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演化 演化经济学 分析框架 发展动态
演化(Evolutionary，亦称进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最早在生物学里研究了进化和协同演化，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且其概念被翻译为“演化”和“共同演化”。从普遍意义来说，演化主要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或从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特指生物从较低级、较简单的状态向较高级、较复杂的状态变化。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演化”不仅包含动态变化过程的意义，而且包含复杂、不确定和非均衡的意义，是指利用演化思想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把技术变迁以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借鉴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由于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强调“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同时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这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并以全新的范式诠释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世界。演化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一次“充满希望、极有希望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一、演化经济思想的萌芽
演化思想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之中，即使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des R.Darwin)提出进化论之前，演化思想就已经蕴含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竞争选择的思想以及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隐藏的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中。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0f Nations)中早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问世后，卡尔・马克思(Karl H.Marx)就结合达尔文演化思想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迁，认为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进及其相互转换。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中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之间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功能的论述等被认为是对演化思想的早期应用。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论断更是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而强调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不同，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理论框架的观点相一致。作为第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和生产力变迁，并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之后，19世纪后30年间，最有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他对当时社会和生物科学影响很大，并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完全体系。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斯宾塞发展了一个社会演化的理论，反过来它又对德国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斯宾塞比达尔文更接近拉马克(Jean B.Lemarck)，他强调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有机体的环境选择。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多少经济演化思想。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Ifred 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ies of Economics)－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他说：“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怕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但生物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因而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胜为主。”马歇尔的预言指示了经济学家朝圣地的方向。经济力学把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机械的位置的移动。尽管这样做有助于说明局部的、静态的现象，却并不符合现实。经济生物学则关注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关注它们的活力，它们的运动和它们的有机增长。在马歇尔看来，社会经济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各种经济力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运动的过程，这不太像力学上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而更像生物学上的有机的向前运动。马歇尔提到了生物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问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
这个阶段，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的演变和自然界演化的相似性，以及把它运用于经济社会分析的可能性，但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关系的论断，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分析。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演化思想虽然将注意力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过程，但是其经济过程的考察是基于群体的，其分析框架中仍然缺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能形成一个
明确的理论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由于经济学的后继者们忽略了演进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仍是经济力学。
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掀起的。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mal0f Economics)上发表了他的演化经济学宣言《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an Evolutiona ry Science?)以及他随后发表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0f the Leisure Class)，首次明确地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类似，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他深受当时同一时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主要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凡勃伦敦促经济学家发展一种现代的、演化的，符合实际的方法，而不是在常规的均衡状态上构造什么“技术性的”趋势。他最早指出，经济学应放弃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而采用生物进化论来重建经济学理论。因为从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更类似于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的“制度自然选择”更类似于自然界的“物种的自然选择”。凡勃伦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19世纪末，尽管达尔文进化革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却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
在演化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不间断的、路径性的创新思想为演化经济学的复苏和发展带来了灵感。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0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他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前演进的直接原因。这种由企业家引起的创新活动，类似于生物学的“突变”，企业家就是在这种技术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动力。他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源重新组合和扩张的创新理论，并用“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纠正马歇尔经济学在市场均衡分析方面的缺陷。此后，熊彼特分别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Businesscyde)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著作对上述理论加以发挥和运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理论，他指出技术演化过程内生于人类演化过程中。在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中，他提出了基于“循环流转”的渐变过程和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这一机制以及基于创新的扩散过程的“Schumpeter竞争模式”为后来演化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沿着熊彼特开辟的研究方向，西方学者对产业竞争、市场过程、长期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熊彼特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化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声音异常微弱，占绝对优势的是追求高深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只有少数学者如阿尔钦(1950)、哈耶克(1954)等，在经济学中曾使用过生物类比的方法。1950年，阿尔钦(Armen A.Alchian)在其《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Iution and Economics TheoH)中正式引用了演化思想，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他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最大化的概念，这一建议体现了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原则.它把经济系统解释为以利润为目标进行选择的适应性机制。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钦提出了应对生物演化的三种经济演化机制：“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利润。”顺沿阿尔钦的思想，贝克尔(Gary S Becker)开始探究达成新古典的均衡状态的过程。他指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可以通过对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得到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则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提出的著名似然(As-if)理性理论。阿尔钦，贝克尔和弗里德曼的选择观点表明，向新均衡的移动并不是由那些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理性企业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力量一市场所决定的。1954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Hayek)用演化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形成。门格尔和哈耶克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哈耶克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思想与其对文化演进的思想有关。他设计了三个具体层次的演进：第一层次是遗传学演进；第二层次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第三层次是“文化演进”。哈耶克对演化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该理论影响很大，且经常被众多的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引用。1960年，哈耶克在
《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0fLiberty)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哈耶克认为，组织形式或秩序可以分为人为秩序和自发秩序，是目的性把二者相区别开来。“自发秩序”产生于个体为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是非目的性的结果，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哈耶克明确指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另外，1964年，悉尼・温特(SidneyG.Winter)研究了选择过程，他的模型把行为的惯例或规则与某一行动区别开来。1965年老或后制度学派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Economics,AFEE)。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图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mal 0f Economic Issues)。1970年，法雷尔(Joseph Farre1)用一种分支过程理论探讨了一种关于投机行为的简单演化模型。1971年，邓恩(WiIliamN Dunn)用演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但是，20世纪50～70年代总体上是演化经济学的“黯淡”时期，基本上没有一本基于演化主义的著作问世。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期，进化仍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进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恰好迎合人们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最优和均衡假说也就理所当然占据上风。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理论危机以后，经济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混沌特征：动荡不已，仿佛混乱无序。具体表现为学派林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混沌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观点歧异：不同学派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对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论，比如，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演化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系的争论，演化经济学内部的争论，等等。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经济学逐渐呈明显的协同趋势，不同的学派逐渐达成一些共识，纷乱的学派逐渐形成几个大的阵营或者逐步相互融合。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但是，也在逐步放宽假定条件，对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或者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研究经济达到均衡的过程；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均衡范式或分析框架已经解释不了现实的经济问题，倾向于放弃均衡范式，该阵营把现实的经济看成一个远离平衡的、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前者可称为均衡经济学阵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目前是经济学的主流；后者可称为演化经济学阵营，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与以往各种非主流学派仅仅从局部修改新古典理论不同，演化经济学借用现代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自1981年贝尔(DanielBeN)和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The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出版以来，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上的危机又根源于其机械论和简化论的方法论基础。