行探视。
从宏观视角看，是由于文论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相对滞后性造成的。所谓相对滞后，是指文论不能发挥其对创作实践、欣赏实践的指导功能，对于疏导听众的思绪有所隔膜。
在中国当代基本来说还没有成熟的文论。它的组成大致是几个外源：首先是那些舶来品。西方文论在二十世纪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西方文论是在西方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便于操作，便于展演，兼之这是位远道的和尚，故而一度十分得宠。只是，大家还须知道，远道的和尚，之所以人们说他会念经，无非是因为他的新法因其陌生而使听众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鲜的经义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在它获得移植、嫁接以获得生命之前，它只能是多余的东西，顶多只能做为我们的参照。时至今日关于套用西方文论指导中国人审美实践的局限，时人已颇有感觉。
当代文论的另一个债主是中国古代文论。自五四学衡派到当今国学派，不少先生奉古代文论为圭臬，推崇备至。又由于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使国人听起来熟悉亲切，故而因乡音颇重而时时有掌声可闻。只是古代文论是从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人们的审美感受由于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亦同样发生了嬗变。这样，古代文论与当代人的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具有直接对应性。以故标新，往往会落入刻舟求剑的尴尬。所以，古代文论所标举的一些美的境界、标准为越来越多的新人拒绝便是明证。
指导实践的理论要从实践中来，这是公认的知识学原则。应该承认，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西方文论都包含着艺术哲学的一般性真理，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材料和方法上的借鉴。只是，引进借鉴和继承批判都不能取代到具体实践中去获得认识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论家要产生卓越的文论，首先，要求他有卓越的、时代性的文学观念。这就要求他的前提身份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知识家和翻译家。不端正这个认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自己的文论。因为这样产生的文论只能是些假大空的无稽之谈，“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从微观视角看，文论系统自身也存在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文论哲学化的走向上。文论哲学化，一方面，说明该学科正朝着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思辨化，脱离实际的倾向。只是，当代文论所表现出来的哲学化倾向，在包含了上述两重意思的同时，对于后者表现出更突出的倾斜。在这个倾斜的影响下，文论日益成为自系统，在思维中兜圈子。久而久之，必然走向贵族化，走向枯竭。
如果说由于文论哲学化造成的文论边缘化还部分地是由于文论自身思维特征的局限，那么，因文论操作方式导致的文论边缘化又提醒我们要检讨一下文论家们的文论操作实践。
我们没有自己的文论，因为条件不成熟。这样，搞一些借鉴也无可厚非。然而，借鉴并非是拉大旗、作虎皮，文论家在取经时应该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布道时更应嘉善而矜不能。而我们的一些文论家的心态并非完全如此。他们不愿做小事，只好说大话。他们指责你不会“陌生化”，批评我不懂“新批评”，但他却不说其分晓。你和我因为不懂，开始以为他的文论高深神圣，时间长了，发觉崇敬不是医生，不能救死扶伤，而且也渐生疑窦――“他们也许自己也不懂”，于是，只得自病自医。相应地，文论家们便自叹“边缘化”，指责人们非理性。鉴于此，笔者斗胆向经营文论的先生们进一言：做点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大事当然也应该做，但需要等待时机，准备条件，别着急。另外，文论不是大棒，别总拿它当大棒使，应把它当手杖，让大家的手都去拄它，它便自然不会“边缘化”了。
导致文论边缘化的原因还有不少。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对之保持清醒严肃的态度。这不仅因为文论边缘化趋势会影响我们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意味着人们对艺术的冷漠，意即对美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摒弃，这无疑是大家不愿见到的。
参考文献：
[1]《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论文内容提要 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三十年文艺学在学习西方、关注本土经验以及文论的创造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出现。新世纪文艺学须吸取三十年文艺学的遗产并开拓新的领域，方可创造新的理论局面。? ??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一、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与问题?
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四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边界扩张。?
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审美的伸张强调文学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新方法论来自西方科学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渗透等。?
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创造性缺失的焦虑。?
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
二、三十年文艺学的文化症候?
