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喜洋洋与灰太狼》，霍夫斯泰德，集体主义，阴性主义
一、引言
儿童动画电影（动画片）是一门融合了文学、美术、音乐、影像等多种多样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在儿童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动画电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动画片是儿童个体性格和社会意识建构和塑造的重要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在动画片视像的牵引下，儿童逐渐融入社会完成健全人格的塑造。儿童相对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动画片的直接感性与孩子们的视觉快乐和认同感轻而易举的一拍即合。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社会，生活节奏与日俱快，独生子女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孩子们在家庭和社区这些生活空间中缺乏情感交流的途径和对象。动画片则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这方面的需求，看动画片、读动画书、穿卡通衣服、吃卡通食品，已经成为现代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动画片作为儿童事实上的“看护人”伴随着儿童成长的整个过程。
二、中国儿童动画的历史、现状与《喜洋洋与灰太狼》
回看中国儿童动画的发展史，中国的儿童动画有着辉煌的经历。在世界动画界颇负声望的“中国学派”的学术影响至今还留有回响。中国动画的开山者万氏兄弟1941年创作了有声动画片《铁扇公主》获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在世界动画史上是可以与《白雪公主》、《小人国》、《木偶奇遇记》相媲美的第四部动画长片。在当时，可以说中国的动画艺术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亚洲更是独占鳌头。50、60年代中国老一代动画人创作了《猪八戒吃西瓜》、《骄傲的将军》、《牧笛》、《神笔》、《孔雀公主》等一大批优秀的动画片，这些都是动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出色作品。70、8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动画片如：《三个和尚》、《鹬蚌相争》、《雪孩子》、《黑猫警长》等都是蜚声中外、屡次获奖。回首60年中国中国儿童动画史上被频繁提及的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几乎都是出自老一辈“动画人”之手。中国动画在时代的更迭面前无动于衷霍夫斯泰德，几近停滞。
80年代初，以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为节点。国外动画的“潘多拉盒子”从此打开。日本的《机器猫》、《名侦探柯南》、《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美国的《狮子王》、《玩具总动员》、《小鸡快跑》、《怪物史莱克》、《冰河世纪》等，在中国被迅速接受和认可。这些外国动画成为了中国孩子亲密无间的伙伴，一代代的中国儿童在猫和老鼠的争斗中与奥特曼共同成长。仔细想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吗？在当下的儿童视听领域已经被日美外来的动画视觉“殖民”了。在世界动画快速发展的境况下，中国动画却逐渐沉默和缺席了。
《喜洋洋与灰太狼》的热播改变了中国动画失语和缺席的尴尬处境，令国人为之一振。据统计《喜洋洋与灰太狼》在各地的收视率达10%以上，无疑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创造出了国产动画前所未有的价值。这部动画片的成功除了商业运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深层的文化价值。充分挖掘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自存的有机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标准。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儿童动画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一国的儿童动画只有很好地传递本土的文化理念才能取得成功。《喜洋洋与灰太狼》正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内合理定位，恰切的符合中国的文化特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我们可以借助霍夫斯泰德的五种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来分析，并管窥中国的文化特征。
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于1980年提出了四种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他认为文化差异和一国的文化特质可以用四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权力差距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阳性主义/阴性主义维度。十年后，霍夫斯泰德又归纳出了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期观/短期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化维度理论。本文主要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和阳性主义/阴性主义维度两个方面试分析之。
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理论视角下的《喜洋洋与灰太狼》
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纬度中，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张扬独立性。集体主义则非常强调集体的概念。家族、整体、集体大于个人。在这个理论纬度中霍夫斯泰德，中国属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喜洋洋与灰太狼》对集体主义的阐释体现在：狼族、羊族对家族伦理的重视和在灰太狼身上体现的集体无意识——阿Q精神这两个方面。
1、家族本位的狼族和羊族
与国外强调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动漫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在《喜洋洋与灰太狼》中始终贯穿着家族的观念。开篇便说，狼族与羊族有着五百年的历史恩怨，灰太狼有着重振狼威的志向与责任。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与他并肩作战的爱妻红太狼哎呦祖先留给他的大批秘籍经书和超强武器。灰太狼的一举一动不仅仅代表灰太狼自己而是代表整个狼族。无奈的是狼族家世的曾经显赫和优良基因到灰太狼这里只剩下空无所依的野心、自大俄贪婪。
反观羊村，很多人把羊村的同学们看作没有父母的“孤儿”，其实不然，羊村的祖辈同样有着兴衰史。到了慢羊羊村长手上，有了一个非常智慧的无敌团队。羊村里羊儿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他们都以这个大家庭的利益为重。面临着险恶的生存挑战，他们总能借助祖先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与集体的努力逢凶化吉，在青青的草原上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2、阿Q 精神——集体无意识
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性。在当时的语境下阿Q精神可以说是人性弱点，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而在如今的时代，精神胜利法有了新的内涵，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对我们调节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阿Q 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俄集体无意识。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的时候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是因为它道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在灰太狼的身上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还会再回来的”这是每集灰太狼都必然会说的经典语录，“老婆，就差一点点了，都怪喜洋洋”也是灰太狼的口头禅。这些刻画出了一个永不妥协，寻求心理平衡的灰太狼。这种心理在羊儿们也很流行。慢羊羊的村长的“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我也不知道”。就是异常聪明的喜洋洋在遇到无计可施的局面的时候经常“我想到了……办法就是……快逃”。
灰太狼平时英俊潇洒、机智多谋、一旦碰到喜洋洋就被击败的落花流水。在老婆面前尽力的报喜不报忧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面子，爱被数落的时候也经常说“狼也是有尊严的”。
《喜洋洋与灰太狼》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在喜洋洋与灰太狼的身上闪现着我们中国人的人性特点。因此，喜洋洋与灰太狼的形象受广大儿童喜爱。
四、阳性/阴性主义维度理论视角下的《喜洋洋与灰太狼》
阳性主义/阴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分析霍夫斯泰德，可以理解为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与男性/女性气质相似或者有某种联系。在阳性主义文化中男性气质是社会的文化主导诸如：理性、外向、暴力、个人英雄主义等。而在阴性主义文化中，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中弥漫着感性、母性、安静、内敛、平和等文化特质。在很大意义上，中国属于阴性主义文化的国家。《喜洋洋与灰太狼》中，“追求和谐的青青草原”“灰太狼与红太狼的中国式婚姻”两方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阴性主义特征。
1、和谐的青青草原
《喜洋洋与灰太狼》是讲述着一个个发生在草原上狼和羊斗志斗勇的故事，每次的结果的都是狼的阴谋不会得逞各方相安无事。表面上充满斗争的动画剧充满诙谐和幽默，和谐的主题贯穿始终。
