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宋代；咏梅诗词；影响
宋代由于社会、审美、宗教、经济、领导因素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文人们形成了恋梅、赏梅、咏梅之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1991-1996年，第一版）约4000卷，60册，共收诗约二十五万四千首，梅花题材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亭题咏等相关题材）占1.85%，计四千七百首。《全宋诗》11万余位诗人中有六百多人都作梅花诗，令人称奇。《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收词计两万零四百首，其中咏梅词1120首，占5.6%[1]。宋人文学创作中咏梅风气是一种特殊并且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物质层面的影响
（一）咏梅诗词作品数量可观
宋代所形成的这种咏梅风气，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的咏梅篇章。据今人程杰调查；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代以前咏梅诗词的50倍[2]。宋代咏梅作品数量之多，十分罕见。在宋代，咏梅诗词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咏梅专题联章组诗多。如宋初林逋“孤山八梅”，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首开七绝联章咏梅之方式。苏轼以文坛盟主， 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都是十首以上的组咏，对宋咏梅之风盛行影响较大[3]。后人在咏梅时，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宋代咏梅诗词的影子。黑格尔说：“每一门艺术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完满发展的繁荣期，前此有一个准备期，后此有一个衰落期” [4]。在宋代以后，虽然也不乏写梅的高手，如元代的王冕，它的《墨梅》就是一首咏梅佳作。但是从整个时代来看，宋代的咏梅篇章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无与伦比，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精美的一笔，给我们的诗词宝库里留下了吟咏不断的千古绝唱。
（二）咏梅题材的繁复繁衍
除了大量的咏梅诗词以外，咏梅创作的繁荣更是赏梅情趣内涵的拓展及创作活动的外延。宋代是历史上赏梅、品梅的兴盛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咏梅之作，还出现了许多的栽种梅花的专门著作。南宋范成大为“中兴四大诗人”著有《梅谱》，记所居范村之梅十二种“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蜡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艺梅的著作，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著有《洛阳花木记》，记载“杂花八十二品”：“黄香梅、红香梅、（千叶）、腊梅（黄千叶）、紫梅（千叶）。”“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5]。品梅专家南宋张俊曾孙张功甫著有《梅品》一书；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分上、下两册，收录 100幅图，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因宋时画像俗称为喜神，故名。分别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南宋初黄大兴，字载万， 号岷山耦耕， 蜀（今四川）人。其选录唐五代至南北宋之交的咏梅词410多首，编10卷《梅苑》， 为现存最早的专题咏物词选， 也是现存保存较完整的宋人选宋词的最早选本[6]。这些著作都为后代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关于梅独特的历史。
（三）咏梅诗词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
入宋后的咏梅文学首先表现出物色征逐、追求赏心悦目的主动意态和情趣。如林逋在《孤山八梅》中描写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幽雅形姿，体现出闲静淡泊的隐者意趣，奠定了梅花作为人格写意的审美发展方向。至宋咏梅丰盛时期，梅花不仅是一个清新芳菲的审美对象、更逐步被赋予君子“比德”品格的意义和思想价值，从而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宋咏梅作品运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它们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文人们想尽妙法，从各种各样角度写梅，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写梅。宋人大量发展起以物类聚、渲染烘托、旁敲侧击、横斜取势的手法，林逋首开此例。宋著名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号清夷长者）的《御街行》：“破寒迎腊吐幽姿，占断一番清绝。照溪印月，带烟和雨，傍竹仍藏雪。”即为咏梅侧面烘托描写一例。宋人咏梅有白描、设问、比兴、象征、比较、比喻，写了千姿百态的梅花，塑造了梅花这一崇高的形象。又用了亦物亦人、人花一体、追新求异、侧面烘托、以物寓情、造境铺色、以宾衬主，将自己和梅花融为一体。用精炼的语言将梅临寒傲雪的高洁品格写了出来，同时将自己对梅的情感写得淋漓尽致。
二、精神层面的影响
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梅的审美态度不断改变、审美意趣不断拓展。到了宋代，梅的外观、标格逐渐凝定了下来。中国文人向来重神不重形，宋代所形成的咏梅风气，使梅花的自然品格和人文品格得到了高度赞扬。梅花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赞咏的植物，它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更重要的是从而成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象征符号。
（一）赞扬梅花凌寒独放、传递春信的品格
梅的美在于它成为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属性，符合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理想追求。梅花丰富的内涵――报春而不媚春，自傲而不狂妄，高尚而不俗气，有追求而不霸道，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体现，文人爱梅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如陆游《梅花》一诗：“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屑玉定烦修月户，堆金难买破天荒。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梅花凌雪吐艳，寒冬飘香，更送来春的生机和希望 。这与君子所推崇的高洁品性、兼济天下的气节相符合。
（二）讴歌梅花孤高亮节的清姿神韵， 寄托君子的“比德“理想
张先，字子野，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梅苑》收录其《汉宫春. 蜡梅》中赞扬梅花“更孤标俊格， 非雪凌霜“，”应为是、中央正色， 东君别与清香”[7]。从以上咏梅词盛赞梅花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看， 就体现出中国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志向抱负和感时伤乱、救济时艰的社会责任感， 表达作者梅品即人品，物人同一的气节操守。
