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课题背景
提及虚拟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投机、泡沫经济、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等这一系列让人并不愉快的字眼。世界经济虚拟化的逐步发展使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其主要趋势是由国际贸易与实体经济逐步转变为大规模资金以虚拟形式在国际间流通。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虚拟经济方面的研究更表现出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虚拟经济的理论研究，但都还缺乏统计实践的系统知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对其进行合理的测度指标研究，为开展虚拟经济统计，判断虚拟经济发展状况，认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评价和防范金融风险服务。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虚拟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各类虚拟资本的价值运行形态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但尚未有关于虚拟经济统计核算的系统研究，国际组织的统计实践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虚拟经济统计指标，只是《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为货币与金融统计提供了一个标准框架和核算准则，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设立可以借鉴现有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民账户体系等国民经济统计指标。
1.2.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是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的，奠基之作是刘骏民教授1998年著的《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后来，有高敏雪（2006）明确提出要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增加对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这样就客观要求设立必要的测度指标用以完成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工作。虚拟经济的主要活动场所是金融场所，我国目前的关于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交易的指标是专门用于反映某种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的规模和交易量，是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1.3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和经济虚拟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运行也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因此不能单纯的依赖实体经济的测度统计指标来研究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它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建立虚拟经济合理的测度指标，对涉及的指标数值进行及时的观测分析，是强化虚拟经济监管，防止金融泡沫膨胀，防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需要。通过测度指标了解虚拟经济发展状况，控制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4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研读诸多关于当前热议的虚拟经济的文献期刊，为本课题测度指标的研究选取了虚拟经济合适的定义和统计核算口径；然后借鉴当前已有的部分金融统计指标，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角度考虑出发，将衡量虚拟经济发展规模、流动性、结构变化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的测度指标进行设定、归类、分析，最终建立一套合适的统计指标体系，为虚拟经济测度的统计工作作出初步构想。
2虚拟经济测度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2.1虚拟经济统计工作的认识
要研究虚拟经济的测度指标，首先要明确虚拟经济的含义和核算口径，这有助于找准测度指标的定位。目前虚拟经济理论不成熟，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还在继续，争议还在进行。本课题采用普遍接受的虚拟经济理论为基石，即认为虚拟经济一般是指在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脱离实体经济的一种经济活动。从统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出发，与虚拟资本的范围一致，将虚拟资本限定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以及房地产等领域。若按交易工具划分时，虚拟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有三种：
（1）宽口径，即包含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与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益、保险专门准备金、金融衍生工具、其他应付/应收账款、房地产；
（2）中口径，即股票以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权益、金融衍生工具、房地产；
（3）窄口径，仅仅包括股票以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权益、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本课题研究采用中口径，因为中口径抓住了虚拟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特性、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经济及金融风险，都集中在这里面体现出来。
2.2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结构框架设计
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统计实践中虽没有提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但一些统计对象就是虚拟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一些指标的汇总就可以得到部分虚拟经济统计指标。而且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金融统计指标，因为虚拟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金融市场。这样，金融资产的统计指标就能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的设立奠定基础。现有的金融资产统计指标是针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状况设计的，没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指标进行系统设计，只能反映当前金融市场各部分的情况；核算范围不全，没有包括房地产行业，没有包括金融衍生品，没有衡量虚拟经济总量（包括虚拟经济资产总量和虚拟经济资产交易总量）的指标。作为虚拟经济统计指标，除了能反映各种金融工具的状况外，还要能在整体上反映虚拟经济的规模。本课题将从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设立虚拟经济测度统计指标体系。
2.3以住宅市场为例的统计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主要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住宅市场，同时，住宅市场的发展也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因此，住宅市场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住宅作为投资品时，资产市场决定其价格和生产；而作为一种消费品时，物业市场决定了住宅的租金水平。住宅资产市场与物业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对住宅市场传导机制的分析，即对住宅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
2.4住宅市场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
地租地价理论：地租产生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存在且两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这一社会形态存在，就会产生地租，而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地租与地价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地租作为土地价格的一种及土地价格体系的基础，是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核心和政府调控土地供求关系的手段。因此，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对发展我国住宅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有一定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区别于其他经济流派的主要标志是其地租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并紧密地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农业与土地制度进行考察。我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有限期使用制度的理论,正是由此推导出来的。从量的方面,地租分为级差地租Ⅰ、Ⅱ两种形式,由于所使用的土地本身状况以及使用者投资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地租量的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发展房地产住宅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供求理论：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产品的均衡价格。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由于土地空间位置的固定性及资源稀缺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供给（尤其是土地自然供给）是恒定的。住宅区位理论住宅市场较强的区域性特点决定其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空间规律。区位理论是始于级差地租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关空间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onThunen），最早从区位地租出发得出农产品类围绕市场呈环带分布的理想化模式，为距离衰减法则和空间相互作用原理的出现作了准备。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建立了工业区位论。随着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住宅区位理论逐步发展，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即过滤论和互换论。
2.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统计指标体系设定
实体经济主要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等各产业部门，而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主要指金融业，资本的所有者以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资。由此可见虚拟经济的最终服务目标还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以监督实体经济、推进实体经济为目标。国民经济又以实体经济为主，在日常所见的商业形式中以实体经济为主要形式，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比有着重要的意义。
1.虚拟经济货币占用量
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调节着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物价水平。虚拟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也就是说充当资金流通的媒介作用，针对必要的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测度指数来对虚拟经济与货币数量进行统计测量。虚拟经济作为货币的流动中介必然有大量资金滞留，虚拟经济货币占用量就是用来表述虚拟经济对大量货币的储备，从静态看，就是指滞留在虚拟经济各部门中的货币数量，就是指在市场中有多少货币可以从事或正在从事虚拟经济相关的交易活动。从动态看，就是虚拟经济各部门中货币数量的变动情况。这些变动时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额活虚拟资产价格变动得以体现。
2．虚拟经济活跃度
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的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还与国际资本的流通形式有很大的关联。此测量指标表示一个国家虚拟经济活跃程度和货币在虚拟经济中的流通速度及其对虚拟经济规模大小的支撑能力。虚拟经济中滞留或正在流通的资金对高速度的虚拟经济运行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流通速度也是支撑虚拟经济的一个指标，这里用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来进行测度。
3.虚拟经济灵敏度
虚拟经济具有很强的灵敏性，虚拟经济的交易量对虚拟经济系统容纳的货币数量的变化非常敏感。以上虚拟经济的交易量我们已用绝对增长的指标表示，这里用当年虚拟资产交易量相对于上年同一数据的量的变动率除以虚拟经济中当年的货币量相对于上一年货币量的变动率，得到虚拟经济灵敏度。因为虚拟经济的运作活跃性很强，影响资产交易的因素很多，时间T的时间不能设置太长，否则虚拟经济的即时交易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3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理论研究
3.1住宅市场统计指标的特征
（1）质的规定性
住宅市场统计指标具有反映住宅市场经济活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特征及其内容的属性，且每一类住宅市场统计指标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表现属性。比如普通商品住宅、经济适用住房、别墅等均分别表示住宅的不同类型。但每一类型的住宅在质的规定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与用途。因此每一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所反映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但不同的指标反映的住宅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容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
（2）同质可量性
没有质的规定性不能称其为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但即使有了质的规定性而不能用数字来表示也不能成为房地产住宅市场的统计指标。一些抽象度高的社会经济概念是难以直接量化的，要把它分解或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概念，才能成为统计指标。例如，“住宅满意度”这一概念，可以用其它一系列指标来表示其基本内容，然后用一定计算方法加以分析。
（3）综合性
住宅市场统计指标说明的对象是总体的量而不是个体的量，它是许多个体现象的数量综合的结果。它体现着同质事物总体的综合数量特征。比如一间房屋面积、一次房产或地产交易量等没有实际指标意义，只能在一定时空间条件下的房屋使用或建筑面积总量（㎡）或者房产、地产交易量（㎡）,交易额(万元)等。
3.2我国现阶段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分析
我国房地产调查体系中主要存在两大调查系统：一是由国家统计局及其调查总队所组成的政府综合统计系统；二是由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统计系统。统计调查按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两类：统计报表制度和专门调查。我国房地产统计调查主要采用统计报表制度。因此，住宅作为房地产的子内容，对住宅市场的统计主要也是采用统计报表制度。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和建设部《房地产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全国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中有关住宅的统计，整理分析我国现行住宅市场统计指标及其指标体。
3.3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
经过将我国现行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体系的整理与分析，目前我国住宅市场统计指标主要有反映住宅开发投资完成情况、资金来源情况、建设情况、销售与出租情况的指标。从这些现有的统计指标设置可以看出，我国的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而来，它立足于投资角度反映住宅开发经营情况，仅能反映不完全的供给信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现有住宅市场的统计分类和指标设置逐渐体现不足，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1）住宅市场的统计范围不足
与国内房地产统计相比，统计局和建设部两个统计报表制度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均有对“土地购置和开发”相应指标的设置，且联合国有“居住用地开发”统计指标的设置，而我国住宅市场则没有相应的住宅用地统计指标；与香港、美国、联合国的统计指标体系相比，缺少对“住宅金融”的统计。
（2）实物性指标较多，价值性指标少
美国住宅价值性指标有房价指数、住房售价、住房租价、购房收入比、租房收入比；香港有房地产市场租金指数等指标；联合国有住房价格与收入比、房租与收入比、住房价格上涨、市场下渗统计指标。而我国价值性的统计指标只有销售额、出租额，成交金额，尽管目前国内对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等价值指标早有研究，但均还没有纳入到住宅市场的统计体系当中。
（3）内容重点在于生产和开发层面，反映市场层面的统计信息量少
由于我国的住宅市场统计指标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而来，因此它立足于投资角度反映住宅开发经营情况，而反应市场层面的只有销售面积、出租面积。而美国有住房空置率、市场吸纳率、经纪人住房供给数等统计指标；香港有自用量和自用率，租用量和租用率，自有量和自有率等指标；联合国有新住户生成、住居流动、空房率等统计指标。
3.4统计指标计算方法
目前一般统计指标中的房地产价格，主要包括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住宅租赁价格（指数）、地价及地价指数。经济意义检验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具体方法是将特征价格模型参数的估计量与预先设定的理论期望值进行比较，检验住宅各个属性的特征价格的符号、大小、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理论假设。根据符号可定性判断住宅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方向，距CBD距离，建筑年龄对住宅价格有负的影响。因此可判定该模型有经济意义。
与此同时，西方的行为经济学家把心理学纳入以证券投资为代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对理论研究与观察实践进行对比，他们对主流金融学的投资者“理性”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其代表性的“期望理论”：通过坐标轴内建立的s线，将投资者在面对风险与收益时的实际行动所表现出的凹函数与凸函数进行分析，把投资者的“感受”与“情绪”纳入到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基础。
因此，虚拟经济中的“观念”与行为金融学中的“感受与情绪”都是经济行为人“心理”要素的反映。虚拟资本的发散价格波动体系与行为金融学对金融产品的研究中引入“从众心理”等命题所得出的定价结果有相通之处，所以，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的与之结合是有空间的，二者有共同作用的平台。
一、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简介