在草原的动物世界里，形象很多，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大观园。老虎“泰哥”虽然威猛且很强悍，但他更多的是以道德的原则维护着草原的安宁。大象“包包大人”是力量的代表，但他也是依据《草原法典》来维护草原的公平和正义。蟑螂和老鼠虽然渺小，但是集体的力量也是很巨大的势不可挡的。故事的主角狼和羊之间也并不是水火不容，蕉太狼和暖羊羊却是患难之交，灰太狼的儿子小灰狼在羊村里受到羊儿们的呵护。灰太狼继承了祖先的本性，与羊村有着世仇，虽然经常侵犯羊村，但是最终屡屡被喜洋洋打败。这正好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夙愿。世界和谐共处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取向。
弱者有了智慧和勇气，强者有了责任和道义，羊儿们遇到危险和困难也终能化解和克服。青青的草原保持了平静详和。正符合了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贵和尚中”的思想。更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2、中国式的婚姻
《喜洋洋与灰太狼》里面灰太狼与红太狼的婚姻也是重要看点。平底锅可以说是孩子们印象最深的道具。在两人的婚姻中红太狼是主导的，掌握着主动权。灰太狼对红太狼是任劳任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百般献媚。表面上红太狼野蛮刁钻、脾气暴躁，但是从心底却对灰太狼忠心耿耿，恩爱有加。身为狼霍夫斯泰德，自从嫁给灰太狼就再也没有尝到羊的味道，即使这样，也是偶尔发泄一下情绪，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对灰太狼不离不弃。灰太狼在外人面前非常强悍，而在红太狼面前却非常包容、心胸宽广。红太狼在外人面前温柔体贴，而在灰太郎面前心高气傲、飞扬跋扈。在吵吵闹闹中居家生活，灰太狼与红太狼的婚姻也越来越稳固。这是中国式婚姻的普遍特点。
平平淡淡、吵吵闹闹却能够相濡以沫厮守终生。情动于心却不溢于表，含蓄地表达感情。这些都是中国式的感情观和婚姻观。
五、结语
当孩子的灵性被国外动漫所掩盖的时候，土生土长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唤醒了国人对动漫的深深反思。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受我们的孩子的欢迎，也更能教育和引导孩子的健康成长。
《喜洋洋与灰太狼》立足当前的社会生活，巧妙地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制造出了富有中国式思维的动漫形象。也因此同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做出贡献。趁着时下国学升温和儒学复兴的东风，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孩子沐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快乐、幸福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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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邱芸（1988，女，汉族，浙江省衢州市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研究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互文性作为一种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它力图挖掘不同文本之间的密切联系，构建起新的文学批评、解读图景。本文从互文性理论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出发，试对两个文本《小红帽》和《与狼为伴》进行解读。以前者为参照，经过仔细剖析阅读对比，发掘《与狼为伴》文本表达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与狼为伴；小红帽；互文性；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1-0000-02
一、互文性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18世纪初，英国作家亚历山大 蒲柏就曾经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艾略特则认为所有诗人的作品也都具有相互指涉性，诗人之间和作品之间都有着相互联系。其实他们的思想中都已孕育着互文性思想的早期萌芽。但直至朱丽娅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时，这种思想才被正式用学术术语表达出来。
1966至1968年间，克里斯蒂娃先后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封闭的文化》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这三篇论文中使用了一个由她自己根据几个最常用的法语词缀和词根拼合而成的新词――互文性（intertectualite），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1］。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一个文学文本即为一个能指、一个词，它是对某个所指或某个对象的表达，而文学文本之间是相互反射并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文本间是没有明确的界限可言的，文本之间相互渗透。
巴赫金是《小说的美学和理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的作者，尽管他从来没有用过“互文性”一类的词，但其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复调”、“对话性”等对互文性理论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巴赫金将陀氏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认为该小说呈现和运用了多重声音，如作者的声音，主人公的声音还有其他人物的声音等等。在这种复调中，所有声音以同等方式被引发出来的现象隐含了对话主义:人物的表述和作者的表述之间进行着对话，而人们又时时刻刻能从这些动态交流的字里行间听得到这种对话［2］。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揭示了文本之间的对话的普遍存在性。正是在这种对话理论的影响下，互文性的概念才得以诞生并进一步的发展。可见，文本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互文性最本质的特征［3］。
除克里斯蒂娃外，互文理论的研究者如罗兰 巴特、里法特尔、吉拉尔 热奈特、安东尼 孔帕尼翁等进一步地运用和发展了该理论。
互文性在巴赫金那里被孕育，克里斯蒂娃那里被提及。经过巴特、热奈特、里法特尔等人的运用、阐释与补充，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在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二、互文性和文学批评
互文性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时期，它的出现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互文性理论进入文学批评，突破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局限，将历时性研究纳入文学研究，将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诸多外部因素重新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把文本看作是一个自身包含多种声音的意指过程，以此质疑文本的同一性，自足性和原创性［4］。文学批评不再采取横向的解读模式，即仅仅将关注点放在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依靠研究作者的背景，作品的写作背景来解读一个文本，而是采取纵向的解读模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作品本身，转向研究一文本与前人文本的相互关系A上面来，通过比较解读若干与目标文本相联系的文本来阐释目标文本。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所谓的“父子关系”以及作品乃为作者所有的这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批评观念已被解除。
互文性也将解构的思想引入了文学批评。文本的意义不再是早已确定，等待读者去发掘的。相反，文本的意义是漂移不定的、开放的、多元的，其意义是有待读者通过互文性的阅读来确定的。文学批评的任务不再是去发现一文本的原意，也不再是去理解已定的权威的标准解释，而是强调把作品中模糊的意义在个体的解释中固定成型并使其清晰起来。
三、《小红帽》与《与狼为伴》的互文
3．1两文本的相关性
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5］显然，《小红帽》不仅与我们已知的卡特对它的改写版《与狼为伴》相联系，更与若干其他文本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本文中，作者将互文仅仅局限于《小红帽》与《与狼为伴》两个文本之间。通过仔细研读，将佩罗童话《小红帽》与卡特的《与狼为伴》相比较，以期将卡特改写的童话进行解读。
佩罗的《小红帽》文本主题部分800字不到，然而在卡特的改写版中却多达4,000多字。从互文性角度看，《与狼为伴》是对《小红帽》的戏拟。戏拟即对原文进行转换，要么以漫画的形式反映原文，要么挪用原文。无论对原文是转换还是扭曲，它都表现出和原有文学之间的直接关系。卡特的《与狼为伴》后半部分折射出《小红帽》的内容，但又偏离了它的内容与主题。
3．2童话的产生背景及其反映的现实
传统童话形成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这段时间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童话“反映的是男性对于现实生活中理想女性的一种定位。童话反映了父权体制下的社会秩序和两性关系。”正如女性主义人类学家欧藤娜在她写的《性别制造》一书中指出，女人在童话中被理想化的部分不是她们的进取心或成就而恰恰是她们的弃权。［6］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看，传统童话世界里的男女是不平等的。童话世界成为男性中心的世界。女性要么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或缺席者，要么就是传达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带有教谕意义的符号。［7］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主义运动也随之而来，此起彼伏。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把目光投向文学。她们也将目光投向了童话，因为童话是女性接触最早的文学形式，对女性成长过程中思想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她们企图通过改写童话，重新塑造新的女性的形象，以此来影响或挑战男权主义至上的社会风潮，提升女性的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