（三）借咏梅寄寓词人的身世家国之感或身世飘零之悲与爱情友谊之象征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借孤单落寂的梅花迎雪吐艳、凌寒飘香，表达其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苦闷，通过梅花自然代谢描写梅花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用人格化的梅花抒发自己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傲骨。如表达情思的词作，洪适《临江仙》：“相思凭过雁，飞送一枝梅”。
宋代咏梅文学影响深远，不仅体现了梅文化繁荣昌盛的生动图景，而且主导了梅花审美的基本方式和理念，代表了这一领域文化意识发展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3]程 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阴山学刊》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4]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 第3卷上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关键词：宋代；医者群体；儒医；研究综述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三、小结
对“宋代近世说”的挑战
提到宋代近世说，就不得不论及日本学者。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于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了唐宋在广义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的论点。其弟子宫崎市定先生又在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完善，并将宋代与欧洲进行了比较，形成具有系统性的“唐宋变革假说”，并得出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结论。此观点不仅影响到了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长期争论，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汉学界。张广达先生认为，“‘内藤假说’最早由宫川尚志介绍到美国，时间是1955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汉学界对宋代表示了密切的关注，受“内藤假说”的影响，美国汉学界把宋代看成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具有很多近世的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然而本书的作者刘子健先生却不同意日本学者和部分美国学者所提倡的“宋代近世说”，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宋代以后，中国的近世并没有出现”。“学者把宋代视为‘近代初期’是东西方史学家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下，与欧洲历史作比较的”。（序言，P2）胡适先生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什么样的假说，什么样的架构和什么样的合理解释是本书所追求的。作者认为，“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不同的文化常常有不同的发展中心”。（序言，P2）作者不仅批判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南宋的政治与文化逐渐转向内在，这就引出了唐宋史研究中的新范式———“两宋变革说”。
“两宋变革说”的提出及其影响
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明确指出历史学家要关注南北宋之间的差异，“除了经济重心转移以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是本书的研究主题”。（P5）作者认为两宋之际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这在以前是被忽视的。“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P9—10）。此外，作者还对传统的四种观点即政治地理观念、巨额的军费开支、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不进行经济再投资、皇帝个人的素质进行了辨析和批判。（P11—12）作者关于两宋之际变革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初期就已经开始，在作者的几篇论文：《南宋君主和言官》《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强调研究者要关注南宋，关注南宋与北宋的不同，要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去观察。
本书在讨论宋代学术时，作者对文学、经学、史学和哲学进行了融会贯通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11、12世纪的差异，以便找出南北宋迥异的线索。（P21）12世纪的学术开始转向精致化、专业化，但与11世纪相比较却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味道。（P32）经学开始衰退、史学得到了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也就是说政治对宋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在提到宋代儒学时，认为南宋形成了一个“道德保守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主张弘扬儒家的正统道德原则，作者称这些人为新儒家，即道学或理学家。这些人与王安石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不同，主张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P46）但在南宋社会初期，道学保守主义者没有得到当政者的青睐，直到其代表赵鼎的出现才开始出现转机，这就引出了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指出南宋的道德保守主义在经历了亡国之耻后，看到了种种道德沦丧的行为，极力要求道德重建。可是在高宗统治初期，由于政权的不稳定，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被认为是北宋灭亡的根源之一，改革的大门被关闭。作者通过对宰相群体与个案的分析，指出南宋的君权达到空前的集中，宰相成为君主的人，宰相必须通过君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赵鼎的事例说明了道德保守主义者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同，丧失了在国家层面上的话语权，远离了权力中心。本书的第三部分，综论了新儒家们的思想和所代表的文化如何从异端走向正统，这自然需要最高统治着的支持和利用，受到政治的控制，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一直阐述的核心思想，即君主独裁政治对文化的巨大控制力。