遵循虚拟经济的研究线索，其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以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作为突破重点，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研究；广义地看，利用虚拟资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交易活动（如信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房地产市场、邮票、收藏品市场无形资产等）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形态，以及经济中的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差距（如货币）等内容均可被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中。可以这样讲，整个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沿着“资本化定价”的经济范式。凡具有这一特点的经济活动均可视为虚拟经济的具体表现。我们将经济发展中这些虚拟的部分统称为“虚拟经济”而将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现象称为“经济的虚拟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虚拟化与价值增殖的虚拟化。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既对立又密切联系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形态，而各种形态都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从二者的关系上看，虚拟经济脱生于实体经济，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提供融资支持；虚拟经济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揭示和传递实体经济的信息，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出现经济泡沫，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行不稳定性和投机风险等。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评述
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为传统金融学在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所遇到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他的研究对象集中体现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中，这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领域有重合之处。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
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可能既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如果这种反馈机制受到市场其他因素的激励或强化，就会形成一种不断放大的效应，形成泡沫或者破裂。下图描述了这一过程：（图略）
在相应的金融理论中，典型的投资者应被称为“行为投资者”——而非“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的效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行为投资者的“效用”则反映在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中，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横轴的正半轴表示盈利，负半轴表示损失）——在盈利范围内通常是凹的、在损失范围内通常是凸的，且曲线的斜度在损失范围内比在盈利范围内要陡。
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由于风险投资者的个性差异，经历的不同等原因。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在行为金融学的分析中，由于证券市场中噪音交易者，因此bapm的证券预期收益中存在行为β，即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的贝塔。这与市场组合是有区别的，因为存在着噪音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行为β比传统的β值估计更为困难。原因是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就好比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变化一样，这一期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到了下一期可能微乎其微，在精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价值特性在内的价值特性的诸多因素，例如，人们的观念中对具有较好声誉的公司有明显的偏好，在进行投资选择中，他们的这种观念中的“偏爱”已经明显超越了理性预期回报的解释能力。所以，经过事实证明：受“观念”支撑的价值感受理应成为与理性趋利的假设一样，应该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三、虚拟经济的理念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互动效应分析
虚拟经济的研究与行为金融学一样，都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重新地审视。二者都对传统的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信息的充分性”、“理性的经济人”等前提假设发起了挑战。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观念”定价被视为资本化定价的基础；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中，假定了投资者对资产有不同的“期望”，存在信息交易者与噪音交易者，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定价时存在差异。“观念”与“期望”是同一出发点的不同表述。“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投资者不同的“行为规范”，即投资者意向的“规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研究中投资者的“避害心理”、“从众心理”、“减少后悔”等心理因素都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心理特征都被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二字所涵化。
在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市场中，旧有的“理性价格”是指风险与收益对称时的价格，主要由预期收益模型确定。但是，一直以来的各种预期收益模型均无法验证其完全的有效性。在资本化定价中，不是仅对投资者所耗成本进行定价，关键是对所有者的投入的赢利能力定价，这种赢利能力的定价是资本化定价的关键。在虚拟资产的定价过程中，这种赢利能力体现在虚拟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集中了各种影响要素，直接内化于人的“观念”与“心理”之中，影响着经济主体对可选择项目的主观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资产的价格与收益。但是，在目前对虚拟资本的各相关领域，定价模型还缺乏行为金融学所提出的“偏好”、“认知偏差”、等有限理性的解释变量。所以在行为金融学中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价格。
以股票市场为例，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账面价值，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学者对股市的暴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股票的价格会由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价值。”给予经验的观察，凯恩斯更是提出了投资的需求受“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影响；“股票的价格是代表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而这种“预期”就由人们的“心理”因素的所决定。在他看来：股票价格=资本的边际效率+风险补偿。随后的各种资产定价模型都试图对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因素作出准确预测，从而正确定价啊，以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但事实证明，这些将现时条件进行简化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而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往往是非线形的，实际的虚拟资产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反映在人的“心理”上，促使投资者以“观念”要素对投资品进行定价，这使虚拟资产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定价关系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本质。
再看货币。在传统的经济学中，货币只是为了简化交易，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是至关重要，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与资本构成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在实体经济的研究中是重点，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更是重中之重。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货币的虚拟化伴随着黄金的非货币化与货币的非金属化过程，货币的符号化最终实现。货币的出现主要解决了资源的跨期配置的问题，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由于货币的供应与货币的需求经常性地不相一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经常性地发生。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心理因素就会对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凯恩斯将人们对货币持有的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与“投资性需求”，从而使货币的需求直接受货币持有者“投资需求”的影响，而投资需求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的需求直接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股票、期货等虚拟资产投资的研究中，人们“观念”中的预期利率至关重要，由于以货币供应量为重点的货币政策密切关注货币需求，所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也会通过“集群”效应影响对资产的“投资性需求”进而影响货币需求。从现实看，许多政府中的专家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供应量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将稳定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以持币者手中的货币流向为基础，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其关注的目标不仅有实际资本，而且必须关注虚拟资产，例如将股票价格等作为重要参数引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这首先要考虑股票等虚拟资产价格的评估，虚拟资产的价格受“观念”定价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考虑虚拟资产对货币流的吸收效应时，必须注意对投资主体“心理”因素的关注，正如格林斯潘的观点：货币政策必须迎接大量的“观念资产”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发展为我们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呈现斑驳的繁荣。在每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习惯性因袭的力量需要破坏与重建，新生的未加控制的力量需要质疑与纠正。通过对虚拟经济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共生性进行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而言，其理念的提出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扫清了理论的障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价值系统”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以资产“观念”定价为研究范式的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加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许多固有的经济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与解释。在具体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研究资产定价过程中对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视无疑与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理论框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也对我们相应的微观投资行为，中观生产计划，以及宏观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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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周期短，变动快，在经济发展中，虚拟经济中的股票和债券关系容易实现了企业预期收益。股票分红、债券分红等衍生经济产品都可以用数据符号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经济受整体资本流动以及国外经济变动的影响，资金和衍生产品的利用，实现金融合作共赢。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也随着发生变化。良好的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作用
1.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角色及传导作用
投资者在进行实体经济或者虚拟经济的投资时，都要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而在这个评估决策的过程中，会计提供与投资相关的信息给投资者，方便投资者作出决策判断。目前，大都数的投资者投资信息的来源渠道多样化，但是在众多渠道中，会计信息披露是最稳定最安全可靠的信息来源。会计准则定位会计目标，这强调了会计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信息支持作用。第一，会计向决策者提供实体经济主体和虚拟经济主体的相关财务信息，提供支持信息可供决策者使用。第二，经研究证明，会计所提供的实体经济相关信息是决策者定价虚拟经济符号的重要信息。会计信息还有利于评估企业的偿还能力，从而为企业投资债权和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信息。第三，企业会计信息的汇集为衍生金融产品如基金、股票及证券等提供了板块化、行业发展状况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信息。因此，经济运行离不开会计信息的引导，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会计传导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
2.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过程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环境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且一直处于变化当中。经济环境变化之后，经济变量也会发生变化，在经济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就存在着产生泡沫经济的可能。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存在着重复建设，尽管经济体制已经转变为市场经济，而且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以及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习惯仍然存在，会导致泡沫经济发生的重复建设就存在，因而，泡沫经济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二、虚拟经济模式下防范泡沫经济问题的对策
1.支持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
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满足资金融通的需要，就产生了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产生之后，社会融资的问题得到了良好的解决，而且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基于此，我国要适度的支持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发展虚拟经济的过程中，要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进行科学的研究，进而营造出适合虚拟经济发展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在发展金融衍生品时，首先要进行试点，以便于研究其可行性，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之后在逐步的扩大规模；建立完善的制度及法律政策，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虚拟经济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不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速度并没有虚拟经济大，如果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就会出现泡沫经济，因此，我国要强化银行的贷款风险意识，加快国企改革的步伐，并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
2.建立虚拟经济的预警指标体系
为了保证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之间的比例处于最佳状态，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虚拟经济预警指标体系。通过预警指标体系，可以预测经济波动的趋势，当处于临界境界点时，在发出警报引起决策层注意时，还会提供一些措施和建议，从而有效地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3.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泡沫经济风险
虚拟经济会受到实体经济的束缚，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束缚被突破，而且效率越来越高，因而，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在金融市场中，经济制度的不完善、经济主体行为的异化，导致金融市场经常出现泡沫，因此，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就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运行规则，减少大炒家投机行为的发生，其次要限制资金的流动性，避免因为流动性太强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当前，在我国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上，由于投机行为的过度发展，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热，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泡沫经济的发生，因此，要抑制投机行为的发展，将泡沫经济风险化解掉。
三、结论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研究述评；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85-12
A Latest Review on Fictitious Economy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HOU Yong-gang WANG Zhi-gang（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mod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has experienced from being driven by a single real economy to both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derivatives， as a maj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caused many economic crises and world economic growth being in a standstill. The destruction was serious so that people have to rethink the function of fictitious economy.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review of fictitious economy is short and lack of being summarized and combed systematically. Consequently， taking fictitious econom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fictitious economy’s concept and extension， theory development， policy 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fictitious economy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ollow-up study.