1981年，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 ryEconomics)一书，演化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标志着演化思想聚合之势，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呼之欲出，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尔逊和温特在这本著作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纳尔逊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纳尔森和温特用“演化”来定义一种理论或模型或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演化范式应该包括选择单位、选择机制和选择标准以及适应性和变异性，不同的选择单位将影响当事人在个体或者在组织水平能被复制、修改、提高或代际传递；选择标准的多维性使得据此建立演化模型要能说明选择过程的机制；适应性用惯例表示，纳尔逊和温特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惯例解释为基因型，用“惯例”表示发现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现有技术的“基因”，将变迁问题解释为达到一个显著的变异程度。他们强调有限理性的概念，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首倡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已经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既定市场上的变化描述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工作成功地吸引了主要是从事创新、技术变迁和演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的那本著作发表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例如多西(Giovanni Dosi)、弗里曼(Christopler Freeman)、罗尔斯(Richard Nelson)、西尔夫伯格(GeraldSilverberg)和索特(Luc Soete)，安德森(Philip Anderson)、阿罗(KennethArrow)和派因斯(David Pines)，克拉克(Norman Clark)和朱玛(CalestousJuma)，马格努森(Lars Magnusson)等都就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
法，出版了关于演化理论的专著。1986年国际熊彼特学会(The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Socielv，ISS)成立。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Journal of EvolutionaryEconomics)期刊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1988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成立。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InstitutionaI Economics，JOIE)，并以卡普・威廉姆(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Myrdal)、西蒙(Herbert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学会已成为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化的论坛。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0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式诞生，同时众多经济学杂志对演化经济学方面文章甚感兴趣。1992年威特(Ulrich Witt)对演化经济理论方面的经典工作进行了综述。1993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重生》(Economics and Evolution：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1 995年，威布尔(W.Weibull)出版《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一书，比较系统、完整地总结了演化博弈理论，其中包含了一些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演化博弈论强调参与人的有限理，试图概括惰性、模仿、不完备推断以及随机因素等人类行为的特征，因而与侧重于完全理性和演绎推理的古典博弈论有很大不同。日本也于1997年3月成立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并创办《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view,EIER)杂志，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1999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演化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Evolution andInstitutions：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并于1999年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英国赫福德郡大学成立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年，波普尔(DopferK)等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纲要与范围》(EvoIutionary Economics：Prog ram andScope)一书，该书收集了国际上一流的演化经济学家对于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经典的论文。这些演化经济学家们主要围绕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本体论、演化微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本论文集无疑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对于“异端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2001年，福斯特和梅特卡夫(John Foster and J.StanleyMetcalfe)主编出版《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Frontie rs 0f Evolutiona ry Economics：Competition，Self-Organisation and.Innovation Policy)一书。与许多以演化经济学为标签的著作不同，本书几乎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相反，演化经济学本身却得到了仔细的检讨，并发现了它在一些方面的缺陷。当然，这种自我批判总是建设性的，它为将来的研究前景和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有见识的建议。2002年，霍奇逊(GeoffreyHodgson)主编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Evolutionary Economics：Key Concept)一书，书中共收录了12篇论文，反映了老制度主义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貌。反映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在演化经济学迅速发展的过去的十年中，即1990年一2000年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上的优秀成果。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强调创新、演化及多样性，标志着集中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从理论意义上说，演化经济学这种繁荣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代表了回归真实世界的倾向；在实践价值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政策、技术演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研究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不断涌现和；J士大。现代演化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而是以达尔文、拉马克主义重建经济学，更明确地提出了选择机制、系统的自组织问题，并且用经济演化来分析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际问题；采取了群体动态学的方式，用复杂的动态数学设计简单的非现实状态，之前的演化经济学则倾向于一种与传统经济相异的、内部约束的经验主义。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思路。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1997)曾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orace Hahn)曾预言：“在21世纪，经济学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哈恩的预言似乎暗示着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即通过“范式革命”来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能解释的现象同它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综合在一起做出最精炼、最简单的解释”，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而基于自组织理论之上的演化经济学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经济演化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其今天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长期以来，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广泛吸收了生物演化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涵盖了诸如老制度学派、熊彼特主义、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和桑塔非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现在，演化经济学正在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演化经济学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2009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涉及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就有三个分会场。霍奇逊(GeoffreyHodgson,2007)甚至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尤其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以霍奇逊为首的英国十大经济学家在接到英国女王对于“经济学家为何对本次金融危机毫无作为”的疑问中，大力批判了当前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学模型，而忽视了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演化经济学在这场危机中进人经济理论，将时间、知识和不可逆纳入分析范围，研究经济系统的变化和开放过程，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程序。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惟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当前演化经济学的格局仍处于一种无序态的发展中，在如何完善演化理论体系上和分析框架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学派的创造性综合以及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其分析基础是扩展达尔文主义还是以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理论界仍有争执；再者，在演化经济学价格理论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很矛盾，一方面认为价格决定本身是一种习俗和惯例，不同意主流经济学视价格为市场结果的观点，另一方面仍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演化经济学将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可与新古典经济学媲美的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演化理论动态的、演进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作出了修正，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当然，演化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未来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的进步性纲领，止步于一股不屑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理论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这要求演化经济学不仅在方法论上继续完善，在跨学科交流，语言凝练，理论建模等方面都要取得进展。从理论发展来讲，演化经济学不能一味地追随或适应主流经济学范式而丢失自己的传统，必须在自身范式下拓展理论疆域。也许，演化经济学更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吸取养分，将经济分析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中。
三、演化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较晚。最早介绍演化经济学的是宁波大学胡世凯教授，1997年他翻译了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未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别关注。随后，刘永爱(1999)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秦海(1999)考察了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过程，论及“立完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指出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出现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呼吁国内社会科学界对此走势应给予充分关注。贾根良(1999)在国内论文中首次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了演化经济学这门学科。蒋德鹏、盛昭瀚(2000)对国外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对社会经济分析中演化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郭箭(2001)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显著差异，并认为，进化经济学坚持以动态演化观点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贾根良(2002)在《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一文中通过对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这两种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整合，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框架。靳涛(2002)在对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思想、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他们的演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表述，并对他们的演化思想予以了客观的评析。贾根良(2002)在《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一文中按照“新奇”这个划分标准，把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划分为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继承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擅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盛昭翰，蒋德鹏(2003)剖析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欠缺，系统地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惯例、搜寻、选择环境)，在介绍演化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对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与介绍，剖析了演化经济理论被众多经济学流派接受和吸收的原因。汪浩瀚(2003)在对均衡和演化这两大截然不同的经