此书的出版虽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但书中的观点却如前文所提到的形成于70年代，这些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诸多美国学者对南宋史的重新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始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关注南宋，而非传统的经济角度；二是探求北宋与南宋在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异，南宋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局面；三是从多个角度重视宋代士人群体，即北宋的“职业精英”转变为南宋的“地方精英”。在刘子健提出新启示的同时，美国“宾州学派”的开创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也提出了人口、社会、经济、政治和士人群体在唐宋之间变革的假说，并将明清社会所表现出的诸多现象反推到两宋，特别是强调南宋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与刘子健的研究不谋而合。包弼德（PeterBol）也把刘子健和郝若贝共同定义为“明清主义者”，并进一步在思想文化转型上找到突破点。魏希德（HildeDeWeerdt）总结近年来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时指出：郝若贝的学生“韩明士（RobertHymes）、韩森（ValerieHansen）、柯胡（HughClark）、Paul Smith等人分别探讨了从北宋向南宋转变的不同侧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子健只关注两宋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忽视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变化的缺憾。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逐渐接受了刘子健和郝若贝关于南宋开创了晚期局面的观点，并从诸多方面加以完善和扩展，直至发展出“宋元明过渡说”。
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内在了吗？
作者在书中所指的“文化”是有特定含义的，并非广义上的文化。作者在余论中将“文化”界定为新儒家的文化，也可称为理学家或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倾向，即新儒家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在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P150）作者认为这些新儒家们对诸如农民、乡村生活、市井细民、宗教活动、社会现状以至统治艺术之类的实际问题没有太多的关心。（P150）虽然作者也承认新儒家们在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同样的视野开阔、充满张力和外向，但作者同时强调这些观念和做法要受到政治的约束。从11世纪到12世纪，同专制权力相比，士大夫们对权力的分享程度开始下降。12世纪的皇帝除了他的人之外，几乎不和任何官员分享权力。（P152）政治决定了当时的一切。基于南宋君主独裁的强化，南宋政治中很难看到“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言论。作者对两宋差异的观点集中于政治和文化，特别是关于政治对“精英文化”的巨大影响，这种对南宋文化和政治的理解有着某种局限性，可能给其他学者观察两宋及其以后的历史带来误导。要想弄清楚南宋的文化是否转向，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作者一直所强调的新儒家“精英文化”是否能代表整个南宋社会的文化？
根据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社会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群体，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自然也分成了精英文化和普通大众文化。作者认为的精英文化就是特指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思想，而南宋精英文化还应该包括如心学、浙东学派等，代表人物诸如陆九渊、陈亮、吕祖谦等，不只是一个朱熹就能代表。且精英文化也只能代表士或者士大夫们的思想，而城市中的民众和乡村里的农民等普通群体，他们的思想文化是怎么样的，作者没有给予论证。可能由于史料记载的原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大都是由南宋时期的士这个群体所记录的，这其中自然包括众多的理学家。他们的记录正如作者所说，对大众的文化涉及不多，所以关于大众文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很有限。但南宋文化的多元发展不应该被忽视，诸如市民文化、文学作品、文艺种类、宋人服饰等要给予关注。如王雪莉对宋代服饰的研究就得出了与作者不同的结论，其认为：“宋代由于外部环境与唐代大不相同，宋朝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宋人的‘中国’意识加强，其服饰风格更加接近传统汉人的服饰风格。所以没有所谓的唐人服饰开放，宋人服饰保守的绝对论。朱熹就曾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这说明了南宋服饰处于一种杂糅之中，与晚唐北宋以来并无大的转折。”
其次，还要考虑新儒家所代表的文化是否贯穿整个南宋历史时期？新儒家本身的思想行动是否转向内在？
理学被南宋官方所承认是在理宗时期，此前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作者在书中也有所论及，不能认为南宋后期才被奉为正统的理学就可以代表整个南宋的思想文化。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现象与欧美汉学界的观点相一致，即南宋时期，地方社会出现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精英只关注乡里、家族的事务，而对国家的政务缺乏兴趣。这种观点在学界已有所反思，如黄宽重先生认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黄先生作出此番结论是基于多年地方家族史研究的基础上，南宋的地方士人、家族“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乡”。包伟民先生也指出：“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生价值之所体现。”即使是被作者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代表的赵鼎，其在任职宰相期间对金的态度也不是保守退让，而是主动抗争，不仅劝说高宗亲征，还积极支持对金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持南宋的地位。
第三，在南宋社会，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吗？文化对政治不会产生反作用吗？
作者认为由于南宋君力的加强，文化受到君权的控制，士大夫也无法取得在北宋时同等的地位和发言权。作者没有注意到在每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会产生集权的一面，无论是南宋之前的北宋还是之后的元明清各代，在初期的集权过后是中期的震荡和后期的松弛。所以没有必要强调南宋社会是一个君主独裁的特殊时期，北宋初期的集权是最好的说明。而作者所论述的南宋政治包容性也给了我们另一方面的提示，即政府控制力的减弱，不得不促使南宋政府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具有一种无奈的意味。在南宋社会，依然会出现各种突破制度限制的行为，就如前文所说的服饰制度。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会对统治者产生影响。理学最终建立正统地位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来对抗北方元朝的文化影响。