Keywords： fictitious economy， real economy， research review，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一、引言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元窗口，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宣告结束，运行了近三十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厦轰然倒塌。美元与黄金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被切断，货币与贵金属的彻底分离标志着人类历史上货币第一次成为虚拟化的价值符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兴起，为经济的虚拟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世界经济开始呈现以资本证券化为代表的虚拟性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重出现倒置，形成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虚拟资本从实体资本的附着物发展成社会总资本的相对独立的代表。迅速泛滥的各种金融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一改过去“温柔乖顺”的形象，犹如“猛虎下山”般横冲直撞，致使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世界经济踌躇不前。各国不得不对虚拟经济进行重新审视、考量各自虚拟经济的发展之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和汇市一泻千里，诱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香港虽然在这场“金融阻击战”中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但经济也遭受了重创。中国虽然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想真正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中，就必须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及运行规律等进行更为深入的认知与把握，做到趋利避害。
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开创性地开展了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其中以刘骏民（1996）[1-2]对虚拟价值增值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起点。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先后就虚拟经济的产生机理、概念内涵、理论支撑、运行方式等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国内鲜有学者对虚拟经济研究的脉络给予梳理与归纳，评述相对较少。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该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构建了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框架，以期系统地展现其全貌，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本文余下章节构成如下：第二节虚拟经济的概念及其外延；第三节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第四节虚拟经济的政策应用；第五节虚拟经济的现存困境；第六节前景展望。
二、虚拟经济的概念及其外延
（一）实物（体）经济
回顾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从远古的蛮荒年代到如今的现代社会，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扮演着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根基角色。马克思（1975）[3]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价值通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体现，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而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则是基于功能化的视角对商品价值的外化形态，是马克思关于传统经济（实体经济）的注解。他还认为，实体经济运行遵循G―W―G的过程，期间只要有一个环节停滞，都会形成堵塞流，对经济的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著作中，从《国富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理论到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再到西方近代主流经济理论基础无不建立在“物本经济”即“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实体经济俨然成了世界经济的代名词。那么究竟何为实体经济呢？对此学者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陈文玲（1998）[4]指出，实物经济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也是有形的物体运动与再生的过程。实物经济的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以有形的物质作载体，进入市场的要素禀赋是以有形的、刚性的实物形态为主体，包括有形的商品、货币、市场、资产等。王国刚（1999）[5]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指出，“实体经济”是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吴立波（2000）[6]指出，实体经济是生产可以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为其服务的经济活动，其基础是物质生产部门。刘骏民，王国忠（2005）[7]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实体经济系统是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的物质系统，也是以成本为支撑的价格系统。目前，虽然学界对实体经济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就实体经济的特点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依托于有形物质载体，以成本加成为计价手段的生产部门。
（二）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一词最早来出自于1840年威・里瑟姆的《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一书中，主要指空头汇票等票据。马克思（1975）[8]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逻辑起点在于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自身不具有价值，却可以同实际资本一样，通过资本的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进而提出公共有价证券（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以及不动产抵押单等都属于虚拟资本。刘骏民（1996）[2]基于马克思的视角将虚拟资本定义为：同实际资产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可被作为“商品”交易的各种凭证。在此基础上，刘骏民（1997）[9]指出，发达国家银行业存在过度投机的倾向，为各国金融当局间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挑战，而这种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使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就虚拟资本的特点而言，虚拟价值增殖不受时间、经营活动条件的限制。而且，就其收益来看，也是生产活动无法比拟的，所以虚拟资本对投资者往往更具吸引力。然而，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越强，市场的投机性就越强，甚至演变成为完全的以钱生钱的活动。与此同时，成思危（2002）[10]对虚拟资本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并将其外延进行了扩充。他认为，生息资本的社会化，使金融市场得以产生，从而为货币供需双方利用各金融衍生工具，实现借贷行为搭建了制度平台，从虚拟经济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金融市场工具都是虚拟资本，包括信用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类型。进一步地，成思危（成思危，2009a，2009b）[11-12]强调，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实质上是属于信用资本范畴，没有完全满足当前虚拟资本无形的、价值不确定的和本身不能独立创造价值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虚拟资本的定义，即虚拟资本是指既不具有实物形式、又不具有货币形式的、价值不确定的、但可以产生利润的、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资源。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王彦亮，林左鸣（2010）[13]建设性地指出，虚拟资本的出现意味着唯实物价值才为价值的时代已成为过去，非实物价值也就是虚拟价值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制度则是资本主义虚拟资本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将资本主义推向经济危机的深渊并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扬弃的重要原因。
（三）虚拟经济
20世纪90年代金融工程学的兴起，使金融创新速率大大加快，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虚拟化时代。虚拟经济再也不是那个曾经依附于实体经济的“附庸”，其逐步挣脱于实体经济的束缚，自成一派，游走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各个角落。那么，何谓虚拟经济呢？当前学界对此看法不一，大致分为三种：其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fictitious economy）；其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virtual economy），也可称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其三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visual economy）。马克思（2004）[14]为虚拟经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他指出，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与其当前职能相匹配的流动之后，才能取得进入下一转化阶段的资格。他还强调，资本循环过程会游离出货币。换言之，如果出现形态锁定，则势必会产生实物经济的断裂层，造成资本游离于实物之外，使资本带上虚拟色彩，产生凹陷性泡沫；而如果这种锁定的时间过长，则很容易形成劳动力或产品过剩，产生凸现性泡沫。
现阶段，学者们对虚拟经济的概念理解主要表现为价值论、金融（技术）论、系统论和二元人本四个角度。首先，价值论角度。刘骏民，姚国庆（2003）[15]认为，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显现经济虚拟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重倒挂，进而导致其价值结构中二者的倒挂，即双重倒挂型的“倒金字塔型”结构。进而，刘骏民（2003）[16]以价值系统作为出发点，从一般和广义两个视角对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作了定义：从一般看来，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内在的波动性；从广义上看来，虚拟经济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因此，广义的虚拟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和与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
其次，金融角度。彼得・德鲁克（1988）[17]更倾向于将虚拟经济理解为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认为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而且大体上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吴立波（2000）[6]表示，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是指最初产生于实体经济，但已脱离、独立于实体经济、大范围普遍出现的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王兆刚（2003）[18]认为，货币和金融资产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交易媒介，是虚拟经济运行载体与活动结果的体现，二者密不可分。经济虚拟性增强的直接原因就在于，金融资产的无序膨胀和金融交易的无限制发展所导致的经济失衡。
再次，系统论角度。成思危（1999）[19]指出，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指以金融体系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即钱生钱的活动，主要涵盖证券、期货、期权等内容。在充分考虑虚拟经济演进路径之后，他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5阶段论，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五个阶段。
最后，二元人本角度。林左鸣（2005）[20]认为，人类已从“衣食住行”的发展阶段超脱出来，进入了“衣食住行乐”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狭义的虚拟经济概念已难以把握其本质，人类应拓宽视野，建立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吴秀生，林左鸣（2007）[21]指出，创造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的经济活动是实体经济，而创造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的经济活动是虚拟经济。在价值日益虚拟化、生活化的今天，人们应挣脱“物本主义”的枷锁，由“劳动价值论”向“生活价值论”转移，寻求一种“人本主义”的和谐。基于此，王彦亮，林左鸣（2010）[13，22]将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广义虚拟经济一经提出，便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这一点在学者们对《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其中，李克安认为，以“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本依据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提出，是经济学理论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次跃升；黄书元指出，该书敏锐地把握了浩荡的世界大势，捕捉了瞬息万变的经济走势，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提供了一把理解和把握未来和社会发展的钥匙①。关永强，张丽（2012）[23]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回归，“制文化权”等理论的提出，坚持了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视角，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为增强国家影响力、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夺取虚拟经济的主导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
早期，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有益补充，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技术革命的兴起，虚拟经济逐步与实体经济发生异化、分离，进而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在现实的经济中，虚拟经济以产权、信用和风险为交易标的与实体经济发生交互作用，导致资本流动性不断加大，资源配置领域不断变化，经济规模成倍扩张和“泡沫”成分的虚增，而风险与信用之间的交换，最终使人们意识到虚拟经济的扩张已经和实体经济的扩张完全无关。
20世纪后半叶，虚拟经济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虚拟经济的认知呈现阶段性的特点，主要分化成如图1所示两大阵营。其一是狭义的虚拟经济，即早期的金融论。其中多以金融工作者为代表，他们认为虚拟经济即金融，是高新技术的产物。其二是广义的虚拟经济，主要包括系统论、价值论和近年来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二元人本论。系统论强调，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应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利用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知识系统地进行。价值论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利用资本定价模型，探究虚拟资本的价值增值规律。而二元人本论则吸收了系统论和价值论的理论精华，并将人本理论、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纳入其中，从生活对象化的视角对虚拟经济进行了重新的认知。
国内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的主要研究如表1所示。具体的文献综述如下。
（一）金融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促使世界经济往来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国际贸易已突破地域等物理性界限，实现了时空上的快速对接。因此，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是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催生的产物，是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结果。宗寒（2012）[30]分析了虚拟经济与西方金融危机间的关系。他指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导和推动下，西方国家为缓和内部矛盾、增加就业、稳定经济，逐步形成了举债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经济的持续低迷，使这种依赖性逐步增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金融衍生品的泛化，金融诈骗行为多发，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曾鸿（2012）[31]认为，虚拟经济的工厂是各种金融机构，其产出物是货币、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交换场所则是各种虚拟资产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一个测度虚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虚拟资产总价值（不含房地产）、虚拟资产总交易额、经济虚拟化度以及虚拟经济灵敏度等四个方面。陈吉磊，王红蕾（2011）[32]强调，金融创新所导致的杠杆活动泛化，使虚拟经济的传导性和放大性极大地增强，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他们认为，要想有效地避免这种风险，必须要从营造信用制度的软环境、建立公平的信用评级制度和完善金融监管等三个方面着眼。
（二）系统论
有关系统论的观点主要源于成思危。成思危（1999）[33]将系统科学的知识运用到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来。他认为，可将虚拟经济视作一个系统，从系统内部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其特性，以更好地揭示其演化规律。按照该理论，他指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寄生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在研究方法的选取方面，成思危（2003）[34]认为，研究虚拟经济应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按照复杂科学的研究要求，实现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辩相结合。在理论工具的选取方面，主要应包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技术、复杂数据的分析技术、群体决策技术、综合集成技术、计算机模拟、计算智能及数理逻辑等内容。
（三）价值论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物质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将影响到一系列基础理论的走向。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的本质认定为“物质系统”，而马克思却走在了另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在他看来，经济的本质是“价值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已超脱了“物”的阶段，他强调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精髓在于其指出了财富的社会性质，将价值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而虚拟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恰好就是对财富性质和经济系统本质属性的认识。据此，刘骏民（1996）[1]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了实际价值增值与虚拟价值增值关系的模型，并就实际价值增值、虚拟价值增值与货币供求量之间的运行关系作了图示化的说明。进一步地，他指出，中国的证券、房地产业正处在起步阶段，要防范资金的过度炒作，控制好货币流向。刘骏民（2000）[35]认为，研究虚拟经济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从本质上认识当代经济运行的基础。更进一步，刘骏民（2003）[16]构筑了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运行特征、国际化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相关宏观调控等方面。