3．3《与狼为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与狼为伴》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为后半部分做铺垫。文本的前面部分营造了阴森，黑暗的哥特式的氛围。而在《小红帽》中，并没有对故事环境的特定描写，文本由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情节构成。在文末，佩罗附了该则童话的寓言：狼有很多种，文中的狼并不仅仅指吃人的残暴动物，也只那些外表迷人，安静、礼貌、谦虚的色狼，提醒姑娘们提防。文中刚结婚的狼人因为害羞而离开，而这位刚失去新婚丈夫的女性则立马擦干眼泪，另择伴偶。这中情节似乎与传统观念相背，男性变成了害羞的代名词。因此，作者已经开始慢慢地塑造果断坚决，反常规的女性形象，开始为女性“拨乱反正”。
文本的第二部分是以传统《小红帽》为框架展开的。虽然原作主要人物保留了下来，但是他们的性格，故事环境，以及故事的结局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佩罗版《小红帽》中，小红帽是个备受家长宠爱，毫无防备心理的小女孩。在遇到狼的时候，她毫无戒备，任狼指使；在敲门时，虽然听到的声音不像自己的外婆/奶奶，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至将自己亲自送到狼的怀抱，任狼宰割。在这个故事中，小红帽若被视为女性的话，那么作者所描述的女性是无知的，柔弱的，是个弱势群体。而狼所代表的男性则是诡计多端、强势的，是主宰者。该童话中所反映的男女地位是及其不平等的。
卡特改写的《与狼为伴》中，小红帽虽然也受长辈宠爱，但她在作者的笔下已经一转变成了一个初长成的姑娘，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小红帽也是个有防备、有主见的姑娘：她在自己的篮子里放了一把切肉刀，以防路上的不测，当在树林里行走的过程中听到动静的时候就警觉的去摸放在篮子里的刀。当她在路上遇到化狼人身的英俊猎人的时，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完全把危险抛到脑后，和英俊的少年有说有笑，一路同行，同时也将自己的武装（篮子及刀）卸下，交给对方。当英俊猎人跟她以一个吻为赌注比谁先到目的地的时候，小红帽则故意为了那个吻而放慢脚步（而不是像佩罗童话中，小红帽受狼的蛊惑的同时被路途上的身外因素，如鲜花等所吸引而晚到目的地）当她到了奶奶/外婆家的时候，因为发现屋里只有一个人而失望。可见现在的小红帽是一个知道自己内心的需求而大胆地去追求的人。当小红帽被狼人关在屋内而屋外又有群狼的时候，虽然内心很害怕，但清楚害怕并无益她还是镇定地应对。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慌张，也没有投降作狼的大餐。尽管她顺从狼人的意思将自己献给了他，但是她也将狼人的外衣也烧毁。文中前面已提到过狼人的自然寿命为7年，如果他的衣服被烧，那么他以后就只能是狼而再也不能变回成人了――狼被制服了。文中的奶奶/外婆可看做旧思想的代表：以圣经为伴的虔诚教徒，结婚时用的拼布床单现在仍在用，屋里还摆放着老古董的钟。讽刺的是，虽然老人是虔诚的教徒，在危险是请求耶稣拯救，结果还是被狼吞食。
《与狼为伴》是对《小红帽》的吸收和改编，从互文的角度仔细分析两个文本则可窥探前一文本所体现的思想。对《小红帽》文本，我们作为读者赋予其的意义为：体现了两性的不平等的地位――女性像一只温顺的绵羊任人欺骗、宰割，而男性则是那阴险狡诈、凶残、占主宰地位的狼。以《小红帽》为参照，通过细读《与狼为伴》，作者发现在该文本中，如果将小红帽看成是女性的代表，她们不再是唯唯诺诺的弱角色，而是勇于挑战追求、有主见、善于动脑、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群体。文中的小红帽与狼进行了较量。在外婆/奶奶的屋内，小红帽面临贪婪的狼，屋外又有成群的狼围着。在面对这种困境时，她不但没有屈服，而是机智地与狼暗斗，烧毁了他的外衣，最后将其制服。因此，利用互文的解读方法，《与狼为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做的努力清晰可见。
四、结语
互文性理论给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新泉，使得文学批评将关注点由以分析作者意图，作者对作品的影响为主转移到了文本本身，进而专注文本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文本网络。以往作者主宰作品的观点被彻底的打破，作者的原创性亦受到了质疑和否定。反之，读者被赋予了确定文本意义的权利。
通过对佩罗的《小红帽》与卡特的《与狼为伴》两文本进行认真的互文阅读，作者认为卡特的文本体现了女性主义的思想。她的文本将原本柔弱温顺的女性形象转化为独立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从中可以看到其为了争取男女地位平等而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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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知的互文》（L’intertexte inconnu）选自《文学》杂志41期，1981年出版，第五页。
乔治・奥威尔的名作《动物庄园》是一部寓言小说，讲一个庄园在一场革命胜利后，动物们生活在乌托邦的灿烂阳光里，但不知不觉的在绿油油的草地中钻出了蛆虫。小说出版于1945年，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所影射的现实政治。一部动物寓言成为现世的预言，其实动物故事从来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自新世纪以来人与动物之间的亲近关系前所未见，有关动物的文化产品也前所未有地多了起来。从大处说因为地球变暖，人和动物同样处于濒临绝迹的危机之中，于是惺惺相惜。另一种亲近却是为了杀戮，为了牟利，任何珍稀动物，无论多么凶猛，都格杀勿论，同样加剧了人类自身濒临灭绝的危机。
从前的狼是残忍可怕的，现在的狼不是受崇拜，便是被同情。前者如姜戎的热销小说《狼图腾》即为代表。不知《动物庄园》被译为多少国语言，而《狼图腾》在面世后短短数年间已被译成近十种外语，其影响力令人惊叹，与其说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毋宁说是这个“狼图腾”作为权力崇拜的象征应运而生，伴随着印刷资本的全球性流通，迅速跨越民族与语言的界线。另一方面狼变得令人同情起来，这与近年来声浪愈高的环保意识有关，狼不仅是气候变暖，更是人类贪婪的牺牲品，也面临着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因此环境保护者呼吁“狼权”。像2005年的美国电视纪录片《与狼群生活在一起》(Living with woives J、2007年的法国影片《与狼群共患难》(Survivreavec Ies Loups，由Vera Beimont导演)、2008年的比利时故事片《女孩与狼群》(La Jeune fille et les loups，由Gilles Legrand导演)等，都力图改变狼的传统形象。好莱坞梦工厂加紧生产《比佛利拜金狗》、《流浪狗之家》之类的影片，那种火爆搞笑的风格有其自身《101只斑点狗》的传统，日本的电影业不甘落后，像《路边的狗》、《与狗狗的十个约定》等，更讲人狗之间的关爱和谐，狗则更具宠物意义。与好莱坞不同，最近日本人大力开掘出猫的故事，似乎更富于东方式的温馨与诗意。
“热爱地球”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爱心变得更宽广伟大，但养猫养狗会爱得更安全，爱心也更为脆弱而孤独。许多人不敢爱人，才移情别恋于猫狗。那也是白领的生活品质的标志，满足于对生命的占有，结果让那些猫猫狗狗也得了忧郁症。这些都没法跟狼相比，狼是媒体的宠儿，成为“雷词”、“潮语”的灵感源泉，如中国乒乒队“养狼计划”、贺岁片“杀破狼”、莎拉佩林“狼人”之类，只要和狼搭边，就会上大小不等的新闻标题。杨丞琳在唱“狼来了”，那是个男人即谎言的比喻，这样的狼多多益善，没有帅哥的谎言，美女不美，但和“人与自然”回到和谐的愿望毫无关系。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格林童话》里狼外婆的故事，就像故事里的小孩一样，狼外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不仅教我们辨别善恶，而且懂得识别真伪。我们也熟悉“狼来了”的故事，知道诚实的重要以及对于公共生活所承担的责任与后果。在中国“中山狼”的寓言尽人皆知，狼背信弃义，吃人的本性难移。这也说明不管东方西方，对于狼的认知在分享着基于人性的普世价值。一旦知道狼和羊的区别，就进入了善恶的人间世及其象征秩序，那似乎要比了解沧海桑田，改朝换代的历史来得更为重要。的确911之后，世界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动物世界也焦燥不安，在魔杖的指挥下被迅速动员起来，形成一种新动物话语。随着狼的传统形象的变化，传统所尊奉信守的价值系统已经荡然无存。一百年前西方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的传统价值，由是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在现下的变局中，地球村里的人都在同一条船上，不知风暴从哪一边来。
把狼作为辨别善恶的指符也是文明所造成的迷思，其实世界各民族有过各种关于狼的传说，在文化的基因里，曾流淌着狼的血液。如果你去意大利罗马，会发现不少雕像名画，会知道罗马城的缔造者是一对孪生兄弟，是靠母狼的奶水而存活长大的。过去不乏与狼有关的文化产品，举几个电影的例子，如名导伯格曼(1ngmar Bergman J的《狼之时光》(The Hour of the Wolf)、乔丹(Neil Jordon J的《狼之一族》(The Company of Wolves J，或如意大利性感明星莫尼卡参演的《狼族盟约》(Le Pacte des loups)和奥斯卡得奖片《与狼共舞》等，这些影片即使没有直接表现狼，也蕴含可怕、危险、死亡的象征意义，因此狼的属性还没有根本变化。
新动物话语首先是消费性的，儿童是主要的目标读者。2005年姜戎又推出了《小狼小狼》，是《狼图腾》的儿童版，意在取代从前有关狼的经典童话或寓言，事实上想要给小孩洗脑。这或许是现代中国人的梦想，如梁启超、鲁迅等，痛感中国人身心的孱弱与萎靡，而呼唤铸造强健雄壮的“国魂”。这几年的动物话语也是够丰富的，老鼠、蝴蝶、熊猫似乎更适合儿童，其实不然，现在的文化产品力求多元，消费对象也希望老少皆宜，有利于资本回收。
说新动物话语体现了某些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狼作为权力崇拜的象征，在理解上有纲举目张之效。或许有人以为我在作过度诠释，在有色眼镜之后把美丽的动物世界看得有煞风景。下面换一个角度，除了上面说的令人崇拜或同情的狼，仅就“狼爱上羊”这首歌来谈谈另一种新狼形象一一漂泊而浪漫的狼，或许更有趣而复杂。
“狼爱上羊”
