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R-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8517（2012）10—0023—02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从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历代名医探索了湖湘中医文化的渊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誉，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之发展可谓大儒迭起，书院崛兴，承前启后。荆楚之域，历代名医更是迭起不穷。初有炎帝神农尝百草；汉·苏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话；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医书1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具，可谓中国医学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不乏其人，汇聚成浩瀚的湖湘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因其做过长沙太守，故亦有称“张长沙”者，其方亦被称为“长沙方”；药王孙思邈与湖湘中医之缘结于涟源龙山，他长期居住于龙山采药、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综观历代湖湘医家所著，医经、伤寒、金匮和养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医文化体系；何清湖还总结了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的湖湘中医精神特质；阐述了湖湘中医的历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现代湖湘名医、建立湖湘名医俱乐部的发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药材的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是湖湘中医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为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优越的地势气候蕴藏了丰富大量的药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编的《湖南药物志》该书收集药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药2077种，动物药256种，矿物药51种，道地特色药材有玉竹、吴茱萸、湘莲、栀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葛晓舒等也对湖南中医药单验方收集整理情况进行述评。
4 湖湘民族医药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55个，近700万人口，湖南省民族医药资源丰富，省内四大主要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即土家族医学、苗族医学、侗族医学、瑶族医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欧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此后周卫华探索了湘西苗药治疗妇科病资源。
同时湖南土家族、瑶族、侗族医药研究不断兴起，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建树。田华咏等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特色，医学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方法，卫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药物，在临床证治上重点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的命名与分类，还编撰了《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选录论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医药论述”、“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医脉学简析”等。在湖南瑶族和侗族医药方面，刘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传的瑶族“庞桶药浴”及药浴植物，湖南瑶族传统端午药市调查与比较研究等内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通过对湖南省境内侗族聚居地的实地调查，共考证侗药689种，整理医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种，病症453种。而诸国本则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对当前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开业和职称评审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田华咏编纂的《湖南民族医学史》，共十章，25万字，分别介绍了湖南少数民族概况、南土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民族药资源、湖南省民族医药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等。
综上所述，湖湘地方医学内容丰富，具有湖湘地域特色。但我们应客观地看到，一方面，就湖湘地方医学自身内容来说，尚未能系统地揭示湖湘地方医学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从研究湖湘地方医学流派而言，尚未对湖湘地方医学流派的学术经验和诊疗特色进行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和研究探讨，因此，我们应不断创新湖湘地方医学流派的内容，探讨湖湘地方医学流派的学术特色和用药特点，促进湖湘医学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优秀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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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三)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文学教学
中华民族文学是由56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我们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然而这一观念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新世纪以来，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命题。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关纪新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随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在第四至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得到热议，一些学者还在不同的学术刊物积极参与讨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已逐渐成为学术共识。随着思考的深入，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开始由学术研究层面走向教育实践层面。2010年4月，在“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如何在普通高校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又成为核心议题。