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平和县的小水电站进行的初步调查发现，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水电站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机组设备本身存在缺陷。由于当时设备制造技术水平所限，加上这些年来企业对老电站维护投入不足，导致整个机组跑、冒、渗、漏现象严重，机组整体故障率高，发电能力大大下降。
（2）设备陈旧。调查中发现，有的电站机组已超期年限，电气设备老化严重，绝缘性差，绝大部分器件已属淘汰产品，备品备件解决困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故。
（3）机组主要性能参数与电站实际运行参数不匹配，水轮机处于非最优工况区运行，导致机组运行效率低、振动及噪音大，而且机组使用寿命也将大大缩短。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为：①早期建成的一些小水电站，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常常出现“有机找窝”或“有窝找机”现象。②许多老电站的机组生产于特殊年代，不按电站具体条件而硬性套用定型图纸，而我国早期编制的水轮机模型转轮型谱中可供各水头段选用的转轮型号少，不少小水电站只能套用相近转轮。③电站设计时由于缺少必要的水文资料，导致电站建成后实际的来水量和水头与设计工况不符；或电站由于泥沙淤积，下游水位提高，使得电站的发电水头降低，导致机组的运行工况偏离最优工况。
（4）电站运行管理技术、方法落后，监控、操作、记录等均需人工进行，自动化管理程度低。当机组发生异常、状态发生变化或参数超限时，难以及时报警，安全可靠性差。值得一提的是，该类电站职工长期在噪音严重的机组旁值守，其身心健康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5）电站技术人员观念陈旧，信息相对封闭，缺乏培训，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济实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得不到很好的推广应用。
2小水电站的改造建议
2.1对小水电站的现状进行全面调查评估。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例如市水电局）牵头，会同各县行业主管部门对全市小水电站进行注册登记，并组织有关专家组对电站的设备状况（包括检修及事故停机时间）、技术水平（机组的先进性和运行管理现代化程度）、能量转换效率和安全隐患等进行全面调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编制切实可行的老电站技术改造规划，建议参照水库大坝评估方法，按电站存在问题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将全国小水电站分为一、二、三类，对于问题严重的三类电站，限期进行技术改造。
2.2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小水电站技术改造。调查表明，老电站经改造后，平均效率能提高15%左右，可更为高效利用水利资源，有利于节约型社会建设。同时，老电站技术改造几乎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破坏，如果引入“一体化设计”的新理念，反而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在水电开发受生态环境制约愈来愈严重的今天，其意义更为重大。但目前，经济发达的地区，老电站技术改造工作进展较好，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电站技术改造工作举步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和观念问题。建议参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办法，由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如中央财政补助、税收优惠和新电新价政策等，鼓励投资流向老电站技术改造。
2.3加大监督和检查力度。小水电行业主管部门应对各地老电站技术改造规划、国家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及国家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加大监督和检查力度，并会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及时对完成技术改造后电站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和验收。2.4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行业主管部门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小水电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切实引导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先进的运行管理方法以及先进实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在小水电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
3改造效益
对近年来我县的实践表明，小水电站实施技术改造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明显，主要体现在：
（1）显著的社会效益。小水电站技术改造工程可大大提高电站运行的安全可靠性，电站噪音明显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显著减轻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从而更好地保障职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2）显著的经济效益。一般情况下，技术改造后，机组的能量转换效率平均能提高15%左右，对于可实行增容的电站，发电量的提高幅度可更大，如对我县老电站全部进行技术改造，相当于新增2.5万多kW装机,每年可增加发电量7500万kwh。从而不仅使我县有限的水电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有益于节约型社会建设，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