（四）二元人本论
在中国朴素的自然观中，物质和信息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表现有二：其一，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人与人间的关系已超越了动物简单的生理需求，更多的展现了其社会性一面。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双向互动，正是建立在广泛的信息交流和传递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表现的更为明显。其二，就物质本身而言，其能量通过信息扩散的形式得以有效传播，而来自于外界信息的回馈，又将反作用于物质，故而，宇宙就在物质―能量―信息―物质的这种循环中不断演进。钱穆⑨在评述中国文化时，关于“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的论断，也从侧面印证了二元人本思想。林左鸣，尹国平（2011）[36]认为，传统的价值理论面临着对“新经济”解释力、引导力、指导力不足的困境，而以生活价值论、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以及新的“三位一体”为主要解释框架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正是对“新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创新研究。更进一步，王延亮，林左鸣（2011）[37]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并结合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论述后指出，宇宙的运动就是在“物质态”和“信息态”循环作用下发生的。一方面，“信息态”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物质形态又释放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容介态”。据此，他们将“自然容介态理论”运用到经济领域，将经济活动划分为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提出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林左鸣，吴秀生[38]强调，在新经济背景下，财富标志已发生了异化，人们应该重新对其价值进行认知，挣脱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思想桎梏，构建起基于“使用价值、虚拟价值和价值”的新的价值体系。人类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时代，“劳动对象化”将被“生活对象化”所取代。
四、虚拟经济的政策应用
（一）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国内学界对虚拟经济进行研究的起点。因此，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自然离不开金融危机。陈文玲（1998）[4]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互动的角度，探究了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她认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失衡，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在此基础上，她指出，政府应加强对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联动关系的关注，提升其监管水平。奇平（1998）[39]在评论虚拟经济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关系时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必然的阵痛。这种阵痛的摩擦点在于：信息文明的比特（信息量单位）要求高度的流动性，而工业文明的原子要求高度的非流动性。货币与信息的这种流动性差异，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核心。与此同时，成思危（1999）[19]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在于虚拟经济的内在特性，加之外界的扰动。他形象地将实体经济比作雪山下的岩石，将虚拟经济比作覆盖其上的雪层，而金融危机就像是雪崩，从而产生“滚雪球效应”。更进一步，成思危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为5个方面，即实体经济运行失常、政府宏观管理失误、金融系统幼嫩脆弱、投资人群信心动摇与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并指出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虚拟经济的发展，认真研究其运动与发展规律，防范并消除其不良影响。萧琛（2001）[40]从网络经济的角度，探究了美国“增长性衰退”问题。他认为，走出这场“准危机”主要靠“真实经济”的调整。刘骏民，范晓云（2003）[41]从经济虚拟化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做了解读。他们指出，经济结构的倒金字塔结构必然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形式产生影响。当今世界，生产结构、经济增长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金融危机至关重要，而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就必须革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林左鸣（2011）[42]认为，财富和其标的的分离，加之社会多元化的心理需求，致使财富标志泛化，这正是泡沫经济发生的直接原因。更进一步，“财富标志”必须与金融产业相互依存，成为金融产业的立足之基，成为经济平稳发展的定海神针，而加强金融监管和规范“财富标志”的设计，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当前增加“财富标志”物品供应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现代通信技术的运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插上了隐形的翅膀，至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入了“比翼双飞”的时代。起初，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有益补充，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规模、效益上的提升，似乎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而被业界津津乐道。然而，随着各种金融投融资衍生工具的日益泛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出现了貌合神离的迹象，甚至是相互脱离，昔日的“随从”如今大有翻身作“主人”之势，世界范围内频繁出现的各种金融风波、危机俨然已成为虚拟经济的“代言人”。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学者们就此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定性研究方面，齐援军，石康（1999）[43]认为虚拟经济引发的金融危机的负作用表现有三：其一，IMF提供的传统的反危机措施将导致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强烈的收缩效应；其二、抑制消费；其三，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从而，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破坏力度逐步加大，并与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额度和频度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基于此，他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第二、建立以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可靠强大的外援为基础的对冲基金机制。秦池江⑩在描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时，曾形象地指出，实体经济犹如锅炉中的水，虚拟经济好比把水转化为蒸汽，一台锅炉如果没有装入足够量的水，不可能产生足够强的蒸汽；如果只有水，没有蒸汽，就不能做出新功；如果只注重取得蒸汽，而不注意锅炉内水量和温度的变化，也是极其危险的。孟令国，邓学衷（2000）[44]认为，虚拟经济自诞生之日起便对实体经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员储蓄转向直接投资，便利资本流动和产权复合，改善风险管理，传递投资信息，调节国民经济等五个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诸如，二者发展速度和规模严重失衡，出现了所谓的“倒金字塔结构”，致使民众在“金钱游戏”中沉醉，将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并一发不可收拾。基于此，他们在强调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时指出，必须强化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其结构并保持良性运行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虚拟经济以泡沫的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冲击。在定量研究方面，王爱俭，张全旺（2004）[45]从传统的总需求四部门理论（即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出发，研究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微观领域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他们指出，虚拟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增长、稳定具有一致性。刘思峰等（2011）[46]利用种群生态学中的logistic方程，构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型，结果表明，只有在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适度时才能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趋势。
（三）虚拟经济的风险治理
虚拟经济产生的初衷在于通过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交易机制，促进资本在供需双方间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目的。但不知曾几何时这只“温顺的羔羊”（初期的虚拟经济）已变成掀起经济界腥风血雨的罪魁祸首，让人们闻之色变。如何把这只“老虎”（后期的虚拟经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已成为当前学界绕不开的议题。仲大军（1998）[47]认为，一个国家经济中虚拟成分的大小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虚拟经济是看菜下饭，其看重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人文资源与政治资源等。整个资源价值都在观念和信心的主宰下浮动、变幻，人们只有把握其特点、规律，才能在虚拟经济的波动中处变不惊。周铁水（2000）[48]认为，虚拟经济的存在为剩余资金的流出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才不至于导致传统实物产品严重的价格上涨，但存在于其中的风险却不容忽视，必须予以积极应对。吴立波、郦菁（2004）[49]在分析了虚拟经济的本质、作用与历史地位后，不禁反思，虚拟经济是否是实体经济面临增长极限状态后资本挽救危亡的最后一跃？如果是，那么这一跃之后的结果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来临？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否能通过彼此间的互动，创造出符合大多数人需要并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运转的新方式。吴秀生（2010）[50]基于生产关系的视角，对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力以信息这种特殊的产品为生产对象、具有产量的增长倍率大、生产不平衡性的特点。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制信息权为核心的，重塑了产品货币关系、突出了泛媒体在生产中的参与性和文化与生产的关联性，同时也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汹涌之势，研究并破解其发展规律，以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五、虚拟经济的现存困境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不一致
国外学界很少使用虚拟经济的概念，大多用符号经济进行替代。虚拟经济一词的创设灵感来自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可以说是国内理论界的首创。然而，自虚拟经济学说提出以来，学界就争议不断，一直没能给出统一的概念定义，但对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予以肯定。其中，突出表现在对虚拟经济一词的翻译方面，fictitious economy， virtual economy， symbol economy等词汇随处可见，随意性较大；而且各学派对虚拟经济的认知也存在差异：成思危与刘骏民认同将虚拟经济翻译为“fictitious economy”，而林左鸣却主张将广义虚拟经济翻译为“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传播得益于其概念的统一性与唯一性，而这正是当前国内虚拟经济所欠缺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研讨，以达成共识。就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有学者将虚拟经济等同于虚假经济，认为其有坑蒙拐骗之嫌；而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非生产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就不是正当的，就是应当消除的，因此试图用符号经济取代虚拟经济。后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内学者逐步开始了对虚拟经济系统而规范的研究，分别从系统论、金融论、价值论、人本论的角度对其做出了阐释，理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但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理论很难获得较为统一的肯定，概念不一，大都处于“单打独斗”的水平，理论生命力不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明确
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产生的观点无可非议，并获得研究者的首肯，但就二者的关系，学界却看法不一。成思危（2002）[51]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实体经济系统则为经济系统中的硬件，虚拟经济系统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直接以货币增值为目的，是“用钱生钱”的经济活动，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相悖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经济只能产生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如何确立二者在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应是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而这一点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论点较为契合。吴立波，郦菁（2004）[49]指出，虚拟经济最初产生于实体经济但已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应针对其特点、运行规律进行专门性研究。2013年6月刘骏民在广义虚拟经济论坛中，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两点看法。其一，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的虚拟经济仍未获得主流经济学的肯定，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构建一整套的理论研究体系，结合一般均衡、局部均衡等理论，探究虚拟经济已有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契合点，最终使虚拟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从实践层面看，当前关于虚拟经济的实证研究偏少，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部分脱节，应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以不断检验、修正理论的科学性。此外，以林左鸣为代表的广义虚拟经济学派则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林左鸣（2007）[52]认为，物质财富是今天经济要件中的“皮”，非物质财富则是今天经济构成中的“毛”，要获得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是“皮”和“毛”按一定比例协调起来，形成有机结合的“皮草经济”。进一步地，该学派摒弃了传统的“二元价值论”，将虚拟价值融入产品价值构成要件之中，形成了“三元价值论”，构筑了基于“生活对象化”的全新财富观。众所周知，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不受心理活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虚拟经济似乎已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活动。
（三）虚拟经济的价值尚待评价
实体经济的价值判断依托于劳动价值论，但虚拟经济的价值衡量却显得无所适从。如今，虚拟经济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大多数人只能在其价格浪潮中“奇幻漂流”，而他们的财富梦想却在这场追逐中散失。那么，虚拟经济的价值运行规律究竟是否可寻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虚拟经济的价值衡量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末[53]；其二、虚拟经济的价值判断可以从“生活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只要是能给人带来（主要是心理的）满足都是有价值的，而这种感受价值却具有非边际化的特点，且大小也因人而异。吴秀生（2011）[54]认为广义虚拟经济对虚拟价值的引入，打破了人们求解价值源泉问题上的理论困境，价值的时间维度被打开，价值变动不定将成为其基本的存在状态。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展开了对虚拟经济的实证研究。萧琛，蒋景媛（2011）[55]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智能虚拟资本品动态估值的整体化模型。该模型依托于价值探索者模型，并将企业外部风险囊括其中，有效避免了其他模型的不足，效果良好。张明立等（2011）[56]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理论，对顾客感知价值及其对满意、忠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顾客的感知价值由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构成，且均对满意、忠诚有显著影响；情感型产品的虚拟价值对满意、忠诚的影响大于功能型产品的虚拟价值对满意、忠诚的影响。闫妍等（2011）[57]以房地产作为财富标志，分析了房地产、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等的发展和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房地产及其金融衍生品的虚拟价值具有“边际永不存在和边际无时不在”的非边际化特征。王文龙等（2012）[58]基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视角，利用综合评价法，对A股上市公司依据投资价值进行了评价，通过进行物质态和信息态的两步筛选，最终得到该年A股市场排名前50的股票，为投资者的投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总的看来，就虚拟经济价值计量而言，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定量研究依旧偏少。
六、前景展望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已近20年的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界开始关注虚拟经济，诸多学者为我们开启了虚拟经济这扇大门。2000年10月，天津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2010年，中航工业广义虚拟经济研究所成立，下设广义虚拟经济研究所（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办公室（行政事务、项目管理）两个办事机构，以更好地促进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运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研究产业实践问题的应用研究。截至2012年，国内发表的有关虚拟经济的文章已有4000余篇。2013年，中航工业了广义虚拟经济50指数。该指数为衡量证券市场的风险及运行态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也为规范投资者行为，弱化其投资风险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虚拟经济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在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对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评价体系、运行规律、风险防范、经济地位等方面认识不深；在实践方面，多数学者未能很好的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挖掘其深刻的生活内涵，发挥实践对理论研究的导向作用。此外，在科研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者的积极性。
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彼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虚拟经济理论的支撑。因此，国内学界同仁应在参与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同时，构建起支撑虚拟经济发展的科学的理论框架，丰富虚拟经济理论的内涵、外延和功能，并不断依托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最终使虚拟经济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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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在成长着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与西方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中国式“新资本理论”，现将有关研究的主要方面作一综述，以飧读者。