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笔者认为文学教育者应当肩负起这份责任，身体力行，在本课程教学中通过“四个坚持”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引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它追求的是一种教育理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事实出发，在“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的前提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思考，理应将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这是尊重文学历史与文学族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对文学教育应然状态的要求。因此，在课程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必须注重选择和使用体现和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内在要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鉴于目前此种教材建设的不足，教师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当选择和积极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讲鲁迅时补充讲授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讲茅盾时注意讲他对多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等，而讲老舍、沈从文等少数民族作家时，则要突出他与母族文化之间的关联，突出他们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具体站位。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普通高校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一个“2+n+讲座”的课程群，其中“2”指的是中文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门必修课，“n”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研究”以及诸如“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等著名作家研究之类的选修课程，在这些“2+n”的常规课程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讲座课程，因此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贯穿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群的教学中。从教师方面来看，任课教师不仅自身要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还要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如学习《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进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使知识素养能达到此方面教学的需要。
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
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把握之下，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确立了主体性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56个民族的文学要——重视。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些民族的文学与在整体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学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受课程教学时数的限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对56个民族的文学——涉及有操作上的困难。基于此，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要求出发，在中国现当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操作性较强的教学方式是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所谓“双线”，即以各民族文学名家名作、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现象的知识点为基础，以点带面，连点成线，显现“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各自的文学史面貌和演进脉络，要求“双线”分明。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根线是多元连结的，元与元之间可据文学体裁、成就和时代的不同而不断交替或跳跃性出现。与此同时，在“双线”教学中还要让学生明白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体”的，不断显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揭示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双方都有‘取’有‘予’，彼此优势互补，构成双赢格局。”这种强调“一体”的教学，可在教学一开始通过总论形式突出，更多的时候则要通过典型个案的教学来完成。如讲王蒙的小说、公刘的诗歌等汉族文学时，强调少数民族文艺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而讲沈从文时则注意他对汉族作家汪曾祺和古华、对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影响等。在讲思潮流派和文艺运动时，也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乌热尔图和李陀。总之，在“双线一体”的教学中，“双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成线，而是多元成线。“一体”也不是“二元一体”而是“多元的一体”。通过“双线一体”的教学，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一体”性，有感性上的真切了解，理性上的深刻认识。
坚持以多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为重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块内容。中华各民族文学名著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名著能很好地体现所在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和特色，反映民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是中国文学多民族、多风格的存在形态，是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实际体现。因此，各民族文学名著既是多民族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又是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抓手，它的教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课堂教学中要对各民族文学名作进行重点分析，特别是要突出民族文学经典的讲解，如《边城》、《尘埃落定》和《心灵史》等。要在文学名著的教学中，突出其丰富的民族内涵，突出它们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贡献，突出它们对汉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在课外，还要推荐或指定阅读文学名作，甚至是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写出阅读感受与心得，让学生增强对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和审美领悟。以老舍的教学为例，课内的作品讲解以《骆驼祥子》、《茶馆》和《四世同堂》为中心，课外阅读指导则以《正红旗下》、《离婚》、《月牙儿》、《二马》等为重点，要求学生从满族书写的角度写出阅读笔记，加深对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的体认和理解。