（3）显著的生态效益。近年来，水电开发受生态环境因素制约的情况愈来愈严重，而老电站技术改造几乎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破坏，如果引入“一体化设计”的新理念，反而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4结语
水电站面广量大，技术改造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我们明确目标，认真规划、积极推进，小水电站技术改造,一定会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在今后小水电的设计中选用的机电设备，要充分利用已成熟的科研成果，选择那些技术先进、性能良好、质量可靠、效率高、损耗低的设备,结合我省目前小水电站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机组技术改造，确保农村小水电站机组的高性能、高质量和安全可靠运行，以此促进我省小水电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和人居环境科学角度，分析了旧城区改造的必然性。针对北京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将侍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的建议，并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侍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分别对这三类地区的具体改造方案做了初步探讨。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危房改造；思考
古都风貌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始终是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总的情况是老房子拆的越来越多，文物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例如从1990年到1998年底北京市已经拆除所谓“成片危旧房”420万平方米(II12)…，而呼吁保护旧城区的文章数量也伴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与日俱增。对于旧城区的居民来说，由于多数居住条件较差，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对危旧房改造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的创造和破坏，这破坏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前人刨造成果的破坏，特别是改朝换代时对前朝都城的破坏。以北京为例：元大都是废弃了金中都之后另选址重建的，而且建筑材料是拆除南京(今开封)的金旧宫殿，运其石木北上；明代北京虽然地址基本与元大都差不多，但将元代皇宫完全毁掉另建，考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正因为如此，留存至今的文物古迹已不多，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但上述史实也说明了对文物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社会动荡时期。设想如果历朝都非常注意保护前朝旧物，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所有的破坏行为都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建都北京时，将元代宫城尽行拆毁，而且要在原有宫殿旧址上堆一座镇山。这虽然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其实也是政治需要。翻阅中国历史，凡改朝换代时，对前朝宫殿或拆毁或焚烧或废弃另建，只有清代沿用明朝宫殿，但也按照满族生活习惯改造了许多。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一般地说会在经历了郊区化阶段之后，又出现高收人人群进人内城，他们替换原有的低收人群体，将旧城区改造为独户家庭或共同居住的区域．有人称这一现象为绅士化过程。绅士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尚未出现类似特征的现象，是否为普遍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居住于城市中心区的居民应当是高收人群体。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中心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最终还会成为投资的热点，从而使这里的地价升值，因此在这里居住的人应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破旧的平房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北京地区的民居以四台院为主，传统街区的砖木结构房屋多数有上百年历史，无论是市政公共设施或院落内部结构都不可能考虑现代化生活环境的需求。如果过分强调对原有格局和结构的保留，则会因为供电、供热、通信、交通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而降低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其前景是可悲的。伊理尔·沙里宁说：“城市能否免于毁灭取决于一个特别但却基本的问题是否可能被解决：提供舒适的设施和健康的环境来供人们工作和生活。”