“狼爱上羊”是一首网络歌曲，2005年汤潮的《狼爱上羊》出现在网上之后，大街小巷不胫而走，被称为2006年“最火爆”的歌曲。网络歌曲一开始就被指斥为“恶俗”而遭到抨击，2007年10月中国音乐界知名人士还开会大加声讨，在一连串的名单中当然包括《狼爱上羊》。这里不在于赞扬或指斥，首先想提一些问题：它为什么那么火爆?它在讲什么?谁在唱?和我们的都市生活有什么关系?这真是文化批评需要介入的地方，由此能把握当下大众欲望的脉搏和文化的走向。这是一个有关变化的“奇迹”和“可能性”的寓言，出现在新世纪之初并非偶然。近来我们不时听到“软实力”这个带有魔幻力的词，《狼爱上羊》就是“软实力”文化的生动体现，从网络里钻了出来。在歌里狼和羊的爱情发生在荒野丛林，但它真正的表演舞台是在都市。伴随着这个“陌生化”的内容，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新的童话世界，怀着希望、疑惑与恐惧。在短短两三年里“狼爱上羊”已成为一种象征指符、一种文化品牌、一种知识话语，不断被再诠释、再生产。先看歌词：“北风呼呼的刮，雪花飘飘洒洒。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这匹狼他受了重伤。但他侥幸逃脱了，救他的是一只羊。从此他们缘定三生，互诉着衷肠。……狼爱上羊啊，爱得风光，他们穿破世俗的城墙。狼爱上羊啊，爱得疯狂，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
这里突出的是狼的形象的变化。狼变得有爱心起来，对于羊不光知恩图报，且出自真爱。狼本来就爱羊，那是为了吃羊，但现在“疯狂”爱上羊的狼是一只好狼，与羊喜结良缘、患难与共。其实在流行歌曲中，较早的如齐秦“北方的狼”风靡了80年代的大陆校园，此后狼的 主题一直不断，张学友、谢霆锋等乐此不疲。这只爱上羊的狼，即爱恋或的狼，其谱系却源远流长。为人熟知的“色狼”即与之有关，如2007年居香港烂片榜首的《七擒七纵七色狼》，那也自有其家数，更早的在60年代根据流行小说拍成的电影《夜半人狼》，英译为MidnightWerewolf。这个Werewolf意谓“狼人”，其出处更是了得，源自于欧洲中世纪的民间传说。说人在满月之夜被狼咬之后而变成狼人，比吸血鬼更具超强的能力。40年代初好莱坞影片TheWolf Man根据这一传说，片中狼人与美女结下了不了情，此片今年推出了重拍版，宣传早已做得轰轰烈烈。其实“狼人”的题材在好莱坞一向受宠，如约翰・兰迪斯导演《一个美国狼人在伦敦》的及杰克・尼古森主演的《狼》等，都是富于寓意的佳作。迈克・杰克逊在其成名作《惊悚》(Thriller)中所扮演的正是狼人，也是由兰迪斯导演的。“狼爱上羊”中的狼如此富于爱心，则根本翻转了“色狼”的意涵，在上世纪是不可想象的。这多半出自拟人化文学手段的表现，与好莱坞的狼人扯不上干系，但也不能说死，狼与人的变形含有人性理解的深刻课题，而好莱坞影响已无远弗届，尤其在全球经济时代，在那些以狼为主题的歌曲里，多少可看到狼人的影子。
“狼爱上羊”被广为接受，除了外在的原因，这首歌的内容及表现手法颇投合大众。其实通俗作品之所以畅销，是因为能满足大众对于新鲜新奇的期盼，尽管时尚常常转瞬即逝。这首歌是一个新编的童话，给狼的形象带来如此彻底的革新，具有奇迹般的意味。而且情节的编造运用了“传奇”文学的套路，像落难公子遇到红颜知己的叙事模式，合乎我们的文化习惯。狼改变本性虽然有违常识，但感恩报答，能满足我们道德上的期待。羊狼之恋属于一场“真爱”，那是充满激情，不计利害的。在现下流行歌曲中关于“真爱”的陈腔滥调比比皆是，但少男少女百听不厌，正因为其中有令人回肠荡气之处。同样的所谓“缘定三生，互诉着衷肠”，相当简洁而圆熟地表现了这场“真爱”的合法性，那是前世注定、无可理喻的。
“狼爱上羊”的主题，如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术语，属于一种“陌生化”，而羊和狼的对话，给人一种场景感，也是日常化的。尤其是羊的回答：“不要客气，谁让我爱上了你?”的确羊显得楚楚可怜，而在对它的纯情的同情或认同之中，狼也获得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这样它们快乐的流浪，就这样它们为爱歌唱”，这场奇特的恋爱似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爱的颂歌，而且带有一种另类的情调。最后回旋往复的“爱得疯狂”，在热烈渲染之际，实际上对听者产生一种催眠的迷醉效果，狼作为主体，也似乎不负众望地带着羊“流浪”，明知前途危险莫测，却挑战世俗成见，相依相偎地前行，表现了某种英雄主义。
这首歌刷新了爱情主题的表现，带来新的刺激。狼的形象用来在真实与虚幻、可能与不可能、机会与危机之间营造张力和气氛。正如羊所说的：“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我都会陪伴你。”在听众心目中，狼也是不确定的，仍具有危险性。实际生活中的男女之爱，特别在今天流行的理解中，本质上是变幻莫测的，狼的形象正担负着这种不确定的功能。人们宁可相信歌里所表现的，狼能改变本性，岂不证明爱的伟大?狼和羊的“快乐的流浪”是浪漫的，或者只要“曾经拥有，不问天长地久”，若有“真爱”的理想，危险和痛苦都值得。
只是一首流行歌，听了唱了，兴之所至，大不了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犯不着去问狼是善是恶。或许觉察到这场恋爱“疯狂”得“荒唐”，出现了那种搞笑的翻唱，让一男一女滑稽地对唱。然而这首歌的流行并非个别、偶然，它和其它动物形象的变化一起，反映了某种真实的文化心态：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会发生。“狼爱上羊”是全球现代性的一个象征指符，标志着游戏规则的改变。就狼的变性颠覆了“普世”价值系统而言，这一全球现代性具有震撼性冲击，却体现为“软实力”或“潜规则”。狼的变性即是创意产品的“奇迹”，也是全球化经济“奇迹”的颂歌，它并非成于一旦，而是全球化经济处于某种巅峰状态的结果。这是新世纪的童话，是一把通向幸福之门的钥匙，与互联网的产生及其带来的创意自由是同步的。
“潜规则”指全球化经济秩序和机制而言。在199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如雨后春笋，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数码时代的资本流通在速率与空间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比如过去确认支票的方式必须靠邮递，而现在通过计算机顷刻之间即可转移资金。同样流通中的“跨界”作为全球化的金科玉律，首先与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关。有一派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迅速地聚集资本与权力，从而形成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即以如纽约、东京、上海等大都市为中心，相对来说民族国家的机能在削弱。互联网的普及无疑为“流通”如虎添翼，也带来真实与虚拟的问题。在1960年代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就指出后资本主义的“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特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在图像的日常世界之中，已经耳濡目染地受到这一图像世界背后的商品机制及其逻辑的控制，因此其思维和行动离开真实愈远。
是幻觉?是真实?随着地球气候变暖，人类和动物似乎都变得温柔起来，而在各类文艺产品中，从流行歌曲、电影、漫画到网络小说，动物们也在竞争，看谁变得更有爱心，连老鼠也要爱上猫。当然这是好现象，动物们充满人心，归根到底是人造的，表达了要求社会和谐的美好意愿，比起从前动辄“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来说，说明社会及人的观念进步多多。且不说这些新千禧年的童话、全球化带来的福音。在全球化中国境遇里，互联网所爆发的能量与飞速猛进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平行，游戏性是一大特点，那种搞笑甚至恶搞现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一方面是什么都不在乎，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尤其发达的是游戏无害的公共空间，在恶搞之中体现了某种公民意识，对于价值的认同起到制衡作用，虽然尚不足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是什么都可能发生，如与经济飞跃相一致的大众欲望，对于财富、权力的渴求。李欧梵和罗岗在关于当代视觉文化的对谈中谈到“虚拟”问题，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注意“虚拟”文化的“商品性”及其具体时地的文化构成。《狼爱上羊》正体现了网络的无害空间的自由表达，受全球化风气的灌溉，体现了“跨界”、“流通”的美学。这首歌完全是艺术虚构，照传统的观点是善恶不分，认敌为友，其实这一层道德判断并未完全消失，只是居于后台；关键的是游戏性，折射出新世纪游戏规则的变化及消费大众的欲望想象。作为一件商品，含有其政治性与社会性。
《狼爱上羊》并非一片光明。需注意的是那个一开头暴力的插曲――狼给猎枪击中。在歌里是情节铺垫，给羊狼之恋的一个合理化前提，当然如上面说的与当下环保议题有关。再来看狼和羊相偎相依“快乐地流浪”，为爱的方向所引导，带着爱的信念而前行。“疯狂”的爱处于进行时，并没有结局，给人一种悬念，一种不确定感。事实上浪迹天涯，狼还可能遇到枪击，危机仍然存在。所谓“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我都会陪伴你”，羊明知与狼在一起是危险的，这危险有可能来自狼的本性，更有可能的是来自那个暗伏的猎枪，这样的话，它们的“真爱”并非天真，走在一起，面临共同的命运。
狼性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被借鉴和运用，也涌现出了一批“狼老板”和“群狼”员工，这对一个处于创业初期、成长时期的企业来说，势必是一个很好的生存之道。但是如果一个成熟的企业做一次价值观的调整，或者企业从一而终狼性文化的贯穿，再或者企业自上而下“羊性”十足，文化的成败都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见分晓。
“狼”有忧虑，“羊”也有苦恼，哪家企业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狼羊文化就是一把双刃剑，笔者认为一个成熟且现代的企业管理外部应该有狼性文化市场观和拼搏精神，而在管理内部应该具有包容、温和的人本管理思想，正所谓，狼的心中住着羊。
羊的苦恼
一只羊到了天堂对上帝说：“我的头上长着一双角，是攻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我为什么总是被狼吃掉呢？”
上帝说：“虽然你和狼都是哺乳动物，但你是以草、乔木树叶为生，狼以食肉为生。在地球的陆地上，只要是有水的地方，野草和乔木遍地都是，你想吃的时候只要张嘴即可，生存比狼容易得多；而狼的生存是寄托在战胜对手，吃掉对手，否则生命不保。你们太安于现状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虽有羊群，但无群体合力。而从狼身上可以看到它们具有敏锐的发现猎物的嗅觉，向猎物发起攻击的时候，有那种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它们把凶狠和机智结合起来，提高了战胜猎物的能力，并且狼群有协同对敌的精神和能力。换句话说，你身上只具有羊性，而狼具有狼性，这就是差别呀。”
与狼共舞
在谈到企业文化的“狼羊文化”时，中交宇科（北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孟庆昕经理强调，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科技引领，共同进步。一个企业不能过于强调狼性文化或者羊性文化，而是要绵里藏针。有个故事讲老子去问孔子，什么叫刚，什么叫柔。孔子张嘴让他看了一下然后把舌头伸出来，老子很快就领悟了孔子的意思，原来“刚”就比如牙齿很坚硬但不一定久远，舌头很柔软但可以坚持到最后。所以一个企业可以把羊性和狼性结合起来，在对待设计、管理理念上要拿捏一个度才会有效。我们企业从内部管理、科研、项目生产商那绝对是狼性的管理，管理是很强势的完全按照标准能打硬仗的。但是，从员工的兴趣培养、活动等，都是属于羊性的管理，而且领导多半要吸取员工的建议。