通过在课内外加强各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将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直接经验内化为基本认识，从而自觉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探索多种教学方式，突出“三个结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必须坚持探索多样有效的教学方式。一般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式、讨论式、问题式和比较式等，对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作用，特别是比较式教学，它以承认、尊重和揭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为基础，通过相关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思潮现象等内容的专题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补互证互识，可让学生在对比中体悟“多元一体”，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三个结合”，即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知识教学、影像文本教学与文学文本教学的结合。
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有机结合是开放文学史教学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长期以来的一种方式。从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这一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课堂教学要在统筹兼顾多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知识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多民族文学的典型个案如沈从文、老舍的教学，突出多民族文学经典的教学。就课外指导而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不足提供一批多民族文学作品与理论的阅读书目，并且予以检查落实。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践学习，构建师生互动、课内外融合及理论与实践相通的大文学教学平台，增进对多民族文学的实际了解，通过课内教学引领课外指导、课外指导深化课内教学来全程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一般而言，过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基本不进行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作为一种文学史事实，沈从文、老舍、乌热尔图、玛拉沁夫、张承志、扎西达娃等民族文学作家都主要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古井中汲取资源的。如有的学者所言：“民族的优秀文化，情有独钟地将全部营养赐予本民族出身的作家；民族的作家也正是从一开头便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生发出对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亲和、体认以及传播的天赋。……假如我们对各类民族文化观念有些比较切实的体认，也许就会对中国文学中间的若干体现民族特质的现象，表现出深入一些的敏感与悟性。”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教学的适当结合，只有注意并显现民族文学作家各自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才能真正深入认识和理解其人其文。例如要充分理解和认识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及其文学创作的满族性，就必须回到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之中去，对满族社会史、满族民族史、满族文艺史、满族语言学等满族文化知识有必要的了解和介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在各所主流大学的众多讲堂上，往往仅仅把老舍界定为“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主义作家”的现象，从而有“隔靴搔痒”与“舍本逐末”之嫌。同样的情形还有沈从文及张承志，前者被文学史定位于“京派作家”或“自由主义作家”，事实上苗文化对他的个体人格与思想精神以及创作内容与思维具有多重影响，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就必须回到苗族文化本身去，在教学中将苗族文化知识与文学知识的教学适当结合起来。后者由于没有回到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中去教学，于是出现了“知青作家”和“理想主义作家”对其人其文特性的遮蔽。不过这种结合一定要适当，要从文学教学的需要出发，对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时间和内容进行严格控制，不宜喧宾夺主。
关键词：《颜氏家训》；魏晋旧士族；唐代新晋士族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制兴起，门第隔阂被打破了，真正有本事者，无论士庶，均可凭真才实学进士及第；有的旧高门大族失去了世袭封爵的路途后，则走向了衰败。但士族在唐代并未消亡，甚至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毛汉光《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一文就指出，唐代官吏社会成分中小姓414人，占12.3%；寒素724人，占21.5%，而士族有2233人，占官吏总数的66.2%；故得出结论：“士族仍然占官吏的三分之二弱。唐代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差别之一，是唐代已有若干比例的寒素入仕，入仕的寒素中，亦有能升至士族者，所以唐代的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除了个人的上升变化之外，还包含着家族的升降。有的魏晋旧族萎缩或退出政治统治阶层，有的寒素由小姓而士族。所以在唐代官吏百分之六十六点二的比例中，有一部分是唐代新进的士族，称之为唐代新士族。”
魏晋旧族的萎缩、唐代士族政治地位的保持和“新士族”的异军突起，实与当时部分士族重视文化传承的家族内部教育有关。山东琅?颜氏就是典型的一例。该家族在唐代能出现像训诂大师颜师古、书法家颜真卿和忠臣颜杲卿等文化名人，保持由颜含、颜延之、颜竣等奠定的高门大族地位，跟该家族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无干系。关于此点，前辈学者已有充分论述。作为中古士族的代表人物，颜之推又超越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人家族的焦虑，转而为对士族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状态的整体审视和深层思考。在中古家训的代表著作《颜氏家训》中，他或批判，或肯定，或鼓励，明确指出权势不可常保，文化却可以承传，这种重视学术文化家传的教育思想在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选士制度以后，对旧士族、原来的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保持或上升都有重要影响。
一、对魏晋旧士族委顿表现的批判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部分魏晋旧士魏晋旧士族族在南北朝的种种丑行劣迹有着极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旧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品格是群体性的全面下降。书中很多未具体指出姓名者如“北齐士大夫”、“梁朝贵游子弟”、“梁世士大夫”、“当今士大夫”、“梁初衣冠子孙”等实是指整个旧士族或可认为即是指魏晋门阀士族群体而言，而且之推对他们贪得无厌、慕求虚名、自作清高、道听途说、迂腐迷信、不识时务、不事学业、败名丧家等行为无一例外的持讽刺贬低态度，而全书没有一句对此群体称赞的语言，可见在作者眼中，旧士族群体正在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败。在全书批判的131人中，士族占了113人，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士族琅?王氏族中有6人，陈郡谢氏有4人，此二家族在东晋权势无人可比，可是进入唐代之后，他们便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陈郡谢氏后人极少还有彪炳之才，琅?王氏的政治地位也从第十三代开始下降。这都体现出颜之推对魏晋旧族失去文化优势后必然走向衰落命运的先见。