关键词：虚拟资本；虚拟金融；金融危机；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099―05
一、国外“虚拟资本”研究述评
“虚拟资本”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银行家威・里瑟姆提出的。他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1840年伦敦增订第二版)中提出了“虚拟资本”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这一点。而最早对“虚拟资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中，马克思将虚拟资本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形态是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公共有价证券；另一种形态是由信用制度产生的各种信用票据，包括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马克思所分析的虚拟资本主要限于金融领域。此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对股份公司与虚拟资本的形成和特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也在潜意识中，从货币金融资本的视角对虚拟资本问题进行过探讨。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工业与金融作了区分，他重新定义了一个经济实体，他不再沿用昔日惯用限的货物、劳务、工作作为计算单位，即不以实物作为经济实体。他对经济实体的分析用的是一些虚拟的符号，如货币或信用贷款等。凯恩斯是第一位认为货币与信用贷款拥有纯粹经济性控制能力，可以对经济活动有实质性影响的经济学家。显然，他对虚拟经济时代的来临已经有了理论上的准备，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赖以构筑的因素――不确定性、预期、投机等是虚拟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但他们的探讨仍未超越马克思定义的虚拟资本的范畴，主要局限于金融领域。此后西方学者对“虚拟资本”的研究归于沉寂。
最近国外的一些著名进步经济学家对“虚拟资本”问题的也开始关注。
2008年美国进步学者洛仁・戈尔德纳发表了题为《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的文章，他将“虚拟资本”的定义归纳为：“虚拟资本不仅是超过全部剩余价值的纸质所有权凭证(股票、债券、土地和不动产租金)，而且是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全部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的资本化“现值”由现在重新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洛仁・戈尔德纳认为1973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美国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迫使日本、德国也采取金融化模式，这给世界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也给世界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他认为，1973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以前危机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长期隐蔽萧条，资本主义进入慢性死亡阶段。
美国著名进步经济学家赫德森在《虚拟经济论：金融资本与通往奴役之路》一文中，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虚拟化，即泛金融部门(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从全世界工人和产业资本那里吸走收入并以日益加重的债务将它们压垮。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主张即不再区分生产性收益和非生产性收益是为了掩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倒退。他还认为，新自由主义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事实上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给工人造成的沉重债务和失业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国外学者的这些论述的确引人深思。
二、国内“虚拟资本”研究述评
我国有关虚拟经济、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要远远早于国外，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成思危教授与刘骏民教授就提出了虚拟经济、虚拟资本问题并展开了探讨。成思危教授在1999年第1期《管理科学学报》发表文章《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阐明了虚拟经济的五个发展阶段和虚拟经济系统的五个特点。此后，成思危先生一直在研究和发展这一理论，并将其扩展到研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通货膨胀及紧缩等各个方面。1998年刘骏民出版了《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一书，对资本主义国家“证券化”中的一些突出的现象进行了归纳，揭示了近20年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和证券化过程中的一些新特点，对当代证券化中出现的“虚拟资本”进行了定性研究和分类。
2000年10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此后每隔二年召开一次的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加入了虚拟经济、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行列，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虚拟经济、虚拟资本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只限于在金融范畴探讨“虚拟资本”问题，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债券、股票、期货和其他金融衍生品。还没有深入到企业生产要素等微观层面。所以，迄今为止，有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探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范式。
1．关于虚拟资本内涵号性质的讨论
关于虚拟资本内涵的讨论，成思危先生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的概念归纳为两条：一是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二是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获取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可见，成思危先生首先是从金融视角来看“虚拟资本”，但“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又暗含在金融以外的领域也存在“虚拟资本”之意。成思危先生近年来也认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都属于虚拟资本范畴。他呼吁要关注“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探讨。
刘骏民教授认为，虚拟资本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是循着“日益摆脱个别生产过程，从而日益与整个社会生产和世界经济状况发生密切关系的趋势”而发展的。同时，随着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一方面“造成了价值的独立表现形式――货币的虚拟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价值增值过程的相对独立化和虚拟化”。他认为“如果将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界定在‘市场经济中，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以内在的波动性为特征的价格体系的’话，它不但包括金融，还要包括房地产、无形资产、某些高技术产品和信息产品以及其他叫能长期或短期进入这种特殊运行方式的有形产品和劳务”。
徐鸣把“虚拟资本”的研究从金融领域引向了企业微观领域。在《论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虚拟资本”性质》、《“道”对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理论的隐喻》等多篇文章中指出：“人力资本、智力资本 理论的产生，本质上是从微观视角提出了“虚拟资本”问题，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企业与员工所具有的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这些过去被看作是费用或成本的、不具备传统资本实物形态的东西进行“资本化定价，以决定其未来收入流的预期”。“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虚拟资本性质体现了当代社会经济中“资本化定价”的泛化。在当代企业的资本范畴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实体资本为一方的“硬资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等)和以虚拟资本为另一方的“软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两大部分，物质资本(资本1)、人力资本(资本2)、智力资本(资本3)是构成当代企业总资本的“资本三要素”，从“资本三要素”推解出一系列新的资本概念和形态，从中较清晰地辨别了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构架与层次，并可直观地厘清它们的边界与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理解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特性和功能”。徐鸣通过对“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经济学演变与哲学思考阐述了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虚拟资本性质、特性和边界，并认为关于“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流派。
赵海宽认为虚拟资本是一种价值。“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现实经济为基础，而又独立于现实经济之外，按照自己的规律和活动方式获取利润的价值”。他认为：“虚拟资本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只要控制其消极影响，就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王建认为对当代国际资本运动的研究，必须分成两类，一类是产业资本，一类就是虚拟资本。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主体是产业资本，虽然也有股票、债权、基金等虚拟资本，但这类虚拟资本只是产业资本的附属品，因为虚拟资本的利润来源，只能是对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
钟伟认为，不能将金融资本、虚拟资本(virtual capital)、虚幻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混为一谈。所谓金融资本，指的是除基础货币之外的各层次的金融资产，尤其是证券和金融衍生品；所谓虚拟资本，是不具有资本表象但实际上却完全具备资本特性的东西，例如股票就是对产业资本的虚拟。所谓虚幻资本是由马克思在讨论股票和证券交易所时提出来的，以生息资本为基础的、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收益的资本。
戴明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以能够带来收入的有价证券形式而存在的资本。马克思所提出的虚拟资本概念是带有贬义的，在英文中为“fictitious capital”，其实，应该翻译成“虚幻资本”、“虚假资本”似乎更为贴近马克思的本意。戴明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不具备资本的实物形态，而事实上却是具备资本本质特性的物品。在英文中，与这种含义上的虚拟资本相对应的词汇是‘virtual capital’。虚拟资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它所具备的特性，总的来说可概括为：这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资本”。
赵锦辉认为：马克思是沿着两种思路展开对“虚拟资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是以资本化为思路，能够资本化的收入就是虚拟资本。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这里的虚拟资本特点：第一，这里的虚拟资本是相对于实体资本而言的，是幻想的、想象的资本。所谓实体资本是指生产或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它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而虚拟资本本质上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采用资本化形式定价的收入。第二，这里的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
第二种思路是派生化的思路，这个思路认为虚拟资本是通过整个金融体系派生或创造出来的。因此，虚拟资本就是金融资本。这里的虚拟资本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以整个金融体系为依托的。通过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过程派生或制造出虚拟资本。之所以讲是金融体系，而不仅仅是银行体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货币创造过程既与银行机构有关，也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关。第二，它是以各种票据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票据的多次流转，从而制造出虚拟资本。
2．关于虚拟资本的功能与作用的讨论
关于虚拟资本的功能与作用，我国学者作了多视角的探讨，不像国外学者那样一律持否定态度。
刘东从劳动、物化劳动、资本、现实资本(实体资本)、产权资本、虚拟资本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劳动创造价值，价值积累形成物化劳动，物化劳动转化为资本，资本表现为现实资本(实体资本)，现实资本(实体资本)转化为产权资本，产权资本以虚拟资本的方式持有，虚拟资本独立运行。论述了劳动的积累必须转化为资本、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从而形成和发展“虚拟资本”的一个不断升级的轨迹，认为这是一条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
王雪苓认为：虚拟资本的运动方式决定了它对经济增长同时具有积极的和破坏的双重作用。有效的虚拟资本积累和运行是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和杠杆，它的发展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与此相对的，则是投机和泡沫等风险引起的消极作用。由于经济问题往往同利益问题缠绕在一起，于是虚拟资本因之也就有了投机、泡沫和危机的可能，继而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说，合理、有效地发展、利用虚拟资本毕竟是大势所趋。她总结了虚拟资本六大功能：(1)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2)联合生产要素的功能。(3)资本的激励和约束功能。(4)激活“储蓄”的功能。(5)补充宏观调控手段的功能。(6)资本外向扩张的功能。
赵海宽认为：虚拟资本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只要控制其消极影响，就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巨大推动作用。我国当前虚拟资本还不算发达，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尚比较低的表现。为了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今后我国还需要更快发展虚拟资本，不但要增加各种有价证券的上市交易量，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发展虚拟资本的提法是不是不好听?应该说这是一个观念问题，由于我们过去认为虚拟资本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就觉得这是个贬义词。其实虚拟资本是一个相对于实体资本而言的中性词，合理发展虚拟资本的提法是没有问题的。
李恒光认为：虚拟资本市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运行规律，即股市中所谓的“吉芬现象”。在人们的资产增值预期心理作用下，虚拟资本与实物资产的增长往往不同步，甚至相背离，发展演变的结果自然是“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市场的存在及其特殊的运行规律，正是导致金融资产脱离实物资产而飞涨的重要原因。因此，从逻辑上说，消除“泡沫经济”最根本的措施便是取消虚拟资本市场，这显然是因噎废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仅不能取消虚拟资本市场，而且还要大力推进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我国的虚拟资本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小。这就出现了一对矛盾：既要发展虚拟资本市场，又不能形成“泡沫经济”。彻底解决这对矛盾尚无良策，我们只能是对虚拟资本市场实行有力度的调控，制订合理而有效的规则来规范和约 束市场主体的行为。最大限度地扼制虚拟资本市场的消极作用，消除诱发“泡沫经济”的潜在因素，使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3．关于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讨论
在关于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的探讨中，有的学者初期将“实体资本”分别称之为“现实资本”(李恒光，1998；赵春学、黄建军，2000)、“实际资本”(唐恒照，2001)、“真实资本”(戴相龙、黄达，1998)，目前学术界已经将其统称为“实体资本”。
赵春学、黄建军认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实体资本)界定的关键在于它们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是否直接发挥职能，直接发挥职能者为现实资本(实体资本)，不直接发挥职能者为虚拟资本。因此，现实资本(实体资本)指的是资本经营者拥有的，因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能直接发生作用，从而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实体。它是创造和实现价值增值的基础，是内容意义和现实意义上的资本，是资本的第一重存在。虚拟资本指的是资本所有者拥有的，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不直接发生作用，但因按约定依法拥有价值增殖索取权，从而能够分享价值增值的可交易的资本价值凭证。它是依法索取的价值增殖流量的资本化形式，是从现实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形式意义和观念意义上的资本，是资本的第二重或多重存在。
李恒光，认为，虚拟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尽管有些虚拟资本能部分地代表现实资本，但它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与现实资本迥然不同。从量的方面来看，一部分虚拟资本虽然能代表现实资本(如股票)，但在量上和现实资本也有显著的差异。其一，虚拟资本有自己价值的独立运动和决定方式。它的价值是由利率推算出来的，受当时利息率的影响，却不受它代表着的实际资本价值的约束。其二，在量的大小上必然不一致。虚拟资本的价值量一般总是大于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量。其三，量的变化不一致。虚拟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并不完全反映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量的变化，而只是一种近似的、歪曲的反映。
唐恒照认为，虚拟资本和实际资本，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来说都是不同的。从质的方面看，实际资本本身有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它处于实物形式――一机器、厂房、原材料、待售的商品，或是处于货币形式，都是职能资本。而虚拟资本本身既无价值，又不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资本职能。它只不过是资本所有权的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复本”。从量的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资本掺水，股票票面价值大于企业实际投入的资本量。同时，股票价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价值高，所以虚拟资本的数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另一方面，虚拟资本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有价证券发行量和它们的价格水平，它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实际资本数量的变化。
赵海宽认为：“虚拟资本以实体资本为基础”，“虚拟资本又独立于实体资本之外”，“虚拟资本有自己的独特运动规律”。
赵春学、黄建军认为：由于虚拟资本是基于现实资本产生的，是现实资本的派生形式，因此在虚、实资本的定性关系问题上，现实资本是第一性的，虚拟资本是第二性的，其中现实资本对虚拟资本具有基础性和内容性的决定作用，虚拟资本则对现实资本具有的派生性和形式性的反作用。虚、实资本的定性关系问题是调控社会总资本所面临的首要的基本问题。
4．关于资本化定价问题的研究
“资本化定价”是虚拟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要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了资本化定价问题。南开大学刘骏民教授对这个问题作了拓展性研究，他提出：“我们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的，由心理和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它的运行特征是具有内在的波动性。虚拟经济领域被多数人界定为“金融”，有些人还要加上“房地产”。我们没有从行业区分的角度为虚拟经济下定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行业来界定虚拟经济就会误导虚拟经济研究的特殊性。”