济范式的演进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折射着两种经济思想交锋的历程和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武爱(2003)从生物学类比的角度，认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可看作经济系统的发育学，演化经济学的介入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思想得到深化。梁正(2003)在对演化经济学现存问题进行简单考察的基础上，采用隐喻方法，借鉴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和进化过程的最新研究，提出了几点发展演化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式的初步设想，如构建一个以结构和能动主体为要素，以制度为纽带的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李金荣，金晓彤(2003)指出了演化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郑江绥、何炼成(2003)指出由于现代演化经济理论能够较好地以基于每个个体的演化模型来架起沟通微观经济行为(比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规律(比如工业化)的桥梁，所以将企业放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是合适的，以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为例，用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和概念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周小亮(2004)分析了在演化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的制度经济学与在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框架下的科斯制度经济学，虽然在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在崇尚市场制度功能、强调私有化与竞争核心价值观念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本质特征。贾根良(2004)认为，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2004)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治理结构下参与企业所有权配置并达到纳什均衡的演化博弈过程。刘振彪、陈晓红(2005)创建了从单阶段创新投资决策到多阶段创新投资决策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研究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问题。田霖(2005)将演化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理论中，为研究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赵凯(2005)认为演化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创新、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与矛盾关系，而结构一过程分析框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演化的结构一过程分析方法下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既要强调行为主体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强调了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贾根良(2006)认为，复杂性科学革命实质上是演化科学的革命，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也是复杂性科学革命的先驱。从方法论角度把复杂性科学定义为整体论科学是不全面的，整体论只是复杂性科学的层级因果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目前复杂性科学流行的做法不同，演化经济学需要发展自身的复杂性研究方法。应当指出的是.应用数学、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只是其经验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由更复杂的方法即历史的、比较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所构成。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但借鉴其成果必须从经济实在自身的复杂性出发。杨玉秀、杨安宁(2006)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竞争力的变化，指出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变化是企业在自身惯例约束作用下的结果和表现，同时也是企业对环境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其实质是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是企业在惯例和适应性调整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孙康(2006)将演化博弈理论来解释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以辽东湾违规捕捞海蜇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例，建立了该事件的演变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发生、发展的原因及演变规律，提出杜绝此类事件的政策建议。刘志高、尹贻梅(2006)将演化思想融八经济地理学，提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来分析区域发展。杨虎涛(2006)以生物的共生演化理论为隐喻，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演进脉络进行了3央射分析。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模式所经历的不相关多元化、相关多元化和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有限相关多元化本质上是一个共生演化系统，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历程。一旦形成稳定的核心能力，就意味着企业共生演化系统趋于成熟，从而能适应更为多变的环境，而此时企业仍受共生演化规律的制约。贾捷、李志强(2006)立足于演化经济学的全新视角，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从整体的、动态的和演化的角度对企业文化及其演化进行探析。索海军(2006)认为，纵观整个经济史，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中国以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管理和总量调节为基本政策的取向同样面临“活乱”循环等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政策的非演化分析，这体现在偏重数量性经济政策建议、非过程分析、不切实际的人性假定、侧重负反馈的作用和致力于最优制度供给的研究等五个方面。因此，经济政策分析面临着范式的转变，新的范式应该包括时空结构、考虑人性的复杂和强调异质性与互动的作用。黄少安、黄凯南(2006)从语言分类结构的视角对演化与博弈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比较，尝试揭示两者的差异，并进而解答是否存在第三种诸如演化博弈的理论语言能够促成演化与博弈的有效交流。他们认为演化与博弈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经济进行描述，两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而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无关。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演化与博弈是共生的，经济分析必须能够包括对这种共生现象的解释。孟捷(2006)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并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郭静、陈英武(2007)把演化博弈理论引入军方与承包商之间的合同定价，建立了基于演化博弈的研制合同定价模型，并考虑到决策群体中个体的认识误差，对所建立的定价模型进行修正。盛昭瀚、高洁、杜建国(2007)以NW模型为基础，建立产业动态演化模型，分析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持续随机进入的产业的竞争动态，研究产业结构，产业内各个企业的投资决策、R&D策略、技术变化以及产业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宋胜洲(2008)在评述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流派分化的基础上了，提
关键词：均衡；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英）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法）J B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法）莱昂•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杜金沛，邢祖礼.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J］.财经研究,2005（12）：41－53.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美）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68.
［7］（美）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9］（英）F.A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0］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2）：33－41.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5.
［1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1-12.
［13］（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2.
［14］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105.
［15］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试验中的作用有限［J］.经济研究,2006（10）：96－106.
英文名称：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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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语
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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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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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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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介绍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及最新发展，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也为展示我国演化经济学学者的研究与思想提供一个机会窗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大致囊括了以下专题：演化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应用等问题。它涉及制度演化、技术创新以及演化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应用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还涉及我国制度创新深化、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主题的深层次学理问题。
关键词：报酬递增；专业化分工；知识积累
一、引言
关于报酬递增机制理论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斯密（Smith， 1776）发表的《国富论》。斯密以制针工厂为例，阐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所产生的报酬递增现象，认为报酬递增来源于技术进步。之后，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 Young， 1928）在其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继承并拓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将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发展成为杨格定理“分工一般取决于分工”即报酬递增能否产生很大差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一方面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规模由分工的演进程度所制约。杨格强调从经济的整体研究报酬递增，他在论文中论证存在着一种具有良性循环的动态机制，使分工水平和市场不断扩大，并且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杨格关于报酬递增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现代经济理论相关研究沿袭了阿伦・杨格的“有保证的收益递增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思想，以杨小凯（Yang）等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增思想
杨小凯等利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报酬递增，认为经济增长会随着劳动分工的自发演化而不断推进，经济增长是以分工内生化为基础的报酬递增过程。杨小凯、黄有光（1999）将经济组织看作是专业化带来的报酬递增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均衡，强调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均衡的拓扑性质的重要意义，而分工经济是以人们通过熟能生巧获得知识的能力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只有四个消费者-生产者A、B、C和D，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1、2、3和4，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则根据分工的程度，图1表示自给自足，图2表示完全分工。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人们知识积累不多，生产效率非常低，只能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积累，生产效率逐步提高，人们开始有能力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进而产生了初步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分工通过专业化生产的熟能生巧加速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改进，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率逐步提高。杨小凯论证了由于专业化分工的正网络效应与交易成本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两难冲突，当一个静态分析框架中每单位交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降低时，分工所产生的正网络效应将在很大概率上可以弥补或超出分工导致的交易成本。因此，经济活动就会从图1-1中所表示的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分工状态再逐步演进到图1-2的完全分工水平。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这种分工的演进可能在缺乏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自发地产生。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分工演进得越来越高级，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随之演进。在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是正相关的，那么有效地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对于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上提高分工水平发挥着决定作用；而基于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则通过加速专门知识积累的速度，以及提高人们获取技术性知识的能力产生报酬递增。
三、结论
1.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存在某种正反馈效应，分工的知识累积与强化效应以及不断地技术创新是报酬递增产生的源动力。
2.知识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增长是以分工内生化为基础的报酬递增过程。这就决定了当前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知识要素驱动专业化分工演化，从而更好的发挥报酬递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友丰，杨志文.知识积累，报酬递增与新型专业市场――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4（7）：22-27.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美]阿伦・杨格.报酬递增与技术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38.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6，31，186.