旧世族衰败的原因，颜之推认为在于其子弟居于先世荣耀光环之下，只凭借家族先代功绩荫资生活，不重视学术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传承，不思进取，“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以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凶吉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故而失去了士族可以维持家声的文化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败。故他以这些事例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要“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样才能避免败家之祸。之推之先见是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许多士族也从《颜氏家训》中汲取了有益经验，注重对后代的教育，特别是重视家族内部文化学术的传承，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这些士族的后人凭学识入仕，重新进入到重组后的官僚集团中。
二、对魏晋旧士族优良家风、家学的肯定
颜之推在书中对承先人余绪，凭借旧有家学家风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正面例子也加以肯定。这些例子中人物的家族则又多是在隋唐通过科举入仕，有很大影响力的士族；而也正是这些士族一以贯之的在中古时期重要的地位，才保持了整个士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如书中论及河东裴氏家族中三人：“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与主无别也。”养成了良好家门风气。“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表现出裴氏子弟对礼仪的注重和重孝的风操，可见其家教之缜密。“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则赞扬了裴子野不仅正直善良，还注意对家族中人的体恤照顾。河东裴氏乃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三子尊为三祖，望高士族。”到唐代“裴为显姓，入唐尤盛。支分族离，各为大家”。据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统计，这个家族在唐代任宰相者有17人，权位极盛。
又如所论兰陵萧氏有9人，萧氏为南齐、梁宗室，家学家风优良。书中所论梁元帝生辰常设宴，但自母阮修容死后不再有饮乐之事；梁元帝好学，身患疥疮仍手不释卷；武烈世子萧方等擅长绘画等事均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文学方面尤有突出成就和丰富的家学积累，书中对此大为称颂：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颖川荀仲举、琅?诸葛汉以为尔。
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
兰陵萧氏中的“四萧”是著名的皇族文学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萧氏在唐代位例宰相者有十人，且多为重文学的进士第进阶。
再如清河崔氏，书中论及二人：
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
赵郡崔氏（多为清河门）任唐代宰相者有12人。赵郡李氏在书中出现的人物除上文言及之李祖仁、李蔚外，还有李构、李季节，之推所论均为对其孝悌和博学的称赞；赵郡李氏在唐任宰相者有17人。弘农杨氏在唐亦为著名士族，中唐杨凭、杨凝、杨凌兄弟时称“三杨”，“皆孝友，有文章”，“天下号文章家”，可见文学乃其家学。此家族在唐担任宰相者有11人；《颜氏家训》论及杨遵彦“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内外清谧，朝野宴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刑政于是衰矣。”弘农杨氏有如此政治才干的渊源，能在唐仍居大士族之例自不足为奇。
三、对唐代寒门庶族的鼓励
唐代寒门庶族晋为新贵士族的例子不少，史家已有明析。这些寒素之人，在以九品常流为选官制度的魏晋，限于门资，无入仕之途；但入隋唐后，随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步确定，他们有了进身之阶。而庶族入仕的钥匙在于知识文化的掌握，唐代科举尤重明经与进士二科，明经须试儒学九经，要求应试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进士考试涉及经史、文章、策论三方面，要想高中，都必须通过勤学。而《颜氏家训》中《勉学》篇多次提到：
何惜数年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懒裁衣，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仗之易习而可贵者，莫过读书也。
均乃是劝诫世人向学的箴言，而且其劝诫对象，不仅使士族中人，更扩大到一般“世人”，此对寒门子弟实是极大的勉励。之推还认为人们应该读的书乃是儒家经典：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颜氏家训》又是历代家训中唯一将文学作为传家之一途写入书中的，显示出他对文学的重视，以及他认为文学亦应作为家学的一种传教子弟以期籍以扬名的远见卓识。而他提出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的文艺理论，对唐代进士科策文、杂文的衡量尺度和举子应试写作又具有指导意义。“六朝时，文学之与士族仅仅是一种素质修养，而在唐代，文学则变成了士族谋求仕进的工具。”以文学作为进仕之阶是魏晋旧士族保持门第声誉的重要手段，更是无父祖荫资的寒门庶族摆脱贫贱命运的首选途径。所以阅读《颜氏家训》，对庶族子弟发奋勤学，撰写应试策文有很大的帮助。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小学，《书证》篇举注疏不当之例近五十条，《音辞》篇也例有许多注音不确的例子，世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杂艺》篇又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而唐科举考试“常贡举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书学须墨试《说文》、《字林》，算学须“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虽此二科不如明经、进士那样炙手可热，以致“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但是“书、算从九品下叙排”对寒素之人仍是摆脱贫寒命运走入官场的极好选择，寒素在唐代通过科举入仕，成为新进的士族，与《颜氏家训》一书的教育亦不无干系。
《颜氏家训》一书广泛的流传在士人群中，儒家对其大肆宣传，佛教徒也多征引该书，小学学者更多加称赏，故此书的影响面极大，不只是颜氏后人，甚至不只是士族中人，当时寒门庶族和后世百姓俱“由远及近，争相矜式”，所以明代傅太平年少时，其父亦以此书为教材，“尝援引为训，俾知向方”， 王钺《读书丛残》又称该书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张璧《〈颜氏家训〉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亦认为：“乃若书之传，以?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所以，该书对唐代整个士族群体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 毛汉光《中古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王氏》一文有细致分析，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p40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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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小学；大课间活动；民族健身操；可行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1