可见对原有住房进行适当的改造是必要的，事实上任何居住其中的人也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改善生活，尤其是富裕阶层，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也是极平常的事情，例如山西乔家大院，为了摩托车的出人将大门地面改成坡道；为改善居室环境，在平房内铺设木地板取代砖地面；甚至十分讲究的廊檐木雕都出现了火车的图案，以显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北京的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将前窗外推，或在檐柱一线建落地玻璃窗以改善居室环境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较富裕人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想像一户高收人家庭，为了保存自己住房的传统风格而宁可不去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也在不断更新，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是人之常情。
从人居环境科学考虑。今天的居民家庭组成已非当年的情况，四合院格局形成时的居民家庭多数为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院内房间很多，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原则分配，一个院子十几口或几十口人是常见的。多数为一院一户，并非今天的“大杂院”。由于每个四合院都自成体系，所以都是独门独院，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相扰，正所谓“闭门而生之具以足”。而今天的家庭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即使与老人同住也不过四五口而已。也没有大量雇用仆人的情况。对于今天的家庭来说最小的一进院都嫌大，诺大一个院落仅住几口人，首先是缺乏安全感；其次朝向不好的东厢和倒座也不便居住，这更使得院落空旷，也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再从交通方面分析，旧城区的街道宽度已经显然不适应今天的需求。多年来旧城区胡同的宽度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例如西四北一条至八条比较规整的胡同，建筑之间的距离为6米(m)左右，道路宽度只有2～3米(m)。这样的道路已经很不适应今天的交通，所以许多地区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交通秩序，例如设置单行线或按时段限制某种车辆通行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原有的街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改造是必然趋势。
其实北京民居的基本形式四台院也是逐渐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化。例如根据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的民居，虽然已经是封闭的四合院形式，但与明清时期的四台院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时期的民居形式，必然与当时的家庭人口组成、生活习惯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分不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居的结构也会逐步调整。所以从提高生活质量角度看，不应该过分强调百分之百的原样保存，更何况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北京城市总体风貌的大环境来看，也在逐渐地变化，著名的“燕京八景”就是例证。最初的“燕京八景”是金代形成的，但明代以后所提到的“燕京八景”却并非完全是金代的风景，并更名为“北京八景”。如《日下旧闻考》引《胡广北京八景图诗序》：“昔之八景偏于一隅，犹且见于歌咏……。纵观神京(北京)郁葱佳丽，山川草木，衣被云汉昭回之光．昔与今又岂可同观哉?……遂命日北京八景。”今天的太液池、琼岛和蓟门甚至于不在原来的位置。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为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应当以发展为本。但绝不是反对保护古都风貌，任何带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和痕迹都应努力保护，否则将失去北京的特色。如何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北京的古都风貌?我们的建议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以下分别论述具体的实施方案。
完全原样保护区是指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尚未被破坏，而且周边环境基本完好的区域。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多，其中的建筑应当完全原样保护，要整旧如旧，让历史凝冻在这里。按照古建筑标准整修过的四合院等建筑，不必用于居住，也不用于办公，可作为各类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人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就好像看见了过去的北京，这是极好的历史教科书，极好的乡土教材，当然也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府和民宅都应保护，因为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居住环境。南锣鼓巷和西四北条至八条这两片区域内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可按此方法。此外，故宫附近地区的较好古建筑也可以这样处理，以利于成片保护。完全原样保护的建筑不可能太多，因为需要很大的财力，不仅一次性投资大，而且后续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可低估，砖木结构的房屋每隔几年就必须维修。因此最好由市政府出资建设和管理。