三十年是文化激烈交锋和碰撞的时期，是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外部条件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斗争退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三十年文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革开放同步，在反驳前此意识形态文论的基础上，输入西方文论，发掘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中国当下现实，多方面开拓文艺学的领域，取得了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成就。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其显著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文艺学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冲撞，选择的艰难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文化要求相关。文艺学随着时代情势转换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实主义，到主体性和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再到文艺本体的研究；从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回归到20世纪以来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语境，文艺学的主题变迁与时俱进。其次，文艺学表现了敏感于生活和应对现实的勇气。作为对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表现了与哲学的纯粹思辨不同的敏感性，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输入是因为中国市场化之后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精神讨论，是因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价值的挤压；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最后，文艺学的价值指向表现了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承担。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解构一切走向价值虚无，而是在解构当代和传统的主流价值之后仍然心存理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文化回归和学术专业化，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参与意识，都表现了中国文艺学可贵的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历程和反思，自觉地祛除政治意识形态化，回归专业和学院研究，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了文艺学的伦理维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是三十年中国文艺学可贵的学术遗产和可资借鉴的思维取向。下面，以三十年文艺学的典型命题为例分析其文化症候。?
第一，是文论创造性的缺失。九十年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三十年乃至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力输入西方思潮之后，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理论创造，没有创造出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媲美的新的文论，这一论断引起了文艺学界极大的共鸣。失语症的论断是在输入西方理论之后中国学界的清醒意识，表达了文艺学界对于三十年来西方理论轰炸的厌倦，指出了中国文艺学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文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并不仅仅在于文论家自身，更有赖于中国当代伟大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独具形态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革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获得。?
文论失语症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相关。比如文艺学在90年代初期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以后又引进英国文化研究、费斯克、葛兰西等人解释大众文化，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本有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大众接受的主动性和革命性，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权威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也鼓励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和大众的化，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八十年代大众文化对于一元化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中国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受到资本控制的市场化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因其附载着传统伦理及其宣泄作用又被中国权威意识形态所认肯，此外，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因其感性投射为底层平民所欢迎。大众文化在中国契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大众文化特有的审美经验和文化意味之上，而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正是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偏失。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土的文化现实等都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变异。比如学界对于韦尔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接受，对于米勒的文学之死命题的理解以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解读等都没有逃过理论旅行和文化过滤的命运。应该说，我们学习西方并不够，学习其真精神更有待时日。?
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激进理论，但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圈缺乏自律性和独立性外，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而批判理性精神是学术创新的根本。中国后殖民批评与英语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而是以大众文化如第三世界文学、电影批评等为操作文本，是因为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中华崛起之梦的最好范本。因此，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阐释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成为大众、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百年梦想，中华性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呼唤的文化理想，民族主义是其基本内涵。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投合了官方和民间的需要，但失落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并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分层和矛盾，而致力于分析本土的文化分层并为边缘文化发声提供道义支撑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精神。可见，中国当代接受西方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理论移植变成了文化过滤。?
第三，是文化语境的钳制。新世纪以来最具典型性的文论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兴起的原由：一是文化研究契合了中国当代审美泛化和文学性扩张的文化现实；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突破了前此纯文本化审美化的弊病，使得文学研究走出学院的封闭性成为可能；三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凸现了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艺学特有的现实关切；四是文化研究容纳了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资源。在赛义德之后，超越性的文学审美难以存在。赛义德的卓越分析表明，非功利的文学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主导着文学审美。因此，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仅分析文学的审美层面显得狭隘；五是借助文化研究，中国文艺学接轨于当代西方的学术主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学边界，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其打通学科分界的企图符合去除现代学科分割弊端的世界大潮。基于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文艺学新的思维转型和范式变革，但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的仍然是现实的批判精神。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大众文化文本评说，而不是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正义、政治结构、利益格局等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的钳制。?
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之后，启蒙精神和道德理性显得单薄乏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方式，成为社会的解释者，放弃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干预精神。这一方面是思想文化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处境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实现，虽然生产力作为标志之一是提高了，但民主制度和环境指标却远没有达到。在大众不需要启蒙而沉迷于消费的今天，在权威话语仍未消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无奈而自觉地退出启蒙角色，不再干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评失却西方批判理论的政治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再也不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而是以反本质主义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回归文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本身，文艺学与思想文化政治的关联被切断，这是文艺学社会承担意识的退化，是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自我放逐。?
在当代中国，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方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与市场和权威天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官方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和文化象征资本，而知识分子是次阶级，他们要求把文化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这就需要市场和官方的支持。当前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命题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有关，而在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寻根活动中都不乏知识分子身影，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崛起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官方需要大众文化以释放和安抚大众对于社会分层的不满，也需要大众文化鼓吹伦理和睦和文化崛起的巨型梦想，但又对大众文所蕴藏的反叛和革命倾向心存不安，因此把大众文化放置在一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释放感性需要，需要大众文化承诺虚假的民力。大众文化也借助经济力量渗透入知识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英雄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大学教授借助传媒比如“百家讲坛”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撇开三方的关系，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在两面作战，即对权势说真话，对大众说真相，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权势保持警惕，以构造现代性文化的多元和谐，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宰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不懈地批判，以伸张和保持人文理性对于社会的前瞻性和制衡性。?