民族健身操是一项将西方的健身操与我国的民族舞蹈相结合而形成的运动项目，通过练习不仅可以增进健康、愉悦身心，而且还可以领略到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将其融入体育大课间活动内容不仅能丰富小学生的大课间活动，还能提高大课间活动的质量；同时也能增进小学生的体质，提高学习效率；加强民族师生间的感情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校园的和谐发展。
一、研究对象
新疆实验小学三—六年级全体学生（800人）。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本研究查阅了国内外健美操相关理论、课程与教学论等专著，查阅了阳光大课间活动资料及国内外期刊的相关文献资料。
（二）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认可度。
（三）活动实验法：对于选定的年级进行民族健身操教学实验。
（四）访谈法：对部分参与民族健身操的教师及同学进行访谈。
三、民族健身操的应用价值研究
（一）民族健身操的健身、健心价值，缓解压力、娱乐身心功能
民族健美操自身项目特点就是以健身为目的，通过全面活动身体，提高有氧代谢能力，增强体质，促进人体健美，焕发精神，从而进一步缓解压力，起到娱乐身心功能。
（二）民族健身操有利于增进学生社会交往和陶冶情操的价值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们在交往中就注定会融入多元民族文化，我们通过在校园里推广普及民族健身操正是加强了各民族学生之间相互了解， 增进学生社会交往，陶冶情操。
四、民族健身操引入大课间实验
（一）实验方法
选择2012年在读的新疆实验小学三—六年级学生，由专业老师对其进行民族健身操的教学，课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
（二）实验结果
1、学生对民族健身操认可度调查问卷结果。大课间活动内容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参与热情，从表1中可以看出96.5%的小学生对民族健身操是认可的，通过访谈得知他们大多认为民族健身操音乐好听，动作好看、有趣，容易学会，强度不大。但有3.5%的同学不喜欢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协调性太差，学习积极性不高，这一部分同学通过不断的练习，相信也能很好掌握民族健身操。
2、学校教师对民族健身操融入大课间活动内容认可度调查问卷结果。教师调查问卷随机选择实验小学教师共15名，其中语文教师2名，数学教师3名，体育教师2名，英语教师3名，思品教师4名，实践课教师1名。
其中有86.6%的教师认为是可行的，他们认为民族健身操融入大课间活动既丰富课程资源，又能增进学生的健康，促进各民族同学相互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有13.3%的教师认为不可行，他们狭隘地认为民族健身操既不像健身操又不民族舞，犹如“大杂烩”，这来源于他们忽视了二者内在健身价值的兼容性，仅停留在民族舞蹈或者健身操的表象状态。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新疆各小学大课间增设民族健身操内容是切实可行的。大课间活动是师生同运动、同快乐、同享受的活动，全校师生在这活动的大舞台上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遵循健美操和民族舞蹈的特点进行创建特色的大课间活动内容，使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对该校大课间活动融入民族健身操既发挥少数民族师生的模范带头作用，又使得各名族之间能互帮互学，更好地维护了民族团结。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强活动能力。
（二）建议
1、学校校长、体育教师要深刻认识到民族健身操对小学生身心健康的锻炼价值。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意义将民族健身操融入大课间活动，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
2、学校可以在春季举行一次民族健身操的比赛，促进各年级学生民族健身操锻炼水平的提升；同时在其中也可以充分地发挥每一个同学的能动性，发扬学生的互帮互助。
3、在民族健身操课程开设的可接受情况中，学生作为个体差异性大，专家和一线体育教师在以后的课程开发中不仅要关注学生整体的发展，而且要对部分缺陷的学生的发展给予更大的关注。
参考文献：
学校音乐舞蹈学院成立于2010年4月，学院现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音乐、舞蹈方向）硕士点及音乐学、舞蹈学、舞蹈表演3个本科专业，设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院致力于成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宣传交流的重要窗口。”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集教学、科研、编创、表演于一体的师资队伍，大部分教师具有国外艺术院校的学习、研修经历。学院现有专职教师38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8人。学院同时还长期聘任国内外音乐舞蹈教育家、表演家为特聘、兼职、客座教授，其中有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马盛德、舞蹈教育家潘志涛、声乐教育家孟新洋、国家一级演员及歌唱家曲比阿乌等知名专家。
学院教学设施齐全，现有舞蹈专业教室、理论教室、计算机音乐实验室、教授工作室、艺术观摩室、服装道具室、成果展览室、器乐合奏室、数码钢琴教室、多媒体教室、音乐厅、琴房、艺术实践大礼堂等设施，完全能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学校2.5万平方米的音乐舞蹈教学排练楼正在建设中，落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位于前列的音乐舞蹈教学实践基地。
学院明确了“以德立院、以艺育人、德艺双修”的院训，把教学质量视为立院之本。学院实行声乐、钢琴、器乐等专业主课师生双选的“一对一”教学模式，制定了专业技能课期末考试考教分离制度，坚持舞蹈专业早功训练，打造了一批班级学期音乐会、新生专业汇报演出、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元旦文艺晚会、青年教师教学成果展演音乐会、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等艺术实践品牌活动，致力于培养具备深厚音乐舞蹈造诣和学术理论素养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学院于2013年4月受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委派赴美国四大州的7所孔子学院进行文艺巡演。2014年9月，赴法国、英国、西班牙等3个国家的7所孔子学院进行了12场巡回演出；12月，赴宝岛台湾进行文艺交流演出。学院与中央民族歌舞团、湖北省民族歌舞团等多家知名演艺团体签订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与台湾艺术大学等多所艺术院校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关系，每年互派学生交流学习。学院还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音乐、舞蹈艺术家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及专业教学。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教材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学院师生在“桃李杯”、中国舞蹈“荷花奖”、湖北省音乐“金钟奖”、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等多项省级以上大型专业赛事中荣获各类荣誉及奖项。
一、招生人数
2015年音乐舞蹈学院共计划招生85人，其中音乐学45人，舞蹈表演40人（男女生各20人）。
二、招生专业介绍
1.音乐学专业
该专业只招收主项为声乐、钢琴、器乐（古筝、二胡、琵琶、竹笛）的考生。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从事音乐演唱、演奏的专门人才，能在全国尤其民族地区的专业艺术团体、高（中）等艺术院校、以及群众文化艺术团体等单位从事音乐表演、教学、音乐评论及相关工作的专业应用型人才。通过全面、系统的专业教学，掌握演唱、演奏技能，音乐知识和音乐基本理论，了解相关的知识，有较强的审美感觉和创造性思维，有从事本专业教学和初步的科研能力；掌握分析和研究音乐作品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写作能力。