所谓高档住宅区是指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非商业地段，并且不是文物古迹的民居。在这些区可以将原有住房改造为高档商品房。如前所，这里的居民当属于富裕阶层，因此老房子必然做比较大的改革，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环境的要求。但在改建时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不能改变旧的胡同格局：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古都总体风貌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不要改变其基本形式，以保护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考虑到交通问题，将胡同适当加宽是可以的但不必太宽，因为高档住宅区的人口密度不会太大，而且过宽的胡同会使古城风貌丢失第二，建筑高度也要控制，以维持保护区及城市总体面貌平缓开阔的形象，这样做会因降低容积率而提高成本，但这是必须的。其实早在1985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就颁布过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关键是认真遵照执行。该地区的房屋可以是平房，也可以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如果建成高档四台院，也应以小型为主，这是从家庭人口组成的实际考虑的。为了维持胡同的基本模样，院子临街的房屋一定是平房，靠里边可建二三层的楼房，以站在胡同内看不到为准。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维护总体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容积率，以提高开发商的积极性。
旅游商业区应有多种形式，因此可分别设计在胡同中旅游，最好要体验胡同风情，因此除了看传统建筑和风景外，还要了解居民生活。目前的什刹海胡同游就是这样安排的，也很受游客欢迎。但需要注意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旅游区居民的意愿，凡有接待任务的家庭必须是自愿，或愿意宣传北京而主动向游客介绍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或好客或希望借此有一些收入。因此作一次民意调查，摸清当地居民的想法是必要的。不同类型的居民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较富裕者除非特别好客是不一定欢迎游客光顾私宅的。其次，由于当地居民向旅游者展示的是当代北京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过去的样子。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应当给以足够重视，比如能源供应、卫生条件和通信等设施要改造，院内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要拆除，以改善总体形象。这里的民居应大体上维持原样，但应经常维修保养。
在以商业经营和旅游参观为目的的区域，建一些仿古建筑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里主要是突出传统文化氛围和提供优质购物环境，有些购物场所还起着展示的作用。所以用钢筋混凝土做主要结构亦无不可，只要建筑风格大体上遵循传统式样即可。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建造文物陈列馆，因为展示的并不是建筑本身，不能统称为“假古董。事实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琉璃厂文化街我们认为基本是成功的，因为既然是用于商业目的，就没有必要恢复成一二百年前的样子。又如现在什刹海的汇通祠，比原来高出了大约两层楼房，下面完全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四周仅以土石堆积并植树美化，效果也很不错，既恢复了原有风貌又可增加使用面积且与地铁互不相扰颐和园近年建成的文昌院，主要用于文物展览。从外表看是古典建筑，连地面铺设的方砖都很像旧物。其实是完全的现代作品，廊柱甚至斗拱都用现代建筑材料，地下室是很好的文物保存仓库。院内地面草坪中增加的照明设备与古代风格的建筑也很协调。
1950年代初，粱思成教授曾提出过保护北京城墙的设想，但没有被采纳。如今城墙的绝大部分已不存在，城内也兴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新建筑，要想将北京城整体作为古迹保护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新建筑的风格不要离传统风格太远，才能在总体上协调。
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所教会学校。这是很好的中西结台的作品，外观看上去与周围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致，而内部在当时却是现代化的。正如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致词时所说：“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执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台。
摘要：介绍了材用毛竹林与笋用毛竹林的培育方法，以期为毛竹林的培育和改造提供参考。
安徽毛竹林多系人工栽培，大别山区是毛竹自然分布区的北缘。毛竹枝细叶茂，蒸腾作用强，春笋与幼竹生长发育阶段要求充足的水分与较高的相对湿度，鞭根稠密，根系呼吸代谢旺盛，极不耐积水，一旦林地排水不良，在数天之内即导致窒息死亡，故要求土壤湿润，疏松通气。土壤以发育在砂岩、页岩、千枚岩、花岗岩等母岩、有机质丰富的酸性壤土为好。现将毛竹林的培育技术介绍如下。