[关键词]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F0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8-0013-04
[收稿日期]2010-05-25
[作者简介]张志元(1979-),男,山西介休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再认识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一)虚拟资本理论再认识的必要性
自19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在恢复经济的基础上,资本的贪婪本性促使其在市场上不断翻新,进入新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市场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异军突起。2008年,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在欧洲销量成倍增长,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这次危机戳穿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进入后危机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总结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以便正确理解虚拟资本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法国哲学大师、“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以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其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中论证了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批判精神仍具有现实性和生命力并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遗产,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就没有未来。”[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产生、发展及]进做了极为深刻的论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创新进一步带动了资本的快速发展]进。资本的贪婪本性促使其不断在市场上更新,在银行资本构成中,虚拟资本占较大比重。最早系统研究虚拟资本这个问题的始于马克思,波及全球的这次金融危机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二)研究虚拟资本理论的意义
1.进一步深刻理解虚拟资本的产生及发展
马克思在研究信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论及了由信用而产生的虚拟资本的问题,其虚拟资本理论产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而且是以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但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都具有普遍性,不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是100多年前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为此,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为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和宏观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新全球化经济时代,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风险配置功能和投资渠道功能,促进我国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2.有利于科学合理地管理和调控虚拟资本市场
为了防范和化解在虚拟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必要积极套索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精髓,面对我国虚拟资本出现的诸如市场的大起大落、投机心理太浓、投资风险过大等一些问题,如何科学调控虚拟资本市场的理性运行,正确认识虚拟资本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有关虚拟资本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效性和借鉴性。有必要深刻挖掘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有关概述,对积极探索虚拟资本健康运行轨迹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在虚拟经济、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一论述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也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和指导,值得认真学习研究。因此,在当代中国重温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有利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
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相比,虚拟资本以几十倍于现实资本的规模进行不断扩张,尤其是进入新全球化时代以来,作为融资平台的资本市场又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异军突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其危害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向实体经济渗透。因此,通过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虚拟资本的新发展,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维度”,对一国政府制定合时宜、合规律性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阐释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来源
马克思首先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分析商品开始,到货币的产生直至货币转化为资本,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的特性。“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人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人的资本。”[2]虚拟资本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信用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五章的标题就是“信用与虚拟资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出现了,因为它仅仅是价值索取权的纸质凭证而本身没有价值故被马克思冠以“虚拟”二字作为定语,虚拟资本概念的来由便清晰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金融理论的核心范畴,进一步说明了金融机构资本的大部分股票、债券、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的本质。
(二)虚拟资本的内涵解读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虚拟资本这个概念的,英文是“fictitious capital”,但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给出虚拟资本的定义。它包括银行的借贷信用、有价证券等。结合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相关极为深刻的论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有价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2],“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2],“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2]虚拟资本是以契约形式存在的,并受法律保护的反映债权债务信用关系的所有权证书,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两条:一是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二是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获取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3]当股票和政府债券出现时,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就产生了,并按照是否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将资本分为职能资本与虚拟资本。将股票、债券等这些能够定期带来收入且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资本,统称为虚拟资本。当有价证券、股票和债券等成为可以赚取经营利润的工具时,才转化为虚拟资本。通过收入的资本化(预期收人除以利息率)方法得出的虚拟资本价格,与企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资本的灵魂和本能推动了虚拟资本的扩张,马克思借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描述揭示了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4]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为资本循环周转的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虚拟资本运动最终要受实际资本运动的制约,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信用化的过程即是虚拟化的过程,其与整个宏观意义上的实体资本运动更加密切,或者说与一国甚至世界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三)基本特征
尽管马克思不是虚拟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但他对虚拟资本的特征和一些表现形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虚拟资本是一种资本商品。首先,具有资本和商品的性质。虚拟资本本身虽然没有任何价值,却具有一定的价格,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是以契约形式存在的,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没有资本的内容。虚拟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是被幻想出来的,是收入的资本化。虚拟资本之所以可以按照一定的市场价格出售,是因为其代表了投资者在此刻所拥有的虚拟利益。无论是现代货币,还是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契约关系,投资者凭借虚拟资本在未来获得一定的收益凭证可以在未来获得的收益的贴现值之和就构成了虚拟资本的价格。今天的虚拟资本的新发展也正是商品内在矛盾继续发展的产物,虚拟资本是由实体资本衍来而且其还可以被进一步衍生成更高级的虚拟资本。其次,虚拟性。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可以带来货币收入的,并取得了资本外衣的、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非价值体,是能带来货币收入的信用凭证。虚拟资本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自由地流通,从世界范围来看,虚拟资本有着更大的虚拟性。最后,虚拟化是一把“双刃剑”。虚拟资本运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强,使资金迅速积聚,而这种积聚又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和消费资本,可以较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决定着对资源的配置,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信息的不完全,虚拟资本又具有高风险性,其价格会发生剧烈波动进而影响虚拟资本持有人的利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优化配置资源的效率,导致参与虚拟资本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就与实体经济运行相脱离,甚至严重背离导致金融泡沫。
(四)]进发展
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普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时才出现的。世易时移,在新全球化的今天,虚拟资本在规模、类别、功能等方面,早已超出了马克思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益的资本。它独立于实际资本之外,本身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虚拟资本的变化并不反映实际资本额的变化。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实体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流动需求,进而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的有关虚拟资本衍生品。
一是虚拟资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扩张时提到虚拟资本,马克思认为只有投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并参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资本才是现实资本,如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马克思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对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力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5]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虚拟资本是与现实资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以能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为载体而存在的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6]。同一笔货币资本反复使用,就产生虚拟资本。
二是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以及有价证券的市场化,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金融资本包含虚拟资本,企业发行的股票、债券或向银行借贷属于金融资本,其在市场上进一步买卖交易后就发展为虚拟资本了。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如证券化资产和各类证券基金,各种金融衍生物如期货、期权、远期、互换合约等,随着交易形式的多样化,这种无交易物的交易合同或凭证称为虚拟性最强的虚拟资本。恩格斯在1889年就指出:“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84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03页)。
三是虚拟经济。国内较多学者沿用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提法,进一步派生出虚拟经济的概念,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其虚拟性来源于货币的虚拟性、资本的虚拟性以及整个经济的虚拟性。虚拟经济是以金融系统、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包括各种衍生工具)和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与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是一种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德不断创新,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新时期出现了在一定的网络空间内执行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虚拟货币刚刚进入起步阶段,还没有发展成熟。
三、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1.深入理解马克思有关信用理论,鼓励资本市场理性创新
这次危机看似是有效需求过度所致,本质上是在信用透支的消费模式所掩盖下为追求利润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而导致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信用自然不是虚拟资本,就是在信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有价证券,也必须通过买卖和经营用于赚取利润时才转化为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等在未被当作买卖经营对象,没有通过买卖获取经营利润,仅由所有者保有,作为到期领取红利或债息的凭证时它还不是虚拟资本[7]。马克思说“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时A或B把他的所有权证转化成资本了,但C也把它的资本转化成一个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了”。[8]纵观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走出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通过鼓励的某些资本市场的“创新”,使利益格局处于一个平衡与不平衡不断交替的发展过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规范信用评审程序,推进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促进资本市场理性创新。
2.加深金融危机产生机理的研究,建立金融风险监管机制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对任何形式的危机都具有深刻的说服力。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会造成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的贪婪本性带动了证券化债务资产和虚拟资本的无度扩张,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泡沫日益增大乃至破灭,产生了信用危机,带来了实体经济发展萎缩、银行倒闭、工厂关停、工人失业等后果。国内资本流动性过剩,导致大量过剩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国内股票市值和商品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金融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风险乃至产生金融危机。资本越是虚拟化,就越需要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和适度的政府干预,加强和改进监管部门的操作水平,防范和化解风险,包括加强虚拟资本的立法、金融体制的改革,与相关金融风险预警部门建立可持续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作机制,深化跨境金融合作,维护金融的稳定健康运行。
3.积极探寻全球资源配置新方式,激活虚拟经济发展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国民财富体现为虚拟资本和实际收入得总和,虚拟资本对国民财富及其分配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虚拟资本膨胀,实体资本总额在国民财富中比重下降。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导致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虚拟资本膨胀使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时必然出现贸易顺差,出现流动性过剩。国际上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一些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面临着巨额损失,进一步加剧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应该进一步实现市场化改革,解放生产力。通过虚拟资本的发行和交易,引导资金流向,刺激对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鼓励和引导实体经济组织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并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重新配置,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切实夯实我国虚拟经济良好运作的经济基础。
4.正确认识当代虚拟资本新发展,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虚拟资本运作模式起源于美国,我国引进的时间并不长,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经济性质决定的。虚拟资本一方面可以带动资本性生产要素快速聚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现代经济进步的显示表现;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过度“虚拟”可以带来市场的虚假繁荣,可能会误导经济宏观调控工具的正确运用,是现代经济矛盾和危机的说明因素。因此应建立多层次的投融资渠道,把握好虚拟资本发展的“度”, 完善法律和监管体系,减少“圈钱”行为。正确引导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相协调,探索开发具有避险和保值功能的金融衍生工具。
一个理论的价值,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把握,才能更加清晰。进入后危机时代尽管我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有信心相信,在深刻挖掘并灵活运用马克思虚拟资本及其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市场经济一定会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6-540.