主要课程：乐理、视唱练耳、艺术概论、中外音乐史、音乐欣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声学、作曲基础、合唱、合奏、声乐、钢琴、古筝、二胡、琵琶、竹笛的演奏、演唱等。
2.舞蹈表演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在艺术表演院团、企事业单位、高等艺术院校、普通类中小学、文化机关从事舞蹈表演、文艺指导、舞蹈编创、舞蹈教学的专门人才。通过全面、系统的专业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民族舞蹈风格与专业技能并深入了解中国各民族舞蹈文化内涵，具备良好的舞台表演、实践应用和艺术创新能力。
主要课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外舞蹈史、民俗学、舞蹈艺术概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舞蹈教学法（基本功、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现代舞等）、舞蹈名作赏析、舞蹈编导基础、音乐基础理论、舞蹈基础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舞蹈剧目排练、中国古典舞身韵课及现代舞课等。
三、招生对象和条件
学院2015年面向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甘肃和青海等8个省（自治区）招生。凡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中报名条件者，具有一定音乐舞蹈素质，均可到指定考点报名参加考试，民族不限，文理不限。音乐学专业只招收主项为声乐、钢琴、器乐（古筝、二胡、琵琶、竹笛）的考生。
四、报名办法
1、我校在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5个省（自治区）设有校考考点。在四川和青海2个省使用省级统考成绩录取，不单独组织校考。我校在外省所设考点只接受所在省考生参加报名考试，甘肃省考生只能参加湖北省考点的考试。若考生所在省级招办对艺术专业统考成绩有统一要求，则考生须达到相应要求。
2、参加湖北考点考试的考生一律采用网上报名、网上缴纳考试费用的方式进行，原则上不接受现场报名及其它缴费方式。考生均须2月2日—2月13日登录中南民族大学招生信息网进入“艺术类考试报名”进行网上报名缴费，2月26日-28日网上打印初试准考证。
网上报名时，考生务必按要求认真填报，并仔细校对所填报名信息，经确认无误后再进行网上缴费；缴费完成后，考生所填报名信息即不能再行修改，考生无论是否参加考试，其所缴纳费用一律不退；如考生未在公布的时间内进行报名并缴纳费用，或考生所填内容不符合学校公布的相关要求，将视为报名无效。
3、考生初试合格后，凭初试准考证（湖北省考点须打印复试准考证）按照考点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在初试考点参加复试。
4、音乐学专业初试报考费用120元/人，复试240元/人。舞蹈表演专业初试报考费用180元/人，复试180元/人。
五、报名及考试时间地点
考点省份
报名及考试地点
报名时间
初复试时间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1月21-22日
1月23-24日
河南
郑州106中学
1月28—29日
1月30-31日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月8—9日
2月10-11日
山东
淄博市招生办
山东省招办网上报名2月2-27日
3月2-3日
湖北
网上报名缴费：中南民族大学招生信息网；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网上报名缴费：初试2月2-13日，复试3月9日上午；网上打印准考证：初试2月26-28日，复试3月9日上午
初试：3月7-8日；复试：3月10日，音乐学笔试3月9日下午
注：外省考点的考试第一天为初试，当天晚上在学校本科招生信息网公布复试名单，第二天在初试考点缴费参加复试。详细考试地点和时间以各省招办公布为准。
六、考试科目与要求
1、初试科目及内容
专业名称
科目及分值
考试内容及要求
音乐学
满分100分
主项90%
声乐主项：演唱一首声乐作品（自带钢琴伴奏CD光碟，单曲单碟）。
钢琴主项：演奏一首钢琴作品。
器乐（古筝、二胡、琵琶、竹笛）主项：演奏一首作品，自备乐器。
形象10%
舞蹈表演
满分100分
舞蹈形体20%
五官、形体比例及印象，时间限定在1分钟之内。
舞蹈综合素质测试40%
舞蹈基本功、个人技术技巧。具体分为把上部分、把下部分和个人技术技巧三部分，时间限定在3分钟以内。
[关键词]王莽;民族政策;原因探析
一、王莽时期实施的民族政策
王莽时期作为两汉之间的一段过渡时期，指的是从初始元年（公元8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短短15年的历史。在王莽在位的15年间，为了巩固新政权统治，缓和国内的各种冲突与矛盾，王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汉时期的一些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歧视、干涉及武力威胁等民族政策。
王莽时期实施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一）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
王莽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对少数民族族名、首领名称及地名的随意更改和收回西汉授予民族地区首领的玉玺，颁发新印章。
匈奴单于的本名译音为囊知牙斯，但王莽认为中国不得有二名，于是劝请单于上书要求改用单名。单于摄于威势，被迫上书，天凤二年（公元15年）令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1）（2）。
改四夷诸王为侯。为削弱西汉刘氏诸王及周围各族诸王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宣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是，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因而下令改“汉氏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膺号称王者皆更为侯”（3）（4）。
王莽篡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第一行动就是收缴西汉授予匈奴、西域等“微外蛮夷”的故印，授以新室印缓。通过更换宣帝所赐匈奴单于故印的手段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把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的匈奴单于贬低到位与汉朝诸侯王相同的地位。（5）
（二）干涉少数民族内部事务
除了歧视少数民族，王莽还对少数民族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如颁布四条规定及分化瓦解匈奴内部等措施。
颁布四条规定。王莽时期，将汉元帝与匈奴的三项约定改为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缓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6）。
始建国二年，王莽在准备反击匈奴的同时，又“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8），以此来分化瓦解匈奴。（9）
（三）武力征伐及诛杀政策
王莽在位期间，还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武力征伐以及对不服从者实施诛杀政策。
天凤三年（公元16年），焉者叛新降匈奴，杀西域都护但钦，同年，王莽派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已校尉兵入西域，焉者诈降而聚兵自备，与姑墨、危须等国阴和，袭杀王骏等。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厌难将军陈钦言捕虏生口，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莽怒，斩其子登于长安，以示诸蛮夷”（10）。
此外，高句丽侯验、句叮王邯等也是因反抗王莽而遭杀。（11）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王莽时期还实行了重金收买与贿赂、引诱及和亲等一系列的怀柔的民族政策。
二、王莽时期实施民族政策的原因探析
在了解了王莽时期的一些民族政策之后，我们还需对其政策实施背后的原因进行探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王莽个人方面的原因，另外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一）王莽个人方面原因分析
1、受“一统”思想的影响