一、材用毛竹林的培育
1.1护笋养竹
护笋就是护养冬笋与小年竹笋，冬笋能生长成竹而且材质较好。毛竹林入秋后逐渐进入孕笋阶段，每年都有大量鞭芽萌发，其中80％以上不能出土而死亡，或出土后成为退笋。竹鞭上发笋多的、瘠薄地段、距离母竹远的退笋多，尤其是露尖早的浅鞭笋与密生笋，退笋率最高。对材用竹林最好不挖冬笋，对笋厂加工或大年需要挖冬笋的，要有计划合理挖笋，挖笋后将笋穴填平。清明至谷雨发笋最多，约占笋期总数的75％。一般出土较早的竹笋，成林质量和数量都较好。春笋合理留养，分期适当挖去孱弱、个体小或稠密的竹笋，以利于留下的竹笋旺盛生长。留养小年竹是解决大小年提高竹林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露土的春笋40％～50％不能成竹，成为退竹，要及时挖掉。大别山区大量退笋的时间为4月15～20日。
1.2抚育措施
1.2.1劈山。陡坡、土层瘠薄、易于水土流失的稀竹林，以5~7月劈山抚育为宜，适当清除杂草灌木。此时雨量多，气温高，灌木杂草枝叶幼嫩，砍后1～2月即能全部腐烂，肥效高。白露后，气温逐渐下降，劈山的枝桠已木质化，不易腐烂。冬季劈山，杂草第2年萌芽较旺盛，影响劈山的效果。如果连续劈山数年，可收到抑制灌木杂草再生之效。
1.2.2挖山。土层板结、老鞭崇塞的竹林，以挖山、埋青为宜，均以大年的6～7月毛竹生长旺季为宜。挖山一般约15cm或更深。立竹周围竹鞭稠密处、嫩鞭附近和土壤疏松处宜浅挖；林中空地、竹鞭稀疏处、老鞭附近和土壤板结处可深挖。除挖老鞭、浮鞭外，对排水不良的低洼地应开沟排水。
1.2.3埋青。开沟埋青法，土层深厚立竹稀疏的竹山，开宽约50cm呈“U”字形的横沟。将砍下的树枝杂草放入沟内，然后在其上方开设第2道横沟，取土覆在下面横沟的杂草上，依次向上。客土埋青法，鞭浅根多的林地，劈山后将树枝杂草平铺林地约30cm，然后客土覆盖埋青1次，可在7～8年内，连年生长大竹。
1.2.4松土。松土可以改变土壤的容重，有利于出笋、成竹。同时，还可把林内表层的一些枯枝落叶翻入土壤作肥料，把含有矿物质营养的底土翻到地表，使之风化成为有效养分。松土6月初至8月底为宜，松土深度20～30cm。如结合松土再施入土杂肥，则效果更好。对荒芜林地，第1次松土效果很好，即使不施肥也可增产20％左右。
1.2.5施肥。化肥可在挖山后撒施或劈山后条施；厩杂肥可采取穴施，施用未经消毒的杂肥，笋期笋夜蛾较多，注意防治。竹伐桩内施肥，肥料有碳酸氢铵、尿素、氯化铵、复合肥等。毛竹伐桩内施化肥有下列优点：一是可节省劳力和费用；二是伐桩内施肥，肥料不会被杂草吸收，不易挥发散失和流失；三是碳酸氢铵一类肥料沟施容易造成烂鞭，浅施则肥效不高，而在竹蔸内施，不仅成本低、肥效高，而且竹蔸烂的快，又不伤鞭。
1.3合理采伐
1.3.1采伐季节。竹林采伐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伐竹应在大年竹伐的秋后，小年竹林的春前。伐竹技术较复杂，要识别竹龄，掌握密度与留竹度数。
1.3.2采伐年龄。采伐年龄大小关系着竹林复壮、更新与竹材使用价值。毛竹的繁殖能力以三至六年生最强，其中三至四年生竹母发笋率最高，竹材的力学强度以五至九年生最好，竹龄低的竹株蔑性好，竹材易加工，采伐年龄以四年生为宜；培养特大径级的毛竹林，伐龄可推迟至8～9年；造纸用竹以当年的新竹进行砍伐为宜。
1.3.3保留密度。土壤疏松肥沃的条件下，砍伐后密度3750株/hm2左右；立地条件较差的竹林2250～3000株/hm2。密度过稀的过伐竹林应暂缓采伐，使其尽快恢复。
二、笋用毛竹林的培育
2.1选择适宜的竹林改造
（1）立地优良。地势平缓，背风向阳，土层厚度50cm以上，土壤疏松肥沃、湿润而不积水。
（2）生长正常。无严重病虫害，立竹度1500株/hm2以上。
（3）经营条件较好。交通方便，水源充足。
2.2垦翻林地，增施肥料
首次林地的翻垦，大年5～6月、小年10～11月进行，清除杂灌，挖除“三头”，再进行垦挖，深度25cm。此后2～3年内，5～6月和10月翻垦，深度40cm。翻垦要结合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2月至3月上旬施速效催笋肥，在挖笋早期施笋穴肥，以促进笋芽分化和竹笋生长。
2.3合理砍伐留养，调整竹林结构
留养4度的毛竹林，竹材和竹笋的产量均高。对于生长稳定，立竹较密的毛竹林砍五留四，竹龄结构保持1～4度竹比例为3∶3∶3∶1；对于生长衰退，立竹较低的毛竹林，砍四留三，竹龄结构保持1～3度竹各1/3，以促进竹林复壮，增加立竹度。一般立竹数应在2400～3300株/hm2。
2.4适度钩梢，防治病虫害
材用竹林改建笋用竹林初期，应适度钩梢。钩梢可结合冬季砍竹同时进行，钩梢强度以留枝13～17盘为宜。每年的新竹，要在当年白露后钩梢。冬季林地垦挖，要注意灭杀在土中越冬的幼虫或虫茧。发现病虫竹笋，要及时挖除，以防传播；病虫害较严重的，可采用化学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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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 自然 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 科学 ”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代 发展 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 现代 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 规律 ”。