她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的产品是真三维道路智能设计系统，获得了2012年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真三维道路智能设计系统利用遥感、激光和高精度三维仿真技术，模拟道路环境。这是一个应用到交通行业的新型技术，我们的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为人们出行方便服务的。这个系统对于领导决策、设计者很现实的看到道路所处的地容地貌特征，节省了工程造价，使道路设计更简单、精确、高效。”
LG电子中国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佟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说：“LG的意思是Life&apos；s good，我们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便捷舒适的产品，我们的设计宗旨就是以人为本，注重用户体验，未来的产品设计也是注重以人为本，扎根中国市场。LG电子3D显示器获得了2012年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佟瑛告诉记者，从LG目前的经营策略来看，用科技创新带动产品的竞争力，不是很明确区分狼性或者羊性，而LG电子具备狼性文化的体现就是一股冲劲，在营销上敢于打拼的精神，敢于把产品推向世界去竞争，这就是体现狼性的一点。而在产品的研发上，更多的走羊性文化的策略，用心去设计研发让用户感觉到企业的关心和关爱。
别打着“狼”的名义吃“羊”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吉利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快乐。吉利将自己的文化总结为“人性化人事管理，军事化高效执行”。这其中首先要人性化，而绝不是狼性文化。对于成熟的企业而言，一定能为社会、为客户、为员工创造快乐的。这也是为什么吉利会很容易被沃尔沃接受的原因。
李鑫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资深文案策划，他了解的狼性企业文化大概是从《狼图腾》和盛大集团开始的。狼，集群而生，他们经验丰富，战斗力极强。团队协作应该是狼文化中最值得学习的一点，狼的每一只个体又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和至死方休的野性，因此给整个族群（组织）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保障。
他认为，很多企业将狼的个性引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当中，用以提升团队竞争力。然而，其中不乏打着“狼”的名义，实质“压榨”员工的行为。团队协作是没错，有些时候个体为了团队做出牺牲这很正常――但这应该是自愿的。用拟物化的比喻很容易造就概念上的模糊，进而让人产生类似“爱屋及乌”的想法，这种思想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引用某一件事物被广为接受的一面，来强迫要求员工把很难接受的一面给接受了。
比如：团队协作没错，但这并不代表牺牲就一定值得；专注没错，但这并不代表自由意志就不该得到尊重；进取心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就代表了一切。
狼性文化有“毒”
在了解狼性文化之前，必须了解狼。狼是哺乳纲犬科犬属的一种大型犬形哺乳动物，它的外形和狼狗相似，但吻略尖长，口稍宽阔，耳竖立不曲，尾挺直状下垂，毛色棕灰。狼的第一个特点是狼的适应性特别强，无论是山地、林区、草原、荒漠、半沙漠以至冻原，都有狼群生存。狼的第二个特点是过群居生活。狼的第三个特点是有着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家庭为单位的狼群，由一对具有优势的母狼与公狼，为团队领导；以兄弟姐妹为单位的狼群，由其中最强壮的狼，为团队领导。小团队的狼领导是头狼。迁徙狼群里，有众多的头狼，头狼里最强壮的为狼王。狼的第四个特点是有领地范围意识。狼的第五个特点是年龄大的狼照顾年纪小的狼。狼族的家庭观念与族群观念强。狼的第六个特点是耐力好，执着，知恩图报。由于狼具有这些特点，因此有企业家就提炼出狼的哲学，狼的文化。狼的哲学，最让人夸奖的优点是极强的团队精神。
狼性文化就是总结狼的习性特点，从而总结出来的文化。狼性文化标榜的就是团队合作精神。狼在对付强大的对手时，会配合默契，以团队的力量锲而不舍地去达到目标。提倡狼性文化就是看中了狼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凝集力、合作力、协调力、责任感、使命感的集合体。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员工们相互拆台，个人主义超过了集体主义，打同事的小报告，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排挤同事等等，把精力放在了内讧、内斗、内耗上面，影响工作的完成进度与完美度。对这样的企业是需要引进狼性文化来强调员工们的团队合作精神，来强化员工们的合作与协调的能力。有些企业员工们的团队精神本来就非常好，员工们都能自动、自觉、自发地相互信任、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地把工作完成好，像这样的企业就没有必要引进狼性文化，因为狼性文化有它残忍的一面。这残忍的一面就是丛林法则。
狼性文化有三大特征。1.嗅觉敏锐，善于捕捉机会。2.富有进取心与进攻心，专注与执着。3.团队协作精神。这三大特征，既是狼性文化的优势所在，又是狼性文化的好处所在。利与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好处与坏处。狼性文化还有的好处，是关心照顾团队内弱势群体，培养与教育正在成长中的团队成员。有人以为狼性文化跟丛林法则是紧密相联的，如果在恶劣的环境下，谋取不到生存地位，那么就会被汰淘掉。丛林法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懂狼性文化的，可能就会是和尚念歪经，认为在企业内让员工们如同狼一样，战胜内部成员，成为强者；让那些内部弱者、劣者都汰淘掉。这根本就不是狼性文化。狼性文化是非常有群体观念与家族观念，把团队成员视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不是让弱者、劣者都汰淘掉，而是关心与照顾他们，培育他们成长。狼性文化，主张对待上司、同事、下属如同春天般的温暖，对待竞争对手如同冬天般的残酷。如果在企业内主张优胜劣汰与弱肉强食的话，那么员工们就会是一匹匹内讧的狼，斗争中心集中在内部里，集中在同事身上。不把同事踩下去，就不会成为强者，不会成为头狼。因为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与优胜，就会要扫地出门，那么就会把其它员工们视为竞争对手，欲除之而后快。试问员工们都一门心思做强者，做胜者，每天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欺负其他的员工们，每天向上司汇报其他员工们一些方面没有做得好，这样的企业能长久吗？自己内部都斗得你死我活，还有什么能力去跟别的企业竞争？这样内斗的狼会培养出团队精神吗？这是狼性文化的一个弊处所在。当然，如果主张内部团结协作，对外部竞争对手采用优胜劣汰与弱肉强食。或者一致对外，这才是最正确的。
狼性文化还有一个弊处，是等级森严。也就是最强势的人是狼王，在金字塔尖发号施令。其它的头狼，在自己的团队内发号施令。整个企业的权力构成就会是一座金字塔结构。金字塔底是最弱小、最劣的狼们。说白了，狼的等级制度，其实就是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制。现在都21世纪了，还把思想停留在原始部落的话，是不是太落伍了一点？企业是弱狼型员工面对顾客，还是狼王型的领导面对顾客？为企业赚钱的，是领导，还是员工？是成百上千万的员工们面对顾客，是成百上千的员工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是成百上千的员工们为企业赚钱。领导只是躲藏在幕后发号施令，并不需要直接面对顾客，并不需要生产产品与服务，并不需要为企业赚钱，唯一要做的是作好决策，当好驾驶员与舵手就行。现代的权力结构管理理念是倒金字塔的权力结构形式。狼王型领导在塔底，弱狼型员工在塔尖。如果企业会识才、培才、用才的话，那么，弱狼型员工就会成为一匹匹超级狼王，强壮加团结，会让老虎、狮子都望而生畏。任何管理方法与理念都是有利的一面，又有弊的一面。当然有利大弊小之分与利小弊大之分。不管怎么样，狼性文化属于利大弊小的一种文化。企业家在强调狼性文化时，要有的放矢。管理好企业，最重要的是学习与引进狼性文化的优势与好处，并不是什么都得照单全收。
[关键词] 文学外译;译介模式;葛浩文; 《狼图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6-0091-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彰显文化的“软实力”、传播中国文化、诠释中国新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文化走出去”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拥抱世界，走向世界，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在目前的形势下，似乎也表现出了一种迫切性。”[1]由于中西方两种文化不平衡，文化霸权依然存在， 汉语处于非主流地位，所以翻译工作在这一战略的实现过程中举足轻重。但是，中国文学的译介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传统的语言层面的转换和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等“译入”的译学理论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译出”的行为和实践。在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翻译行为以外的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2]各种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翻译不单是文本转换的行为，翻译活动涉及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以及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等各个方面，因此，更新翻译观念、建构译介理论、探讨成功的译介模式和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
2004年4月，姜戎所著《狼图腾》正式出版，其一上市便跻身于各大书店销量排行榜首位。2005年企鹅集团以10%的版税买下其全球英文版权，2007年英文版的《狼图腾》在英语国家发行，同年在243部亚洲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截至2014年4月，《狼图腾》在中国大陆再版150多次，正版发行近500万册，连续6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10名，获得各种奖项几十余种，创造了中国当代文艺作品首次在全球英语国家同时出版和发行的历史，并首开中国文化产品大规模进入英文主流市场的先河。2015年2月19日，电影《狼图腾》在中国上映并获得巨大成功，再次引起海内外报刊和网络新媒体对《狼图腾》的热议。《狼图腾》的译者，汉学家葛浩文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的英译者，从莫言到姜戎，他们的获奖引发了国内学界、翻译界和文化界的空前关注，中国文学、文化译介的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译介学理论认为“译”是翻译，即两种语言的转换;“介”为传播，即翻译文本的接受、交流、影响等。中国文学的译介应关注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者模式、翻译策略等几个方面。以下即以葛浩文对《狼图腾》的翻译为例，探讨中国文学的有效译介模式。