王莽出身于外戚贵族，早年生活贫寒，勤奋好学。年轻时，他曾师从名儒陈参，成为一位儒家学者。王莽不仅精通儒学经典，而且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兼容并包，自然会把“大一统”的思想应用到他对少数民族的治理之中。
王莽刚辅佐汉平帝时，就曾向皇太后提出过“宜明一统之义”（12）的建议，而“一统”的突出标志就是民族地区的四方来朝。
建立新朝后，王莽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一统”思想，在其实少数民族政策中的改四夷诸王为侯的政策以及王莽在给五威将的策命中的：“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13）等，都体现了王莽实施的民族政策中“一统”的思想。（14）
正是受“一统”思想的影响，王莽实施的民族政策在总体上才会表现出对民族地区的歧视、干涉及打压，使其臣服于王莽统治。
2、王莽“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
王莽同中国古代历朝汉族统治者一样，受“内华夏而外夷狄”影响十分严重，时时以华夏正统自居，而任意贬低周围其他民族。
王莽在夺取西汉刘氏政权时，曾杜撰了一个王氏家谱。以此来表明自己乃黄帝之后，是华夏正统。此外，上述王莽时期实施的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所表现的对少数民族族名、首领名称及地名的随意更改，也体现了其“内华夏而外夷狄”思想。还有王莽在夺取西汉政权之前，通过重金收买、贿赂周围各族统治者，换取“四夷皆服”的局面，得到“四夷”的拥戴和支持也是体现了这一点。（15）
3、王莽个人性格的影响
王莽因父亲早逝，并没有轮到封侯，哥哥又壮年早逝，留下了孤儿寡母，因此王莽的家境十分贫寒困苦。在这种逆境中生存，使王莽从小就形成了内向、自尊又自卑，趋向偏执的矛盾性格。
受历史环境和现实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王莽夺权过程中及掌权后的政治斗争，在急剧膨胀的政治欲望的驱使下，王莽性格中的妄自尊大，过于自信、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暴躁易怒、急于求成，阴狠残忍的心理逐渐暴露出来。（16）
在王莽后来实施的民族政策中，如用含有污辱少数民族意义的文字来改变边郡的地名，还有对于反叛新朝的周边各族统治者，采用诛杀叛新的少数民族首领，以杀一儆百，威摄其他民族统治者，都体现了上述王莽的性格特点。（17）
（二）社会历史方面原因分析
1.西汉时期民族政策的影响
西汉王朝对周围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关系的确立，为王莽对周围各族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王莽实施“改四夷诸王为侯”的政策提供了条件。（18）
伴随着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征讨和降服，西汉周围其他各族政权也成为西汉王朝的附庸。东北，西汉王朝置乌桓校尉，统领乌桓、鲜卑等族，确立了对东北诸族的所属权;在西北，西汉王朝置西域都护总领西域诸国五十;在南方，西汉王朝统一百越诸族。
此外，西汉中后期，汉在西域“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这自然成为汉朝难以维持的大负担。而乌桓、西域入降匈奴，也加大了汉朝对该地区控制的难度。西汉中后期因“和亲”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限制不力导致匈奴了无限扩张的潜在威胁，因此，王莽维护统治，必须采取新的民族政策。（19）
2、王莽新朝国内形势的变化
王莽执政后，鉴于西汉中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王莽在政治经济上进行―次改革，还实行了新的民族政策，王莽为此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但是这些改革只是王莽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有很大的距离，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反而激化了阶级、民族矛盾。由于王莽“改革”的失败，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一系列的民族战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此情况下，王莽实行了一系列武力征伐的民族政策。
另外，王莽篡汉立新以后，诸多的刘氏王侯及不满王莽的大批汉臣是他的巨大威胁，王莽所实施的“改王为侯”的政策，不仅针对少数民族，而且也是打击刘氏的重要手段。（20）王莽所实施的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应对国内形势的变化。
3、匈奴等族势力的发展
王莽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中，势力最强大的就要数匈奴了。一旦匈奴强大之后，便有可能发生叛乱，何况王莽时期西域的叛变也与匈奴相关。如在元始二年姑句和唐兜事件中，匈奴挑拨的力量不可小觑的。（21）
东北的高句丽、乌桓等鉴于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他们曾经的靠山匈奴的崛起，对王莽来说，也极具威胁。因此王莽所采取的一些列民族政策如“改王为侯”、分化瓦解、征讨诛杀等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这些民族势力的发展，都给王莽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而，王莽对民族地区所实施的一些列民族政策也就不难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遏制民族势力的发展。
三、结语
在分析了王莽实施的一些列民族政策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反过来便不难理解当时王莽所实施的一些政策。我们今后再次理解和评价王莽时期的政策还是王莽本人也好，应当辩证的来看待。
从王莽个人性格来看，虽然其性格特点造成了王莽在制定和实施一些民族政策是有所偏颇，但从其自身出发来说，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为自己撇清夺权说法，证明自己是“正统”。
虽然其民族政策的实施破坏了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给各族人民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与伤害。但从其出发角度，这些政策本身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中央王朝对周围各族政权的统治，从维护祖国统一这一角度来讲，我们也不能全盘将其否定，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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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晓轩.王莽的民族思想和政策研究[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2011-06.
注释：
（1）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邓春燕.试析王莽的民族政策[J].剑南文学，2012（02）.
（3）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李大龙.论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J].民族研究，1992（01）.
（5）晓克.论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02）.
（7）陈立柱.王莽与周边民族关系新论[J].安徽史学，2000（03）.
（9）崔明德.王莽民族关系思想初探[J].东岳论丛，2007（03）.
（11）李大龙.论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J].民族研究，1992（01）.
（12）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崔明德.王莽民族关系思想初探[J].东岳论丛，2007（03）.
（15）李大龙.论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J].民族研究，1992（01）.
（16）张丽，胡绍财.王莽的性格与其改制的失败[J].继续教育研究，2007（02）.
（17）李大龙.论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J].民族研究，1992（01）.
（18）李大龙.论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J].民族研究，1992（01）.