理趣诗，顾名思义，就是要说理而有趣的诗。那么，何为理趣？前人并没有明确的解释。“理趣”一语，来源于佛典。较早拈出“理趣”一词论诗的似乎是南宋理学家包恢，他在《敝帚稿略》卷二《答鲁子华论诗》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他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葛晓音先生认为：“蕴涵在诗歌感性观照和形象描写之中的哲理，便可称之为理趣。”如果诗歌既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意味，又兼备诗的艺术审美趣味，即为“理趣”。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宋代诗歌，理趣诗无疑属于宋代的“特产”，宋诗最能体现出宋代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力。由于“言志”、“兴观群怨”等传统诗教的深入人心，宋代文人非常看重诗歌的表现功能，这导致了宋人对诗歌创作的普遍热情，宋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数量和庞大的诗人群体是最好的说明。
就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技巧来看，宋诗也更多地带有理趣的因子。据沈括《梦溪续笔谈》记载，赵宋立国之初，太祖问宰相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可以说，这句话播下了宋代士人精神中理性意识的种子。以后，随着宋代文官政治的形成、士人政治意识的强化、尤其是理学和禅学的兴盛交融，宋代士人精神中的理性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宋代文人普遍表现出体物观物、细察物理的浓厚兴趣，这为理趣诗的兴盛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
宋以前的诗歌史上，文人们就有过把诗歌与哲理相结合的尝试。如，东晋的玄言诗。当直论玄理的玄言诗开始被人厌倦的时候，一些诗人就开始用写景的玄言诗来取代它了。不过晋宋以来，除陶渊明之外，诗歌尚不能达到浑然无迹地表现理趣的水平，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到宋代这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时代，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言理成了宋诗的一大特色。宋人甚至以不善言理作为攻击唐诗的理由：“唐人工于诗而陋于闻道”，“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因此，宋人关于诗言理的论述比比可见。如，梅尧臣把“理短则诗不深”当做作诗的“五忌”之一，黄庭坚认为作诗为文“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宋代的两部大型诗话总集，都专门设有宋诗言理的条目，收录宋人关于诗言理的言论，足为宋诗重理之力证。
在这种诗学思想指导下，宋诗也就随之带上了浓厚的哲理意味。宋诗逐渐指归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哲理化和以禅入诗成为宋诗的两大特征，“理趣”作为诗歌一种重要表现内容出现了。有宋一代，文人在诗歌中表现理趣的风气贯串着宋诗史的始终。
[关键词]北宋;西北边疆;军事经略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08-02
边疆军事经略主要是以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及边疆政策为大纲而存在的,它的理论与实践往往受大的治国方略与边疆政策的影响。北宋时期,边疆民族问题复杂,边疆矛盾突出,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边疆问题的主旋律。由此,边疆军事经略便伴随着宋朝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显得愈发重要。关于边疆军事经略的研究已成为当今边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以民族史和宋代史为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常涉足于此。因此,北宋西北边疆军事经略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近20年来,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不在少数。
一
在军需物资保障方面,本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军粮筹措、战马供应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关于北宋的军粮筹措,童超、程龙、梁庚尧、史继刚等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童超主编的《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内容涉及宋代军粮的筹措、存储和转输,军费的筹集、使用等诸多方面,是一部专门论述中国历史时期后勤制度的著作。但是,此书中所涉及北宋的相关内容很少。程龙所著《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围绕西北战区粮食补给问题,论述了西北堡寨、、屯田、粮食运输等相关内容,使以往战争历史研究多专注于战役本身而对战争后勤补给关注不足的研究状况得到了一些改变,将焦点集中于宋军的后勤补给体系及其在地理上的表现,提供了前人未尝试的选题,这是此书的一大亮点。而他的《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差异》认为,屯田是宋军在对夏作战中粮食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以粮草、军服、营舍、兵器、马政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宋代军用物资保障及其体系进行了全面研究。其次,战马的供应也成为军需物资保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关论著较多。何立平的《略论北宋马政对国防军政之影响》一文认为,“马政的衰败废弛导致北宋王朝走向覆灭”。张显运的《简论宋代官马管理和役使的律令措施》认为,为增强军事力量,宋代很重视对战马的管理,并采取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他的《宋代私人养马业探研》、《试论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畜牧业》,方文逑、喻学忠的《北宋御边战略的演变与西北市马贸易》对此也有论及。此外,何玉红的《宋代西北森林资源的消耗形态及其生态效应》一文也认为,宋代西北森林资源丰富,其消耗主要用于修建堡寨等。
二
在治军方略及其实践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多着眼于北宋边地的军队组建与治理问题。魏福明的《北宋的治军之道及其启示》、唐健敏的《由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探寻宋朝外战弱战的根源》、周宝砚的《北宋军事衰弱的原因探析》等文章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北宋治军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而针对具体的置兵选将、统军御兵问题,一些学者也多有关注。王天顺的《北宋陕西路沿边的弓箭手组织》、强文学的《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等文章探讨了北宋置兵的相关问题。陈峰的《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陈峰、王路平的《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王宏的《北宋置将法渊源探研》,范学辉的《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则侧重于对“将”及其与战事关系的研究。
三