三、三十年文艺学的缺失与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与西方知识和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纠缠极其复杂。他们随着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思维模式，谨慎处理与各种力量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处身方式，这些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三十年文艺学可以返正－开放－深化的三段论总结：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性学术范式的确立，西方思潮被大量引入，但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现代性真正实现于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中国文艺学发现自己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师者角色不再，于是退守书斋和专业本位，并以人文精神坚守其批判的精英立场。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转换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但在文化研究、性别批评、生态美学中，知识分子又以干预的立场切入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现了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三十年是中/西、传统/现代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时刻，是文艺学各种论题轮番上阵，思潮迭起的时刻，但放眼世界，相比中国传统，三十年文艺学缺乏创新的思想观点，没有提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理论，没有提出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艺思想。与所有文化转型时期一样，当代文艺学各种理论的纷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论积淀。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学术生产力这么低下呢？为什么当代文艺学没有创造出与古代文论能够媲美的新体系呢？这就要谈到三十年文艺学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一旦探讨某一学科的整体必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文艺学知识理论的创新也必然不能在本学科之内解决。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创造与伟大的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哲学美学的创新，与学术生态圈的良性运作，与人文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精神的获得息息相关，而这些外部条件在中国还需相当的时间方可成就，文艺学的创新因此就必经相当的磨难。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也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中国追求现代性已走过百年历程，但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始于近30年。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陷入现代化的震惊性体验中，因各种原因不再关心政治权利而把精力和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上。文艺学知识分子沉浸在大众文化的狂欢和消费主义的迷醉中，理性思维和距离感的缺乏导致学术生产力的低下。另外，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经济与学术的纠缠等也制约着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创造。?
“第三极文化”理论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先生针对当前世界文化格局、中国文化与艺术发展现状于2009年首倡并提出的战略性构想,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的集中研讨。黄先生在《“第三极文化”的设想与思考》主题发言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格局大体呈现欧洲、美国与中国三极发展态势,作为“第三极”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独立传统、强大文化根基与绵长生命力的持久存在,无论观照历史背景还是现实状况,都是世界文化不容忽视的一极,其根本特点是以中国核心价值观念――“和谐”为特征,代表了人类的新理想;提出“第三极文化”概念,是要强调珍视自身文化传统,返本寻根、固守本土,但并不排斥外来文化,主张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对话,寻求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身位置,自主适应时代变化,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企盼建立多种文化和谐共处的理想图景,共建一套共同认可的秩序和守则。黄先生认为,提出这一概念是对东西文化两极论的反思和修正,也适应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致力寻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与会专家和艺术家结合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生态及发展前景、中国影视等艺术实践领域文化现状,从现实、历史、理论和实践等多个维度,围绕“第三极文化”理论的价值、内涵和发展策略展开深入研讨,充分肯定了“第三极文化”战略构想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第三极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与会专家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同时也给文化发展带来不同以往的机遇,“第三极文化”理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理论价值,以及面向未来的想象力。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董奇教授指出,“第三极文化”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理论呈现,是大势所趋,中国文化应当承担起促进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责任。当前也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实现这一责任比以往更具可行性。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是面对人类文化、经济发展新态势,顺应时代需要提出的新概念,是一种大胆的文化和理论创新,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是富有时代特征的一面旗帜,中华民族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历史使命是包含文化复兴的民族复兴,“第三极文化”理论具有超越电影和各个单项艺术领域的深刻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指出,“第三极文化”理论将开拓我们的想象力,帮助我们在文化物化的年代,思考如何重塑精神高度,如何重新把握人类生存的精神维度,寻找未来的文化建设之道。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许柏林认为“第三极文化”能起到限制霸权文化、对世界精神文化中不良趋势进行整顿的积极作用。《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理论顺应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状态,适应当下社会整体发展需要,从世界视野中看中国,又从中国的视野看世界,彰显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历史责任感。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理论是黄会林先生十几年一直倡导的“影视民族化”理论的延续,其出发点是文化定力,它有利于纠正当下社会向物质文化过度偏移的不良倾向。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也认为,“第三极文化”理论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理论切合当今国际文化的格局及其发展的趋势,不但具有理论的前沿性,同时也具有实践引领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教授指出,“第三极文化”理论自觉把学术研究和国家的文化与艺术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责任感。