[5]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惯例；搜寻；选择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1-0020-06
一种社会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鲜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上。科学家在从事研究之前即已具备某种思维框架，康德称之为先验范畴，皮亚杰称之为格局，库恩称之为范式，拉卡托斯称之为科学研究纲领。拉卡托斯(1999)指出：“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示法）”，“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那么，演化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思维框架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框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分析框架，二是过程分析框架。本文就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为例，解析他们的研究框架，最后进行小结。
一、结构分析框架
演化结构分析框架指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所分析对象的内部结构，并考察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演化结构分析框架可以描述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构成了不同的系统层级，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存在着各自的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同时，影响系统演化的变量也分为不同的层级。考虑到思想和知识的作用，经济系统也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1.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
微观个体是一个理论分析单位，具备某种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或相同类型的微观单位组成了一个宏观个体群，它是微观单位的选择环境。但是个体群并不是个体的代表，个体群只是对个体而言的一种描述性总体。个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个体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同质性。微观个体和宏观个体群都是相对的概念，取决于分析者所采纳的视角。如果我们分析企业的演化，企业既是一个微观单位也是一个宏观单位。相对企业的成员而言，企业是一个宏观单位。相对企业群体所构成的产业和市场而言，企业是一个微观单位。微观个体与宏观个体群的观点，再加上异质性或多样化，是演化结构和过程解释的基本前提。在微观个体层面上，新奇创生出现；在个体群的宏观层面上，新奇进行传播和扩散，选择机制发挥作用。
2.系统层级结构
一般而言，演化经济学将所分析的系统划分为不同层级，较低的层级系统嵌套于较高的层级系统之中。每一系统层级都包含各自的微观个体与宏观个体群。最基本的微观个体是具有主观性的人类个体。人类个体构成微观的社会性组织，比如企业和家庭。企业构成产业和市场，产业和市场组成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之上又存在文化系统、生态系统等等。可以把某一宏观个体群看作一个系统层级，如企业、产业、经济、文化、生态和生物系统等。某一层级系统内的微观个体单位交互影响，不同层级的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
3.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
在考察某一微观单位时，如果只研究其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该微观单位的演化，可以称之为个体发生。如果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引起了该个体群的演化，从而影响到某一微观单位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系统发生。当某一企业内部通过研究开发等出现技术创新时，这是一个个体发生。而一旦该技术创新被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变异超出了该企业的边界，涉及到企业群体的宏观采用时，个体发生就变成了系统发生。演化经济分析结合了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是一种个体群思维，这和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都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都存在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较高层级的个体发生往往就是较低层级的系统发生。
4.系统变量层级
在描述系统演化时，可以根据可变量的不同变化程度，划分出可变量的层级。市场交易、劳动分工、知识分工、技术、制度、文化、生态和生物演化表示了从快速变化的变量到缓慢变化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缩小了经济学的范围，着眼于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缓慢变量只是充当模型的初始或次要条件的变量，被视为外生变量。演化经济学强调内生变化，包括了技术、制度和文化等缓慢变化的变量。不同速率的变量对系统的影响不同，比如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可能直接刺激着企业的短期经营，而技术和制度则对企业经营有着较为长期的制约。技术和制度变化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文化和生态变化则可能对经济变迁发挥着较为缓慢和间接的作用。我们在使用演化分析时，究竟如何划分层级系统以及采用哪些系统变量，取决于我们分析的目的和对象的特点。
5.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有的演化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现象是思想的现实化。个人、企业或市场是由几种知识的携带者所组成的整体。实际的经济现象可以被理解为资源的联接，资源的联接是经济系统的表层结构。实际的经济现象背后是知识的联接，知识的联接代表着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由此，思想和知识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十分重要的分析要素，经济变迁不仅意味着经济现象和经济组织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和知识的变迁。
二、过程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引入了时间因素，采用动态分析，因而演化过程成为演化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于分析和归纳的角度不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过程分析框架总结为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微观演化框架和宏观演化框架三种模式，其基本思想是相通的。
1.达尔文主义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
第一,遗传机制。遗传机制讨论经济系统中较为稳定的持续发挥作用的经济基因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一般意义上，演化经济学将规则视为经济基因，包括认识规则和制作规则。认识规则包括认知惯例和行为惯例，制作规则是人工设计或设计蓝图。通常说来，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被老制度经济学视为遗传基因。“新熊彼特”学派的纳尔逊和温特（1997）把企业惯例概念与企业组织联系起来，把它设想为一种“组织基因”。
第二,新奇的创生。遗传机制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日常性习惯化的行为，而新奇就是遗传基因的变异，导致了行为的变化。新奇在经济系统内不断产生，是经济系统演化的核心。新奇包含认识论上的复杂性，新奇本身的意义和含义不可能肯定地被预见到。尽管如此，由于演化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不管最终会出现哪一种新奇，我们仍有可能排除某些行动的结果或过程。
威特(2004) 40-66 认为，如果“未知的范围”所包含的认识论约束得到承认，演化理论就能划分为事前显露分析和事后显露分析，界线是新奇内容的显露。事前显露分析解释新奇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新奇如何产生就是新奇在心智创造中的规律性，心智创造模式是高度异质的，依赖于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发挥着作用。为什么会出现新奇的解释有两个假说：第一是满意假设。由于某种状况干扰了当前的抱负水平，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而言，人们对现状不满意，即使人们不知道搜寻是否成功，搜寻新的未知的动机就会产生。第二是人们能够正面地评价新奇体验。这种偏好随人们所感受到的沮丧的相对程度而变化。总体看来，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奇创生是微观个体层面上发生的事情。
第三,选择机制。选择机制解决新奇扩散和稳定性问题。按照威特的划分，事后显露分析考虑的是当新奇的内容被人们所知晓后，如何去阐释新奇扩散的原因、时间和方式。在这个阶段，“通常预先假定，被研究的特定新奇已经向科学观察者完全展示了其意义及相关含义，因此在主观意义上，它只对扩散过程中首次遇到它的个体来说是‘新的’”(威特，2004)45。新奇一直扩散到为人们所适应，形成惯例和制度性约束，这就是宏观个体群层面上的选择机制在发挥作用。
演化经济学采用“个体群思维”这个概念作为选择机制的主要理论术语。“个体群思维”是指系统地集中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的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一是频率―依赖效应，二是选择效应。任何个体的决策都影响到群体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从个体群层面来看，其成员具有共时性个体决策，他们的行动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重要作用。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的动态结果产生了个体群层面上的某些规律性。同时，竞争性选择过程持续地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当创新扩散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阀值，系统内形成一种新结构后，自增强机制将使创新进入快速扩散阶段，之后演变成社会流行的状态，最后呈现出思维和行为的惯例化。
2.微观演化框架
多普菲(2004)总结各家之言，将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一种通类思想的产生；(2)受各种机制制约的宏观采用，比如选择、路径依赖、学习等；(3)基于高频率采用的稳定化。三个阶段的顺序是不可逆的，这三个阶段的总顺序为一个演化体制Rj。演化代表了体制（regime）…Rj-1RjRj+1… 转变的一个谱系。
从微观单位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微观个体的演化过程，上述三个阶段可以表述为：在第一阶段，新奇创生，即前显露阶段，某一个体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或做事方法；在第二阶段，个体的创新在自身内部经历选择，包括不断的搜寻和试错过程，个体需要适应环境的各项约束，形成一定的经济收益；在第三阶段，个体的创新逐步适应了环境约束，成为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重复使用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惯例，对个体行为产生了一种制度性的决定作用。
3.宏观演化框架