在边疆攻守策略及其实践方面,研究者也不在少数。首先,关注战争本身的研究学者主要有史念海、李华瑞、王天顺等人。史念海的《河山集》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主要对宋夏双方在陕北地区的争夺作了讨论,论述了地理形势与战略战术应用间的关系。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就宋夏之间的历次战役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内容涵盖较为全面。王天顺的《试论宋夏战争中双方战略地位的转化》、《西夏战史》,刘明的《北宋熙河之役研究》,何玉红的《宋夏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评介》等文对此也多有论述。其次,侧重于北宋西北边疆军事策略研究,成果主要有林荣贵的《北宋王朝的辖区设治与戍防》、周莲弟的《富弼与北宋的御夏政策》、郭琳的《浅述韩琦的对夏策略》、李新贵的《北宋陕西安抚使路协同作战法探析》等。另外,战略防御体系的建立,即因军事功能而论及的北宋西北沿边堡寨的修建,也是边疆攻守策略理论及其实践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有吕卓民的《简论北宋在西北近边地区修筑城寨的历史作用》,杜建录的《西夏沿边堡寨述论》、江天健的《北宋陕西路沿边堡寨》。
综上所述,近20年来,在北宋西北边疆政策研究进行的同时,专家学者以军需物资保障、治军实践、攻守策略为主要关注点,使得北宋西北军事经略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更为深入、细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太多见,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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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韵学；宋史研究；唐宋变革论
音韵学是古代小学的一部分，亦是古代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清代乾嘉学派以考证著称，就在于小学基础扎实。清末至民国能够出现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亦在于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小学教育。就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掌握音韵学亦有助于加深对史事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古代史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下浅谈一下学好音韵学对宋史研究的两点意义，有疏漏之处，敬请识者见谅。
一、学习音韵学有助于加深对宋代史实的理解
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11云：“本朝尚文之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1陈垣对此评价为“宋人避讳之例最严”。2然而在避讳最严的宋代，乍看之下却有不避父子讳者。宋神宗名“顼”，现代汉语音“Xū”；其子宋哲宗名“煦”，现代汉语音“xù”。二者虽声调不同，却也在避讳之例。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音韵学的知识了。古今汉语的读音并不一样，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种语音往上可追溯至元明时期，称为近代音。而宋代所通行的汴洛音则属于中古音，两者之间已有很大不同。
从研究中古音的重要材料《广韵》中，我们可以看出“顼”与“煦”二字的不同。3“顼”与“煦”均有两个读音，“顼”字声母为“疑”母和“晓”母，韵母为“烛”母；“煦”字声母为“晓”母，韵母为“”母和“遇”母。声母上或有相同，韵母则绝不相同，声调上“顼”字为入声字，“煦”字为上声或去声，声韵调均有区别，可见两者读音并不相同，不须避讳。
另音韵学亦有审音正音之效，如上文所述，虽然解决了二字不须避讳的问题，但两字均有两个读音，哪一个才是皇帝名字之正音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用到音韵学的知识。南宋绍定三年（1230）增订的《礼部韵略》中有《淳熙重修文书式》规定了自始祖赵玄朗至宋理宗须避讳的字，其中“顼”字为“呼玉切”，避“旭勖”等七字；“煦”为“吁句切”，避“d”“酗”“休”“椤薄斑荨钡仁三字。4综合《广韵》与《礼部韵略》，则两字均有三个反切，其中“顼”字的“许玉切”与“呼玉切”反切下字相同，反切上字虽不同，但“许”字与“呼”字同属“晓”母，故“许玉切”与“呼玉切”的读音其实是一样的。“煦”字的“香句切”与“吁句切”亦是同理，“香”字与“吁”字同属“晓”母，两个反切读音一样。
综上可知宋神宗赵顼的“顼”字当是入声晓母烛部，宋哲宗赵煦的“煦”字正音当是去声晓母遇部。
宋朝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元均为少数民族所建，各民族又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当时人面临着不同语言如何交流的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却面临着史料记载不统一的问题。
现今所存的《宋史》《辽史》《金史》均为元朝宰相脱脱所编，因临近元末战乱，此三史编著时间均很短，《辽史》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修成，部头最大的《宋史》也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再加上修史人水平差异等原因，三史错漏之处甚多，有的前后重复、史实错误，有的自相矛盾，有的结构混乱、编排失当。在涉及辽金的人名时往往有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这给我们阅读史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以《金史》为例，金朝名将完颜宗弼本传记载：“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5这些名字在《宋史》《金史》中交替使用，不知情者往往理不清人物关系。其实这几个名字均是由金文翻译而来，从汉文名字读音来看，几者亦有相似之处。从《中原音韵》来看，“斡”c“兀”同属影母，声调均由入声派为上声；“啜”“出”为穿母，“术”为审母，声母相似，声调由入声分别派为上声和平声。总体来说读音很相似，故借此亦可以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史料。
二、唐宋间语音变化与唐宋变革论
宋修《广韵》继承了《切韵》的语音系统，但因为时间久隔，《广韵》实际上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当时人的语音，而且也不方便文士用韵，当时人对此已有了很多的批评，故有了后面重修的《集韵》和《礼部韵略》。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言考》一文从数个角度考证了宋代汴洛地区的方音，并指出“宋代汴洛方音与广韵大异”。620世纪 80年代，周先生又指出了唐代北方语音与当时的《切韵》一系的韵书也不一样，并认为“陆法言的《切韵》所表现的语音系统是齐梁陈隋时期读音的系统”。7
一般来说，宋、齐、梁、陈合称“南朝”，很少有史家人为地将其割裂开，陈寅恪先生《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述及隋唐制度源流，“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8似只及梁、陈，实则亦提到北魏之制度典章文物多学自江左，亦即东晋至宋齐。南朝作为一个整体在史学上实际不好区分，可是为什么周先生却将宋与魏晋同列为语音学上的中古前期，齐梁陈与隋一起却成为了中古后期？9
以笔者之见，则很可能与当时的民族融合有关。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至南朝宋灭亡已近200年，北方少数民族成功的占领了北方地区，但民族融合几不可见，与南方东晋政权的敌对状态姑且不论，北方地区汉人与少数民族之仇恨远大于融合，各少数民族大肆杀害汉人，北方汉人冉闵所建立的国家冉魏更是颁布“杀胡令”，在这种状态下民族之间的交流已属不易，更不谈融合。北方真正的民族融合时期大概需要到北魏孝文帝时期，这一时期虽仍与南方汉人有战争，但也有相对稳定的时候，孝文帝更是迁都洛阳，力主少数民族汉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最高统治权仍在少数民族手里，但少数民族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完成了一个“由夷变夏”的过程，当民族间的差别逐渐缩小，民族融合就有了可能。也正是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北方汉语语音可能接受了很多外来的变化，长期发展下来就与以前发音有很大差异了。而孝文帝改革的时间，正相当于南朝齐时期，故周祖谟先生将宋与魏晋并列为中古前期，而齐、梁、陈、隋为中古后期。