[3]成思危.虚拟经济论丛[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2.
[6]李晓西.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J].财贸经济,2000(6).
[7]赵海宽.虚拟资本及其积极作用[J].金融研究,2000(3).
[8]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9.
Inheritance and Surpassing: Re-exploration into the Theory of Marx s
Virtual Capital
Zhang Zhiyuan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虚拟价值；财富标志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53-08
Alternative Way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U Qiang（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major issu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day. But when the mainstream economics try to solve the above issu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rrangements of Institution， Enactment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y are often caught in the shackles of Material-centered think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rrangements of Institu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al Value Creation and guid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healthy wealth symb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which are mainly to create virtual value.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virtual value， wealth symbol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主要指过度依赖物质投入的增加、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使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无法连续提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主要指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的分配极不平均，从而使社会矛盾激化，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三、“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主要指经济增长带来了资源的耗竭性使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①
主流经济学主要从技术发展、制度安排以及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任保平，2004）。[1]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发展会克服物质投入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趋势，从而摆脱经济增长的资源限制（方福前，2000）[2]；以庇古和科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成本内部化的方法（征收庇古税或明晰产权的制度安排等），解决由外部性带来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斯图亚特・林恩，2009）[3]。但上述方法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技术的反弹效应、许多资源环境的产权无法明晰、许多具有非市场价值的资源环境无法内部化等等。而这些问题使主流经济学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造成主流经济学上述难题的根源在于其主要是基于物本经济的发展观。物本思维更多地关注物质财富以及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忽视了人的全面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与主流经济学产生的时代相比，当今的经济特点已经体现为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正是以此时代的新特点为逻辑起点，国内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探讨新时代经济运行的规律。②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人本出发，为分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首先，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以人的全面需求为逻辑起点，认为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生活是财富之父，信息是财富之母”。在人的心理时空中，广虚时代的第一要素信息资源是不稀缺的，而且与物本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相对应，人文创新同样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行途径。其次，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由广义虚拟经济系数衡量），将影响财富的分配规律。发达的广义虚拟经济使财富向虚拟价值集中，没有引起社会对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产品的争夺，从而大大降低了基尼系数对社会的杀伤力，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生活对象化和价值细分导致了商品的大爆炸，众多新产业和新行业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社会更加稳定。再次，与物本经济相比广义虚拟经济更多地体现为虚拟价值的创造和对非物质财富的追求，信息是广义虚拟经济的第一资源，因而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将大大扩展资源环境对经济的约束边界，而且经济运行也更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为我们分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资源环境的载体信息没有有效容纳入心理需求之中，从而形成了不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是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大力发展以虚拟价值创造为主的广义虚拟经济，优先发展文化产业、制造相关产品的正向或负向虚拟价值、构建健康的财富标志以积极的促进形成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就构成了一条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四，从当今发展的现实看，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关键就在于发达国家的广义虚拟经济更发达，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
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集中在分析和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而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将另文专述。
二、主流经济学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路与困境
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 主要是指人口、土地和资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对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的稀缺上（方福前，2000）[2]。萨伊（1963）认为：“人类所消费的某些东西，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的空气、水、日光等是自然赐予的无代价礼物，不需要人的努力去创造它们……因为它们不是可以生产得出，不是由于消耗而毁灭，所以它们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4]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1964）[5]则认为，虽然自然资源是财富，但经济学研究的财富是：可以转让和交换的具有私有产权的财富，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财富。很显然早期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环境作为产品生产的物质投入的价值，即作为“经济品”参与产品价值创造的那部分资源环境，而资源环境的另一部分则被称为“自由取用品”，由于其数量无限，而不具有相对稀缺性，从而不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
基于上述对资源环境价值的认识，大部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持乐观态度。他们的信心主要来自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首先他们认为资源环境的相对稀缺性会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当资源环境更加稀缺，资源环境的价格就会上升，此时资源环境的需求方会减少资源环境的使用（比如，石油价格上涨，人们会使用节油的装置）或寻找和使用替代性的资源（比如石油价格上涨，会刺激人们去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原子能）。其次他们认为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克服物质要素投入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新技术还会带来新的资源，因此从长期来看资源环境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马歇尔，1964）[5]。不仅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同样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持乐观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认为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超过了劳动、资本等要素，因此这似乎暗示资源环境等要素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Robert Solow， 1956）[6]；库茨涅茨直接就认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绝对缺乏的阻碍。”[7]
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在马歇尔“外部经济”的理论基础上，以河流污染为案例，系统分析了外部性问题，并得出了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的结论（庇古， 2006）[8]。此后尤其是在资源环境可持续问题日益严重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外部性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分析和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理论（Tom Tietenber， 2001）[9]。
外部性是指“未能计入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正常价格的成本和收益，即由社会来承担本该由生产者承担的生产成本，或消费者无需付费就能得到的收益”（斯图亚特・林恩，2009）[3]。外部性的存在使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发生分离，市场价格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此时理性经济人根据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作出决策，这样，扭曲的价格信号使理性人在最优化自己经济行为的同时却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无法达到最优，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的情况，外部性最终导致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比如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只会承担一部分其污染所带来的成本，从而使该企业生产的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价格偏低，造成负外部性产品的均衡产量高于社会最优的产量；同理对于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产品，由于该企业只能获得生产该产品的部分收益，因而必然造成产品的均衡产量低于社会最优产量。因此主流经济学认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成本的内部化其核心思想是将外部环境成本内化，形成一种能完全反映社会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使价格能正确反映全部的成本收益，此时市场会通过价格显示的稀缺程度使资源获得最优的配置。成本的内部化又可分为：庇古方法和科斯方法。庇古认为外部性造成了市场失灵，因而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从而使均衡产量与社会最优水平相一致。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产品征税，以引导厂商减少产量；而对产生正外部性的产品，实行奖励和补贴，以鼓励厂商增加产量。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Pigou Tax）”。而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比如自然环境的所有权不清晰，从而造成“公有地悲剧”，因此对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界定会使开发资源的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而减少过渡开采的激励；发放交易许可证可以在不存在产权的地方创造一种产权，比如建立污染权交易市场，使私人企业承担污染带来的全部成本，并反映在产品的价格上，通过市场实现最优的污染排放。二是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来改变生产程序。比如规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特定技术、设立特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甚至完全禁止某些污染物的排放。
综上所述，主流经济学主要从技术进步、征收庇古税、产权制度安排和法律强制约束等几个方面给出了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但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上述方法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从而使其在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常常陷入困境。
首先，技术进步会带来能源消耗的反弹效应，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能源消耗的减少会被能源需求总量的增加而抵消（Brookes， 1990）[10]。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建立有效的私有产权，比如水、空气、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等。再次，资源环境更多的体现为非市场价值，如生命支持和愉悦服务等，因此这部分成本的损失无法内化在私人成本中。此外，在实际操作中即使产权明晰，资源环境使用的成本也往往只考虑了开发成本，而不是再生成本。因为资源环境的再生，往往是自然过程，从而无法用经济价值衡量。因此，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被压低了，造成了资源环境的过渡使用。最后，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成本除了当代其他人的成本，还包括未来人的成本。由于未来人在当代没有行为主体，因此无法对当代人的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成本内化后的价格仍然无法实现资源环境在代际间的最优配置。
造成上述难题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基于物本经济的发展观。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产生在工业革命时代，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第一，当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刚刚开始，经济的总规模远小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二，当时世界市场逐渐形成，需求的扩大使欧洲各国通过一切手段提高生产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商品的生产和占有就代表了财富的增加；第三，当时的经济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主，因此其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多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上述物本经济的特点反映在主流经济学中，从而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的本质是耗费的资源和产出的产品与服务之间的技术关系（即生产函数）（刘骏民，2002）[11]。而正是这种物本的认识和思维首先使主流经济学更多地关注资源环境的物质价值；其次更多关注产品的生产，因而主流经济学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也多从生产的方面考虑，比如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技术进步等；再次，实物的生产消费必然以消耗实物资源为代价，从而在主流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
因此，本文认为摆脱上述主流经济学困境的关键在于变换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仅仅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探究解决上述难题的方法。当然这里并不是完全否认物本的思维和从生产角度可以有效地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变换视角探究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另类途径。