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 历史 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关键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AndrewFeenberg,themainrepresentativeofthenewgenerationofFrankfurtschoolintheUnitedStates,broughtupthe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throughanalyzingtheinsufficiencyofearliertheoriesoftechnologyandturningthefocusoftheFrankfurtschool''''scriticismfromabstractsocialcritiquetocommontechnologicalfacts.Thistheoryisdiscussedintheperspectiveofitsbasis,targetvalue,theoreticalcore,methodologyframeandthemeofcritique.Amongthemthetheoreticalbasisisanalyzedforthatthetechnologyisinadilemmaoverbeingacceptedorbeinggivenupasarguedintraditional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argetvaluereferstohumanbeing''''sliberationandthetheoreticalcoreistherationalizationofdemocracy;themethodologyframeisthatusedtostudythetechnologyonthebasisofsocialconstructivismandthethemeofcritiqueisfarewelltodystopia.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order)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主化问题。
三、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足以确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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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5.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人类社会；发展概述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266-01
一、自然辩证法发展概述
自然辩证法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指向的人文文化体现为内容，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向观察，以及对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的探索。科学技术哲学则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等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辩证的问题与科学技术及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
二、自然辩证法与诸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三、自然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学科，不仅对于整个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上，不仅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此同时，为哲学价值观增添丰富的科学内容，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从实践价值，一方面，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为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最后，对于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总之，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
四、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发展中的思考
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由于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同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也是协调人与自然、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因而在我们的学习中，需要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合作联盟，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让自然辩证法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天津社会科学. 2008.07.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nterprise technique reform nowadays, and discuss the focal point. then explain the information technique, brp and their purpose. in the end, the paper explain the eia model,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e of enterprises’ it construction.
一、 前言
（一）当前技术改造工作所面临的形式和存在的问题
（二）技术改造工作重点和投资重点
二、 信息技术内涵[5]
三、 现代管理变革
四、 信息技术的作用[10~13]
五、 brp的基本理念[14]
六、 bpr的基本原则、要点及目的[14]
七、 bpr对企业管理各方面的意义[14]
八、 企业信息化建设成功实施的理论基础
九、 结束语
[关键词] TRIZ；问题；业务流程再造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4）01-6-2