再回到本节最开始提到的唐宋音的变化，五代时期虽不如魏晋时期民族那么混乱，但也是一个民族融合时期，五代的唐晋汉及十国中的北汉均为沙陀人建立，再加上北方汉人与契丹人接触，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处情况较多，隋唐时期的语音肯定受到了外来语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宋代方音。周祖谟先生对宋代方音的评价是：“论声则与中原音韵之二十母相近，论韵调则同摄之一二等读为一类，三四等读为一类，其读音盖不出开齐合撮四呼，与元明以降之音相近。”10
由此想到了唐宋变革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并完善的，其主要观点其实是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将宋元时期作为世界近世史的一部分，把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视为“从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从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文化状态的变化”。11在此后的几十年，唐宋变革论引起了日本、美国、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研究领域看，已经从社会史角度发展到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从研究时限上看，从唐末至宋初的两百余年变为了从唐初到宋末长达600余年的时段。就广义来讲，将唐宋间音韵的变化纳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似乎是可能而且合理的，并且由语音变化而反映出的民族成分、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变化可以让研究者有更广泛的思路，也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整个唐宋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史贵存疑，现在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及日本已经开始陷入过犹不及的困境，台湾学者柳立言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唐宋变革论乃是由史观和史实共同构成。12但很多研究者其实只讲史，抓住一点不放，将其硬塞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之中，其实这样讲的唐宋变革与各朝代交替所产生的变革并无不同，论证干瘪无力。事实上音韵学在宋元间完成了由中古音到近代音的转变，绝不是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注脚，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唐宋元之间的继承关系，期间有变化，却是一脉相承的，不是一朝一代一人可以完成的。所谓“宋承唐制”绝不是一句虚言，宋代绝大多数制度都能从唐代找到原型。唐宋变革论有高度、有道理，但我们绝不能迷信于此，更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宋史的唯一准则，只有抱着这种理性的态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唐宋变革，理解宋史。
1洪迈：《容斋三笔》卷11《帝王讳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3页。
24陈垣：《史讳举例》卷8第78条《宋讳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7页。
3陈彭年：《广韵》，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版，“顼”字见第441页，“煦”字见第243页、345页。
5 脱脱等：《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1页。
610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654页。
7周祖谟：《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6页。
8陈寅恪：《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页。
9此时南北朝对立，周先生所指的齐梁陈应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不是地域上的概念。
在先秦文献中，宋钘又被称作宋子、宋胫、宋荣等，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代，其生活背景和思想只散见于诸子书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尹文与惠施、公孙龙并论为名家，将宋钘列为小说家，并说尹文“说齐宣王”，同时引刘向《别录》：“与宋钘俱游稷下”。因此一般认为宋钘和尹文是同时代的人，宋钘长于尹文，且是尹文的老师。钱穆考证：“《孟子》书中有秦楚将权兵，孟子遇宋胫于石丘一节。张宗泰《孟子诸国年表》记曰：‘当孟子时，齐秦所争惟魏。楚虽近秦，时方渐强盛，秦尚未敢与争，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与五国共击秦不胜之事，而独与秦战，则在怀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叛去齐。’《孟子》疏：‘石丘宋地’，则孟子去齐之宋而遇胫也。阎若璩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稷下学士复盛，孟子当与宋胫有雅，故邂逅石丘，呼以先生。’焦氏《正义》则谓：‘胫盖年长于孟子，固孟子以先生称之，而自称名。’”郭沫若也认为“宋钘、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以年辈而言，宋钘在先，宋钘在《孟子》书中作宋胫，孟子称之为‘先生’而自称本名为‘轲’，足见宋长于孟，至少亦必上下年纪……大率宋、尹是师弟关系。宋在齐当在威王与宣王时代，尹则当在宣王与滑王时代。”郭沫若根据孟子称宋胫为“先生”而认定宋胫长于孟子，其实不然。“先生自是稷下学士先辈之统称，孟子亦谦敬其人，故自称名为谦耳。”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荀子》《庄子》诸书中都提到过宋钘，我们只能姑且认定其生活年代当在齐威王与宣王之时，至于与尹文是什么关系，由于诸子书经常只提宋钘而少有尹文，笔者认为，宋钘的思想与尹文并没有什么师承关系，只是在班固对他们划分派别后，学者们便陷于班固的圈子而不能自拔。下面我们便从其思想特征人手进行分析。
二、宋钘的思想特征
宋钘是稷下学宫的学士，齐国威王和宣王二世，为振兴齐国，招揽天下人才，设立稷下学宫，一时间，齐国成为列国人才聚集的地方。稷下学宫成立之初，齐国便为居于学宫的学者们“设大夫之号”，即虽然没有大夫的正式职务，没有通常的政治权力，却给与他们相应的称号和地位，在经济上享有同等的优待。在这个学术的天堂，来自各地的学者可以自由著书立说，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反复争辩，出现了“各著书盲治乱”的氛围。各派学者之间，同一学派之内，先生与先生之间，先生与学生之间，都在不断进行论争，其结果便如《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所说“胜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诞生了宋{开的融合各家的学术思想。