三、不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产生
与工业革命的时代相比，当今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第一、传统的三大产业划分中，主要生产物质产品的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第二、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模式。比如知识经济、符号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时尚经济、信用经济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更少的物质投入，主要满足人的某种心理需求。第三、财富更多的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而这些非物质财富物的价值也主要决定于人们对它的信心。“这是一个微观产品蕴含着心理需求，宏观经济依赖于信心基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造和交换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价值，成为今天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林左鸣，2005）。”[12]很显然这些新特点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模式，从而对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启示。自2004年始，以林左鸣教授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总结和分析新时代经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以探讨新时代经济的运行规律。因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我们探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该理论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原点和终极目的都是人，即满足人的需求。人的全面需求由生理的和心理的两个方面构成（林左鸣，2005）。”[12]实体经济只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虚拟经济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而广义虚拟经济则指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原点放在了人的全面需求上，可以说使经济研究的价值观由物本转向了人本。这种经济学的人本转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元价值容介态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容介态是宇宙进化现象的准确表达，宇宙中的信息态所发生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新的物质形态又分化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林左鸣，2011）。”[13]而二元价值容介态是自然容介态在人类社会的衍射。具体来说生理需求是物质态的衍射，心理需求是信息态的衍射。而二元价值容介态则指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与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之间通过相互容纳入彼此不断释放出的信息介质而循环进化的状态。如图1，人的某种心理需求（可以是自我实现、受人尊重、爱与被爱等）会释放出包含虚拟价值要素的信息（这种直接由信息态衍射的信息称为主体信息），这些信息纳入到已经存在的使用价值之中，从而使原始价值进化为进化价值I。很显然由于容纳了信息进化价值I具有了虚拟价值，从而其价值要高于原始价值。进化价值I会进一步释放新的信息，可能是主体信息，也可能是载体信息（直接由物质态衍射的信息称为载体信息），这些信息影响了人的心理需求，从而释放出更新的主体信息，这些主体信息又会容纳入进化价值I，从而实现价值的进一步进化为进化价值II，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形成使用价值与虚拟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推动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
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全新分析范式。资源环境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态，它会不断地释放载体信息，比如满足人的审美和休闲的需要，当这些载体信息能够有效地容纳入人的心理需求时，人们会释放出相关的主体信息，从而使商品向包含资源环境友好价值的进化。从这个角度上讲，发达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的经济，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但客观上，由于广义虚拟经济不够发达，使资源环境释放的载体信息没有有效地容纳入人的心理需求，从而形成了不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这也是当今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广义虚拟经济途径。
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广义虚拟经济途径
（一）大力发展以虚拟价值创造为主的广义虚拟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的物本经济注重物质要素投入不同，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认为“生活是财富之父，信息是财富之母”。二元价值容介态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先生产、后生活或先生产、后消费”这种将生产与消费对立起来，从而最终将经济关系视为人与物的关系的物本经济思维。二元价值容介态将生产与生活或生产与消费统一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济发展路径。我们的生活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投入。比如体验经济是典型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首先人们对“难忘的体验”的心理需求产生了一个信息态，之后这个信息融入了传统的产业，从而使传统产业的价值出现进化，比如这个信息态融入传统的农业从而形成了采摘、生产体验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业，而这种乡村旅游业由自身的特点释放代表天然、绿色的信息态，由于其满足人们对绿色食品消费的心理需求，从而使乡村旅游业进一步实现价值的进化。在上述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中，信息成为使产业不断进化的核心要素，而快乐和和谐的生活则是信息态的来源。
信息要素成为以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本特征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人气、题材、信心等凝结着信息的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断高涨的人气，带来了“超女经济”和“好声音经济”；“难忘的体验”这样一种题材催生了大型游乐场、乡村游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而美国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通过国债、股票等手段直接变现。另外，金融业、广义的文化产业（包括科教文卫等多个方面）等都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典型形态。很显然上述广义虚拟经济的形态与物质生产的部门相比，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大大降低。因此广义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资源环境对经济的约束边界，而且经济运行也更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广义虚拟经济更加关注虚拟价值的创造。虚拟价值是商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价值属性。广义虚拟经济是主要创造虚拟价值的经济过程，虚拟价值的大小完全由心理时空所决定。虚拟价值的引入使资源环境的非物质价值得以真正的体现。其实早在穆勒和马歇尔的著作中，资源环境的非生产性价值，如提供人类生存的环境、美学价值、休闲价值等等就被提及，但他们对资源环境的非生产性价值的认识仅仅是认为其增加了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从而在市场上显示出更高的价格（穆勒， 2009[5]；马歇尔，1964[14]）。很显然这种思维还是基于生产的物本思维。它的思路是非生产性价值的存在增加了生产者的成本，从而生产者会减少资源环境的使用或寻找替代性资源。而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对产品的最终需求者来说，产品主要满足需求者的生理需求，否则最终需求者会在消费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产品满足生理需求与消费资源环境非物质价值满足心理需求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只有真正从人本出发，资源环境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在以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为主导的广义虚拟经济中，人们会更多的追求产品的虚拟价值。比如资源环境自身存在所带来的优美环境由于满足了人们在审美、休闲方面的心理需求而具有虚拟价值，此时一方面人们会减少对以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保护资源环境自身的存在提供激励。由上可知从人的全面需求出发，广义虚拟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广义虚拟经济表现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特征。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物本经济时代，物质占有和使用的数量多寡体现着个人财富。100斤小麦，无论其价格是100元还是1万元无关紧要，这100斤小麦才是真正的财富。因此物质财富是主流经济学财富概念的本质（刘骏民，2002）[11]。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经济人的财富观是“多多益善”，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多，每增加一单位财富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在生产方面就表现为边际生产力递减，因此要实现总财富的继续增加，势必会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也是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相矛盾的根本原因。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应该从生活价值论角度解读财富的属性。“财富的本质属性是和谐的生活，财富是人类生活对象化的凝结。这种凝结不仅仅表现为物化的，而且表现为非物化的形式。这样一种既满足人的生理（物质）需求，又满足人的心理（信息）需求的人的和谐生活的对象化作为商品，构成了全新的财富观念（林左鸣，2010）。”[15]
新的财富观将和谐的生活看做财富的本质属性，这大大扩张了财富的范围，尤其是非物质化财富的引入，从而使广义虚拟经济学跳出了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物质财富的窠臼。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的表现形式向虚拟价值集中。因此广义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分配的规律，“由于财富向虚拟价值集中，没有引起社会对基本生活物品的争夺（林左鸣，2010）。”[15]这一方面大大减弱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对社会的杀伤力。更重要的，基本生活物品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因而对基本生活物品的争夺必然导致资源的过渡使用。因此财富的和谐生活本质和其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积极促进形成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1.优先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设施
文化产业包括科教文卫、旅游、古玩等行业应该获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是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主要创造虚拟价值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只需要信息要素的投入，比如教育、影视、古玩等。因此文化产业可以说是资源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因为环境优美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信息本身就已经在创造价值，比如旅游业。
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尤其是现代传媒业已经成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从微观层面看，文化产业包括教育、传媒等关系到信息态能否很好地融入人的心理需求，从而形成完善的二元容介态。从宏观国家层面看，西方国家熟练的运用发达的文化产业，通过制文化权等手段掌握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而这种主导权使全世界对其充满了信心，最具代表性的美国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和包含大量虚拟价值的产品将这种信心变现。这正是西方国家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
2.虚拟价值创造与消费引导
虚拟价值的基础是信息态，而在现实中广告、题材和文化是信息态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广义虚拟经济中我们可以通过广告、题材和文化导向等手段创造商品的虚拟价值，影响人的心理需求，进而使资源相对需求的稀缺性发生变化，而市场则可以根据资源稀缺性变化使其得到最优的配置（张丽，2010）。[16]具体来说，对资源环境友好的商品，我们可以为其制造正向的虚拟价值，从而增加对该产品的需求，进而增加生产。对于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广告、题材和文化导向为其制造负的虚拟价值，从而减少对该产品的需求，进而减少生产。
比如，人们为了获取野生动物产品，而对野生动物进行灭绝性的捕杀，对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此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法是保护野生动物，严惩捕杀者。从产品的供求来看，这种做法的逻辑是减少供给，提高价格从而使总的消费量降低。但分析该类商品的性质，我们发现很多野生动物产品主要是满足人的某种心理需求，比如身份、地位等。因此该种商品的提价反而会引致更多的需求。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制造野生动物产品的负向虚拟价值，减少对野生动物产品需求，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野生动物因捕杀而灭绝的问题。
3.绿色财富标志的构建
财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指社会对财富价值的承认。“当人们选定众多物质财富中的一种物品作为人的全部生活对象化的凝聚时，财富标志就出现了。‘财富标志’是能在心理上满足人们对一般财富（货币形态）进行聚集、浓缩、存贮和转化（还原为货币）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或法定的）物质或非物质形态（林左鸣，2011）。”[13]作为一种终极财富，人们对其需求具有无限性，而且心理需求的多元化会带来财富标志的不断泛化。财富标志的泛化有可能使物质财富成为泛化的财富标志，从而造成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使用。因此供给足够的以资源环境友好为特点的绿色财富标志，就成为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首先足够的财富标志供应有效抑制财富标志的进一步泛化，使财富标志市场稳定；其次绿色的财富标志将直接引导人们占有资源环境友好的财富；再次资源环境友好的财富标志的增加将向社会释放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信息态，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趋于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五、结论
主流经济学主要从技术进步、征收庇古税、产权制度安排以及制定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但由于主流经济学受所处时代所限，这些方法主要是基于物本经济的思维。“物本”思维使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对人的全面需求的关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从而忽略了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其它方案。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在分析和总结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认为人的全面需求是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人本的视角。
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全新分析范式。认为当今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不发达的广义虚拟经济使资源环境释放的载体信息没有有效地容纳入人的心理需求，从而形成了不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广义虚拟经济途径。首先大力发展本质上是人本，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广义虚拟经济；其次从优先发展文化产业、创造产品正负向的虚拟价值、构建绿色财富标志等方面着力，积极促进形成完善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注释：
①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三类问题的讨论上，参见托达罗、史密斯（2009），罗杰斯等（2008），陈宏（2008）。
② 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有：晓林、秀生（2007），林左鸣等（2008），林左鸣（2010），林左鸣主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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