一、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涉及译者的选择，即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翻译的问题。“一个原文本的选择及它在目的语中的接受和传播或多或少地受到诸如社会环境、文化价值取向和读者期待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处在不断变化的开放态势之中。”[3]如严复所处的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中，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人士主张“维新变法”、“救国图强”，在这一时期的“译入翻译”中，严复将译介内容的选择定位在能启发中国的民知民权的社会科学著作，重点介绍先进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推动社会的进步。当今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然处于比较明显的边缘地位，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文学外译的作品应该既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又具有全球性的文化主题。“大气的，具有国际眼光、具有孕育性、前瞻性的作品总是受欢迎的。”[4]24因此，文学界和评论界对中国文学译介内容的选择应该是既符合世界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标准，能引起人们的认可和共鸣，又具有中国文学特色，体现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传播中国文化的艺术作品。作品《狼图腾》正符合这样的标准。《狼图腾》 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5]，“一部因狼而起的对游牧民族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大书”（作家、评论家周涛）。首先，作品充满着生态思想，表达了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焦虑的感情状态，激发起人们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意识;其次，作品探讨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本质，反映了蒙、汉两族文化的冲突，同时还体现了当今时代精神自由、富有坚强的生命意志的时代精神。《狼图腾》就思想内容和深层寓意来讲是“世界的”。葛浩文在选择译介内容的时候既关注作品本身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关注自己对作品是否喜欢、语言能力是否胜任，以及译入语文化的诗学、审美情趣及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等。葛浩文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翻译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书，更要对得起他的英文读者。翻译《狼图腾》耗费了葛浩文一年的时间，这次翻译经历不同寻常，前三章的阅读使他感到欣喜若狂，他极力忍住好奇，重新一边读一边译，融入他初始的喜悦与悲伤，最终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
《狼图腾》译介的成功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译介内容选择的重要性，它启发我们在文化外译的过程中，既要突显中国文化的精华，使承载中国优秀文化的图书真正走出国门走入国际市场，又要对国外的意识形态和读者群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在图书的版式、编排等方面要适应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并通过有效的销售途径进入国际市场。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既要注意选择代表中国文化的高品位的作品，同时还要注意如何有效地输出，为潜在的读者所接受，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2月
第31卷第6期李燕：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
二、译介途径
译介途径是“中学外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译介途径是指翻译的作品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它涉及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版界、社会媒体等的关注和推介。专家学者们通过分析和研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有效的译介必须依靠国内和国外联合的方式，从作品的选题策划、撰写书稿、寻找合适的译者到译著的编排、版式、印刷、发行等多方面进行合作。可见，文学作品在国内出版、向海外进行版权输出是中国文学较为理想的译介途径。
《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就是遵循的这一模式。2004年中国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出版的《狼图腾》中文版正式发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中心秉承中国的文学作品要走向世界这一文化传播策略，支持作品的外文翻译，鼓励企业探索“走出去”的道路。长江出版集团在产品、渠道等方面借助国内外的资源，也做出了不少成绩。2005年企鹅集团以10万美元购得其全球英文版权，在中国图书界创造了一个记录。2007年11月，该书的英文书稿在243部亚洲各国推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2008年3月，《狼图腾》在全球发行。与此同时，几十个国家的主流报纸和杂志都发表了评论和对作家的专访，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德国的《明镜周刊》《德意志报》，意大利的《意大利邮报》等。为配合《狼图腾》英文版的发行，各出版社采取了很多的销售策略，如英国的企鹅出版社专门在泰晤士河畔搭起了蒙古包，澳大利亚的企鹅出版社在墨尔本召开游牧文化研讨会，美国的企鹅出版社在洛杉矶举办《狼图腾》的读书演讲等，所有这些努力都大大提高了作品在国外的传播。葛译的《狼图腾》上市当年即被美国销量最大的《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狼图腾》的成功是合作出版的结果，为中国文学的有效译介途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三、译者模式
译者模式是指文学作品的外译由什么样的翻译家去实施的问题。国内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和评论家对于译者模式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作为国内专门从事译介学研究的著名翻译家，谢天振以全面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的翻译为例，指出虽然国家在此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集合国内许多有名的翻译专家进行翻译，但取得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当前，中国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和翻译队伍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多方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译介工作的不被重视、译者身份的不被认同，以及当今 “效率”优先、浮躁、物质化的社会风气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职业素质和道德规范，从而限制了出色译介工作的推进，再加上国内高端的翻译人才极度短缺，译者的专业素质堪忧，以上因素决定了完全由中国的译者进行外译的工作势必难以获得好的效果。著名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罗新璋也指出：“文学外译要避免一种想当然，以为中国学问只有中国人来做才最高明。”[4]20 他举例说明，20世纪初的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与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研究敦煌文献就早于国学大师罗振玉与王国维。再比如《红楼梦》的两大英译本在国外的接受现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虽然有相当高的翻译质量，被国内翻译界推崇为中译英的经典之作，但研究表明，它在国外的影响如“读者的借阅数、引用数、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闵福德的《红楼梦》译本”[4]21。究其原因，除了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等的不同，以及杨译本在语言的地道流畅方面略微逊色于霍译本外，国外读者的接受姿态及阅读心态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欧美读者对本族的语言和文化普遍怀有优越感，在阅读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时心态不够成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杨译本是在中国出版，对外宣传、发行渠道及推介模式等都没有走向国际化。所以，很多翻译专家和学者指出文学外译的主体应该是目标语翻译家，而最好的译介模式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双方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事实上，国外不乏优秀的汉学家群体，他们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饱含热情，对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了如指掌，其精通源语和母语两族语言的语言优势也让很多中国的翻译家自叹不如。纵观中国近现代时期，出色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法国汉学家艾田蒲，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葛浩文，德国的福赫伯，瑞典的商本汉，意大利的利玛窦到英国的翟理斯、李约瑟、理雅各等等，他们的著作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因此，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够被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影响，汉学家的作用不可忽视。