宋研的思想与尹文称为“宋尹学派”，散见于《韩非子》、《荀子》、《庄子》、《吕氏春秋》当中。划分他们所属的学派，历来受到学者们的争论，基本上有三种看法：其一，名家和小说家。班固首开先河，在班固那里，名家和小说家的评议较为接近。《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名家为“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务在众晓”。真正涉及名家的观点，由于其所存“宋子十七篇”皆散轶，学者对这种看法评论较少；其二，墨家说。《荀子》以墨翟宋钘并称，陶潜《圣贤群辅助录》认为宋钎尹文为“三墨”之一，俞正燮《癸巳类稿·墨学论》亦以宋钘为墨徒；其三，道家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学者大多持此观点。
历代学者根据先秦诸子书，把宋钘的思想划分为不同的学派，虽各有所本，但考察了相关的文献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当时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很多的思想家都兼具几种思想。作为当时重要的一支，宋钘的思想和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消亡了。目前了解宋钘的思想只能从《韩非子》、《庄子》、《荀子》及中国古代的其他文本中得知。宋钘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吸收和发挥了墨家的思想。《荀子》将墨翟与宋钘并称。《庄子·天下》篇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余人，不歧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宋钘认为，只有破除“见侮不辱”，以情为欲的偏见，才能认识事务的真相，并提出了“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的保持社会安定和提高内心修养的原则。“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楚荣辱、美惠的界线，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虽然被辱，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分了。宋尹学派‘以寡为内’，当受到儒家安贫乐道和墨家功利刻苦精神的影响，而其‘以禁攻寝兵为外’则是明显对墨家‘非攻’的继承。”宋钘的这种反对战争的思想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人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状况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各家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时，都不忘把这个最需解决的问题放在首位。宋钘反对战争，不止一次提到。《孟子·告子下》载：宋胫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之何?”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所指。说之将如何?”曰：“我将言其不利也。”在这里，我们看到，宋钘的思想包含了墨家的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大利的思想，美国学者史华兹评论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墨家的思想，暗示了新型的激进行动主义的模式，连在《墨子》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模式。宋钎准备绕过政治机构而直接诉诸‘心灵中拥有这些目标的人民，他们走遍了整个世界，试图说服那些处于上位的人，教育那些处于下位的人；并且，尽管这个世界拒绝倾听他们，他们也不会放弃行动，仍然强迫其他的人接近他们’(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摘要：关于先秦诸子所属派别的划分，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宋钘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或齐宣王时代，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宋钘既吸收和发挥了墨家的思想，又接纳了道家的学说，这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博采众说的特征。
关键词：宋钘学术派别派别划分墨家思想道家学说
先秦诸子研究一直是古今中外学者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对诸子生卒年代、思想和派别划分的探讨。先秦诸子派别的划分首推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自此以后，学者思想的派别划分成为官修史书的惯例。这种做法有助于后人了解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体系和某一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但是思想派别的划分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春秋战国时期宋钘及其思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一、宋钘的生活年代
在先秦文献中，宋钘又被称作宋子、宋胫、宋荣等，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代，其生活背景和思想只散见于诸子书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尹文与惠施、公孙龙并论为名家，将宋钘列为小说家，并说尹文“说齐宣王”，同时引刘向《别录》：“与宋钘俱游稷下”。因此一般认为宋钘和尹文是同时代的人，宋钘长于尹文，且是尹文的老师。钱穆考证：“《孟子》书中有秦楚将权兵，孟子遇宋胫于石丘一节。张宗泰《孟子诸国年表》记曰：‘当孟子时，齐秦所争惟魏。楚虽近秦，时方渐强盛，秦尚未敢与争，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与五国共击秦不胜之事，而独与秦战，则在怀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叛去齐。’《孟子》疏：‘石丘宋地’，则孟子去齐之宋而遇胫也。阎若璩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稷下学士复盛，孟子当与宋胫有雅，故邂逅石丘，呼以先生。’焦氏《正义》则谓：‘胫盖年长于孟子，固孟子以先生称之，而自称名。’”郭沫若也认为“宋钘、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以年辈而言，宋钘在先，宋钘在《孟子》书中作宋胫，孟子称之为‘先生’而自称本名为‘轲’，足见宋长于孟，至少亦必上下年纪……大率宋、尹是师弟关系。宋在齐当在威王与宣王时代，尹则当在宣王与滑王时代。”郭沫若根据孟子称宋胫为“先生”而认定宋胫长于孟子，其实不然。“先生自是稷下学士先辈之统称，孟子亦谦敬其人，故自称名为谦耳。”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荀子》《庄子》诸书中都提到过宋钘，我们只能姑且认定其生活年代当在齐威王与宣王之时，至于与尹文是什么关系，由于诸子书经常只提宋钘而少有尹文，笔者认为，宋钘的思想与尹文并没有什么师承关系，只是在班固对他们划分派别后，学者们便陷于班固的圈子而不能自拔。下面我们便从其思想特征人手进行分析。
二、宋钘的思想特征
宋钘是稷下学宫的学士，齐国威王和宣王二世，为振兴齐国，招揽天下人才，设立稷下学宫，一时间，齐国成为列国人才聚集的地方。稷下学宫成立之初，齐国便为居于学宫的学者们“设大夫之号”，即虽然没有大夫的正式职务，没有通常的政治权力，却给与他们相应的称号和地位，在经济上享有同等的优待。在这个学术的天堂，来自各地的学者可以自由著书立说，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反复争辩，出现了“各著书盲治乱”的氛围。各派学者之间，同一学派之内，先生与先生之间，先生与学生之间，都在不断进行论争，其结果便如《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所说“胜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诞生了宋{开的融合各家的学术思想。