梅特卡夫（2004）着眼于宏观个体群角度，以多样性这个核心概念来阐述演化过程，把多样性的自我创生看作是系统原动力的“演化发动机”。在第一阶段，多样性在宏观个体群层面上再次创生，意味着某些微观个体内部出现了新奇，从而使得个体群内的多样性增加；在第二阶段，多样性逐步减少，意味着通过选择，某些创新生存下来，某些被排除掉；在第三阶段，称为较少了的多样性，意味着形成了稳定的结构，一个演化阶段完成。由于经济体系处于永不停歇的变化状态，上述三个阶段也是循环往复，多样性不断增加、减少、再增加。
4.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由于微观个体的决策和宏观个体群所提供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关系，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从微观的角度看，某种新奇是否被采用主要取决于微观个体的能力和意愿。从宏观的角度看，某种新奇是否被各个主体采纳从而形成扩散取决于宏观群体的传播结构，即新奇采用率与传播结构相关。传播结构代表着深层结构，是在知识增长和持续传播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它包括市场结构和非市场渠道，各类微观主体的信息在其中得以交换。
笔者理解，路径依赖主要指，前一阶段的演化所形成的群体的传播结构会制约着下一阶段新的思想或做事方法在群体中被采用的概率，也就是说，一个演化体制Rj受制于前一个演化体制Rj-1，又制约着下一个演化体制Rj+1。正如纳尔逊和温特(1997)25所言，“通过搜寻和选择的联合行动，企业随着时间而演变，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状况的种子。”路径依赖可以区分为外显的和内隐的路径依赖。外显的路径依赖模型中，扩散过程取决于其他行为者的决策，行为者把他人行为作为自身决策的基础。赞成一种新思想或行为的决策不仅因为存在一种传播结构向行为者提供有关变异的信息，还因为其他行为者已经采用了它。内隐的路径依赖模型中，采用路径是由变异的经济价值变化来界定，变异由采用过程的频率或规模产生。比如，一种技术比另一种技术更有效或更经济，更频繁地被使用，能够取得更高级的规模经济，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就更有可能沿着前一种技术发展。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即使某种变异是次优的，由于外显的或内隐的路径依赖的作用，这种变异也将被“锁定”，继续影响着下一阶段的演化。
三、纳尔逊和温特的分析框架
纳尔逊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该书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里程碑。纳尔逊和温特在企业、市场、行业、经济增长、宏观政策等不同层次上分析了经济系统的动态变迁过程，其中蕴含着经济基因遗传机制、搜寻机制和选择机制的分析框架。该书是拉马克主义的，既考虑到获得的特性的继承，也考虑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及时出现。
1.经济的基因：惯例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模型包括惯例、搜寻和选择的交互作用。惯例是“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纳尔逊、温特，1997）19。 “与生存有关系的是在反复发生的环境里采取的行动”（纳尔逊、温特，1997）50，这就是惯例化行动和其他某一行动的区别。就惯例的性质而言，他们认为：（1）惯例是组织的记忆；（2）惯例操作涉及到组织内部冲突的全面休战；（3）管理者试图将惯例保持在控制之下，最终达到惯例操作状态是管理上努力的目标；（4）惯例可以比喻为组织的技巧，具有程序化、自动选择、不关注细节的特征。总体上说，惯例行为表现在企业各个方面，形成复杂的内部工作情况，可以预期企业在未来按照他们过去的惯例行事。纳尔逊和温特区分了三套惯例：第一，支配短期（马歇尔意义上的）行为的惯例，这些惯例支配着企业日常经营。第二，支配企业资本量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增减的惯例，这是指投资规则。第三，修改较低层次的程序（规则）的较高层次的规则，这是搜寻的惯例。由惯例指导的改变惯例的过程，被建成搜寻模型。搜寻相当于进化论的变异概念，部分地决定于企业的惯例。
2.变异过程：创新和搜寻
惯例具有持久性，同时也会出现变异。以现有惯例作为目标而开始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可能导致创新。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原有要素的新的组合。组织惯例的创新也是由现有惯例的新组合构成，比如次级惯例的改变。虽然创新活动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搜寻本身遵循着某些结构简单的惯例。组织可以使创新惯例化，将创新的方法纳入到惯例之中。在一个企业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有关创新的惯例化安排。
在某些方面，企业的搜寻行动不同于企业依赖于惯例的反应。首先，搜寻在获得信息方面，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其次，搜寻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假设存在一套明确界定的已经看到的替代方法。最后，搜寻具有偶然性，实际的搜寻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搜寻过程是历史过程，它们不是一再重复的，不能与历史变迁的其他过程轻易分开。
3.选择过程：传播和存活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搜寻和选择同时相互作用。从企业自身的选择而言，他们区分了审慎思考的选择行为和遵循某一预定的决策规则的选择行为。审慎的选择反映缺乏适合于事情状态的完整的预先计划，引起审慎思考的是某些未预料到的问题或机会。正统理论模型将单一的最大化模型作为预定的决策规则，纳尔逊和温特则将惯例化行为、搜寻、审慎思考和实施能力综合起来考虑企业的选择行为。
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达尔文选择的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实际上也讨论了达尔文选择机制。他们认为，一种创新活动存活的必要条件是，经过一番试验之后，直接决定是否使用它的组织把它看作是值得的。创新传播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最先引进的企业更多地使用它，二是其他企业的模仿。他们将市场看作一种选择环境，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许多伟大经济理论家的著作中，部门内的市场竞争构成一个特殊种类的选择环境这一看法是明确的。熊彼特就深深地在这一古典传统中。在一个定性的熊彼特式演化系统里，既有胡萝卜又有棍棒去推动企业引进较好的生产方式或产品。”（纳尔逊、温特，1997）293他们也讨论了非市场的选择环境，认为非市场各部门的标志是，利益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分割不像在市场各部门中那样明确地界定。供给者的独立自主和相机抉择的行为留有较大余地。
关于企业和企业创新在市场竞争过程之中的存活问题，他们认为，在熊彼特式竞争过程中，有些企业有意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而其他企业试图模仿领导者的成功来跟上。创新的报酬来自于模仿者落后所造成的一种新产品或加工方法的暂时垄断。企业事先并不知道，做一个创新者或一个模仿者是否有利可图，也不知道什么水平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是恰当的。只有随着时间和事件的进程，较好的战略才能显现。所以，选择的集合并不是给定的，选择的结果是未知的。创新和市场结构双向联系在一起，交互影响。他们指出，大企业比小企业有较好的概率遇上一种新技术，而且平均来说，大企业更易于接近技术的前沿，而且易于经历更稳定的进步。就演化一般结果来说，行业结构会趋向于集中，集中的结构有利于研究开发，有利于技术进步。
总之，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框架可以归纳为组织惯例化行为、搜寻行为、创新传播与企业存活三个方面，它们交互作用，共同构造了一个经济变迁过程。这一逻辑过程可以表述为一种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某一时期的经济系统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
四、小结
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特色集中体现在演化思维框架上。演化的结构分析框架界定了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对象，过程分析框架界定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线索和逻辑。界定一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就要看他是否明确或隐含地使用了演化分析框架。演化思维框架是我们进行应用研究或拓展分析领域时的基本理论工具。演化思维框架集中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假定，如果摈弃了这个框架，演化分析就无从谈起。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分析框架使得演化理论具有了鲜明的特征：
第一，侧重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演化思维对人类、世界和他们之间的复杂结构有着深刻的见解，充分考虑了人性、社会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展现了哲学的智慧。正因如此，它也缺乏严密的公理性演绎体系，难以形成优美的数学表达，无法用计量工具进行检验。
第二，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经济学对于经济事实的现象和历史脉络能够做出较好的解释，它把经济事实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充分考虑了多种影响因素的变动。在对既往的现象进行解释时，系统的遗传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已经是显露出来的，演化理论可以较好地描述其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面对未来的经济问题时，演化思维框架就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分析可以描述经济遗传基因，但却无法预见新奇如何出现，演化分析可以描述选择环境，但却无法预见选择结果。在演化理论家看来，对未来缺乏明确的预见性并不是一个缺陷，而恰恰是演化理论的必然逻辑，恰恰是人类的无知和环境复杂多样性的结果，演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模型和预测性，就无法对人们的行为和政府决策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也就容易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无用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理论的预测功能，对经济事务提出明确的指导方案，无论其预测性是否真正准确，社会公众认为它毕竟是有用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社会地位悬殊的一个原因。
第三，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层级的系统，比如宏观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等等。只要我们把分析对象看作是动态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事物，把它置于多层次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就可以应用基本的演化分析框架进行阐释。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分析范式，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第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研究者的思想桎梏，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和方法。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库尔特・多普菲. 2004.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8-19.