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创新可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鉴于创新的重要性，各企业均将创新作为自身发展壮大的首要问题来解决。1946年，前苏联科学家根里奇・阿奇舒勒（Genrich.S.Altshuller）通过对大量技术专利的针对性研究，抽象出了一种独特的创新方法，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即TRIZ理论。
一直以来各个国家各个领域都在努力尝试运用TRIZ理论来有效地解决问题。近年来，由于TRIZ理论的日趋成熟，我国在TRIZ理论应用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然而相对来说非技术领域的TRIZ理论开发与应用还比较落后。为促进TRIZ理论在非技术领域的开发与应用的理论研究，本文将以企业流程再造为例，分析TRIZ理论在管理领域的应用。
1 TRIZ理论简介及其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
1.1 TRIZ理论
TRIZ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大部分，即冲突解决理论，物―场模型分析方法和发明问题解决算法。首先，冲突解决理论包括技术冲突解决原理和物理冲突解决原理。为了解决技术冲突，TRIZ理论提出了40项发明原理，如分割、分离、局部质量、不对称等。同时TRIZ理论提出采用分离原理来解决物理冲突的方法，包括空间分离和时间分离、基于条件的分离、整体与部分的分离等。其次，物―场分析是用符号表达技术系统变换的建模技术。物―场模型分析方法产生于1947～1977年，之后经历了多次改进，每一次的改进都增加了新的可用的知识，现在已经有了76种标准解，这些标准解是最初解决问题方案的精华。最后，对于发明问题解决算法，TRIZ理论认为，一个问题解决的困难程度取决于对该问题的描述或程式化方法，描述得越清楚，问题的解就越容易找到。
1.2 TRIZ理论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
TRIZ理论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步骤：分析问题、找准冲突、原理解决、对比评价、具体实施。
1.2.1 分析问题包括功能分析、理想解分析、可用资源分析、冲突区域分析。功能分析的目的是从完成功能的角度分析系统、子系统、部件。理想解分析是采用与技术及实现无关的语言对需要创新的原因进行描述，创新的重要进展往往在该阶段通过对问题深入的理解来取得。可用资源分析是要确定可用物品、能源、信息、功能等。这些可用资源与系统中的某些元件组合将改善系统的性能[1]。冲突区域分析则是要理解出现冲突的原因。
1.2.2 找准冲突在产品创新过程中是最难解决的一类问题，冲突是指系统一个方面得到改进时削弱了另一方面的期望或表现出两种相反状态。TRIZ理论的目的就是解决冲突，只有找准冲突才能有效地解决冲突。
1.2.3 原理解决是要获得冲突解的方法。有物理与技术两种冲突解决原理。运用TRIZ理论挑选能解决特定冲突的原理，其前提是要按标准参数确定冲突，然后针对冲突从TRIZ理论的40条原理中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
1.2.4 对比评价阶段将所求出的解与理想解进行比较，确信所作的改进不仅能够满足技术需求而且能够推进技术创新。
1.2.5 具体实施就是在前面所有的理论分析工作都已完成且确认无误之后，将其转化为具体实施细节应用到实际问题当中。
2 基于TRIZ理论的业务流程再造过程分析
2.1 业务流程再造思想及原则
为了使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美国管理学者迈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皮首先提出来业务流程再造（BPR）的思想，并将它引入西方企业管理领域。哈默提出了流程再造的七个原则：围绕结果而不是任务进行组织；让使用最终产品的人参与流程的进行；将信息加工工作合并到真正产生信息的工作中去；对于地理上分散的资源，按照集中在一起的情况来看待和处理；将并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而不是将任务集成；在工作被完成的地方进行决策，将控制融入流程中；在信息源及时掌握信息[2]。
BPR思想主张以流程导向替代传统的职能导向的组织形式，追求流程的改造和创新，以实现企业经营在成本、质量、绩效和顾客满意度等方面的巨大改善。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BPR思想，随之在2000年，业务流程再造逐渐被我国国内企业所熟悉并运用。
2.2 我国中小型企业实施业务流程再造出现的问题
2.2.1 选择再造的时机和条件有误
实施业务流程再造可以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和质量得到提升，因而能产生高绩效和高顾客支持。然而流程再造并不是任何时刻都能进行，更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进行。
2.2.2 流程再造的环节选错，导致整个流程设计失败
失败的原因大致分为两类：其一，由于错误的认识流程中工作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转换关系，导致整个流程再设计与企业目标发生偏离，进而违背了流程再造的初衷；其二，流程再造的构思尚未完善便仓促实施，以至于再造过程中矛盾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局面僵化无法应对。
2.2.3 违背管理中的人本原则
流程再造会产生企业经营机制、企业文化、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变革，这需要很好的领导和组织作保证。企业流程改造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事先没有进行组织成员间的沟通和宣传工作，因而引发某些成员的不理解和抵抗，导致流程再造无法成功实施。
2.2.4 过分看重信息技术在流程改造中的作用
实施业务流程再造是一种管理创新，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业务流程再造追求的是实现目标、技术和人的动态平衡，显然，目前多数企业对于信息技术过分依赖，出现本末倒置现象。