宋研的思想与尹文称为“宋尹学派”，散见于《韩非子》、《荀子》、《庄子》、《吕氏春秋》当中。划分他们所属的学派，历来受到学者们的争论，基本上有三种看法：其一，名家和小说家。班固首开先河，在班固那里，名家和小说家的评议较为接近。《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名家为“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务在众晓”。真正涉及名家的观点，由于其所存“宋子十七篇”皆散轶，学者对这种看法评论较少；其二，墨家说。《荀子》以墨翟宋钘并称，陶潜《圣贤群辅助录》认为宋钎尹文为“三墨”之一，俞正燮《癸巳类稿·墨学论》亦以宋钘为墨徒；其三，道家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学者大多持此观点。
历代学者根据先秦诸子书，把宋钘的思想划分为不同的学派，虽各有所本，但考察了相关的文献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当时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很多的思想家都兼具几种思想。作为当时重要的一支，宋钘的思想和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消亡了。目前了解宋钘的思想只能从《韩非子》、《庄子》、《荀子》及中国古代的其他文本中得知。宋钘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吸收和发挥了墨家的思想。《荀子》将墨翟与宋钘并称。《庄子·天下》篇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余人，不歧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宋钘认为，只有破除“见侮不辱”，以情为欲的偏见，才能认识事务的真相，并提出了“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的保持社会安定和提高内心修养的原则。“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楚荣辱、美惠的界线，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虽然被辱，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分了。宋尹学派‘以寡为内’，当受到儒家安贫乐道和墨家功利刻苦精神的影响，而其‘以禁攻寝兵为外’则是明显对墨家‘非攻’的继承。”宋钘的这种反对战争的思想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人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状况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各家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时，都不忘把这个最需解决的问题放在首位。宋钘反对战争，不止一次提到。《孟子·告子下》载：宋胫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之何?”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所指。说之将如何?”曰：“我将言其不利也。”在这里，我们看到，宋钘的思想包含了墨家的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大利的思想，美国学者史华兹评论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墨家的思想，暗示了新型的激进行动主义的模式，连在《墨子》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模式。宋钎准备绕过政治机构而直接诉诸‘心灵中拥有这些目标的人民，他们走遍了整个世界，试图说服那些处于上位的人，教育那些处于下位的人；并且，尽管这个世界拒绝倾听他们，他们也不会放弃行动，仍然强迫其他的人接近他们’(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第二，接纳了道家的学说。《荀子》诸篇中载：“子宋子日：人之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子宋子曰：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在《韩非子·显学篇》中韩非子说：“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囫，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另外在《庄子·天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各篇中论及的宋钘的思想与道家《老子》中的“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小则得，多则损”、“为道日损”等思想接近。宋钘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争斗，取不随仇”。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方面，他提倡“以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荀子》批评他是“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并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知道人应该少私寡欲，但不知满足人的合理欲求。《荀子》中提到的关于宋钘的一些言论，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宋钘的重要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宋钘思想中诸多的道家思想成分。本杰明·史华兹评论到：“他们包含着这个世界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侮辱和谩骂，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这些侮辱并不能玷污他们真正的尊严，儒家式的君子就不能获得这种程度的宁静，因为他们必须为他的人格尊严所受到的冒犯而焦虑，这是由于‘礼’的整个结构取决于对君子人格的保持。孔子也许会对人们并不理解他这一事实保持满不在乎的态度。然而，作为一位君子，他不能对他的人格受到侮辱无动于衷。然而，宋钘却能避免一切愤怒与好战之心。因而，在他内在的对于世界的冷漠无情中，他的确和老子及庄子一样具有深刻的精神独立性。”
综合《荀子》、《庄子》、《韩非子》诸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宋钘言论的评论和引用，既包含了墨家的思想，又包含了道家的思想甚至还有儒家的思想，这给后人透露了一个信息，在“百家争鸣”时代，各种思想之间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钱穆在《宋钘考》一文中曾说：“余尝谓黄老起于晚周，兴于齐，又谓道源于墨。若宋子，宗墨氏之风，设教稷下，其殆黄老道德之开先耶?”另外，郭沫若把《管子》中的《心术》、《内业》、《白心》和《枢言》归于宋钘和尹文的遗著，并说明其中包含的道家思想。我们知道，《管子》一书是杂糅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思想，在这本兼收并蓄的书中，“我感觉着我是把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派发现了，有了这一发现，就如像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间的相互关系，才容易求得出他们的条贯，宋钘这一派，无疑是战国时代得道家学派的前驱，而它的主要动向是调和儒墨。”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