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 1997.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斯坦利・构特卡夫. 2004. 个体群思维的演化方法与增长和发展问题［M］//库尔特・多普菲.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30-148.
乌尔里克・威特. 2004. 演化经济学：一个阐释性评价［M］//库尔特・多普菲.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0-66.
伊・拉卡托斯. 1999.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66.
The Thinking Fram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HANG Menghua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关键词】 企业创新；创新思想；演化经济学
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新成为了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更成为了企业在商业竞争中重要的制胜因子之一，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的普及与推进以及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演化经济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它综合了自然科学、生物进化、博弈等领域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成果，对经济现象与行为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由于演化经济学是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企业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对现实生活中企业的创新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与意义。
一、演化经济创新理论
（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
奥地利学者熊彼特是第一位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是他在1912年出版的代表性书目，在书中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创新理论”并于以后的研究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他对创新理论的研究，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是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完全建立的标志。
熊彼特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因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他认为，创新就是将新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以新组合的形成投入生产之中，这种形式包括五个方面：生产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工艺和技术；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料供给来源；新的组织形式。
借用生物学相关理论，熊彼特认为，从静态的角度看，创新代表着企业自身能力的增长，这种增长从生物学层面看是静态的、定向的。而从动态的视角出发，创新则是企业为了赢得市场竞争而追求的目标，贯穿于企业间动态竞争的过程，创新的生死存亡也是由市场竞争决定。
（二）纳尔逊与温特的创新思想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新熊彼特”学者纳尔逊和温同著作的，此书于1982年出版后，在经济研究中迅速兴起了对演化观进行研究的热潮。纳尔逊和温特借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来研究企业问题，提出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需要不断开拓创新，突出企业优势，发挥所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纳尔逊和温特在书中提到的核心概念是“企业惯例”，该概念犹如生物学中的“遗传基因”概念，在经济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企业惯例就是创新的基础，通过对企业惯例进行修正、舍弃或者革新，在“搜寻-变异-选择”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创新。
1. 创新的动力
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竞天择的基本思想，纳尔逊和温特认为经济市场环境如同生物环境一样，生物“自然选择”与优胜劣汰同样适用于市场环境，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能够较好适应竞争并能够获得较高利润的企业将脱颖而出，并发展壮大，而无法适应竞争且不能制造利润的企业就将逐渐失去市场生存能力终而被市场所淘汰。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下来，需要不断开拓革新，突出企业优势，发挥所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市场地位。因此，企业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压力。对于环境压力推动下的企业创新，纳尔逊和温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如企业利润低得无法忍受时，企业被迫搜寻新技术及新的组织形式，由此导致企业创新的发生。”
2. 创新的生成
在市场形势与竞争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得以出现，为了满足需要，企业开始“搜寻”，这种行为体现于企业在现有的技术或惯例中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即是对当前企业惯例进行舍弃、修正或者革新。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企业惯例意指企业一切有规律可循的、可以预测的行为方式。他们认为惯例是可以继承也是可以被选择的，若现有惯例在企业运行中反馈良好，那么这些惯例便会得到保存与继续使用；若惯例在企业运行中取得的效果不好，则这些惯例就将被改变甚至舍弃，这种行为就是“搜寻”。“搜寻”行为会导致“基因变异”，即企业当前惯例的被改造、革新或者舍弃，在此过程中，企业将创造出新的惯例，创新便得以实现。
3. 创新的扩散
根据演化理论，创新的去留需要由环境选择决定，“搜寻”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结果首先应该在组织内部和企业之间普遍散布，只有该项结果能够被企业采用同时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该项结果才能称为成功的创新。如果该结果未能得到采纳与传播扩散，那么该创新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一个企业所产生的创新是否能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盈利水平尽如人意，并且得到经济社会的广泛认可，也取决于市场选择。能否为企业创造利润是创新被保留还是被淘汰的衡量标准。
此外，创新理论还认为，企业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技术锁定的特点。企业的创新过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创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随机性与风险性，而演化过程中存在的多路径、路径依赖等原因，也可能使得创新“锁定在劣技术上”。
二、从演化经济学视角认识企业创新的合理性
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是使得企业不断壮大，立于市场之林的利器，已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与核心。顺应时代大流而生的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创新事物与行为进行研究的科学。演化经济学对于企业创新实践而言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小企业的决策通常以企业惯例为基础，当企业运转发出不正常信号，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利润低于企业限额时，企业便会产生改变、革新的动机，开始调整企业“惯例”，“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当出现的变异被市场选择认可，并逐渐成为流行状态时，企业便实现创新，获得创新竞争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创新行为以及企业便顺利通过了市场选择，在残酷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说明了企业的行为也遵循着“搜寻-变异-选择”的逻辑，因而用演化经济创新思想来研究企业创新问题，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可以为企业现实创新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三、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创新路径分析
（一）结合创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由于信息、市场等要素自身不确定性的影响，创新程度与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企业对创新行为的热情与投入程度。将现有产品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并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关键在于捕捉与利用创新机会，也就是要从市场需求、市场受众、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趋势或变化中获取线索，提出新创意或设想，使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从而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在过程中尽力降低不确定性，减小市场选择对企业的影响。因此，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创新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使其发挥合力。一方面，要以市场需求为线索，充分认识与把握创新的必然性，抓住创新机遇。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组织结构小而灵活的特点，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尽可能的做到创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协同结合，尽可能的减少不利影响。
（二）加强企业内学习功能
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生产率的差异是企业能力差异的反映，而企业能力则是基于企业特有的意会知识而培养起来的。企业内学习的功能就在于把企业内部员工个人所特有的意会知识转化成企业内部的共享知识，进而逐步发展为整个企业新的意会知识。因而，加强企业内部学习功能，将组织内部各个模块功能充分结合起来，促进它们之间的交流，可以大大提升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三）避免“锁定劣技术”现象出现
演化经济学认为，创新演化过程中伴随的多路径、路径依赖等方面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创新“锁定在劣技术上”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技术。此外，针对回报递减效应的技术或产品，政府可以鼓励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反之，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进行产品、工艺或过程的革新。
（四）发挥政府在企业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创新体系尚未建成，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法律环境、制度环境等还不能很好地保障和支持企业的创新行为。政府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职能与作用。根据演化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为了推进创新的产生与传播，政府应加速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为企业创新的生存提供好的大环境。
在政策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制度与机制的完善，在资金经费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高效的服务。同时，政府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激励制度，通过制度来推动企业的创新。可以从促进组织间技术交流、制定技术标准等方面入手，通过政策激励企业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面的扶持与引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现实创新竞争的需要，使企业创新与国家政策形成良好的互动。
四、结语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新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特征，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企业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形势与压力，创新的产生需要经历一个“搜寻-变异-选择”的过程。企业的搜寻产生变异，环境选择是对已经出现的变异的检验，决定了该变异能否取得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创新。通过对演化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认为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并有效结合创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方面抓住创新机遇，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市场选择与不利因素的影响。加强企业内学习功能，不断共享与更新意会知识，提高企业能力，为成功实现创新创造条件。同时，政府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在环境塑造、制度建立、机制完善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必要支持，使企业创新与国家政策形成良好的互动。
参考文献
[1]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2] 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4] 杨玉秀.演化经济视角下的企业创新分析[J].社科纵横2007，（8）：19.