《狼图腾》的成功体现了汉学家与国内学者相结合模式的成功。作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身上集结了所有出色的译介者的特点：既精通源语又具有极高的译入语水平;既能与原作者产生精神共鸣又能在翻译过程中保持足够的独立和自由;既热爱源语文化又关注接受语环境、时时刻刻为读者服务;既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又擅长与国际出版机构、学术界及新闻媒体沟通，能成功斡旋于出版社与赞助人之间，再加上他本人具有极高的道德准则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因此，葛被认为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 《狼图腾》的成功译介证明了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相结合是中国文学最理想的译者模式。
四、葛译《狼图腾》的翻译策略研究
葛浩文是英文世界地位很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先后翻译过中国二十几位著名作家如萧红、杨绛、冯骥才、贾平凹、苏童、王朔、莫言、姜戎等的四十多部作品，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莫言凭借葛浩文的英译本成功问鼎诺奖，葛的翻译也助姜戎的《狼图腾》成功斩获曼氏亚洲文学奖。葛译作品的一再获奖使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对翻译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进行翻译、其翻译思想是什么、他的翻译方法在文学翻译的历史长河中能否复制并长期可行等诸多问题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和评价。国内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有完全对立的两派观点。有的评论家认为葛译背离了“忠实”的翻译标准，他的翻译是“连译带改”“任意删减”“随意编译”，甚至国外评论界也有学者对葛浩文的翻译颇有不满。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指出葛浩文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6]。相反，有的翻译家和学者则基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这一时代背景，对葛浩文的翻译策略进行评价，认为文化的区别客观存在，传统的翻译方法无法进行有效的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要更新翻译观念和方法、探索新形势下的译介策略。对待葛氏的翻译策略，我们要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分析译者的翻译思想，重视翻译作品的影响和效果，避免把“改译”“删译”等作为译者的标签和代名词从而否定译者的成就，同时我们又要从历史的视角分析葛浩文的翻译，探索有效的翻译方法。笔者认为葛浩文的翻译很好地诠释了“创造性忠实”的翻译标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文化身份的构建，其“归化”的翻译方法也符合当今世界文化融合的需要，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策略具有历史性，是翻译活动在特定阶段采取的特定策略，不具备持续性和复制性。
评论界对葛译的批评多数源自他对“忠实”这一翻译原则的背离。自严复以来，“忠实”被认为是翻译的客观标准并被无数翻译家竭力践行。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外译”都产生了非常好的翻译作品，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得承认，自古至今因机械地贯彻“忠实”原则而产生的劣译也不计其数：有的译文诘屈聱牙、词不达意甚至曲解原意;有的机械呆板成了译介的笑话;有的成为尘封的历史鲜被提及，遑论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了。所以，我们要界定“忠实”的翻译标准的实质。忠实性不是机械的语言与文字层面的对应，“译者对原作的‘不忠’有时是对赞助人和读者预期的妥协”[7]，忠实有不同的层面与维度，如审美忠实、效果忠实。葛译的《狼图腾》在文字内容上是相对忠实的，其文学功底深厚，语言地道流畅，无论是场景的描写还是情绪的渲染几乎与原文如出一辙，让读者读来酣畅淋漓，回肠荡气，达到了原作的审美效果和读者接受效果，促进了译本的流传和畅销。对于人们批评最多的改译或删译，笔者经过仔细对照和分析，发现译者作这种处理的场合绝大多数是与文化相关的部分。如原作《狼图腾》的每一章都是以引用典籍资料开头，这些资料大多介绍狼的习性、与狼相关的历史族群及其传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读者的有关知识及作品的历史感，从而服务于“狼的图腾”这一主题，这样的写作模式对中国读者来讲是熟悉的、可接受的，甚至是乐于接受的。而这一编排布局对于习惯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开头的西方读者却并不适宜，“他们无法读出历史的厚重感，也无法获得相似的文学情感体验”[8]。因此，对小说每一章节开头的典籍材料及结尾的理性探索部分，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完全舍弃的策略。葛浩文认为学理性的东西与小说的故事性难以兼容，译者更多考虑的应该是译入语读者的立场。除了开头结尾的删减，葛浩文还对文中一些玄奥抽象的说理而非叙事需要的段落进行了重新编排和删减，避免影响故事的连贯性、造成读者的负面情绪，进而影响读者对整个作品的判断与评估。难能可贵的是，为了适应年轻读者和外国读者，译者增添了很多注解，使情节更流畅，让波澜起伏的故事更加扣人心弦，强化了小说性和故事性，所有这些都是“创造性忠实”的体现。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也是译介持续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葛浩文的翻译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他遵从翻译为读者服务的思想，更多地关注目的语国家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发挥译者文化身份的作用进行文化过滤。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译作中的省译有的是有关历史人物、历史风俗的部分，在不影响叙事完整和故事连贯的条件下译者对这些内容进行省译（如“苏武牧羊”“北京山顶洞人”[9]196）;有的省译是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思想和议论升级的部分（如陈阵对狼的凶残的愤怒，对狼图腾的疑惑部分[9]89）;有的是文化方面不易传达或译者自认为没必要传达的部分（如作者借题对日本法西斯狼性的探讨部分[9]90），或是给翻译造成很大困难的部分（如文化专有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学习班”[9]95等部分的翻译）等。固然，译者的省译是由其个人的翻译思想决定的，但这其实暴露了文化接受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文化输出与西方文化输出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西方读者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异域文化偏见的心态人为地制造了文化地位的不平衡性。葛浩文的改译和省译造成了诸多中国文化在译介时的缺省、误译等问题，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外译的阶段性和历史性。葛浩文的翻译既受其自身文化视阈的限制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缩小和世界文化交融共存局面的形成，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或许会成为历史，所以我们要客观地对待译者的翻译策略，不能把某个译者的翻译策略奉为经典，也不可把特定阶段的翻译策略模式化和绝对化。
五、结语
葛浩文对《狼图腾》的译介是出色的，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提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可程度，促进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葛译的成功对探索有效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模式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在文学外译的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可行的译介模式。一方面我们要创作出蕴涵极高的精神价值、艺术魅力和东方文化的文学作品，提高作品本身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关注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推介宣传等传播途径，同时还要寻找合格的翻译家，分析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在深层意义上探讨翻译的价值和作用，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西传”进行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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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雪涛. 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N]. 中华读书报，20111123（18）.
[7] 韩辉. 叙事学视阈内的《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阐释[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8.
[8] 孟祥春.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2014（3）：72.