中国电影资料馆傅红星馆长认为这一文化思想构架有助于中国电影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实现对创作实践的理论引导。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李晓枫认为,这一理论将引导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争取其文化话语权,扩大其文化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命题。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性,他结合丰富数据、图表阐述了“第三极文化”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媒体技术发展给文化产业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等论点。剧作家、评论家赵葆华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好莱坞借着资本强势侵犯各国文化,而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和黄金机遇期,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发展“第三极文化”十分具有战略意义。西北大学张阿利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理论是观照现实、具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的理论。
二、“第三极文化”的理论内涵
“第三极文化”的理论依据
黄会林教授指出,传统思维将世界文化版图划分为二元格局――东方(或中国)与西方,这一模式存在文化殖民主义和东方学的偏见,抹杀了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第三极文化”理论尝试对这一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反思和修正。仲呈祥教授用庞朴先生“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阐释“第三极”概念的理论依据,它用一种辩证、和谐、兼容的思维方式取代了“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胡智锋教授也认为这一划分打破了“五四”以来要么盲目崇拜西方、要么倡导狭隘民族主义,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模式,是文化艺术理论思维的一个突破。
“三极”文化格局的划分
许柏林结合“极”字的字形解意,从单极、两极和多极的空间概念,阐述“第三极”的特征,他认为“三极”的向度和维度更加多元,包容度更大,同时也最为复杂,变数最多,他还就“三极”格局的内部关系提出思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和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就“三极”文化格局的划分依据,李晓枫先生就“第三极文化”的空间覆盖,彭吉象教授、周星教授和赵葆华先生就“三极”之外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何划归等问题,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第三极”概念的理论内涵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对“第三极文化”的界定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话语权上升,我们希望建立一套与美国文化、欧洲文化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两大范畴。董奇教授和高峰先生都认为该从影响力的角度理解“第三极”的内涵,他们认为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三极”讲的是影响力。许柏林将构成世界的要素概括为“力”、“利”、“理”、“礼”,并用此阐述他对“第三极”的理解。北京师范大学梁玖教授认为“第三极”并非是一种文化理想,而是一种客观存在,“三极”不是指排序,而是指类型,“第三极文化”命名强调的是发现价值、赋予意义、引导价值和识别性。黄会林教授指出,“第三极文化”植根于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但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不断与时俱进和吐故纳新的中国文化。索谦先生认为“第三极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重塑和重新定位,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斑驳复杂的大框,应当清理出核心的价值观和民族理念,提炼出益于中国和世界、值得广泛传播的“第三极文化”本体特征。郑洞天、李晓枫也都认为应该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陈腐,而不能把中国文化笼统概括成“第三极”。傅红星先生认为“第三极文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黄会林教授明确提出,“第三极文化”并主张多元文化互动和对话,相互取长补短,共建互认的秩序和守则,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图景。索谦先生认为对外来文化不能简单加以抵制,翟俊杰导演指出要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经验,但不能是低层次的模仿。周星教授认为,“第三极”并不与其他文化对峙,而是主张吸纳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中包括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在内的成功经验,以适应中国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三、“第三极文化”的建构之道
黄会林教授指出,研究并推动“第三极文化”的发展,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她从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传播和资源整合四个方面谈“第三极文化”的发展战略,与会人员也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黄会林教授强调既要强化基础研究,同时也要突出应用研究。索谦先生认为着力点是需要一批有责任心和问题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认为首先要确定方向,其次要更新文化思维方式,他认为“进化论”未必适合文化发展,“革命”和“运动”方式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科学也不是万能的。李晓枫先生引用冯天瑜先生对文化层次的划分,认为“第三极文化”研究的核心重点是“高层意识形态文化”,借此影响基层意识形态、社会心理、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张同道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理论的建构需要挣脱“救亡学术”、“爱国学术”的樊篱,从“学术的学术”角度彰显学术独立性。郑洞天教授建议要用理论解释创作现状。于丹教授建议不着急做理论内涵研究,先从为用研究切入,从方法论入手,追求实证,诠释我们今天各种个案中的困惑,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坐标建立方法论体系之后,再去触摸为体研究的内核。
“第三极文化”既是基于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应当反过来指导和影响创作实践。发展“第三极文化”,需要创造出植根传统而又具有时代精神、倾注真实生活感受的艺术作品,重原创,不媚俗、不模仿。翟俊杰导演认为,艺术家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但这并不是主张拍摄大量古装片、革命题材献礼片或英模片,而是要关注当今社会百态,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作品。黄式宪教授认为,2009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遇到很大问题,中国电影处在亚健康状态,需要用“第三极文化”理念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进程。傅红星先生也指出,现在中国电影数量多,质量低,缺乏真正有品格的、代表民族文化脊梁的优秀作品,希望“第三极文化理论”能发挥实践引领作用。