[5] 李长青，张术丹.演化经济学的演化与企业技术创新分析的新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6（10）：18.
[6] 杜建国，梅强，马国建.演化经济学在研究中小企业中的应用[J].科学管理研究，2010，04.
[7] 孙浩进.创新竞争力的机制分析：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解释[J].浙江学刊，2011，02.
[8] 孙晓华，戴进，王昀.技术创新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述评[J].科学管理研究，2010，02.
[9] 孙冰.基于演化视角的技术创新相关研究综述[J].科学进步与对策，2011（28）：01.
[10] 金雪军，杨晓兰.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科学管理研究[J].2005（26）：02.
关键词：变革；制度变迁；认知路径依赖；文化模式
作者简介：干晓艳(1972～)。女，辽宁辽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05-03 收藏日期：2009-02-04
一、引言
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各项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作用已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所证实。然而，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权利更替与转移、区域发展不均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深层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诺斯等(1989)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形成一种制度安排来激励人们进行增加产出的劳务活动，减少闲暇，进行科技创新、促使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得相应报酬。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明确所有权、规划产业政策、完善各类法规制度、加强制度实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进行，无不充分证实了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诺斯通过建立静态的制度均衡模型形成了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但随着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制度变迁理论更强调了制度与文化、学习和认知科学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诺斯试图建立一套包括人口、知识和经济变迁的动态变迁理论。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潜藏其后的社会矛盾，认识并解决好这些矛盾是改革者们要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从诺斯的制度变迁、动态演化理论的认知路径依赖和文化角度对改革加以几点深层思考。
二、诺斯的制度理论
对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休谟、斯图亚特、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制度重要。斯密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社会(斯密，2005；原版，1776)。主流学派视制度为外生变量，而非主流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施莫勒代表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法律制度和道德文化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哈耶克代表新奥地利学派强调人的知识有限性。因此需要制度加以协调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方式。凡勃仑代表美国旧制度学派强调制度是由于人的生物性而产生的社会习惯，因此从生物演化角度理解制度变迁(方福前，2004)。科斯、诺斯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为补充，视制度为内生变量，将制度纳入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因保留了新古典的稀缺性因而具有竞争性――支持微观经济学选择理论方法的假设，建立、改变和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含法律、规则等正规的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习惯等非正规约束。在层次上它既指整个社会整体的经济制度，也指在一定制度环境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制度有创立的和随时间演进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体假设基础上的，制度的最终约束是个人。因此，诺斯的制度分析框架无疑在个人理性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也与马克思的整体主义方法的制度研究不同(林岗等，2003)。诺斯关于人的行为假定是新古典意义上的人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加上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约束的(诺斯，1994)。制度怎样产生的?由于从人际间的重复行为到非人际间的不重复行为所做的选择增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的决策行为不会完全理性。因此，制度存在就是为了引导行动者行为动机，减少行为不确定性。
制度制定是有成本的。正规制度框架影响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非正规制度可以降低生产中的监督等成本，因此制度对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起着核心作用。组织对变迁起诱因作用，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下有目的地创立的(诺斯，1994)。组织与制度是互生共进的，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等，1989)。当相对价格变化或偏好变化使组织为了获取或实现这些目标而要求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激励。从而改变制度。
三、诺斯的制度均衡与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均衡分析是将制度视为以均衡一非均衡一均衡这种模式的运动。制度起初处于一种初始均衡状态，即处于福利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当外界因素变化时，均衡被打破而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社会整体制度变迁和对规则、准则等具体制度安排所作的边际调整。林毅夫(2005)将其区分为诱致性的和强致性的。诺斯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条件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而预期净收益(外部收益)来源于“规模经济、交易费用、外部性内在化、风险和收入再分配”等(戴维斯等，2005)。诺斯的制度供给理论不同于拉坦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它是一种滞后制度供给理论。
在制度供给中，国家是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通过建立契约，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增长，获得最大社会产出，增加税收，但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又通过建立一定的竞争合作规则，使自己租金最大化，二者之间有冲突。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1990)。这一诺斯国家悖论说明了国家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决定作用。制度变迁中，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诺斯，1990)。意识形态能够克服个人不计较成本收益计算中的经济价值从而用道德准则及社会尊重等社会价值度量群体行为。一致的意识形态观点可以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在维护权利和行使交易时增大剩余。因此，意识形态的动态性及不断演变使个体或团体意识到自身社会地位的相对不公正性，使得长期制度变迁行动成为可能。由于一定时期意识形态具有粘性，所以制度变迁中大量存在路径依赖及锁定现象。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是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用于描述技术渐进变迁过程中技术存在的相对稳定性。后来由w・巴兰・阿瑟加以发展(诺斯，1994)：认为由于偶然事件导致占优的技术方案被采用而无视更有效的方案时就形成了路径依赖现象。即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非线性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发生改变(林岗，2003)。诺斯将技术路径依赖现象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报酬递增和交易费用规范制度变迁路径。在报酬递增时，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自我
增强机制决定制度变迁路线。交易费用通过对行动者主观主义模型的修正而规定变迁路线选择，形成变迁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正反馈的特点使得变迁路径朝着某一方向具体行进时，由系统、环境产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和效仿过程以及之前关于这些类似问题所产生的行为者主观倾向就会增强这一方向和进程。
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是组织、制度与人们意识反应的综合结果。由组织和制度变化所带来的机会诱致人类认识与反应以促进最终制度变迁路径形成。政治或经济组织中的企业家感知到潜在的获利机会，认为对现有的制度框架进行某些边际调整会使他们变得更好，于是制度变迁以渐进的方式演进。但演进中并不排除由于行动者信息不完全及主观主义模式而导致的无效路径。
四、诺斯基于学习、心智模式、文化演化的动态经济变迁理论
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从外部观点看，制度是人类群体内共享的行为规则或惯例；从内部看，制度仅仅是人类共享的心智模式或人类交往时对经常发生的问题采用的共同解决方案。从内部方面阐明制度是充分解释制度出现、演进和影响的关键一步。这是制度的认知模型与其他模型间质的差别。诺斯认为学习对制度形成、经济活动和变迁是重要的。
诺斯提出学习一心智模式一环境理论分析框架中，逻辑起点是人类学习是一个进化过程，通过不断试错，以灵活可变的认知结构促进人类不断解决新问题。心智模式在对概念的形成和保持记忆的认知发展过程间也是逐渐进化的。环境反馈形成心智模式。当相同的心智模式多次被环境反馈证实时，这个心智模式就被固化下来形成诺斯称之为的信念(体系)。心智模式是如何演化的?当现有的心智模式不能解决新问题时，个体就会采用一个类推的策略以一种准自动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还没有成功，个体被迫采取创造性的方式形成新的心智模式以解决新问题，这种追求替代方法的思想以概念化形式创造了新的选择情境。群体或共享的学习形成共享心智模式。这种共享有静态和演化之分。静态下。个体在给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不断地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流以解决问题，交流的直接结果是形成共享心智模式。共享心智模式演化依赖团体规模，所以一个组织内部和在社会总体层面的共享心智模式是不同的。演化情境下，在社会层面，文化演化过程与知识存量的增长与转移有关。随着在社会层面集体学习的展开，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理论科学和实践知识都随时间增长和转移。人类学习不仅仅是个人一生经验也是前几代人的积累。一个社会累积的知识是嵌入在语言、人类记忆和符号存储系统中，包括信念、神话和形成社会文化的行为方式。文化不仅决定一定时间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框架制约行为者的方式对变迁过程起作用。马克斯・韦伯认同观念和信念体系在形成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来源。但是他的文化来源太窄，它没有在信念和随之产生的制度之间建立联系。而诺斯在信念体系、制度和技术、知识存量间建立一个有用的分析模式：即制度为人口和技术变迁提供激励结构，人口和知识存量反过来促进制度变迁形成。
诺斯认为随时间变化的经济绩效理论将整合制度变迁、人口变迁、和知识存量变迁。进而广泛的经济变迁过程是：作为经济体系中的行为者――经济和组织单位，意识到新技术和制度会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他们便会推出新制度和技术。而意识是信念体系的函数。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社会制度变迁是其载体。诺斯认为社会变迁的过程是：现实一信念一制度一具体政策一结果(即被改变的现实)。从结果到现实的反馈过程经历整个人类思想。人类思想在后一个时期共享的学习是基于前一个时期的已经存在的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共享学习的内容在大量时期内是同样的或是相似的，所以心智模式一旦不灵活，固化了，人类信念体系也就形成了，这是认知路径依赖的形成来源。心智模式越是固化，改变和修正就越困难。因为存在认知路径依赖。制度形成也必然以一种依赖方式发生，当所有游戏者都形成了同样的心智模式时，制度矩阵开始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解决大量社会问题。随着时间变化，制度路径依赖方式可以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制定经济游戏结构，引导社会朝着并非想要的结果进行活动。