综上所述，流程再造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业务流程再造作为一种创新理论仍不成熟，业界尚未形成一套健全的通用的方法体系，这是阻碍业务流程再造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下面将TRIZ理论引入业务流程再造，运用TRIZ分析工具和原理解决管理创新领域中业务流程再造过程出现的问题，希望能够对我国中小企业流程再造实践环节的改进以及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3 TRIZ理论在流程再造过程中的运用
TRIZ创新理论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的方法，它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管理创新方法的研究。发明问题的解决理论应用过程如下：
2.3.1 定义问题
TRIZ在该阶段的主要工具包括问卷调查表、功能分析和裁减、功能信息分析和理想解等。问卷调查表能够定义问题所处的状况；功能分析、裁减和功能信息分析图与管理领域的业务流程图非常相近，它通过正确定义问题并将流程分解为子流程得到整个流程的定义以及子流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转换关系；理想解为流程再造确定理想的目标，作为寻找解决方案的依据和评价方案好坏的依据，可以避免走弯路和折中妥协。TRIZ的这些工具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调查问题、分析问题和确定问题目标以及评价依据的过程。
2.3.2 转化问题
确定了领域问题之后，需要利用转化方法将其转化成TRIZ方法可以处理的标准TRIZ问题。领域问题转化成标准TRIZ问题的过程主要就是寻找冲突的过程。本文考虑到业务再造过程中有人参与的管理创新的特性，确定冲突为包含了主观矛盾的管理冲突。这个过程主要是找准冲突的特点，为解决问题所需用的TRIZ分析工具和原则提供依据。
2.3.3 解决问题
在将问题转化成TRIZ标准问题后，根据冲突的特点，需要分别采用TRIZ的有关原理进行解决。
利用冲突矩阵及发明原理解决冲突。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有限的顾客资源，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提高业务流程效率，降低成本。流程再造是根据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对企业各项运作活动及其细节进行重构、设定与阐述的系统工程。它是对组织整个工作流程的再思考和再设计，主要包括：产品设计、生产、推广、渠道选择以及售后服务的营销流程；选拔和培训员工、考核评价、合理分配薪酬的人事流程；信用融资、权益融资的资金筹措流程。针对这些流程的管理冲突，可以采用冲突矩阵和发明原理来解决，尽管这些原理是来自于对技术系统的分析，但它们是一种普适性的原理，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系统的冲突。
利用标准解进行流程改进。标准解是求解冲突问题的一些小窍门，对于每一个标准解都有一些例子对其进行解释，但是目前这些例子主要是技术领域的。为了便于利用标准解求解问题，亟需将管理案例补充进去。另外，为了便于基层管理人员使用这些标准解，还可以对这些标准解进行简化，减少标准解的数量，因为过多的标准解往往会吓退使用者。
利用进化模式和进化路线解决冲突。技术系统的进化模式相对于技术成熟度预测来说在管理领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任何事物都存在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规律，TRIZ发现的进化模式具有普遍性。比如，进化模式1指出技术系统的生命周期分为导入、成长、成熟、退出四个阶段，这与营销管理中产品生命周期非常相似，并且比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更进了一步，提出了S曲线族。模式2指出技术系统的演变趋势是提高理想化水平，这是任何事物追求的最终结果，准时制（JIT）生产方式追求的无库存的生产系统以及工业工程的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思路均是在提高理想化水平。模式4指出系统朝着增加动态性及可控性的方向发展，这与企业的决策过程类似。
2.3.4 改进与控制
在利用TRIZ工具给出解决方向之后，需要用类比的方法得到领域问题的解。然后针对具体方向制定详细的改进计划，有些定性的问题由TRIZ解直接就能够实施，而有些问题可能还需要一些定量的工具来帮助实施，比如试验设计等。同时这个计划中还应该包括人、资金、物资等保障因素。任何改进实施之后，需要对其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进行控制。经验表明人为因素是造成缺陷的主要原因，TRIZ的AFD作为一种有效的失效预式，可以有效地预防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期间也可以结合其他创新理论改进组织效果，如标杆瞄准最佳实践就是一种创造性和创新型的有用方法。古典质量管理工具的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以及故障树分析也可作为控制的工具[3]。
3 结论
TRIZ理论不仅是一种创新思维方式，更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套理论工具。尽管TRIZ理论是基于技术专利库提出的，但其基本思想和分析工具在其他领域也是适用的。
参考文献：
[1]张东升，徐曼，袁媛.基于TRIZ的管理创新方法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5（23）.
[2]Hammer，M.Reengineering Work：Don’t Automate，Obliterat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July：104-112.
[3]朱长林，方赓.TRIZ创新理论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J].管理学家，201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