不少与会人员都认为,通过传播营造影响力,是发展“第三极文化”的核心。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主任郎昆强调着力建构中国文化符号。郎昆和高峰都强调要适应多媒体时代特点,注重新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让文化插上科技和经济的翅膀飞翔,多媒体整合传播是必经之路。李晓枫认为研究难点在传播环节,应把泛化的电视(视频)当做“第三极文化”最重要、最基本的创制和传播手段来研究,但中国电视目前正面临着西方文化带来的收视率和商业广告的双重“绑架”,亟需作为本国文化的“第三极文化”的渗入。西北大学张阿利教授指出,“第三极文化”要做到不同时空的交融,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的双重交融。
本次研讨会是《艺术评论》杂志社“新世纪十年・走进高校”系列活动的第二站,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合作,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三极文化”理论是一个开放和发展中的体系,它体现出开放的文化立场,一种重新界定文化格局的思维方法,一种融合理论和实践的开放体系,共同探讨这一文化理念,分析其价值,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疑惑,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也必将会有利于中国艺术在新世纪的发展和繁荣。
* 本文为黄会林教授所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批准号:07JZD0032)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一、古文论“失语”;仅仅是因为“忽视”“运用”吗?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着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文革”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一、兴文化风----营造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浓厚氛围。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一部分的法院文化，主要是指以审判为职业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我国的法院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感和先进性，是法治精神与法背后道德价值的完美结合，主要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
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过程中，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领导班子和全体法官及其工作人员在理念上会对法院文化产生广泛的认同。以此为契机，结合法院工作实践，找准文化建设的基本载体、主要内容、步骤方式：首先、增强"文化兴院"的意识。要充分意识到法院文化建设对改进法院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的促进作用，意识到法院文化建设对提升法院管理水平，树立法院良好形象的促进作用。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增强法院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规划"文化兴院"的蓝图。通过调研制定法院文化建设的框架，将作风建设、审判业务、队伍管理等全体部纳入法院文化建设之中，制定好文化建设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再次、落实"文化兴院"的各项举措。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狠抓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文化建设各项举措的落实，让法官及其工作人员体验到法院作风的大改进，形象的大提升，从而激发出大家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和潜在的能力，使“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有机统一。
二、树职业人----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法官成长创造平台
法官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要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弘扬法院文化引导人、凝聚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功效，以提升人为第一要务，加强法院行为文化的培育。主要是：
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培养法官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学习文化。可以这样说，素质大提升，能力大发展，眼界大开放，学习教育是关键。要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在全院大兴学习研究之风，引导大家学以养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观念。
要以“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契机，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法院志存高远，修身养廉的廉政文化。要按照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的指导思想，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力度。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在活动中为法官上好党课和廉政课；坚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严格执行《法官行为规范》，加大违法违纪的查处力度，强化反面警示教育作用。
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有意培植业务精通，技能娴熟的专业文化。坚持业务培训和理论研讨双管齐下，请进来与走出去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发挥法官论坛、理论研讨会、专家讲座等文化平台的作用。树典型、学榜样，引领干警提升思想境界、司法能力和文化素养。
三、做管理功----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法院管理夯实体制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指出："管理出公正，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廉洁，只有增强司法管理能力，我们才能带出一支精良的队伍，才能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才能使机关的工作有条不紊，实现规范化和现代化。"
要使“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成效持续发挥作用，制度是保障。为此，要“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过程中，注重培育人本管理，以德治院的制度文化，实现理性管理、柔性管理、长效管理，减少和避免感性管理、刚性管理、突击管理。
第一、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培植科学民主的决策文化。法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加强学习，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和群众观，不断提高自身的决策和驾驭能力，做到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
第二、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培植制度健全、执行有力的管理文化。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反思、检讨法院的管理机制，完善决策目标、执行责任和考核监督体系，按照量化管理、动态管理的要求，分解权限、细化措施、加强监督，不断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使法院管理更加制度化、标准化、人性化。
第三、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培养强有力的执行文化。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强化监督，让遵守制度成为习惯，使服从管理成为品质，在全法院营造风正气顺，干事创业的风气。
第四、行为民事----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深化司法为民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