五、中国制度变革的现实思考
我国大范围的制度变革现实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为宏观层面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为具体方法及工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而进行的。纵观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我国具体改革实践，我国很多学者都从理论与我国具体改革实践相吻合方面解释经济体制及制度安排变迁。这里，结合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认知路径依赖、社会共同学习及文化模式角度，对深化中国改革提出几点启示：
(一)突破认知路径依赖，开拓深化改革新局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开始，一直在探索中渐近前行，其中原因不排除改革面临着诺斯所说的认知路径依赖。关于路径依赖问题有不同学者从技术、制度、生物演化博弈等角度进行过研究，但认知路径依赖是根本性的。由认知路径依赖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进而发展成经济路径依赖。突破路径依赖就是要有新的眼光，灵活运用改革理论。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内涵，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处理发展中遇到的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价值与意识形态迷惑。改革是在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优先保障，而一部分人的利益要被动调整中进行的，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调整实现全面富裕，通过非帕累托改进达到帕累托改进。因此，实事求是，从客观规律出发。突破路径依赖，合理进行改革利益分配，使改革目标始终一致是当前深化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强化不同层面的学习，促使人的意识不断提高
学习是整个人类不断提高认识和能力战胜未知的重要手段，群体学习是提高整个社会意识演进、促进知识共享、提高文化共通以获得交易剩余的有益方式。我国改革是在不断学习探索中前进的。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领导层面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在改革“中坚”时期，面对社会群体的意识差距，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的能力差距，我们要加强不同层面的群体学习，完善个体习得能力。从实践和实验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深化整个社会的自觉意识。
内容摘要：技术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各种观点，探讨了“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以及“协同演化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互不决定论 互相决定论 协同演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把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
凡勃伦、阿里斯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凡勃伦与阿里斯都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1964）。
凡勃伦在指出了技术决定制度创新的观点后，同时又描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卢瑟福，1999）。
与凡勃伦不同的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里，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他认为，由于制度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却从哲学的高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比制度变迁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制度和制度变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虽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但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新古典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同时与制度主义有着共同的一面，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资源配置并非在新古典所谓的无摩擦的世界中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最优；另一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对私人进行激励，鼓励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即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发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变迁，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使得技术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经济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位学者是国内制度决定论最著名的代表。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之谜”时认为，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后衰落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50年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也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坚持“制度决定论”，但是也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技术创新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来看，诺斯认为，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其次，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或从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某些外部效应为资源资质所内部化，有些则没有，这种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诱致政府干预经济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
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演化经济学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技术与制度的的关系上，认为技术与制度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环境会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而有机体则不得不去适应其环境，一种寄生物的环境是其宿主或寄主，而对于寄主来说，寄生物又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当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试图利用寄主的时候，寄主同时也会在演化过程中防御甚至拒绝寄生物，于是，这两种生物就在相互斗争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生物界典型的共生演化。在经济系统中，这种协同演化也是比比皆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框架，即“变异-选择-保留”。这种演化过程包含着联合演化，在这样的共生演化中，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 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然而与生物界中的联合演化不同的是，技术与制度并不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那种对抗。它们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技术的创新导向需要支持性制度，同事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系统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 （工作）的知识。这样，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
上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协同演化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提法，主要有拉坦提出的“互不决定论”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互相决定论”。拉坦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不仅产生的原因非常类似，形成技术和制度供给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因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共同或类似原因引起的两种不同过程和结果，并不存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或者说谁更根本的问题。可见，拉坦主张一种互不决定论。国内学者袁庆明（2002）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种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观点，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所不同。顾凤琦（2001）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运作，不但能保障和强化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而且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互动式”的提升作用，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出“两个创新”、“乘积”关系般的叠加效应。
评述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虽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难免片面和极端之嫌。拉坦的互不决定论似乎给出这个两难问题的新答案，但是，能否因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原因的相似性便断言技术与制度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难免有点牵强。交互决定论中和了两种对立的论调，但是这种不分时间和空间同时强调二者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抑或是互不决定论交互决定论，其理论归根到底都从属于一种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需要一提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同时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但这与“技术-制度互相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技术和制度动态辩证的表述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强调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它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选择力量只是技术变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不决定技术变迁。同一制度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技术和技术变迁轨迹。类似的道理，同一技术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协同演化模式和协同演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9(10)
3.顾凤琦.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合匹配机制的探讨.中国科技产业，2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