[9] Howard Goldblatt. Wolf Totem [M].London： Penguin Group，2008.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king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Wolf Totem for Example
LI Yan
（School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安徽凤阳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文物古迹众多，自然风景壮观，值得每一个凤阳人自豪。现在的孩子，由于家长很少带他们出门，对于外界的事物缺乏主动探究的欲望。在班级，很多孩子说不出我们凤阳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们对于凤阳本土风景名胜的了解几乎是空白。我园正在开展省级课题《凤阳本土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运用研究》的研究，尝试把凤阳本土文化中幼儿可接受的知识运用到幼儿园课程中，所以，我从我班幼儿的现有水平，以及他们的实际需要出发，设计了这次综合活动“美丽的狼巷迷谷”，力图通过把凤阳旅游资源融入到幼儿的教学活动中，让幼儿对凤阳的旅游景点有所认识，从而激发幼儿作为一个凤阳人应该具有的爱家乡、爱凤阳的情感。本次活动中，我大胆探索以探究式、体验式为主的教学方式，活化了幼儿课堂，整合了五大领域内容，变幼儿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避免了教师的“一言堂”。在活动过程中，我为幼儿创造了“说”的环境、“想”的空间、“体验”的快乐，让幼儿在看看、听听、说说、玩玩中愉快地认识了凤阳的狼巷迷谷。
目标：
1.知道凤阳狼巷迷谷名称的由来，对它的地形特征有初步的了解。
2.能将自己的想法和游玩的经历，在集体面前连贯、大胆地表达。
3.通过体验、游戏，萌发作为凤阳人的自豪感。
准备：
1.狼巷迷谷景点课件。
2.迷宫图人手一份。
过程：
一、导入部分
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欣赏！
你认识视频中的地方吗？它是哪里？
（评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活动一开始，我采用了播放视频的形式，利用色彩绚丽的动感画面，优美动听的解说，迅速抓住幼儿的眼球，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在听觉上，都给与幼儿很好的冲击，从而集中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好地为下一环节的展开做好了全方位的铺垫。）
二、具体介绍狼巷迷谷的特征
1.讨论：为什么叫狼巷迷谷这个名字呢？狼巷迷谷里有狼吗？
鼓励幼儿大胆猜测，在集体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
小结：这里因为过去经常有野狼出现，而地形又非常奇特，所以叫狼巷迷谷。进去后，就像大迷宫一样。
（评析：通过让幼儿讨论“狼巷迷谷里有狼吗”来发散幼儿思维，培养幼儿想象的能力。同时，幼儿对于狼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三三两两在一起开心、自由地交谈，形成了开放式的生生互动，体现了教师眼中、心中有幼儿，以幼儿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2.讨论：你去过狼巷迷谷吗？你认为它是什么样的？你在游玩的过程中害怕吗？
（评析：随着启发式、递进式的提问，孩子们把平时的经历通过自己的语言踊跃表达出来，我为孩子们创设了一个想说、会说、敢说的环境，很好地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们通过想一想、说一说、学一学，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形成了师生互动，变被动收听为体验尝试，提高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3.再次播放狼巷迷谷课件。
师：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狼巷迷谷迷人的风景吧！
教师一边播放课件，一边当导游，给大家介绍狼巷迷谷。
三、游戏――智闯狼巷迷宫（6分钟）
请幼儿自由两两组合，每组拿一张狼巷迷宫图，互相配合走出迷宫。
（评析：游戏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种活动。我利用游戏“智闯狼巷迷宫”帮助幼儿加深对狼巷迷谷地形特征的掌握。孩子们两两合作，互相交流、讨论、配合，最终完成了任务。在整个过程培养了幼儿的合作意识，做到了寓教于乐。）
[关键词]杰克・伦敦；生命意志；强者的虚弱
……他从梦里慢慢苏醒过来。觉得有条舌头在顺着他的一只手舔去。他静静地等着。狼牙轻轻地扣在他手上了，扣紧了，狼正在尽最后一点力量咬进它等了很久的东西里面。可是这个人也等了很久，那只给咬破了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于是，慢慢地，就在狼无力地挣扎着，他的手无力地掐着的时候，他的另_只手已经慢慢摸过来，一下把狼抓住。五分钟之后，这个人已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狼的身上。他的手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把狼掐死，可是他的脸已经抵紧了狼的咽喉，嘴里已经满是狼毛。半小时后，这个人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慢流进他的喉咙。……
这是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中的一个著名的场面。狼在吃人，人也在吃狼。人把狼咬死了，拯救了自己。换句话说，作者的结论就是只有在人性比之狼性更强大更凶狠的时候，他才能获得生命本身，使自己见容于自然和社会，成为一个人类社会文明外衣下的荒原秩序里的合格个体。杰克・伦敦终其一生的创作与生活，其实都是这一生命意志的狼性原则的或隐或显的体现。
《热爱生命》是杰克・伦敦于1906年写的短篇小说，全文约一万五千多字。小说描写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河的一个孤零零的淘金者。在广袤的荒野里，他的惟一的同伴抛弃了他(这种抛弃也是一种被人化了的狼性原则)，他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并且迷了路，他的两脚早已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他的枪没了子弹，他的胃也失去了知觉，他已经筋疲力尽，不是靠两脚走路，而是用手脚在地上爬了。他吃的是雪水，睡在露天，雨雪淋湿了他。在荒野的六天六夜中，他仅吃了一两条水塘中银白色的小鲦鱼和四只刚出壳的小松鸡。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在他奄奄一息时，有一只病狼却时刻尾随着他，舔食着他留下的血迹，觊觎着他的肉体。最后淘金者用智力和毅力咬开了病狼的咽喉，凭着意志吮吸了病狼的血，并坚持着爬到了大河边。最后，他在大河边被几个科学考察人员救起，他在与大自然的拼搏中活了下来。
杰克・伦敦在17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150余篇短篇小说，3部剧作，还有一些自传体作品以及随笔、论文、特写等。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社会下层人民，如工人、童工、拳击师、淘金者、印第安人。作品触及当时美国社会底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主题却始终围绕着个人生存意志这个总的题目展开。据说列宁很喜欢杰克・伦敦的作品，尤其是《热爱生命》，在临终前的几天还在拿着看。列宁从中获得的启示与其革命导师的身份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联想到杰克・伦敦的生命意志之说无论时空如何转换，其在最广泛的人类现实中的正确性，都是在相当意义上存在着的。
杰克・伦敦在作品中塑造的大都是身处逆境但最后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超人形象，他们在极端条件下向环境或个人极限挑战时，身上常散发着一种要破坏一切，要捣碎一切的那种粗野蛮横的生命意志。在长篇小说《海狼》中，船长海狼拉森和水手们身上的这种生命意志的狼性原则被张扬到了极限。在这里，不仅生存的环境恶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极为恶劣。水手们身上个个都有种近乎疯狂的兽性。船上残忍的行为不断出现，怒火和冷酷的暴行常常逼得人们要拼个你死我活。每个人都想损伤、残害甚至毁灭他人，使自己成为其中的征服者。船长海狼拉森生命意志中的狼性原则暴露得最明显。他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就是暴力的化身。他的体力强悍，凡是船上违背他意志而行事的人都要受到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海狼拉森的生活信条是：“大吃小才可以维持他们的活动，强食弱才可以保持他们的力量，越蛮横吃得越多，吃得越多活动得越长久。”他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的：
在只能容许一个生命存活的地方，上帝却播下了数以千计的生命。所以生命就要吃生命，一个生命就要吃掉另一个生命。直到最强、最贪婪而又最野蛮的生命留下来为止。
漂浮在海上的这条船无疑就是人们普遍生存其间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疯狂争夺生存权的现实世界里，道德便显得软弱无力，惟有暴力才是惟一生存下去的手段。人人都在这种粗野的环境里磨炼着自己，尽量把自己磨炼得既野蛮又凶狠。水手们常常无缘无故地争论、吼叫，颇像丛林中的野兽。他们以牙还牙，用暴力对付暴力，谁能拥有更强大的暴力谁就能取得胜利。而一旦拥有了胜利，就心安理得地成了毋庸置疑的胜利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杰克・伦敦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疯狂向全世界扩张并且逐渐走向鼎盛的时代。美国的疆域已从东海岸通到西海岸，他们开辟农场，开发土地，野蛮地用暴力进行着以占有为目的的种种冒险。弱肉强食的超人哲学、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盛行，强悍、野蛮、兽性便成了美国边疆开发者们心中向往的品格。《亨特商人杂志》在1854年6月的社论中公然宣称：
“正如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家统治贫民的情形一样，富国将会奴役穷国，或将其摧毁，我们不应对这条法则普遍的不可抗拒的实施表示遗憾，宁可让一个卑下的种族因此而灭亡，也不应让优越的种族的发展受到抑制。”
爱冒险、具有侵略性的品格、惟暴力是崇的行事风格，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优点。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的杰克・伦敦，青少年时代曾做过违禁捕蚝的“蚝贼”，而“蚝贼帮”里不断地酗酒、械斗、枪击，给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当水手期间，杰克・伦敦曾面对死亡以及难以置信的艰难，他凭着自己的拼搏精神与大海斗，与人斗，虽然受伤，但是也收到了回报。
杰克・伦敦喜欢无所畏惧地在狂风怒涛中搏斗，喜欢在狂野世界里过一种野蛮生活。他认为只要凭自己体力强悍，就能成为生存的强者，但1894年的经历却打碎了他的这种幻想。1894年6月，杰克・伦敦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以流浪罪被判处30天苦役，他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即使有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在生存竞争中也只能处于劣势，必须要头脑强健，成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强者。他开始发奋读书，力图在精神领域也让自己强大起来。他读吉卜林的《光明逝去》、箫伯纳的《不合群的社会主义者》、左拉的《萌芽》。他研究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李嘉图的《分配原理》、巴斯蒂特的《经济和谐原理》，拨开重重迷雾，终于找到了他最钟爱的四位知识祖师――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和尼采。在他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哲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进化论阐明人类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结果，斯宾塞的任务是完成了达尔文发起的这项伟大事业，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斗争其实也是一种生存竞争，两个阶级 之间的生存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前提却是暴力革命，尼采虽然很不赞同达尔文主义，但他在某种意义上却以肯定的语气强调了达尔文主义：“就思想概念来说，达尔文主义也是正确的：强大的概念吃掉了弱小的概念。”但尼采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超人理论。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尼采明确地阐述了兽性和野蛮是这种超人的真正本质。尼采还想把复活兽性作为拯救人类的手段。他说：“食肉兽和原始森林证明：恶行可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有益于身体的工作。所有高贵的种族骨子里就是食肉兽，就是了不起的渴望战利品和征服的金发碧眼的野兽。”杰克-伦敦对尼采的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常常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头金发碧眼的野兽，为了表示对兽性意识的崇拜，他于是用“狼”字来给他的书命名，如《狼之子》《海狼》《雪狼》。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一般也把征服者称作“狼”。这个字眼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杰克・伦敦的思想，就连他给自己盖的房屋也称“狼舍”。