（19）邓春燕.新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D].江苏：扬州大学，2013-06.
（20）邓春燕.新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D].江苏：扬州大学，2013-06.
关键词： 电影片名 英汉翻译 替换
1.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现状与其翻译标准
目前电影片名翻译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两个，一是一部影片有多个译名，以影片Ghost为例，它被译为《幽灵》、《人鬼情未了》和《第六感生死恋》，另外，影片Sound of Music也被译为三个译名，分别是《音乐之声》、《真善美》、《仙乐飘飘处处闻》。诸如此类的翻译不胜枚举，观众由此感到迷惑。二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过于追求商业化，过分追求票房从而导致影片内容与片名不符。如香港把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翻译为《妾是朝阳又照君》，远远偏离了作品的内容和初衷。
电影是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电影应为观众所创作，并以观众的接纳、欣赏和评判为生存的依据和标准。同时电影也是一种商品，是商业运作的产物。而影片名是一部电影的标题，是一个符号，是包装的一部分，它处于十分醒目的位置，直接起着“导视”的作用。好的片名画龙点睛，吸引观众，耐人寻味。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时应在充分考虑到影视观众的广泛性、欣赏层次的多样性，特别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的基础上，使英语影片片名的翻译为观众所接纳。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在其著作《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的第二章中提到了翻译规范论，该理论认为翻译规范共有三个层级：元初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操作规范中，图里提到了替换的观点，即在原文的一处删减而在另外一处增添造成了替换。那么在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替换。依据电影片名翻译的标准，本文从欧化汉语替换和本族语替换这两种对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进行讨论。
2.影片名英汉翻译中的替换
大多数关于影片名翻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关联理论和目的论等。图里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翻译规范论，它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他以大量个案研究为基础，为翻译研究建构起一个多维度的框架，把目的语文化对翻译行为及翻译产品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中心。图里把翻译规范分为三个层级：元初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图里的这种描述性研究能从一个更广、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翻译行为。图里在其中的操作规范里提到了“替换”的观点，在一个位置上减词，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增词即是一种替换。那么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替换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欧化汉语来替换，另一种是用本族语言（native language）来替换。所以针对影片名的翻译，是否也会出现这两种替换的问题？本文从替换的两种形式的角度，通过分析经典英美影片名的翻译来讨论英美影片名翻译的两种替换形式。
（1）欧化汉语替换
首先，根据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欧化”一词的意思是模仿欧洲的风俗、习惯、制度等。我国第一位精心研究汉语欧化现象的语言学家王力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著的《中国现代语法》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从六个方面对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的欧化表现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他对“欧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近年来，何自然、吴冬英、谢耀基、石定羽等不少学者也发表有关文章和著作，列举了近年来香港报纸中汉语句子在句法层面上的一系列变化，并认为这些变化是受了英语的影响。而本文欧化汉语的定义为在英汉翻译中受英语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和句法结构。下面就看一些影片名翻译过程中用欧化汉语替换的例子。对于译语观众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特征性很强的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为片名的电影，在翻译过程中将源语的字面、语音形式替换为译语的字面、语音形式，语序结构与源语一模一样，能使片名的文化信息得到最大化的保留，同时有利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丰富与共同发展，充分体现文化多样性，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电影Schindler’s List，Titanic，Pearl Harbor，Casablanca，Pianist，Jane Eyre，Shakespeare in love，Romeo and Juliet等均被直接翻译为《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号》、《珍珠港》、《卡萨布兰卡》、《钢琴师》、《简・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2）本族语替换
在翻译过程中将源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处理以本族语为归宿，也就是用符合本族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最切近自然对等”概念进行替换，也就是用本族语进行替换。在英美影片名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文化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的差异，各国人民对事物的认知角度、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就注定了一部分影片名的翻译不可能在字面、语序形式、语音形式上与源语完全一致，而要考虑到本土观众的文化背景与影片本身的票房问题，用本族语来进行替换。
美国影片Forest Gump是以人名为片名，该片以一个智商不足70的“甘”的视野来看待美国20世纪50至90年代的社会变革，片中不乏幽默嘲讽之处。片名被译为《阿甘正传》，既传达了影片的切入视角和真实意图，又顾及了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该片以甘为线索，讲述了美国三四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化习惯将之称为“某某正传”。汉语中“阿”字通常用在人名前，以表示亲近称呼，在江浙、闽南、粤南、港澳台至今仍保留这种用法。“阿甘”二字合在一起，一个非常熟悉的、就在你我身边的典型的普通百姓形象一跃而印入脑海。四字连在一起，使人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用人们熟悉的本族语来进行替换，使人一目了然，对影片的大概内容有所了解。
3.结语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电影片名的翻译越发显得重要，根据图里翻译规范论里提到的翻译过程中的替换，我们在翻译英美影片名可以采取两种替换方式：欧化汉语替换和本族语替换。本文中的欧化汉语是指受英语影响而产生的汉语。那么就影片名的翻译而言，对于译语观众所熟悉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等使用欧化汉语来替换可以达到语言文化交流的目的，对观众也较有吸引力，更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就应充分考虑到观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使用本族语来替换，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Gideon，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